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追随白左的华人记者因公殉职却没有得到丝毫补偿

《饶引之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枪毙的美联社记者》（2019年12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饶引之的儿子在纽约美联社总部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2019年12月11日）

在70年前的南京，解放军刚刚进城之后，有一名男子每个星期都用打字机打出一些人们看不懂的文字，然后装进信封，送到邮局，寄往香港。就这样，他一直做了一年多。到了1951年，他被当作间谍绑上刑场，枪毙了。

周三，2019年12月11日，他的名字出现在美联社的荣誉墙上：饶引之（Y.C. Jao）。美联社举行仪式，纪念他在中共建政后在南京继续进行新闻报道，为美联社做出的贡献。

时任美联社南京分社社长的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回忆说，中国共产党1949年占领南京后，美联社的美国记者被禁止在中国工作，纷纷被转派到台湾或香港，于是他将南京分社托付给了饶引之。

饶引之每周写出一篇英文报道，寄到香港的美联社分社。因为这些活动，他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被抓了起来，罪名是“间谍”和“反革命”。

饶引之的儿子饶健（Jian Rao，音译）被美联社请到美国参加纪念他父亲的仪式。他说，他小时候看过父亲用打字机写报道，所依据的材料都是当时报纸上的公开报道和他自己对社会的观察。

饶引之曾在1950年致信身在香港的前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弗雷德·汉普森（Fred Hampson），他在信中说，北京不适合美国记者，“长期、暴力的反美宣传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国记者必须谨慎行事，以免被驱逐出境，为外媒撰稿的中国记者更需要加倍小心”。

几个月后，饶引之被请进教化班（Communist Indoctrination Sessions），并被问及与美联社的关系。

1951年2月，美中关系因朝鲜战争恶化，中共开始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1951年2月21日，中共颁布了“镇反”政令，民众被发动起来谴责反革命分子。据《解放日报》报道，几座城市于4月27日同时开始搜捕，抓获了数百名反革命分子，饶引之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家人后来才得知，他在1951年4月29日被中共处决。

饶引之的侄子饶吉龙（Jilong Rao，音译）在2018年时曾写信给美联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特（Gary Pruitt），请求他们关注饶引之的死。

中国法院在1983年拒绝了饶引之家人为其平反的请求。法院表示，饶引之在美国记者被驱逐后，仍会定期为香港的美联社撰稿，相当于是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而稿件中也包含了“谣言、诽谤和反革命言论”。

68年后，2019年12月11日，美联社将他的名字列在了“荣誉墙”上，以此纪念他的牺牲。他的两个孩子特地从中国前来参加纪念仪式。饶健说，父亲为了美联社的工作献出了生命，美联社的纪念仪式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

美联社的执行主编萨莉·布兹比（Sally Buzbee）说，他的名字早该被加到荣誉墙上，“饶引之是在中国动荡时期被杀的，但这不能抹杀他为独立新闻事业而死的事实。我们向他的勇气致敬，向他付出生命，为美联社全球观众所做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致敬。”

谢选骏指出：华人记者为美联社而死，起码是因公殉职，却没有得到丝毫补偿。六十八年之后，也仅仅得到荣誉奖励，就像共产党的劳模一样可怜。

《美联社纪念1951年被中共处死的华裔记者饶引之，将其列入荣誉墙》（13/12/2019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美联社近日把1951年被中共处死的该社华裔记者饶引之(Y.C. Jao)的名字列入“荣誉墙”，以纪念这位为新闻理念牺牲生命的记者。饶引之的两名子女从中国前来参加纪念仪式，长子饶建(Rao Jian)说，美联社此举足以告慰乃父在天之灵。

1949年4月，中共军队攻进南京时，饶引之是美联社南京分社记者，1951年4月，他被共产党以间谍罪、反革命罪两项罪名枪决。

饶引之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美联社说饶引之从来没有当过间谍，他是正派的新闻人，却因此遭到不幸。

美联社表示，饶引之的故事本来几乎被遗忘，2018年他的侄儿饶季龙(Jilong Rao)写信给美联社社长暨执行长普瑞特(Gary Pruitt)，请他帮忙回顾，因为中国的法院1983年拒绝平反根本没做过间谍的饶引之。

普瑞特有意帮忙，但苦于缺少档案与证据，幸好当时南京分社主任塔平(Seymour Topping)98高龄还健在，帮美联社回顾也见证了饶引之的贡献。

中共军队进城后，美国记者不是转到台湾就是转到香港，塔平离开南京的时候，把分社钥匙交给饶引之。饶的儿子说，当时父亲不觉得自己有何危险，还以为可以当作美联社和中共之间的桥梁。

塔平也在自己的著作《冷战的前线》（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ld War）中，说饶引之一开始也以为中国“解放”了，充满乐观情绪，可是入夏以后，共产党开始严控社会，饶变得谨言慎行，他已经不信任共产党。

饶曾上北京，请中共发给塔平签证，让美联社恢复中国报导，还把经过写信向上海分社主任韩普森(Fred Hampson)报告，信中透露内心对时局的不安。

绕在1950年的信上说，他得老实讲，北京不适合美国特派员生存，长期以来的反美宣传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发酵、生效。

随后，饶引之被中共抓捕送到劳改营，要他交代和美联社的关系。1951年，美中关系随韩战恶化，4月29日饶引之被处死。

谢选骏指出：这位华人记者以为“中国解放”了，相信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可见他是一位追随美国白左的华人记者。他的因公殉职没有得到丝毫补偿，可见这在白左心目中一钱不值。

《在一片对于原美联社记者饶引之的哀悼声中，仍不明就里。从网上找到一段，或可解惑。还真不好找。》（技术员 2019-12-15）报道：

《中共中央关于通令与我尚无外交关系国家的记者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给华东局的批复》（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

（一）沪市委未敬电、宁市委申陷电、汉年申陷电均悉。

（二）请上海市军管会即日通令与我尚无外交关系之各外国在沪记者与各该外国的通讯社之中国记者，自即日起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包括停止拍发新闻电。

（三）对于各外国记者的政治态度，请作详细调查，以待其所属国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之依据。

（四）同意南京市委申陷电对张国兴、饶引之的各项办法。

中央

酉江

 

《饶后来被杀的原因，并没有涉及。》（萧岚  2019-12-15）报道：

回答: 在一片对于原美联社记者饶引之的哀悼声中，仍不明就里。从网上找到一段，或可解惑。还真不好找。 由 技术员 于 2019-12-15 08:59:24

中央的电文只回复了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的请示，不许外国记者在中国拍发新闻电讯稿。下面最后的原始资料，有详细电文。有历史学博士以此做专门论文。

但饶后来被杀，仍不知原因和罪状。因为继续寄信联系发稿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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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解读的技艺

——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为例

[受现场影响，原讨论内容较为分散，因此本篇整理稿以主持人介绍-主讲人解读-提问-回答的形式整理，顺序略有调换，内容不变，敬请谅解。]

主讲人：徐进（华东师范大学）

主持人：刘诗古（香港中文大学）

整理：黎心竹（南京大学）

时间：2016年9月10日周六19:30-21:00

主持人介绍

刘诗古（香港中文大学）：徐进（博士），现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目前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社会史。2009年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杨奎松教授。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很快将有专著出版。近期有一篇关于徐进兄的笔谈，通过笔谈大家对徐进兄可以有个基本的了解。

主讲人解读

徐进（华东师范大学）：今天的史料解读课其实是在刘诗古兄的推动下开始的，一直以来，当代史研究中都有一个问题——对史料的处理还太过平面。我指的平面就是说大家在用这个史料写文章或做分析的时候，读法很粗糙，往往只是根据文章的字面意思，不做细读，也不会深挖。

那么，大家今天就通过阅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则前4篇史料，首先明白怎样才是深入的分析史料；其次，明白如何把史料当做线索来找到研究的问题。我主要偏重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尤其是建国以后乡村的粮食问题，这个史料对我而言也是陌生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史料课要做的就是阅读一个陌生的史料。对于一个新材料，我们如何开始分析和寻找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刘诗古总结）。

大家阅读了前四则史料，我们会提出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就文献本身，先来理解每一句史料的意思，再去探讨，我们可以深挖哪些问题。比如杨芳同学说的，“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和潘汉年等就外国记者新闻报道问题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南京市委和潘汉年的请示（不允许外国记者的报道活动）。就中央回复上海市委的请示可看出中央的态度强硬些，无论是谁都要停止拍发新闻；在时间上，上海市委发的请示是8月24日，后两则则是9月30日，中共中央在10月3日批复。可见，对国外记者的限制越来越严。是否与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有关呢。”这些都属于字面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先就字面含义进行理解。

再比如，我想到的几个问题，第一，后几则基本都在讲的“新闻优待”，那所谓的“新闻优待”是什么意思？第二，南京和上海市委处理国际新闻电的问题，他们具体的禁止的时间和举措，两地好像也有差异？第三，为什么到1949年，按照这个史料，是什么事或什么原因促使上海市委8月24日停止国际新闻电优待？这些当然都是比较基础的问题。

那在这些基础上，杨芳还提到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上海8月24日的请示为什么中央一直到10月3日才予以回复？

大家提的问题都很好，但我们必须先从文本本身的意思开始。

同样是从文本来推演，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种推演方式：其一，字面-理解-提取方向各异的线索-时间，层层递进的分析方式，可能会有多条线索，不一定要拘泥于你最开始想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从史料中发现线索，找到研究对象；其二，字面-解读（带入时间）-线索提取，这是交错的分析方式。

[方式一]

第一，新闻优待的问题，优待是指什么？一个优待是价格的问题，另一个优待是排序问题。那我们现在提出的新闻优待问题是我们对文本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弄懂每一个词的含义。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南京和上海的差异，解读史料要注意到差异。我原来的理解是，南京上海都能发，但因为南京已经先停了，所以他们从南京请示能不能去上海发，但是根据诗古兄的信息，只有一个上海国际电台，南京连了线，那么根据这个信息就可以理解史料中的一句话，第三页附二“彼等是否仍可进行采访及自宁寄稿至沪拍发”，这一句有两种理解：南京不允许了，所以他们去上海，我们仅就这个文本可以这么理解；那根据诗古兄的信息，我们在理解是又多了一层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南京不能发了，而是南京能发，但所有的电报都要到上海去发，这里面，包括连线的问题，都还要再考察，可以看到，从这个问题里，其实我们找到了一个研究的线索，这条线索也许能和文本字面的意思——停发新闻电、新闻优待联系起来，也许能独立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找线索。

（蒋渊：1949年，4月23日，从国际电台南京支台电路上传来了南京解放的喜讯。广大职工奔走相告，整个报房直至全台都沸腾起来了。广大职工纷纷提出，推派代表与行政当局谈判，要求发放应变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邮电工运史料征集小组编,上海电信系统职工运动史料第二辑1945.9-1949.5,,1987.02,第116页]）蒋渊的资料很好。

第三，时间性的问题，我们把问题集中在8月24日的请示为什么到10月3日才回复。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是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回复慢，但我们要根据其他史料来判断这一段时间是长了还是短了，（王立桩：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问题不成立，那当然可以被推翻。但根据我看到的史料，这段时间确实很长，这个问题是可以成立的。（黎心竹：7月31日，上海已经先提出取消发新闻电优待的请求，8月1日周恩来批示，时间很短。史料：《对上海市委关于外国记者发电优待问题电报的批语》，《建国以来的周恩来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黎的信息提示两点，第一点常规回复会很快，周马上回电可证。因此一个月的回复时间是因中央有所考虑，不是一个常规的回电时间。（刘诗古：周的回复是很有意思的，他提到了要考虑国际公约，说明他们考虑的还不是很清楚。）

时间的问题上，还可以进一步深究。8月24日出现新闻电，字面上的意思是对中国做了歪曲报道，但是如果我们放到时间性上考虑，如果我们把事件纳入到时间的脉络去考察，其实新闻电问题的最早提出不是在8月24日，4月30日前后，南京就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黎心竹：“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93页。]，材料的时间是4月30日，这时南京已经出现擅自停发新闻电的情况了。）因此，时间性的考察对解读史料而言非常重要，通过这样我们可能就更能理解停发新闻电和外交问题之间的关联。

[方式二]

再反过来推，即使我们盯着文本，可能也能找到线索，第一篇资料“请上海市军管会即日通令与我尚无外交关系之各外国在沪记者与各该外国的通讯社之中国记者”，“以待其所属国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之依据”。如果稍微细心点，把时间带入进行解读，这则文件内容看起来常见，但其实提示给我们的信息是10月3日这个时段，中共可能在考虑什么人能承认他们，什么人能建立外交关系。

再考虑到当时的背景信息，49年以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没走，还在中国，中国在6月发表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讲一边倒，但中国和美国这个时候还是一直在谈，关于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可以参考牛军老师等人的研究。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信息能够支持我的推断，10月3日时候，中苏建交了，10月3日中苏建交也是这则批示发出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推断，49年10月、8月前后，中共在考虑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和停发新闻电这个事件有没有关联？是否是因为这个关联导致了回复的延迟？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可能有关联，那就为我们解读这个时间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

刘诗古：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对待一份材料就要这样认真去解读。概括徐进兄总结，史料解读：1、史料的时间性，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理解；2、去理解史料中任何你不理解的字，以及尽可能搜集到的外围文献，帮助我们去理解一则单一的史料；3、关注史料中反常的现象或逻辑，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入手，像侦探一样去发现历史。我想这些方法或原则，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感觉，但是在真正的研究中，大家还是太轻易放过了一则史料，没有去深入解读和分析，就错过了。于是造就了非常多流于叙事的简单表述，而没有去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和其紧张感。我觉得徐老师一直强调的史料解读，对我们大家做当代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比照古代史的研究，因为史料相对稀缺，一个字都要认真的反复解读和讨论。当代史这一方面显然远远不够，拿到资料就写个故事，结果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讲了一个同样的东西，还不跟别人讨论。徐进兄今天这个解读，都是提醒大家碰到任何的材料都要有这样的习惯，去理解和把握。一个陌生的史料，也要想到这些问题，形成一种学术本能。

徐进：再提到讲故事的问题，在我看来，应该首先注重优先史料分析，然后才是讲故事。

刘诗古：深入解读和讲故事不冲突，反而应该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要写好的论文，有深度的研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要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更要大量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解史料是第一个重要基础，在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讲出有意义的故事。

李坤睿：当然讲故事的前提是对历史的脉络和复杂性有很好的把握。掌握不够深入的话，还是不宜模仿西村学派的大牛讲故事。

徐进：我们一定要以今天的标准来审视自己的文章，史料分析的深入程度决定了我们的文章有多大的价值。今天我所列的资料是黎心竹同学所查，这方面的研究权优先归于她。大家注意这里受到的启发，一定在研究中注明。

问题一：中国国际新闻电的历史

郭志东：我感兴趣的是，国民党时期如何进行新闻管制，尤其是涉外新闻管制。中共建国后，是延续了既有政策，还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改弦更张。

刘诗古：原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电信局是国内重要通信枢纽局，主要经营国内电报、长途电话和在租界外的市内电话等电信业务，有员工2382人。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发接财字第578号命令，对原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电信局实行军事接管。[《上海电信史》编委会编：《上海电信简史1871-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问题二：张国兴、绕引之的问题

刘诗古：张国兴、饶引之是美国通讯社的中国工作人员。

徐进：张国兴的材料有很多，所以光这篇材料，就可以做一篇论文出来。

刘诗古：但是奇怪的是，从公开资料来看，饶引之的资料是非常少的，与张国兴的资料数形成对比。

常利兵：还有记者身份的问题。

刘诗古：现在出来的两个通讯社都是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UPI(United PressInter national)(美国)合众国际社,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业通讯社。由著名报人斯克里普斯创立于1902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势头强劲。1958年，与赫斯特创办的国际社会并组成了合众国际社。

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外文简称UPI。1958年5月由合众社与国际新闻社合并而成。总社在华盛顿。合众社创办于1907年，国际新闻社成立于190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社均发展成为国际性通讯社。两社合并后，受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控制。70年代以后，由于管理不善，经济上长期亏损，所有权几度易主。1982年6月，该社转归新闻传播公司。1985年5月申请破产，11月出售给墨西哥报业主M.V.拉纳。1987年全社有记者、编辑1200人，其中在国外200人。用英文、西班牙文发稿。全世界有订户约5000家。1988年2月该社被世界新闻电信集团公司接管。1991年8月再度申请破产，并大量削减雇员和关闭部分分社。1992年6月被设在伦敦的中东广播中心公司买下。

徐进：张饶是左倾还是？

刘诗古：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两个人来考虑，他们要求发电，到最后没让他们发，合众社原来和毛、和中央关系都是很好的。

李坤睿：史料“一九四九年时局急转直下，共军已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不准合众社发稿，国兴仍继续报道战情。解放后不能工作，他负责遣散员工，员工要求每人补偿三年遣散费，他从中斡旋，饱受批评，被指为美帝走狗。幸得有关方面出面调解，每人得六个月遣散费，国兴与纽约合众总社商量汇款得以解决。不久，国兴与宏孝一家申请来香港，当时申请出境约需时两个月及两名铺保，共产党政府对他知之甚详，只三天便给予出境路条。当时内部消息传说：张国兴一篇文章，逼令蒋介石下野。负责签发路条的是—位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给张国兴说：我读过你的文章，非常佩服，以为你是—位长者，谁知竟这么年轻，你对国家是有过贡献的。”[贺宝善：《思齐阁忆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8页]

徐进：张国兴什么时候出境的？

李坤睿：两个信息：（1）张12月到达香港。（2）张的报道不受国民党欢迎。所以有可能是共产党潜在的统战对象。

问题三：新闻电优待与禁止发电问题

刘诗古：新闻电优待和禁止发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李坤睿：在附件一里面，上海市委询问的是是否能优待发电的问题，那优待问题是怎么发展到是否允许发电问题？

崔龙浩：周年谱8月1号还在讨论发电优待问题，为什么8月24日上海市委好像已经禁止外籍记者发电了？

问题四：史料研读的“反”问题

谢敏：时间脉络的问题，史料牵引的问题，反常和反逻辑的问题目，确实是当代史及非当代史都会遇到的问题。真的很受用。

黄文治：反逻辑这个词本身非常不符合逻辑，其实讲的意思，无非就是挑战史料所要呈现给你逻辑。

王才友：反常识。（得到赞同）

刘诗古：常识是什么？或许大家还不太理解。

王才友：常识是目前既有的认识，我们思考肯定是尽量反常识，但有些常识可能是无法反的，也许就应该放弃或换角度思考了。

徐进：别人已经有好的研究了，有时就不好反。

刘诗古：黄老师讲的，是史料有一个自身的结构，如意识形态及利益关系，我们要去破掉这层原有的史料结构。

问题五：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

石再一：我是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和同学，怎样的研究才能谈得上好的研究？

徐进：好的论文应该是有发现，对史料也有深入的解读。

刘诗古：虽然不同的人对好的论文有自己的看法，但有些准则或元素是公认的。现在不好的趋势是，不看别人的研究，或者不认真看。

问题六：问题意识是什么？

杨荷：所谓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

徐进：要注意现在，我们的问题意识往往是强加过来的，接着切割史料信息，不是从史料中衍生，因此存在很多问题。

[讨论的原始材料]

《中共中央关于通令与我尚无外交关系国家的记者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给华东局的批复》（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

（一）沪市委未敬电、宁市委申陷电、汉年申陷电均悉。

（二）请上海市军管会即日通令与我尚无外交关系之各外国在沪记者与各该外国的通讯社之中国记者，自即日起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包括停止拍发新闻电。

（三）对于各外国记者的政治态度，请作详细调查，以待其所属国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之依据。

（四）同意南京市委申陷电对张国兴、饶引之的各项办法。

中央

酉江

《上海市委关于国际新闻电问题的请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央：

关于国际新闻电问题，按一九三八年《开罗公约》，新闻电举办与否，乃各国之自由。将来如举办此业务，则电费在欧洲系统为私人电之一半，在其他各地，则有两国间双边协定，不得超过一半。中国过去与各国订有不同之协定，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之间。收报人付费办法：一国随时表示不同意，相互间即应废止。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拟由沪国际电台宣布，国民党时期所发记者发电证一律无效。同时由文管会考虑，介绍香港华商、大公、文汇等报导，沪记者由国际电台继续准予拍发新闻电，将来可就外籍记者中之一贯有进步表现者，择一二人报中央批准后，由文教会及外事处介绍，由国际电台准予临时拍发新闻电。如此则一方面可停止帝国主义坏分子之活动，另方面可保全支援海外进步报纸之新闻电。同时在原则上不用新闻电业务之下，可以主动予进步外籍记者以报导之机，并使随时可与对我友善之国家建立新闻关系。当否请示。国际电讯公约已抄就一份，当托便人带上。

沪市委

未敬

《南京市委关于取消张国兴、饶引之采访新闻问题的请示》（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央并华东局：

现留宁之外通讯社记者所有合众社张国兴及美联社饶引之二人皆为华人，我于申敬通知电讯局取消彼等发新闻电之优待公布，张于申感俭两次来外事处询问，停止发电优待办法后，彼等是否仍可进行采访及自宁寄稿至沪拍发，我告以彼未经南京市政府登记核准，故不承认其记者身份及记者活动，彼并送来电讯一件，叙述我停止其发电的经过，要求审阅及准予发出，我均拒绝，特报。当否请示。

南京市委

 

《潘汉年关于外籍记者新闻活动问题的请示》（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曰） 

中央：关于停止外籍记者新闻电优待问题，曾有未敬电请示，迄未得复。宁外事处已于申迥执行停止电费优待及一切搜集新闻之活动，故应照未敬电所拟办法执行。或中央另有指示，请速复示。

潘汉年

申陷

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刊印。

谢选骏指出：追随白左的华人记者之死，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系统的镇压。共产党不给他平反、美联社不给他补偿，都是“强权战胜公理”的血淋淋记录。

谢选骏：中文缺乏时态所以华人缺乏历史感

《没有历史感会怎样？》（2021-11-23 胡泳）报道：

郭敬明，当年中国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2009年，笔者在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演讲时说：“80后一代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我错了。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于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横空出世。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说：“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其实海因莱因说得不对，无视历史的人，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对未来也只能部分施加影响。为什么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根本不提现在？这是因为，你一旦想到现在，它就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

“现在”来了，越来越近，感觉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离开了你。

认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过去”构成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过去”打交道，而那里才蕴含着作出最好决定的秘密。正视过去，才能够为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过去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不做什么。

抛开个体，如果从群体的角度看，“没有历史的一代人不仅会失去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会失去对人何以为人的感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个民族抹杀她的过去，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悲剧。历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过去的物质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体；绘制文明的兴衰。最重要的是，历史与认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构成了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基础：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建基于其上。事实上，历史成为现代学科，正是缘于它在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它与民族国家一同兴起。

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历史是人类的课堂。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以史为鉴”：吸取过去的教训，以保证未来按正确方向行进。如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那些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然而，其实这并非一个好的学习历史的理由：历史过于复杂，无法教授简单的课程。不过，即便如此，了解历史却是理解当前复杂性的关键。历史可以传授分析与情感能力，并传达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知识。历史会启发我们思索摆在我们面前的遗产是什么，从而解放我们的头脑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历史为我们提供集体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与地点、时间和共同体的联系感。当记忆消失时，我们的身份也将一同消失。正是我们对那些特殊的和与众不同的回忆的把握，使我们成为自己，也使人成为人，并令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成为可能。

记忆的失散会把我们推入深渊，因为我们失去了与自己以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延续性。

但日复一日，对集体记忆的敏感性却在不断丧失。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对过去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种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几代人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20世纪晚期最具标志性的怪诞现象之一。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远的当下的环境中成长，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公共历史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简而言之，他们是浮萍、是蜉蝣。

什么在抹除我们的记忆？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到19世纪末叶，人们经历了从诚挚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变化。前者意味着对他人诚实，即社会交往时应避免表里不一；后者意味着对自己诚实，即现代社会崇尚的所谓“追随自己的内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们是自我创立、自我产生、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决定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没有历史的一代”中，人们才能想象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义能力，从而使得现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认定自我的真实存在可以与过去彻底区分的时代”（特里·伊格尔顿语）。

同时，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种政治社会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与过滤的结果。被权力操弄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最后“深入人心”，成为集体无意识。

正是如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才会在《一九八四》中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如果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民族的过去，那么它就会保存在某些权力者手中，而他们一定会夸饰历史的某种版本，以其定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民族叙事。为了反抗历史的单一叙述，我们需要过去的那些不和谐、不舒服、令人不快的声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记录权力者犯过的历史错误。

当我们谈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谓“必然性陷阱”是说，我们停止采取行动捍卫或促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一种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在历史决定论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历史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与更加“现代”的关注完全无关。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教导我们的，人类须对自身的历史负责。因为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创造之中，所以在结果发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当人们行动时，社会和人类事务总是可以改变的。

历史对年轻人有什么用？

在应试时代，现代学生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教育评价体系也不会衡量学生的情感教育与心灵成长。历史对青少年教育的整体结构没有多大影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事态极其可悲。

沙玛说，作为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除非赢得青少年对历史的喜爱，否则“他们的想象力将被捆绑在永远的当下的铁笼中”。

历史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果真如此，孩子们将如何鉴识自己的过去的重要性？他们将如何使用历史来定义自己的现在？又何从了解什么力量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在不了解人类存在的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欣赏不同、纠正不公、讨论分歧或建立同盟？而历史可以传授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为每个孩子（无论种族、信仰、性别或国籍）提供一个识别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能力。

历史准备了一种文化素养，可以用来理解历史人物、时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我们以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此外，对历史的研究可能封装了来自不同群体、性别或阶层的观点，这些群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真诚的讨论，达成妥协，并培养同理心。所有这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都构成了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对处于求知年龄的孩子来说，历史是有关意图、运动、实验和人类生产的一堂课，可以为孩子建立诚信和品格。人类具有内在的善吗？多年来谁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谁的政府为哪些利益服务？对历史的研究要求学习者提出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

最后，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谦卑、勇气、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记忆不仅带我们了解过去，还帮助我们适应世界。本质上，历史教会我们前进，认识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并最终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存。

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的历史教育应该成为每个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从何来才能知所何往。

在数字时代历史还相关吗？

现在，有一种论调是，人类未来30年将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事情，以至于历史不会起到多大帮助。不乏有人开始怀疑，历史在了解近期（以及远期）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姑且不谈别的，仅仅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也可能面临全球范围的灾难。极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目前的生命形式将无法适应地球。这是史无前例的吗？或许是的。然而，如果没有对过去的任何知识或了解，我们将无法进入未来。

我们从历史上（而不是仅仅从气候学或古生物学上）知道在环境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比如，大规模的迁移和人口统计学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件过去是如何发生的——对富人和穷人，对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对来自全球北部和全球南部的人，对男人、女人和孩子，事件的结果都相当不同。

在这类事情上，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当中学到东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得以明智地采取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作长远打算，并保持行为的公正。

人们之所以觉得历史不再相关，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是有形的，有时也并不那么直接。然而，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论证：其倡导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它值得关注。在过去，存在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学习历史是合理的。例如，历史之所以在当前的教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理念认为，了解某些历史事实有助于区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从中国到美国，许多社会都使用历史事实作为筛选手段，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以此来筛选人可能鼓励死记硬背，反而减少了历史学习的吸引力。

有很多讨论学科真正功能的方式，但是，对历史效用的所有定义都取决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历史帮助我们了解人与社会。历史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信息库。虽然许多学科都在尝试了解人类和社会的运作，但它们离真正成功还很遥远。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形成有关人类行为的定律或理论。但是，即使这些努力也都依赖于历史信息，除了在有限的、通常是人为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实验以确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运作的主要方面，例如大规模选举或军事同盟，不能建立为精确的实验。因此，无论有多么不完美，历史都必须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过去的数据必须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寻求了解，为什么一个复杂物种在社会环境中，会表现出如此行为的证据。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远离历史：它提供了唯一的具有广泛证据的基础，来思考和分析社会的运作方式，而人们需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所了解，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学习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紧随第一个原因之后，过去导致现在，也将导致未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寻找导致这种情况的较早的因素。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变化何来又何往，包括导致变化的所有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在此显示为，评估过去变化示例的经验对理解当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因而评估过去的变化构成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对变化的分析意味着发展特定能力来确定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因为某些变化比其他变化更为根本。同时，即使是最为戏剧性的变化，也伴随着某种连续性，识别这种连续性的能力也来自研究历史，更不用说确定变化的可能原因的能力。例如，某项技术创新，到底是一个主要因素造成的，还是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导致了实际发生的变化？

由上可知，历史提供了唯一可用的研究人类境况的广泛材料。历史是非常有用的，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通过历史进入人类经验实验室。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良好的研究以后，可以获得有益的心智习惯、增强的知情公民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对事物的觉知，以及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有关力量的洞察。这些并非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而是在发现历史之美和智力挑战的途中，产生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真正了解。

谢选骏指出：作者还问“没有历史感会怎样？”——他没有看看周围吗？活得浑浑噩噩，都像猪一样的蠢。

《经济笔记：缺乏历史感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万物皆周期辰论资本周期表》（辰论资本周期表 2021-12-20）报道：

1、13年的创业板牛市是传媒、电子、计算机、手游和影视等引发的，和这两年新能源引发，领涨版块有所不同。历史是不相同的。

2、13年医药版块走出10-12年控费降价的影响，业绩带动ROE，叠加现金流条件，估值回升。今年医疗集采是又一次影响，未来有历史可参。

3、ROE在交易实操中用得较少，但银行、地产、家电、医药、消费，大的趋势行情都有优秀ROE的支撑。

4、14年的一带一路，中字头股票两三倍的行情和如今新能源领域随便两三倍的行情类似，只不过持续性差。大基建输出、过剩产能输出，不是价值投资的对象，主要反应到ROE上，既不高也不稳定。

5、15年传统经济产业几乎全军覆没，市场和现在一样盛行小市值股票，也是传媒电子计算机……炒概念。

6、13-15中小创三年，16年开始白马蓝筹漂亮50，到18年也是三年。16年资源品去杠杆、17年金融去杠杆，所谓白马龙头行情很大程度都是行业集中度提高，又有高ROE支撑。大小票的转换是估值的再均衡。

7、19-21年，其实是宽松周期内的牛市，疫情更是引发了历史大级别的宽松。不要指望明年有牛市了，盈利下滑，又有加息周期，做趋势投资很难。现在已经进入小票投机。未来现金流充裕低负债的龙头企业可能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只看09和11年的主板，走势和现在的上证/创业板指很接近。年线是趋势转折的分界线，现在我们离危险并不远。

8、没有自上而下的跟踪体系，自下而上的研究几乎是一把瞎。作为部门工作，观测模型需要有日度、周度和月度的观察积累。

9、万物皆周期。地产、消费、科技有各自周期，都有迹可循。消费是后周期，趋势行情一般滞后于经济名义增速顶或底一年。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老是赔钱？因为中国人缺乏历史感。中国人为何缺乏历史感？因为中文缺乏时态。中文缺乏时态是无法改变，所以中国人的健忘症是无可救药的。

《点评中国：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BBC 2015年6月1日）报道：

二十五年前，学生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官方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六四”示威

现在中国许多年轻人对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并不了解。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2015年5月31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本文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BBC立场。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1、读者反馈

任何人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尝试前进。国家更是如此。尤其中国从百废待兴到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给国家时间。相信我们国家能做好。我觉得没有错!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骄傲我自豪!中国人。中国梦.不像有些人或者国家期盼我中华灭亡之心不死!

2、西北狼, 西安

从利益论角度观察，我认为中共不愿意清算的理由还有史定则论现。一贯的转移视线手法，内怨外销，现仇推古，有外敌有故结，这些只要始终不解决，就不会谈论到自己身上。这个方法最实用也最方便，如此可大大减轻自己应付的精力。

3、未署名

六四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对世界主流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向往而向政府提出改变一党专制的要求，而被独裁政府镇压。中国官方应该学习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真诚道歉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中国年轻人由于长城防火墙和目前扭曲的价值观可以不知道64真相但这不代表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然64事件对当代中国有意义，如果当年中共能接受人民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今天无官不贪的政商勾结难以改革的现象。可以说64是分水岭，重新评价64是中国能否成为现代化国家绕不过的坎。

4、墙内普通百姓：来自武汉

你BBC发的文章不代表你，那代表谁？

5、未署名

作者应该去youtube上看看纪录片天安门的评论，无数的人为开枪叫好，尼玛占领天安门将近两个月，学生自己没有任何共识，天天在天安门打架，争抢领导权，都什么人啊。还抢了限期戒严部队的枪。现在的学者老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腔调，让人讨厌。上外网那么难吗，我不翻墙，还是随便去。

6、未署名

講得好像很可憐的樣子……活剝動物的是誰？用高跟鞋踩死兔子的是誰？把熊活活的取膽汁的是谁？為了拍部電影把軍犬炸死的又是誰，到底還在期待什麼呢 期待天譴吧。

7、神州人民

在只有极少数人翻墙，普遍民智未开的中国，这种忘记历史反复被忽悠的状况，估计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8、斌斌, 澳大利亚

环境污染，教育，医疗，歪货，安全事故等等等等，国人已经赏到了。

9、未署名

當年北京的情況, 教曉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民主不能一蹴即至, 當時傳媒不顧學生死活,急於求成的手段, 亦是當年民主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這種種錯誤, 二十五年後, 亦在香港重覆上演.

10、閒人, 中國香港

公知们的立场总是和普罗大众的立场南辕北辙的，奉劝这位章先生走出象牙塔，多接触一下广大普普通通的民众，根据大多数人的好恶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立场吧！中国有了今天发展,幸亏当年果断处置了六四，如果学生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中国会比今天俄罗斯的下场更好一些吗？

11、zyz

我最近又看了《便衣警察》这部电视剧，感觉到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有些相似，便衣警察中那些关心政治，不惧压迫的青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最开始都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四五运动终被平反，让人心情大悦，可是六四却没有，甚至一直到2007年我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时，居然还有一项追问是否牵和六四有牵连。博士期间，在学校和社会实践中，见到的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和地方领导，也都无不是谈到如何利用好各种实践提高以后从政的机会，名校的博士身份如何更好的提升，看不到什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共产党员的精神理念。所以我想这一定是六四给青年人的政治抱负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如果六四的学生运动成功了，中国真的就会变得很好吗？我仅以俄罗斯为例，依然有强势的领导人出现，无法很好的和西方相处，经济出现激烈的动荡，国家分裂。要知道89年的中国生活水平和89年的苏联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更没有资本去折腾。在中国的历史上，盛世的状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一个分裂的国家状态中，反而有中兴的例子，有建国百年励精图治达到巅峰的例子。再有，看看柴玲那些六四的学生领袖，一个个那么慷慨激昂，他们真的就会和中共和谐相处吗？倒像是你死我活的架势，孔庆东（我并不是很欣赏他）说民主之后杀你全家，还是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而且即使是学生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可以喊着民主自由的共同的理想的口号，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好比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喊着拥护毛主席，武斗的时候还不都是打的你死我活。

12、未署名

历史被改变了吗？历史不会因六四或者文革等等所改变，呈现出来的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有自己的命运轨道，只由内在规律决定，探索历史轨迹，只要了解你自己,你将会了解神与宇宙的秘密。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的行事就类似欧洲中世纪了，今天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人自私经验的结晶，是必然的历史经历阶段，宪政民主必然到来源于对“如何自私”的认识，历史本来就是人的进步，所以悲观是可笑的，因为人只活几十年所以对历史长河的无奈掌控失望，历史不会悲观，它有自己的路，实际上已经展现出来了，任何人只要能再活五百年就不会悲观了，可怜的是这代人对固有命运的不满。

13、河流

口说无凭，凭什么说如果六四运动成功了，那六点问题就可以避免？难道不会有更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年轻人大多颇为了解六四事件，就我认识的人来说，大多并不偏激的看待这件历史事件，学生运动多为误国，少有凭着一腔热血把国家推向进步的例子，多向前看别写这种废文了。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面这些人的言论，像不像是在梦中游？他们哪里想得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一举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为何华人网民如此荒谬？因为中文缺乏时态，说写中文的人众自然也就缺乏历史感了。 

谢选骏：上帝的号令在中国响起，整合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真实经过》（暗夜寻灯 2019-07-08回答 Water crisis-hit Chennai receives first rain in 200 days）报道：

冯学荣 |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真实经过》

冯学荣。居香港。著有《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

要讲清楚七七事变的来龙去脉，必须交待清楚此前在北京的日本驻军（即：日军 “中国驻屯军”）的来历。

1900年，北京闹义和团，清军在北京杀死了一位名叫“杉山彬”的日本驻大清国公使馆书记员。后来，清军被八国联军联合打败，大清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一个国家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个《辛丑条约》其中的第九款，是这样约定的：

“……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也就是说，大清国允许十一国在京津一线驻军，这十一国之中，就包括日本。于是，日本依据这个《辛丑条约》，派兵驻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沿线一带。这支日军部队，就是 “（日军）中国驻屯军”。从1901年开始入驻。

时光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时值1936年。当年的背景是：五年前的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此时日本正在华北地带（即北京周边）努力排挤国民党势力，而中共北方局则正在北平组织学潮，华北的抗日呼声很大。

1936年4月18日，日本向“中国驻屯军”增兵一倍。日军把增派的军队驻扎在了京津铁路沿线的丰台地区。（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75页）

“（日军）中国驻屯军”为何当时要增兵一倍呢？日本军人今井武夫在战后，是这样回顾的：“……（五年前的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因为军部担心关东军会越过长城、介入河北、而使满洲事件复杂化，（军部）拟以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力量，来阻止关东军的越境南进，以期缓和中、日两军的对立……”

（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页）可以读得出来，日本单方面的解释是：增兵中国驻屯军，以后关东军若要抗命南下，中国驻屯军就可以有借口说：“有我在，用不上你，你给我在满洲好好呆着”。大概意思是这样。

那么，这支增派的日军部队驻扎在丰台，有没有条约上的依据呢？我们从上述《辛丑条约》的第九款中，可以读到：条约中约定的各个驻兵地点，其实并不包括“丰台”在内。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之前清政府没能对外国驻军的实际地点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以至于丰台原本就驻扎了英国的军队。后来，英国军队撤走了、留下空空的兵营。新增派的日本军队，以这个为借口、入住了前英军的军营、就这样驻扎在丰台了。

1937年6月，日本军政界内部开始流传这样一个奇怪的谣言：“……（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参谋，正在进行秘密策划、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

。（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97页）

今井武夫在战后也回顾了，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一个“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事变’一样的事变”的传闻。到了1937年6月底的时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派了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来到华北。因为石原莞尔担心华北会发生象六年前沈阳“柳条湖事件”那样的事变，所以，他派了冈本清福来观察一下“中国驻屯军”、也防止一下发生事端。（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11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平的中国人社区里，也流传着 “七七将有大事发生”的奇怪传闻。（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8页）更玄的是，1937年7月6日的晚上，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今井武夫在北平某位中国朋友家里应酬吃饭的时候，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国军“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石友三突然问他：“今井，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在卢沟桥，中、日两军之间打起来了，你不知道吗？”今井武夫说：“不可能吧！”，没有认真对待。不料，次日，就在卢沟桥这个地方，爆发了“七七事变”。（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13页）

1937年7月7日当晚，驻扎在丰台的日本 “中国驻屯军”小股部队，来到宛平县郊区永定河旁边的荒地上面，举行军事演习。在演习的过程中，日军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了十几次的枪声。

当时在场的日本兵清水节郎对现场的记述，是这样的：“……下午四点半钟左右……河堤上有两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日军）开始演习……晚上十点半左右……突然间，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芦沟桥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在一闪一闪，似乎在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结起来的小队做好战斗准备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情况，等待指示……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芦沟桥的（中国国军第29军）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00－303页）

中国方面，当时驻守在宛平城里的国军第29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的回忆，与日本人的回忆，基本一致：“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少顷……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捉去了，他们要进城搜查……”（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3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于是，日军行进到宛平城的门下，敲门，要求入城。入城的理由是什么呢？找人，找刚刚点名时不见了的那位日本兵。中国守军（即：国民革命军第29军）感觉到莫名其妙，于是打电话请示当时的北平市长（代军长）秦德纯。秦德纯在当时，是这样指示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这已经是违背国际公法，妨碍我国主权。他们走失士兵，我们不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但是，念及双方的友谊，可等到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搜寻，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23页）

于是，第二十九军拒绝打开城门放日军入城。

双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2－3点钟。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德纯不断地接到宛平城里的吉星文团长的电话。吉星文团长说：“日军的态度变强硬了，说不开门入城，就开打！”秦德纯当时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打就打！”（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24页）

依据时任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在事后的回顾，7月8日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一木大队长打电话给了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问：“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应该怎么处理才好？请指示！”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在电话里回答道：“被敌人攻击，当然要还击！遭到敌人的攻击，居然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军人？！”今井武夫当时在场。（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页）

7月8日凌晨5点30分，日军于是开始炮击宛平城（笔者注：关于开打时间，秦德纯的回忆与此基本一致：是第二天早上的拂晓之前，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19页）。炮响之后，中国国军第29军奋起抵抗。

开始抵抗后不久，国军上级来了电话，说依据日方提议，双方暂停开火，于天亮的时候开展联合调查。7月8日早晨6时许，日方派了代表樱井入城，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撤退10华里，日军进程搜查丢失的兵；

2、中方赔偿日方损失；

3、严惩祸首，至少处罚营长。

国军谈判代表金振中当即驳斥道：

1、日军在丰台的兵营，离这里有八里之遥，你们偏偏来到我们的警戒线演习，用心险恶；

2、你们丢了兵，与我们无关；

3、你们炮轰宛平城，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持续到上午9点多钟，日军的炮弹突然又打过来了，炸得整个会议室四处烟尘弥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谈不拢，双方就不谈了。于是，继续接着打。到了下午两点钟，日军联队长派人送信来了，提出要求如下：

1、将日方代表樱井放回；

2、中国军队于下午5点之前撤出、日军进城搜查失踪的士兵。

金振中回复如下：

1、中国军人与宛平城共存亡；

2、樱井也愿与宛平城共存亡，望你们不要顾虑。（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3－4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7月8日傍晚7点多钟，今井武夫急急忙忙地找了国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并由赵登禹引见了北平市长秦德纯。今井武夫和秦德纯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同意：“事情不扩大”。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直到7月9日的凌晨3点钟，中、日两军才达成协议：“以永定河为界，双方在早上5点钟的时候，同时停战、并同时撤军。”

7月9日上午4点钟，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接到北平打来的电话，说日本松井机关长来称：“失踪的日本兵已经找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双方商定停战条件如下：

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2、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

3、城内防务除了宛平城原有的保安队之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参《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45页，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记》，1979年5月第一版）

7月9日凌晨5点钟，日军依约撤军。可是，中国国军第29军却仍然对日军进行追击。日军于是立即又进行了还击。后来，国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来和日军交涉，这时才发现：原来，是国军内部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撤退”的命令没有下达到前线的作战部队。于是，双方再重新撤军。直到9日中午时分，双方撤兵完毕。（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7页）

撤兵交接完毕之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要求允许他率领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中方人员。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谢绝了。日方则派了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爱泽翻译官三人带了香槟酒进入宛平城，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参《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46页，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记》，1979年5月第一版）

7月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发来的指示。于是，他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量后，向中国国军第29军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中国国军第29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今后，中国军队不得驻屯在永定河东岸；

3、日方认为，“七七事变”是由国民党蓝衣社、共产党以及抗日团体所挑起的，故应彻底取缔以上各团体组织。

中国方面派了国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来和日军谈判。张自忠说：“国军从芦沟桥撤兵、以及惩罚肇事人，这两点，有困难，办不到！”于是，没能谈出一个结果。（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8页）

10日，从上午8时开始，双方又开打。一直打到下午1点钟，双方将士均疲惫不堪，最终对峙了下来。（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6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10日当晚7点半钟左右，永定河西岸的中国军队向芦沟桥东面的日军部队开炮。日军则夜袭龙王庙，占领了该地和东辛庄。但是，日军伤亡很惨重。当天夜里，今井武夫又去找了张自忠来谈判。张自忠说：“中国军队撤兵？办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办：叫别的国军来换防。而至于‘惩处肇事人’这一条，我们实在是做不到的。”谈判仍然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9页）

7月11日凌晨2点，双方继续激战。（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7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11日上午，北平市长秦德纯给（日）松井特务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就算我们同意其他的条件，那个叫我们国军撤出芦沟桥的条件，也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至此，双方的交涉进入僵局。

7月11日上午11点半钟的时候，今井武夫找了齐燮元。齐燮元说：“我们国军撤出芦沟桥让日军去占领？那岂非我们就失去了立场了？”

今井武夫于是决定让步，他说：“要么，这样吧，你们中国国军撤出芦沟桥，则我们日军在签字的同时，立即也从芦沟桥周围撤军，如何？”

齐燮元说：“好！我相信你今井武夫的人格，方案全部同意！”

于是，齐燮元当场在纸上写下以下的撤军草案、并由双方都签了字：

1、中国国军以地主之谊，对日军表示遗憾，并将惹事的部队长官进行处分，也就此声明：将来负责防止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2、为了避免中、日两军在丰台驻军位置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见，中国国军不再驻军于芦沟桥城厢，而以保安队来维持治安；

3、芦沟桥事变，是由蓝衣社、共产党势力所引起，以及抗日团体的嫁祸，故将来应彻底取缔他们。（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0－31页）

不料，也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向华北紧急增兵的决议。（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09－310页）

依据今井武夫的回顾，“日本内阁这次决议之前，没有咨询过‘中国驻屯军’以及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意见。因此，内阁的这个决议是很鲁莽的，它造成了接下来的严重的后果。”（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页）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抗战演说，说：“……中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要全面奋起抗日……”。而恰恰在同一日，日本内阁又提出了以下一套新的解决事变的追加条件，要（日本）“中国驻屯军”转达给中方：

1、 7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了以下意见：

“……本年度的计划动员兵团数目，为三十个师团，其中仅有十一个师团安排在中国，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是，照此发展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就象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该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国境线，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中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26－327页）

但是，日本政府此前的增兵反应，使蒋介石对中日和平感到了绝望。7月22日，蒋介石派了代表熊斌到了北平、要求宋哲元奋起抗日、不要再对日军进行妥协。（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7页）

宋哲元的应对方针是：打打，停停，看看。因为南京国军（中央军）的援军还没到达北平。

也是在当天（7月22日），北平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怪事。当天，中、日双方军事当局都听到两军的中间地带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枪声”。于是，他们互相打电话、互相指责对方使事态升级。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天双方都并没有开火。于是，日军的便衣侦探、约上了中国军队的密探一起，在芦沟桥和八宝山的中间地区开始潜查，当天就发现了一群男女学生在野地上放鞭炮。原来，他们之前听到的“枪声”，其实只是鞭炮的声音。因为当时联合调查队穿的是便衣，那群男女学生都以为调查队只是平民，他们对调查队的人员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4页）（笔者注：“北方局，应该指的是中共北方局”）

7月25日，又发生了“廊坊事件”。对于这个“廊坊事件”，今井武夫是这样回顾的：

“……25日夜里，日军第20师团的士兵在廊坊修理军用电线，受到驻屯在附近的中国军队的攻击，于是，双方进入交战……”。次日，日军通告宋哲元，大意为：“由于你军在廊坊攻击我军，我军认为贵军没有和平的诚意，请贵军第37师撤离芦沟桥、八宝山，并于明日中午撤到长辛店附近；另，第37师在北平城内的部队，请撤出北平城，连同西苑驻军，于本月28日中午之前，一并撤到永定河以西，然后再撤到保定，否则，日军将采取行动，后果由贵军负责……香月清司……”（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7－38页）

7月26日，又发生了一起“广安门事件”。当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天津的部队接到了“进入北平城、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的任务，由27辆卡车运兵、从北平的广安门进城。在进城的时候，守城的中国军队突然从城墙上自上而下向日军开火射击，当场打死日本兵两名、打伤四名，另外也有三名随军日本记者负伤。樱井德太郎冲上城楼、试图劝阻中国军队时，也遭到了枪击，他的翻译当场死亡，而他本人则于情急时跳下城墙、因而也受伤了。次日，北平城内的2200名日本侨民全部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9页）

依据当时在广安门城楼上的国军团长刘汝珍的回忆，“广安门事件”的经过，则是这样的：7月26日下午，日军将领佐藤茂来到广安门，对中国国军的刘团长说：“我们日本军只有70－80个人，想进入北平城里面观光一下，请你们行个方便、给开个城门。”

刘团长对他说：“欢迎贵军，来了我们一定开城门。”佐藤茂信以为真，就回去带兵来了，一共带来了五百余个日本兵。可是，等他们靠近广安门城门时，刘团长突然下令开枪，打得日本兵哭爹喊娘。其中，佐藤茂负伤后，被我军斩首。此战一共打死敌兵30余人，打伤80余人。（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46页）

于是，战事变得不可收拾。

7月28日，日军开始猛攻南苑地区。为了让古都北平不遭受战火的蹂躏，29日凌晨，北平城内的所有的中国守军，全部撤走。（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1页）

不久之后的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战役。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谢选骏指出：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部队，本来想要统一中国；但是小日本能量不足，而且德不配位——结果未能成功应对西方的挑战。国共两党也是如此，所以台湾大陆迄今只能匍匐在西方甚至俄国面前做二等人。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的号令在中国响起，那时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出成果，整合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谢选骏：从克林顿到拜登的毒品政府

《联合国最新报告！美国已成全球最大最大毒品消费国》（Newtalk 2023-07-04）报道：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NC）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全球生产的毒品约 60%输入美国。去年，美国约有近 11 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这一数字不仅创下历史纪录，甚至比当年美国死于枪击和车祸的总人数还要多。

在毒品侵蚀下，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更将美国费城吸毒重灾区的肯辛顿（Kensington）大道形容为“僵尸之地”。据 TikTok、推特（Twitter）等平台中疯传的影片，吸毒者或蹒跚而行，或失去知觉趴在路上，而这犹如僵尸电影的场景，却真实发生在部分美国一线城市中。

据《美联社》报导，费城卫生当局今年 6 月发布的报告称，原先作为大型动物镇静剂的“赛拉嗪（Xylazine）”被加入古柯碱和芬太尼（fentanyl）等常见毒品中，并且出现在了费城约 90% 的吸毒者体内。

报导称，该类毒品可延长吸毒者经历的所谓“快感”时间。但这种俗称的“僵尸药”对身体的损害十分惊人，使用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皮肤溃烂等一系列症状。

曾使用过该类毒品的受访者现身说法，称自己仅使用过几次即遍体鳞伤，更有人称自己于胳膊注射毒品，感觉上皮肤像被穿了个洞似的。

据《路透社》报导，仅在纽约市，2021 年就有 2668 人因使用“赛拉嗪”死亡。而针对美国毒品泛滥的社会文化，美国药品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1995年，美国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公司为推广其研发的鸦片止痛药羟考酮 (oxycodone )，率先打响了“鸦片类药物无害论”宣传攻势。隔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该公司游说下，认可了其“上瘾率不足1% ”的描述，并允许在包装上著名该具误导性的讯息。

美国《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指出，1999 至 2017 年，共有 20 万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羟考酮或其他处方鸦片类药物。国际医学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则预测，在“僵尸药”赛拉嗪的催化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措施，从 2020 年到 2029 年预料将有约 122 万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鸦片类药物，位列世界第一。

网民嚎叫：

BigP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8:28:45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5:06:14

六十年代美国就已经是这样的人间地狱了，那时候白宫门口都躺着吸毒者，结果是堕落的美国干掉了干干净净的苏联"——那就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俺们美国没问题。有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LISP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8:06:41

这肯定是中国的错

moremoney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7:43:50

美国人加油！争取人均毒品消费量翻倍。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2023-07-05 07:20:03

所谓魔鬼是在细节里，如今的吸毒与历史上的吸毒不同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过去在美国时髦的毒品，海洛因可卡因的，都是植物为基础的初级衍生品，这些植物在大多数国家也属于非法，因此有可能控制。但如今美国人时髦的芬太尼不太一样，属于合法有效使用的止疼片原料制作的，这些原料是可以合法贸易的，你拿到这些原料制作什么是另一回事，你也不可能禁止这种贸易，因为意味你失去医用的止疼片供应，而美国人使用止疼片的规模太大了，小手术后使用止疼片是很平常的事情，拔个牙也需要事后依靠止疼片。中国供应世界几乎所有医药原料，其中就包括这种东西，东西卖出去了你并没有办法控制最终用途，比如你无法控制购买方买了原料后干什么，总不能让印度们不能制药。从资本经济角度讲，美国必须控制买方市场，也就是需求方才是正路，而不可能控制供应方，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有人供应，何况还是合法的生意。但整体来讲西方文化是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有错都是他人的，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也是彼此这样，这是美国律师多的原因之一。因此都是别人的错，政府推卸责任的基本模式。中国对于止疼类药物控制极严，几年前大量华人海龟时有朋友要求我们回国玩时从美国带一瓶Tylenol，说这东西在中国是需要处方的，看看美国人怎么获得？超市里随便就可以买到。中国是强制吸毒的人进戒毒所，直到戒毒成功，美国这里一般是家里自己送孩子去rehab，这还是家里人负责的，你若是超过18岁了，也就没人能管了。rehab动辄几万美元费用，并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美国人吸毒人数和比例远比其他国家高，这个数据就已经说明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问题，就与枪支问题一样。与之对应的是抗生素，美国也是完全依赖中国提供的原料，难道也希望中国不生产？试想如果美国医院失去抗生素会是什么样。美国政府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是我需要你生产多少你就生产多少，其他国家需要那是不允许的，只需要满足我的需求就行。这是不现实的，体现了美国人一贯的傲慢。而是需要控制自己的需求才行，这就包括需要学习中国政府的关于毒品的政策，强制吸毒的进戒毒所，贩毒者死刑，严格控制海关，和打击毒品走私，也就是禁止外来，类似虎门销烟的概念，让吸毒成本提高到难以承受。用这种方式控制需求，而不是供给，因为一个可以合法使用的医药原料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供应是公平的，并不是针对美国，你无法禁止，没有人会打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名号去中国订货fentanyl原料。

说到底还是美国政府不愿意控制，或者不愿意有效控制，在美国任何事情都是一门生意，包括毒品。而既然是生意，就会有人做，而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做这门生意的就包括普渡制药公司，他们供应和刺激了这个市场，完全是合法的，可以看看连续剧dopesick，就是以这件事为背景。从合法使用止疼片，到最后医生自己也开始过量使用，因为公司宣传不会有副作用，一步一步陷进去无法自拔。而让你无法自拔，是公司有目的发展策略。

美国政府最终对普渡制药的惩罚也不过就是几十亿而已，大致是一两年的盈利，没人坐牢。

换个角度想问题，毒品公司放着可以生产原料，具有世界最大人口（当时）市场的中国不进入，而是舍近求远花运输费进入在世界另一端的美国，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是中国出问题还是美国出问题？

美国平均每年交通事故死人4.5万，枪支死人4万，而毒品死人如今达到11万，以前毒品死人数量是排在交通和枪支之后的。

而美国从尼克松上台时开始对毒品的战争，至今已经超过50年，反而让美国吸毒人口更多，死亡数量更大，不应该反省什么吗？民主自由人权喊的再高尚，难道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存在的目的？

深不可测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22:45:50

看样子中国要大力增产才能满足了，中国失业可以缓和了哈哈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9:37:11

枪杀多于车祸死，毒品死大于枪杀和车祸死总和，典型的黑社会乱象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8:39:54

五十年前就是这个结论了吧！

鹭岛达叔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8:23:40

一切责任都是中国的

LAOK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8:21:00

多好啊！多普世价值观啊！台湾要向灯塔国学习。开放毒品交易！让蔡英文和唐部长一起嗨一把！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8:18:59

美国社会癌症陆续爆发，这就是国运。

goldeyeball1 发表评论于 2023-07-04 18:17:03

政客们为了钱，什么脏事都干的出来，比如制定法律政策，鼓励人们吸食毒品，提供便利场所，提供免费针管和其他器材，暗中低价倾销毒品，然后又提供医疗保险。有这样的待遇，不成全球最大最大毒品消费国，都难！

谢选骏指出：1995年，正是黄赌毒总统克林顿当政的时候，他的属下为毒品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开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毒品政府！在现在一代人过去了，千万个克林顿成长起来，美国选民终于为他她它们自己的短视贪婪，付出了代价。

《白宮搜出古柯鹼 拜登「吸毒兒」涉重嫌》（2023/07/05 編譯陳成良綜合）報導：

美國特勤局2日在白宮西廂辦公室發現可疑白色粉末，執法官員透露，初步檢測顯示白色粉末是古柯鹼。英國媒體報導，拜登總統的兒子杭特（Hunter Biden）上週曾在白宮停留，讓外界猜測是杭特就是白色粉末的來源，而拜登一對兒女吸毒的黑歷史，也再度受到外界檢驗。

《每日郵報》報導，白色粉末被發現時，拜登並不在場，但他和兒子杭特上週五（6月30日）在白宮停留，然後他前往大衛營渡過一個長週末。

報導稱，52歲的杭特離開白宮2天後，白宮就驚傳出現不明白色粉末，許多網友猜測總統吸毒成癮的兒子是非法藥物的來源。

杭特私生活放蕩淫亂眾所皆知，上個月還因被控未繳交所得稅和非法擁槍等罪名，和司法部達成協議同意認罪。杭特在2013年6月一次毒品測試中，對古柯鹼呈陽性反應，於翌年遭到海軍預備隊勒令退役，他與亡兄遺孀隨後還傳出不倫關係。

2021年4月，杭特自父親上任以來首次接受電視採訪，他透露父親曾為了他吸毒，而老淚縱橫地對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辦，求你了。」杭特也說，先前那部裝有兒童色情、被一些媒體稱為「地獄筆電」（Laptop from Hell）的筆電「可能」是他的。

《每日郵報》當時曝光據稱是從該筆電流外的一段不雅影片，顯示杭特與一名應召女均全身赤裸，坐在床邊自爆自己過去的荒誕事蹟，還坦言有俄羅斯毒販為了勒索他，偷走他的筆電，也讓外界認為杭特可能成為拜登與美國國安機密的一道潛在「破口」。

拜登與續弦妻吉兒（Jill Biden）唯一掌上明珠艾希莉（Ashley Blazer Biden），持有大麻、吸食古柯鹼的毒品醜聞，也再度被翻出。艾希莉本身跟哥哥杭特一樣有毒癮，1999年曾因藏有大麻被捕，但沒有被定罪。她2002年又因為妨害公務被捕。

2009年，當拜登在歐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時，艾希莉用紅色吸管吸食古柯鹼的影片曝光。但她的爭議行為多年來未有受到太大關注，她其後致力於發展其社工事業及推動社會公義，並創立慈善服裝品牌。

谢选骏指出：拜登副总统、总统的儿女都是吸毒成瘾，是否他她夫妇的言传身教？这是毒品政府的最新案例。

《白宮古柯鹼哪來？特勤局報告：查不到》（記者張聲肇綜合 2023-07-14）報道：

特勤人員2日在白宮西廂門廊發現一小袋古柯鹼，上面既沒指紋也沒DNA，經多日追查，調查人員還是無從判斷究竟是誰把毒品帶進白宮；美聯社13日引述特勤局(Secret Service)調查報告摘要說，由於缺乏具體證據，調查人員「無法從當天進出毒品發現地點的數百人當中，找出任何可疑人物」。

美聯社引述知情人士說，最可能的情況是，國定假日周末進出白宮西廂那麼多人其中一人，把毒品留在那裡。

白宮公共區域出現「白粉」，批評聲浪紛至沓來；在野的共和黨當然不會放過，13日要求政府說明調查結果；白宮發言人尚皮耶說，拜登總統認為，特勤人員一定要「徹查到底」毒品是如何流入白宮，這點「極關重要」。

本案調查是由負責白宮安全的特勤局主導。

剛發現白色粉末時，白宮短暫撤離人員，以策安全；經消防隊現場檢測，確定不是生化武器，而是古柯鹼，無安全之虞。之後，這袋粉末又被送到國土安全部的國家生化防衛分析與對策中心，進一步檢測有無生化威脅，結果再次確認不是生化武器。

隨後整袋古柯鹼又送到聯邦調查局的犯罪證據實驗室，進一步採集指紋或DNA等證據，結果什麼生物殘留都找不到。

特勤組也清查當天進出人員名單，因為進出白宮的人都要出示身分證件，並通過安檢。白宮人員都有指紋紀錄可比對，但團進團出的遊客不必留下指紋。

特勤人員說，當天的監視錄影畫面看不出任何人有嫌疑，也看不出可供進一步調查的具體證據。

發現毒品的白宮西廂，並非一般遊客隨白宮導遊的參觀路線，只開放給白宮工作人員邀請的家人親友在周末及平日下班時間，進入參觀；發現「白粉」那個禮拜天，以及前兩天都有參觀團體進出。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上周表示，白宮戰情室正在整修，發現白粉那天並未開放；員工進入之前，會先把手機留在外面。

谢选骏指出：特勤局就是看家护院的保镖团，2012年特勤局就在哥伦比亚爆发了召妓丑闻——期待他们追查毒品来源，岂非缘木求鱼？

《不仅有可卡因！美媒：美特勤局透露去年两次在白宫发现大麻》（2023-07-15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在有关“白宫西翼发觉可卡因”事件调查进展的一场机密简报会上，美国特勤局官员告诉国会议员，2022年特勤局人员曾两次在白宫发觉大麻。

报道称，由于推行毒品“非罪化”政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持有少于两盎司的大麻并不构成犯罪，但这种受管制物质仍旧不被同意带入联邦政府房产，其中包括白宫。特勤局一名发言人向美媒表示，在最近这次发觉可卡因之前，该局人员早在去年7月和9月曾两次在白宫发觉了“少量大麻”。

这名发言人说道，“在这些事件中并没有人被捕，因为缴获的大麻重量没有达到联邦指控或华盛顿特区轻罪刑事指控的法律门槛，因为华盛顿特区已将持有大麻合法化。（发觉的）大麻被警官收缴并销毁了。”按照其说法，特勤局人员在去年两起事件中发觉的大麻“均不到0.2盎司”。

出席这场简报会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注意到，白宫发觉可卡因的地方据称没有视频监控。她对美媒说，“这可能是一个应该安装视频监控的区域，尤其这并非是自从拜登上任以来第一次在白宫发觉毒品。”

博伯特说，“在可卡因出现之前，就应该采取措施确保白宫的安全。”报道指出，目前这些大麻的具体发觉区域尚未公布。“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没有发生过这种程度的丑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乔·拜登把什么样的人带进白宫？”这名议员说。

博伯特还透露，她在简报会上询问了据称发觉可卡因区域的具体安保措施，而特勤局承认，涉事储物柜的钥匙“已丢失”。她说，“那处门厅有182个储物柜，现在……发觉可卡因的50号储物柜的那把钥匙不见了。在发觉这些物质的那个周末，有500多人到过（白宫）西翼，而那些人都没有被列为嫌疑人。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人是游客、个人访客或工作人员，他们目前没有进一步调查那个周末进入西翼门厅的那500多人。相反，他们希望迅速结束这个调查，转而应对下一场犯罪危机。”

博伯特告诉福克斯新闻，她了解到“特勤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对那个周末的500多人进行背景调查，看他们是否有吸毒史或犯罪史……没有得出任何指向某个人的结论。我认为，那个周末进入白宫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应该接受药检。”

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国特勤局宣布，因为没有发觉充足证据来锁定嫌疑人，比如指纹或DNA证据，“白宫发觉可卡因”一案已经结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显示美国存在“两套司法标准”。他在自创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发文写道，“尽管所有摄像头都对准了‘犯罪现场’，（美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医，而他们就是搞不明白。他们其实知道答案，其他人也都知道！与此同时，在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迫害中，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针对和调查我——毫无理由！！选举干预和司法双标。”

谢选骏指出：上述新闻究竟是搅混水呢？还是欲盖弥彰？

谢选骏：扶起阿斗的结果就是阿斗亡国

《華郵專欄作家：調高最低工資可能導致遊民增加》（記者顏伶如 2023-07-13）报道：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麥亞朵表示，最低工資調高可能反而導致無家可歸的遊民變多。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麥亞朵(Megan McArdle)13日撰文指出，最低工資是否調漲的辯論裡，某些人士主張即使雇主因為成本壓力不得不裁撤某些員工，但保住飯碗的勞工將可因為工資調漲而受益，然而最新出現的論述則指出，最低工資調高可能反而導致無家可歸的遊民變多，加州問題尤其嚴重。

麥亞朵指出，知名的日落大道(Sunset Strip)所在地西好萊塢市(West Hollywood)，從7月初開始最低時薪19.08元起跳，超過洛杉磯、舊金山最低時薪價碼。調高最低工資的贊成派人士認為，處於弱勢的勞工終於有機會改善生活水準，反對派則說，大量勞工將因此失業，物價也將因為最低工資調漲全面上揚。她指出，聖地牙哥加大(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政治學教授希爾(Seth J. Hill)最近發表研究報告顯示，2006年至2019年間調高最低工資的城市，遊民人數大約增加10%，調薪幅度最大的城市，遊民人數增加越多，而且隨著時間增長，遊民問題更加惡化。

麥亞朵在專欄中寫道，有成癮症問題、心理健康問題、家庭狀況不穩定的族群最容易流落街頭，這些民眾最可能在雇主節省開銷之際遭到裁員。她說，遊民問題可能與住房供應不均較為有關，與勞動市場可能關聯較少，但在紐約州、加州等經濟狀況不錯的地點，即使發生某些昂貴的住房政策疏忽，遊民人數也不至於爆增才是，問題出在民眾突然之間變得一切都負擔不起，結果釀成危機。

她分析，令人憂心的是，許多政策問題盤根錯節，例如在不容易興建新屋的城市裡，房價一路飆升，政治人物受到壓力而被迫調高最低工資，但到頭來卻都沒能解決問題；處於經濟弱勢、瀕臨無家可歸邊緣的勞工則是想要搬走卻沒有能力可以離開。

谢选骏指出：調高最低工資導致遊民增加，犹如扶起那个扶不起的阿斗，结果就是导致阿斗亡国！

《好萊塢演員工會大罷工：什麼原因讓16萬名演員停演不幹？》（轉角24小時 2023-07-14）报道：

「談判已經破裂，16萬演員們罷工停演！」好萊塢演員工會於7月13日晚間宣布罷工，罷工自7月14日午夜正式展開，16萬名演員工會會員自此停止工作——這代表，絕大多數全球觀眾熟悉的影星都暫停出演主流電影電視、連帶也將缺席一切宣傳活動。此前好萊塢編劇工會已於5月2日開始罷工，罷工原因與演員工會類似，除要求片酬待遇的保障外，也包括憂慮AI發展對工作環境的威脅——這是1960年代以來首次編劇與演員工會雙重罷工，而這也意味絕大多數美國電影和電視製作都將自此陷入停頓。

好萊塢演員工會（SAG-AFTRA，簡稱SAG）欲尋求演員的工資待遇提升、及在AI發展下保障會員工作權益，持續與製片廠及Netflix等串流媒體公司等資方進行談判協商，但7月12日談判破裂，SAG於7月13日正式號召全體16萬名會員發動罷工，罷工正式的開始時間訂於7月14日洛杉磯時間午夜0時起。

7月13日晚間宣布罷工後，原本正在出席知名導演諾蘭（Christopher Nolan）新片「奧本海默」倫敦首映會的主演演員，如席尼墨菲（Cillian Murphy）、麥特戴蒙（Matt Damon）、艾蜜莉布朗（Emily Blunt）等人，應聲離開會場；在走紅毯時罷工消息尚未宣布但已有風聲，不過當時麥特戴蒙受訪時已指出：「我們都有共識，一旦工會宣布罷工，我們馬上就會回家。」艾蜜莉布朗也表達支持工會罷工的決定，並指出若未來SAG舉辦示威活動，她也打算參與。

此前SAG與代表電影公司資方的「電影和電視製片人聯盟」（AMPTP）於6月7日進行談判，當時考量原本SAG在2020年與AMPTP談定的勞資協議將於7月12日到期（原訂到期日為6月30日），SAG為應對時間壓力，也面向會員進行罷工授權投票，獲得將近98%的會員同意在工會領導人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發動罷工。

SAG罷工令的涵蓋對象包括戲劇演員、歌唱演員、舞蹈演員、特技演員、操偶師、臨時演員及如配音員、旁白等幕後人員，停止進行的工作包括演出、特技、替身、試衣、彩排、試鏡（包括自錄試鏡影片），以及包括在影視出演合約當中的宣傳活動，諸如受訪、社交媒體宣傳、粉絲活動、出席首映會或頒獎典禮等等。

換句話說，罷工開始之後，SAG的16萬名會員，從一線演員到臨時演員，幾乎所有會在主流電影、電視（也就是加入AMPTP的製片商或串流媒體作品）中露面的演員都將停止演出正在拍攝的作品、也不會為已拍攝完成的作品進行後製補演，亦不再為院線作品進行宣傳。好萊塢的絕大多數電影、電視工作都將因此停擺，預計唯有不靠演員、而是靠素人演出的真人實境秀節目可以繼續製作播出。

演員工會SAG-AFTRA 董事會投票支持加入編劇工會WGA的罷工隊伍。

罷工開始之後，預計工會的「糾察隊」（picket）將於7月14日早上，從Netflix的加州總部外開始，逐一至派拉蒙、華納兄弟和迪士尼等大型電影公司及串流媒體公司等地，阻止演員們持續出演、工作。

SAG所欲為會員爭取的，除了片酬待遇的保障外，也在於AI發展對於演員工作環境的衝擊——AI技術在電影與電視製作上，也用於呈現演員影像，而SAG要求確保AI生成的人臉面孔及聲音不會被用來取代真人演員，原因是SAG擔憂影視製片公司運用AI複製演員的數位肖像並永久使用——此舉將扼殺未來無數工作機會，尤其是對眾多在電影場面中擔當背景一角的臨時演員來說，若經一次拍攝的影像（也就是只收取過一次酬勞）在未來成為重複使用的素材，其工作權益將嚴重受損。

此外，在疫情期間，許多電影製作公司的試鏡方式改為讓演員自錄影像進行，SAG也要求對「自錄試鏡」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因為工會認為這種作法形同不公平地將原本電影公司應支出的相關成本（場地、錄製等）轉嫁到表演者身上。

而SAG主席德雷瑟（Fran Drescher）和首席談判代表克拉布特–愛爾蘭（Duncan Crabtree-Ireland）表示，電影公司仍「不願意在談判的關鍵問題上提供公平的協議」，並認為AMPTP拒絕承認影視行業和經濟變動對從業者產生不利影響。

演員工會主席德瑞雪（穿白衣者）痛批影視老闆中飽私囊「很惡心」。

AMPTP則猛烈抨擊SAG的罷工決定，其聲明表示：「罷工當然不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因為如果沒有表演者為我們的電視節目和電影注入生命力，片廠就無法營運……令人遺憾的是，工會選擇了一條將給無數依賴影視行業的人帶來經濟困難的道路。」

針對SAG對AI應用的憂慮，AMPTP表示已同意一項「具開創性的突破性提案」，將能保障演員的數位肖像、若在影視演出中使用數位人像或進行修改，都需要徵求演員本人同意，但是克拉布特–愛爾蘭指出AMPTP同意的方案「不可接受」，他說：

「他們建議我們讓背景的臨時演員影像被複製保存，然後臨時演員會拿到演出一天的報酬，接著影視公司就有了他們的數位肖像，接下來都能不斷使用……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個『開創性的提議』，我建議你再考慮一下。」

目前正是好萊塢電影熱門的暑假檔期，特別是在過去三年中影視行業受到疫情嚴重打擊，在今年2023年夏季許多電影公司蓄勢待發，罷工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單以電影而言，除正在熱映的院線片之外，即將在7月至9月之間上線播映的電影除「奧本海默」外，還包括「芭比」、迪士尼的「幽靈公館」（Haunted Mansion）、新的「忍者龜」（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電影、改編自阿嘉莎克莉絲蒂推理小說的電影「威尼斯魅影謀殺案」（A Haunting In Venice）等等，其他將受到影響的電影還包括預計製作的大片如「神力女超人3」、「魔鬼剋星 4」、「木法沙：獅子王」以及「阿凡達 3」。

此前好萊塢編劇工會已於5月2日展開罷工，罷工訴求與SAG類似，同樣是在AI影響下要求確保其工作權益和機會、以及待遇保障；前次編劇工會與演員工會聯合罷工已是1960年代，如今睽違60年再次啟動，將為好萊塢帶來的衝擊預計將無比巨大——單是前次編劇罷工，已要追溯回到2007年，當時為整個加州造成至少2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在6月談判進行時，知名影星珍妮佛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和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等300多名好萊塢一線演員已聯合致信SAG，表示將會支持可能的罷工，而在7月13日宣布罷工後，「絕命律師」（Better Call Saul）主演歐登科克（Bob Odenkirk）、「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演員辛西亞尼克森（Cynthia Nixon）和以「媽的多重宇宙」拿下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潔米．李．寇蒂斯（Jamie Lee Curtis）等人都在社群媒體上表態響應。

谢选骏指出：都说影视观众多为白痴阿斗，现在的罢工导致断片，让观众阿斗得不到扶助，结果倒是相反，可以帮助避免阿斗亡国了。

《习近平打压外商 中国经济成长引擎熄火》（2023-07-13 自由时报）报道：

习近平对外国企业的一连串打压行动，正衝击外商对中投资，给深陷泥沼的中国经济再一记重击。（路透资料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今年在中国的外国管理顾问公司、审计公司等机构面临一连串突袭搜索、调查和拘留。与此同时，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也让外商高层担忧，在中国进行市场研调等常规经济活动，可能被视为间谍活动。导致年初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骤降，使得已深陷困境的中国经济再受挫。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经济已经因民间投资不振、消费疲软以及青年失业率飙升而寸步难行，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大幅增加下，也正阻碍资本流入中国经济。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成长都受惠于向西方开放，依赖外商的投资和专业知识来推动国内创新和生产力。

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对政府数据分析显示，今年Q1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000亿美元。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预测，今年中国的资金外流将抵销流入该国的投资，对于过去40年资金流入一直大于流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由于经济陷入困境、急需资本，中国各城市接连抛出前所未见的甜投向西方企业示好。北京更宣布展开“投资中国年”活动，试图招商引资。随著北京一方面向外企施压，同时又拉拢投资，这种试图取得平衡的行为，可能正在推开过去曾帮助中国崛起的资本、技术、理念和管理技能。这场拉锯也让中国各地陷入财政困境的城镇饱受煎熬，在长达3年的疫情防控政策下，许多地方已深陷债务泥沼，难创造就业机会，急需注资。

中国商业团体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企业已暂停在中国的扩张计划或减少投资。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谭森（Sean Stein）表示，最近美国谘询公司面临的压力可能“切断外国企业获取资讯的管道”。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Janet Yellen）上周在北京会见官员时曾对中国对待美企的方式表达不满，即将出访中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预计也将谈论这一问题。

谢选骏指出：冷却经济可以益寿延年，吃得太饱容易中风——扶起小粉红的结果就是小粉红亡国。

《中国经济陷“通缩氛围” 不禁令人想起90年代的日本》（德国之声 2023-07-13）报道：

当西方国家受到通胀困扰之际，中国却在担忧通货紧缩：消费价格停滞，生产价格低迷。房地产行业的颓势尤其令人担心。眼下的中国不禁令人想起1990年代的日本。

如果经济走势不继续恶化，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在5%以上，低于之前国际大银行预计的6%。诸多迹象显示，清零防疫政策结束后经济的复苏已经失去了推动力：个人消费低迷，出口乏力，人民币汇率备受压力。

本周四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12.4%，降幅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进口减少6.8%，进出口降幅均明显低于分析人士的预期。其中6月份从韩国的进口同比下跌19%，路透社报道指，这表明中国对韩国产半导体和电器元件的需求持续走低。而德国等欧盟国家的经济衰退也导致中国出口的不振。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房地产业在中国GDP中的贡献占比高达25%。而目前许多房企在为生存而挣扎，对投资血本无归的恐惧在购房者中蔓延。结果是，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现在把钱包抓得紧紧的，都不愿意贷款投资或消费。

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金融专家看来，中国陷入了“困难的通缩氛围”。通缩意味着价格普遍下跌，导致销售、工资和投资全面下降的螺旋式发展，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资产负债表衰退”

眼下的中国令人想起1990年代的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长期危机。

“日本的商用地产价格当时下跌了87%”，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回忆说，日本央行在1989年连续加息让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不得不长年勒紧裤腰带还债，无力投资。

辜朝明是野村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曾在美联储供职，2003年出版《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一书，分析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19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他在书中阐述了并非因景气周期，而是因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产生的衰退，即“资产负债表衰退”。

眼下，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正在热烈讨论，中国经济是否也在走向资产负债表衰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财新》自6月以来多次载文分析辜朝明的理论是否与中国经济的现状具有可比性。6月中，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专家刘磊也呼吁政府采取刺激措施，以避免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

中国也会"失去十年"？

辜朝明认为，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相似。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减少贷款是为了还债，这会阻碍经济发展。他解释说，减少债务“从个体角度看是正确的”，但如果所有人同时节约开支，对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问题。

伦敦的金融研究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政府会从经济和财政政策层面进行干预：“鉴于信贷需求低迷，货币承受压力，我们认为支持措施将主要体现为财政政策。该机构预计，中国央行今年将继续降息。上海证券（Shanghai Securities）分析师胡月晓也预计央行将降低贷款利率，以刺激需求。

但辜朝明认为，仅仅靠降息是不够的，北京的决策者必须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具体来说，他建议投入资金，推动大量陷入停顿的房地产项目完工。“我会建议中国政府支持房企让已经规划的建筑项目完工，我想，这是最有效地使用纳税人资金的方法。”辜朝明说，这样可以让那些因担心血本无归而陷入极度不安的人放心，“他们毕竟已经为房产付款或至少付了首付。”

这似乎与中国领导层的想法不谋而合。本周一（7月10日），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将2022年推出的一系列扶持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政策期限延长一年，其中包括房地产贷款延期偿付、“保交楼”金融服务等措施。

网民嚎叫：

一只熊 发表评论于 2023-07-13 17:17:14

日本30年前已经非常发达了。这些年滞涨，但民生并没有问题，仍然是发达国家，医疗福利都很好，国民精神面貌也很好。中国现在什么样子？除了GDP看起来数大以外，医疗教育国民素质跟30年前的日本没得比的。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3-07-13 16:33:38

美国的盟国都被迫输入美国的通胀，只有中国又一次保护了本国人民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3-07-13 16:04:28

何西2017 发表评论于 2023-07-13 13:50:00

有通缩的风险，但中国经济调控能力强，特别是外资在华投资占比小，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日本经济体当年被美国重点打压导致经济危机，中国情况很不一样，重点应该是提升内部产业结构，避免贫富差距加剧，规避外来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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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好说反了，日本才是假通缩真发展。日本虽然房市股市崩盘，但是日本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反而继续大发展，日本海外资产继续扩张且牢牢保持世界第一。相反，中共经济自从三驾马车丧失殆尽后，除了继续大搞基建，没有任何其它有效手段刺激经济，而大搞基建的后果就是更加债台高筑！根本原因还是制度问题，习近平把中国的人气都搞没了，私人有钱不敢消费，公司有钱不敢投资，外企赚到钱赶紧汇出国！

谢选骏指出：日本跌倒没有亡国，因为添蝗是个扶不起阿斗。扶起的阿斗会亡国，扶不起的阿斗反倒不会亡国了。所以幕府将军会亡，天皇大虫不亡——他只要四腿一伸、六体投地、投向美国大兵的裤裆，就可以米西米西的了。但是共产党不同，那是扶不起的穷矬大，一旦富起来了，反倒把他推向亡国的深渊了！

谢选骏：毛僵尸扮演sugar daddy

《毛泽东与女演员书信往来不慎泄密 惊动中央警卫局——建议带着问题读：邢韵声怀的是龙种吗？》（竞选 2023-07-09）报道：

1961年10月底，江西省农垦厅文工团青年女演员邢韵声接到一封来信。她一看信封上那遒劲、稔熟的字体，就激动不已、幸福万分：是毛主席写来的。她急切地打开信：

小邢：我的好孩子……赞成你的计划，立即开始入学考试准备，温习功课。

……盼来信！

信的落款是“父亲”。

看到金子般的“父亲”两字，邢韵声的满眶热泪再也忍不住了，她在心中轻轻呼喊：毛主席，我伟大的父亲！

两个月前，她和毛泽东在庐山交往的幸福情景，蒙太奇似的时时闪现在眼前……

毛泽东跳交谊舞

舞厅初见

1961年8月，江南大地仍然酷热似火，庐山却是一片清凉世界。8月23日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

晚上9点，“芦林一号”别墅已沉睡在九奇峰的怀抱中，但屋内却灯火通明。踏着华尔兹的节奏，首长们和各自的舞伴跳起欢快而轻盈的舞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们敬仰的领导人早已步入舞池。刘少奇舞步虽然优雅，但满脸严肃；朱老总却总是笑嘻嘻的，有时鞋带松了他也浑然不知；周总理和每位舞伴都不会跳得太久，与这个跳了一阵又和那个跳了起来，生怕冷落了这些从江西各剧团选来给首长伴舞的女演员。

毛泽东来到舞厅时已过11点。这位新中国的领袖，脚下穿着当年斯大林赠送的黑色大头鞋，手指夹着香烟，悠闲地走入舞场。四名荣幸地被选做毛泽东舞伴的青年女演员，都激动地站了起来。谁不想第一个陪伟大领袖跳舞！一个、两个……一曲、两曲……毛泽东心情很好，舞姿犹如他的性格：从容、帅气、潇洒、豪放；舞步矫健有力而又灵活多样。虽然舞伴都是能歌善舞的专业演员，但总是被毛泽东带动着时左时右、时进时退。他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右手，不时还轻轻在舞伴的腰背上打着拍子。舞曲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揽著舞伴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点也不像年过花甲的老人。

此时，江西省农垦厅文工团女演员邢韵声正坐在角落，默默望着热闹的舞池。能被选中给毛主席伴舞，她感到无比幸福。她几次起身想与毛主席共舞一曲，但只要毛主席一坐下，身边就立刻围满了人。听到他那富有魅力的话音和朗朗笑声，邢韵声不禁把座位往前移了移。那边，毛泽东正和青年舞伴“讨论”他脚下的旧皮鞋该不该换、美庐别墅的蚊子叮人等话题。偶然间，他一眼看见坐得较远的邢韵声，心中似乎有所触动，她长得有些像自己的女儿。于是毛泽东朝她这边招了招手。邢韵声又惊又喜，她犯傻似的用手指点点自己的鼻子，那意思是：真的是在叫我吗？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邢韵声高兴地跑到毛泽东身边，紧张得心里怦怦直跳，两手不停地扭著胸前的辫子。好半天，才红著脸望着毛泽东，声音发颤地叫了一声：“主席……您，您好！”

毛泽东和蔼地打量著邢韵声，喜悦地问道：你是哪个团来的？”

“省农垦厅文工团的。”

江西省农垦厅文工团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创办的。它凭著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的艺术特色，不但在江西红火起来，而且在生活着不少江西老乡的中南海也受到关注和赞扬。毛泽东笑了笑：呵，你们汪部长和我说过农垦文工团。”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邢韵声伸出大手说：“咱们来跳个舞吧！”

邢韵声喜出望外，连忙跟随毛泽东进入舞场。两人欢快地跳起舞来。毛泽东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邢韵声……”她还不停地解释著每个字，生怕主席不知道是哪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这名字好。”又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

“上海人。”

“喔，阿拉上海人。”说罢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当老人家的手触到小邢手上的老茧时，不禁有些心疼起来。毛泽东慈爱地说：“你还算是吃了苦的孩子……不过，劳动能克服娇气。我有个女儿叫‘娇娇’，就是怕她太娇了……”

他俩坐下休息时，毛泽东转过头对邢韵声低声说：“你到休息室帮我拿支烟来。”小邢刚起脚，毛泽东又指指对面坐着的护士长吴旭君，叮嘱她说：“千万不要被她看见。”

邢韵声会意地点点头。真没想到，毛主席抽烟还要“偷偷摸摸”。

毛泽东烟瘾不小，转瞬间一支烟就快抽完了。邢韵声看着毛泽东手中舍不得扔掉的烟头，提醒说：“主席，烟头烧手指了！”

毛泽东抽起烟来像任性的孩子，刚刚抽完一支，又要她去拿烟。邢韵声乖乖地帮毛泽东又拿了一支烟。

当点烟的火柴刚划著，邢韵声突然听到严厉的敬告声：“主席，您已抽了一支烟，不能再抽。”原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就站在邢韵声的后面。小邢有些不解地轻声说：真厉害，连毛主席也敢管！”

这位护士长耳朵可真灵，她生气地对邢韵声说：“是你拿的烟吧？”

邢韵声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有些紧张地回答：是我！”

毛泽东连忙替这位不知情的新舞伴解围说：小吴呀，不关她的事，是我要她去拿的。不知者，不责怪嘛！”

然后他用带点儿自嘲、带点儿玩笑的口气对目瞪口呆的邢韵声说：“你看，我不自由呀，抽烟都要受管制。”

芦林合影

在庐山的那段日子是邢韵声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早年丧父的她真正感受到了父爱的温馨和幸福。毛泽东不但经常和她跳舞，还带她在芦林湖游泳、林荫道上散步、书房中聊天，同桌吃饭，教她做人……陪毛泽东吃饭，就要让他吃得高兴，这几乎成了每位陪同人员不成文的任务。毛泽东十分喜欢邢韵声，还准备把身边的警卫员介绍给她做对象。当她说已经找了男朋友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还想见见她的男友。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她是少有的能得到毛泽东召见的客人。这不仅使邢韵声感到十分荣幸，也叫省各剧团来的同行们无比羡慕。她每次从毛泽东那里做客回到宾馆，都要被姑娘们围着兴奋地问这问那。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是不是餐餐离不开辣椒，他喝的是庐山云雾茶吗，毛主席也喜欢唱歌吗，他会训人吗？……似乎领袖身边有数不清的神奇和秘密。

记得有一天晚上，邢韵声回来后，一位同事拉着她的手喜悦地问：你经常和主席在一块儿，主席和你照过相没有？”

这一问倒提醒了邢韵声，这么久，还没想到和主席一起留影纪念。一起来执行任务的演员们也热切地说出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都想和毛主席合个影。”“能和主席一块照相，那该有多好呀！”

邢韵声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就把大家的热切心愿告诉了他。毛泽东愉快地笑了：“我很高兴呀……你再去问问你们的汪部长……”

汪东兴对自己创办的农垦厅文工团本来就十分宠爱，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自然满口答应。

第二天上午，芦林一号”还被笼罩在密云浓雾之中。这天，大家像过节般高兴。上面通知这些来自省歌舞团、京剧团、赣剧团和农垦厅文工团的演员把衣服穿漂亮点。有人猜想：会不会是毛主席要来和我们照相？于是，姑娘们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些。看到雾蒙蒙的天气，大家都有点担心，这像能照好吗？

9点左右，太阳还躲在云雾中。这时，一辆吉普车飞速开进了“芦林一号”的车道。“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别墅庭院立刻欢呼起来。盼望已久的演员们眉开眼笑地围拢在毛泽东的身边。

临时负责的江西省歌舞团的周团长代表大家欢迎说：“主席，您好！”

毛泽东笑了笑，指了指周团长嘴唇上的小胡子说：“你是个当官的，当小官的，对不对？”

“主席说对了……”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毛泽东和演员们一一握手。有位年龄较小的演员把手伸过来后，毛泽东问她姓什么？

小演员回答：“我姓钱。”

“呀，你可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啊！”

毛泽东一句玩笑，使大家哄堂大笑，无拘无束。

在周团长的指挥下，大家排好队。摄影师望望天，浓云使光线阴沉沉的。他皱了皱眉，举著照相机，又放了下来。但当他重新举起照相机时，太阳的红光忽然驱散了云雾，天空放亮了。阳光下的“芦林一号”显得金碧辉煌，四周青山叠翠，草木吐艳。

几十名男女演员真是心花怒放。毛泽东也欢快地望了望天空，微笑说：今天太阳也高兴了，出来笑一笑。

摄影师对大家喊：“笑一笑……”

在阳光下，在笑声中，江西的演员们终于如愿和毛泽东合了影，芦林一号外景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在年轻人中间，他的心情十分愉快。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手表和诗稿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近一个月的时间像庐山的清泉般淙淙流逝。庐山会议一结束，邢韵声想到毛主席也要离开庐山了，阵阵离愁别绪不觉袭上心头。她几次在毛泽东居住的“美庐别墅”旁的林荫道上徘徊，想进去和毛主席道别。

其实，毛泽东在百忙中仍然关心着被他视为女儿的邢韵声。就在毛泽东下山的那天早晨，夜色刚刚退去，剧团的姑娘们还沉睡在梦中，毛泽东的警卫员便敲门叫醒邢韵声说：“快起来，主席今天要走了，他想见见你……”

她连忙梳洗了一下，跟着警卫员乘车来到“美庐”的二楼。

邢韵声一跨进门就看见由于政务繁忙而带着倦意的毛泽东，不禁激动地叫了一声“主席”，泪水立即在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轻轻叫了声：“小邢呐……”示意她坐下。

邢韵声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哽咽地说：“主席，您，您今天……就要走呀……”

毛泽东点点头：小邢呀，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你会送送我……”

这话反而使邢韵声更加难过，眼泪把手绢湿透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在很短的沉默中，毛泽东注视著桌上的手表。这块老掉牙的手表是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时指挥作战用的。也可能是感情太深，他一直舍不得换下来。岁月使表壳失去了光彩，时间刻度也模糊不清。邢韵声陪毛泽东聊天时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劝他换个新的手表。当时，毛泽东像呵护着心爱的婴儿，着急地说：“换是换不得哟，这表可是跟随我几十年啰。它为我立了很大功劳哩！”她理解毛主席非常珍爱这只旧表的心情。但是，一位六亿五千万人口大国的领袖，没有一只刻度清晰的手表怎么行呢？万一弄错了时间，受损失的可是国家和人民呀！

邢韵声再看看自己手上的手表，可比毛泽东那块表“高级”多了。一年多前，她从上海下放到江西时，母亲心疼女儿，倾其所有，花200多元为她买了一块崭新的“英纳格”手表。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奢侈品哟！现在，要和主席分别了，送什么礼物合适呢？当邢韵声看到毛泽东那块老掉牙的手表之后，她立刻把自己的手表取了下来，双手递给毛泽东说：“主席，你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使。现在要分别了，我没什么东西送给您，这块表就送给您做个纪念吧……”

毛泽东并没有立刻接过这块闪亮的手表。邢韵声纯朴的真情使他十分吃惊和感动。凝视片刻，毛泽东双手接过手表，望着这不平常的“礼品”沉思著。分别在即，小邢还有满肚子的话：“主席，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到了北京，不要忘了我这个江西老表。”她又像女儿叮嘱年迈的父亲，这表……您，您不要忘了上……上弦……”

邢韵声边说边哭，已成泪人。毛泽东的情绪也有所感染，他像慈祥的父亲哄逗正在哭鼻子的女儿：“不会，不会的。我会每天上弦。”他把手表放在口袋里，还用左手拍了拍说：你看，我把手表放在这里！”

看到毛泽东那认真的样子，小邢又像孩子般笑了起来。

毛泽东也笑着说；“你是个好大方人啰，我也不能小气。”他翻著桌上的诗稿书法作品，从中挑了一幅《七律·长征》对她说：“就送这首诗给你吧！”

邢韵声接过诗稿，很小心地把它叠好放进裙子口袋。毛泽东看见口袋外还露出半截诗稿，连忙说：“这样不行。”他把诗稿重新拿在手上，然后从口袋掏出手绢，将诗稿包在里面，再交给邢韵声说：“拿回去放好，不要让大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给你的。你有，大家没有，人家会妒忌的，将来对你不利。”

毛主席想得真周到。小邢感激地点点头说：主席，我记住了。”

第二年3月，毛泽东来到南昌，住在江西宾馆。已经结了婚的邢韵声又见到了毛泽东。这次重逢，两人都异常高兴。毛泽东先伸出手握住小邢的手，发现她的手上没戴表，就说：“小邢呀，你把手表给了我，你自己还没表呀？”

结婚后，邢韵声经济并不宽裕，不打算买表。她只好说：“不着急，眼下我也用不上。”毛泽东认为没表对工作、学习、生活不方便，就把这事挂在心里。不久，他托我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同志买了一块手表。当年5月中旬，在上海再见面时，毛泽东把表送给邢韵声说：你送我一块表，我回你一块表。不过，你千万不要说是我送的，不然，别人会妒忌的。就说是你母亲送给你的。”

邢韵声至今还珍藏着这块表，手表仍像新的，滴答声十分清脆。

毛泽东“挨克”与“自责”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下山前，他曾留给邢韵声一个通信地址：北京中南海保健院毛泽东收。

回到南昌后，小邢当然很想念主席，1961年10月10日给毛泽东寄去第一封信。10月21日，她收到了毛泽东以“父亲”的名义的回信。早年丧父的邢韵声捧著领袖父亲的来信，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整天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

后来，毛泽东告诉邢韵声，因为小邢寄去的第一封信“泄了密”，使他挨了护士长吴旭君一顿“克”。原来，汪东兴得知这封信写着“北京中南海保健院毛泽东收”之后，把吴旭君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受了“冤屈”的吴旭君，只好去找毛泽东。在书房内，她指著信封说：“主席，您怎么能告诉小邢这样写地址呢？这可是泄密呀……”

毛泽东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不解地说：是这个地址呀，怎么泄密啦？”

吴旭君只好耐心解释：“这就是泄密，这等于把中央首长的住址公布出去了。”

毛泽东恍然大悟：“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哇？不知者，不怪罪嘛，小吴，我以后注意，注意就是了。”

吴护士长像教导学生似的告诉他，外面来信的地址应该写：北京第17支局106信箱吴旭君收。她还反复叮嘱说：主席，要记住，不能写您收，要写我收。”

伟大领袖在年轻的护士长面前，乖乖地点着头。

这年5月，毛泽东和邢韵声在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家又见面了。此时，邢韵声身怀六甲。本来毛泽东想劝她上大学的，这样一来已是不可能了。毛泽东对她说：大学读不成没关系，要好好休息，把孩子养好。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学习嘛……”

主人家中有一台高级落地收音机。作为文艺工作者，邢韵声对它爱不释手。她蹲在旁边，摸摸这个按钮，弄弄那个开关，总想打开听听广播歌曲。可能因为收音机太“现代”了，怎么也开不了。主人又不在家，邢韵声还不甘心地在收音机上摸来摸去。

毛泽东问她：“你用过吗？”

“没用过！”

“那算了，不要动人家的。搞坏了主人不高兴，你交不了差，我也交不了差。”

邢韵声听话地重新坐了下来。毛泽东给她拿了一个苹果说：“你现在更需要营养，要多吃。”她接过苹果，从盘子里拿起一把小刀。这时，毛泽东正抓住苹果张口在咬。邢韵声连忙伸手拦住说：“哎，慢点，吃苹果应该削皮呀！”

毛泽东笑道：“我从来就不削皮。你就不知道吧，皮很有营养哩。削皮是浪费，多可惜！”

他边吃边说：你也不要削皮，就这么吃！”

邢韵声第一次津津有味地连肉带皮吃着苹果，还说：“主席，这苹果真甜。”

“当然甜啰，你应该多吃！”

小邢看着盘子里新鲜的苹果，舍不得再吃。她情不自禁地说：这么好的苹果在南昌是看不到的。如果有的话，也很贵，哪里买得起哟！”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笑容一下子从毛泽东的脸上抹去了。当时，饥饿、贫困、食物高度匮乏笼罩着中国大地……人民日夜在同灾难、贫穷作斗争……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沉默著在房间走来走去。

邢韵声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脸上出现了沉重痛苦的表情，她被吓住了，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望着毛泽东没敢出声。

毛泽东终于开口说话：“小邢呀，国家很困难，老百姓吃苦了……这些，中央有责任，我个人更有责任……”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低着头在房子里踱步。

邢韵声离开上海时，护士长吴旭君送她上车，并且送她一个包说：这是1000元钱，是主席送给你的。他说，再困难也要把孩子养好。”

永远的怀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邢韵声离开了舞台，离开了南昌，被下放到九江地区瑞昌县的一个偏远的乡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粉碎“四人帮”后，她才回到南昌市歌舞剧团，恢复了艺术生命。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也参加了许多电视剧的编导、拍摄。后来全家回到上海，2002年又到北京定居。时代变了，但邢韵声对毛泽东的深情没变。每逢毛泽东诞辰，这位与他在庐山结识的“女儿”都会凝视著老人家留下的珍品—瑞士手表、包过诗稿的真丝手绢、一封封毛泽东的亲笔信，陷入深情的回忆与怀念之中……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05年第2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毛泽东“封建倒退”，我看他非常前卫，简直就是一个美国的sugar daddy，一个喜欢搞援交的甜爹！

《这里有一篇文章分析，邢韵声怀的极有可能是龙种》（竞选 2023-07-09）报道：

回答《党史纵览》2005年第2期：毛泽东与女演员书信往来不慎泄密 惊动中央警卫局——建议带着问题读：邢韵声怀的是龙种吗？

07-09  

毛泽东一生中交往过的人很多，但能让他记住，并书信来往的真的很少，邢韵声这一个连在百度百科都找不到的女子，却有幸成了毛泽东的笔友，并以父女相称，后来他们的来往甚至惊动了中央警卫局和当时的负责人汪东兴。在1960年代的风雨岁月中毛泽东和邢韵声到底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演绎着一场什么样的感情呢……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检查过毛泽东的活体，早在950年代就没了生育能力，所以毛泽东扮演sugar daddy的可能较大，传播小僵尸的可能较小。所以说，毛僵尸扮演sugar daddy——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幽灵作祟，可不是什么封建主义。其一手制造的大饥荒，被他自况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鬼，就是毛党。

谢选骏：共运——共产党鸡飞蛋打，独裁者人财两空

 

《人财两空，恐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隐患》（2023-07-09 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抬头的新时代，包括许多高净值个人在内的中国公民日益考虑移居国外。

想避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中国政府必须说服国内外人才在中国扎根。

中国是在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还是在重新“闭关锁国”？

许多人会认为是后者，但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仍在走向世界：居民移居国外的速度似乎比过去几年都要快，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高净值个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是中国保持现代化建设和投资亟需的中坚力量。

2023年，自由出行的中国人增多了，这应不足为奇。新冠防疫措施已取消，出国再次变得更加容易。不过，移居国外人数上升的趋势实际上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出现了，而且与2017年以来出现的其他几个重要经济趋势相重合，包括青年失业率上升、政府重新控制金融部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结构性下行趋势。

在中国总体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移居国外人数的反弹也是引人注目。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想避免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放缓，政府就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让国内外人才相信中国是一个扎根的好地方。

与美国不同，中国一直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家——中国侨民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侨民群体之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居国外的人数一直变化很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1世纪头十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每年的净迁出人数约为50万。但在2008年之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而同期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陷入了困境。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同时也恰逢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缓慢减少，这为抱负远大的中国公民和愿意移居中国的外国人创造了机会。

然而，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末，这一趋势开始逆转。到2018年，中国的净迁出人数已回升至近30万人，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2年中国的净迁出人数一度降至12.5万人。尽管迁出人数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回落，但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显示，在2021年净迁出约20万人之后，2022年的净迁出人数将再次突破30万人。

令人震惊的是，联合国的数据实际上与一些民间来源的数据出奇地吻合，后者着眼于更具体的群体——高净值人群。南非财富情报公司New World Wealth和伦敦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整理的数据显示了类似的模式。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高净值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每年的净迁出人数稳定在9,000人左右。但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末，这一数字开始急剧上升：2017年，高净值个人的净迁出人数超过11,000人，到2019年则超过了15,000人。

Henley和New World Wealth没有2020年和2021年的数据，尽管考虑到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初期取得的成功，这两年移居国外的人数几乎肯定有所回落。但据这两家咨询机构估计，按净值计算，今年将有13,500名高净值个人离开中国，2022年有10,800人。

当然，净迁出人数增多未必是坏事，而且这往往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个人离开中国，可能意味着财富创造的速度加快，踌躇满志的移居海外者还能有助于促进资本和技术回流中国。

但是，最近这波移居海外的热潮也出现在一个复杂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抬头，高等教育风生水起培养出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劳动者，而同时这些劳动者中很多人会求职的服务行业的就业增长乏力。根据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提供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中国服务行业的年均就业增长率仅为0.4%。若不考虑国内经济大部分领域因新冠防疫政策关停的2022年，这一平均值只上升到1.4%。然而，在截至2017年的五年里，服务业就业岗位平均每年增长4.4%。

移居海外人数净值的持续增加也反映出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国人才数量大大减少，这是另一个可能会减缓中国技术进步的趋势。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外国居民人数分别只有163,954人和62,812人，自2010年以来分别下降21%和42%。新冠疫情显然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但是，鉴于众所周知的中西方紧张关系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在华外国人因过去被视为例行公事的行为而被拘留和调查的风险上升，外国人才流入减少趋势中的一部分在未来持续的可能性似乎非常高。

在21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抱负远大、勤奋上进和幸运之人往往能出人头地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更加关注安全和管控、而不那么注重增长的当下，人们不再清楚这一点的真实性有多大。

至少，有些人似乎用离开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不懂，中国大陆的现行逆转是国际共运的必然宿命——共产党鸡飞蛋打、独裁者人财两空，这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既然是宿命，也就无关某某个人的优劣。共运为何导致共产党鸡飞蛋打、独裁者人财两空的宿命？因为共产主义误判人性，结果导致沉渣泛起、山河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