谢选骏：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上）：如果將達文西手稿帶給熱愛木工的朱由校，會發生什麼事？》报道：

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

在儒家帝國文化中，木匠並不算是太受重視的角色。甚至，在大明帝國出了一位熱愛木工到荒廢國政的皇帝朱由校（1605－1627）之後，這種喜好也連帶被某些儒教人士列入「亡國嗜好」的清單當中。

不過，這種觀點在20世紀後期「自己動手做」（DIY）的風潮中逐漸消失，越來越多華人開始接受木工為有益身心的活動。加上一些手藝好的木匠的作品在市場上也相當受歡迎，朱由校沈迷木工的逸事也漸漸被現代華人所淡忘了。

但是，傳統儒教人士雖然不再反對這種木工活，卻可能仍然沒有認識到工藝活動與文化風氣的連動性，以致於明明知道現有教育機構的教育方式大有問題，教育文化卻難有大幅改變。技職教育沒有辦好，文理教育也缺乏活力。

到底，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辦學精神應該有何不同？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教育方式又應該有哪些不同？這些其實都應該是現代華人教育家應該思索的重要課題，也應該是我們重新檢視朱由校這位明朝第15代皇帝的人生悲劇的重要理由 —— 畢竟，以今天的教育來說，朱由校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技職學校學生。可是，我們應該鼓勵他當一個管理人士嗎？

這個問題其實也牽涉到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基本議題：一個優秀的老師面對不同的學生時，應該要一視同仁採用相同的教材與教法，還是應該視其資質與背景採用不同的授業方式？

以朱由校為例，他應該對處理政務沒有興趣。而他據說是14歲即位，以當時的宮廷政治氛圍，相關權力人士也應該看出這種傾向，卻依舊要他當皇帝，心中另有盤算的機會大得多。

不過，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暫且不論，朱由校為何會當皇帝這議題。暫且先了解朱由校的性向，他皇帝沒當好是真，但他木匠做得究竟怎麼樣？

事實上， 如果我們接受有關於朱由校的相關文獻為真的話，大多數人會同意朱由校是一位很有天賦的木器工程師與設計師。他不僅對「復刻」各種精美的木工製品得心應手，還有辦法「設計」出新的木工傢俱。他絕對不是一般的木工愛好者。硬要他當皇帝，還真是糟塌了他的設計與工藝天賦。

然而，朱由校因為沈迷木工，養出了著名的奸臣魏忠賢，也是事實。不僅如此，在他死後，想要全心處理政務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僅皇帝當得份外辛苦，甚且把江山給丟了。僅管朱由校不是亡國之君，但硬把他推上皇帝的位子，實在不是大明之福、社稷之福。

然則，朱由校無疑是有設計與工藝天賦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教育的觀點，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設我們是朱由校的老師，我們有沒有機會鼓勵朱由校在發揮自己的木工天份之餘，又能開始關心政事，成為改變國家的明君呢？

達文西手稿中的坦克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假設問題，所以，我們有機會對照一下歐洲史。想一想，朱由校的皇帝養成教育中究竟是出了什麼錯，以至於讓自己難得的工藝天賦成為亡國的重要關鍵呢？

答案自然不只一個，但有一個問題可能出在明朝末年的權貴人家生活太過優渥，以至於陷入自滿自得。既無法掌握外面世界的變動，也察覺不到自身的病根，任由病勢蔓延，最後完全喪失自保的能力。

了解到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問，如果可以回到明朝，見到14歲初登位的朱由校。基於「教育乃良心事業」的想法，我們應該要帶給他什麼禮物，讓他理解外界的世界已經不同了呢？

西元16世紀的歐洲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工藝家，例如：設計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Vinci，1452－1519）。這位傑出的機械天才曾經設計出減少摩擦的滾柱軸承、萬向接頭、皮帶傳頭、扁鏈、傘齒輪、螺旋齒輪、飛輪、連續運動車床等，甚至還設計出直升機、降落傘、潛水艇和坦克車等現代武器。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不知讀者中可有人有興趣完成這本小說呢？

如果完成了，有緣閱讀到這篇文章的您會附上此文作為這本小說的原始構想來源嗎？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中）：光是將螺絲釘獻給皇帝，也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报道：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

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對木器製造與設計的熱情是很明顯的，從相關文獻的紀錄看來，他繳出的成品不但受到當時富貴人家的歡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仍是精品。但是，14歲的他能夠欣賞達文西的手稿並且解讀出其對大明國運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是我們可以從明朝後期的一位名人「徐光啟」（1562－1633）身上找線索。

徐光啓算是明末實學派的代表人物，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一生為引進西方事物而忙碌。他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44歲翻譯幾何原本、46歲引進蕃薯後，更在59歲引進紅夷大炮，67歲率傳教士重修曆法，可以說是明朝後期最能夠理解朱由校對於木工活兒熱情的人了。

所以，我們能夠透過徐光啟將達文西的手稿獻給天啟皇帝，說服他廣開西學校，甚至科舉加考西學科目，讓更多大明學子能夠廣泛接觸與了解當時西方的物質文明成就嗎？

基本上，這個答案是有點悲觀的。因為，徐光啓雖然翻譯了《幾何原本》，但是他對西學還不算熟悉，也還無法評估西學的利弊，所以我們不能太期望他能夠說服朝廷注意到達文西手稿的珍貴之處。畢竟，就如18世紀著名的工程師布魯內爾（Brunel）所說的：「發明是一回事，讓發明的結果能夠運作是另外一回事。」

達文西的手稿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今天的我們知道他的許多想法都是確實可行的，而我們也看到了具體的結果。如果沒有親眼看到成品，達文西的手稿可能只是空想而已，達文西手稿的珍貴可能超過實學派的徐光啓可以領會的範圍。

總之，要請徐光啟向皇帝獻寶，還是得獻份皇帝能夠賞識的寶。至於，獻什麼寶呢？如果參考歷史學家許倬雲的意見，或許我們可以賭一下年輕的木匠皇帝會喜歡「螺絲釘」。

徐光啟和利瑪竇

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在歐洲整個機械發展史上，有一個東西——螺絲釘——為中國所無，但卻是決定中國武力、火力發展與否的關鍵。」所以，如果我們能請徐光啟將螺絲釘獻給熱愛木工的皇帝一顆螺絲釘，中國近代的歷史就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

也許——但是在我們發展我們的劇本時，我們也不妨考慮一些阻礙（一來這樣故事進展也會比較曲折，比較好看，二來我們也可以藉此讓讀者注意到一些環境對人事的影響。）

首先，是明朝的政治體制。有論者認為，明朝後期的朝政已逐漸往內閣制發展，皇帝的權力逐漸被架空，所以，除非皇帝有強烈的動機要同臣下奪權，或者大臣們之間爭權，希望拉皇帝助陣，引入螺絲釘對改變大明政局可能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對設計師而言，在設計工作時，對材料的喜愛與選擇，近乎一種直覺。朱由校固然喜愛木質材料，但是否會因為小小的螺絲釘，而愛上鋼和鐵這種促成西方軍火工業武器發展的材料是個大問號。

最重要的是，要欣賞螺絲的美妙，不僅要從實務的角度出發，思索這與眾不同的小器材，究竟有那些潛在的應用價值，還要從幾何數學的角度去探索，找出如何藉由精密微調的角度，找到改良螺絲釘的方法。獻上小小的螺絲作為禮物，所考驗的與其說是工匠的手藝，還不如說是設計師的會心與巧思。

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期待14歲的朱由校藉由一枚小小的螺絲釘，跳出對木匠活兒的熱愛，轉向對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的關注與熱心嗎？

坦白說，有點難。畢竟，要讓位處東亞的大明帝國感受到歐洲正慢慢從中世紀的教會世界走出，企劃出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華麗變身，並不容易。

以徐光啟而言，他固然感到幾何的奇妙與砲彈的威力，但他其實無法知曉天主教教會在歐洲其實是壓制科學思維的黑手，許多科學討論因為保守的教會勢力而無法開展。天主教的教士固然掌握了一些科學的知識，但他們的思想其實相當制式守舊，並不是特別有科學啟發性的好老師。

如果，天啓皇帝有機會遇見荷蘭人，從荷蘭人的手中拿到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1632－1723）的鏡片，歷史大轉彎的可能性或許比較高。不過，雷文霍克出生時，天啟皇帝已經去世，繼位的崇禎皇帝對這類玩意兒的興趣似乎不高，大明注定錯失靜心賞鑒西歐科學的機會。

不論我們將螺絲還是鏡片送給大明皇帝，恐怕都無法讓大明走向科技或工業革命。

然則，這並不是歷史給東亞的最後機會。

讓東亞真正錯失注意到西方科學進步的人應該是康熙（1654－1722）。比起大明後期的皇帝們，被稱為「學霸皇帝」的康熙其實更有機會讓東亞人好好接觸西方科技，只是，康熙對西方學問的主要興趣是天文和曆法，加上滿清算是異族、入關時又不免與漢人有一番相殺相厭。這讓他並沒有太多動機思索如何改變漢人落後的教育和科舉文化。

愛好天文的康熙大帝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將螺絲釘或顯微鏡與望遠鏡一併獻給康熙，康熙是不是就能領悟到這些東西可不只是西方人的玩具呢？這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了？可是，這一次我們要派誰去向康熙解說呢？

吳三桂大概不合適，那麼，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呢？好像也沒有辦法。

這樣一分析起來，17世紀後期的東亞大環境，似乎就是注定與西方的新科技失之交臂了？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17世紀的東亞要像西歐一樣，登上世界舞台引領世界的改變，其實還有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學習歷程。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下）：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始終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报道：

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17、18世紀時是西歐地區開始質疑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探索各種重要領域的關鍵階段，但在東亞卻正值大明帝國內亂與滿清入關的帝國交替時刻。這樣的歷史情節或許讓大多數習慣安逸生活的富貴人們沒能注意到西方的改變，但到了西元19世紀時，總該警醒了吧？

對大清帝國而言，儘管這時彼長我消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而民間也出現了太平天國，想要憑自己的力量殺出一條新路，但這場內亂（1851－1872）卻因為朝廷在英軍的幫助下，最終被成功鎮壓。更令人唏噓的是，亂事結束之後，朝廷的大權落在昏昧的慈禧太后的手裡，以致朝廷此後再推出的各種改革都顯得空洞、無效且無力。

相較之下，在太平洋的彼岸，19世紀的美國卻在南北戰爭（1861－1865）過後，慢慢地走出一條與舊大陸明顯不同的新路。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太平天國之亂和美國南北戰爭略加比較，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間在戰略本質上的差異。太平天國的混亂其實與東亞從前歷史上帝國崩解時所發生的叛亂並無太大差別：基本上就是一群混不下去的人，以天命為由，聚在一起大賭一場。另一方面，美國卻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憑著一篇在蓋茲堡的演說，將衝突的層次提高到國家理想和正義的問題。

可是，即使南北戰爭最後因為北軍獲勝而被定義為內戰，但戰爭本身所激發出的相互敵視又豈是當代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化解的？不僅如此，這段時期又遇上俾斯麥竭盡全力催生德意志帝國，許多想要逃離舊大陸不安情勢的人在新家園又再次遇到戰火與仇恨的糾纏，自然心生不願。林肯的這番演說固然提醒了人們捍衛理想的重要性，但也因此成為各種反對人士的箭靶，最後遭到了暗殺。

對美國而言，真正幸運的是，其在西元1787年於費城的制憲會議上就已訂定了一部《美國憲法》，並在此後不久由十三州的特別會議所批准，確立了美國最重要的國家認同。有了憲法之後，美國人繼續不斷試圖擴大版圖，引進移民的模式也不斷改變，從此面臨包括種族、部落、民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認同各種不同衝突和矛盾的擴張之路。

一群新英格蘭的仕紳注意到這局面已與舊大陸的情形有所不同，也認識到美國有必要自行創造新觀念，以因應新的環境。

於是，這群各有專長的新英格蘭仕紳透過各式各樣的聚會，分享各種閱讀心得並交換彼此的意見、最後在承認世間沒有永遠適用的共識下，開始宣揚質疑的精神，讓人們在面對不斷更新的機器時，可以不斷調整以適應複雜的工業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美國大學和知識中心也陸續成立，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芝加哥、麻省理工、為傳播這樣的美國精神而努力。

當然，說到這裡，熟悉美國的讀者不難發現，這裡所提到的美國大學都在（東）北方，所以，蓋茲堡演說基本上彰顯的美國精神，其實也是這些早期英格蘭仕紳的文化主張。不意外地，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讓這種美國精神得以延續並且解決戰爭相關爭端的人也是出身新英格蘭，其中尤以被視為「實用法學創始人」的小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為代表。

「實用法學創始人」小霍姆斯

這位小霍姆斯的父親老霍姆斯其實也是新英格蘭傳統的重要奠基人，曾經擔任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協助了《大西洋月刊》的發行，更創造了「波士頓婆羅門」這個詞彙，用以形容出身高貴又是學者的波士頓菁英。值得一提的是，老霍姆斯雖是支持廢奴的，但本身卻與黑人沒有特別的交往或接觸。而小霍姆斯卻是加入了軍隊，親身經歷了戰爭，並且在戰爭結束後，開始思索宗教團體以外的人們有沒有彼此融洽相處的可能。

秉持者這種哲學精神，小霍姆斯最後發明了「理性人」的概念，主張法律是在解決「我們如何共同生存」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小霍姆斯將傳統法律的「犯罪」與「過失」用詞改以「疏忽」與「魯莽」來替代，讓法律得以依據「一般社會成員的準則」來運轉。而所謂的「責任」則是依據「理性人」的「經驗」來認定。

「理性人」的概念大約是與統計思維中的「平均人」呼應，至於為什麼用「經驗」來界定責任呢？

歷經內戰洗禮的小霍姆斯深刻明白「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的道理—— 比如說，在1850年代，主張廢奴者是許多北方人眼中的恐怖份子，但到了戰爭結束後，廢奴者又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代表。這讓深刻地感受到這種轉變的小霍姆斯對「絕對」和「必然」產生了一種不信任。

小霍姆斯對美國的法學影響甚巨，並且讓內戰後的美國再度接受了「共同生存」的想法。

一個又一個受到小霍姆斯影響的法官或許就像螺絲釘一樣，慢慢地將原本擁有不同歷史的美國各州組合了起來。

遺憾的是，這種「組合式」的國家組成概念，和東亞人偏愛的「一體成形式」的國家設計概念頗為不同。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摘自2022/10/31, 歷史方格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谈论“西方科学理性与明清中国”，却不懂“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那么，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了明清中国，而不是像成全了日本一样成全了满清呢？简单说，明清帝国已经过了能够大力吸收外来文明而不伤及自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两宋）”了。而日本还处于这个时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欧洲提前一千年相遇，哪怕提前五百年相遇——例如在唐宋时代相遇，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可惜那个时候，欧洲还处于野蛮时期，无法扩张东来。反而需要中国通过蒙古西侵带入火药，促成其社会急剧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