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阻断“跨国传播”是共产党继续专政的前提

《全球化·美国化·本土化——传媒技术背景下跨国传播中的话语转换及其难题》（2002-11-1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黄顺铭）报道：

   

一、"地球村"：传媒技术工具导致的逻辑结果 

传播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大推进对传播行为产生的巨大变革作用与支撑作用，早已勿庸置疑。 

现代传媒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地显示出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的"偏倚空间的媒介"的倾向。所谓"偏倚空间的媒介"，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跨越空间地域上具有极其强大的能力。如今，电子媒体远距离的实时传播已经将传媒的"偏倚空间"这一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尤其是在全球性的重大活动的现场直播中（比如，对奥运会开幕式、世界杯足球等的直播），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媒介受众来说，"世界统一的时间"取消了"地方性时间"的存在。当前，传媒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都显示出了超级的渗透力。 

偌大的世界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global village,又译作"全球村"）！这种情形如何得以成为一种传播现实呢？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这是电子传媒技术发展的自然的逻辑结果。1962年，麦克卢汉首先提出了"地球村"概念。他是在肯定电视的威力时提出这一概念的。换句话说，在麦氏看来，电视就是"地球村"得以成为现实的技术力量或者说技术手段。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于导致"地球村"出现的技术手段有不同的看法。在《大趋势》一书中，他指出："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全球信息革命的开始，这是正在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其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开启了全球卫星通讯的时代。正是人造卫星把地球变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全球村。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促成全球村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通讯卫星。"[1] 很明显，奈氏强调"地球村"的"技术催化剂"是"人造卫星"。1969年7月20日是"地球村"的第一个节日。这一天，由美国土星五号火箭发射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抵达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开始了人类辉煌的月球之旅。世界上有47个国家约7亿观众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了从月球上发回的电视图像。此次"电视转播似乎就是'地球村'的落成典礼，是信息时代到来的一个仪式"。[2] 

如今，传媒技术已经变革到了"互联网"（Internet,又译"因特网"）时代。这种被联合国命名为"第四媒体"的新宠，无疑是导致"地球村"的技术工具家族中的"超级明星"。它的实时传播、双向互动、超链接等等优势，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而且，麦克卢汉曾宣称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视角如今已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延伸进了光怪陆离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虚拟现实"（real virtual）也正无可抗拒地改造着我们原有的认知模式，带来不同的认知体验。毫无疑问，因特网成了"地球村"的又一大让人无法漠视的技术助推力！ 

归纳起来，从"电视"→ "人造卫星" →"因特网"的演变轨迹中，我们看到了传媒技术背景下"地球村"的工具基础。说得简洁一点，"电视"、"人造卫星"、"因特网"都是地球村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其作用犹如道路一样。但是，我们显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此工具基础，如果那样就容易陷入"技术决定主义"（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窠臼，忽视对"地球村"之间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深入分析。传播，尤其是在跨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传播就其性质而言从来都不是中性的。 

二、"全球化"：地球村概念中的权力话语 

如果说麦克卢汉是敏感地捕捉到了传播技术对于地理距离的压缩而提出了"地球村"概念，那么，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意在将美国作为完美的国家范型予以兜售，同时，要让人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可见，"全球化"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鲜明的政治目的，为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显而易见，在布热津斯基那里，"全球化"成为了美国的一种权力话语。后来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政治形态的殖民统治让位于经济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谈及的是国际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分析问题时无可回避的一大现实语境。 

对于"全球化"，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持观点与麦克卢汉和布热津斯基都有所不同。在《权力的变移》一书中，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传播媒介真会把民族之间的差异同化掉吗？"他接着回答道："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我们可能看到的不是已故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单个的地球村落，而是大量不同的地球村——它们都被纳入新的传播系统，同时又努力保持或加强各自的文化、种族、国家或政治个性。"[3] 就是说，托夫勒既否定了布氏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又否定了麦氏"单一地球村"的观点。在托夫勒看来，"全球化"是大量各具特色的差异化村落。最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节目中，海迪·托夫勒还是说："对我们而言，仍然要努力互相理解彼此的文化，另一种文化有另一种游戏规则，这确实是美国人需要学着去理解的事。而中国人也需要理解另一文化的不同方式。因此像种族、国籍这些，都应该以不同文化背景来理解，而不是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以为的那样。"[4] 

托夫勒显然主张政治、文化、国家的多元性，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这样一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理论主张能够做得到吗？现实境况又当如何？如果不忽视和回避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实实在在的差序格局，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确实是一种国家权力话语。如此说来，托夫勒的观点就缺乏深刻批判的力度。 

三、美国化：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缩影 

"美国化"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话语！ 

在当今，这一霸权话语早已渗透到了诸多领域。跟布热津斯基希望将美国的政治模式树立为全球的"样板工程"一样，美国也渴望将它的传播制度模式树立为典范，供其他国家效仿。 

在文化与传播领域，谈得最多的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了。基本上，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是一种对"美国化"的批判理论。"文化帝国主义"在影视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比如，美国制作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又译《豪门恩怨》或《朱门恩怨》）风行全世界。尽管美国以外的人们实际的接受态度各有不同（澳大利亚著名传播学者伊安·昂在《观看达拉斯》一书中指出，观众的解码方式或为优先式解读，或为协商式解读，或为对抗式解读），但是，世界文化总体上仍在不断地"达拉斯化"（Dallasization,又译，"朱门恩怨化"）。所谓"达拉斯化"不过是"美国化"在传播领域的一种形象表达，即美国式的大众文化成为一种趋势。 

"美国化"常常被人奢谈为"民主化"，这种逻辑也毫不含糊地延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起掀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浪潮中。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他们眼里，"自由流通"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美国式的传媒体制堪称典范。而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信息的自由、均衡流动，强调信息的国家主权。实质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信息自由流动"不过是幌子，真正的意图则是维持信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这一不合理的旧格局。整体上说来，"信息自由流动"论调得益最多的当然是美国。如果不寻求改变，"美国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美国必然还会继续它的"美国化"追求，而现状对美国似乎也更为有利。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主张"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声音就越来越弱小了，"1990年5月，联合国负责信息政策的一个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不再考虑有关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政策问题。西方外交官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指出它标志着这场争论在联合国的结束。……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鲁道夫指出：'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5] 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发言人安德鲁·杰·鲁道夫都说："全球信息秩序已经成为过去。"[6]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化"是不是有点难以阻止了呢？如果再将互联网时代美国先后为自己所规划的NII（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野心勃勃的G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考虑进去，那么，"美国化"就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国家信息安全"方面的巨大威胁。 

四、本地化： 默多克企图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招 

中国，已然站在了WTO的大门口，跨国传媒巨头们的进入已是不折不扣的现实。默多克来了，Viacom等也来了。 

2001年《文化周刊》（1/2期合刊）上有一篇《小默多克来了：新闻集团枕戈待旦挥师中国》的文章。新闻集团（中国）首席运营官、STAR TV常务副总裁施朗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招数。这些话很值得深思： 

"新闻集团最大的特点及与其他公司的最大区别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观点更强的公司。……我们在致力于本地化的投资方面与其他公司是不同的，比如一家美国传媒公司，引进到中国的可能只有美国版的东西，不管怎么调整，基本上还是美国的节目，而我们却要做出地地道道的本地节目。……但是我们也不会将自己当成一个土生土长的单位，这样做也很傻，毕竟我们与国内的电视台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兴趣，关键是取决于政策框架允许我们在哪些领域进行投资，目前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电子媒体和互联网方面。" 

"……任何国家对媒体都有管制，只是管制的具体领域不同或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它，在政策的框架之内做好事情。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在这方面。在现在的框架之内，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而且能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完。一方面，我们要为WTO以后的市场做好准备，同时要将现在的事情做好。[7] 

施朗然的谈话清楚地阐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力图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新招数是，在"政策框架"前提下走"本土化"道路。"本地化"是或许是当前现实条件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回顾历史，我国曾在19世纪初经历过类似的外来报刊的"本地化"。由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曾成功地运用过"本地化"的话语策略。"他们颇为得意的一种手法是用基督教义附会于儒学。也就是用儒学著作中的语句来表达基督教义。米怜曾坦率地说：'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按：即指儒家）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刊物的文稿大量引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字和孔孟程朱的言论，来阐释和宣扬基督教义，刊物每期的封面，也都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字句。"[8] 在写作上则大量运用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的手法，如章回体，连载结尾也署上"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等字样。而今我们不免会问，历史会在2个世纪之后重演吗？ 

当然，施朗然对于美国传媒公司恐怕有些误解。美国传媒公司引进到中国来的，也不见得就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节目。其实，只要想一想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Mulan就很清楚了。这就是迪斯尼公司一次成功的"本土化"尝试。香港学者陈韬文曾以《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为题，就Mulan这一个案在文化生产的范畴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迪斯尼公司在拍mulan一片时，以古代中国传奇为文化原型，但文化转换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副导演托尼·班克罗弗特（Tony Bancroft）所说："这是中国人民喜爱的故事，我们当尽可能尊重原著。但我们清楚，我们不会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性和不同的叙事风格。"[9] 迪斯尼制作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既有"本土化"又有"全球化"的分析维度，它比较典型地诠释了罗伯特森（Robertson）提出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凭着这种"全球本土化"，Mulan一片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迪斯尼将"本土的"古典中国文化叙事"迪斯尼化"了，新闻集团则宣称要作"地地道道的本地节目"，真的会地地道道、原汁原味吗？ 

当前，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背景下，不少的国际传媒纷纷进军中国这个偌大的传媒市场。在生存策略上，新闻集团走中国"本土化"道路演绎的依然会是它不变的主旋律——"商业逻辑"。那么，我们不妨问一句："本土化"这一跨国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转换"会挑起下一轮的传播竞争吗？竞争主体是什么：跨国传媒彼此之间瓜分中国传媒市场这一蛋糕，还是国内传媒与跨国传媒大混战？竞争结果谁主沉浮？ 

加入了WTO的中国传媒，必须冷静思考、正确决策自身的传媒应对之策。只有这样，默多克的"本土化"的话语策略才不至于得逞为另一种伪装起来的霸权策略！ 

[1] [美]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P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张政、罗振宇《理解电视的一个角度》，P83，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3] [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变移》P318－319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许戈辉《第三次浪潮--访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5]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P274，新华出版社，2000年。 

[6]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P274，新华出版社，2000年。 

[7] 文西《小默多克来了：新闻集团枕戈待旦挥师中国》，《文化周刊》2001年1/2合刊。 

[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P255，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1992年。 

[9] 陈韬文《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传播学论文选萃》，P20，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谢选骏指出：人说“全球化·美国化·本土化——传媒技术背景下跨国传播中的话语转换及其难题”——我看阻断“跨国传播”，是共产党继续专政的前提。如果不能阻断，就要设法歪曲传播，与时俱进、苟延残喘。

谢选骏：顾准的内在限度——因为他是个共产党

 

《赵昕狱中思考：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2005年8月14日）报道：

实话实说，以前看到一些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推崇顾准先生，大鸣大放"我们有顾准！"我也是抱有莫大的好奇与敬仰之心。及至这些年来陆续看了几遍顾准的文集和日记，不禁感叹大陆知识分子的羞辱太甚，骨头太软，思想太乏。好容易出了个顾准，人又仙去，自然要抬出来大加宏扬，以见证顾准的"先知先觉"与自己的卓识，浑不能真正来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深切的反省，把自己在荒谬年代的所作所为与心路历程如实记载下来，以供来者殷鉴。 

顾准之内在限度，正是表现在大家极力推崇的，他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毕生追问中！但是，他从革命理想主义中来，依然"赞美革命风暴"，所用工具无非还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这些东西，内在限度就显而易见了——顾准毕生追问的，也仅仅主要是"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悲剧发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还是不能够不停地追问：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防止？顾准之内在限度正表现于此，他毕生追问"娜拉出走之后怎样"，却没有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下更为重要、必须追问的命题：1，娜拉为什么出走？2，娜拉应否出走？3，娜拉以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方式出走对否？4，娜拉出走之后为什么导致悲剧发生？5，娜拉出走之后如何又病变为娜拉之父?6，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娜拉出走之悲剧发生？可以说，正是从顾准的毕生追问中,见证了他思考之狭窄和局限,只不过探索到了一些历史真相和脉络,但对于为什么会诞生"娜拉出走及出走后之悲剧"，如何防止，如何解决，他实在是触墨可怜，也没有写出令人首肯的思想，只是简单偏颇地说道：要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从"继续革命"转向"理性安排"，从斯大林、布哈林转向"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的。"真是想当然之极，书生迂见！ 

事实上，顾准们本身既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更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同谋者和参与者！共产主义者怀着崇高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暴力革命、集权强制、无产阶级专政、党指挥枪指挥一切，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却奴役了人民也奴役了自己！如果连这点都不能反省认识到，自然也就不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悲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诞生的"了！！从苏联、中国到朝鲜、古巴、越南、缅甸、东欧各国，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娜拉出走之后，几乎都程度不同地转变成"事物的反面"——"娜拉之父"？！为什么革完一切阶级压迫者的命后，娜拉自己又变成了她所要坚决推翻的专制压迫者，甚至开始吞噬自己的革命儿女的命？！为什么会出现"革了谁的命后，又以谁的面目借尸还魂般复活"的悲剧怪圈？！ 

顾准把这些怪诞悲剧极为简单地归结为："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样的简单化思考，似乎仅把"娜拉出走之后病变成娜拉之父"看成是偶然的现象，再来一场革命，或者一厢情愿选择经验主义，"理性安排"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选择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既可万事大吉了？！顾准先生老而弥幼了，权力使人异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顾准先生见过什么样的统治集团，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过自己的绝对权力的？！ 

顾准在1952年上海市财政局长任上，因为性格耿介而遭到排挤打压，之后才开始逐渐用心思考，这又导致了他在1957年时，用他的话说"纯属误会"，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受难使他思考，思考又使他受难，1964年，顾准再一次被打成右派，而这一次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个"右派"了。为此，他饱受了人间的磨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但不能去送别亡母，甚至在自己去世时，也没有自己抚养出来的革命儿女来为他送终，倒是他可敬的弟弟一直陪伴他左右，惨淡悲苦之极。即使这样，顾准也矢志不悔，拆下自己的肋骨来当柴烧，借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公允地说，顾准先生确实难能可贵，甚至也可以称之为"伟大"。但是把他过度地拔高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的高度，甚或在道义评价上也贬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大义赴死的英雄，而褒扬"笑靥迎人，啐面自干"的苟活顾准，那就实在不能不让人说句公道话了——"我们有顾准"，这话是不错，但是这话是否也意味着，除了顾准，我们已经贫乏得一无所有？！我们都干什么去了？！容我苛严一点说，这些思想家或知识分子，与其说留给了人类什么思想遗产，还不如忠诚地留给人类"悲剧是如何诞生"的真实记录，贡献更大些。 

记得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在反思"文革悲剧"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上，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每个人都有份。"信哉斯言，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能够深刻认清自己的制造者、同谋者、参与者角色，如果不能够彻底明白产生"娜拉革谁的命病变成谁"的悲剧怪圈的根源，那么，谁又能保证，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呢，就象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一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在局限，顾准也好，赵昕也好，那些我所敬重的前辈师友也好，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历史局限和内在局限，历史的局限和内在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所以愚以为，今天我们纪念顾准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学习顾准、研究顾准、还原顾准、超越顾准，而不是神化顾准——即便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堂皇理由。 

注：此文写于2005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赵昕被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看守所时，自由后略作修改。 

谢选骏指出：人说“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我看“顾准的内在限度——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一日入党，终生受用。

谢选骏：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都不算数

《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2005年2月15日亚洲时报在线 Spengler）报道：

和创建了美国的新教分离主义相比，美国基督教是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宗教。现在，占美国总选民人数近半的福音派教徒半推半就地进入了政治舞台。除了它建立的各种制度外，曾为这一片新乐土带来新选民的新英格兰清教什么也没有留下。曾指导美国内战的圣经政治仅仅残存于亚伯拉罕·林肯纪念堂大理石墓碑上的话语中。因此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将美国主义视为宗教是一种误导。 

直到拜读了魏思高格洛（Michael Wyschogrod）的新著《亚伯拉罕的承诺》后笔者才意识到消逝已久的美国清教精神可能再次复苏。美国福音派教徒某一天也许不仅作为新以色列的臣民而且作为一片新乐土的新选民觉醒。在这样一种前景的映衬下，对基督教右翼最偏执的想象都将黯然失色。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前景，而不是斯特劳斯的仿制品：以 17世纪的分离主义为模式的政治化了的新教。我已在其它文章中多次指出，“犹太化异教”使美国的出现成为可能，而魏思高格洛教授为美国福音派再次犹太化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不知魏思高格洛教授是否意识到这种理论的战略后果，而且笔者相当怀疑事实就是这样。 

表面来看，他的理论革新是基督徒将他们自己作为犹太教特例的一种途径。然而，这仅仅是露出水面的潜艇指挥塔。美国新教徒的智能并没有随著其成员的壮大而增长，因而到了对该运动进行反思的时候了。魏思高格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圣经（而不是哲学）框架去“通过内化犹太教……理解自身”。对仅仅立足于《圣经》的福音派运动来说，这也许是其教徒无法拒绝的诱惑。

魏思高格洛受到教友（包括在《评论》杂志工作的新保守派）的嘲笑，但得到一些新教神学家善意回应。华盛顿特区的卫斯理公会大学教授肯德尔·苏伦（Kendall Soulen）不仅对魏思高格洛新著的出版功不可没，而且书中的导言也由他撰写。 

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自17世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热心于神学著作。但在目前的单极霸权世界，21世纪的主要战略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意愿。到本世纪末，伊斯兰教可能已经征服出生率极低的西欧。如果美国涉欧洲的虚无主义后尘，21世纪将重蹈5世纪之覆辙。这就是为何福音派思想可能事关未来10或20年大局的原因所在。 

如果数千年来无数信徒一直向一种宗教教义说“阿门”，这种教义必定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不念一声“阿门”他们就无法平心静气地生活下去。在印度河以西的各民族中，犹太人相信他们由于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的誓约而将生生不息，因此犹太人的生命本身就是针对死亡的一剂药方。犹太人通过谈及上帝在以色列的存在（魏思高格洛认为，不是存在于抽象的犹太灵魂，而是存在于真正的以色列灵魂与肉体中）来说明这一点。 

基督教产生于很多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已经灭亡，而且这些民族总有一天将全部灭绝，因为犯有原罪的异教徒（对个人根据他出身的国家来定义）难免一死，这就是为何所有的基督徒都不难接受原罪一说而没有一个犹太人如此的原因。基督徒不能超越死亡－除非是通过肉体的复活，而这就需要耶稣的复活。除了圣子之外，没有人能够接近圣父（犹太人的上帝），因为圣子的复活使基督徒相信他的生命可以超越他的肉体的死亡。犹太教神学家罗森茨维格指出，这一点只有犹太人能做到，因为他们不需要接近圣父，他们生来就与圣父在一起。 

魏思高格洛指出，如果上帝存在于犹太人的肉体和灵魂中，那么他在犹太民族中已经具体化，即犹太民族组成了上帝在地球的住所。他继续指出，基督教仅仅是把犹太民族的神圣出场浓缩到了上帝在一个犹太人（即拿撒勒的耶稣）的身上。 

魏思高格洛认为以色列的上帝不能以其它任何形式渗透到异教徒的世界。犹太人坚决认为上帝不可能选择任何其它民族。“在犹太人看来，基督徒称他们为上帝的新选民是这些国家抗议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选择的又一例证。”但犹太人相信他们正在打交道的是什么神？“基督徒受耶稣的神眷顾，而后者也是亚伯拉罕的神。” 

这个神是一个契约之神，他通过一张契约使一个民族成为他的选民，而他成为这个民族的神。仅仅通过一纸契约就可以接近这个神。一旦察觉到这一点，基督徒就作为一份新契约的臣民崛起。因此基督教表达了那些被排除在上帝与以色列人达成的契约之外的人的渴望。 

一个微妙的假设证实了这个观点。基督教过去曾表示“它的选举替代了旧式的以色列选举”。魏思高格洛解释道： 

当然，以色列必定反对这种将（犹太人）上帝选民资格普遍化和适用于所有信徒的观点，这种运动一旦得到全面发展，将证实存在一个与亚伯拉罕的神的具体化哲学对立的普遍真理。 

读者可能想比较犹太教拉比索洛维奇克（Rabbi Soloveitchik）最近发表在杂志《Azure》上的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如何诠释神圣的爱的文章。读者发现，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对于爱的哲学观点把这个《圣经》中的神重新塑造为亚里斯多德的第一推动者，他发自本能地热爱宇宙众生。这和首先热爱亚伯拉罕，然后才热爱亚伯拉罕的子孙的那个神大相径庭。阿奎那的观点是哲学性的和普遍性的，而《圣经》中的观点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美国基督教在哲学观点和《圣经》观点之间保持著一种平衡，这就是美国人的观点。 

我相信魏思高格洛已经朝著这个天平吹起一阵轻风，而这最终打破这种平衡。他向美国福音派提议一种共同的《圣经》框架以便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相互理解。关于这一点，他保持著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和巴特（Karl Barth）的传统，而且他也许是正统犹太人中间巴特的唯一仰慕者。 

魏思高格洛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和解而供出的祭品不是别人，正是杰出的中世纪犹太教哲学家迈蒙尼德。为了推出上帝存在于以色列的神秘观点，魏思高格洛必须推翻这种使迈蒙尼德坚持认为上帝不具有肉体化身的希腊哲学。《亚伯拉罕的承诺》的编辑苏伦教授首先对迈蒙尼德进行了批判。笔者还在《亚洲时报在线》论坛上援引过魏思高格洛文章中的其它片断，以便读者可以对该问题进行深究。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新保守派的学术权威斯特劳斯来说，迈蒙尼德代表著犹太教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说这种思想如此哲学化以至于它不再是一种犹太思想。魏思高格洛对迈蒙尼德的排斥反映了犹太学者之间的两种极端。 

与此同时，对迈蒙尼德的攻击也威胁著罗马天主教哲学的支柱阿奎那。尽管魏思高格洛把他的大部分思想归功于天主教，罗马天主梵蒂冈梵蒂冈却只可能视他为一种威胁而不是其它。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同意或至少并不完全同意魏思高格洛的哲学观点，但是将在其它文章中表示对他观点的异议。他的论点证明了我经常谈到的观点：美国代表著西方文明的一种突然断裂，更（通过希腊哲学与天主教创立的希伯莱道德规范的融合）代表著一种希伯莱文化的反祖现象。 

这对美国政治意味著什么呢？众所周知，神学目前在政治事务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国在伊拉克的希望涉及到一个赌注：大阿亚图拉希斯塔尼的政教合一将不同于他的伊朗教友。但宗教在1月30日的伊拉克大选比在去年11月2日的美国大选中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神学在美国政治比在中东政治中是一个更重要的变量，这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变量。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反应是有先兆的，但在美国没有。 

即使偶尔看看美国报纸的读者也知道，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者都会考虑神学对美国白宫的影响。《标准周刊》总编克里斯托尔称布什的第二任就职演说是斯特劳斯的一次胜利，而波图姆（Joseph Bottum）把这一切归功于阿奎那。天主教保守派、前总统雷根的演讲撰稿人努南担心布什的演讲中注入了太多的宗教成分，而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评论》杂志主编波德霍雷茨认为布什演讲中所含的宗教成分恰到好处。几年前，这种争论只会被人们视为一种拙劣表演而付之一笑。 

没有人比美国福音派自身对献给他们的大量政治分析感到震惊，这些人一直忙于学校教育委员会选举、支持贫困家庭和其它有意义的事情。与意在建立一个新以色列的 17世纪新教分离主义运动大相径庭的是，福音派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目前的“大觉醒”关心的是有线电视的色情节目，而不是阿富汗大选。 

是亚伯拉罕·林肯使美国意识到它“几乎”是一个与古老的以色列具有同样宗教使命的选民。美国可能处于林肯铸造的一种宗教觉醒的开端。我已经满怀惊讶地阅读了魏思高格洛的新著，并看到了美国可能重拾其创建者世界观的机会：那就是成为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乐土的选民。如果这一点成为现实，这个世界将焕然一新。 

谢选骏指出：人说“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我看“到了现在，亚伯拉罕的承诺和美国的权力都不算数了，只有上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谢选骏：雷海宗招来天安门大屠杀

（一）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从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谈起》（2003年7月23日 陈晓律）报道：

在海湾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重新阅读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难免会有很多想法。雷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著名的富有思想的史学家，在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方面，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以下简称雷书），极富见地。尽管吴相先生认为成书难免有些仓促和粗疏，且此书作于半个世纪前，不乏通常所说的“局限性”（见《读书》1992，8），但我认为，其分析之深刻，笔力之犀利，观点之独到，用心之良苦，对东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知识之渊博，给人的震撼力仍然不是时下一些使用了大量现代术语的文章可以相提并论的。 

雷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能彻底解明，他的文字能使国人对于传统的中国多一分的明了，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为此目的，在对中华文化进行诠释的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个十分独到的视角，即从“兵”入手，对传统中国之所以积弱的原因进行了由浅入深的分析。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种意义上，“兵”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没有兵，一个民族大概早已灭绝，不可能在当今之世生存。因此，每一个延续至今的民族，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兵，甚至也不可能没有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否则，也就如同在历史上消失的很多民族那样，人们只能在考古遗址和史书记载中去“发现”他们了。中国的兵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群体和“职业”，至少在1949年以前，兵的名声并不怎么样。兵祸、兵匪一家等人们熟悉的话语，证明“兵”在中国文化中的色彩十分灰暗。而史书中各种“兵荒马乱”的记载，更使人们加深了这种印象。 

但是，雷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兵并不历来如此。在春秋之前，中国兵的来源是十分高贵的，即只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当兵，从事军事和战争的行动，打仗是贵族的职业。结果是，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荣，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在整部《左传》中，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即便孔子也知武事。“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不是后世的白面书生。在讲君子戒斗之时，显然也意味着君子有“斗”的技艺和勇气，而绝非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雷书第4-7页） 

不过这种“好兵”之传统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随着战国时期传统的贵族社会的解体，原贵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无形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张仪等依靠三寸不烂之舌牟取高位的典型文人与荆轲等专习武技的侠士就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这些人虽然学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精神，但实质已经发生改变。旧贵族用他们的才能去维护一种制度，所以并不滥用自己的才能，而新的侠士并无固定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文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君主则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君主自己的目标——统一天下。当然，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页）最终，天下成为一个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财产均为一个人的私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而愿意为原来的共同体——国家而当兵的人逐渐消失，爱国主义失去了依托，皇帝只好雇佣流氓、囚犯，到最后只能靠招募少数民族的人来当兵，一般百姓便自然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看法。这种无兵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以后日益积弱，屡受外族欺负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国史学者也认为，自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行动的主角。 

当中国的“好兵”文化逐渐式微时，西方的军事传统与军事技艺却从未失去它的基本依托。有趣的是，东西方历史上的实际军事较量，很长时期却是东方占优。西方的记忆中，不是亚历山大对亚洲的征服，而是匈奴和蒙古骑兵对欧洲肆无忌惮的掠夺，“黄祸”之说大概也由此找到了根据。然而，通过表象，我们却不难发现，东西方对“兵文化”的态度至少在秦汉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相对东方而言，战争一直被西方认为是“最高尚的艺术”（[美] 盖文·肯尼迪，《国防经济学》，1986年7月第一版，第2页）作为战争承载体的军队和士兵，其地位从来都比中国的兵高得多，并最终影响了两种不同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命运。 

麦尼尔的《竟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麦书）一书，作为与《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大致对应的西方版本，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麦尼尔认为，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军事体制（包括武器和军队组织）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但麦尼尔认为：西方的兴起，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富”与“强”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密不可分的联系。用他的话说，“市场化的资源调动缓慢地发展，逐渐证明它比指令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体”，因此，“到16世纪，甚至欧洲最强大的指令结构在组织军事和其他主要事业时，也要依赖国际货币和信贷市场”，以商业为基础的荷兰之所以成功，以帝国结构为基础的西班牙之所以失败，就是明证。在18，19世纪，大英帝国的成功和同样优秀的法国之所以失败，关键也基本相同：以海军和海外贸易为本的英国始终严格遵从市场原则，所以能够凭借英伦银行建立牢固的信贷机制，并通过全球性的经济网络来为战争调动资源；至于以陆军和大陆官僚架构为主的法国，则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指令经济的干扰，因此动员力量相对减弱许多。（麦书序第2-3页） 

所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为发展先进的武备提供了庞大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另一方面，军备提供的强大武力，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又反过来保证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互加强的正反馈循环。因此，军备和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机制。所以，他把自己的书界定为“试图弥合分隔军事史和经济史以及编史工作的鸿沟”，是再恰当不过了。亚当·斯密就认为，一个文明国家要保卫自己的国防，它们必须建立并维持一支常备军。“由于富足、文明的国家能最好的维持这样的军队，因而，仅仅依靠它就能保卫国家免受贫穷、野蛮邻国的侵略。只有建立起这样一支常备军，这个国家的文明才能经久不衰，甚至与世长存。”(斯密，《国富论》下卷)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富足和文明的朝代却并不意味着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而因为自己的富足引来其他游牧民族的掠夺，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的挑战。接着，麦尼尔引出最重要的结论：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军事力量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皇权为标志、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 

麦尼尔的观点确有一种独到的深刻性，使我们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兴盛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但兴奋回味之余，却渐渐地使人感到某种若有所失。因为，麦尼尔过于“唯物主义”，过于重视客观的条件，对“软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他没有从东西方“兵文化”的角度对“富与强”的关系进行论证，而十分明显的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并不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些能打的军队，其物质环境往往并不优越，在工业革命前尤其如此。我们凭常识也能体会到，一个仅有市场原则的民族未必能够兴旺发达，且不说阿拉伯人本就善于经商，就是古代的罗马人也不比希腊人更善于运用市场原则。进一步分析，市场原则与公民义务、权利等种种国内的体制有关，也绝不仅仅是市场本身的问题。换言之，市场原则能够得到尊重，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而这种制度保障的建立，比市场本身的发展要困难得多。所以，即便是在西方，其实也只有西欧一隅的几个的国家，得益于种种有利的外部因素，才在近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中脱颖而出，而其关键，在于这些国家都较为顺利地率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民主制度）。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要保障个人权利，发展出一整套规范的民主制度和权力机构的相互制衡，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了这些基本条件当然不一定就能发展出理想的民主体系，但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条件，民主体系的建立显然要困难得多。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或许最基本的，应该是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生存环境，而且这个环境不会随时受到他人随意的掠夺或干扰。就我们对西方历史的肤浅了解，至少有这样一些印象：自古希腊以来，各种强大民族的兴起与商业贸易、海外殖民、军事扩张、争夺制海权、强权称霸是密不可分的，强大与称霸几乎是同义词。在这样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中，多种权力中心的存在或许有利于发展出一种多元化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未必就一定是一种民主化的文明，而首先是一种以实力为基础的生存文明。即便在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欧洲的各个民族，首先要解决的依然还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即自己在这个文明的世界里是否有立足之地。没有立足之地，就只能任人宰割，任人处治，哪里有资格去奢谈建立市场秩序和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民主制度呢？ 

不错，这种多元化的格局的确给一些民族提供了发展出现代英美式民主的契机，但能抓住这种机遇成就一种民主制度也是一个十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从实际的结果看，最终也只有英国成功了。英国是一个岛国，它既能受到欧洲大陆文明进步的影响，又不至于随时受到大陆强权的直接控制。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英国式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础。欧洲大陆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或是生存，各个领主和君主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这种基本上是由陆军组成的武装力量不仅能够防御外敌，也可以很容易被统治者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相互征战，更使这种武装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迷信的思潮在社会中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镇压与反镇压，革命与反革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might is  right，在这样一种文明的土壤中生成绝不是偶然的。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家的安全主要是靠海军来维持。海军可以防御外敌，但统治者却很难利用海军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所以，英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强大的常备陆军，除开国力不堪负担外，防御外敌主要依靠海军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就意味着没有强大的专制力量，无论哪一级的统治者，说话都必须客气一点（相比欧洲大陆而言），而具有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各方，也比较容易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因为谁也没有能力全面控制社会。于是，这种局面也使得英国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民主因素。英国的社会尽管有等级和阶级的区分，但任何一个自由人都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应该被随便剥夺的，这种观念历经数百年，在英国普通人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被英国人视为自由权利保障的大宪章在1215年产生，应该说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欧洲大陆上也有过若干次领主与国王的冲突，但无论最终是什么结果，都没有产生类似的文件）。不过，即便我们将大宪章作为英国式民主起源的标志，英国人还是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在此之前也经历了十分激烈的国内武装斗争），才最终解决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换言之，英国式民主化的过程长达400多年（如果将普通的英国民众获得选举权的时间计算在内，这个时间跨度就要到20世纪了），相比法国只有100多年，俄国有300多年的折腾，应该说他们的时间也不算长。当然，由于英国起步时间早，与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不在同一个时间表内，人们总是容易将其艰难过程忽略不计。 

如果说英国能够发展出这种在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形式与相关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的话（由于形成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因素很多，我这里并无否认其他因素的意思，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强调地理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那么，美国能够继承英国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既可以说它直接继承了英国人的自由权利观念和从母国移植过来的司法体系，不用另起炉灶，节省了制度构建的成本；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同样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因素。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它的偶然和特殊地位。这种偶然和特殊的地位是指：在地理上，美国居民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而美国又没有邻国，或者说没有敌对和值得担心的邻国。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外交义务最小，军事危险也微乎其微。而这个社会又是由具有先进文明、技术设备的人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类似的情况在欧洲是没有的，所以欧洲有贵族制度而美国没有。因为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观点，只有土地稀缺才会产生贵族制度，而美国土地广阔，所以不存在产生贵族制的条件。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的发展得天独厚，是在一个没有封建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没有什么包袱，能够轻装前进。这种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它忽视了一个常识性的前提，即美国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发展的，它原来发展的那个地方也是有人的，印第安人尽管没有发展到欧洲的社会阶段，但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只是英国殖民者和随后的美国公民并没有将他们作为同等的人对待，而是将他们驱赶，屠杀，然后才在这一块“干净的，没有封建遗产”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保障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的。同样，一个具有丰富资源的广阔空间，对于建立市场体系的优越性也是毋容质疑的。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美国人的行为应该说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因为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肯定要比印第安人的部落文明优越，印第安人的文明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明，所以理应被淘汰。在今天采取同样的行动，也许世界的反响会略有不同，会有那么几个人道主义者发出谴责的声音，但最终也是无济于事。西方学者自己承认，19世纪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自由贸易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各国的发展受到资源的制约，而要获得足够的资源不是通过贸易，而是通过侵占殖民地等方式来实行的，这就必然发生冲突，并使列强之间的很多矛盾与争夺世界的资源有关。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美国广阔的西部和富裕的资源对其国家心平气和发展的意义了——无论是在欧洲和中国，仅仅是围绕土地的纷争就不知多少次地激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今天，美国对很多消耗性的资源，如石油等，所实行的政策也是保住自己领土上的资源不开发，基本上通过进口来满足日常需要，这也同样显示出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对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巨大意义。 

美国的政治家们对自己国家的这种地缘优势有很清醒的认识，因此，美国建国后，无论国内的各州享有何种权利，但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不得分离。一个国家没有足够大的块头，个人自由的权利也就无法有效地保障。南北战争就是因为南方各州的行为跨越了这一底线，才迫使林肯用战争最后解决了这一分歧。林肯总统自己也宣称他进行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铲除奴隶制度，而是为了保住合众国。实际上，美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国家几乎完全一样，独立以后，美国的立国斗争转化成为主要是征服印第安人土地的战争。墨西哥战争和西班牙-美国战争是赤裸裸的扩张主义战争，除路易斯安那外，美国在1900前所吞并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靠武力扩张夺取的。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在这一地区随意采取行动。不过，幸运的是，美国种种“捍卫”自身利益的行动，从来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具有挑战性的干预，这当然也与它远离欧洲大陆有关：毕竟，所谓国际社会只是大国俱乐部的另一种称谓，第三世界的弱小国家，是不可能发出“国际社会”的呼声的。 

但是，欧洲大陆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这里长期是大国俱乐部活动的场所，也没有无主的土地，每个国家只要伸伸胳膊动动腿，都会涉及他人的利益，这种格局也就使得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就在于它享有绝对的主权。它靠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原则来获得它的主权，并保障其公民的自由。但这种主权是通过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来获得的，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条约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中，不断爆发新生的民族国家与原有大国之间的冲突，有实力者获得别人的承认，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没有实力或竞争失败者则被淘汰出局，永远在历史的竞技台上消失。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曾写道，战争有利于一个民族的伦理健康，多少也是对这种现实的清醒认识。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原来只是一个城堡的统治者，但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长时间经营，使这个家族的统治地域逐步扩大，依靠与人口极不相称的军事力量和敏锐的外交努力（由于对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视，普鲁士君王个人成为了简朴的人，历代国王几乎对每一份不是用于军队的钱都感到痛心，并使全国的一切活动围绕着军事建设而展开），最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不难理解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与1849年所犯的深刻错误——而是依靠铁与血。 

从这些简要的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发现，麦尼尔尽管指出了富与强的辩证关系，但在强调军事力量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重要性时，却多少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一个民族好兵的文化传统对其兴亡依然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一个崇尚勇武精神的民族也往往能够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在欧洲的民族中，沙皇俄国与普鲁士国家就是两个典型。俄国自彼得一世开始，就不断与周边国家作战。经历了21年的北方战争，战胜了瑞典这个威胁最大的敌手，然后又分别战胜波兰与土耳其，夺取了黑海的出海口。并最终与普鲁士和奥地利一起，彻底瓜分了波兰——而普鲁士曾经是被波兰包围的国家。同样，波兰在历史上曾在很长时期内是东欧的大国，也是俄国的威胁，但这个国家却最终被瓜分亡国，其中的教训也是发人深省的。波兰地处东欧平原，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国力本来不弱，但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即它的贵族享有两项“黄金特权”，一项是自由否决权，规定国会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只要有一名议员反对，议案就不能通过，国家也就不能采取行动；另一项是自由选王制，规定国王由国会选举产生。如果按照美国国父们的看法，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种政府应该是十分理想的，但这种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度，却使波兰的中央政权十分软弱，根本无法领导起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而已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沙皇俄国，却充分利用了波兰的弱点，收买一些波兰贵族，使他们选出俄国中意的国王，其后果是将波兰逐步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当波兰遭受第一次被瓜分的命运后，波兰的有识之士也决意改革，他们在1791年通过了“五月三日”宪法，废除自由选王制，实行王位继承制（这与民主制似乎背道而驰）；取消自由否决权，采用多数通过的表决制。但这种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有利于波兰民族发展的措施，却不利于俄国的利益，结果在沙皇叶卡德琳娜二世“挽救波兰自由”的借口下，被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用刺刀废除了。最终，波兰被瓜分完毕，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版图上再也看不到波兰这个国家。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好兵”文化与市场并无直接的联系，而市场法则的应用也不一定就能够达到既富且强的目标。即便就欧洲而言，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世纪后期一直领先于欧洲其他地区，但却未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先，其中，缺乏军事上的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优势，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能打，与财富的多寡却并无必然联系。即便是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军队公认的战斗力，也一直强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意大利的军队在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的战例实在不多。由此可见，市场法则与军事需求的结合，并不能绕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甚至在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入侵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拥有好兵传统的民族，在遇到这种强力的挑战时，做出的反应要比缺乏好兵传统的民族快得多。中日之间在遭遇西方冲击的过程中，做出的反应之所以不同，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像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背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1999年5月，第488－489页。） 

这再次证明，一个民族的好兵传统既与自己的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文化以及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关。在一个充满尚武精神，充满进取心的民族团体中，他们渴望胜利的欲望使他们比缺乏这种精神的民族更容易抓住历史的机遇，即便在转入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爆发出来的力量也是其他一些民族不能相比的，第二次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把这种好兵文化的传统从广义理解，可以认为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一种西方所认为的aggressive 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个民族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能积极地向其他民族，甚至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学习。没有这种精神，一个民族也可以由强转弱，由大变小，甚至灭亡。英国从一个西欧的偏远小国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与其从中世纪就开始到欧陆争战，近代以来甚至王室也入股参与海盗活动，始终“锐意进取”显然有密切关系。如果英国人一直以爱好和平的传统出现，没有一种争强好胜的禀赋，很难想象他们能创建出现代的民主议会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征服世界的争霸过程中实现社会的转轨，并率先爆发工业革命。 

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是残酷的，过分地强调热爱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为，人们在强调热爱和平时，忘了热爱和平也是要有资格的。狮子和猛虎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商谈不必动武而和平地分享动物世界的资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绵羊奢谈热爱和平则只能使人感到可悲，因为，一只绵羊如果不热爱和平，它又能热爱什么呢？同理，一个懦弱的民族是没有资格谈论热爱和平的，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是世界强手之林中的一个，才有资格谈热爱和平的问题。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残酷的法则，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中，这一类的规律讲得太少了。 

换言之，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它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支付代价。如果一个民族缺乏保卫自己财富的决心和手段，那么，它就只能接受更为强大的民族为它安排的命运。 

总之，阅读了这两本脍炙人口的著作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以竞逐富强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国的文化再也不可无兵。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从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谈起；我看——雷海宗对兵的呼唤，招来天安门大屠杀。他难道不懂，中国不是贵族社会，而是痞子社会吗？

（二）

《雷海宗和他不寻常的历史观》（2012-02-10）报道：

上世纪40年代，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学观念曾经被猛烈攻击，他的学术观点也一度为人们所讥讽。但是，他的博学与学贯中西的大家风度，依然使得自己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面旗帜。他的关于中国的兵制文化的解读，一度被定义为“法西斯主义”，然而近些年来，也有人对其中的抗战爱国的出发点表示肯定。究竟是怎样的人生才会造就他如此毁誉参半的结局呢？

人物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著名历史学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代表作品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

人物名言

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土气”的洋博士

1932年秋，清华大学历史系来了一位教授西洋历史的教授。学生们对于这位留美归来的博士丝毫不感冒，因为他实在不够“洋气”。三十来岁，平顶头，穿一件退色的旧蓝布长衫，脚下穿一双尖口布鞋。在当时历史系的学生赵亚芬眼里，“真像一位乡村塾师”。这个有些“土气”的洋博士就是雷海宗。这一年为清华历史系所聘任为教授，雷海宗其实是重返母校。

雷海宗1902年出生于河北永清县一个中农家庭，祖父为前清读书人，是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雷鸣夏是永清基督教中国圣公会的牧师，他从小就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雷海宗的外孙女赵蕾对本报记者说。雷海宗幼年聪明伶俐，深受祖父的喜爱，带他到北京读书，先是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后来又转到清华学堂的高等科学习。1922年，雷海宗从清华毕业，取得了公派赴美留学的资格。“当时也还是要考试的。听姥姥说，那时候还要考体育，考游泳，因为要求学生要全面发展。”赵蕾说。

雷海宗只身赴美，到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专业，辅修哲学。两年后，他又来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在美国期间，雷海宗专心读书，并不为旁事干扰，还劝说其他留恋繁华的留学生要抓住难得的学习机会。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做学位论文选题时，大多都选择中国学术的文章。因为相对而言，自己中国学术功底深厚一些，而且论文通过答辩也比较容易。但是雷海宗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并且获得好成绩，使他受到自己的导师，也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二十五岁被聘为系主任

1927年，雷海宗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雷海宗先后被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聘任为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同时还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作为一名年仅25岁的年轻教授，雷海宗在南京中央大学，曾被一些学究所看不起，认为他只能讲西洋史。雷海宗很快又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史。

他的研究方法与他人均有不同。1931年，雷海宗发表了《殷周年代考》。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王敦书《雷海宗》）”

“他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起来，创造出这样的研究方法。”雷海宗关门弟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敦书对本报记者说。

不过，对于这种研究方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另一位教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这根本不能算是考证，应该是一种猜想。每代平均25年只是一种说法，一般还有认为30年算一代的。这不能算是考据里的论据。哪怕是猜对了这也不能算是考据。”

●编选九百多页的讲义

武汉大学图书馆如今藏有一本《欧洲通史》的铅印提纲，是雷海宗上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做教授时讲授欧洲通史所使用的。这部提纲打破了固有的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用全局的眼光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有学者分析，“当时，国内做世界史的学者极少，他又是从国外归国的博士，所以很受器重。雷海宗为世界史在中国的介绍工作做了一定的贡献。”

1932年，雷海宗被清华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不久，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离教从政。系主任的重担就落在了雷海宗的肩上，一直到1949年。这时期，清华的历史系名家辈出，在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家的映衬之下，雷海宗自有其独特的魅力。

在清华，雷海宗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开设的“中国通史”课程面向全校学生。为此，雷海宗编选了大量的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做成铅印的讲义发给学生，有七册九百多页。雷海宗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

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了“史学方法”课，采用“研讨班”（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通过教师和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自由地发表意见，而得出结论，发现真理。

●许多人慕名来做旁听生

在众多学生友人的回忆中，雷海宗的讲课是他们记忆当中难以抹去的一道风景。

“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史学家肖黎《最后的一课》）。

雷海宗声音洪亮，每节课计算的时间十分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衔接自如。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其中就有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不过，也有学生对雷海宗的讲课颇有微词，说他不重视选取史料的严谨。何兆武批评他对年代数字的神秘性过分入迷。许渊冲直陈雷海宗讲的史实很少超越中学时学过的知识。汪曾祺散文中甚至有“讲到哪里算哪里”的调侃（余永和《雷海宗研究综述》）。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雷先生强调历史与当下的结合，强调治史以致用的观念。他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历史，而不是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考据。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做考据。”王敦书说。

●要“士大夫”也都人人当兵

1935年，《清华学报》的《社会科学》杂志刊登了雷海宗的《中国的兵》，研究中国的兵制。此后，雷海宗又接连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这几篇论文在1941年被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成为雷海宗的代表作品。

这本著作中，雷海宗认为，中国在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到了战国时代多数文人也还都是当兵的。而到汉代以后，开始实行“募兵制”，将保卫国家的责任都转嫁到职业兵（流氓、饥民等）身上。中国的兵制变化从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一直到最后的军民对立。从而导致国势日衰，社会病弱，汉代最终为自己的属国分化。中国两千年来的都崇尚发展文德，使得社会上上下下都变得卑鄙黑暗。只有重新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让良民来当兵，尤其是所谓的“士大夫”也都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驱除外掳，真正做到自主自立。

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他的考据不严谨，“他看到了中国兵制的变化。但是他认为哪种兵制好，哪种不好，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低了，是想象来的，没有真正的理论根据和史实根据。按照他的说法，更赋制比后来的募兵制要好，这个在军事理论上也未必就成立。军事跟经济、政策、指挥员权限等都有关系。他主要是根据他掌握的大量的历史知识，凭着对现实的一种反馈，比如现实的兵力为什么不强，从而去看古代的。这不是一个很严密科学的论证。”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倡导尚武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这些观念在史学界立即刮起一阵旋风，引发一众的评论与思考，一度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

雷海宗后又提出并且确立了“二周”“三周”说。他把中国历史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分为“古典的中国”和“综合的中国”两大周。

他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比较，指出其他各个文化都经一周结束，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出现了第二周，这在人类史上是特殊的例外，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部在此抗战一战。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为当时鼓动大家的抗战信心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并且预言了我们当今文化的复苏和发展。但是在学术论据上依然有自己的不足。“按照这种观点，汉代和清代分别处在这两周文化的相同节点之上，因而它们应该有相同的地方。雷海宗要证明这一点，就用汉代流行训诂学和清代流行考据学来说明。这个很不科学。说一个时代有相同的地方，至少要说他的政治经济吧。”

●不能在学校困难时离开

1943到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雷海宗与西南联大一众教授在昆明忍受着生活的艰难，闻一多还患了肺病。正在此时，学校忽然收到邀请。美国国务院与中国政府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出面聘请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到美国讲学。其实，这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给洛克菲洛基金会建议的结果。

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

但是对于这个邀请，雷海宗拒绝了，梅贻琦校长曾经亲自动员他，但是雷海宗就是不去。他的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资中筠《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姥爷和姥姥十分恩爱”

在赵蕾的记忆中，姥爷是家中堂屋里摆着的一张照片。逢年过节，姥姥会让她到照片面前给姥爷磕个头。“他看起来就是很谦和的一个人，有时候穿长衫，有时候也穿西装，拄着文明棍。后来看了他的书和文字，我才知道，他的思想那么富有战斗性。”赵蕾说。

“姥姥常常给我讲他和姥爷的故事。他们十分恩爱，姥爷会给姥姥梳头。因为姥姥身材很瘦小，他特别担心如果怀孕的话将来会难产。为了姥姥，他甚至说可以不要孩子。所以他们年纪很大才有了我的妈妈。他们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赵蕾说。

1957年夏，雷海宗与夫人以及女儿女婿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家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能调到南开就算不错了

1952年，全国高校学院系大调整。清华的文科被拆分。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历史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雷海宗被调往南开。“从业务水平来说，雷师学贯古今中外，自应留在北大历史系，但从政治状况来说，调离北大却是很自然乃至必然的。南开是全国著名的大学，抗战时期与清华、北大合组成西南联大，天津离北京很近，是全国第三大直辖市，所以，能调往南开就算是不错的了。”王敦书说。

得知要调往南开，雷海宗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说，上世纪30年代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自己真的是与南开有缘。

这一年，北大的知名教授郑天挺也调到了南开历史系。

“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资中筠《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到南开后，郑天挺任系主任，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

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对于以往的学说和认识，雷海宗也曾经有一些迷茫。不过，雷海宗也没有完全依照当时的苏联教科书的模式，他依然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

●“抢救遗产”拖着病体上课

1957年春，全国开始进行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这一年4月，雷海宗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触动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几经解释，但已回天乏力。在天津市的“反右”大会上，雷海宗作自我批判，低头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余年……开完会后回到家中，对夫人张景茀沉痛不已地说：我对不起你。当晚开始便血，从此一病不起。

1961年，雷海宗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由于日益羸弱的身体，南开大学历史系深感“抢救”的必要。“如果再不让他讲课，恐怕以后都没有机会了。”王敦书说。从1962年春天开始，雷海宗开始给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名著选读。雷海宗每天由学生曹中屏接送，拄着拐杖来回坐三轮车前往教课。不过，一上讲台，他的衰弱之相立即为“声音如雷”精神抖擞而替代。可容纳二百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除了本专业的学生，还有许多外系甚至校外的旁听者。依稀是当年在清华开设中国通史课时候的盛况。

“到11月，他的身体就不行了，再也走不上讲台了。”王敦书说。

●去世后大脑成为研究标本

1962年12月初，雷海宗病情恶化，住进了天津市总医院。12月25日，雷海宗因为慢性肾炎导致的肾衰竭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60岁。天津总医院在征得雷海宗家人的同意之后，将他的大脑取下来，作为标本保存，准备做研究之用。王敦书说，大家都很想知道，这样聪明博学的一个人的大脑有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不过，经历过“文革”之后，关于雷海宗的大脑究竟有没有研究，而这标本究竟是何下落，已经无人去关心了。

雷海宗的独生女儿雷崇立以及女婿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小的牵连。家中积存的关于雷海宗的手稿、照片、藏书大都付之一炬。其中，最惋惜的是，雷海宗多年的日记散佚不见。到如今，能够看到的只余下一些雷海宗的藏书以及零星的只言片语。

从1982年开始，史学界开始从正面的角度介绍雷海宗。1992年和200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曾经为雷海宗举行了纪念会，“2012年6月，我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大型纪念会，纪念雷先生诞辰110周年。”王敦书说。

（记者 张磊）转自《河北青年报》2012年2月7日

谢选骏指出：人说“雷海宗和他不寻常的历史观”——我看雷海宗不学他的祖师斯宾格勒隐居研究，却到清华、南开做了个“孩子王”，结果却也死于非命，太不值得了！

谢选骏：朱成虎终于成了朱成猫

（一）

《放言核战的朱成虎将军何许人也？》（2005年8月04日 VOA记者：海涛）报道：

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将军7月在昌平的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对外国记者说，如果美国用导弹攻击中国，中国将用核武器还击，中国准备牺牲西安以东城市，而美国也必须做好被中国摧毁1、2百城市的准备。 

 在香港组织外国记者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执行长袁金浩。朱成虎讲话时他一直在场。袁金浩对记者说，朱成虎讲话前开宗明义说明，他所讲的只是“个人观点”。 

*谢绝采访要求* 

记者拨通了朱成虎的手机，朱成虎婉言谢绝了采访要求。在此之前，记者曾给朱成虎发了要求采访的电子邮件，也没有得到回音。朱成虎说，他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电子邮箱”。 

今年早些时候，记者曾有机会到北京大学，同袁金浩等其它香港同行一起，听了一些中国专家的英文讲座，讲课者当中，就有朱成虎。他主讲的题目是：中国国防政策(CHINA DEFENSE POLICY)。他主要讲了几个方面：中国国防政策的主要内容；制订国防政策的依据以及国防政策特点。 

谈到中国国防政策的特点，他主要谈到了其“防御性”和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防政策“深受中国军事传统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英文流利重点研究中美关系* 

朱成虎69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研究生班。他是一身戎装来讲课的。他英文流利，两三个小时侃侃而谈，显示了他对中外军事现状和历史以及对英文的掌握 程度。1988年，他曾在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进行了半年的客座研究。1994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一年研究。到过“20多个国家”进行过学术交流。 

长期以来，朱成虎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防务和亚太安全问题。他在中国和海外发表了200余篇论文，主要著作有：《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和趋势》、《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当代美国军事》等。

（二）

《专家访谈：朱成虎教授纵论天下大事》（2005年7月18日）报道：

专家访谈：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实力问题，而是决心问题 ——朱成虎教授纵论天下大事 

1952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现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他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学院参谋班、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朱教授长期从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参与并主持过一些国家和军队重要课题的研究。目前，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台湾问题、中国的安全环境、中美关系等。近年来出版的专着有：《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与趋势》、《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等：待出版的有：《美国军事战略》、《当代美国军事》；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朱教授曾赴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客座研究，并赴10余个国家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2月25日下午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朱教授愉快地接受了本刊编辑的采访，对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和经济全球化等大家关心的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

在谈到世界格局时，朱教授说：现在世界格局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这种单极格局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主要有三个因素决定和影响世界格局：战略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和时间因素。就力量对比而言，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GDP占全球的30%，在军事作战效能方面美国有三十多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一套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制度体系和民主价值观，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较好的用人制度，世界各国包括前苏联国家、中国甚至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在为他培养人才。多极化趋势实际上是由客观力量对比决定的，并不是谁主观上想要建立就能建立的。目前，中国要想建立世界多极体系，只能是与俄罗斯等国结盟，但这样建立的只能是两极格局，将使中国与美国直接对峙，所以中国目前采取的不结盟政策是对的。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朱教授说：中美之间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会出现80年代时的那种情况，中美关系破裂或者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都不大可能。美国实际上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虽然两国经济互补性极强，且在安全领域，如军控，南亚、中亚、台湾、日本和朝鲜半岛等方面有共同点，但分歧较多。尤其是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朱教授说：在中国方面来说，应当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看把它放到什么位置，需要重新定位、定向和定性。在中日关系上，我们过于感情用事，理智不足。例如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三菱公司侵犯中国消费者权益事件，中国的反应就过于感情化，如果这家公司是美国的，中国的反应就可能没这么强烈了。此外，在安理会问题上，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和联合国第二费用交纳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必然的，不在于中国支持与否，如果中国一味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能使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对日本的修改宪法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日本现行宪法实际上是由美国制定的，日本现在要修改本无可厚非。当然要防止日本借修宪之机全面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事影响不可忽视，但不应过于看重，其成为军事大国的潜力不应过高估计，因为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日本的军事发展潜力。 

朱教授谈的最多的是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对中国牵制太大，影响到中国与其它大国的关系。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崛起无从谈起。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用于军备的开支就不能减少，经济上要做出牺牲。据我个人估计，中国因台湾问题每年直接或间接要花费1000—1500亿元。从外交上讲，只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它国家甚至一些小国都可以对中国打台湾牌。总的来说，我是个主战派，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持悲观态度。经济上和外部环境都不具备和平统一的条件。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实力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当然决心要受多方面因素的牵制，如要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美国介入等因素。虽然美国54%的人反对介入，但美国介入不可避免，关键是美国以何种方式介入。美国如果介入肯定是局部的，其介入方式很多，如为台湾提供武器装备、提供情报资源等，其介入程度是逐步升级的。如果美国介入，日本的动向值得关注。根据日美同盟条约，日本依据条约势必也要介入，但日本到时真的会依条约行事令人怀疑。在我看来，日本肯定会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中国让日本保持中立是可能的。中国的实力越强，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或程度就越小。中国很多人反对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认为武力解决成本高，而且不一定能很快解决，就是没有想到战争可能会打得很漂亮。因为首先从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空对空还是海对海的具体比，还是空间上的纵向对比（如台湾三万多平方公里，只有一万平方公里地方可以排兵布阵，在地理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都不足以跟大陆对抗。其次，台湾人心向外，几乎每人都有他国护照，其战斗力值得怀疑。再次，反共、反台独教育在台湾素有传统，一旦打起来，军方是否会支持一个台独的政府令人怀疑。 

此外，在谈到NMD和TMD问题时，朱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美国是想以此来独霸世界和捆绑一些盟国，而且以此来带动美国高科技发展维持自身经济持续发展。在被问到未来几十年内是否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朱教授认为像海湾战争那样规模的战争在未来不大可能出现，因为那样的战争成本太高，而通过经济竞争完全有可能达到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 

最后，在谈到如何从事学术研究时，朱教授说：首先要学会做人，学术是非中立的，我们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其次，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和国家实力成正比的，与经济发展有关，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较大这和西方国家的强盛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关注西方学术动态，争取为我所用。再次，基础理论研究应该与现实研究相结合。 

（三）

《北京未明确否认朱成虎核武战之说》（2005年7月18日）报道： 

中国国防大学的朱成虎少将表示，他日前做出的有关美国在台湾海峡冲突时攻击中国、中国将使用核武器毁灭美国几百个城市的说法，被某些外电“断章取义”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没有明确否认朱成虎少将的话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

*美干预台海冲突北京考虑核武* 

 

中国军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日前对一个外国记者团表示，在台湾海峡出现冲突、美军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将考虑对美国动用核武器，毁灭美国几百个城市，而中国也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美国毁灭。 

 

*朱成虎谈话在美引起轩然大波* 

 

朱成虎将军的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受到强烈批评。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种言论是“高度不负责任的”。美国一位国会议员则表示，这种言论是“赤裸裸的威胁”，是“登峰造极的愚蠢”。 

 

*北京拒澄清是否代表官方立场* 

 

到目前为止，北京政府只是试图将朱成虎将军的话进行淡化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朱成虎将军的话只是个人观点，但是，拒绝澄清朱成虎将军的话是否也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 

 

*评论：朱成虎谈话让人摸不透*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令人感到不得要领，而朱成虎将军的谈话，以及进行这样的谈话对象的选择、时机的选择，都让人有些摸不透。 

 

何亮亮表示，人们首先应当知道朱成虎将军说那番话的上下文，这就是他是在谈论、回答假如台湾海峡出现冲突，假如美军进行干预、并对中国进行攻击的话，中国将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朱成虎将军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还是让人难以明白，因为朱成虎将军不是一般的人发出一般的谈话。 

 

何亮亮说：“其实不要说中国，任何国家的军方高层，在涉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问题上的时候，肯定会比较慎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朱成虎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是有一些不寻常，因为他是在北京会见常驻香港的外国记者，他应该会知道他的这些言论肯定会被报导出去。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种个人的言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官方政策的微妙的变化。” 

 

*中国有关核武立场是否出现变化？* 

 

朱成虎将军在谈到中国要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时候说，如台海发生冲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中国无法跟美国打赢常规战争，因此，中国将不得不动用核武器。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已经修改了1964年以来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官方政策。 

 

*美中军方均探讨使用核武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一定要统一，并且反复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台湾独立。美国布什行政当局先前曾表示，美国将不惜一切阻止武力攻占台湾的企图。 

 

中美军方都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双方的军方内部也都对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美国军方在2002年年初对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秘密报告，谈到了在台海冲突中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规划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美中双方政府或军方还没有人象朱成虎将军这样，公开以如此明确的措辞讲述使用核武器的杀伤和毁灭范围。 

 

*中国媒体未报导朱谈话风波* 

 

中国官方新闻媒介对朱成虎将军谈话引起的风波到目前为止没有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朱成虎将军的谈话只是表达个人观点。但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只是对外国记者说的，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介没有报导。 

 

但是，北京政府出资的香港大公报星期天发表一条简讯说，大公报记者星期六联系了朱成虎将军本人，朱将军表示，他的讲话是有前提的，外电某些解读是“断章取义”。大公报的报导说，朱将军“没有做进一步解释”。 

 

*网民发表各种评论* 

 

在中国官方新闻媒介对朱成虎将军谈话风波保持沉默之际，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有关消息，一些网民通过《人民日报》的网站发表了各种评论。 

 

有的网民表示，朱成虎将军的谈话表现了中国军人应有的气魄。有的网民则哀叹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政府划归为战争牺牲者的行列。针对朱成虎将军有关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的说法，有一位网民讽刺说，“看来在西安以西的房子将来有升值的潜力，老夫准备先下手为强”。 

（四）

《朱成虎谈话继续引发反响争论》（博讯2005年7月19日 VOA记者：杨明）报道：

中国一位高级将领上星期有关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湾海峡冲突、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的谈话继续在媒体中引起反响。不过，香港的军事观察人士认为，朱成虎少将的谈话不会影响中美两国整体关系，但是也有美国的观察人士认为，这在美中关系上是一件大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少将朱成虎教授上星期四发表这番言论的时机，正值美国密切关注中国不断扩充军备、美国国防部有关中国军力报告即将发表之际，因此引起美国当局的高度关注。 

*美国务院指朱言论高度不负责任* 

美国国务院表示，朱成虎少将发表的言论“高度的不负责任”，美国希望朱成虎少将的言论不代表中国政府。美国并不对中国构成威胁，中美两国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就此表示，朱成虎少将的言论是个人观点，而“朱成虎在此之前也反复强调，他只是就记者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观点。” 

上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教授朱成虎少将和一批外国记者交谈。交谈中，朱成虎少将表示，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湾海峡冲突、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 朱成虎少将还说，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而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毁灭。 

*郭坚：朱代表军队鹰派意见* 

香港军事评论员郭坚说，朱成虎少将在中国军队是一个鹰派，这不是他第一次谈论中国的核战略。他说，中国搞核武库，目的是具备威摄力。因此，朱成虎无论是作为一名少将军人，还是作为一名教授学者，完全可以发表他个人的看法。郭坚说，中国军队的核战略问题上，朱成虎少将的看法代表了军方的意见，至少是军队鹰派的意见。 

郭坚说，西方自由世界允许不同声音的表达，他们也应当要习惯中国军方人员表达不同的声音：“中国的官方表态说，这是个人观点。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中国官方并没有说，他胡说八道，也没有说他说得不对，也没有说他没有这么说，没有否认。而是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这是中国慢慢要和国际接轨，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这是一个正规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好事。” 

*谭慎格：美须做迅速核反应准备* 

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资深专家谭慎格指出，过去人们认为台湾光靠防御性武器就能应付海峡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但朱成虎少将发表这番谈话改变了人们这种看法。 

谭慎格说：“朱成虎少将发表这样的看法，将可能使美国不仅必须认真考虑向台湾大量转移武器，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还必须做好在敌对势态发生时、在战略上做出迅速核反应的准备。因此，朱成虎少将的谈话使台湾海峡的形势更加不稳定。”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中国核战略问题上发表类似见解的还有中国军事科学院教授、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另外，中国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1995年曾经对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表示，美国人“关心洛杉矶，胜过关心台北”。 

*谭慎格：朱谈话是心理战* 

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资深专家谭慎格认为，朱成虎少将同媒体发表的有关谈话，显然得到了中国军方的认可，是在搞心理战，他的威胁可能比当年熊光楷发出的威胁更大：“毫无疑问，这将影响美中关系。而且美中关系现在就已经受到了影响。自从罗斯福总统政府那时候起，美国历来就措辞温和，但手中握有大棒。中国人却嘴上强硬，手中握的是一个小棒。” 

谭慎格说：“6个月前，鲍威尔国务卿曾经说，当时的美中关系是历史上好的时期，但是美国政府决不会再讲这样的话了。” 

*美鹰派抓住中国好战证据* 

金融时报报道，朱成虎的谈话所反映的中国军方鹰派在核战略上的立场，让华盛顿的鹰派抓住了中国好战的证据，敦促布什政府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限制。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准备通过一项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27.5%关税的议案，而且国会呼吁布什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不要批准中海油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预计，五角大楼下星期发表的中国军力情况报告将比往常更具批评性。 

华盛顿邮报说，朱成虎少将谈话引起的反弹使中国威胁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在北京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当局对解放军并没有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说了算的看来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这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什么代价。 

金融时报说，美中两国如果在战略问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承诺，并公开表示双方愿意进行紧密接触，他们的政策将为双方的鹰派所左右。 

*郭坚：不会影响两国总体政策* 

不过，香港军事观察评论员郭坚认为，朱成虎少将的谈话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总体政策：“话是硬话，但人不是硬人，第一少将，官不大，再说他是学者，不是带兵的。身份是不大不小，也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试探，也可以不是。所以不会上升到两国的国策的层次。所以这算一个小插曲吧，不会影响中美整个关系。” 

中国政府从1964年10月14号以来一直承诺，在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五）

《核武制美—朱成虎不是第一位》（2005年7月17日）报道：

据东森新闻报7月16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一席有关「若美军干预台海冲突，中国应动用核武反击」的言论引起国际瞩目。朱成虎的言论显示，过去有关中、美因为台湾而爆发的冲突将是局部战争的假定可能必须修正，更意味着至少在人民解放军内部，有股势力主张应该扩大冲突，以吓阻美国寄望透过有限战争的方式成功干预台海。 

朱成虎是在对来访的驻香港国际媒体简报时，发表上述谈话。他以流利的英文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修正「不首先动用核武」政策的内部压力，藉以向外界表明，中国为了捍卫台湾的主权，不惜动用最具威力的武器。 

朱成虎强调，战争的逻辑就是，「弱势一方需要尽最大努力来击败强势敌手」，「我们没有能力与美国进行一场传统战」，「我们赢不了这种战争」。朱成虎还说，如果美国用飞弹和导向武器攻击中国领土的目标，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反击。

尽管朱成虎宣称他的言论只是个人意见，也不意味他预期中美之间会爆发冲突，但他强调一旦美国决心干预台海，中国将会坚定作出反应；「我们中国人会为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毁灭做好准备，当然美国人也必须准备数百座城市会被中国人所毁灭」。 

中国外交部14日先是表示朱成虎将军的说法不代表政府，一位发言人稍后又说外交部正在了解此事。中国国防部则不愿发表评论，只说朱成虎发表谈话的场合是由外交部所主办的活动。 

中国在1964年首度进行核武试爆，之后即宣布除非遭受到核武攻击，否则不会率先动用核武。朱成虎的言论显示，解放军内部出现应该放弃不率先动用核武政策的声浪。 

1952年出生的朱成虎是安徽当涂人，向来被视为解放军内部的鹰派。他的不惜动用核武言论，显示解放军内部可能有股势力主张，若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开战时，中国应不惜扩大战争规模，不要重蹈前苏联和美国在各地进行传统战，结果反而使自己瓦解的覆辙。 

朱成虎不是第一位倡言要动用核武的解放军将领。在1995年，现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就曾告诉来访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会考虑在台湾冲突中动用核武，美国人应该担心的是洛杉矶而不是台北。根据朱成虎自己表示，他也曾向前阵子来访的前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司令布雷尔等美国官员表达过他自己的意见。 

朱成虎的谈话正值中美关系的敏感时刻。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指出，即将出炉的中国军力报告，其内容将比以往强硬。据了解，报告将首度列出五种令美国忧心的情境，这些情境将是未来几年中国对美国形成的重大挑战。这份报告中其他的细节还包括中国军事演习的新资料，以及熊光楷的威胁言论，并且还会有图表和地图显示中国飞弹和武器的射程。 

德国之声：专家评中国不惜对美动用核武器声明 

本周四，美国众议院出人意料地否决了一项授权总统制裁对华军售的欧洲公司的议案。而几乎同时，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则报道说，中国的一名少将表示，如果发生台海冲突时中国受到美国的攻击，中国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军事和政治观察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日前在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据金融时报和亚洲华尔街时报报道，朱成虎少将还说，“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 

着名军事刊物简氏防务周刊驻台湾代表颜文德对此评论说：“中国以前也曾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比如几年前美国报刊报道说，一位中国高级军官威胁说中国的核武器可以打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但大多数军事分析家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目标可能是冲绳群岛，关岛以及美国海军舰队以及美军的陆上基地。５至１０年后，中国的导弹也许有能力攻击美国的任何一个目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说，朱成虎少将已明确指出，他的话只代表了其个人观点，而并非官方立场。颜文德认为，朱成虎的表态主要反映出中国军方的态度，但并不一定代表了中国领导层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军方和中国决策层之间可能存在分歧：“北京并不愿发生战争，但中国军方可能更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打一仗。这位少将的言论反映的只是军方的态度。” 

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却持不同观点：“这当然是代表了军方的说法。但是，军方一位重要人物在国际媒体发表这样的言论当然也代表了中国领导层的说法。它反映出中国的核武器战略仍然停留在50，60年代美苏之间相互威胁这样的层次。中国从一个比较弱的国际实力出发，一定要保证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来提升它的威慑战略的可靠性，可信性。我相信这就是这位将军言论的主要目的。这位朱将军选择在国际媒体发表这样的言论，事实上也是期望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表示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表示中国将不惜代价，达到统一的目的，起码要不惜代价阻止台湾走向独立之路。它也希望以这种强硬的立场促使美国多对陈水扁政府施加压力。” 

过去10年中，中国军备支出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去年达到245亿美元。但是军事分析家认为，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能力与美国打常规战。一般估计，中国现在拥有的洲际导弹在20枚左右。而在发展反弹道导弹方面，中国尚不具备足够的财力，因此，北京目前主要将重点放在发展潜射导弹，多弹头导弹，增加洲际导弹数量上，力争在数年内将洲际导弹的数量增至70，80枚至100枚。 

郑宇硕教授认为：“这当然是一个最坏的打算。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国这位将军的说法主要是表示中国对台湾问题不惜代价的决心，也利用这样的言论提高国内的民族情绪，增强国内支持中国领导层对台湾的立场。事实上，中国领导层是非常务实的，希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层愿意邀请美国对台湾施压，让陈水扁政府不要朝台独之路走得太急。这种做法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中国政府总是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分析家认为，朱成虎的言论自然会在美国引起负面影响。它表明中国将美国视为敌人，将美国作为核武器的重要目标，发展核武器也是为了加强对美国的威慑力。 

简氏防务周刊的颜文德认为：“这也许会给中美问题火上浇油。中美在经济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和华盛顿有些人担心中国发展成为该地区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还是个专制国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华盛顿不少人甚至将中国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所以美国反对中国政府的势力正在壮大，他们也可能拿这件事做文章。”

（六）

《核武攻：美学者专家对朱成虎谈话看法不一》（2005年7月16日 中央社记者张谦台北十五日电）报道：

对于外国媒体引述中国解放军少将朱成虎说，中国已准备使用核武对付美国，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杨达今天说，这可能只是朱成虎个人的说法，不代表官方立场，但有军事观察家持相反意见。 

杨达接受中央社记者电话访问时说，在核武问题上，中国过去一直采取模糊政策，现在朱成虎说得那么明白，不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 

研究国际战略的杨达说，核武是战略问题，战略家都不会说得太明白，或点名某些假想敌。所以，他觉得，即使朱成虎确实说了媒体所说的那番话，也只是个人意见居多，并非官方立场。

 

杨达又说：「有关这种报导，这觉得有点奇怪，我怀疑是报纸的揣测。」 

不过，香港的中国军事观察家李风表示，假如报导属实，朱成虎的谈话并非只是个人意见，必定代表中国军方的立场。 

他在电话中说：「他（朱成虎）那些人怎么会有个人意见？怎么敢随便乱说？既然敢接受外国媒体访问，假如乱说，不是要丢乌纱帽？」 

李风指出，一国的军事战略原应是含糊处理的，但看来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并非如此，而是要明白告诉美国它在台海问题上的底线。 

他说：「这是战略讯息。在台湾问题上，北京采取战略讯息，有话说在先，没有模糊空间，特别是军事方面，一定要让美国明明白白知道。」 

他并说，据他了解，在台海问题上，中国军方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假如爆发战争，以及美国介入和中国打不过时，就会使用核武。 

至于核武攻击的对象，可能只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及美军的海外基地。不过，一旦用上核武，双方的手段难免会愈趋激烈，最后攻击本土。 

他说：「这里动一下，那面提升，这里又动一下，双方会愈搞愈激烈。」 

据称，朱成虎是中共解放军较年轻而受重用的将领，还有往上爬升的机会，他的观点与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差不多。熊光楷职责之一是负责解放军对外关系，包括与美国对话；他曾多次访问美国。 

外电今天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朱成虎在向外国记者简报时警告，如果美国因台湾问题攻击中国，中国准备使用核子武器对付美国。 

他也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也不预期中国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但如果美国发动攻击，中国别无选举，只有诉诸核武。

（七）

《美军事学家：朱成虎的话并不一定是错的》（2005年7月23日 何亮亮　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报道：

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说：「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这一见解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但美国理性看待朱成虎言论的学者指出，朱将军的声明本质上表达了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那就是台湾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可让步的原则问题，台湾问题压倒中国其它一切的考量。对朱成虎的看法有歇斯底里反应的人，不妨看看美国学者的意见。 

最近一批驻香港的外国记者访问北京，和中国军方官员见面，交流有关两岸形势、中美关系和军事问题的看法。其中，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的见解，经由西方媒体的报道，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在回答记者「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这一问题时，以流利的英语回答：「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所谓中国领土，包含使用中国解放军所属战舰及战机」；「如果美国有心干预」，「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此一说法不仅使一些本来就对中国充满疑虑和反感的美国政客暴跳如雷，也引起美国国防部长的「严重关切」。一些西方媒体乘机推波助澜，渲染「中国要对美国展开核打击」，美国舆论和民众有些不安。 

其实，朱成虎将军的回答，大前提是很明确地，那就是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这当然是一种假设，问题是众所周知美国在台海周边地区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美国军方的研究当然是保密的，而美国的智囊机构如兰德公司等也早就为美国卷入两岸军事冲突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公诸于世。但是中国将怎样对应这种局面，则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公开的研究结果。 

现在朱成虎根据自己的研究，根据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就美国在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时主动攻击中国这一假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们应该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全世界的华人大部分都不会对朱成虎的说法持批评态度，因为民族感情不同。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强权逻辑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是这种逻辑对于决心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 

其实在美国也有能够理性看待朱成虎言论的学者。美国著名的核战略专家、世界安全研究所（World Security Institute）所长布鲁斯．布莱尔博士（Dr. Bruce Blair）在接受一家美国中文媒体专访时说：「我觉得朱成虎将军的声明本质上表达了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那就是台湾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可让步的原则问题，台湾问题压倒中国其它一切的考量，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布莱尔博士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比较以下两种说法，一种是中国会采取所有必要的军事手段，包括核武器，来保卫包括台湾在内中国领土完整，另一种是说，中国准备一旦在同美国的常规兵力交锋中失败后就会放弃台湾。相对而言，前者其实并不是什么具有争议性。（朱将军的说法）在我看来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诺将不惜一切的政策立场是一致的。」 

“依赖常规战争而非核武器将有利于美国，中国不可能既保留对台湾问题的承诺，又不会含蓄地推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布莱尔博士说。「我非常欣赏朱在理论上的诚实态度。如果只是将他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看，他的评论非常尖锐而有帮助。问题只是在国外看来，他也戴着政府和军队政策的帽子，所以他的话被解释成反映官方政策，或是至少是军队内部对于紧急情况的部署计划。”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伦博士（Dr.Michael O'hanlon）也对朱成虎将军的言论持类似看法。欧汉伦说：「作为一名分析家，朱将军的话并不一定是错的。中美之间任何级别的战争都可能升级。美国当然不想看到中国以战争升级相威胁，但是战略现实是，任何诚实看待这一问题的人都会意识到（台海问题上）一声枪响之后战争恶化的危险。非常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以及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的政策制定人意识到这一危险。我只是希望是由其它人说朱将军所说的话，而朱将军的这一声明本来可以更多地侧重对这一危险的反思，而非发出威胁。」对朱成虎的看法有歇斯底里反应的人，不妨也看看这两位美国学者的意见。

《平可夫：朱成虎核武威慑论只会弄巧成拙》（2005年7月22日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二十一日电）报道：

对于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最近发表「核武威慑」言论，著名军事评论员平可夫认为，朱成虎的谈话加剧欧美对中国的戒备情绪，若是「个人之说」，说明解放军军纪涣散；若是「授权」而说，可能因为美国务卿莱斯访问中国时过于强硬，引发中国军队「报复性表态」。 

平可夫在即将出版的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发表文章指出，朱成虎少将最近发表的「核武威慑」谈话，加剧了在欧美，尤其是美国已经上升之中的「对华戒备」情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丝毫的正面影响，客观效果超过实际制造「一百个威胁论」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文章指出，朱成虎的谈话内容属于高度的政策层次，以西方普通国家的标准，只有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发言人才能够有资格回答类似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中国国防部甚至不设发言人制度，加上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思考方式，因此极端容易引发外界的猜疑。  

平可夫认为，朱成虎的言论若是「个人之说」，则表明解放军军纪涣散，因为一支高度组织化的军队，绝对不能容忍军队最高学府的少将发表这样不负责的谈话。若是「授权之说」，可能是因为莱斯刚刚访问过北京，以她一向直率及谈话大胆著称，是否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使用了「过为沉重」的语言，因而引发中国军队的「报复性表态」。 

他说，朱成虎谈话的最大失算，在于其内容与中国现行的核政策背道而驰。过分咄咄逼人的口号式「主动核威胁」更多地体现了内心世界的暴力色彩和阴暗面，显然是「红卫兵」式的。 

此外，朱成虎的谈话也反应了相当的现实意义。首先，随著台湾问题的激化、美日部署的重新调整，的确引发中国军人的重新思考，现代军事技术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使战争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传统的遏制战略开始失灵，这是中国军人重新思考诸多与安全战略有关问题的根本原因。 

（八）

《朱成虎震惊海外舆论 中国媒体全面封锁》（2005年7月28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

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最近公开表示，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不惜打一场核战争。这一言论震惊了海外舆论。然而，虽然这是涉及到被官方称为 “压倒一切”的台海问题，但大陆所有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封锁。随后，人民币升值消息又提前发布，是否意在使美国息怒？ 

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关于中国应该用核武器反击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的讲话之后，大陆媒体至今没有任何报导和评论，然而在海外继续引起连串的讨论和分析。 

朱成虎少将的言论虽然涉及到被官方称为压倒一切的台海问题，但大陆的所有媒体对此都做了封锁，记者曾以有关的关键词在《新华网》等媒体上搜索，但都得不到任何的信息，而香港的媒体星期天说，北京却在海外试图消除朱成虎的讲话引起的负面反应。

专栏作家陶杰星期天在《苹果日报》说，在朱成虎讲话之后，最初中方的反应是“只是朱成虎个人意见”，后来美国震怒，再补充了一句“不代表政府立场”，还加上一句中国信守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 

此外，人民币升值的消息本来应该等到九月国家主席访美成行前夕发出，未知是不是眼看朱将军的口祸闯大了，为了让美国息怒，才提前宣布，对朱成虎讲话造成的后果，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杂志代总编辑平可夫对记者表示-- 

平可夫：“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给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有多大，无形当中会给它自己的崛起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你得罪的不是一个国家而已，你对一个美国几百个城市的攻击，实际上也就是对加拿大的攻击，这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期加拿大反华趋势非常明显，而且甚至要卷入台海远东局势都有明显的这个趋势。实际上它帮了日本一个很大的忙，美国现在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国防部负责国家导弹防卫计划的中将级官员首次谈到了要扩大军机的规模，要防范来自中东和中国的弹道导弹的威胁。” 

星期一，香港《民报新闻网》引述台湾媒体说，下个月是美国在与台湾断绝邦交以来，第一次派遣现役的上校武官进入台湾，正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军事技术联络事务组组长，还有两名校级军官和国防部文职官员随后也将陆续抵达台湾。 

据称，此后台湾军方对美国有任何军购问题或者需求，将可直接透过驻台的武官向美国国防部反应，而台湾的国安局下个月也将派遣首位没有情报工作经验的新任的副局长，转任台湾国安局驻美国的特派员，台湾《全球防务》杂志主编郑继文在分析朱成虎讲话的意图时，认为他兼有刺探和威摄的目的。 

郑继文：“我个人认为蛮有可能是像一个风向球这样，现在日本和美国这种同盟关系，未来等于说一起遏止大陆的发展，局势态度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两个国家陆续搞了反导武器，那长久下去一定在信任和可靠度上越来越好，大陆对目前的政策，可能一些压力会迫使它需要作一些调整。” 

记者：“你是指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 

郑继文：“对，其实它的很多作为，包括这几年投资买高新武器装备，用意也就是让想介入的人估量到自己本身的损失而不敢贸然介入。” 

而平可夫认为，朱成虎的讲话不见得是中共最高层集体的授意，对象是反应了有过红卫兵经历的一些将军们的意见，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想要威摄美国的目的恐怕达不到。 

平可夫：“他讲这个话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讲，当然有他自己的合理之处，可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军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对外国记者做假设的判断，以及情报作业的分析。那如果连这一点他都不掌握，那只会对中国整个国家的利益带来很巨大的看不见的成本。 

比如说他追加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会动摇美国暂时介入台海问题的决心，冷战时候苏联发展那么大规模的核武库，也丝毫没有动摇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常规手段介入区域冲突的决心。” 

谢选骏指出：人问“放言核战的朱成虎将军何许人也”？我看“朱成虎终于成了朱成猫”，而且还是一只哑巴猫咪。

谢选骏：知己知彼、征服日本、收复东亚

《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难以置信的事实》（2007年8月10日转载）报道：

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可自拨。

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

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

以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仍相差1-2倍。

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4／1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唐淳风，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经济结构比较：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

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

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62．0％，采掘和原料工业占重工业的50．5％。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何尝比得上日本？！

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然而，2004年经济增长甫一发力，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象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订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眼光向内、锐意挖潜，如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就可以在目前基本保持不变的水平上支撑中国经济翻上好几番。

中国劳工多，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一大优势，可是中国却不能高效地利用其劳力，从而大大抵消了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显然，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与效益要猛回头。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

事实上，1990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科技兴国方面具有坚韧不拨的决心，也无意中泄露出这个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科技为本、科技领先。这一指标当然还显示出“小日本”并非一些中国人所想象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民族，恰恰相反，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只有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才舍得哪些花大本钱为自己的未来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显得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让人失望。中国人更喜欢喊喊“科技兴国”的口号，或者在网上大骂日本人过过嘴瘾，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补习科学知识。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15.3％。韩国产业银行日前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若以韩国为基准（100）予以换算，则中国为76.5、日本为110.5。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一位伟人说得好：“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做比说要难得多！

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日本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抱揽全部第1、2、3、4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而中国只有12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你敢想象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中家数最多的国家吗？你敢想象中国企业占据世界500强头席，并且包揽前四名的盛景呢？这样的日子也许有一天会到来。可是，我们的邻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做到了。任何一个诚实的中国人，一个立志全球的中国企业家，是否应对此表示一分敬意？！

经济再好，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是白搭。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百姓的生活水平。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

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然而，最可悲的莫过于，生活水平仅相当于日本“60年代”、消费支出只够吃喝的中国人往往在感觉中自己很富，并且经常会表现得大手大脚（如有人主张大.大办奥运会），而生活水平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的日本人却经常在国际上哭穷，并且处处厉行节约，常常“小气”得惊人！

谁比谁傻？谁是真傻？

住房：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8平方米，日本是25平方米。国土面积极为狭小的日本是中国的1.4倍。

百姓生活不仅看人均收入，还要看收入差距。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中国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相反，又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可以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

失业率指标：据我国国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截止2003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失业人数为795万人，分别比去年底上升0.2%和25万人。但这个数据遗漏太多，学者们估计，目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下岗职工和其它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8%至10%（王梦奎，2003）。

中国的媒体经常报道日本这些年经济困难、失业率很高，似乎日本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其实，日本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5％。2003年，随着经济回升，平均失业率很快回落至5.3%。

教育：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并且一再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对孩子不惜一切，可是，由于国家教育经费的缺乏，由于普通教育制度的缺陷，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相差25%。

相比之下，日本才不愧重视教育的美名。日本早已达到了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再来看与百姓智力开密切相关的信息化指标：2003年底，中国网民数已接近8000万，一个庞大的“E国”诞生，但全中国上网普及率却很低，才6.2％。

日本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同一时期上网人数达到7730万人，普及率突破60％，几乎所有1475岁的日本人都可以上网。

此外，日本的网络更加发达，宽带通信费用低速度快，宽带上网费占每个家庭收入的比例才0.8%，被评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网络速度慢，服务差，宽带网使用处于起步阶段，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的住宅宽带普及才超过30%，全国一般地方水平则相当低。

中国的个人电脑普及率为27％，移动电话普及率为30％；日本个人电脑普及率为36％，移动电话普及率69％。两者的差距亦是明显的。

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

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着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反观“文明古国”的我国，情况如何呢？

如果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的物质文明还不够，“仓禀实而知礼节”。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强调“客观原因”的民族了。可是，我来问你，中国人如今的收入水平相当于1960年的日本，文明礼貌却远不及，也比不上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好几倍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更没有盛唐时期的风雅儒爱，真的是“仓禀实而知礼节”吗？

企业信用：前面已提到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呆坏帐记录举世无双，这说明中国企业的信用记录是很差的。除此之外，企业拖欠亦是世上少有。据统计，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6万亿元，造假经济的规模高达1270多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

另据有关部门调查，2001年全国有283家名优企业的650多种产品被假冒产品侵权伪造，上半年全国工商管理系统共查处各类合同欺诈等违法犯罪案件5338起，比前年同期上升61%（候云春，2002）。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企业坑蒙拐骗正在严重侵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

近年来，又添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愈演愈炽。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70％以上。有些地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追到最后，发现竟然是地方政府欠建筑商的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各地政府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

信用正在让中国年轻的市场经济付出代价。而中国的学者现在终于开始明白，信用问题的解决，光靠外部的法律监管、内部的企业治理结构都是不够的，还要靠人们心中的文化，乃至信仰。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要构建文化资源，中国人不知从何入手。而日本却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日本人居然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

离婚率：中国人无论想不到，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而传统上一向注重家庭的中国社会却每况愈下：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为4.75%到1997年上升到13%，上升了8.25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在过去20年中，离婚率增加了20倍，令全球侧目：中国人怎么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包含两性之间神圣的关系。日益缺乏稳定的中国家庭生活，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是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追求私欲还是更多的心灵自由、更多的个性解放？

腐败：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但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着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中国现在正从追求GDP转向“科学发展观”。可是，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多的代价。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只剩下15.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才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0.12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0.6公顷的21.3%。而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布满绿树、风光秀丽、诗意盎然、滋养了李白和杜甫的古国，如今已沦为中国人的了然残梦！日益被工业污染的大地、荒漠化占1／3以上的奄奄一息的国土，断流的黄河，黄河化的长江，以及春天刮过北京的漫漫沙尘，就像是中华大地母亲的叹息，又像是天地间最严厉的一声声警告。中国，已经禁不住折腾，已经不堪重负了。

与大地一同干涸的还有中国人的心灵。比荒漠更加荒漠的也是中国人的心灵。

日本人何以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依然让国土保持锦绣，何以不让GDP蒙蔽了头脑，何以比中国人早走了半个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之路。中国人，是否应该放下“高贵”的身份，去认真地研究一下，学习一下？

中国的人均寿命是比较高的。2000年统计的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69.63岁和73.33岁。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天底不劳动强度最大的国家，工作压力极大，可是，你想不到的是，日本却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显然，中国人虽然强调“以人为本“，但没有日本人活得长寿。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不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罢，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

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难以置信的事实”——我看知己知彼，才能征服日本，进而收复东亚！

谢选骏：基督教的忍耐顺从基于对暴力的蔑视

网文《如何评价基督教的忍耐顺从说？》（郑曦原 2004年10月24日）报道：

马太福音：5：38—48："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Have love for your neighbour, and hate for him who is against you）'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Love your enemies, bless them that curse you, do good to them that hate you, and pray for them which despitefully use you, and persecute you）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在基督教刚刚产生和传播时，它只是一个影响很小的教派，当时的欧洲各种宗教和信念体系林立；那么为什么基督教能在其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教乃至最终在思想上一统欧洲呢？而且，起码是在一千余年的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人心中的至高地位从未动摇，这又是为什么呢？

基督教在欧洲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既有为人们提供精神慰籍的一面，也有奴化百姓的一面；它既是欧洲人互相认同的纽带，也是欧洲人互相征战和对外征战的旗帜；它既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意识基础，又阻碍了新道德的生长；它既援助救济了大量穷人，又迫害了大量异端份子；它既主张人人都是上帝的信徒，所以应该相亲相爱如兄弟，又支持奴隶制度，不主张隶农们反抗国王贵族。因此，对基督教任何单一化的肯定或否定、称颂或贬损，都是片面的。

在罗马帝国时代，乃至在欧洲中世纪，占人口80％以上的，是平民百姓。基督教能广泛流行，最重要的就是被这80％的人广泛接受。事实上，基督教从发端到盛行于罗马帝国，一直就是在被压迫的犹太人、然后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以及下层百姓中流传。当然，后来国王、官僚、骑士、商人等等都接受了基督教。 

公元初，庞大的罗马帝国内部宗教林立，但就大者而言，就有正统的罗马国教，有犹太教；东方波斯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也有很大影响；古代希腊的宗教仍有流传；而且，基督教本身也有一些内部异端的不同派别。为什么最后基督教能脱颖而出，成为最盛行的宗教呢？基督教在开始时没有得到行政力量的帮助，相反，罗马帝国在她刚刚流行时对她进行了残酷镇压，然而她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可能来自其他地方，只能来自于她的教义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物质生活悲惨，社会地位低下，人的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有这些原本都是令人痛苦的；但在基督教的教诲下，这些反而具有了积极意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禁欲、苦行、对现世的漠视，是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 

这种拯救性宗教是先知预言式的，它向其信奉者保证：或者幸福在现世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或者他们一定会在来世享有这种幸福。而信徒们则由此获得很大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通过宗教信仰的集体性和各种仪式，在信徒的心中得到加强。 

这样，基督教就给罗马帝国以及其后中世纪的欧洲贫苦大众，带来了尊严、生活的目标、公平感、永恒幸福。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现世所能得到的，她们只能在天国中才能获得。在现世中，人们则应该禁欲、忍耐、爱别人、勿抗恶，最好能做到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再送上去。所以耶稣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反抗压迫者，他并不提倡改变现实，消除苦难，他认为受苦反而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现世中受苦就可以到天堂上享福。 

因此，基督教在鼓励人们追求来世和天国中的拯救和幸福的同时，鼓励人们对现世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它鼓励人们接受现实，漠视现世，把注意力放在来世上，放在与上帝的沟通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当时社会秩序与格局的稳定；这也正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各欧洲王朝的国王贵族们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从而成为晚期的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国教。而且后来基督教会自己成了欧洲占有土地最多的封建主，压迫压榨着自己领地上的隶农们和奴隶们，于是，让那些被压迫被压榨的人们接受基督教，就更是符合教会僧侣阶层的现世利益。

《欧洲中世纪史》权威汤普逊说："教会集团灌输着‘驯服'的德行，为的要使那些不满意的和被压迫的仆役和奴隶阶层安心处于屈服的状态里。教会向中世纪欧洲的‘贱农'和奴隶阶层详细地讲述着天堂上的幸福和极乐生活，这构成了一个极好论点，来说服他们听天由命地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压迫下劳动着。"他举例说："在十世纪中，维罗那主教拉特里那斯伪装神圣地劝告农奴和奴隶说，一切人们都是弟兄，同时劝告他们遵守那项使他们受着束缚的神命，说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做奴隶，他看到，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不相称的。"

曦原评论：基督教的忍耐顺从说以柔克刚，它既为那些无助而绝望的穷人们提供了一个灵魂叹息的角落，也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准备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器。这就为它在残酷无情的社会里存在下来，并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

评论人：无名   2006-04-10 21:43:10   　  

如你爱过他人,想为他做事;如果你满足了他的要求,使他永远快乐,他对你满意,不再逼迫你,请你告诉我你的办法,至今我没找到,除了紧守基督的原则!

 

评论人：陇东布衣   2005-05-04 11:29:15   　  

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看同志们还是多一些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3000年的历史，3000年的人文精神，孕育出我华夏文明今日的根深叶茂，传布四海。 

万不要没学成外道，倒把自己的祖宗给忘了。

 

评论人：俗人   2004-11-24 18:27:47   　  

世间种群各异，信仰有之，信仰无之，这倒并无高低之分。但对在无神论时代成长起来的吾辈来说，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信仰。但无信仰之人虽灵魂轻松，但也常感迷茫。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宗教有时再与民族问题搅在一起更是添乱。昨晚的法国电影《暗流》因宗教的纷争造成不同信仰间的仇杀直看得我心寒，所以庆幸还是在门外的好。不过几位智者的讨论对俗务缠身的吾来讲还是颇受启发。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1-23 20:56:26   　  

 

评论人：saxon   2004-11-23 20:56:19   　  

统一的宗教信仰是为了大家有统一的道德体系，其实每个国家的立法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稳定的国家形式就是统一民族的国家，那是因为有统一的信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旧的信仰被推翻了，新的又没有建立，所以就产生了今日的混乱和道德沦丧。

 

评论人：forthelichking   2004-11-23 20:43:55   　  

中国人需要思想啊！而不是宗教信仰，至少不是现有的宗教信仰。 

中国那么多人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信仰，创造自己的思想来改变这个世界！

 

评论人：Cato   2004-11-23 20:31:37   　  

每每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在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如脱胎换骨一般，对回到这里的生活也感觉不是那么恐怖了。做好了准备要重新启动的时候，却又无缘无故的丧失了动力。无法改变这种客观环境，却又在这种环境中迷失了自己……

不管怎么说，谢谢，朋友。

 

评论人：tianye007   2004-11-23 20:31:19   　  

人应该谦虚，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人也正是缺乏这种谦虚的精神！基督教优秀文化的确影响了很多人！

 

评论人：raneo   2004-11-23 20:30:03   　  

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精神。

 

评论人：kanishka   2004-11-23 20:28:49   　  

没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宗教信仰”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很好的特性。 16世纪传教士初来，他们可没觉得不信教的中国素质低。

 

评论人：意无纸境   2004-11-23 20:27:24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可以说，了解当今世界，了解西方文化的钥匙是打开《圣经》，而圣经内容的核心是承认上帝的存在，也即承认“神”的存在，尽管当前众多的神学家试图用证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是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科学并不能带给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的世界观，人生观，生命的意义等众多根本性的人文问题。而宗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和神学论却能让我们的心灵复归平静， 让我们变的谦卑，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爱的关怀，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是兄弟姐妹！ 

当然在中国和印度，我们有佛教，但可以这么说，现今世界的佛教已经极大的变味了（前几天看中央台的‘面对面’节目，访问对象是少林寺的方丈，这位大师的回答简直不能让人满意，少林寺变成了旅游胜地，哪里还谈得上修行），因为佛教的博大精深，让人听起来如坠云里雾中，这是佛教没有影响到世界人文格局的一个根本原因吧，当然，可以说，佛经的内容要比《圣经》厉害的多，但是他没有《圣经》来的通俗易懂（以讲故事的文本形式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的《史记》，因为记载了许多历史，有些预言的实现更能直接的吸引了老百姓对他的信仰和崇拜），一点拙见！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9 10:18:35   　  

谢谢谢选骏先生的指点。近整理从纽约带回的影印材料，为《帝国的回忆》再版做准备，发现一篇1908年的文稿，叙述一位26岁的冒险家在华复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然而不远万里运回纽约的故事，十分有趣。拟在新版中加入。

最先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是"聂斯脱利派"，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傍支，以公元5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命名.聂斯脱利因教义中"神性"与"人性"的论争，在公元413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上被指控为异端，受到逐出教门、流放致死的惩罚。但是,后来的近东教会却支持聂斯脱利的教义，498年，近东教会正式决定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接受聂斯脱利的信仰，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正式形成。此后，景教传教土以高度的宗教热情活跃在中亚地区，七世纪时这一派的信徒己经遍布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带，唐代该派正式进入中国。

景教对基督神、人二性的信仰教理 ,在它入华与中国非神性现世文化碰撞交融时 ,即彰显了它神、人二性的张力特点。解读景教现存的汉语文献 ,清楚显示了“明明景教 ,言归我唐”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努力 ,同时也清楚表明其神性化教义要在华人世俗世界立足的两难困境。基督教与汉唐文化能否“同舟共济”，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疑难的问题。

 

评论人：angel   2004-11-13 21:33:53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哼,!其实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惟独能做的也只能是提升自己不要流落到社会的最下层,也希望自己在某一天能为中国做点有良心的事情/.

 

评论人：刘小枫   2004-11-13 21:33:18   　  

我的老朋友——博学的唐逸教授1991年路过巴塞尔，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我带他坐木船渡过莱茵河，木船行到湍急的河中间时，他突然对我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不能共居一室，你要进来，我就得出去。我的逸兄当然是中国文化的心灵，而他知道，我的灵魂已经被基督教拐走了，我们两个的精神是绝对不相容的。我想，他非要等到木船行到河水最湍急的地方才说这话，大概就是想借此暗喻，我们之间的精神关系就像我们共同坐的这只木船—但我们是好朋友。

 

评论人：卡夫卡2046   2004-11-13 21:25:35   　  

十字架上的真是活的真、关怀个人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真，对于这种真，需要个体从自身的存在和境遇出发去聆听和践行。

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3 16:53:25   　  

有点像在香火缭绕的佛堂里面“谈对象”，可能是将严肃的命题香艳化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3 16:51:02   　  

　　在火车站，我突然明白了成都粉子的一个秘密。

　　我发现，凡是从重庆方向往成都去的年轻女人，基本上都是粉子，有好几次，我差点认错了人。当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外地人总认为成都的美女多。其实，成都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城市，长期以来，在巴山蜀水之间、雪山高原下孕育的川妹子，她们中的很多优秀女人都爱往成都跑，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都是重庆的省府，往成都移民的重庆女人大都比较漂亮，于是，发源于重庆的“粉子”这个词，也随着她们来到了成都。

转引自《成都粉子》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1/01/xinsimple_5621101010902113269162.jpg

注：此书受到成都人民炮轰。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1-12 23: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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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morebps   2004-11-12 23:53:53   　  

科学与宗教的分家, 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大概中世纪以前，科学还是被宗教把持的。 

科学与宗教的分家后，科学掌管了人类认识中‘可确知的'部分，用科学探索的办法加深认识，扩大认识。科学主张人们去多问‘为什么？'，鼓励人们去追求未知。那怕要被戴上‘怀疑一切'的不光彩的大帽子，她还是鼓励人们去问。 

人类认识中‘无法确知的部分'还是由非科学掌控着，这主要是宗教。一般来说，艺术，伦理等等不可精确认知和评价的领域也是也是宗教的世袭领地。宗教是靠‘信仰'来维系的。一般是不问为什么，除了教义条文外，也问不出为什么的。过度的‘信仰'，可能被称为‘迷信'。 

宗教领域广阔，它本不必要去妒忌科学。妒忌心，本来是许多的宗教教义不容的。因妒忌科学，而把本是宗教的东西拿来冒充科学，那就是‘伪科学'。宗教只要在自己的领域中散播信仰，宣传教义，甚至于修改更正教义，是不会有人要去挑衅她，指责她，更不会信口开河说她是‘伪科学'。其实，‘伪科学'更多地是出现在科学家内部。违背道德的一些‘科学家'，制造数据，提供假事实，靠抄袭制假，搞假结论来谋名图利，严重危害科学本身。那才最可耻。 

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各种宗教都是‘堂堂正正'的学问。绝不能把合法宗教与伪科学等同。

 

评论人：不说你也知道我是谁   2004-11-12 15:28:43   　  

中国代码奖   **新闻奖 全国最差程序员奖

 

评论人：Mandy Nero   2004-11-12 15:28:39   　  

a pretty kettle of fish!

mandynero.blogchina.com

 

评论人：孙隆基   2004-11-12 11:49:58   　  

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因此，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文化，也不为过。

 

评论人：free668   2004-11-12 11:44:27   　  

关于“人人生来平等”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探索：拿“男女平等”来说事。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知道“男女”不平等吗？如果他（她）知道，那么“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真理。如果他（她）不知道，那“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谬误”。当然，这只是在“看得见”的范围内说事情，不过，我们如果想证明“人人生而平等”还需要在“看不见”的范围内得到结论。 

^_^

 

评论人：free668   2004-11-12 11:41:44   　  

呵呵！“神”似乎永远只想做人，而人却似乎永远想做“神”。 

 

评论人：银河直落   2004-11-12 11:40:06   　  

人性是不完美的，宗教补足了这种不完美。 

补足，也是部分补足。但已经很有效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2 08:28:27   　  

这堂课勾引到举世闻名的“成都粉子”进来，而且还搭乘2046次快车向偶驰来，着实兴奋难当！

那一个川哥不爱成都？那一个川哥又不爱成都粉子呢？

大三时候，从西北边陲回到青山绿水的成都平原，那干涩的眼睛一下子变得明亮而湿润。特别在成都的公共汽车上，好象是在骡马市附近，听见两个成都粉子吵架，那久别的乡音碰撞我的心口，撞得我的魂魄都要翻飞起来。一种神秘的力量勾引我跳下车，加入街市上围观的人群。她俩你来我往，好不激烈，而我则如陶醉一般。

也可能因为偶神情有异，挤得又太靠前，两份粉子竟停了下来，一齐对着我吼：“看啥子看？！”

偶最大的观点，就是不同意在幸福而快乐的世俗生活与严肃和痛苦着的宗教生活中，划出一道虚伪的界限。到过敦煌就明白，洞窟中最打动人心、最有宗教精神的壁画，常常是最有烟火气、最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成都粉子都关在“门外”，那这种“足球”踢着还有什么劲儿呢？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1-11 22:18:04   　  

哈哈

 

评论人：成都粉子2046   2004-11-11 22:17:28   　  

在倡讨无神论的时代，我们对宗教是陌生的，大学时除了读读三大宗教的普及物外，就只有对教堂做MASS的好奇和神往，以至于全寝室七个大一疯丫头在圣诞夜赶到教堂时吃了闭门羹（迷撒早做完了），害得姐七个差点没赶上返校的夜班车。同样也是出于好奇，一次闯进京城一天主教堂，本想混进去，看过究竟，被看门大爷“你什么圣名”的威攝下终未遂愿。

 

评论人：布布   2004-11-11 10:54:20   　  

基督教的胜利，其实是精神的胜利，精神的力量对个人和集体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忍，其实在各大宗教中都有体现，这个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思，你不忍，以实力永远无法和大势力抗争，但如果怀着信仰忍，就能取得精神上的胜利，精神上的胜利将逼迫对手反思和检讨，并赢得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扭转形势，反败为胜。

忍与牺牲是一切信仰的基础，也是实现长远目标的必然，仿佛杯水结冰，以柔克刚，足以粉碎一切束缚。

耶酥如此，甘地如此，天下最终胜出者无不如此，正所谓仁者无敌。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11 08:55:33   　  

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信仰为核心而组成的社会。也许，自由派不上教堂，不做礼拜，但他们从内心深处仍有“灵魂的呻吟”。

你是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或者穆斯林、印度教徒，总之，只要你有信仰，西方社会大体上还是可以包容的（目前对穆斯林打了些折扣）。但如果你公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四周看你的眼神立即会“疑”光一闪，而戒备的藩篱也就悄然而立。

交一般的朋友或者尚可，但肯定不会“过心”了。

 

评论人：逍遥书君   2004-11-11 08:44:25   　  

球迷总会在场下喊着，传啊，射啊，哎呀，这么容易都进不了，那是因为他不是球员；做为一个门外的人，又怎么会知道门里面的人在作什么，在想什么呢？你分析的逻辑是在所谓政治，历史或者看似理性，而这一切却都因为你是门外之人，就如同球迷一般。你将很平常的一种行为模式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呵呵，其实，他们会告诉你，不为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事啊。那是我所愿意做的啊，仅此而已。工具？呵呵。你怎么想的。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1-08 21:16:03   　  

谢谢光临，祝你在荷兰安全、愉快！

 

评论人：konglq   2004-11-08 21:08:40   　  

我在荷兰上学,我很想明年选择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基督教研究硕士课程.希望能多多交流.

 

评论人：free668   2004-10-27 09:29:52   　  

赞！（并非恭维） 

什么是“思考”？这就是。 

什么是“宽容”？这就是。 

什么是“宗教性”？这就是。 

什么是“博爱”？这就是。 

^_^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7 08:28:37   　  

没想到北大一个小段子（不过如此）居然引得“无数英雄竟折腰”，在下这里有谢了，谢谢各位大侠捧场。在下准备到此为止，鸣锣收兵。 

自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砸烂孔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基本将13亿中国人的精神都“格式化”了一遍，但新的系统，不管是WINDOWS、UNIX或别的什么，都似乎没能装进去。除了GDP崇拜、“团结一致往钱看”，别的东西，包括一些政治口号或特定的政治符号，都如流沙一般。整个民族处于精神的漂流状态。 

如果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人口没有这么多，国力的增长没有这么强劲，对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13亿无神论者（实际上，其中也已经有许多人信不同的宗教，简单估计约2亿人）在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rib神道和10亿穆斯林的包围之中，那么，中国向何处去，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要理解我们的邻国、我们的对手、我们需要团结或斗争的对象，则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宗教课还是要上的。上宗教课，不意味着我们去信教，重要的在于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在一个全体化的世界里，中国要做大国，要承担世界的责任，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能不面对他们。否则，我们的生意可以做过去，但西班牙的大火却不会熄灭。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7 08:10:17   　  

建议不要看房龙，那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妨碍了一个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评论人：xiayuanli   2004-10-27 08:08:27   　  

我也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房龙曾说过宽容是件很奢侈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到

 

评论人：xiayuanli   2004-10-27 08:06:13   　  

无论无何，我不做评论，我只是想进一步了解他，请问楼主下堂课的时间和地点， 

无论他做何评价，我都会给他一个说话的权利。

 

评论人：raneo   2004-10-26 09:34:00   　  

宗教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我的哪个帖子里的插图里面有），应该说是，“人与人”的，因此我才强调“我自己的” 

耶稣想要拯救所有人不是吗？ 

但是佛祖说了：要想渡人，先要自渡 

“渡”这个字让我想起海洋，很美的感觉

 

评论人：free668   2004-10-26 08:51:32   　  

"虽然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是“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而我一直没机会真切地体会那灵魂麻醉的飘然感。今天，终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我触摸到了它夺人心魄的美。纤细的心似乎被某种神秘的感情揉搓着，想笑，又想哭，鼻子也感觉麻酥酥的。我想，世界上美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理，但那妖艳的美，也确实迷得人心醉。 " 

把“马克思”改成“某位哲人”就棒了！必竟“马克思”这三个汉字在现代汉语里有更多的色彩。“政治”似乎是属于另一个领域的事情。

 

评论人：raneo   2004-10-26 08:50:17   　  

我想做一个不受洗礼的教徒，我信仰，但那是我自己的信仰；我寻找天堂之路，但那是我自己的天堂之路

 

评论人：raneo   2004-10-26 08:49:11   　  

我觉得宗教就像windows，科学就像unix 

windows给你带来了很多舒适与愉快，但这种舒适与愉快的代价就是你不能选择你的命运。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6 08:45:06   　  

自从我的一个好友信了基督以后，就不理我了，她总是没空，忙于礼拜和聚会。一见到面，就说些“感谢主”“主什么”“主什么”之类的话。我觉得基督夺走了我的朋友。真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被基督夺走了，他们说些我听不懂的话。以前我们的热忱，那种异教徒般的热忱，被虔诚的热忱所代替，我写了一篇关于异教徒的爱情小文章，她还说不喜欢这样的内容。 

我觉得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思想环境中，那个环境是属于他们圈子的，而不是我的。我的朋友们（起码5个）就这样和我疏远了。更可气的是，他们中有些人还出卖过我的这个朋友，最后，她居然和那些人成了好朋友，就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一种阴阳怪气的专横！ 

虽然我也爱基督，但是把他当作人来爱的，爱他和我梵高、爱斯巴达克斯和卡图没什么区别，我甚至爱米尔顿笔下的撒旦。但那些基督徒真让我受不了。

 

评论人：蓝田日暖   2004-10-25 23:47:11   　  

当一些人对现实无力挽回,对生活沮丧,对命运感到不公.....的时候,但又不愿完全陷入绝望,这个时候基督教是他们的良好选择,它让他们活着有了新的定义,或则说是心理安慰,精神的宽慰....我不信教,尽管我很绝望.......

 

评论人：Bene Loretta   2004-10-25 23:46:04   　  

我爱基督，基督爱世人。 我已把我的生命和灵魂交给你了, Forgive all my sins in the past in Jesus name, make me a blessing to my beloved people.Amen

 

评论人：mel   2004-10-25 15:58:32   　  

前几日回复你的关于年龄人群, 3-15,也正是因为你这里所说的原因-高中生课业过重.

深圳的动漫培训也刚刚起步, 这个产业很不容易. 培养的是兴趣与爱好,说的是几年或几十年的事, 中国不太有这种传统. 而且年青的父母(25-35)他们也没有这种兴趣.有时很难推动. 小学生课余托管有利于兴趣渗透. 到是看看你的方案.

 

评论人：cmfly   2004-10-25 15:58:28   　  

多谢!

气得我痘痘都爆破一颗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15:57:44   　  

morebps的观点很有意思！ 

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托洛茨基分子，也包括时时将切 格瓦拉挂在嘴上的小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半个），天生是具有革命热情的。旧中国的黑暗，让你没有办法不选择革命。 

就象《红色恋人》张国荣表现出的那种浪漫情调，我相信也是打动三十年代许多热血青年的东西。而革命常常与残酷相连接，罗伯斯皮尔综合症，好象是不能避免的热症。据说，张春桥最喜欢的一幅油画就是《马拉之死》，说rib是“菊花与刀”，而我们那种革命的悲情，也似乎是自我陶醉的一剂猛药。 

耶稣的忍耐顺从说，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如果让中国的青年选择，跟毛泽东走的仍然是多数。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影视节目不断冲击我们视觉感观的富贵灿烂，在今日格瓦拉们看来，仍然不过是“糞土”而已。虽然，正如河北李真的刑场箴言，许多肉身之躯到时候也经不起这种“糞土”的诱惑，但在根本的价值选择上，中国还是左派多。 

这也许是中国民主建设不能绕过的一个怪圈。我们的情感，是归于基督，还是继续陶醉在卢梭式的病态狂热中，本身就是今日许多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评论人：huabaolu   2004-10-25 15:24:45   　  

忍耐是上帝的命令，学会不轻易发怒，宽恕他人，爱一切人，也爱自己的仇人。如果人们都能这样，就不会有争吵，斗殴，抢掠，厮杀，战争。世界不就太平了吗？

评论人：匿名网友   2004-10-25 15:23:31   　  

哼哼，还是自己的力量大，怎么样，还是自己给搞定了，伟大呀伟大呀我。小得意。

不过，哼哼，把大家吓着喽，大概看顺眼了，没感觉咋的，大伙将就看吧。

评论人：金泽东   2004-10-25 15:23:26   　  

根本不是“忍耐顺从”，实际意义相当于一次革命，结果，进入了上层。

评论人：free668   2004-10-25 15:22:10   　  

关于“人人生来平等”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探索：拿“男女平等”来说事。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知道“男女”不平等吗？如果他（她）知道，那么“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真理。如果他（她）不知道，那“人人生来不平等”就是“谬误”。当然，这只是在“看得见”的范围内说事情，不过，我们如果想证明“人人生而平等”还需要在“看不见”的范围内得到结论。 

^_^

评论人：morebps   2004-10-25 13:16:19   　  

卢梭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是悄悄地欺骗平民，根据卢梭的‘契约’‘把一切无条件地交给主政者’。卢梭的‘契约’中，‘主政者’不是条约的任何义务方。 

最令人激动的卢梭，成了法国革命的教父。可是，谁也没注意到正就是卢梭思想中欺骗平民‘把一切无条件地交给主政者’的教条，使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国大革命，陷入了雅各宾专政和拿破伦皇帝的泥沼。 

卢梭弟子，罗伯斯皮尔和拿破伦，正就是使法国大革命滑入异端的主谋。后来的希魔盖世太保，也是卢梭的信徒。 

该注意，斯宾诺沙，洛克，边沁等等自由民主派与卢梭等民主派的差别。在理论上，这差别仅在‘细节’中。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11:11:30   　  

从文化与法律制度学的观点而言，西方民主制度是以希腊文化和罗马法作为奠基石的。 

但是，从心灵的深处而言，“人人生来平等”，却更多地出自于基督教的精神。 

作为犹太人的耶稣本人，他对犹太教本身的扬弃与否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上帝只与犹太立约，否定上帝的爱只给予犹太人。 

耶稣特别强调并且大声疾呼的，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人，不管他来自什么民族、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肤色，上帝对他的爱是一样的。这实际上也成为卢梭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5 11:10:13   　  

同意大部分见解。 

如果是我，我会抱着极度的理性去信仰宗教，信仰宗教就是把它当作真理来信仰，这和科学家相信科学的精神是一样的。 

“放弃傲慢与偏见的精神”确实是基督身上最可爱的东西之一。至于是不是民主制度的奠基石嘛，我认为古希腊的民主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奠基石。我觉得古希腊人的平等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傲慢的基础上的。

评论人：cardinal   2004-10-25 09:43:34   　  

一个道士的名字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09:42:0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耶稣本人并不愿意人们称他为基督。他所表现出的博爱与平等的精神，也就是放弃傲慢与偏见的精神，是尤其令人尊敬的。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块奠基石。

评论人：曦原   2004-10-25 09:33:59   　  

上课的时候，如果没有神性的精神，则不能理解宗教；然而，如果在神性中迷失，则不能以理性的精神来客观地认识与研究宗教。

信仰是神圣而美丽的，而理性的精神却又是探求真理的路上所不能缺失的指针。

作为敢于牺牲、敢于抗争而且具有大智慧的一个社会改革家，耶稣本人的伟大，是不容怀疑的。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5 09:28:43   　  

因为它们里面总有一种灵魂之美。

评论人：银河直落   2004-10-25 09:27:24   　  

我喜欢（我看到的）基督的理念，但我不知道耶稣是何许人（神）也。 

我或许倡导它的理念，但不倡导它的人。

评论人：蓝色的天空   2004-10-25 09:25:56   　  

我爱基督，我爱他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坚定，他的话就像凿进石头里的钉子一样。他的一生不是以牺牲别人来为自己服务，而是为他人服务而没有怨言。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是一个圣人的话吗？ “父啊，你为什么抛弃我？”这不是一个人的话吗？“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Father, in your hand, I commend my spirit!”这是他最后的话语，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他可以对上帝说这样的话，谁有这样的气魄呢？从中可以看到他和上帝的关系，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上帝不能拒绝他的话，甚至他的指责，因为他是最纯洁的牺牲。 

一个纯洁的牺牲让神灵自惭形秽。嗬嗬，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喜欢基督。不在乎上帝是否存在，基督存在，就已经很可爱了。

评论人：岸门口人   2004-10-25 09:23:17   　  

以非宗教的心去理解宗教，本身就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为中国盛产的学者，能够去接近和了解西方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方面，仍存有一定的价值。从误会到理解，中间有一段长长的路。

评论人：生存还是死亡   2004-10-24 19:52:55   　  

真不明白，不是神学家，完全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一种宗教的功利性，好像不太合适呀。难道基督是那么有心计的一个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应该是一个英雄才是，别忘了他可是给酷刑处死的。所有的宗教都要求对神顺从，但“爱你的邻人如兄弟”的话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说得出的，好像只有三大宗教是这样教训的。不是神学家或神秘学家的认很难涉足宗教领域，他们只能成为历史学家或统计学家，我们中国不是盛产这两种学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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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问“如何评价基督教的忍耐顺从说”？——我看“基督教的忍耐顺从”基于对暴力政权或政府暴力的蔑视。除此之外，岂不是沦为“奴隶道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