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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

谢选骏:道教的《道藏》与佛教的《大藏经》各有多少卷多少字


网文《道藏》报道:


《道藏》(拼音:Dàozàng;注音:ㄉㄠˋㄗㄤˋ)是一部汇集大量道教经典及相关书籍的大丛书,它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道教经典(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编排起来,当代习惯以《道藏》简称明英宗正统十年出版的《正统道藏》和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出版的《万历续道藏》的合印本。


《道藏》所收典籍广泛,既有道教经典论著、科仪方术、仙传道史,也有医药养生、天文史地、诸子百家书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是研究道教的经典依据,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现存最早的《道藏》是明朝的《正统道藏》版本,一部原来收藏在北京的白云观,现在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另一部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历史

南北朝时陆修静于公元471年编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藏的雏形,共著录经书1228卷。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著录道书2040卷。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时令史崇玄等四十余人撰《一切道经音义》。在此基础上,又发使四处搜访道经,加上原来所藏,纂修成《道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五千七百卷,一说七千三百卷),称《开元道藏》。《开元道藏》的编纂体例采取三洞分类法,分三洞三十六部,即洞真、洞玄、洞神各十二部。天宝七年(748)诏令传写,以广流布。至唐末、五代,毁于兵火。


宋朝时,宋真宗自己笃信道教,并用6年时间编成《宝文统录》4359卷。后他又派著作佐郎、道士张君房增编道藏4565卷,并采用千字文编号,大中祥符九年(1016),枢密使王钦若删详,九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天禧三年(1019年)编成7部,称《大宋天宫宝藏》。宋徽宗崇宁年间增至5387卷,称为《崇宁重校道藏》。政和年间又增补至5481卷,并雕版印刷,称《政和万寿道藏》,此为道藏的木刻本的开始。


金朝时,金世宗诏刊补宋《政和万寿道藏》,复遣道士访遗经于天下,募工补刻,编成《大金玄都宝藏》。道藏增加到6455卷。


元朝时道藏增加到7800卷,称《玄都宝藏》。元刊《玄都宝藏》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了一千数百卷道书。主要增加全真道道士新撰之著作。然而在元朝中叶,道教在与佛教的争执《老子化胡经》中道教无证据老子化佛,而佛教证明释迦文佛比老子早生早亡,而且老子是在秦国终亡,在史记都有记载,道教受到了打击,按约定道藏被烧毁。辩论会场上的十名全真道道士剃度为僧,全真道受到冷落,正一道兴起,因为正一道没参加这场辩论。


明朝时又重印道藏。由明成祖永乐四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明英宗正统九年又诏邵以正校正增补,于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刊板事竣,印行《正统道藏》,共5305卷,正统十二年(1447年)颁行天下。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607年)又刻印《万历续道藏》,增加了180卷。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分装成512函,经板12万多块,约6000万字,分量超过约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道藏》中的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方法编排。


清朝光绪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统道藏》经板悉遭焚毁。各地宫观收藏的《正统道藏》印本也因战乱灾祸而存者寥寥。中国现存惟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印本,是北京白云观收藏的一部明代《正统道藏》。1926年,上海涵芬楼书馆影印这部《正统道藏》。近年又有一些《正统道藏》影印本,如1977年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出版的精装本(60册)和1988年中国大陆三家出版社联合影印的精装本(36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也保存有一部完整的《正统道藏》。


清朝无道藏之大结集。道书纂修最重要的有清初彭定求所编之《道藏辑要》,除选收《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书外,又增收明末清初著作一百一十种。《道藏辑要》后书板被焚。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成都二仙庵住持阎永和首倡重刊《道藏辑要》,至光绪三十二年刊成《重刊道藏辑要》,板存成都二仙庵。近年巴蜀书社重印发行。


当代编有《藏外道书》、《敦煌道藏》、《中华道藏》等。


1997年,中国道教协会对道教经书进行系统规范的整理重修。2004年中国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道藏》以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重新点校、分类编目。增补了旧藏遗漏的重要材料,并选择部分近代发现的古道经,如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孑遗等,补入经书约百余种。《中华道藏》分为四十九册,每册约150万字。共收入各类道书一千五百多种。


《中华道藏》(线装版)在精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重要文献,重新进行了核校。全书分为60函,共计5600多卷。线装版共印行220套,将悉数在全球范围内颁赠。颁赠对象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及各国著名宫观、图书馆、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


道藏的分类

主条目:三洞四辅十二类

道藏中的各种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编排:


三洞

洞真部

洞玄部

洞神部

四辅

太玄部

太平部

太清部

正一部

十二类

本文类

神符类

玉诀类

灵图类

谱录类

戒律类

威仪类

方法类

众术类

记传类

赞颂类

章表类

道藏的内容

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等。


对道藏的研究

由于道藏的内容太多,对一个人来说,通读一遍都很难做到,因此至今这部书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对道藏的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的,首先是从科技史学家开始的。更有许多研究者从音乐、艺术、化学、气功、文化等角度去研究道藏中的文献。


参见

《大藏经》

《山海经》

《道书集成》

《无求备斋老子集成》

《庄子集成》

《槐轩全书》

参考文献

 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续资治通鉴》记载,大中祥符二年之秋,“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明年(1010)于崇文院集官详校,钦若总领,铸印给之。旧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尝命散骑侍郎徐铉、知制诰王禹称、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写本送大宫观。钦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经》、《阴符经》,乃老君、圣祖所述,自四辅部升于《洞真部》。钦若自以深达教法,多所建白,时职方员外郎曹谷亦称练习。钦若奏:校藏经未几,出为淮南转运使,奏还卒业,诠整部类,升降品第,多所为也,会著作佐郎张君房,就杭州监写本。”

 曾巩《隆平集》有云:“《道藏经》,大中祥符九年(1016),枢密使王钦若删详,九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钦若言:《道德》、《阴符》乃老君、圣祖所述,升于洞真部,《灵宝度人经》之次。又总为目录、表、求御制序,诏从其请,赐名曰:《宝文统录》。钦若又言:三洞真经者,无上大罗天玉京元都秘藏之所蕴也。元始命天皇真人。象形模写,名曰《天书玉录》,为文字之宗,由是经录符图,诸天灵宝递相祖述,故道经为首焉,《洞真经》、《洞元经》、《洞神经》,总百九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卷,秘在玉京元都三十三天,未尽降世间,开辟后已降之经,一万九千九百七十卷。梁简文帝时,有六千余卷,唐明皇所撰《琼纲》,才三千余卷。徐铉等尝校勘,去其重复,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王钦若又增五百余卷。《洞真》、《洞元》、《洞神》谓之三洞,《太清》、《太平》、《太真》、《正一》谓之四部。钦若又于,《道藏》中,检阅神仙国姓者,四十人事迹以闻,诏图形景灵宫廊庑。”

 卷一百五十.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 (正统十二年 二月 十五日)刊造道藏经毕,命颁天下道观。

研究书目

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柳存仁:〈《道藏》之性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刘迅:〈南阳玄妙观《道藏》源流及宛图阅藏记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道藏前身

三洞经书目录

唐朝

开元道藏

宋朝

云笈七签

元朝

玄都宝藏

清朝

道藏辑要

中华民国

道藏精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藏外道书 · 敦煌道藏 · 中华道藏

分类法

三洞四辅十二类

其他

大金玄都宝藏

汉字文化圈主题道教主题书籍主题

分类:​道藏中国丛书中文丛书宗教丛书

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24年2月15日 (星期四) 02:40。


谢选骏指出:人说“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分装成512函,经板12万多块,约6000万字,分量超过约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道藏》中的典籍,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方法编排。”


网文《中华道藏》也说——


《中华道藏》,16开本48大册, 道教经典丛书,繁体竖排,点校整理本,张继禹主编,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华夏出版社三家共同筹划,获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百名专家学者,组织编修整理而成。以《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为底本,对原《道藏》所收各种道书作校补、标点、重新分类,并补入经书百余种,共收书1500多种,5500多卷,约6000余万字。


谢选骏指出:《道藏》唐朝开始编辑,几经毁损,到现在也不及佛藏的规模。


《大藏经》报道:


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佛教或道教的经典曰“藏”),又称为一切经,梵语:Tripitaka。有很多个版本,比如乾隆藏、嘉兴藏等,按使用文字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语三大体系,这些大藏经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


汉文系大藏经全套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典日渐浩繁,经后人整理编辑成藏,内容非常庞大。中国最早的佛教藏经是东汉朱士行的《汉录》与东晋时的道安法师编辑的《众经目录》,时间远早于道教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但是这两部“经录”经历战乱和北魏灭佛后失散。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自汉至隋唐,佛经均依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刻本。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


在汉传佛教两千年间,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编成“藏”的,中国可考的有十余次(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五次、清三次);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八次。汉文大藏经从开始的五千多卷,发展到后来的一万卷以上,除了汉译佛经数量有所增加以外,历代编纂者不断收集增补了以中国佛教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出、新见的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


隋代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因恐佛经毁灭失传,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誓言刻经卷成石碑,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弟萧瑀协助下,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此为《房山石经》。


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开宝藏》,中国始有板印大藏经,历时12年全部完工,共刻板13万块,5,048卷。后把经版运至开封,印成卷轴出版,又称作《蜀藏》。[2]《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目录为依据。此后历代的大藏经,都以宋代《开宝藏》为基础。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元世祖至元六年(1278年),《普宁藏》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曾刊刻十多种大藏经。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历时27年。名《洪武南藏》。全藏收经1,600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


清朝《乾隆大藏经》史称《龙藏》,于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竣工。全藏724函。全部经版有79,036块。


近代比较完备的汉文大藏经大正藏,全名《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并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在昭和九年(1934年)印行,85函,共收集3439部经,13,520卷。80,634页。


由于近代又发现了大量敦煌手抄经卷,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自1984年开始出版,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全部106册。收集了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约一亿多字。


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碛砂藏、嘉兴藏、辽藏、赵城金藏、元官版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万历藏、卍字正藏、卍字续藏、高丽藏。


汉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西夏语和日语,见西夏文大藏经和日文大藏经。


现存汉文大藏经,其编纂者的主观目的是保存汉译佛教经典。不过事实上,其中亦有很多婆罗门教等非佛教文献,比如《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等。近代以来中文世界的印度学研究者很注重使用这些资料。


西夏文大藏经


是西夏于大庆三年(公元1038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翻译印刷的,共3,579卷,但由于西夏亡国,大部分已经毁损,只是近代考古发现部分残卷,有许多流失保存在各国的博物馆中。


藏文系大藏经


是在公元7─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从梵文和汉文经典中逐渐翻译形成的。到9世纪时编纂了《丹噶目录》,共收集约700种20个门类的大乘佛教经典。13世纪以前都是手抄本。公元1313年雕版印刷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以后陆续出版了11种版本。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三部分:正藏(甘珠尔),包括经藏、律藏和密咒;副藏(丹珠尔),包括论藏和赞颂、经释、咒释;杂藏(松绷),主要是藏、蒙佛教徒的著作。最全的官刻藏经是1683年开雕的北京版,收集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3962部,松绷945部。藏文大藏经中关于密宗的论述比汉文大藏经要全,此外尚有许多关于天文、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历法和医药等方面的著作。


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


康熙皇帝曾经奉祖母孝庄文皇后博尔吉特氏布木布泰之命,要求皇家修造龙藏经(《内府泥金藏文写本龙藏经》),为藏文大藏经之甘珠尔部,属藏传佛典,内容计有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戒律等六大部,共收1,057部,总集释迦牟尼之教法、律典之藏译本,现典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藏文大藏经后被翻译成蒙语和满语,见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除了俗称西藏大藏经的甘珠尔与单珠尔以外,也有由宁玛派组成的宁玛十万续。


南传佛教所传之巴利语系大藏经,称为巴利圣典、巴利三藏(Tipiṭaka),华语地区与日本佛教界通称南传大藏经,成立最迟之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二至一世纪。


日本于昭和十-十六年(1935至1941年),由高楠博士功绩记念会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之巴利三藏翻成日文出版,名为南传大藏经,1952年巴利圣典协会陆续出版巴利三藏用语索引。台湾于1990年至1998年间,由高雄元亨寺汉译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自巴利文原典翻译成中文,刊行汉译南传大藏经。另有泰语和僧伽罗语等译本。


参考文献

 隋书卷35 志第30 经籍四

 张绍勋 著《中国印刷史话》 P32.

 刘德有,马兴国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事典.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09: 592. ISBN 7-5382-1736-3.

研究书目

水野弘元著,刘欣如译:《佛典成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网文《大藏经》报道:


《大藏经》,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略称为藏经或大藏。凡以经、律、论为中心的大规模佛典集成,皆可称为“大藏经”。


溯源


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的方式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豹。

“大藏经”一词,在古印度或我国最早期没有记载,在我国南北朝时代,仅有“一切众藏经典”“一切经藏”等称呼,直至隋唐之后,才开始有“大藏经”的称呼,当时主要是指由朝廷敕命(钦定)纂集的一切经典。我国第一部佛教大藏经是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的《开宝大藏经》,略称《开宝藏》。这一刻版因为刻在益州,所以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历代汉文雕版大藏经之祖,对我国北宋以后历代刻本大藏经金藏》《高丽藏》等影响深远。而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后来又有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

内容

大藏经内容包括经、律、论部分。“经”即“经典”的意思,是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的汇编,它是佛教教义的基本依据,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有关佛陀教说的要义,都属于经部类。“律”是佛所制定得戒律仪制,能对治众生的恶,调伏众生的心性,有关释迦牟尼佛针对佛教教团的生活制定的规则,都属于律部类。“论”是对经、律等佛教经典中教义的解释或重要思想的阐述。它在佛教中一般被认为是菩萨或各派的论师所做。

版本

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个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

汉文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

宋太祖命高品张从信去益州(四川成都)计划刻藏,经过十二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全部刻成,运到汴京。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开宝藏》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后世大藏经的编纂,都与其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值得一提的,自《开宝经》开始,中国人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沿用之。至此之后,藏经印刻陆续兴起。宋朝有:辽版的契丹藏、金版之金藏、福州版的《万寿藏》《毗卢藏》、湖州版(浙版)的《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等。元代根据宋本印行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而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失殆尽。明太祖洪武年间,集硕德于蒋山,点校藏经,刊刻南藏,然校勘不精,时有脱误。南藏之外,另有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及1956年编印了《中华大藏经》、1983年陆续出刊《佛光大藏经》等。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

随着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984)传入日本,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1063),契丹还把新刻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

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在9世纪初叶已译出700余部,其中一部分自汉译本转译。后弘期补译的经籍,以论典和无上瑜伽的经论为多。全藏分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自元皇庆二年(1313)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各地共刻造过11种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此外还有刻于不丹的普拉卡本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库伦本两种。

蒙文大藏经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1573—1620)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对旧本进行过校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竣工;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最初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祐元年(1034),《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赵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由西夏僧一行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76),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本送杭州刻印,到大德六年(1302)竣工,前后共刷印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日文大藏经

日文大藏经:日本除了前述各版汉文藏经外,从大正六年(1917)开始,就进行将汉文佛典译成日文的工作,迄今计有国民文库刊行会的《国译大藏经》、东方书院刊行的《昭和新纂国译大藏经》,以及大东出版社刊行的《国译一切经》。此外,又依据巴利系统的南传三藏,译成《南传大藏经》。

巴利语系大藏经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是用各种不同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佛典。除僧伽罗文、缅甸文、泰文、高棉文和老挝文外,傣文有4种不同的方言文字译本,近代还增加了天城体梵文本、拉丁字母本和日文译本等3种版本。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

扎西次仁.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字频统计分析.《CNKI》,1997冯家昇.  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CNKI》,1955刘怡,李良松.  <大藏经>中的医药学.《WanFang》,2000杨茂森.  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CNKI》,1989段玉泉.  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新探.《西夏学》,2006


谢选骏指出:道藏六千多万字,佛藏一亿多字,佛教高于道教了。


网文《中华大藏经》报道:


中华大藏经 汉、藏、满与蒙古四种文字的大藏经。汉文绝大部分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唐朝期译出的。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僧人及佛教信奉者下不少著作,有经序、注疏、论文、工具书、史料编辑,有一些假托译出的佛经,正统佛教徒称为“伪经”。这些大量的中土著述,丰富和发展了佛教传统的“三藏”(经、律、论)的内容,使大藏经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百科全书。

2018年5月20日,《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电子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实现了在计算机上对《中华大藏经》所收经典的原版阅读。

历史沿革

随着汉译佛经和华人著述大量涌现,约在公元2世纪 后半期即有人从事目录整理,隋以后,手抄佛经盛行,经录之学发展起来,出现了各种体例的经录,它体现了当时编辑者对佛经分类标准的分歧。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僧人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它正式承认中国学者的佛教著述的地位,列入目录,并分类排定次序。据最新发现资料,《开元释教录》最初的形式与今天的分类法亦不尽相同。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时久远闻名于世,雕版印刷发明以前,佛经主要靠手写流传。北朝已有石刻佛经,雕凿在岩石上与造像都以祈福为目的。隋以后,佛教徒中为了保存佛教文书,以防兵火战争的破坏,系统地雕造石版佛经。公元十世纪,北宋开宝年间始以木版雕印佛经,世界上第一部大藏经问世。后来历辽、金、元、明、清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雕印藏经。现存公家私家刊印的大藏经达十七种之多(即:宋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辽有《辽藏》;金有《赵城金藏》;金元之际有《碛砂藏》;元有《普宁藏》、《官版藏经》;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径山藏》;清有《龙藏》)。民国以后还出版过两种铅字排印本《频伽藏》和《普慧藏》。在国外,汉文版藏经有《高丽藏》(根据北宋《开宝藏》翻刻,经版两次毁于火,今本高丽藏已非原貌)、《弘教藏》、《卍续藏》、《大正藏》。综观国内外刊印的各种版本大藏经,都有收录不全、排印错漏等缺点,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校订工作

为避免过去刊印的许多种大藏经的缺失,《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内容要“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用了八种版本与《赵城金藏》对校。这八种版本是:《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及《高丽藏》。《赵城金藏》30年代初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是《开宝藏》的复刻本、装帧、版式保留着《开宝藏》的基本特点,在《开宝藏》几乎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它不论在版本方面,或在校勘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在我国现存藏经中,未经传世的孤本还有《房山云居寺石经》、《辽藏》、《元官版藏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六种。这几种大藏经,除残缺严重者外,多为《碛砂藏》和《永乐南藏》的复刻本,所收经籍少于《赵城金藏》不宜作底本使用。《赵城金藏》收录经路近7000卷,现存5380余卷,虽有缺佚,可用《高丽藏》补入。《高丽藏》和《赵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的复刻本,版式完全一致,用《高丽藏》补《赵城金藏》,可谓“天衣无缝”。

终成完璧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布,历时近25年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编辑、出版工作宣告完成,《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与任继愈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终成完璧。

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自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大藏经的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工作即被提到日程上来。《中华大藏经》是由汉、藏两种文字组成的大藏经,这在大藏经历史上是首创。

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文化遗产”的“抢救”对象,部分学者提出编辑出版汉文《中华大藏经》的设想,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吕澂先生为此还专门目录,即80年代出版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但该设想其后没有真正落实。

新中国成立后,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任继愈先生1963年初出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作出重要批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不久后,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正式成立。遗憾的是,不久后“文革”爆发,佛教研究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后,1982年,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会议中建议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分别汉文、藏文等不同文字,同一采用《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同年8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决定,委托任继愈先生负责,开始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4年后,季羡林、任继愈、多吉才旦、土登尼玛等汉、藏学者一致建议应尽快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建“大藏经对勘局”,在四川成都展开《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整理出版工作。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历经13年,动员了约160人参与,最终于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这部大藏经共收经籍1939种,分106册。2004年出版《总目》一册,共计107册。汉文《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总汇了历代大藏经有“千字文”帙号部分,会勘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8种有代表性的藏经,其文献性的价值突出,为继承和创新佛教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更优越的版本。

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出版,同时也推动了藏文大藏经的整理和出版。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又称正藏,丹珠尔则为副藏,前者是有关佛陀说教的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部分,后者则是历代高僧大德对佛陀说教的解说论述。此次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共232卷,《甘珠尔》选择8种木刻版本进行对勘,《丹珠尔》选择4种木刻版,从最初对勘到最后出片,一共经历了12项24道工序,是校对最精良的藏文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与(汉文部分)是姊妹篇,它们的出版是我国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参考资料

1《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电子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人民网 [引用日期2018-05-22]


谢选骏指出:上述大藏经虽然林林总总,未知是否包含或包含了多少“佛教的伪作”?


网文《佛典疑伪经文献》报道:


佛典疑伪经文献(Buddhist apocryphal literature、Buddhist apocrypha),也称疑(疑惑)经、秘经,旧称为疑伪经。一般用以特别称呼在汉传佛教中的部分经典(此外,还有特殊的两种类,即是抄经类和三阶教典籍类,前者被认为有紊乱佛教的可能而被列入伪经录,三阶教典籍则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列入伪经类,后者可参见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学界使用疑伪经一词,一般特指中国佛教中的这些文献而言。


意义

此类佛典文献虽然是东亚人未具名撰写、传抄,但是正由于它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是中国思想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历史和汉语史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一点已经被学界基本肯定(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四册、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序言等)。


古典目录的著录


《出三藏记集》中所保存的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中的《新集安公疑经录》为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疑伪经文献目录,共列出《宝如来三昧经》等二十六部编撰者认为是疑伪经文献。


其后,僧祐《出三藏记集》、法经录《众经目录》(简称《开皇录》)等均专门收录疑伪经文献,而唐朝的智昇所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则为古典佛教目录中收录伪经最为详备的一部经录。


此外,在一些其他的佛教典籍中,也有提到疑伪经文献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国的正统佛学界以经录撰述者为代表,对伪经有较强烈的反感。但是从敦煌保存的文献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些文献在民间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读诵抄写。


在古典佛教目录中,伪经往往分为疑(疑惑)经和伪(伪妄)经两部分进行着录,其中疑经为不明确为伪造的经典,而伪经则为确信为伪造的经典(关于佛教伪经之著录形式,可参见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


现代佛教学者的研究

疑伪经文献研究最早开始于对《大乘起信论》和《梵网经》等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而其翻译情况却存在争议的经典文献的研究,参与者包括望月信亨、梁启超等知名学者。


在敦煌文献的发现被报道之后,以矢吹庆辉为代表的佛教学者开始对敦煌文献中所包含的疑伪经文献感兴趣,其中,矢吹庆辉通过在大英图书馆翻查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献,抄录了一批文献资料,并收入其参与编撰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的第八十五册疑伪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如陈寅恪等亦参与了疑伪经文献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经过日本学者冢本善隆等的努力,在1976年成就了牧田谛亮在伪经研究方面的作品《疑经研究》,并使得学界开始进一步关注疑伪经文献方面的研究。


当代,如中国的李小荣、殷光明、陈祚龙等学者,日本的落合俊典、船山彻等学者,欧美的巴斯维尔、莱恩等学者均对疑伪经文献作过研究。


对于特殊的三阶教方面的研究,则有日本的矢吹庆辉和西本照真同名的两部专著,此外,以论文为载体的研究则有很多。


参考文献

引用

 Muller, Charles. East Asian Apocryphal Scriptures: Their Origin and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itic Buddhism.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 1998, 6: 63–76页 [2016-08-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8).

 牧田谛亮着. 《疑經研究--中國佛教中之真經與疑經》. 《华冈佛学学报》. No. 第4期. 杨白衣译: 284–306页. [2018-04-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6-15).

来源

延伸阅读

Arai, K.; Bando, S.; Cleary, J.C.; Gregory, P.N.; Shih, H. (2005). Apocryphal Scriptures, Berkeley,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SBN 1-886439-29-X. (Translations of the Bequeathed Teaching Sutra, the Ullambana Sutra, the Sutra of Forty-two Sections, The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and the Sutra on the Profundity of Filial Love)

Buswell, Robert E.; ed. (1990).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失效链接],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ISBN 0585349630

Buswell, Robert E.; ed. (2003).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Lib. ISBN 0028657187

Epstein, Ron (1976). The Shurangama-Sutra (T. 945): A Reappraisal of its Authenticit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March 16-18, 1976,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Mizuno, Kogen (1982). Buddhist Sūtras: Origin, Development, Transmission. Tokyo: Kosei Publishing,

Mochizuki, Shinko, Pruden, Leo M.; trans.; Pure Land Buddhism in China: A Doctrinal History, The Translation of Texts-Spurious Scriptures. In: Pacific World Journal, Third Series Number 3, Fall 2001, pp. 271-275

Nadeau, Randall L. (1987). The "Decline of the Dharma"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Asian Review volume 1 (transl. of the "Scripture Preached by the Buddha on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the Dharma")

Nattier, Jan (1992). 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15 (2), pp. 153-223

Swanson, Paul (1998). Apocryphal Texts in Chinese Buddhism. T'ien-t'ai Chih-i's Use of Apocryphal Scriptures: In: Arie Van Debeek, Karel Van Der Toorn (eds.), 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ISBN 9004112464

Skilling, Peter (2010). Scriptural Authenticity and the Śrāvaka Schools: An Essay towards an Indian Perspect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 41. No. 2, 1-48

参见

伏藏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

外部链接

第2865~2920:大藏经 第85册 古逸部、疑似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6/06/15)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 ─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萧登福:论佛教受中土道教的影响及佛经真伪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汪娟:敦煌遗书中的佛经简介

王翠玲:中国疑伪佛典研究( I - II )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释智学:中国疑伪佛典研究 (一)永明延寿与疑伪佛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李小荣:疑伪经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之检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许得存:藏译佛典中的疑伪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网文《疑伪经》报道:


疑伪经,佛教用语。中国古代佛教徒自己撰述而假托“佛说”并借汉文翻译形式出现的佛教经典,被称为“伪经”;怀疑为“伪经”的则被称为“疑经”。在佛教经录中往往把二者合称为“疑伪经”。


古印度所出之佛经虽有许多假托之佛说,但中国佛教徒历来把从印度、西域传入的经典一概视为“真经”。南朝齐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疑经录”引道安的话说:“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憙事者以沙标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 何以别真伪乎?”下引疑经目录二十六部二十六卷。此后历代增加很多。隋法经《众经目录》录“疑惑”佛典五十五部六十八卷,“伪妄”佛典一百四十二部三百三十五卷;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录一百八十三部三百三十四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之“疑惑再详录”列目十四部十九卷,“伪妄乱真录”三百九十二部一千零五十五卷。因疑伪经不许编入《大藏经》,故大部分已佚失,但仍有一小部分被编入。近代以来在中国敦煌和日本寺院也发现一些。这些经典对研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谢选骏指出:看来不论这些伪作是否收进了大藏经,其分量并不很大。无碍于统计“道藏与大藏经各有多少卷多少字”的题目。总而言之,道藏与佛藏,加起来也不到两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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