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危机疾速失控，中国经济何去何从》（DAISUKE WAKABAYASHI, 艾莎 2023年8月21日）报道：
周六，位于中国南通的碧桂园十里海湾项目。
房地产行业充斥着背负高风险的参与者，一家堪称典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正在违约的边缘摇摇欲坠。由于缺乏现金，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未能向投资者付款。数十亿美元已从该国股市撤出。
在中国，这个8月事件频出，令人眼花缭乱。
政府从三年前开始打击住宅建筑商的高风险商业行为，房地产市场随后开始放缓，在本月则迅速失控。这威胁到了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削弱了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到目前为止，一向亲力亲为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人们的焦虑，而且似乎决心减少该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标准普尔大中华区企业信用评级主管张积豪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30年里，随着中国人口激增，人们涌入城市寻求经济机会，开发商建造的现代化公寓供不应求，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转型的引擎。房地产业雇用了数百万人，还成为家庭积蓄的存储手段。如今，房地产行业占全部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通碧桂园十里海湾项目旁的道路建设项目，工人们正在施工。与住房相关的工作岗位过去曾经充足，现在越来越少。
在看似永远不会结束的房地产繁荣时期，中国对房地产的依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经过多年的过度借贷和过度建设，它已成为一种负担。当中国经济增长较快时，开发商借入更多资金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从而掩盖了过度开发。但自从该国领导人实施的导致经济瘫痪的新冠封锁措施被取消后，中国正在艰难地试图重新站稳脚跟，许多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房地产的问题上。
中国消费者的支出减少，部分原因是房价暴跌影响了人们的积蓄，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建筑、景观、涂料等与住房相关的行业的工作机会在过去很充足，而现在越来越少。人们不确定危机会蔓延到什么程度，这让公司和小企业不敢花钱。
依靠向开发商出售土地来支付市政项目费用的地方政府正在削减服务。
信托公司——代表公司和富人投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曾向房地产公司发放高风险贷款，现在面临损失，引发了愤怒的投资者的抗议。
当前的房地产危机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问题。监管机构允许开发商大肆举债，为几十年来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战略提供资金。然后他们在2020年突然大举干预，以防止房地产泡沫。他们阻止廉价资金流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导致许多公司出现现金短缺。
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因无力支付账单而开始倒闭。据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称，过去三年已有超过50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违约或无法偿还债务。这些违约事件暴露了中国房地产表面繁荣的现实：只有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借钱建房的模式才有效。
随着房地产危机的恶化，中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听从用大规模救助项目介入的呼吁。相反，他们选择了放宽抵押贷款要求和降低利率等温和举措。
官方报纸《经济日报》在周五的社论中表示，近期政策的效果需要时间：“同时要清醒认识到，风险化解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要给予一定的耐心。”
政策制定者容忍了打压房地产造成的后果，因为即使是那些无力支付所有账单的公司也在继续建造和交付公寓。
例如，中国恒大在2021年拖欠了3000亿美元的债务，危机发生时已收到款项但未完工的公寓超过100万，但最终设法建成30万套公寓并交付。恒大集团周四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但最近几个月发生了很多变化。家庭减少了大额购买，公寓销量陡然暴跌。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曾经被政府列为典范，这样的冲击改变了它的命运，现在，该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亏损高达76亿美元，并表示其业务正面临着30年来最大的挑战。
碧桂园需要在几周内拿出现金来支付部分债券的利息，否则就会和同行一起进入违约公司的行列。它还有数千亿美元的未付账单。
这些事态发展让本来就持谨慎态度的购房者感到惊慌。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量同比下降33%。6月销售量也下降了28%。
投资者担心政策制定者行动不够迅速，无法防止更大的危机发生。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他和他的同事警告，房屋销售下降和开发商违约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威胁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这种担忧已经蔓延到其他市场。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在香港上市，那里的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导致股市陷入熊市，较1月的峰值下跌了21%。过去两周，投资者已从中国股市撤资75亿美元。
房地产问题也正在蔓延到金融信托公司，即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些机构提供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标准银行储蓄，并且通常投资于房地产项目。
本月初，新的麻烦出现了。两家中国上市公司警告称，它们向中融国际信托进行了投资，但管理着约850亿美元资产的中融未能支付所欠款项。据《南华早报》报道，虽然尚不清楚这些投资是否与房地产相关，但中融是这些违约开发商的多个房地产项目的主要股东。中融没有回复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一群愤怒的中国投资者聚集在中融北京办公室外，要求该公司“还钱”并做出解释。抗议活动的相关视频在本月被上传到抖音，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次抗议让人想起中国因住房危机而发生的其他反抗行为。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最近出现了几起。
今年2月，武汉数千名退休人员与官员对峙，抗议削减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这些削减表明地方政府面临压力，部分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低迷，损害了作为可靠收入来源的土地销售。
去年，数十万房主拒绝偿还未完工公寓的抵押贷款。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抗议视频，业主群体纷纷效仿，在网上发起抵制。
这两起抗议活动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随着政府介入限制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同时采取一些措施缓解紧张局势，抗议势头逐渐减弱。上周，一段新视频显示，中融办公室外没有抗议活动，但大楼和附近都停着警车。
谢选骏指出：废垃现在看见了“血色黄昏”——而不是他娘的《青春之歌》了。但是且慢，为何不问一问“是谁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那么，是谁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造就了如此的血色黄昏呢？在我看来——正是官商勾结的战场经济！
《从“青春之歌”到“血色黄昏”，幸运的母亲与不幸运的儿子》（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1年01月26日 丁东）报道：
随着疫情的缓解，老朋友有了重新会面的机会。昨天见到老鬼和几个朋友。大家东拉西扯，不免扯到《血色黄昏》的出版往事。纸媒时代不同于网络时代，文学的传播绝对依赖于出版。一个作家如果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可能生生地被埋没。出版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命运。老鬼的母亲杨沫是一个幸运者。
杨沫1936年参加革命。革命胜利后，工作却不顺心。她先在《人民日报》当编辑。当时她身体很差。《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对她的丈夫说：“转告杨沫同志，不要逞英雄，有这么多孩子，身体又不好，安心养病吧。”领导把她当成可有可无的人，杨沫心里不痛快，于是要求调到妇联。
到了北京市妇联，那里人看杨沫身穿列宁服，戴个蓝帽子，说话带着河北口音，土里土气，以为她是乡下人，没把她当老干部对待，而是和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一样，让她打杂，给人抄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有时还遭领导呵斥。
1949年7月，她因为宫外孕，摘除了子宫和一侧卵巢。手术后全身疼痛，头发大把大把脱落，开始秃顶。1950年，杨沫离开妇联，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周围是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她看不到文件，参加不了会议，心情极其郁闷。
生理和心理的痛苦，成了杨沫创作的动力。正好，走进她生活的几位男性都不简单。当时的北大学生张中行，是她的第一个伴侣，在她笔下成了余永泽；将军路扬是她的革命男友，在她笔下成了卢嘉川；她的丈夫马建民是北京师范大学领导人，在她笔下成了江华。
故事发生在革命大潮中，最具魅力的无疑是女主人公与几位男性的情感波澜。小说开笔很顺利。1955年春天，她就写出35万字的书稿，名叫《烧不尽的野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后，要去书稿。编辑看完却拿不定主意，让杨沫找一个名家看看，若名家肯定就出版。
杨沫的妹妹白杨是电影明星。姐妹一起拿着书稿找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阅。阳翰笙非常忙，没有时间读。
中青社只好自己看。编辑的审读意见是：一，还得请专家看；二，如能删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地方，会大有长进；再把一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加强，可以达到出版水平。
阳翰笙推荐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审读书稿。欧阳凡海1937年到延安，曾任鲁艺文学研究室主任，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他的审稿意见写了6000多字，共33 条，前3条讲优点，如“结构活泼而紧张”，“所写卢嘉川等人物‘相当成功’外，后30条全是缺点。”欧阳凡海认为：最大的缺点是“以小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为书中最主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否定了书稿。
一年后，小说遇到伯乐。他就是《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是杨沫1942年在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杨沫还是秦兆阳夫妻的媒人。1956年春天，杨沫把书稿交给了秦兆阳。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已经交给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表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只需要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修改一下即可”。为了表示诚意，作家出版社还向杨沫预支了一千元稿费。杨沫又用了20天把稿子修改了一遍，全书约40万字。
杨沫6月交稿，作家出版社却没有及时付排。先是责编任大心被抽去搞审干工作，别人插不上手。10月底任大心发排了稿子，12月又说，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1957年1月任大心电话告诉杨沫：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杨沫又找到秦兆阳，问：可不可以少印点，把书先弄出来？秦兆阳说，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不够卖，因为缺纸，每期要少印3万册。
杨沫这时肝部剧痛，怀疑得了肝癌。她想在告别人生之前，看到小说问世。这次阳翰笙出面帮了忙。1957年3月，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楼适夷打招呼，请他帮助催促。责任编辑向杨沫表示：“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下。”杨沫又给作家出版社一把手王任叔写了信，让他们出书要守信用。
《青春之歌》终于1958年1月出版，立即轰动。报刊连载，广播电台连播，书店销售一空，马上加印5万册。到1958年6月，已经印到39万册。1959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大了。以后，小说多次再版，发行量逾500万册，还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杨沫一举成名，当年就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塔什干出席了亚非作家会议。
从1955年春天，到1958年1月，《青春之歌》从写成，到出版，不到三年时间。虽然也有波折，这在当时算快的。出版改变了杨沫的命运，也影响了当代文学史格局。当时中国出现了长篇小说高潮，《青春之歌》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代表。
老鬼就没有母亲幸运了。
老鬼的代表作也是自传体长篇，也写了生死爱情。他1975年开始动笔，原名《八年》。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他反复修改，终于定稿。
从1980年代初，他先后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收获》、《花城》、《清明》、《小说界》等机构投稿，都失败了。有的是不接受其刀辟斧凿般的直白风格，有的是担心其惊心动魄的悲剧内容。其间虽有老作家陈登科予以推荐，已经成名的北大同学张曼菱热心斡旋，都不能实现付梓的愿望。
1985年，《黄河》杂志在山西创刊，知青作家郑义出任副主编。他对此作颇为欣赏，总算在刊物上选登了一部分。然而全文出专号的计划，仍然流产。
直到1987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辗转找到老鬼，拿上书稿，击节赞赏。经王玉璋二审支持，最后南云瑞甘冒革职罢官风险，终审通过。此书以《血色黄昏》为题，问世后引起巨大震动，掀起争读热潮。出版社连印七次，40多万册依然供不应求。胡耀邦去世前阅读了此书，说：我看《血色黄昏》了，写得很好！
昨天，我在聚会上提出一个假设，这本书如果早出五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可能改观。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新人新作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三五天，像走马灯一样。有些作品并不厚重，就因为出得早，占得风气之先，暴得大名。有些作品，出版后挨批，反而载入史册。文学史不重视作品的写作完成时间，而重视作品的公开发表时间。发表了才能与读者互动，影响社会。《血色黄昏》出版之前的知青文学，流行青春无悔的浪漫格调。
如果《血色黄昏》早点问世，那些浪漫的诗意篇章就会显得浅薄。有追求的作家或许会在老鬼面前反躬自问，改弦更张。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本书1987年仍然出不来，到今天仍然无法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鬼又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
老鬼因《血色黄昏》的出版，被社会认可，成为著名作家。他后来出版了多部力作，但仍然有几部书稿，至今不能和读者见面。
丁东：前《炎黄春秋》编辑。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著有《冬夜长考》、《精神的流浪》等书，参与编辑《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反思郭沫若》等书。
谢选骏指出：《青春之歌》是开头，《血色黄昏》是结尾——写的都是绑架集团，他们的“经济”当然只能是战场经济，但是各路洋人假装不懂，纷纷前来投石问路，一时之间水涨船高，号称“中国崛起”，羡煞旁人。现在疾速失控，本是意料之中，只有废垃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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