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恶推动历史”

《胡平：阅读布罗茨基》（2015年07月01日 lixindai）报道：

已故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被誉为“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和谈话。例如他那句话“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冷峻深刻，令人过目不忘。

同是天涯流亡人，我自然很关心布罗茨基是怎样看待他的流亡的。

1972年，32岁的布罗茨基被苏共当局驱除出境，流放到西方。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自由的西方，布罗茨基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或者说他的生活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可是，布罗茨基来到西方后却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这话讲得如此尖锐，无怪乎让他的访谈者、音乐家兼文化学家所罗门∙沃尔采夫感到如同针刺，十分不解，十分难忘。

布罗茨基的解释很简单。布罗茨基说：“要知道，无论是我们的信念还是我们的原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

沃尔采夫问：“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在您来到纽约之后，恰恰相反，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个新起点的可能性？”

布罗茨基答：“的确没有过。对于我来说，总的说来，并没有过这样一种起点的感觉。”

布罗茨基在纽约生活多年，住在一个优雅的街区，和周围的人都很熟识。在外人眼中，布罗茨基在纽约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舒适的，至少要比起在苏联的时候更有预见性更为稳定。

但布罗茨基本人的感受却不是这样。布罗茨基强调，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生活。另外，他在内心上并不依赖于他在街道、地铁、大学等地所遭遇的一切。这就是说，布罗茨基不觉得美国社会对他有多大关系或影响，他并没有融入美国，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原来在苏联的生活就是内在的生活，缺少外在的生活。因为他和苏联社会格格不入。他从来就没有融入过苏联的生活，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在美国的生活呢？按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酷爱自由的布罗茨基来到美国会不会有回家的感觉，会不会和美国水乳交融？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布罗茨基说，“在这里，在西方，这种内在生活的程度还超过了在苏联的时候”。布罗茨基解释道：“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毕竟有些陌生。”注意，布罗茨基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按说早就熟悉了，但他仍然感到陌生。这是一种奇特的陌生－－熟悉的陌生。就像几年前有人问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习惯了吧？”我说：“还是不习惯，不过也习惯了－－习惯了不习惯。”

布罗茨基说，从他这一方面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反应。在外人看来甚至是自我封闭。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某种单调。

我们知道，一个专心致志于某一件事的人，也就是一个对其他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人。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西方时已经32岁了。布罗茨基已经是布罗茨基了。他已经是俄语诗人，以后当然还是俄语诗人。因此对于他，流放西方只好比搬了个家。他没有、也不打算、或许也不可能融入西方，过另一种生活，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地生活－－主要是写作，继续当他的俄语诗人，用俄文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向布罗茨基提到了另外三个移居美国的俄国文化名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家纳博科夫和舞蹈家巴兰钦。这三个人从前都是俄国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堡现代主义外国分支的代表；在西方，他们成了世界主义者，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实现了由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转变。

布罗茨基对这种人不大以为然，至少他认为他自己不属于这一类。在西方，他仍然坚持俄文写作，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问：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会有什么感觉呢？布罗茨基答：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引用托马斯∙曼移居美国说过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当然，布罗茨基也承认，散文和诗歌不大一样，写诗更需要某种语言环境。布罗茨基的英文很不错。他能用英文写作，写优美的散文，他的英文散文之优美，连英美的作家也赞赏不已。但是布罗茨基不能用英文写诗。他的诗都是用俄文写成的，他只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一首英文诗－－而这首唯一的英文诗也是从俄文翻译的，译者就是他自己。

“可是要知道，”沃尔科夫提醒道，“散文和诗歌之间毕竟存在某种差异。”布罗茨基承认，诗歌方面的事情当然要更复杂一些。为了能写出诗来，就需要在语言的习惯中持续不断地熬煮。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谛听这些习语。也就是说，写诗更需要语言环境。

沃尔科夫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沃尔科夫问：“在西方，（当人们谈到）俄罗斯的诗歌，这首先就是指20世纪的诗歌，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俄罗斯小说的了解却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作家们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

布罗茨基用美学解释前者，用社会学解释后者。

布罗茨基说，19世纪的俄罗斯诗歌有自然的韵律，翻成英文时要保留这些韵律，这就让当代的英文读者不喜欢。20世纪的英文诗歌主要是无韵诗，把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翻成英文也使用无韵诗，因此可以比较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信息，更容易被英文读者理解和接受。

至于小说，布罗茨基认为，要想读一部小说，应该多多少少能够想象出它背后的现实。20世纪的西方和十月革命前（19世纪）的俄国差不多，都是资本主义。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和两难选择，就是他自身的处境和两难选择，他能够辨认出这些东西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流行的原因。可是，20世纪的俄国（指苏联）和西方大不相同。一般西方人对苏联的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必须紧张地思考才能接受反映那一现实的小说，而这可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做得到的。

正像一般西方人读不懂20世纪的俄国小说，他们也读不懂当代中国的小说。很多优秀的当代中国小说，虽然翻译成了西文，但在西方却没有多少读者。据说，那位写下剖析极权主义的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波普，一次收到一位美国青年的来信，表示对其理念的热烈认同。波普觉得很奇怪：极权主义这种怪物，在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除了极少数专家学者，一般人根本弄不懂，怎么会有一个美国小伙子成了他的知音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美国青年来自共产国家匈牙利——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索罗斯。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的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别处——这里(指美国)——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布罗茨基至死都不回他的故国，哪怕仅仅是观光访问。这一点倒确实很奇特。当然，作为一个俄语诗人，他的俄语诗歌能回到俄罗斯，那已经很好了。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0期 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9日

soderwild 南野原@soderwild Replying to @HuPing1：

成年之前沉浸其中的语言和文化对人的影响太深了，构成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因为这个牵绊，成年之后对于异乡很难发展出归属感。

谢选骏指出：布罗茨基的“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不过重复了洗脑作者早年的黑格尔马列主义的“恶推动历史”——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句话怎么理解？》（知乎 2021年）报道：

在黑格尔（Hegel）辩证法

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这句话怎么理解？

（一）

第一个疑问：在原始状态为什么会有“纯粹的善”？难道不是无善无不善吗？

在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看看原文：

“善恶不是原始的天然的观念，是历史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和国家出现前，人们处在一种无法无天的、无善无恶的、天真的、乐园的生活状态。宗教的天堂就是这种乐园的生活状态的人类信仰的产物，但那里只是禽兽的乐园，不是人类能勾留的园囿，因为只有人类才是精神，才是自在自为的。这种自为的存在和自觉，同时就是那个自在的“普遍的和神圣的精神的”分离自觉使任性任意、具有无限自由的自我，离开了意志的、离开了善的纯粹内容，这样我便违背了善，而选择了恶。罪恶只是因为有了知识：知识取消了自然的统一，就是堕落的罪恶的东西。“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恶的；单纯的自然人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

就这个原文而言，黑格尔表达的是如下的意思：

1、首先“善与恶不是天然的观念，是历史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

2、而这个历史，或者说是作为这个精神阶段是什么阶段呢？是“人类社会和国家”出现。

就是说，只有人类是被实现为一种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作为一种“国家”这样一种形式的时候，才会出现“善与恶”的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对立。

3、而就这样一种“善于恶”对立的观念而言，是观念地被表达在“宗教”中，是被表达在那个宗教的神话中——《失乐园》中。

4、就这个宗教的神话而言，它所表达的是人类精神的一种阶段。而这种精神的阶段就是精神意识到自己。而这个精神的意识，是作为一种自觉。而这个自觉的标志就是精神已经意识到自己同“动物”同“禽兽”的区别，而这样的一种区别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规定性。

5、就是说，就精神的进步所达到的那种国家形式或者人类自身的社会形式而言，精神，它意识到自己自身的“真理性”:精神是高于自然的，精神是作为对动物那种自然状态的超越或者否定，而精神的这种意识，就构成精神真正的“自觉”。

6、就精神的这种自觉而言，精神意识到存在一种“普遍的神圣的精神”，这种普遍的神圣的精神，就是“神”，或者说就是上帝。而这样的认识，是以宗教的意识所表达的对“真理”的肯定。

7、这样的一种以“上帝”概念体系所表达出来的真理性，是作为一种“理想性”的——自在自为的自由。

8、精神设定这样的一种自由或者一种“纯粹的善”，只是对人自身的规定。而这样的一种规定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它还没有现实性。这样一来，这个纯粹的善，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自身，是作为人类自身的纯粹自由的规定。因而它是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一种“无限的自由”。

9、但是这种无限的自由，或者这种纯粹的善，它是不“完善的”——没有现实性的，所以，作为精神自己，它要把自己现实出来，或者实现出来，而这样的一种实现，就是取得精神自己的“实在”——而精神的这种实在，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而这种有限的自由是以“国家”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

10、所以，就精神的这种现实化过程而言，它是作为一种不完善的“善”，是对“善”的一种“有限物”，所以，它是作为一种“恶”。而这种恶，它之所以是恶，只是因为它还不是那种“纯粹的恶”，是作为一种具有欠缺的“善”。

11、也就是说，人类走向“恶”只是因为人类摆脱了那种纯粹的“自在”，那种纯粹的抽象的善，那种无限性的善，而这样的一种“恶”，是作为人类自身对“自身知识”的践行。而这样的一种践行就表现在具体的国家形式中。

12、所以，就“善与恶”这样的一种对立而言，善是作为人类对自身“自由”的一种设定，而恶是作为人类通向善的一种具体的道路或形式。

就以上的讨论而言，我们就可以回到题主的问题了：在原始状态为什么会有“纯粹的善”？难道不是无善无不善吗？

就这个问题而言，就这个原始状态的“纯粹的善”是作为神话意义上的那种人与上帝的和谐的那种设定。而就这种设定而言，它是作为人与上帝，人与真理的合一的设定。而不是指作为“无法无天的、无善无恶的、天真的、乐园的生活状态”。因为就后者而言，人类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人是作为纯粹的禽兽。而就禽兽而言，是不存在那个善与恶的观念的。

第二个疑问：怎样理解“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

我们先看原文：

“善恶正是自觉和认识从感官性里分别出来的，和感官性相反对的，发展它自己的思想的活动而被发现的。但真正讲来，善恶要靠以社会和国家为基地对知识和意志无穷的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这种训练和教化的过程就是善恶发展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争取至善自由的历史。社会和国家限制了纯属兽性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或者限制了放纵和热情考虑的意图，这种限制是解放的必要条件，是真正的合理的和依照概念的自由的意识所由实现的手段，社会和国家正式自由所实现的情况，”

就这个原文而言，黑格尔表达的是如下的意思：

1、黑格尔认为，就善与恶的分别或者认识而言，它是作为精神的一种自觉，而这个精神的自觉，它是超越“感官性”的。

2、但是，善与恶作为精神的，它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而是作为具有实在性或内容规定的善与恶。而作为具有内容的善与恶，它是以“社会和国家为基地对知识和意志无穷的训练”。

3、就黑格尔看来，这个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教化形式，是实现人类自由的一种必备条件。就是说，就这种教化而言，是通过国家的形式来展开对人类“善”的规定性，而这个善的规定性，它又是通过对“恶”的克服和完善而进行的。

4、而“恶”它之所以是“恶”，就是因为它不是“善”，而是对善的一种欠缺，但善的内容和规定性就是通过对这种“不完善的恶”的克服和否定才获得的。

就以上的讨论而言，我们就可以回到题主的问题了：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

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的或者历史的前进就表现为这种“否定”，这种对“恶”的否定。而通过这样的一种恶的否定进而一步步达到自己的“善”。

就是说，恶，它是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形式，一种本身包含“善”但又不是完全的善的东西，而这样的一种“恶”本身，它就是“善”的过去，在这种恶的自身中，同时又包含了“善”的未来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善是作为人类自由自身的话，作为一种具体的自由的话，它就是这样历史第达到——一步步对“恶”的克服，一步步走向“善”，而就这个走向而言，是精神自己的自觉，是精神自己走向自己——自由（作为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

（二）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时,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的这段精辟论述经常被人们引用,但引用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有人怀疑恩格斯只是在转述黑格尔的观点,有人则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恶动力说”,即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依此来为现实中的道德堕落寻求解释和辩护。那么,恩格斯本人是否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所有的恶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文依据文本并结合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对这段话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对客观的回答。

一、谁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命题?

人们一般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表明,黑格尔持“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恩格斯十分赞赏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恩格斯本人也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人则对此提出质疑,这段话中明明写着“在黑格尔那里”,因此这段话只能理解为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概括性转述,而决非恩格斯本人的观点。恩格斯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看到了恶的历史作用,比费尔巴哈单纯鼓吹善的作用更为全面和深刻,并非申明自己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究竟谁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黑格尔还是恩格斯?

黑格尔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吗?让我们看一下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这句话确实是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转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表述是:“在冲动的评价方面,其辩证法表现如下: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又说人性本恶。在这个观点上,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任性。……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句话中,黑格尔只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认为善是肯定的方面(正),恶是否定的方面(反),从辩证法“正一反合”的发展角度来说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为伟大高明。虽然黑格尔在认为人的情欲和冲动激发了人的热情,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黑格尔并没有认为它们是恶的,而认为“现在谈起的这种情欲和冲动等等,它们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由此可见,黑格尔并没有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的那段论述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黑格尔“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伟大”这个观点作了发挥,进一步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伟大思想。恩格斯加上“在黑格尔那里”这几个字,只是指出了这一命题的思想的来源。

那么,“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是否就意味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呢?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的内涵进行分析。

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内涵

恩格斯指出这一命题有两重意思,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恩格斯所说的第一重意思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的伦理道德思想,因此,我们首先从伦理道德层面来分析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道德也在不断变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这样,某些被旧的道德观念当作善的神圣的东西,在新的道德观念看来就不再神圣甚至成了恶的东西;而被新的道德所大力提倡崇奉的东西,在旧的道德观念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恶。由于道德观念的变化,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对某些神圣事物的亵渎和对旧有秩序的叛逆。超出伦理范围,更深一层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恩格斯在这句话中所说的“恶”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环节。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每一种现存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它的否定因素,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开矛盾。当一事物由于已没有存在的根据和条件而失去其现实性时,虽然它暂时还存在着,但已经是失去了存在根据和合理性的存在了。因此,具有合理性的否定方面就会通过斗争代替已过时的肯定方面而变为现实,从而实现新旧事物的更替。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要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来实现。这种否定就意味着对已经没有存在根据但仍然存在着的旧事物的“亵渎”,因而往往被现存的保守的社会势力看作“叛逆”,予以反对和压制,在实践上甚至形成新旧势力较量的暴力冲突,甚至爆发革命。这种否定的力量,当然被旧秩序的维护者看作“恶”,看作大逆不道。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的第二重意思是:“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如果说第一重意思中讲的恶是相对的恶,即在某一时代某些人看来是恶的东西,在另一时代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善的,那么,第二重意思讲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绝对的恶,从古至今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恶的东西－－贪欲、权势欲等人的恶劣情欲。而自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以来,恰恰是人们对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的欲望推动着人们从事各种活动。因此,恩格斯颇为愤慨地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里我们要注意,作为推动人们行动的动力的恶劣情欲虽然是恶的,但由于人们采用的手段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同样是追求个人的财富,如果采用对他人有利的(至少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手段,那么造成的结果就可能是善的，只有采用损害别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其结果才会是恶的。而且恩格斯认为出于卑鄙的动机又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所造成的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这里的恶明显是道德的恶,从目的和动机上说是出于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和卑劣的名利欲,从手段来看采用了卑鄙的偷盗、强制、欺诈和背信,这些无论目的还是手段都是恶的行为导致了氏族社会的崩溃,其后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推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无疑也是恶的,但这种恶却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无法理解历史,也不利于面对现实改造世界。“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螽,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注意!恩格斯在这层意思中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肯定恶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把人的恶劣情欲看作历史发展的杠杆只是强调了情欲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杠杆只是动力起作用的一种工具,它本身并不是动力,同样恶只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它本身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

三、恩格斯主张“恶动力说”吗?

恶动力说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只强调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否认了恶在历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它容易使人误以为所有的恶都能推动历史发展,而忽视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为现实作恶的人提供理论上的辩护。那么恩格斯主张这种恶动力说吗?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提出的命题并不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恶,而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的物质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构成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行动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因此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善与恶的矛盾只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不同利益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形式。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伦理领域可以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排斥它也可以以善的形式表现出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既不意味着所有的恶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也不排斥具体的道德上的善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恶能否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来的形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还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邪恶手段在氏族社会崩溃时期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转变,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只能恶化社会治安环境,破坏社会信用体制,客观上只会破坏社会生产,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阻力。“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也并不排斥善对历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恩格斯虽然严厉批评了费尔巴哈片面强调爱和幸福的作用而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善的历史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善推动社会进步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历代劳动人民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养成了勤劳勇敢、诚实守信等美德和追求自由、平等的高尚精神,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杰出人物的优良品德也在历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他们的优良品质是那个时代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美德的荟萃,对当时社会的风尚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由此来看,恩格斯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并没有主张“恶动力说”;恶在历史发展中即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这并不矛盾;而说恶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历史发展的阻力,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恩格斯在论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这些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和遗责,因此,任何人不能打着恩格斯的旗号用恶动力说来为现代社会中的欺诈、背信、贪污、受贿等恶的行为作辩护。

（三）

我们知道，西欧基督教思想之中，善恶是对立，善是归属于上帝之城，是上帝的本性。而恶，是世俗的本性，两者是被机械对立起来的。

而德意志哲学不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从歌德、费希特到黑格尔，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人类的精神是一种能动的精神。

在他们看来，在人类思维觉醒之前，确实出现过一个无善无恶的自然状态，但是精神绝不会满足于这种自然状态，他一定是要创造，否定自身，从而产生精神的分裂。

那么，人本身是无善无恶的，但是人是有罪的。这里的罪根植于人的有限性之中，而人又是潜在的无限本质，所以人类精神必然要超越这种有限性，抵达那个无限性的本质。

但是由于你是有限的，所以你的任何行为都不是圆满的，都是片面，这就是你一定会作恶。黑格尔说自我就是善与恶的实际体现……，正如恶不是别的，只是精神的特殊自然存在之深入自身，与此相反，善便是进入现实生活，并且表现为一个特定存在着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善与恶与人的创造性是辩证统一的。

这种辩证统一，统一在人类精神的否定性和创造性过程。人类的精神一旦否定自身，他就一定出现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就会使人从原始自然状态分离开来，这就是与自然发生了对立，这就是恶。

但是善是什么呢？善也是来自于人类的创造能力，即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人类的创造性就是善。所以善就是恶，恶就是善。

我们固然可以奢望一个自然状态的无善无恶的状态，但是一旦人类历史开始了，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有限的，人创造历史总是片面的，这就是恶。但是正因为这个恶的推动，背后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是这个创造力导致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层次上，善与恶统一在人的创造性之上。于是可以说，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所以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不是说”恶“是动力，而是恶所代表的那个人类创造力才是动力。

（四）

黑格尔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意义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是相反的。后者是在人性没有得到证明之前，就先天预设了人性善的性质，既没有经验证实，也没有科学数据支持，它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道德哲学而虚构的一种逻辑断定。

恶与善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其“兄”就是“恶”，先于“善”而生。在恶没有出现之前，没有善这回事。我们常说自然经济下的农村村民…“淡泊名利，相互礼让，和睦相处，世风纯朴”，甚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样一种“清平”社会…。但这些都不是善，而是一种“不得而为之”的生存方式。这样的社会形态没有时间，只能长期停滞在凝固的同质性共同体中…

康德对这类所谓充满“善良”社会的“人”有这样一个形象描述：这是一种和谐、安逸、满足各彼此友爱的“阿伽底亚的牧歌式生活世界，人们如果像他们所畜牧的羊群那样的好脾气，就不会比畜类更高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恶的存在，不但无法达到善良，而是长期停滞在这种类似的“畜类社会”…

人类毕竟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只是后天的文化培育或熏陶才早就了“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这样一种“怪物”。在“觅食、寻偶”等本能的强烈驱动下，唤醒他们的全部能力，驱使他们克服懒惰，通过渴望荣誉，权力和财富去追求地位。这些“恶”表现出的“形式”…就是贪婪欲望，无情的追逐名利，疯狂的占有财富和权力。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些，人类一切优秀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康德又举例说：

树木，只有在茂密森林中，各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能长的高大笔直。如果孤零零的生长在空旷土地上，让它任意生枝，就反而生长的低矮弯曲…。

这就“恶”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性原理。所以，人类的历史必然是从“恶”的开始，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无情的竞争，实现利益最大化。虽然人类这些“恶”的表现形式是贪欲，攫取，互损，但正是从这里起步，通过制度，文化（包括道德，司法，审美）逐步克服这类“恶”的泛滥，逐步走向法治，自由，平等和博爱…

（五）

此话貌似有理，事实好像也是如此，但经不起推敲。

问题就在于如何定义善和恶。套用老子的一句话，善兮恶之所依，恶兮善之所伏。

比如杀人是恶，美国人两颗原子弹杀死几十万鬼子，肯定推动了历史，是大恶还是大善？

黑格尔的意思其实是他的存在即合理的另一种表现，恶是存在，也是合理的。真的合理吗？

恩格斯的说出人性恶比论人性善更伟大，赤裸裸地主张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性恶论，更伟大吗？

站在帝国和资本家的立场，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贪婪剥削合理伟大，是理性还是胡扯呢？

我个人认为两位大师都违背了理性，陷入了道德判断，却冷酷无情，泯灭了是非善恶。

两个小孩看电影，分善和恶，分好人坏人，争论是谁推动历史剧情发展。

在大人看来，善和恶，好人坏人，显然都不可或缺。战争与和平共同推动历史。

冷静的说战争之恶伟大，迷糊的觉得善恶难辨，清醒的认为性恶性善难说谁的主张更伟大。

要分善恶，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立场道德观。

历史唯物主义论历史规律，不论伦理道德，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不论善恶。

（六）

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属于法哲学，不属于实践哲学。

例如，懒就是恶，正因为懒，自然就会找窍门，找省劲，这必然会促进科技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诸葛亮的木马流牛就是如此。就一个懒来说，动力很小，但依然是动力。同理，小时候特别调皮叛逆的孩子，在大人眼里就是恶，然而他们却是未来的潜力股。

但是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就不能提倡鼓励人人学懒，老师也不能表扬调皮捣蛋。因此，马克思作为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专门为此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只言片语，谨供参考，不做辩论。

（七）

善是利人利物之道，善的概念形式一定存在其对立面形式的恶，没有恶的概念形式也就没有善的概念形式。概念形式存在是以其对立面存在而相辅相成的。善恶的对立统一合题就是无形无极的绝对精神实体了，是形而上的存在。

人的思维知性意识是以概念形式进行的，而概念形式并不是真理本身，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本质内容才是真理本身。概念内容就是其绝对精神内涵，所以概念形式都在不断否定自己而回归绝对精神。可以说人的形式知性意识就是善恶两极的同时出现，也可以说是恶的由来。形而下的形式知性意识与形而上的感性灵魂真理意识对抗斗争，不断否定知性形式才能通往善，也就是在自在自为的绝对精神那里才能走向善和选择善。因为人的天赋本性精神是向善和择善的。

唯物认知论完全是形而下看待一切，早就把黑格尔哲学改造的面目全非，唯物认知论不明白对立统一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

先秦儒家经典从来没有说过人性可以至善，而是人性是向善和择善的。孔子说过，善人是看不见的，有天道信仰（恒念）就可以了。儒家的中庸就是超越形式知性两极看世界，让知性回归形而上的天赋本性精神真理，这才是中庸之道。以物质形式表象看世界本身就是极端的，物质形式表象就是极端的两极存在，阴阳和合的道是无极无形的，是决定物质形式两极存在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可以帮我们知道——“布罗茨基‘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黑格尔马列主义的‘恶推动历史’”。

”《朱其：艺术如何表达一百年来的国家和个人？》（搜狐 2017-10-21）报道：

从国家主义视角看，中国从鸦片战争走至今天，确实是“伟光正”的，虽然中间发生了太多的问题。

中国一百多年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革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从国家分裂和民族危亡中拯救回来；这个目标到1949年基本实现，虽然没能保住民国的完整版图；

2、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即一切私财充公、剥夺基本自由和通过农村的剪刀差来强行奠基工业化，这导致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崩溃，因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主义只有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才可实现，而不可能在未完成资本积累前提前实施集体主义制度；

3、黑格尔式的进步主义，即以恶推动历史，通过龌龊的暴发户和邪恶的贪官推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92年以后补上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这一课。现在似乎要重新公私合营，可以实行新共产主义。

应该说，从鸦片战争以来150年，这个国家快速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物质繁荣，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说，为了成全一个国家的繁荣，这个繁荣和统一的过程太过于残忍、不公平甚至邪恶，它是几代人的财富、青春乃至生命牺牲堆出来的，多少人的财富被剥夺、多少人的青春、尊严遭践踏，多少人的生命被无情的牺牲。

关于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历程，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1、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过去使用的手段，有没有可能更少牺牲的政策和制度，以牺牲亿万个人为代价的国家繁荣，以后如何善待个人？

2、艺术如何表达中国这个走向统一和繁荣但又极其残忍的过程？显然，艺术不应该站在国家的立场，艺术要以人性的记录为中性，以真实为立场，表达中国走向繁荣的现代性过程的一切，包括它好的一面，以及它的残忍、邪恶乃至龌龊。

艺术不能站在国家宣传的正面表达的方式，国家的成功只是艺术作品表达的背景，艺术要表达亿万具体的个人在这一轮回过程中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以及苦中求乐，艺术要表达的是人的真实轮回以及人性的美好和龌龊并存的真实，这是一个基本铁律。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亦可以是超现实主义或Video影像的。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远远没有准备好通过艺术表达这个国家史诗性的恶的重生过程所需要的历史视野和思想准备，要么停留在低层次的发泄和冷嘲热讽，要么逃避在形式主义审美。历史已经完成了大体的过程，一切就看艺术如何站在历史高度，去俯瞰苦难的现代性的民族历程。

谢选骏指出：我对位于共产党中国的搜狐网站至今还能保存这样的网页，感到惊讶，于是赶紧复制下来。而是多年来，我见证了许多文章被消失在“404”里面。《谢选骏全集》里面保存了不少这样的文章，我做不到“举逸民”，但我努力“举逸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