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真实经过》（暗夜寻灯 2019-07-08回答 Water crisis-hit Chennai receives first rain in 200 days）报道：
冯学荣 |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真实经过》
冯学荣。居香港。著有《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
要讲清楚七七事变的来龙去脉，必须交待清楚此前在北京的日本驻军（即：日军 “中国驻屯军”）的来历。
1900年，北京闹义和团，清军在北京杀死了一位名叫“杉山彬”的日本驻大清国公使馆书记员。后来，清军被八国联军联合打败，大清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一个国家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个《辛丑条约》其中的第九款，是这样约定的：
“……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也就是说，大清国允许十一国在京津一线驻军，这十一国之中，就包括日本。于是，日本依据这个《辛丑条约》，派兵驻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沿线一带。这支日军部队，就是 “（日军）中国驻屯军”。从1901年开始入驻。
时光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时值1936年。当年的背景是：五年前的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此时日本正在华北地带（即北京周边）努力排挤国民党势力，而中共北方局则正在北平组织学潮，华北的抗日呼声很大。
1936年4月18日，日本向“中国驻屯军”增兵一倍。日军把增派的军队驻扎在了京津铁路沿线的丰台地区。（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75页）
“（日军）中国驻屯军”为何当时要增兵一倍呢？日本军人今井武夫在战后，是这样回顾的：“……（五年前的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因为军部担心关东军会越过长城、介入河北、而使满洲事件复杂化，（军部）拟以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力量，来阻止关东军的越境南进，以期缓和中、日两军的对立……”
（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5页）可以读得出来，日本单方面的解释是：增兵中国驻屯军，以后关东军若要抗命南下，中国驻屯军就可以有借口说：“有我在，用不上你，你给我在满洲好好呆着”。大概意思是这样。
那么，这支增派的日军部队驻扎在丰台，有没有条约上的依据呢？我们从上述《辛丑条约》的第九款中，可以读到：条约中约定的各个驻兵地点，其实并不包括“丰台”在内。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之前清政府没能对外国驻军的实际地点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以至于丰台原本就驻扎了英国的军队。后来，英国军队撤走了、留下空空的兵营。新增派的日本军队，以这个为借口、入住了前英军的军营、就这样驻扎在丰台了。
1937年6月，日本军政界内部开始流传这样一个奇怪的谣言：“……（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参谋，正在进行秘密策划、挑起中、日之间的战争……”
。（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97页）
今井武夫在战后也回顾了，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一个“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事变’一样的事变”的传闻。到了1937年6月底的时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派了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来到华北。因为石原莞尔担心华北会发生象六年前沈阳“柳条湖事件”那样的事变，所以，他派了冈本清福来观察一下“中国驻屯军”、也防止一下发生事端。（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11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平的中国人社区里，也流传着 “七七将有大事发生”的奇怪传闻。（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8页）更玄的是，1937年7月6日的晚上，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今井武夫在北平某位中国朋友家里应酬吃饭的时候，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国军“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石友三突然问他：“今井，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在卢沟桥，中、日两军之间打起来了，你不知道吗？”今井武夫说：“不可能吧！”，没有认真对待。不料，次日，就在卢沟桥这个地方，爆发了“七七事变”。（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13页）
1937年7月7日当晚，驻扎在丰台的日本 “中国驻屯军”小股部队，来到宛平县郊区永定河旁边的荒地上面，举行军事演习。在演习的过程中，日军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了十几次的枪声。
当时在场的日本兵清水节郎对现场的记述，是这样的：“……下午四点半钟左右……河堤上有两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日军）开始演习……晚上十点半左右……突然间，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芦沟桥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在一闪一闪，似乎在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结起来的小队做好战斗准备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情况，等待指示……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芦沟桥的（中国国军第29军）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00－303页）
中国方面，当时驻守在宛平城里的国军第29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的回忆，与日本人的回忆，基本一致：“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少顷……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捉去了，他们要进城搜查……”（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3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于是，日军行进到宛平城的门下，敲门，要求入城。入城的理由是什么呢？找人，找刚刚点名时不见了的那位日本兵。中国守军（即：国民革命军第29军）感觉到莫名其妙，于是打电话请示当时的北平市长（代军长）秦德纯。秦德纯在当时，是这样指示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这已经是违背国际公法，妨碍我国主权。他们走失士兵，我们不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但是，念及双方的友谊，可等到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搜寻，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23页）
于是，第二十九军拒绝打开城门放日军入城。
双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2－3点钟。在这个过程当中，秦德纯不断地接到宛平城里的吉星文团长的电话。吉星文团长说：“日军的态度变强硬了，说不开门入城，就开打！”秦德纯当时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打就打！”（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24页）
依据时任日本驻北平领事馆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在事后的回顾，7月8日凌晨四点钟的时候，一木大队长打电话给了牟田口廉也联队长，问：“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还击？应该怎么处理才好？请指示！”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在电话里回答道：“被敌人攻击，当然要还击！遭到敌人的攻击，居然不知所措，还等指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军人？！”今井武夫当时在场。（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页）
7月8日凌晨5点30分，日军于是开始炮击宛平城（笔者注：关于开打时间，秦德纯的回忆与此基本一致：是第二天早上的拂晓之前，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19页）。炮响之后，中国国军第29军奋起抵抗。
开始抵抗后不久，国军上级来了电话，说依据日方提议，双方暂停开火，于天亮的时候开展联合调查。7月8日早晨6时许，日方派了代表樱井入城，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撤退10华里，日军进程搜查丢失的兵；
2、中方赔偿日方损失；
3、严惩祸首，至少处罚营长。
国军谈判代表金振中当即驳斥道：
1、日军在丰台的兵营，离这里有八里之遥，你们偏偏来到我们的警戒线演习，用心险恶；
2、你们丢了兵，与我们无关；
3、你们炮轰宛平城，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持续到上午9点多钟，日军的炮弹突然又打过来了，炸得整个会议室四处烟尘弥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谈不拢，双方就不谈了。于是，继续接着打。到了下午两点钟，日军联队长派人送信来了，提出要求如下：
1、将日方代表樱井放回；
2、中国军队于下午5点之前撤出、日军进城搜查失踪的士兵。
金振中回复如下：
1、中国军人与宛平城共存亡；
2、樱井也愿与宛平城共存亡，望你们不要顾虑。（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3－4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7月8日傍晚7点多钟，今井武夫急急忙忙地找了国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并由赵登禹引见了北平市长秦德纯。今井武夫和秦德纯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同意：“事情不扩大”。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又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直到7月9日的凌晨3点钟，中、日两军才达成协议：“以永定河为界，双方在早上5点钟的时候，同时停战、并同时撤军。”
7月9日上午4点钟，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接到北平打来的电话，说日本松井机关长来称：“失踪的日本兵已经找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双方商定停战条件如下：
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2、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
3、城内防务除了宛平城原有的保安队之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参《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45页，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记》，1979年5月第一版）
7月9日凌晨5点钟，日军依约撤军。可是，中国国军第29军却仍然对日军进行追击。日军于是立即又进行了还击。后来，国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来和日军交涉，这时才发现：原来，是国军内部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撤退”的命令没有下达到前线的作战部队。于是，双方再重新撤军。直到9日中午时分，双方撤兵完毕。（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7页）
撤兵交接完毕之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要求允许他率领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中方人员。河北省行政督查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谢绝了。日方则派了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爱泽翻译官三人带了香槟酒进入宛平城，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参《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46页，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始末记》，1979年5月第一版）
7月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发来的指示。于是，他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量后，向中国国军第29军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中国国军第29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今后，中国军队不得驻屯在永定河东岸；
3、日方认为，“七七事变”是由国民党蓝衣社、共产党以及抗日团体所挑起的，故应彻底取缔以上各团体组织。
中国方面派了国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来和日军谈判。张自忠说：“国军从芦沟桥撤兵、以及惩罚肇事人，这两点，有困难，办不到！”于是，没能谈出一个结果。（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8页）
10日，从上午8时开始，双方又开打。一直打到下午1点钟，双方将士均疲惫不堪，最终对峙了下来。（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6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10日当晚7点半钟左右，永定河西岸的中国军队向芦沟桥东面的日军部队开炮。日军则夜袭龙王庙，占领了该地和东辛庄。但是，日军伤亡很惨重。当天夜里，今井武夫又去找了张自忠来谈判。张自忠说：“中国军队撤兵？办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办：叫别的国军来换防。而至于‘惩处肇事人’这一条，我们实在是做不到的。”谈判仍然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9页）
7月11日凌晨2点，双方继续激战。（参《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7页金振中《卢沟桥抗敌经过》）
11日上午，北平市长秦德纯给（日）松井特务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就算我们同意其他的条件，那个叫我们国军撤出芦沟桥的条件，也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至此，双方的交涉进入僵局。
7月11日上午11点半钟的时候，今井武夫找了齐燮元。齐燮元说：“我们国军撤出芦沟桥让日军去占领？那岂非我们就失去了立场了？”
今井武夫于是决定让步，他说：“要么，这样吧，你们中国国军撤出芦沟桥，则我们日军在签字的同时，立即也从芦沟桥周围撤军，如何？”
齐燮元说：“好！我相信你今井武夫的人格，方案全部同意！”
于是，齐燮元当场在纸上写下以下的撤军草案、并由双方都签了字：
1、中国国军以地主之谊，对日军表示遗憾，并将惹事的部队长官进行处分，也就此声明：将来负责防止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2、为了避免中、日两军在丰台驻军位置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见，中国国军不再驻军于芦沟桥城厢，而以保安队来维持治安；
3、芦沟桥事变，是由蓝衣社、共产党势力所引起，以及抗日团体的嫁祸，故将来应彻底取缔他们。（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0－31页）
不料，也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向华北紧急增兵的决议。（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09－310页）
依据今井武夫的回顾，“日本内阁这次决议之前，没有咨询过‘中国驻屯军’以及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意见。因此，内阁的这个决议是很鲁莽的，它造成了接下来的严重的后果。”（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3页）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抗战演说，说：“……中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要全面奋起抗日……”。而恰恰在同一日，日本内阁又提出了以下一套新的解决事变的追加条件，要（日本）“中国驻屯军”转达给中方：
1、 7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了以下意见：
“……本年度的计划动员兵团数目，为三十个师团，其中仅有十一个师团安排在中国，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是，照此发展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就象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该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国境线，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中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326－327页）
但是，日本政府此前的增兵反应，使蒋介石对中日和平感到了绝望。7月22日，蒋介石派了代表熊斌到了北平、要求宋哲元奋起抗日、不要再对日军进行妥协。（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7页）
宋哲元的应对方针是：打打，停停，看看。因为南京国军（中央军）的援军还没到达北平。
也是在当天（7月22日），北平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怪事。当天，中、日双方军事当局都听到两军的中间地带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枪声”。于是，他们互相打电话、互相指责对方使事态升级。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天双方都并没有开火。于是，日军的便衣侦探、约上了中国军队的密探一起，在芦沟桥和八宝山的中间地区开始潜查，当天就发现了一群男女学生在野地上放鞭炮。原来，他们之前听到的“枪声”，其实只是鞭炮的声音。因为当时联合调查队穿的是便衣，那群男女学生都以为调查队只是平民，他们对调查队的人员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4页）（笔者注：“北方局，应该指的是中共北方局”）
7月25日，又发生了“廊坊事件”。对于这个“廊坊事件”，今井武夫是这样回顾的：
“……25日夜里，日军第20师团的士兵在廊坊修理军用电线，受到驻屯在附近的中国军队的攻击，于是，双方进入交战……”。次日，日军通告宋哲元，大意为：“由于你军在廊坊攻击我军，我军认为贵军没有和平的诚意，请贵军第37师撤离芦沟桥、八宝山，并于明日中午撤到长辛店附近；另，第37师在北平城内的部队，请撤出北平城，连同西苑驻军，于本月28日中午之前，一并撤到永定河以西，然后再撤到保定，否则，日军将采取行动，后果由贵军负责……香月清司……”（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7－38页）
7月26日，又发生了一起“广安门事件”。当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天津的部队接到了“进入北平城、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的任务，由27辆卡车运兵、从北平的广安门进城。在进城的时候，守城的中国军队突然从城墙上自上而下向日军开火射击，当场打死日本兵两名、打伤四名，另外也有三名随军日本记者负伤。樱井德太郎冲上城楼、试图劝阻中国军队时，也遭到了枪击，他的翻译当场死亡，而他本人则于情急时跳下城墙、因而也受伤了。次日，北平城内的2200名日本侨民全部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9页）
依据当时在广安门城楼上的国军团长刘汝珍的回忆，“广安门事件”的经过，则是这样的：7月26日下午，日军将领佐藤茂来到广安门，对中国国军的刘团长说：“我们日本军只有70－80个人，想进入北平城里面观光一下，请你们行个方便、给开个城门。”
刘团长对他说：“欢迎贵军，来了我们一定开城门。”佐藤茂信以为真，就回去带兵来了，一共带来了五百余个日本兵。可是，等他们靠近广安门城门时，刘团长突然下令开枪，打得日本兵哭爹喊娘。其中，佐藤茂负伤后，被我军斩首。此战一共打死敌兵30余人，打伤80余人。（参（台）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1986年9月第1版第46页）
于是，战事变得不可收拾。
7月28日，日军开始猛攻南苑地区。为了让古都北平不遭受战火的蹂躏，29日凌晨，北平城内的所有的中国守军，全部撤走。（参上海译文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1页）
不久之后的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战役。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谢选骏指出：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部队，本来想要统一中国；但是小日本能量不足，而且德不配位——结果未能成功应对西方的挑战。国共两党也是如此，所以台湾大陆迄今只能匍匐在西方甚至俄国面前做二等人。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的号令在中国响起，那时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出成果，整合世界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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