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 在前夫大姐家通奸 下跪认错》（2023-11-25 博雅斋3）报道：
洪晃之父洪君彦撰写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记录了“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作者洪君彦记述了他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的过程。洪君彦系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
第三者是大串联同伴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妹妹劝我放弃自杀念头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也闹出段婚外情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网民嚎叫：
FANRENINUS 2023年11月26日 11:13
章含之是个婊子。
谢选骏指出：并不是“毛泽东把章含之变成了破鞋”，二十“毛泽东又捡了一双破鞋”——章含之为何沦为“破鞋”？都是因为章士钊那个老乌龟——
《章含之：亲生父母抛弃，两段坎坷婚姻，临终选择和养父章士钊合葬》（2022-01-18 温读）报道：
1942年的夏天，上海滩正值梅雨季节。大雨哗啦啦地打在路上，街上人们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生怕被雨浇到。
就在这个时候，街头却有一个小女孩呆坐在原地，她衣着精美，长相姣好，看得出来是好人家的姑娘。
有人看小女孩一个人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忙上去问她：“你家人呢？”
小女孩瘪了瘪嘴，就连哭泣都没有什么力气，“我没有人要了。”她说道。
旁人还以为小女孩是被遗弃的。
可是没多久，有一辆小汽车过来把小女孩接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竟然是章士钊的女儿。
章士钊，谁又能不知道呢？
这个小女孩既然是章士钊的女儿，她怎么会说自己没人要了呢？
这个小女孩名为章含之，年仅七岁，是章士钊的养女。
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曾经是康克令钢笔的售货员，因此还被称为康克令西施。
1935年，年纪轻轻的谈雪卿就和军阀之子陈度未婚同居，并且还怀了孕。以腹中孩子为要挟，谈雪卿希望陈度娶自己为妻，可是陈度只愿意纳妾，不肯妥协。
拉扯之下，陈度的父亲干脆请来了章士钊，希望他能够解决这件事情。谈雪卿不能如愿嫁给陈度，肚子也越来越大，她只能生下来。生出来了一个女儿，谈雪卿见无利可图，就不肯再管这个孩子。
陈度的父亲也不肯让这个孩子进家门，于是只能拜托章士钊收养这个孩子，从此章士钊多了一个养女，就是章含之。
而这只是章含之第一次被母亲抛弃。
进入章家之后，章含之被放在奚夫人的名下。家里的人都没有告诉她真相，章含之一直以为自己就是章士钊和奚夫人所生。
奚夫人名为奚翠贞，本是一个青楼女子，后来被章士钊纳为妾氏。因此，章士钊还和当时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最后两人分居。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成婚后，章士钊和奚夫人的感情却很一般。
奚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滩姨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麻将、吃饭和享乐。至于章含之这个养女，本就不是奚夫人自己生的，完全不去关心她。
从小，章含之都是被家里的佣人抚养长大的，章士钊忙于公务很少关心她，奚夫人也不在乎她。
虽不缺吃穿，却少有父母亲情。
小时候，她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教堂里面发呆。她没有什么忏悔或者想要倾诉的事情，只有满心的迷茫、委屈和孤独。
1942年，章士钊在动乱之中前往重庆，但是却把奚夫人和七岁的章含之都留在了上海。
在章士钊前往重庆之后，被留在上海的奚夫人干脆养了个所谓的“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实际上就是奚夫人的情人。
而夹在二人之中的章含之，无疑是最悲惨的，她没有得到章士钊的关爱，还因为大人的矛盾，被奚夫人冷落。
奚夫人对她近乎于不管不顾，每日就和“干儿子”厮混在一起。
下雨天的时候，奚夫人自己不想去接章含之回家，就让“干儿子”骑自行车去。奚夫人自己都不重视这个养女，又怎么能够指望一个外人呢。
“干儿子”骑着自行车跑得飞快，竟然直接把章含之甩了出去。
于是，小小的章含之在大雨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在行人匆匆离去后，自己仿佛无家可归。
“我没人要了。”这是章含之一直以来唯一的想法。
在这样的家庭里，章含之活得痛苦而又压抑，她幻想自己是鸟、幻想自己能够自由飞翔、无忧无虑，幻想过上幸福、被人捧在手掌之中的生活。
从童年开始，章含之就被一种对爱的索取而裹挟着。
1949年，章含之和奚夫人按照章士钊的吩咐迁居北京。即便之后，章含之再也没有回来过上海，上海依然是她的唯一故乡，那片空虚寂寥的地方反而成为了章含之的归属之地。
来到北京之后，章含之进入了北京贝满中学读书。她是中国传统认知里的那种漂亮姑娘，又因早年经历充满独特的气质，进入学校之后，章含之就受到了学校男生的热烈追捧。
这种追捧，反而让从来没有被关注过的章含之感觉到不自在。
在这一年年末，北京举办圣诞舞会，章含之受邀，她推脱不过，只能参加。
她没有特别精致的装扮，但是却如出水芙蓉般清秀，吸引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洪君彦也是被吸引的人之一，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比章含之要大上许多。
一个成熟稳重、学识丰富的男人，一下子戳中了章含之渴望有人能够依靠的心，两个人自此陷入爱河之中。
爱情上章士钊找到了足以寄托情感的对象，她对于亲情的质疑被不断放大，渐渐地，章含之对父亲章士钊的情感越来越矛盾，父女二人之间的关系渐渐僵硬。
那个时候，章含之甚至认为作为章士钊的女儿是一件倒霉的事情。
章含之的偶像是鲁迅先生，在她的眼里，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而鲁迅却不喜欢章士钊，他写文直接指名道姓抨击章士钊，一点儿情面都不留。而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到了学校的课本里，老师拿着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分析，提到章士钊，大家的眼睛就会往章含之身上去。
在课堂上，章含之低下头去，全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她脸色通红，既羞又恼。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章含之怀揣一腔热血，积极报名。
章士钊坚决反对，阻止章含之去前线，作为父亲，他担心女儿的安危。但是在章含之的眼里，自己的一切都得不到父亲的尊重和同意，“章士钊”这三个字就像是枷锁一样禁锢住了她。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爸爸！”章含之所有的情绪一股脑爆发出来，她干脆搬到学校去住，和父亲章士钊彻底对立。
章含之又怎么想得到，她的一时气话，竟然戳穿了家里掩埋最深的真相。
1953年，学习成绩优异的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这几年，章含之和洪军彦感情很好，洪军彦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北京大学任教，他既是爱人，也是章含之的导师。
可是爱人永远弥补不了家人。
章含之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章士钊的认可，作为女儿，她一直以来的努力，只是为了得到父亲的笑脸。
这时候的章士钊在北京无所事事，他只能把情感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儿女和他之间的关系都很恶劣。因此，章士钊只能把希望都放在养女章含之身上。
在章含之上大学后，章士钊甚至把章含之的照片给了周总理和他的夫人，希望能够照顾一二。在章含之周末回家的时候，章士钊隐晦地提及这件事。
好心却办错了事，章含之不喜欢以父亲的名号去办事。因此，当天二人就大吵了一架，章含之直言，“不要用这种关系去为我安排什么，我走自己的路。”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门来，那人就是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
洪军彦认识谈雪卿的儿子，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之下，谈雪卿找到洪军彦，希望能够见章含之一面。
章含之初见谈雪卿，就有些晃神。两个人很像，虽然谈雪卿的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仍旧掩盖不住眉眼之间的风华。
相认之后，章含之多年来的痛苦和委屈似乎都得到了解释。为什么幼年的自己不受到重视，只是因为她和那个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谈雪卿没有告诉章含之亲生父亲的事情，章含之也不知道自己是军阀的后代。她以为谈雪卿抛弃女儿，只是因为穷困、因为迫不得已。
在亲情的驱动下，章含之决定离开章家。
但是这一步没能够踏出去，她终究是对章士钊怀有父女之情。家里面二哥年纪轻轻得了肺结核去世了，三哥精神病也去世了，大哥一直在反抗章士钊。
在儿女身上得不到情感寄托的章士钊甚至改了笔名为“孤桐”。在这样的纠结之中，章含之一边保持着和生母谈雪卿的联系，一边又瞒着养父章士钊。也是在这一年，章含之和洪军彦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的第三年章含之生下了女儿洪晃。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二人之间的关系却越发疏远了。章含之放在丈夫身上的那种寄托感，也渐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章含之又被原生家庭和养父母之间拉扯得难以承受，在女儿出生后，由于无法向女儿解释这一切，章含之的压力更大了。
1963年，章含之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章士钊带着章含之前去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章含之被邀请成为毛主席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受宠若惊，她认认真真负责教学生活，还跟着毛主席学到了许多知识，扩宽了眼界。
就在章含之不断增进自己的同时，丈夫洪军彦却出了事情。
1966年，洪军彦出了事情，因为时代和政治变化，洪军彦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甚至于被剃了一个阴阳头。
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之中，洪军彦渐渐沉闷、无助，他失去了曾经的朝气。女儿见到他，甚至会被吓到嚎啕大哭。
章含之渐渐失去了对于丈夫的依赖和爱意，家庭的氛围日渐压抑。而且，夫妻二人的立场截然不同，思想的对立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洪军彦认为自己的悲惨无人理解，而章含之则难以接受丈夫的理念。两个人各怀心思，这段婚姻岌岌可危。
但是真的往上加了一把柴火的，是洪军彦的婚外情。
1967年中期，洪军彦被生活打压之下，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向妹妹倾诉，说自己可能会拖累了家里的妻女。好在妹妹劝解他，让他坚持下去。
洪军彦在痛苦的劳作改造之中，结识了一个西语系女教师。二人在压抑和痛苦之中越走越近。开始了一段婚外情，为了不让自己背负污名，洪军彦开始编纂章含之的不轨故事。
洪军彦声称章含之早就有了婚外情，和一个姓张的男人关系纠缠不清，甚至被自己的家人抓到过。而且自己也已经掌握了章含之的证据。洪军彦甚至出了一本自传，讲述他是如何抓到章含之的把柄的。洪军彦说，章含之的钱包里面有陌生男人的照片。
洪军彦甚至表示，章含之一直和那个男人纠缠不清。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荒谬的，但是章含之骨子里有一种传统思想，她始终对丈夫退让。最终留住这段婚姻的，是女儿洪晃的存在。夫妻二人为了洪晃又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婚姻。
但是洪晃却不能忍受父亲的所作所为，她主动和父亲洪军彦断绝关系，这个家庭摇摇欲坠。
1971年3月末，章含之入外交部。婚姻摇摇欲坠的她，事业却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外交部里，章含之结识了乔冠华。
二人一开始本来是矛盾重重，乔冠华和章含之之间爆发了好几次冲突。但是在这种冲突之后，章含之的不屈不饶、学识丰富给乔冠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两个人越走越近，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一周要通好几次电话，不谈爱情，也不谈工作，只是聊天就足够了。他们无话不谈，无话不说。
乔冠华比章含之大了整整二十二岁，章含之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依靠和寄托。
一直缺失的感情都放在了乔冠华身上，章含之觉得，这是她从小就在追寻的那种纯情、那种结合。
可是考虑到舆论、女儿等因素，章含之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离婚。
爱上一个比自己年纪大、比自己地位高的男人，章含之自认自己问心无愧，可是又怎么抵抗社会舆论呢。
章含之深夜起来给乔冠华写了一封信，说明白自己的考虑，想要和乔冠华断掉这个关系，以免拖累乔冠华的名声。
乔冠华回信，表示若是真爱，不需要畏惧旁人怎么说。
最终，在朋友的劝解和毛主席的鼓励下，章含之主动选择和洪军彦离婚。
可是离婚的道路并不顺利，即便两个人都决定结束这段婚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章含之依然要做很多手续。
1972年底，两个人第一次去附近的居委会办理离婚手续，但是负责人却追根问底，一定要他们说清楚感情怎么样、为什么离婚、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二人被问得语塞，一时间什么也答不出来，离婚手续也没办成。
无奈之下，章含之只好向外交部反映情况，走了“后门”。这才在外交部主任的帮助下，成功办理离婚手续，曾经的恩爱鸳鸯自此各走自己的路，再无瓜葛。
1973年，离婚后的章含之嫁给了乔冠华。
乔冠华身体不好，章含之就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处处照顾，乔冠华也越来越依赖章含之，章含之在这种依赖之中获得了情感的满足。
乔冠华无数次感慨，这个家真好。可见章含之的细心体贴。
但是，乔冠华的身份和立场还是产生了不小的麻烦，这个家庭被时代裹挟着，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和灾难之中，夫妻二人一直携手度过，从未分离。
但是乔冠华的身体却撑不住了，他本来就患有癌症，1983年，癌细胞在他的体内扩散。
章含之舍弃一切全心全力照顾丈夫，为了给乔冠华榨新鲜的西瓜汁，章含之会在炎热的中午一个一个瓜粒摘出来；吃香蕉也要细心地剥皮、切块，亲手喂给对方。
而乔冠华不忍让章含之如此担心，他强撑起病体，刻意掩饰自己所有的不适。这时候，乔冠华已经出现咳血的症状了，他费心掩饰咳出来的血痰，死活不让章含之看到。
章含之趁着乔冠华不注意，偷偷去翻乔冠华咳出来的东西，映入眼中的是触目惊心的鲜红，一口口带鲜血的痰让章含之整夜整夜睡不着。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的气色突然好了起来，他握着章含之的手，深情告白。章含之却浑身发抖，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回光返照。
果然，说完话之后，乔冠华彻底闭上了研究，停止了呼吸。
在这一天，疾病带走了一位才子，也带走了章含之的寄托。
女儿洪晃很心疼母亲，但是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却与章含之彻底划清界限。谈雪卿觉得章含之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她第二次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亲情、爱情的双重打压之下，章含之一蹶不振。洪晃照顾章含之，让母亲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在乔冠华死后，章含之以乔冠华为主角，写了四本书，为他守寡二十五年，终身不再嫁。
在不了解章含之的人眼里，这是一个被流言蜚语包裹的人，是一个家庭背景复杂、爱情婚姻坎坷的女人，但是深入接触之后，即便已经年过半百，章含之却仍然只是一个单纯、认真的女孩子。
1993年，章含之负责筹备一场大型国际会议。她从议题到人员选择、从会场布置到时间安排，从设备选择到住宿安排，章含之全都安排好，给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能够让会议圆满完成，章含之还亲自去购置茶歇的零食、特产和咖啡壶。
但是工作之外的章含之就只是一个喜爱安静的人，若是没有什么事，章含之更喜欢一个人在家呆着，脱离各种漩涡。
但是新闻媒介往往不给她机会，各种流量、报道为她打上喜爱社交的名声。
“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有个舒适的环境读书，为丈夫、为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
这个愿望，章含之一生都没有实现。
在进入中心后，章含之工作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她也远离各种舆论，在一个超脱的平静港湾中享受自己的生活。
章含之的一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她一定要选择一条困难、孤独的路。
在女儿洪晃的眼里，章含之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
“在我心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洪晃如此评价母亲。
在洪晃的眼里，章含之把男人当成了一种至上的存在，需要自己为了男人彻底牺牲，因此才有了和洪军彦之间的悲剧婚姻，才有和乔冠华之间的爱情神话。
这是源于女儿对母亲的心疼，但是之于章含之，能够和乔冠华相守，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她晚年可以选择出国、可以再接受一段新的感情，但是章含之让自己留在胡同里那“厚厚的红门之中”。守着乔冠华对于国家赤诚的爱、守着父亲章士钊对于自我的坚持。
那“厚厚的红门”只是大院的一个大门，却也封闭了章含之的一生。章含之抱着对乔冠华的爱，过了余生。
“明明乔冠华已经不在了，我还是在和他一起走这条路。”
在生命的最后，章含之写下回忆录，她临死前编纂好底稿，将自己的一生放于文字中。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永远闭上了眼睛。
章含之留下遗愿，要和父亲章士钊合葬在一起。
这个遗愿令大家感到震惊，乔冠华临死前希望章含之能够和自己合葬。没有想到爱了乔冠华一生的章含之，却拒绝了这个请求。
章含之的这个选择既包含对乔冠华的爱，也包含对父亲的悔。她觉得自己和乔冠华在一起，已经让乔冠华名声受损，乔家的后人也不曾祝福过他们。避免世人议论扰了乔冠华的安宁，章含之拒绝了合葬。
当人老了，回顾一生，章含之最懊悔的就是和章士钊的对立，是没有接受父亲深沉的爱，是没有和父亲好好在一起谈心。章士钊养自己一场，是有恩情的，他们是一家人。
章含之死后，回归到那段最单纯、最平和的少女时光，重新成为一个渴求爱的“女儿”。
谢选骏指出：章含之为何要与章士钊合葬？也许掩盖了一个更深的秘密。就像章含之半遮半掩地披露了她和毛泽东的关系——章士钊拉的皮条；由此可见，章士钊是个老乌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