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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

谢选骏:算命成为最新科学AI的任务



《预测一个人死期 AI新演算法太恐怖》(自由时报  2024-03-21)报道:


丹麦一项研究利用AI演算法预测健康、甚至死亡时间等人生大事。


丹麦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利用人工智慧(AI)技术和数百万人的数据,来预测一个人生命各阶段一直到死亡,这期间会发生的事件,甚至能预测死亡时间。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是希望唤起大家注意AI技术的威力以及其危险。


《法新社》21日报道,这项名为life2vec演算法创造者是希望探究所谓深度学习所能发现的模式和关系,用来预测广泛健康或社会“人生事件”。


报告共同作者、丹麦技术大学(DTU)教授雷曼(Sune Lehmann)说,“这是一套用来预测人类生命的非常通用架构,只要有训练数据,它就能预测”。对雷曼来说,这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预测健康结果、预测生育或肥胖,或者也能够预测谁会、谁不会得癌症,它也能预测你会不会赚很多钱”。


这套演算法使用类似生成式人工智慧机器人ChatGPT所使用的运算程序,但是分析的是影响生命的变数,如出生、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工作时程等。研究团队试图将造就语言处理演算法的创新技术,调整为用来“根据详细的一连串事件检视人类生命的演进和可预测性”。


这份研究报告去年12月在《自然计算科学(Nature Computational Science)》发表,不过,这项计划披露后,很快引发“死期计算机”之说,甚至出现一些诈骗网站,宣称能利用这套AI技术预知寿命期限,骗取个资。对此,研究人员强调,这套软体尚未公开,也无法在网络上取得、或者对更广泛的研究界开放。


life2vec模型使用的数据来自丹麦国家统计局收集的约600万名丹麦人匿名资料。在预测死亡上,这套演算法准确度78%,预测一个人是否会搬到另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准确率为73%。雷曼说,他们采用35岁到65岁之间非常年轻族群的数据,以2008到2016年的8年期间为基础,预测接下来4年的死亡率,“这套模型表现得真的很好,比我们所能找到的其他任何演算法还好”。


雷曼说,还不准备在研究领域外使用这套工具,“就现在而言,这是一项探索可能和不可能之处的研究计划”,他和研究团队也想探究长期的结果,以及社会人脉对人生和健康的影响。


网民嚎叫:


z老蔫_北美 发表评论于 2024-03-22 06:22:10

再过7年4个月23天。突然被一个小流氓给了一刀,死了。这是AI算出来的。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3-22 02:51:00

也可以预测人死后是去天堂还是地狱和再次投胎的时间和地点?

电脑低手 发表评论于 2024-03-22 01:37:49

估计算出来后,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人看到结果要哭死…怎么还要这么久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20:56:28

先预测那个世界总指挥的死期吧。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20:53:42

收费加十倍,妙极了

新中美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19:30:00

九十年代马路边上支起一台电脑就搞电脑算命,现在又回来了

就这么着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19:04:05

算一下“亲自……”呗

多多锻炼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18:30:58

这么容易预测,为啥不去预测股票发大财?预测人的死期,赚点算命小钱,哼。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18:28:12

算一下包子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17:53:02

楼下的意思就是,概率结果是反映重复多次试验的统计结果;你可以说100个人里70个人准确被预测了死亡,但是你不能说某个人70%的概率会死。

概率用到某个个体上没意义。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4-03-21 16:56:18

预测死期这种事件准确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几,从概率统计上来说没什么意义。每个人只是一个事件,对这个人必须精确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有点意义。不像赌博,如果赢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可以通过多人多次的参与来逼近这个赢率而赢钱。赌场的各类赌博就是因为每项赌博赌场的赢率都在五十以上。赌的人次越多赌场就越能达到赢率,即使偶然会输。


谢选骏指出:算命成为最新科学AI的任务——这表明新的工具只是用来满足老的欲望。

谢选骏:伪民族主义者的死亡


《从华为到农夫山泉: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何向它们“开炮”》(JOY DONG, 王月眉 2024年3月27日)报道:


为了让经济重回正轨,中国正在努力支持国内企业,并向企业家保证,中国已经做好了开始做生意的准备。

这样的努力遇到了一个难题:一支由中国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网络大军自发地惩罚那些被视为侮辱国家的行为——包括来自中国一些商业领袖的行为。

最近几周,通常猛烈抨击美国的博主开始转而攻击中国首富,称他不爱国,并怂恿抵制活动,导致他的饮料公司市值损失数十亿美元。当其他商业大亨为其辩护时,他们也遭到了个人资料带有中国国旗照片的用户的攻击。

随着这股狂热情绪蔓延,社交媒体用户还开始围攻中国科技行业的明珠——华为,指责其暗中崇日。还有人指责一所著名大学与美国过从甚密,并要求封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理由是其涉嫌抹黑英烈。

中国经常会鼓励这些民族主义斗士,利用他们来争取支持、转移来自国外的批评或分散人们对危机的注意力。社交媒体用户暗示过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实验室,曾对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西方公司发起抵制。自封的爱国“网红”以批评外国为职业。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网上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抨击。

但这种鼓励也促使许多用户在民族主义愤怒中试图赶超彼此——有时可能脱离了政府控制的范围,或是削弱其更广泛的目标。随着最近的攻击事件不断增多,一些官方媒体罕见地对民族主义博主进行了谴责。一份共产党报纸的前主编、也许是最著名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胡锡进也谴责了这种狂热。然而,炮火仍在继续。

“虽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它们也相当危险,”研究中国民粹主义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教授戴遥遥说。“政府需要并且希望成为塑造叙事的那个人。他们不能随意赋予每个人塑造‘人民’和‘敌人’的叙事权力。”

这一次,许多不满情绪似乎是由于对中国经济不景气的不满情绪高涨而加剧的,这可能会让当局更难平息公众的愤怒。

例如,一些呼吁抵制那家饮料公司的人认为,在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民众对严苛的企业文化不满的情况下,该公司更注重企业利润而不是公共利益。

上个月,娃哈哈饮料公司创始人去世后,针对其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及其亿万富翁所有者钟睒睒的攻击便开始了。

从员工待遇到饮料瓶设计,民族主义博主对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展开了攻击。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因不解雇工人、为员工提供住房和托儿补贴而闻名。在他去世后,一些用户开始将宗庆后与农夫山泉的钟睒睒进行对比,并发问为什么后者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慷慨。

但攻击愈演愈烈,很快就远远超出其商业行为。批评人士指出,钟睒睒长子拥有美国国籍,并宣布这家人是叛徒。还有人表示,农夫山泉一款饮料的设计令人联想到日本形象——鉴于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历史,这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还有一些人抓住农夫山泉拥有海外股东的事实,指责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让外国人发财。

“现在这种环境大部分人可能赚不到钱,心态不好,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仇富,”杭州市的35岁居民丽贝卡·费接受采访时说,杭州是这两家饮料公司总部所在地。费女士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赞扬娃哈哈的工作文化,批评农夫山泉。

在世界各地,反精英情绪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而生。但中国严格控制的互联网鼓励用户将这种情绪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相融合。随着中国的审查机构将越来越多的话题视为禁区,爱国情绪成为仅存的几个可靠的“安全”领域之一。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研究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博士后研究员何坤说,在高薪工作短缺的情况下,制作煽动点击内容的诱惑力现在可能更强了。他说,一些博客“就会有利用民粹主义的情绪,吸引流量,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一些自媒体开始发布自己将农夫山泉倒入马桶的视频。一些便利店宣布不再销售农夫山泉的产品。自上个月以来,农夫山泉的股价下跌了8%。

随着狂热情绪的蔓延,杭州一份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呼吁公众将企业家视为“自己人”,尽管该文章并未提及农夫山泉的名字。杭州所在的浙江省宣传部谴责了“破坏正常经济秩序”的博主。

电子商务门户网站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李国庆曾试图调解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对企业家的攻击,但不仅无济于事,连他自己也遭到了攻击。

这些警告收效甚微。其他为农夫山泉辩护的企业家也发现自己受到了攻击。曾被称为中国版亚马逊的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李国庆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社交媒体用户让商业回归商业,但评论者指出他的儿子也是美国公民。李国庆后来删除了视频。

民族主义者的怒火平息得通常和点燃一样快,钟睒睒仍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净资产超过4600亿元。但是,对农夫山泉的狂热声讨清楚地表明,除了当局选定的目标之外,民族主义者是多么容易对其他目标下手。

尽管官方出力劝阻,但最近又有一些攻击将矛头指向了其他著名机构和人物。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对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感到愤怒,清华一直被评为中国最好的学府。即使在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批评这些攻击毫无根据之后,他们仍誓言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那里读书。

一位微博用户发帖称华为公司动机可疑,因为该公司将一系列芯片命名为Kirin(麒麟芯片的英文名称),而Kirin也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日语罗马字,随后批评者还对这家科技巨头进行了围攻。该帖子的本意似乎是为了反讽,现已被删除。但随着它在网上疯传,一些用户信以为真地响应了抨击华为的号召。

还有一个叫吴万争的人,他上个月在微博上宣布他起诉了中国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吴万争在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名是毛星火,这是对毛泽东的致敬。他声称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抹黑了军队,侮辱了毛泽东,莫言的作品常常描绘中国在20世纪的动荡。他要求从市场上撤下莫言的书。

吴万争的诉讼尚未被法院受理,而他在抖音上的账号最近也被封禁。有关他的诉讼的标签在微博上成为热门话题后也遭到了审查。

尽管如此,与中国政府大力压制对北京经济政策的任何批评相比,政府对这些博主的审查相对较轻。对莫言的攻击仍在继续,包括拒绝采访请求的吴万争和其他博客作者的抨击,如67岁的国企退休工人赵君胜(音)。

赵君胜抨击莫言的视频获得了超过1万5千多点赞。他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莫言的任何小说。但他反感人们批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因为那个时代的工人得到了照顾。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代与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一样重要。

他说:“我认为他们是有后台,是有外国势力的支持的。”


谢选骏指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刚上网发言,就纵论中囶大陆的“伪民族主义”,例如王小东一类的媚日汉奸马裂黄俄等不是东西。二十年后,王小东果然在纽约时报中文版上,哀嚎“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就这样竖起白旗,宣告投降了。


《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王小东: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王月眉 2022年10月28日)报道:

9月,王小东在北京的一个书店里。

王小东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中国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他曾发表文章呼吁中国加强军事建设。他与人合著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中国不高兴》,书中写道,中国的目标应该是控制更多的土地、塑造全球政治。“我们应该领导这个世界,”他写道。

王小东现年66岁,这名曾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北京作家现在开始传递另一个信息: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了。

多年来,王小东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曾是个过于激进的人,他抱怨中国的当权派太受制于西方思想和全球贸易,太满足于让中国融入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

后来,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宣扬的民族主义信息——以及他好斗的风格、不同意我观点的人都是白痴的态度——获得了大批追随者。他的书成了畅销书。如今,从外交声明到社交媒体群聊等中国公开言论平台,关于中国有多么伟大的豪言壮语已成为主要内容。

但是这种成功没有令王小东陶醉,反而令他产生了警惕。在政府宣传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已变得愈发易燃易爆。结果是,王小东发现自己正试图抑制自己近35年前帮助点燃的这场运动,这令他始料不及。

现在,他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数百万关注者发表的观点是,自视过高将会危及中国的崛起,他也不再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充满了像是教授上课(有些人称之为说教)的博客文章和视频中,他警告说,切断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他抨击其他民族主义网红,指责他们为赢得关注者而煽动极端情绪。

现在,这位张扬民族主义的先驱正在抵挡指责他过于温和、过于亲西方、甚至是叛徒的批评。

王小东发现,他已在试图把自己在将近35年前帮助点燃的这场运动压下去,他已处于一种始料不及的境地。

和他的公众形象可能给人的感觉相比,王小东本人显得更友好,他对民族主义者对他看法的逆转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有点好笑。

“他们都忘了,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被称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民族主义的教父,我是他们的祖师爷,是我造就他们,”他在北京住所附近的一家上海菜餐馆里接受了采访,边喝茶边吃清蒸鱼。“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文革是好的,从来没有告诉他们可以这样的疯狂。”

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世代差异。对那些只看到过中国崛起的年轻人来说,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强硬姿态也许很自然。其他年龄更大的公众人物也提出了与王小东类似的担忧;经常持鹰派立场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今年曾感叹,学生们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抱有一种过度自信的“假想”心态。


中国更卑微时代的历史是王小东世界观的核心。

王小东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年他10岁,他的学校停了两年课,他只好用旧教科书自学。

那个动荡时代给王小东带来了持久的斗志。没有大人管他们,他和朋友们经常跟其他年轻人打架。“它让我非常自以为是,居然可以这么打人,什么惩罚都没受到,”他说,脸上浮现出一个他的视频观众们非常熟悉的得意笑容。“这个对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王小东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学,学习数学,毫不掩饰自己是精英的他经常提到这个教育背景。

但王小东的兴趣很快从课堂上转移开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逐渐摆脱毛泽东令人窒息的统治,中国有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充满了新思想,以及对国家的反思。王小东开始大量阅读外国小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这些小说也越来越容易找到。他还通过收听美国之音和阅读《读者文摘》练习英语。

但他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兴趣过头了。

他认为自己第一次重要的民族主义行为是在1988年,那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河殇》,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呼吁中国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王小东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他被该片激怒,写了一篇短文,批评这部记录片自卑——他后来将其称为“逆向种族主义”。

考虑到那部纪录片的播放是得到国家正式批准的,王小东提出的观点很大胆。王小东说,那篇文章是他央求了《中国青年报》的一名编辑后才得以发表。该报没有把文章放在政治版,而是放在了比较低调的影视版。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让王小东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声音。随着更广泛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该运动的势头日益增长。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政府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开放性,对外部世界变得更加谨慎。

王小东成了这场运动的鼓吹者,他认为民族主义走得还不够远。

他撰写了大量越来越具挑衅性的书籍和文章,认为中国应该更加好战,以抵御美国的霸权主义。他说,中国庞大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这可能无法仅仅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

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他把那些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较量的人称为“美化和平”的“奴隶”。

虽然这本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国外对其也有报道,但它在国内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表明中国仍在对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进行辩论。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该书毒害中国年轻人,让他们想打仗。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引用读者的评论说该书“糟糕且激进”。

对这本书的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中国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将国家自信推向了新高。王小东一开始非常激动,他尤其对互联网如何帮助传播这些思想感到兴奋,认为这证明了民族主义的有机吸引力、以及他本人思想的正确性。

但渐渐地,这种自己被证明正确的感觉被担忧取代了。

随着与他国的贸易顺差飙升、以及中国开始在南海等地区展示新的军事力量,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

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急剧上升,中国一些社交媒体用户开始鼓吹与美国切断经济联系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单干。就连文化交流也成了攻击目标,有的用户攻击素食主义是舶来品,或批评穿和服玩角色扮演的人。

自称是美剧迷的王小东尤其爱看《西部世界》和《权力游戏》,他开始担心许多中国人已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自卑走向了想象中的无敌。他承认自己在早期文章中对中国发展的速度过于乐观,他说,中国仍然不如美国强大。

“那个时候过分自卑,说中国什么都不行,”王小东说。“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一了,打谁都行,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中国没有强大到这个样子。”

王小东已经形成了习惯,在他拥有250万关注者的微博上发表了这些看法。

去年12月,他发布了一段视频,主张中国应该尽量保持参与全球贸易,即使这意味着要忍辱负重。

王小东在视频中承认:“我曾经在那个时代表达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坐在雕刻精致的木质陈列柜前,他通常将它作为视频背景。但是,他继续说,“我们真的还没到那个所谓的什么动不动就赢,赢两次的那个时候。”

今年夏天,在一些社交媒体用户预测中国将击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飞往台湾的飞机后,王小东表示,过多的叫嚣使中国显得软弱。

然而,他被评论者指责为傲慢的过气人物,他似乎享受以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反击。当一位用户叫王小东去美国时,他回答说:“你们这种傻缺不仅缺脑子还缺德。”

“那个时候过分自卑,说中国什么都不行,”王小东说。“现在他们认为中国是第一了,打谁都行,这个也是我不能接受的。中国没有强大到这个样子。”

他回击的目标清单有一个明显的遗漏。他几乎从不批评政府,可以说,通过侵略性的“战狼”外交和关于外国的虚假宣传活动,政府在煽动民族主义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

王小东说,他担心自己的社交媒体帐户被关闭,因此特意避免直接评论国内政治,而是关注社交媒体用户对某些问题的反应。他通过付费订阅者赚钱。他现在试图更多地评论国际事务。他的许多最新视频都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我是很胆小的一个人,”他开玩笑说。

然而,如果王小东现在看上去温和,那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变得太极端了。他仍然拥护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他辩论的只是战术和时机。有时,他也加入网络群众的行列,动员起来反对西方,比如,他为抵制耐克和H&M宣誓不使用新疆棉花而欢呼。

宋强是王小东《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四位合著者之一,他说,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王小东帮助发起和塑造的那场运动的后裔。

宋强说:“王小东从质疑《河殇》开始的民族觉醒,在网络时代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他还说,他不同意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是非理性的。“没有理由说新生代传承的民族主义和90年代出现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王小东知道,鉴于更广泛的政治气候青睐更激进的表忠心,他的热度可能正在下降。

但他相信他的观点会留住一些受众——至少现在是这样。

“应该是这么说,现在是我们这代人——不是他们这代人,还在掌权吧,”他谈到年轻的中国人时说。“等我们死了再说吧。”


谢选骏指出:王小东是条日本狗,跟着南泥湾的毒贩王震副主席一起辱骂《河殇》起家,狗性不改,冒充战狼——像王小东这样的小爬虫是典型的变色龙,谁给狗粮跟谁走的伪民族主义者。现在,真民族主义快要起来了,伪民族主义者终于死亡了。真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驱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谢选骏:南通人穷志短企图建立冥币专卖制度

《清明节前南通禁售冥币被网民抨击,央广支持网民》(RFA 2024-03-28)报道:


清明节将至,江苏省南通市近日突然下令,全面禁止制造或出售冥币、纸扎祭品等物,说是要“破除封建迷信”,此举受到舆论抨击,央广网及《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批评这一禁令“谈不上封建迷信”。


清明节是中国人祭奠先人的传统日,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每逢清明节,民众都会拜山扫墓或烧纸祭奠先人。3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民政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表示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生产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推动市区殡葬改革,摒弃丧葬陋俗,倡导文明祭祀,净化城市环境。


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本周四(28日)接受本台采访时,批评南通有关当局的禁令。他说:“这种风俗已经存在几百、上千年了。你(政府)要通过这种方式干预,显然是乱作为。这就像我们童年时,当局为了多产粮食,把祖坟推平,其实照样饿死人。这些权力不受制约的行为一直存在。”


张建平相信近期在民间强大的反对声中,当局会作出纠正,而且应该纠正错误。


南通政府通告登上微博热搜 评论如潮


上述一纸通告在网络评论区引发舆论批评,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微博网民留言写道,想知道南通突然出这么一个通告有何背景。还有的说,当局有这个劲头管管电瓶车厂家有没有安全生产电池,岂不是更有意义,这种投资环境,还指望外国人来华投资,甚至有网民嘲讽“干脆取消清明节”。


本周三,南通市政府的市民热线收到大量投诉电话,大多认为此举矫枉过正,就算想以环保的角度出发,也不应该如此强硬一次禁止;也有人直言烧纸钱只是民俗,与封建无关。对此,江苏省民政局当天回应称“有注意到相关反应”。


每年清明节都会去江苏昆山扫墓的上海居民陈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上坟时为先人烧纸钱、纸扎品是中国上千年的传统,在“文革”时期一度被划入“封建迷信”,而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当局逐渐开放,但没想到南通政府出手禁止。他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他们现在乱搞,以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这种祭奠方式在中国文化之内,凭我们感觉,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他们一会儿说是中国文化,一会儿又去毁坏。”


中国官媒加入评论支持大部分网民


央广网评论说,焚烧冥纸只是祭扫的一个环节,跟献上鲜花之类表达概念的行为是一样的,谈不上是封建迷信。《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其个人微博发文表示,现在很多地方禁放烟花爆竹了,江苏南通市又宣告全面禁止售卖冥纸冥币,传统文化元素的继续生存真不容易啊。文章表示,南通市禁卖冥纸冥币,给出的原因则是它们属于“封建迷信”,直接打了这一有著悠久历史祭祖仪式的脸。


网上资料显示,不仅南通禁止冥币、纸扎祭品,上海、天津、山西、兰州、重庆、河南及哈尔滨等地的《殡葬管理条例》均包含“禁止制造、销售阴币、冥币、纸扎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条款。


北京居民郭利对本台说,新冠肺炎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南通当局可能担心祭奠的人多或引发群体事件:“会发生维权事件,所以就采取了这一种手段阻止民众祭拜。三年疫情,导致病故的人数不少,在中小型城市居民用纸钱祭拜的习俗很多。”


南通当局的通告称,违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会同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郭利认为,当地政府也许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发出禁止制造及出售纸钱等祭品的通告。


网民嚎叫: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13:27:00

共产党在消灭中国的传统习俗:土葬0,鞭炮,现在连祭祀都要伸手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13:06:27

冥币属于假币,其祖先即使收到也不能使用还犯法。如真有孝心的话,应该烧真币。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10:16:47

冥币上不能印玉皇大帝,那是旧社会的流毒。得打上主席像,不过是印现任还是前任主席?还需要见仁见智。

西湖孤山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9:51:48

哎,经济都这样了,你就让老百姓有一个地方出气吧,他爱烧就烧,你给禁了,一句话,所有人都骂你祖宗十八代,你清明回家祭祖乡邻都指你脊梁骨。何苦呢?

凡人一个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9:07:11

我支持禁烧冥币!!!不是什么反封建反迷信,是冥币烧起来太可怕,我父亲离世后我和我母亲烧过冥币,黑色的浓烟呛鼻的味道令人窒息,冥币上加的各色颜料金属粉棼烧后产生的烟雾绝对有毒,国内好象从没听说冥币有任何质量管控和监督。政府不应该简单的禁,要找到一个方法来替代。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7:27:28

很快,在中國吃飯用刀叉都會歸類為崇洋媚外。

winwin321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6:18:35

中国政府管得太多了,就是人多闲的

63戒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6:04:00

市政府主要是担心烧太多冥币会引起阴间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阴间的政治稳定, 而阴间的不稳定也会影响到阳间。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5:32:40

airbus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4:50:42

人冥币上印着毛爷爷的头像,怎么没人反对?但是如果有人印上习三胖的头像,估计出不了印刷厂,老板也得判个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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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纸钱是一种风俗习惯,并不存在亵渎的意思。当然没人反对。

相信事实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5:24:18

民俗不会禁,但是烧纸每年都会引起山火,这个危险因素才是政府限制烧纸钱的原因。春季物干风大,在野地点火很容易造成严重山火。很多地方设置了专门烧纸的炉子,有很多安全措施,那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做法。这些地方政府显然是为了省事,一禁了之,是不应该的。

airbus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4:50:42

冥币上印着毛爷爷的头像,怎么没人反对?但是如果有人印上习三胖的头像,估计出不了印刷厂,老板也得判个无期徒刑。

牛头5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4:13:23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民众点灯。历朝历代皆如此啊。

luren_1970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3:51:39

用不了多久,禁不禁冥币无所谓,直接烧人民币。人民币会变得跟废纸一样。当然,数字人民币会流行起来。到时候谁不听话给党中央制造麻烦,给你一键清零!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2:13:29

封建和迷信,兩個完全不相乾的詞,被中共一起洗脑進入了中國人的大脑

分享_快乐66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1:37:01

这些人不用祭祖吗?或者根本就没有??

洗金岩 发表评论于 2024-03-28 01:07:46

吴越鄙总能想出各种坏主意,不让老百姓过安生日子。凡是祸国殃民的点子不用想,绝大多数就是江浙沪闽这几个坏鄙扎堆的人渣区想出来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清明节前南通禁售冥币被网民抨击,央广支持网民”——我看南通,人穷志短,阴坏促狭,是否企图建立冥币专卖制度?

谢选骏: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错误认识遭致天谴

 《习近平的失踪者:前空军上将刘亚洲传判无期徒刑》(安德烈 25/03/2024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被捕多时,有太子党背景的前空军上将刘亚洲,近日传出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


刘亚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曾任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及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美国之音3月23日报道援引“确切消息称”,“被捕多时的原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贪腐,利用基金会敛财”。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政治学者、民运领导人王军涛透露,刘亚洲去年底已被处以终身监禁,并透过刘亚洲的亲戚得到证实。


刘亚洲秘密被捕传闻多时,但官方守口如瓶,什么时候被捕,什么时候判刑,关在哪里?北京当局没有任何通报。美国之音希望从刘亚洲三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那里了解详情,但被婉拒,表示“我就不谈什么看法了”。


因此,刘亚洲实质处于“秘密失踪”状态中,但关于他恐判重刑的传闻已久。


香港『明报』去年三月下旬的报道称,刘亚洲可能因涉及要案要被判死缓,并指其“恐将牢底坐穿”。『星岛日报』去年4月12日报道援引多个消息来源称,“中央军委纪委已经完成对其调查,涉案金额巨大,移交军队司法系统。”“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


同日,官媒『红色文化网』发出“刘亚洲在为谁殉道”长文讨伐,痛骂其为“两面人”、隐藏在军中的“第五纵队”、“普世价值的吹鼓手”、“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不一而足。


刘亚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2023年2月,据指与红二代子弟曾有密切接触的旅居纽约的北京作家毕汝楷爆料称,习近平有个内部讲话,专门脱稿谈刘亚洲的问题,指责刘亚洲有政治野心。


毕汝楷对美国之音说,刘亚洲恃才傲物,遭到跟他差不多同龄的习近平嫉恨。他认为,抓刘亚洲的经济问题就跟抓任志强一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对习构成威胁或者挑战,经济问题只是习近平整肃刘亚洲的借口。


有红二代背景的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曾在2020年撰文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严重失职,暗示习近平是“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2020年9月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判刑18年。


有分析说,刘亚洲在军队的一些演讲以及他以前的著作中的观点,可能触怒了习近平。比如他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干部会议上所做的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中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


当下风气,中共鼓吹习近平思想为全党的思想,刘亚洲称自己有“思想主权”,虽然是多年前说的话,但是至今到处在传,可能会让中共领导人难堪。


在同一演说中刘亚洲还批评:“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一直有人讥讽党的最高领袖有“武大郎开店心态”:“比我高的别进来”。这话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刘亚洲著有多卷文集,文章很多,有些“名句”则找不到确切出处,似有人假借其名“讽习”,比如一篇四处流传,署名“刘亚洲”,题为“人民不再需要伟大领袖”的文章,就属此类。


刘亚洲大约也不会与习近平“死磕”,2016年10月他在纪念红军长征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强化核心意识,坚决维护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这是套话,还是例行公事?总之,他并未获得习近平信任,2017年提前退役。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干部会议上所做的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中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我看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刘亚洲:信念与道德(全文)》


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象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 ",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 1939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四"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79 年1月访美,2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2月17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1979年打的。1975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1989 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1979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1984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1999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7月12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8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7·12"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1984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1999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队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党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泽东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6月4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 "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 "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 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②知识。我讲的知识,不仅仅是指文化程度。我讲的知识是一种综合素质。今天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讲,我不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仅仅是"知道分子"。你懂得不少,书看了不少,但真学问不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读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心得。军队要担大任,必须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招生了不少大学生,但情况如何呢?我在北空时作了个调查,挺令人心寒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2000年,从大学里招收本科大学生一千八百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主官位置上,还包括连级主官。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创造环境。留不住他。和平年代,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知识分子的能力;井冈山时期,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工农干部的能力。在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领导有没有私心?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齐政委有句话讲的挺深刻:"都说成空这滩水混。我说不混,为什么,因为没有龙。"讲得好啊。龙是什么?龙就是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一旦空出个师职军职位置,有时感到没有人啊。成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最缺人才的地方,往往是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你没从根本上培养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思和猛醒。你要培养他,给他创造条件。你得用他。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我们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不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吗。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曾经讲,我在读书人当是是有钱的,我在有钱人当中是读书的。有一个省委领导讲,在读书人当中,我是职务比较高的;在职务比较高的人当中我是读书的。我套用这句话说,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今年是转变作风年,成空下决心要使用一批高学历人才。给有知识的干部闯开一条路,调查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使用。怎么用,我还在想。我不怕探索,不怕前进,不怕摔跤。你们都知道有个"胎瓜效应"。一棵西瓜秧结几个瓜,第一个瓜叫胎瓜。这个胎瓜可能是苦的。但是,后面一个比一个甜。没有这第一个苦的,就不会有后面几个甜的。那么就让我就来当这第一个胎瓜吧。走错不怕,你得走嘛。闯错了不怕,你得闯嘛。


③干部选拔机制有待改进。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机制既不是古代的考试机制,也不西方的民主机制,更不是竞争机制。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伯乐机制。就是这么一个伯乐机制——在几种机制里面最落后的机制,也用不好。封建残余一天不根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严复这个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日本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同班。他的成绩比伊藤博文优异多了。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当了两届总理大臣,发动了两场战争,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严复呢?回国后默默无闻,只翻译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但这个严复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就凭这句话,他足以不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家,其实是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是一家之兴;亡,是一家之亡。严复戳破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天机。孙中山后来闹革命就高举着四个字:"天下为公"。满清已经垮台近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它很坚强啊。它不存在表面中,它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北京有个很著名的智力节目《SK状元榜》,老师曾出一个题目考学生:"WHO IS THE MAN THAT EVERYONE ADMIRES AND VERY MUCH WANTS TO BE?"(有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羡慕,并都想成为这样的人。请问这人是谁?)学生脱口而出:"KING"(国王)。而答案是HERO(英雄)。你们看,中西方的差异就在这道简单的题目里准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而那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是错了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听说过:"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还堂而皇之地写在《求是》杂志上。错了。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你用好作风能选出作风好的人吗?这是其一。其二,谁相信你这个好作风啊?你好作风的标准是什么?其三,你凭什么来选?应当让群众选。我最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那些播音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全是那些老播音员的翻版,一模一样。我说这准是那些老播音员去选的,总是选那些长得像自己的那些人,跟他女儿和儿子一样。当然,在干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有一条我们现在做不是早了,而是晚了,就是选拔干部尽量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句话:多数统治。你选干部,哪怕用伯乐机制选干部,也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才行。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象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发现人才,挖掘人才。我算个小人才,不算大人才,更非全才。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说了两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军队还有这样的人;第二,想不到军中有这样的人还能生存。这说明军队有希望。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有人读不懂我。彭东海(《空军军事学术》主编——编者注)说:"我能读懂你。但是读一两遍还是读不懂你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我本能地感到,我们处在中国的大时代。中国转型在即。一旦转型,就需要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军队现在太缺少有风采、有个性的人。而过去我们的人才如群星璀灿。我建议你们看看吴东峰的书。打江山的那些将军们多有特点啊。尤太忠将军下部队就喜欢数猪。每至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干部若答错,必遭骂。如答少一头,尤说:"官僚主义。"如答多一头,尤说:"弄虚作假。" 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1958年,他到三O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三大战役"前,有人对毛主席说,国民党势力还很大,一口吞吃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坚持要打三大战役。那同志说:"这是赌搏。"毛主席说:"好,赌一个新中国!"江主席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其次是行为创新,再其次是文章创新,再再其次是语言创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我们现在制造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都是垃圾,美丽的垃圾。就写材料而言,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无效劳动,重复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江主席曾说:"他们(指某个部门)送给我的材料,我一份都不看!"看看我们今天的材料,空洞无物,穿鞋戴帽,令人愤慨!1989年6月23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赵紫阳"六四"之后是很嚣张的。当时有一张照片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代表鼓掌通过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照这张照片时赵紫阳背朝着镜头,他也在鼓掌。他是要走进历史的,他也走进了历史。政治斗争啊。我认真研究了小平同志的政治斗争艺术,发现他始终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从来不把政治斗争看成个人恩怨。你对他好不好,他不会以此为标准,他以历史和国家、党的利益为标准。第二,从来不与对手在日常琐事上发生冲突。第三,永远不和与自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的对手较量。老鼠向狮子挑战,狮子拒绝了。狮子说:我如果应战,不管你赢你输,你都赢了。我干嘛理你?当时姚依林主持政治局会议,赵紫阳要求发言,姚依林问,你需要多长时间?赵紫阳说要一个小时。姚依林说,一个小时太长了吧。赵紫阳说,那就两个小时。那态度很嚣张的。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会议,先念同志也没去。最后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时间到了,是他的秘书许永跃同志送的。许永跃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一张纸,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希望;二、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一切处理。陈云。1989年6月23日。"后来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掷地有声,太棒了。我经常在想,我们的材料如果能象陈云同志的信一样就好了。这一点,老百姓都比我们强。有一个打工妹到河北打工,干了几天后给家乡的亲人发了一封信,只有八个字:"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精彩绝伦!此地钱多,前提有了。人傻,条件有了。速来,结论有了。我们就搞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军队的好的方面,并不是否认它的问题。相反,中国越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我们就越会发现军队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它没有了那种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象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它又没有表现出傲世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有趣的是,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情况。



二、道德问题


做人嘛,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我在《大国策》中说,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付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


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


①生存环境。自古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就比欧洲多。中国女人被"家文化"变成了生育机器。欧洲人对土地的人均占有面积比中国大许多,可它还觉得狭小,喘不过气来,要重新开拓新土地,因此才有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国人则在这片恶劣的环境中争斗。生存法则十分严酷。但文化的形成一味强调环境是不够的。坏的环境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好的环境仍然能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植被很好,满是森林。山西蕴藏着那么丰富的煤,就是古代森林的证明。由于树木太多,人们从居住地出来毋需走太远就能得到木材,所以盖房子就用木头,又简单又省事。久而久之,中国的建筑就成了土木结构的形式。欧洲民族步入文明时,环境较中国而言恶劣许多,少树,多石。他们要盖房子只有向山要石材。久而久之,西方建筑形成砖石结构的形式。千年以降,我们的林子砍光了,土木结构的建筑坍塌了。人家的砖石结构的建筑留下来了,森林也保住了。意大利能看到两千年前建筑,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中国现在连明朝建筑都罕见了。


②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有人曾问我对"***"的看法,我说我对"***"的看法就是没看法。我根本不正眼看它。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 "***"就更不值得提。它甚至连邪教都算不上。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外国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就拿盖庙来说,西方人盖庙,总是把一座山头齐齐地削掉。这是一种气势,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中国人盖庙,总是把它盖在深山之中。看起来是与这个深山和谐地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有幅古画,叫做深山古刹,很有名,但画上没有现出一堵墙,没有出现一片瓦,画的是什么呢?两座大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一个和尚挑着担子在这儿挑水。这幅画的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山藏古寺,寺和山融合到一起去了。我们肯定认为这很巧妙呢。中国人投机心理很重,都渴望不劳而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人投身商海,都想着"明天该轮到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想当那一部分人。受了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却都想成为被服务的对象。秦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汉以后,特别是刘彻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才变了。我最爱读《史记》。翻遍《史记》,没有对叛徒的描写。今天我们有多少叛徒!那时候很少有告密者。今天告密者遍地!昨天,空军工程大学政委王鸿生来看我,我们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是战友,我俩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王鸿生所在部里有一个干事,是个领导很看重的人,他的同事与一个姑娘通奸,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同事门口坐了大半夜,直到把两人"捉奸"。他受了表扬。我嗟恨不已。我说: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在黑暗中坐了那么久?绝对是一种犯罪的意识。保定、易县,易水,古时候是出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抗日战争中就保定府出的二狗子最多。我当作家时曾到保定采风,一个农民给我唱了一首过去的歌:"那一年鬼子进了村,我们扛起枪当了兵……"后来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伪军。外国不是没有叛徒,但比中国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精神力量。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遇到抢劫,满车人无人吱声,她感慨道:"我爸爸说过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管咱们一个县,过去我不信,现在信了。"有一个小女孩,是个车站检票员。"文化大革命"中火车比较拥挤。火车一进站,人们轰地一窝峰地往里挤。这个小女孩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孩不可能都抓住,我也不想全抓,抓谁呀?抓第一个挤的。于是大家乖乖地排队。


③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是研究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1) 1921年入党(2)1925年转向农民(3)1923-1927年加入国民党(4)1928年建立农村基地(5)江西苏区(6)富田事件(7) 1935长征(8)遵义会议(9)与张国焘争夺中共领导权(10)1937年与国民党合作(11)与江青结婚(12)延安整风(13)七大树立毛泽东思想(14)夺取全国政权(15)推行土改(16)1950年参加南朝鲜战争(17)高岗事件(18)三反五反(19)公私合营及农村合作社(20)反右(21)大跃进(22)庐山会议(23)与苏联决裂(24)酝酿打倒刘少奇(25)发动文化大革命(26)援越抗美(27)确定林彪为接班人(28)与美国解冻(29)扶持"四人帮"(30)打倒邓小平(31)安排华国锋接班。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十一件事,发现其中二十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在下面打了杠)到1966年,毛泽东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到航空兵三十三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党准备开始大屠杀时,解放军已经接近白市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四十七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杀开始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你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有着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你看江姐和许晓轩就知道了。竹签往指头里插,痛得钻心。意志如钢铁。现在的贪官个个怕死。官越大越怕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逮捕时气焰万丈,说:" 如果我有问题,政治局一半人该杀头!"到真准备枪毙他的时候,他跪地求饶:"给我一条生路吧。"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你又不是颜真卿,你就是颜真卿也把你杀掉。安史之乱不是把颜真卿也杀掉了吗。他还哀鸣。反观那些地痞流氓,包括"***"的一些人,他们倒显得挺"有种"。贵州处决一个犯人,押赴刑场前警察要把他的裤腿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裤腿呢,怕他屎尿齐出。他说,开玩笑,给我扎什么裤腿?打的时候,在他背上要害处用粉笔画个圈。一枪下去,打倒了。他骂了一句,***,打得不准。又打一枪,他骂,真蠢。连打了五枪才打死。武警战士手都发抖了。你看我们这个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打完后被几个人拥着,匆匆忙忙跑到汽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胡万林大家知道吧?在被审判的时候是相当嚣张的。法官问:你什么文化程度?胡答:大学。问:在哪里学的?答:自学。大地是课堂,猪是我的老师。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六四"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9·11"事件了。今天,正好是"9·11"事件一周年。"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 "。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 "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 "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 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 "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谢选骏指出:我为何说刘亚洲对“思想主权”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刘亚洲是套用了”言论自由“的老套来认识“思想主权”的——他认为“思想主权”是属于他的,所以就轻狂不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哪里懂得,思想主权是属于上帝的,凡人滥用,必遭天谴。


谢选骏:贼喊捉贼的“AI教父”


《“AI教父”辛顿:AI将操控人类》(日经中文网2024年3月21日)报道:

  

人工智能(AI)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进步。当AI在所有领域都超越人类智慧的时代到来之时,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被誉为“AI教父”的多伦多大学名誉教授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在加拿大的家中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采访,讲述了AI和人类的未来。


杰弗里·辛顿奠定了作为目前AI核心技术的“深度学习”的基础。2023年,他突然从已工作10多年的美国谷歌辞职,开始谈论AI的威胁。


记者:您一度担任AI研发的重要职务却最终离开谷歌,原因是什么?


辛顿:这是因为我希望离职后自由地传播自己相信的东西。我在2023年4月与作为上司的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Jeff Dean)交谈。我提出了AI有可能带来事关人类生存危机的看法。


他有意挽留我说:“留在谷歌研究AI的安全对策怎么样?”。我非常尊敬他,但拒绝了提议。即使不会被明确限制,如果身为谷歌的一员,讲话时也不得不考虑到公司的利益。


记者:您为什么认为AI有可能威胁人类?


辛顿:这是因为如果给AI设定目标,作为解决对策,它可能会找出对人类不利的方法。比方说,假设向AI下达遏制气候变化的指令。AI会意识到为了达到目的而有必要将人类清除,我担心真的会付诸实施的风险。


今后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AI相互竞争的局面。例如,如果AI之间发生数据中心等资源的争夺,这将是一个像生物体一样推动进化的过程。面对通过竞争变得更聪明的AI,我们人类将落在后面。


很多人主张,要防止AI失控,只要关掉电源开关就可以。但超越人类智慧的AI可以用语言操纵我们。或许会试图说服我们不要关掉开关。 


记者:您的学生、美国OpenAI公司联合创始人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在2023年11月曾试图解雇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 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但以失败告终。据报道,其动机仍然是认为AI对人类构成威胁这一危机感。


辛顿:伊尔亚非常担心AI的危险性。OpenAI是重视AI安全性的非盈利组织,但采用了管理盈利企业的结构。从这次的事件看出,甚至是这样的组织,比安全性,会更优先AI创造的利益。


以前我们都认为数字的智能不会像人类那么优秀,理解语言和复杂的东西或将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伊尔亚率先改变了看法,但我并没有马上同意。现在我觉得他是对的。


记者:联合国针对先进AI被转用于军事作出了着眼于限制的紧急应对的决议。


辛顿:我认为未来10年内将出现自主杀死人类的机器人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悲剧的化学武器被后来的国际协议所禁止。机器人武器或许迟早也会被限制。但是,这可能要等到真正在战场上被使用、人类认识到会带来多么悲惨的结局后才能实现。


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被AI支配的未来。这一事实将成为各国在迈向AI武器限制的过程中保持一致步调的基础。就像核战争一样。这显然对所有国家都有危害,所以美国和前苏联才能在冷战期间就避免核战争达成协议。


杰弗里·辛顿因为对人的大脑产生兴趣,在大学本科期间攻读了实验心理学。由于这些经验,他为模仿人类大脑神经回路的机制的AI研发方法找到了可能性。


记者:OpenAI开发的“ChatGPT”等对话式AI能理解人类的语言吗?


辛顿:我认为作为生成式AI基础的大语言模型能像我们一样理解语言。我在1985年建立了第一个语言模型。在模仿大脑如何理解语言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大多数声称AI不懂语言的人并不掌握人类是如何理解语言的理论。


记者:记得您以前好像说过“即使AI表面上看起来能理解语言,但实际上并不理解”。


辛顿:我一直把AI能不能理解笑话作为判断的标准。2022年,让使用谷歌开发的大语言模型“PaLM”的聊天机器人(自动应答系统)解释几个笑话。聊天机器人能够理解为什么笑话很有趣,并全部成功作出解释。


记者:通过AI的研究,对人类的理解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辛顿:由于模仿大脑的智能可以人为创造出来,因此有很多发现。有些哲学家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使用语言的功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认为语言是出生后经过学习的后天产物。  


50年来,我一直为了让AI更接近人类大脑而不断推进开发。这是因为我相信大脑在功能上更优越。但在2023年,我改变了想法。


人类分享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我们无法逃脱死亡。另一方面,在数字世界里,将一切内容都分为“0”和“1”加以记录。不依赖于特定的硬件,可以瞬间复制数据并运行完全相同的程序。


现在的对话式AI以人类大脑100分之1的规模而拥有数千倍的知识。大语言模型与人脑相比能够更高效地学习。


记者:AI是否不仅拥有智能,还将拥有感觉?


辛顿:如果从主观经验这一角度进行说明,我认为AI可以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觉。


人类也会经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事件。例如我喝了很多酒,早上醒来时,眼前因为幻觉而出现了粉红色的小象。我不会相信小象的存在,而是会认为自己的感知系统没有正常工作,因此这只是内在的体验。


通过照相机收集视觉信息的AI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情况。例如,将物体放在相机前,用棱镜使光线弯曲,形成产生物体在远处的错觉。如果对话式AI解释称感知系统因为棱镜而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感觉。


记者:与您共同获得“图灵奖”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杨立昆(Yann LeCun)否认了AI具有意识或感觉的可能性。  


辛顿:他至今仍是我的朋友,但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也许他认为AI没有主观经验。很多人认为主观经验是人类固有的,AI并不理解世界。这是个错误。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1978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AI博士学位。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引领着世界AI研究,很多学生参与开发最尖端的生成式AI。曾于2013年至2023年供职美国谷歌。现年76岁。


记者采访所感:

 

1950年,数学家艾伦·图灵设计了一个“图灵测试”,用来判断机器是否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智能。在4年前的采访中,我曾询问辛顿,AI什么时候能听懂语言并通过测试,他提出了“可能需要50到100年”的看法。


这次我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已经快要及格了”。与上次采访时骄傲地讲述AI给社会带来的好处相比,辛顿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AI研究“人类如何思考”这一主题的头号权威改变认识的意义重大。


他并不是在预言AI会统治人类。而是在未来具有不确定的前提下,强调长期的风险。我们的社会需要从正面接受并讨论辛顿先生敲响的警钟。


谢选骏指出:“AI教父”胡说“有些哲学家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使用语言的功能”,它这才是无稽之谈。因为谁都认为语言是出生后经过学习的后天产物。但是,只有人类具备这样的创造语言和学习语言的能力,难道不是吗?为何“AI教父”喜欢胡说八道呢?因为“AI教父”居心不良——他们赚够了黑心钱之后,又想拍拍屁股走人,甚至企图贼喊捉贼,玩弄“婊子立牌坊”的古老戏码。

2024年3月28日星期四

谢选骏:永乐仅有手抄也好意思自称大典


网文《永乐大典》报道:


《永乐大典》(学者又常简称《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由解缙、姚广孝、郑赐主编,全书共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正本已经亡佚,今存414册、789卷“嘉靖副本”,另有33册抄本或影印本、10页残页。


《永乐大典》第11312至11313卷,书前有乾隆伪帝御笔题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解缙、姚广孝、郑赐等。

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考得进士,获授庶吉士,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爱重。一天,朱元璋和解缙在大庖西室,朱元璋对解缙说:“朕与尔对则君臣,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希望解缙对其进言,解缙于是提议编写类书:“……勒成一典,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欤?”。其后解缙获任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此事遂遭阁置。


于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他开始计划编写类书之事。永乐元年七月丙子(1403年7月19日),明成祖下谕解缙等,令他们编修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并希望以“统之以韵”,以便检索。解缙随即召集了147人,着手编纂,约以一年时间编成,并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1404年12月21日)上进于明成祖,即为《文献大成》。


学者对于明成祖的编写动机有不同的意见。张忱石认为,明成祖纂写类书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文治,借以笼络人心,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虞万里认为,明成祖不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是单纯因为“盛世修书”的传统。再者,在明代洪武一朝已经有编写过类书,如唐愚士的《类要》、方孝儒的《类要》,而明成祖则对于之前所编的《类要》并不满意,因此希望编写《永乐大典》以方便检索。苏振申认为《大典》的编修的目的有三点,包括是朱元璋、朱棣等留心于学术;朱棣希望超越过去所历朝所编写的类书;希望笼络士民,以转移社会注意力。顾力仁又于苏振生之上增加三点,包括是沿袭过去历朝编写书籍以安抚人心的策略;满足朱棣的个人喜好;并希望借此禁制书籍。虞万里认为当时文献都没有明确的记述有禁书之举,认为顾力仁“禁制书籍”一说没有依据。


一年之后,解缙编成了《文献大成》,但明成祖对于此书并不满意,“所纂尚多未备”,因此下旨命令重修。郭伯恭认为,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编辑时间过短,因此其编纂工作难以完备。黄权才认为,一年虽短但以147人的班子,以编辑一部类书未至于特别困难,并认为原因是在于解缙当时还要编纂《古今列女传》、《明太祖实录》,以及是参与国事引致无法专注于编纂工作才是明成祖不满意的原因。于是,明成祖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监修;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拱兼右春坊右赞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副监修。监修之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有纂修、编写人,缮录,绘图,圈点生等。都总裁则由陈济担任,负责总裁、副总裁和监修之间交流工作。副总裁则负责某特定范畴,领导纂修人员以搜集和加工该范畴的资料,如林环兼《尚书》副总裁、王彦文兼《诗经》副总裁等。此外有“催纂”五人以监视编辑的进度。为了汇集各方的人才,于永乐三年、四年征召过一次纂修人,由朝廷或者是地方的官荐举人选,经考核之后予以录用,当中大多是地方府、县的训导、教谕或者是布衣书生。


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大典》定稿,明成祖经审阅之后非常满意,并为此编写序言,指《大典》“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为之定名为《永乐大典》。于是,明成祖又于全国征集缮书人,开始誊抄,于永乐七年(1409年)冬完成。


体例和凡例


封面右上有黄绢书签,标示此册所属韵目,又低一字说明是该韵目第几册。左上角有蓝边书签黑色双线,外有蓝边,中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该册《大典》的卷次。《永乐大典》共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11095册中,包括了明成祖的序文,进表序文,“凡例”1册,《永乐大典韵总歌括》,《韵总》2册,目录57册,正文11035册。“凡例”中一共定了凡例二十一条,当中规定《大典》以《洪武正韵》作为目,以韵统字,用字系事,先是韵目编排韵字,并对应的内容编纂在对应的韵字之下。如天文志都会载于“天”之下,地理志都会载于“地”字之下;收录内容以“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作为分针,对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事、庾词、逸事都会收录。“凡例”又规定引用书目都列明出处。目录中则将内容以平、上、去、入四声作分类,当中平声二十三韵,10034卷;上声二十三韵,2175卷;去声二十三韵,7389卷;入声十一韵,3279卷,合共八十韵,22877卷。


《大典》副本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黄绢硬面,包背装。每册可能有一卷、两卷、三卷或者是四卷,当中以两卷者为多。页数自十余页至三十多余页不等。封面左有黑色双线,外有蓝边的书签,中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该册《大典》的卷次。封面右上有黄绢蓝线方形标签,题该册《大典》所属的韵部,次行题该册所属该韵的册次,但也有部分册次没有。


内页每半叶边框高36厘米,宽23.5厘米,半叶八行,标题为大字,单行。正文为小字,双行抄写,每行28字。正文大小分作两种,正文以大字,注则以小字。书口有三个鱼尾,上书尾题“永乐大典卷某某”,下端双鱼尾内题叶码。边框,界行,引用书目,书口文字,句读的小圆圈都为红色,其他都为墨色。


流传


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新宫建成之后,迁都北京,明成祖命将南京文渊阁的部分藏书运来北京,《永乐大典》应为其中之一。当时暂存于左顺门的北廊之下,于正统六年(1441年)移至文楼(即今体仁阁)。虽然于《大典》清抄结束之后,有人提议过刊刻,但是因为工费浩繁,因此没有完成。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三殿被烧毁,文渊阁即于三殿附近。因为抢救及时,《大典》没有波及。明世宗朱厚熜非常喜欢《永乐大典》,案头常备数十册以翻阅。为了避免亡佚,明世宗多次和徐阶讨论重录之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式决定重录,要求须按原样摹写,并任命了高拱、瞿景淳为总校官。为了物色缮书人,吏、礼两部举行了“糊名考试”,招录了程道南等计一百零九人。当时规定,缮写人员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页,有差错则必须重写。重录工作进行六年后,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


正本消失


在书成之后,正本估计依然在北京文渊阁、又一说于古今通集库中。在重录之后关于正本的记载很少,在嘉靖之后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因此,学者对于正本的下落有各种的猜测。其说法包括有:


“殉葬”说,认为正本随明世宗殉葬,以张忱石、栾贵明作为代表。张忱石认为,明世宗对于《永乐大典》“殊宝爱之”,因此其认为“极有可能正本殉葬于永陵”。栾贵明认为,嘉靖帝下葬和《永乐大典》抄本成书之时时间只是相差二十余日,认为两者可能有关系。张昇认为,在嘉靖成书之后,尚有人看到过《大典》正本,因此不能成立。

“皇史宬夹墙”说,王仲荦认为“正本没有亡毁,我始终怀疑藏在皇史宬夹墙里”。张忱石认为,皇史宬修建于嘉靖十三年,重录《大典》则是之后的事,不太可能预想之后要贮藏过万册的《大典》。

“万历焚毁”说,如方以智认为《永乐大典》“于万历中因三殿火,书遂亡”。张昇认为亲历此事的大学士也没有提及此事,应该不可信。

“明末焚毁于北京”说,以郭沫若、张昇为代表。郭沫若认为,“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认为《大典》可能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焚毁。张昇认为嘉靖正本至明末依然存在,然后才因李自成入京而被焚毁。张忱石指,此说自清代已经有所怀疑,如乾隆间法式善指副本“相传为李自成所催残”,又谓“不知原书今归于何所,竟无人知之,是可怪也”,假如已经焚毁不可能一纸半叶也没有留下。


副本流传


1408年:《大典》编成,计22,877卷,11,095册。

1773年:乾隆五十九年统计,计9881册,佚去1215册。

1815年:嘉庆十五年,许乃济等人对《大典》作清点,发现册数为乾隆所存时一样。

1875年,翰林院大典不足五千册。

1876年:翰林院大典只剩下三千册余册。

1886年:缪荃孙所见只有九百余册。

1892年:《翰林院旧书目录》中,统计只有八百七十本。

1933年: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书目表》记有三百六十七本。

1959年:赵万里统计有三百七十余本。

2005年:张昇统计有四百一十八本。

《永乐大典》副本共有11095册,在抄成至后一直收藏于皇史宬至明朝灭亡。清代康熙三十二年时,徐干学称:“皇史宬所藏《永乐大典》,在鼎革时亦有佚失”,可见当时已经有所遗失。至雍正朝,《永乐大典》由皇史宬移入翰林院,据全祖望大致的估算:“惜缺失几二千册”。之后,乾隆元年(1736年)下旨修《三礼》,在《大典》中辑得不少佚文。当时见《地官》一册有缺,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开馆时则《夏官》一册也佚,可见四库馆开馆时所见的《大典》已经较修《三礼》时为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将《永乐大典》六册,带回家中,途中失窃,一月之后六册书在御河桥边被发现,失而复得。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统计,计9881册,20473卷,佚去1215册。


嘉庆二十年(1815年),许乃济等人对于《大典》作清点,发现卷数、册数和乾隆朝统计时一样。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所记,于道光八年(1828年)重修《一统志》的时候,散佚尚不严重。


而至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永乐大典》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散佚,主要是因当时的官吏监守自盗。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记述,当时的偷盗者“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之后,他们以十两一册向洋人出售。光绪元年(1875年),翰林院大典不足五千册。光绪二年(1876年)翰林院大典只剩下三千余册。光绪十二年(1886年),缪荃孙所见只有九百余册,即使朝廷严责监守者也无下落。当中文廷式一人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三年(1887年)间就盗走至少百余册。光绪十八年(1892年),《翰林院旧书目录》中,统计只有八百七十本。1900年6月23日,甘军为攻入英国大使馆放火焚烧翰林院,当中一部分的《大典》被焚毁或弃置,一部分则被当时使馆区中的洋人盗去,一部分则为英使馆移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二日,英使馆交回《大典》三百三十余册,其后又被人监守自盗。宣统元年(1904年)统计清点时,翰林院只剩下64册。


出版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对于《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包括有张元济(卷485至486,1916年)、罗振玉(卷14628-14629,1917年)、傅增湘(卷2610至2611,1926年)、东洋文库(计11卷,1930年)、北京人文科学所(卷2584至2585,1939年)。


其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华书局也多次影印出版《永乐大典》。195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献礼项目,中华书局将苏联于1954年归还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卷2345-2347)。1960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收集到的730卷全部出版,计全二十函二百零二册。此外,其他出版社也有出版《永乐大典》影印本。台北世界书局在中华书局730卷影印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台湾所藏的五卷和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七卷,出版了742卷《永乐大典》。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


价值


《永乐大典》的最大价值在于保存了明初之前各种学科的文献资料,获称为是“辑佚之渊薮”。《大典》的内容力求“无所不包”,据学者的不完全估算,《永乐大典》中征引的书籍有七八千种之多,因此可供辑佚的内容数不胜数。此外,《永乐大典》保存的内容也被学者用之以来校勘,《永乐大典》所征引的书籍大多都是明代南京文渊阁所藏的书籍,而文渊阁的书籍则是来自于宣文阁、祟文监的书籍,而元代的书籍则是取自于南宋秘书省,因此《大典》保留了不少宋代的著作。而元明的刻书经常为人所诟病,有“明刻书而书亡”之称,故此学者经常以《大典》作校勘之用,以纠正明代的底本。


在话本、杂剧方面,据《永乐大典目录》卷13695至13991,当中载有戏文三十三种,卷20737至20757则载有杂剧九千多种。《四库全书总目》称:“(《永乐大典》)平话一门,所收至伙,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成文而口说之”,可见在这些话本、杂剧在乾隆一朝依然存在着,但是《四库》编纂者认为其内容无可取,因此没有对此辑佚,引致相关内容的流失。


在剧曲方面,在当今残本中可见有《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南剧剧本,而这些南剧剧本在现存的南剧剧本中是现在中较为早的,对于研究剧曲史以及民间文学有所价值。


在诗词方面,清代康熙年间在编纂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到《永乐大典》,而现今的学者在《大典》的残存本中发现有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的作品尚没有被《全唐诗》所收录。而当今所编的《全宋词》、《全金元词》中有不少的内容都是取自于《大典》,可见其价值。


在史料方面,《永乐大典》收录了很多宋元两朝的史料,清朝法式善即指:“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之文章,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焉”,如卷14620至14629收有《吏部条法》,对于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有所价值。元代的《元一统志》在明代之后亡佚,而《大典》即有相关的佚文。


在方志方面,《永乐大典》收录了方志达九百种,绝大部分都是宋元人所编的方志,但是四库馆馆臣几乎没有辑录相关内容,至清末徐松、缪荃孙等人才留意于此。现存较为完整的方志有《湖州府志》、《杭州府志》、《绍兴府志》、《苏州府志》等。


在科学方面,《永乐大典》收辑了不少科学技术书籍,如卷1319“种”之韵收录了吴怿的《种艺必用》和张福的《种艺必用补遗》,当中记述了粮食作物、蔬菜、果木、花卉的种值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此外,《大典》收有了一些古算书,包括《杨辉日用算法》、《杨辉摘奇算法》、《锦囊启源》等等,为他书未见。


在医学方面,《大典》中收集了不少的医学材料。如卷981中收集了《幼幼新书》、《玉诀方》、《经济小儿保命方书》等四十五种医学书籍内容,当中验方有133种。又如卷13441、19865中记有《本草》、《绍兴本草》、胡仕可《本草歌括》、陈衍《宝庆本草折衷》等,都是一些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的宋元金药物著作。


在目录学方面,《大典》可以补充以及互证《文渊阁书目》的内容,以及补足宋元金的艺文志。明英宗正统五年(1435年),杨士奇等按文渊阁所藏书编成了《文渊阁书目》一书,但是因为年代有所距离,有部分书籍已经散佚而不见于《文渊阁书目》之中,而因《大典》所依的书籍大多都是明初文渊阁所藏的书籍,因此《大典》可以补充这部分。另外,《文渊阁书目》中所记书目有“不着撰人姓氏”(《四库全书总目》)等毛病,而《大典》在征引书籍的时候大多都有编撰人姓名,而可以补足所阙内容。


辑佚


现存可考以《永乐大典》作辑佚工作的学者是张四维。他在嘉靖年有参与重录《大典》的工作,当中部分《大典》卷末则有“分校官编修臣张四维”的字样。他在参与重录之时在此辑出了《折狱龟鉴》以及《名公书判清明集》二书。他录出《大典》当中征引二书之原文后,并没有对其作整理,然后刊行的时候才由杨澄校勘,并改正字句以及移就篇章。张四维辑佚工作没有明确目的,较为粗略[16]:12-15。之后,以《大典》作辑佚的工作的学者则是清朝的全祖望。其在参与修纂《三礼》的时候,辑出来了38家,40种的《易经》注解,如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但是因为其于馆中的时间有限,可能是只是随见随录而并非有辑本。


其后以《永乐大典》进行辑佚工作的则是四库馆的馆臣。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1772年2月7日),乾隆帝下旨征求遗书,但是反应不佳。于同年十月十七日(11月11日),他再次下旨催辨,才有督抚开始进书。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9日),安徽学政朱筠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提出了四项搜索遗书的事项,当中就包括了以《永乐大典》以进行辑佚,得到了四库总裁官于敏中的支持。乾隆帝朱批“原议大臣议奏”,命军机大臣议其事。次年二月初六(2月26日),刘统勋上奏军机大臣的讨论结果,定立了辑佚的方向,“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乾隆帝“依议”,同日令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二月十一日(3月3日)又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以定立辑佚的条例。同日,刘统勋奏议定立了校核《永乐大典》条例计十三条,并于翰林等官中选派三十员为分校,又选提调、收掌若干。


其逸书采集原则主要有三点


采集当时流传已少,现在不通行者,“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较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己少”以作收录;

采集有益于后学者:认为假如无助于学术的书籍不会采集,如《四库全书总目》即指吕祖谦的《左传类编》虽然散见《永乐大典》中,但“颇无可采”。

尚可衰缀成编者:馆臣认为假如内容不全、散乱,辑佚难度较大者不应该采集。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四库馆正式开始展开以《永乐大典》以辑佚的工作,最初只是有三十人,当中包括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于同年闰三月十一日,又再增加二十人以协助辑佚的工作。当中的辑佚纂修官大部分都是乾隆三十四年、三十六、三十七年的进士。纪昀作为总纂官也有参加当中的辑佚工作。此外尚有一些学者虽然不在四库馆,但以提供意见,或者是抄录辑佚的初稿本的方式参与辑佚,如卢文貂、丁杰、孙星衍、孔继涵等。


至乾隆四十八年(1780年),一共辑出了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书籍,计四千九百六十卷。当中的书籍包括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薛居正《旧五代史》、林宝《元和姓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宋代医学书籍《苏沈良方》、《博济方》等。


四库馆的辑佚工作经常被当今的学者诟病。以《旧五代史》为例,于清代彭元瑞指《旧五代史》即是“《永乐大典》散篇辑作之书之最”,认为应该“注明《大典》卷数及采补书名卷数,具知存阙章句,不没其实也”,当时稿本对于《旧五代史》的辑文都列有出处,但是后来认为为了保持体例统一,于是没有保留出处。其不注出处的做法受到学界所批评,使学界不能确认佚文的真确性和校勘情形。


而且,馆臣在征引《旧五代史》的时候依然有所失收。以目前所见的《大典》残本而言,当中有72段《旧五代史》的段落,而当中只有馆臣则只使用60段。此外,馆臣对于辑本的抄录经常和原本不同,有疏忽或者篡改原文的情况。


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后,《永乐大典》于清朝亦多次被拿来作辑佚工作,如嘉庆年间修《全唐文》,道光年间的徐松的《宋会要》、《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等。光绪年间,文廷式、缪荃孙等也以《大典》以作辑佚,辑有《宋将元及第图》一卷,《寿昌乘》一卷,《曾公遗录》一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等。


存目


《永乐大典》在咸丰十年开始散佚,其后流传至多个国家。今存414册,789卷嘉靖副本。以地区作分类,大陆的藏册是最多的,有166册,当中绝大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则各藏有一册,另外有两册则是私人收藏。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爱尔兰都藏有《永乐大典》的副本。以藏址分类,当中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册最多,有162册;其次则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有62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41册:日本东洋文库则有35册。


宣统元年(1904年)统计清点时,翰林院只剩下64册,都被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家中。1912年,鲁迅就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并提议将翰林院所存的《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于是教育部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以收集该64册大典,当中60册送向京师图书馆,其他则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1934年,馆藏《大典》已经达到93册。1935年,为了保护古籍,《永乐大典》运至上海公共租界仓库保存。1937年,为了避免受淞沪会战波及,当中有60册移至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中有35册是来自翰林院的60册,另外25册则是北京图书馆陆续收藏的。其后这60册《永乐大典》运至台湾,再加上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交换协议中所得的2册,即今日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之62册。


翰林院存入京师图书馆的60册大典中,除了现存于台湾的35册,另外所藏的25册当时亦有运至上海,但是其后运回了北平。在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又收集了两册《永乐大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于民间以及是各地的图书馆收集了永乐大典,如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将21册《大典》赠予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赠予四册,广东文管会赠三册,周叔弢、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各赠一册。另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4册《永乐大典》。1983年,于在山东掖县某农民家中发现了一册《大典》。2009年,文物局于袁樊后人中购得一册,后予国家图书馆收藏。


此外,外国又先后归还了《永乐大典》计67册。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之予北京图书馆收藏。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了52册《大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科学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以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合计有162册。


日本的《永乐大典》主要依靠董康以及田中庆太郎传入。在1912年10月,董康在北京购得《大典》十七册,并于11月带到日本,当中十册由田中庆太郎收购。田中庆大郎又将其转售予他人,在辗转之下,如今藏于天理大学图书馆(三册)、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册)。其他的《大典》不可考或者下落不明,但可能也售给了日本图书馆或个人。1918年10月初,田中庆太郎到在北京搜得十一册《大典》,当中一册售予美国国会图书馆,十册售予了日本东洋文库。1926年,田中又购入了七册《大典》,当中四册售予了东洋文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现收有41册。1923年之前,国会图书馆只藏有四册,分别得于田中庆太郎(两册)、鲁札克书店(英语:Luzac & Co.)以及小李佳白(英语:John Gillbert Reid)。于1923年春,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得了29册《永乐大典》,都是于欧洲购入。余下8册则是1923年后所得,当中其中两册得自于田中庆太郎,三册购自于翟理斯,一册则是某传教士于北京街上捡得,并售给国会图书馆,一册则是小李佳白所寄存。一册(卷11618-11619)的来源无考,于1939年至1940年间入藏国会图书馆。


注脚


3亿7千万字的说法首见于李光壁《明朝史略》,其后胡道静、陈国庆、刘因钧都使用此说,《中国大百科全书》也使用此说。顾力仁以现存《永乐大典》字数以估计,认为应该在4亿2千万字左右。


《明太宗实录》卷73指“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二百十一十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张昇、虞万里都认为这是针对稿本而言。

文中记有221册,当中含台湾的60册,即161册。合2007年加拿大入藏2272至2274卷“模”字韵“湖”字号即162册。

卷13019“送”字韵“宋”字号,上半册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下半册由东洋文库藏。

河内远东学院曾藏卷2060-2261、卷2266-2267、卷2404-2405、卷8268-8269,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有收入。后来可能移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下落不明。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远东学院图书馆等都没有此四册信息。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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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贵明. 《永樂大典》之謎──關於《永樂大典》正本殉葬的推想. 寻根. 1999, (04):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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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永乐猪头,啃了《文献大成》据为己有,就叫《永乐大典》,可是他的猪眼却只有一只,所以永乐这个独眼龙只会让人抄写,不会让人印刷。因为它只是皇帝的玩物,不是社会的财富。结果随着朝廷覆灭,只能残缺不全了——如此这般的破烂类书,也好意思自称“大典”(就像傀儡国家也有“开国大典”)。


网文《永乐大典还有可能出土完整版本吗?》2023-07-03报道:


1995年的一天,为了探寻《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中科院研究人员采用微重力测量方法,对嘉靖皇帝陵寝永陵地宫进行勘测。结果发现永陵地宫虽然与已经发掘的定陵地宫结构一样,但面积却比定陵地宫要大,足以放下《永乐大典》正本。假设《永乐大典》正本就在永陵地宫,那么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永乐大典》副本几乎流失在海外的历史遗憾。


之所以说《永乐大典》正本很可能就存在永陵地宫,主要原因在于嘉靖皇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爱不释手。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为了能随时翻阅《永乐大典》,嘉靖专门下旨令太监在他的书桌和床头前放数册,看完后即时更新。1562年紫禁城一度发生火灾,嘉靖不惜在一夜之间连下三道圣旨,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坏《永乐大典》。当这次风波平息以后,嘉靖下旨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三人挂帅,组织书生重抄《永乐大典》,是为《永乐大典》副本。为了保证质量,嘉靖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抄写三页,但必须一字不差,直到五年后的1567年3月才结束重抄工作。


但就在1566年12月,嘉靖皇帝病逝,享年60岁。离奇的是,直到1567年3月,灵柩才安放进永陵地宫,与此同时随着《永乐大典》重抄工作结束,即位的隆庆皇帝也对参与抄写的书生进行奖赏,可就在这以后再也不见《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如果参照之前明朝皇帝的葬礼,从去世到下葬十三陵,来回路程不会超过一个月时间,而三个月时间足够三个来回了。很明显嘉靖的棺木在等待《永乐大典》重抄工作结束,一旦大功告成,不排除《永乐大典》正本作为陪葬品,与嘉靖棺材一起送到永陵地宫。


另外从永陵建设来看,其陵园也有足够面积放下《永乐大典》正本。首先在1536年为了兴建永陵,嘉靖皇帝调用的士兵人数超过10万人,在十个月内开销更达到了白银300万两,因此从占地面积来看,永陵为十三陵第二大陵寝,仅次于明成祖朱棣长陵。其次在营建地宫的时候,根据嘉靖旨意,工部是仿照长陵地宫九重法宫结构而建,且在建设的时候专门预留了空间,而这也为《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安放在永陵地宫埋下伏笔。


至于现在海内外保存的《永乐大典》副本,之后的命运也是令人唏嘘不已。从明朝隆庆年间开始,《永乐大典》副本一直存放在皇史宬,直到清朝雍正年间转移至翰林院,使用樟木和铜皮制成的金匮安置。但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永乐大典》副本被人为监守自盗,按照10两白银一册的价格卖给洋人。而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永乐大典》副本经历了毁灭性打击,最后在民国时期只剩下64册。


如今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副本共有161册,这当中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政府归还的,海外各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则藏有400余册,加在一起也远远赶不上《永乐大典》真正的册数11095册。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时机成熟发掘永陵地宫很有必要,如果能从中出土《永乐大典》正本全版,那么将是当年最大考古发现,可以及时整理出版,让《永乐大典》再度流传。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即使弄全了,如果不能印刷刊布,就算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又有何用哉。


《你知道《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的本质区别吗?》(博小拙 2017-03-15)报道: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都太有名了!要说两者的共同点,大家一定能够轻易想到:这两部书的规模都极其庞大!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古今典籍7000种以上,分为11095册,总字数多达3.7亿字!《四库全书》编纂于清朝乾隆年间,汇集古今典籍3500多种,分为36000多册,总字数不少于8亿字!


这么多字全是徒手抄出来的。


《永乐大典》的编辑和抄写工作动用2000多人,其中既有当朝重臣,也有普通的“抄书匠”。《四库全书》仅抄书匠就招了近4000人,参与古籍收集、整理、编辑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有趣的是,清朝的编修官必定深知抄书的辛苦,所以特别推出一套“激励机制”。他们从落榜秀才中挑选字迹好看的,规定每人每天至少抄1000字,抄满五年后按字数多少归入不同等次,按等次授予官职——要是抄满200万字,就能直升市领导!


有人要问了:既然抄书辛苦,为什么不印刷呢?


因为这两部书的套数都太少了。《永乐大典》只抄了一套,专供永乐皇帝本人阅读。《四库全书》多一点,抄了七套,但制版印刷的成本仍然远远高于手工抄写。


说了半天,无论是规模庞大,还是套数稀少,都是这两部书的共同点。它们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一定要触及“本质”噢!


只要你翻过这两部书,就能瞬间找到答案。


《四库全书》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史书典籍)、子(诸子百家)、集(诗词歌赋)四部分,所以叫“四库”;内容包罗万象,所以叫“全书”。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套“丛书”,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


“丛书”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最家喻户晓的丛书恐怕要数“四大名著”了。这四部小说各自独立,没有关联性,你取你的经,我造我的反,贾宝玉管不了三国事,诸葛亮进不了大观园。出版社觉得它们都属于古典小说,所以搞了个“捆绑销售”。


《四库全书》不是用来卖的,不用考虑销售问题,但里面包含的每一种古籍同样是独立的,内容是完整的。


“经史子集”四类书册分别使用绿红蓝灰四色封面,象征春夏秋冬四季


《永乐大典》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丛书,而属于我国古代一种极具特色的图书形式:“类书”。


类书是一种工具书。编者把许多书籍中主题相近的语句摘抄在一起,汇编成与各种主题有关的资料集——好吧,肯定有人没看懂,咱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永乐大典》第2272卷的一页纸。看到“湖”字没有?这就是这一卷的“主题”。编者首先摘录了与“湖”字有关的“诗文”,最先摘抄的是宋代《黄氏日抄》和《家则堂先生瀛州集》这两种书里各一篇文章。


《黄氏日抄》和《家则堂先生瀛州集》是不是总共只有两篇文章?绝对不可能。其他文章可能抄在了《永乐大典》其他书册里,也可能被《永乐大典》抛弃了。


这种编辑方式是不是很像现在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确实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假如你对某一类事物感兴趣,可以顺着一个“主题”(或者说“词条”)一直读下去,会觉得很过瘾——明朝嘉靖皇帝就是这么干的,他崇尚道教,对《永乐大典》里的道教内容百读不厌。


但类书与百科全书还是有区别的。如果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找到“湖泊”这一词条,你会看到与湖泊有关的各种知识,比如湖泊的定义、分类、形成原理乃至世界著名湖泊列表,所有这些内容都经过编者的总结和润色。


类书就不一样了。类书的编辑只负责摘抄原文,绝不删减文字或者添油加醋。《永乐大典》因此保留了明朝以前大量文献资料,而且是原文资料,所以非常珍贵。


有人要问了:《永乐大典》好是好,可一万多册书,如果查阅某个特定的“主题”,岂不是要找昏头?


不用担心。就跟我们查字典一样,《永乐大典》里的“主题”也是按“拼音”排序的——你没看错,明朝也有拼音!


注意到书页右下角的“六模”了吗?“六模”跟“湖”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模”(念mu)正是明朝“拼音”里的一个韵母,表示普通话里念第一声或者第二声的“u”。


你也许还记得语文老师曾经说过,古人把汉语发音称为“四声”,分别指平声(相当于普通话第一声和第二声)、上声(普通话第三声)、去声(普通话第四声)、入声(普通话里没有)。在明朝“拼音表”里,“模”(也就是“u”)是排在平声部分的第六个韵母,所以称为“六模”——这一大圈子够绕吧!


“湖”字的拼音是“hu”,韵母是“u”,对明朝人来说属于“六模”。如果你熟练掌握“明代拼音表”的韵母排列顺序(就跟我们熟知英文字母表一样),再结合《永乐大典》的目录,就能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那册书。


这张书页的主题是“斋”字,归入平声第七个韵母“皆”,也就是念第一声或第二声的“ai”


不过,现在查阅《永乐大典》就不用担心书册太多了——因为这套书96%的书册没能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后来嘉靖皇帝下令誊写了一套副本,永乐那套便神秘消失了,不知是遭了火灾还是被嘉靖带进了坟墓。清朝末年,嘉靖本《永乐大典》屡遭偷盗和战火,流传至今的只有400多册。其中最大一部分,即222册,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幸好乾隆皇帝做了一点补救,让《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做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再次回到这张记录“湖”字的书页。大家还记得《家则堂先生瀛州集》吧。


“则堂”是南宋理学家“家铉翁”的号,《家则堂先生瀛州集》是家铉翁的诗文集,到清朝乾隆年间已经失传了,幸好这部书的内容被分散抄录在《永乐大典》的不同书册里。


当时宫里收藏的嘉靖本《永乐大典》还有8000多册,算是比较完整。于是乾隆皇帝做了一件大善事。他要求编修官把分散在《永乐大典》各处的失传古籍篇章重新抄录在一起,编入《四库全书》,《家则堂先生瀛州集》因此“复活”了!


如此复原的古籍被称为《永乐大典》辑佚本,总数多达385种,可以说代表了《四库全书》最重要的历史贡献!


相比支离破碎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运气实在要好很多。


乾隆命人抄写了七套《四库全书》,流传至今的有三套半。保存在圆明园文源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的三套基本毁于战火。原藏杭州圣因寺文澜阁那套仅存三分之一,重抄补齐后移交浙江省图书馆。紫禁城文渊阁和沈阳故宫文溯阁的两套基本完整,现藏于台北故宫和甘肃省图书馆。


但最完整的一套还要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文津阁《四库全书》要钤盖“文津阁宝”印章


凭什么说国家图书馆这套最完整?因为只有这套《四库全书》不只有书而已。


顾名思义,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收藏在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是乾隆皇帝为自己消夏避暑准备的读物。1909年,清政府决定将这套书拨给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五年后,文津阁《四库全书》被整体调运至北京。


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


什么叫“整体调运”?就是除了书册以外,装书的木制书函、盛放书函的书架也要统统运来!甚至连包装用的夹板、丝带、铜环都是清代原物!


保存如此完整的《四库全书》仅此一套!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珍贵之处是校勘质量高。


据记载,乾隆皇帝曾亲自参加校阅,总纂官纪晓岚更是校对多达三次,非常罕见。台北故宫和甘肃省图书馆那两套都出现过零星散佚的情况,都根据文津阁本进行了补抄。至于散失大半的杭州文澜阁本更是补充了大量文津阁本的内容。


2013年9月,国家图书馆打开文津阁《四库全书》库房的展示门,全部36304册书籍、6144件书函、128个书架完整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时光倒流两百年,曾经映在乾隆皇帝眼中的,或许就是这般光景。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就全部介绍完了。


国图不仅是一座供你读书、借书的图书馆。国图同样是一座收藏古代珍贵文献的博物馆。


这里有全世界总长度最长的敦煌遗书,有天壤间仅存的金代大藏经孤本《赵城金藏》,有保存数量最多的《永乐大典》,有最完整、最完美的文津阁《四库全书》。


这里还有全球四分之一的殷商甲骨,还有存世半数以上的宋元古籍品种,还有涵盖中国文字发展史的15万种、30万件碑刻拓片,更有数以千万计的手稿、照片、影音资料和现代报刊书籍。


这才是一座完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宝库。


谢选骏指出:永乐大典是类书,四库全书是丛书,但是全都没有印刷发行——这和任何一部百科全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至于说道中囶“国家图书馆”,它的收集完整吗?有了几卷《谢选骏全集》?这也是一个试金石。

谢选骏:多维新闻不知道自己正在玩命


《人才周刊:办公室里的地缘政治学》(多维新闻社2003年1月9日)报道:


你很熟悉的格子里,进门有一个会议室,主管经理或者老板坐在最后面的位置,公司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从董事长到一般文员都是用隔断。这是一间颇为典型的现代公司办公室。人才周刊7日刊载付佳的文章说,如何创造一个高质量的办公空间以振奋士气和提高效率,是老板和员工们都甚为关注的课题。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办公室的地缘政治学。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说,"不同行业,办公室里摆放的东西和布局是不一样的,作为投资银行来讲,算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行业。"他介绍了一间标准的投资银行办公室的布局:进来以后肯定有一个牌子是公司的标识,前台有接待;会议室放在一角,并可以享受到窗户,会议室不希望直接看到公司老总办公空间里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能直接一眼看通,但是希望看到公司里面的一些人气;投行一般用隔断来做,前面有一个小的公共空间,可以放一些饮料机或者冰箱,然后有一个小桌子,大家可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下讨论一些问题。 


慧聪国际资讯的办公室相对乏味了一点。CEO郭凡生说:"现在在华兴大厦一到九层都是我们的,每一层容纳将近100人。进来后有一个总经理室,是一个封闭的房子,两个部门经理是相对大一点区域的隔段,旁边有一个会议室。有两个卫生间,第八、第九层的面积小一点,其他层数全是这样一个布置。大概一层有七八十人,我们有十几个事业部,还有管理部门。楼里面大概有将近800人,有管理部门、财务部门。" 


著名的网络设备供应商思科公司的办公室标准化到了某种极致。思科中国区总裁邵光华介绍这种办公室布局说:"思科最大的特点是,所有楼层的设计是全球统一的,里面用的东西几乎都是全球统一的,颜色也是全球统一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当经理不是好事情,因为只能坐中间,你是绝对没有窗口的,窗口永远是留给员工或者是会议室。"邵先生一语道破了这一布局的缘由,"思科是一个跨国企业的文化,所以它的东西都是很一致的。一致的好处就是简单,而且很迅速。" 


美国最大网络设备公司之一思科(Cisco Systems Inc)总裁、首席执行官钱伯斯(John Chambers)19日在东京讨论网络技术的未来发展。


另外,"一进思科的办公室,中间是经理或者是会议室用的地方,旁边多数是员工的座位,大部分都是背对著窗口。资深的人进来先抢靠窗户的位子,他们的位子比经理还舒服。经理的位子在思科是因为你需要才给你房间,不会因为你资深、官当得很大才给你房间。我们所有的经理办公室都是一样的,只有10平方米。还有一个客户等人的地方,我们时常有一些外国思科员工来中国访问,所以也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邵先生也同时强调说,思科的做法并不是国际上很先进的做法。 


倡导"新办公文化"的"左岸工社"董事总经理林涧理想的办公室蓝图是:没有隔间,而且总经理没有单间,老板员工完全在一个空间里面。林涧说:"我喜欢员工每个人不是在一个格子里面,而是大家在一个开放的、相互之间看得见的环境下办公。"他说:"出现了电脑之后,尤其前一段SOHO工作状态比较流行之后,实际上每个人如果有一部笔记本电脑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工作。酒吧、海滩、飞机上都可以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办公室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是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交流是新的办公室的主题,要完成这种交流,最重要的是人要互相看得见。而不像过去有一张桌子做简单的案头工作。" 


这很容易引起一些年轻办公族的共鸣。经过评选出来的几间"最有趣味的办公室"名单上,名列前茅的几乎就是它的两个孪生兄弟。 


一间是在曼哈顿沛斯广告公司的办公室,是在顶楼,有3000平方米,没有什么老板间,也没有一个一个的隔断,全部都是开放的。一进办公室就感觉进了餐厅似的,有无数的圆桌,你爱坐哪里坐哪里,然后可以开始工作,你的电话分机就到了这里,你的工作就是在电脑前面跟客户交流,或者请你的客户在夜里喝咖啡。它有一套后台软件,可以跟全世界所有的客户去交流。这个概念跟IBM移动的桌子也是相似的。 


另一个宠儿是2000年一家美国独资网络公司(现已经撤出中国市场)的办公室。财务、总经理没有单独的隔离间,完全是按行政、技术、内容、市场、销售等部门去分,每一排有一个食品栏,放著巧克力。每排之间有一个冰箱,冰箱里面有可乐,惟独分出来两个会议室。据说在公司,大家积极性很高,没有隔阂,都能喜爱这个公司,公司退出中国的时候,员工对这个公司的感觉还"非常深"。


慧聪国际资讯(集团)公司CEO郭凡生认为,办公室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应该推崇什么样的空间环境布置,体现了老板的思路:你跟员工是什么关系,你希望推崇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慧聪总部的设计目的是最大限度利用空间。郭凡生的理由是,思科的员工一个月平均工资是两万多元钱,工作年限比较长,外语比较好;慧聪的员工是来自贫困地区的中专生、高职生,平均1000多元钱。"我们的高级总经理和副总裁的任务是接待客户,他们的办公室来的更多的是客户。思科这种模式适用于研究或者集中销售管理,我们总经理给最好的位置,意味著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共的小会客区。把总经理的位置放在后面,很简单,他应该一览无余。" 


企业为什么花这么大的投资买办公室?因为买写字楼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客户。给别人看什么呢?是财富的炫耀,还是真正对知识创新的弘扬?这是涉及到企业家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是财富的炫耀就买劳斯莱斯,或买贴金贴银的办公室。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和创新,就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客户获得这个信息,比如一些更个性化的办公环境。 


要激发员工的创造力,除了财富分配,还在于能否提供一个轻松快乐的环境。人在快乐的时候,记忆力和思维速度是常规的6倍。明基在办公室里面做沙滩不是做秀,而是让员工在紧张状况下能够放松的一种方式。什么样的工作是效率更高的工作呢?答案是工作和玩结合得最密切,这时候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这跟林涧的生活理念完全一致——"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


谢选骏指出:多维新闻只知道"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玩命——《多维新闻》2004年开始连载我的《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没过几年就被恶意收购了,然后就把所有《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记录网页全部消灭。但是”好景“不长,又过了几年“改版后的《多维新闻》”就正式毙命、关门大吉了——甚至1990年代在美国由人豢养的《民主中国》,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厄运。玩世不恭的人们,哪里知道自己正在玩命。


谢选骏:美国已经陷入两條路线的斗争、临终病人的死磕

《百日新政 川普將優先實施減稅 還有終止疫情補貼、限制糧食券、驅逐無證…》(記者胡玉立綜合報導 2024-12-01): 共和黨全面執政後,白宮與國會計畫推出新政,在川普上任百日內推動減稅、限制社會福利、削減預算赤字等重大施政。 川普與國會共和黨人贏得大選並全面掌權後,正雄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