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川普采取了希特勒的庭审技术

《深度：川普证词四大要点 与审判无关的疯狂证词》（纽约时间 2023-11-08）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11月6日报道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的诸多法律问题导致周一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一名前总统在他自己的民事欺诈审判中宣誓作证。他把自己描绘成“选举干预”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还谴责司法系统“武器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公平地针对他。

这位前总统周一出现在纽约市最高法院，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夏（Letitia James，民主党）指控他和他的公司虚假夸大房地产价值以获得贷款优势。除了川普，詹乐夏还起诉了他的两个成年儿子，要求赔偿2.5亿美元。

面对四份起诉书中的91项刑事指控，这位前总统预计将不得不在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处理案件，在寻求重返总统宝座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法庭上来来去去。

现在，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明显领先，他利用自己的法律纠纷，将自己描绘成通过法院阻止他政治努力的受害者。他在周一称审判“非常不公平”，并说“我希望公众能看到”。

审判将决定法官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以及川普等人可能面临的处罚。由于该案属于民事，预计不会有人入狱。

除此之外，川普还面临四项刑事起诉——两项在联邦法院，一项在纽约州，另一项在佐治亚州。

以下是川普周一证词的四大要点。

1、与审判无关的疯狂证词

在川普走上证人席后不久，这位前总统就明确表示，他的表现不是为了吸引将决定他命运的法官，而是为了政治、未来的法庭案件和可能的上诉。

川普首先对法院和检方进行了一系列猛烈抨击，嘲笑检方对他的指控是所谓的政府和法院“武器化”的一部分。

他在谈到纽约最高法院法官亚瑟·恩戈伦（Arthur Engoron）时说：“我确信法官会做出不利于我的裁决，因为他总是这样做。”恩戈伦此前曾裁定川普犯有欺诈罪，提出取消川普在纽约州的商业认证，并因川普攻击其法律助理而两次对他处以罚款。

川普告诉法官，“他（法律助理）说我是骗子，但他对我一无所知”，然后提到詹乐霞时说，“你相信那个政治黑客。”

除了侮辱和人身攻击，川普还恢复了他在竞选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策略。

在一次交流中，川普声称他“比任何人都更专业”，并补充说：“我已经证明我比其他人更了解房地产。”

他一再试图援引法官已经裁定无效的抗辩理由，包括“无价值条款”辩护。

他周一称这次审判“非常不公平”，是一次“疯狂的审判”。他多次因为发表政治观点而不是回答问题而受到训诫。

早些时候，法官恳求川普的律师管好他们的当事人，甚至威胁说，如果川普不按规则行事，他将采取行动。他一度表示，可能会让川普免于出庭，并从证据中“得出我所能得出的一切负面推论”——他的意思是，他认为川普并不会真正为自己辩护，因为他做不到。

事实上，川普似乎已经放弃了为自己进行真正的辩护，而是试图将诉讼的焦点转向其他人身上。（由于这是一次法官审判，没有陪审团，给了恩戈伦很大的权力。）

川普的竞选团队一度强调了一段断章取义的话，即恩戈伦说他没有去听川普要说什么。

一种解读是，川普真的认为这些诉讼程序对他不利；另一种解读是，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很好的辩护手段——在这件事上，或许在其他案件上，他将重新采取一种策略，让那些审查他的人生不如死，并继续在他的支持者中建立一种受迫害的感觉。

当天，川普的竞选团队利用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筹集资金，声称“独裁政权就是这样诞生的”，并全天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帖。

“这不是政治集会，”恩戈伦在告诫川普时说。但对川普来说，所有这些案件都是。

2、宣誓后的川普只是川普

再一次，让川普宣誓还是敌不过他的夸张和虚假倾向。

他继续声称他的海湖庄园价值在10亿美元到15亿美元之间。专家们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可疑，县里的估价是数千万美元。川普声称该房产价值如此之高，是因为它可以被视为“一大片不受限制的住宅用地，可以按英亩估价，并以这种方式出售。”詹乐霞的办公室提供了证据以质疑这种说法。

(川普指责恩戈伦对该房产的估价仅为1800万美元；事实上，恩戈伦只是引用了一份提及该金额的评估报告。)

川普一再声称，他的房产实际上被低估了，他说：“总体价值比这些报表上的价值高出数十亿美元，所以无论何时银行拿到这些报表，看到的都是保守的数字。”即使是对川普净资产的高估价，也在数十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川普仍在试图大幅夸大自己的财富——在一场针对他虚报财富行为的审判中。

川普试图声称，这里实际上没有受害者：“没有金钱损失。（银行）赚了很多钱，每个人都想弄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一名检方证人上周作证说，如果川普没有夸大自己的财富，他本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这让他省下了钱，却让银行损失了大约1.68亿美元——詹乐霞称这笔钱为“不义之财”。

他还对自己的纽约市顶层公寓进行了澄清，它之前以3万平方英尺估价，而实际上后来被承认只有10996平方英尺。

据法律记者亚当·克拉斯菲尔德（Adam Klasfeld）报道说，“他们把每层的面积定为1万平方英尺，然后乘以 3。”“我认为公寓的价值被高估了。”

事实上，川普本人一直在公开使用这些数字，在2017年《福布斯》曝光后，这些数字被更改了。

这已经是川普第二次在该案中出庭作证。在第一次简短的出庭中，他声称自己发表的言论没有违反禁言令（禁止他攻击法院工作人员）。

恩戈伦认为川普的解释“不可信”，开出了1万美元的罚款。

3、川普正在为其他诉讼定下基调

无论此案或其他案件最终会发生什么，周一的场景无疑是川普在颠覆法律程序方面的努力和成功的结果。

他有效地把法庭变成了一场马戏表演，如果他背后没有政治运动的支持，如果这是一场可以影响陪审团的审判，那么这种表演很可能是不被允许的。

证词与围绕禁言令的交锋类似：川普敢于对法官说其他被告不能容忍的话，而法官则威胁要对其采取行动（但除此之外，法官似乎在竭力避免采取严厉行动）。

尽管恩戈伦一再告诫川普，并敦促他的律师让他控制住自己，但这位法官大多只是试图引导川普，偶尔也会抨击他认为无关紧要的言论。

恩戈伦曾一度表示，他将听从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意见，看其是否想在川普发表演讲和不直接回答问题上做文章。

如前所述，川普的部分成就是为他的其他案件（包括刑事案件）定下了基调。要对付川普，没有什么是容易的。

虽然川普不太可能在他的刑事案件中作证，但很明显，即使他不出庭作证，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上周，川普的律师试图追查恩戈伦的助理，尽管他们的当事人因此受到了制裁。

可以肯定的是，其他案件的法官正在注意纽约发生的事情，并试图避免在他们的法庭上重演。

4、詹乐霞回击川普嘲讽

除了恩戈伦，川普周一的另一个主要对手是詹乐霞。但这位总检察长也不是个软柿子。

她在川普作证前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他会攻击她和整个作证过程，但“唯一重要的是事实和数字，“我的朋友们，数字是不会说谎的。”

川普在作证时说，詹乐霞“不知道华尔街40号”（他的一处房产）是什么。据报道，詹乐霞在法庭上听到这句话后大笑起来。她的办公室随后在X（前推特）上转发了这句话，并补充说：“别说了，我从办公室窗户就能看到。”

有一次，川普回答说，他的财务报表中的免责条款是如何“永远”存在的。

詹乐霞的律师凯文·华莱士（Kevin Wallace）反驳说：“并不是只有这个条款永远有效。”

詹乐霞还在川普作证后发表声明，批评他试图制造场面。

詹乐霞说：“川普显然可以进行所有这些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但我不会被欺负。我不会被骚扰的。这个案子会继续下去。”

网民嚎叫：

HenryCharles 发表评论于 2023-11-09 10:08:56

＂渤海 发表评论于 2023-11-08 ＂

是的，付封口费给AV女星的，那该叫啥？（还不止一个 － 现在发现有两次 － 是在他老婆怀孕是干的 too）。

付封口费还扭扭捏捏说谎说没付，结果封口费的支票一张一张都被抖出来了，付钱的律师都出来作证了。这种撒大谎吹牛不眨眼的活宝，只有极右派的才信之不疑把他当大伟人大救星。呵呵。

denisjliu 发表评论于 2023-11-09 10:07:00

Mar-a-Lago只值1800万，愚蠢的法官！

树没皮怎办 发表评论于 2023-11-09 07:35:14

我一直好奇，为什么有些川普支持者对川普到了顶礼膜拜，是非不分的地步。原来是因为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思维混乱。请看下面的这位逻辑思维（逻辑推理三段论）：

1. 大前提： 所有的地产商都是诚实的，申请贷款时不会虚报资产价值

2. 小前提： 川普本人就是职业房产开发商

3. 结论： 所以川普不会虚报海湖庄园的价值。

这个逻辑推理的错误在于 ，大前提就是错误的。 是否虚报资产，和是否为开发商并没有关系。所以人家川普在法庭上都不是这么辩护的。 在法庭上，当川普被问起2002年那个限制地契时，川普的回答说：我并没有准备遵守那个地契。 等于川普承认，签署那个地契时，有欺诈的意图，因为川普承认，正是因为这个地契的easement 限制（不能开发民用住宅，不能盖新楼，不能当作single family 用），政府才给了他大量的税务优惠。

谢选骏指出：川普采取了希特勒的庭审技术——转移焦点、攻击对手；因为自己的罪行是明确无误、无法辩护的。

《特朗普在纽约出庭作证,情绪暴躁回击欺诈指控》（纽约时报 2023-11-09）报道：

他爱逞威风而态度倨傲，油盐不进又喋喋不休。无论身处怎样的法庭环境，他都是那个唐纳德·J·特朗普。

周一，当特朗普刚走上证人席，这场在曼哈顿审理的民事欺诈案件就在满堂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出混乱闹剧。虽然承认自己参与了该案核心直指的部分行为，但这位前总统仍然大肆抨击了检方，并否认了其指控。

在紧张的法庭气氛中，他大吵大闹、东拉西扯，攻击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是“政治打手”。他嘲弄审理程序是“非常不公的审判”。他还斥责主审法官阿瑟·F·恩戈伦在开庭前就已认定他犯有欺诈罪。

“他说我是个骗子，但他对我一无所知！”特朗普在证人席上指着恩戈伦喊道，后者咧嘴笑了一下。

激烈的言辞说明了前总统对此案的深恶痛绝，它已经损害了他的家族生意，并给他贴上了骗子和作弊者的标签。已成为特朗普最大眼中钉之一的詹乐霞不只要审判他的公司，还对他多年来作为商人和真人秀明星所打造的“富上加富”的人设提出质疑，这一人设正是支持他竞选总统的根本。

詹乐霞指控特朗普夸大自己的净资产来欺骗银行和保险公司，特朗普则承认他参与了提交给银行的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

“我会看看，我能看到，我可能偶尔也会提些建议，”特朗普说。庭审开始时他看起来颇为疲倦，但很快情绪就暴躁了起来。

尽管他的证词似乎有利于检察长的指控，但坐在詹乐霞大约九米开外的特朗普还是尽力避免提及财务报表，称自己基本上都让助手完成这一工作。他说这些文件包含了大量免责声明，实际上“毫无价值”。他说银行很少关注这些东西，然后还出乎意料地放话称，为他服务的一些银行家很快就能帮他作证。

作为支持率最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把竞选路上的战斗精神带到了法庭，在证词中夹带了夸大其词和偏离案件的冗长自白，令法官十分恼火，也淹没了他的一些相对有用的证词。

他大肆赞美了自己在苏格兰阿伯丁市附近打造的高尔夫球场，称之为“艺术表达”，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高尔夫球场。他对恩戈伦进行了人身攻击：“骗子就在庭上，但不是我。”

决定该案结果的将是恩戈伦法官，而不是陪审团。在庭上，恩戈伦反复对特朗普拒绝直接回答詹乐霞团队的质问做出警告。

“你可以攻击我。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恩戈伦法官告诉他，“但你要回答问题。”

当法官向特朗普提出“请不要发表演讲”这个简单要求时，特朗普冷笑一声，随后依然滔滔不绝。特朗普一度用“抱歉，先生”打断正在向他提问的州律师凯文·华莱士，然后开始大谈特谈假如要夸大资产价值自己会怎么做。

“我的净资产远比财务报表上的多，”特朗普对华莱士斥责道，随后还称他应该感到“羞耻”。

“你这种人就是在试图诋毁我、伤害我，”特朗普对华莱士说。

这些证词将特朗普远远推出了竞选舒适区，在严格受控的法庭环境中，说谎是一种犯罪，泄愤可能被判藐视法庭。对个人财富的痴迷是77岁的特朗普名气的象征，对他来说，这场审判里的深刻个人恩怨也给他的证词注入了更多情绪。

在应对詹乐霞的民事诉讼同时，特朗普还面临着四项刑事起诉，指控涉及方方面面，从与一名色情明星的封口费交易，到企图破坏美国民主。尽管这些案件在特朗普第三次竞选总统期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但他的领先优势有增无减。他把自己塑造成受詹乐霞和恩戈伦等民主党人攻击的政治殉道者。

詹乐霞在作证后对记者说，特朗普“胡言乱语”并“谩骂”一通，但“证据表明，事实上，他虚假地夸大资产，基本上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揽聚财富”。

特朗普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基斯不这么认为。“在我33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一个证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他说。

早在詹乐霞的案子进入庭审之前，恩戈伦就裁定特朗普的财务报表充满欺诈。

庭审将决定具体的处罚。詹乐霞希望特朗普支付2.5亿美元的罚款，将他逐出公司，并永久禁止他进入纽约房地产界。

周一，在华莱士质询特朗普时，这位前总统转向法官，对他在法庭上听取任何证据之前就接受詹乐霞的核心论点表示遗憾：“你相信了那个政治打手，这很不幸。”

“说完了吗？”华莱士问道，就像家长问孩子发够了脾气没有。

“完了，”特朗普回答，质询继续进行。

在大约四个小时的作证过程中，特朗普时而接受责任，时而回避责任。当华莱士问他如何确保财务报表得到妥善处理时，他把责任推给财务助理和外部审计，他说，“我给了两个人完全的权力，让他们与一家非常昂贵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

不过，特朗普补充说，他并不是完全不插手：“我说，‘准备好报表，让会计师事务所满意。’”

华莱士经常用一些简单的问题来吸引特朗普，比如他是否依赖银行来处理他的财务报表。特朗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涉及到意图，而这是詹乐霞的律师需要呈现的一个必要因素。

他还忍不住夸大其词，这让他很容易被总检察长抓住把柄。当被问及他在特朗普大厦的三套公寓有多大时，他一开始给出了准确的答案，11000平方英尺（约合1021平米）。然后他好像有点忍不住，又说12000平方英尺（约合1114平米）。然后又说是13000平方英尺（约合1207平米）。

特朗普还表示，他曾指示员工降低他位于纽约州威彻斯特县的地产Seven Springs的价值，因为他“觉得这太高了”，这是他再次承认自己参与了财务报表的编制。

尽管这似乎削弱了特朗普在证人席上的任务——与自己的净资产估值保持距离——但他的部分证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

特朗普等于是上了一堂关于房地产估值的课，他指出，某一年的现金流减少，可能不会降低他在金融区旗舰办公楼的整体价值。他指出，他被指控欺诈的银行实际上赚了钱，并辩称这些银行很难说是受害者。

他还谈到了自己如何克制。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可了一栋办公楼的估值时，特朗普说，他接受了这个估值，而不是认可，也没有指示任何人修改这个估值。当被问及是否基于真实准确的信息时，前总统回答说：“我希望如此。”

特朗普作证说，他对自己财产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他在佛罗里达的房产。“我认为马阿拉歌庄园被严重低估了，但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说。“我就不管它了。”

但他夸夸其谈的回答激怒了法官。特朗普满怀深情地谈到马阿拉歌庄园，称它“美丽”且“成功”时，恩戈伦抬头看着天花板。特朗普越是滔滔不绝，恩戈伦就越是翻白眼。

在特朗普突然说阿伯丁是欧洲的石油之都后，恩戈伦咆哮道：“无关紧要，无关紧要。回答我的问题。”

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或法官不能因被告拒绝回答问题而做出对他不利的判断。但这是民事案件，规则有所不同：法官可以做出所谓的“负面推断”——对被告拒绝回答问题的原因做出具有破坏性的假设。

周一，法官受够了特朗普没有内容的回答，一度威胁要让前总统离开证人席，并对他不回答的原因做最坏的假设。

恩戈伦还多次呼吁特朗普的律师基斯约束这位前总统。特朗普听了噘起嘴唇，耸了耸肩，基斯回答说，以特朗普的地位——作为“美国前任和即将上任的最高行政长官”——理应得到一些特殊照顾。

“基斯先生，你能约束你的客户吗？这不是政治集会，”恩戈伦在作证开始时说，并补充说，“否则我们得永远留在这里，最后一事无成。”

当天结束，特朗普起身准备离开证人席时，法官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转向这位前总统，举起左手挥手告别。

网民嚎叫：

Michelle北美1 发表评论于 2023-11-09 08:50:51

纽约人都知道这个法官和希拉里是闺蜜。她做的应该是希拉里授意的。但是她就是这样做了， 也没人拿她怎么样。就因为她和佩罗西的榜样作用，共和党有样学样， 把拜登给拉出来了，结果政客们个个都不干人事了，全去搞党争。一般老百姓搞refinance 也不可能做到分毫不差。不是说你不能整这么个人，是理由要拿的出手，而且搞了这么多年才找出这末个理由，那是不是川普比拜登清白多了。

LexusOnly 发表评论于 2023-11-09 08:34:05

法庭上公然骂法官， 他以为他是 trump ?

风森读书声 发表评论于 2023-11-09 08:24:27

这就是美国标榜的民主，为极力打压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现在不惜开动国家机器，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有什么脸指责独裁？美国的民主党不正朝着独裁急速大迈进么。

谢选骏指出：川普采取了希特勒的庭审技术，在美国看来合在德国同样有效——美国正在纳粹化吗？

《希拉里警告：他若当选总统，美国完蛋》（美国中文网 2023-11-08）报道：

造成的破坏将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并将后者比作希特勒。

希拉里在接受ABC采访时表示，当她担任国务卿时，她看到有人“合法当选”，然后试图“废除选举和废除反对派”。

“你可以在希特勒正式当选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对吗？”希拉里说，“突然间，那些有这些倾向、有独裁倾向的人会说，好吧，我们要关闭（选举）。”

“川普正在告诉我们他打算做什么。”她继续说，“要相信他的话。”

在希拉里发表上述言论的几天前，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总统拜登在五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都落后于川普，引发了民主党人对川普再次获胜可能性的担忧。希拉里在节目中表示，拜登仍将是民主党2024年的最大希望。

川普曾在2016年的大选中战胜希拉里。当被问及如果川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会发生什么时，希拉里回答说，她认为这“将是我们国家的终结”。

“你知道，我讨厌失败，尤其讨厌输给他，因为我在（2016年）竞选期间看到了很多警告信号。”希拉里说，“但我（在落选后）立即说，‘听着，我们必须给他机会。’”

希拉里表示，她认为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有些克制，但她相信如果他再次当选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担心的一切都在发生，所以我认为他现在的情况会更糟。”

将川普比作希特勒 希拉里警告：他再当选，国家完蛋！

最新评论

奥维尔

替自己与左媒民主党联手编造“通俄门”谎言找官冕堂皇的理由。

2023-11-09 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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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野山子

不管谁当选，美国都不会完蛋 ！凡是用“ 美国完蛋 ” 来吓唬美国老百姓的人，都是妄自菲薄、自以为是、把众人当傻瓜的自恋狂。

2023-11-08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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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

川普肯定没戏。

2023-11-08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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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书

川普必赢

2023-11-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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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2000

美國目前正在走向完蛋，而川普四年已經證實他不是希特勒。有被彈劾、被特別檢察官調查的希特勒？有世界和平、不發生戰爭的希特勒？希拉利就是個瘋子。

2023-11-08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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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j2

老川赢，美国人赢；老拜赢，多米宁赢。老川任内，智斗三胖，打赢贸易战让中共签贸易协议：老拜任内，邪恶势力全面抬头，他还居然武汉病毒找不到源头。

2023-11-08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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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4look

民主党的迫害正在让他成功。

谢选骏指出：人说“希拉里是个老妖婆”，我看老巫婆可是通晓未来、大概预言成真！

谢选骏：钱镠家族的投降主义、叛徒哲学

《钱镠为子孙后代留下两样遗产，钱氏家族得以延续千年，代代有名人》（2018-11-22 搜狐）报道：

   

提起钱谦益、钱其琛、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钱复、钱穆这几个名字，那真是如雷贯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当然这个共同点不是姓钱这么简单，而是他们都出自吴越钱氏家族，而这个家族的开创者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国君钱镠。

来过西湖的小伙伴都知道，在西湖边上有一座钱王祠，专门纪念钱镠为杭州做的贡献，而在钱塘江边上也有钱王射潮的雕塑，这些都展示了钱镠为开发杭州做出的贡献，在五代十国时期，钱镠以及其后代，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从《百家姓》的排名就可以看的出来，《百家姓》的开头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排在第一位的是赵，排在第二位的是钱，因为《百家姓》是北宋钱塘的一个书生编制的，皇帝姓赵，放在了第一位，而钱放在第二位足见钱镠在浙江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那么钱镠做了什么事情，能够让老百姓如此的纪念呢？

852年3月10日，钱镠生于杭州临安县石镜乡大官山下的临水里钱坞垅，据说钱镠出生的时候全身红光，奇丑无比，当时他的父亲都吓了一跳，认为钱镠是个不祥之兆，想把他扔到井里，还是钱镠的祖母觉得他可怜，要求留下来，钱镠这才活下来，所以钱镠的乳名是婆留。钱镠自幼习武，擅长射箭，舞朔，成年以后以贩私盐卫生，黄巢也是贩私盐的，可见唐朝末年贩私盐多么的广泛。

钱镠最初是跟着董昌保护乡里，累迁至镇海军节度使，但是后来董昌叛乱，钱镠受命讨伐董昌，被任命为镇东节度使，在征战过程中逐渐占据了以杭州为首的两浙十三州，也先后被唐、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吴越国王。两浙虽然富庶，但也是三面受敌，所以自始至终钱镠极其后代都没有称皇帝，而是依附中原王朝，对其称臣，当然对内的话，规制都是按照皇帝进行的。

这里还有个题外话，钱镠在平定董昌以后，深受唐昭宗赞赏，因此赐他“金书铁券”。这个铁券上嵌楷书金字333个，最主要的内容是“卿恕九死，子孙免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死金牌，这个金书铁券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14厘米，重约132两，约为6寸照片的10倍大。不要被电视剧误导，免死金牌不是可以拿在手里的类似腰牌的那种，至少钱镠铁券不是。

钱镠之所以能够收到老百姓真心的拥戴，除了保境安民，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使“钱塘富庶盛于东南”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遗训，也就是武肃王遗训，前三条有两条是要求自己的后代爱惜百姓，第二条则是要求后代对中原王朝称臣，其实也是免动干戈。因此在五代十国这个动乱时期，两浙十三州的老百姓都免于战火，安居乐业，在赵匡胤开始统一全国的时候，钱俶也顺应天意，半主动半被迫纳土归降，让两浙的老百姓免于战火，这才是老百信真心爱戴钱镠主要原因。

而钱氏家族在钱镠的遗训的指引下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现在，几乎每代都会出现名人，到了现在更加是星光闪耀，当年的赵匡胤得到了天下，而钱镠则靠着自己的智慧，让自己的家族延续千年，发扬光大，现在也很难评价两人究竟谁的智慧更高。

有趣的是，钱镠铁券也随着钱氏家族的而流传下来，虽然在蒙古入侵的时候曾经遗失，后来被渔夫用渔网捞出来，又被钱氏后人买了回去，从此一直在钱氏家族手里。1951年，长乐钱氏后裔将铁券献给人民政府，先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鉴于铁券的重大历史文物价值，1959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谢选骏指出：看看钱谦益、钱其琛、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钱复、钱穆……这些贼精，不是叛徒，就是狐狸，因为来源都是钱镠家族的叛徒哲学、投降主义。钱镠是个钱串子，一个金字还不够，还要两个金字。钱镠家族唯利是图，私盐贩子，其投降主义，影响深远，宋朝、明朝、中华民国，都是它的传人。

谢选骏：南北朝的统一基于文化统一

《两岸关系：美国正低调地将台湾“武装到牙齿”》（2023年11月7日 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BBC记者，发自台湾）报道：

当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最近批准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6460万英镑）拨款用于购买美国军事装备时，北京对华盛顿的行动表示“坚决反对”。

对于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似乎不是巨大的金额。它还不到一架现代战斗机的价格。台湾已经订购了超过14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再加区区8000万美元真的很严重吗？

虽说愤怒就是北京对任何对台军事支持的标准回应，但是这次却有些不一样。

这8000万美元不是贷款，而是来自美国纳税人。40多年来的头一回，美国在用自己的钱去向一个它官方并不承认的地方提供武器。这是在一个名为外国军事融资（FMF）的计划下进行的。

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已经被用于向基辅提供过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它还被用来向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等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它只向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或组织提供——台湾并不是其中之一。

1979年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向中国之后，它依旧根据《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条款继续向这个岛屿出售武器。当中的关键是只卖出足够多的武器，令台湾能够在中国可能发动攻击时防卫自身，但又不会多到破坏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依靠这种所谓的战略模糊来与中国打交道，同时继续做台湾最坚定的盟友。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已经大幅倒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老套路不再奏效。华盛顿坚称其政策未有改变，但是在一些关键方面，它确实变了。美国国务院迅速否认“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意味着对台湾的任何承认。

作为一个实际上的自治政体，台湾正面临着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但是在台北，很明显美国正在重新定义与台湾的关系，尤其反映在华盛顿正急切地推动台湾重新武装起来。而在军力上不比中国大陆的台湾，正需要这样的帮助。

“美国正在强调提高我们军事能力的迫切需要。这是在向北京传递一个明确的战略讯息，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说。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及美国国会领导人均有密切联系。

他说，8000万美元只是一块可能很庞大的冰山当中的一角，而且还指出，今年7月拜登总统动用自由裁量权批准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5亿美元的军事服务和装备。

王定宇表示，台湾正准备派遣两个营的地面部队到美国接受训练，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首次。

但关键是钱。他说，以此为开端，未来五年可能会达到100亿美元。

总部位于台北的智库远景基金会（Prospect Foundation）的执行长赖怡忠说，涉及军备的交易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但是有“外国军事融资计划”，美国就直接从自己的库存中发放武器，而且是美国的钱——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走一整个审批的流程。”

这很重要，因为一个分裂的国会已经拦住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对乌援助，只不过台湾似乎有更多两党一致的支持。

但是加沙的冲突无疑会令美国对台供应武器带来压力，就像乌克兰的战争一样。拜登总统正在寻求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战争援助，当中也包括给台湾更多的资金。

要是向台北的国防部询问美国的资金将用在哪里的话，得到的回应是会心一笑加三缄其口。

但是赖怡忠博士表示，可以做有根据的猜测：“标枪”（Javelin）和“刺针”（Stinger）防空导弹——这些是非常有效的武器，部队也可以很快地学会使用。

“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些武器，而我们需要很多，”他说，“在乌克兰，‘刺针’导弹很快就用完了，而乌克兰使用它的方式表明，我们可能需要现在所拥有的10倍数量。”

一些长期观察者的评估则直截了当：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这个小岛是严重准备不足。

问题有很多。台湾陆军有数百辆老旧的战斗坦克，但是现代轻型导弹系统又太少。台军的指挥架构、战术和理念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更新。许多前线部队的人员只具备应有兵力的60%。

据报道，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反情报行动基本上不存在，而其兵役制度也已崩坏。

2013年，台湾将军队服役期从一年减少至仅四个月，然后再次恢复到12个月——这将于明年生效。但是还有很大的挑战。那些服过兵役的年青男子开玩笑说它是“夏令营”。

“常规训练是没有的，”一个最近期满退伍的人说，“我们大概会每两星期去一次射击场，然后用的是1970年代的旧枪。我们有射靶，但是没有好好教会怎么瞄准，所以大家都一直射偏。我们没有任何操练。最后是会有体能测试，但是我们都是没有准备的。”

据他描述，这个制度当中的高级军官对这些年轻人是完全漠视的，而且完全没有兴趣去训练他们，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反正只是在那里很短时间。

在华盛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台湾已经快没有时间去改革和重建军队了。于是，美国也开始对台军进行重新训练。

几十年来，该岛屿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一直严重依赖着一种信念：进攻台湾岛对中国大陆来说太难、也太冒险。与英国颇为类似，台湾将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上——陆军就因此被牺牲。

“当中的理念是要在台湾海峡牵制他们，然后在海滩上歼灭他们。所以，我们将大量资源放在空中和海上防御，”赖怡忠说。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远强于台湾的空军。去年一个智库进行的一次战争演习发现，若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台湾的海军和空军会在战斗的头96个小时内被完全消灭。

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下，台北正在转向一种“台湾堡垒”战略，要令中国大陆难以占领台湾岛。

焦点将转向地面部队、步兵和炮兵——在海滩上击退入侵，在必要时还会与解放军在乡镇和城市中作战，甚至在岛上深处被茂密丛林覆盖的山脉基地上战斗。但是，这就令台湾的防卫责任重新落到其落后的陆军头上。

台湾的最大优势，是它作为一个有山地的岛屿。

“在1979年美国断交之后，我们的军队几乎完全被孤立。因此，他们仍然停留在越战时代的美国军事思维当中，”赖怡忠说。

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开始令台北和华盛顿担心起来。在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台湾和美国的企业都忙着在中国大陆各地建立工厂。

当时北京正在游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且成功了。世界拥抱中国经济，美国也认为，贸易和投资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

但习近平和他治下的民族主义兴起，还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都打破了这些令人安心的假设。

对台湾来说，乌克兰战争的教训是令人震撼的。炮兵主导了战场——其火力密集且准确得可怕。

乌克兰的军团已经学会在发射一轮炮弹后必须立即转移——否则，几分钟内，俄罗斯的“反击炮火”就会在他们的位置上雨点般落下。

但是台湾的很多炮兵部队配备的是越战甚至是二战时期的火炮。这些火炮需要手动装填，并且移动起来困难又迟缓。它们会成为战场的活靶子。

台湾的脆弱正在迫使华盛顿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地面部队正被派往美国接受训练，而美国教官也正前来台北嵌入台湾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进行合作。

习近平警告台湾统一不可阻挡，并表示“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但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National Defence and Security Research）的研究员钟志东表示，台湾仍然无法指望单独嚇阻中国大陆。这是乌克兰战争中的另一个教训。

“国际社会必须决定台湾是否重要，”他说，“如果七国集团（G7）或者北约认为台湾对它们的自身利益有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台湾的问题国际化——因为这样才会让中国大陆三思而行。”

钟博士指，中国大陆的行为无意间已帮助台湾做到这一点。

“中国大陆在南海和东海正显示出它是扩张主义者，”他说，“而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是，日本的军费现正加倍。”

他说，这样的结果正在重塑本地区的联盟关系——无论是美、日、韩之间的历史性首脑会议，“四方安全对话”（日、美、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是正尽快建设新一代核动力潜艇的“奥库斯协定”（AUKUS，英、美、澳大利亚），还有美国与菲律宾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中国正在试图改变本地区的现状，”他说，“（而这）意味着台湾的安全与南海及东海是相连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孤立。”

在华盛顿，关于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台湾，现在正存在激烈的辩论。很多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表示，美国的任何公开承诺都将激怒北京，而不是震慑它。但是华盛顿也知道，台湾无法指望独力保卫自己。

正如一位中国的长期观察者所说：“我们需要对整个战略模糊的问题保持沉默，同时又将台湾武装到牙齿。”

谢选骏指出：美国如此“强化分裂中国”，是基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已经长达一百多年的文化分裂——其中包括日据时代的五十年（1895-1945），和民国时代的（1946-2023）七十多年——

《中国大陆与台湾现状对比快速指南》（大卫·布朗（David Brown）BBC记者2022年1月17日）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台的新闻传出后，台海两岸及国际媒体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热度迅速提升。

自华盛顿在冷战高峰期的1970年代决定放弃台北、承认北京，迄今已近半世纪。其间，中美关系历经几起几伏，摩擦不断。台湾始终是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之一。

与台北断交、和北京建交以来，美国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就是国会的众议院议长：1997年4月，美国时任众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访问台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表示，中国大陆与台湾“统一”是“必须”和“必然”的事情——并且没有排除通过武力达成统一的可能。

两岸对峙的核心是，中国政府将台湾视为其主权下的一个省级行政区，终将回归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台湾自视为一个独立政体，有自己的宪法和通过民选产生的领导人。

台湾的地理位置

台湾主岛距离中国大陆东南海岸最近的地方约100英里，位处所谓“第一岛链”关键节点。“第一岛链”包括一系列与美国关系友好的国家与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至关重要。

第一岛链

一些西方专家表示，如果中国要接管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射军事力量将可能更自由，甚至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远至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

但是中国坚称，自己的意图纯粹是和平的。

台湾与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分治吗？

有史料记载显示，17世纪清朝期间，台湾开始处于清政府的全面统治之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战败，台湾被依据《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台湾。

但是此时，在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军与中共军队的内战继续，而最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赢得内战胜利，并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战败的国民党政府则逃到了台湾。

中国大陆方面援引历史说，台湾最开始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但台湾方面也援引历史说，台湾从来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1949年毛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国民党政府逃至台湾后长期是台湾最重要的政党，曾经长期统治台湾。

目前世界上仅有14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中国向世界各国施加巨大外交压力，阻止承认台湾地位，或者做任何暗示承认台湾地位的事情。

台湾国防部长表示，现在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40年来最差的时候。

台湾有能力自卫吗？

中国或许会尝试以非军事手段来实现统一，比如加强经济联系。但是在没有外援的前提下，一旦有任何军事冲突，中国大陆的武装力量要远胜于台湾。

中国在国防上的花费比仅次于美国，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且可以除常规陆海空军力量之外，还有大量导弹以及网路攻击等能力。

总体比较，特别是在现役部队人员等方面，台海两岸之间的对比非常悬殊。

台海军力对比

一些西方专家预测，在公开的冲突中，台湾最多只能减缓中国大陆的进攻，试图阻止中国海陆两栖部队在海岸登陆，以及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等待外界支援。

可能支援台湾的是对台出售武器的美国，尽管华盛顿的官方政策是“战略模糊”。

换句话说，对于在台湾受到攻击时是否保护台湾，或者如何保护，美国是有意保持模糊。

在外交上，美国目前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承认一个中国政府——就是北京——并且与中国大陆有正式外交关系，与台湾则没有。

2022年五月，美国总统拜登看似有意让华盛顿立场更加强硬。当被问及，若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是否愿意军事保卫台湾。 拜登直截了当回答说：“会”。 在记者追问下， 他补充说：“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不过白宫坚持华盛顿并没有改变立场。

两岸关系是否在变差？

2021年，中国似乎在逐渐加大施压力度，派出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是台方自行宣布的防空识别区域，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区域内对外来飞机进行识别、监察和控制。

台湾2020年开始公开飞机进入识别区的数据。

报导显示，进入台湾识别区的中国大陆军用飞机数量在2021年10月达到高峰，在一天内有56次进入事件。

防空识别区

台湾对世界来说为什么重要？

台湾的经济、特别是芯片工业非常重要。

世界很多地方每日使用的电子设备——从电话、笔记本电脑、手表到游戏主机——都是台湾制造的电脑芯片来驱动。

其中一个参考是，单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台积电）一家公司，就占了世界市场份额超过一半。

芯片经济

台积电是一家所谓的“晶圆代工”（foundry）企业，即那种制造由消费者和军方客户设计的芯片的公司。这是一项巨大的产业，在2021年价值近一千亿美元（730亿英镑）。

中国大陆接管台湾，可能将使得北京能够对世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有一定的控制力。

台湾民众担心吗？

尽管中国大陆与台湾近期关系紧张，研究显示，很多台湾民众相对不感到困扰。

在10月，台湾民意基金会（Taiwan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询问民众，他们是否认为最终会与中国大陆开战。

几乎三分之二（64.3%）的人回答说，他们不这么认为。

身份认同

另一项研究显示，台湾大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是一种显著不同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自1990年代开始进行的调查显示，身份认同为中国人或者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民众比例有下降，而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谢选骏指出：台湾独立势力和共产党中国是一丘之貉，它们都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等于1949年毛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种“政治统一”，但并非“文化统一”；可是古代南北朝的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的统一，需要基于文化的统一。

儒教病

儒教病

（一）

《到底要怪儒教到什么时候？》（韩升勋 2023-03-07）报道：

2016年3月16日上午，“2016年春期释典”在首尔钟路区成均馆路成均馆大成殿举行。“释典”被指定为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20多年前传奇畅销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发行以来，韩国至今仍被近代儒教文化所束缚。直到今天仍然不断有人提出，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儒教。不过也是，最近听到的两件事都十分过分。

第一是《韩民族日报》题为“为何东亚国家‘人口悬崖’现象尤为严重”的报道中引用的研究结果。韩国总和生育率最近创下世界最低水平，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备受关注。但这些研究认为，这是由于该地区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儒教一直是宗教和国家的统治理念”，儒教引发的严肃主义性观念、严格的性别角色划分、学历主义等是导致低出生率现象的原因。

第二是《朝鲜日报》对林建淳(音)作家的采访。林建淳认为，韩国社会的内在根植于“儒教的中世纪”、“巫俗的古代”，因此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这种前近代性支配着韩国的“进步左派”。他表示，“沉溺于名分的知识传统和孤立的世界观等很多韩国病的根源是儒教”。

通过儒教解释东亚社会的知识传统颇为悠久。启蒙主义时代，一些西方知识分子试图从儒教中寻找清朝繁荣的原因，并将其合理的宗教性或科举制度等移植到欧洲。相反，近代的社会学家将儒教指定为阻碍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而儒教则推迟了它。但20世纪后半期，几个东亚国家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次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论”，认为儒教文化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为什么儒教能使东亚发展，也能使其衰退呢？

不必低估儒教等宗教文化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反，笔者认为宗教是社会变化的重要媒介，只是为了理解这种因果关系，还须进一步讨论。

先处理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再继续进行讨论。儒教可以称为“宗教”吗？在引入宗教、文化、哲学等现代概念之前，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前近代社会，儒教可以相当于所有的一切。根据定义宗教的方式，儒教可以包括在宗教中，也可以不包括在宗教中，因为宗教不是具有固定本质的实体，而是人类为分类特定现象而设计的范畴。儒教是一种传统，包括许多人共享的宇宙论、信念、行为方式和制度，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在宗教范畴内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宗教传统声称自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单一的世界观，但实际上是各种异质的、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因素的集合体。越是历史悠久的宗教，这种倾向就越严重。基督教常被认为具有保守的政治观点和亲和性，但实际上，极右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态主义等多种思想正在从基督教中得到滋养。同样，佛教传统中充满了从禁欲主义修行到希望个人福祉的大众信仰的各种实践正当化的依据。

为什么儒教不是这样？显然，性别歧视、父系血统主义、身份制、道德主义等都通过儒教进行了合理化。但在庞大的儒教传统体系中，提取并利用那种压抑世界观的是从中受益的人类群体。如果有必要或动机，我们也可以从儒家传统中引出平等主义的人性观、对家庭的替代性想法、以大同社会为模式的社会变革论。　

因此，虽然将儒教指定为低出生率的原因，或指责特定政治势力被儒教世界观所束缚是方便的，但也却是懒惰的。笔者不是拥护儒教，因为批判的对象不该是传统本身，而是为了维持旧秩序而利用传统的人。

韩語原文:https://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1082391.html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儒教是和祖先崇拜的头脑、鬼神信仰的心胸、家族主义的脚跟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已把儒教的身体剥夺了，既然儒教只剩下一个游魂了，所以就显出病态自己的来了。

（二）

《儒教，是中国的宗教吗？》（知乎 2018-10-25）报道：

儒教，儒学，儒家思想，似乎在党中央提倡宣传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始，这几个词又重新热门起来。

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吗？

很多人也许会毅然决然的站在反对立场上，其实这也是符合中央主流思想要求的。其一是因为执政党是无神论者，其二是因为维稳是我国家生活的重要命题，而宗教因其制度性、约束性往往潜藏着维稳的危机。宗教法在此问题上也站着一个不反对却也不提倡的立场。

因此在我们想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打造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今天，将儒家思想提作儒教，似乎是万万不可取的。

然而就在两百年前，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史时，却将自己称谓了儒教。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个有趣的语言在历史语境下发生涵义变迁的现象。

1893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于芝加哥举行。期间举办了世界宗教大会，代表清朝的彭光誉出席了此次世界宗教大会。

当时的彭光誉代表的宗教，并非佛教，更非道教，而是儒教。

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清代，儒教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这时的宗教，的含义其实是奉孔子为宗，教化天下。当时的宗教是和儒家划等号的，儒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儒教。

而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宗教，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内涵，实际上是与religion一词划等号的，与清代宗教涵义相差甚远。

彭光誉在参加大会时，其实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代表的是儒教，但他明确指出，儒教里的教，并非religion，而是teach。

那么为何到今日，我们已然抛弃宗教等于儒教的解释，而将宗教理解为religion呢？

这一切都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现在使用的很多外来词汇是由日本翻译后引进的，而宗教一次正是其中一员。

西方文化来势汹汹，传统东方世界率先丢弃儒家思想的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可谓说抛弃一切旧的，迎接一切新的，彻底改头换面。

当时的日本也成为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于是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新词汇，从这个窗口里源源不断的涌进来了。

日本最早翻译religion时，还采用过宗门，宗旨，神教等等说法，最后渐渐同一为宗教。采取原有的词翻译religion，不过是就近取譬，比附异文化。

于是此种翻译也就由日本传入中国了。

按理说本应为中国的宗教与religion涵义相差甚远正名，不过由于明清传教士来华，为贴近中国文化传教，将自己称做教以来，国人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反感，便渐渐接受了。

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清朝在战事中屡屡败退，文人士大夫不禁思考起为什么我泱泱天朝就这么被名不见经传的英吉利打败了，最后日本也骑到了我们的头上？是哪里出了问题，找来找去，于是找到了传统文化头上，在那个时期，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凡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

这种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上升期，人们纷纷采纳各种各样的西方学说，诸如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之一。

这所有的西方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儒家思想。

这种反对儒家思想的浪潮终于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不过今天，我们国家宣传又开始捡起儒家思想，并且当成宝贵的传统文化加以宣传，可以窥探到儒家文化的强大包容力，不过这都是另一个话题了。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讲儒家思想称谓儒教，而他却是也是中国的宗教。如果你用清代人的解释来解释宗教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并非宗教，如果你站在religion这一涵义上的话，儒家思想的确不具备religion所含有的神道思想，而是一种世俗的政教思想。

谢选骏指出：儒教是一种“教化”，但并非等于是“世俗的政教思想”。因为周易说了，“圣人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说》报道：

儒家借助鬼神之道设立教化的学说。它强调宗教祭祀的社会教育功能，最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特色。

“神道设教”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观卦彖辞》，原文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神道”指阴阳变化不测之道，非专指鬼神之道，但用之既久，后世多以神道指鬼神之事，与人道相对应，于是神道设教便成为儒家宗教观的简练表述方式，而它又确符合孔子和儒家主流派的思想。《论语·学而》载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严肃操办父母的丧事，追远是以祭祀的方式纪念远代的先祖。通过丧祭活动，培养人们对先辈的孝敬之心，民间的风俗也会随之纯厚起来。

神道设教包含着两大要素，一曰神道，二曰设教，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形成某种分离。也就是说，一种是真信神道，同时又强调以神道设立教化，这是信仰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不信神道，只把神道作为一种工具，利用它来达到设立教化的目的，这是理性主义的态度。孔子的态度是对鬼神存而不论，而主张以神道设教，这里面包含着内在矛盾。矛盾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有神论，也可能导致无神论。后一种情况以荀子和王充为典型代表。荀子不信鬼神，但他并不反对民众信鬼神。他认为宗教祭祀活动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群，其意义是不同的。《礼论》说：“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明知道无鬼神，祭祀是人为设立的，但不能取消，因为百姓相信鬼神，祭祀可以寄托人的情思，改善社会风气。王充认为“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皆在于弘扬德性，“未必有鬼而享之者”（《论衡·祭意》）。王充是无鬼论者，他不承认祭祀的宗教意义，只肯定祭祀的道德功能。他还对祭祀治病的现象做出理性的解释，认为那是“祀毕意解，意解病已”，而病人“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论衡·祀义》），实际上是心理治疗的功效。《淮南子·泛论训》具有儒家倾向，它指出鬼神并非真有其事，而流行于社会，在上位者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用宗教的力量推行一些好的主张。如世俗谓“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其实没有这回事，户牖乃风气出入处，卧者易受风寒，“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

祭为教本论

《礼记》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神道设教说，不仅把宗教祭祀作为教育手段，而且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教育方式，推崇备至。《祭统》说：“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祭义》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它具体解释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富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这里把鬼神祭祀的政治意义和教育作用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地把宗教作为稳定统治的工具。《祭统》则再三强调宗教祭祀的道德意义：“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中国在周代及以前，是政、祭、教三位一体的，三代以后，三者虽有所分化，政权仍掌握着祭权与教权，而宗教祭祀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神道设教与儒佛道三教共存

魏晋以后佛道教兴起，神道设教的内容除传统鬼神信仰外，还增加了佛教和道教。儒家学者在批判佛道二教的同时，也肯定它们劝善化俗的功用；政治统治者往往三教并奖，利用佛教道教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道德教化。东晋儒臣何充言佛教的好处：“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弘明集》卷十二）北魏文成帝认为佛教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他看到佛教有补充法治、强化道德的作用。颜之推写《颜氏家训》，其《归心篇》主张儒佛互补，“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唐太宗所好惟在儒学，但他支持佛教道教：“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道教尊奉李耳（老子），李唐可与老子联宗；又因佛教乃有国之常经，因而用之，皆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由于中国有重宗教社会功能轻神学论证的传统，儒家在力保自身正宗地位的同时，能够容忍佛教道教的存在，用殊途同归的思想，把三教统一于“设教”的目标，使三家得以和平相处，互相渗透，形成互补合流的趋势，共同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

宋明清儒家的分歧

朱熹主张多治实学，少谈鬼神，对于神道并不热心。但他反对单纯的神道设教说，以为祭祀之事，只要克尽其诚，便可感应所祭者的魂魄。他说：“祭祀之礼，以类而感。”如不其然，便成伪事。他认为“后世说‘设教’二字甚害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担心鲜明的无神论会损害祭祀的敬诚。朱熹终究是正宗儒家，他认为：“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明儒吕坤与朱熹不同，明确主张敬事鬼神，因为“敬事鬼神，圣人维持世教之大端也，其义深，其功大，但自不可凿求，不可道破也”（《呻吟语·谈道》）。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亦热心于神道设教。他认为设教有二：“《诗》、《书》、《礼》，皆人道设教，惟《易》则以神道设教。”（《默觚》）他认为人道与神道皆有必要，对宋儒重人道轻神道的态度不满，主张崇信神道而设立教化。他引证儒典中鬼神之说，云：“圣人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摄之。宋儒矫枉过正，而不知与六经相违。”（同上）魏源看到治国单靠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宗教来收拢人心。

康有为的近代神道设教说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大儒康有为，看到西方文明国家有一神教，专奉教主，政教并立又分途，认为是西方的长处。而独有中国为无教之国，国无所立，民无所依，天下不免要大乱。他认为神是“若有若无而必不可无”的事物，如尽弃宗教，人即“无所畏惮，肆其作恶而已”，故“将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中华救国论》）。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为振兴中国而重建自己的国教，这就是孔教。孔教是人道教，而兼神道，为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故应推尊孔子为中国的改制教主，以孔子配天而祀，祭止天祖，其他淫祠一律废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皆立孔子庙，以时祭祀，讲诵儒经，并由上而下层层设置司教职位。祭酒老师为全国教会之长，兼为教部尚书，专理文教。这样，中国人又重新有了维系人心的精神力量，政教并举，便可达于至治。康有为的上述思想是神道设教学说在近代一次大复兴。他企图将儒学改造成宗教并与传统天祖崇拜相结合，而这样做违背了儒学人本主义的精神，所以注定不能成功。

历史意义

儒家的神道设教说重心在设教，它体现了儒家重人道轻神道和致力于社会道德教化的学派本色。儒家看一切宗教，着眼点首先在于能否劝善化俗，其次才注意其神学内容。史家通常说“儒释道”三教，这里的“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正是设教的功能把儒佛道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神道设教说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形成士人淡于宗教又不反对宗教的性格，又使历代政权在尊崇儒术的同时，对各种主要宗教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但又不形成神权政治。

谢选骏指出：儒教的特点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统治者自己可以不信宗教，但是却需要诱骗人民去信仰。

（三）

《儒教文化的影响力》报道：

2500年前，中国社会刚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时候，出现了孔夫子。世界上和他同时代的还有耶稣、佛陀。孔夫子给中国人定出了道德标准，并认为通过这些道德标准的提高，人可以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他用他的儒教带领中国人从荒蛮的年代走了出来。

孔子提出“天”的概念，“天人合一，天地合德。”孔子说的“天”和耶稣说的“神”，佛陀说的“佛”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只是“天”不像“神”和“佛”那样的拟人化而已。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孔子的言论和思想仍然影响着人们，维系着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和家庭的秩序，中华民族得以和谐地发展。试想如果没有了“仁爱”和“孝”，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像西方人敬畏“神”一样地敬畏着老天爷，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就如同耶稣和佛陀一样，他是人类的教育者，是先知。在他生活的年代，虽然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但都被当时的君王所拒绝了，并不采用他的主张。直到死后，他的言论和思想才得到世人的认同，尤其是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与西方所有的宗教一样，几乎没有区别。

历史上，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被世人争论了很多。如在明末清初，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就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利玛窦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利玛窦之后的300年，康有为又提出来：儒教就是宗教。但他的学生梁启超，以及蔡元培、陈独秀等都起来反对。到了现在，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张岱年、冯友兰又站出来反对。也有人把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归结为儒家思想的阻碍，“五四运动”时就提出来要“打倒孔家店”，请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当时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你仔细观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他们直到现在的信仰还是“天”，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或者什么大的事情总是会喊出来“天哪！”这和西方在遇到什么应急的事喊出来的“My God！”也是一样的。

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它的信仰，那就是“天”，无论学者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孔夫子的思想是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同样，他也如同西方的宗教一样，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

科学证明，在浩瀚的宇宙中，先有了矿物，然后有了植物、动物，一直到人类的出现，宇宙发展到了极致便是有了人类。如果我们人类一生艰苦劳作，饱尝痛苦，经过了无数的不幸和伤痛，最后的结果是死亡、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点骨灰之外，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和果实，人的心里会不甘，觉得这完美绝伦的世界最后不应该以一场虚幻而告终，所以人们向往彼岸，向往上帝和神，这和中国人敬畏老天爷是一样的，这是发自人内心的追求。孔夫子的“儒”，老子的“道”，以及外来的“佛”一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精神的追求和信仰，这里又以“儒教”影响最大，是主流的。

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儒释道”，到了现在已经成为“入室盗”了。这就是儒教病的根源。

（四）

《儒教病态文化》（陈实11 2023.03.10）报道：

孔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世界。在与弟子们坐而论道时，孔子借曾皙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是一幅大同治世之景，主角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平常无奇的老人小孩。虽然孔子一生都在向帝王推销自己的学说，但他所追求的终究是治世的平民生活。王道是手段，平民的安居乐业才是目的。但我为什么说儒教是一种病态文化呢？如果孔子看到自己的学说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恐怕也要吐出一口老血。因为自从2000多年前董仲舒篡改儒家思想，把它阉割成儒教并卖给汉武帝之后，儒教完全沦落为统治阶级奴役平民思想的工具。孔子大同治世的追求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

当年秦始皇巡视六国的时候，有两个围观群众发出了差不多的感慨。一个叫项羽，他说“彼可取而代也”。一个叫刘邦，他说“大丈夫当如是耳”。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秦始皇。但他在大泽乡高喊“王侯将相令有种乎”，敲响了秦朝的丧钟。这个人叫陈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天下，从贵族到小官吏再到平民，都只是怕始皇帝，而不是敬始皇帝。可见始皇帝虽然武功天下无双，但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我们后世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汉武帝为什么能媲美始皇帝呢？很多人常常会提到汉武帝任用卫霍大破匈奴的建了不世之功。可我看来，汉武帝最厉害的是联手董仲舒开创了儒教，并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们创立的儒教还是孔子的儒家吗？不是。他们创立的儒教是“儒皮法骨”的帝王心术。从汉武帝开始，后世再没有哪个造反者敢像陈胜、刘邦、项羽那样说出“我要当皇帝”的口号。张角喊出的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巢喊出的是“天补均平”。李自成喊出的是“均田免赋”，并且编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再到洪秀全喊的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总之都是为天下苍生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还乡”。当然也是从汉武帝开始，皇帝成了天子，是天命所归，是代天牧民。于是所有臣民伏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汉武帝真不愧是一代雄主。世人都说始皇帝的功绩是让“百代皆行秦体制”，而我要说汉武帝的功绩是让“百代皆尊儒文化”。尊的不是孔子的儒家，而是董仲舒、汉武帝共同创造“儒皮法骨”的儒教病态文化。

不得不说这“儒皮法骨”的儒教是非常成功的，否则也就不能流传两千多年了。只是这种儒教文化有一个小瑕疵，那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黄宗羲怪圈”，通俗说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堕落、税费改革的角度讲述了经济、统治阶级、体制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讲讲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要承认“儒皮法骨”的儒教设计实在太成功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成功了，所以为我们的社会设定了一个下限“分久必合”，同时也设定了一个上限“合久必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进化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现代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不断地解决问题，创造更好的生活。可回看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历史，我们的科学技术基本停滞，直到近现代引入外来科技，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才有了显著提升。我只需要问一句发明创造在我们的文化中究竟地位几何？答“奇技淫巧”“士农工商”。负责发明创造的工人、商人被打到社会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踩上一脚。他们的发明创造被称为“奇技淫巧”，自然得不到推广，也就惠及不到广大人民。

其实宋朝的存在可以完全推翻那些关于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堕落、税费改革造成“黄宗羲怪圈”的理论。宋朝的土地兼并一开始非常严重，官僚党争更是从未停歇，税费改革从来也从没有给宋朝带来致命伤。事实上宋朝的工商业相当发达，经济繁荣。有些人甚至说，要不是碰上了蒙古这个怪物，工业革命可能会发生在700年前的宋朝。而我相信工业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儒教病态文化”下的中国。因为宋朝工人、商人的地位依旧很低。这就是一个关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矛盾。儒教文化倡导的是公义，是天下大同。人们因为天子“代天牧民”而尊重他，也会因为天子“代天未能牧好民”而推翻他。这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根本逻辑。通俗来说，在战乱的时代，人们想要和平，就会拥戴一位有能力代天牧民的天子来维持儒教秩序，维持和平。这是为“分久必合”，因为这是儒教文化的追求，也是民心的追求。而和平久了，人口增长，需求增加，本来是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生产力，从而实现全民共赢。遗憾的是人民就是靠着儒教鼓吹的天子“代天牧民”而统一的。现在问题出现了，就是你这个天子无能，是天子的错。你个天子享受了我们小民那么多的供奉，无限的权力就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如今出了问题，只能让你出来祭天了。这是为“合久必分”，因为儒教病态文化的逻辑没有鼓励人们发明创新来解决客观问题，甚至堵死了这条唯一的正道，那么杀天子祭天的邪道就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以说是儒教病态文化锁死了古代中国的发展。

到了近代，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却依旧深受儒教病态文化的荼毒。这种荼毒在太平天国和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有明显的体现。太平天国显示的是儒教文化对基督教的改造。又或者说，是洪秀全在儒教病态文化中加入了基督教元素，从而创造了拜上帝教。基督教的耶稣、上帝被洪秀全创造性地变成了天兄、天父。可以说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本质上就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儒教。同样的蒋介石民国政府也是披着三民主义的儒教。因为蒋介石政府从来不会着重宣传三民主义的真正要义，而是大谈“八得四维”这些儒教裹脚布。这也是蒋介石政府背离三民主义失民心而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正是意识到儒教病态文化在中国的强大，根据中国国情设计了“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合理革命路线，才使得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如果像王明博古那样照搬苏联模式地冒进，恐怕中国革命之火早就熄灭了。

时至今日，儒教病态文化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父母敢打骂孩子，老师敢打骂学生，底层之间的弱肉强食都是儒教病态文化撺掇的结果。虽然这些东西都是违反法律的，但人们就是敢肆无忌惮地去做。原因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的基础共识依然是儒教病态文化的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糟粕。只不过今天它们换了马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人”“面子”等等。如果我们扒开这些表皮，看这些文化的骨肉，里面分明写着“儒教”二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董仲舒和汉武帝真他娘是人才啊。它们创造的儒教病态文化过了两千多年依然历久弥新。就像是癌细胞，像病毒，寄居在中国社会这副肉体上。一百多年来纵然经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这么多巨变，我们依旧未能清除儒教病态文化残余。路漫漫其修远兮。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吹捧孔丘、怪罪董仲舒，却不懂得孔丘也是个做官的，而且还比董仲舒会混甚至杀人！至于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毛泽东等，说的都是为天下苍生计，做的却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还乡”。这是人的原罪，孰能免俗。

“儒家宪政”的说法实属欺世盗名

 

《中国的儒家宪政》（蒋庆，贝淡宁 2012年7月13日）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蒙古发表演讲，谴责亚洲某些国家试图“限制人们接触观点和信息的机会，把发表个人言论者关进监狱，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是打在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一记耳光。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民主，但是，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术语作为辩论的框架掩盖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

中国的政治未来更可能由儒家悠久的“王道”来决定而不是被西方式多党选举来决定。毕竟，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但也存在着缺陷。其政治合法性仅仅建立在民众的最高权力之上，更具体地说就是授权民选代表组成政府。但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的说法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民主在实践上也是有缺陷的。政治选择最终归结为选民的愿望和利益。这导致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多数人的愿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欢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第二，当民众的短期利益和人类的长期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正如全球变暖中表现出来的情况，民众的短期利益成为政治上的优先选择。结果，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民选政府几乎根本不可能推行限制能源消耗的政策，而这本来是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的。 

在中国，政治儒家为另外一种模式辩护：王道的途径。政治合法性问题是其宪政思想的核心。这里，合法性不仅仅是人们选择自己的领袖；也是决定统治者是否有权进行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与西方式民主不同，合法性的源头不止一个。 

按照对儒家经典的评论——公羊传的说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三个来源来辩护：天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和人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政治服从）。

在古代，早期中国君主施行过王道。但是历史情境的变化要求统治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今天，民众的意愿必须通过过去所没有的机构形式体现出来，虽然它应该由反映其他两种合法性的机构性安排来限制和平衡。 

在现代中国，王道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施：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和代表民众的合法性的庶民院。

通儒院的领袖应该是个大学者。其议员候选人应该由学者提名并考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知识和连续性的更多管理责任的政绩而选拔，类似于皇权时代选拔士大夫的科举制。国体院的领袖应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议员应该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国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议员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或者行业团体的代表。

这种体制将拥有权力制衡。每个院都按自己的方式协商，并不干涉其他院的事务。为了避免三院冲突造成的政治僵局，一个法案需要至少在两个院获得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为了保证儒家传统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通儒院应该有最终的独有的否决权，但它的权力受到另外两院的限制：比如，如果他们提议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庶民院可能提出反对并阻止它成为法律。

不是仅仅通过询问中国是否变得更加民主来评价中国的进步，用王道来判断政治进步或许更完整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蒋庆是中国贵阳阳明精舍的创立者。他和贝淡宁(Daniel A.Bell) 分别是即将出版的新书 《儒家宪政秩序：中国的过去如何塑造中国的政治未来》的作者和合作编辑之一。

谢选骏指出：王道是王道，宪政实宪政，用王道来说宪政，可谓欺世盗名矣！

《极简中国哲学史；从中道到中华文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统文化哲学学习 2022-10-31）报道：

上次我们以“中道”为线索，推演了中国哲学体系。中道包涵了人心和道心，人心和道心包涵了天道、地道、人道。天道和地道今天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人道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次我们简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哲学史是一部中华文脉的传承历史。中华文脉也称为中华道统，“允执厥中”。

中国哲学从远古到今天，一脉相承。“允执厥中”来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更早要追溯到远古八卦的象数思想。世界的万事万物可以抽象为“象和文字”，并且可以通过数理进行计算。传说八卦由伏羲所作。《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由八卦发展而来，文王、周公作卦辞、爻辞，孔子作《易传》。《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到了东周，古代文献形成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孔子删述六经，序《周易》，作《春秋》，奠定了中国哲学“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主张一直延续至今。《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春秋战国时期，在六经的基础上，衍生出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等。六经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诸子百家起到了“羽翼六经”的作用。

两汉时期，沿着义理和章句两个方向，发展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关注义理的阐释和发挥，古文经学重视文字章句的解释。今文经学与谶纬学结合，谶纬学以阴阳学为基础，形成了宏大的解释体系。由于谶纬学荒诞不经，影响政治，后迅速衰落，屡被官方禁止。古文经学继承了孔子为经典注疏的传统，产生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两汉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成。

为经典注疏的传统从春秋一直延续至今，所有重要经典均有注疏，并为经典注疏进行注疏，形成了不断生成的文本。唐初孔颖达等主持编定《五经正义》，成为科举教科书。南宋绍熙年间，汇集唐宋之前“十三经”注疏单行本合刊，称为《十三经注疏》。清代考据学达到顶峰，号称朴学。嘉庆年间，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

传统意指传承道统，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形成了以延续中华文脉为使命的传统。孔子以此为使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司马迁以此为使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韩愈以此为使命，“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张载、朱熹以此为使命，“继往圣，开来学”；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等仁人志士均以此为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义意指传承中华文脉是每个人的责任。

宋明理学以传承道统为使命，继今文经学之后开启了义理阐释的又一篇章。宋明理学对六经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将六经融为一体，尤其将“易学”发扬光大，成为六经之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士大夫的志向。王夫之《正蒙·序》曰：“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持续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由于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清政府闭关锁国而停滞。鼎盛时期，近万部西方书籍传入中国，其中四百余部翻译成中文，《四库全书》收录评述了三十余部，包括天文历算、机械、农业水利、地理等，对西方科学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欧逻巴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均受到了西学影响。尤其西方的历法、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称之为格物致知和象数之学，被视为实学，纳入中国文化体系。黄宗羲深刻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和力量，视之为“往圣之绝学”，呼吁在科举中增加科技选士。《明夷待访录·取士下》“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欧罗巴精火器，所发能摧数十里，举国雠日本，驾大舶，置火器，向其城击之。日本谢罪，大舶始退。”

清初理学转向实学，反对空谈性命，追求“通经致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东西方文化开始融合，把西学视为“实学”，纳入了西方的历法、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数理精蕴》是一部东西方数学家共同撰写，融中西数学于一体，内容丰富的数学教科书。1810年，阮元完成科学史著作《畴人传》，为自上古至嘉庆四年去世的天文、历法、算学家立传。其中包括外国人四十一人，“融会中西，归于一是”。阮元强调“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表”，这正是科学精神的表达。阮元还把数学推为科学的基础，并把“实事求是”与科学联系起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这一潮流一直影响到清末洋务运动，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左宗棠等提倡“实事求是”之学，左宗棠遗言：“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郭嵩焘：“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中国哲学开始进入近代社会。

谢选骏指出：“儒家宪政”的说法，大概是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说法而来，望文生义，却不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宪章，并非英国式的《大宪章》——如果由此推出“儒家宪政”，岂非实属欺世乎。

余英时不中不希、不伦不类

《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之争》（余英时 台湾中央研究院主办英文杂志《泰东》（Asia Major）第34本第1分，2021年6月。2021年6月韩晗 译）报道：

 

前言

 

本文就古代中国的文化与权力之关系谈几点个人看法，这本是2019年3月29日至30日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会议的主旨演讲。这个会议是为了纪念我的朋友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于2018-19学年末荣休，他为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服务了43年。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与权力”，由蒋经国国际交流基金会部分支持。本文概述了儒家文化和国家权力的互动形态，而不仅仅是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变化。两者关系与一对连体婴相似，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对方，但又需要相互制衡。

 

首先，我想指出，就中国而言，文化和权力很可能被视为一对连体婴，当中双方都是彼此依存的关系。这里让我简单阐述一下。就传统而言，在所谓的远古三代（夏、商、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王朝的统治权被证明是承天景命之事。有史料表明，到了周初（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天命通常是通过以下方式理解的：当上天发现了一个被具有“德”的王朝创始人，即倾向于“美德”，如节制、纳谏、卫道等等。上天将赋予他管理和教化人民的使命。只要同样的“德”能够代代相传，上天就不会剥夺王朝的统治权。显然，天命的概念已经暗示，从中国历史的初肇期，王朝权力的合法性被视作因得到了一些称为“德”的特定文化品质的支持。有趣的是，天命的概念后来转变为儒家文化体系，如孔子的“德治”和孟子的“仁政”。

 

另一方面，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不仅与知识和思想有关，而且与行动有关，换句话说，若通过“实践智慧”寻求和发现的人类的良善品格，则必须付诸实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孔夫子和孟子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封建君主将“道”落地实践的原因。因此我们看到，文化也需要力量来验证其价值观。

 

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我将非常简要地指出汉、唐、宋、明四朝的王权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汉代就彻底儒家化了。这拜董仲舒 (约公元前179-前104）与公孙弘(公元前200-127年）以及其他儒家学者所赐，汉武帝 (公元前140-前87）接受了他们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1911年帝国时代结束。

 

因此，只有儒家经典，才能在培训官员的皇家学院（太学）或地方学校予以传授。此外，朝廷采取的重要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也以儒家原则为基础，这些原则可以通过一个或另一个儒家典籍中得到验证。从表面上看，王朝权力和儒家文化似乎确实在汉代的统治下和谐而富有成效地共同产生作用。

 

然而，一旦我们探究了汉朝皇帝对儒家及其经典的基本态度，上述权力与文化的关系就得另说。为了更好地说明，这里让我举三个有趣的例子。

 

首先是汉代开国皇帝汉高祖 (公元前206-前195），汉代开国皇帝，他出身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家庭，对儒家学者毫不尊重，他以在召见文士时当众洗脚而闻名。当他信任的顾问陆贾（公元前240-前170）试图引起他对《诗经》和《书经》 (当时儒家五经中的两部)的兴趣时，皇帝用以下的言论对他进行了斥责：“老子在马背上打下来的江山，要四书五经这些文绉绉的东西有个屁用？”

 

第二，《汉书》(编纂于公元一世纪末）如是描述法家皇帝汉宣帝 (公元前73-前49），“他主要雇用法家官员，制定了大量法令，并根据他们的‘活动和姓名’（即刑名）限制其臣民（即官员和人民）。后来，当太子向他建议任命一些儒家人士担任公职可能是件好事时，他非常恼怒地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距离武帝统治只有十年之遥的汉宣帝公开宣布他的王朝并不完全具有儒家特征。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武帝本人。如上所述，正是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等儒家学者的影响下，他将儒家主义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整个工程实际上是通过公孙弘作为首席部长（宰相）的努力来实施的, 作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帝国最重要职位的儒家学者。让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受到武帝如此信任。

 

公孙弘职业生涯的起点是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的副手，在四十岁之前，并没有开始研究《春秋》以及其他典籍。根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原文为《汉书》，恐余英时笔误，译者注）记载，公孙氏作为武帝的一名高级官员，“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在两种史书《史记》和《汉书》中更进一步指出，汉武帝特别喜欢他的是，他能开创性地用儒家思想去装饰法律和官僚制度。我想提醒读者注意“饰”这个做法；最初的表达是“缘饰以儒术”。这种“装饰”的形式通常是在重要案件中引用儒家文本（如《春秋》）来支持法律做决定或予以判决。其含义相当明显：过去的儒家圣人会支持汉王朝的具体决定或判决。此外，武帝对董仲舒的信任也与“饰”有关。《汉书》概述如下：武帝考虑董仲舒、公孙弘和倪宽（公元前103年）成为整个帝国最重要的三位官员，“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

 

根据上述证据，似乎毫无疑问，汉武帝选择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非因其作为信仰体系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其经典文本中语言的装饰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唐朝。在过去，人们通常在隋唐统一期间谈论“儒家复兴”。现代学术界已经确凿地表明，这是一种夸大其词。在帝国分裂的时代，大约从三世纪到六世纪末，新道家的话语和佛教的思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主流思想。相比之下，儒家经典训诂仍然处于一种束之高阁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公元七世纪中期，出现了一部附有详细的分章节的儒家经典文本汇编，名为《五经正义》。当然，这是对古典学术的巨大贡献。然而，它只是唐初为教育目的而开展的几个大型历史及文学工程中的一个，它并没有将儒家推向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在隋唐统一后的两个世纪，韩愈（768-824）才开始影响作家和思想家的世界，从而带来了儒家思想的突破；然而，这对唐朝政权来说已经太晚了。

 

在政治上，唐朝政府平等对待所谓的三教——儒教、道教和佛教，每一教都派一名“代表”到朝廷。在初唐时期，三教的代表经常参加皇帝主持的宫廷辩论。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就皇室而言，儒家思想在三者中似乎是最不受欢迎的。我的理由可以简要介绍如下：

 

先说道教。唐以道教立国，太宗 (626-649）声称他的李姓皇室乃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后来，在740年，唐玄宗 （712-756）设立道教研究学校（即上清宫，译者注），为参加道教经典特别考试的考生做好准备。早些时候，在726年，他命令帝国每家每户都保存一份《道德经》，二十年后的747年，他正式宣布这本书为世界上所有经典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亲自写了一篇题为《道德真经疏》的文章(现在入编道教经典《道藏》第356卷）。公元732年，每个郡都奉命建立一座庙宇来纪念老子。相比之下，孔子及其学派的主要著作《论语》在整个唐代从未获得过同等的荣誉。

 

再说佛教。从武则天统治(约684-705）开始，唐代皇室对佛教的赞助不断加强。正巧这个时期，有一部名为Mahamegha的小册子经书被翻译为中文，名为《大云经》。

 

这部作品包含了弥勒作为女性神灵和全世界最高统治者内在转世的预言。当武则天注意到这一点时，她很高兴地将这一信息传播到各地。因此，她下令在帝国的每一个郡都建立大云寺。帝国对佛教的资助一直在持续，但原因不同。例如，从公元762年到公元820年，唐朝的三位皇帝（代宗、德宗、宪宗) 先后在朝廷推广佛教。还有一些皇帝的做法更甚，如唐宪宗与唐懿宗先后在819年与873年以令人眼花缭乱仪式的迎奉佛骨。由于韩愈对819年那场典礼进行强烈谴责（即《谏佛骨表》，译者注），这一年的大典在唐代历史上尤其著名。

 

唐朝对政治儒家化的主张传统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其政府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体现了周朝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名为《周礼》的这部儒家经典著作中得以保存。

 

历史背景如下：公元722年，唐玄宗下令朝廷官员编写一本全面的唐律和行政法规指南，命名为《唐六典》，但皇帝进一步规定，他们的文案必须按照《周礼》中的法典体系进行组织，该体系将行政职能分为六大类。新法典于738年完成，第二年才在帝国内部颁布。正如现代学术界的结论所表明的那样，唐朝的实际官僚体制与周礼制度如此不同，因此强行将两者进行类比是毫无意义的，结论必然不可避免走向谬误。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唐玄宗只是试图用《周礼》作为装点门面，这非常符合他的一些汉代远年同行们的想法。

 

最后，我想指出，儒家经典学术在唐代知识界的衰落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上。起初，明经与进士至少在理论上是同样重要的考试，前者的主题是古典学术，后者的主题是政治事务。然而，从七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开始，前者要求详细的文本知识，而后者则强调创造性的散文和诗歌。不幸的是，明经考试的重点是对经典文本中某些关键段落的记忆。这导致它在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越来越被轻视。

 

第三是宋代。王朝权力与儒家文化合作最成功的案例发生在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960-976）对笼罩在新王朝之上的军事威胁感到不安——这些威胁始于唐末，一直延续到整个五代时期，他决定将帝国的管理权（中央和地方）委托给中国最有权势的管理者和文化领袖，称之为士, 就是士大夫，或通过文官考试被授予公职的文人。历史学家从这一政策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试图根据儒家的观点建立合理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比如赵普，有一个传言，赵普作为宋朝的第一任宰相（922-992），曾提出来要求帝国统治以孔子的《论语》为基础。这一对赵氏的职业生涯的阐释，却无法在历史上得到证实，但至少可以将其视为宋代儒家对宰相期望角色的反映。后来，伟大的儒家学者，如范仲淹 (989-1052）和王安石 (1021-1086）掌权后，做了人们此前对赵普期望的事情。

 

就王安石而言，他和神宗皇帝(1067-1085）之间的非凡相互支持是前所未有的。神宗不仅将其全部权力投入到王安石的儒家文化与政治改革计划的实施中，而且在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时，常常向王氏妥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一方面出现了构建皇帝与宰相领导下的士大夫官员之间政治伙伴关系的新理念。神宗皇帝曾告诉他的朝廷官员，这项改革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因此必须由他和作为朝廷合作伙伴的士大夫们共同商议决定。另一方面，一位名叫文彦博（1006-1097）的高级官员也向神宗强调了以下一点：“为世界建立良好秩序是陛下和士大夫们共同的责任。”（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译者注）显然，这是以不同方式表达的相同的伙伴关系理念。后来程颐 (1033-1107）将这种政治伙伴关系描述为“同治天下”，这已经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接受。

 

这种伙伴关系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这一点在孝宗皇帝(1162—1189）与朱熹(1130-1200）领导下的一批儒家们的合作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在孝宗统治的最后三年（即1187-1189）的1187年，南宋开国皇帝高宗 (1130-1162）去世。他虽然早已退休，但仍不时干预朝政。如今，二十五年后，在位的孝宗皇帝第一次获得了统治自由，因此决心启动一项范围广泛的改革计划。朱熹和政府中的许多儒家人士最为同情皇帝的改革计划，所以孝宗自然而然地求助于他们。他们作为共同目标的合作伙伴而紧密合作，朱熹甚至把他们的合作特征称为“得君行道.” 这并不奇怪，朱熹的一个学生叫曹彦约 (1157-1228）。在一篇纪念皇帝的文章（即《应求言诏上封事》，译者注）中称士大夫为“天下之共治者” (详情请参阅我的中文书《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2003；北京：三联，2004年）

 

第四，明朝。最糟糕的情况是明朝。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明朝帝国制度定义为专制。在下文中，我将简要说明儒家文化与这种专制的关系。

 

开国皇帝明太祖 (1368-1398），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几乎没有受过教育。

 

他以一个被称之为“明教”的叛军组织普通成员身份出道, 这是摩尼教中一个受欢迎的宗教派别，由佛教、摩尼教等的混合信仰组成，其信徒主要从未受过教育的群众中招募。直到1368年——即登基前两三年，他才与儒家学者有过多的接触。那时，他非常清楚，他不仅需要士大夫为政府服务，而且还需要士大夫获得儒家对王朝的合法性认同。然而，他始终不信任士大夫，并认为在朝廷中的提意见的儒生尤其令人无法容忍。他对士大夫持深疑态度，并认为士大夫是其皇权的潜在或实际篡夺者，这在1380年的血腥清洗中达到了高潮，包括宰相胡惟庸 (1301-1380）在内，数千名追随者被指控叛国罪并被处决。与此同时，他甚至采取了大胆的历史性举措，废除了宰相职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一职位始于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因此，宋朝的皇帝与宰相领导士大夫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遭到废弛。

 

明太祖是一位全心全意的法家倡导者，这一点如今已经得到证实。正如他著名的《大诰》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 他忠于法家的原则，即“君尊臣卑”，他也是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这位古代主要法家思想家的拥趸。相比之下，他对儒家思想却极其鄙夷。就此而言，他对儒家经典《孟子》的立场特别具有启发性。他发现书中的许多段落极为令人反感，如“民为贵”。1397年，他下令从原版中删去所有这类段落。明太祖对程朱儒家正统学说的拥护是浮于表面的，而非真心支持。

 

为了举证，一个例子足够。当一位著名的朱子学者李仕鲁 (1383- )被推荐到宫廷时，太祖显得非常兴奋，对他说：“吾求子久，奈何姗姗来迟!”然而，几年后，他发现朱元璋沉迷于佛教而非程朱理学当中，多次苦谏无效，在儒家文化与王权拉锯的悲愤中，李氏终于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太祖大怒之下，立即命令卫兵将李氏打死在宫殿的台阶上。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难怪明初大儒吴与弼 (1391-1469）及其桃李都不愿在大理寺任职，甚至拒绝参加科举考试。

 

明朝专制主义对儒家文化的最重要影响就是：把王朝从宋朝的以儒治国的国策中拽出来。到了明朝，“得君行道”完全是一种幻觉。然而，“行道”作为儒家的一项基本承诺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否则，就没有儒家思想可言。那么问题是，哪里能找到对这一承诺的支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阳明 (1472-1529）及其新理论“良知”的重要价值。根据王氏的说法，人生来都有良知，良知可以被唤醒来感知“道”。

 

因此，王阳明没有对朝廷上的王位低头，而是建议向下看普通人（包括学者、农民、工匠和商人——所谓四民) 寻求支持。他通过公开在社会上讲座，传播良知思想，并鼓励他的弟子也这样做。后来在王艮(1483-1541）的帮助下，形成了泰州学派, 经由王阳明修改后的儒学方案，最终演变为一场强大的群众运动，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初。这项经修订的儒家工程过于复杂，无法在这里细说。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的英文论文《王阳明时代儒家社会思想的重新定位》，收录于我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卷，第273-320页）。总之，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权力之间的互动一直此消彼长，因为两者都是动态变化的。就像连体婴一样，文化和权力需要彼此发展，但也需要相互斗争和制衡。其中一方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明显占主导地位，并容易操纵另一方，但现实往往更为复杂。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法家、道家、佛教、儒家和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发生各种转变。在这篇小文章中，我们还展示了一些王朝在处理文化问题时所使用截然不同的方法。例如，汉唐主要利用儒家文化和经典作为“装饰”来强化他们的现实政治或“法家”政策。只有在宋朝时期，才偶尔有人认真尝试推动和实施重要的“共治”措施，即皇帝及其士大夫之间的伙伴关系。可是，宋朝本不完美的政治实验很快就被元代的军事力量所湮灭，然后又为明朝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力所压倒。然而，尽管这种专制具有压迫性，但像王阳明这样的儒家学者坚持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大众，并为社会制定新的儒家议程和伦理。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和作为“掌权合作者”的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或不会像如今这样发展下去。

谢选骏指出：余英时对中国文化和欧洲历史都是一知半解，连《史记》和《汉书》的区别都搞不清……所以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实践智慧”来论断儒学，简直不中不希，不伦不类，太太太可笑了。

谢选骏：“中美国”——阴阳同体的妖怪

《“中美国”的起与落：“世界最成功的合资企业”如何走向解体》（PETER S. GOODMAN 2023年11月15日）报道：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和中国的国运融合在了一家独特而宏伟的“巨型企业”中。

美国人视中国为一切折扣店的源头，购买数量惊人的低价工厂产品。各大品牌利用中国作为削减成本的终极手段，在那个工资低廉且禁止工会存在的地方生产它们的商品。

中国的工业为美国家庭带来了电子产品和家具，而工厂的工作岗位也让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领导人凭借这架巨型出口机器带来的收益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美国的借贷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也让美国的消费热潮得以持续。

这两个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的国家，一个由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塑造，另一个被专制的共产党所统治，但它们却联手投入到一项无比重要的事业之中，以至于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描述这种“共生经济关系”。

如今，谁也不会用共生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美关系了。在华盛顿，两个几乎没有任何共识的政党都一致将中国称为地缘政治对手和中产阶级安稳生活的致命威胁。在北京，领导人指责美国故意打压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合法地位。随着两国努力减少对彼此的依赖，全球企业都在调整自身的供应链结构。

“中美国”让位于贸易战，两国都加大了关税征收并限制了关键产品出口，从先进科技到用于制造电动车的矿产无所不包。

美国企业正在将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政治风险较小的地方。中国企业则专注于对盟友及邻国的贸易，同时寻求让国内供应商来提供被禁止从美国企业购买的技术。

如今，美国已经放弃了过去几十年间宣扬商业乃中国民主化源泉的那套说辞，转而默认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决心镇压国内异见，并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

在中国领导层看来，经济一体化将巩固和平关系这种曾经盛行的信念已被一种强势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即中国要挑战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在完美的政治世界里，这两个国家堪称天作之合，因为它们完全互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黄亚生表示。“从本质上讲，这两国就好比在不了解对方宗教信仰的情况下结了婚一样。”

但离婚却是个不现实的选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紧密相连。中国的制造业已从鞋类和服装等基础领域发展成为先进产业，包括那些对限制气候变化的破坏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仍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关系恶化，但这两国仍然相互依赖，它们各自的角色没那么容易被取代。

虽然已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印度，但苹果的大部分iPhone都由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生产此类产品所需的镍等关键矿物的精炼也由中国企业主导。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供应链中，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三的份额。

从好莱坞电影公司到跨国汽车制造商，再到卡特彼勒和强鹿这样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中国成为了全球各大品牌最主要的销售来源。英特尔、美光和高通等电脑芯片制造商大约三分之二的营收都来自中国的销售和授权协议。

这些商业纠葛的强大拉扯力也存在于周三习拜会预计将讨论的话题背景中。在旧金山一场国际峰会上的会晤将是他们一年来的首次会面。

这种关系从来就不可能天长地久

尽管如此，两国的政治分裂将持续下去的前景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为找到地方来取代中国作为它们所依赖的世界工厂，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探索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墨西哥和中美洲正在获得投资，因为向北美销售产品的公司正在那里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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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贸易和国家安全专家将这些变化称赞为对几十年经济增长模式早该发生的调整，那种增长是靠美中之间危险的相互依赖推动的。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虽然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减少）维持了美国的低借贷成本，也鼓励了投资者寻求更高的回报。这导致了金融投机者大肆购买低等级的抵押贷款，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前官员、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家的布拉德·塞瑟尔说。

“这当然是一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塞瑟尔说。“但这里面的观念是不可持续的，那就是中国存钱、美国花钱，中国放贷、美国借款，这些都是好事，因为我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是互补的。”

这次疫情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依赖中国工厂生产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必不可少商品的风险，还有健身自行车和智能手机，所有这些东西在疫情期间都变得稀缺。港口陷入混乱，海运价格上涨等问题，暴露了依赖大洋彼岸单一国家的危险。

拜登政府将这种扰乱以及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作为一项产业政策的推动力，该政策旨在鼓励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扩大与盟友的贸易——尤其是在计算机芯片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但也有经济学家警告，即使是少量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价格，同时减缓全球经济增长。

从2017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已减少了5%。据哈佛商学院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达玟·楚尔的一项研究，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更高，比如，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格比从中国进口高10%，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高3%。

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提高，但没有其他国家的制造能力像中国那样纵深且广泛。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中国是怎样开始押注贸易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启了一系列市场改革，试图将国家从贫困和孤立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制造产品并销往世界来积累国家财富。中国官员们在建设高速公路、港口、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同时努力吸引外资。

这些努力在2001年达到顶点，中国在那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本国产品出口赢得了全球市场准入，作为交换，中国承诺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国内市场。

美国领导人支持把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他们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把巨无霸和推土机卖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2000年在国会将进行一次关键投票的前夕宣称。“它还同意进口最珍爱的民主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 ”

但在如此高尚的言辞背后，美国的品牌想要更多地进入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工厂能生产比其他地方更便宜的商品。

“中国生产的产品是工薪家庭买得起的，”时任著名连锁店 Pier 1 Imports首席执行官的克拉克·约翰逊1998年代表美国零售联合会在国会作证时说。

这个表述在国会赢得了足够的票数。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年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增长了五倍，达到每年5040亿美元。

沃尔玛是一家热衷于低价的公司，在新兴城市深圳建了一个采购中心。沃尔玛将周边工厂的数百名代表召集到这个中心。他们坐在木椅上，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沃尔玛能要到最低的价格，因为隐含的威胁是，如果一家工厂犹豫的话，沃尔玛能从同一间等候室里召唤来另一家工厂的代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年后，沃尔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上花的钱已达150亿美元，几乎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八分之一。据一项分析，十年后，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490亿美元。

从中美贸易中获益的是走进商店的几乎所有人。据一项研究，从2000年到2007年，从中国进口产品相当于将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提高了约2%，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商品将美国的物价每年压低0.19%。

被甩在了后面的人

受中国进口产品伤害的群体集中在显而易见的地方。曾经繁荣的美国工厂城镇陷入了失业和绝望状态，以前的餐馆和五金店被食物赈济处和当铺取代。

据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发表的一篇论文，从1999年到2011年，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激增导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导致更大的经济范围里减少了200万个就业岗位。

由此引发的愤怒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他曾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发誓要发动贸易战。

“我们不能让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

这种煽动性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消除了生活成本上涨的现实相冲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谴责在许多工人阶级社区引起了共鸣。

中国工业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有真实性。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贷款向大企业提供大量信贷。中国的工业企业还能通过与地方官员分享利润来逃避环境法和劳动法。中国的市场对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仍充满了壁垒。那些在华投资的外企面临知识产权被公然盗窃、产品被猖獗仿造的严重问题。

然而，美国也在很多方面从对华贸易中受益。更便宜的商品帮助了家庭应对收入停滞的问题，同时充实了企业资金。问题是，企业的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公司的股东们，而美国政府未能减轻那些被甩在后面者的痛苦。

一个名为“贸易调整帮助”的联邦项目原本是为了补偿那些因廉价进口商品失去工作的人，为他们提供现金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培训。但国会批给这个项目的资金严重不足。据一项对美国劳工部数据的分析，2019年，有资格领取这项福利的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得到了帮助。

简单的政治口号远比贸易效益的复杂计算容易理解，这让公众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工业只是一种压榨他人的力量，美国人“只是被它利用了”，康奈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她曾任拜登政府国务院的官员。“我们在利益分配方面做得不好，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人情绪的部分变化似乎反映了他们对一个结果的不满，那就是与中国接触并没有带来这种接触承诺的政治转型。

中国政府用其巨大的贸易顺差扩大了军事力量，危及到菲律宾等邻国。中国政府针对新疆西部地区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建立了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机器。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也未能推动中国政府承诺的市场改革。相反，习近平的政府扩大了国有企业的权力，同时打压私营部门。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强迫外国汽车制造商与国有汽车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现在，一批从这些合资企业获得了专业知识的中国新企业正在夺走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

最终，接触政策带来了目前的时刻，开启了脱离接触的混乱且令人困惑的过程。

拜登政府提出理由称，通过减少对中国工业的依赖，美国的经济将变得更有韧性，在面临冲击和冲突时更不容易被扰乱。

但越南等国家制造的许多工厂产品仍含有大量中国生产的零部件和材料，据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国际贸易专家卡罗琳·佛洛恩德的研究。

随着“中美国”的解体，世界的供应链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会涉及更多国家的更多工厂，但仍依赖主要由一个国家制造的关键部件。

“世界仍依赖中国，只是在依赖的过程中绕了许多弯而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塞瑟尔说。“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变多了。”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本来学习国民党，通过“出口加工”出卖廉价劳力、建立血汗工厂，但是由于原始体量过大甚至超过美国，“中美国”就变成了——阴阳同体的妖怪。

《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反美宣传转向》（王月眉, JOY DONG 2023年11月15日）报道：

就在不久前，中国的政治宣传警告，美国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只是作秀。国家安全机构敦促民众要警惕美国间谍。官媒上都在传播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他声称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谈论美国的语气突然发生了转变。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一发表了长篇英文文章，讲述了习近平对美国普通民众的感情“历久弥新”。文章中的旧照重温了他与艾奥瓦州的一名农民开拖拉机和重访一名美国大学生的《星际迷航》主题卧室的场面，那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习近平在NBA比赛现场也留下了更多美好的瞬间，”该文章随后描述了习近平在2012年访美时的情景。“他一直非常专注地观看比赛。”

除此之外，新华网还发表了五论“中美关系如何重返正轨”的系列文章。其他官媒上的大量文章也都关注了美国芭蕾舞剧院和费城交响乐团最近访华的消息，或是“二战”期间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老兵的故事，其中一些人本月访华。有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老兵访问中国城市，期盼中美友谊地久天长》。

这样的变脸是北京为习近平本周访问旧金山所做的部分铺垫，这是他六年多以来首次访美。预计他将在周三与拜登总统会面，两位领导人都试图稳定两国关系。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至洁表示，北京可能特别希望通过此次会晤来安抚投资者和外商。由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消费支出疲软，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中国领导人大概很渴望向企业和投资者表明，中美关系不是一个重大风险因素。

“这种政治宣传不是为了说服，它根本没有说服力可言，”陈至洁说。“它主要是为了发出信号，希望接收者能读懂这个信号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也就是进行投资或恢复交流。”

即便这种宣传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在海外，但许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也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突然转变，并为此困惑不已——至少也能体会到讽刺的幽默。有人在微博上开玩笑称，多部抗美援朝的新剧恐怕要被暂停播出了。一个热门米姆故意混淆视听，展示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宣称要将破坏中美关系的人绳之以法。

另一篇帖子列举了官媒近期发表的宣扬中美友好的真实社评，一位评论者写道：“到底往后还需不需要恨美国，也不明说一下。”

在社交媒体上的挖苦之外，一些中国学者和作家也对中美关系解冻的前景表达了更为谨慎或悲观的态度。民族主义新闻和时评网站观察者网的专栏作家指出，两国都在为自己的长期战略利益做出短期让步。

中方发表的文章即便说得再天花乱坠，也还是对美中人民的友好和两国政府的关系做出了区分。一些官媒继续警告，加州的会晤结果如何将取决于美国，这符合北京一贯的立场，即中美关系紧张的责任全在美方。

北京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教授王缉思在周一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写道，习拜会的确意义重大，但未来这样的会晤不会有太多，因为美国将进入大选年，反华言论可能激增。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王缉思写道，“我只谨慎，而不乐观。”

谢选骏指出：王缉思是个共产党，他和同类究竟是想要继续阴阳同体，还是想要拒绝继续阴阳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