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由历史预言“意外推动”

《历史不按剧本来，推动历史的往往是意外》（2021-07-07  老高的博客）报道：

对于西方历史学界来说，巴巴拉·塔奇曼是个很不合群的历史写作者。她“从不编造任何东西，甚至是天气”，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她又身体力行反对“价值先行”。她被称为“当代的修昔底德”，却断言：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老高按：作为一个“资深历史爱好者”，甚至还阴差阳错地成为历史传媒工作者，我在一个月内，竟遭到了两次猛烈冲击。第一次，来自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不仅用其近十年的对抗日战争中一些典型案例战况、战果的研究成果，颠覆了我们从小接受的关于抗战历史的认知，更以他遵循科研原则的严谨的研究方法，让我过去多年所从事的重在记录当事人、知情人、身边人的口述回忆，“现了原形”，暴露出严重不足。姜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靠不住，而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和各省政协所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也并非信史（当然并不是说其中全无真实成分，但是因为真伪掺杂，就无法当作可信资料来援引了）。

第二次冲击，就是今天我要说到的巴巴拉·塔奇曼的观点——她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史为鉴”的可能性，断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老天！那么我近二十年来工作、探究、追寻真相的意义何在？仅仅是满足一下公众猎奇欲、好奇心吗？

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1912年1月30日－1989年2月6日），美国历史学家、流行史作家、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其著述甚丰，题材广及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爱德华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二战中的中国战场，中文译本有《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和《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巴巴拉·塔奇曼说得是否有道理？我要仔细思考，也请这里的博客、读者诸君都想一想。

越预判越错判：历史没有剧本，只有意外

巴巴拉·塔奇曼，来源：公众号《李强好书伴读》

转载者“吉言贤食二点零”按：黑格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这句话一直流转在各种出版物和文章里，但是人类究竟为什么不能吸取历史教训，这背后的本质，很少有人花时间去研究。

——人类认识历史的局限，究竟是自身能力的局限，还是所谓的历史教训本就不存在？

——如果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是否能从历史中得出某种规律，用以预测未来，未雨绸缪呢？

对于这两个最为要命的关键问题，巴巴拉·塔奇曼都有鞭辟入里的精彩见解。

本文是她1966年在芝加哥历史学会的讲话，不仅完全体现了巴巴拉·塔奇曼作为一个一生捍卫美德与文明的历史学家的智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防范有毒历史对自己的侵害。

▌越量化越失控：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意外

行外人常问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历史有用吗？我们能从历史教训里学到什么吗？

当人们希望历史能够教会我们东西，说明他们也想确定一点，即历史是有科学标准的。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答案就在历史最终的研究对象——“人”，这个“不可知变量”上。

人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对象，历史也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它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

即使在这个电气时代，在名为“量化”的过程中，电脑正在蚕食对历史的研究，我也要大胆地做出这番表白。

量化就是把历史事实，或称数据——也就是人的行为——被归档进入很多条目，这样才能输进电脑，然后得出来一个所谓的历史规律。

我只能告诉你们，对历史来说，“数据处理”是无效的。研究者有多依赖机器，研究结果就有多可疑。

我曾亲眼见证一个用量化方法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

操作员把“七月危机”中所有外交档案和信息进行分类，归入“敌意”、“友好”、“挫伤”、“满意”等条目，每一条从一到九打分，包括小数。

最后，没有一个条目，符合那些君主与阁员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承担的社会压力。

这项研究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结论都不算惊人：战争的可能性随着照会中敌意的增加而增加。

再比如，在我的《骄傲之塔》中写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碰巧这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无名小卒，名叫米格尔·安吉奥利罗，没人记得这个名字，可正是这个人在1897年射杀了西班牙的首相卡诺瓦斯。

卡诺瓦斯是个强人，就在他被暗杀之时，对古巴叛乱的镇压马上就要成功。如果他没有死，古巴起义就不会扩大，美国人不会兴奋地跃跃欲试，美西战争不会爆发，圣胡安山战役不会打，不会有莽骑兵，西奥多·罗斯福也不会当上副总统，在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一个不可预料的人暗杀了麦金莱总统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不可能由副总统补位。

如果西奥多不是总统，1912年共和党就不会分裂，伍德罗·威尔逊也就不可能当选。畅想还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

对我来说，当我发现历史是被一堆无逻辑的人类行为记录所决定，这种方式更让我心安，它好过由远远超过人类的巨力来支配历史的情形。

▌越预判越错判：历史从不按人类的剧本进行

太阳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前者更准时。

潮汐和火车非常好地阐释了我的观点：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可靠了。

人类的行为和历史中一些特定条件，不可能孤立出来或重复出现，也不可能重复给定的条件。

复杂的人类行为不可能复制，不可能蓄意地发动，也不可能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现。

没有可靠的一再重复出现的环境条件，我们不该对历史教训抱有太大自信。

举个例子，有了一战的惨痛经历，二战时，美国打得比一战更加聪明。

但美国从未预料到，日本敢于偷袭珍珠港，从而将美国彻底拉下水。这说明，美国人没能用好一战的教训。

珍珠港事件是一个经典的向历史学习的失败案例。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美国本该预见到日本在谈判期间的突然袭击。

因为，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当年突袭了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日俄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洞察了所有的蛛丝马迹。我们破解了日本的密电码，我们的雷达有了预警，我们掌握了一系列准确的情报。

那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信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判断。

我们有了一切证据，但不愿正确地解读它们，就像德国人在1944年不愿相信诺曼底登陆的证据一样。

人倾向于拒绝相信与他们的周密计划或事先安排相冲突的事实。

所有军事情报的缺陷在于，不论它们是20％、50％还是100％的准确，它们终究需要人去判断，而判断，就是大量个人、社会、政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产物。

总之，既然是人，就会犯错。如果人们能破译日本的密码，却不能相信密码告诉自己的东西，那他怎么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东西？

电脑能做得更好吗？

也许它们会正确地删减，正确地得出结论，但是转折突发，某人打了个喷嚏，历史就改变方向，另觅他途去了。

▌历史研究的三个最大敌人

珍珠港事件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因为预判干扰了他们从信息中得出结论。

第二，历史常常会任性地偏离它的教训指向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系统的缺陷。

◎历史决定论：无视混沌系统，将一切随机视作必然

被历史系统背叛得最彻底的，就是德国激进主义哲学（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老高注）

没有一个先知这么相信自己的假设，没有一群信徒对预料中的结果这么坚定不移，没有一套对历史的阐释看来这么天衣无缝。

他分析工业革命的作用，解开了19世纪最可怕的谜题：物质越是进步，贫穷就越是扩散和深重。

他认为，这个进程只有通过暴力改变现存的秩序才能结束。基于此，他提出了贫困和崩溃的定理，裁定道，既然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与工业化同步觉醒，革命最先会在最为工业化的国家爆发。

他的分析太有说服力了，看起来历史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了。他的假设被信众以及后来人广为接受，仿佛是刻在西奈山石碑上的十诫。

他解释的历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可信的教条。它影响巨大得无可估量，至今余音绕梁。

理论创建人选取的事实是正确的，思路是缜密和深刻的。他什么都是正确的，除了结论。

发展中的历史没有证明他的理论，工人阶级过得欣欣向荣，没有每况愈下，资本主义也没有崩溃。

革命没有从工业化最深的国家爆发，而是从工业最薄弱的国家开始。

在集体主义之下，国家没有消亡，而是大肆扩张它控制社会的权力和功能。历史看也不看他，以它自己神秘的逻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他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痴迷决定论的人们慌忙把历史又交到了一个新的权威手中——弗洛伊德。

◎价值先行：用头脑中的价值滤镜，扭曲整个世界

弗洛伊德把人类所有行为的动因，都解为下意识的性和精神驱力。

弗洛伊德的信徒们坚信这一点，就像马哲的原教旨主义者坚信他们的教义一样。

然而，弗洛伊德的例子，本身就不具备普遍性，他不幸地选取了皇家的故事来举例说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

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牵扯到统治和继承等权力问题，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

俄狄浦斯弑父传说可能来源于所有皇家继承人都憎恨父亲的实际现象，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和母亲睡觉，而是他们觊觎王位。

如果家长的统治碰巧来自母亲，他照样会痛恨母亲。母亲也一样会从出生开始就讨厌儿子，因为她知道儿子注定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长子爱德华七世一样。这不是什么弗洛伊德，这就是王朝政治。

◎系统论者：用一种模型，解释整个复杂的历史

时尚的历史理论，正如时尚的本质一样，新旧交替，走马灯一样变换。但这也没让那些建构主义者灰心丧气。

最近又有历史学家下了断语：写作历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维”。

说起“有序的大思维”，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台拖拉机拉了张铁链网在犁地。我看到那个教授爬上拖拉机，随着他向前，拖在后面的“有序的大思维”就在耕犁历史的坑坑包包，直到土地平整、干净、有序。

——换句话说，被放进了某种系统。

凡人——你、我、拿破仑——结合了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

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学校、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以及蕴含其中的所有变量，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还要和其他变量结合：国家、气候、时间和历史情境。

所有元素以精确的比例再次调配之后，就能复制出摩西、希特勒、戴高乐，以及杀了肯尼迪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了吗？

只要人还是“不可知变量”——我看不出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的人会在哪方面有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不认为他的行为可以被有效地编码和量化。

对电子化急进又乐观的人将继续把人的过去行为切成千千万万可定义的碎片，他们叫“输入”，然后机器轰轰隆隆，一道电光闪过就给出了“输出”。

可是输出可靠吗？我打赌十有八九历史会无视电脑的输出，就像它无视马哲一样。

电子学是有用的，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它无法把历史学家变成按键的工人，把历史变成系统程序。

转载者“吉言贤食二点零”补白：

历史学界的反叛者：从不生产有毒的文字

对于西方学界来说，巴巴拉·塔奇曼是个很“不合群”的历史写作者。

因为她“从不编造任何东西，甚至是天气”，也很少预设立场与价值观，甚至经常把枯燥的史实写得引人入胜。

她书写的历史不含“三聚氰胺”，和那些决定论者、价值先行者、系统论者的历史截然不同。

她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时，都在警示自己，不能把历史强行塞进一个系统。

正如她在《历史的技艺》中所言：

“要诚实地让数据自己开口说话，而不是把数据关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

很多历史作品为了表达价值立场，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

巴巴拉·塔奇曼身体力行地反对史学界的“价值先行”，并且将高超的文学技巧运用于历史写作，以一己之力拔高了历史写作的门槛，甚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写作品类 ——“非虚构写作”。

曼彻斯特、黄仁宇等知名作家看了她的书，纷纷将她视作自己写作上的导师，加以模仿学习。

巴巴拉·塔奇曼因其卓越的写作与史学成就，更是被称为“当代的修昔底德”。

中美破冰之旅时，尼克松还将塔奇曼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作为政治家外交活动的国礼，她的书，不只是一套经典，更是一个关于智慧、审美、品质、品位的符号。

但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网上单本溢价就已达到200多元，而且难以找到全套。

文章评论

作者：fpd 留言时间：2021-08-14 11:22:41

老高说为这两件历史评论感到猛烈冲击， 实在不应该。 他们的评论无论对错不过讲了实话而已。 你作为历史学者，研究的方法论上出了问题。

当代中国历史(包括写史的文学 )不是信史， 若你连这都不知道而震惊， 你还研究什么？浪费生命。

回复 | 0

作者：ida 留言时间：2021-07-08 15:04:23

今年一月六日的国会山事件，就是差一点改写美国和民主制度的“意外”。今天的美国，两党恶斗，族群撕裂，贫富悬殊，枪支泛滥，这类突发意外的可能性比中国要高。

回复 | 0

作者：月光无言 留言时间：2021-07-08 09:32:15

所以我说，历史学家主要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古董收藏家，里面也有两种，真识货的和假装识货的。第二种是盗墓的人，把隐藏在古墓里的老东西挖出来卖给第一种人。哈哈。

当然老高例外。但这位女士的观点应该给老高以史为鉴的理想抱负泼了冷水。没有这样伟大的意义，做到的差不多就是盲人摸象的一些探索了。但这里的奥妙区别是，盲人完全不知道大象是啥样子，摸到啥就说大象像啥，所以受到见过大象人的嘲笑。历史学家本来跟盲人一样也没见过大象，偏偏说他们发现了真相。和历史学家站在同一位置有相同立场的人会赞同历史学家。站在不同位置甚至相反立场的人多半不会嘲笑历史学家，而会反对甚至大骂。所以我一直主张立场重于事实。盲人站在哪里，哪里就是大象。

回复 | 0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21:42:48

您这个是正面的观点。但是究竟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的教训，有人可以用“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句盖过，变成胡扯甚至虚无，再进一步到历史与真理垄断制造厂批发部。智人的标志就是immagination,有了想象力才有一个家伙告诉人家：快跑！老虎来了！然后一个人跑去把那只被野火烧熟了的野鸡吃了。这个人的基因有更大可能被遗传下来。这就是说故事编故事的能力与威力。猴子也可能判断错误，但是好像不会撒谎。远古人类留下的岩画壁画， 后人主要经历花在辨识那些是走形的真实记录，那些是编故事好玩。而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说的东西，大家也要花很大精力去分辨哪些是他们复原的真实，哪些是他们与远古智人一样想象编故事。

回复 | 2

作者：俞先生 回复 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21:07:04

黑格尔说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吸取历史教训或没有吸取历史教训。人们经常讲历史，当然会以历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经常有人讲，就是人们会吸取历史教训。德国人和日本人现在奉行和平主义就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人类能够用语言将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个非常了不起。其他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动物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经历过什么，文明社会的人能知道。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回复 | 2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18:12:53

所谓客观规律是个科学词汇，也是个哲学命题。自然科学就是寻找发现客观规律，寻找发现的过程就是实验，验证，逻辑推理，同行认定，一再被客观检验，永久对质疑和验证开放。在一个流程之内被科学同行接受，到成为一个范例paradigmme,由科学精英到同行业界到大众社会接受普及。这里有三个重要前提：第一， 所谓客观规律科学定理是一种人类认知的假定，不能绝对与静止，不能有同行业界之外的权威，尤其是政治神学权威来决定与认定；第二，永久允许质疑，无条件接受反复验证与实证推翻；第三，必须用理性逻辑加实际数据事实来验证接受与反驳，人类情感不能干扰。哲学命题的所谓历史规律，无法不接受科学界的基本原则， 但是也无法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原则，因为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对任何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意识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进行有规定条件的社会实验。而提出历史规律的毛克斯们，伟大之处就是他们能够把整个国家民族全体当作小白鼠，进行只有他们能够控制并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社会实验，从而一再证明他们制造的历史规律宇宙真理颠扑不破。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拥有宇宙真理，有绝对正确不准质疑虚无缥缈无影无踪无处不在的习氏外交思想，治国理政思想，如今还有经济思想，每一个思想就是一条历史规律。俺估计全中国集中了不少顶尖脑神经专家，用国产最高级的仪器，每时每刻在研究记录习近平的脑细胞活动。 俺报名去当观察员记录员近距离研究学习习思想，沾点宇宙真理激光，赚一大把历史规律。

回复 | 2

作者：gmuoruo 留言时间：2021-07-07 16:39:46

Tuchman 的史迪威传是部过时的，偏面的著作。她也许是“从不编造任何东西，甚至是天气”，但那就表示她只信史迪威的东西，只认史迪威的天气，因此不是试图还源历史真相，而只是重写史迪威自身的经历。

本人以前翻阅时觉得她基本上就是史迪威说啥就是啥，不做交叉验证，更不要说查考中文资料了，因此浮浅到正中土共下怀。若尼克森送她的书給毛泽东，就也侧面应证了这点。

史迪威完全误判，中美两国都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更恐怖的还未完结。但史迪威误判，并不表示别人也误判，魏德迈就比他高明多了。Tuchman 断言“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有点像給史迪威，杜鲁门那样严重误判的人开脱。

回复 | 0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白草 留言时间：2021-07-07 16:08:36

还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不能开设历史制造厂。而历史与新闻制造厂大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历史虚无，而是证明这些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恶心。你听到习大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是连赵紫阳胡耀邦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六四，俺和你能够敬佩他的当然是勇气加智慧啦。

没有人能够否定考古学的科学基础：那就是历史是有史料实物支撑的客观存在。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否认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遗物， 但是同样不能宣称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是反共分子，因此这个头盖骨是假的。马列毛党史没学好考不上数学博士研究生，政治不合格不能晋升统计学教授，这样的塔利班也能够执政掌权复辟，甚至领导民族复兴啊，因为有民族群众基础，这也是客观规律吧。

回复 | 3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白草 留言时间：2021-07-07 15:58:34

不错。 这样的悖论比比皆是。比如上帝全能，但是他能否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比如说相对论，宇宙无绝对真理，这是不是绝对正确？

牛顿定律指引了近代到现代物理学，当时相对论从几乎完全不同的假设出发，能够解说并证明所有牛顿定律验证之正确，然后超越解释牛顿定理无法解释证明之现象。古人发明的天文历法，远远在发现宇宙无边与黑洞之前， 但是这个历法基础不错。是不是发明历法的古人发现了宇宙规律？

美国立国以及二战胜利后联合国的宪章精神以及这个联合国的建立， 都是在总结人类历史很多经验教训以及接受当时最先进主流共识，也可以说是总结出来的人类历史规律之上建立的前所未有的国际秩序。 这个国际秩序肯定有一些几乎所与国家都接受的奉为历史规律之类的东西，比如对种族灭绝对纳粹法西斯的彻底否定。但是人类是否找到了所谓共同价值观，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别说你我说不上来， 习近平说的上来吗？他就是说了，他自己以别人都真的相信他说的宇宙真理， 他发现并掌握了历史规律吗？

人类迄今为止只有一条规律没错：人总是要死的。被汽车碾过去肯定会死。但是人走在大街上有什么规律一定会或者不会被汽车碾死？复旦书记坐在办公室，有什么规律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被姜教授杀死？最有名的名医，能够确诊并治好自己的不治之症吗？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也是历史规律吗？

回复 | 3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15:05:02

比如俺烟酒毛共历史，俺就找不出任何什么历史规律，但是可以看见人性党性血腥血性。俺得不出什么正义必胜，大象一定踩死老鼠之类的科学结论。就像研究病毒学的科学家一样，他们没法说什么病毒是非正义的， 一定会被人类消灭云云。但是他们的努力有一个明确的人类目标：去尽力消灭控制病毒，不让其灭绝人类。问题是并非所有病毒学家都遵循这个宗旨，否则国家与人类就没有什么细菌战的担忧了。

回复 | 4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14:58:32

这样说恐怕太笼统了。人们对任何东西的研究，无非是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好奇心。第一个观察研究火的人，应该是这个好奇心驱动。 第二是功利实用主义，第二个观察研究火的，可能是发现雷击野火烧死的兔子肉特好吃。第三是好奇功利实用主义等等混在一起，比如俺对林彪与大跃进文革历史的兴趣，就是像看看那党到底如何伟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研究”，那就是《1984》的历史制造部的产销业务链。那是不准你真正研究的。所谓历史规律， 大部分是那里出产的，也就是说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规律）去制造历史，从过去到今天上午。今天上午的“历史”， 有时候叫“新闻”。

回复 | 4

作者：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13:52:16

如果没有历史规律可寻，还要研究历史干什么？完全是反科学的论调。

回复 | 1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13:33:08

所谓“历史发展规律”基本是扯淡。而认识到“意外”，就是说人类无法认识预测的偶然性。这既符合科学认识，也不违反严谨的神学。比如地质学中的灾变论，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定理，数学中的模糊数学等等。在科学中谁宣称发现掌握了最后绝对真理，就是疯子。但是对于最基本的科学都否认信口胡说，比如注射消毒水可以抵抗新冠，这也是神经错乱。而神学则是把测不准作为世界一切的基础，一切都是上帝安排。那么谁能够主宰安排别人的命运，谁就是上帝。 所以有很多的上帝神仙打架。

回复 | 3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13:18:30

老高这个介绍好。塔奇曼的历史学观，归根结底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两大主导世界观一次颠覆。启蒙运动是对神学的颠覆，导致了实证科学。科学的成就推动了人类近代与现代与久远古代的分割。科学突出证实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奇迹，这个奇迹包括把人送上太空，也能够将整个人类送进地狱。后者的例子不只是原子弹，更厉害的是精神原子弹。这个精神原子弹就是人类历史如同物理化学世界一样具有永恒的可以被人发现掌握控制的“历史规律”， 而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的旨意可以授予一个超人，由他来掌控人类的命运。这就是纳粹与共产主义。而神学也是用另一种方式讲述宇宙世界人类的“客观规律”，不同的是，这个“客观规律”的“客”， 是外在于人类的上帝，是人类与宇宙万物之主，是这个“主”允许被人观察到的规律。塔奇曼对这两种都不信，但是她也不同于不可知论与虚无主义。哲学的问题与宗教一样扯不清，因为哲学的命题就是号称归纳演绎一切科学的总和的最高最博大精深的科学。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就搞死世界几乎所有的数学家，而整个数学还只是整个科学沧海之一粟。除了上帝，谁能当哲学家？有了上帝，还要什么哲学家？没有上帝，哪来什么哲学家？所以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人类不思考，猫狗就可以主宰人类。

但是，有一些基本点是没法完全虚无的：中国今天有个伟大领袖叫习近平，前面有胡锦涛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华国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毛泽东有个老婆叫江青，等等，至于这些人都是上帝化身还是人精人渣甚至魔鬼化身，上帝是你们家的耶稣还是他们家的真主菩萨，这就叫历史，这就叫“阶级斗争”，这就叫世界观。

回复 | 4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1-07-07 12:25:07

就如皇帝皇朝是奉天承运，我党的当权是历史的必然，有马列理论和与时俱进的中国历史就是革命史，阶级史，斗争史，人民史，政治史，毛史，党史来背书，更有有54白话文演化出来的现代汉语和党语言来承托，掩盖我党如奉天承运的本质.

回复 | 0

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1-07-07 11:50:22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从经济角度谈中共的崛起和成功，就是中共革命经费来自哪里，各个时期的数字，以及其中的关键作用。

之前我只知道章士钊给青年毛泽东的那笔巨款。

回复 | 0

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1-07-07 11:48:32

这篇很棒呀，教会大家一种方法论。

夏 关汀

@sWnmBsklqSRKOw1 Replying to @WEI_JINGSHENG and @xxj2040：

当下习和他领导的中共留下的最后两条路就是对外开战和政治改革。

当然对外开战也不是主要目的，但能转移和缓解一下内部矛盾。用民族团结和一致对外转移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对立和冲突。再有的一条路就是政治改革。

目前状况只是在维持和拖延时间，继续这样耗下去的结果，还是要回到以上的两种选择。

谢选骏指出：历史由“意外推动”——就像人生一样，出生和死亡，往往都是由“意外”推动的。例如毛泽东——

借用杨开慧进入北大图书馆

借用汪精卫进入国民党党部

男女通吃

借用贺子珍进入井冈山匪巢

借用李云鹤进入延安窑子洞

文武双全

——毛泽东的历史，岂不也是由意外推动的吗？

在我看来，历史虽然无法预测，但是历史预测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发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

历史就是这样由历史预言“意外推动”了！而所谓“历史研究“，其实都是”历史预言”。

谢选骏：数人头真比砍人头好吗

《柬埔寨大选：掌权38年的洪森可能继续执政，谋划长子接班》（BBC 2023年7月23日）报道：

洪森确保他在此次大选中没有真正的挑战者。

柬埔寨大选投票已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结束。该国首相洪森已经执政了38年，但在本次大选前，唯一有能力挑战洪森的反对党在5月被取消参选资格。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投票的选民们告诉BBC，他们估计洪森领导的人民党（CPP）将再次席卷国会的全部125个席位。

此外，今年70岁的洪森透露出消息，要交棒给其子洪马内（Hun Manet）。

奉行君主立宪制的柬埔寨从西哈努克亲王年代就与中国交好。2020年，中国宣布爆发新冠疫情并封城武汉后，洪森于当年2月5日高调访华，并表示要去疫情最严重的武汉看望在当地的柬埔寨学生。因为中方表示无法安排才仅访问北京。

“我在柬埔寨感到不安全”

柬埔寨首相洪森高调祈福祷告为哪般？

中国官宣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升级改造” 时间线与战略意义

“被操纵的选举”

“这是一次被操纵的选举，因为没有什么真正有实力的反对党。”本周早些时候，一位当地选民告诉BBC。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对投票的公正性表示担忧。人们没有真正选择，而且为了确保尽可能高的投票率，政府已将任何试图抵制选举或破坏选票的行为定为犯罪。

今年5月，政府以技术性问题为由禁止该国主要反对党烛光党参加选举。全国选举委员会称，该党缺少一份文件，而去年地方选举时不需要该文件。

烛光党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 22% 的选票——分析人士称，洪森将该党视为对其统治的潜在威胁。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独裁者问题专家李·莫根贝瑟（Lee Morgenbesser）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洪森，他说，洪森早在烛光组织成为重大威胁之前就“扼杀了他们”。

上世纪90年代柬埔寨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其统治者洪森拒绝交出权力。

烛光党的一位代表本周告诉BBC，“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组织和开展竞选活动，我们在每个席位都派出了候选人。”

“在最后关头，因为一项以前从未有过的行政要求而被取消资格——他在游戏中途改变了规则。”

BBC今年与几位烛光党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但这对他们来说已变得越来越危险——最近几周有许多人被捕。上周，两名领导人在泰国被泰国警方抓获，当时他们正试图逃往曼谷的联合国办事处。

选票上还有其他 17 个政党，但它们的规模都很小，或者与执政党结盟，因此无足轻重。

对于这一场景，柬埔寨的选民或许似曾相识。

几年前，柬埔寨统治者发动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残酷的镇压行动，以消灭他的反对者。

面对民众的反对，洪森利用法院解散了威胁其统治的政党。大批议员被赶出议会，领导人被捕。

击溃对手后，他在六个月后的2018年大选中一举夺魁，赢得柬埔寨国会全部125个席位。

执政38年

现年 70 岁的洪森自 1985 年以来一直统治着柬埔寨。他曾是红色高棉官员，在政权垮台前叛逃到越南。

近 40 年来，他通过包括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在内的利益网络巩固了权力，还经常自诩为全球在位时间最久的首相。

多年来，他通过拉拢、监禁、流放或其他方式将反对者赶下台。

在经历了红色高棉政权的恐怖统治之后，联合国于20世纪90 年代试图将柬埔寨打造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政治分析家说，柬埔寨现在是一个独裁的一党制国家，而洪森是一个独裁者。

但这些年来，柬埔寨的选举并非全都毫无意义。

2013年大选中柬埔寨救国党的支持者

2013年，由桑兰西（Sam Rainsy）和肯索卡（Kem Sokha）领导的名为柬埔寨救国党（CNRP）的联盟获得了44%的全国选票，令洪森感到震惊。

当晚，救国党甚至一度领先于人民党——这促使政府中断了全国各地电视上的计票直播。

柬埔寨人感到政权更迭就在眼前——当年有数万人参加了集会。

2013年曾在金边的分析家阿斯特丽德·诺伦·尼尔森（Astrid Noren Nillson）说，“在街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可以感受到胜利和狂野的政治能量。”

此后数月，反对派领导抗议活动，对洪森的胜利提出异议。面对迄今为止对其权力的最大挑战，他放弃了一些权力，并通过谈判达成了休战协议。但在 2017 年，当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 National Rescue Party）在地方选举中再次提出挑战时，他没有退缩。

他利用人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安全为由解散任何政党。然后，他利用自己的新权力让最高法院解散了救国党。

大约 100 名该党成员遭到起诉，导致该党几名高层人士流亡国外。

2018 年，在主要反对党联盟被政治控制的法院解散后，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赢得了国会全部125个席位。

本周再次来到金边的尼尔森说，2017-18 年之前，柬埔寨的政治竞争激烈，与现在截然不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外交官告诉BBC，“（现在）每个人都非常沮丧、萎靡不振。差不多从 1 月 1 日开始——他一交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位，就开始了新一轮的镇压行动。”

分析人士说，洪森的手法众所周知。他以贿赂和收买为手段，向人们许诺政府职位和土地。今年，不仅是烛光党，工会和农民团体也出现了叛逃潮。

莫根贝瑟说，当他未能成功拉拢这些人时，他的目标就是粉碎他们。

今年早些时候，反对党领袖人物金索卡（Kem Sokha）因涉嫌叛国罪被判处 27 年监禁，主要新闻媒体 “民主之声”（Voice of Democracy）也被关闭。

上述金边选民说，“我对目前的局势感到绝望。”十年前，20 岁出头的他曾投票支持反对党，对变革充满激情。

长子继位？

洪森周日清晨在首都进行了投票。洪森的长子洪马内都与父亲站在一起，领导了这场没有对手的竞选活动。

虽然洪森正在竞选连任，但他已表示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洪森已透露出消息——他正计划将权力移交给洪马内，后者目前已经是柬埔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

直到本周四，洪森才表示他的儿子“有可能”在三到四周内成为首相，而此前并未给出权力交接的时间表。

洪马内接受过西方教育。上述外交官评价，“我不认为他是柬埔寨伟大的民主救星，但我认为他有改革意识，会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其他人则坦率地表达了他们对王朝统治的担忧。一位选民告诉BBC，“我们是民主国家。从父亲到儿子——这可不太民主，不是吗？”

洪马内可能接替它父亲的首相之位。

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和柬埔寨的友好关系，始于1955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柬埔寨政府首脑西哈努克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结识。

此后两国互访频繁，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西哈努克一度在中国长期居住。2012年10月西哈努克在北京去世。中方派专机运送西哈努克灵柩返回金边。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随机护送。

美国于 2019 年对柬埔寨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欧盟也于2020年对涉嫌滥用权力的柬埔寨高级官员实施贸易制裁。

对于此时的洪森而言中国的支持极为重要，柬埔寨引入外资中，七成为中国资本。

当时正值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洪森于2020年2月5日高调访华，并表示要去疫情最严重的武汉看望在当地的柬埔寨学生。因为中方表示无法安排才仅访问北京。

洪森成为疫情前习近平见的最后一个国家元首。

中国在结束清零政策后，2023年2月洪森再次访华，而且携带自己的儿子洪马内，同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

谢选骏指出：人说——“‘数人头（和平轮替政府）’比‘砍人头（暴力更迭政权）好’”。——我看——“数人头真比砍人头好吗？并非如此——数人头不过是是一种新形式的砍人头罢了。”柬埔寨这个血污之地现在就是如此。

谢选骏：从安史之乱到靖康之变——唐宋并非统一帝国

 

《靖康之变的历史齿轮，是从哪一年开始转动的》（读宋史的赵大 2023-07-22）报道：

不少喜欢历史的朋友都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这些覆灭的王朝里面，哪一个是救得活的？

以我的理解，我认为是北宋。

北宋王朝的政治格局、军事实力、经济体量、民心向背等各种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虽然已经在毫无避免地走向下坡路，但是并没有达到崩盘的地步。我更愿意认为，导致北宋政权灭亡的靖康之变，是一个因为最高决策者（宋徽宗和宋钦宗）连续犯下决策性错误的偶然结果。

一个很简单的证据：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皇帝职业培训的亲王（赵构），带领一帮根本进入不了开封决策层的文官（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吕颐浩、张浚、赵鼎，其中御史中丞秦桧勉强算高级官员，李纲级别够高但是他没用），以及被金兵打散打残了的武将（杜充、宗泽、刘光世），提拔了一堆中下级武官（吴玠、韩世忠、岳飞、张俊），依靠比北宋少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能够跟金国打成势均力敌的局面，说明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两个人的问题是足够大的。

几乎可以这么说，北宋本来命不该绝的，但是死在了最后两任皇帝的手里。换一个人当皇帝会不会更好呢？不知道，但是起码换一种决策，效果不会比靖康之变更差。

假如靖康之变是一场上帝安排的宿命的话，那么靖康之变的历史齿轮是从哪一年开始转动的呢？

我觉得，是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让北宋王朝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今后要把皇位传给宋徽宗。

元丰八年三月，一生励精图治的皇帝宋神宗耗尽了自己的所有能量，享年三十八岁。在死之前，他立了第六子、也是存活下来的最年长的一个儿子赵煦为太子。

这个时候，赵煦刚满八岁，神宗的其他儿子岁数更小，甚至还有一个没出生（十四子赵偲）。

宋太宗从哥哥宋太祖手中夺取皇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依据，叫金匮之盟。

这个理论是这样的。

哥俩的母亲杜太后意识到，宋太祖能够夺取皇位，都是因为后周的政权交给了年幼的小皇帝和垂帘听政的太后，孤儿寡母镇不住手下的武将。为了避免大宋政权重蹈覆辙，所以杜太后决定，皇位应该由哥哥传给弟弟，等最后一个弟弟死了以后，再传给大哥的儿子，这样就能保证皇位永远在成年人手中。杜太后临终前让赵普把这个约定写下来藏在一个金匮之中，所以就叫金匮之盟。

这个理论依据的确证明了宋太宗上位的合法性，但是只执行了这么一次就断绝了。

因为宋太宗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弟弟赵廷美死了，宋太祖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也死了，也就是说，金匮之盟规定的前三顺位继承人都死光了，所以宋太宗“迫不得已”地选择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当皇帝，也就是宋真宗。

宋真宗死的时候，他仅存的儿子赵祯只有十二岁，但是北宋王朝的决策层也没有选择宋真宗成年的弟弟“八大王”赵元俨继位，而是采用了杜太后最忌讳的“孤儿寡母”搭档，让赵祯和刘太后执掌政权。

尽管刘太后差点闹出登基当女皇的戏码来，但是北宋王朝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坚持要让八岁的赵煦和奶奶高太后一起处理朝政。

这时候，北宋王朝有其他候选人吗？

有的，按照金匮之盟的理论，宋神宗还有两个成年的弟弟，三十五岁的赵颢，二十七岁的赵頵。这两个人跟宋神宗一样，都是高太后的亲生儿子，不管谁上，都比一个八岁的孩子强很多。并且，神宗死之前，他们频频出现在宫里，以探病为由通宵留宿，很明显是有接替皇位的意愿的。

但是北宋的决策层在高太后、王珪等人的坚持下，让八岁的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

而短短的十五年之后，宋哲宗也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儿子，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又在章惇的强烈反对下，选择了端王赵佶当皇帝，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

向太后只为神宗生下了一个儿子，还早夭了，宋哲宗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朱皇后的。

向太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朱皇后凭借着“儿子是皇帝”这个优势来夺他的权，现在好不容易等宋哲宗死了，如果再选她的儿子赵似来当皇帝，那她就控制不住朱皇后了。

排除了第一个人选之后，她又否定了第二个人选，赵佖，因为他的生母武贤妃也活着。

她必须要选择一个没妈的皇子当皇帝，而剩下的几个没妈的皇子里，端王赵佶是排名最靠前的，就这样，赵佶阴差阳错地登上了皇位。

那么，赵佶的生母是怎么死的呢？

她姓陈，为宋神宗生下赵佶之后被晋升为美人。她对宋神宗的感情极深，1085年宋神宗驾崩之后，她做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决定：去为亡夫守灵。

在守灵期间，她极度悲伤，身体日渐崩溃，手下给她送补品、送药，她都坚持不服用，每天只摄入能够维持生命的基本食物，只希望“能够早点去侍奉先帝”。四年之后，她如愿以偿，告别了人世。

公元1085年，如果高太后能够记起宋太宗的金匮之盟把皇位交给宋神宗的某一个弟弟，而不是交给八岁的宋哲宗，那么北宋王朝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公元1085年，如果宋徽宗的生母陈美人没有决定用这种残忍的方式为宋神宗殉葬，再活十五年，那么向太后也不会把皇位硬塞给宋徽宗。

然而历史的齿轮偏偏就在1085年启动了，转了四十二年之后，转来了靖康之变。

网民嚎叫：

雁过无痕文学 发表评论于 2023-07-23 14:45:43

回复网友评论 诚信 ----

看下面留言， 文学城读者文化素质太低下了，令人震惊！ 连这篇文章都读不懂？这都是些长乐，莆田老乡吗？

-----------------

哈哈哈哈！ 您的谩骂让我乐了老半天 ：）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13:59:51

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皇帝职业培训的亲王，提拔了一堆中下级武官（吴玠、韩世忠、岳飞、张俊），依靠比北宋少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能够跟金国打成势均力敌的局面，说明宋徽宗和宋钦宗这两个人的问题是足够大的。

---------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文章毫无意义。北宋灭亡是天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的。往大里说是把汉唐的藩镇节度使制度变为中央集权制度（你要保持内部稳定就要牺牲对外战斗力，全世界的封建王朝都这样），往小里说是错误地采取了连金灭辽的策略，贪小便宜吃大亏（本想趁机拿回幽云十六州，结果把中原丢了）。人家辽国被金灭掉后剩下的残兵败将，都能把北宋浩浩荡荡调动起来的80万大军打得满地找牙一路溃退，菜成这样，能不让金人心痒吗？问题是，在此之前何止是宋徽宗，北宋文臣武将有谁会想到宋军菜成这样？有谁会想到连金灭辽的策略是个致命的陷阱？至于后来南宋能顶住金军，那是靠着巨大的战略纵深（以江南为后勤基地，以中原为战场和金军打消耗战和拉锯战）和基本恢复唐朝的节度使制度！作者竟然幼稚地说南宋比北宋少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可见作者根本对历史一无所知。南宋以前的所有中原王朝根本没有好好开发长江以南，北宋灭亡后长江以南才真正开始大发展，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中原地区。

ich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13:21:57

第一，金匮之盟是宋太宗编的故事。

第二，北宋地方财政缺乏收入无法组织有效的地方武装。金军入侵畅通无阻。

第三，北宋国营企业太过强大以及效率低下 - 根本没有能力给国家创造财富。北宋与南宋基本上靠乱造铜钱与纸币。

第四，北宋很喜欢外行领导内行。大部分都是低效率。

第五，北宋鼓励妇女裹脚。导致中华民族性格内向与自卑。

不好吃懒做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8:01:01

"Bei Song Que Jiang (North Song Dynasty had No good generals)", "Nan Song Que Xiang (South Song had No good prime minister)".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7:39:52

民国被外来马列共产势力颠覆，也是一次亡国。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7:17:32

亡国两次半，蒙古依托整体北方胡汉氏族

中航科工六院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7:15:28

靖康以下，南宋崖山，明初天子守边、于谦北京保卫战、李闯寇京师，南明抗清，民国抗日，除了满清统治后期，华夏政权对外侵略皆死战不降。靖康以下，亡国一次半，因为全国死战时，清国有吴三桂，民国有汪精卫。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7:03:05

美国如果国运衰落，始于川普之前的16年，川普之前的8年就彻底夯实了。老早就有人说了，那8年对于美国造成的伤害，要起码30-50年才能恢复。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6:29:36

历史有很多偶然，但偶然却出自必然。国运衰败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很多不该出现的“偶然”。美国出现床铺这样的搅屎棍是偶然还是必然？当然是必然，因为美国的高峰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现在是国运下行，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小丑，而国民就是选择这种小丑的基础。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美国的总统一届不如一届，领导层的年龄一届比一届老。参加竞选的人居然都是行将就木之人，你选哪个都是八十多岁，这是什么国运？

player2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5:31:00

关键有三：1.没有民族智慧：联金抗辽被金灭北宋，联蒙抗金被蒙灭南宋。2. 这个民族没有契约精神，不讲信用，金和蒙古都是被“盟友”宋朝不遵守承诺毁约而怒灭北宋南宋的，3.最关键的是，这个民族厚颜无耻臭不要脸没有底线，对历史从来都是颠倒黑白自淫啊Q甩黑锅的态度 涂脂抹粉，从不反省自己且掩盖甩锅自己的责任，所以一次次再现历史悲剧，现在还如此！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5:30:30

所以，北宋亡，不光光是一个昏庸的宋徽宗（后来城破时是宋钦宗，比老爹强一点点），而是基本国策的错误。当年太祖和其弟后来的太宗讨论，说汴梁无险可守，不如迁都长安，有河山之险，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帝王之基业也。光义答曰，治国在德不在险。听起来像回事儿，但是仅仅是大道理而已。如果真的定都与长安，那么金兵很难突破潼关。宋朝的基本国策有诸多错误，导致了其覆亡的悲剧。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5:24:42

其实是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的。宋朝崇文抑武，导致宋军战斗力低下。如果换作唐朝，光一个地方节度使安禄山就把契丹和渤海（女真的一支）按在地上摩擦几十年。就算没有昏庸的宋徽宗，宋还是一样会亡于金。实力对比相差太大了。南宋凭着长江天险金兵不习水战，以及南方酷热，偷安于东南一隅。如果在华北平原跟金兵打野战，宋军也是凶多吉少。南宋后来搞过几次北伐，在金已经疲弱的时候仍然以失败告终。

player2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5:21:00

乱七八糟没说到关键

davidinchin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3:27:00

挺无聊的。因为这种推理可以无限上溯，比如：这事始于宋太宗即位，这事始于宋太宗他妈生他，甚至这事始于猿猴变人。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2:03:51

宋徽宗不是傻，不是浑，只是对政事不敢兴趣罢了。其书法迄今还很出名，能力还是有的。习徽宗则相反，又傻，又浑，又没文化，但其对整人却很精通，尤其是不要脸。不要脸在中共政体中是最吃香的，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不要脸能成功，是中共暗箱操作的最大特点，因为不要脸可以用舆论掩盖住。不要脸是成为伟大领袖的关键素质！

Leah_lee 发表评论于 2023-07-22 01:36:31

无聊浅薄的文章。

谢选骏指出：“靖康之变的历史齿轮，是从哪一年开始转动的”？我看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从安史之乱到靖康之变——完全没有统一帝国的样子，所以我说“唐宋并非统一帝国”，而是封建割据，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

谢选骏：译者需要更加深入理解自己所翻译的对象

《重新解说西方法律史——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1月 16, 2021）报道：

1989年冬日将尽的一天，在靠近哈佛广场的一家书店里，我一下就注意到架上那本《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著者为已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C.H.Haskins），并且当即把它买了下来。凑巧的是，一个多月之后，就在同一地点，我又买了厚厚一本讨论同一主题的论文集。此刻，这两本书就摆在案头。

我并不是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而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这个主题感到兴趣，乃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正如著名法律史家F.W.Maitland所言，十二世纪原是“一个法律的世纪”。对于一个曾以“外国法制史”为学习专业的人，这段历史不可以不知。其二，长久以来，人们只知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而不知有“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只关注文艺复兴中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不知亦不谈其中的法律。纠偏补缺，这已成为我的一个宿愿。问题是，发掘若干史料，补写一段历史，意义何在？十二世纪之西欧，“复兴”见于法学、科学、哲学和文学，那时节，有大量的古代典 籍重现和缘翻译而流传，图书馆和知识中心建立于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也开其端绪。这些，《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一书皆有专章叙述。然而，勤于思考的读者必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定要探问前因后果，事情始末，一句话，他们要追问贯穿其中的意义。如果，历史果非如流俗见解所认定的只是不可更改的“客观实在”，而是某种靠史家发掘、激活和“忆起”（卡西尔语）的存在，那么，历史编纂应当不乏“意义”。年前翻译出版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H.J.伯尔曼著）是一部以十一至十三世纪欧洲法律发展为主要线索的论著。在重点讲述十二世纪的历史并且强调其重要性这一点上，此书与《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颇为相近，甚至，它们所用史料亦有相当部分的重合（碰巧的是，两位作者同是哈佛教授，这两种著作也同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 印行）。不过，两位作者专攻不同，关注之点相去更远。Haskins 写十二世纪文艺复兴，重在补缺；伯尔曼讨论西方法律传统，意在纠偏。补缺自然特重史料，纠偏则不能不突出理论上的思考，只是，既然为史学研究，势必要让材料说话，在历史编纂中见出意义来。这一点，正是伯尔 曼此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法律与革命》虽然是一部巨著（中译本821页，约七十万字），结构却异常简单。全书共三个部分：导论、本论（原无此题，姑且名之）和尾论。首、尾两论专注于理论问题，但是篇幅甚小，本论系全书主干，其中又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教皇革命与教会法”，主要讲“西方法律传统”的各种渊源——民俗法背景、教皇革命、欧洲大学、神学——和教会法体系、结构等；第二部分“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由世俗法概念始，依次论述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及王室法各分支。作者的主要结论是：

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是反对皇帝、国王和领主控制神职人员的革命，是旨在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在教皇领导下的独立的、共同的、政治和法律实体的革命。教会（这时首先被看作神职人员）通过法律朝着正义与和平的方向为拯救俗人和改造世界而努力。不过，这只是教皇革命的一个方面。它的另外一些方面是，皇帝、国王和领主的世俗政治法律权威的增强，以及数以千计自主的和自治的城市的创设；经济活动范围的巨大扩展，尤其是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领域；大学的建立和新的神学和法律科学的发展；以及其他。一言以蔽之，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它不仅构想了一个新天堂，而且也展示了一个新的尘世。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法律与革命》，页627）

这样的叙述和判断显然隐含了若干理论前提，因此不可避免要引出许多问题：所谓“西方法律”究竟何指？在英国法、法国法乃至罗马法之外，难道还有“西方法律”？若有，则法律者何？源自12世纪的“西方法律传统”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具有何种特征？彼与通常所谓近现代法律是何关联，与近代各民族法律体系有何关系？所谓“教皇革命”果真如此重要？法律与宗教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与社会又是什么关系？自然，这里列举的并非全部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本文实际上也不打算讨论所有相关问题，我所关注的毋宁说只是浓缩在《法律与革命》一书正、副标题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它们具有很强的统摄性和挑战意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部法律史巨著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和意味深长。伯尔曼自己承认，他所讲述的历史的各个部分是历史和法律诸领域的专家们熟知的，但是作为整体，这段历史却令他们大感陌生。这首先是因为，他把西方文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待。这里，“西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同上，页2）确切地说，它指的是“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同上，页3）。与之相应，法律不再简单地是某种“规则体系”，而被定义为包括诉讼程序以及相关价值、概念、规范和思想方式的具有实效的活生生的过程。借助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和大法律观，伯尔曼系统综合地展现了欧洲法律史乃至欧洲文明史上一段极其丰富的重要的经验。“西方法律传统”就从这里产生，它包括法律的相对独立和自治、法律的职业化（人与机构两方面）、法律的超越性或曰科学性、法律的“实体”性、法律的发展观以及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法律的至高无上和法律的多元性等。

在伯尔曼述及的这段历史里面，法律有着多种渊源，教会法之外有世俗法，世俗法之中又有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和王室法等。依照通行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这些出自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需求的法律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意义。它们或者是旧的、反动的和注定要衰亡的，或者是新的、进步的和前途远大的。然而在伯尔曼那里，所有这些法律最终都融汇在“西方法律传统”这个大背景里面，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彼此对立、争胜的，不如说是互为补充、影响的。它们分享着同一种传统，同时又以各自方式充实和丰富着这同一种传统。这种认识的结果是将“近代”的诸多特征归因于通常被认为是近代以前的时代。这些都无异于向迄今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挑战。分历史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乃是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中长久以来极其流行的作法。但在伯尔曼看来，正是这种分期妨碍人们恰当地认识西方法律史。这不只是因为它割裂了历史并且掩盖了十一和十二世纪之间教皇革命的意义，而且因为它在与某些有影响的社会理论结合之后几乎取消了法律史的独立地位。比如在黑格尔那里，法律史主要是哲学史，在马克思那里，它主要是经济史，在韦伯那里则主要是政治史。伯尔曼探寻的是一种适合法律史的历史编纂法。在他看来，法律，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既不简单是社会物质条件的派生物，也不纯是观念或者价值体系的展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因素，是社会、政治、智识、道德和宗教发展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其结果之一（同上，页51）。这种看法至少包含以下几种意蕴：

首先，作为一种独立因素的法律，不能简单地根据某几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归类。因此，无论是说十六世纪以前的西方法律为封建主义的，还是把那以后的法律归结为资本主义的，都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同上，页664）。法律至少部分地是从其内部生发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在所谓封建制度之下的法律不仅维护当时通行的领主与农民的权力结构，而且还对这种权力结构构成挑战。法律不仅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限制（同上，页647）。

其次，法律能够独立地（虽然总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参与和影响社会进程。比如，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城市的出现。同样，没有在所谓封建主义之下发展起来的财产法、契约法和宪法性法律等，后来所谓资本主义就是难以想像的。由此，“近代”的开端被迫追溯到了1050—1150年这一时期（同上，页4）。

再次，法律固然体现了精神的内容，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物质力量。因为它一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地发展，一面又是统治者政策和价值自上而下地移动。习惯由惯例而来，法律则不过是被改造了的习惯（同上，页663—665）。

伯尔曼的法律观——他所谓的“法的社会理论”——明显具有某种折衷性质。一方面，他承认以往三种主要法学理论——主张意志论和主权说的实证法学、注重理性和道德的自然法学、强调习惯和民族精神的历史法学——均保有部分的真理，因而力图在吸收和批判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超越它们。另一方面他竭力想摆脱唯物与唯心之争，抛弃简单化的决定论模式。在他看来，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或此或彼的单一模式，有的只是各种因素的共存、互动和因时因地的彼消此长（同上，页651）。当伯尔曼把这些思考引入历史，在梳理和重新安排史料的基础上尝试以另一种方式解说西方法律史时，应该说，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过，在伯尔曼的另一个核心概念——“革命”为我们所注意并被适当讨论之前，要对这部著作提出一般性批评实际上不大可能。

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过程中经由六次革命而改变。这六次革命依次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1517年宗教改革、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根据伯尔曼的说法，这些革命具有这样一些共同性：首先，它们都标志着整个社会体制中一次基本的、迅速的、剧烈的和持久的变化；其次，它们都在一种基本的法律、一个遥远的过去和一种预示世界最终命运的未来里面寻求合法性；最后，每次革命最后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改变了西方法律传统，但最终仍然是在此传统之中（同上，页22—23）。不过，《法律与革命》实际上只讨论了十一和十二世纪的“教皇革命”而未及其他，这样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即相对于西方法律传统而言，这些历史事件果真具有相同的意义吗？伯尔曼认为这些革命皆改变了传统同时又是在传统之中，但是我们如何测定变革的强度和传统的限度呢？如果西方法律传统确如伯尔曼所言产生于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断裂”（a radical discontinuity），我们就很难把体现了这次“根本性断裂”的“教皇革命”与其他历次革命等同视之。反过来，我们也可能对上述历史事件的“革命性”提出质疑，进而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概念作重新思考。换句话说，西方法律传统真的只是发端于十一和十二世纪之间吗？

有批评者认为，因为强调“革命”的重要意义，伯尔曼多少忽略了许多更早时期的教会材料，而后者却是十二世纪法律发展的基础。[1]我们可以把这种批评再推进一步。首先，采用“革命范式”使得《法律与革命》一书所具有的“范式革命”的意义明显削弱了。伯尔曼固然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并且相当成功地批评了比如法律实证主义，但是强调革命，强调“根本性断裂”，使他在“范式”上面更接近而不是远离他所批评的那些流行的史学和社会理论。其次，专注于“革命”的断裂意义，使伯尔曼不仅忽略了某些早期史料，而且不恰当地低估了罗马法律学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伯尔曼归纳出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十大特征里面，前四项被明确视为古罗马法律学的贡献，不仅如此，在整个西方法律传统陷入危机的今天，伯尔曼认为保持完好的仍然是这前四项特征（同上，页9、10、43。顺便说一句，作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基本特征，它们也是最少争议的）。尽管如此，由于突出了十一和十二世纪之间的“根本性断裂”，罗马法律学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响（散见全书各处）被降至极次要的位置。变异取代了延续，创新掩盖了传统。这时被确定为“西方法律传统”的诸项特征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吗？

正如另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承认西欧的法律在此一时期发生重大变化是一回事，承认这种变化标志着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又是一回事。[2]十二世纪的“教皇革命”无疑为欧洲法律发展注入了许多新鲜内容，但是这种变化足以标示出一个崭新的传统吗？也许象伯尔曼提到的宗教革命、“光荣革命”和其他几次革命一样，它也只是改变了传统而仍然在传统之中。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则我们可能为西方法律传统添加若干其他特征，比如法律对社会的普适性、法律的公理性（恰如Northrop所言，西方法所取之形式只能是它在产生了西方科学的文化里面采取的那种）、法律的私人性以及贯通于世界观、社会观的权利—义务意识。伯尔曼认为，今天的法的社会理论不但要研究西方的法律传统，而且要研究非西方的法律传统。但是总的说来，《法律与革命》一书缺少系统的跨（西方）文化比较和观照。这对于该书所确立的论题来说或许是一种不足。

据伯尔曼自己说，他对于西方法律史的重新解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回答法律是什么、它以何为基础、有何功用和具有什么特征一类重大问题，而在此关注之后的是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他的写作动机只是溺水者在绝望中的下意识努力，即要在其全部经验范围内寻找摆脱险境的办法。然而他并不曾努力去描述这种险境或证明危机的到来，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危机无法在科学上证明，只能靠直觉来感知（同上，页38）。这时，他的立场与其说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毋宁说更象是先知的。这是一种革命的立场，革命的意识和经验。有理由相信，被用来解释历史的“革命范式”至少部分地源出于这种意识和经验。

关于伯尔曼的“危机宣告”和“革命论”，人们大可有不同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因为有一种深刻的生存意识贯注其中，伯尔曼重新解说西方法律史的努力就不但超越了现实，也超越了历史。这使他能够摆脱流行的教条，扫除拘谨琐碎的工匠气，重新去 把握作为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之一部分的法律的脉动。

注释:

[1]详见威廉·巴塞特：“对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探究”，《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4期。

[2]参见戴维·艾伯特逊：“十二世纪的法律、宗教与革命”，《法学译丛》1991年第1期。

爱思想2014-05-09

谢选骏指出：伯尔曼的核心概念“教皇革命”，显然来自汤因比“教会是文明的母体”的理论，而“教会母体”则是来自于斯宾格勒的“教族”说——这些都可以看作中东对于欧洲的塑形。但是上文并未对此做出更深的论述，由此可见，译者需要更加深入理解自己所翻译的对象，而不能像鲁迅一类的文化贩子那样胡乱叫卖《狂人日记》。

谢选骏："犹太基督教"是个什么鬼

《美國是基督教社會 美軍對AI道德標準較高？空軍將領言論惹議》（編譯田思怡 2023-07-22）报道：

美國空軍中將摩爾20日表示，美國軍方對使用AI的道德標準高於對手，因為美國是一個「猶太教-基督教社會」。圖為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Getty Images）

美國空軍中將摩爾20日表示，美國軍方對使用AI的道德標準高於對手，因為美國是一個「猶太教-基督教社會」。圖為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Getty Images）

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空軍中將摩爾(Richard G. Moore Jr.) 20日表示，美國軍方對使用「人工智慧」(AI)的道德標準高於對手，因為美國是一個「猶太教-基督教社會」(Judeo-Christian society)。他的言論引起專家檢視，他們認為來自各個不同宗教和道德傳統的人，都能想辦法解決AI帶來的難題。

摩爾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項活動上發表上述言論。他在被問到美國國防部對「自主戰爭」(autonomous warfare)的看法時表示，國防部最高階層一直在討論AI的道德問題，「不論你們的信仰為何，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猶太教-基督教社會，我們有道德指南針，不是人人都有。有些人願意不擇手段達到目的」。

摩爾說，AI在未來戰爭中的角色要看「誰遵守戰爭規則、誰不遵守。有些社會的基礎與我們迥異」。他沒有點名特定國家。

美國官員表示，他們正在制定在戰爭中使用AI的守則。美國國防部在2020年採取一些使用AI的道德標準。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倫理與運算科學教授倫敦(Alex John London)指出，AI引起的道德問題，包括在戰爭中，已在多個不同宗教和哲學傳統的社會普遍受到重視。他說，「有很多在道德方面的努力，不限於任何宗教，聚焦在重視人類福祉、人類自主、享有公平公正社會體系的重要性。對AI倫理的關切，不限於任何單一社會傳統」。

谢选骏指出：世界只有“基督教”，没有“犹太基督教”——

《新约·约翰福音》第 8 章：  　　

8: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Then said Jesus to those Jews which believed on him, If ye continue in my word, then are ye my disciples indeed;

8: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8:33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吗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They answered him, We be Abraham's seed, and were never in bondage to any man: how sayest thou, Ye shall be made free?

8: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Jesus answered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Whosoever committeth sin is the servant of sin.

8: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And the servant abideth not in the house for ever: but the Son abideth ever.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If the Son therefore shall make you free, ye shall be free indeed.

8:37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I know that ye are Abraham's seed; but ye seek to kill me, because my word hath no place in you.

8:38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I speak that which I have seen with my Father: and ye do that which ye have seen with your father.

8:39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They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Abraham is our father. Jesus saith unto them, If ye were Abraham's children, ye would do the works of Abraham.

8:40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But now ye seek to kill me, a man that hath told you the truth, which I have heard of God: this did not Abraham.

8:41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Ye do the deeds of your father. Then said they to him, We be not born of fornication; we have one Father, even God.

8:42    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Jesus said unto them, If God were your Father, ye would love me: for I proceeded forth and came from God; neither came I of myself, but he sent me.

8:43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Why do ye not understand my speech? even because ye cannot hear my word.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里。因他心里没有真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Ye are of your father the devil, and the lusts of your father ye will do.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 and abode not in the truth, because there is no truth in him. When he speaketh a lie, he speaketh of his own: for he is a liar, and the father of it.

8:45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And because I tell you the truth, ye believe me not.

8:46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

Which of you convinceth me of sin? And if I say the truth, why do ye not believe me?

8:47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He that is of God heareth God's words: ye therefore hear them not, because ye are not of God.

8:48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

Then answered the Jews, and said unto him, Say we not well that thou art a Samaritan, and hast a devil?

8:49    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

Jesus answered, I have not a devil; but I honour my Father, and ye do dishonour me.

8:50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

And I seek not mine own glory: there is one that seeketh and judgeth.

8:51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If a man keep my saying, he shall never see death.

8:52    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Then said the Jews unto him, Now we know that thou hast a devil. Abraham is dead, and the prophets; and thou sayest, If a man keep my saying, he shall never taste of death.

8:53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Art th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Abraham, which is dead? and the prophets are dead: whom makest thou thyself?

8:54    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Jesus answered, If I honour myself, my honour is nothing: it is my Father that honoureth me; of whom ye say, that he is your God:

8:55    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Yet ye have not known him; but I know him: and if I should say, I know him not, I shall be a liar like unto you: but I know him, and keep his saying.

8:56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Your father Abraham rejoiced to see my day: and he saw it, and was glad.

8:57    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能见过亚伯拉罕呢。

Then said the Jews unto him, Thou art not yet fifty years old, and hast thou seen Abraham?

8:58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Jesus said unto them,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8:59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Then took they up stones to cast at him: but Jesus hid himself, and went out of the temple, going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m, and so passed by.

谢选骏指出：将军不懂教授也不懂——犹太人后来伙同罗马人杀害了耶稣基督，既然如此，那么“犹太基督教”是个什么鬼呢？犹太基督教是什么鬼？只有鬼知道。

谢选骏：在祖先崇拜的宗教之下托古改制

 《康有为“托古改制”或是画蛇添足》（2013年01月15日 深圳特区报■ 叶匡政）报道：

康有为写过一本书，叫《孔子改制考》。这本书的一些言论，今天读来仍很有意思。比如他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又说：“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这两段话，虽浅如白话，但仍得结合康有为的思想，才能读明白。康有为把社会分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他的观念中，“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而“升平世”则为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的“太平世”。

康有为认为，孔子谈的尧舜之治，其实是指太平世的民主政治原则；而所说的文王之治，指的是升平世的君主立宪原则。在康有为看来，尧舜是否真有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政治理念，是要达到民主政治的“太平世”。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为上古时已有的制度，来获得人们的认同。他甚至认为《诗》《书》《礼》《易》等“六经”，都是孔子亲自撰写的，并非来自周公旧典。孔子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制度。康有为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就这样，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把“述而不作”的孔子，一下子变成了“托古改制”的圣人。因为很简单，只有圣人的思想，才能成为放之四海、历经百世的真理性价值。

一直说康有为“尊孔”，其实他尊的不过是自己所阐释的孔子思想，他的目的仍然在于“托古改制”。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所以他要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他一方面想让儒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儒教”来抗衡当时影响越来越大的基督教。于是他把孔子立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复活一种中国式的宗教。但宗教的形成，显然不像康有为想的那么简单。宗教的神圣性，并非是通过几部著作就能完成的，它只有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才可能诞生。当把宗教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时，等于已经消解了宗教的神圣性。康有为实用主义的目的，注定了他所倡导的儒教难被世人所接受和理解。他把孔子立为全知全能的圣人，心中想的却是西方民主社会的模式。可以说，在康有为这里，宗教、文化、传统均被他的政治观所裹挟，他的诸多牵强附会的考据与解释，其实都是为了建立变法维新的历史合法性。这种方式，不仅无助于建立孔子的神圣，对孔子的精神形象反而构成了一种伤害。

在他的设计中，立孔教也好，托古改制也罢，会给政治变法带来更多的合理性依据，甚至可以赢得保守知识分子的赞同。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由于他对儒学的解释过于随意，对当时学人认可的很多史实均进行了颠覆，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观点一出来，反而招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保守派视之为篡改儒学的叛逆，而痛心疾首。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无法理解他的所言，反而对他产生了疏远感。近来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在当时引来学术思想上的新的分歧，不仅没有取得团结更多知识分子的作用，反而孤立了康有为自己。因为其学术的不严谨，使得更多的人开始怀疑起康有为的变法动机，这等于给维新运动增添了新的阻碍。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当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总结过：“故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为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者所有，孔子也有之而已。”从康有为“托古改制”所遭遇的历史处境可看出，构建政治改革的框架，不能通过曲解历史真相与学术证据来完成。可以在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千万不能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进行肆意歪曲。一旦把传统当作工具，结果只会颠覆传统真正的价值。所以有学者认为，康有为“三世说”在政治策略上，其实属画蛇添足。

谢选骏指出：康有为这个伪善的东西，用欺诈手段从事学术，在祖先崇拜的宗教之下托古改制，里外不是人。

网文《托古改制》报道：

托古改制，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为了实现他的改良主张，而提出的一个办法。

他为了否定封建经典，否定封建正统思想，便宣传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变法”的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背景介绍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志士仁人意识到必须进行维新变法，否则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还没有在中国普及的情况下，为克服这种困境，康有为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谋略，具体来说就是托古改制。

他为了否定封建经典，否定封建正统思想，便宣传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变法”的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所以他要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

他一方面想让儒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想借“儒教”，来抗衡当时影响越来越大的基督教。于是，他把孔子立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复活一种中国式的宗教。

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大同书》则是他托古改制思想的集大成者。

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是在青年儒生中），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核心内容 播报

集各家之大成，维新变法，君主立宪。

（1）打破夷夏之分，实现世界大同。

（2）“三世”之说，就是社会形态向高层次的进化。

（3）社会进化分三阶段：

“封建专制（衰乱世）——君主立宪（小康世，升平世）——民主共和（大同世，太平世）。”

康有为作《大同书》，他知道还有民主共和，可是当时的清朝应当实行君主立宪，这才符合中国的国情。

康有为认为：

《春秋》是孔子为“改制”而作的书，只不过其中“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长期被古文经学派所淹没。

结果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策略并没有引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同情，反而徐桐、文悌等顽固派大臣纷纷抨击和弹劾他的托古改制思想。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便失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再也无人问津。

谢选骏指出：康有为这个南海小人，所用的招数并不新颖，而是从汉朝的外戚王莽那里偷学来的——

网文《王莽改制》报道：

王莽改制是指新朝时王莽以儒家的政治理念托古改制，推行的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煮盐、冶铁、酿酒、币制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及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且朝廷朝令夕改，使到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便告灭亡。

背景

西汉自汉宣帝去世后，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变动剧烈，使西汉走向灭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1]

元、成、哀、平等几位皇帝或怠于政事、或软弱无能，政权先后由宦官石显与外戚（担任大司马或大将军）王氏、傅氏等集团掌控。

地方豪强与商贾再度兴起，控制地方吏治与经济，并且与中央官员密切结合。他们一方面垄断富利，一方面兼并大量土地，以致大量百姓转为佃农、流民或奴婢。

儒家集团的政治力量超过崇尚务实的法家，最终独占朝政，而法家势力衰退瓦解。最后是儒家提倡改制运动，他们加入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推演天变灾异的现象，形成谶纬学说。并且认为王朝德衰，应该禅国让位。

汉帝孤立无援，地方刘姓诸侯国削弱，中央功臣列侯耗尽，又无能臣干将扭转局势，其政权最终被外戚王莽夺取。

汉成帝继位后，怠忽政事，喜好女色[注 1]，最后死在“温柔乡”中。在汉成帝怠忽职守期间，国事由皇太后王政君的哥哥大司马王凤管理，他们开启王氏集团执政的开端。王凤的能力颇强，执政后广收人才，儒法两家人才与之合流，一致拥戴听命，而王家兄弟分别位居要津，奠定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西汉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去世，其兄弟如王音、王商、王根先后以大司马一职掌握朝政。形成“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此时王家因长期安逸而浮华奢持，但王凤之侄王莽节俭朴实，酷好儒术，礼贤下士，渐得王凤与皇太后王政君的重视，于西汉永始元年（前16年）受封为新都侯[注 2]，并于西汉绥和元年（前8年）担任大司马一职[1]。

然而隔年汉成帝去世，其侄刘欣继位，即汉哀帝。汉哀帝祖母傅太皇太后擅权谋且强势，其与丁太后、外戚傅喜、丁明把持朝政。傅太皇太后与王莽不合，王莽退位而隐居新野，王氏外戚衰退。汉哀帝本身幼体弱多病，政事又被傅太皇太后把持，所以转而宠幸董贤（同性恋）。汉哀帝还封董贤为大司马，并想让帝位。这些都激起普遍反感，当时地方百姓备受地方豪强、地主欺压，国家已是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此时王氏势力尚在，王莽本人更受儒生怀念与人民的拥戴。西汉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莽奉王太皇太后王政君之命，重返朝廷担任大司马[1]。

返回政局的王莽积极推行篡位之路，他拥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作傀儡，并且陆续受封安汉公、宰衡[注 3]等崇高之职。他以王舜、王邑为心腹，甄丰、甄邯、孙建为将领，平晏与刘歆为参谋。打击何武、公孙禄等反对他的大臣与傅、丁、卫（汉平帝母家）等外戚势力。王莽又积极施行善政，拢络人民。民间有灾害即捐钱赈灾，扩充太学以征求各地人才，甚至操弄谶纬、杜撰古史以获取禅位的合法性。到了西汉元始五年（5年），朝中一片都是王莽势力，王莽受封“九锡”，汉平帝十分不满。同年，汉平帝猝死[注 4]，王莽迎立宗室刘婴即位，即孺子婴[3]。最后借由众大臣以谶纬之事推举，王莽得以对内称“假皇帝”，对外称“摄皇帝”。新始建国元年（9年）[4]王莽建国“新”[5]，即新朝，西汉灭亡[1]。

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且以新圣自居，所以积极改制西汉末年乱象，意图回复到儒家歌颂的夏商周三代盛世。改制的内容上从典章制度、法律与教育，下到人民习俗、经济制度等，十分全面[6]。

改制内容

官制改革·新朝官制

王莽推动的官制改革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废王号，恢复五等爵位；其二改中央官名，分置四辅、三公、九卿、六监；其三是改地名及地方官名。[7]

西汉居摄三年（8年），“摄皇帝”王莽奏请太皇太后（莽姑母王政君）实行五等爵制，恢复公、侯、伯、子、男等爵位。[8]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以古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认为汉之诸侯及四夷称王有违古制，规定诸侯为王者改称为公，四夷僭号称王者改称为侯。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莅明堂，大封诸侯。他规定诸侯之员额为一千八百。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有众五千户，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有众二千五百户，土方五十里。已受封地者计有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共七百九十六人。[9]

始建国元年（9年）正月朔，王莽封以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居上公。又以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又以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共十一公。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更名为纳言，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与三孤卿共称“九卿”，分属于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每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央各官署。又更名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另新置大赘官，掌乘舆服御物，后又掌兵秩，位皆上卿，号为“六监”。[9]

改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长为宰，御史为执法，公车司马为王路四门。又更名长乐宫为常乐室，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曰常安。[9]

天凤元年（14年）四月，分西都常安城旁为“六乡”，置帅各一人。分常安临近的三辅地区为“六尉郡”，[9]即京尉郡（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义渠十县）、师尉郡（高陵以北十县）、翊尉郡（新丰以东，至湖十县）、光尉郡（霸陵、杜陵，东至蓝田，西至武功、郁夷十县）、扶尉郡（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县）及列尉郡（长陵、池阳以北，至云阳、祋祤十县）；[10]另分东都为“六州”；分临近地区为“六队郡”，即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及南阳。六尉郡、六队郡皆置大夫，其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9]

土地制度与奴婢制度改革

西汉末年的贫富不均非常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没有土地的农民为豪民耕作，收获十取其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猪之食。[11]所以官方赋税虽轻，一般农民的生活却很苦。[12]

始建国元年（9年）四月，王莽决定参照古代井田制，将天下田改称“王田”，禁止买卖。男丁未满八人，而田超过一井者，分馀田给九族邻里乡党。原本无田或田地不足者，由官方分配。同时，他还下令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9]

经济制度改革

始建国二年（10年），初设“六筦”之令，对酒、盐、铁、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等六类与民生物资或经济活动进行管制。[9]其中酒、盐、铁、铸钱、名山大泽在西汉武帝时代即已管制，五均是武帝平准事业的扩大，而官方贷现金给百姓，则是王莽的独创。[13]

五均是丝、绵、布、帛、五谷等五种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管制。[14]王莽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为“五均同市师”。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15]

赊贷事业，西汉已有。官家常贷给百姓种子、粮食、牛只等，而且常免其还债；然而贷现金给百姓，只有民间才有；私人钱庄往往放高利贷以剥削有急需的百姓。王莽推动的“贷现金予百姓”政策，凡因祭祀、葬丧而贷者，不计利息；因作生意而贷者，扣除本钱，仅以净利的十分之一计息，相较于当时通行的二成利息，实优厚许多。[16]

币制改革·王莽币

王莽自西汉末年起，先后进行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西汉居摄二年（7年）新发行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三种货币，与五铢共同流通。与此同时颁布禁挟黄金令。

第二次改革为新朝始建国元年（9年）发行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共同流通，禁五铢。王莽采取派谏大夫五十人分赴郡国铸钱的方式，以图使新货币占领市场，更好地取代五铢。但五铢未能禁绝，人民对新货币接受程度不高。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10年），是币制改革中引起争议最大的一次，推出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二十八品的复杂货币系统。因为造成市场混乱，反对声浪巨大，这次改革坚持五年便停止。

第四次改革开始于天凤元年（14年），铸造货泉与货布，在“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的情况下，又废除小钱，并在6年后彻底废除大钱。这最后一次改革直接影响到东汉初年的币制，货泉与货布在东汉初年仍在铸造。

其他

宗庙陵园与祭祀

新朝建立后，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依五等爵封古帝王与先贤后裔及王氏亲族，并且派遣骑都尉嚻等分别营建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园于零陵九疑，胡王园于淮阳陈，敬王园于齐临淄，愍王园于城阳莒，伯王（莽高祖）园于济南东平陵，孺王（莽曾祖）园于魏郡元城，令使者四时致祭。[9]

同时，王莽对原汉朝祖宗园寝庙也加以保护。师法尧的祖庙名而称汉高庙（汉高帝庙）为“文祖庙”，连同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宣皇帝、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孝平皇帝等帝庙共七庙均亲自参拜，并令勿侵扰诸刘氏宗亲。[9]

始建国二年（10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鉴于原汉朝刘氏在各地作乱，建议汉高皇帝为新朝宾客，理该享食明堂。成帝是王莽的姑表兄弟，平帝是女婿，皆不宜入庙。元帝与当今皇太后（莽姑王政君）可视为一体，礼应入庙。并奏请汉室诸庙在京师者皆废；诸刘为诸侯者，以封户多少编入五等爵位；其为吏者皆罢官。王莽同意，并指示嘉新公刘歆、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三十二人顺从天命，诸刘与此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不用罢官，并赐姓王。唯刘歆以女配莽子，故不赐姓。并改定安太后（莽长女）称号为“黄皇室主”，令其与汉室关系断绝。[9]在常安的汉祖宗诸庙自此废。

始建国五年（13年）二月，文母皇太后（王政君）崩，葬于渭陵，与元帝同陵而异穴。立庙于长安，新朝世世献祭，并刻意贬低元帝在庙中的位阶。莽为太后服丧三年。[9]

地皇元年（20年），一些术士皆言有利于营造，王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想要建立万世久安的基业，于是下诏书指示营建宗庙于长安城南，地广百顷。九月甲申，莽立于车驾上而行视，亲自举杵捣三下。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持节，侍中杜林等数十人掌将作监。莽博征天下工匠师傅，以计算营造尺度；各地官吏百姓义务赞助钱谷协助者，骆驿不绝于道路。拆毁城西上林苑内的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诸宫，以及平乐、当路、阳禄诸馆，取其材瓦，以建九庙。当月，大雨六十馀日。下令众民献米六百斛可为“郎”，郎吏增俸赐爵至“附城”。九庙分别是黄帝太初祖庙、帝虞始祖昭庙、陈胡王统祖穆庙、齐敬王世祖昭庙、济北愍王王祖穆庙、济南伯王（莽高祖遂）尊祢昭庙、元城孺王（莽曾祖贺）尊祢穆庙、阳平顷王（莽祖禁）戚祢昭庙、新都显王（莽父曼）戚祢穆庙。各殿皆有两层。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馀各庙尺寸减半。使用铜箔覆盖斗拱，并饰以金银雕刻的纹路，穷极百工之巧。各庙建于高地，其旁低下处则补强，粍费数百万钱，差役死亡达万数人。[17]

地皇二年（21年）正月，莽妻死，谥孝睦皇后，葬渭陵长寿园西，令永侍王政君，陵墓称为亿年陵。闰月丙辰，大赦天下，原本因莽妻亡的全国性大服丧及亲人亡的私人服丧皆免除。[17]

地皇三年（22年）正月，九庙盖成，纳神主牌。莽谒见，乘六马大驾，皆饰以五彩毛制成的龙纹衣，并著三尺长角。华盖车及大军在前。赐建庙之司徒、大司空各千万钱，侍中、中常侍以下皆有封赏。厚封大匠仇延为附城。[17]

学术教育与举士

西汉元始四年（4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他还奏立乐经，并增加博士员额，每经各设博士五人。征天下通六艺之一敎授十一人以上；有通晓《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法、《史籀篇》大篆文字之意者，皆以公家马车载送。一时间，“天下异能之士”上千人获得征召。[8]

明堂建立后，元始五年（5年）正月，大祭明堂，征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一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馀人为助祭。祭礼完毕，封汉宣帝曾孙刘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馀皆赐爵，金帛之赏各有数。同年，刘歆、陈崇等十二人均以“治明堂，宣敎化”，封为列侯。[8]

天凤三年（16年）阴历七月戊子有日食，大赦天下。又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依“光禄四行”各推举一人。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职，武建伯严尤继任为大司马。十月戊辰，在通往朝廷路上的朱鸟门鸣叫，昼夜不绝，崔发等以“虞帝辟四门，通四聦”之典故奏请招四方之士。王莽于是令群臣道贺，所举四行从朱鸟门进入以讨论政事与经义。[9]

音乐与仪仗

西汉居摄三年（8年），平帝驾崩届满三年，王莽代下诏书指示：停止奏乐之事止于季冬。来年正月郊祀之际即当演奏八音，届时王公卿士与所管儒生应当用心陈述音乐的要义。[8]

天凤四年（17年）八月，王莽亲自前往南郊，令人以五色药石及铜铸造威斗。其形状若北斗，长二尺五寸，准备用来镇压众兵。既成，令司命背负，王莽外出则置于前方，入室则置于座位旁边。铸斗之日，天气寒冷，百官人马有冻死者。[17]

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戴上鹿皮帽。有人听到音乐声，认为“清厉而哀”，不是兴国之声。[17]

地皇二年（21年），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令人造九重华盖，高八丈一尺，装饰华丽，架于机关四轮车上，以六马驼运，力士三百人著黄衣及头巾，车上人击鼓，拉引者皆高呼“登仙”（登仙）。莽出门时，令其行于前方。百官皆窃言“此似丧车，而非仙物。”[17]

度量衡与历法

制作于始建国元年（9年）的新莽〈嘉量〉，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西汉居摄三年（8年），王莽奏请太后（王政君），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并将计时用的铜壸漏刻由汉制每日一百度改为一百二十度，均获得同意。[8]

始建国元年（9年）做新嘉量以统一容积。

天凤元年（14年），令天下小学将戊子日替代甲子日作为六十日之首。冠礼以戊子日作为吉日，婚礼以戊寅日开始的十天作为忌日。结果百姓多不顺从。”[9]

天凤六年（19年）春，王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算三万六千年的历法，每六年更改年号一次，颁布天下；又将宁始将军改回更始将军的旧称号。企图以符命欺骗迷惑百姓，销解盗贼。众人皆嘲笑他。隔年改元“地皇”，即遵从此一规定。[17]

律令

西汉元始五年（5年），王莽奏请建立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度，犯者处以象刑（穿著异色服装以作羞辱）。该年稍后又增法五十条，犯者流放至西海。遭流放者以千万计，人民开始抱怨。[8]

地皇元年（20年）正月乙未，大赦天下。王莽下令军队出兵行军时，若有敢奔跑喧哗而犯法者，立即处以斩首之刑，而不须等待到秋、冬行刑季节；并规定实施到年底为止。于是春、夏之际在都市里斩人，百姓震惊恐惧，在道路以目示意而不敢言谈。[17]

地皇二年（21年），人民违犯铸钱禁令，同伍的邻居都要连坐，押入官府作为奴婢。男子坐在囚车，儿童与妇女步行，以铁锁拴著颈部，传送至掌管铸钱的锺官，人数多达十万。到达者重新分配夫妇，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17]

行政区划

参见：新朝行政区划

西汉元始五年（5年），受羌人首领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同年，王莽奏请将原设的十三州依据古籍《尧典》所载改为十二州，州名亦采古名。[8]

始建国三年（11年），“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可见此时的州中有并州、平州。[9]

人名

由于公羊传中曾提出“二名非礼也”，所以王莽时期下令取名要全部用单字。这一措施导致东汉时期许多人都用单字取名，在后汉书、三国志里记载的历史人物中98%和99%的人都是单字名。[18]

失败原因

王莽当政时，便不断有大臣进行劝诫，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高级官员对王莽改制失败原因的分析评价。比如地皇二年（21年），“南郡秦丰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经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经，以八箭投之。”）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媮名位，‘贼夫人之子’。（师古曰：“论语称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为贼害也。故禄引此而言。”）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牺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冝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当与和亲。臣恐新室忧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师古曰：“厌，满也，音一艳反。”）”[17]

综观王莽的一系列新政，其主要问题乃只求名目复古，要求恢复周礼，徒增行政困难。如实行王田制乃根据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坏乃因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养活各人丁，再实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币制改革不但令货币种类繁多，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货币有的是古时贝币等，皆是因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再恢复使用自当引起混乱。

除了不符世情外，王莽改革失败还有其他原因：

缺乏改革的技术能力，而行政官员大多近乎腐败贪污；

改制前后缺乏周详计画，以致法令繁复，朝令夕改，如：多次币制改革，令货币种类繁多，导致通货膨胀；又以严刑强制执行，使人民反感；

诸多措施，如行王田制、禁卖买私属、行六筦，严重损害既得利益者，后者自然鸣鼓而攻之。

吕思勉曰：“新室政治可分数端：一曰均贫富，二曰兴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曰兴学术。凡莽之所怀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无其效，虽滋纷扰，究未足以召大乱，其召乱者，皆其均贫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转以害之之故也。”[19]“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20]“举事规模过大，遂致流于奢侈而不自知，亦为莽之一失。”[21]

注释：

 汉成帝喜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飞燕、赵昭仪等赵氏姐妹。其中赵氏姐妹为避免其他妃嫔生下皇子，与其争夺权力，就残害杀死诸皇子，史称燕啄皇孙[1]。

 封国位于南阳新野之都乡（今河南新野南）[1]。

 宰衡出自商朝伊尹任职的阿衡，与周朝周公任职的大宰，意旨王莽是汉朝的辅政之臣，地位等同伊尹和周公[1]。

 关于汉平帝的死因，一说被王莽毒杀，另一说是病死[1][2]。

参考文献

 邹纪万（1993年）:《中国通史·秦汉史》第一章〈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变迁〉，第六节〈西汉中衰与政权结构的变动(元帝~王莽篡汉)〉，第72页－第84页。

 韩复智（1996年）:《剑桥中国史─秦汉篇》第2章〈前汉政治史的模式〉，第5节〈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六》：“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庆言。””

 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新王莽始建國年間 西元9年1月15日(星期二). [2014-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7）.

 《汉书·王莽传上》：“初始元年十一月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此处王莽采五德终始说，依五行相生来解释，以汉朝为火德，新朝为土德；刘邦为赤帝，王莽为黄帝、虞帝之后。”

 邹纪万（1993年）:《中国通史·秦汉史》第一章〈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变迁〉，第七节〈王莽托古改制的迷梦〉，第85页－第93页。

 陈致平，《中华通史》，第二册，黎明文化事业，1975年3月，第218-219页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三辅黄图校正》，卷一〈三辅沿革〉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12-21.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陈致平，《中华通史》，第二册，黎明文化事业，1975年3月，第220页

 张寿仁，《狡诈权臣：王莽》，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2009年2月第，101页

 张寿仁，《狡诈权臣：王莽》，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2009年2月第，103页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张寿仁，《狡诈权臣：王莽》，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2009年2月第，104-106页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网. 1970-01-01 [2023-04-24] （中文）.

 吕思勉，秦汉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2页。

 吕思勉，秦汉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1页。

 吕思勉，秦汉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谢选骏指出：王莽也是在祖先崇拜的宗教之下托古改制，不同的是，用他利用的是古文学派。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因为托古改制而死的王莽还算一直死老虎的话，那么冲裁托古改制大业的康有为，只能算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但这俩人，都未能脱离祖先崇拜的宗教。在祖先崇拜的宗教之下托古改制，终是死路一条。

谢选骏：钻石恒久远 可是不值钱

《IDo创始人成老赖，年轻人揭开钻石谎言》（锌财经2023-07-22路世明）报道：

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因被执行人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IDo"品牌创始人李厚霖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作为昔日的"钻石大亨"，李厚霖走到今天这般境地，并不能完全怪他的"割韭菜"能力不够，也和整个钻石市场的"熄火"有着莫大的联系。

近两年来，全球钻石市场可谓是量价齐跌。据央视财经引用美国cnbc网站报道，6月底公布的全球毛坯钻石价格指数显示，今年以来，钻石价格已下跌6.5%，较2022年2月的历史高点更是跌去了18%。

几个世纪以来，钻石在人们心中一直代表着浪漫的爱情与甜蜜的婚姻，象征着永恒的承诺和誓言，几乎是每一对新人的"必选项"。如今钻石价格"跳水"，既令人疑惑，又似乎早已注定。

钻石的"爱情"标签与高价值，一直都是资本控制的结果，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媒体的传播让越来越的年轻人了解到钻石"骗局"的真相。并且，在极为不保值的事实下，愈加"务实"的年轻人们把目光也转向了更"稳定"的黄金。

更重要的是，随着"河南人造钻石产业"的崛起，天然钻石的"稀缺"属性受到剧烈冲击，与几万天然钻石"毫无区别"的百元培育钻石，也能"俘获"女孩们的心。

被资本垄断的市场，被强行赋予的"爱情"标签

虽然是近几个世纪才"火"起来的，但钻石的历史并不短，最早能追溯到3000年前的印度，只不过那时候的"钻石"还不够闪耀，人们也"赋予"不了其"昂贵"的属性。

真正开创钻石新纪元的时期是19世纪。继印度、巴西相继发现钻石产地之后，1866年，人们在南非的金伯利地区发现了一颗重达21.25克拉的钻石，这颗巨大的南非钻石被命名为Eureka（尤里卡）。

"尤里卡"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钻石市场的开始。

即便产地多了一个南非，但彼时的钻石产量仍然不高，"价值"也仍然在线。可仅仅时隔几年之后，南非的矿工们又发现了一条巨大的钻石矿脉，越来越多的钻石被开采出来，流向市场。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都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基本经济学原理。随着市场上的钻石变得越来越多，钻石的价值也受到了严峻挑战。

为了维持钻石的价值，保证"生意"的可持续性，几家钻石巨头经过商议，在1888年联合成立了戴比尔斯钻石公司。

从18世纪一直到21世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又相继发现了巨大的钻石矿，可以说，根据钻石矿脉的发现与正常开采，绝对达不到市场所宣传的稀缺程度。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戴比尔斯都在遵循一个策略，即尽可能多地收购世界各地出产的钻石，严密控制全球钻石的产量与销量。

通过不断地收购，戴比尔斯最终控制了全球90%以上的钻石矿。并且，为了塑造钻石的完美形象，并使其稀缺性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戴比尔斯还想到了一条绝妙的计划。

1938年8月，戴比尔斯与著名的广告公司Ayer达成合作，后者通过电影及明星，以及杂志故事、报纸新闻等形式，成功将钻石打造成浪漫爱情的象征，以及高贵的代表。

并且，戴比尔斯"创造"了一句深入人心的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将钻石和爱情的紧密联系，使得人们将钻石坚硬的品质视为永恒不变的爱情象征。此后，钻石在全球的销量和价格开始暴涨。

1967年，不到5%的日本订婚女性收到了钻石戒指；1972年，上升至27%；1978年，上升至50%；1981年，上升至60%。仅仅只用了14年，结婚戴钻石便成为了日本人的婚姻主题，日本也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钻石消费市场。

到了20世纪，随着钻石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国人结婚佩戴黄金、翡翠的传统习俗也受到巨大冲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人对钻石的需求量和价格都有了很大的增长。"无钻不婚"的理念也开始深入年轻人的心间。

年轻人不再相信"钻石=爱情"

凭借绝对的垄断和"高明"的营销策略，戴比尔斯横跨三个世纪，收割着全球的财富。而到了21世纪，终于有人让钻石变得不再"纯净"。

2006年，电影《血钻》横空出世，真真切切表现出了钻石所带来的战争，还原了非洲钻石交易背后所潜藏的血腥和人性的丑陋。

《血钻》让人们看到钻石的血性一面，而不是美好的爱情。

对于这样一部"来者不善"的电影，以戴比尔斯为首的钻石巨头们第一时间跳了出来，抨击影片艺术虚构过浓。并声称依靠廉价劳动力与落后设备，罔顾人身安全的开采方法目前已经绝迹。

钻石商的"解释"真假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血钻》的出现，也催生了第一批抵制钻石的群体，为日后更多"拆穿谎言"的文娱作品，埋下了种子。

就国内来说，真正让年轻人不再相信钻石"爱情魔力"的现象，是一些知名珠宝品牌的债务问题、关店潮以及一些钻戒品牌的真实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差距等问题。

DR钻戒是国内比较出名的钻戒品牌，其官方声明称DR求婚钻戒男士一生仅能定制一枚；并且需要凭身份证购买，购买记录永久不删不改。但早在2020年时便有网友却爆料"DR钻戒800元可删购买记录"，此话题一出便再次引发了全民关注。

DR钻戒也曾发布声明回应："用不可逆加密技术加密后的购买信息，会上传至国家信息中心发起的BSN区块链。所有购买记录不可篡改，永久不可删除。"

可在接下来几年内，DR又被接连曝出"花钱可删购买记录"。

不止是DR，还有同样注重营销并已经破产重组的IDO，以及其他钻石品牌的负面新闻，都让年轻人开始怀疑钻石市场的透明度和真实性，不再将婚姻和钻石视为紧密联系的一体。

当然，在钻石行业的负面新闻之外，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变化也极为重要。

近年来，年轻人对于奢侈品的消费明显变得更加务实和理性起来，不再盲目追求奢侈品消费。钻戒作为一种"奢侈品"，不仅不能代表年轻人的爱情"重量"，还极为不保值。

孔先生告诉锌财经："我四年前结婚的时候，老婆软磨硬泡买了一个3万多的钻戒。前段时间因为生意遇到了困难，老婆想到了变卖结婚时买的首饰，结果当年花了3万多买的钻戒卖了360块钱。你没听错，就只卖了360块钱。"

另一位受访者则向锌财经表示："结婚的时候在周大福买了一个两万左右的钻戒，看到网上说钻石回收价格很低，就好奇打电话问了一下周大福，结果人家根本就不回收。以后绝对不买这玩意了，还是黄金比较香。"

当爱情的标签开始松动，当三万买来只能三百卖出，年轻人势必会冲破这个资本营造出来的"世纪谎言"。

河南让年轻人实现"钻石自由"

无论钻石被赋予什么的意义，在科研人员的眼里，它永远是碳原子的组合体，是金刚石、是自然界最硬的矿物质。

1955年，美国科学家F.PBundy成功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把石墨转变成金刚石。到1963年，河南郑州三磨研究所，用国产的两面顶压机造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金刚石钻石。1965年，我国又研发出了第一台六面顶压机。

但人工钻石的最初出现时对"钻石共识"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工艺还不够成熟，成本高且没办法去除杂质。虽然在工业用途上硬度、热导率与天然钻石相同，但在外观因素上没有竞争力，即便用于珠宝也属于低档产品。

直到近些年，随着技术的突破，我国终于能够合成出宝石级纯净、色彩丰富的钻石，并推向市场。

2016年11月，河南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实验室里成功合成了一颗五克重的"大钻石"。随后，该团队又在2018年成功合成了一颗13.33克重的蓝色钻石。

再到如今，中国已年产金刚石160亿克拉以上，成为全球第一大金刚石单晶生产国，其中，仅河南产量就占全球的70%。

河南人工培育钻石产业的崛起，快速打破了原有钻石商们设定的"情感价值"，作为一种"替代品"，也对传统的天然钻石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

首先，传统的天然钻石开采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而且往往只能开采出一小部分高品质的钻石。反观培育钻石，是通过模拟天然钻石的生长环境和条件，可以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出高品质的钻石。

据了解，2018年以前，1克拉培育钻石的生产成本至少也要2万多，但在如今已经降到3000元左右。而"河南制造"的人造钻石拥有传统钻石的全部特性，包括硬度、光学性能等，但价格只有天然钻石的十分之一，让年轻人实现了"钻石"自由。

其次，传统的天然钻石市场主要由少数几家大公司垄断，这些公司在市场上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而培育钻石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市场上出现更多的人工钻石品牌，这导致了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价格也更加透明化。

在行业趋势下，视培育钻石为"眼中钉"的戴比尔斯也不得不"低头"。2018年，戴比尔斯宣布将通过旗下Lightbox开展培育钻石销售业务，但在2015年，戴比尔斯启动"真实是稀有的、真实是钻石"推广项目，目的是抑制培育钻石的发展。

中国本土珠宝品牌也在近两年开始试水培育钻石。2021年8月，老庙黄金母公司豫园股份推出培育钻石品牌LUSANT露璨；2022年曼卡龙成立培育钻石子品牌慕璨OWNSHINE；潮宏基旗下子品牌VENTI也于2022年推出培育钻石产品……

发布于今年3月的一份国际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培育钻石市场规模2022年已经超过224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将超过370亿美元。

当钻石不再"稀缺"、"高贵"，不再拥有那强加的"爱情"标签，收割了全球几个世纪的资本，也是时候"收手"了。

谢选骏指出：钻石恒久远，可是不值钱——就像马列主义，甩都甩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