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游吟诗人出自十字军

网文《游吟诗人》（troubadour）报道：

游吟诗人，兴盛于11世纪至13世纪末，也叫游唱歌手，游唱诗人。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衍生的音乐表现促成了游吟诗人的形成与发展。

游吟诗人创作的歌曲的音乐特点是乐节完整，段落分明，节奏清楚，调式终止明显。音乐的节奏以诗的韵律为基础。诗的韵律，例如抑扬格的配置，则构成了歌曲的曲式。

游吟诗人也叫游唱歌手，游唱诗人。游吟诗人的出现有特定的时代与历史文化背景。究其根源是为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衍生的音乐表现促成其音乐的形成与发展的。他们皆不是流浪汉，尤其在早期，皆是上层人物、王侯、贵族。游吟诗人写出作品后，自己并不演唱，而是让那些漫游的音乐家、艺人替他们演唱，以传播他们的音乐作品。

形成与发展

兴盛于11～13世纪末的游吟诗人，首先出现在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以及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方。他们的艺术最初还受到了相邻的西班牙文化的影响。这种游吟诗人叫做“特罗巴多”（Troubadour），大多来自贵族、骑士阶层或封建王侯，当然也包括一些有才能的下层人士。这些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用普罗旺斯语（奥克语）这种统一的书面语写作歌词。这些西方最早的用地方语言而不是拉丁语写成的抒情诗，对欧洲文学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些特罗巴多为自己的诗谱曲，在宫廷中或在经常举办的赛歌会上亲自演唱或雇流浪艺人来唱。他们的歌曲盛行于1130～1210年间。

12世纪中叶，在特罗巴多的影响下，法国北部也形成了一个游吟诗人聚集的中心。这些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威尔”（Trouvere），他们用现代法语的前身（奥依语）写作，在歌曲的形式和内容上几乎是完全模仿南部的特罗巴多，但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些歌曲盛行于1170～1240年间。

在法国南部，最早的一位游吟诗人是博瓦图的伯爵威廉九世(1087-1127)。而最著名的一位是贝尔特朗(约1180-1195年行唱，死于约1215年)，此外著名的游吟诗人还有：玛尔卡布吕、贝尔那、兰博、发第等。南方游唱诗人的歌曲至今尚存246首，诗词的2600首。

北部游唱诗人的作品尚存至今的较多，曲调约1400首，诗词约4000首。著名的有狮心王理查(1199年卒)、布隆岱尔、奎斯尼(1150-1226)、白弄得(1150-1200)、亚当等。而其中亚当是北部最著名的游吟诗人，他曾作有歌唱戏剧”罗宾与马丽翁”，被后人视为歌剧的先驱。法国南部与北部的游唱歌曲保存于手抄本歌集内(Chanson niers)，歌曲的记谱法多使用格里高利圣歌的记谱法。歌曲曲调的节奏是视诗词的节奏而定的，曲调的进行较自由和主观。当时的诗歌大都配有旋律，但是乐谱却不像诗歌那样总是被记录下来。因此大部分旋律遗失了。那些被记下谱来的歌曲被收在《尚松曲集》（Chansonniers）中，由于广泛的口头传唱而存在许多略有不同的抄本，记谱的方式则与教会圣咏所用的相同。

歌曲题材

南部与北部的游吟诗人的歌曲在题材上是近似的，中心题材是爱情，最重要的新主题是“宫廷之恋”。这是指中世纪西欧的贵族恋人之间的一种行为规范，按照这种习俗，游吟诗人（通常是贵族或骑士）对一位理想中的女人（经常是更高阶层的已婚妇女）产生了爱情，成为“夫人陛下”的一个“陪臣”，像接受封地或勋章那样接受她的宠爱。他必须用英雄的业绩来证实他的忠诚并始终为这种爱情保密。然而，这却终究是一种难以得到的爱情。在贵族之间经常有商业联姻的中世纪，这种“宫廷之恋”的形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且，人们还常用歌颂圣母的歌曲所采用的风格和手法来创作和演唱这种歌颂人间之爱的世俗歌曲。

分类

除了“宫廷之恋”，游吟诗人的歌曲还涉及相当丰富的题材，包括社会、政治、道德、文学，战争、宗教和大自然等诸多方面，歌曲的主要形式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康索（Canso）

即爱情诗歌，由于贵族王公追求“骑士风范”，故此题材居多。

晨歌（Alba）也是一种情歌，主要表现幽会的情人在清晨不得不分手时的感情。

田园歌（Pastourelle)

主要表示骑士与牧羊女之间的爱情，有些甚至发展成一种有角色的小音乐剧。

辩论歌（Tenso）

两个或更多的游吟诗人就爱情、政治、宗教、文学等广泛的题目进行讨论的一种对话式的歌曲。

讽刺歌（Sirventese）

是对社会问题和政治时事进行讽刺的歌曲。

悲歌（Planh）

是与游吟诗人的保护人或其他重要人物的丧葬有关的哀悼歌曲。

记功歌（Chanson de Geste）

是叙述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功绩的史诗，也是最早的世俗歌曲体裁之一。

音乐特点

游吟诗人创作的歌曲的音乐特点是乐节完整，段落分明，节奏清楚，调式终止明显。音乐的节奏以诗的韵律为基础。诗的韵律，例如抑扬格的配置，则构成了歌曲的曲式。法国游唱歌手最常用的乐器是“维沃尔”(Viole)，这种弦乐器是提琴的祖先，有时也用“竖琴”(Rotta)用作伴奏。

游吟诗人歌曲的大部分旋律都是音节式的，音乐在一个八度以内。其中，特罗巴多的旋律一般比较自由，节奏也比较复杂，而特罗威尔的旋律则比较方整而简洁，节奏也比较清晰。二者的旋律都可以在演唱中适当地即兴加花，所用的调式以多利亚和混合里底亚这两种最多。演唱时游吟诗人有时在自然音调式的导音上升高半音，使音乐产生类似现代的大调式或小调式的效果。在曲式上，大都采用比较有规律的分节歌形式，即多段诗节用同一段旋律演唱，当然，这也与歌词的韵律有关。开头连续押韵的两句词往往使用同一旋律。从而形成AAB曲式（也成Bar form，有人译作巴歌体），这是欧洲民歌中常见的一种曲式。在特罗威尔的歌曲中，副歌也常被采用，演唱副歌时可能要求有舞蹈或合唱相伴。

示例

《我看到云雀高飞》是南部游吟诗人伯尔纳·德·旺塔多恩（Bernart de Ventadorn，约1130～1190）的作品。他曾在法国埃利诺女公爵的宫廷里服务，并与之相爱。他为她写了很多歌曲，但后来女公爵随英王远嫁英国，伯尔纳痛苦地入了修道院并死在那里。这是一首分节歌，当时流行很广，至少有5首其它的诗采用了这个旋律。它倾诉了失恋之苦，生动地表达了热情而悲伤的“宫廷之恋”。它的歌词共有8段，每段有8行，按照AB AB CD CD来押韵，而每行又各有8个音节。与作者的其它歌曲不同，每行采用一个乐句，整个旋律一贯到底，每段都有情绪变化，从最深的哀愁到最大的欢乐。它的调式是多利亚（第一种调式），D-A的五度上行在乐句一开始便确定了歌曲的调性倾向。

谢选骏指出：游吟诗人是十字军东征的产物，这似乎提示我们，艺术起源于军事活动？

《还是塞纳河畔自由的灵魂：法国游吟诗人》报道：

「法国游吟诗人的歌曲是中世纪方言歌曲的重要成就体现。」

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促成了游吟诗人的诗歌和音乐的产生。它最先出现在法国南部地区，约于12世纪末开始发展，中心转向北方。

游吟诗人在法国南部被称为特罗巴多（Troubadour），在北部则被称为特罗威尔（Trouvere）。两词同义，意味“发明者”或“创造者”。

游吟诗人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宫廷贵族和骑士阶层，他们的音乐很多依赖口传，也有用乐谱记写，记谱方式多受教会音乐影响。

游吟诗人歌曲反映出教会和世俗旋律风格的影响，大多是单声的，常加上乐器伴奏，即兴地弹唱。从音乐风格方面，南北有所差别，一般来讲：

南方歌曲分句不明确，旋律细腻精美，节奏处理较为复杂自由；北方歌曲受到南方游吟诗人歌曲的影响，但比南方歌曲朴实和直率，与民间歌曲接近，旋律轮廓比较分明和规整。此外北方歌曲喜爱加上叠歌，即反复歌唱时加上固定的歌唱部分。

中世纪游吟诗人的代表作品有，贝纳特《我看见云雀扑打着翅膀》等。

游吟诗人歌曲以爱情题材为主，其中一种所谓 “宫廷之恋”的题材非常流行。

这种题材往往是某一游吟诗人对自己仰慕或爱恋的已婚贵妇的感情吐露。在中世纪宫廷习俗中，这种感情表达被认为具有规范骑士典雅品性的作用。

“宫廷之恋”的感情表达受宗教文学追求幻境表现手法的影响，常把宗教般的纯真和圣洁感情（如对圣母玛利亚的爱慕）与凡俗的人间男女之爱混在一起，诗人在苦恋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异性偶像过程中实现自身典雅品性的完善。

除了短小的方言歌曲外，还有比较长大的叙事体方言歌曲，这主要是北方游吟诗人的歌曲特征。

北方诗人继续了北方地区英雄史诗的传统，擅长传奇故事的长篇叙事诗，但受南方抒情诗歌的影响，北方叙事诗也融进了抒情的爱情题材。

北方游吟诗人歌曲的重要体裁有传奇（romance）、叙事歌曲（chanson dhistoire）和莱歌（lai）。

其中“传奇”是长篇叙事诗，类似英雄业绩歌，但把威猛骑士的征战与他们传奇般的爱情经历结合在一起；

“叙事歌曲”讲述的是一段故事，通常情况总是讲述一个妇人坐在纺车旁，或靠着窗台思恋他的爱人；“莱歌”通常用来表达对圣母玛利亚之爱，但经常融进了作者对世俗爱情的向往。

莱歌这一体裁在音乐上具有的较重要意义，它明显受教会音乐的影响，与继叙咏有很相似的结构特征，歌词常为二重短句(两节歌词配相同旋律)，有时出现三重、四重短句。

谢选骏指出：看来，仅有军事行动并不足以刺激艺术的兴起，还需要有文明的滋养。所以中国的历代文学，也都是出现于新朝奠定之后，而不是此前的战乱之中。

谢选骏：司马南和杨振宁一丘之貉——顶着一只破鞋过大街

《司马南：王震、杨振宁怒斥<河殇>》（2017-02-26 红歌会网）报道：

杨振宁在物理学界的贡献颇让中国人引以为豪，以至于那些从方方面面找出理由来试图否定杨振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杨振宁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昨天我转发了杨振宁在1971年中国大陆访问之后，作为一位世界级声望的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的一篇演讲及其回答记者的提问，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兴趣，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原来对那个年代的观察，一个物理学家用数字和事实说话，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那样的影响，原来四十多年过去之后，这篇演讲还让一些人如芒在背，原来“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后面有这么多生动的活教材，原来有人痛恨杨振宁，还有如此深层的复杂的政治的心理的原因。

那么，王震和杨振宁他们有什么交集呢！

下边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将军晚年的时候面对中国意识形态的乱象，愤然作出抗争的一个侧面，在一部以否定中华民族文化（谢选骏指出：其实是延安文化）为宗的电视片《河殇》，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反复播放（谢选骏指出：其实只播过一次），包括笔者在内，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深受其影响，在一片狂热的叫好声中，并非文化人出身的老将军，以其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他在党的大会上，面对台上的那位总书记，公开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文中披露，对于《河殇》这部片子的政治倾向，文化倾向，王震老将军的看法竟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的看法竟然不谋而合，杨振宁李政道等许多海外学者也对这部片子提出了批评。

了解这些事实，再回头看1971年杨振宁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回到美国讲演的那些观点、文字、叙事，甚至那些现场的小幽默，人们会多一层感受，多一层对那时我的国、今天我的国的深沉的爱。

反观三十多年来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否定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文化，否定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伟大进步的逆向种族主义潮流，联想到十八大之前，中国公知结帮成伙自上而下内里应外合，试图颠覆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种种举动，我们不能不佩服王震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敏锐，不能不感佩杨振宁等心系祖国的科学家及海外华人的赤子之心。

谢选骏指出：司马南是个“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家伙，似乎不同于杨振宁的“留美是工作，回国是生活”——但其实这俩活宝在“反对《河殇》的问题上却是一丘之貉。那么，这是否司马南在污蔑杨振宁呢？

《杨振宁谈传统文化及<河殇>》（1988-10-16

第8版《每周文摘》）报

在南开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仪式上，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面对被他称为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就中国传统文化及正在引起争议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杨振宁说，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多方面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西方人非常羡慕的，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份，对此是要讨论的。从这点上讲起来，我个人觉得《河殇》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激发大家去研究，激发大家去反思。可是这个电视片里讨论了一些象征性的问题，大家知道，所有象征性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出来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文化；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的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掉的话，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大错的。

（9月10日《天津日报》）

谢选骏指出：杨振宁是个物理学家，对于传统文化可说是个外行，“杨振宁怒斥《河殇》”，就像“王震这个丘八怒斥《河殇》”，都是属于“捞过界”了。“物理学家谈文化”，就像是“鞋匠修帽子”，隔行如隔山。

物理学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就像人没有鞋子就没法走路。

文化重要不重要？不太重要。因为人不戴帽子也可以照常生活，尤其是在夏天。

但是，正常的人宁可不戴帽子，也不会去戴一个鞋匠做出来的帽子。否则就会触霉头了——等于顶着一只破鞋过大街……就像现在的杨振宁一样。

谢选骏：先发制普京的核威胁

《普京再打核威胁牌，针对美国和西方有何意图？》（DAVID E. SANGER 2024年3月1日）报道：

普京总统在过去两年中曾三次威胁要动用俄罗斯的核武库：一次是在两年前对乌克兰开战之初，一次是在他节节败退之时，第三次是在本周四，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削弱乌克兰的防御力量和美国的决心。

每一次都是为了同一个基本目的。普京知道，以拜登总统为首的对手最害怕冲突升级。即使是核打击的恫吓，也是在提醒普京的众多对手，把他逼得太紧会有风险。

普京在周四发表了类似国情咨文演讲的讲话，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明显新的内容。他不仅表示要加倍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还明确表示，他无意与美国重新谈判最后一项仍在生效的主要军控条约——该条约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到期——除非新协议能决定乌克兰的命运，而且这命运主要由俄罗斯掌握。

有人称之为核棋，也有人称之为核讹诈。普京坚持必须同时决定核控制和乌克兰作为国家是否继续存在，这其中隐含的威胁是，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将乐于看到目前对已部署战略武器的所有限制失效。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部署核武器了。

普京说他无意再次进行曾导致苏联破产的军备竞赛，但言下之意是，已经处于持续对抗状态的美国和俄罗斯可能回到冷战时期最严酷的竞争。

“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国家，”他说，其中的国家指的是美国，“它的统治集团正在对我们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所以怎么办？”

“他们是真的要和我们讨论战略稳定问题吗？”他还说，“与此同时，他们却试图在战场上给俄罗斯造成他们自己所说的‘战略失败’？”此处的“战略稳定”讨论指的就是核武器控制协议。

通过这些言论，普京强调了乌克兰战争特有的、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普京的高级将领和策略师曾一再提及，如果他们的常规力量在战场上被证明不足以取胜，或者如果他们需要吓阻西方的干预，那么使用核武器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这一战略符合俄罗斯的军事原则。在乌克兰战争初期，拜登政府和北约的欧洲盟国显然对这一战略有所忌惮，它们在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坦克和战斗机时犹豫不决，担心这会引发核反击或导致俄罗斯越过乌克兰边境打击北约领土。

2022年10月俄罗斯第二次引发的核武恐慌不只是体现在普京的声明里，连美国情报报告都提到，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军事基地使用战场核武器。经过屏气敛息的几周后，危机缓和了。

在那之后的一年半里，拜登及其盟友开始渐渐相信，这一切只是普京的虚张声势，他不想挑战北约及其武装力量。然而只要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提起他的核力量，还是会引发一阵恐慌，担心要是逼急了，他也许真的会想证明自己有使用核武的意愿，也许是在某个偏远地点使用，以便吓退他的对手。

“在这样的环境下，普京也许会再一次进行核威胁，完全无视这种升级的风险是愚蠢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普京刚上台时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威廉·J·伯恩斯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然而由此产生不必要的畏惧也同样愚蠢。”

普京在讲话中称俄罗斯是受害者，不是侵犯者。“是他们自己在选择对我们的领土进行打击，”他说。“是他们在谈论向乌克兰派遣北约军队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提出的。北约盟友们大都在谈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但他说，“击败俄罗斯是欧洲安全与稳定必不可少的一步。”但美国、德国及其它一些国家立刻否认了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有分析人士说，马克龙此举曝露了盟友之间的分歧，可谓正中普京下怀。）

然而普京可能感觉到，现在正是检验西方焦虑程度的好时候。前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一个北约国如果不能在联盟集体防务中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俄罗斯可以“想怎么整它就怎么整”，他不会做出回应，这番话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国会到目前为止也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俄罗斯领导人的举动可能还出于一种猜测，即美国担心乌克兰正在走向失败，会向基辅政府提供射程更远的导弹，或没收冻结在西方银行多时的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将其交予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以购买更多武器。

无论诱因为何，普京的态度很明确：在乌克兰战场取胜对他而言是关乎存亡的斗争，是他恢复彼得大帝治下俄罗斯帝国荣光的宏大计划的核心。一旦成为存亡之战而不是主动求战，讨论核武器的使用就没那么困难了。

他赌的是美国走向另一个方向，成为一个更孤立的国家，没那么愿意去抵制俄罗斯的威胁，当然也没兴趣像1962年的小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苏联垂死之时的罗纳德·里根总统那样，直面俄罗斯的核威胁。

目前的共和党领导层在第一年——也就是这场战争迄今一半的时间里积极支持向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如今却听从特朗普的呼吁，要切断援助，这可能是两年来普京听到的最好消息。

“每次俄罗斯人开始施展核威胁，都表明他们认识到，他们仍然不具备自己曾以为拥有的那种常规军力，”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能源部长的厄内斯特·J·莫尼兹在周四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是致力于减少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威胁的核威胁倡议组织的总干事。

“但这就意味着，他们正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核姿态，”他说。而“这会增加风险”。

谢选骏指出：看来主权国家的领袖们，竟无一人是男人！否则就会先发制普京的核威胁——核平俄罗斯！

谢选骏：毛泽东的虎妈吃了毛泽东的腊肉

《吃人肉、炼人油——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荷塘月色）报道：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 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自称人民的儿子，人民的虎妈吃人，就是毛泽东的虎妈甚至虎奶奶吃人，怪不得被受害者叫做“老逼养的毛泽东”。鲁迅这个狂人，也为毛泽东的虎妈虎爹虎奶奶背书，他她们好像真吃人而且吃真人，其实吃的死尸，就像吃了毛泽东的腊肉一样。

谢选骏：殖民主义寿终正寝

《预言“西方衰落”的文化评论家雅克·巴尔赞逝世》（EDWARD ROTHSTEIN 2012年11月1日）报道：

著名历史学家、随笔作家、文化批评家与教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1907-2012)周四晚（10月25日）于圣安东尼奥自己的居所逝世，享年104岁。他参与确立了文化史研究的现代准则，并预言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落。

巴尔赞的生前好友、编辑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宣布了他的死讯。

巴尔赞先生是个充满好奇心，创造力异常丰富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既包括柏辽兹（法国音乐家——编注）也包括棒球。一个世纪之前，他在巴黎郊外的住所里接受童年启蒙，他的家后来成了前卫艺术沙龙。

巴尔赞先生与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莱昂内尔·斯里林(Lionel Trilling)等人都是20世纪中期涉猎最广的学者，他们都试图将欧洲文化与哲学的成就与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品位与需求调和起来。

几十年来，巴尔赞写过数十本书，年岁的增长丝毫未损于他的智力。92岁高龄之际（他声称自己的高产有部分是得益于长期失眠），他出版了自己一生最富野心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这本877页的书探讨了西方文化500年来的全貌，声称西方文明正在进入衰落期。

巴尔赞先生既涉足学术领域也涉足公众领域，虽然身为学者，但他曾骄傲地说过，自己站在人民一边。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课堂上，他都大力捍卫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音乐与西方文学经典。他帮助哥伦比亚大学设计了影响深远的“伟大的书”课程，此外他在该大学里担任教务长、学院院长和教授长达半个世纪，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作为教育家，巴尔赞先生是美国大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1968年，他声称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充满五花八门的课题，已经成了杂乱无章的“大市场” 。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大众化的作家，相信艺术与学术不应同广义上的美国文化割裂开来。他说，为普通读者写作，是“学者的责任”。

因此他为《生活》(Life)杂志担任历史顾问，也为Harper’s杂志担任评论员，他的文章既发表在《生活》《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刊登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1951年，他和斯里林先生以及W·H·奥登(W. H. Auden)一起创立了“读者订阅图书俱乐部”(Readers’ Subscription Book Club)，旨在普及严肃的文学和学术作品。

他的兴趣也扩展到了推理小说，1961年，他在选集《侦破的快乐》(The Delights of Detection)探讨了这个话题。棒球是他的另一个爱好，他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去思考这项美国的著名运动。在1953年的随笔《论棒球》(On Baseball)中，他写道：

“1951年秋，我们都经历了激情的涤荡，道奇队(Dodgers)的命运令人哀叹，联赛冠军的锦旗在最后一分钟离它而去，令我们联想起古希腊悲剧。”

和许多同行不一样，巴尔赞教授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部分是因为他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超然于纷争之上；部分也是由于他面对世界时采取一种超脱的礼貌，对知识分子生活有一种讥讽的怀疑主义态度。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彼此的作品，”他在1959年的《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里写道。

巴尔赞先生虽然与政治议题保持着距离，但在20世纪60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事件之后，他却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名声。后来他声称“西方人民”“已经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别处未见的观点和制度”。

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说，西方文明妒忌那些已经被自己放弃的东西，同时屈从于反叛的诱惑，从而为自己播下了毁灭的种子。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与缺陷在某些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反抗的自由有可能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从而导致文明的衰落。他目睹这一幕正在发生。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声誉毋庸置疑。他曾经获得“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r)骑士称号，这是法国的最高荣誉，由波拿巴·拿破仑创立；他还曾获得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由乔治·W·布什总统颁发。许多诗人与学者都是他的朋友，进入21世纪之后，他与朋友们一直保持着既争辩又和谐的关系。他的授权传记《雅克·巴尔赞：心灵画像》(Jacques Barzun: Portrait of a Mind)由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撰写，于2011年出版。

1996年，他出人意料地从纽约迁居圣安东尼，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之时。

“在欧洲与美国东部一直被人类以及人类的建造物所包围，来到广大的空间真令人兴奋不已，”1982年，他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到自己一再拜访得克萨斯州 ，“四周地平线呈现广阔辽远的圆形，没有山脉的遮挡。”

雅克·巴尔赞1907年11月30日出生于巴黎郊区的克雷台尔(Créteil)，父亲名叫昂利·马丁·巴尔赞(Henri Martin Barzun)，母亲名叫安妮-罗斯·巴尔赞(Anne-Rose Barzun)。父亲是外交家兼作家，对艺术充满兴趣。巴尔赞的家成了前卫艺术沙龙，巴尔赞先生曾说它是“现代主义的温床”与“冲动分子的招待会”。作家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和画家阿尔伯特·格莱兹(Albert Gleizes)都是沙龙的常客，格莱兹为巴尔赞先生之母所绘的肖像仍挂在巴尔赞先生家里。

“我9岁时，”2000年巴尔赞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说，“我觉得除了管道工和杂货店的送货员之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艺术家。”

巴尔赞先生在德萨伊中学(Lycée Janson de Sailly)就读，结果9岁的他却变成在学校里教书了——“一战”于1914年爆发后，许多教师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学生们就得负责给年纪小的学生们上课。

巴尔赞先生的许多朋友与熟人们都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他觉得战争是一种“动荡的体验”。1917年，他父亲作为外交官出使美国。11岁的他“体验到深深的沮丧”，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他甚至考虑过自杀。

1920年，法国的大学系统受到战争严重破坏，而年轻的雅克也仍处于绝望状态，家人决定送他去美国旅行，由他的母亲陪伴。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读了《格列佛漫游记》(Gulliver’s Travels)。他说，他对美国的最初想法就是：那里和《格列佛漫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差不多奇怪。

“我看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的书，”他说，“我觉得到了美国能看到印第安人在平原上纵马驰骋。”

结果他却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读到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包括F·J·E·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dge)、约翰·杜威(John Dewey)、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与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他当上了校报的戏剧评论家，为校园话剧《朱莱卡，或受辱的苏丹》(Zuleika, or the Sultan Insulted)写歌词，并协助创立了提供家教服务的“幽灵公司”(Ghosts Inc.)。

1927年他毕业时是典礼上进行告别致辞的荣誉学生，当年夏天便开始在哥伦比亚初次教授当代文明课程，此后一直留在哥大，直到1975年退休。1928年，他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论文中抨击了对“法国人”的流行观念。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连该大学的学士服都是由他重新设计的。

1931年，他与卢克丽霞·穆埃勒(Lucretia Mueller)结婚，二人于1936年离异，同年他与玛丽安娜·洛威尔(Mariana Lowell)结婚，她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远亲，也是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的侄女，于1979年逝世。1980年他又与玛格丽特·达文波特(Marguerite Davenport)结婚，她是詹姆斯敦殖民地一位创立者的后裔，亦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如今尚在人世。第二次婚姻为他带来三个孩子：詹姆斯、罗杰与伊莎贝拉·巴尔赞，他们如今也尚在人间，为他带来10个孙子孙女与8个曾孙子女。

接触到发展文化史研究后，巴尔赞先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这门学科涉及文化、艺术与在公众视野中呈现的对重大史实的观点。在哥伦比亚大学，巴尔赞先生曾助史学家卡尔顿·J·H·海斯(Carlton J. H. Hayes)编写教科书《现代欧洲政治与文化史》，他说，自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启动”了。

他早期著作的主题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世界（1933年他成了美国公民）。他1937年的著作《种族：对现代迷信的研究》(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是在他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39年，“二战”前夕，他写了《人类自由》(Of Human Freedom)，抨击专制主义，追溯民主的智力起源。

这些主题反映出他对19世纪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与自由理想的捍卫，反对那些他认为是僵化、宿命论与贵族气的学术与政治传统。这一思想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

巴尔赞先生后来渐渐把自由主义同欧洲浪漫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华兹华斯与歌德等诗人以及柏辽兹和贝多芬等作曲家身上。他1950年的两卷本专著《柏辽兹与浪漫主义世纪》(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被誉为恢复了柏辽兹作为伟大作曲家地位的著作。巴尔赞先生后来写道，浪漫主义“不仅意味着危险、奋斗与激情，也意味着创造、多样化与个人天赋”。在1956年的《时代》杂志上，巴尔赞先生称美国是“最卓越的浪漫主义之乡”，从而把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可能性与他最热爱的知识分子传统联系在一起。

为了捍卫浪漫主义的生机，巴尔赞先生抨击任何“系统化”或“绝对”的事物，特别是“科学至上论”，他认为这是现代化对浪漫主义不公正的报复。在他1941年的一本富于创意的著作《达尔文、马克思与瓦格纳：批判的遗产》(Darwin, Marx, Wagner: Critique of a Heritage)中，他提出20世纪的思想主要受到这三个人的影响，最后结论说这三种影响是有害的。他写道，达尔文、马克思与瓦格纳每人都创立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令人类与各种变量都从属于支配性的体系。巴尔赞先生把这些体系同科学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把它的力量横加到信仰、社会与艺术领域。

这个观点成为他著作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巴尔赞先生甚至认为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一种毒害作用。然而他也认为现代科学是“人类心智所取得的最重大也是最意外的成就之一”，他一再抨击任何“机械科学至上论”的迹象，认为这种科学至上论有极大的危害。

1964年，他在著作《科学：辉煌的娱乐》(Science: 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之中讽刺地称赞科学是一种“无孔不入的能量”。

他写道：“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与信仰的源泉，和历史上任何一种类似的源泉一样狂热。”

这种对科学的观点以及他试图把达尔文和瓦格纳与所谓的机械主义特质联系起来的尝试，成了他的研究中最薄弱也是最过时的环节。但巴尔赞先生在美国教育系统中为浪漫自由主义争取一席之地的努力才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他相信大学的使命应该与职业训练和政治宣传完全无关。他写道，大学不应当是“公用事业”，而应当是“心灵之城”，应当完全致力于延续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传统。

这一思想贯穿在他编纂的古典文学与哲学课本中，这一课程仍是哥伦比亚大学所有新生的必修课。他和斯里林一起开设了哥伦比亚大学最有名的课程“1975年后的欧洲知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课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巴尔赞-斯里林研讨会”。

在《美国的大学：它的运行与未来》(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1968)等著作中，巴尔赞先生提出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今的学术与知识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欧洲精英艺术传统与美国民主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应当是怎样才理想？

他对很多问题的立场都引发了争议。他对柏辽兹的捍卫引发的争论尤其激烈，以至于1950年奥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称巴尔赞先生“有时候更像一个疯狂乐迷，对于他来说柏辽兹是唯一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作曲家，任何对柏辽兹最轻微的批评都像亵渎神明”。

1945年，《纽约客》在评论他的著作《美国的教师》(Teacher in America)时说，“任何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都应当读巴尔赞先生的书，就算只是为了能跟他吵架也值得。”

但他也有大批拥趸。1959年，丹尼尔·J·布尔斯汀(Daniel J. Boorsti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巴尔赞先生的《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是“多年来针对美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批评”。

在那本书里，巴尔赞先生认为平等主义在政治领域内值得赞美，但却不应当存在于大学之中。他反对在教育中实行“慈善政策”，他说这种做法 “如果实施在涉及心智的领域，就成了一种关于自由和平等机会的教条主义”。

60年代，他在《美国的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写道：“人们错误地期待大学能够‘为家庭提供艺术、在建筑与社会道德方面满足各种不同品味、治愈癌症、重修法典，既提供职业培训，也能培育出一种充满文化的生活。”

他还反对把学术政治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政策。比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游行时，抗议者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建筑，抓了一位学院院长做人质，他们不仅抗议越战，也抗议大学在捍卫国家体制乃至学校周边曼哈顿商业精英阶层方面所起的作用。巴尔赞先生在批评这些抗议的时候，指责校方没有尽到教育学生的责任。至于这些抗议者们，他写道，则是做下了“学生专制”的恶行。

巴尔赞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当上了“查尔斯·斯克里博纳的儿子们”(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顾问。巴尔赞先生对西方文明研究的热忱一直持续到晚年。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说，2001年，他开始写一本名叫《两面神》(Janus)的书，“内容是以一个30世纪考古学家的角度评价当今文化。”2008年，他对这本书不满意，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在2000年的《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他认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杂交文明”特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之中有机地融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文化。

他追溯西方文化发展长河中各个阶段的崛起与衰落，认为下一次衰落近在咫尺，会导致“对500年来文明的总清算”。他认为，这一次的衰落并不是由科学至上论和绝对主义引起，而是由文明自身的内部危机导致，他相信这种危机是由虚无主义和反叛所带来的。

然而，他也相信在历史的循环发展中，下一次的复兴也终将来到。

他写道：“真正的原创性与创造力，这些清新的浪潮只会在阴影之中突然袭上海岸，届时人们将会重新发现西方。”

翻译：董楠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悼文和哀悼的对象，都是殖民主义者，都在说着欧洲人殖民美洲的故事——他认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杂交文明”特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之中有机地融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文化。

《写书使人长寿：《从黎明到衰落》（2017-06-14 江晓原）报道：  

一个有志于学问的年轻人，三十来岁时就发愿要写一本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但被一位长者劝阻了，长者认为这样的任务是年轻人无法胜任的，他建议这位年轻人80岁之后再来做这件事。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那位长者的建议（如果真有此事的话）未免有点不负责任了：因为那一幕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或者假装更专业一点，是“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有80岁吗？2009年世界各国的平均寿命最高才84岁，这年美国的这一数值才78岁，七十多年前肯定更短得多。所以在统计学意义上，那位长者的建议几乎就等同于“你这辈子就别干这事儿啦”。

这位年轻人当时接受了长者的劝告，这不算奇怪；他后来活得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这也还不算奇怪；但在他85岁那年，他居然开始动笔写年轻时想写的那部书了！这就有点奇怪了；到他93岁那年，这部中译本有90余万字的著作居然完成，作者亲见了它的出版，这就更奇怪了；而当人们知道作者在本书出版后又老神仙般活了11年，在104岁的高寿才驾鹤西游，那就完全变成传奇了。

写书的年轻人（或老神仙）是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这部书是《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2000）。只是那位给了不负责任的劝告却意外催生传奇的长者，未知其名。

上面关于这部书及其作者的故事，对于此书的营销当然非常有利，但一部被视为深具大师风范的杰作，仅靠一个缘起故事，没有书中内容的精彩来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部文化史著作确实会给人留下诸如博学多才、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等等的印象，让读者感受到一派大师风范。这当然只有长期积累，读书不倦，“淫于坟典”方能臻斯境界，现在那些整天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看流言八卦黄黑段子的芸芸众生，几辈子也别想。

让我们找一个例子来看看。

巴尔赞此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学院’”，其中有一节“乌托邦主义者”。谈论乌托邦，巴尔赞当然首先谈到了那个时代的三部著名乌托邦著作：莫尔的《乌托邦》（Utopia，1516）、康帕内拉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和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介绍了这三位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关注重点，以及这三部乌托邦作品中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文化风貌等等。这基本上属于“规定动作”，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接下来巴尔赞谈到了拉伯雷的《巨人传》，谈到了蒙田的随笔集，甚至还谈到了伊拉斯谟和莎士比亚，这就显示出巴尔赞的渊博来了——因为后面这几个人通常不会出现在乌托邦的思想或作品谱系里，例如在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中就没有他们的位置。

巴尔赞将这四人纳入“乌托邦主义者”，并非穿凿附会。例如，他引用了蒙田随笔中《论食人族》的段落：“我想告诉柏拉图，……他所想象的共和国离这个完美的境界差得有多远！”——可惜他把下面一句话省略掉了。我吃饱了撑的，将手头蒙田随笔集的两种中译本找出来对比了一下，潘丽珍等人的译本中，这句被巴尔赞省略掉的话译作：“这才是‘上帝刚刚造出的人’啊！”马振骋的译本径作“诸神创造的新人”，似不如潘译明白晓畅，但胜在用括弧注出了这是古罗马作家塞涅卡的话。

让我们回到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上来。读这部书的过程中，巴尔赞的行文风格和论说口气，不时让我想起一部已获公认的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布鲁姆在书中对西方文学史上的26位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串讲和评论，我十几年前在书评中曾归纳布鲁姆此书行文风格为三个字：高、深、大——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这个说法在今天的流行俗语中恐怕就是“高大上”了吧）。巴尔赞此书采取了类似的风格和做法，是对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人物、著作或事件进行串讲和评论，由于厚积薄发，高、深、大这三个字也可以当之无愧。

平心而论，巴尔赞这部大获好评、看来会跻身经典的著作，也有软肋。例如，本书副标题中的“1500年至今”就不太名副其实。事实上，直到本书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即将结束之处，他还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代——那是他本人的少年时代。从全书可以明显看出，在他论述的这西方文化500年中，他对前面的年代下的功夫更深，而对于最后的50年，他的积累就不足了——也可能是他的写作精力不足了。

当然，在全书结尾处，巴尔赞也“顾全大局”地讨论了一番互联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带来的新局面。例如他认为：“互联网把错误的想法和信息与其它数据一样不加区别地传播，而最好的知识仍然是通过图书馆的书籍传播的。”他的这个信念一定会在今天被一些技术崇拜者嗤之以鼻。而巴尔赞在正文旁不时穿插一些原著片段或相关的名人评论，以增加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趣味，并顺便显示自己的博学，这明显是模仿了网页上的超链接。

有些书即使流行一时，但你不读它不会有遗憾；《从黎明到衰落》这样的些书虽然小众而且“无用”，但你读了它不会有遗憾。

载2014年4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谢选骏指出：显然，“那位给了不负责任的劝告却意外催生传奇的长者”，就是雅克·巴尔赞自己——不过常人却没有能力看透这一点，还把雅克·巴尔赞所絮叨的种种，当做了“真实的历史”。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回顾与反思，是法国殖民者所哀悼的“西方衰落”——其实就是“殖民主义寿终正寝”。

书商们的广告词写道——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史学大师将500年的西方文化编织成一部优美流畅、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论著；两卷在手，纵览五百年西方文化的宏伟画卷！

民主政治、个人自由、女权运动、性解放、工业化社会、原子弹、数字时代……西方文明带来的美德与罪恶，几乎已经完全渗透全球每个人的生活，你可知道这一切从何开始？让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带你回到过去，细说西方文明如何在五百年中渐渐开花结果，带来我们如今所见的世界；又如何盛极而衰，面临再生的瓶颈……

巴尔赞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末500年间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他以四场“真正的革命”为标志来对这五百年进行划分：宗教革命、君主制革命、自由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以此为主轴，详述这些变革在思想与物质层面所带来的冲击，这些冲击又如何交互作用塑造出今日我们所见的世界。

在他流畅的文笔之下，五百年的历史故事也能像《红楼梦》一样，出场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剧情”高潮迭起，无处不精彩！不论是名列史传却面目模糊的名士，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巴尔赞都能还他们有血有肉的真面目；书中有爆炸性的大事件，也有乍看琐碎却寓意深远的琐事，经过大师提纲挈领，五百年来多不胜数的种种事件人物，逐渐融合成一幅属于西方文明的立体图像。

阅读这本书，注定是一段非比寻常的西方文化之旅。

作者简介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美国“国宝级历史学家”；

◎50年来罕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思想家；

◎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2003年，获小布什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

◎2010年，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

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生于法国，1920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

巴尔赞在众多领域堪称权威，一生著作等身，出版有30余部著作，涉猎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历史学、哲学、科学、文学、音乐、艺术；他曾两度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批评家金奖；也因博学多才以及那种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禀赋，被赞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

巴尔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 ，是西方公认的“最值得珍惜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他对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的诸多思考，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2012年，巴尔赞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104岁。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他留给后人的无尽精神遗产。

谢选骏指出：巴尔赞的去世，象征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一个月以后，《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开始写作。

谢选骏：相亲大会就像是性交易赶集

《县城相亲沙龙：男生自我介绍完，女生离场一大半》（南方周末 2024-02-25）报道：

这是我返乡观察县城青年相亲市场的第二年，与第一年相比，今年因场地不宜搭建舞台，相亲大会规模锐减，变为小而美的情感沙龙。去年名为“万人相亲大会”，虽实际上台相看男女寥寥，但对相亲感兴趣前来围观的人真有上万。（详见《县城相亲大会，现场提问很实际：房子、车子、彩礼丨记者过年》）

这一次，没有围观群众。沙龙形式为几十位男女青年坐在一起，对两性关系中常见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男女青年在表达各自观点的同时，也默默相看与自己三观相合的人，但前提是物质等硬性条件达标。

大年初二下午，我旁观了这场情感沙龙，又与沙龙负责人美玲聊了聊这座皖北县城的相亲市场。总体感觉，今年的相亲市场仍是“残酷”得让人不敢直视。

用两性问题筛选三观

原定下午两点开始的情感沙龙，推迟了近半个小时，主要因为多数男生爽约或迟到，最终只来了10人左右，是报名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场的男生们围坐在房间一角，仿佛有点紧张，有些人佯装低头看手机，却偷偷抬眼打量到场的女生。女生则更坦荡自若，也更守时，二三十名女生分散坐下，沙龙正式开始。

首先是自我介绍环节，从为数不多的男生开始。这些30岁左右的男生一一介绍自己从事的工作，具体为土木工程、工地消防、灭四害服务、市场营销、装修、音响灯光行业等。一位本科毕业、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未婚男生本颇具优势，但43岁的年龄让他那天几乎没有胜算。

自我介绍的话筒轮转到女生手里时，让我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场内一大半女生借口临时有事，匆匆离场。经邻桌的大姐提示，我才后知后觉明白，原来是现场没有她们看得上的人，不值得待下去。看着现场剩下的4名女生，我倒吸一口冷气，也为那些男生感到一丝丝尴尬。

美玲对这种现象则见怪不怪，她认为大家之所以选择相亲，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既然现场没有能看得上的，那就不浪费自己时间。她坦言，当天到场的男生条件确实一般，而到场的女生条件则是中等偏上，其中最先离场的几位女生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是老师。

在县城，这种错位是常态。美玲介绍，女生条件一般的，很容易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反而条件太好的不好找。女生自己比较优秀，自然而然就想找个和自己匹配的，比如长相不能太差了，身高、学历不能太低，还要独生子、家庭条件好的，这些条件卡下来，就会发现没有几个符合要求。因为能符合你要求的，同样也能符合别人的要求，大家都想找这样的，那优质男就不一定能看上你了，他可能看上比你更优秀的人。所以说，相亲市场上“劣质男”和“优质女”剩下来的会多一点，但是他们双方看不上对方。

在这场开局走掉大半的情感沙龙上，美玲按照原计划推进流程，组织剩下的十几个男男女女对30个两性相处问题进行讨论。

有些问题可以筛选出与自己三观接近的人。如：分手了赠送的贵重礼物该不该归还？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该不该向恋人坦白恋爱史？买房后你愿意和公公婆婆住一起吗？结婚该找一个爱我的还是我爱的？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老婆的弟弟借钱买房，你会借吗？

有些问题颇为尖锐，但在场青年却统一了答案。如遇到危险伴侣逃跑，绝不原谅。女生都不愿做全职太太，男生也都不愿做全职丈夫。对于伴侣要找恋爱经验多的还是少的，男生统一给出了恋爱经验少的答案。女生一致认为分手后前任联系方式都应删除，男生对此纷纷表示认同，在场女生互相交换眼神，露出不信的表情。

在我看来，这场沙龙除了起到筛选三观相符的人外，还是一场颇具教育意味的情感婚姻课堂，里面包含了尊重、独立、善良、信任等美好品格。这也是美玲举办这场情感沙龙的初衷，她希望可以引导年轻人有正确的婚恋观，让更多人在婚姻中长久地幸福生活。

离异人士成相亲“新生代”

美玲认为，现在很多人不结婚，不是因为他们恐婚、不想结婚，而是怕结婚对象会让自己陷入不幸的婚姻。随着年龄越大，看得越清晰透彻，就更不容易结婚。在这座皖北县城，无论男女，超过30岁就属于大龄。

在相亲市场，男生挑女生，30岁是分水岭。美玲坦言，提到年龄其实就是在考虑她的生育能力，很多人一听30多岁就不愿意了，因为不一定能要二胎。很多男生在娶老婆这件事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娶回家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

年龄之外，男生也看重女生的长相，干净舒服的“国泰民安”脸更受欢迎，化浓妆、整容脸则不受待见。女生的经济条件、是否有房有车、身高等，男生多数并不在意。而女生相看男生时，这些则被放在首要考虑条件中。

美玲认为，经济条件就是指你的赚钱能力，即你挣的钱要超过大众的平均水平，还要超过女生平均水平。在这座县城，男生赚钱每月低于8000元，很少人看得上，因为现在女生也挺会挣钱。另一个硬性条件是身高，男生身高1.7米以下非常难找，除非其他条件非常好，1.75米以上的男生比较好找。

在县城相亲市场，还有一群“新生代”——离异人士。美玲称，据她观察，县城离异人士趋向年轻化，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岁就离婚的女生，还有办仪式一两个月、结婚证都没来得及领就离的。她认为，冒冒失失地结婚，冒冒失失地离婚，从未婚一下变成了离异，很儿戏。

但美玲对离婚本身并没有偏见。以前的人离婚，多半是因为男方赌博、一方出轨或者婆媳矛盾，但现在的人离婚更多是因为三观、性格等方面不合。在美玲看来，离婚只代表选错了一段婚姻，选错了一个人，并不代表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相反，他们愿意摈弃这段婚姻，重新开启人生，是很勇敢的。而现在的人之所以敢离婚，主要是因为女生独立，自己能养活自己。

美玲告诉我，在相亲市场，离异的女生反而很挑剔。她解释，很多离过婚的男生认为，自己第二次婚姻就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但离婚的女生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刚从火坑里爬出来，为什么要跳进另外一个火坑？

那场情感沙龙活动中，留下的四个女生里有一位是四十多岁的离异女性。她告诉美玲，她想找一个踏实肯干、不天马行空的人。那天，她带了两个闺蜜到现场帮她相看，在沙龙快结束时，我问其中一位闺蜜有无相中的，她瘪瘪嘴，摇头示意没有。

情感沙龙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打扑克。共有三个女生、五个男生留下，凑了两桌牌，一桌斗地主，一桌打对花。一时间，八人仿佛都松弛了下来，脸上挂着笑，打牌间隙仍不忘此行目的，穿插着向外释放个人加分项。

网民嚎叫：

weed123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7:25:49

Pool 太小了

小毛er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7:13:34

中国的这种婚姻必须是男强女弱的模式让很多优秀女性的基因没法传承下去的。孩子们在智商方面是主要继承母亲的。就是说聪明的母亲更可能有聪明的孩子。优秀女性结婚难长期来说对这个种族的基因的优化是不利的。

liu12345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6:49:18

楼下很偏激，你的结论就很难正确。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觉不自觉地计划生育怎么没有此问题？没有计划生育的印度为何同样有此问题？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6:44:59

待价而沽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6:14:57

计划生育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口结构，造成中青年男性数量远远多于中青年女性，今后50年也难以恢复。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59:11

感觉这是另一个世界，那是遥远的80年代的复刻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55:31

相亲当然就是去找外在条件，解决了这些关键问题，将来的次要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相反的，那些先恋爱后考虑现实问题的人将来建立家庭也很不稳定，因为柴米油盐和世界观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价值。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43:55

从照片看，明显就说私人办的相亲沙龙。看热闹的多，参加的也不认真。自然就变成这样的情况。

Maori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5:04:00

縣城男收入低於8000沒人看上，嗚嗚。大陸滿地黃金。

已经4段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4:56:21

很多人不明白, 男人结婚的动力是为了持续, 稳定的性生活, 相应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 90%的个人财富。在现代社会, 很多人通过网络完成虚拟性生活, 结婚的欲望已经非常低了, 自己生活, 物质方面大幅提高, 钱都用不完。娶了女人, 再多的钱也不够, 养孩子则更贵。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4:08:00

结什么婚啊，买个热水袋跟痒痒挠不就得了

pennsylv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2:59:00

还是传统的媒婆搭桥最靠谱。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02-26 00:34:25

活该嫁不出去。

Amita 发表评论于 2024-02-25 23:42:26

县城相亲，文中提到那些职业确实不行，必须体制内才有吸引力。

谢选骏指出：相亲大会很像性交易赶集——男男女女就像奴隶一样互相展示拍卖。那么奴隶主是谁？就是突然发情催婚催生的共产党狗官——他她们曾用四十年时间，杀掉了三四亿中国胎儿，就像杀掉了亿万实验室动物！

谢选骏：大变局就是大便菊

《百年之大变局真的要来了》（2024-02-27 施化）报道： 

“百年之大变局”是习帝的口头禅。原意是，自二十大赢得个人独断，世界到了他的手里将会大变，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比如，“东升西降”，中俄联手统治世界，中国顺利朝鲜化实现习主体思想和世袭制，脱离国际轨道经济自力更生，等等。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2024年，变局却真的快要来了：不过恰恰翻了一个个儿，所谓的大变局，含义跟他想要的相反。

首先，“东升”已经升到了顶，随着中国经济整体止步不前，习的政治布局被打乱。二十届三中全会无法预期召开，传闻已被整死的秦刚仅仅受了党内警告，频频发出的中南海政令不得要领不知所云。种种迹象表明，习的“新时代”业已停滞，进入了“垃圾时间”等待死亡。

而“西降”在我看来却是“西升”。不过，在说明含义之前，先要交流一下我对“东西”的认识。还有，为什么说曾经看到的“西降”现在很快要回升。

我眼中的东方西方，基本上还不是地理概念。尽管也与地域有关，不过源头上还是认识论的差异。西方从古代开始，就一直代表着个体的独立精神。从古希腊的众神人性化，到古罗马的公民意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西方各国个人独立和自由。而东方从没有过个体。直到今天，东方只存在整体，群体，全体。任何一种精神，如果不被一致认可，都不允许存在，都必须封杀。有人说，这就是专制独裁啊！没错。专制独裁只是事情的结果，而哲学的源头却在整体那里。如果不寻找和发现源头，摧毁再多的专制独裁也没有用。消灭一个还要再生一个，新的更好听更高级。

我的这个区分受奥地利学派的启示。以哈耶克为最高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其说是经济学派，不如说是哲学学派。在最近的旅行期间，我阅读了主要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作，不得不承认这些学者和论者的尖锐和透彻，口服心服。这个学派的主要作家有，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以及十九世纪以后的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直到上世纪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的发现揭示了人类世界存在的真实，也找到了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只不过由于他们的对手太强大，打压得太厉害，以至于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和不相信他们的学说。其中包括那个著名的凯恩斯。不过，到了2024年的今日，那个强大的对手已经走到尽头，很快要被分崩离析的严峻现实证伪。这里所说的对手，在东方指专制主义，在西方，则是白左。双方的主要分歧，仍是我前面提到的，是承认个体还是只承认整体。

承认个体的观念，在很多人眼里，是世俗，庸俗的。既没有崇高的追求也没有高尚的道德。但以求实而非理想的眼光看过去，就会发现，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只不过是尽可能地创造满足生存的条件，以便继续活下去，别无他求。

不对吧？许多与我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朋友会质疑，难道自古以来，那么多伟人导师的宏图大略都是虚妄的吗？的确如此。世界之所以变坏，只因为许多人太想把它变好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就是这样。大量不满现状的青年才俊，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改变现状的革命洪流中去，结果只成就了一小部分最有手段的枭雄和他们的后代。

不改变现状，难道继续让它坏下去吗？这又涉及到另一个终极的哲学思辨。这个思辨认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和人之间只存在两种关系：交易关系和掠取关系。前一种关系的结果，会形成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和睦相处；后一种关系的结果，当然是矛盾和冲突。换一句话，前一种关系解决问题；后一种关系制造问题。关键取决于你要什么。

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就是掠取。所以那些老牌帝国主义都衰落了，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大英帝国。即便就美国而言，它在对外关系中，交易的部分一定成功，掠取的部分一定失败。

社会主义制度里显然没有什么交易关系，更多的是掠取。因为它不可能保护私有产权，必定要掠取个人的财产拿去重新分配。所以社会主义注定失败，并问题丛生。

哈耶克是这样来分析为什么只有交易可行，而分配不可行的。因为人的需求太复杂多样，变化无穷，你根本不知道另一个人眼下最需要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得以满足。更别说十几亿大众了。只有一种制度可以做到这个，即自由贸易下的资本主义。当然资本主义左派也不行，因为他们在意的也还是收缴和随意分配。

为什么只有交易才能满足需求而分配不能呢？人性所决定。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每个人对同样商品的价值判断都不同。这无法预算，无法规划，也无法分配。只有在大量纷繁复杂的独立个体的货币交易中，才能实现短暂平衡。长期交易下去，或可获得长期平衡。这才是人类所能追求到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什么人人平等，大同世界。

2024年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世界巨变已经来临。即大量主流人群由认同东方整体向转向认同西方个体的观念。这最早出现在阿根廷大选，最后也许是大选后的美国。台湾大选完成，业已站到同一边。以色列会在战争中获胜，无疑同他们一起。而代表东方的两大最强势力，中国和俄罗斯，都会遭遇历史前所未有的衰败。

历史逻辑是这样的，凡强盛起来的国家，影响力当然也强，他们的观念会引领世界潮流。而衰败的国家也不会崩溃，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但一旦落伍，就只得跟在人家后面慢慢爬。等什么时候观念变了，也会变强的。只不过不再引领别人了，那是别人在引领你。

谢选骏：我看上文的意思是，“大变局”搞七搞八，“变便”成了，或是“便变”成了“大便菊”。不过上文的理论却是错的，以为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些鸟人，“他们的发现揭示了人类世界存在的真实，也找到了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简直把这些大变局捧上了天。但却不知道，这些大便菊都是被天上的神学赶到地下的人学里来的——他们个个反对别人的“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怎么自己就发现了“人类世界存在的真实”？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或是自封为神？或是被群众崇拜了？难怪群众找不到了解决人类困境的出路。实际上，崇拜上面这些大变局和崇拜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变局，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该死的偶像崇拜。

《中共两会前已鸡飞狗跳 高干待遇清单曝光》（时事金扫描 2024-02-29）报道：

中共的“两会”，也就是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将在3月4日和5日登场。北京人都知道，虽然号称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只要一开这两个会议，人民就开始遭殃。从2月23日开始，所有进北京的车辆都必须办理进京证。据透露，你要想办进京证，所有以前的违章记录必须消掉才能办，换句话说，借着开两会，先割一茬韭菜，妥妥地又一笔大收入。

不要以为你办下了进京证就一劳永逸了，你只要是在北京超过1个星期，还得再续办进京证。

你说开车进北京太麻烦了，我坐火车进总不需要办证了吧？别着急，从2月28号到3月12号，所有进京列车都要进行两次安检，要求乘车人员提前一小时到场，在坐火车前要接受两次安全检查。难怪有人感叹：进京比进阎王殿都难。

中共两会期间，不但进北京难，你如果没有北京户口，那些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外地人，也面临着被中共清理出去的命运。目前，北京主城区内正在检查清理大约六十万外来人口，力度有多大呢？

在中共最高层排名第五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当年在北京当市委书记驱赶所谓低端人口时说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蔡奇说：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

不仅仅是北京，只要一开中共的两会，全国从上到下警察、国安等部门都会搞得鸡飞狗跳，暴力维稳成了重中之重。也许是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们”平时干的坏事太多、寝食难安，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厨师的菜刀和剪刀都要上锁。

中共两会前已鸡飞狗跳 高干待遇清单曝光

很多人都有个疑问，一直号称是“人民公仆”的中共高官和“人民代表”们，怎么怕人民怕得都有点歇斯底里的呢？最近透露出的一份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离退休中央领导的待遇清单，让很多人恍然大悟。

一份早年中共中组部的离退休中央领导待遇清单，暴露出其中最高级别的正国级的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注意，这些只是已经退下来的中共高干的早些年的待遇，而正在位的高乾花的钱就可想而知了。难怪看了之后，有人感慨：如果没有这些人，中国老百姓马上就有钱全民医保了。

不要以为，只是这些高官有特殊待遇，只要是在中共这个官僚系统里，哪怕是一个警察也能贪到海量财富。

最近，有一名女子实名举报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妹夫是中国海南省的一个警官，涉嫌公职贪污受贿并囤积大量房产。

举报中揭露：海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二级高级警长肖楚扬，拥有巨额不明财产，其中列举了8处房产，而且还曝光肖楚扬让揭发人的母亲帮助存赃款76万元。

曾听说有藏富于民的国家，而中国现在已完全异化为“藏富于官”的社会，有人调侃：如今的中共官员，如果不贪污个七八位数，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的。

曾经做过山西省委秘书长的聂春玉说过一句大实话，他说：我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我肯定讨好上级，想方设法让上级满意。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级就是人民。老百姓没给我权力，我凭什么为他们服务。

谢选骏指出：废垃的命运为何苦？因为相信了人民主。他们哪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天花乱坠，落到地上就成为了天花疫情。崇拜好听的大变局，坐实了难受的大便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