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

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一书认为，“日内瓦学院既经建立，加尔文非但建成了新教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更建成个有似于他从前的学生罗耀拉所创耶稣会一样的团体——正是一样逻辑般严明的教规，一样钢铁般苛酷的意志。”

但是，《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一文却说，“1523年，加尔文14岁，赴巴黎蒙太居学院读书，在校时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是校友。”

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呢？

《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2021/12/23日 裴连山）报道：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宗教改革史上的加尔文”，首先谈及加尔文的生平，这是一本他在世时候的书，是别人帮他画的一个画像，现在这个画像就在日内瓦宗教改革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加尔文出生于1509年，去世于1564年，享年55岁。这个是日内瓦宗教改革的纪念碑，是日内瓦市中心比较重要的纪念碑，纪念碑上有四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依次是：法雷尔（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引路人），加尔文，波萨（加尔文的继承人）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加尔文的学生之一）。

 

一、加尔文对后世的贡献——“四个一”

 

1一个教派，就是改革宗传统教派。西方的长老会、改革宗、公理会都是加尔文背景的教派，今天有一个全球改革宗教会联盟（World Alliance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原来的总部在日内瓦，后来因为房租太贵，就搬至德国汉诺威，并改名为世界改革宗教会团契。

 

2、一座城市——日内瓦。日内瓦本来是瑞士很小的一座山城，在加尔文到来之前大概只有五千人到一万人左右。后来发展到一万三千人。这座小城在加尔文时代接纳了六千多名因宗教迫害而来到日内瓦的难民，加尔文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一所英雄的城市。日内瓦人口约30万，是瑞士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苏黎世，但是坐落在日内瓦的有一百五十多所世界性的机构，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基督教的一些世界性的组织，这就使得日内瓦这座小城在全世界很有知名度。

 

3、一座大学指的是加尔文1559年创办的日内瓦学院，这是自使徒以来世界上最完备的基督教学校。

 

4、一本着作，就是加尔文的代表作《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加尔文写了很多年。1536年是第一个版本，仅仅只有八章，是一本很小的书。到了1559年最后一个版本的时候，已经成为四大卷，将近两千页的巨著。其中，1539年是第二个版本，1545年是第三个版本。这本《基督教要义》是新教神学家必读的书目。加尔文称此书是“我们所发现的上帝在他的圣道中希望教导我们的东西的总汇”，如果找20本对世界有影响的书籍，那么就包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二、加尔文受到争议的地方

 

主要是他在教义上主张双重预定论，在教义上继承了保罗、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但是他把预定论说的更加清楚。有些东西说得清楚了反倒不太好，包括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他们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永远蒙福。但加尔文的预定论补充了后半部分，认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一部分人，使他们永远蒙福，也同时预定了另一部分人，让他们永远受咒诅，这叫双重预定。这就使得加尔文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其次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搞神权政治，将严酷的道德规则强加给日内瓦，当时喜欢加尔文的人就会说，日内瓦是一座圣洁的城市；但是不喜欢加尔文的人，认为这是一座从来听不到笑声的城市，两百年后没有出现过一位艺术家和诗人。第三个受到争议的地方是，加尔文参与烧死异端学者赛维特斯（1511-1553），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理论的西班牙医生，同时也算是一位神学家。加尔文用火刑烧死他，后世的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第四个备受争议的是加尔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时候加尔文被称为现代性的缔造者之一，有时候被称为资本主义之父。关于加尔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一本书论述的比较多，就是二十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那本书上论到加尔文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三、加尔文到来之前的日内瓦

1387年的日内瓦宪法承认的三种权威：主教是城市的君主，伯爵拥有日内瓦的城堡，以及一群利伯维尔民。这是日内瓦城市的结构。市民和居民权力不一样。日内瓦城市共和国有三重权力机构：小议会（由日内瓦的一些市民和贵族组成）、两百人的议会（包括一些日内瓦的居民）和最大的全体市民大会，当时的日内瓦与弗莱堡和伯尔尼结成勉强的同盟。

四、在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后，城市管理体系发生了改变。有小议会，二十五人组成，由日内瓦公民和中产阶级代表组成，其中包括四名执政管，每周聚集开会三次。六十人议会。两百人议会，有日内瓦居民组成，由小议会选出，同时也负责选举小议会。国民大会，由日内瓦二十岁以上的男性居民组成，每年选举四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并负责审议小议会的提案。教会治理有教牧团，是由日内瓦以及辖区内教会的全体牧师组成，每个礼拜聚集一次，讨论教会事宜，加尔文担任召集人。教会法庭，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两名来自小议会，十名来自二百人议会，十名当中四名由六十人议会选出，教会法庭由加尔文领导，每周开一次会。

四、加尔文的生平

加尔文于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皮卡迪省努瓦永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有弟兄四人，还有两个妹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远近闻名的美女。1523年，加尔文14岁，赴巴黎蒙太居学院读书，在校时与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是校友。1528年，加尔文离开蒙太居学院，转到奥尔良的学校学习法律。加尔文在布尔日的时候遇到十二岁的贝扎，后来任日内瓦学院院长。

1531年5月26日，加尔文的父亲去世，留给了他够用一生的遗产，虽然不富裕，也足够日常生活开销。加尔文也想一生过一种学者的生活，读书著书，不参与实际的工作。1532年加尔文出版了对塞内卡《论仁慈》的注释，塞内卡曾是罗马尼罗皇帝的老师。1535年加尔文由于归信新教后受到迫害而搬至巴塞尔居住。1536年出版《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

1538年5月-1541年9月在施特拉斯堡学习，并担任法国难民牧师，边学习边牧会。1539年，加尔文和伊苔蕾特·范布兰结婚，有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宗教改革的情势发生了变化，人们觉得要把加尔文重新请回来。但此时的加尔文并不愿意再回到日内瓦，在他的老师马丁·布塞的说服下回到了日内瓦。这次回去一直到加尔文离开世界，即从1541年9月13日到1564年5月2日，加尔文都在日内瓦。前十四年经历了艰难的奋斗，1555年之后的最后九年彻底战胜了对手，成为了日内瓦的主人。1559年加尔文获得了日内瓦公民的身份。

五、加尔文为日内瓦做了三件事

第一，为教会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牧师队伍；第二，为家庭造就了能清楚说出信仰理由的受教育的人民，第三是为城市造就了一种英雄精神。这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受迫害的新教徒的堡垒和避难所，大量牧师、出版商、律师以及公证员来到日内瓦。另外加尔文笔耕不辍，一生55年著有62本书，除《基督教要义》之外，还有除《启示录》外整套的圣经注释，成为他所处时代最好的圣经学者。

六、加尔文的神学

加尔文的神学是一种“实践科学”，两种主权和两个国度：他认为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两种权柄完全平等，一方不应该统治和高于另一方。

加尔文强调上帝的律法对基督徒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指导和约束。其神学的中心是上帝的主权，同时也强调法律的积极价值。有学者评论加尔文和路德的不同在于，路德将法律自由化，加尔文是将自由法律化。在加尔文死了之后，他的学生总结加尔文神学的五大信条，即五条重要的教义，后来人们称其为“郁金香神学”，即：

1、完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2、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

3、有限的救赎 imited redemption、

4、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5、圣徒的坚韧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是上帝的主权和预定论，对世界进行了肯定，称之为“上帝荣耀的剧场”。

七、加尔文主义信仰的重要告白

《瑞士第二信条》，1562

《海德堡要理问答》，1563

《比利时信条》，1566

《多特热赫特信条》，1619

《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

改革宗的三大信条一般被认为是《比利时信条》，《多特热赫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其中最有名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

八、加尔文的教会论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妇，这在圣经上也说过。

另外他继承了天主教的说法，认为教会是所有基督徒的母亲，上帝在基督里藉着福音生了我们。借着教会，上帝接近人，人也借着教会走向上帝。上帝召聚他的儿女，通过他自己所膏立的牧者和我们交通。在教会中，耶稣基督和福音被我们听到。教会还是基督徒的学校，我们在教会中学习教义、真理。教会之外没有福音、没有真理、没有基督、没有圣洁、没有赦罪、没有祝福。

加尔文将教会分为”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这两个向度，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教会，无形教会是真正信奉耶稣基的人所组成的圣洁属灵的团契，有形教会是地上承认耶稣基督名的基督徒组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形的教会是不完美的，都有瑕疵。但是不管是有形的教会还是无形的教会，都是真教会。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是加尔文神学的特色。他认为真教会的标志是圣道和圣礼，教会不是圣洁社会，但只要圣道被正确的宣讲，圣礼被正确的施行，教会就是真教会。同时他认为分裂教会和叛教是重大的罪。基督徒的自大偏见、自负和骄傲，离开教会团体是不义的。

教会的四重圣职：

牧师：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并执行教会纪律

教师：负责民众的基督教教育

长老：教会的治理、管理

执事：帮助穷人，从事社会服务，比如照看穷人的医院，都是由执事去做的。

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属灵的和属世的双重国度

世俗政府和教会的权柄都是来自上帝，二者是互补的，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需互相协调，相互配合。魔鬼从来没有停止将二者搅和在一起，将律法和福音混为一谈。属灵的政府把我们引向对上帝的爱，属世的政府则把我们引向对邻舍的服务。所以不可以将政治渗透到上帝的天堂王国，也不要让神学宣称它能统治尘世正国。

九、加尔文的政治观

政治秩序是神圣秩序的一部分，通过解释政治秩序的神圣基础来说明上帝对人的神圣看顾，以促进敬虔之心。对抗两类相互对立的偏激者带给政治秩序的威胁: 一方假借宗教的名义颠覆政治秩序，另一方拒绝让这种政治秩序服从于它的真正创造者。在这种意义下，国家具有双重职能，既对世俗社会持有义务，又对教会负有职责。

加尔文论世俗政府的三个部分：执行和保卫法律的官员、官员依靠统治的法律、在法律统治下并顺从官员的人民。政府是必要的恶，世俗政权是上帝为了堕落世界中的人类福祉而设立的。堕落的人对上帝、正义和善几乎一无所知，就必然要用强制作为社会生活的必要基础。所以必须强迫他们顺服权威，这是安定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赖以建立的唯一基础。

法律方面，加尔文继承托马斯阿奎那，法律分为三类：神法、自然法、成文法；道德律( moral)，礼仪律( ceromonial)，司法律(民事律， judicial)。

法律和官员：法律是沉默的官长，官长是活着的法律。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的制定它认为有益的法律。但是这法律必须与永恒的爱的律法相一致。

加尔文认为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他说，我承认贵族整体或者贵族制与民主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将远胜过其它政体。关于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这一问题，加尔文在发表意见时非常审慎，不表示确定的意见。(特洛尔奇)

对于基督徒的反抗权利，加尔文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上帝设立的，这职分本身配得我们的尊荣和敬畏。抗拒执政掌权者就是抗拒神的命。我们应该顺服不公义的统治者，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的审判。君王作恶时，自己废除了自己的权威。立法院的官员应该限制君王的专制，根据宪法为百姓的自由辩护。

胡格诺派对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胡格诺派发展出一种政治色彩更强，神学色彩更淡的社会契约理论，进一步向着自然权利和主权在民”为核心的宪政主义发展。他认为君权源自人民，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这一点发展成为了天赋人权的政治学理论。国王终其一生只是一名政府官员，如果他不能尽守职责，他就什么都不是，而人民永远有权利废黜他，人民始终是国家的所有者，而政府则受到明确的制约。我们看到从这个主权在神慢慢的向主权在民过度，神权过度到人权。

国王的第一和第二誓约：

第一誓约是指，国王和人民一起对上帝负有义务。国王如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来反对他。第二誓约是指，国王对人民负有义务。国王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国王是由人民产生的统治者，而不是由统治者产生人民。胡格诺派政治主张人民主权应来自于大宪章、中世纪的公会议运动，而不是加尔文。加尔文主义发展到后来，认为世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的自由和安全。

上帝和国王，国王和人民之间是双重契约，而暴君是上帝和人民的敌人，人民主权，国王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反对权力不受约束。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发展到权力有限、人民主权、天赋自由是反对暴政的基础。从圣约理论转向宪政。到了苏格兰的诺克斯，他认为人民反对暴政的正当权利，是上帝同人民的圣约直接赋予了人民反抗一切不尊崇上帝主权的权力的义务，牧师的职责是引导君主和民众完全顺服上帝的命令，同时认为公义的剑是上帝的，如果君王不运用，别的人就会拿起来。

北美殖民地的三个“宪章”——1662康涅狄克宪章、1663罗得岛宪章、1692马萨诸塞宪章。这三个宪章都是充满加尔文主义精神的宪章。

约翰·威瑟斯彭( John Witherspoon，1723-1794)是唯一参与《独立宣言》签署的牧师，他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孙的老师，麦迪逊是美国宪法之父。加尔文主义影响了美国的立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尔文是美国的国父，加尔文主义与英国和美国的民族特色紧密联结着，在相当限度内产生了民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在美国立宪共和政体中结出了人类自由的果实。

两种主权奠定了美国政教关系的基础，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六个政教关系原则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近代政教关系和权力制衡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的结合，其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而不是加尔文的上帝主权。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不得设立国教或官方信仰，也不得给任何宗派或宗教团体特殊地位。维护信仰中的良心自由，反对政府对信仰的审查和宗教迫害。政府可以以正当的方式与各种宗教组织交往，并给予资助，但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向。最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良心自由、宗教实践自由、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平等、不设国教、政教分离的六大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对美国政治方面的影响。

十、加尔文主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

主要是两个人物，第一是作为宗教历史学派的神学家特洛尔其，他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涉及到加尔文主义对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诠释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世界是上帝荣耀的剧场，整个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服务。被拣选的基督徒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増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感就:并根据他的诚命组织社会生活。基督徒在尘世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

加尔文派基督徒对于预定论的焦虑：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蒙恩状态？在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那些严酷的清教徒商人身上看到：在悔改的信仰中委身上帝就能蒙恩。对上帝的笃信不疑和一辈子的善行是蒙恩的一种标志。善行是内心蒙恩的外在记号。世俗活动变成了消除宗教性焦虑的途径。世俗活动驱散宗教中的疑虑，给人带来蒙恩的确定性。加尔文派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一种有助于增加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被理解为被拣选蒙恩的确定性。

自助者天助——加尔文派自已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创造了通过世俗成就对得救坚定不移地信念。通过对加尔文神学的改造，尘世事业的成功与勤俭持家的禁欲精神也就转化为基督徒蒙恩的标志，这种神学恰恰契合了早期资本主义思想。成为了清教徒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

十一、加尔文圣洁社会的理想

和马丁路德不同，加尔文主义者认为，过分关注灵性生活是不必要的。他们对自己蒙召和被拣选具有确信，所以能够集中意志，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建造世界和社会。他们和上帝内在关系的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彰显。去向社会和世界服务，过一种持续的、透彻的而有建设性的劳动生活。

用弃绝和胜过世界的精神来改变世界的生活是一切人的责任。它的理想是在精神上弃绝世界的事物，虽然在世界里面，却要胜过世界，虽然主张一种苦行主义，但不过是世界生活的一种苦行主义。任何在被造物中寻找满足的企图，都含有神化被造物的意味。被造物本身不过是一种工具，绝不是上帝的目的。因此加尔文主义创立了一个世界内的遁世主义。所以加尔文主义者可以用实用和冷静的功利主义为达到来生目的的手段。

这既在他们政治思想中表现出来，又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积极勤勉的质量，但却不是为了财富。它产生了热心的社会组织，却不以物质为幸福的目的。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全不是以勤劳产生的结果为最后的目的，这一伦理唯一的目的在于增加上帝的荣耀，建立圣活社会，并达到在拣选中的拯救目的，也就是说人在地上的努力是为了在天上的报偿。从经济和社会观点来看，这种职业观念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使之成为宗教的责任，使得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且还具有了在职业中行使信仰的自的。也就是路德的天职观。这样他们就将工作和理想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在世又不属世的思想又避免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客观上促进了财富的累积。

谢选骏指出：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10月23日—1556年7月31日，Ignacio de Loyola），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1540年在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支持下创立耶稣会，并任总会长。制定“会规”，强调会士必须绝对服从会长。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的重要派别──改革宗（或称归正宗、加尔文派）创始人。对比这俩的生平来看，罗耀拉年长加尔文十八岁，足以做他的父亲了——罗耀拉不可能是加尔文的学生。而且除了残暴无情、不择手段之外，也看不出两人的共同之处。由此可见，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并不可信。

另外我是否可以认为——加尔文主导烧死学者塞尔维特（西班牙语：Miguel Servet，法语：Michel Servet，拉丁语：Michael Servetus，1511年9月29日—1553年10月27日）在先，罗马教廷主导烧死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年—1600年2月17日）于后（一六〇〇年二月十七日），看来宗教改革比罗马教会更不人道。换言之，宗教改革对于彻底毒化欧洲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恶劣程度，堪比二十世纪的极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