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街头的时代冲突》（2022-12-08 联合早报）报道：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这次貌似突发的抗议运动，或称“白纸革命”，或谓“A4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不出所料，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很快就陷入陈旧的话语体系。国际舆论的套路是“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 制”“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国官方尚未正式表态，但官派舆论是同样没有新意的“境外敌对势力”操纵“颜色革命”。 这种好人坏人、正义邪恶的套路，只能将人带入死胡同。我们需要的是前因后果的客观分析。
国际大众传媒给人的印象是星火已经燎原，中共不得民心。然而，比起这三年来西方国家的那些暴力抗议规模，中国的连零头都不到。中国的封闭与世界的开放的对比，一方面产生于中共过度防疫，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躺平，屈服于疫情，并且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到目前为止的冠病总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国不过5200余人，而美国则超过110万。
中国的问题是过分“制度自信”，一个“生命至上”的口号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推出了一套狭隘的、顾此失彼的抗疫政策。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警告过“不可持续”，中共二十大报告仍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地方政府在高 压下层层加码，官员唯恐本辖区出现冠病死亡病例，不顾一 切全力封堵，最终引起了这次大爆发。
八九的回音
一个将“90%以上支持率”挂在嘴边的政府，突然遭遇大规模抗议，既尴尬也迷惘。三年之久、无处不在的防疫限制措施积攒了大量干柴，造成了超越阶级和地域的挫折感和愤怒。在动辄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封锁期间，农民工在食品短缺和失业问题上苦苦挣扎，大学生被关在校园里，城市里的上班族无法出行，中小企业和摊贩大批倒闭，急症和病危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他们的愤怒都指向同一根源。这是1989年后罕见的，也是当局最害怕的。
狭隘的防疫政策聚焦于数千人的冠病死亡，而忽视上万人的连带死亡、数亿学生的学业、14亿人的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这样的决策看不出集体智慧和科学逻辑，更看不出民意的参与，而带有个人独断“为民作主”的浓厚色彩。例如美国顶级公共卫生专家福奇就看不懂，为什么中国将百姓封了三年，却没有努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为封控而封控？这里隐隐乎有“制度自信”的荒唐逻辑作怪。示威爆发后马上就全面松动，而准备不充分的解封，有可能造成冠病死亡的海啸，酿成一个新的危机。这些都指向抗疫政策的任性。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年轻人面对镜头发话毫无遮掩，诉求远远超出个人境遇。一名女生领读了北京四通桥的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次示威者的口号同1989年几乎一样：人权、自由、 民主、法治和反独裁、压迫。1989年正值西方新自由主义上升期，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前夜。现在情况正相反，用中共的话讲就是“东升西降”，所以这次抗争的意义比八九更加深远——这里没有了对自由主义的幻想，只有人类共同价值的诉求。
活在不同时代的人
A4运动街头上是两个时代的冲突。现今的最高领导层都是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年轻时代的境遇，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物质生活条件、工作行业等等，完全没有可比性，共同的语言不多，注意力也不在一个方向上。但后者更能体现时代的脉搏和价值观，A4运动得到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广泛声援，就是佐证。
现代社会是动态的，靠的是知识更新而非经验积累，是创新而非传统。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为老人设计的；官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去，到最高层时一般都六、七十岁了，和最年轻的成年人至少差了两代。领导班子以年龄划代，每一代班子成员的背景都很相似，彼此间有共同语言。每上一个台阶，他们就有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自由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抱负，上一个时代铸就的世界观就开始影响政策，不自觉地把一个理想化的过去带了回来。过去领导现在，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
比如，在老一代的红色教育中，个人服从组织、“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一旦党召唤，“打起背包就出发”。 这种观念和行为准则，顺理成章地化作“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绝对忠诚”等等。年轻一代会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权的老一代乐此不疲。对一个经历过极端贫困、睡过布满虱子的窑洞的人来说，今天的年轻人吃这点儿苦就抗议，简直是矫情。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如同隔雾看山；而这些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是他们生活和自我身份的核心。当权派不自觉中就会侵犯到这些权利——这次封控中更是肆无忌惮，并对年轻人的激烈反弹大吃一惊，无法理解。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这不意味着后者的政府更开明——更多情况下是更腐败、更不堪，但它们没有中共那种全面控制的能力，那里的百姓也因此没有经受中国人在中共治下经受的一切，好的坏的都包括在内。但这一切中共却习以为常。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伟大领袖”的塔西佗陷阱
现代国家遇到大规模抗议时，领导人一般都会出来对全国讲话，或宣布调整政策，或解释坚持的原因，但“伟大领 袖模式”下的国家无法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错的，认错不仅威信扫地，也毁掉这个治理模式，所以错了坚持错下去就对了。历史上真正的伟大领袖都是前一半辉煌，后一半窝囊，落后于时代是他们的宿命。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评论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现代政治更是如此：不仅不认神仙皇帝，而且政客挨骂是常态。在当代中国，“伟大领袖模式”往往勾起人们最黑暗的记忆和共和国最悲催的历史。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领导人物仍带着帝王情结，想过一把个人崇拜的瘾，那么他不仅过气，而且已经坠入塔西佗陷阱。
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法律、道理、制度、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就是论事不论人。世俗化就是摈弃“伟大领袖模式”，在法律、制度、程序、公理、常识、良知面前人人平等。总之，至少要在价值观和行为中融入更多民主、 法治、开明、容忍、尊重等元素。现代政府是不可缺少社会上的批评声音的，这是常识，但这在中共的治理模式中几乎完全缺位。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使刚形成的一言堂遭受一次挫败，实为国之幸事，但远远不够——也许厄运才刚刚开始。
江泽民更接近现代政治家
同胡耀邦一样，江泽民在去世后也意外收获了空前的尊敬和怀念，这是因为人们记忆中的他那个时代更开明、自由、向上，更少正统的禁忌。中共在江的治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他的“三个代表”大大冲淡阶级身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剥削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念，把资本家也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通过推动加入世贸组织，他还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些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也同当今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江泽民比中共迄今所有领导人都更接近现代政治家，不故作威严神秘，是个性情中人——总挨骂却总是乐呵呵的，在国际舞台上能歌善舞，在外国记者犀利提问下也不怯阵。 这也难怪，江在1949年前就完成大学教育，眼界比较开阔。而胡锦涛以来的领导层大都是在封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红色正统深入骨髓。
动辄骂领导人、喊他们下台并不是什么好行为，往往起破坏作用，但这是现代公民的本色。当代年轻人见识广，在他们眼里，领导人没那么神圣，说不定还真认为是为自己服务的。这同文化传统中要“舍得一身剐”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观念相比，非常没有敬畏感，但也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要克服代差效应，就必须扩大和强化社会的政治参与，而且领导人也要习惯挨骂的现代政治常态。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将近十年前开始的“强行拆毁教堂”的恐怖主义运动，层层加码，终于激起了街头冲突。
《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在扩大反对人群》（民生观察评论 2015-08-31）报道：
以2014年2月27日的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始，迄今一年半时间，浙江省已经强拆、偷拆乃至烧毁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座教堂的十字架。浙江的拆十字架风潮以及对守护教堂、十字架的教会信徒约谈、传唤、殴打，已成为震惊海内外的侵犯信仰自由的野蛮宗教迫害。
对十字架强拆的名目是2013年11月浙江省政府推行的“三改一拆”政绩工程，“三改一拆”即指自2013年至2015年在浙江全省推行的“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旧城中村和拆除违章建筑。拆除十字架的风潮就被划入了“三改一拆”的名目，由政府开出的的书面拆除通知名义上是“拆除违章建筑”，并无“十字架”字样，但事实是真正的违章建筑没拆，而是就拆十字架，而且发出“不拆十字架就拆教堂”的威胁。
把十字架列为违章建筑拆除之荒谬，可为天下奇闻。更为荒谬的是，招致国际舆论哗然的温州市永嘉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这个教堂原设计规模并不庞大，在政府的鼓励下才建设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在一年前被政府评价为温州市样板工程，一年后在拆十字架风潮中就成为政府口中的“违章建筑”而被拆毁，可见“违章”只是借口，实质是典型的“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手法。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经任何法律程序下，官方动用包括武警、特警、城管在内的强力手段，肆无忌惮的拆毁十字架。在事件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抗议下，官方索性扯下拆除违章的遮羞布，在7月10日颁布《浙江省宗教建筑条例》，规定十字架不能立在顶上，只能贴在墙上，等于宣告目前所有的教堂十字架建筑均为非法，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宗教无小事”，这一轮针对教堂的强拆风潮很难视之为只是浙江的地方行为，而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下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内容。
1949年中共建政后，各种宗教均遭到政府大幅打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府调整了宗教政策，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迅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基督徒至少已超过1亿人，而共产党员才8500万，基督徒人口比共产党员还多。有研究显示，倘若按目前的势头增长，中国将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这对列宁主义体系政党的政权稳定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在中国政府的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里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 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
去年纽约时报在《倒塌的基督教堂和当代中国政教冲突》里报道说，《纽约时报》查阅到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的战略的一部分。长达九页的浙江省政策声明中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官员们辩称，教堂违反了规划，然而省里的政策文件表明，这一理由是策略性的幌子。这份名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称，该政策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所以官方应该以严格实施建筑条例为理由，谨慎地采取行动。“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文件表示，并且敦促各级官员把重点放在“非法建筑”的概念上。“要从法律法规去查处，防止授人以柄。”
这份文件明确地显示了浙江拆十字架运动的实质。近年来，官方严打意识形态领域，防止“颜色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猛。在遏制公开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逻辑下，把宗教视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因而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与控制。在此背景下，才有了浙江如此大规模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拆十字架运动。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世俗政权对信仰群体的打压乃至迫害很难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相反的是，信仰的受难赋予了信徒强烈的道义感，为维护最起码的信仰权利，必然从单一的精神追求逐渐介入到对世俗社会政权的抵制、反对、不服从行动，反而成为政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浙江拆十字架运动里，不但信徒为了阻止政府强拆教堂十字架而与拆迁人员爆发冲突，而一向与政府合作的官方性质的宗教机构“三自教会”也开始公开反对官方的宗教政策。7月5日，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及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公开声明，明确要求停止十字架的强拆行动，明确指出此属违宪行为，公然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7月28日天主教温州教区全体神职人员就此次强拆十字架事件向全国同胞和基督徒发布“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的公开信。
权力对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践踏，使原来并不挑战现行政权的基督徒群体的心理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促使一个庞大的群体开始关注公共议题，乃至从要求信仰自由到自觉追求政治自由尚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体制的极端控制社会手段在使反对人群扩大，社会转型临界点已在加速化。
如此，官方真的应检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拆十字架运动是不是能实现自己的初衷？或者是恰恰相反！
谢选骏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拆十字架运动是不是能实现“官方”自己的初衷？恰恰相反！因为拆毁教堂是一种恶劣的土匪行为，必将激起街头冲突。而现在看来，其中间环节和事实逻辑就是“武汉肺炎——全球瘟疫——动态清零——全民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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