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浙江社会科学 》2010年6期 聂葛明 姚培锋）报道：
东晋南朝是我国佛教大发展时期，此期佛教发展经历了从佛玄结合到佛教独立传播的过程，佛教经典大量系统地传译，佛教教义广泛地传播，信众奉佛的风气日趋浓厚，佛教已摆脱了汉魏时期的依附状态，开始“征服”中国。当时南北方佛教传播的方式可谓迥异，“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①南方佛教这种偏尚玄学义理的风格，正好迎合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崇尚玄学的传统，因而赢得了世族的大力支持。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皆可比肩琅邪王氏的侨寓文化世族，陈郡谢氏自谢鲲开始，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笔者将结合僧传和史料，对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作一些粗浅的介绍和评述。
一、陈郡谢氏的世系
谢氏家族祖居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世称陈郡谢氏。谢氏家族见于史载的第一世是曹魏齐王芳时任长安典农中郎将的谢缵，开始为谢氏家族的兴起奠定基础。此后，谢缵子衡、衡子鲲、鲲弟裒等相继在魏晋时期入仕为官，经过几代的积累，终于使谢氏家族从一般的官宦之家上升为世代为官的世族之家。永嘉之乱，晋王室南迁，原居于北方的世族为躲避战乱，“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凉州刺史张轨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②陈郡谢氏也在这场战乱中南下，具体情形正如周昌梅所述:“西晋惠帝后期，谢鲲南去豫章;东晋初年，谢衡、谢裒带着族人到了建康;随后不久，谢衡又带领部分族人去会稽(今浙江绍兴)定居。”③建康和会稽遂成为陈郡谢氏南迁后最重要的两个据点，建康为谢氏子弟入仕提供机会，而会稽则成为谢氏置产之地和发展的经济后盾。但东晋中期以前，谢氏还没有成为如琅邪王氏那样的一流世族，家族成员仍不为当时所重。余嘉锡先生对此感叹说:“渡江之初，犹以王、葛并称。至于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自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裒(安父)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谢韶)、羯末(谢渊)，争荣竞秀。由是王、谢齐名……又可见一姓家门之盛，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④
前揭谢鲲一支，子谢尚无子嗣，因而迅速衰亡。真正使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时期光大为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世族是谢裒一支。谢裒在东晋先后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太常卿等显职。他有六子，分别是奕、安、万、据、铁、石，这些人又大都子嗣众多，因此谢裒一支最为庞大。谢奕有八子四女，分别是寄奴、探远、渊、攸、康、靖、静、玄和道韫、道荣、道粲、道辉。其中最著名者为谢玄，玄之孙灵运及灵运之孙超宗，都可以称得上是谢氏家族的名人。谢据一支在东晋刘宋初年也是人丁兴旺，其重孙辈姓名载于史籍者就有十位，权位最高者为谢晦，这一支因谢晦在刘宋初年构祸伏诛，牵连兄弟子侄而衰败下去。刘宋以后谢氏人丁最为兴旺的是谢万一支，其中有名者是他的重孙谢弘微，弘微子庄，亦有五子，最著名者是谢胐和谢瀹。而谢瀹一支子孙姓名可考者十三人。正如前揭余嘉锡先生指出的那样，谢安是陈郡谢氏家族跻身东晋南朝最高门第的关键人物，他执政时也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权力最为显要、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谢安一支后裔众多，其裔孙就有混、澹、肇、模、该、璞、峻等。南北朝时期，见于正史最后一位陈郡谢氏家族的人是谢贞⑤，其后，陈郡谢氏就湮没于史籍之中。
从东晋到南朝的二百多年间，陈郡谢氏见于正史传记的人数就有十二代共一百余人，他们大多晋升仕途，遍布政、军二界，甚至掌握朝廷实权。唐人柳芳在评论东晋南北朝世族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⑥谢氏紧随王氏，成为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世家大族。正如郝昺衡先生指出的那样:
谢氏自谢裒以来，历晋宋齐梁陈五代、十世，二百余年，身有国封者四人，官至司徒，太保、太傅、大都督者三人，特进、卫将军、持节都督者五人，侍中、散骑常侍、尚书令、仆射尚书、中书监令、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者十人，刺史、太守、内史、相长史等三十人，尚公主者三人，女为皇后者一人，王妃者二人，有文学者不下十人;而死于战乱者四人，死于诛戮者凡十有三人。于此知江左门阀之盛;而统治阶级互相猜贰，禄位既高，遂往往不得其死，此亦势之所必至也。⑦
这段话可谓形象概括了陈郡谢氏一门的荣辱兴衰。谢氏不仅是政治经济世族，而且同时是文化世族，一门之中，有文集留世者近四十人，其中不乏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这样影响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文学大家。谢氏之所以能累世显贵，正是他们代有人才，维系了文化世族的地位不坠。
二、陈郡谢氏信仰的转变
东晋时期许多世家大族，道教信仰优先于佛教信仰，“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⑧，“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⑨。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东晋南朝时的许多世族，都是信奉天师道的世家。其中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琅邪孙氏、会稽孔氏等等。任继愈先生有所补充，并且把陈郡阳夏谢氏纳入其中，但同时指出“实际可能还不止此”⑩。而当时如庐江何氏那样的奉佛世家比之信奉天师道世家要少很多。由此可见，道教势力在东晋时，在世家大族中的传播要远远超出佛教。但东晋时的天师道世家并不排斥佛教信仰，其中很多人开始接触和信奉佛教。据《高僧传》卷七《释慧严》传载:
度江以来，则王导、周顗、庾亮、王濛、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顗，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厝心崇信。B11
这些都是永嘉南渡后的奉佛名士，大多出身天师道世家，但他们并没有排斥佛教信仰，佛道信仰可谓相得益彰。晋末刘宋初，是中国佛学思想界特别活跃的一个时期，道安、慧远、竺道生等佛学大师和鸠摩罗什、昙无谶等译经大师交相辉映。佛教发展到刘宋以后，开始压倒道教，成为士族的主要信仰。根据史籍记载，东晋南朝时期信仰转变具有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有吴郡张氏、吴郡陆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
谢氏在陈郡阳夏原籍时的信仰史无确载，南渡以后，起码自晋哀帝兴宁元年(363)谢安任“吴兴太守”开始，谢氏就有了道教信仰。据《云笈七签》云:“晋太傅谢安时为吴兴太守，见黄白光，以问(杜)昺。昺曰:‘君先世有阴德于物，庆流后嗣，君当位极人臣。’”B12杜昺即杜子恭，是天师道的实际创始人，而吴会(吴郡、会稽郡)即是他的传教区。这段记载印证了谢安与天师道确有交往。至于谢氏信奉道教的原因，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对付严重的家族遗传“痼疾”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即“归诚道门，冀神祇之佑”，从谢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到谢灵运“承未散之全朴，救己颓于道术”，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B13。
谢灵运的信仰转变颇能说明陈郡谢氏甚至当时天师道世家信仰转变的轨迹。钟嵘《诗品》“谢灵运条”云:“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钱塘杜氏本天师道世家，《南史·沈约传》载:“初，钱塘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B14谢灵运自小“寄养其靖室以求护佑，宜其即从其信仰以命名也。”B15但谢灵运的道教信仰并没有维持多久，成年之后的谢灵运“却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佛教徒，其于义熙七年见慧远可能是他信仰转变的转折点。”B16这就是《高僧传》所载:“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B17之事。此后，他与僧人的关系日益密切，是谢氏家族结交僧人最多之人，也是谢氏家族中佛教义理造诣最高之人。
谢灵运之后，谢氏家族彻底摆脱了道教信仰，从天师道世家转变成为奉佛世家。导致谢氏家族信仰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帝王的崇佛有关。东晋南朝皇帝大多崇佛，著名者如东晋时的元帝、孝武帝，刘宋的宋文帝、明帝，梁武帝等等。对此，胡三省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释教盛行，可以媒(谋)富贵利达，江东人士孰不从风而靡乎!”B18可见帝王的崇佛带动了士族佛教信仰，陈郡谢氏作为显贵家族自然不能例外。其次，佛教教义远比道教教义丰富，加之南方佛教偏尚玄学义理，迎合了士族的需要。东晋佛教和道教的传播，有一个重要差别，即佛教较重思想信仰，道教则偏于法术B19，“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为什么颇有道教徒改宗佛教，而很少见佛教徒放弃原来信仰去信奉道教了。”B20谢灵运改宗佛教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次，与东晋末年打着天师道旗号的孙恩之乱有着直接关系，陈郡谢氏所居之会稽是孙恩活动的主要地区，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谢琰、谢肇、谢峻都遇害，这恐怕是对谢氏家族道教信仰的致命打击，从而导致谢氏全面转向佛教信仰。
永嘉之乱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原来流行于士族中的玄学亦随之进入南方，与南方的佛教般若学说相结合，涌现出一批玄佛结合的名士”B21。其时，一批高僧亦来南方活动，如佛驮跋陀罗、法显、康僧渊、竺道潜、支遁、慧远、于法兰、于法开、于法邃、竺法义、竺道壹、帛道猷、昙猷、昙翼等。这些名士与高僧互相欣赏，交接友善，大谈玄理，使得“佛教般若学说依附于魏晋玄学，故能在上层士大夫知识阶层受到重视，而得以流行。”B22作为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乔迁大族——陈郡谢氏，“自晋至陈二百多年的历史，陈郡谢氏绵延十余代，代代不乏崇佛之人，而一代之内，往往又有数人与佛教发生关联。”B23随着此期佛学的不断地发展和兴盛，他们对佛学的兴趣也日渐增长，最终由“天师道世家”转变为完全的奉佛世家，不仅广泛交结当时的名僧，积极参与佛教活动，而且在佛学义理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尤其是以谢灵运、谢庄这样的文学大家，在佛教著述方面也蔚为大观。
三、陈郡谢氏与名僧的交往
汤用彤先生认为:“陈郡谢氏之名人，与佛教常生因缘”B24。我们检阅《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佛教史传以及《世说新语》等文献，可以看到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与名僧交往甚多。
南渡以后，陈郡谢氏家族第一个被僧传记载与名僧交往的是官至豫章太守、太常的谢鲲。《高僧传》卷一《帛尸梨密多罗传》载其本为西域某国太子，以国让弟而为沙门，“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太尉庾元规、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与、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衿致契。”B25谢幼与即谢鲲，其与帛尸梨密多罗交往可谓密切。谢鲲之子谢尚官至尚书仆射，《高僧传》卷七《慧严传》载其对慧严十分敬仰，甚至要“禀志归依”。
谢鲲之从子谢安、谢万、谢石皆与当时高僧有结交。谢安，淝水之战后官至太保，权力达到顶峰，可谓是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时期之极盛期。《高僧传》载谢安与当时名僧支遁、于法开、道安、竺法汰、竺法旷并相友善。《高僧传》卷四《支遁传》云:
(支遁)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谢安为吴兴(守)，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郄超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嵆中散·”安曰:“嵆努力裁得去耳。”又问:“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论辩，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渊源，浩实有惭德。”B26
此处可见谢安对支遁(道林)之赞赏无以复加，甚至与支遁成了交心之友。谢安原“终日戚戚，触事惆怅”，经过支遁的开导，方“晤言消之”，可谓良药了。嵇康、殷浩皆当时名士，而谢安认为二人都不如支遁。谢安为吴兴太守时，不仅与支遁友善，与竺法旷也是过从甚密，他亲至法旷所居之潜(今临安)石室，“故往展敬”。当时襄阳名僧释道安可谓引一代风流，开创了一个新的“释道安时代之佛教”。谢安对道安不无仰慕，写信要亲见道安，可见心诚。《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载，谢安对其“钦敬无极”。谢安之弟谢万，也是当世名士，《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记载了支遁比较王胡之与二谢，说王“故当攀(谢)安提(谢)万” B27，意谓不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还记载了一件趣事: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B28
虽然谢万对支遁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分，但也恰恰说明了两人的关系不疏，不然不至于如此“恶口伤人”。谢安之另一弟谢石，《高僧传》虽无明确记载其与佛教名僧交往的情况，但《出三藏记集》卷八记载谢石曾于司空任上舍建康家宅立道场寺，想必不会与僧人毫无瓜葛。
谢安之侄谢玄，也是淝水之战中的名将，《高僧传》载其与乃叔谢石，共拒苻坚，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也大大提高了谢氏的政治地位。《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
谢车骑在安西谢奕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B29
刘孝标在此条下注引《玄别传》曰:“玄能清言，善名理”。支遁能到谢玄住处和谢玄相谈甚欢，可见谢玄颇欣赏善清谈的支遁。谢安之侄谢韶，据《高僧传》卷十《史宗传》载:“会稽谢邵(韶)、魏迈之、放之等，并笃论渊博，皆师受焉。”B30谢韶拜史宗为师，其与僧人交往可谓密切。谢安的另一侄子谢朗，《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B31东阳即谢朗，因支道林常诣其家，得以自幼便与名僧交往。谢安的侄女谢道韫，乃东晋时期的才女，与僧尼也颇有渊源，《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就记载了济尼游谢、张二家以辨谢道韫、张玄姊优劣之事B32。
晋宋之交，谢灵运与名僧交往十分密切。据张伯伟先生考证，谢灵运一生交游的僧人多达十四人，他们分别是慧远、慧叡、慧严、慧观、慧琳、慧驎、僧苞、僧镜、僧维、法流、法纲、法勖、道生、昙隆等B33。仅《高僧传》记载与谢灵运过从甚密的名僧就有慧远、慧叡、慧严、慧观、僧苞、僧镜、昙隆等七人，谢氏甚至为慧远、昙隆两位法师写过碑文和诔文。
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时，依据僧传和史书作过细密的梳理:“灵运之孙超宗，与慧休道人往来，为释道慧作碑铭。曾孙茂卿尝参与开善藏师之舍身忏。(谢)万之曾孙弘微，与慧琳为友。其子庄，雅重梵敏。庄子瀹，称许慧超。瀹子览，延僧旻讲经。览弟举，敬事法通，为之制墓碑。”B34我们通过梳理《高僧传》及《续高僧传》可以发现，谢灵运族侄谢朓在南齐时与僧旻相友好B35。谢超宗与道盛友善，“一遇(道盛)，遂敬以师礼。”B36谢几卿与智藏颇有交往B37，还和湘东王(萧)绎一起各为慧超写过碑文B38。谢览之侄谢譓与慧开交好，对慧开“雅相钦赏……迎请讲说，厚加亲遗” B39梁武帝时，谢微“为临汝侯(萧)遒制《放生文》”B40。这些可补汤用彤先生关于谢氏子孙佛教信仰情况之阙。
东晋南朝时期，“自晋朝谢鲲至梁代谢举，谢氏家族历经八代，几乎每一代中都有人(甚至好几人)与高僧结缘。”B41可见在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子孙与佛教名僧有多么密切的交往。综合各方面的材料，此期陈郡谢氏子弟与僧侣交往人数之众多和交往程度之密切，在谢氏家族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达到鼎盛。
四、谢氏子弟佛学造诣与佛教文学
陈郡谢氏与佛教的关系，不仅仅限于与名僧的交往，他们还积极参与舍宅为寺等佛教实践，在佛教义理和撰写佛教文章方面也堪称翘楚。
《建康实录》载谢尚舍家宅为庄严寺，谢石立道场寺，“谢氏世居乌衣巷。(谢)举湛深佛理。宅内山斋泉石甚美，梁时遂舍以为寺，故名为山斋寺。而建康城外之永丰寺，则宋元嘉四年谢方明所建也(上见《南朝佛寺志》)。”B42谢贞母出家宣明寺，“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祗洹寺维摩诘须” B43，尤见其虔诚。谢贞在遗疏中曰:“气绝之后，若直弃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愿。”B44刘孝标引《谢氏谱》曰:“(谢)尚长女僧要适庾龢，次女僧韶适殷歆”B45。对于用僧名的情况，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南史部》“以僧为名”条云: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即如僧字，《说文》卷八上“人部”无，《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既浮屠之称，何得用为名·今散见各传者，不可枚举……唐陆龟蒙《小名录》采各书中所载南朝人小名，用僧名佛名亦多。B46
谢尚为东晋人，其二女皆以僧名，这说明其实早在东晋时期，就有以僧为名的情况，似可补王氏之论。
谢氏家族中，精研佛理且佛教撰述可观者，首推谢灵运。谢灵运自天师道改奉佛教后，佛教撰述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既有佛经的翻译、注释，亦有佛理辩论文、与僧俗讨论佛理的书函以及为佛像、法师而作的赞颂铭诔等文学作品。”B47谢灵运与慧观、慧严等人用觉贤所译六卷本《泥洹经》，改治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而成三十六卷本《大般涅槃经》，即现存之“南本”。谢灵运参与改治《涅槃经》，为经文文采增色不少。元康在《肇论疏》卷上《序》曰:“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改造‘手把脚蹈，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B48汤用彤先生总结南北二本之不同时说:“一为品目之增加，此仅及北本之前五品。二为文字上之修治，则南北相差更甚微也。”B49但据孙述圻《谢灵运与南北涅槃经》研究，其实南本对北本文字上“修改甚多”B50。谢灵运对佛理颇有研究，他注释了《金刚般若经》这本当时很流行的大乘经典，并且还撰写了“诸字并众音异旨”的专著《十四音训叙》，考订梵文字母，对佛经的翻译可谓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东晋时期流行的般若学在晋宋之交逐渐被新兴的涅槃学所取代。促成这一风气转变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提倡“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及“顿悟成佛”的竺道生。此论一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谢灵运十分支持道生的“顿悟义”，著《辩宗论》以阐发顿悟之义。王弘将此论转给竺道生看，得到了道生的高度赞誉，谓“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为欣。”B51可见道生对谢灵运所理解的顿悟义是持肯定态度的。在著《辩宗论》之时，谢灵运还与法纲、法勖、慧琳、僧维、慧驎及王弘等人就“顿悟义”展开了返复辩论。陆澄《法论目录序》载:“《法勖问》往反六首;《僧维问》往反六首;《慧驎述、僧维问》往反六首;《驎杂问》往反六首;《竺法纲、释慧林问》往反十一首;《王休元问》往反十四首。”B52由此可知，谢氏与僧俗人士辩论甚为热烈，数量也颇为可观。遗憾的是，现存于世的只有其中的八篇而已，皆载于《广弘明集》，即《答法勖问》、《答僧维问》、《答慧驎问》、《答驎维问》、《答法纲问》、《答慧琳问》、《答纲、琳二法师》、《答王卫军问》等。从现存的答问来看，大多是关于“顿悟义”方面的辩难。此外，谢灵运还写过一些以佛教人物和事件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如《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和范光禄祗洹像赞三首并序》、《维摩经十譬赞八首》、《佛影铭并序》、《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慧远法师碑》、《昙隆法师诔并序》、《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可以说，谢灵运转入佛教信仰后，在佛教教义和理论水平方面都可堪称大家。
谢氏家族中有佛教造诣者不只谢灵运一人，从《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一文可以推知，灵运之从弟惠连应写有《无量寿颂》。谢惠连还可能写有《祗洹像赞》一首，谢灵运在《答范特进书送佛赞》一文中曾提到，“从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B53虽谢惠连原文不存，但灵运言之凿凿，恐非空穴来风。谢瀹在齐代还为齐武帝所造的禅灵寺撰写过碑文，《南齐书》载:“上起禅灵寺，敕瀹撰碑文”B54。齐、梁之际，范缜撰《神灭论》一文，批判佛教所谓“轮回”、“解脱”等学说，因此触及到佛教信仰者的根本，引起了神灭与神不灭之争。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先后发动和组织一大批名僧和士大夫与范缜辩论。谢氏家族也参与了这场辩论，《弘明集》卷十就存有谢绰、谢举《答释法云难范缜神灭论》各一篇，运用佛教义理来反驳范缜。谢举还为释法通撰写过碑文。谢几卿在《丹阳琅邪二郡断搜捕议》一文中对梁武帝“断杀、绝宗庙牺牲”一事进行了议论B55，反映了其已接受了佛教五戒的思想。此外，谢超宗还为释道慧撰过碑文。
综上可知，谢氏家族与佛教颇有渊源。陈郡谢氏自东晋以来，特别是南朝就是极有文学声誉的家族。他们因佛教信仰而撰写的一系列佛教文章，为文学史也添加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谢氏开创的山水诗题材，可以说是受其佛教信仰的影响的，也为晋宋文坛诗风的转变和革新作出过重大贡献。《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云:“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B56钟嵘《诗品序》说:“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B57可谓道出了谢混改革玄言诗风，灵运大兴山水诗的功绩。佛教与山水有不解之缘，同时也深深影响着山水文学的发展。佛教要义在于解脱，而最好的解脱出家就是寄情山水，静心修持，僧传之中也多有名僧与山水结缘的记载。如与谢氏交往密切的名僧，支遁居石城山、剡山等，慧远居庐山。这些名僧的行为对有着佛教信仰的谢氏家族子弟来说，是深有影响的。《晋书》载:“(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B58谢安通过与名僧郊游、携子侄游玩，来营造谢氏子弟的山水情怀。谢灵运则是山水情怀的集大成者，在永嘉郡时，“肆意游遨，遍历诸县”，而于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B59。谢几卿罢官后“乘露车历游郊野”，谢庄则“游土山，使胐命篇，揽笔便就。”B60可以说，正是因为佛教信仰使得谢氏子弟钟情于山水，而山水又给谢氏子弟带来清新脱俗的山水文学，使得谢氏家族在东晋南朝文学上可谓声名显赫。
结语
总而言之，陈郡谢氏作为东晋南朝时期可以与琅邪王氏并称的世家大族，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都很高。陈郡谢氏家族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主要表现于与名僧交往，舍宅建寺，撰写大量佛教文章等方面，其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谢氏家族开创的山水题材诗对南朝文学影响可谓巨大。纵览谢氏文学作品，发现其中无不若隐若现地出现受佛教影响的痕迹。
陈郡谢氏从天师道世家到佛道兼修，再到专门的奉佛世家，可以说陈郡谢氏有一个信仰转变的过程，也间接说明了佛教势力在东晋南朝时期一步步成长和壮大起来，并由东晋时期依附于玄学过渡到南朝时期的“独立自主”，势头压过道教，并由“般若学”逐渐改变成“顿悟说”为主的涅槃学说的流行，可以说也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东晋南朝时期，特别是谢灵运改宗佛教后，陈郡谢氏可以被称为奉佛世家，其对东晋南朝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篇幅所限，这些只能留待以后去作进一步的考察了。
注释:
①B24B34B42B48B4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第313页、第436～437页。
②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页。
③周昌梅:《六朝陈郡谢氏世系、郡望及迁居考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4卷第2期，第58页。
④B27B28B29B31B32B4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7页、第532页、第228页、第227页、第669页、第846页。
⑤B44姚思廉:《陈书·谢贞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⑥欧阳修:《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
⑦郝昺衡:《谢灵运年谱》，《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1957年第3期，第74页。
⑧B15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页、第9页。
⑨魏征、令狐德棻:《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⑩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B11B17B25B26B30B36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B12张君房:《云笈七签》，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609页。
B13丁红旗:《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病史与道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73页。
B14B60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B16高文强:《东晋南朝士人与佛教关系之浅释》，《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73页。
B18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55“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
B1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B20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B21姚培锋 齐陈骏:《东晋南朝时期西来高僧与浙东佛教》，《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第91页。
B22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B23B41周昌梅:《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与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20～124页。
B58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B33张伯伟:《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179页。
B35B37B38B39B51B53B55道宣:《续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年版，第463页、第466～467页、第468页、第473页。《广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第228页、第200页、第293页。
B40李延寿:《南史·谢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B43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页。
B4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丛书集成初编》第352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6页。
B47高华平:《谢灵运佛教著述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6冬之卷，第156～165页。
B50孙述圻:《谢灵运与南本涅槃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83年第1期，第68～74页。
B52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2，中华书局1995年版。
B54萧子显:《南齐书·谢瀹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B56B59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
B57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页。
谢选骏指出：南北朝开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是在佛教信仰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可说，佛教信仰及其影响，引导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成长，就像基督教信仰及其影响引导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