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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4日星期日

谢选骏: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


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一书认为,“日内瓦学院既经建立,加尔文非但建成了新教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更建成个有似于他从前的学生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一样的团体——正是一样逻辑般严明的教规,一样钢铁般苛酷的意志。”

但是,《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一文却说,“1523年,加尔文14岁,赴巴黎蒙太居学院读书,在校时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是校友。”

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呢?


《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2021/12/23日 裴连山)报道: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首先谈及加尔文的生平,这是一本他在世时候的书,是别人帮他画的一个画像,现在这个画像就在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加尔文出生于1509年,去世于1564年,享年55岁。这个是日内瓦宗教改革的纪念碑,是日内瓦市中心比较重要的纪念碑,纪念碑上有四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依次是:法雷尔(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引路人),加尔文,波萨(加尔文的继承人)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加尔文的学生之一)。

 

一、加尔文对后世的贡献——“四个一”

 

1一个教派,就是改革宗传统教派。西方的长老会、改革宗、公理会都是加尔文背景的教派,今天有一个全球改革宗教会联盟(World Alliance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原来的总部在日内瓦,后来因为房租太贵,就搬至德国汉诺威,并改名为世界改革宗教会团契。

 

2、一座城市——日内瓦。日内瓦本来是瑞士很小的一座山城,在加尔文到来之前大概只有五千人到一万人左右。后来发展到一万三千人。这座小城在加尔文时代接纳了六千多名因宗教迫害而来到日内瓦的难民,加尔文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一所英雄的城市。日内瓦人口约30万,是瑞士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苏黎世,但是坐落在日内瓦的有一百五十多所世界性的机构,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基督教的一些世界性的组织,这就使得日内瓦这座小城在全世界很有知名度。

 

3、一座大学指的是加尔文1559年创办的日内瓦学院,这是自使徒以来世界上最完备的基督教学校。

 

4、一本着作,就是加尔文的代表作《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加尔文写了很多年。1536年是第一个版本,仅仅只有八章,是一本很小的书。到了1559年最后一个版本的时候,已经成为四大卷,将近两千页的巨著。其中,1539年是第二个版本,1545年是第三个版本。这本《基督教要义》是新教神学家必读的书目。加尔文称此书是“我们所发现的上帝在他的圣道中希望教导我们的东西的总汇”,如果找20本对世界有影响的书籍,那么就包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二、加尔文受到争议的地方

 

主要是他在教义上主张双重预定论,在教义上继承了保罗、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但是他把预定论说的更加清楚。有些东西说得清楚了反倒不太好,包括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他们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永远蒙福。但加尔文的预定论补充了后半部分,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部分人,使他们永远蒙福,也同时预定了另一部分人,让他们永远受咒诅,这叫双重预定。这就使得加尔文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其次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搞神权政治,将严酷的道德规则强加给日内瓦,当时喜欢加尔文的人就会说,日内瓦是一座圣洁的城市;但是不喜欢加尔文的人,认为这是一座从来听不到笑声的城市,两百年后没有出现过一位艺术家和诗人。第三个受到争议的地方是,加尔文参与烧死异端学者赛维特斯(1511-1553),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理论的西班牙医生,同时也算是一位神学家。加尔文用火刑烧死他,后世的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第四个备受争议的是加尔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时候加尔文被称为现代性的缔造者之一,有时候被称为资本主义之父。关于加尔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一本书论述的比较多,就是二十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那本书上论到加尔文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三、加尔文到来之前的日内瓦

1387年的日内瓦宪法承认的三种权威:主教是城市的君主,伯爵拥有日内瓦的城堡,以及一群利伯维尔民。这是日内瓦城市的结构。市民和居民权力不一样。日内瓦城市共和国有三重权力机构:小议会(由日内瓦的一些市民和贵族组成)、两百人的议会(包括一些日内瓦的居民)和最大的全体市民大会,当时的日内瓦与弗莱堡和伯尔尼结成勉强的同盟。

四、在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后,城市管理体系发生了改变。有小议会,二十五人组成,由日内瓦公民和中产阶级代表组成,其中包括四名执政管,每周聚集开会三次。六十人议会。两百人议会,有日内瓦居民组成,由小议会选出,同时也负责选举小议会。国民大会,由日内瓦二十岁以上的男性居民组成,每年选举四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并负责审议小议会的提案。教会治理有教牧团,是由日内瓦以及辖区内教会的全体牧师组成,每个礼拜聚集一次,讨论教会事宜,加尔文担任召集人。教会法庭,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两名来自小议会,十名来自二百人议会,十名当中四名由六十人议会选出,教会法庭由加尔文领导,每周开一次会。

四、加尔文的生平

加尔文于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皮卡迪省努瓦永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有弟兄四人,还有两个妹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远近闻名的美女。1523年,加尔文14岁,赴巴黎蒙太居学院读书,在校时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是校友。1528年,加尔文离开蒙太居学院,转到奥尔良的学校学习法律。加尔文在布尔日的时候遇到十二岁的贝扎,后来任日内瓦学院院长。

1531年5月26日,加尔文的父亲去世,留给了他够用一生的遗产,虽然不富裕,也足够日常生活开销。加尔文也想一生过一种学者的生活,读书著书,不参与实际的工作。1532年加尔文出版了对塞内卡《论仁慈》的注释,塞内卡曾是罗马尼罗皇帝的老师。1535年加尔文由于归信新教后受到迫害而搬至巴塞尔居住。1536年出版《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

1538年5月-1541年9月在施特拉斯堡学习,并担任法国难民牧师,边学习边牧会。1539年,加尔文和伊苔蕾特·范布兰结婚,有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宗教改革的情势发生了变化,人们觉得要把加尔文重新请回来。但此时的加尔文并不愿意再回到日内瓦,在他的老师马丁·布塞的说服下回到了日内瓦。这次回去一直到加尔文离开世界,即从1541年9月13日到1564年5月2日,加尔文都在日内瓦。前十四年经历了艰难的奋斗,1555年之后的最后九年彻底战胜了对手,成为了日内瓦的主人。1559年加尔文获得了日内瓦公民的身份。

五、加尔文为日内瓦做了三件事

第一,为教会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牧师队伍;第二,为家庭造就了能清楚说出信仰理由的受教育的人民,第三是为城市造就了一种英雄精神。这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受迫害的新教徒的堡垒和避难所,大量牧师、出版商、律师以及公证员来到日内瓦。另外加尔文笔耕不辍,一生55年著有62本书,除《基督教要义》之外,还有除《启示录》外整套的圣经注释,成为他所处时代最好的圣经学者。

六、加尔文的神学

加尔文的神学是一种“实践科学”,两种主权和两个国度:他认为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两种权柄完全平等,一方不应该统治和高于另一方。

加尔文强调上帝的律法对基督徒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指导和约束。其神学的中心是上帝的主权,同时也强调法律的积极价值。有学者评论加尔文和路德的不同在于,路德将法律自由化,加尔文是将自由法律化。在加尔文死了之后,他的学生总结加尔文神学的五大信条,即五条重要的教义,后来人们称其为“郁金香神学”,即:

1、完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2、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

3、有限的救赎 imited redemption、

4、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5、圣徒的坚韧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是上帝的主权和预定论,对世界进行了肯定,称之为“上帝荣耀的剧场”。

七、加尔文主义信仰的重要告白

《瑞士第二信条》,1562

《海德堡要理问答》,1563

《比利时信条》,1566

《多特热赫特信条》,1619

《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

改革宗的三大信条一般被认为是《比利时信条》,《多特热赫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其中最有名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

八、加尔文的教会论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妇,这在圣经上也说过。

另外他继承了天主教的说法,认为教会是所有基督徒的母亲,上帝在基督里藉着福音生了我们。借着教会,上帝接近人,人也借着教会走向上帝。上帝召聚他的儿女,通过他自己所膏立的牧者和我们交通。在教会中,耶稣基督和福音被我们听到。教会还是基督徒的学校,我们在教会中学习教义、真理。教会之外没有福音、没有真理、没有基督、没有圣洁、没有赦罪、没有祝福。

加尔文将教会分为”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这两个向度,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教会,无形教会是真正信奉耶稣基的人所组成的圣洁属灵的团契,有形教会是地上承认耶稣基督名的基督徒组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形的教会是不完美的,都有瑕疵。但是不管是有形的教会还是无形的教会,都是真教会。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是加尔文神学的特色。他认为真教会的标志是圣道和圣礼,教会不是圣洁社会,但只要圣道被正确的宣讲,圣礼被正确的施行,教会就是真教会。同时他认为分裂教会和叛教是重大的罪。基督徒的自大偏见、自负和骄傲,离开教会团体是不义的。

教会的四重圣职:

牧师: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并执行教会纪律

教师:负责民众的基督教教育

长老:教会的治理、管理

执事:帮助穷人,从事社会服务,比如照看穷人的医院,都是由执事去做的。

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属灵的和属世的双重国度

世俗政府和教会的权柄都是来自上帝,二者是互补的,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需互相协调,相互配合。魔鬼从来没有停止将二者搅和在一起,将律法和福音混为一谈。属灵的政府把我们引向对上帝的爱,属世的政府则把我们引向对邻舍的服务。所以不可以将政治渗透到上帝的天堂王国,也不要让神学宣称它能统治尘世正国。

九、加尔文的政治观

政治秩序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通过解释政治秩序的神圣基础来说明上帝对人的神圣看顾,以促进敬虔之心。对抗两类相互对立的偏激者带给政治秩序的威胁: 一方假借宗教的名义颠覆政治秩序,另一方拒绝让这种政治秩序服从于它的真正创造者。在这种意义下,国家具有双重职能,既对世俗社会持有义务,又对教会负有职责。

加尔文论世俗政府的三个部分:执行和保卫法律的官员、官员依靠统治的法律、在法律统治下并顺从官员的人民。政府是必要的恶,世俗政权是上帝为了堕落世界中的人类福祉而设立的。堕落的人对上帝、正义和善几乎一无所知,就必然要用强制作为社会生活的必要基础。所以必须强迫他们顺服权威,这是安定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

法律方面,加尔文继承托马斯阿奎那,法律分为三类:神法、自然法、成文法;道德律( moral),礼仪律( ceromonial),司法律(民事律, judicial)。

法律和官员:法律是沉默的官长,官长是活着的法律。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的制定它认为有益的法律。但是这法律必须与永恒的爱的律法相一致。

加尔文认为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他说,我承认贵族整体或者贵族制与民主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将远胜过其它政体。关于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这一问题,加尔文在发表意见时非常审慎,不表示确定的意见。(特洛尔奇)

对于基督徒的反抗权利,加尔文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上帝设立的,这职分本身配得我们的尊荣和敬畏。抗拒执政掌权者就是抗拒神的命。我们应该顺服不公义的统治者,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的审判。君王作恶时,自己废除了自己的权威。立法院的官员应该限制君王的专制,根据宪法为百姓的自由辩护。

胡格诺派对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胡格诺派发展出一种政治色彩更强,神学色彩更淡的社会契约理论,进一步向着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为核心的宪政主义发展。他认为君权源自人民,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这一点发展成为了天赋人权的政治学理论。国王终其一生只是一名政府官员,如果他不能尽守职责,他就什么都不是,而人民永远有权利废黜他,人民始终是国家的所有者,而政府则受到明确的制约。我们看到从这个主权在神慢慢的向主权在民过度,神权过度到人权。

国王的第一和第二誓约:

第一誓约是指,国王和人民一起对上帝负有义务。国王如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来反对他。第二誓约是指,国王对人民负有义务。国王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国王是由人民产生的统治者,而不是由统治者产生人民。胡格诺派政治主张人民主权应来自于大宪章、中世纪的公会议运动,而不是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发展到后来,认为世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的自由和安全。

上帝和国王,国王和人民之间是双重契约,而暴君是上帝和人民的敌人,人民主权,国王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反对权力不受约束。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发展到权力有限、人民主权、天赋自由是反对暴政的基础。从圣约理论转向宪政。到了苏格兰的诺克斯,他认为人民反对暴政的正当权利,是上帝同人民的圣约直接赋予了人民反抗一切不尊崇上帝主权的权力的义务,牧师的职责是引导君主和民众完全顺服上帝的命令,同时认为公义的剑是上帝的,如果君王不运用,别的人就会拿起来。

北美殖民地的三个“宪章”——1662康涅狄克宪章、1663罗得岛宪章、1692马萨诸塞宪章。这三个宪章都是充满加尔文主义精神的宪章。

约翰·威瑟斯彭( John Witherspoon,1723-1794)是唯一参与《独立宣言》签署的牧师,他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孙的老师,麦迪逊是美国宪法之父。加尔文主义影响了美国的立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尔文是美国的国父,加尔文主义与英国和美国的民族特色紧密联结着,在相当限度内产生了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在美国立宪共和政体中结出了人类自由的果实。

两种主权奠定了美国政教关系的基础,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六个政教关系原则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近代政教关系和权力制衡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的结合,其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而不是加尔文的上帝主权。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官方信仰,也不得给任何宗派或宗教团体特殊地位。维护信仰中的良心自由,反对政府对信仰的审查和宗教迫害。政府可以以正当的方式与各种宗教组织交往,并给予资助,但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向。最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良心自由、宗教实践自由、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平等、不设国教、政教分离的六大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对美国政治方面的影响。

十、加尔文主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

主要是两个人物,第一是作为宗教历史学派的神学家特洛尔其,他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涉及到加尔文主义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诠释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世界是上帝荣耀的剧场,整个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服务。被拣选的基督徒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増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感就:并根据他的诚命组织社会生活。基督徒在尘世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

加尔文派基督徒对于预定论的焦虑: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蒙恩状态?在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那些严酷的清教徒商人身上看到:在悔改的信仰中委身上帝就能蒙恩。对上帝的笃信不疑和一辈子的善行是蒙恩的一种标志。善行是内心蒙恩的外在记号。世俗活动变成了消除宗教性焦虑的途径。世俗活动驱散宗教中的疑虑,给人带来蒙恩的确定性。加尔文派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一种有助于增加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被理解为被拣选蒙恩的确定性。

自助者天助——加尔文派自已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创造了通过世俗成就对得救坚定不移地信念。通过对加尔文神学的改造,尘世事业的成功与勤俭持家的禁欲精神也就转化为基督徒蒙恩的标志,这种神学恰恰契合了早期资本主义思想。成为了清教徒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

十一、加尔文圣洁社会的理想

和马丁路德不同,加尔文主义者认为,过分关注灵性生活是不必要的。他们对自己蒙召和被拣选具有确信,所以能够集中意志,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建造世界和社会。他们和上帝内在关系的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彰显。去向社会和世界服务,过一种持续的、透彻的而有建设性的劳动生活。

用弃绝和胜过世界的精神来改变世界的生活是一切人的责任。它的理想是在精神上弃绝世界的事物,虽然在世界里面,却要胜过世界,虽然主张一种苦行主义,但不过是世界生活的一种苦行主义。任何在被造物中寻找满足的企图,都含有神化被造物的意味。被造物本身不过是一种工具,绝不是上帝的目的。因此加尔文主义创立了一个世界内的遁世主义。所以加尔文主义者可以用实用和冷静的功利主义为达到来生目的的手段。

这既在他们政治思想中表现出来,又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积极勤勉的质量,但却不是为了财富。它产生了热心的社会组织,却不以物质为幸福的目的。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全不是以勤劳产生的结果为最后的目的,这一伦理唯一的目的在于增加上帝的荣耀,建立圣活社会,并达到在拣选中的拯救目的,也就是说人在地上的努力是为了在天上的报偿。从经济和社会观点来看,这种职业观念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使之成为宗教的责任,使得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且还具有了在职业中行使信仰的自的。也就是路德的天职观。这样他们就将工作和理想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在世又不属世的思想又避免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客观上促进了财富的累积。

谢选骏指出: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10月23日—1556年7月31日,Ignacio de Loyola),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1540年在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支持下创立耶稣会,并任总会长。制定“会规”,强调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会长。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称归正宗、加尔文派)创始人。对比这俩的生平来看,罗耀拉年长加尔文十八岁,足以做他的父亲了——罗耀拉不可能是加尔文的学生。而且除了残暴无情、不择手段之外,也看不出两人的共同之处。由此可见,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并不可信。

另外我是否可以认为——加尔文主导烧死学者塞尔维特(西班牙语:Miguel Servet,法语:Michel Servet,拉丁语:Michael Servetus,1511年9月29日—1553年10月27日)在先,罗马教廷主导烧死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年—1600年2月17日)于后(一六〇〇年二月十七日),看来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换言之,宗教改革对于彻底毒化欧洲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恶劣程度,堪比二十世纪的极权政治。


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

谢选骏:范曾怀有饭蹭的情结——无肉不欢


《模特艾尚真已辟谣 范曾的第四任妻子究竟是谁?》(新民周刊 2024-04-12)报道:


4月10日,86岁的书画家范曾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再婚。


“爱妻楠莉故去近三载,最初缘悲痛孤寂,更由于轻微脑梗,致艺术生涯举步维艰。徐萌女士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身心全面康复。徐萌不唯关怀且鼓励我艺事长青,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作贡献,情深谊笃,经我俩双方同研详究,愿永结连理,正式结婚登记,艺林佳话,此足徵矣。”


范曾还晒出了其手写的声明和徐萌在一旁看他作画的照片。


有吃瓜群众称自己“吹毛求疵”,觉得范曾手书的再婚声明繁简混杂有点乱,且“举步唯艰”写成“举步维艰”更妥,“情深谊笃”写成“情深意笃”更妥。


范曾出生于1938年7月5日,是知名书画家,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1998年,范曾画作《丽人行》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出1200万港元的天价;2011年,他的《八仙图镜心》以6900万元拍出;范曾以2019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15830万元人民币名列2020胡润中国艺术榜第5位。


能画能写的范曾,一度还被命名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范曾捐出1000万元人民币赈灾。2010年4月,在中央电视台承办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节目现场,范曾个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据荣宝斋估算,1980年至2009年间,范曾所捐赠中国各地书画价值5.3亿元。


据悉,范曾与徐萌女士的这段婚姻,是男方的第四段婚姻了。


范曾的第一任妻子林岫,似是他的初恋。但由于性格不合的问题,这对夫妻最终在相守五年后分道扬镳。


陷入痛苦的范曾遇到了第二任妻子边宝华,两人育有一女范晓蕙。不久,范曾又遇到了心爱的张桂云女士。范、张俱是有家室之人,但决定要走到一起。婚后,范曾替妻子张桂云改名为楠莉。


2021年11月,范曾在发布妻子楠莉去世讣告中如是表述:妻子热心慈善事业,凡我所奉献的书、画作品,她皆欣然取出,其中有她陪同我画了200张画,捐献给南开大学建东方艺术大楼。捐献作品还包括她钤有她收藏印的精心之作,略无吝啬,据荣宝斋价达六十亿。因为我是全国纳税模范,所以她所有捐款皆是税后收入。


针对妻子楠莉去世发布的《致谢》短文里,范曾还说道:自(2021年)11月9日晚22时40分楠莉溘然长逝,痛彻肺腑的悲伤一直离不开我,望风垂泪,不能自抑。然而,国内外亲爱的朋友们,给我的吊唁、慰藉,使我不致倒下而从此一蹶不振……这一切都鼓励我能自拔于悲伤的深潭,重新鼓起勇气,走向人生……这也是楠莉毕生竭力支持我所从事的光辉而正义的事业。


当时,范曾偏重“彰显自我”的小文颇是引人注目,引发了一些热度较高的争论。


此回范曾宣布再婚,多家自媒体和网友称,“娇妻看老夫作画”照片中的女主角,疑似知名模特、重庆妹子艾尚真。艾尚真原名徐萌,1988年9月9日出生于重庆,不仅是模特,也是主持人、歌手、演员,毕业于武汉大学。11日,曾采访过艾尚真的媒体记者,以及她的高中班主任陈老师均表示,网传照片并非艾尚真本人,也未听闻她的婚讯。


11日下午2时许,艾尚真发微博辟谣。“好久不见,见面就聊一下严肃的事情——今天上热搜的某位当代著名艺术家照片中的女子不是本人,不是本人,不是本人。各个网站上提到的我的照片和资料,都是我之前的工作照,更与此事没有一点关系。”


艾尚真发微博辟谣


11日,有媒体记者多次联系范曾艺术品有限公司以及相关书画艺术品公司,但均未得到回复。不过在范曾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官方抖音号上,一位女子曾出现在范曾题字的视频中。有网友称,这位女子疑似观看范曾作画的女子徐萌。


网友发布的照片:范曾在寿宴上与一女子合影


另有网友称,徐萌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此前曾就职于汽车之家、中国交通广播,主持过多档汽车类节目。媒体记者欲向这位徐萌求证事实真相,但发觉这位徐萌曾有一个名为“DJ徐萌”的微博账号,不久前注销,个人实名的抖音号也已经清空。


网民嚎叫:


犹富索罗斯的女友,年龄差也巨大,好像在这里没人攻击他,却对老画家说三道四。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36:06

还是没整明白,结个婚挺好的,大家都在激动个啥?

54188-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52:39

男欢女爱,异性相吸乃人之常情,如果加上为了艺事长青,真正是TM虚伪至极;再加上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作贡献,真正是风马驴不相及,真正是TM胡说八道;坏人的虚伪矫饰,虚假造作,卖弄演叨,伪善狡诈深入骨髓,百分之99.99的国人都习以为常了。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34:50

文革中此人对恩师沈从文构陷,污蔑,打击,欺师灭祖的行为已经说明他的人品恶劣。后来插足朋友婚姻,夺朋友妻,更说明此人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又毫无晚节,找一个孙子辈的女人为妻。像杨振宁一样的贱。

DANIU_S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19:00

男人有本事才能娶年轻的女人,就这么简单。这本事包括赚钱能力,会聊天能力(有趣的灵魂),床上能力(中等以上)。

橡树街12号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16:00

范曾,冒充艺术家的商人。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06:06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还特么是头肚皮达拉到地的老猪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49:27

老头据说资产有10亿,楼下说羡慕的,努力挣钱,等你们资产达到这个水平,想睡哪个就睡哪个。钱可以买来一切母猪。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47:06

老不正经见一次打一次吧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30:00

讨人嫌,活千年,哈哈哈

牛头5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5:20:48

范老说我很大,像是毛主席,可以阴阳双修,现在又能12小时吟诗作画了,赞!


谢选骏指出:人说——有吃瓜群众称自己“吹毛求疵”,觉得范曾手书的再婚声明繁简混杂有点乱,且“举步唯艰”写成“举步维艰”更妥,“情深谊笃”写成“情深意笃”更妥。

——我看范曾是个“文盲”,“文化流氓”的简称。所以人说“范曾就会蹭饭”,我看如要追溯本原,那么“范曾”应该念作“饭蹭”。那么,范曾究竟是蹭饭还是饭蹭呢?我看他都可以,反正是个唯物主义。


《“最贵在世国宝艺术家”86岁四婚,最贵的老牛吃嫩草》(万小刀 2024-04-12)报道:


一、


四婚!


86岁的“最贵在世国宝艺术家”范曾,又双叒叕官宣结婚,成功引发无数瓜群众一阵惊呼。


娇妻名叫徐萌,比他小了50岁。


一开始,网传她是一位名模,但随即被辟谣,但不得不说,你可以怀疑范老艺术家的人品,但不可以怀疑他的眼光,瞧,这小娇妻该有的都有,还很大……


再看范老作画的动作,耄耋之年依然坚挺,激情依旧澎湃,真可谓老当益壮,艺术气息飞扬,成功焕发第二春啊,真没想到,此等美女竟有治疗脑梗的神奇疗效!


也难怪,86岁的老翁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喜讯公之于众,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更是艺术奇迹。


36岁的徐女士不仅治好了范老艺术家的脑梗,更是治愈了他的“孤寂”,让他“举步维艰”的艺术生涯又成功“举”起,举世瞩目……


大师幸甚,吃瓜群众幸甚!


为了堵住吃瓜群众的嘴,在主动送瓜时,范大师还不忘为两人老牛吃嫩草的关系定性为:“艺林佳话”……


此词一出,102岁的杨振宁看完,估计都要老脸一红,自叹弗如!


毕竟,范老艺术家和杨振宁都是老牛吃嫩草的高手,更何况,一提起范曾,杨振宁就赞不绝口!


二、


范曾大名,早有定论,大师钱钟书曾如此评价:“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


连著名的剧作家曹禺都称,“范曾是当代吴道子。”


大作家王蒙直接定论:“范曾先生是活的国宝。”


杨振宁对范曾的赞誉就完全没有任何保留了:“范曾先生的艺术,千年一见。”


为了进一步夸赞范曾,杨振宁也卖了老力了:今天在座的范曾,他没问题,是当代的大师,是当代的大书法家,是当代的大画家,而且以我外行的看法,他不只是当代的,也是几百年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大。


万小刀介绍一下,同样爱吃嫩草的杨振宁,反反复复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范曾很“大”。


不管是不是商业互吹,反正这么一吹,所有人都笑了,瞧,杨振宁和范曾都会心地笑了,连朱军也笑了……


别的大不大且不说,但范曾在某方面,确实很“大”!


三、


范曾出身文学世家,虽然幼年时正逢战乱,但天资聪颖,一路“开大”。


4岁时,他在南通儿童智力比赛中,摘得特等奖第一名,天赋初显。


13岁时,他就加入南通市美术协会,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南通三小画家”之一。


在画画这条路上,范曾简直开了挂!


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画时,他受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等顶级画家的赞赏和指导,可谓是机遇极好。


毕业时,他画了幅《文姬归汉》,郭沫若很是欣赏,亲题长诗一首。


毕业后,他又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当助手,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


在各位名师大家的影响下,范曾刻苦自励,不断汲取养分,集百家之所长,成一家之言。


1971年,他凭借一幅《韩非子像》名声大噪,创造了“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


这画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我们以前的课本里,介绍韩非子时就用的这幅画。


当然,除了这些,还有老子出关、孔子问礼等等名画,神形兼备,都是传世佳作。


不得不说,范曾师出名门大家,在中华文化研究、绘画艺术等方面,着实有着过人之处,可谓是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


年少成名,范曾很早就成了大师,而且被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大师级的人物称作大师,享誉国际,身价一天高过一天,关键是身体硬朗,独领风骚数十年,至今还活得好好的,其作品不断刷新艺术品拍卖和成交的天价!


据统计,自2012年至今,范曾连续11年位居胡润中国艺术榜前列,作品公开拍卖成交额超23亿元,可谓是“活着的国宝”,最贵的“老牛”(到底有多牛,看下面的简介和头衔就知道了)。


然而,范曾的画有多贵,人缘就有多差……


四、


范曾给沈从文先生当助手时,得到了不少帮助。


于是范投桃报李,对沈从文毕恭毕敬,执弟子之礼,甚至天天给他写信,十分殷勤。


有一回天刚亮,范曾就跑来敲门,说自己昨晚梦到沈从文先生生病,不放心,就连夜从天津赶来了……


瞧瞧,多么孝顺,这般殷勤让不少孝子贤孙都会感到汗颜啊!


如此知恩图报、深情厚谊,让沈从文先生感动不已,自然对他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但沈从文万万没想到,特殊十年期间,范曾竟恩将仇报,写了很多大字报揭发沈从文……


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


好在沈从文先生挺住了,也并没有记恨背后捅刀子的家伙,但有一件事,却把他老人家给气坏了。


有一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从文先生好心指出服饰上的错误。毕竟,沈从文在这方面颇有研究,有这个资格。


不料范曾竟然指着他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


沈从文大师一贯的脾气好,人品好,都被气得眼睛通红,一怒之下,在大冬天冒着风雪暴走了一个多小时,跑到朋友家诉苦: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从此以后,沈从文绝口不提范曾。


虽然把沈从文气得差点憋死了,但相比另两位老师,范曾对沈从文先生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五、


黄永玉也曾是范曾的老师。


据说,范曾给恩师画了一幅画像,画上一个洋人牵着一条狗,狗头上戴着一顶山姆大叔的帽子,帽子上写着“黄永玉”三个大字。


这不是骂人吗?


但用画骂人,还不足以展示范曾的才华。


他还特意写文章批评黄永玉,说他的画呆板荒诞、尚未入门,又说他薄情寡义、灵魂丑恶……


总之,黄永玉被骂得体无完肤,气得七窍生烟!


也难怪范曾的另一位老师李苦禅,大骂他“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李苦禅辞世前甚至宣称“没有范曾这个学生”,还拒绝死后范曾扶灵。


结果范曾屁颠屁颠地跑去参加人家的葬礼,被李苦禅的老婆孩子拒之门外……


最后还是国画大师万兆元在中间打圆场,范曾才勉强进了门,站在远处送了李苦禅最后一程。


范曾在圈里的名声,可见一斑。


但他身上的“黑料”,远不止于此……


六、


2010年,收藏家郭庆祥等三人,公开发表了《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等三篇文章。


文中,郭批评范曾“自我吹嘘”“过度包装”,说他的画是流水线商品,不是艺术。


这话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向来猖狂的范曾觉得受到了侮辱,一气之下将郭庆祥等三人告上了法庭,并索赔500多万元精神损失费。


最终法院判决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


但郭庆祥很刚,表示尊重判决,但拒不道歉,还表示“对于他这样的人,道歉就是放纵!”


范曾虽然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受这次事件影响,他的几幅作品都遭遇流拍……


网民嚎叫:

 

MJ0324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10:43:55

老牛吃嫩草,赶紧生个范小宝

也就随便聊聊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50:00

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要两厢情愿就好,别人不需要说三道四。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42:00

范曾这个老逼样的 画小人书出身的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39:58

中国画的衰落象征,跟马保国一样的大师。

胖得理直气壮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05:17

一个把艺术搞成流水线的名家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55:14

文革中此人对恩师沈从文构陷,污蔑,打击,欺师灭祖的行为已经说明他的人品恶劣。

后来插足朋友婚姻,夺朋友妻,更说明此人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又毫无晚节,找一个孙子辈的女人为妻。

ridicu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39:53

人品很差。当年土共64屠杀国际上很孤立,这货一开始以为土共要完,就投机叛国,结果他自己在法国混不下去了,为了回国写悔过书。

难为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14:0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者皆成绩斐然,人品低下。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04:14

三人照片中后面那个萨比是谁?真像个小丑

东北老蔫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25:00

这厮在法国混了两年,发表所谓《辞国宣言》,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又重回中共的怀抱。也算是流氓文人的悲哀!

biophysics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5:53:00

不懂艺术品,总觉得天价艺术品就是企业家洗钱的工具。

谢选骏指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范曾饭蹭,是个蹭饭的文盲——唯物主义的文化流氓。



《大画家范曾的婚姻:为了你,我已从黑发变到白头》(2022-11-23 北京动物园)报道:


1990年11月,我国著名画家范曾公开发表了一则声明,他公开称道:“我是一个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人,今天我愿意与相爱二十年的楠莉携手共赴天涯。”


这则声明一出,舆论立即呈两极化方向发展,不明真相者纷纷被范曾声明中坚定的感情而触动,而熟悉二人者却显得沉默鄙夷。


毕竟,此时的范曾还有一位妻子,而这位妻子却不是他口中的楠莉。


范曾这个名字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但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画坛,范曾的名字人人几乎耳熟能详。


他被称为是中国当代大儒,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书画巨匠,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几乎可以俯视大部分人。


然而,与他斐然的艺术成就如影随形的,并非是众人的赞美,而是他于感情问题上的诟病。


就连范曾的师父,德高望重的李苦禅大师在临终之前也只对这位曾经的徒弟留下了一句红楼梦中的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样的话不可谓不诛心了,除此之外,就连钱学森在评价范曾时,都曾说过“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大意也是指他的人品有缺,并不像画品一样令人敬佩。


那么,为何像范曾这样一位大儒会同时得到这么多人的批判呢?


这一切还要归咎于他感情上的迷失。


范曾一生共有过三段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名叫林岫,是当时中国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林岫出身书香世家,和才华横溢的范曾堪称金童玉女,然而这段众人眼中门当户对的感情只持续了短短五年,就无疾而终。


其中关于二人分开的缘由外界众说纷纭,直到如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唯一可知的是,这段感情的终结不仅是因为性格原因,时代和家庭的因素也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范曾和林岫分开之后,他的工作也陷入了一段时间的低潮,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边宝华。


边宝华是范曾学生时期的同学,并且年少时就已经对他心生好感,然而当时的范曾才华横溢,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温柔内向的边宝华并没能将这段感情宣之于口。


后来,范曾与林岫成婚,边宝华更是将这份好感埋藏在心底。


然而,在范曾成婚后的五年,他与林岫离婚,并且生活一度陷入了困苦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边宝华选择了陪伴他,安慰他,长久的陪伴使得范曾深受感动,随后二人成婚。


和之前的那段婚姻相比,范曾的与边宝华的第二段婚姻更像是一种处于低潮期的依恋,而他对边宝华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更不如说是一种亲情。


范曾与边宝华成婚后,二人也过了一段时间相敬如宾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很快还拥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患难与共的相依为命之情渐渐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覆盖,范曾对边宝华也渐渐没有了当初的感激之情。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就是楠莉。


1971年的一天,范曾受邀到好友须遵德的家中作客。


范曾与须遵德结识还要追溯到他在博物馆工作时,须遵德是当时的文化部演员,因为志趣相投,两人时有交集。


后来十年动荡时,两人更是一起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日子,因而感情更是日益加深。


范曾亲切地称须遵德为他的好大哥,然而,这一切,在他受邀前往须遵德家中的那一刻,全都改变了。


在须遵德的家中,范曾第一次见到了楠莉,那个时候的楠莉还不叫楠莉,她本名为张桂云,是须遵德的妻子。


出于对妻子的爱意,须遵德为其取了一个昵称,名为南丽。


而当时来到须遵德家中作客的范曾在见到南丽的第一眼,就惊为天人,不仅心中出现了久违的悸动,而且几乎是对她一见钟情。


尽管这个时候的南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在范曾的眼中,这就是他一直苦苦追寻的梦中情人。


这次会面之后,范曾就开始了他的追爱之路,他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完全将自己的大哥须遵德和妻子边宝华抛之脑后,心中一心惦记的就是他的梦中情人南丽。


为了能够成功追到南丽,他开始频繁前去须遵德的家中拜访,而且每一次还是趁须遵德不在家的时候。


久而久之,南丽果然心动,二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地下恋情。


那段时期的范曾,几乎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南丽,他将自己的满腔爱意全部诉诸笔端,写了将近两百多封的情书。


而这些情书中的文字露骨而又炽热,他们毫不顾忌地在各个时候相依相伴。


直到1988年,南丽终于向丈夫提出离婚,他们这段不容于世的感情才被人知晓,面对妻子和好友的背叛,须遵德发狂地愤怒,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同时被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背叛。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人,她也有着不亚于须遵德的痛哭,这个人就是边宝华。


作为范曾的枕边人,丈夫的移情别恋她早已经察觉,但是似乎这层窗户纸一天没有被戳破,她就还能装作没有发生的样子。


然而无论是对范曾还是南丽来说,边宝华和须遵德的痛哭都比不上二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的喜悦,甚至范曾还说出了“为了你,我已从黑发变成白头”这样的情话。


1990年10月,范曾决定前往法国举办画展,此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已经不是妻子边宝华,而是南丽。


为了让自己最爱的人能够和自己一起享受世人的瞩目,范曾不仅为其改名楠莉,更是为她编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世。


他公开称妻子楠莉并非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当年她的父母战后自裁,将她托付给后来的养父养母,并且还称楠莉的亲生父母供奉于日本的靖国神社。


这样的言论一经说出就遭到了须遵德的不屑和驳斥,须遵德辟谣,楠莉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范曾口中的“日本父母”纯属谣言。


尽管范曾一再在公开场合反复宣称所谓的真相,但是所信者甚少。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外界有人猜测,范曾对楠莉的感情,更像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对平凡生活的反抗,他将楠莉的出身“神化”,甚至不惜对公众舆论对立,只是为了追寻心中的那抹与众不同之感。


但是,这样的传言并未得到证实,1993年11月,范曾与楠莉结婚,他们自认为苦尽甘来的婚礼,却成为了双方亲朋好友避之不及的场合。


很显然,尽管在他们二人心中,爱情价更高,但是在双方的亲朋好友心中,这段感情注定是不容于世的。


可以说,外人对他们这段感情不看好的居多。


为美人不惧舆论,为美人舍弃骨肉


范曾与楠莉的感情公诸于众之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舆论谴责。


尽管当时的中国思想风气已经较为开放,但是对于这种婚内出轨的花边新闻,世人对其的容忍程度依然是很低的。


因此,二人正式在一起之后,无论是双方的亲朋好友亦或是艺术领域的熟人,都对其贬斥鄙夷。


然而即使如此,范曾依然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向楠莉高调示爱,甚至说出了“不在乎舆论谴责,我可以放弃一切,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唯一的真爱。”


这样的话或许在楠莉心中如同誓言一般炽热和动人,但是对于大部分不看好他们感情的人而言,这仿佛只能证明范曾人品上的缺失。


当然,除了二人萌生感情的方式让人诟病,范曾身上还有许多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根据他们的好友所说,楠莉与范曾成婚之后,曾经要求范曾证明他与边宝华之间再无纠葛,而证明的方式就是让范曾与自己的亲生女儿断绝关系。


要知道,范曾与楠莉成婚时已经是高龄之人,二人几乎不会再有可能有属于两人的孩子。


因此,范曾与边宝华膝下的女儿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血脉。


然而,就在楠莉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范曾竟然未曾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提议,很快他就登报宣布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而这样的作为也只是为了讨美人一笑。


因此,尽管范曾在评价自己时,经常用“爱江山也爱美人”这样的话,但是从他的一系列举动来看,他应当是为博美人一笑可以舍弃一切的人。


不仅如此,范曾在与女儿断绝关系之后,还将楠莉的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悉心抚养,做足了一副慈父该有的举动。


尽管这两个孩子一直对他疏离而又冷漠,但是他却毫不在意,似乎是只要能让自己的爱人开心,他做什么都乐意。


从这方面来说,范曾对楠莉也称得上是真爱了。


人品并非画品


范曾在艺术领域的成就是相当惊人的,哪怕是在很多鄙夷他人品的人眼中,这也是事实。


然而,正如钱学森所说,画品并非人品,范曾在艺术上的成就远远不能遮盖他人品上的瑕疵。


首先,他觊觎好友之妻,并且在自己已有家室之时两人就暗通款曲,这种行为并非用一句“出于爱情”能够解释的。


人这一生,需得分清构成婚姻的不仅有爱情,还有责任和担当,以及忠诚,可惜的是,这个道理,无论是范曾亦或是楠莉都不明白。


除此以外,身为人父,为了讨好自己的心上人,却选择舍弃自己唯一的女儿,未曾履行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责任,这是不慈。


古语说,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由此可见,范曾距离古代先贤还差得远。


当然,他人品上的瑕疵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1990年,范曾和楠莉从法国回国,然而因为手头拮据,加之双方亲友对二人都有所介怀,因此没有栖居之地,差一点就流落街头。


正在这个时候,须遵德得知了此事,便决定将自己的一间房子腾给范曾与楠莉暂时居住。


尽管当时的须遵德还没能从二人背叛自己的阴影中走出,但是想到与二人曾经的情谊,他还是对当时处于困窘之境的范曾和楠莉伸出了援助之手。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面对须遵德的援助之手,范曾与楠莉几乎没有将其视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们甚至还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份好意。


甚至在他们已经有能力另找住处安身立命之后,仍然霸占着这处住所。


根据须遵德回忆,后来他再次想回到这个本该属于他的房子时,却发现他原本房子的木门已经被换成了一扇铁门,而他手中的钥匙也早已经打不开这扇门了。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须遵德才终于踏进了他自己的房子,然而此时的范曾与楠莉二人留给他的只剩下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原本放置于屋中的珍贵典籍以及古董真品,全部不翼而飞。


须遵德想要找到范曾和楠莉问清楚缘由,却再也未能与其当面对质。


从这件事来看,尽管须遵德的艺术成就远不如范曾,但是他的人品却高于范曾很多,而范曾这位世人眼中的大儒却行事如此小气,着实让人轻视。


或许这也是为何师父李苦禅大师临终前对自己曾经的这位爱徒会下那样的评语的根本原因,只因为范曾为人,确实有太多让人诟病之处。


画坛巨匠为何视爱情为一切


话至此处,也许会有太多的人心中会萌生这样的困惑,范曾的第三任妻子楠莉究竟是怎样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能够让一个男人为她与全世界为敌。


而范曾作为画坛巨匠,先后两任妻子也都是艺术领域中杰出的佼佼者,却为何都不能成为范曾心中的白月光?


后来有人也曾试图分析过范曾对楠莉爱意深重的缘由。


首先范曾作为一个艺术领域的大家,他的身上有着很多文人的通病,自命不凡,渴望追求独树一帜的人生,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择偶方面,尤为甚矣。


其次,回首范曾的前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位妻子林岫与他门当户对,家境相当,并且林岫也是有名的书法大家,甚至在书法方面的成就还略高于范曾,因此在面对林岫时,他的婚姻生活显得十分循规蹈矩。


加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选择分道扬镳。


而对于第二位妻子边宝华,范曾对其的感情更像是一种回报,回报她在自己落寞时能够陪伴自己,然而这种感激之情并非是爱情。


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这种感激之情也消耗地差不多,再加之边宝华天性温柔内向,对渴望自由的范曾来说,并不符合他对爱人的期望。


最后,反观楠莉,他们相遇时各有家室,这对范曾来说,更像是一种挑战,一种与全世界作斗争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能够激发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埋藏在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与众不同,加之楠莉身上的活泼和热情,开放和炽热又完美地与他心中爱人的形象契合。


最后,郎有情,妾有意,二人很快忘记了自己对婚姻的承诺,走到了一起。


当然,这些也只是外界的猜测,并未得到范曾的承认,但是无论他们这段感情是否为世人所知,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段爱情值得。


谢选骏指出:范曾为何依赖张女?原来是去她家偷偷蹭饭,培育了饭蹭情结。是不是现在又在新人身上闻到了饭香?


《范曾豪宅曝光 娇妻徐萌素颜照 让人大失所望》(2024-04-12 ZAKER娱乐|3条评论)报道:

 

近日,知名书法家范曾官宣四婚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甚至还搞出乌龙事件。因为名叫徐萌的女星有两位,很多人误以为范曾的娇妻是 85 后女模特艾尚真,好在艾尚真第一时间发声否认。网友才知道范曾的娇妻其实是 90 后车圈女神。


但无论是 85 后女模特还是 90 后车圈女神,和范曾比起来,都十分年轻靓丽。不过在范曾官宣结婚后,一位好友晒出了范曾和娇妻在家中吃饭的画面,意外曝光了徐萌的素颜照,却让人大失所望。


友人还晒出范曾在家中作画的画面,身旁簇拥着很多人,徐萌更是忙前忙后,一刻不停歇。她先是在范曾右侧转悠,之后又看范曾左边无人,又赶紧跑到左边去了。


徐萌如此鞍前马后,倒让身后的保姆无事可干,只能安静的看着徐萌忙前忙后。不过这次视频中的徐萌变化不小,她穿着宽松的毛衣戴着眼镜,手臂粗了一大圈,双下巴也十分明显。


仔细看徐萌当天佩戴的项链,正是范曾官宣照片的同一条。但除了项链一样,徐萌的身材、穿搭和气质都变化很大,整个人胖了一大圈。


86 岁的范曾创作欲依然十分旺盛,写书画的时候表情更是十分认真,还有好几位人在旁伺候,阵仗相当大。而徐萌在旁边来回转悠,自然不能浓妆上阵,而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只是徐萌如此殷勤,身后的保姆倒是无事可干,只能在范曾身后发呆了。


这则视频中也曝光了范曾的豪宅,不难看出范曾家中十分宽敞,屋内布置也充满了人文气息。在很多地方更是摆满了古玩字画,还有一个硕大的玉石摆件,看上去价值不菲。


另外有一个细节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网友发现范曾家中墙上挂满了他和前妻楠莉的画像。有些是楠莉的单人照,但更多的是他和楠莉的合影,可见范曾对前妻的感情确实很深。


本以为范曾官宣再婚后,便会将墙上有关前妻的画像摘下来,没想到范曾并未如此,徐萌也没有表现出不开心。在视频中,徐萌开心的享用海鲜大餐,素颜的模样反差很大。


徐萌为自己夹了一条酥脆的小鱼干,边吃边聊,还扶了扶眼镜,看上去十分开心。


之后徐萌又为自己夹了一大口面条,然后对着镜头开心的大笑,心情相当不错。但可以感受到徐萌发福明显,外形反差很大。


范曾虽然已经 86 岁高龄,但无论事业还是感情都十分成功,堪称人生赢家。值得一说的是,范曾和杨振宁也是知心好友,杨振宁曾去过范曾家中喝茶,两人畅谈了很多。


此前杨振宁生日,范曾也曾出席为其庆生。看着杨振宁挽着娇妻翁帆的手,范曾还投去了关注的眼神,想必也很羡慕杨振宁的幸福吧。


如今范曾也再次寻觅到了挚爱,不用再羡慕其他人的幸福了,祝福他和娇妻白头偕老。


网民嚎叫:  


司机 2024年04月12日 18:49

范增如果106,那老婆更是大赚

clml 2024年04月12日 17:02

范曾是夺走恩人老婆的那个画画的吗!?

一袋名酱 2024-04-11 12:06

临终老饭增再昏,八旬枯木图二春, 小媳徐萌出农村,盼他气绝财谋吞!


谢选骏指出:范曾这个饭蹭,果然闻到了饭香!


《披着画皮的-范曾》(校友推薦《百度-名人轶事》 February 25, 2012

来源:TOM美术同盟  作者:王旭)报道:


文前缀语:這是校友來搞推薦的文章。原文是几年前在国内发表的。这是本网编辑首次读到对范曾教授的负面评论。范公是南开的名片之一,因此十分关心。 希望这些都不是真的。如果有了解范教授的南开校友/社會各界朋友愿意写一篇针对此文的反驳文章,本网将乐见并将及时刊登。(2/2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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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妻子林岫


范曾的第一任妻子叫林岫, 字苹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1945年生,浙江绍兴人。1987年4月入党,1967年7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教授。1962年9月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8年7月任大兴安岭林业局干部,1976年6月任原兵器工业部《科技情报》副主编,1988年5月任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教授,2000年12月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书协第四届副主席,2004年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北京市书协主席、中国书协第五届副主席。 著作有《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文学概论与艺术概说》(合作)、《古文写作》、《诗文散论》、《林岫汉俳诗选》等。主编过《中外文化辞典》(副主编)、《当代中日著名女书法家作品精选》、《汉俳首选集》、《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等。学术论文入选“1995汉城国际书法艺术学术大会”、“1996年短文学国际研讨会”(泰国)、“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诗歌文学研讨会”(日本)等。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进行书法交流及讲学活动。自199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书画坛》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其书法擅做草书,亦涉各体,大都书写自作诗词题跋。作品除参加国内重大书法展览外,还参加《日中代表书法家作品展》(东京,1992、2000年)、《书艺月刊·百家墨作品》(韩国,1994年)、《国际书法交流展》(汉城,1995年)、《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东京,1999年)、《日本书道20家·中国书法20家作品联展》(东京、北京,2002年1月至5月)、《曰中书道家(各50家)作品交流展》(东京、北京,2002年7月至10月)等重大国际书法展。自199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书画坛》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 “初嫁范曾,不久离婚”,是范曾与林岫一场不幸婚烟的结局,给双方都留下了深深的痛。林岫女士对此一直讳莫如深。而范曾先生每忆及此,也是老泪纵横,“在23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当然更无论其他……,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我为第一次爱情耗时五年之久,一无所获,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剩下了痛苦的灰烬。”坊间传言,林岫突然发现了不可容忍的事情而导致两人婚姻破裂……


2第二任妻子边宝华

边宝华是范曾的第二任妻子,他们是患难夫妻!边宝华是范曾在中央美院的大学同学,大学期间的工笔强于范曾,上学时范曾眼里不屑的女生,曾比喻为中央美院的“萝卜白薯”。范曾最潦倒期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边宝华应该当时刚离婚不久,家在北京的边宝华可以说是“收留”了范曾,之后一段时间,富有“感恩”的范曾一度对边宝华感情不错,曾为边宝华创作了大量作品,看看80年代范曾的作品就知道了。范曾具体何故与边宝华情变,不得而知,应该是范曾离开中国历史博物馆回南开后,遇到号称“日本后裔”的楠莉有关。


3第三任妻子楠莉


范曾现有的妻子楠莉,原名张桂云。范曾于1990年到新加坡举办“范曾画展”,画展后他续程去了香港,再从香港与当时的女友,目前的妻子楠莉双双去了法国,在巴黎时,他向全球华人世界发表了一番“我愿与相爱廿年的楠莉同赴天涯”的宣言,此后在法国居住了几年。在1990年11月,范曾在辞国声明中坦言道:“我既爱江山,也爱美人,我愿与相爱二十年的楠莉,共赴天涯。”“……直到我白发苍苍的年月,我都会向世界宣布,楠莉——我永恒的、真正的情侣。”


夺人妻儿霸占财产:


李瑞环批范曾“毫无人格,毫无国格”一事,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与范曾叛国事件的恶劣意义非同寻常有关。我也不便多谈,此事世人皆知的。关于范曾的人格问题,我们不妨谈谈也不会影响社会治安,反而会澄清一个真相,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有益。


我好喝茶与品酒,也格外注意养生。在一天晚上朋友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此人姓须,名叫须遵德,是个美食家,对养生很有见解,并且还画画。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第二天给须遵德先生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就驱车把他和夫人接到了我家。须先生真是个茶迷,到我家还随身携带了一包上等龙井。而我给他准备的是陈年普洱。 茶间,大家聊得很尽兴,没想到须遵德先生的爱人石某在美食方面比须先生更胜一筹。这女人一幅菩萨长相,稳重大方,谈吐文雅,很有学问。我开始赞赏须先生的福气,找了这么一位好媳妇儿。没想到这话如一盆冷水,让他们夫妻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须遵德先生一脸忧伤,开始呻吟身体不舒服,说他的手失去了知觉,没了力气端不起茶杯了,说着就步伐缓慢地倚着墙去了洗手间。我被惊呆了,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泪汪汪,声音很低沉很沙哑说:“我先生得了癌症,是晚期。这一切都是范曾和张桂云这个坏女人造成的”。


原来,范曾现有的妻子张桂云(楠丽)是从好友须遵德先生手里抢来的,范给取了小名“楠莉”。还把须遵德先生与“楠莉”生的两个儿子抢了去改了姓,姓范。一个女儿也夺了去。并且范曾和张桂云当初趁须不在家,偷偷搬空了须家的所有财产,现在又变本加厉指示三个孩子霸占了须遵德先生的房产。


我口中的茶仿佛是一杯毒药,心肠翻覆。范曾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他可是人们眼中的大师啊!


须遵德先生的现有的妻子石某说:“我是在老须离婚15年后和老须认识的,2000年我们登记结的婚。当初我不知道我先生和范曾以及张桂云的事情,现在他们真是欺人太甚,教唆和指示老须的三个子女霸占了老须的房产。我先生息事宁人了20年,又重病在身,他们还不放过”。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证件,是离婚证原件。这是须遵德先生和张桂云在1988年8月29日办的离婚证。那一年须遵德50岁,张桂云49岁。有三个孩子,大儿子须波25岁,女儿须涛24岁,二儿子张辉20岁(跟母姓)。这三个孩子在离婚证明上都判给了须遵德。而现在两个儿子须波和须涛都改了名姓范,大儿子叫范一夫,小儿子叫范仲达跟范曾在一起生活。女儿名字暂时姓须。石某说:“这是范曾和张桂云安排指示的,用须姓来霸占我先生的房产”。


须遵德先生终于说话了:“20年前我引狼入室,范曾抢了我的老婆、孩子、财产。我本想忍气吞声,可是他们现在越加变本加厉。我想到过起诉,但还是没有做得出。一是为了保护孩子才不愿把这事公开出去,还有就是范曾有钱有势,得罪不起。现在我得了癌症,也豁出去了,决定起诉他讨回公道,让人人知道范曾是怎么一个人”。


“王先生,我今天就把事情的所有真相都告诉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我这二十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须遵德先生对我说。我取来了纸和笔,将事情的一切进行了记录,并且录了音。现在就将这些真相写出来,公布于众。让大家了解范曾不为人知的一面。


范曾和须遵德先生是在七十年代初五期干校认识的。那时候须先生是文化部宣传队的演员。范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和须遵德的关系不错,对须以兄长相称。当时范的生活很艰苦,住在故宫旁的一个仓库里,里面堆满废旧家具。只挪出一个床的位置栖身。没饭吃,也没有衣服穿。须遵德的工资比他高,经常给他一些衣服,且叫他到家里吃饭改善伙食。就这样,范曾和张桂云认识了。范曾为了篡改这个事实,在后来的著作中说,他和'楠莉’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的,并用了“春梅绽雪、秋慧披霜”来形容张桂云的纯洁与素雅。而这时的张桂云已经是为须遵德先生生了三个孩子的中年母亲了。至今范曾保留和已出版的好多与张桂云的合影,都是背着须遵德先生,在须家偷拍的。


范曾和须遵德先生以兄弟相称的日子里,只要须在家,范就去须家吃饭。只要须出差去外地演出或到外地拍电视剧,范曾就背着妻子边宝华趁机偷偷溜进须的家里和张桂云通奸。时间长了,这事就被邻居发现了。石某说,范曾和张桂云背着须遵德先生乱搞的事情,到了2000年她和老须结婚后,小区里一位开电梯的老大爷还说起这事。说当时范曾每次偷偷去须家找张桂云,怕被人看见就不敢坐电梯直接爬楼梯,从一楼一直爬到十四楼。但这事一直没有被大大咧咧的须遵德先生发现。须反倒对范曾百般关心。


1977年,范曾39岁得了癌症住进了医院。须遵德先生和张桂云每星期至少去探望三次。须会做各种小吃,他们每次去都要给范曾带好多吃的,一直照顾到范曾康复出院。而范曾却把这段往事的主人公须遵德删去了,说他在病重住院期间,'楠莉’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后来须遵德先生知道这事后很生气,骂范曾不知恩图报,反而勾引自己的老婆。


时间久了,范曾和张桂云乱搞的事情被邻居们都发现了,炸开了锅,传开了。须遵德先生说,他当时对于这些传闻根本没有相信,因为范曾是他最好的兄弟,吃他的,穿他的。他对范曾那么好,范曾不可能如此下作。但事实上,须遵德先生根本没有想到邻居们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范曾和张桂云通奸的事情曾被张的女儿发现了,范张二人就给小孩子一些钱,把这事保密了起来。须遵德先生知道范曾和张桂云乱搞的事情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还是他女儿告诉的。当时须先生知道真相后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漆黑。他最好的知己范曾抢了他的老婆,令人伤心欲绝。 这已经是无法挽回也没脸给人说出口的真相了。


1988年8月29日,须遵德50周岁,张桂云49周岁。东城区人民政府批准了他和张桂云离婚的请求。根据东华字第2293号62年5月19日证件,在“子女安排”项中,三个孩子(“须波男25岁,须涛女24岁,张辉男20岁”)由须遵德先生抚养。至此,范曾背着妻子边宝华作为第三者,在长达20年的通奸岁月里破坏了知己的家庭,让须遵德先生面对妻离子散的痛苦。


须先生和张桂云离婚后,由于范曾和边宝华(前夫为马泉,生一女。被范从好友马泉手里夺来后,带一女儿嫁给范曾)是法定夫妻,所以范曾不能接张桂云回家,所以张就没地方住。须先生毕竟和范曾兄弟一场,和张桂云夫妻一场。就将自己住的一套房子的一小间腾出提供给他们两人住,自己就悲伤地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没想到等他从上海回来,范曾和张桂云完全霸占了他的房产,把他家的简易房门改造成铁门,须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睡招待所。直到范曾和楠莉89年叛逃,须遵德先生才进了自己的家门。家徒四壁。屋子里的紫檀木家具、衣服、柜子里的美金、以及非常多的名人字画和古董都被范张二人偷偷搬空了,给须只留下了一床被子。还没等到晚上,他们就指示须的女儿把被子也拿走了,须只好向邻居家借了一床过夜。须遵德先生说,他当时被人抄家了,口袋里只有八元钱,真是死不了活不成。


范曾与张桂云虽然抢光了须的财产,但令须安慰的是三个孩子法院都判给了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儿子被他花钱分别送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后,他们认了范曾做爹,并且改名为范一夫与范仲达。而“范一夫”这个孩子在日本期间就跟着范曾搞政治,做了民运的头目。须先生说,他唯一的一个女儿,由于范曾和台湾黑社会张氏来往,就认识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台湾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和人家鬼混。


1993年11月,张桂云和范曾在法国结了婚。从这一天起,范曾为了满足张桂云,就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边宝华生)绝交了。这时范一夫也在法国,已有一个妻子。但由于范一夫游手好闲欠了一屁股债,范曾和张桂云就打起了须遵德先生在国内房产,教唆范一夫进行了重婚,霸占了须遵德先生的房子。范一夫重婚霸占了亲爹的房产后,由于须涛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收入,范曾和张桂云又指示她霸占了须遵德先生上海的房产。霸占后靠收房租为生。须先生说,他上海的房子位于富民路,300平米,现在的市价是每平米8万。到了06年,须先生和现任妻子石某动用了警方和法院,才夺了回来。但至今张桂云四处买家具,说给她上海的房子用。


张桂云伪造日本身份,隐瞒婚姻多次改嫁,被女儿捉奸在床 :

张桂云和须遵德先生离婚后,对外正式公开了和范曾的事情。范曾就给张起了个小名“楠莉”。事实上,张桂云和前夫须遵德结婚后,须就给她起了小名叫南莉。而范曾得到南莉后,就在“南”的前面加了一个“木”字,这种意图一是张桂云不再属于他和别人公有。所以,这个“木”就是平衡木,让他心里或多或少安稳一些。还有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给张桂云更换档案,“木子”就和日本人名字相似。所以范曾就在以后的著作中给张桂云生产了生世。说“楠莉”是二战后日本战犯的遗华孤儿。其父母是将军,在日本战败后集体自杀,被日本人看成民族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但事实到底是如何呢?没有人比张桂云的前夫须遵德先生更了解真相。


须先生说,范曾给张桂云改了名字伪造了“日本”身份,国外媒体路透社以及法新社等纷纷打电话了解情况。他为了不伤害孩子就没有理睬这些问题。人们不知的是,张桂云改名成“楠莉”后,现在所有的身份证明都是伪造的,包括她现在持有的身份证。


张桂云小学没毕业,没有文化且爱抽烟。原来只是和平里街道车衣厂的工人,却被范曾在书中瞎编成“搞服装管理的”。而须遵德先生说她连个裁缝也不是。她有一个姐姐叫张桂芝、一个哥哥是张桂兴在安徽话剧团工作,还有个妹妹(已故)。他们都是地道的东北人,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有着浓烈的东北方言。他姐姐张桂芝说,张桂云根本不是什么日本人,也不是孤儿。至于范曾所说的她的父母是“集体自杀”,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纯属胡说八道。一次,范曾家里来了一对日本夫妇,范曾为了张扬自己的情人张桂云是“日本”人,对日本友人的夫人说:“你们两个日本女人今天好好聊吧”。结果张桂云一句日本话都听不懂。那日本夫妇很不客气就当面指出“楠莉”根本就不是日本人,长得也不像。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张桂云在和须遵德结婚之前就已经有过了一次婚姻。但她一直将这个实际情况没有告诉须先生。直到张23岁,须24岁,二人去民政局办证的那一天,须才知道这个真相,欲哭无泪。在无奈中他们就办理了结婚手续。后来,张桂云隐瞒婚姻的事情被婆婆知道了,老人家差点被气死。


须先生说,从他知道张桂云隐瞒婚姻的那一天起,他的心里就开始生了一个结。他本以为时间可以愈合伤口,但他却忍受的是妻子给他往伤口上不停地撒盐。在他和张桂云在一起的日子里,张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随便就和男人来往并乱搞。


一次,张桂云(楠丽)和邻居父子俩同时在床上乱搞被邻居们抓住了,将这事告诉了须。须说他还没来得及伤心,事情总是接二连三。他的女儿亲口告诉他,说她抓到了妈妈(楠丽)和别的男人在床上,这个人不是范曾。


范曾乱伦,曾调戏儿媳妇及多名妇女 :


从范曾和张桂云认识,到通奸的日子里,范曾不只是张桂云一个女人。除了和台湾老明星叶某等来往外,还和国内的林姓、付姓女人有瓜葛。而楠莉除了范曾这个男人,光和其他男人上床就被邻居和女儿抓住了好多次。


须遵德先生说,一次某军区坦克司令的女儿来他家做客,并住在他家。由于范曾当时是他家的桌上常客,所以就碰见了该女子。连哄带骗就将人家叫到他家。结果这女的发疯似的拼命跑了回来,伤心得抱头痛哭。说范曾行为不轨,对她动手动脚。须先生听到这事很惊讶。但毕竟范曾是自己的知己,就劝了劝该女子,没有把事情闹大捅出去。但这事没多久,须的邻居老太太汪某亲口对须说:“范曾真不是人,还调戏我这么年纪大的一位大妈。”


到了后来,范曾和楠莉逃到法国。大儿子范一夫(共三个老婆)和他的第二个老婆关健都在法国生活。由于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只能依靠范曾。一次,关健见到须遵德先生,对须说:“范曾真不是人,虽然范一夫不是他亲生的,但人家跟着他改了姓,换了名字。我作为他的儿媳妇他还对我图谋不轨,动手动脚。”


范曾欺人太甚,须遵德先生被气致癌症晚期,将在法庭上讨回公道:

须遵德先生说:“这么多年来,我不介意以前范曾和张桂云偷偷搬空了我的所有财产。也不介意这两人在这20年里一直指示我那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霸占了我房产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范曾做得太过分,我和张桂云离婚时,法院将三个孩子判给了我。但范曾却把他们抢了去,两个儿子还改了名字,跟他姓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这可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一定要上告讨回公道。即便是范曾有钱有关系,这官司我们输也罢,人活着就是一口气。从道德来说,你范曾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难道不扪心自问吗”?


须遵德先生的现任妻子石某说:“老须现在已经得了癌症是晚期,都是范曾这20年来把他祸害到这个地步的。如今,老须已经在医院做透析一年了,每次费用都要三四万,光吃药就花了40多万。本想在这个时候和儿女通通电话,可是都是范曾和张桂云阻止、教唆不让他们通话来往。断就断了吧,他们总惦记着老须上海的房子,设法霸占。老须这20年来一直逆来顺受,但我们实在躲不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起诉范曾讨个公道。

谢选骏指出:看来饭蹭的范曾不仅要蹭饭,还要蹭肉——无肉不欢!


《范曾有多面性,还挺滑稽的》(出版人周筠 2024-4-11)报道:


马泉和边宝华是同学——夫妻,马泉出轨抛弃了边宝华,范曾和边宝华结婚,还说“人一生最可悲的,莫过于抛弃糟糠之妻!”[允悲]。


讲个故事。(口播逐字稿)(上)


86岁的画家范曾昨天官宣再婚。新婚妻子是一位80后,范曾公布了这位名叫“徐萌”的妻子的名字和近照。这是范曾的第四次婚姻。


这位中国最贵的在世画家之一的四次婚姻和事业的各个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还有一段当年的公案。我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范曾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同校师妹、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林岫。据说两人从初恋到走进婚姻很快。林岫曾对范曾的字有过批评,大意是,“你的书法太厉害了,厉害到了没有了书法该有的韵味。”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是挺恰如其分的艺术批评。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在第一段婚姻里,两人的关系。因为林岫的家境要优于范曾,这位才女在婚姻里表现的独立性,似乎也注定了这段婚姻很难持续很长的时间。


就在范曾快毕业的时候,他选择了自己多年的追求者、同届同学边宝华。他们结婚了。边宝华是个优秀的工笔画画家,对范曾充满了仰慕和崇拜。而就是在这第二次婚姻刚刚开始的时候,范曾遇到了人生的一次大机遇和大危机。


1962年,范曾和边宝华都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范曾的毕业创作名为《文姬归汉》。这个24岁的小伙子在当年就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把自己的这幅作品送给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


在常人看来,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和年近70的文学界泰斗之间,在各方面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范曾敏锐地注意到了他和高山之间的一线联系,当年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正在全国巡演。这成为范曾的机会。他恳求郭沫若给自己的文姬归汉题词。


郭沫若还真就同意了。他给这幅画题了一首五言古风,发表在了《光明日报》。这让这位毫无背景和资历的央美毕业生在书画圈一举成名。


但范曾也为之付出了代价。当时的国画系主任和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范曾,称这种行为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逐名逐利。范曾后来回忆这件事情时,并给没有感激郭沫若,他说,“郭老题《文姬归汉》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他称那个画国系主任为Y君,党委书记为C君,给自己扣了一顶大帽子。这个Y君是画家叶浅予。


这桩事件让范曾获得了难得的声名,也给他的毕业分配带来的真实的麻烦。甚至还牵连到了他的新婚妻子边宝华。美术系统没人敢用这个看上去狂放又冒昧的年轻人。


这个时候,范曾人生路上一个重要的贵人帮了他。这人就是当时在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沈从文和郭沫若的宿怨和矛盾当年江湖皆知,因郭沫若得名的范曾居然一点没有顾忌,主动给沈从文写了封信求助,希望能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爱才的沈从文,一点没有表现出犹豫,立马答应下来。在沈从文的安排下,当时历史博物馆人事科派人去央美联系。本就为范曾越级冒然的个人主义行为愤怒不已的叶浅予明确表示反对,他说范曾有个人名利思想,不同意把他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如果历博需要央美的同学,可以把这个指标分配给同时毕业的其他同学,叶浅予说这些同学一定比范曾更能够满足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质量要求。


即便在这样巨大的阻拦面前,沈从文也力挺范曾,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就算公家不同意,拿不出薪金,我自己来给你发工资。范曾后来也在文章里回忆过这件事,他说,“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他明知郭老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却不计个人恩怨,同样垂爱于我,也更可见沈先生的处世原则。”


由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地位和份量极重,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博物馆副馆长高岚亲自到央美进行多次交涉,央美才同意了这个分配调动。还同时把范曾的新婚妻子、同学边宝华也分配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


沈从文当时研究的重点项目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范曾的加入确实让这个项目的研究如虎添翼。因为“古代服饰资料”有大量的绘图工作,范曾画得又快又好,在美术组的所有人里他绘制的图稿质量最稳定,数量也最多。范曾后来在极具个人特点的绘画上的线条基本功和这段时间的重复训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沈从文也常常邀请爱徒范曾和新婚妻子到自己家里做客。但沈从文永远不会想到和原谅的是,几年后,他的这个爱徒给他送上了致命一击。


谢选骏指出:无肉不欢的饭蹭子(范曾子)真是不忌口,什么肉都敢于吃下口。

谢选骏:国会吸血鬼的忏悔


《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卢比奥: 美国面临灾难性错误》(Newtalk 2024-04-12)报道: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近期表示,美国曾希望用资本主义改变中国,但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因此面临灾难性错误。

《MARCORUBIO》专页今(12)日列出卢比奥的详细发言。卢比奥表示,美国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竞争,这是历史性的挑战。卢比奥强调,在这项挑战中美国要记住,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几十年来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两党共识,即经济全球化带来财富、自由与和平是必要之物。

卢比奥指出,经济全球化及自由和平,几乎已成为一种宗教信仰。美国相信人员、金钱和货物跨境自由流动的力量,可解决几乎世界所有问题。 这就是美国建立政治的方式,也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

卢比奥强调,二战后大约 50 年里,美国这种策略总体上有效。而它之所以普遍有效,是因为美国实际上没有全球市场。美国当时的自由贸易,仍主要靠由民主盟友、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未来优先事项的国家组成的市场。

即使结果并不总是对美国有利,当一些产业转移到欧洲某个国家时,或当日本在某些领域挑战美国时,至少该结果的受益者,不是苏联(俄罗斯)或某些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受益者是另一个民主国家,也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盟友。

卢比奥说,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增加民主盟友,进行史无前例的赌博,美国邀请了各种非民主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签订了各种贸易协定、条约以及规则和条例。在所有达成的协议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美国向人口众多、共产政权控制的中国,开放了美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认为,资本主义将改变中国。但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还改变了资本主义。

中国有廉价劳工与工人。中国承诺,企业可以在巨大市场上赚到很多钱,并获得庞大回报率,从而为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就业机会、重要产业和工厂涌入中国。

卢比奥认为,中国虽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但强迫这些公司中的每一家都要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当时是一家小公司。中国透过强迫合作,窃取了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中国公司在合作中,了解美国公司所做的事情。当中国不再需要美国企业时,就把它踢出去,换中国的公司接手。

中国透过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经济与公司。中国的中产阶级也以历史性的速度成长。成长后的中国,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共产党还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甚至在世界各地试图输出中国的独裁模式。

卢比奥说,对于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独裁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美国现在也正面临着这场灾难性错误的后果。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在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屠杀之后,大吃中囶的人血馒头,开放血汗工厂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属于一种国际犯罪——但是没有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反而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越烈越烈,很快引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如罗斯福纵容斯大林的暴政,引起了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美国国会不思悔改,反而一致通过了大银行救济法案,把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共和党变成了共产党!现在將近二十年过去了,国会吸血鬼卢比奥才来哀鸣“美国面临灾难性错误”,不亦蠢乎?这不是什么“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这是“吸血鬼的忏悔”——吸血鬼不怪自己缺德,倒怪自己失算……因为吸血鬼初心不改,再来一次,还要吸血、只會加倍恶毒。


谢选骏:道教的《道藏》与佛教的《大藏经》各有多少卷多少字


网文《道藏》报道:


《道藏》(拼音:Dàozàng;注音:ㄉㄠˋㄗㄤˋ)是一部汇集大量道教经典及相关书籍的大丛书,它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道教经典(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编排起来,当代习惯以《道藏》简称明英宗正统十年出版的《正统道藏》和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出版的《万历续道藏》的合印本。


《道藏》所收典籍广泛,既有道教经典论著、科仪方术、仙传道史,也有医药养生、天文史地、诸子百家书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是研究道教的经典依据,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现存最早的《道藏》是明朝的《正统道藏》版本,一部原来收藏在北京的白云观,现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另一部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历史

南北朝时陆修静于公元471年编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藏的雏形,共著录经书1228卷。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著录道书2040卷。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时令史崇玄等四十余人撰《一切道经音义》。在此基础上,又发使四处搜访道经,加上原来所藏,纂修成《道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五千七百卷,一说七千三百卷),称《开元道藏》。《开元道藏》的编纂体例采取三洞分类法,分三洞三十六部,即洞真、洞玄、洞神各十二部。天宝七年(748)诏令传写,以广流布。至唐末、五代,毁于兵火。


宋朝时,宋真宗自己笃信道教,并用6年时间编成《宝文统录》4359卷。后他又派著作佐郎、道士张君房增编道藏4565卷,并采用千字文编号,大中祥符九年(1016),枢密使王钦若删详,九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天禧三年(1019年)编成7部,称《大宋天宫宝藏》。宋徽宗崇宁年间增至5387卷,称为《崇宁重校道藏》。政和年间又增补至5481卷,并雕版印刷,称《政和万寿道藏》,此为道藏的木刻本的开始。


金朝时,金世宗诏刊补宋《政和万寿道藏》,复遣道士访遗经于天下,募工补刻,编成《大金玄都宝藏》。道藏增加到6455卷。


元朝时道藏增加到7800卷,称《玄都宝藏》。元刊《玄都宝藏》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了一千数百卷道书。主要增加全真道道士新撰之著作。然而在元朝中叶,道教在与佛教的争执《老子化胡经》中道教无证据老子化佛,而佛教证明释迦文佛比老子早生早亡,而且老子是在秦国终亡,在史记都有记载,道教受到了打击,按约定道藏被烧毁。辩论会场上的十名全真道道士剃度为僧,全真道受到冷落,正一道兴起,因为正一道没参加这场辩论。


明朝时又重印道藏。由明成祖永乐四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明英宗正统九年又诏邵以正校正增补,于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刊板事竣,印行《正统道藏》,共5305卷,正统十二年(1447年)颁行天下。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607年)又刻印《万历续道藏》,增加了180卷。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分装成512函,经板12万多块,约6000万字,分量超过约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道藏》中的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方法编排。


清朝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统道藏》经板悉遭焚毁。各地宫观收藏的《正统道藏》印本也因战乱灾祸而存者寥寥。中国现存惟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印本,是北京白云观收藏的一部明代《正统道藏》。1926年,上海涵芬楼书馆影印这部《正统道藏》。近年又有一些《正统道藏》影印本,如1977年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出版的精装本(60册)和1988年中国大陆三家出版社联合影印的精装本(36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也保存有一部完整的《正统道藏》。


清朝无道藏之大结集。道书纂修最重要的有清初彭定求所编之《道藏辑要》,除选收《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书外,又增收明末清初著作一百一十种。《道藏辑要》后书板被焚。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成都二仙庵住持阎永和首倡重刊《道藏辑要》,至光绪三十二年刊成《重刊道藏辑要》,板存成都二仙庵。近年巴蜀书社重印发行。


当代编有《藏外道书》、《敦煌道藏》、《中华道藏》等。


1997年,中国道教协会对道教经书进行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2004年中国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道藏》以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重新点校、分类编目。增补了旧藏遗漏的重要材料,并选择部分近代发现的古道经,如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孑遗等,补入经书约百余种。《中华道藏》分为四十九册,每册约150万字。共收入各类道书一千五百多种。


《中华道藏》(线装版)在精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重要文献,重新进行了核校。全书分为60函,共计5600多卷。线装版共印行220套,将悉数在全球范围内颁赠。颁赠对象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及各国著名宫观、图书馆、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


道藏的分类

主条目:三洞四辅十二类

道藏中的各种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编排:


三洞

洞真部

洞玄部

洞神部

四辅

太玄部

太平部

太清部

正一部

十二类

本文类

神符类

玉诀类

灵图类

谱录类

戒律类

威仪类

方法类

众术类

记传类

赞颂类

章表类

道藏的内容

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等。


对道藏的研究

由于道藏的内容太多,对一个人来说,通读一遍都很难做到,因此至今这部书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对道藏的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的,首先是从科技史学家开始的。更有许多研究者从音乐、艺术、化学、气功、文化等角度去研究道藏中的文献。


参见

《大藏经》

《山海经》

《道书集成》

《无求备斋老子集成》

《庄子集成》

《槐轩全书》

参考文献

 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续资治通鉴》记载,大中祥符二年之秋,“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明年(1010)于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旧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尝命散骑侍郎徐铉、知制诰王禹称、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写本送大宫观。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经》、《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钦若自以深达教法,多所建白,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亦称练习。钦若奏:校藏经未几,出为淮南转运使,奏还卒业,诠整部类,升降品第,多所为也,会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

 曾巩《隆平集》有云:“《道藏经》,大中祥符九年(1016),枢密使王钦若删详,九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钦若言:《道德》、《阴符》乃老君、圣祖所述,升于洞真部,《灵宝度人经》之次。又总为目录、表、求御制序,诏从其请,赐名曰:《宝文统录》。钦若又言:三洞真经者,无上大罗天玉京元都秘藏之所蕴也。元始命天皇真人。象形模写,名曰《天书玉录》,为文字之宗,由是经录符图,诸天灵宝递相祖述,故道经为首焉,《洞真经》、《洞元经》、《洞神经》,总百九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卷,秘在玉京元都三十三天,未尽降世间,开辟后已降之经,一万九千九百七十卷。梁简文帝时,有六千余卷,唐明皇所撰《琼纲》,才三千余卷。徐铉等尝校勘,去其重复,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王钦若又增五百余卷。《洞真》、《洞元》、《洞神》谓之三洞,《太清》、《太平》、《太真》、《正一》谓之四部。钦若又于,《道藏》中,检阅神仙国姓者,四十人事迹以闻,诏图形景灵宫廊庑。”

 卷一百五十.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 (正统十二年 二月 十五日)刊造道藏经毕,命颁天下道观。

研究书目

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柳存仁:〈《道藏》之性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刘迅:〈南阳玄妙观《道藏》源流及宛图阅藏记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道藏前身

三洞经书目录

唐朝

开元道藏

宋朝

云笈七签

元朝

玄都宝藏

清朝

道藏辑要

中华民国

道藏精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藏外道书 · 敦煌道藏 · 中华道藏

分类法

三洞四辅十二类

其他

大金玄都宝藏

汉字文化圈主题道教主题书籍主题

分类:​道藏中国丛书中文丛书宗教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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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分装成512函,经板12万多块,约6000万字,分量超过约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道藏》中的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方法编排。”


网文《中华道藏》也说——


《中华道藏》,16开本48大册, 道教经典丛书,繁体竖排,点校整理本,张继禹主编,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华夏出版社三家共同筹划,获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百名专家学者,组织编修整理而成。以《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对原《道藏》所收各种道书作校补、标点、重新分类,并补入经书百余种,共收书1500多种,5500多卷,约6000余万字。


谢选骏指出:《道藏》唐朝开始编辑,几经毁损,到现在也不及佛藏的规模。


《大藏经》报道:


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佛教或道教的经典曰“藏”),又称为一切经,梵语:Tripitaka。有很多个版本,比如乾隆藏、嘉兴藏等,按使用文字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语三大体系,这些大藏经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


汉文系大藏经全套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典日渐浩繁,经后人整理编辑成藏,内容非常庞大。中国最早的佛教藏经是东汉朱士行的《汉录》与东晋时的道安法师编辑的《众经目录》,时间远早于道教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但是这两部“经录”经历战乱和北魏灭佛后失散。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自汉至隋唐,佛经均依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刻本。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


在汉传佛教两千年间,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编成“藏”的,中国可考的有十余次(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五次、清三次);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八次。汉文大藏经从开始的五千多卷,发展到后来的一万卷以上,除了汉译佛经数量有所增加以外,历代编纂者不断收集增补了以中国佛教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出、新见的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


隋代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因恐佛经毁灭失传,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誓言刻经卷成石碑,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弟萧瑀协助下,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此为《房山石经》。


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开宝藏》,中国始有板印大藏经,历时12年全部完工,共刻板13万块,5,048卷。后把经版运至开封,印成卷轴出版,又称作《蜀藏》。[2]《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目录为依据。此后历代的大藏经,都以宋代《开宝藏》为基础。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元世祖至元六年(1278年),《普宁藏》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曾刊刻十多种大藏经。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历时27年。名《洪武南藏》。全藏收经1,600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


清朝《乾隆大藏经》史称《龙藏》,于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竣工。全藏724函。全部经版有79,036块。


近代比较完备的汉文大藏经大正藏,全名《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并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在昭和九年(1934年)印行,85函,共收集3439部经,13,520卷。80,634页。


由于近代又发现了大量敦煌手抄经卷,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自1984年开始出版,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全部106册。收集了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约一亿多字。


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碛砂藏、嘉兴藏、辽藏、赵城金藏、元官版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万历藏、卍字正藏、卍字续藏、高丽藏。


汉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西夏语和日语,见西夏文大藏经和日文大藏经。


现存汉文大藏经,其编纂者的主观目的是保存汉译佛教经典。不过事实上,其中亦有很多婆罗门教等非佛教文献,比如《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等。近代以来中文世界的印度学研究者很注重使用这些资料。


西夏文大藏经


是西夏于大庆三年(公元1038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翻译印刷的,共3,579卷,但由于西夏亡国,大部分已经毁损,只是近代考古发现部分残卷,有许多流失保存在各国的博物馆中。


藏文系大藏经


是在公元7─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从梵文和汉文经典中逐渐翻译形成的。到9世纪时编纂了《丹噶目录》,共收集约700种20个门类的大乘佛教经典。13世纪以前都是手抄本。公元1313年雕版印刷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以后陆续出版了11种版本。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三部分:正藏(甘珠尔),包括经藏、律藏和密咒;副藏(丹珠尔),包括论藏和赞颂、经释、咒释;杂藏(松绷),主要是藏、蒙佛教徒的著作。最全的官刻藏经是1683年开雕的北京版,收集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3962部,松绷945部。藏文大藏经中关于密宗的论述比汉文大藏经要全,此外尚有许多关于天文、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历法和医药等方面的著作。


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


康熙皇帝曾经奉祖母孝庄文皇后博尔吉特氏布木布泰之命,要求皇家修造龙藏经(《内府泥金藏文写本龙藏经》),为藏文大藏经之甘珠尔部,属藏传佛典,内容计有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戒律等六大部,共收1,057部,总集释迦牟尼之教法、律典之藏译本,现典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藏文大藏经后被翻译成蒙语和满语,见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除了俗称西藏大藏经的甘珠尔与单珠尔以外,也有由宁玛派组成的宁玛十万续。


南传佛教所传之巴利语系大藏经,称为巴利圣典、巴利三藏(Tipiṭaka),华语地区与日本佛教界通称南传大藏经,成立最迟之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二至一世纪。


日本于昭和十-十六年(1935至1941年),由高楠博士功绩记念会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之巴利三藏翻成日文出版,名为南传大藏经,1952年巴利圣典协会陆续出版巴利三藏用语索引。台湾于1990年至1998年间,由高雄元亨寺汉译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自巴利文原典翻译成中文,刊行汉译南传大藏经。另有泰语和僧伽罗语等译本。


参考文献

 隋书卷35 志第30 经籍四

 张绍勋 著《中国印刷史话》 P32.

 刘德有,马兴国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事典.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09: 592. ISBN 7-5382-1736-3.

研究书目

水野弘元著,刘欣如译:《佛典成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网文《大藏经》报道:


《大藏经》,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略称为藏经或大藏。凡以经、律、论为中心的大规模佛典集成,皆可称为“大藏经”。


溯源


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的方式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豹。

“大藏经”一词,在古印度或我国最早期没有记载,在我国南北朝时代,仅有“一切众藏经典”“一切经藏”等称呼,直至隋唐之后,才开始有“大藏经”的称呼,当时主要是指由朝廷敕命(钦定)纂集的一切经典。我国第一部佛教大藏经是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的《开宝大藏经》,略称《开宝藏》。这一刻版因为刻在益州,所以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历代汉文雕版大藏经之祖,对我国北宋以后历代刻本大藏经金藏》《高丽藏》等影响深远。而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后来又有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

内容

大藏经内容包括经、律、论部分。“经”即“经典”的意思,是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的汇编,它是佛教教义的基本依据,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有关佛陀教说的要义,都属于经部类。“律”是佛所制定得戒律仪制,能对治众生的恶,调伏众生的心性,有关释迦牟尼佛针对佛教教团的生活制定的规则,都属于律部类。“论”是对经、律等佛教经典中教义的解释或重要思想的阐述。它在佛教中一般被认为是菩萨或各派的论师所做。

版本

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个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

汉文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

宋太祖命高品张从信去益州(四川成都)计划刻藏,经过十二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全部刻成,运到汴京。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开宝藏》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后世大藏经的编纂,都与其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值得一提的,自《开宝经》开始,中国人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沿用之。至此之后,藏经印刻陆续兴起。宋朝有:辽版的契丹藏、金版之金藏、福州版的《万寿藏》《毗卢藏》、湖州版(浙版)的《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等。元代根据宋本印行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而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失殆尽。明太祖洪武年间,集硕德于蒋山,点校藏经,刊刻南藏,然校勘不精,时有脱误。南藏之外,另有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及1956年编印了《中华大藏经》、1983年陆续出刊《佛光大藏经》等。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

随着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

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在9世纪初叶已译出700余部,其中一部分自汉译本转译。后弘期补译的经籍,以论典和无上瑜伽的经论为多。全藏分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自元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各地共刻造过11种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此外还有刻于不丹的普拉卡本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库伦本两种。

蒙文大藏经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校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最初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西夏僧一行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76),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本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日文大藏经

日文大藏经:日本除了前述各版汉文藏经外,从大正六年(1917)开始,就进行将汉文佛典译成日文的工作,迄今计有国民文库刊行会的《国译大藏经》、东方书院刊行的《昭和新纂国译大藏经》,以及大东出版社刊行的《国译一切经》。此外,又依据巴利系统的南传三藏,译成《南传大藏经》。

巴利语系大藏经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是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佛典。除僧伽罗文、缅甸文、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外,傣文有4种不同的方言文字译本,近代还增加了天城体梵文本、拉丁字母本和日文译本等3种版本。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

扎西次仁.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字频统计分析.《CNKI》,1997冯家昇.  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CNKI》,1955刘怡,李良松.  <大藏经>中的医药学.《WanFang》,2000杨茂森.  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CNKI》,1989段玉泉.  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新探.《西夏学》,2006


谢选骏指出:道藏六千多万字,佛藏一亿多字,佛教高于道教了。


网文《中华大藏经》报道:


中华大藏经 汉、藏、满与蒙古四种文字的大藏经。汉文绝大部分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唐朝期译出的。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僧人及佛教信奉者下不少著作,有经序、注疏、论文、工具书、史料编辑,有一些假托译出的佛经,正统佛教徒称为“伪经”。这些大量的中土著述,丰富和发展了佛教传统的“三藏”(经、律、论)的内容,使大藏经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百科全书。

2018年5月20日,《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电子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实现了在计算机上对《中华大藏经》所收经典的原版阅读。

历史沿革

随着汉译佛经和华人著述大量涌现,约在公元2世纪 后半期即有人从事目录整理,隋以后,手抄佛经盛行,经录之学发展起来,出现了各种体例的经录,它体现了当时编辑者对佛经分类标准的分歧。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僧人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它正式承认中国学者的佛教著述的地位,列入目录,并分类排定次序。据最新发现资料,《开元释教录》最初的形式与今天的分类法亦不尽相同。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时久远闻名于世,雕版印刷发明以前,佛经主要靠手写流传。北朝已有石刻佛经,雕凿在岩石上与造像都以祈福为目的。隋以后,佛教徒中为了保存佛教文书,以防兵火战争的破坏,系统地雕造石版佛经。公元十世纪,北宋开宝年间始以木版雕印佛经,世界上第一部大藏经问世。后来历辽、金、元、明、清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雕印藏经。现存公家私家刊印的大藏经达十七种之多(即:宋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辽有《辽藏》;金有《赵城金藏》;金元之际有《碛砂藏》;元有《普宁藏》、《官版藏经》;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径山藏》;清有《龙藏》)。民国以后还出版过两种铅字排印本《频伽藏》和《普慧藏》。在国外,汉文版藏经有《高丽藏》(根据北宋《开宝藏》翻刻,经版两次毁于火,今本高丽藏已非原貌)、《弘教藏》、《卍续藏》、《大正藏》。综观国内外刊印的各种版本大藏经,都有收录不全、排印错漏等缺点,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校订工作

为避免过去刊印的许多种大藏经的缺失,《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内容要“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用了八种版本与《赵城金藏》对校。这八种版本是:《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及《高丽藏》。《赵城金藏》30年代初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是《开宝藏》的复刻本、装帧、版式保留着《开宝藏》的基本特点,在《开宝藏》几乎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它不论在版本方面,或在校勘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在我国现存藏经中,未经传世的孤本还有《房山云居寺石经》、《辽藏》、《元官版藏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六种。这几种大藏经,除残缺严重者外,多为《碛砂藏》和《永乐南藏》的复刻本,所收经籍少于《赵城金藏》不宜作底本使用。《赵城金藏》收录经路近7000卷,现存5380余卷,虽有缺佚,可用《高丽藏》补入。《高丽藏》和《赵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的复刻本,版式完全一致,用《高丽藏》补《赵城金藏》,可谓“天衣无缝”。

终成完璧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布,历时近25年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编辑、出版工作宣告完成,《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与任继愈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终成完璧。

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自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大藏经的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工作即被提到日程上来。《中华大藏经》是由汉、藏两种文字组成的大藏经,这在大藏经历史上是首创。

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文化遗产”的“抢救”对象,部分学者提出编辑出版汉文《中华大藏经》的设想,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澂先生为此还专门目录,即80年代出版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但该设想其后没有真正落实。

新中国成立后,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任继愈先生1963年初出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作出重要批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不久后,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正式成立。遗憾的是,不久后“文革”爆发,佛教研究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后,1982年,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会议中建议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分别汉文、藏文等不同文字,同一采用《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同年8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决定,委托任继愈先生负责,开始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4年后,季羡林、任继愈、多吉才旦、土登尼玛等汉、藏学者一致建议应尽快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建“大藏经对勘局”,在四川成都展开《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整理出版工作。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历经13年,动员了约160人参与,最终于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这部大藏经共收经籍1939种,分106册。2004年出版《总目》一册,共计107册。汉文《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总汇了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帙号部分,会勘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8种有代表性的藏经,其文献性的价值突出,为继承和创新佛教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更优越的版本。

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出版,同时也推动了藏文大藏经的整理和出版。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又称正藏,丹珠尔则为副藏,前者是有关佛陀说教的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部分,后者则是历代高僧大德对佛陀说教的解说论述。此次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共232卷,《甘珠尔》选择8种木刻版本进行对勘,《丹珠尔》选择4种木刻版,从最初对勘到最后出片,一共经历了12项24道工序,是校对最精良的藏文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与(汉文部分)是姊妹篇,它们的出版是我国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参考资料

1《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电子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8-05-22]


谢选骏指出:上述大藏经虽然林林总总,未知是否包含或包含了多少“佛教的伪作”?


网文《佛典疑伪经文献》报道:


佛典疑伪经文献(Buddhist apocryphal literature、Buddhist apocrypha),也称疑(疑惑)经、秘经,旧称为疑伪经。一般用以特别称呼在汉传佛教中的部分经典(此外,还有特殊的两种类,即是抄经类和三阶教典籍类,前者被认为有紊乱佛教的可能而被列入伪经录,三阶教典籍则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列入伪经类,后者可参见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学界使用疑伪经一词,一般特指中国佛教中的这些文献而言。


意义

此类佛典文献虽然是东亚人未具名撰写、传抄,但是正由于它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是中国思想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历史和汉语史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一点已经被学界基本肯定(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四册、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序言等)。


古典目录的著录


《出三藏记集》中所保存的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中的《新集安公疑经录》为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疑伪经文献目录,共列出《宝如来三昧经》等二十六部编撰者认为是疑伪经文献。


其后,僧祐《出三藏记集》、法经录《众经目录》(简称《开皇录》)等均专门收录疑伪经文献,而唐朝的智昇所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则为古典佛教目录中收录伪经最为详备的一部经录。


此外,在一些其他的佛教典籍中,也有提到疑伪经文献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国的正统佛学界以经录撰述者为代表,对伪经有较强烈的反感。但是从敦煌保存的文献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些文献在民间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读诵抄写。


在古典佛教目录中,伪经往往分为疑(疑惑)经和伪(伪妄)经两部分进行着录,其中疑经为不明确为伪造的经典,而伪经则为确信为伪造的经典(关于佛教伪经之著录形式,可参见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


现代佛教学者的研究

疑伪经文献研究最早开始于对《大乘起信论》和《梵网经》等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而其翻译情况却存在争议的经典文献的研究,参与者包括望月信亨、梁启超等知名学者。


在敦煌文献的发现被报道之后,以矢吹庆辉为代表的佛教学者开始对敦煌文献中所包含的疑伪经文献感兴趣,其中,矢吹庆辉通过在大英图书馆翻查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献,抄录了一批文献资料,并收入其参与编撰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的第八十五册疑伪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如陈寅恪等亦参与了疑伪经文献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经过日本学者冢本善隆等的努力,在1976年成就了牧田谛亮在伪经研究方面的作品《疑经研究》,并使得学界开始进一步关注疑伪经文献方面的研究。


当代,如中国的李小荣、殷光明、陈祚龙等学者,日本的落合俊典、船山彻等学者,欧美的巴斯维尔、莱恩等学者均对疑伪经文献作过研究。


对于特殊的三阶教方面的研究,则有日本的矢吹庆辉和西本照真同名的两部专著,此外,以论文为载体的研究则有很多。


参考文献

引用

 Muller, Charles. East Asian Apocryphal Scriptures: Their Origin and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itic Buddhism.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 1998, 6: 63–76页 [2016-08-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8).

 牧田谛亮着. 《疑經研究--中國佛教中之真經與疑經》. 《华冈佛学学报》. No. 第4期. 杨白衣译: 284–306页. [2018-04-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6-15).

来源

延伸阅读

Arai, K.; Bando, S.; Cleary, J.C.; Gregory, P.N.; Shih, H. (2005). Apocryphal Scriptures, Berkeley,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SBN 1-886439-29-X. (Translations of the Bequeathed Teaching Sutra, the Ullambana Sutra, the Sutra of Forty-two Sections,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and the Sutra on the Profundity of Filial Love)

Buswell, Robert E.; ed. (1990).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失效链接],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ISBN 0585349630

Buswell, Robert E.; ed. (2003).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Lib. ISBN 0028657187

Epstein, Ron (1976). The Shurangama-Sutra (T. 945): A Reappraisal of its Authenticit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March 16-18, 1976,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Mizuno, Kogen (1982). Buddhist Sūtras: Origin, Development, Transmission. Tokyo: Kosei Publishing,

Mochizuki, Shinko, Pruden, Leo M.; trans.; Pure Land Buddhism in China: A Doctrinal History, The Translation of Texts-Spurious Scriptures. In: Pacific World Journal, Third Series Number 3, Fall 2001, pp. 271-275

Nadeau, Randall L. (1987). The "Decline of the Dharma"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Asian Review volume 1 (transl. of the "Scripture Preached by the Buddha on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Nattier, Jan (1992). 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15 (2), pp. 153-223

Swanson, Paul (1998). Apocryphal Texts in Chinese Buddhism. T'ien-t'ai Chih-i's Use of Apocryphal Scriptures: In: Arie Van Debeek, Karel Van Der Toorn (eds.), 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ISBN 9004112464

Skilling, Peter (2010). Scriptural Authenticity and the Śrāvaka Schools: An Essay towards an Indian Perspect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 41. No. 2, 1-48

参见

伏藏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

外部链接

第2865~2920:大藏经 第85册 古逸部、疑似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6/06/15)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 ─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萧登福:论佛教受中土道教的影响及佛经真伪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汪娟:敦煌遗书中的佛经简介

王翠玲:中国疑伪佛典研究( I - II )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释智学:中国疑伪佛典研究 (一)永明延寿与疑伪佛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李小荣: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之检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许得存:藏译佛典中的疑伪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网文《疑伪经》报道:


疑伪经,佛教用语。中国古代佛教徒自己撰述而假托“佛说”并借汉文翻译形式出现的佛教经典,被称为“伪经”;怀疑为“伪经”的则被称为“疑经”。在佛教经录中往往把二者合称为“疑伪经”。


古印度所出之佛经虽有许多假托之佛说,但中国佛教徒历来把从印度、西域传入的经典一概视为“真经”。南朝齐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引道安的话说:“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憙事者以沙标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 何以别真伪乎?”下引疑经目录二十六部二十六卷。此后历代增加很多。隋法经《众经目录》录“疑惑”佛典五十五部六十八卷,“伪妄”佛典一百四十二部三百三十五卷;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录一百八十三部三百三十四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之“疑惑再详录”列目十四部十九卷,“伪妄乱真录”三百九十二部一千零五十五卷。因疑伪经不许编入《大藏经》,故大部分已佚失,但仍有一小部分被编入。近代以来在中国敦煌和日本寺院也发现一些。这些经典对研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论这些伪作是否收进了大藏经,其分量并不很大。无碍于统计“道藏与大藏经各有多少卷多少字”的题目。总而言之,道藏与佛藏,加起来也不到两亿字。

谢选骏:“战胜衰老”是骗子的勾当

《人类能成功战胜衰老吗?与自然规律的博弈在继续》(BBC 2019年1月20日)报道:


衰老是人类器官开始衰竭走向死亡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攻克衰老。本文介绍的蠕虫和3D打印机可能有助于人类战胜衰老,永葆青春。


在德克萨斯州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分子生物学家王濛(音)正在朝实验室走去。她猜都猜不到抵达实验室后,等着自己的是什么:数万只蠕虫被装在不同的盒子里,不停地蠕动着。她仔细地观察每只盒子里的蠕虫,过了一会恍然大悟,她观察到的现象兴许可以治愈人类无可挽回的变弱症状:衰老。


全球每天有10万人死于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比如癌症、风湿和阿尔茨海默氏症。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情况不一定非得如此。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我们能战胜与衰老有关的疾病


BBC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的播客频道调查(The Inquiry)采访了部分世界顶级科学家,向他们请教了有关衰老的本质,以及可能"治愈"衰老的前沿科学,如微生物群的作用到3D打印器官技术等。


衰老

衰老究竟是什么?如果能放大观看到人体分子这个层次,你会看到微小但量会持续增加的损伤在细胞、组织和器官中不断扩大。这种损伤持续积累,像俄罗斯套娃似的相互嵌套一样,最后影响到整个人体机能。


丹麦医生克里斯滕森(Kaare Christensen)解释说,"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克里斯腾森从医多年,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受够了治疗病人的工作。现在,他是丹麦衰老研究中心(Danish Aging Research Centre)的负责人。在那里,他试图让人们首先做到不会患病。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他说, 19世纪中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预期寿命约为40岁,但现在北欧一些国家已接近80岁,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迎头赶上。


这主要是因为婴儿和儿童死亡率降低,而非人类寿命本身增加了。


即便如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前景光明的变化。


现在的老年人更健康,他们的牙齿证明了这一点——克里斯腾森说,"老年人的身体状态比以前好。比如说,一个容易观察到方面是牙齿。你会发现,以十年为间隔,老年人的牙齿变得越来越好。"他说,牙齿是整体健康情况的一种标志。牙齿情况直接影响我们正常进食和获取营养的能力。牙齿的健康状况也能表明身体其他部位是否状态良好。


克里斯滕森说,老年人不仅牙齿比以前好,智商测试成绩也有提高。他认为这和全球生活水平改善有关。他说,"原因包括生活条件改善、教育水平提升……以及早前从事的工作性质。"他认为这种进展趋势会持续下去。但会持续多久呢?


目前全世界最长寿记录的保持者是法国人让娜·路易斯·卡尔芒(Jeanne Louise Calment)。她活了122岁。有意思的是,她在20多年前的1997年去世。在那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器官打印

生物物理学家布豪米克(Tuhin Bhowmick)出生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个医生家族。他还记得常在饭桌上谈论到他父亲或叔伯无力挽救的病人。每当他问他们为什么无法阻止死神时,他父亲都会回答说他们已经尽了力。毕竟,医学有自己的局限。布豪米克回忆说,"我当时想,'好吧,那我以后不当医生了,我要成为一个研发药品的人。"他说,衰老导致的死亡通常与重要器官,比如心脏、肺和肝脏的机能衰竭有关。如果病人能够从捐献者那里得到一个机能正常的器官,像布豪米克的父亲这样的医生就能让他们重获新生。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其中的问题在于,需要器官的人比能够捐献器官的人多。全世界等着换肾或心脏的老年人排起了长队,但必须找到完全匹配的器官。很多情况下,人们未等到换器官已离世。


布豪米克想,如果不是坐等他人捐献器官,而是可以打造人体器官会怎样?这个问题促使他开始探索如何打印出机能正常且不会被病人身体排斥的器官。他说,"假设你需要换肝,你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或做了核磁共振成像,电脑上会显示出你肝脏的具体大小和形状。"你可以把"模具"放入3D打印机,然后打印出一颗尺寸和形状一模一样的人工肝脏。但布豪米克需要的打印材料不是墨盒,而是由蛋白质和细胞组成的材料,并且不是任意细胞,而是病人自己的细胞。这意味着其身体排斥新器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的团队已经制造出印度第一个人造人类肝脏组织,下一步是扩大规模,制造一颗微型外置肝脏。他估计这可能需要五年时间。布豪米克把这个外置器官想象成一个小型的便携式体外设备,这样使用者便可随身携带。


他预计8到10年内便会实现理想的最终愿景:制造一颗功能完备,可移植到人体体内的肝脏。


但如果一个人的某个器官日渐衰竭,这是否预示着他们的自然寿命可能即将终结呢?如果心脏和肺也一道衰竭了呢?布豪米克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有所不同。他说,"如果某个器官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你把它换掉了,那这个病人可能会多活20多年,因为可能这个病人的肝脏衰竭了,但他的大脑或心脏还没有到这地步。"


布豪米克认为我们能活多久呢?他说,有了这些创新,如果你是千禧一代或者更年轻,即1981年前后出生的人,你很可能会活到135岁。


蠕虫智慧

王濛的祖母去世时100岁。老人一直健康、活跃,直到生命的尽头。看着祖母慢慢变老却依然身体硬朗,王濛不禁琢磨起了衰老的秘密。


王濛现在是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分子和人类遗传学教授。她一直在用实验的方式研究最令人兴奋的新兴医学领域之一——人体的微生物群。她说,"那些就是和我们共处的小微生物,从我们体内的消化道到体外的皮肤,可说无处不在。"


人体微生物群会是解决衰老问题的关键吗


用肉眼看不到微生物,但却遍布我们全身,从体外到体内。依附人体的大部分微生物群是细菌,但也有真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过去,科学家不太关注人体微生物群。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深远。


最近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群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堪比人体一个新器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我们对不同药物的反应。王濛说,"有时候,人体微生物群会导致我们患病,但另一方面,在保持我们身体健康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她想知道微生物群是否会影响衰老。为了验证这一点,她决定研究一种只能活两到三周的蠕虫来做实验。因为这种蠕虫的寿命足够短,适合用来对衰老进行"终生实验"。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改变蠕虫的微生物群,情况会怎样?蠕虫会活得久一些吗?


王濛选择了一种生活在蠕虫内脏里的细菌,然后对细菌的基因做了微调,以便制造出不同的种类,再把细菌喂给不同的蠕虫组。三周后她去检查这些蠕虫,按期生命周期蠕虫这时应该都死了。


她回忆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发现其中几种,蠕虫没有死,我们检查的时候还活着。""我激动得跳上跳下,因为完全出乎意料。"


老年的蠕虫通常会表现出体力衰竭,活动减少,但体内有了新的微生物群后,老年蠕虫不仅蠕动速度更快,而且也减少了患病。


王濛现正在老鼠身上进行试验,看改变老鼠的微生物群是否也会延长它们的寿命。


也许有一天,医生能够给我们开具有类似功效的药物。这会让我们活多久呢?王濛说,"一些同事说,'好吧,你知道吗,我认为人们能活到两三百岁,'我个人认为,100岁……就已经算不错了。"


细胞衰老

在你衰老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种奇怪的事情。细胞会在衰老的过程中分裂,取代即将死亡或日渐衰竭的细胞,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过程。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我们所说的"衰老"状态的几率越大。


Senescence(衰老)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senescere,正是这些细胞的经历——老化,生命周期终结。但老化的细胞没有死去,而是四处游荡,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活动,并与周围的细胞交流。这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


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分子遗传学教授哈里斯(Lorna Harries)说,"细胞就像是在说'我是一个老细胞,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的时间和我差不多,所以说你们肯定也老了。"


在我们变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细胞向其他细胞发出信号,称它们也应该一同老化——在我们老化的过程中,这些衰老细胞几乎是在"污染"其他细胞。随着我们逐渐老去,越来越多的细胞老化,直到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而崩解。


在实验室里,哈里斯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对付这些老化恶棍的办法。不久前,哈里斯建议与她合作的一名新研究人员尝试在老皮肤细胞上加一些化学物质,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为了测试皮肤细胞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年龄,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染料。如果细胞老化,这种染料会把它们变成蓝色。


哈里斯说。"我以为会看到那些细胞依然是蓝色的,看上去依然是老化细胞,但实际上并不是……它们恢复了,看上去更像年轻细胞。"


她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让这名学生重复这个实验。一次又一次,这名学生得到的结果都一样。哈里斯又再次让她回去重复这个过程。哈里斯回忆说,那名研究人员重复了大约9次。"最后,我看着它,想'实际上,也许你真的发现了什么'。"


该实验有效地让老细胞恢复了活力,把它们变成了年轻细胞。这让她的实验成了最早的逆转人体细胞老化的实验。有人认为,这一发现可能是延长人类寿命的关键。哈里斯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科学家的电话。


但对于我们能活多久,哈里斯依然不是非常乐观。她认为,人类的自然寿命非常长。即便如此,她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最终能带来新一代抗衰老药物,以治疗老年痴呆和心血管病这类老年疾病。


哈里斯说,"我希望这会让我们研究出一种能同时解决多个问题的疗法,这样可能英年早逝的人就能活到自然寿命的限期。"


再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们能活多久?


也许有一天。人类将能够替换受损的器官,服用能永葆青春的微生物补充剂,或可以阻止人体细胞老化的药物。


这一切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多少年呢?按照布豪米克的预测,如果你是千禧一代,你兴许能活到135岁,到那时也就是2116年,如果你出生于1981年的话。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呢?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言,其实并非“战胜衰老”,而是“苟延残喘”——这还算是好的。因为“战胜衰老”本是骗子的勾当,例如徐福,就从暴君那里骗走了三千童男童女,到日本列岛弄出了一个“杂烩民族”——“大和”。

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

谢选骏:平民社会不敌军事贵族


《恐怖堡垒 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记实》(2008年4月25日 大陆 樊一弓)报道:


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苏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期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数天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苏维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苏区因战时交通不便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外交、内务、教育、工农检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分裂为苏维埃的中国和国民党的中国,公开主张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并在苏区并进了长达五年的专制统治,给中国特别是所谓苏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几十年来由于中共的片面宣传,人们对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反思历史,戳穿数十年的欺骗性宣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伪“宪法大纲”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伪“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在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上规定“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大众”。在“公民”选举权上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则宣称“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

 

这个伪“宪法大纲”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基础上的严重倒退。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穿着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而实际上国民政府也于一九三六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可见不管是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蒋介石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时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们打着民主的旗帜,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也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即使前进的道路曲折迂回,中国社会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艰难跋涉,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公然宣称进行专政统治。

 

伪“宪法大纲”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可以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他才能手执利刃实行阶级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它的所谓民族政策无疑为国家分裂打开了绿灯;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一纸投靠赤俄的卖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儿皇帝的政治宣言。这个伪“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比较,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权利上都出现严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张建立一个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从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衡量,都称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

 

二、赤俄领导的中共“革命”及卖国行径


中共是在赤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纲领提出了“联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不仅直接向中共下达行动指令,而且干预、参与了中共党内的反陈独秀、李立山、罗章龙的路线斗争。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提供经费,派出以德国人李德为首的军事顾问指挥作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塞的过问下,王明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后又挤进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成为中国政局的动乱源。实际上,中共不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赤俄的“儿皇帝”,它唯苏俄马首是瞻,几乎一切政令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供党内传阅的《王明言论辑》记载: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斯大林就对中国同志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中要中共注意革命过程中的困难,逃阵和变节。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所谓《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怂恿中共举行武装暴动,并指责中共“一部份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各动作(暴动)。因此,便须与过去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斗争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共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武装暴动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在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红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国际指示中共“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

 

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几次指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给中共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导对于富农的工作。

 

在经济方面,国际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限制或调节一部份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烯料、盐、煤油等)底价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

 

关于国统区的斗争,国际决议:“党应当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我,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经济要求,……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国际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农民运动的策略是: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

 

关于民族问题,以苏俄为首的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企图挑起民族矛盾,从中渔利。

 

在党的建设上,国际指出:首先就要使党数量发展,党报和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见,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没有所谓革命的自主权,它的一切行动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实质已成为赤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对此,中共并不讳言。它公开地说“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领导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优越条件时兴致勃勃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后来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仓皇逃窜前,也需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才狼狈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东北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总办吕荣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八月,中苏边境战争爆发。蒋介石政府以“一致对外”号召全国人民与苏联抗争。而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向中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战争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国的政府一败涂地,而且要积极的努力保障苏联的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批示精神,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随着事迹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在这场中苏边境战争中,中共公然叫嚣要用“实际行动”站在苏俄一边,攻打中国,同时污蔑中苏边境战争中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国民党是无耻的合盘的出卖民族利益。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产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就连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也对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径表示不满,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写信给中央,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这次边境战争是国与国间的纠纷,国际间的纠纷。而中共执意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一部份,因而中共必须站在苏联一边,不惜用“实际行动”来对抗自己的祖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当此关头,中共仍然把反国民党和反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甚至认为前者更重要,他们污蔑“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甚至说“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中共的扰乱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能痛下决心反击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在苏联的策谋下独立,但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对此赤俄极为不满。中共秉承苏俄的意旨,恬不知耻地叫嚣“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他们煽动民族矛盾,污蔑国民政府“对于蒙、藏、回、瑶、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残忍的屠杀和压迫,对于高丽、安南、台湾、印度、菲律宾等的革命战士,经常地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给英、日、法、美帝国主义刽子手处死”。联系到蒋介石一路北伐,致力国家统一和伪“苏维埃宪法大纲”中鼓吹蒙、藏、回、瑶独立的条款,谁爱国,谁卖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红军的基本构成及实际状况


关于红军的基本构成,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然而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军队来的”。王明在《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区乡两级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宣称“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份,带入了吸大烟、充光棍等恶劣习气。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承认:“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还承认“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

 

扩大红军的方式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能得两毛,群众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份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通过上述四种方式,红军规模迅速膨胀,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员最多时曾达到八万多人。

 

这种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良莠不一,因而军队作风极为恶劣,下级士兵境况十分悲惨。主要表现为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甚至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现象发生。毛泽东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泽东在另一篇《优待伤病兵问题》中披露:“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饮食恶劣”。“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使士兵不满意红军”。这样的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为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四、苏区的土地革命


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据当时国民政府调查是:全国百分七十三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十五亩土地,百分之五的家庭户均拥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济并不普遍。百分之三十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佃农耕作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为百分之四十三。除地租较高外,土地兼并不是非常严重,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为保障雇农利益,国民政府一九三零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政策。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杨小凯《民国经济史》)。

 

然而苏维埃政权并未顾及当时农村的土地状况,而是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把剥夺地产作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完全贯彻了这一理论和充分运用了这一手段。

 

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制定的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必须强制劳动。这部苏区最早的《土地法》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并勒令一切有劳动能力者强制劳动。“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说明那里的土地革命遭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对此作了修改,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同时,没收地主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家具、房屋。“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经过土地革命以后,连毛泽东也承认“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这样的土地革命无疑彻底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但由于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对于土地的完全权利,全部成了另一个雇主——苏维埃政府——的佃户。

 

即使是这样的土地革命也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视为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二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如胜利县原划地主富农二千一百多家,后地方苏维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或贫农,错划者占一半以上。而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有错不纠,公然掠夺中农、贫农财产在苏区畅行无阻。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苏区重新分田,“限二月内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当时仅中央苏区约有三百万人口,地主、富农以占百分之五计,至少有六万人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同年六月,苏区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毛泽东甚至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通过查田运动,一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采取了株连手段,如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长冈乡调查》)。

 

由于采取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农民被强制手段改造为无产阶级,失去了他们视为生命的土地,且被驱使着强制劳动,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以至“现在春天来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五、苏区的经济状况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是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全国每年工业增长达百分八以上。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全国新增工矿企业达六百多家,共修成公路十一万六千公里,修成铁路一万公里(不含日本人在东北所修五千公里);政府债券制度也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全国私营报馆林立,文化事业也进入上世纪的最繁荣期。国民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领事裁判权。一九三六年公布的“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同时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能说这个时期是上世纪上半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

 

而此时在苏维埃区域则呈现绝然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说:“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和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井冈山的斗争》),苏区的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农业方面,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当兵,生产靠妇女儿童维持,而当地当时多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小脚女人,她们被迫脱下长衫,换成短褂,剪成短发从事农业生产。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长冈乡调查》)。“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全区荒了许多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煮酒的,生产低落百分之二十”(《才溪乡调查》)。

 

在工商业方面,毛泽东说:“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井冈山的斗争》),“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篾匠失业百分之十,理发增加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长冈乡调查》)。湖北大冶县苏维埃领导人曾因担心采取极端措施而导致小煤矿主逃离而受到中央点名批评,要求他们对小工厂主采取完全没收政策。苏区内的工商业一遍雕零。

 

在经贸方面,苏区最有优势的项目是竹木、钨砂等资源,但由于战争封锁,这些资源根本就无法流出苏区,为了打破封锁,“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井冈山的斗争》)。但粮食的大量出口对贫穷的苏区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它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饥饿现象。

 

在税收方面,苏区统一由县苏维埃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由于苏区是贫困落后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经济落后,税源少,征税工作十分困难。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财政的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违反《土地法》规定,擅自抬高征收标准,毛泽东承认:“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井冈山的斗争》),这自然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物价方面,毛泽东给我们记录下了详细情况,在“模范的长冈乡”按市价谷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二年四元七角;花生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三年三元五角;番薯暴动前每担一千文,三二年一千三百文;豆子暴动前每担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八百六十文;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暴动后四十文;片柴暴动前每斤八文,三三年十二文;木油暴动前每元五斤半,三二的三斤半一元,三三年十二两一元;盐暴动前一元七斤,三一年一元一斤,三二年一元三斤半,三三年一元一斤,苏币二元一斤;中等蓝布暴动前一百五十文一尺,三二年二百五十文,三三年三百八十文;洋火暴动前四十文一盒,三二年七十文,三三年一百八十文;洋油暴动前五百三十文一斤,三二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三三年一千六文。而在另一个乡——才溪乡——情况也基本相同:暴动前做一套单衣要十八毛,三一年二十一毛(合大洋一元半),三三年三十四毛(合大洋二元四角);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时仅买十四两;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三三年每元一斤十三两;铁比暴动前贵一倍;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三三年只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鱼,现在已无市。从这些记录看,暴动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口最低的也涨价百分之四、五十,最高的涨价竟达十几倍。苏区农民生活之苦由此可见。

 

在群众生活方面,“信春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雇农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缺粮缺盐是困扰苏区的最大难题,特别是盐,由于“国民政府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月卖盐不得超过一斤。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江西出版社姚名琨《回忆中央苏区》),周围的食盐根本走私不到区内,苏区、白区成了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苏区农民生活痛苦不堪。

 

上述种种已使苏区经济、群众生活出现了严重倒退,然而他们的痛苦还不仅止于此,经济公债、合作社集资、慰劳红军、摊派义务工、重要商品的垄断经营使整个苏区农民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集体农奴,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被掠夺殆尽,农民负担空前加重。

 

经济公债。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按辖区人口约三百万人的规模发行经济公债三百万元,但由于地主、富农财产业已罄空,大批农民被胁持入伍和一些贫雇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经济公债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如长冈乡摊销公债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除去当红军者外,在乡者不论老幼妇孺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人均摊派三点七元,但实际在乡十六至四十五岁人口男女仅七百六十人,每个劳动人口实际负担七元多。但农民大多没有现钱,“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提,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限十一月二十日收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在乡人口男女共六百二十八人,摊派公债四千元,人均六元多。下才溪村在乡同龄男女六百六十七人,摊派公债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人均也达六元多(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其中还要考虑照顾孤寡、优待红属减免部份,有的农民一户摊派竟高达四十五元。毛泽东说在长冈乡开了四次会才摊派下去,他承认百分之六十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在“另乡有强行摊派”,并向中央瞒报“群众完全满意”。这三百万元公债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提供了充足经费,时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感叹“经年剿匪,耗费百万”,双方经费的丰竭可见一斑。

 

合作社集资。苏维埃政府为了实现商贸垄断经营,在苏区各乡设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其运作资金就是向农民摊派。如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向农民集资三百五十元,粮食合作社集资二百六十元,才溪乡粮食合作社集资一千八百多元。垄断经营必然赢得暴利,毛泽东说:“区社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社长、会计各发放奖金六十元。而六十元在当时可以买三头牛。

 

慰劳红军。强制性的慰劳红军同样加重了农民负担。毛泽东是这样向中央介绍他们的摊派工作的:长冈乡“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村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才溪乡“布草鞋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零八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同时强令农民开展所谓“拥护区苏”活动,“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要打爆竹(结果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乡苏维埃甚至规定在村儿童“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对农民的盘剥可谓敲骨吸髓,无孔不入。

 

摊派义务工。在湘赣《土地法》中有除老弱病残外所有人都须强制劳动的条文,同时规定“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就连强迫入编的儿童团,毛泽东认为“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摊派义务工方面的最好事例就是毛泽东在长冈的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修理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长冈乡在村青壮男妇只有七百多人,摊修如此大的工程量,负担不可谓不重。

 

广大苏区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域,除了少数商品需要域外流入,大部份基本生活资料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所需。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壮年男子调到外地及苏维埃的垄断经营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义务工和强制劳动,使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百分四十三地租的负担,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联系到当代中国农民承受着乱收费、乱摊派,动辄被收走土地、牵走猪羊的种种痛苦,原来中共的农村政策是其来有自,一以贯之的。

 

六、“工农民主专政”的“选举”闹剧


苏区政权的组织形式与苏俄是相同的,即代表会议,这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工人、农民、红军士兵有选举权,其它一切阶级都被排除在外。为完全操纵选举结果,伪《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甚至推选了一位工人——向忠发——为总书记。即使如此,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因而无产阶级代表——工人——很少,于是选举时张罗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这样的工人素质自然十分低下,以致一些人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一九三三年在苏区进行了一次乡级苏维埃政府代表直接选举,农民以村为选举单位,工人以乡为选举单位。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为《长冈乡调查》一文作注时特别说明:“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者,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傅。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的,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这些半农半手工业者为了得到土地,大多承认自己是农民,但苏维埃政府为了体现其工人阶级政权性质,将他们一律列做工人,包括他们的家属。

 

选举委员会发榜,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两张红,后一张白。候选名单恰如应选人数。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知识阶层、僧道自知没有份,都没有到会。选举会上先由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所有代表一致通过。接着进行摊销公债,如下才溪的选举大会上就摊派公债一千五百元;选举会上甚至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也获多数通过;会上组织者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敢批评者。最后上才溪农民二千六百人选出代表四十人,而工人一百八十人选出代表三十五人。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的指示在这次选举会上得到完全执行,就连毛泽东也不好意思的承认:“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

 

七、人间地狱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苏维埃存续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杀掠夺史。谭平山、邓演达就曾指责中共暴动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是赤俄阴谋唆使共产党徒捣乱国民党统治。对此共产党自己也不讳言。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约中央的信》中发出这样的牢骚“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记载湖北阳新县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间就杀死地主、富农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游击队袭击刘家祠堂,杀死地主刘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黄香谷六十寿辰,中共农民武装杀死黄香谷,抢走银元八百元。大冶县地主黄晓阶嫁女儿,中共手枪队打死黄晓阶并抢走嫁妆。种种暗杀、沈塘沈江、烧人住宅的暴虐行为书不胜书。这样的屠杀抢夺就连共产党内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觉不安,陈独秀曾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合法运动的口号来取消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经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这下去和平发展的思想来取消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行动。他因而以“右倾”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杀”的提案而无人理会。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苏区特委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发动贫农、中农起来驱逐反对家属。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可见整个苏区对地主、富农的屠杀、流放是有指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其组织内部在反“改组派”、“AB团”、“托—陈取消派”、“罗明路线”斗争中采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杀”的简单政策,也有数万人头落地,其中仅阳新、大冶两县就杀了两千多人。

 

除了屠杀,红军平民财产还进行了有组织的搜括抢掠。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记载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聂荣臻回忆录》:“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红军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毛泽东语)。三零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彭德怀自述》),黄石港乃鄂东一小镇,不知那里哪来的帝国主义?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三万块。毛泽东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说“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其抢掠民财已经成了毫不掩饰的公开行为。红军不仅自己抢掠,还组织群众参与,毛泽东在文集中自豪地夸耀“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个”,“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烧杀掠夺使苏维埃政府一时间聚集了钜额财富,以致红军后来从苏区溃逃时,苏维埃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找到其兄,商量搬运“秘密金库”,将大批金条、银元分散搬运,这些金银成为红军溃逃时的主要经费。

 

八、苏维埃政府的腐败


腐败问题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产生,成为中共无法根治的顽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对权力的必然伴生物。一九二八年井冈山苏维埃政权甫告成立,毛泽东就察觉“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到处发现”(《井冈山的斗争》)。就连其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在打击地主、富农时也将猪鸡等物,煮起来少数人吃;瑞金红军医院就曾发现医官私自买药。中上层干部腐败现象则更加严重:一九三三年福建省宁化县雇工工会组织部长谢浪金贪污光洋三十多元、福建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与大队长黄士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没收来的物资案刚被查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书金华堂贪污公款、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马玉堂贪污儿童捐款案又被发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开展检举揭发、惩治贪污浪费斗争,仅两个多月就从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劳动部、贸易总局等机关和中央造币厂、中央合作总社等企业及工农剧社、互济会查出贪污分子四十三人,其中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一年内贪污二十一万多元、会计萧伦海贪污一千多元是第一大案,他们的贪污额几乎够一个师一年的经费。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与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每隔一天就到餐馆聚餐一次,每次吃掉二、三十多元,这在当时可算是超级豪华宴席,后查出杨其兹贪污十七万多元,路克勤贪污四十多元。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杀夫夺妇、并曾杀死一掉队军医,夺其金戒指,因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包庇而一度释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大礼堂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因贪污被判死刑,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在于都县主持审判大会,刘仁祥、刘天浩、李其芳等贪污被判死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被判监禁一年。

 

由此可见从地方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所谓的“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只是自欺欺人的无耻谰言。

 

九、小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苏俄的羽翼下孵化壮大起来的,是苏联对外输出革命,建立红色卫星国步骤在中国的具体实施。苏俄的这种阴谋在当时已为国人识破,一九二六年以章太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就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申报》),章太炎说:“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藉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一九二五年《醒狮周报》第五十八号)。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是在工人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调查的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在其党内工人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民占到百分之七十,知识分子等其它阶层占百分之二十。即便如此,中共也顽固地认为工人阶级有凌驾其它阶级的种种特权,这种被马列主义精神控制的农民革命盲目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焚毁教堂、寺庙,撤毁铁路、电线”(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是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再次重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抗日的进行,给民族造成深重灾难,是一场应该全面否定的革命。

 

中共反对完全符合国情民意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确主张和不懈努力视若无睹,诋毁“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鼓吹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以暴力方式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主张专制复辟,因而没有丝毫先进性,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相悖。中共在中苏边境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出卖祖国;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先推翻国民政府,后进行抗战;污蔑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不是国民党领导的,而是反动军阀为了升官发财和投降帝国主义。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已彻底站在了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对立面,遭国人唾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苏维埃政府在辖区内外实行屠杀掠夺政策,推行激进的土地制度和商贸垄断经营,将广大农民捆绑在其集体农庄强制劳动,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反对。毛泽东在其文集中至少三次提及红军每到一处遭受冷落,驻扎下来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苏维埃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的事实就是确凿证明。当时社会“糟得很”、“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过激份子捣乱”、“土匪行径”的舆论是其最好旁证。苏维埃政权的残暴统治充分表明了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谎谬及其实践中的反动性,所谓代表民众利益,解放民众困苦的革命行动变成残民虐民的恐怖行为,整个苏区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黑暗的社会,人民陷入痛苦深渊。长期以来那段史实被掩盖,人们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权、“模范苏区”的炫眼光环。揭开那张伪装的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我们知识阶层应尽的职责。让我们永远铭记苦难民族的创伤——牢记并反思那段恐怖历史——不是为了清算过去,而为了审视现在并憧憬未来。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不错,但是毕竟缺乏深入一层的思考没有到位——共产党为何能够建立一个恐怖堡垒?

在我看来,“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就是因为汉人社会脱离封建贵族制度太久;而反观俄国也有类似,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掌权,就是因为1860年代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贵族制度,使得俄国变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平民社会。


那么,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同样在1860年代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贵族制度的日本,没有沦为群龙无首的平民社会?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保留并且扩大了天皇制度;并且在对外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从而使得军事贵族的影响力继续存在甚至更加膨胀;而在二战以后,由于战败,日本社会的平民化过程加速,面临严重的赤化危险,只是在美军的占领和干预下,日本平民社会才没有演变为专制制度——美军充当了日本的军事贵族,正如苏军充当了中囶的军事贵族。

平民社会不敌军事贵族,再次显明了。


谢选骏:北京雪崩、上海出事


《北京传来消息 雪崩开始了…》(读者网 2024-03-30)报道:


中国正处于房地产爆雷期,大型房企相继沦陷、处境岌岌可危,如今,一场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几天前,中型银行九江银行发布公布,受不良贷款影响,2023年投资人利润恐暴跌30%,事实上九江银行的坏帐从2015年至2023年底已扩增7倍,而中国数百家金融放款机构所面临的处境和九江银行如出一辙。分析指出,这些迅速飙升、不断累积的坏帐已成为中国经济又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后果将难以设想。


《经济学人》的最新文章指出,中国银行往往向资产管理公司(AMC)放出借贷,换取其购买自己的有毒贷款。双方签订的契约虽然包含让资产管理公司避免买入的不良贷款面临信贷风险的规范,但保密条款让相关安排不被揭露,甚至不对法院揭露。对官方监管机关来说,涉及该交易的银行正在解决坏帐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些银行是在将问题隐匿起来。多位国际专家不约而同的发出警告,中国数百家银行的坏帐越堆越多,已经成为随时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文章指出,由房地产危机所引发的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威胁中国经济,不良贷款将削弱金融机关的资产负债表,反过来又将使北京当局更难以向偏其好的产业直接提供财政支持,而一银行一旦出事,后果将不堪设想……北京当局显然已经意识到危机,去年成立的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债务处理失当的金融机构发出20多项裁罚,包括去年12月对中信银行开罚2.2亿人民币,罚金创新纪录。一些地方当局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注入资金,使相关银行得以继续核销坏帐,这样的案例才被陆续曝光,而其他曝光方式则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


文章分析,数十年前中共成立了4家中央控制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银行坏帐问题,但如今它们全在苦撑,其中一家2021年获得66亿美元纾困,其他3家眼下则是资金困窘,能够购买的坏帐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中国各大银行发行的不良贷款却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16年这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总值1.5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中,购买了近1万亿人民币的坏帐,而到2022年时,仅购买不到500亿人民币的坏帐,而坏帐规模则飙涨至3万亿人民币。今年1月底,中国媒体报道,3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与中共主权财富基金合并,它们本身已成为需要被拯救的金融机构,无法执行其成立时的债务清理任务。这对九江银行以及数百家其他类似的中国银行而言,都是坏消息。


如今,中共当局通过政策,强制中国银行业无条件救地产商,加上贷款需求下降、存款成本上升,2023年中国5大银行的净利差全部缩水,显示中国银行业的获利能力正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危机存有巨大敞口:其近40%的银行贷款与房地产有关。随着房地产危机的不断发酵,银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两天中国5大银行陆续公布2023年净利差,全部低于1.73%,而且已经跌破2023年前3季平均1.73%的新低纪录。截至2023年底,所有银行的利润23775亿,不良贷款32256亿,不良贷款规模是利润的1.3倍。尽管银行不愿加大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提供贷款,但北京当局正强迫施压,这无疑也将中国金融机构进一步拖入了房地产危机的泥潭。分析指出,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持续增加,加上消费者需求疲软,将继续影响中资银行2024年的业绩。而相较于大型银行,今年中国小型区域银行营运前景更加黯淡。


与此同时,中共的印钞速度惊人,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2月底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接近300万亿人民币,超过美国及欧元区1月底M2的总和。专家警告,中国的M2存量在3月之后会更高,恐陷入流动性陷阱。对于中共疯狂印钞一事,有网友直言,北京当局一直采取货币宽松,或许不是单纯为刺激实体经济,更大程度是维持债务滚动,“M2的背后是高达350万亿以上的债务”,央行释放货币和M2扩张,很大程度也是资金空转和显性债务存续,至于是否能正真缓解隐性债务、房企和弱不禁风的金融机构压力,恐怕他们自己心里也没底。


见完习近平  他冒险爆料


经济处处亮红灯、外资抛售加剧之际,北京罕见一周内连续举办三大国际会议,试图安抚外企,阻止外资撤离,但这些招数并未见效,外国商业领袖表示,已对中共产生了“承诺疲劳”(promise fatigue)。更有华尔街大佬爆料,这次北京之行见到习近平获得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就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管理,他根本就无意进行亲市场的改革。还有与会华尔街高管透露,观察到中国经济信心非常低迷,富豪们争相变卖资产出走。


彭博社报道,不少参与访问团的美国商界领袖,都是在行程最后一刻,才收到将会与习近平见面的信息。至于3月27日闭门会见时习近平说了什么?商界又怎样回应呢?一名匿名企业家事后透露,1个半小时的会面中,企业家问了诸多尖锐问题,而习近平也给予强硬的回应。这位企业家直言,在中国停留近一星期后觉得,没有任何迹象表习近平当局要改变经济集中化的趋势。而且,中国富豪们普遍感到担忧,正在大举抛售中国资产,包括私人飞机、高档物业,不顾一切的把钱转移到境外。


美财经媒体CNBC撰稿人卡鲁索-卡布瑞拉28日受访也指出,在27日与习近平会面的美国商业巨头们获得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管理,也无意进行外界呼吁的亲市场改革。习近平向与会的美国人员强调,许多人提出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看法,而中共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卡布瑞拉指出,重点是,中国的经商环经很糟糕,但习近平却无意接受建议进行亲市场改革。卡布瑞拉还在X平台发文指出,她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与习近平会面的一名美企执行长通话,他说,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很糟”,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非常低迷。


中国恐遭遇“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美国对冲基金桥水创办人瑞·达利欧近日表示,中共国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即“百年一遇的风暴”。北京亟需解决债务等五大问题,否则可能会重蹈日本覆辙,经历失去的十年。


达利欧本周在领英上发表长文指出,中共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风暴”,他概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五个主要挑战,分别是债务负担及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和政治气候、中美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害,还有中共领导力。达利欧敦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减轻债务负担,同时放宽货币政策,“在我看来,这件事早在两年前就应该做了,如果不做,可能会使中国经历‘失去的十年’。”


达利欧与中共高层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多年来,他一直对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发出警告。在这篇文章发出后,中文网民说,估计很快达利欧的书在中国就会遭到封禁,他本人也不受中共高层待见了。达利欧写道,他对习近平所说国际秩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不同理解。“当存在大量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存在巨大的国内和国际权力冲突,和巨大的破坏性变化以及技术的巨大变化时,对中共的‘百年大风暴’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他还补充,中美紧张局势正导致外国投资者因担心受到歧视而转移产业链或寻求产业链多元化,或者离开中国,这导致中国在获得外资方面面临困难。如果不协调经济和文化冲突,未来十年发生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很高。


达利欧点出中国的失衡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平均死亡年龄是84岁。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年迈的父母。二是与贫富差距和价值观相关的冲突。在中国,债务压力与大国冲突、重大技术变革以及干旱、洪水和疫情结合在一起,可以为这场百年一遇的风暴创造登陆的条件。另一个方面是中美技术战不可避免。达利欧写道,尽管技术发展一直是关键的决定性力量,众所周知,谁赢得了技术战,谁就赢得了经济战、地缘政治战和军事战。但这一点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实,而中美是主要敌手。还有一个关键,习近平是马毛主义加法家治理的思路。达利欧写道,“我的观点是,必须在大周期的背景下看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习近平的领导。换句话说,区分习近平手中的牌和他选择如何打是很重要的。”他判断,具有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特征的法家方针似乎是习近平选择的执政方向。没有人知道钟摆会朝着向更左的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做事方式摆动多远。”


关于中国是否会像日本一样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指出,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但情况可能会更为严峻。中国与30年前的日本有相似之处,比如消费需求下降,经济依赖房地产泡沫。但与当年的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生产率远远落后。克鲁格曼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如果中国的经济真的陷入停滞,是否会像日本那样保持社会凝聚力,在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管理低增长的国家。


中国“新三样”正祸乱全球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北京希望借由提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关键行业的中国商品供应过剩加剧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与其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官媒最近频频夸耀的外贸“新三样”——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的出口业绩增长已经引发了美国和欧洲方面的担忧并准备采取措施。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贸易顺差去年飙升,2023年全年总体贸易顺差达5.79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总理李强最近指出,“新三样”的出口去年增长近30%。3月27日,美财政部长耶伦又一次对中国向全球输出过剩产能表达了关切。耶伦表示,美国尤其关注在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新产业产生的全球溢出效应。产能过剩不仅对美国工人和企业以及全球经济构成风险,而且对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和增长也构成风险。


据CNN报道,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曾表示,欧洲不能简单地接受构成欧洲工业基础、颇具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因价格被竞价挤出市场。北京希望提高汽车、电池、太阳能光伏产品等附加值更高的商品出口,但欧盟和美国都在试图降低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并推出多种措施,试图提高各自在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彦辞说:“很难想象,由于中国国内需求低迷的外溢,欧洲会袖手旁观,静静地见证其自身的去工业化进程加速。”


在中国“新三样”出口中,电动汽车尤其引人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表示,将调查中国汽车进口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决心主导汽车市场的未来,包括使用不公平的做法。北京的政策可能会让其汽车充斥美国的市场,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提供的数据说,中国工厂每年可以生产4000万辆汽车,这比中国国内需求多出1500万辆,中国去年出口的500万辆汽车大约是2020年出口总量的五倍。未来几年这一数字可能会翻一番。特斯拉CEO马斯克今年早些时候也警告,中国公司将“毁灭”几乎所有其他的汽车公司,除非对它们采取更多的贸易壁垒措施。欧洲官员本月表示,一项正在进行的贸易调查发现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补贴电动汽车生产的方式可能会损害欧洲汽车制造商。欧盟关于初始关税的决定可能在今年7月前做出。


长期以来,北京当局大力补贴国有企业。一项研究指出,中共对重点行业的国有企业补贴占中国经济的1.7%以上,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两倍多。但中共当局显然没有合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和计划。《华盛顿邮报》指出,解决中国不平衡的贸易状况的办法在于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使他们能够购买更多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要做到这一点,北京需要将政治影响力强大的国有企业得到的财政支持转向普通家庭。但习近平当局丝毫没有表现出这样做的意愿。相反,在房地产市场崩溃和国内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毕竟正将希望寄托于出口,试图摆脱经济困境。


国际航线第2件行李 中国航空公司掀收费潮


中国航空公司抢钱啦?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开始经济舱第二件行李收费潮,据报道,目前国航、厦门航空和国泰航空、四川航空都已宣布对第二件托运行李和经济舱多等级座位的收费,而且行李费用超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倍。分析指出,行李费正成为航空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对旅客来说却是额外成本。


国际航线两件免费行李托运或已成历史,早在疫情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就已开始对中美航班第二件收费。随着中美航班的不断恢复,中国航空公司显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赚钱机会,中国国际航空、厦门航空和香港的国泰航空陆续掀起收费潮,国航官网显示,目前第二件行李的费用为200元,而且国航也学美方航空公司把经济舱分成若干等级。国泰航空经济舱也是只有一件免费托运行李,第二件托运行李要收费200元起,厦门航空第二件托运行李费用是195元,四川航空第二件托运价格是160元。有知情人士表示,中国航空公司此举是向美国同行看齐。但第二件行李的价格比美方要多一倍这是为哪般,难道是把疫情期间亏的钱都转嫁到飞美中线的旅客身上吗?通常中美国际航线免费托运行李每件不超过23公斤,如联程机票牵扯到多家航空公司,通常行李以跨洋段标准执行。如果不是联程机票,每一段票的航空公司有权依自己的解释执行。最近计划回国的华人徐小姐表示,因为疫情好几年都没有回去,本来积累很多给家人的东西,一个托运行李肯定会超重,但两个托运行李还额外加200元。现在中美机票票价依然在1100元左右,再加上行李费,负担很重,要抓紧利用那些两件行李免费托运的机会。


此外,今年年初开始,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相继宣布调高行李费。自2008年美国航空对行李收取费用以来,行李费已成航空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2022年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美各家航空公司共收取托运行李费68亿元,其中美国航空进帐14亿元、联合航空11亿元,达美航空则以9.794亿元,位居第三。


加码!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再次升级


拜登政府3月29日修订了旨在阻止中共获取美国人工智能(AI)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的规定,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限制北京芯片制造业所做的一部分努力。路透报道,新修改的规定总长共有166页,将于4月4日生效。根据目前的法规,美国限制高性能AI芯片对华出口,而今后凡是含有AI芯片的电子设备都将面临出口管制。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正酝酿在AI等高科技领域深化合作。


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再一次升级,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芯片及其制造工具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此前,美国的出口限制仅涉及此类芯片本身;而即将在4月4日生效的修订后新规则将限制所有含有此类芯片的设备对华出口。路透社28日报道,美国正在制定一份禁止接收关键工具的先进中国芯片制造工厂名单,借此更有效地阻止技术流入中国并更方便美国企业遵守限制。其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份名单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公布。


美商务部早前曾表示,会不断地修订高科技对华出口管制规则、持续调整相关措施。美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此前也提到这些规定“至少每年”更新一次。近日彭博社也曾披露,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说服德国、荷兰、韩国、日本等盟友也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与先进芯片有关的产品,其中包括荷兰生产的光刻机及相关售后维修服务、德国生产的光刻机关键光学元件、日本生产的光刻胶等。不过,日本和荷兰希望在考虑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前,先评估目前已有限制措施的影响。


日本《朝日新闻》则在3月30日披露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日在美国会晤拜登总统时,日美双方将发表深化AI等高科技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预计会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制订一套合作框架,英伟达、安谋、亚马逊等企业将被纳入其中。

谢选骏指出:北京雪崩、上海出事,全国瓦解、全球响应。


《大上海出事了!中共急封杀》(万维读者网 2024-03-30)报道:


一位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财经作家,近日在社交媒体分享了他观察到的上海真实情况,在一段视频,他盘点今年上海出现的十大怪象:包括白领开始带饭、写字楼租金白送、讨论出国旅游的人基本为零、老外越来越少等现象,这些现象让人感到中国第一大城市已出现衰败迹象。在30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同样显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内极为清净,除了工作人员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给视频配乐的小提琴声凄厉地响着。分析指出,在中国经济随着当局对内对外的“伟大斗争”而陷入低迷乃至危机之际,习近平本周依然声言经济前景光明,然而现实却是,在习治下的中共国早已四处破败、风雨飘摇。


在上海市居住10余年的财经作家段育文,近日在其微博、微信账号“暴走的段公子”上发布一段视频,盘点今年上海出现的十大怪象,一是白领开始带饭了,段育文说他们公司楼下原来有个日料店,中午卖四五十块的定食,今年卖不动,已经关门了。很多人上班提个袋子,一问都是带的饭,中午在公司用微波炉热一下。第二是群里没人讨论跳槽了,以前的兄弟群、朋友群,大家经常热烈讨论跳槽、加薪、换工作,今年他一条信息都没有看到。反倒经常有人说,“今年什么活动都别喊我”,“今年我要多加班,先保住工作”。怪相3是二手房卖不动了今年2月,上海二手房只成交了6800套,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8,633元,成交价较上个月下降了9%。第四是上海市中心的商场也关门了,以上海徐家汇为例,这是上海核心商圈,开业30年,曾是上海少数高端商场的太平洋百货竟然也关门了。5是写字楼租金白送,一位在上海从事租赁业务的朋友告诉他,现在很多园区,只要你付物业费和水电费就行,租金基本上是送的。不仅是上海,北京的商办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怪相6是,如今打车很方便,还能打到豪华车。即使在上下班的高峰期,打车也是秒接单。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基本都要预约和排队,但现在接单很快,而且经常会用便宜的价格打到豪华车。第七点,外卖送餐的速度极快,可能有两个原因:或是点外卖的人少,外卖订单少;或是外卖员太多了,很多人没工作,先送个外卖过度,导致高峰期送单也很快。怪相8是每天接到的贷款电话比以前更多了,去年他每天接一到两通贷款电话,今年过完年数量最少翻了4倍,一天八到九通电话。九是讨论出国旅游的人基本为零。截至今天,他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在讨论“五一”或者年假的出国旅游计划,平时听到最多的就是卖房子。貌似都在缩减开支,开始低调起来。最后一个怪相就是老外越来越少。以前上海的老外满大街都是,高峰时期上海有一百多万老外,但现在就算是外滩和步行街,老外也是少的可怜。两个原因:一是2022年封城,伤了很多老外的心;二是现在外企投资少了,很多老外也就撤了。记者注意到,微博账号“暴走的段公子”目前已被封号。


就在两个月前,他还发布的一段视频被广为流传,视频中这位财经作家段育文曾提到,中国2024年开年出现了5个现象,说明今年不简单,包括:第一农村地区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价格非常便宜;第二大城市大量流失人口;第三考研的人少了;第四今年的年轻人都不着急相亲;第五人们的体质差了。有分析指出,作为经济一向发展不错的上海、北京都如此内卷,可想而知中国其它省市会有多惨,依靠外商投资、出口的中国经济会有多惨,而这与中共当局一系列与世界对抗,以及不断扩大模糊笼统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立法和执法,使外资坚决离开等密切相关。即使这样,中共当局也依然只是动动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有消息说,在15位美国企业领袖跟上周习近平闭门会议面见后,这些人非但未能减轻担忧,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预期。


习突然擢拔两上将藏杀机?


就在中共军中又一轮清洗整肃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28日突然晋升两名上将,包括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和国防大学肖天亮。分析认为,掌握军中“刀把子”的王仁华升官,与军中清洗有关,而肖天亮则是已被秘判无期徒刑的刘亚洲旧部,这使本次晋升动作非同寻常。有分析指出,军委政法委书记破例晋升上将,意味着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仍未结束,军队内部人人自危。


中共官媒3月28日消息,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8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分别为中共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和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授予上将军衔。出度授衔仪式的军中高官除了习近平以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民。值得注意的是,新上任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并未出席这次上将晋升仪式。由此可见董军尚未获得“军委委员”的身分。与早前履新同时晋升不同,这次两人是原地晋升。公开资料显示,王仁华生于1962年,四川三台人,2013年晋升少将军阶。2019年12月,晋升海军中将军阶。2024年3月28日,晋升海军上将军阶。肖天亮生于1962年,湖北枣阳人,2008年7月晋升少将军阶,2016年8月晋升中将,2024年3月28日,晋升上将。


去年以来,中共掀起新一轮军中清洗,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退役的前空军司令丁来杭等人已坐实出事。海外时评人士李林一分析指出,这次新晋升两人不寻常。第一是军委政法委王仁华原来只是中将,直接升上将,等于这个机构升格,可能意味着这个军中特务机构日后更大作用,也为未来埋下杀机。第二是王仁华是海军将领,近期中共海军在高层势力坐大,新国防部长董军也是海军,这可能会引发其它军种的不满。第三点是肖天亮是刘亚洲当年在国防大学任政委时的旧部,习重用他,或许是肖在国防大学清理“刘亚洲余毒”有功?总的来说,这次晋升两人有点不寻常,这个晋衔仪式可谓充满杀机。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指出,自去年火箭军爆发大案以来,习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清洗行动。王仁华在其中扮演了“功臣”的角色,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习近平才给予破格奖励。其次,习近平提拔王仁华开了先例,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表明清洗行动尚未结束,因此习要藉这把“刀把子”来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掌控。海外时评人士钟原指出,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忽然被晋升上将,又揭开了中共军队整肃的一角。估计此人完全按照习的指令行事,并及时向习汇报情况,帮助习最终决定如何处理每一名被调查的将领,最后被赏了一个上将头衔。习近平把王仁华当作操刀鬼,还公开奖赏,其效果已经远不止杀鸡儆猴了,就是要让各级将领们人人自危。自2023年7月起,习近平对中共军方展开大清洗,其中火箭军是重灾区,目前已坐实出事的就有五名中共上将。


三大利空引发中国境内资金疯狂外逃


对中国亿万富翁的打压、经济增长低迷和股市下跌正在引发中国资金大量外流。 2023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缺口为195亿美元,这是资本外逃的一个指标,而真实数字要高出很多倍。眼下,中国人正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大量抢购豪华公寓,成千上万的中国富裕家庭正在离开这个国家。此外,中国投资者正在大量买入比特币,也助推了比特币这一轮牛市上涨。


据《卫报》报道,中国经济放缓,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即将崩溃,不但国外投资者纷纷选择逃离,三大利空还引发了中国境内资金的疯狂外逃,这三大利空就是当局对富翁的打压、经济增长低迷以及股市持续下跌。 


还有另一种理论,中国经济放缓和对富人的打压是比特币近期飙升的原因。财富正在流出中国,为什么不使用比特币作为漏斗呢?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比特币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如果你知道如何操作该系统,那么购买它就很容易了。比特币在过去一年中是全球表现最好的资产之一。“害怕错过”无疑吸引了犹豫不决的投资者和彻头彻尾的投机者进入市场,许多人仍然不知道加密货币是如何运作的。尽管如此,近几个月来,比特币和其他大型数字货币已飙升至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度。要证明富有的中国投资者正在使用比特币来对冲他们的财富是很困难的,但根据纽约区块链研究公司Chainaanalysis数据,2023年中国的加密货币投资者赚了11.5亿美元。而且,中国的加密货币交易正在飙升。毫无疑问,中国投资者的购买增加了比特币价格的动力。


此外,人民币汇率近期跌破7.2关口释放了什么信号?有分析指出,人民币正在下滑,市场参与者怀疑中共当局在有意但缓慢地让人民币小幅贬值,既是为了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为了支持出口。一些列信号引发了这种猜测。随着日元以及其他邻国韩国、泰国的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已下跌约2%,中共央行似乎也放松了对人民币的控制,允许其跌至1美元兑7.2元人民币的弱势区间,这是北京过去坚定捍卫的红线。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分析师指出,在日本央行放弃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同一周,中共央行放松了对人民币的捍卫,这“不仅仅是巧合”。


尽管今年年初中国出口似乎有所反弹,但制造业仍在苦苦挣扎,出口订单疲软表明该行业需要更多支持。人民币贬值将有助于提高出口收入。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和中共央行之间的货币政策分歧将使人民币在2024年上半年保持弱势,未来的任何贬值都可能受到高度控制,但预计人民币不会跌至1美元兑7.34美元,这是去年9月出现的低点。不过,瑞银策略师则认为,北京方面的政策重点可能会发生转变,类似于人民币在2022年下半年的下跌,当时人民币逐渐下跌近9%,一度达到7.328美元。接下来,除非美元再次大幅上涨,否则人民币将缓慢升向7.4。


中国大学惊现 “勿忘彭载舟”


2022年发生的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四通桥事件至今中国大学生仍铭记在心。近日网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惊现“勿忘彭载舟”几个大字。


社交媒体X平台网友“诗和远方”3月29日发布多张截图指,3月27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表白墙刊登了关于“勿忘彭载舟”的留言。截图内容中有人发布了照片“勿忘彭载舟”,并指出了发现“勿忘彭载舟”这几个字的地点。有人说,“彭载舟,很遗憾以这种厕所蹲坑的方式认识你”,还有人说,“你这一下把大家兴趣都勾起来了”,也有人担心惹上麻烦。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可悲!我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内网消息封锁手段确实能做到一手遮天”、“厉害了杭电科大”、“最硬气的还是学生啊!历史回顾”、“彭载舟之后中国多了个职业:看桥人或守桥人,一般每座立交桥配置两人,以方便围堵。”也有网友说,“看样子信息封锁工作做的很成功。居然这么多人不知道彭载舟”、“等到铁拳砸到他们身上那一天,他们想起身反抗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今天对彭载舟的诋毁”、“那些说举报的是不是脑子里有病,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就让那帮畜生害怕”、“铁拳没有打中自己的时候都在开玩笑”。还有网友说,“英雄彭载舟值得永远被铭记”“对自由的向往永远无法压制。”“一行字就能让他们吓破胆”、“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国的年轻人觉醒,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2022年10月13日上午,彭立发在北京闹市区的四通桥挂出两条长横幅,抗议清零和中共专制体制,其中一条横幅写有“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彭立发随后被警方带走失踪至今。


中国男擅闯美军基地  拒绝离开被捕


一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因为私闯美国加州一个军事基地并且拒绝遵令离开而遭到逮捕,再次引发有关中国间谍可能试图渗透美国敏感军事目标的担忧。


美国边境巡逻队警员格雷戈里·博韦诺3月29日在社媒平台X上贴文说,边境巡逻队接获加州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报告,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公民“未经授权进入基地”,而且“忽略要求离开的命令”。博韦诺写道,“当事人经证实是非法进入美国,他这一行动的目的和意图仍在调查中,”并贴出了这名私闯军事禁地的中国移民照片。


美《新闻周刊》在报道中指出,由于美国南部和北部边界最近涌入大批移民,以及美中之间紧张关系居高不下,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早已对中国公民进入美国领土表达关切。包括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乔妮·厄恩斯特和马可·鲁比奥在内的三十多名国会议员曾要求美国土安全部修订某些签证规定。这些议员表示,中国公民没有B-1商务或B-2旅游签证便可以通过北马里亚纳群岛自由邦进入关岛这样的美国领地的现象必须立即进行改革。


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调查部主任、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资深顾问乔恩·费里在X平台上贴文表示,美国首先应该调查这位中国公民最初是如何进入美国的。费里质问:“在这里非法是因为他逾期居留还是违反签证规定?或是说在这里非法是因为他未受检查就越境进入美国?”律师和作家章家敦认为,“必须假定这名中国公民是军人或某种特工,把他送去关塔那摩。”遭中国公民闯入的美海军陆战队基地位于加州南部因皮里尔郡的埃尔森特罗,这座基地占地410平方英里,已经存在将近一个世纪。基地所在的因皮里尔山谷与墨西哥有长达70英里的共同边界。美国边境巡逻队则在这里的四座城市设有指挥中心。


美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在去年10月1日开始的2024财政年度的前三个月里,美墨边境出现的中国移民至少有15,700人次,超过了2023财政年度全年的中国移民人数。近年来,美国多处军事基地都曾发生中国公民或游客未经授权私闯的事件,有些人因此被警告、罚款,有些人被判刑入狱,也有人被驱逐出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在加州圣地亚哥以东60英里处边境围栏的尽头有一个4英尺长的豁口。该非法入口位于加州Jacumba温泉附近,围栏上的豁口以邻近的墨西哥小镇命名,当地人称为圣犹大豁口。该豁口是一个全球目的地,四周散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护照。为了不被遣返回国,一些移民提早在边境扔掉了他们的合法证件,其中不乏中国护照。根据美司法部的数据,2023年,55%的中国移民获得了庇护,而来自其它国家的移民这一比例为14%。


全美首例 佛州新法:房主可立即驱离占用者


针对租霸横行的问题,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日前签署了HB 621法案,取消了佛罗里达州擅自占屋者的权利,并加大对占用者的惩罚力度,这项法律将从今年7月1日起生效。德桑提斯表示,佛州是全美第一个直接面对租霸问题并提出解决方式的州。


德桑提斯表示,我们正在结束佛州占屋者的骗局,当其他州站在租霸一方的同时,“我们正在保护房产持有者,并惩罚那些试图玩弄制度的罪犯。”他还提到,“你不可能强占某人的私人财产,还指望侥幸逃脱惩罚。”佛州新法案规定,只要满足三个条件:该人非法进入并留在该房产内;业主指示该人离开该房产但占住者却没有这样做;该个人并非处于法律纠纷中的现任或前任租户,那么房主可以要求执法部门立即将占用者驱离。法律还规定,以书面形式做出虚假陈述,或提供虚假文件以证明财产权的行为,可处一级轻罪;造成1000元或以上损失的占住居民,则可处二级重罪。


佛州居民米尔卡雷克发布会上现身说法,占屋者给他以及邻居带来非常多麻烦,包括鲁莽驾驶、武器及言语威胁。他表示,占屋者去年让他居住的整条街区活在恐惧中长达五个月。尽管他们曾经报警,但却被告知警察无权驱逐擅自占地者,而且占住者甚至还出示过一份假租约。佛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对新签署通过的租霸法大加赞赏,副会长冈萨雷兹说,阳光之州有了阻止恐怖故事发生的威慑力量。如果你有房产,即使你离开一段时间,一旦有人占用房产,屋主也不应该承受法律漏洞的后果。此前,美国各州均将擅自占屋者视为租客,房屋的合法持有者必须经过冗长的诉讼,才能合法地将霸占房产者驱逐。


谢选骏指出:北京雪崩、上海出事,全国瓦解、全球响应。

卡爾馬克思是條癩皮狗

 馬克思常去大英博物館嗎 是的,馬克思確實經常去大英博物館,尤其是它的「圓形閱覽室」,並在那裡完成了《資本論》的重要部分。 📖 詳細情況 時間背景 :馬克思在倫敦生活多年,經濟拮据,但仍堅持研究。他常常從住處步行到大英博物館,進入閱覽室查閱資料。 研究場所 :大英博物館的 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