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CNN颠倒黑白

 

《俄军火贩布特何方神圣？ CNN：换囚曝普亭弱点》（中央社华盛顿综合外电 2022-12-09）报道：

有「死亡商人」称号的布特（Viktor Bout）则据称是过去数十年国际最活跃军火贩子。

美国以恶名昭彰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换取俄国释放女篮球星格林纳，看似不对等换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正因布特对俄军高层的重要性，反暴露俄国总统普亭弱点。

美国女子篮球明星格林纳（Brittney Griner）今年2月因持有含一公克大麻油电子烟匣入境俄罗斯被捕，8月被判处9年徒刑。

有「死亡商人」称号的布特（Viktor Bout）则据称是过去数十年国际最活跃军火贩子，令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冲突加剧，并因预谋杀害美国人而遭到美国法院判刑。

总统拜登（Joe Biden）昨天表示，格林纳「正在回家路上」。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以格林纳交换布特的工作顺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达比完成。

CNN报导指出，美俄之所以现在能让罪名如此悬殊的两人实现换囚，反映出各自面临的情境与政治压力。

由于格林纳自称无罪，加上她被捕时间点正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前夕，作为地缘政治人质，她的释放对美国人格外重要。拜登政府才会在至少从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关系最糟糕时刻，与克里姆林宫协商换囚。

至于布特对俄罗斯的显著重要性，则一直笼罩更大谜团。为何这位自称无罪且不幸落难、否认一切罪名的国际飞行员及商人，对俄国如此有价值？以致于莫斯科当局10多年来竭尽全力向美方寻求将他释放？究竟他是何方神圣？

现任CNN国际安全编辑华尔希（Nick Paton Walsh）曾于2009年访问布特，当时他被关在泰国首都曼谷的监狱，经过数月谈判协商才促成访问。会说多种语言的布特能言善道，也能洋洋洒洒讲出一堆跟他有私交的各国政治人物。

华尔希见过布特出现在刚果等非洲各地的影片，他与这些地方的冲突关系密切。数名分析家与联合国（UN）的调查结果都指控布特，在1990年代与2000年代初期把大量小型武器卖到非洲各地。

布特甚至被控提供武器给恐怖组织盖达（al Qaeda），但他否认。总而言之，布特遭指控的犯罪事迹可说无所不包，但他几乎没有一件承认。

他显赫的恶人形象，更成为美国影星尼可拉斯凯吉（Nicolas Cage）主演的2005年好莱坞电影「军火之王」（Lord of War）主角原型。

布特2008年在泰国被假扮成哥伦比亚恐怖分子的美国探员以购买武器为由诱捕，2011年被美国法院判刑25年。巧妙的是，布特至今14年牢狱生涯不是归咎于那些他被指控犯下的罪状，而是他预谋却没能付诸行动的罪行。

布特在前苏联时期曾是军方翻译员，有人指控他为俄罗斯情报当局工作，因为在世界各地供应武器、促进俄国达成地缘政治目标，布特成为俄方资产。

另有一说是，布特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亭（Vladimir Putin）目前身边高层人士一同服役。华尔希指出，许多人相信，布特在非洲服役时，与现在亲近普亭的俄国菁英圈人士有密切关系。

许多一般俄国民众可能都听过布特这号人物，但布特与他的熟人圈却一直笼罩神秘面纱。无论如何，布特无疑对俄罗斯菁英阶层具有神话般的重要性，而这群人正是普亭现在想要讨好的对象。

换句话说，这场换囚或许看来像是普亭的胜利，但代价却是暴露自身弱点。一方面是他有必要满足他仰赖的军方菁英阶层，另方面是他虽然摆出强硬姿态对付西方，但也愿屈于外交协议来换回一位对俄方具有复杂重要性的人物。

谢选骏指出：CNN颠倒黑白，胡说用“军火贩”换囚“吸毒犯”竟然是“曝普亭弱点”——却不知这是一笔让美国巨亏的买卖。而败登总统之所以出此下策，不过是卖国求荣，反得耻辱。

《美俄换囚：美国女子篮球明星格莱纳与俄罗斯军火贩获释返国》（保罗·科比（Paul Kirby）BBC记者 2022年12月9日）报道：

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换囚交易。在俄罗斯被囚的美国女子篮球明星布兰妮·格莱纳（Brittney Griner，葛琳娜）获释，换取释放在美囚禁12年的大军火贩维克托·布特（Viktor Bout）。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周四（12月8日）表示，格莱纳很安全，且已身在从阿联酋返回美国的飞机上。

“我很高兴地说，布兰妮目前心情不错……她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恢复，”拜登在白宫说。

俄罗斯媒体则报道，有“死亡商人”之称的布特已经抵达莫斯科。“半夜的时候，他们叫醒我说‘收拾好你的东西’，然后就那样了。”布特在俄罗斯落地后接受国家电视台上简短访问时说。报道指，布特在飞机舷梯上走下来的时候，手里捧着花束，然后他与母亲和妻子拥抱。

格莱纳在2月份于莫斯科机场被捕，当时罪名是藏有大麻油。上月她被送到一个流放地。

拜登政府在7月份提议进行换囚，莫斯科长久以来都在寻求布特获释。

这场精心安排的囚犯交换，过程涉及两架私人飞机，将分别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两人送到阿布扎比，然后再将他们送回祖国。

俄罗斯官方媒体播放似乎是由俄安全部门提供的片段显示，两人停机坪上随各自的团队彼此擦肩而过。

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这名俄罗斯公民已经回到了他的祖国。”

布兰妮·格莱纳的同性妻子雪瑞儿（Cherelle）在白宫发言时称赞拜登政府为格莱纳获释所作出的努力：“我站在这里，情绪激动得无以复加。”

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方面发布的联合声明，沙特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 bin Zayed al-Nahyan）在斡旋过程中担当了牵头角色。

沙特王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不错，而且他在9月帮助协调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数百名囚犯的复杂过程。但是，白宫否认事情涉及任何中间斡旋。“参与这个协议谈判的就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说。

谈判在夏天开始的时候，美国曾要求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保罗·惠兰（Paul Whelan）也包含在交换协议中。但是后来的消息指，2018年以间谍罪嫌疑被囚的惠兰将不在俄罗斯的交换协议中，令其家人的希望破灭。

布特的律师亚历克西·塔拉索夫（Alexei Tarasov）向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从一开始美国就希望让两名公民回国，而俄罗斯外交部则指责“华盛顿断然拒绝进行对话”。

美国总统拜登与格莱纳的妻子雪瑞儿在白宫见面。

保罗·惠兰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他对于没有为寻求释放作更多努力感到“无比失望”，因为他没有犯任何罪：“我不理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总统拜登最终签署了释放布特的命令，由此中止了他原本25年的刑期，作为对释放格莱纳的直接交换。

布特的妻子阿拉（Alla）向俄罗斯电视台表示，她两天前才与丈夫通过话：“他原本应该今晚打电话给我。现在我们可以见面并且拥抱对方了。这比任何电话都好。”

维克托·布特向军阀和流氓政府出售军火，成为全世界头号通缉犯。

在苏联解体后那些年，走私枪械的俄罗斯人被称为“死亡商人”，其行为启发了一部2005年的好莱坞电影《战争之王》（Lord of War，《军火之王》），后者一部分题材来自于布特的故事。

维克托·布特（戴手铐者）在2010年从泰国被引渡至美国。

他隐秘的生涯在2008年戛然而止，当时美国一场精心策划的诱捕行动令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店被捕，令俄罗斯政府震怒。

他在两年后被引渡，在美国监狱里已度过12年，罪名是支持恐怖分子和谋杀美国公民。

与布特相比，这场囚犯交换中的另一个人，情况可谓是天壤之别。

布兰妮·格莱纳现年32岁，是美国最著名的女运动员之一。得过两次奥运冠军的她是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球队凤凰城水星队（Phoenix Mercury）的明星中锋——但这只是在美国篮球赛季进行的时候。

在美国赛季休战时，她飞去莫斯科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去俄罗斯打球。她在俄罗斯的审讯中表示，她行李袋中的大麻油是一个“无心之失”。

格莱纳上月被送到莫尔多瓦的一个流放地，距离莫斯科东南约500公里。她关押的地方距离正因间谍指控而服刑16年的保罗·惠兰并不远。

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对于惠兰的案件处理手法与格莱纳不一样，是完全不合理。“虽然我们还没有成功令保罗获释，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不会放弃，”他说。

批评声音

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遣责这不是一次交换，而是拜登政府的一次投降。“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和流氓政府将会注意到这一点，而这会令其他美国人在未来陷入险境，”他说。

协议同样受到罗伯特·扎哈里亚谢维奇（Robert Zachariasiewicz）的批评——他是美国缉毒局的前特工，曾帮助领导拘捕维克托·布特的团队。“今天的行动简直是在世界各地出行的每一名美国公民背上贴上一个标靶，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商品，”他接受BBC访问时说。

“我认为我们是发出了一个讯息，非法扣押甚至绑架美国公民是一门好生意，而抓一个在手里确实很好用，未来需要时可以用来交换。”

领导议会调查布特的前俄罗斯议员弗拉基米尔·奥斯切金（Vladimir Osechkin）现在是居住在法国的异见分子——他接受BBC《Outside Source》节目访问时表示，他相信普京想要布特回来，是因为他知道得很多。

“普京和将军们担心，维克托·布特可能会开始就他所知的提供详尽的证据，证明俄罗斯情报部门帮助恐怖组织，并在外国组织破坏活动，”他说。“对他们来说，将他们的代理人带回来是一个尊严问题。”

周四的换囚并不是俄罗斯与美国在今年的首宗类似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特雷沃·里德（Trevor Reed）因袭击罪被囚三年，在4月份被释放，与他交换的是被指控走私可卡因的俄罗斯飞行员康斯坦丁·亚罗申科（Konstantin Yaroshenko）。

身在俄罗斯流放地的保罗·惠兰表示，他被告知俄罗斯“将我放在一个比特雷沃和布兰妮更高的级别”，因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间谍。

总统拜登敦促美国人在出行海外之前要采取防范，并警告可能有被外国政府错误拘押的风险。

谁是布兰妮·格莱纳？

格莱纳是美国最出色的女子篮球运动员之一。

被俄罗斯囚禁超过10个月的布兰妮·格莱纳是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当中最著名的球员之一，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女子篮球史上其中一名最出色的球员。

32岁的她于今年2月17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过关时失踪——当时距离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仅一周时间。她因行李中藏有大麻油被判囚9年。她的父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曾参加越战，后来在休斯敦当警察。

格莱纳身高2.05米，少年时代曾因为身材太高而被霸凌，但同时展现出过人的篮球天赋。高中时代在尼米兹美洲狮队（Nimitz Cougars）曾于州锦标赛创下32场扣篮52次的纪录。

22岁时，她公开同性恋身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公开出柜的现役运动员。2013年，她成为第一个为运动名牌耐克（Nike）代言的公开出柜运动员。

进入职业联赛后，她成为WNBA史上最具统治力的球员之一，赢得过一次联赛总冠军，八次获选WNBA全明星，四夺欧洲篮球联赛冠军，两夺奥运会女篮金牌。

2019年，她与现任女友雪瑞儿·沃森（Cherelle Watson）结婚。

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欧洲篮球联赛对所有俄罗斯球队处以禁赛，美国及WNBA官员开始呼吁本国球员离开俄罗斯。但是，当时格莱纳据悉已经在一周前抵达俄罗斯并被扣留。

5月，美国国务院表示格莱纳是被不当扣留，开始了寻求释放她的行动。周四，得知格莱纳获释后，她的妻子雪瑞儿在白宫与总统拜登拥抱。

谁是维克托·布特？

布特出生在苏联时代的塔吉克斯坦，现为俄罗斯国籍——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他开始了从事航空运输生意。

据2007年出版、由安全专家撰写的著作《战争之王》所指，他利用苏联解体后留在机场的旧军机起家。

他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军火贩子，其故事甚至被改编成了好莱坞电影《战争之王》。

2010年，美国缉毒局探员假装成哥伦比亚军火买家，在泰国曼谷诱捕了布特。

他声称自己不过是从事合法跨国运输生意的创业者，并指自己是美国政治阴谋的受害者。

他在2012年被判阴谋杀害美国公民及美国官员罪成——据检控官称，他当时对判决的回应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他被判罪时45岁，被指最初贩卖军火的对象是非洲的战乱地带。

联合国指，他与前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有联系，后者于2012年被判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犯下战争罪。

联合国资料指，布特帮助提供军火，令泰勒能够挑战塞拉利昂战乱，从而非法获取该国的钻石。

有媒体报道指，他在中东为基地组织（al-Qaeda）和塔利班走私枪械。

此外，他还被指在安哥拉内战，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苏丹和利比亚等国的战事中涉及军火贩卖。

2002年，居住在比利时的他在当局发出拘捕令后成功离境，据称他通过多个假身份在阿联酋、南非等国逃亡，之后重回俄罗斯。

美国在2006年冻结他的资产，但他在美国法律下并没有可以检控的罪名，直至那次诱捕行动。

布特声称美国对他的拘捕是政治行动，他的妻子指他与哥伦比亚的唯一联系就是“学跳探戈”。

在他漫长的法律程序进行时，俄罗斯政府一直支持他，时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声称要争取将他带回俄罗斯。

现在，在监禁12年后，他似乎等到了这一天——这与《战争之王》中主人公成功逃脱的结局略有相似。

谢选骏指出：这次肮脏的交易，使得总统沦为人渣！拜登还想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得逞了，还不知道会出卖多少国家利益！而CNN作为国际新闻主要媒介，却颠倒黑白，对此只字不提。

谢选骏：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鸟与人

 

《异议分子的海外流亡：以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端传媒 2022-12-09）报道：

引言：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

施明磊决定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不必因为压力做过度反应，也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因为，僵化的姿态让人没法活出自由。”

她是“长沙公益仨”案件中程渊的妻子。36岁的她，从2019年7月至今，经历了丈夫的被囚禁和秘密审判，自己艰苦的维权呼告，以及被迫带着女儿逃离中国的一系列心路。如今的她，正在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的重建中，成长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女性。

2022年9月，美国北部的一座城市。36岁的施明磊和女儿一起开学了，女儿上幼儿园，她念EMBA。虽然课程紧，作业多，周六上课的时候，还得拜托教会的朋友们照看女儿，但施明磊却很兴奋。班上同学背景五花八门，有退伍军人、ICU医生，还有跟她一样的外国人；在她眼中，这就是个小型的美国社会，她急切地想要了解新家园的一切。

丈夫程渊被捕三年后，施明磊才一点点找回了生活的步调：她加入了一个电商创业团队，忙着今年12月新项目的上线；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做家务；上学，写作业；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接受媒体采访，为程渊和其他中国维权人士发声呐喊。

她最新的大动作是：在美国发起联署行动，呼吁工具行业巨头美沃奇（Milwaukee）停止采购中国监狱强迫劳动的产品。她所依据的，正是她的丈夫程渊的遭遇：程渊自诉，在他被关押的湖南赤山监狱，囚犯们被强迫劳动。之后有其他出狱的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他们在监狱中强迫劳动的产品是美沃奇公司销售的工具手套。

2019年7月22日，长沙的国安人员涌进公益组织长沙富能联合创始人程渊的家里，将他逮捕，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他的两位同事也被逮捕。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公益仨”案件。仅仅因为是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以同样的罪名带走审讯，后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多位受访者表示，这是维权人士的家属首次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与维权人士同罪。

自程渊被捕之后，施明磊的生活被捶得粉碎。她一度感到漫无边际的虚无和绝望。心理咨询师告诉她，对抗虚无，要从做小事开始，看天，看树，骑车，养一盆花，养一只猫，或者照顾孩子。

2021年4月，施明磊带着女儿辗转来到美国。在新的土地上，女儿成了生活新的锚。施明磊有了稳定的时间表：八点半前把女儿送去学校，下午三点接孩子放学，晚上八点安排女儿睡觉。白天女儿上学，她抓紧时间处理工作；晚上女儿睡了，她为程渊发声，写文章，接受来自不同时区的采访。为了照顾记者们的时间，她有时会熬到凌晨。

施明磊决心要热情工作，热烈生活，让生命活得“花团锦簇”。就如同2021年8月22日，她在Facebook上写的那样：“如果我的时间，100%想着那丑恶的政权，那丑恶的人，那我便100%与丑恶联结。而，这并不是我们起初的样子，也不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所在……当我们愿意回到起初的完人的形象，我们便突破了极权的控制，突破了丑恶，突破了恨。”

决断

施明磊爱笑。她说起女儿会笑，说起加班会笑，说起生完孩子的女同事们之间比拼奶量会笑，甚至说起程渊被捕改变了她自己的人生时，她也会笑。外表看来，她一头干练短发，说话语气温柔，慢条斯理。

到美国一年多，施明磊和女儿的生活步入了正轨。或许因为在中国曾经失去过正常的生活，如今，母女俩生活得很认真。

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施明磊，加入了一个本地教会。每周四晚上有散步的活动，也不去远的地方，只在社区里。八九个大人，五六个小孩，一块沿着湖边走。有时邻居会好奇询问，大家互相打着招呼。女儿喜欢这样的周四，因为她可以跟朋友们一块骑滑板车。施明磊也喜欢，这让她有了正在生活的感觉。

她们刚到美国时，疫情还在肆虐。周围见不到什么人，施明磊就带女儿去公园。女儿在公园里探索，她就观察树木，每一株树的树干和树枝，形态不一。这是一种刻意练习。只在此刻，此地，把注意力放在树木上，感知人与自然的连接。对她来说，至少在这个短暂的时空，那些噩梦般的往事，才会被排除在头脑之外。

生活，工作，为程渊呼吁，自我疗愈；每一项都任务繁重，但施明磊把每件事都安排妥当，在母亲、妻子和自我的角色中来回转换。

或许这要归功于她极强的执行力。好友陆妙卿对此印象深刻。陆妙卿是一名律师，在国内曾与程渊合作，她之前只听说过施明磊，“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善良，事业做得很好，对程渊很好。”施明磊来到美国后，她们两人才真正认识。陆妙卿记得，有一次施明磊抱怨没车不方便，没过多久，就把车的照片发了过来，车已经买了。“她一旦决定做什么事，行动力很强。”

罗胜春是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曾经多次与施明磊一起参与呼吁活动。她形容施明磊“很有决断力，做事情有职业女性的特点。”

2022年6月，施明磊和罗胜春一起去华盛顿DC开会，为中国人权捍卫者们呼吁。施明磊的女儿年纪还小，需要人照顾。罗胜春以为她会把女儿带上，但没想到施明磊给女儿注册了一个夏令营。孩子去上夏令营，她可以腾出空来专注开会的事，这让罗胜春很佩服。

2022年7月，在“709律师大抓捕”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罗胜春和施明磊一起发表了英文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她们俩合写了稿子，又翻译成英文。为了让两人的发言更加流畅，施明磊找美国朋友帮忙念稿，录了音，她俩之后便跟着录音练习，学发音和断句。“她做每件事都尽最大努力做没有差错，要做到最好。”罗胜春说。

风暴

2019年7月22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成了施明磊生命里的转折点。

在那天到来之前，施明磊是深圳一家企业的兼职顾问，给企业的出海业务提供咨询。当天有一项重要会议，如果“风暴”没有降临的话，与会的同事们，将在八点半见到一个穿着隆重的施明磊：白色衬衫，灰色裙子，银色高跟鞋，特意涂的亮色口红。

那天早晨在深圳，她刚打开家门，门外突然有个人大喝一声，她吓了一跳，这才发现消防门洞和楼道里站了十多个人。她以为遇上了黑社会，赶紧退回去，想把门关上。那些人冲了进来，门后的施明磊被推倒在地。他们没表明身份，开口就问程渊在哪里，并冲进了卧室。当着三岁女儿的面，抓住了程渊。施明磊坚持要把女儿先送去幼儿园。他们同意了，但派了五六个人跟随。

等施明磊回来，她也被铐上了，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程渊则在客厅里，身边围着一圈黑压压的人。施明磊看不见丈夫，只能大喊，“不要打我老公。”国安人员在家里四处搜东西，搜了一个多小时后，要把程渊带走。程渊说想带一本书走，国安只允许施明磊帮他拿。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准。从台湾买的历史书籍，不准。《圣经》，不准。最后他们挑了一本散文集带走了。

施明磊有八百度近视，国安没收了她的眼镜，给她戴上黑头套，架着她离开。车绕了好几圈，才到达目的地。一直走到一间里屋，才给她取下黑头套。

那场审讯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来抓捕的人中有一个女国安，穿着便衣，揹着LV包。女国安拿出一摞纸，上面打印的是施明磊的微博日记。那是她四五年前写的，记录着一些她跟程渊不太开心的事。“她用很恶心的语气念给我听。”施明磊回忆说，“我当时觉得很震撼，我的隐私被完全窥探，而且是这样一群人，没有文化，粗鲁，无耻。他们就是要让你感受到，我什么都知道，我可以控制你的所有。”

“普通人没有经过训练，很难想象那种突然的处境。那么多警察围着你，把你隔绝开，威胁你，好像他们掌握很多你的信息，那种恐惧应该是达到极点。”杨占青律师说。他是程渊的朋友，也是长沙富能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她（施明磊）还写文章‘抱怨’程渊没给她上预防课，但预防课很难上。政治犯自己都想不到（该怎么做）。”

被关押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施明磊听见外面有人说话，说程渊已经到长沙了。没有人说审讯结束了，可也没人再管她。她就自己坐着，直到凌晨四五点，他们才允许她离开。

国安人员把施明磊带去酒店，给她开了房间，刷的还是她的卡。施明磊惦记着在朋友家的女儿，没有睡觉，洗了个澡，就冲出了酒店。她没有钱，没有手机，只能顺着马路奔跑，高跟鞋太碍事，她就把鞋脱了，拎着跑。跑了二十多分钟，她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借了司机的手机，让朋友带钱来才付了车费。

在朋友家，施明磊给程渊签了律师委托书。等回到家，国安再次找上门，要求施明磊写一份保证书，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不允许跟任何人提这个案子。她写完保证书后，被正式宣布：她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监视居住。他们怀疑她是长沙富能的“幕后老板”，资助了程渊创办这个机构。但他们没有给施明磊出示任何证据。事后施明磊回忆，如果非说是“证据”的话——程渊有次与同事们聊天，称呼施明磊为“我老板”。

“自由”

在被捕半年前，程渊跟施明磊商量过移民的事。他那时没有明确感知到风险临近，还是乐观，一如往常。移民主要是为了女儿和施明磊，她当时被产后抑郁和工作压力双重夹击。程渊觉得，如果她换个环境，能更开心点。施明磊却没想好。她在跨境电商行业干了十来年，有朋友想拉着她一块创业，深圳依旧生机勃勃，四处都是机会，她有些舍不得。

“舍不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工作曾经意味着自由。

1986年，施明磊出生在河南，在她眼中，那是一片仍被宗族笼罩的土地。2003年参加完高考，施明磊想去沿海，父母却不放心，最后她在郑州上了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2007年大学毕业，父亲坚持让她考公务员，走条稳妥的路。她拗不过，国安部门招信息管理相关的岗位，她去报考了，没考上。后来想起这件事，有朋友跟她开玩笑，要是考上了，那她也还能跟程渊认识，只不过她会成为“抓他的人”。

施明磊在郑州工作了三年，2010年，她加入了一家做海外电商的创业公司，从郑州搬去了长沙。

那时每个日子都是崭新的。世界刚从2008年金融危机里恢复过来，借助贸易通航和互联网，全球化的触角钻入世界各个角落。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那时才刚刚起步。那一年全中国有4.57亿网民 。2009年底微博上线，一年之内，就有一亿人使用。网络购物在2010年异军突起，用户增长率达到48.4%。带着对新事物的汲汲好奇，施明磊走入了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她享受工作。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在长沙的一栋写字楼里，她看到了全世界。公司的商品销往全球，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习惯不一样：美国消费者动手能力很强，自己经常搞出花样，还会评测商品；德国消费者严谨到让人觉得“有点吹毛求疵”；日本消费者提问十分精细，美国市场的客服一天可以回两百多封消费者邮件，日本市场的客服一天只能回三十多封。“对我来讲，这是不断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过程。”她说。

2012年，公司成立了深圳办公室，核心管理层全部在深圳。长沙的生活逐渐变得安逸，施明磊的好奇心又开始躁动不安。她跟程渊商量了一下，举家搬迁到深圳。但她那时还没预料到，曾经予她自由的工作，将会成为巨大束缚，捆绑她的生活和精神。

中国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律师、记者和NGO从业者是入秋的蝉，最早感知到突如其来的寒意。2015年妇女节前夕，五位女权行动者计划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维权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逮捕，并拘留了37天。同年7月，中国当局在二十多个省抓捕了两百多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至少八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这场被称为“709事件”的大抓捕震惊了全世界。12月，在劳资矛盾逐渐尖锐的广东，至少三名劳工维权领导者被逮捕。

寒意其实已经开始入侵社会各层肌理，只是当时身处其中的人，虽嗅到端倪，却难见全貌。施明磊回忆那几年，只觉得焦虑和痛苦。曾经信奉谷歌文化的公司，开始学起了华为，口号变成了“胜则弹冠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板凳坐得十年冷”。这让施明磊很不适应，“以前是谷歌文化，讲究个人自由，华为更多讲集体主义。无论是对一个政权还是一个公司，从管理角度来讲，集体主义保证效率，但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个体的。”

深圳似乎只有两个关键词：更快点，奋斗至死。施明磊曾感受到的开放和多元开始消逝，人们都在追逐同一种生活模式。在深圳的同事们大多有两套房，揹着房贷五百万，孩子要上好学校，要抢学区房，收入在涨，物价也在涨。哪怕在公司里升职了五六次，收入变得很高，施明磊却没了幸福感。她长期一周要工作五六十个小时，生活被挤压到没有空间，但她不能流露出自己的不舒服，因为“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你不适应是因为你弱，是你出了问题。”

2018年9月，她从公司辞职，想要歇一歇。焦虑却依旧如影随形。到了2019年5月，她坐不住了，还是想做点事情。于是她开始给一家公司做顾问，策划他们的出海业务，也跟着一些朋友看创业项目，还申请了中欧商学院的EMBA。她本该在2019年9月入学。

废墟

2019年7月22日后，施明磊被驱除出了日常生活。

国安没收了她的手机，给了一支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 银行卡被没收了，财产被冻结将近半年，不能网络支付，买瓶水也只能用现金。车钥匙也被没收了，每天她只能坐三站公交，转坐二十多站的地铁，把孩子送去学校，再坐车去上班，一次通勤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一年后，女儿的学校被迫关闭，没学可上了，施明磊只能自己在家里教她。

刚开始那半年，施明磊总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掉了下去，她努力扒着崖壁爬上去，又掉下去。

声音会轻易勾起恐惧。施明磊不能听见门铃声和来电铃声。她拔了家里门铃的线，从来不接陌生电话。有一次，她连着几天都能听见卧室外墙有“咚咚”的敲击声，她和女儿都不敢睡觉，隔一会就会从床上坐起来，神经紧绷。直到她亲眼看到工人是在做墙体检查，才放下心来。

在监视居住半年满了之后，她开始频繁对外发声，接受采访。2020年夏天，她去北京见各个国家的外交官。有个朋友提醒她要注意反跟踪。于是那天，施明磊“来回倒腾”着坐地铁，不断下车上车，看有没有人跟踪。她后来想，地铁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要找到她其实很容易，但她那段时间高度紧张，“长期处于被审查，骚扰，攻击的状态中，人的判断也会失真。”

2020年9月，施明磊供职的公司办了一次十周年庆典，她正在跟同事们做游戏，国安的电话来了，要求立刻见到她。她想换个时间，他们嫌她的要求多，“是我们要找你，不是你找我们，你要搞清楚了。”那一瞬间，她整个人缩进了高度紧张状态里，外界的轻松快乐与她无关。庆典的下半场，她都心不在焉。

那天她无法忍受了，决定要给国安人员设立界限。她告知他们，如果他们不出示证件，她一句话也不会说。他们僵持了半个小时，后来，有一个人终于把证件亮给她看，她却懵住了。她从没有想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证件上没有名字，没有工号，只有一张照片。她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没有任何身份的人，而他们掌握着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

她也感受到巨大的寒意。自从她公布程渊被抓的事后，有些朋友跟她断了联系，有些询问发生了什么，之后就保持了沉默，也有人真的来关心，却是雪上加霜。施明磊有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在程渊出事后，试图帮施明磊分析，国家是不会错的，“既然抓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他做了什么。”施明磊很愤怒，两人不欢而散。“如果只是死亡，你不会那么痛苦，但问题是你没死，但社会关系大部分都是反对你的，你被包围，被夹击，那种状态下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她说。

她也主动与朋友们保持距离，担心自己带去麻烦。有一次，她带女儿去广州玩。顺便看望了一个生二胎的朋友。但她们走之后没多久，十几个人就找上了门，把朋友带走，审讯了四个小时。施明磊知道这件事后，特别愧疚，觉得朋友是受自己牵连了。后来为了朋友们的安全，她选择自我孤立，尽量不联系了，“这也是一种极权统治的暴力形式，让每个人都处在孤立的状态。”她说。

妻子

2020年3月，程渊等三人被迫集体“解聘”了律师，本就希望渺茫的司法救济落进了黑箱。没有律师，三个身陷囹圄的人能依靠的只剩下了家属。一个月后，施明磊从公司辞职。

十多年的职场历练出的雷厉风行和干练强势，全被施明磊用在了“长沙公益仨”案子上。几乎每个月，施明磊和其他家属都要去趟长沙。国安局、看守所、检察院、法院，一切相关机构，全都打卡一个遍。每次去长沙，她都冲在前头。法院不让她进去，她就举着手机，一边录像一边与法院的人吵；家属们去看守所给三个人送东西，所长不许他们送，她据理力争，质问所长。一次，她们偶遇官派律师们的车，施明磊拿着车牌号，没过几天就找到了那几个人的事务所。

施明磊形容那段日子是“四面受敌”。她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是抗争者的家属。”但这个角色把其他角色压到没有空间，她觉得自己被围困了，四周没有任何出口。

陆妙卿能理解施明磊：“她被迫踏入了维权道路，又不想只做活在丈夫背后的女人，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她有自己的成功事业，有自己的生活和交际圈，有自己的思想，但最后变成一个男人的妻子形象。这不仅仅是来自公权力压迫的挑战，甚至是来自维权圈固有的思维。这也是一种压迫，一种限制。”

到了2020年10月，施明磊感知到自己在崩溃边缘了。她质疑自己能否照顾好女儿，任何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她神经高度紧张，可这种窒息的母爱，让母女俩关系越来越差。

她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但身边有些朋友很反对。起先他们担心有安全问题，信不过咨询师；后来，她的反击激烈，每一次去长沙都如同一个强悍的斗士，朋友们又觉得她强大且勇敢，根本不需要心理咨询师。但施明磊清楚，自己的生活已经绞成了一团乱麻。她决定无视这些声音，“这是我的需要，我不要管其他人怎么想。”

后来她决定带着女儿离开中国时，这种矛盾再次出现。

2021年2月6日，女权行动者李翘楚被山东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此前，她把男友许志永遭酷刑逼供的事情公开了。李翘楚的突然被抓，对施明磊震撼很大。“翘楚做了什么？就是写了一封控告信，就被抓。”她说，“我当时很绝望，这个极权政府没有任何底线可言。我在想，要是我也进去了，我女儿怎么办？”

这个决定痛苦又残忍。她曾经跟朋友们说过想要离开中国的想法，有些人坚决反对，反问她，如果是你在坐牢，另一半抛弃你离开，你不会失望吗？施明磊心里纠结，但还是下了决定，为了女儿，必须要走。

后来即便她们已经到了美国，还是有人指责她，说她不该走。施明磊解读这种矛盾，根源在于社会运动的社群里看不到个体。人们对于维权家属抱有一种极端的期待，“鼓励个体为了维权牺牲一切，只有抛头颅洒热血是被鼓励和接受的。”

然而对个体而言，痛苦不是一个词语，而是生活。家人坐牢是痛苦，被社会关系孤立是痛苦，孩子生活在恐惧中是痛苦，生计压力和身心健康同样是痛苦，但“个体的需要完全被忽视了。”

“作为一个母亲，我的首要任务是让我的孩子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施明磊说，“每次看到我女儿自由自在玩耍，见到警察再也不畏惧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临走前一天，施明磊才开始收拾行李，收拾一会，就躺在床上哭一阵。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记忆，关于程渊的，关于朋友的。哭到没力气，她就干脆躺在床上，东西就堆在一旁。直到出发那天，她才收拾完。

母女俩是除夕夜启程的。那天，施明磊带着女儿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吃年夜饭。那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有一对夫妻做了武昌鱼，一个弟兄做了湖南菜，还有一个姊妹准备了火锅原料和菜，施明磊却吃得味同嚼蜡。吃完年夜饭，大概晚上九点多，她和女儿回到家，带着两个箱子，背了一个包，关上了家的大门。

施明磊没特意带走程渊的东西。他喜欢收纳，以前为了出差，买过行李箱里的收纳盒，她只带走了这个。女儿以为她们只是去广州看冰雪世界，就没带上最爱的猫咪玩具，爸爸买的卡蜜儿长颈鹿手偶，也被留在了家里。

她们在第三国等待了两个月，2021年4月9日抵达美国。

异乡

到达新土地的那一刻，并非只有光明和温暖。“自由很真实，但同时homeless（无家可归）的感觉也非常强烈。”施明磊说，“有段时间我很痛苦，我不断接受采访，在谈及中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自然的期待，你谈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阴暗的，恶的，但人的情感其实是非常真实而复杂的。”

母女俩刚到美国时，在好友琳达家住过几个月。琳达见证了施明磊的痛苦，她说施明磊总是睡不好，“当她刚来美国的时候，她有很多焦虑，悲痛和失去感。毕竟这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女儿的一生，她全家的一生。”

痛苦以梦的面目重新找上门来。施明磊梦见在家里收拾东西，家里人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扔掉。他们扔掉，她就再捡回来，一个劲儿地跟家人叮嘱，这不能扔，那也不能扔。她频繁梦见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在公司干活，一起去凤凰或香格里拉，一起玩桌游，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开的玩笑，说话的声音，环境的细节，记忆突然都冒了出来，鲜活得恍如昨日。

那半年她总是哭，因为想念她的朋友们，“我后来理解离散港人的痛苦。你有一个家，把它称为家，是因为你有家人，有朋友在这里。而今天你离开，你跟他们的连接会面临很大障碍。再想跟朋友喝个咖啡奶茶，这样的机会不再有了。这种离散的痛苦是很大的。”

有人不理解施明磊的悲伤，问她，在程渊出事后，这些朋友管你了吗？施明磊却觉得，至少他们之间的情感是真实的。在国家暴力来临之前，它是真实的；即便暴力来临后，表面看来所有人噤若寒蝉，但也有人冒着风险对她表达关心。

她说起一个朋友，有次看到了她抗争的视频，视频里的她声音很大，充满愤怒，女儿就站在旁边。他担心孩子受惊了，有天夜里12点多给她打电话，劝她不要硬碰硬，怕有安全问题。施明磊还是很愤怒，跟他辩论。讲到最后，他说，我跟太太商量了一下，你最后托无可托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养小孩。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在街上与她相遇，她那时受到心理创伤的折磨，想不起朋友的名字。朋友跟她说，自己一直在关注她，去网上搜了“长沙公益仨”的新闻，心里很支持她和其他家属，自己也愿意帮忙，哪怕要进派出所也愿意。“他们都在自己觉得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做了自己的表达。”施明磊说。

对很多流亡海外的人而言，正常生活不会自然到来，哪怕不再有人身安全的顾虑。“政治犯家属到了国外，很少有人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说的正常人生活是当地人的生活，没有恐惧的生活。”杨占青说，“比如当地人发Facebook，喜欢发家庭照片，晒一块出去玩，我们都是遮遮掩掩的，小孩的脸盖住，号码盖住，地址也要盖住。”

施明磊也是如此。琳达说，她刚到美国的时候，不愿告诉陌生人她的名字，也不愿分享他们的故事，生怕会遭到攻击；在华裔居多的场合里，尤其如此。“很长时间里，她都不愿跟华裔社群有任何来往，因为想避开任何政治讨论。她后来慢慢找到了能信任的人，才好了一些。”琳达回忆说。

今年，施明磊曾经加入了一个当地教会，成员基本是华人，互相联系用的是微信。有次，一个成员微信被禁了，他们便商量使用其它聊天软件。他们提了几个软件，施明磊都觉得不安全。有个姊妹觉得太麻烦，说，“只有反政府的人才会被监控。”这句话引爆了施明磊的情绪。她很生气，甚至约了牧师，专门问他，他们是不是中共统战的教会？小组的人全在美国，为什么还在用微信群？她跟牧师聊了两个小时，还是觉得愤怒和失望。后来她把这件事分享给了心理咨询师，咨询师让她跳出来，重新思考自己的反应。施明磊这才觉察到，这种情绪并不是正常情感的表达，一旦她感知到一丁点不安全，“警惕值就爆表了。”

重新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是困难的。施明磊解释说，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的环境里，所以潜意识里总不会觉得安全，“与任何人说话可能被窃听，视频通话可能被录像。就算跟（国内）教会兄弟姐妹，我都没有百分百讲出自我感受。我会非常自我保护。”

日常

创伤的恢复需要时间和练习，照顾女儿让施明磊从绝望中得以抽离，因为孩子的需求总是细小而具体的。

女儿想念熟悉的玩具。她带出来的玩具里有一只金毛狗，是奶奶给她买的，也是她最爱的，但出国路上，她弄丢了那只狗，哭了很久。施明磊就带她去宜家，找到了同款。她想念爸爸买的长颈鹿卡蜜儿绘本，施明磊就在网上找。为了让女儿在陌生环境里有熟悉感，施明磊去宜家买了小桌子，小椅子，跟深圳家里一样。

她们花了一个月安顿下来，五月底去给女儿报名幼儿园，那时不是报名的时间。邮件电话联系几家未果后，施明磊和朋友就带着女儿上门去问，正好有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出门去公园玩。她们见到了校长，施明磊对校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校长听哭了，为她们一家祈祷，并告诉她，孩子明天就可以来上学。施明磊本来担心女儿不懂英文，找不到朋友，但孩子观察了一个星期，就开始跟小朋友一块玩了。施明磊觉得，女儿已经扎根在这里了。

她们离开深圳的时候，圣诞节已经过了，但家里圣诞树还在。2021年的圣诞，房东给了她们一株圣诞树，施明磊买了装饰套装，有很多铃铛和彩带，女儿一个一个挂上去。“这就像是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在这其中还挺得安慰的。”施明磊说。

孩子能给人带来希望，看到她一点一滴的变化，即便现实仍旧很糟糕，却能让人觉得生活是可以改变的。施明磊感谢女儿带来的安定感，“你要照顾小孩，这是一种抽离，不会二十四小时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些事。中国维权人士里，男性某种程度上创伤恢复是更难的，因为他们可能不承担家务，也不做这些日常的事。”她说。

2022年3月底，施明磊申请到了工作许可。她想要重新拾起被斩断的职业生涯。电商行业工作压力大，就算是美国公司，员工也有可能要工作到晚上九点。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灵活度，她干脆自己做，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

她不能不工作。除了要负担家庭支出外，还因为工作是她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程渊的妻子只是标签的其中一个，但我不应该生活全部围着他。我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就感。”

重新回到电商行业里，她又开始与原来同行有了一些交流，工作内容也似曾相识。这种亲切的熟悉感包围了她，让她有了更多的安全感，让她觉得“这是真实的自己”，“脚踏实地在生活”。

当日常慢慢重新搭建起来，施明磊回头去看那些曾经让她痛苦的事，态度变得柔软了。

施明磊想起了那位曾经断言程渊“一定做了什么”的闺蜜。她和女儿远赴美国，闺蜜给她发微信，骂她“不爱国”，“被人利用了”，还叮嘱她“不要讲中国坏话”。但后来有位做理财的同学，想要拿“国安”做借口，不归还施明磊以前的理财款。所有人都不吭声，只有那位闺蜜站出来打抱不平。

情感如此复杂，人无法用一个标签定义，施明磊也释然了。她曾经不敢跟以前的朋友联系，害怕这些关系只会继续带来痛苦。咨询师问了她几个问题：“当你的朋友在骂你时，他们真的觉得你是个坏人吗？还是只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施明磊觉得不是。当她和老朋友再次联系时，有人给了隐晦的回答，希望过几年“能一起去欧洲旅行”。

她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以往感受到的对立撕裂逐渐淡化，她开始感受到正向情感，“极权可以把你囚禁，把你消失，但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已经成了他/她的一部分，同样他/她也有一部分在你体内，你们的连接和过往是不会被极权打掉的。”

她决定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不必因为压力做过度反应，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心里可以有爱，生命可以有不同形态。“僵化的姿态让人没法活出一点自由，当心里的自由非常大的时候，你去做事，承受能力也强。如果心里的自由很弱，发出的呼吁也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更多可能是应激反应。”

“长沙公益仨”一案中，如今两人已经获释，程渊却还有两年的刑期。2022年7月，程渊在狱中打来第二通电话。姐姐转述给施明磊，程渊说自己知道她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心里一块石头一下落了地，他再也不用担心她和孩子的安危了。那一瞬间，施明磊觉得，夫妻之间的连接又回来了。哪怕隔着大洋，隔着厚重的铁窗和墙，她得到了来自丈夫的支持。但自这通电话到今天，程渊再次没了消息。

10月24日，施明磊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为程渊发声，继续争取家属探视权。同一时间，亚马逊Unboxed大会也在纽约举办，这场活动聚集了电商行业的广告商和企业家们。施明磊分身乏术，觉得有点可惜，最后她决定把时间拆开，会上做维权家属，发声抗争；会后做职业女性，约同行吃饭聊天。

在施明磊出发前，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闭幕，会上公布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国观察家们解读，这份名单意味着温和派全部退出领导层。消息让全球震动。个人命运被时代裹挟，施明磊一直在祈祷，不仅为丈夫程渊，也为中国，“祷告改变，祷告这场灾难变成神对中国的祝福。”

网民嚎叫：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12-10 06:09:13

抗争去吧，为了中国的公平正义躲到国外去指导革命，各个都以为自己是孙中山呢。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2-12-10 04:14:26

我不明白做公益做别被捉坐监与逃亡、

笔利于剑 发表评论于 2022-12-09 21:35:00

文学城删文章也很快了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2-09 20:38:31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还是老美呀！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09 19:57:57

虚弱的包子

Ouat 发表评论于 2022-12-09 18:52:56

"2007年大学毕业，父亲坚持让她考公务员，走条稳妥的路。她拗不过，国安部门招信息管理相关的岗位，她去报考了，没考上"，考上的话，现在会不会是一个反美斗士？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2-09 18:44:17

比偷渡来美的垃圾五毛强多了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2-12-09 18:32:57

“2021年4月，施明磊带着女儿辗转来到美国”。怎么办到的？内幕是什么？是什么理由？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很多异议人士在国内坐牢，他们的妻子儿女甚至兄弟姐妹都通过人道救援偷渡出境了。但愿他们不要因此分离，而是团结得更加紧密——如能这样，她们就和鸟类不同了。

谢选骏：远亲不如近邻的危险大

 

《“远亲不如近邻”，还有下一句，真的说透了人性》报道：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这片华夏的沃土之上，孕育出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历经岁月的磨砺，传承到了现在。俗语，作为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脉，更是有其独具一格的魅力。

俗语，大多是我国世世代代的劳动农民们根据自己的毕生经验总结而来的，因其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受到了很多群众的喜爱。“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听家中的老人说过，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句俗语其实还有下一句，更是经典，一起来看看吧！

远亲不如近邻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俗语的上半句，这句话从字面上来看的意思就是：很远方的亲戚还比不上周围的邻居。在农村，这句俗语所描述的现象很普遍。农村的家庭一般都会和周围的邻居有着很好的关系，大家平时也会互相帮忙，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就比如说，开春，家里的蔬菜都比较少，一般邻居们种的菜比较多的话，也都会给周围的邻居送一点。家里大人有事出门的时候，来不及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就会把孩子送到邻居家帮忙照顾一天。邻里之间的情谊也往往比较深厚，互相帮忙看个家、望个院的也是常事。

而远亲则就不一样了，虽然说仔细算起来，大家可能会是亲戚关系，但是关系并没有很亲近。因为住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两家平日里根本不怎么走动，等到了年轻的那一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距离很远的亲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家的亲戚感情也越来越淡了。

远方亲戚的关系，也就一直都是平平淡淡的，家里离得远，也顾不上对方，所以就各扫门前雪。只有到一些大的家庭聚会场面时，经过老人们的相互介绍，才知道彼此之间还有亲戚关系。但是还是互相比较陌生，更别提亲戚之间互相帮忙了。

近邻不如对门

这句“远亲不如近邻”的下一句，就是“近邻不如对门”了。在农村，很多人家和对门的关系，则是最近的。因为两家离得比较近，当有一家需要帮忙时，对门看到了，就会很热心的去帮忙。对门和自家的两个孩子关系也会比较好，这样也促进了对门之间的情谊。

当自己出门了的时候，对门们也会自觉地帮忙看好自己家的院子，发现危险时，也会第一时间帮忙避免更大的财产损失。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宗们留下了这句俗语，远方的亲戚不如有一个好邻居，有个好邻居不如有个好对门，这就是老祖宗们留下的人生道理啊。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对于这句“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也有了自己的一点理解。你怎么看待这句俗语呢？你觉得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句俗语有道理吗？欢迎大家在文章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说出你自己的宝贵看法吧！

谢选骏指出：我的宝贵看法是，“远亲不如近邻的危险大”——也就是说，近邻可以为善，也可能作恶；而一旦作起恶来，危险就更大了。所以安全的小镇，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的人际关系很难回避，很有针对性，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极坏。

谢选骏：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

 

《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6/18/2018 杨凤岗）报道：

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带领教区26位神父，前往温州市市政府请愿。图:亚洲新闻,2015年7月24日

原文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发表于2018年5月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5-25. 

译者（佚名）

摘要：自2013年底开始，浙江省政府以美化环境的名义发起了强拆全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到2016年的4月，该运动悄然停止。这场运动之所以半途而终，主要是由于浙江基督徒坚持不懈的抵抗。本文通过对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时间与空间分析，展示浙江省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包括多次错过自定的拆除全省所有十字架的截止日期，各地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命令中的力度差异，以及基督教会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机制遭到破坏。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是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该案例预示着中国的政教关系或许正在趋近一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

2017年12月，当圣诞节的赞美诗歌回荡在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巨大的圣堂时，该堂的前主任牧师顾约瑟正走出了看守所。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因为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公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强拆教堂十字架。像他这样在官方批准的省级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位子上公开批评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运动，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浙江当局免除了他在教会和协会的职务，进而逮捕和起诉。与此同时，不顾基督徒强烈反对，强拆十字架运动被强力推进。然而，2016年4月，这场运动嘎然而止。一年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夏宝龙被调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职位。2017年年底，顾约瑟牧师被释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表明浙江的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停止了，尽管当局并未正式宣布这场运动的终结。

这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DCC])是以非宗教的理由压制基督教的一个政治试验，它包装在一场更大的美化环境的“三改一拆”行动(Three Rectifications, One demolition [TROD] operation)之中，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在2013年年初公布的“三改一拆”最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宗教建筑。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这种奇怪的纳入使得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惑：为什么拆除正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会被当作是美化环境？许多教会拒绝执行，当政府试图强制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时，许多基督徒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十字架。这场运动以及基督徒相应的抵抗从2013年底到2016年春持续了两年多。尽管一些信徒遭受了身体伤害，牢狱之苦和其他惩罚，他们顽强的抵抗最终迫使政府停止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嘎然停止，既没有正式收尾，也没有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庆祝终结。浙江在2017年初在杭州举办了一场“三改一拆”展览，而这次展览既没有突出对教堂十字架的拆除，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迄今为止，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基督教大范围逼迫最严厉的一次，它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损害。全省有超过1500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下，包括宏伟的三江教堂在内的一些教堂被完全拆毁 (Hao and Liu 2018)，党和政府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破裂 (Ying 2018)。另外，这次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波及到成百上千万在浙江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McLeister 2018)。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拆除浙江境内所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并借此驯服基督徒。最终，绝大多数的教堂保住了或者重立了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这次运动也激化了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许多受影响的基督徒领袖为了表达抗议，辞掉了他们在官方批准的教会及其团体（即“三自”）中的职位； 其中一些牧师也开始活跃于家庭教会中。家庭教会一直反对加入“三自”，早已成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老大难问题 (Hunter and Chan 1993; Yang 2012; Vala 2017)。

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威权主义的局限和信仰共同体群体抵抗的力量。中共统治之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众抗议，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法轮动的灵性运动，经济开发中抢占土地的抵抗运动，等等 (Perry 2001; O’Brien 2008)。但是这些抗议最终都被强大的党和政府所镇压。这些大众群体的抗议运动大多是由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目标所驱动的，而这次基督徒对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抵抗则是一场有关象征符号的抗争，它也不同于法轮动这样的新兴本土宗教运动。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并且信徒众多。这些基督徒抵抗的直接动机是捍卫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神圣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激发无数基督徒团结而又愿意为此牺牲的一个神圣符号。在另一个层面上，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抵抗也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与法治的抗争：教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当局实行法治，落实中国宪法与其他党和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这些都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以“三改一拆”为包装所进行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我们首先呈现一个时间线以及对主要事件的分析，其中会指出一些重要文件，关键人物，和事件转折点。继而，我们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绘制出在浙江境内的基督教堂地图，用图像呈现近几十年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及快速发展。最后，我们将绘制出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的分布地图。

通过这样一个时空分析，将看出浙江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他们不仅多次错过所宣布的拆除所有教堂十字架的截止日期，而且他们也破坏了多年以来教会与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桥梁机制，并且造成基督徒与当前政权的疏离。 强拆十字架的失败表明，中国政教关系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可能正在趋向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将可能会导致历经数年的严厉镇压和激烈冲突。当下中国的情形使人想起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一些政教关系的巨大转换，首先是帝国范围内对教会的“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终结大逼迫，并给予了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权利。

强拆十字架运动以及基督徒抵抗纪事

2013年2月正式发动的“三改一拆”行动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环境改造的一项三年行动。这场运动最初的文件完全没有提及宗教（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然而，到了2013年的12月，非法的宗教建筑却已经成为“三改一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观察者把这样的事态发展归因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那年10月份对温州的一次考察。当他看到新建的三江教堂顶部高大的红色十字架时，他表达了不满。这座教堂坐落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它那耀眼的十字架从数里以外就清晰可见。在浙江各地多次考察中他看到许多耸立在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夏宝龙曾经发问：“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一个诘问句式暴露了通过强拆十字架运动和其他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是压制基督教。在他这次温州考察之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被悄然纳入“三改一拆”行动之中。强拆运动背后掩藏的目的，尽管屡次被政府官员以及官媒所否认，却是明明写在浙江省政府2013年12月4日的一份内部文件里，题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这份秘密文件有一部分内容泄露在社交媒体圈中，并最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其中毫无遮掩地陈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规范“过多的宗教场所”以及“过热”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堂及其活动和民间宗教的建筑首当其冲：“首要任务是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遵照省政府下达的针对特定宗教建筑的指令，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他们自己的落实方案。例如， 2013年12月8日，沙门镇在玉环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其实施方案 (Shamen Government 2014)。 这一方案列出了7类面临拆除的建筑，第一类是未注册登记的“基督徒聚会点”（ 这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的称呼）的宗教场所。第二类针对合法注册登记的宗教场所中那些超过规定尺寸的建筑，包括使得教堂整体高度超过所规定范围的十字架。剩下的五类建筑中是关于民间宗教“小庙小庵”的。这七类列表没有提及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的场所，尽管其在浙江省内的数量也很大。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许多基督教会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移除或是缩小其屋顶十字架的高度，相继而来的是拆迁队强拆的举措。2月27日，杭州市黄湖镇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成为首个被报道的强拆十字架事件。然而，不论拆迁队去哪个教堂拆十字架，总能遇到基督徒的抵抗，使得许多强拆行动未获成功。一个月后，浙江当局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党政官员积极实施强拆十字架运动，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的十字架。于是，强拆十字架运动迅速波及全省。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决心，政府拆毁了三江教堂。在抗争数周之后，这个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在2014年4月28号被夷为平地。教堂倒塌的图片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而这一倒塌也象征着过去三十年左右所维系的政教相适应政策的破裂 (Hao and Liu 2018)。

三江教堂被拆之际，浙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在浙江当局的压力之下，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理解并支持“三改一拆”行动。然而，在温州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领袖却发表了批评强拆十字架的公开声明，甚至有一些宣称要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Ying 2018)。此外，在浙江辖区之外的江苏省，隶属于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发表声明，请求浙江当局在拆除十字架问题上要谨慎从事(Chen 2014; Wang 2014)。为了应对负面的公众舆论并且为这场运动提供合理化论证，《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受到北京以及浙江当局的赞赏或奖赏，这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运动的支持 (e.g., Zhejiang Daily 2014)。恰在此时，2014年5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首个“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论及宗教对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对此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 (Liu 2014)。

受到媒体的肯定以及中央高层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4年7月9日发出号召，声称要“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如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口号的奇特回声 (Zhejiang News 2014)。在许多场合，奋力抵抗的基督徒与拆迁队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一些人受伤。有些基督徒也聚集在政府大院表达抗议。2014年7月末，平阳县的黄益梓牧师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 (New York Times 2014b)。随后不久，有十几位律师从北京和上海赶到温州为受伤或拘留的基督徒辩护。面对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律师的诉讼所带来的挑战，浙江当局迅即动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为“三改一拆”行动中拆除十字架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更有力度的辩护。

然而，从基督徒而来的法律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平阳看守所最初不允许黄益梓牧师会见他的律师张凯。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维权律师，张凯在平阳看守所门口静坐，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文字要求当局遵守法律、按着正当程序办事。这一事件被诸多国际媒体报道。迫于压力，平阳看守所勉强让步。不久之后，一张黄牧师身穿黄色囚服坐在铁窗后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及报纸上广泛流传，与之相伴的是他那精神十足、定意捍卫十字架的誓言。为了摆脱张凯，当地政府给黄牧师的妻子施压，要求她解聘张凯律师，如果她愿意配合，官方答应会释放她的丈夫。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他们这一承诺。数月之后，黄牧师的妻子重新聘请张凯为她丈夫做法庭辩护。2015年3月24日，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Zhang 2015)。媒体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这个判决结果已经代表被告方的胜利，因为这类案子一般刑期会长很多（参见后面提及的包国华牧师案）。因此，许多在平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纷纷寄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约有100所教会聘请张凯和其他律师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此外，张凯等律师在许多教会举行座谈会和讲座，帮助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会权益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种种法律程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行为缺少法律根据。尽管许多教会确实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审批，有些教堂也确实是超过了批准的尺寸，但是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教会教堂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符合法律的行政程序。事实上，缺少审批手续通常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拖延、以及政府官僚体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导致的延期 （Xiao 2017）。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教会有权利提起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起诉相关政府部门破坏教会财产。面对逐渐增加的法律挑战，强拆十字架运动放慢了进度，甚至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暂时停滞。

为了抗衡基督徒的抵抗及其律师的法律挑战，浙江当局于2015年5月5日匆忙公布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草案，征询公众意见 (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这个规范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得在教堂顶部设立十字架。尽管他们可以在建筑物正立面摆放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高度不得超过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而十字架的颜色也必须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显然，这个法规是要为已在进行中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提供合理化根据，按照这个法规，绝大多数现有教堂都不符合其要求。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兼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是浙江省内官方认可的教会组织里最受尊重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公开批评了这个规范草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浙江内外来自基督徒领袖、学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批评意见和担忧也蜂拥而起，但是浙江当局依旧在2015年7月10日通过了这个草率制定的规定。到了8月中旬，一些接受了张凯法律咨询的温州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这个新规定通过的过程及其法律依据公开信息。他们声称，根据现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如果政府在15天之内不提供相应的回复，他们将会起诉政府 。

在浙江境内的张力日渐紧张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5月25至27日高调考察了舟山和杭州 (People’s Daily 2015)。听取了夏宝龙关于“三改一拆”和其他工作的报告之后，习近平表达了对现有工作的认可，并且鼓励他采取更加勇猛的措施。 之后，浙江省领导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相应地，基督徒的抵抗也变得更加有力。2015年7月5日，浙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对浙江民宗委发布了一个公开呼吁，要求其立即停止强拆十字架的“恶行”。这个呼吁声称，强拆十字架运动已经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破坏了和谐社会，制造了仇恨，致使爱国会变成了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断桥”。7月10日，浙江基督教协会也公布了致浙江民宗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以“三改一拆”为掩盖名义的强拆基督教十字架运动已经影响了超过1200个 教会，包括那些具备所有必要审批证件的教会；同时，强拆运动伤害了浙江省内超过两百多万基督徒的感情，致使基督教协会的桥梁作用失效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此公开信也要求立刻停止强拆十字架的“谬行”。7月22日，一些在平阳县的基督教牧师发表公开呼吁，邀请国内外和海内外人士前来他们的教会见证强拆。7月24日，温州教区天主教主教带领教区的神父聚集在温州市政府大楼前举旗抗议。7月28日，温州天主教神父们发出一个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及所有基督徒的公开信，题为“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 (Wenzhou Pastors 2015)。

基督徒发起的这些公开抵抗变得逐渐难以用常规的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应对。因此，浙江当局采用了非正常手段。2015年8月25日，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被抓捕，之后被秘密关押（一种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罚）。在8月底9月初，超过12位基督徒牧师、长老和其他领袖被秘密关押。在那之后，强拆十字架运动强力推进，拆毁了更多的十字架 (见图1)。不仅如此，在2016年年初，顾约瑟牧师被免职，继而被逮捕和起诉。2016年2月6日，金华市的包国华牧师与他的妻子邢文香（他们于2015年7月26日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捕），分别被判处14年与12年有期徒刑 (BBC Chinese 2016)。

图1：浙江全省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每月受到影响的教堂数

然而，由于浙江的试验在省内省外招致了太多负面的反应，该省的方式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2016年4月22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意在设立习近平领导之下宗教工作方向与方针的会议，并没有认可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是另外四个省份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被当作模范而受到赞许。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强拆十字架运动悄然而止，没有任何结束的通告也没有任何完成的庆祝。约在一年之后，2017年4月27日，夏宝龙离开他在浙江的职位，被招到北京，安排了一个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虚职。*

尽管中国当局并没有正式宣告强拆十字架运动的结束，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以上重要事件的纪事显示了这个强拆运动错失了多次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首先，2014年3月28日，在全省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十字架 (Wanwei Blog 2014)。但由于三江教堂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强烈抵抗，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其次，《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那份秘密文件，明确要求在2014年年底拆除所有教堂房顶的十字架。这一官方目标在沙门镇公布的实施计划中得以证实。然而，强拆十字架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及至2016年春。第三，在2015年8月，温州的基督徒声称见到一个要求地方政府在2015年9月底之前拆除所有十字架的通知。第四，在2016年3月，一个新的拆除十字架的目标设立，要求在2016年4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这个运动在2016年4月中旬停止时，不超过1700所教堂失去了他们屋顶的十字架。这一数量仅占浙江全省现有教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解释。

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与被拆的十字架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包括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宗教组织。这一数据通过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向公众开放，其中收录了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的宗教场所信息。 关于每一个宗教场所，统计局的数据收录了它的名称、地址、设立年份、联络信息、一些经济特征等，借此我们得以定量地描述并分析宗教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地址我们查找获得了每个宗教场所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县所拥有的宗教场所的数量，并且通过镇中心坐标点用ArcGIS软件自动生成估算的乡镇多边形。尽管乡镇界线不够精确，但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宗教场所在浙江省各乡镇的地理分布特征。

地图1显示1949年之前浙江省境内多数乡镇并没有基督教堂，到了1979年，也仅有一些教堂被建立。然而，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除了浙江的西南地区，全省范围内教堂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温州地区作为拥有教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脱颖而出。其他教堂数量相对集中的的地区包括台州和宁波的沿海乡镇，舟山的部分岛屿，金华地区的东阳县，以及杭州地区环绕千岛湖的西部乡镇。

地图1: 浙江省在1949到2004年间各乡基督教堂增长情况

根据访谈和其他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堂是在2004年之后建立的。其实，这期间有过一股兴建教堂的热潮，许多新建的教堂变得更高、更大、更宏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建教堂都把高大鲜红的罗马式十字架（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安置在屋顶。这些分布在天际线中显眼的红色十字架确实在浙江变得随处可见。关于为何他们选择把鲜红的十字架置于教堂的顶部，我们访问了许多的基督徒，最常见的回答是红色既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救赎人而流的宝血，也意味着殉道者为信仰和传道所留的鲜血。

事实上，这种罗马式红色十字架在许多其他省份也变得随处可见。在一篇题为“十字架面对大喇叭：一个在国家权力下坚忍不拔的乡村教堂”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的论文中，黄建波与杨凤岗（2005）描述了在西北甘肃省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堂顶部十字架展开的对立冲突。在一个描绘华中地区上百所乡村教堂的照片展中，这一形状与颜色搭配的十字架也是最常见的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除了上述的神学象征之外，安静而又醒目伫立的十字架也象征着对压迫的无声反抗。官方的宗教政策与规定明确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而出版审查制度也遏制了对基督徒活动的媒体报道 (MacInnis 1989; Yang 2012)。然而，中国基督徒通常具有强烈的宣教倾向 (Vala 2017; Ma and Li 2018)。 因此，面对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四处受压、备受围堵的状态，树立在教堂顶部的红色十字架便成为他们在无神论政党统治下基督徒做见证的另类方式。实际上，夏宝龙那个“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诘问句式，恰恰表明了他对十字架符号象征意义的认知而决然以此为打击对象。然而，这项政治试验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高耸在教堂顶部又高又红的十字架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其他类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华人社会里，例如在台湾和香港，或是海外华人中，许多基督教堂顶部并没有又高又红的十字架。换句话说，立在教堂顶部那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是一个当今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十字架被漆成红色，一个表征鲜血与热忱奉献的颜色。但是，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国旗，以及少先队员红领巾的颜色。红色在旗帜上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在十字架上则意味着为维护信仰而牺牲自我的决心。前者是主动出击型的，后者是防卫型的，但两者都表征了火热的委身。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信仰充满激情的委身对党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唯一的忠诚。

浙江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受到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的教会的信息；不过，我们幸运地收到了郑乐国牧师（一位在美国做传道人的温州人）整理的被拆十字架教堂的清单。通过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以及他在浙江基督徒中的广泛人脉网，郑确认了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超过1200所受到影响的教堂。他告诉我们这个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对于在浙江的居民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或是电话传播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相关信息的帖子而被警方拘留。郑牧师在温州的家人也曾被警方问话，试图通过他的家人迫使他停止收集与公布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仔细研究这份清单后，我们发现郑乐国整理的名录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全面的清单。我们已经确认了大概四分之一受影响教会的地址，至于那些没有具体街道地址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把它们归并到县一级。地图2在2004年普查所知的教会数量上覆盖了这次受影响教会的数量。该图表明此次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杭州、金华、丽水、台州和温州。其余的地区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十字架被拆除。

地图2: 浙江省各县2004年教堂数和2014-16年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数

地图2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受影响教会的数量与2004年数据显示的教会数量相关性不大。温州、台州东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北部、以及杭州南部的县都拥有大量的教堂，且有许多十字架被拆除，但并不是全部拥有大量教堂的地区都受到此次运动的严重影响。根据2004年的普查数据，杭州西部的千岛湖地区、宁波南部、台州北部、绍兴南部、金华南部、以及湖州西部都汇集了许多教堂，但是少有十字架被拆除的消息。由此看来，强拆十字架运动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样进行的。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基督徒家庭成员或是朋友的压力而不情愿拆除当地的十字架。相比于强制执行拆除令，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教会协商来解决问题。比如，永嘉县政府在得知夏宝龙即将前往视察后，便首先与三江教堂的负责人协商关于如何避免冲突，后来也试图寻找避免完全拆毁教堂的替代方案 (Hao and Liu 2018)。如果没有来自省里的严厉命令，也许三江教堂不会被彻底拆毁。在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早期，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只是采取了缓慢应付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在2014年3月28日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督促地方官员显示行动的决心和加速行动。只是迫于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重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推进这场运动。与此同时，当局增加了对积极展开运动官员的奖励。例如，盛秋平在2014年4月28日三江教堂被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2014年6年，他就被提升为义乌市市长，继而在义乌地区强拆了大量的十字架。到了2015年12月，盛又一次被提升，成为了义乌市委书记。

结论

最近这些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例如，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曾公开指出宗教场所发展“过热” (Zhu 2013)。党和政府宗教事务管制部门一直以来试图抑制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就会尝试通过某些政治试验来取悦中央高层、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省把强拆十字架运动包装在“三改一拆”行动中，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试验。然而，这是一场严重低估了基督徒抵抗力的鲁莽运动。这种低估或许是因为众所周知浙江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他们常常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考量而表现出妥协倾向(Cao 2010)。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许多基督徒商人确实表现了静默无声，因为他们受到查税或审查其他经济活动的威胁。然而，许多牧师和传道人没有对于经济损失的担忧，他们带头护卫教堂和十字架，这会对他们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Zhu 2017）。许多普通基督徒也挺身而出，在面对拆迁队的冲突中，用他们的躯体保卫十字架。

为了应对基督徒的抵抗和法律上的挑战，浙江当局匆忙出台了新规定，希望以此使得强拆运动显得合法而又合理，但是这样的举措如此荒谬，以至于不仅招致了浙江省内外著名基督徒领袖的众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其他省份党政官员的批评。由于这种仓促的决定、不合理的规定，以及执行上的无能，这次失败的运动损害了浙江当局的形象。

如果将这次运动实际拆除十字架的数量与最初秘密文件中设立的目标相对照，显而易见，这次强拆十字架运动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伤害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过去几十年里，党和政府曾刻意竭力地把这些官方协会描绘成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然而，这些协会的领导却表示此桥梁已经因为这次“荒谬”或“邪恶”的运动而断裂。在信徒中重建对这些协会的信心即便仍有可能，也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在这个运动中对一些最著名的反对者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惩罚手段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顾约瑟牧师的无端指控，可以被看作是出于恢复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基督教协会信心的精心考虑。然而，金华的包国华和邢文香牧师仍在服刑，张凯律师等人还在“取保候审”。因此可以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尚未真正结束。

假如这次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成功了，它就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省份。鉴于它的失败记录，其他省份不太可能跟风。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基督教仍旧被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威胁，其他省份或地方官员就有可能为了获得奖励而以别的方式来压制基督教。

确实，近几年总体的政治气候使得打压基督教的运动增加了可能性。这种政治气候包括战斗的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为当局的威权行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2018年的2月，新的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生效。

我们的空间分析显示，虽然同样拥有大量的基督教堂，有些地区遭遇了十字架被大量拆除，而有些地区则基本上安然无恙。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环境，省委和政府下达拆除教堂屋顶十字架的命令，在不同地方执行力度很不一样。不是全省都步调一致地执行，地方官员中对待强拆令的配合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有些地方官员并不认可这次运动的目标。这个事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便更大的压迫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我们仍可预见，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必将会有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正如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303年至313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个严厉政策是不可能的。公元四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于公元313年由米兰赦令终结。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像过去四十年那样持续增长，那么，类似米兰赦令的转折时刻或许不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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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作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谢选骏指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终于失败了！那么，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为何失败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得罪了上帝！上帝甚至愤怒降罚，2019年武汉瘟疫全球爆发！那么，为何不是爆发“浙江瘟疫”呢？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奥秘。现在我们不懂，以后一定会懂的！

谢选骏：拆毁教堂激起了街头冲突

 

《中国街头的时代冲突》（2022-12-08 联合早报）报道：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这次貌似突发的抗议运动，或称“白纸革命”，或谓“A4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不出所料，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很快就陷入陈旧的话语体系。国际舆论的套路是“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 制”“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国官方尚未正式表态，但官派舆论是同样没有新意的“境外敌对势力”操纵“颜色革命”。 这种好人坏人、正义邪恶的套路，只能将人带入死胡同。我们需要的是前因后果的客观分析。

国际大众传媒给人的印象是星火已经燎原，中共不得民心。然而，比起这三年来西方国家的那些暴力抗议规模，中国的连零头都不到。中国的封闭与世界的开放的对比，一方面产生于中共过度防疫，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躺平，屈服于疫情，并且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到目前为止的冠病总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国不过5200余人，而美国则超过110万。

中国的问题是过分“制度自信”，一个“生命至上”的口号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推出了一套狭隘的、顾此失彼的抗疫政策。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警告过“不可持续”，中共二十大报告仍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地方政府在高 压下层层加码，官员唯恐本辖区出现冠病死亡病例，不顾一 切全力封堵，最终引起了这次大爆发。

八九的回音

一个将“90%以上支持率”挂在嘴边的政府，突然遭遇大规模抗议，既尴尬也迷惘。三年之久、无处不在的防疫限制措施积攒了大量干柴，造成了超越阶级和地域的挫折感和愤怒。在动辄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封锁期间，农民工在食品短缺和失业问题上苦苦挣扎，大学生被关在校园里，城市里的上班族无法出行，中小企业和摊贩大批倒闭，急症和病危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他们的愤怒都指向同一根源。这是1989年后罕见的，也是当局最害怕的。

狭隘的防疫政策聚焦于数千人的冠病死亡，而忽视上万人的连带死亡、数亿学生的学业、14亿人的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这样的决策看不出集体智慧和科学逻辑，更看不出民意的参与，而带有个人独断“为民作主”的浓厚色彩。例如美国顶级公共卫生专家福奇就看不懂，为什么中国将百姓封了三年，却没有努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为封控而封控？这里隐隐乎有“制度自信”的荒唐逻辑作怪。示威爆发后马上就全面松动，而准备不充分的解封，有可能造成冠病死亡的海啸，酿成一个新的危机。这些都指向抗疫政策的任性。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年轻人面对镜头发话毫无遮掩，诉求远远超出个人境遇。一名女生领读了北京四通桥的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次示威者的口号同1989年几乎一样：人权、自由、 民主、法治和反独裁、压迫。1989年正值西方新自由主义上升期，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前夜。现在情况正相反，用中共的话讲就是“东升西降”，所以这次抗争的意义比八九更加深远——这里没有了对自由主义的幻想，只有人类共同价值的诉求。

活在不同时代的人

A4运动街头上是两个时代的冲突。现今的最高领导层都是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年轻时代的境遇，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物质生活条件、工作行业等等，完全没有可比性，共同的语言不多，注意力也不在一个方向上。但后者更能体现时代的脉搏和价值观，A4运动得到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广泛声援，就是佐证。

现代社会是动态的，靠的是知识更新而非经验积累，是创新而非传统。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为老人设计的；官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去，到最高层时一般都六、七十岁了，和最年轻的成年人至少差了两代。领导班子以年龄划代，每一代班子成员的背景都很相似，彼此间有共同语言。每上一个台阶，他们就有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自由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抱负，上一个时代铸就的世界观就开始影响政策，不自觉地把一个理想化的过去带了回来。过去领导现在，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

比如，在老一代的红色教育中，个人服从组织、“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一旦党召唤，“打起背包就出发”。 这种观念和行为准则，顺理成章地化作“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绝对忠诚”等等。年轻一代会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权的老一代乐此不疲。对一个经历过极端贫困、睡过布满虱子的窑洞的人来说，今天的年轻人吃这点儿苦就抗议，简直是矫情。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如同隔雾看山；而这些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是他们生活和自我身份的核心。当权派不自觉中就会侵犯到这些权利——这次封控中更是肆无忌惮，并对年轻人的激烈反弹大吃一惊，无法理解。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这不意味着后者的政府更开明——更多情况下是更腐败、更不堪，但它们没有中共那种全面控制的能力，那里的百姓也因此没有经受中国人在中共治下经受的一切，好的坏的都包括在内。但这一切中共却习以为常。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伟大领袖”的塔西佗陷阱

现代国家遇到大规模抗议时，领导人一般都会出来对全国讲话，或宣布调整政策，或解释坚持的原因，但“伟大领 袖模式”下的国家无法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错的，认错不仅威信扫地，也毁掉这个治理模式，所以错了坚持错下去就对了。历史上真正的伟大领袖都是前一半辉煌，后一半窝囊，落后于时代是他们的宿命。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评论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现代政治更是如此：不仅不认神仙皇帝，而且政客挨骂是常态。在当代中国，“伟大领袖模式”往往勾起人们最黑暗的记忆和共和国最悲催的历史。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领导人物仍带着帝王情结，想过一把个人崇拜的瘾，那么他不仅过气，而且已经坠入塔西佗陷阱。

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法律、道理、制度、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就是论事不论人。世俗化就是摈弃“伟大领袖模式”，在法律、制度、程序、公理、常识、良知面前人人平等。总之，至少要在价值观和行为中融入更多民主、 法治、开明、容忍、尊重等元素。现代政府是不可缺少社会上的批评声音的，这是常识，但这在中共的治理模式中几乎完全缺位。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使刚形成的一言堂遭受一次挫败，实为国之幸事，但远远不够——也许厄运才刚刚开始。

江泽民更接近现代政治家

同胡耀邦一样，江泽民在去世后也意外收获了空前的尊敬和怀念，这是因为人们记忆中的他那个时代更开明、自由、向上，更少正统的禁忌。中共在江的治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他的“三个代表”大大冲淡阶级身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剥削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念，把资本家也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通过推动加入世贸组织，他还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些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也同当今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江泽民比中共迄今所有领导人都更接近现代政治家，不故作威严神秘，是个性情中人——总挨骂却总是乐呵呵的，在国际舞台上能歌善舞，在外国记者犀利提问下也不怯阵。 这也难怪，江在1949年前就完成大学教育，眼界比较开阔。而胡锦涛以来的领导层大都是在封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红色正统深入骨髓。

动辄骂领导人、喊他们下台并不是什么好行为，往往起破坏作用，但这是现代公民的本色。当代年轻人见识广，在他们眼里，领导人没那么神圣，说不定还真认为是为自己服务的。这同文化传统中要“舍得一身剐”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观念相比，非常没有敬畏感，但也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要克服代差效应，就必须扩大和强化社会的政治参与，而且领导人也要习惯挨骂的现代政治常态。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将近十年前开始的“强行拆毁教堂”的恐怖主义运动，层层加码，终于激起了街头冲突。

《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在扩大反对人群》（民生观察评论 2015-08-31）报道：

以2014年2月27日的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始，迄今一年半时间，浙江省已经强拆、偷拆乃至烧毁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座教堂的十字架。浙江的拆十字架风潮以及对守护教堂、十字架的教会信徒约谈、传唤、殴打，已成为震惊海内外的侵犯信仰自由的野蛮宗教迫害。

对十字架强拆的名目是2013年11月浙江省政府推行的“三改一拆”政绩工程，“三改一拆”即指自2013年至2015年在浙江全省推行的“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旧城中村和拆除违章建筑。拆除十字架的风潮就被划入了“三改一拆”的名目，由政府开出的的书面拆除通知名义上是“拆除违章建筑”，并无“十字架”字样，但事实是真正的违章建筑没拆，而是就拆十字架，而且发出“不拆十字架就拆教堂”的威胁。

把十字架列为违章建筑拆除之荒谬，可为天下奇闻。更为荒谬的是，招致国际舆论哗然的温州市永嘉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这个教堂原设计规模并不庞大，在政府的鼓励下才建设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在一年前被政府评价为温州市样板工程，一年后在拆十字架风潮中就成为政府口中的“违章建筑”而被拆毁，可见“违章”只是借口，实质是典型的“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手法。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经任何法律程序下，官方动用包括武警、特警、城管在内的强力手段，肆无忌惮的拆毁十字架。在事件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抗议下，官方索性扯下拆除违章的遮羞布，在7月10日颁布《浙江省宗教建筑条例》，规定十字架不能立在顶上，只能贴在墙上，等于宣告目前所有的教堂十字架建筑均为非法，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宗教无小事”，这一轮针对教堂的强拆风潮很难视之为只是浙江的地方行为，而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下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内容。

1949年中共建政后，各种宗教均遭到政府大幅打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府调整了宗教政策，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迅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基督徒至少已超过1亿人，而共产党员才8500万，基督徒人口比共产党员还多。有研究显示，倘若按目前的势头增长，中国将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这对列宁主义体系政党的政权稳定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在中国政府的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里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 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

去年纽约时报在《倒塌的基督教堂和当代中国政教冲突》里报道说，《纽约时报》查阅到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的战略的一部分。长达九页的浙江省政策声明中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官员们辩称，教堂违反了规划，然而省里的政策文件表明，这一理由是策略性的幌子。这份名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称，该政策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所以官方应该以严格实施建筑条例为理由，谨慎地采取行动。“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文件表示，并且敦促各级官员把重点放在“非法建筑”的概念上。“要从法律法规去查处，防止授人以柄。”

这份文件明确地显示了浙江拆十字架运动的实质。近年来，官方严打意识形态领域，防止“颜色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猛。在遏制公开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逻辑下，把宗教视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因而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与控制。在此背景下，才有了浙江如此大规模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拆十字架运动。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世俗政权对信仰群体的打压乃至迫害很难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相反的是，信仰的受难赋予了信徒强烈的道义感，为维护最起码的信仰权利，必然从单一的精神追求逐渐介入到对世俗社会政权的抵制、反对、不服从行动，反而成为政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浙江拆十字架运动里，不但信徒为了阻止政府强拆教堂十字架而与拆迁人员爆发冲突，而一向与政府合作的官方性质的宗教机构“三自教会”也开始公开反对官方的宗教政策。7月5日，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及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公开声明，明确要求停止十字架的强拆行动，明确指出此属违宪行为，公然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7月28日天主教温州教区全体神职人员就此次强拆十字架事件向全国同胞和基督徒发布“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的公开信。

权力对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践踏，使原来并不挑战现行政权的基督徒群体的心理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促使一个庞大的群体开始关注公共议题，乃至从要求信仰自由到自觉追求政治自由尚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体制的极端控制社会手段在使反对人群扩大，社会转型临界点已在加速化。

如此，官方真的应检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拆十字架运动是不是能实现自己的初衷？或者是恰恰相反！

谢选骏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拆十字架运动是不是能实现“官方”自己的初衷？恰恰相反！因为拆毁教堂是一种恶劣的土匪行为，必将激起街头冲突。而现在看来，其中间环节和事实逻辑就是“武汉肺炎——全球瘟疫——动态清零——全民抗争”！

谢选骏：日本有事就是中国有事——进出日本、东京屠杀

《日自民党高层：北京军事行为印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2022-12-11 联合早报 ）报道：

正在台湾访问的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一说，中国大陆导弹在对台军事演习期间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印证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日关系永续论坛星期六（12月11日）在台湾举行开幕式，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嘉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泉裕泰、日本众议院议员萩生田光一、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等人出席。

萩生田光一这次访问是日本自民党高层19年来再度访台。

针对区域形势，萩生田指出，日本不乐见通过武力片面改变现状行为，不论有何纷争，都应以法治为基础，以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日本、台湾、美国今后会坚定携手前行，日本在当中也会发挥坚强的领导力。他说，台湾最靠近中国大陆，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今后是否能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试金石。

萩生田说，日本绝对无法接受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通过军事提升紧张关系的行为应当有所节制。中国大陆在今年8月初对台军演期间，有五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大陆的行为印证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

萩生田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持续向前迈进，这个方向在今后也不会改变。但是，仅歌颂和平并不能代表日本的和平受到保护。日本在坚守“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之余，对于意图攻击日本的对象，必须让对手不敢轻易行动，并明确向外界传达日本具备能力，因此在强化防卫能力同时，日本也将保有并增强反击能力。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愚蠢，所以夸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岂不知这等于在迫使事态走向“日本有事就是中国有事”——那等于给予了一个未来中国“进出日本、东京屠杀”的事前授权。

《安倍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北京约见大使表抗议》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通过视讯参加台湾智库会议时表示，如果北京攻台，日美同盟绝不会袖手旁观，请中方领导人不要误判。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华大使表示抗议，日本内阁回应称不同意中方的“单方面观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2021年12月2日12月1日晚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

当日早些时候，安倍晋三在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台湾智库论坛会议的时候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他警告北京方面不要误判，并称如果中国进攻台湾，日本和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而且此举也会给中国自身的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安倍提醒“中国领导人切勿误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时表示，考虑到中国大陆在香港加强管制，“不能让在香港发生的情况发生在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自说自话”。

华春莹在周三晚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时表示，安倍的“极端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衅中国主权，悍然为台独势力撑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她还提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此前，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也已经对安倍的相关言论做出了回应。他指出，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还警告“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也不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周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Hirokazu Matsuno）对中方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一事表态。他说，日方不同意中方的处理方式，因为安倍晋三已经不再是政府官员，因而日本政府不便对其言论发表评论。

松野博一还指出，垂秀夫大使在会见时表示“中方有必要理解，在日本国内存在这样的观点，日方也不能接受中方在这类问题上的单方面看法”。

安倍晋三去年以健康原因从日本首相一职卸任，但他目前仍是议会最大党派自民党的领导人，党内影响力尚在。

谢选骏指出：北京毫无雄心志，一心只做缩头龟——所以无能理解历史的船头正在朝向“日本有事就是中国有事——进出日本、东京屠杀”的方向演变！

日本有事就是中国有事：进出日本、东京屠杀——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蛮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边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部队……日本迟早要和中国整合为一。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不服不行，不服只有遭到铲平。

谢选骏：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

 

网文《一次全城停电，让纽约一夕之间化身“罪恶之都”》报道：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夜自修时突然遭遇停电，本来安静的课室瞬间就沸腾了起来。有些调皮的同学甚至会趁着一片黑暗起来走动，或者吓唬一下其他人，黑暗中就算老师赶到现场也没法马上让大家恢复秩序。

后来又是如何恢复安静学习的呢？最常见的当然是恢复供电，重新亮起灯光的课室会在一阵嘘声之后，马上重新获得一班安分的乖学生。要不然就只能靠学霸们的小台灯或者老师手机的闪光灯了，总之要先有光，然后才有秩序。

那么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特大城市突然停电25小时，全城陡然之间陷入黑暗又会发生什么呢？人在黑暗的环境中更容易动歪脑筋吗？照明设施的普及能显著降低地区犯罪率吗？关于这些问题，一段令人唏嘘的“纽约往事”或许能给我们答案。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几十年前由大停电引发的一系列历史事件——“1977纽约大停电事件”。

惊雷从天而降，陷入黑暗的城市

1977年7月13日的晚上，由于天空不作美，纽约上空此时天上乌云密布，随着对流发展旺盛积雨云在纽约上空不断累积，云层中的正负电荷终于开始逐渐按捺不住躁动的情绪，大量电荷要找到一个通道来泄放。于是，一道道惊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纽约市街道在一次次的闪电中彷佛白昼一般。

事实上，在多雨的夏季，这种级别的雷雨也确实算不得什么奇景，但在众多直击雷的轰击下，恰好有一道击中了变电站，这便是纽约市布坎南南部，靠近哈德逊河附近的变电站。这座变电站因为疏于维护，很多设备都出现了老化现象，比如主变压器的绝缘介质层，就因为风吹日晒而出现表皮脆化剥落现象，而这些设备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保养，加上时值夏季用电高峰，变压器处于过负载状态运行，温升早就超过了额定值，甚至出现了绝缘油分解现象。

而这道惊雷则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堪重负的变压器在雷击发生后终于跳闸罢工不干了。这种情况虽然紧急，但负责纽约供电工作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还是有着相关的预案，并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但就在应急措施采取不久，第二道雷击又击坏了一条“345kV的输电线”，随后电力公司试图在威彻斯特郡电站启用一台紧急发电机发弥补电力缺失，但由于站内没有人员值班，导致远程调度启动发电的计划失败。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晚9点左右，扬克斯郡的“布鲁克变电站”也被一道雷电击中，随后的跳闸使得又一条主要的输电线路被切断。在丢失了两条输电线路后，剩余线路显然不足以支撑整个大纽约地区的用电需求，整个电网都处于严重的超负载运行中。于是，电力公司为了保护电网，决定切断来自新泽西州的供电。晚上9点30左右，随着位于长岛的纽约市最大的发电机组Ravenswood3关闭运行，整个大纽约地区随即陷入一片黑暗。

红绿灯消失，隧道关闭，汽车像没头苍蝇一般乱开；地铁站瘫痪了，机场停飞了，很多人滞留在站台；路灯不亮，电梯卡住，呆在家里的人点起蜡烛；电视和广播停播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般，2000万纽约人无比恐慌。

失业率居高 经济滞涨

在这里我们先插播一个背景环境，七十年代开始，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和信用的扩张，加速通货膨胀的飞跃发展，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政府主张用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增加联邦政府开支，曾多次运用总统否决权反对减税。1975年第一季度，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2%，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达10%以上，失业率达到8.3%，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动荡不堪。1977年虽然开始缓慢恢复，但实际情况仍然危如累卵，社会仍然处于一个十分不稳定的时期，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可想而知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群众早就憋着一股火。在这种情况下，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全城停电带来的后果如何，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接下来的剧情。

“暗黑之夜”的诞生

停电的一瞬间，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路灯灭了、通讯断了、交通瘫痪了，一切现代城市赖以生存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全部失去了作用。更加可怕的是，那时可没有什么现代化的监控设备，照相机和摄像机也绝对是个稀罕物件，人们手中也没有照相和摄像功能强大的手机在身边。

于是，人们惊讶的发现，在这样一个全城陷入黑暗的夜晚，警方不知道哪里发生，受害者也无法通过电话报警，也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犯罪者面貌的相机。只要犯罪的时候不是运气太好被巡逻的警察当场抓到，无论做什么坏事似乎都是不用承担后果的。

所以，这突如其来的全城黑暗瞬间点燃了身陷经济困境之中人们心中的怒火，也让平时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和地痞流氓看到了机会。停电后仅仅两个小时不到，纽约街头便开始出现了一群群的贫民、流浪汉和地痞流氓，他们聚集在一起，趁着夜色砸碎一个又一个商店的橱窗，将里面的商品洗劫一空。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仅5个街区内就有多达75家商店遭到抢劫和破坏。同样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维克（Bushwick），疯狂的人们甚至引燃商铺，消防队忙通宵到第二天一早还有25场大火在等待已经精疲力竭的他们。百老汇附近有134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同时其中的45家被纵火烧毁。最离谱的是布朗克斯（The Bronx）一家通用汽车公司的经销店内，50辆庞蒂亚克汽车悉数被偷走。像这样的案例多到警察根本处理不过来。

《纽约邮报》的报道很好地描述了这个夜晚：民众们试图抢掠他们一切能够看到的东西，从豪华汽车到自行车，从家电用品到娱乐产品，甚至连晾衣架都没有放过。在这个黑暗闷热的夏天，纽约市的街道变成了战场，甚至连抢劫者也遭到了抢劫。没有光明的夜和泯灭的人性，到底哪个更黑暗？

直到第二天早上，电力才逐渐开始恢复，到晚上10:39，整个城市的电力才彻底恢复。这时的纽约大部分街区，一片狼藉。幸运的是，虽然有大规模的抢劫和暴力，但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少年在街上被枪杀。

事后统计整个纽约市一共有1616家商店在黑暗中被抢劫或破坏，火警前前后后赶赴处理了1037起火灾。出动试图维持秩序的警察逮捕了3776人，而实际参与了盗窃、抢劫、破坏等犯罪行为的总人数显然还要更多。经估计，损失成本超过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2亿美元。

参与活动的警察在受访时回忆，当时场面极度混乱，一时之间警方又完全组织不起来像样的行动方案。他们在街上逮到各种搬着电器家具的市民们，对不听劝告的犯罪人员进行抓捕。但如果仅仅带走人那些赃物肯定很快又会被后来人“捡走”。所以最终常常是警车的后排挤着几个囚犯，后车厢里还堆着几台电视，赃物中间甚至还塞着一两个被拷上的囚犯。

这临时增加的三千多囚犯让纽约十分有限的牢房人满为患，警方甚至需要征用一些小区的地下室或公共建筑来安置他们。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拥挤的警局，很多老警察担心明天一早不知道要去勘察多少凶杀案现场。相信当晚参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在今后的人生中，每当回忆起那个夜晚，也一定会表示简直是“噩梦一样的夜晚”。

人性最终极的考验 科技带来光明

黑暗与混乱的环境给了人性最终极的考验：当恶行难以被察觉到，你还会坚守道德吗？在1977纽约大停电这一夜中，警察、消防员与街头犯罪者们度过的是疯狂的一夜，但其实也有人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段时光。当我们回头审视历史，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在这一夜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整个纽约市有50多万人因停电受困在地铁车厢中，长达数个小时的黑暗里，很多乘客因此奇遇而拥有了一段有趣的“被迫营业”社交体验。集体唱歌的、分享零食的、手牵手汇成人流走到地铁出口的……甚至有在拍掌的节奏声中集体起舞消磨时间的人群。

电梯停运的纽约各大高楼中，人们自发组成了一个个临时社交场合，喝酒聊天结识新朋友。一些餐厅为店里的客户点起烛光晚餐，公寓中的一些住户友好地互借蜡烛或者齐聚大厅，红绿灯失效的街头还有年轻人主动当起临时交通指挥员……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尚无让整座城市长年彻夜灯火通明的能力。不管是古代的中国还是世界上很多较为发达的国家地区，我们都只能通过宵禁这一手段来管理城市，这其实也是对人性中会在黑暗里滋生的“恶”的主动规避。中国古代开放宵禁的节日里，整座城市必定是经过严格规划灯火通明彻夜的。而从这个角度看来，完全可以说是科技的发展才给现代人类带来了真正的夜生活。

一场大停电滋生的几千例犯罪行为，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变得满目疮痍的纽约市。历史的教训足以给予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在黑暗中人性可以达到的邪恶程度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如果科学与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抑恶扬善”，那何乐而不为呢？

“有趣”的奇妙后果

最后和大家分享两个，在经历大停电所产生的奇妙后果。其一，众所周知，嘻哈（Hip-Hop）文化最早便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贫民窟，而在这次“1977纽约大停电”后引发的骚乱中，各类打砸抢人群的主要来源便是各类贫民窟以及底层社区人群，其中大批黑人在这次骚乱中充当了急先锋。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很多黑人歌手在这次骚乱中得到了此前梦寐以求的昂贵音乐器材，完成了器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在这件事之后，纽约便迅速诞生了一大批嘻哈乐手，他们正是借由那天晚上获得的音乐器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使得嘻哈音乐快速崛起。比如著名嘻哈文化鼻祖“柯蒂斯·费舍尔（Curtis Fisher）”便是此次骚乱的最大受益人之一，这个叫费舍尔的男人借助大停电那晚顺手牵羊搞来的器材不断精进技艺，最终成为了嘻哈音乐的祖师级人物，名为“卡扎大师”，而他的同伴DJ Disco Wiz则跟他一起组成了“冷挤压兄弟乐团”。在多年之后的采访中，他亲口承认了当晚的行为，并表示：“正是借助那混乱的一晚，很多根本买不起音乐器材的底层黑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音乐设备，让Hip-Hop这种原本只是在布朗克斯地区小众流行的音乐真正传到了纽约其他各个街区，并迅速流行全美扩展全世界。”

其二，在事件发生9个月后纽约出现了大规模的婴儿出生潮，医院的婴儿出生率急剧上升。这充分解释了那个大停电的晚上，没上街抢劫的人们都干了什么传统的娱乐项目。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如果灯光和电视都熄灭了，那将为浪漫摆上桌子……”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而这次纽约大停电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是蝴蝶效应的最好呈现，一个普通雷雨夜的雷击，竟能引发全城大骚乱，进而使嘻哈艺术走出布朗克斯地区成为世界级文化，这是多么戏剧化的结果。

网民嚎叫：

Sans2000 今天 04:18

那時候需要靠全城停電化身罪惡之都，現在還需要靠停電嗎？

谢选骏指出：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黑暗的环境不仅可以大大增加犯罪率，也会激起人的恐惧和歇斯底里。所以我说，黑暗可以揭示人的本性。至于说到“那時候需要靠全城停電化身罪惡之都，現在還需要靠停電嗎？”——这不过是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黑暗时代更深阶段了。黑暗时代更能揭示人的本性——民主社会抢劫谋杀、专制社会告密构陷……都是黑暗时代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