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西方衰落”的文化评论家雅克·巴尔赞逝世》（EDWARD ROTHSTEIN 2012年11月1日）报道：
著名历史学家、随笔作家、文化批评家与教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1907-2012)周四晚（10月25日）于圣安东尼奥自己的居所逝世，享年104岁。他参与确立了文化史研究的现代准则，并预言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落。
巴尔赞的生前好友、编辑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宣布了他的死讯。
巴尔赞先生是个充满好奇心，创造力异常丰富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既包括柏辽兹（法国音乐家——编注）也包括棒球。一个世纪之前，他在巴黎郊外的住所里接受童年启蒙，他的家后来成了前卫艺术沙龙。
巴尔赞先生与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莱昂内尔·斯里林(Lionel Trilling)等人都是20世纪中期涉猎最广的学者，他们都试图将欧洲文化与哲学的成就与美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品位与需求调和起来。
几十年来，巴尔赞写过数十本书，年岁的增长丝毫未损于他的智力。92岁高龄之际（他声称自己的高产有部分是得益于长期失眠），他出版了自己一生最富野心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这本877页的书探讨了西方文化500年来的全貌，声称西方文明正在进入衰落期。
巴尔赞先生既涉足学术领域也涉足公众领域，虽然身为学者，但他曾骄傲地说过，自己站在人民一边。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课堂上，他都大力捍卫浪漫主义文学、19世纪音乐与西方文学经典。他帮助哥伦比亚大学设计了影响深远的“伟大的书”课程，此外他在该大学里担任教务长、学院院长和教授长达半个世纪，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
作为教育家，巴尔赞先生是美国大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1968年，他声称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充满五花八门的课题，已经成了杂乱无章的“大市场” 。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大众化的作家，相信艺术与学术不应同广义上的美国文化割裂开来。他说，为普通读者写作，是“学者的责任”。
因此他为《生活》(Life)杂志担任历史顾问，也为Harper’s杂志担任评论员，他的文章既发表在《生活》《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也刊登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1951年，他和斯里林先生以及W·H·奥登(W. H. Auden)一起创立了“读者订阅图书俱乐部”(Readers’ Subscription Book Club)，旨在普及严肃的文学和学术作品。
他的兴趣也扩展到了推理小说，1961年，他在选集《侦破的快乐》(The Delights of Detection)探讨了这个话题。棒球是他的另一个爱好，他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去思考这项美国的著名运动。在1953年的随笔《论棒球》(On Baseball)中，他写道：
“1951年秋，我们都经历了激情的涤荡，道奇队(Dodgers)的命运令人哀叹，联赛冠军的锦旗在最后一分钟离它而去，令我们联想起古希腊悲剧。”
和许多同行不一样，巴尔赞教授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部分是因为他是大学的管理者，必须超然于纷争之上；部分也是由于他面对世界时采取一种超脱的礼貌，对知识分子生活有一种讥讽的怀疑主义态度。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来自于彼此的作品，”他在1959年的《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里写道。
巴尔赞先生虽然与政治议题保持着距离，但在20世纪60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事件之后，他却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名声。后来他声称“西方人民”“已经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别处未见的观点和制度”。
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说，西方文明妒忌那些已经被自己放弃的东西，同时屈从于反叛的诱惑，从而为自己播下了毁灭的种子。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与缺陷在某些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反抗的自由有可能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从而导致文明的衰落。他目睹这一幕正在发生。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声誉毋庸置疑。他曾经获得“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r)骑士称号，这是法国的最高荣誉，由波拿巴·拿破仑创立；他还曾获得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由乔治·W·布什总统颁发。许多诗人与学者都是他的朋友，进入21世纪之后，他与朋友们一直保持着既争辩又和谐的关系。他的授权传记《雅克·巴尔赞：心灵画像》(Jacques Barzun: Portrait of a Mind)由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撰写，于2011年出版。
1996年，他出人意料地从纽约迁居圣安东尼，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之时。
“在欧洲与美国东部一直被人类以及人类的建造物所包围，来到广大的空间真令人兴奋不已，”1982年，他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到自己一再拜访得克萨斯州 ，“四周地平线呈现广阔辽远的圆形，没有山脉的遮挡。”
雅克·巴尔赞1907年11月30日出生于巴黎郊区的克雷台尔(Créteil)，父亲名叫昂利·马丁·巴尔赞(Henri Martin Barzun)，母亲名叫安妮-罗斯·巴尔赞(Anne-Rose Barzun)。父亲是外交家兼作家，对艺术充满兴趣。巴尔赞的家成了前卫艺术沙龙，巴尔赞先生曾说它是“现代主义的温床”与“冲动分子的招待会”。作家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和画家阿尔伯特·格莱兹(Albert Gleizes)都是沙龙的常客，格莱兹为巴尔赞先生之母所绘的肖像仍挂在巴尔赞先生家里。
“我9岁时，”2000年巴尔赞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说，“我觉得除了管道工和杂货店的送货员之外，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艺术家。”
巴尔赞先生在德萨伊中学(Lycée Janson de Sailly)就读，结果9岁的他却变成在学校里教书了——“一战”于1914年爆发后，许多教师被征召入伍，年纪大的学生们就得负责给年纪小的学生们上课。
巴尔赞先生的许多朋友与熟人们都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他觉得战争是一种“动荡的体验”。1917年，他父亲作为外交官出使美国。11岁的他“体验到深深的沮丧”，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他甚至考虑过自杀。
1920年，法国的大学系统受到战争严重破坏，而年轻的雅克也仍处于绝望状态，家人决定送他去美国旅行，由他的母亲陪伴。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读了《格列佛漫游记》(Gulliver’s Travels)。他说，他对美国的最初想法就是：那里和《格列佛漫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差不多奇怪。
“我看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的书，”他说，“我觉得到了美国能看到印第安人在平原上纵马驰骋。”
结果他却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读到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包括F·J·E·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dge)、约翰·杜威(John Dewey)、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与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他当上了校报的戏剧评论家，为校园话剧《朱莱卡，或受辱的苏丹》(Zuleika, or the Sultan Insulted)写歌词，并协助创立了提供家教服务的“幽灵公司”(Ghosts Inc.)。
1927年他毕业时是典礼上进行告别致辞的荣誉学生，当年夏天便开始在哥伦比亚初次教授当代文明课程，此后一直留在哥大，直到1975年退休。1928年，他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论文中抨击了对“法国人”的流行观念。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连该大学的学士服都是由他重新设计的。
1931年，他与卢克丽霞·穆埃勒(Lucretia Mueller)结婚，二人于1936年离异，同年他与玛丽安娜·洛威尔(Mariana Lowell)结婚，她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的远亲，也是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的侄女，于1979年逝世。1980年他又与玛格丽特·达文波特(Marguerite Davenport)结婚，她是詹姆斯敦殖民地一位创立者的后裔，亦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如今尚在人世。第二次婚姻为他带来三个孩子：詹姆斯、罗杰与伊莎贝拉·巴尔赞，他们如今也尚在人间，为他带来10个孙子孙女与8个曾孙子女。
接触到发展文化史研究后，巴尔赞先生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这门学科涉及文化、艺术与在公众视野中呈现的对重大史实的观点。在哥伦比亚大学，巴尔赞先生曾助史学家卡尔顿·J·H·海斯(Carlton J. H. Hayes)编写教科书《现代欧洲政治与文化史》，他说，自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启动”了。
他早期著作的主题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世界（1933年他成了美国公民）。他1937年的著作《种族：对现代迷信的研究》(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是在他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1939年，“二战”前夕，他写了《人类自由》(Of Human Freedom)，抨击专制主义，追溯民主的智力起源。
这些主题反映出他对19世纪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与自由理想的捍卫，反对那些他认为是僵化、宿命论与贵族气的学术与政治传统。这一思想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
巴尔赞先生后来渐渐把自由主义同欧洲浪漫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华兹华斯与歌德等诗人以及柏辽兹和贝多芬等作曲家身上。他1950年的两卷本专著《柏辽兹与浪漫主义世纪》(Berlioz and the Romantic Century)被誉为恢复了柏辽兹作为伟大作曲家地位的著作。巴尔赞先生后来写道，浪漫主义“不仅意味着危险、奋斗与激情，也意味着创造、多样化与个人天赋”。在1956年的《时代》杂志上，巴尔赞先生称美国是“最卓越的浪漫主义之乡”，从而把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可能性与他最热爱的知识分子传统联系在一起。
为了捍卫浪漫主义的生机，巴尔赞先生抨击任何“系统化”或“绝对”的事物，特别是“科学至上论”，他认为这是现代化对浪漫主义不公正的报复。在他1941年的一本富于创意的著作《达尔文、马克思与瓦格纳：批判的遗产》(Darwin, Marx, Wagner: Critique of a Heritage)中，他提出20世纪的思想主要受到这三个人的影响，最后结论说这三种影响是有害的。他写道，达尔文、马克思与瓦格纳每人都创立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令人类与各种变量都从属于支配性的体系。巴尔赞先生把这些体系同科学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认为科学把它的力量横加到信仰、社会与艺术领域。
这个观点成为他著作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巴尔赞先生甚至认为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一种毒害作用。然而他也认为现代科学是“人类心智所取得的最重大也是最意外的成就之一”，他一再抨击任何“机械科学至上论”的迹象，认为这种科学至上论有极大的危害。
1964年，他在著作《科学：辉煌的娱乐》(Science: The Glorious Entertainment)之中讽刺地称赞科学是一种“无孔不入的能量”。
他写道：“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与信仰的源泉，和历史上任何一种类似的源泉一样狂热。”
这种对科学的观点以及他试图把达尔文和瓦格纳与所谓的机械主义特质联系起来的尝试，成了他的研究中最薄弱也是最过时的环节。但巴尔赞先生在美国教育系统中为浪漫自由主义争取一席之地的努力才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他相信大学的使命应该与职业训练和政治宣传完全无关。他写道，大学不应当是“公用事业”，而应当是“心灵之城”，应当完全致力于延续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传统。
这一思想贯穿在他编纂的古典文学与哲学课本中，这一课程仍是哥伦比亚大学所有新生的必修课。他和斯里林一起开设了哥伦比亚大学最有名的课程“1975年后的欧洲知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课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巴尔赞-斯里林研讨会”。
在《美国的大学：它的运行与未来》(The American University: How It Runs, Where It Is Going, 1968)等著作中，巴尔赞先生提出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今的学术与知识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欧洲精英艺术传统与美国民主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应当是怎样才理想？
他对很多问题的立场都引发了争议。他对柏辽兹的捍卫引发的争论尤其激烈，以至于1950年奥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称巴尔赞先生“有时候更像一个疯狂乐迷，对于他来说柏辽兹是唯一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作曲家，任何对柏辽兹最轻微的批评都像亵渎神明”。
1945年，《纽约客》在评论他的著作《美国的教师》(Teacher in America)时说，“任何从事教师职业的人都应当读巴尔赞先生的书，就算只是为了能跟他吵架也值得。”
但他也有大批拥趸。1959年，丹尼尔·J·布尔斯汀(Daniel J. Boorsti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巴尔赞先生的《知识分子之家》(The House of Intellect)是“多年来针对美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批评”。
在那本书里，巴尔赞先生认为平等主义在政治领域内值得赞美，但却不应当存在于大学之中。他反对在教育中实行“慈善政策”，他说这种做法 “如果实施在涉及心智的领域，就成了一种关于自由和平等机会的教条主义”。
60年代，他在《美国的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写道：“人们错误地期待大学能够‘为家庭提供艺术、在建筑与社会道德方面满足各种不同品味、治愈癌症、重修法典，既提供职业培训，也能培育出一种充满文化的生活。”
他还反对把学术政治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政府的政策。比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游行时，抗议者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建筑，抓了一位学院院长做人质，他们不仅抗议越战，也抗议大学在捍卫国家体制乃至学校周边曼哈顿商业精英阶层方面所起的作用。巴尔赞先生在批评这些抗议的时候，指责校方没有尽到教育学生的责任。至于这些抗议者们，他写道，则是做下了“学生专制”的恶行。
巴尔赞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当上了“查尔斯·斯克里博纳的儿子们”(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的顾问。巴尔赞先生对西方文明研究的热忱一直持续到晚年。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穆雷(Michael Murray)说，2001年，他开始写一本名叫《两面神》(Janus)的书，“内容是以一个30世纪考古学家的角度评价当今文化。”2008年，他对这本书不满意，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在2000年的《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他认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杂交文明”特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之中有机地融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文化。
他追溯西方文化发展长河中各个阶段的崛起与衰落，认为下一次衰落近在咫尺，会导致“对500年来文明的总清算”。他认为，这一次的衰落并不是由科学至上论和绝对主义引起，而是由文明自身的内部危机导致，他相信这种危机是由虚无主义和反叛所带来的。
然而，他也相信在历史的循环发展中，下一次的复兴也终将来到。
他写道：“真正的原创性与创造力，这些清新的浪潮只会在阴影之中突然袭上海岸，届时人们将会重新发现西方。”
翻译：董楠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悼文和哀悼的对象，都是殖民主义者，都在说着欧洲人殖民美洲的故事——他认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杂交文明”特质：在它的发展过程之中有机地融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文化。
《写书使人长寿：《从黎明到衰落》（2017-06-14 江晓原）报道：
一个有志于学问的年轻人，三十来岁时就发愿要写一本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但被一位长者劝阻了，长者认为这样的任务是年轻人无法胜任的，他建议这位年轻人80岁之后再来做这件事。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那位长者的建议（如果真有此事的话）未免有点不负责任了：因为那一幕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或者假装更专业一点，是“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有80岁吗？2009年世界各国的平均寿命最高才84岁，这年美国的这一数值才78岁，七十多年前肯定更短得多。所以在统计学意义上，那位长者的建议几乎就等同于“你这辈子就别干这事儿啦”。
这位年轻人当时接受了长者的劝告，这不算奇怪；他后来活得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这也还不算奇怪；但在他85岁那年，他居然开始动笔写年轻时想写的那部书了！这就有点奇怪了；到他93岁那年，这部中译本有90余万字的著作居然完成，作者亲见了它的出版，这就更奇怪了；而当人们知道作者在本书出版后又老神仙般活了11年，在104岁的高寿才驾鹤西游，那就完全变成传奇了。
写书的年轻人（或老神仙）是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这部书是《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2000）。只是那位给了不负责任的劝告却意外催生传奇的长者，未知其名。
上面关于这部书及其作者的故事，对于此书的营销当然非常有利，但一部被视为深具大师风范的杰作，仅靠一个缘起故事，没有书中内容的精彩来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部文化史著作确实会给人留下诸如博学多才、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等等的印象，让读者感受到一派大师风范。这当然只有长期积累，读书不倦，“淫于坟典”方能臻斯境界，现在那些整天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看流言八卦黄黑段子的芸芸众生，几辈子也别想。
让我们找一个例子来看看。
巴尔赞此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学院’”，其中有一节“乌托邦主义者”。谈论乌托邦，巴尔赞当然首先谈到了那个时代的三部著名乌托邦著作：莫尔的《乌托邦》（Utopia，1516）、康帕内拉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和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介绍了这三位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关注重点，以及这三部乌托邦作品中所设想的社会制度、文化风貌等等。这基本上属于“规定动作”，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接下来巴尔赞谈到了拉伯雷的《巨人传》，谈到了蒙田的随笔集，甚至还谈到了伊拉斯谟和莎士比亚，这就显示出巴尔赞的渊博来了——因为后面这几个人通常不会出现在乌托邦的思想或作品谱系里，例如在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中就没有他们的位置。
巴尔赞将这四人纳入“乌托邦主义者”，并非穿凿附会。例如，他引用了蒙田随笔中《论食人族》的段落：“我想告诉柏拉图，……他所想象的共和国离这个完美的境界差得有多远！”——可惜他把下面一句话省略掉了。我吃饱了撑的，将手头蒙田随笔集的两种中译本找出来对比了一下，潘丽珍等人的译本中，这句被巴尔赞省略掉的话译作：“这才是‘上帝刚刚造出的人’啊！”马振骋的译本径作“诸神创造的新人”，似不如潘译明白晓畅，但胜在用括弧注出了这是古罗马作家塞涅卡的话。
让我们回到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上来。读这部书的过程中，巴尔赞的行文风格和论说口气，不时让我想起一部已获公认的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布鲁姆在书中对西方文学史上的26位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串讲和评论，我十几年前在书评中曾归纳布鲁姆此书行文风格为三个字：高、深、大——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这个说法在今天的流行俗语中恐怕就是“高大上”了吧）。巴尔赞此书采取了类似的风格和做法，是对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人物、著作或事件进行串讲和评论，由于厚积薄发，高、深、大这三个字也可以当之无愧。
平心而论，巴尔赞这部大获好评、看来会跻身经典的著作，也有软肋。例如，本书副标题中的“1500年至今”就不太名副其实。事实上，直到本书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即将结束之处，他还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代——那是他本人的少年时代。从全书可以明显看出，在他论述的这西方文化500年中，他对前面的年代下的功夫更深，而对于最后的50年，他的积累就不足了——也可能是他的写作精力不足了。
当然，在全书结尾处，巴尔赞也“顾全大局”地讨论了一番互联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带来的新局面。例如他认为：“互联网把错误的想法和信息与其它数据一样不加区别地传播，而最好的知识仍然是通过图书馆的书籍传播的。”他的这个信念一定会在今天被一些技术崇拜者嗤之以鼻。而巴尔赞在正文旁不时穿插一些原著片段或相关的名人评论，以增加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趣味，并顺便显示自己的博学，这明显是模仿了网页上的超链接。
有些书即使流行一时，但你不读它不会有遗憾；《从黎明到衰落》这样的些书虽然小众而且“无用”，但你读了它不会有遗憾。
载2014年4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谢选骏指出：显然，“那位给了不负责任的劝告却意外催生传奇的长者”，就是雅克·巴尔赞自己——不过常人却没有能力看透这一点，还把雅克·巴尔赞所絮叨的种种，当做了“真实的历史”。其实，那不过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回顾与反思，是法国殖民者所哀悼的“西方衰落”——其实就是“殖民主义寿终正寝”。
书商们的广告词写道——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史学大师将500年的西方文化编织成一部优美流畅、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论著；两卷在手，纵览五百年西方文化的宏伟画卷！
民主政治、个人自由、女权运动、性解放、工业化社会、原子弹、数字时代……西方文明带来的美德与罪恶，几乎已经完全渗透全球每个人的生活，你可知道这一切从何开始？让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带你回到过去，细说西方文明如何在五百年中渐渐开花结果，带来我们如今所见的世界；又如何盛极而衰，面临再生的瓶颈……
巴尔赞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末500年间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他以四场“真正的革命”为标志来对这五百年进行划分：宗教革命、君主制革命、自由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以此为主轴，详述这些变革在思想与物质层面所带来的冲击，这些冲击又如何交互作用塑造出今日我们所见的世界。
在他流畅的文笔之下，五百年的历史故事也能像《红楼梦》一样，出场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剧情”高潮迭起，无处不精彩！不论是名列史传却面目模糊的名士，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巴尔赞都能还他们有血有肉的真面目；书中有爆炸性的大事件，也有乍看琐碎却寓意深远的琐事，经过大师提纲挈领，五百年来多不胜数的种种事件人物，逐渐融合成一幅属于西方文明的立体图像。
阅读这本书，注定是一段非比寻常的西方文化之旅。
作者简介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美国“国宝级历史学家”；
◎50年来罕见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思想家；
◎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2003年，获小布什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
◎2010年，获奥巴马颁授的“国家人文勋章”。
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生于法国，1920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
巴尔赞在众多领域堪称权威，一生著作等身，出版有30余部著作，涉猎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包括历史学、哲学、科学、文学、音乐、艺术；他曾两度荣获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批评家金奖；也因博学多才以及那种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禀赋，被赞誉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
巴尔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长期为《哈泼斯》、《新共和》等众多权威杂志撰稿 ，是西方公认的“最值得珍惜的知识分子”。直至今天，他对文化、思想、艺术、社会的诸多思考，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2012年，巴尔赞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去世，享年104岁。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他留给后人的无尽精神遗产。
谢选骏指出：巴尔赞的去世，象征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一个月以后，《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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