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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1日星期五

谢选骏:绥靖杰作——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


《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徐琳 2007年1月14日)报道:


在今日的地球村中,一国的兴衰常常牵动着区域甚至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身为一国的决策者,为了维持该国的兴盛不衰,在外交政策上选择与友邦合作以孤立敌国,似乎是兵家常事,但是美国的知名政治分析家却在最近出书挑战这一常理。  


《J曲线:理解国家兴衰的新方法》[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2006年8月29日出版,精装本320页,定价26美元)]一书的作者伊恩·布莱默(Ian Bremmer)的分析结果表明,孤立敌国的做法有时反而让敌国的国情更加趋于稳定、保守,而不是迫使它对外界开放,也因此造成与制裁国原意相反的负面结果。将布莱默的研究方法对应用到观察现今的国际社会,读者会发现:美国欲拉拢盟国对朝鲜进行制裁的举措正落入了布莱默所解析的“制裁国的误区”中;而美国积极同中国建立全方面的往来,将有助于中国平稳地渡过从保守到开放的危险转型期。 


“中国完全了解J曲线的作用,知道制裁、封闭朝鲜只会让这个国家更稳固。如今朝鲜愿意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要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布什明白中国对于解决朝鲜和伊朗的核僵局是有帮助的,”布莱默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表示道。 


美国的“朝鲜误区” 


目前担任研究全球政治风险的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的布莱默,借由此书推出了分析一国政策走向和预测国家未来的“J曲线”理论:一个国家可以十分封闭但是稳定,也可以十分开放而处于稳定,但是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必定经过一段不稳定的阵痛期;将之转换成图形表现,以国家的内在和外在开放程度作为X轴,稳定程度作为Y轴,就可以得出一个形似英文字母J的曲线。 


布莱默在书中检视了全球12个国家,其中位于曲线左半边、极端封闭但却相对稳定的国家有朝鲜、古巴和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正从J线左侧滑向不稳定区域的国家则有伊朗、沙特和俄罗斯;布莱默以1980年代的南非和前南斯拉夫为例来阐述经历J曲线谷底、社会极度动荡的国家;至于曲线右侧代表开放和稳定的国家则为土耳其、以色列和印度。布莱默还在书中特别开辟一章来描述中国的特殊情况:一个处在J曲线左侧但正努力试图打败J曲线预测的国家。 


布莱默企图在书中对这些问题提出回答:为何朝鲜张开双臂邀请他国对自己的孤立?沙特内部的哪些势力正在消磨其稳定度?正在改变中的人口结构是如何在根本上改变伊朗和以色列的国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她的民主体制为何能有如此的耐力?而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领导阶层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来应对这些情况,影响这些国家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毕竟,现今的世界受到国际恐怖主义、核武扩散和宗教冲突的重重威胁,一个国家陷入紊乱状态可能造成全球的震荡。9·11事件带给我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权力真空的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让远在几千里远的纽约和华盛顿也难免被波及,受到重创。 


布莱默以处在J曲线最左面的朝鲜作为第一个探讨的案例。在金正日的领导下,朝鲜社会内部限制重重,对外的接触更是十分有限,邻国“老大哥”中国成为封闭朝鲜唯一的“出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对朝鲜发展核武极端不满的美国及其盟友的“众矢之的”,以至于华盛顿认为中国“不合群”,没能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或是参与对朝鲜的严厉制裁,逼迫朝鲜“乖乖就范”。布莱默认为,美国政府在新保守派人物的掌控下,试图以对朝鲜的制裁来达到使其“改朝换代”(regime change)的目的,殊不知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只会让金正日政府收紧执政权力,越来越背离改革开放之路。 


布莱默对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表示肯定:“要知道,中国对朝鲜施压和中国可以指挥朝鲜做任何事,是截然不同的事。”布莱默表示道,“不容怀疑,中国对于朝鲜的核试爆十分震怒和不安。中国上次如此生气,大概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了。中国在10月时还暂时减少了对朝鲜的能源输出。我相信平壤完全明白北京是完全被激怒了。” 


布莱默在书中不忘指出,不论是美国、韩国还是日本,都无法对朝鲜产生有力的影响,能推动朝鲜向外界开放的不二人选正是中国:中国是朝鲜开放政策的最好模范, 如果朝鲜愿意同中国进行更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对各方都是双赢的局面。布什政府虽然无法对朝鲜直接起到作用,但应该以对朝鲜提供粮食和能源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促使中国和韩国对进出朝鲜的船只和飞机进行防扩散的检查。 


中国的两难处境 


尽管中国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经历了经济的飞跃、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外资的大量涌进,并加入多个国际组织,包括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会员国,但是相对之下,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不开放让布莱默在书中专门讨论中国的一章中,还是将中国放到了J曲线的左侧。但布莱默不忘强调,中国的未来会向曲线的哪个方向走,更值得政策制订者和政治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中国想要成为J曲线的例外。”布莱默一针见血地指出,“基本上讲,中共中央进行的经济改革所代表的,正是他们试图将中国由J曲线左侧向右侧移动但不致于陷入政治紊乱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开放让中国的整个J曲线都向上抬升了,使得线上的每一个点都较改革开放前来得稳定。” 


话锋一转,布莱默不忘道出他的忧心:“政治上的开放必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维持中国内部的稳定已经成为一个愈发艰难的挑战。如果中国能为一般的老百姓(average people)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中国会有更高的可能性成功地防止自己坠入不稳定的深渊中。” 


布莱默认为,现在还看不出中国是否能够真正让J曲线的预测不攻自破,掠过J曲线的低点进入一个开放而稳定的社会。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采取的接触策略是正确的做法,他大力赞扬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国通,如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和现任的财长鲍尔森等人摒弃新保守派人物的中国威胁高调,他们了解J曲线的理论,采取积极同中国接触、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策略,此举或许能让美国从旁协助中国稳定渡过其政治转型期。 


“对美国来说,中国的稳定和开放是极为重要的。”布莱默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美国能不能接受中国成为像新加坡那样开放但不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呢?我认为美国是可以接受的。”话锋一转,布莱默警告道,“中国最后是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没有人知道。美国正在对此进行‘两边下注’(hedge),而不只是在猜测结果而已,我认为这是十分聪明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我看这是一篇“绥靖杰作”。大大帮助了“中囶的撅起”,功劳大大地!


谢选骏:东印度公司强奸了八旗子弟


《英国学者:东印度公司「强奸」了中国》(读者网 2002年05月14日)报道:


一群旅居英国的华裔人士周二严词指摘一个将於本月二十四日在大英图书馆举行的展览,刻意隐瞒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史实。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历史真相,该批华侨已计划在展览开幕当天举行示威,并推出抗议网站。


未提强售鸦片致千万人死


明报报道,备受争议的为大英图书馆名为「交易场所——东印度公司和亚洲」的展览。由一批英国华侨成立的网站「交易场所真相」指出,展览不仅美化了鸦片战争,图书馆所推出的宣传资料如新闻稿、网站和小册子等,也完全没有提及英国商人如何挟英国军事力量作後盾,在十九世纪强迫中国接受他们倾售鸦片,导致约一千七百万名中国人因染上毒瘾而死。


反之,大英图书馆的网页指「交易场所」展览标志着「英国在亚洲开始进行贸易的四百年纪念」,内容「涵盖了一六○二年东印度公司成立至一八三四年它丧失垄断优势期间的历史,以及这发展对其後的英国和亚洲有何影响」。网页又称,「展览将显示英国与印度、中国、印尼、日本、波斯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如何带来新的商机和其他长远而持久的商业及文化转变」。


展览简介又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重要遗产包括:


■令茶、咖啡、胡椒和其他香料成为(英国)随处可买到的商品;


■为(英国)商店带来名贵货品——中国丝绸和瓷器、日本漆器、印度纺织品、宝石、以及稀有的橡胶和香精等;


■促成香港、新加坡、加尔各答等大都会的诞生,并令伦敦成为庞大的国际商业中心。


交易场所真相网站协调员刘先生指摘,「由公众资助的大英图书馆,居然主办一个把东印度公司描述得这么正面的展览,如此片面的历史观,实在令人很不安。还有逾一周展览才揭幕,希望他们会好好把握这段时间,确保到时的展览会较现时所见的宣传物品,能更全面地反映这段英国历史的黑暗一面」。


被指鼓吹重新倾销毒品


一名抗议组织发言人陈小姐亦说:「这是什么意思?是要鼓吹重新倾销毒品吗?这展览似乎是要吹嘘东印度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先驱。或许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警号,警告我们小心像世界银行这类全球化组织现正在做什么。」网站并教导公众如何向大英图书馆,以及赞助今次展览的渣打银行抗议。


美国柏克莱大学族裔研究系亚美研究中心主任王灵智教授指出:「人们不该让如此性质的大型展览不被挑战地举行……扭曲历史是绝对不能容忍。」


■大英图书馆展览介绍网址:http://www.bl.uk/whatson/exhibitions/forthcoming.html


■「交易场所真相」网址:http://www.thetruthabouttradingplaces.org.uk


「掩饰罪行极大侮辱」


对於今次有关东印度公司的展览,英国加的夫大学历史及考古教授本顿持批判说:「展览完全没有提及东印度公司及其承继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本顿续称:「展览提及该公司『勇敢、有创见和国际化』,显然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因为这与他们祖先眼中的东印度公司完全不同,是『欺压、掠夺成性和完全不道德』。」这些看法与十九世纪批评东印度公司的人士论调不谋而合。


「至於展览的传媒宣传文件,形容中国面对东印度公司是『两个世界的相遇』。这种描述也属不幸--是西方战舰与军队强迫中国开放港口……这个比喻仅是为了掩饰实情,即中国惨遭东印度公司『强奸』而非两者中性的『相遇』。」


输茶叶鸦片付款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年,目的是发展英国在远东和印度的贸易,成立之初是垄断性的贸易团体,甚至一度拥有军队。


十八世纪以後,输入中国茶叶成为重要贸易,但英商却以鸦片付款,并大量向华输出鸦片,吸食鸦片的人日增,不仅使吸毒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中国白银更大量外流。


清廷大惊之下,於一八三九年派遣林则徐到广东逼英美鸦片贩子交出鸦片,惟英商拒绝,触发鸦片战争,英国派军舰攻打中国,北上直逼大沽炮口,清廷竟将林则徐撤职求和,後英国与清廷签定《南京条约》这不平等条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令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在一八三三年丧失於中国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八七四年正式解散。


赞助商渣打银行:展览客观


渣打银行是这次展览的赞助者之一,集团主席祈泽林表明,「展览以完全客观的手法展示国际贸易早期发展,这发展推动了世界向前迈进,如今渣打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银行,为东印度公司的几乎所有市场、非洲、中东和亚洲其他国家数以百万计消费者提供按揭、信用卡、个人借贷、商贸财经和基金服务。我们将秉承东印度公司勇敢、有创见和真正国际化的精神」。


事实上,渣打与东印度公司素有渊源。渣打前身为The Chartered Bank 、The Standard Bank 和葛莱德利银行这三家银行,而葛莱德利银行的创办人之前就是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国的垄断於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三三年被废除,此後渣打一直在自由贸易下茁壮成长。


大英图书馆藏掠华宝物


大英图书馆属英国国家图书馆之一,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开始投入服务,历史并不久远,它的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部门。


大英图书馆的收藏品大都是独一无二、历史和艺术性俱重的无价宝,用超过四百种语言写成的逾一亿五千万件珍品,来自全球各地,可追溯至近三千年,而且种类繁多,如印刷书、手稿、乐谱、地图、照片、钉装书籍、报章、邮票和声音纪录等。


较著名的收藏包括英国於一二一五年颁布、被视为现代民权基础的《大宪章》、莎士比亚首份对摺书稿,还有一些在帝国主义时代涉嫌以巧取豪夺手段从中国得来的无价宝文物,馆内收藏的其中一件珍贵中国文物,便是由考古学家斯泰因在敦煌千佛洞所得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轴。该经书写於八世纪,虽非最早期刻印古籍,但仍是迄今注有日期的最古老书籍。 


谢选骏指出:人说“英国学者:东印度公司「强奸」了中国”——我看中国早就灭亡了,东印度公司所强奸的,不过是窃据中国的八旗子弟——怪不得两百年下来,现在的西方社会,瘾君子和同性恋这么多!


2024年6月20日星期四

谢选骏:“上海合作组织”引起了北约东扩


《“上海合作组织”是“东方的华约”》(陈明 2006年6月20日)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从诞生那天起,就被美国和西方怀疑为反美组织。无风不起浪。五年已经过去了,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没有多少明显的反美动作,但实际上却是“另立中央”,处处和美国唱对台戏。难怪美国与西方对其反美的可能性与威胁性的忧虑从来没有消失过,反而是与日俱增。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6月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针对一些将上海合作组织比作“东方的北约”的说法,做了解释。张德广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五年以来,始终秉承成立之初制定的宗旨和原则,逐渐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所谓‘东方的北约’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上合组织一直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原则,不会成为军事集团和反美、反西方的组织。 由秘书长出面公开澄清,可见有关反美舆论之甚嚣尘上,不能不重视。”


上海合作组织否认自己是一个反美组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上海合作组织其实不是“东方的北约”,而是“东方的华约”。这个“华约”不再是过去“华沙条约公约国组织”,而是“中华(上海)合作组织”。“华”不是指波兰首都华沙了,因为波兰不再参与其间;“华”是指我们大中华!中华已经崛起!我们炎黄子孙应该兴高采烈啊!可以做“中华文明整合全球”大国沙文主义之梦了!


2001年6月15日发表的《上海(中华)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显然,这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它所谓“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的表白,完全是掩耳盗铃、声东击西、欲盖弥彰。五年过去了,事实说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对于国际反恐事业毫无贡献,相反却向流氓国家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个地地道道的反美组织。 


不能因为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认为自己不是反美组织,它就不是反美组织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的诞生时机、背景等,与反美情绪紧密相连,难于摆脱。 


中共的国际问题“专家”赵华胜在题为《上海合作组织:评估与发展问题》专文中有一番坦白,在此值得引述: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它的前身“上海五国”成立时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当时中俄关系处于高峰、中美和俄美关系处于低谷。1996年“上海五国”成立时,正是中俄关系的“蜜月”时期,中俄结为战略伙伴,两国关系达到了高潮。而中美关系尚处在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事件后的冷淡期,俄美关系则正在从三年前刚刚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滑向“冷和平”。2001年在中美和俄美关系更加恶化的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在此之前,中美和俄美关系中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共驻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中共则大肆破坏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外交使团驻地,引起了两国关系的危机。2001年4月,中美发生撞机事件,中美关系陷于困境。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1999年坚决制止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种族灭绝计划,俄美关系降到冰点;与此同时,不顾俄罗斯的强烈抗议,北约进行了第一轮东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的成立,毫无疑问就是“中俄联合抗美”的“东方的华约”。这个“东方的华约”组织在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原则主张上与美国的不同,更加深了对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的这种印象。 


中共诡辩说,“五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其实与美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那就是反恐!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今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撰文时这样认为:‘建立反恐联盟是国际社会对9.11悲剧作出的反应。无论在人们的脑海中,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它都是一个特殊的转捩点。但客观地说,本组织成员国在这一事件发生前就讨论过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而且还切实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早在2001年6月就率先倡议成立地区反恐怖机构,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也就是三股势力方面,我们已掌握了有效手段。’从普京文章中,看得出一股自豪。”


在我们看来,中共和俄国互相勾结,其“自豪”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来武力镇压“三股势力”为代表的的民族解放运动。看看“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的文件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7年至2009年合作纲要》的决议、《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组织合举行联合反恐行动的程式协定》、《关于查明和切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参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人员渗透管道的协定》……全部都是镇压反俄与反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而不是打击反美恐怖活动的。


美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当然要怀疑!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的反美烙印不是美国打上去的,而是自己做的出来的。 


一、“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及战略利益方面,有着长期不可调和的重大矛盾。美国担心,在利益的支配下,中俄走得太近,形成与美国抗衡的新的力量。这一担心,不会停止。 


二、美国最担心的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形成巨大号召力,吸引中亚诸国向中俄靠近,导致美国最终失去对中亚的控制。如舆论分析,近二三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发展迅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成果卓然,削弱了美军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颜色革命”后,中亚各国独裁政府“民主恐惧症”骤升,加紧向中俄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靠近。美担心中亚国家借助中、俄两国,抵制美国的势力渗透,从而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排美集团。


三、美国担心“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会“侵蚀”美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的“软实力”。尤其胡锦涛别有用心的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宣导和实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四、什么是“上海精神”?就是挑战美国!就是抵抗“民主至上”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潮流!


五、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上海合作组织”这个“东方的华约”与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的矛盾,将是难以调和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上海合作组织”是“东方的华约”。我看——“上海合作组织”引起了北约东扩!接着就是俄乌战争的全面爆发了……

谢选骏:《清室优待条件》导致多次复辟新论


《清室优待条件》新论(《近代史研究》1994,2007-08-19)报道:


对于1912年南北双方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件》(以下简称《优待条件》),史家们仅把它作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论据一带而过,而且对其评价过于简单化,带有偏见。笔者以为有对其重新评价的必要,特撰此文,以就正于学界师友。


一、《优待条件》的产生及其评价


很多史著持如下观点:《优待条件》是“袁世凯炮制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王朝结束统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1]。事实果真如此吗? 


《优待条件》是在南北议和中正式提出的,而首先提出者是革命政府代表伍廷芳,他说:“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2]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立即表示赞同。当时清王朝已是山穷水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想获取革命成果,革命派想借袁之力推翻清王朝,所以双方议定:清帝必须逊位,给皇室以优待。 


对清室优待到什么程度呢?伍廷芳首先以探询的口气提出:“仿日本待朝鲜之例何如?”唐绍仪断然回答:“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


此外,还讨论了清帝逊位后的居住地点问题。伍廷芳提出的优待清室的意见同黄兴的主张基本一致。虽然袁世凯方面对清室的优待略高于革命方面,但革命军政府抱着“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3]的态度,所以没有过于坚持。 


走投无路的清皇室迫于形势又经过几次御前会议的争吵,终于同意退位。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了经临时参议院修正后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史称《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1、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岁用 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拨用;3、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4、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5、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6、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7、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8、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同时还发表了《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主要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


2月12日,清室接受《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正式逊位。同时,双方将以上文件列于正式公文,照会各国驻京公使,转达各自政府,“以昭大信”。从此,中华民国的首都中心存在着一个没有帝王权威,却不失帝王尊严的小朝廷——逊清皇室。 


由上述可见,《优待条件》不是袁世凯单方面炮制的。那些曾与清王朝不共戴天的革命派首先提出并最终通过了《优待条件》,这就反映出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 


(一)、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地完成政权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首先,俄日两国伺机制造动乱,其他列强也有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俄日两国都认为这是实现侵华企图的大好时机,1911年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约见日本驻俄大使,建议两国援助清政府,扑灭革命,进而按俄日密约,“分割”满洲和蒙古[5]。而实际上俄国已经开始在中国蒙古地区制造“独立”。11月12日,日本陆军大臣训令关东都督:必要时可以使用兵力保护南满洲的日侨及日本利益[6]。于是驻奉日兵“拟暴动时即起而干涉”[7]。


当然,由于俄日两国都担心“采取断然措施时,德美两国或将出面干涉”[8],因此决定暂事观望,但报界已纷传“日俄协商,扶皇统、仿德制、建联邦”[9]。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会。此外,其他列强驻华海陆军也都进入戒备状态,一旦某地发生侵害外人生命财产的事件,就可能导致列强的军事干预。而当时中国大部地区处于各独立政府控制之下,中央集权已不存在,旧的秩序已被打破,各地方政府都难保不会发生侵害外人利益的事件,从而给列强以干涉的借口。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其次,以英国为首的多数列强要求中国尽早结束无政府状态。除日俄等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外,其他列强多关心在华势力范围、商务、债权等利益,尤以英国为甚,英国还担心中国局面拖延下去会改变列强在远东的势力平衡,所以在华英国公使、各地领事积极从事调停。南北议和期间,上海的英俄美日法德六国领事照会双方,命令“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10]。他们还恫吓,“除非能够实现调解,否则将出现帝国立即分裂”的局面[11]。当时一些立宪派甚至革命人士也认为:“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12]处于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派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快结束清王朝的统治是南北双方的迫切愿望。为此,双方一致同意给清室以优厚的待遇。可见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能力,所以优待清室以尽快完成革命就成了南北双方的唯一选择。 


(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北双方必须优待清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中国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没有雄厚的基础,是个软弱的阶级。尽管革命派发动了这场革命,但当他们面临混乱局面时又因难以控制而忧心忡忡。当时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确立,到处流传着各种谣言。在北方,“富裕的中国人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离开北京,连大学学生也受到影响,许多教室几乎空无一人;甚至小店主阶级也在离去。”[13]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满人害怕将来的下场而出走,两个月内避离北京的人数达40万。在南方,各地发生了抗交捐税、抢掠富户、围攻衙署等事件。在经济上,由于清政府信用的丧失,官吏士民“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境困难”,“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储备的白银不足100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14] 


南方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更大。独立的各省各自为政,不但不上缴财政,反而伸手要钱,各海关早被清政府抵押给了外国人,孙中山想通过抵押大企业来借外债的办法又遭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这导致大批军队领不到军饷,“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陆军总长黄兴穷于应付,“寝食俱废,至于吐血”[15]。“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这确实是极大的难题,于是,他们提出优待清室,以期早日实现共和,完成革命。 


(三)、《优待条件》使清室放弃了孤注一掷的冒险企图,决定留在北京,从而避免了国家分裂,也使日本军阀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计划破产。在决定清室命运的御前会议上,亲贵们“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提出了种种冒险计划:有的主张“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有的要“找外国人帮忙”,有的甚至“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准备)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16]另外,此前就有王公考虑过将清室迁回东北的传说。驻奉天的日本领事也发现赵尔巽派人加紧修整奉天故宫[17],1911年12月中旬,铁良、张人骏还秘密地潜往奉天,进行活动[18]。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历朝皇帝都极为重视,此时东北也是全国惟一的一个形势对清室较为有利的地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掌握奉天军权的张作霖仍忠于清室,在东北有势力范围的俄日两国都是君主国,都反对革命并乐于看到中国分裂。于是肃亲王善耆和日本人川岛浪速勾结起来,日本外务省电示驻奉天领事: “万一满洲朝廷蒙尘前往南满洲方面,应极力加以保护”[19]。日本军阀甚至暗中计划由川岛浪速和少数军人在清室逃经热河时,“劫夺宣统皇帝,以他为中心,搞满蒙独立”[20],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权,“保留大清之名,暂据满蒙,以养实力,俟民国自相扰乱时,再进入中原。”[21]这就是日本军阀至为恶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还应指出,清室一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根本无力阻挡。当时北京警察中满人居多,数量达1.2万人的禁卫军虽改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仍为满人。而北洋军则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所以清室一旦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裂就可能出现,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实际上《优待条件》对清皇室起了巨大的分化作用。御前会议期间,该条件业已提出,多数皇族处于矛盾之中,认为孤注一掷“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22]依《优待条件》退位,虽无政权,尚有尊号,强硬到底,一旦失败,就会蹈英法君主上断头台的覆辙。在皇室中有影响的奕劻、载沣更是这样认为。所以主张强硬的人越来越少。 


由于清室最终决定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的满蒙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加之英国以“此种活动亦不符合满洲皇帝之旨意”来劝阻[23],日本政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


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家统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四)、《优待条件》对维护民族团结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团结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安定、统一。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24]但是,满蒙两族能否与其他民族合为“一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国对清室的处理。当时,多数满族人不仅把清室视作民族的象征,而且也作为生活的依赖,加之对革命派民族主义的狭隘理解,十分惧怕革命。承德一带旗兵聚众哗变,北京的“禁卫军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满族亦归消灭,无不激昂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25]。北京的旗人还警告冯国璋说:“公等苟受其愚,将来身受之祸,恐有不忍言者。”[26]


至于蒙古王公由于和清王朝关系的深厚也纷纷表态“独立”。1911年底,由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牵头,由24位王公世爵副署,以“蒙古全体代表”名义致函袁世凯,恫吓他“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还解释说“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27]他们还在御前会议上猛烈抨击了奕劻、溥伦等人,使得几次御前会议都未取得一致。当然,他们最关心的与其说是清王朝,倒不如说是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由于后来也得到了优待的许诺,又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逐渐放弃了顽固立场,最后表示“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28]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通过优待清室来团结满蒙两族是必要的,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优待条件》,就没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没有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变”,就没有蒙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中国资产阶级在消除民族不平等现象的同时也充分照顾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清帝也在《退位诏书》中劝诫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这场以民族革命作为一个内容的革命不但没有导致民族的争斗,反而协调起来,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宽广胸襟。 


由此可见,《优待条件》既不是“极端荒谬的”,也不应简单地认为是“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它的产生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后人不应苛求前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充分估计当时中国革命的难度。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到共和时代。因此,其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二、是《优待条件》还是民国领导者鼓励了复辟 


当然,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优待条件》会表现出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一些论著常引用陶菊隐的观点:《优待条件》“为国内国外的野心家留下了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29]。另外,也有论著认为:“小朝廷成为复辟势力精神的和政治的中心”[30]。


只要对陶菊隐先生的观点加以深思,就会发现说服力并不强。因为即使不给清室以优待,只要不把清皇族斩尽杀绝,他们就会有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工具的可能性,这和是否优待关系并不大,这类例子在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比较起来,认为小朝廷是复辟势力“精神中心”的提法是有道理的。小朝廷的合法存在的确会对复辟势力产生一定的鼓励作用。 


世界上很少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物,关键在于执政者懂得并会运用趋利避害这个道理。《优待条件》会使复辟势力受到一定的鼓舞,但也会使其在活动时有投鼠忌器的顾虑。“所有这些特权,可以看成是阻止皇帝参与任何反共和或复辟活动的一种保证。”[31]民国政府可以利用该条件的存废来影响和制约复辟派,同时借优待条件来控制清室。可见,《优待条件》能产生多大的消极影响主要取决于民国对清室的控制程度。那么,民国政府是怎样控制逊清皇室的呢?下面回顾一下《优待条件》之下的民“清”关系。 


从1912年《优待条件》生效到1924年被废止,中华民国和逊清皇室的关系可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为界,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控制、限制;后一段是置之不管、姑息纵容。 


袁世凯对逊清皇室采取了又笼络又限制的办法。每逢传统节日及清室庆典,都派员致贺,又接连发布了《禁售排满及诋毁前清书籍令》、《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保护皇室宗庙陵寝令》等。光绪的崇陵如制妥修,如数拨给皇室经费,还许诺要将《优待条件》列入宪法。但袁世凯对逊清皇室也有很大限制。他是“阳示尊崇、阴实监视”[32]。如把紫禁城中举行大典的三大殿收归民国,1913年又敦促皇室履行《优待条件》第三款,拟将小朝廷迁往颐和园。1914年底制定了《善后办法》,主要规定: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清皇室文书通行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清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废止对官民赐谥及其他荣典,清皇室不得对人民使用公文告示及行政处分;慎刑司应即裁撤,宫内执事人役及太监犯罪应送司法官厅办理;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除遇宫中典礼外,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33]。这个《善后办法》是对《优待条件》的重大修正,它限制了清室的特权,将逊清皇室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袁世凯的这些措施是趋利避害的办法,但其目的却未必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因为不久他就搞起了“洪宪帝制”。 


袁世凯死后,政权更替频繁,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国政府自顾不暇,遂对清室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一些政府军队要员都参预复辟清室的密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历史事实表明,与其说是《优待条件》鼓励了复辟,毋宁说是民国政府鼓励了复辟。请看此间的一些怪现象。 


(一)、民国政府对各种复辟势力姑息纵容,甚至一些民国将吏也参与了复辟活动。民国初年,那些失去往日权势、地位的遗老在各地组织了“诗会”、“酒会”、“读经会”,以联络感情、组织力量。他们公开发泄对共和国的仇恨,半秘密地图谋“匡扶”,而民国政府却视而不见。复辟势力中的死硬分子公然不承认《优待条件》,在内蒙、东北勾结外国组织复辟武装,策划军事行动,民国政府却听之任之。更奇怪的是掌握中华民国军政大权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亲清派。如陆军总长王士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副总统冯国璋等。而另一些民国官僚则是复辟势力的中坚,并以他们为主形成了复辟势力的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为了复辟清朝,民国后他“不肯断发易服”,还拥有两万余人的武装,多年苦心策划,把徐、兖一带搞成了独立王国。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他是北洋元老,对民国政界有影响力,虽然宗社党把他视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卑劣之人”,但紫禁城里“人们一提起徐太傅,总要流露出很有希望的神情”[34]。这极大鼓舞了全国的复辟势力,紫禁城的末日反而呈现出“夕阳无限好”的景象。 


(二)、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实行无原则的优待,尤其是在张勋复辟之后包庇清室,失去了一次对其加以限制的机会。中华民国某些总统曾接受过逊清皇室的贿赂,徐世昌竞选总统,清室居然提供了300多万元的活动经费[35]。清室对他们的贿赂其用意首先是为了确保《优待条件》能继续得到履行。他们上台后便投桃报李,对清皇室倍加优待,不但不再提迁居颐和园之议,连《善后办法》也置若罔闻,于是小朝廷敢于招收阉人、公开赐谥,并继续在紫禁城中“暂居”下去。 


这种无原则优待突出表现在张勋复辟后对清室的包庇上。当然,这次复辟事前逊清皇室并未参与策划,在京的皇族更是始终置身事外,连溥仪也是复辟当天才知道此事的。因此,这一事件史称张勋复辟而不是宣统复辟。但是,逊清皇室接受了复辟这也是事实,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后,逊清皇室还老老实实地拟好了“退位诏书”。此时,如果民国政府修正《优待条件》,加强对清室控制的话,不但能顺应一般的民意,而且中外旧势力都没有干涉的理由。但段祺瑞在讨伐复辟之初就把清室开脱在外,把打击矛头指向张勋。接着,民国领导者授意清室收回“退位诏书”,发表和他们口径一致的内务府声明,否认参与了复辟。实际上张勋复辟是民国领导者阴谋的产物。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他们不仅事先完全知道张勋的计划,而且自己也都盘算过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对复辟的“讨伐”,只是为了扩大本集团的利益,并不是真正维护共和,所以他们得势后自然不会去限制逊清皇室。 


由上可知,主要是民国政府而不是《优待条件》鼓励了复辟。 


以上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进入了共和时代,但在思想和政治上并未彻底清扫封建余孽,很多人的思想并未跟上时代的节奏。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不过胆儿小,不敢象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36]陈独秀所说的“旧思想”,就是当时中国旧势力的基础,而要消灭这种旧思想,则还要经过艰巨漫长的努力。再者,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但政权却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他们所追求的仅是私利,根本无暇为国家、民族作长远设想。像徐世昌之流没搞出个清室复辟已深感愧对故主,还能期望他们会对逊清皇室加以控制来趋利避害吗? 


最后,还应指出,虽说从清帝退位到伪满洲国建立复辟活动一直未停,但逊清皇室不计后果全力投入到复辟中去,还是1924年《优待条件》废止以后的事,特别是1928年东陵事件以后。此前,溥仪还未成年,周围年迈的师傅、昏聩的皇室亲贵和唯利是图的内务府大臣们大多成了维持现状派,有的人甚至对复辟完全失望。他们最关心的是《优待条件》的存废,只要它不废,他们就有了生活来源和地位保障。所以每当政权更替之时,他们都四处奔走活动,以保证《优待条件》的继续履行。1917年宪法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内务府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上书众参两院,要求民国政府兑现袁世凯的诺言,把《优待条件》列入宪法,并为此宴请政府官员,给各界名流去信,但未能如愿。内务总长范源濂特咨复清室,作一说明和保证:“关于清皇帝优待条件及待遇蒙满回藏各条件,本属缔结条约性质,曾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当然永远发生效力,其加入宪法与否,效力均属相等,不必再议。”[37]以上事例也可说明《优待条件》对复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三、《优待条件》的废止与溥仪潜往东北 


1924年10月22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接着,又于11月 4日由摄政内阁匆匆“修正”了《优待条件》,次日,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带兵入宫,勒令溥仪签字接受并立即出宫。在压力下,溥仪离开紫禁城,暂住其父府中。 11月6日,北京市民奉命挂起了国旗,以“庆祝‘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诞生”[38]。 


溥仪被逐出宫的当天,摄政内阁向新闻界公布了《优待条件》修正后的内容:“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力。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39]以上条件既然规定溥仪的地位等同于平民,自然谈不上是什么优待,况修正后的条件除第三条外,也未曾履行。所以《优待条件》实际上己被废止。 


摄政内阁是否有权“修正”《优待条件》?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此前民国政府一直把该条件视为“缔结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只有国会有权决定其存废。摄政内阁的这一举措是明显的越权违宪行为。更何况这个内阁对内政令不出北京一步,对外又得不到列强的承认。


当然,假如摄政内阁一举解决了逊清皇室这一遗留问题,后人是不应以此来“苛责”的。但是,这一问题远未解决,矛盾正在激化。 


虽然从表面上看摄政内阁采取的是不同于以往优待的“革命”措施,但问题在于驱逐出宫后越发不加控制,产生的危害实际上比以前还大。请看《优待条件》的废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客观上把溥仪从宫禁的隔绝、王公的束缚以及对民国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从此,他在遗老的包围下,在仇恨民国、复辟清朝情绪的驱动下,伺机而动。溥仪出宫时,年满19岁,此前,他生活在深宫,处于生父载沣的严格照料之下,外人难得一见。载沣办事讲求“依例”,他和内务府大臣们“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已经成了彻底的维持现状派”[40]。他反对复辟的冒险尝试,多次打消了溥仪出洋留学的念头并阻止了溥仪逃出紫禁城的计划。而这些束缚在出宫后就不存在了。遗老不经任何手续就可“觐见皇上”,提出五花八门的计划。“由于不受宫廷的限制,这种难分真假的遗老人数,确是方兴未艾。”尽管载沣仍试图恢复对溥仪的影响,但很快发现“简直没法办,只好听彼等所为罢”[41]。溥仪逃入日本公使馆后,载沣曾劝他离开,但被拒绝。从此,溥仪就处在遗老的包围之中,在他看来,这些遗老不仅有高于王公的“才干”,而且有不同于王公的敢于冒险的“魄力”,因而倍加信任。从溥仪到日本公使馆直到潜往东北,郑孝胥、罗振玉等遗老起了很大作用。加之由于《优待条件》的被废止,不仅使溥仪及其遗老更加仇视民国,而且也使他们解除了对民国的义务和顾忌。此后的复辟活动显示出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的特点,直到溥仪潜往东北。 


(二)、客观上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去笼络、控制溥仪。日本此时虽尚无利用溥仪的明确目的,却一直“把他视为一笔沉睡的财富”[42],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溥仪出宫的当天,日本公使联合英国、荷兰公使,紧急拜会了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警告他必须保证溥仪的安全[43]。同日晚,日本使馆副官中平常松进入北府(载洋的王府),建议溥仪立即前往日本兵营,因遭载沣反对而作罢。但日军骑兵却到北府一带“巡逻”,监视在那里执行软禁溥仪任务的国民军,还把信鸽送入北府,以备报警之用(载沣未收)。于是,溥仪“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44]。不久,日本又利用孙中山即将到京,北京谣言四起的机会,策动溥仪逃进了日本公使馆。当已成惊弓之鸟的溥仪和师傅们到达时,受到了“空前”的接待。芳泽公使不停地鞠躬,连呼“陛下”,让出了自己的寝室,又倒出了一座楼房。于是,遗老们大为兴奋,陈宝琛激动地对王国维“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45]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豢养溥仪,以备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1928年,国民党的北伐胜利了,蒋介石陶醉在“统一”的欢呼中,溥仪似乎已被遗忘,此时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日租界里。遗老们也大多对复辟绝望了。同年,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12军军长孙殿英公然将东陵洗劫一空,其中乾隆和慈禧的陵墓被盗掘。 


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盗掘前代陵寝的事件,不论在法律、伦理还是民族关系上都是不能容忍的。溥仪所受的刺激,比“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 [46]。他嚎啕大哭,席地而眠,但是蒋介石最终未予处理,尽管溥仪声言要复辟报仇,也没有理睬他。中华民国的领导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了争取溥仪的机会。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接着准备扶持溥仪建立傀儡政权。在溥仪离开天津前夕,国民政府突然主动决定恢复《优待条件》,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专门到天津劝说溥仪: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恢复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选择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总之,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溥仪断然拒绝了,他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 [47]溥仪早已不对国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相信了日本人的“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 


溥仪的英文教师、顾问庄士敦在离华回国途中,分别受到张学良、宋子文的接见。他们希望他说服溥仪放弃满洲的计划,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率地拒绝帮忙[48]。 


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中华民国的失误是导致溥仪决定孤注一掷的一个原因。 


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离开天津潜往东北。次年3月9日,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至此,东北三千万人民的亡国血泪为中华民国与逊清皇室的关系画上了一个鲜红的句号。 


3月12日,中华民国发布逮捕溥仪的命令。 


结束语


当然,伪满洲国的制造者不是溥仪,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关东军之所以拥戴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们认为溥仪有其他中国人不具备的特点:“出身于名门而又德高望众”;“家世属于满洲系统”;“同张学良、蒋介石都不能联合”;“可以同日本合作”[49]。于是就使用欺骗和恫吓等手段促使溥仪潜往东北,接着,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总之,日本“以满洲事变和成立满洲国为铺路石,军部加强了政治发言权,法西斯主义抬起头来,……自那以后,侵略逐步扩大,日本就接连不断地迈上了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15年战争之路。”[50] 


可见,溥仪此举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中华民国对《优待条件》的忽视又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 


当然,溥仪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有其本质上的主观决定因素,并且也可以说这是主要的,对此,本文不拟论述。但是,他走上危害国家的道路也是有个过程的。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出洋留学,或者做个寓公,真正不计后果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中还是 1924年《优待条件》被废止以后,特别是1928年东陵事件以后的事。中华民国在处理同逊清皇室的关系上犯了掉以轻心的错误,先是实行无原则的优待,听其自行其事,甚至姑息纵容。接着又断然废止《优待条件》,许其“自由选择住居”,任其勾结外人,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想起重新优待,然已落于日本野心家之后。总之,笔者认为:在辛亥革命中给清室以优待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优待条件》消极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民国对逊清皇室的控制程度。即使认为在共和国内长期保留皇帝及其小朝廷是不妥的,也应在法制范围内妥善解决。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溥仪地位的特殊性,因为这个特殊地位是历史遗留的,必须尊重历史,通过不同程度的优待来控制他,这样做对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不给中外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都是有益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不如此后果是严重的。虽然溥仪孤注一掷最终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但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谢选骏指出:人说“《清室优待条件》新论”,我看“《清室优待条件》导致多次复辟新论”。如果当初把满清人员系数斩首,让这些狗男女为明末大屠杀抵命,那就不会出现后来复辟了。不仅如此,《清室优待条件》还纵容培养了一系列的独裁者,让他们有恃无恐,直到如今。

谢选骏:公众就是公害

《为什么我认为:新媒体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段弯路》(连清川 2024-06-10)报道:


我越来越确信,新媒体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段弯路。


这么说,似乎有点绝对。那些伟大的媒体,《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纽约客》不也都成为了新媒体吗?


这些新甁装旧酒的媒体,不过是新身体,老灵魂,他们依然运行在原有的媒体规则之上,在本质上,并没有做出多少改变。


况且,他们的灵魂也正在被新媒体所侵袭。看吧,《纽约时报》在过去10年里遭受到的观念批评,比过去100多年加起来都多。


这么说,其实还挺得罪人的。难道我们没有看见过新媒体海洋中,依然有着兢兢业业,甚至是哪怕小众,依旧坚持专业的人吗?


他们的声音太薄弱了,在数量优势的压迫之下,他们或被淹没在巨大的众声喧哗之中,或者逐渐在污浊的海洋中被溺毙。这本身就是弯路的一部分:巨大的庸俗,消灭了少量的优秀。


在新媒体的短短几十年历程之中,它就以自己庞大、恶劣与暴戾,摧毁了人类传播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原则,无限制地放大傲慢、偏见与恶意,使真相变得极其稀薄,思维走向极端化,控制无孔不入,而迅速消解了人类思想的厚度与深度。


它以希腊海妖塞壬一样的声音蒙蔽了公众的心智,从而让人类的思想能力快速退化。


01、


在几年前,曾经有一篇爆文:《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弯路吗?》。这是一个问句。这是一个长久的拷问,作者没有答案。


我也没有答案。我不知道。


但我确切知道的事情是: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知识解放。


它将数以亿计的人拔擢出了知识的贫乏,也将数以亿计的人拔擢出了贫困的深渊,也赋予了数以亿计沉默的人以发言的空间。


精英垄断世界的历史,在互联网诞生的那一刻,彻底沦亡了。


但是这一切是福还是祸,无法断言。


如果互联网是福是祸无法断定的话,新媒体却充分地展露了它邪恶的獠牙。


新媒体又是为什么会败坏人类的思想与传播?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对于大众文化有着深刻的恐惧。他极端反对公共大剧院的建立。因为公众剧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大众。


为了增加票房的收入,公共剧院的剧目是向下看齐的。也就是,越是满足更多人的审美能力,就越能够获得票房的胜利。于是,大剧院成为了比下限的竞争。它终将败坏人类的心灵。


新媒体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剧院。但是它走得更远,向得更下,并且更加便于利用。


流量控制与思想媚俗。新媒体诞生之日起,就是追逐流量的。当智能手机普及至乡村级别的时候,流量的竞逐使内容成为了审美与观念的噩梦之地。


在流量的竞赛中,傲慢、偏见与情绪,更加容易获得缺乏训练的公众的认可,理性的、中立的、客观的内容从来都处于劣势。为了生存与竞争,良性的新媒体必须不断地调低自我的设定,以获得生存空间。


在流量思维中,有许多固有的原则,必须被牺牲。如果你满足于成为一个小众的媒体,那么显然,你也就被边缘化。即便你愿意被边缘化,你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因为在生存压力之下,思想媚俗就成为一种必须。要想有流量,你就必须满足公众所期待的傲慢、偏见与情绪。


即便你想要摒弃新媒体所带来的流量控制,你却仍然无法摆脱流量控制所带来的思想影响: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必须生长在社会之中。


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控制了几乎所有人,于是你就依然暴露在流量之中,被流量控制的内容和思想所控制。


02、


流量的背后是算法。算法操控了人们的喜怒哀乐。


不要误会。我并没有说,算法的背后是一群邪恶的资本家或者工程师。他们不过是商人,是职员,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


但是算法不是教育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是哲学家。算法推动的,是媒体和内容的更加惨烈的比下限。因为只有下限越低,才会有越大的流量。


算法旨在发现人性的卑劣之处,好在人们的脆弱之中获得商业的成功。


在傲慢、偏见与情绪之中,人们更加容易对内容以及推送产生共鸣。算法并不平衡人们多元化需求,它所攫取的,是最简便获得流量和认可的地方。


于是人们的傲慢、偏见和情绪被摘取出来,不断放大,人们才会不断地沉迷、沉陷与执着,把时间、言论和欲望交付给新媒体。


信息的长度也越来越被裁剪,思想与观念于是越来越碎片化。算法的借口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与时间越来越碎片化,因为现代社会的节奏需求。但算法的实质是,只有碎片化才能快速销售。


碎片化的副产品是极端化。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要达到对用户心智的控制,就必须把信息极端化、情绪化与片段化,只有用最短的时间攫取用户的注意力,才能获得用户的认可。


碎片化加强了公众的轻率,降低了他们的耐性。真相不可等待,言论不可思考。只有同样的极端化,才能获得更多人的参与与认可,流量的效应才能够放到最大。


真相的时长与思考的审慎于是被全面放弃。在算法的孕育之中,思想赖以成长的根茎逐渐萎缩。


思想的创造性与独立性,来自于整体化与深度。在碎片化中,思想的整体性被打消,知识的整全性被放弃。碎片化的学习所包含的,从来都是对知识的片面理解和掌握。人们越是急于从碎片化的学习中获得职业的好处,或者社交的胜利,就越是对整体性知识和深度思想嗤之以鼻。


整全性知识和深度思想的沦亡,使人类思想如同星际碎片,在广袤的空间中无望地漂流,而无法凝聚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开始耽溺于长和平所创造的富足,思想的锐度开始下降。而到了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思想的资源日益枯竭,思想的深度日益浅弊,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处于哲学荒原之中。


创造性和多元化,同时在流失。


03、


《不服软的时代》,是一群评论员针对新媒体时代的无望的抵抗。


它是由一群传统媒体人所构建的新媒体,期望用新媒体的方式,实现传统媒体的使命。


在传统时代里,媒体是一门职业,新闻是一个专业。信息的发布与观念的输出,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它有一整套完整的职业培训,和信息发布的准则。


公众发布的是信息,记者发布的是新闻。


公众发布的是言论,评论员发布的是评论。


公众根据信息各自发布的言论,形成舆论。评论员根据舆论走向发布评论。评论与舆论可能相左,也可能相合。


评论员并不对公众负责,他首先对自己负责,其次对自己所供职的机构负责。机构需要在规则的框架中行事,否则就会被公众所诟病,乃至被逐出市场。


所以新闻与评论,都必须在真实、客观、平衡的原则下进行。


并非所有的新闻与评论都是合格的。但是有市场竞争的存在,于是优秀与合乎规则的机构,就越加获得公众的信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信力。公信力是机构得以存在的生命线。


公众与记者的身份是可以转换的,但是必须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这其实在任何职业中都存在。


冰川思想库的评论员,都是经过训练的,并且在类机构的规则流程中运行。我们不允许对未经确认的信息进行评论,不允许偏激的思维得以发布,不允许伤害公序良俗的信息得以出现,我们也不允许一元化和极端化的文章刊布于我们的媒体。


因为我们是曾经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的媒体人。


我们当然会犯错。你要允许一位医生开1000台手术的时候,会有一次甚至两次的失败。但我们不会故意伤害病人。就是说,我们不会有意扭曲信息。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中必须坚守的准则。


还有一些其他经过训练的媒体人做了新媒体,但是他们变成了坏的、糟糕的新媒体。这也并不奇怪。一位拥有正规执照的医生也可以成为一个坑蒙拐骗的医生。因为他觉得赚钱更重要。


所以,当你阅读《不服软的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与大多数新媒体格格不入。因为它依然想在新媒体时代中,守旧着传统媒体时代的准则与使命。


但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我们是新媒体时代汪洋中的一条船,弱小、无助、固执,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倾覆。


说起来悲壮,也确实悲壮,但是无能为力。因为新媒体时代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段弯路,几乎所有人都走过去了,我们却依旧坚定地想走在那条狭窄的老路上。


网民嚎叫:


时不时来看看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9:15:46

民主和自由是台湾鼓吹的招牌,用坑蒙拐骗老百姓获取选票,天也灭之。

慕成子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8:29:01

大浪淘沙,很快就会湮灭,连弯路都算不上。试看上个世纪初上海的电台文化,留下的大多还好。

震耳欲聋的沉默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8:16:00

在人类历史上,新媒体与她所依赖的互联网一样,都只会使聪慧的人更聪慧、使愚昧的人更愚昧。而对大多数居中的人而言,则看各自造化了,毕竟下坡比较更容易。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7:58:49

楼下就是徒劳的企图用新媒体为共产党续命的那种,却不知道即使在墙国内,人民也完全理解了爱国和爱政府是两码事。前天看到一个粉红发帖控诉美国是“中国和人民的威胁”,下面排名第一点赞遥遥领先的评论是:美国是你们的威胁,不是我们的。让我感到颇为欣慰。

时不时来看看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48:23

作者老了,至少思维方式。新媒体成为全民媒体,打破传统媒体对人的思维控制和枷锁,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虽然不少政治人物也利用新媒体继续控制那一群和羊一样容易受控制的人,比如台湾的盲从谎言密布的绿媒,什么高铁没靠背也能敢编而且敢信,都在自由和民主的光辉大旗下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47:13

而经过一段新媒体初建期的舆论混乱后,聪明的读者会很快找出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正确的信息的方法。老媒体大可不必担心,读者会被误导。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42:44

所谓的辩则明,被无数新媒体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新媒体的生命力所在。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40:06

新媒体砸了主媒的饭碗,把一部分所谓的权威拉下神坛,当然权贵们会很不爽。而所谓的弯路说,不过是又在贩卖自己比大众更聪明,更清醒而已。

jin_yin_hua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25:53

新媒体打破了信息的垄断

cwang28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25:38

这要看媒体被那类人掌控

joetheplumber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16:00

挺有见地。自媒体是民主政治的极致发挥,或许也是民主时代的终结。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6:03:29

汽车诞生后,车祸事故比马车多了很多,致死率也大大提升.所以,汽车是人类发展的一段弯路吗?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5:16:14

新媒体是人类思想史的进步,而不是弯路。它的出现打破了旧有媒体的垄断,更是打破了犹太人的洗脑。现在的美国不得不立法来维护犹太人。新媒体当然存在非常多的不良信息,更可能是虚假信息,但由于各种信息的交汇,让我们在不同方面的表述中进行裁判,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有了新媒体,人们的更容易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不是洗脑式的有选择的信息。

弟兄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5:13:12

混亂和喧囂之中,人類失去了前進的方向,睜開眼睛一看又回到了上個世紀和第一次世界大戰

令胡冲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4:57:05

信息过载是把双刃剑有好有坏。

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2:24:00

我一直都认为,TikTok是中共释放gei世界的精神鸦片,这种东西有成瘾性,一旦上瘾就会对需要时间获得的更高级乐趣失去兴趣。所以,在我家里是坚决不允许有TikTok的,我改变不了别人,但可以保证我的家人不被毒害。

LaBrisa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2:12:32

"思想的创造性与独立性,来自于整体化与深度。在碎片化中,思想的整体性被打消,知识的整全性被放弃。碎片化的学习所包含的,从来都是对知识的片面理解和掌握。人们越是急于从碎片化的学习中获得职业的好处,或者社交的胜利,就越是对整体性知识和深度思想嗤之以鼻"——非常深刻的洞見。

东山蟊贼 发表评论于 2024-06-10 01:55:05

自媒体之前,文字是人类社会最智慧的表达。自媒体的出现,文字成了文明社会最底层的沉滓泛起。不经思考的、未经验证的文字淹没了那些文明中的精华和闪光。喧嚣奔涌的都是粪水。


谢选骏指出:人说“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对于大众文化有着深刻的恐惧。他极端反对公共大剧院的建立。因为公众剧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大众。为了增加票房的收入,公共剧院的剧目是向下看齐的。也就是,越是满足更多人的审美能力,就越能够获得票房的胜利。于是,大剧院成为了比下限的竞争。它终将败坏人类的心灵。”

我看话这话的人似乎不懂,这不就是现代电影和奥斯卡金像奖的胜利吗?至于卢梭本人,也是一个冒充上流的下流痞子。他的“人生而自由”的荒谬学说(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 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处在枷锁之中。)——更为法国大革命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大开了绿灯。卢梭本人,因此也是公知里的公众,也就是公害。所以我看,公众就是公害,非公知之罪也!


谢选骏:我连跳数级考上了研究生


《三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十二月雪 2007年12月16日)报道:


一、引子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也留下了令我终身难忘的一段往事。最近在网上看到许多文章回忆那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考试,又把我带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两天中发生的事一幕一幕象电影一样在我脑中浮现。我不善于文字,可内心压抑不住的思绪,总想与人分享那段抹不掉的记忆。下面这一点点简单的文字没有修辞,没有影射,只是叙述当时那段我亲身的经历和感受…


……


坐在桌前,日历指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窗外厚厚的云层笼罩着天空,昨天刚下过一场雪,现在又下起了毛毛细雨,不过路上还可以看到处处积雪。我用红笔在日历的十三、十四两日重重地画上了两个五角星。那是难忘的两天。人生度过了多少个十二月,也度过了多少个同样的两天,但是一九七七年的那两日使我终身难忘!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两天,我和众多的像潮水一样的人群涌进了考场,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那年的高考与今天的高考是那样的不同,步入考场的考生来自四方八面,各行各业。有应届毕业生, 也有任教多年的教师;有刚刚插队的知识青年,也有扎根边疆多年的“老三届”;有来自工厂的工人,也有来自部队的解放军官兵。


那一年,我不是应届毕业生,不曾当过兵,也没有进过工厂,我是一名插队不到两年的新知青。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是从那个繁忙的北方十月开始的…


二、十月 – 繁忙的季节


我上山下乡落户的地方是一个偏远贫困的山区,乘长途汽车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路程。虽然路途不算遥远,但路十分艰难,要经过一段陡峭布满多个之字型的危险地带。听说那里经常有翻车的事情发生。


我插队的所在地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全是土坯搭成的简陋房屋,与周围焦黄的土地连成一片土色。


村里有一口井,座落在村子的中央,它是供应全村人、蓄的生命水源。村子的东边是光秃秃的山,从远望去,只见黄黄的,看不到一丝绿色。村子的北面和西面都是山坡地,根本没有水灌溉,只能春天撒种,秋天靠天吃饭。村子的南边算是一片较平坦的土地,但大部分也缺水灌溉。每当山洪水来到,我们就用沙土在河槽里堆起一个临时堤坝,将流经村口的洪水逼进田里灌溉缺水的庄稼。有时沙土堆成的堤坝被冲垮了,我们就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充当堤坝,拦截那宝贵而又汹涌的天赐救命之水。


村子不但小,而且连一棵树也看不到。小小的村子和周围的景象连成一片,那是一片枯黄,没有一丝绿色,感觉不到生机。不但如此,村子里新中国解放这么多年仍然没有电。一到晚上便是漆黑一片,只能从几家纸糊的窗户里透出一丝微弱的油灯光亮。


这里的山村贫穷,因为地理偏僻,缺水无电。在我插队的前一年,村里闹了水灾,全村人只好吃国家拨购的救济粮。那是清一色的苞谷: 玉米粒。由于地处山区和地理偏北的缘故,这里无霜期的季节非常短,加上可种植的土地缺乏,队里根本无法种蔬菜。那一年村里的老乡们一天三顿饭全是玉米。玉米馍馍,玉米糊糊,还有将玉米糊糊放在罐子里,等玉米变酸了当作每天的蔬菜。


第一年知青吃的是商品粮,每月村里都派人赶上队里的马车去县城为知青买口粮:玉米面、荞麦面及少量的白面。现在还记得用荞麦面蒸熟的窝头硬的像石头,吃了很难消化,许多人都感到胃痛,现在想起荞麦窝头还心有余悸。最后有人出主意将荞麦面掺三分之一的白面做面条,这比荞麦窝头强多了,起码煮熟的面条不再硬的像石头了。


村里老乡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年到头也分不到几块钱。有些老乡就在家里养几只母鸡,希望用鸡蛋换些零用钱。这在当年也被当成是不误正业。不但如此,养几只鸡也要如数报告,每养一只母鸡一年就要向公社上交10斤(?)鸡蛋!还记得有些老乡暗暗把鸡蛋藏起来,等走村串乡的货郎来时,用鸡蛋换些针、线和一点零花钱。这一切都要偷偷摸摸地做,万一被队里知道了,等待你的是多日的批判和扣工分。


我们所在的小队每年以种土豆和小麦为主要农作物,那是由公社规定的。如果年景好,村里人就靠土豆和麦子为生。还记得一次过节在老乡家里吃过一顿特别的饭:饺子。北方人爱吃饺子,可谁又吃过用土豆馅包的饺子?味道可想而知。由于缺少疏菜,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唯一一次用土豆馅包的饺子。


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大都是初、高中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如果留在城里家中,也许还是父母照顾的对象。但插队来到村里,那就成为完整的壮劳力。老乡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根本没有特殊待遇。可我们辛苦一天却挣不到一个满工(10分) 。一年下来年终分红的时后,每个知青要交口粮钱80元。而我风雨无阻辛勤劳动一年的结果只挣到50元,还不够交口粮钱。不足的那30元还需要家里父母为我承担!


就这样与其他十几名知青在这片土地上春播秋收滚爬了一年多,在乡下经历了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以及队里举行的赛诗会。转眼到了一九七七年的十月。天气已经非常寒冷,大家仍然起早晚归地每日在田间奔忙。


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爸爸所在工厂来了一辆卡车,目的是买些土豆回厂为职工们准备冬菜。在二姐的劝导下,我决定随车回家探望父母,顺便休息几天。我劝二姐一块回家,二姐却再三犹豫。她在思考将来回城选调的事。在这个繁忙的十月离开队里会不会对将来的回城选调造成不利的影响?可就在卡车开动的一刹那,二姐突然改变了主意,也爬上了卡车。


那天晚上还有几位知青和我们一样搭车回城。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大家卷缩在敞蓬的大卡车内,用厚厚的大皮袄罩住头和脚来抵挡刺骨的寒风。卡车走走停停,在山沟里转来转去,直到零晨四、五点钟我们才终于回到了城里的家中。


三、无奈离别学校,离别家乡


其实我本应成为一九七七年高考应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但在那个时代,命运却把本应成为应届毕业生的我变成了一名插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七六年初,虽然说已到了文革的末期,但学校里还是一片混乱,教学秩序无法正常进行,学生都无心读书。那时候我正上高中一年级,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出路在哪里?毕业后能不能留城?班里许多同学都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出路思考,做打算…


那一年,我的二姐高中毕业了。当时国家的政策是每家只能有一人留城,其余所有的子女都必须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姐在工厂上班(就算是留城了);大哥已于前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到市郊;现在二姐无奈必须上山下乡;明年就轮到我了。妹妹比我小五岁,还可以读几年书,上山下乡还没有迫在眉睫。


上山下乡不是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劳动,而是把户口从城市迁到农村,也就是说你已经不再属于城市人,你从此就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了(我这里没有丝毫扁损乡下人的意思)。既使你从农村偷跑回家,不但不会有工厂收留你,就是每家的口粮也是按粮本供应,没有多余的口粮。街道和市场里根本没有小商小贩买卖粮食,因为那是搞资本主义。一旦下乡,就要作好扎根一辈子的准备。虽然偶尔有选调回城,或者挑选、保送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但那是非常渺茫的。


看到眼前学校的状况,又考虑到明年毕业后的出路,我决定随二姐一起上山下乡。除了下乡哪里还有出路呢?世间虽大,却没有自由落脚之处!到农村去,现在就要离开学校,这是个非常难下的决心。因为我太爱上学了,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进入大学的校门。我只读完了高一,还没有上高二,现在就要离开心爱的学校,心里难过,也恋恋不舍。可在那年代实在看不出未来的出路在那里。早下乡或许能早回城,说不定还会有机会选送上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呢!


于是在一九七六年的五、六月间,在读完高一课程后,告别了学校,离开了温暖的家,整装随二姐上山下乡,成了一名“知识青年”。在我们的带领下,班里有七八个家象我这样境况的学生也都同时里开了学校,留在班里继承读高二的同学几乎都是明年毕业可以留城的。在锣鼓喧天的欢送会后,胸口带着红花我们上路了,告别了父母,成为了文革中的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四、重新拿起书本


一九七七年十月的中旬的一天我随爸爸厂里来山里购买土豆的卡车经过一晚上的颠簸,在北方一个寒冷冬天的清晨回到了城市里的家中。


七七年的十月是一个喧嚣的十月,无论报纸还是广播每天都在传播同一个重大的消息:高考恢复了!凡有志愿者年龄三十六岁以下者都可以一报考。年龄后来又经过几次改动放宽,许多四十岁左右的大龄青年也都加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浩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无论是应届毕业生,工厂里的工人,部队里的官兵,插队的知青都毫无例外地有资格报名参加。


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真是令人振奋,使每个热血青年心动。有多少人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整整十年了,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可我回到家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还只是天天听广播,没有行动。我是又激动,又担忧,又充满了懊悔。如果去年我没有插队而是继续留在学校读高二,那么今年我将是应届毕业生,正好参加高考!可是我没有上高中二年,相反在乡下参加了一年多的劳动,不但缺了一年的课程,过去学过的课程也都在农村那风风雨雨的再教育中忘的差不多了。现在距离高考的日子只有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是十二月的中旬),我能行吗?我却乏必胜的信心,在犹豫着…


爸妈看出我的心思,给我打气增添信心。与其让机会白白流过,为什么不试一试,免得后悔一生呢?而且我过去在学校里的成绩不错,说不定上大学的梦想实现就在今年!在全家的鼓励下,最后我下定决心参加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考试!二姐也决定参加。


我打算报考大学,而二姐选择了专科,觉得报考专科或许成功的机会更大些…可开始高考复习没有几日二姐便又回到了插队的村里参加劳动了。她心里还是信心不足,万一考不上说不定还会影响将来的选调回诚…后来知道,二姐和几位同样打算参加高考的知青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则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投入紧张的高考复习…


与二姐相比之下我却幸运的多,可以留在家中准备考试。一旦下定决心,接下来的复习却是无比的紧张和格外的艰辛。在四十天的时间内,我不但要重新捡起全部高一及之前的课程,而且还必须自学全部高二的课程(数理化)。好在我的数学基础好,虽未上高二,但在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全部自修了高二的数学,因此我只需着重补习高二的物理和化学。后来在复习中才知道高二又增加了一门《解析几何》课程,而且内容列入高考范围之中。于是我在十天内自修了《解析几何》,接着赶紧投入全部精力到物理和化学的补习中…


常言道“一寸光阴一寸金”,那是指时间的重要性。在我那段难忘的全心紧张投入的复习、补习阶段,我真真地、深深地体会到时间的紧迫感和重要性。每日真是如饥似渴,宝贵每一点点的时间。一张小小的书桌上堆满了初中、高一的课本,也堆放着高二的全部教材。四十天就这样紧张地度过了,十二月中旬就在眼前,我就要奔赴考场了…




五、考前对妈妈的诺言


爸爸妈妈都生长在天津,为了支援边疆的建设,爸爸的工厂几经转折从天津搬迁到南口,之后又迁到张家口,最后一下子来到了内蒙古草原钢城。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共五人。我在家排行第四,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


爸爸妈妈一生辛劳,用微薄的工资来哺养这个大家庭。我记得每年每当学校开学的时候,家中就到了紧张的时刻。两个姐姐,哥哥和我四人读书,交学费便成了一个大问题(那时妹妹还小,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每人两块五的学费便成了一个大数目。为了节省开资,爸爸学会了裁剪,妈妈在灯下为我们做衣裳。记得直到上山下乡之前我所穿的衣服几乎都是由爸爸裁剪,妈妈亲手缝纫的…


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每家只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其余所有的子女无一例外地都要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如果某家有一个子女该下乡而不愿下乡的话,厂矿和街道则每天派人来家里做说服动员工作,让家里每日不得安宁。直到父母熬不住无休止的批评、动员,同意将孩子送到农村上山下乡为止。


当时每家的父母都是含着眼泪目送子女离家远去,把户口从城市迁到农村。那时我的哥哥,二姐和我一家五个子女中就有三个插队到农村成为了知识青年,在农村那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当时如果谁家有一个子女在农村插队落户,就很难从谁家听到欢愉的笑声,父母每日则总是心事重重,脸上总像阴云笼罩。我们家有三个子女在插队,可想而知爸妈心情的沉重。爸爸妈妈多盼望有一日三个插队的子女都能回城全家重新团圆啊!现在有了高考的机会,全家都盼望着我和二姐能马到成功,双双如愿考上学校。


一九七七年的十二月来到了,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也越来越觉得时间的紧迫。爸爸妈妈不让我做任何家务,只要一心读书。我非常理解爸妈的心情。他们多么希望和盼望今年就是转机,我们都能考上,他们从此不再忧虑…


考试的时间终于来临了。由于我是知青户口在农村,不能在市区参加高考,必须回到我插队所在的县城参加考试。爸妈和全家人为我准备行装,眼目中带着期盼。在我离开家的那一刹那,我对妈妈说:如果此去考试感觉好,就不回农村队里参加劳动了,我就直接回家等候录取通知。如果考试后我没有回家来,那就说明我又回队里参加劳动了,您们对我上大学也不要抱希望了…




六、住在那里?


从市区到插队的小村庄要经过一座县城,高考就设在这座县城里举行。县城很小,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只有一个交通岗楼,只有一个小小的影院。虽然如此,在荒凉的小山村住久了,这个简陋的小县城在我眼里已经感到繁华无比了。时间已经久远,我还仍然记得县里有一个大马车店,那是为赶车进城的车倌马夫预备的休息地方。我曾随村里的车倌进城买知青的口粮进过那个车马店。那是一个很大的屋子,四面都是土炕,晚上车倌们就一个埃一个地躺在炕上过夜。除了车马店,县城里还有一个小吃店。


县城离我插队的村庄有四十里路,我总不能每天考完试赶回村里,明天再赶回来参加下一天的考试。总要找个住处,那么我将住在哪里呢?明天就要考试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找个住处!我不记得县城里有旅馆,至少我不曾留意。即使有,也没有想过要住旅馆,那要一笔多大的开销啊!我心里盘算着, 如过实在找不到借住的地方,那就只好住在车马店了!我站在县城里的马路上四处观望,注视着每一个来往的行人,希望能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遇到一位不陌生的人。天快黑了,我已经望得非常疲惫不堪,我开始绝望了。


离开县城,淌过一条小河,我记得河岸那边的高处也有一个知青点。我对那里其实并不十分熟悉,只是曾经有一次从市区返队途中没有赶上经过队里的长途汽车,在那里知青处曾借宿一个晚上。记得为我们提供借宿的有两位知青, 一个姓郭,一个姓李。好,就试着先投奔他们去吧!也许会有好运。


在举目无亲的时候,知青见面也感到格外亲切!虽然只是一面知交,他们和那里的知青热情接待了我,为我提供晚餐和住处。使我在寒冷的冬天,在考试的前夕的夜晚有了一个安身落脚之处。


这里知青的境况比我插队的境况要好多了,我可以在灯下把明天考试的复习资料再过目一下。刚巧还有一位奔赴考场的知青那晚上也在那里借宿。自然我们在灯下有些高考前夕的交流。他拿出一道高二课程中才有的有关复数的题目考我,我很快就做出来了,这令他有些惊讶!他对我说:你肯定能行,明天考试绝对不会有问题!


经过四十天的紧张复习和补习,考试就在眼前,真正的考验来到了!明天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七、出师不利 – 未曾有过的意外


一九七七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对当时的中国真是一件天大的事。那一次的高考与今天的高考有许多不同之处。七七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是分省统考。考生必须在所在的省市地区参加考试。高考的时间略有不同,但相差无几。考试由各省独立命题,因此不同省份的考生的高考题目都不相同。更希奇的是考试定在冬季的十二月份,这是前所未有,后未重复的。我所在的内蒙高考时间为十二月的十三、十四两日。十三号考两门:上午政治,下午理化(物理和化学在同一张试卷上,总共两个小时);十四号也考两门:上午数学,下午语文。


十二月十三日我起了一个大早,我要提前赶到考场,这是我从小的习惯。从知青住处出发,渉过小河进入县城。考场设在县城一所中学内。政治安排在高考的第一天,也是第一门考试,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治挂帅的社会气候。尽管如此,谁都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考试,接下来的考试才是至关重要的!虽说如此,尽力答好每一道题,出了考场也就都把它丢在脑后了。现在最要紧的是集中精力准备打好高考的真正的第一仗:下午两点钟开始的理化考试。


在他乡遇到熟人难得,在远离城市的陌生小县城里遇到一位学友更是难得。尤其是在高考时, 而且是在同一考场,同一间教室。他的座位就在我的座位后面,回头就能望见他。我们曾经同在一所学校就读,他比我高两年级。当时他和我一样在农村插队, 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


步出刚刚结束的政治考场,我们谈到下午的理化考试。他手中拿着一本很大的物理教学参考书。在当时高考复习资料是极其稀少的,不象现在随处可见。当时谁要是有一本复习参考书都会令旁人羡慕不已。我问他能否吃过午饭后我到他的住处将书让我快速流览一下。他答应了!怀着迫切的心,我匆匆忙忙在县城里的小吃店吃了午饭,然后就快步如飞地来到了这位老同学的住处。门锁着。也许他吃饭还未回来。于是我坐在他门口的台阶上,想起下午即将开始的理化考试,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物理书读了起来…


我感觉有那样多的内容需要再重新温习一下。除了物理还有化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已经完全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完全深深投入在书本里了,完全把时间给忘得一干二净…


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猛然醒悟过来。现在几点钟了?考试是否已经开始了?我的心立刻开始激跳起来!老同学始终没有回来,门还是紧锁着。我的心几乎要蹦出嗓子,有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我该不会真的考试迟到了吧?


我没有手表,也没有想到考试要带表。现在连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带手表,可当时手表还是一个贵重的物件。那时虽然家境不是很好,但也不至于没有手表。高考是大事,是转机,是希望!全家与我一样沉浸在激奋当中,都把考试要带表、

掌握时间这一基本常识给忽略掉了!


我赶紧收拾书包,朝着考场冲去。穿过一条小巷,又穿过一条街,我背着一个重重的装满书的书包朝着考场一路奔跑着。边跑心里边不住地呼求:时间啊,你慢些走!考试千万别开始!这是历经文革十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多少人在呼求、盼望中迎来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能迟到啊!我从小就梦想着上大学,无奈未读完高中就离开了学校,到农村插队落户。何时能重回父母身旁?何时能圆大学之梦?现在恢复高考给我带来了希望,为全家带来了盼望。机会来了,我也投入了准备,千万要抓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能让这机会从身边溜走啊!


一路上只看到三三俩俩的行人,完全看不到考试前夕马路上熙熙嚷嚷的人群。怎么路上的行人没有一个象去参加高考的样子?我的心跳得更加剧烈了,跑的也更快了。考场的路程怎么这样遥远啊?路上的行人都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这已经顾不得了。我已经用尽了全力在奔跑,焦灼的心已经使我完全忘记了疲劳,恨不得身生双翅一下子飞进考场!终于看到考场了,但听不到喧闹的声音,看不到成群的考生,只看到几个监考人员在校园内来回走动…哎呀,考试真的开始了,我迟到了!我的头一下子嗡嗡直响,我的双腿开始感到疲惫无力。还能让我参加考试吗?我脑海里又闪现出临行前全家人期盼的目光,还有临行前我对妈妈许的诺言…


我一步冲进考场,考场内很安静,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低头答卷,无暇它故。我朝着我的座位望去,座位是空着的,桌上摆着我的那份考卷。我也看到了我的那位老同学坐在我的桌子的后面,也在低头答卷,目不斜视。监考老师朝我走过来,我的手是那样的颤抖,以至于我几次都未能将准考证从我的内衣口袋中掏出来。我对走上前来的监考老师说: “对不起,我迟到了!”。


监考老师一手拦住我不让我往里走,一面低头看看手表,然后对我说: “考试两点钟开始,现在是两点二十八分。按照规定迟到半个小时以上者将取削考试资格,你迟到了二十八分钟,但我也不能让你参加考试。走,随我去县文化局招生办!”。我带着绝望央求他让我进去参加考试,毕竟我迟到了二十八分钟,没有超过上面的规定。无奈我如何央求,都无济于事,都打动不了他的心,使他改变初衷。最后我还是被迫无奈随着监考老师走了几分钟的路程,被带进了县招生办公室。


县招生办公室里坐着四、五个人围着火炉在聊天,看来闲来无事。听完监考老师讲明情况后,几个人立刻上前将我团团围住,你一句,他一句,非要我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迟到理由来。我深怕他们不会相信我是为借书、等人、读书而误了考试的时间,只好编一套理由试图说服他们。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县城的外面,小河那边的一个知青点,回去吃午饭未能及时赶回来才误点。可这理由也很难令招生办的几个人信服。他们无法相信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你怎么竟会迟到呢?几个人围着我轮番追问,穷追不舍。我几乎带着哭声央求他们准许我进去参加考试。


时间在盘问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对参加考试的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多么的重要,现在却让它白白地流走了。不知又过了多久,也许看出我实在不象一个蓄意作弊的人,他们终于商量出一个结果: 允许我今天回考场继续参加考试,但明天我绝不能再迟到了! 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声感谢,并下保证:我不但明天绝不迟到,今后所有的考试我绝不会再迟到了! 是的,在我的人生后来的旅途中我不知又参加过多少次各式各样的考试,但我从此再没有迟到过!


监考老师于是沿着来时走过的路又把我带回考场。时间究竟过去了多少,我不得而知,但我心里清楚至少一个小时已经白白流走了。尽管如此,我一心只想尽快坐到座位上,完成这次争来的考试。我尝试尽量把激跳的心平静下来,但经过这番考问我的心实在无法完全平静下来! 物理和化学别人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的考题,我需要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完成! 


顾不得脱去碍手碍脚的大棉袄,无遐抹去头上由于紧张冒出的汗水,用急度颤抖的手我快速将物理做完了大部,赶快又投入化学考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道题要求计算物质生成的气体量。这需要首先配平方程式,然后再计算生成的气体。我做出来了,但直觉告诉我计算结果有误。哪个地方不对?什么地方出现了误算?我突然醒悟过来,计算生成的气体量要用绝对温度,我忘记加上-273度了! 正当我准备修改计算错误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监考老师命令每个人立刻停笔并起立。我带着懊恼的心情望着试卷,无可奈何地起立,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我毫无目的地在街上漫步,心中充满了颓丧及悔恨。明明会做的题,而我却没有了时间…都是我迟到的缘故!他为什么骗我说要回来,要我在他门口等候?越想越气愤,胸中的怒气不知如何来发泻。懊恼过后心中又浮出一丝无名的安慰,毕竟监考老师准许我参加了考试。虽然理化没有考好,但高考还没有结束,还有希望。明天还有两门考试,上午的数学考试那是我的长项,我有把握考出好成绩。但今天迟到的事在我心中烙上了无法抹去的阴影。我上大学的梦想就看明天的临场发挥了…




八、又一次沉重打击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独自走出城外,淌过小河,回到了知青的住处。我尽力抛去意外考试迟到的阴影,打起精神投入明天考试的最后准备中。明天上午考数学,那是我充满自信的科目,也是当初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公认我的强项。


虽然我只上到高一,但高二的数学我早已自学。当二姐读高二的时后,有时还来请教我解决一些复杂的数学题。不知何故,我自小喜欢数学。尤其上了初中以后,我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时一切可以弄到手的参考书籍。还记得我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后,学校里举行了有史以来的一次全校性的数学竞赛。不分年级,包括那些上高中的学生, 结果我获得了全校第一名! 虽然此刻心头还被今天考试迟到的阴影笼罩着,但想到过去这些骄人的历史使我心中又充满了自信。一定要在数学上把在理化上的损失夺回来! 带着这样的愿望,那一晚上我久久无法入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新的考验终于来临了。我天不亮就出发了,早早地来到考场,期待着考试的开始。我没有迟到,也不会再迟到了,让昨天的一切不愉快都过去吧! 我心里对自己说: 今天必须考好, 这是最后的补救机会, 否则, 那真是一切都玩完了!


十点钟数学考试开始了。怀着迫切的心抽出试卷, 可当我看到题目的一刹那,我的头“嗡”的一下,心一下子变的冰凉。所有的题目都似曾相识,我却呆呆望着题目不知所措。也许昨日的阴影挥之不去,也许太希望成功了,以至于紧张过度,我的脑子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空白。许多常用的公式一下子都记不起来了,昔日那灵活的逻辑思维不见了。我呆呆地楞在那里,心里说“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是的,虽然考试才开始,可我已经在心中确信高考已经都结束了!我似乎可以听到 “砰!砰!” 的心跳,我的手开始发抖,额头也冒出了虚汗。这种情况在我过去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重未发生过。


十几分钟过去了(我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带表)。我努力尽快冷静下来,开始自己重新推导那些忘记的数学公式。一道题一道题开始思索: 一道海上航行问题,一道梯形证明题,一道数列计算题…


考试结束的铃声又响了,与昨天一样我感到时间的不足。昨天带着无比的懊悔,而今天却带着深切失望。我独自远离人群,漠漠地走进县里的那家小吃店。要了一碗面条,无论好坏我吃起来都感到索然无味。心里实在无法原凉自己,为什么将自己拿手的长项考的如此糟糕?!


小吃店里我的隔桌坐着一群也是刚刚走出考场的考生。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得地谈论刚刚结束的数学考试。这个说他不会做,那个讲考题太难。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忍不住站起来走到他们桌前,开始对眼前这群跟我一样的“知识青年”详细讲解考试中的每一道题目。说来或许难以令人相信,在从考场到小吃店短短不足十分钟的路程中,数学考试中的每一道题我都有了明确的解答。我告诉他们:数列的题目可以这样做;海上航行问题要用余絃定理; 梯形问题应当这样来证明…。听我这样一一讲来,这帮知青投来惊异的目光,都对我讲: 你绝对没有问题,准能考上! 我报予一种无可奈和的叹息: 我现在讲解的每一道题在考试的时侯我都没有做出来!听到我这样说,他们多有不信。我也无心去说服他们,只有带着无以名状的苦衷和叹息离开他们,步出了小吃店…


下午还有最后一们考试:语文。但这还能有什么帮助呢?我报考的志愿都是理科。谁又会看重你的语文成绩呢?尽管灰心、失望,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其实在昨天考完理化之后,就有许多人放弃了后面的考试,今天教室里就出现了许多空位子。


不出所料,语文考试是一道作文,题目是“在红旗下”。这难不倒我。我虽然理科突出,但并不偏科,凡是必修的课程我的成绩都在班里的前几名。我很快就写完了作文,而且还提前交了卷。但我知道这已经无关大局了。现在高考都是先考试,后添志愿。而那时却是先添写志愿,后考试。我报考的志愿都是理科,想改也来不及了。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不相信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就这样历经四十天的紧张的复习和补习,经过两天艰难的考试,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结束了!它带走了我的希望,也带走了我的梦想!留给我的是悔恨,是失望。下一步我该往哪里去呢?路在何方?我还清楚地记得考试临行前对妈妈的诺言:如果此去考试感觉好,就不回农村队里参加劳动了,我就直接回家等候录取通知。如果考试后我没有回家来,那就说明我又回队里参加劳动了,您们对我上大学也不要抱希望了…


我决定明天(十五号)回队里参加劳动!




九、路在何方?


两天的考试带给我心灵上沉重的打击,我的大学梦破灭了。我感到心灰意冷,决定明天(十五号)回队里参加劳动!


七七年十二月十四号的晚上天忽然下起了大雪。十五日清晨起来路上到处都是积雪。我来到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果然不出所料,路经我们小村庄的长途汽车停运了。怎么办?考试完了我总不能留在知青处再继续打扰他们了。这些只有一面之交的知青,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在我最无助的时侯帮助了我。我决心独自步行走回那个遥远的小村庄。


县城距离我插对的小村庄单程约有四十多华里,步行需要四个多小时。一条坑坑挖挖的公路沿着曲曲弯弯的山梁延伸。公路一面靠山,另一面不远出是一条小河。我决定不走公路,沿着山梁穿插有一条近路,这样大约可以节约四分之一的路程。


这条山路我以前随几位插队的知青同伴走过一次。那时大家几人一路有说有笑,而今天就我独身一人行走在这白茫茫的山沟里、山梁上。山上的路早已被大雪覆盖,放眼望去,四下一片白茫茫。路在何方?我凭着依稀的记忆在大雪中辩别着方向,在山梁上,在山沟里跋涉。十二月的北方非常寒冷,呼呼的北风夹杂着雪花,真是寒冷刺骨。我穿着一件翻毛的大皮袄,头带一顶棉帽子,身上背着一个盛满书的沉巅巅的大书包,顶着北风,冒着大雪,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迈进。


风在呼呼地刮,雪在不停地下,我的心非常沉重,考试失败的阴影还始终笼罩着我。悔恨、自责、失望,各种复杂的情绪压在心头。千载难逢的回城,上大学的机会就这样给丧失了。明年还会有机会吗?考试难度会不会增加?我上大学的梦想能实现吗?在这个大雪天的寒风气中,走在这曲曲弯弯的山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风继续在刮,雪花呼呼直往领口里钻,我的手和脚都冻的冰凉。此刻爸爸妈妈在哪里?也许他们正在家里等待我回家报告喜讯呢!


怀着追求、理想、盼望而来,现在带着悔恨、自责、失望而归。在这北风夹大雪的寒冷十二月冬天,在结束了高考后的转天,我又回到了插队的小村庄。




十、意外的喜讯


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北方山区的冬天更加寒冷。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夏日时的一片枯黄现在却被覆盖了一层白色,枯黄变成了凄凉。地里的庄稼早已收拾完毕,剩下的只是冬天的活计。


白天铲羊圈,垫新土,或者到村外挖井。希望能挖出一口井来,使来年庄稼有水浇灌,不再靠天吃饭。晚上队里开会学习中央文件,或者在场面上打麦子。就是把秋天收割储藏的成捆成捆的小麦运到场面,用柴油机带动一个老式的脱粒机,把麦粒一粒一粒地打下来,然后是碾压、扬场、收藏入库。这也是一件苦差事,小麦的麦芒会时常扎到你的手上、脸上,落进你的脖子里,令你疼痒难忍。


我和所有的知青也都投入了冬天里的劳动,几乎每天都排得满满的,难得有几个晚上无事。其实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差不多如次。接连几天的劳累后想睡个懒觉都不行。队长就象电影《半夜鸡叫》里面描写的周扒皮,天刚蒙蒙亮,就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在我们知青一排住房的每一个门上一边“砰!砰!”重重地敲打,一边狠狠地高声叫喊:“起床!起床!上工了!你们这些懒骨头!”。


我们知青住的也是由土坯盖的非常简陋的一排房子。房内还是土坯原色,没有粉刷过。屋内只有一个火炕和一个用土坯垒的炉灶,还有一个水缸。屋内没有吊顶,有时睡不着,躺着土炕上仰头数算屋顶上显露的椽子(就是细木当作房梁)。一根,两根,三根,只到数不清为止…


每当有个难得轻闲的晚上,几位知青就在十二平米的住房内(住三个知青)的四角点上几个大蜡烛,就着摇夷昏暗的烛光打起扑克牌来。记得当时那是一件最开心的事了!(还有另一件开心的事,就是与几位知青步行十几里路到邻村看电影,在回来的路上顶着灿烂的星空,毫无顾忌地一遍又一遍亨唱当时仅有的几首流行歌曲…)


一天晚上我们几位知青正在烛光下打牌,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他带来了一个令我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消息。公社派人传来消息说我高考被录取了,明天要到县城里的医院进行体检!这个消息来的突然,太出乎我的意外,甚至久久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实的!我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考试,从来没有一次考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考试结束后我觉得没有脸面回家,而是直接回到了队里参加冬天的劳动。大学梦似乎在我心中已经破灭了。谁会想到在这寒冷冬天的一个夜晚,我那即将息灭的大学梦在心中又重新燃了起来…


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消息传错了?心里始终不敢相信这消息的准确性。带着半信半疑和激动的思绪使我我又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直到转天来到县城挤过围观的人群,从墙上贴的大红喜报上真正看到我的名子后,我剧烈跳动的心才算平稳下来。原来这一切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


之后就是随着长长的人群排队进行从未有过的体检。当这一切过后不久,心中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体检并非意味着真正的大学录取,还要继续等待,等待从大学发来的真正的入学通知书。


转眼时间已经进入一九七八年初,我回到家中陪伴着爸妈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如果接不到大学的录取通知,那么过年后我还必须回到队继续劳动。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了,但我仍然记得非常清楚。一天晚上爸爸的厂里播放电影《李时珍》,就在转天的早晨我从邮递员手中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接到录取通知那一刻,心情各外激动,我上大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路是如此的艰难,四十天的不分日夜的复习、补习现在终于获得了回报。但兴奋的心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又平静下来了。之后的几天里心中不时由喜乐变成无限的懊恼和悔恨。那是一所外省的大学,算不上国内一流大学。如果当时我没有迟到,如果当时我能正常地发挥,录取通知上也许就是别所大学了…


当时曾经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不去入学,而等候参加下一次的高考? 可四下传来的消息都是恐怖的,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一切必须服从国家的分配!否则的话,一个不服从国家分配的人是没有再参加考试的资格了!


爸妈为我的录取高兴,全家也都欢喜万分,因为二姐在那年也如愿考上了专科学校!不管怎样,上大学的愿望总算实现了!那些留在班里继续读完高中的同学们,他们有幸成为了文革恢复高考后的当年应届毕业生。非常不幸的是,整个班里没有一人考上大学…再见了,山区的小村庄;再见了,那片枯黄的土地;再见了,与我同甘共苦的知青们…


一九七八年的二月,我打起了背包踏上了人生中新的里程,一个充满未知的梦想旅程。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未来的道路又会是怎样的呢?




十一、后来


上大学及后来的历程虽然不是顺风满帆,但走过的路还算平坦。


首先在大学中度过了不平常的四年。


之后在南方一所不错的大学里读硕士研究生。


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所国内著名的大学里当老师。


再后来则随着出国人潮来到美国,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这一生中读书的时间占了大半,在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之后,我不知又参加过多少次各式各样的考试,但我再没有迟到过。那个难忘的冬天里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考试迟到。从那之后,无论做什么,我都非常守时,现在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时间飞逝,三十年过去了。世间在这三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些当年几乎算是最年轻的大学生如今也已经不再年青了。高考后的三十年新的风风雨雨在每一个人身上刻上了历史的烙印,也留下一长串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在人生中,说不顶某一天或者某件事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心,抓住机会,永不放弃!


我现在是一名工程师,在美国一家著名的软件公司做软件开发工作。在这异国他乡的冬天十二月,望着日历上我用红笔重重画的两个五角星(十三,十四两日),望着窗外刚刚下过雪之后乌云笼罩的天空,我思绪万千…


不知山区里的小村庄此时变成了啥样,也许该有几棵绿树点缀在那昔日枯黄的土地上…也许我参加高考的小小的县城也起了巨大变化,街道变宽了,变繁华了…还有县城外小河对面留我住宿的两位知青,他们今在何处?苍天有知,愿保守他们的人生脚步…


无论我在何处,无论我做什么,我总不会忘记三十年前的十二月,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个寒冷的冬天…


所有跟贴:


读完心里感到有些沉沉的。。。 /无内容 - 林非非 12/16/07 (0) 

在北京考试舒服多了 - 北京混混 12/16/07 (0) 

凭我的记忆,正式播送高考消息是11月1号,我11月2号听到广播 /无内容 - 18408 12/16/07 (1) 

11月2号我还在山上干活,一个老农说要考试了,晚上听到广播 /无内容 - 18408 12/16/07 (0) 

俺爹爹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俺出门了一会回来慢慢看 - 丫子 12/16/07 (0) 

77,78两级的,读书刻苦的非常多 /无内容 - fdsd 12/16/07 (57) 

最刻苦的是老三届,熄了灯还要点蜡烛读书。 /无内容 - 慌兮兮 12/16/07 (11) 

什麽時候刻苦的都有。比例到底多大?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10) 

我们年级出国的人在北美继续行医的比例是15%。 - 慌兮兮 12/16/07 (9) 

我們這代人還有迅速學IT成功轉行的很多 - 東郭 12/16/07 (8) 

余下的人一半在做研究工作,一半改行做电脑。 /无内容 - 慌兮兮 12/16/07 (7) 

這不是很正常麽。誰不是要混口飯吃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6) 

没有说不正常,只是很佩服那个老三届同学。 /无内容 - 慌兮兮 12/16/07 (5) 

這樣的人哪屆都有。我們那時候很多人考GRE為出國而戰 - 東郭 12/16/07 (4) 

和GRE不能相提并论,完全是两码事。 - 慌兮兮 12/16/07 (3) 

都是刻苦麽。你以爲GRE就容易麽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2) 

我当然考过GRE,两部分都考了,所以才有比较。 /无内容 - 慌兮兮 12/16/07 (1) 

考不説明問題。有的人付出的工夫很大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0) 

是啊,俺爹娘老说我不学无术。。我说我好歹 - 丫子 12/16/07 (44) 

哈哈,小字辈的 /无内容 - 北京混混 12/16/07 (0) 

他們那代人文化水平基本都比較低。讀白字,對一些基本的 - 東郭 12/16/07 (42) 

俺觉着那代人受过教育的比这代人强。这里就有好几个读白字的。 - brush 12/16/07 (39) 

只不过那代人受过正式教育的比例不能比这一代而已。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38) 

像我爷爷那代,认识的字不多,勉强能看报纸。但是一笔字 - brush 12/16/07 (12) 

祖輩人當然不是一回事。他們受教育的時候沒受過中共毒害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11) 

俺爹妈还都是红旗下长大的。倒是您这些逃离毒害的反有RP问题了 - brush 12/16/07 (10) 

不说别的,就从说话不认账,错误不承认上就差太多了。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9) 

和他们比。这里几个马甲倒是学足了戴高帽,打砸抢的红卫兵本事。 - brush 12/16/07 (8) 

別把自己爹媽搬出來説事。我都不好意思質疑 - 東郭 12/16/07 (7) 

这是事实。难道您的父母不是这种人么?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6) 

我認爲那父母説事是一種不敬。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侮辱你父母 - 東郭 12/16/07 (5) 

且。俺在诉说一种事实。难道您号称那一代很滥不算您父母?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4) 

當然不算。個體和整體不一樣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2) 

诡辩。那俺说叫东郭的都是人渣您是不是也会这样解释?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1) 

想起来,您恐怕不是俺这代的。是俺和俺父母之间那一代的。嘿嘿。 - brush 12/16/07 (0) 

人说话能这么反复无常,也少见了。 - brush 12/16/07 (0) 

廢話。老師都被鬥了。上哪兒受教育去。我們高中文革時 - 東郭 12/16/07 (24) 

您还别说。俺爹妈都是老师。虽然只是地方师范毕业,但是那一代的 - brush 12/16/07 (23) 

一葉障目。那時候不只是老師被鬥,而是社會氛圍 - 東郭 12/16/07 (22) 

破四旧的就是如您表现这种反叛,浮躁,自以为是的一群。:)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10) 

脚踏实地的人多了,您不承认而已。否则中国也不可能有今天。庆幸 - brush 12/16/07 (4) 

中國有今天是因爲搞私有制,跟腳踏實地無關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3) 

貌似刚有人批判造假。汝无多数人脚踏实地,现在嘛不都是假的? - brush 12/16/07 (2) 

腳踏實地的造價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1) 

又诡辩。有人造假不是多数,更不等有所有人造假(包括您父母)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0) 

錯。破四舊的不是自以爲是,而是毛主席的走狗。跳忠字舞的那些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4) 

您还真信?俺父母亲身经历,破四旧的都是那些借机干坏事的。加上 - brush 12/16/07 (3) 

借你父母的名義造謠?還是學生是主體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2) 

俺在说一个事实。倒是您,认为您父母算不算‘很滥’那一代的?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0) 

俺没您那本事。连祖宗都可以不要。对了,您父母当时如何?本分 - brush 12/16/07 (0) 

不要忘了,您质疑的就是没有好老师。俺之需要证明您在胡说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10) 

可以說,社會風氣就是文革一代人搞坏的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5) 

应该是文革时还没长成的一代。那一代的小孩子才是文革的主力。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2) 

这点任何人都要承认,因为打人批斗的都是乳臭未干的。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0) 

也就是介于俺和俺父母之尖那一代中的反叛分子。60前后的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0) 

是文革时的投机分子搞坏的。谁是这种人自己清楚。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1) 

现在这种人一样有,只是没有机会表现而已。嘿嘿。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0) 

只能説明你的理解力有限。另外那時候的老師是解放前受教育的 - 東郭 12/16/07 (3) 

俺父母解放前一年出生,受什么教育了?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2) 

我沒說你父母。你父母就兩個人不構成“一代”,ok?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1) 

不知您城市如何。俺那高中里主力都父母那一代。不说明什么? /无内容 - brush 12/16/07 (0) 

非也。我们家那一代很厉害。个个都是医生叫兽 - 丫子 12/16/07 (1) 

個人情況不一樣。也可能北京還是好些。那批人 - 東郭 12/16/07 (0) 

沉重的历史啊 /无内容 - 唯一 12/16/07 (0) 

寫得很有感情。讓人感動 /无内容 - 東郭 12/16/07 (0) 

 

编读往来 Editor Reader 华夏专栏

 

编读往来


反馈澄疑:三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 


 ·十二月雪· 


许多朋友在读完了我的简单文字后,除了对那个年代产生无限的感慨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一些详情,也对当事人的前景表示关怀: 

*文中提到的草原钢城就是包头市吧?

*包头市北面是“旗”还是“县”?什么旗/县?

*下乡插队的地方好像不是牧区?

*老乡们对知青怎样?好像不坏?

*导致你高考迟到的知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考上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文章不错,或许对有些人来说有些偏长,可能没有时间读完…


在这里我尽力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顺便借此机会给朋友们有一个统一的交待。如有遗漏,还请见谅! 


虽然这是一篇高考回忆,但我的目的并不想简单阐述高考的经过和结果。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许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我的心意是借着高考这条主线,来舒发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有儿时的回忆;有对同学和老师的怀念;有兄弟姊妹的情谊;有对父母慈爱的感激之情;有青年时期美好理想的舒发;也有当时社会现状的简洁陈述…。希望这样,使得每一位读者能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感觉。如果抛去社会背景,当时许多的想法和事情也就会显得毫无意义或者十分幼稚可笑了! 


我不善长文字表达,虽然有好的想法,但深深感到力不从心。文稿经几番修改,篇幅也由初稿加长了一倍有余!但仍感到要说的话没有说尽,要舒发的情感没有如愿! 


草原钢城就是包头市 -内蒙古一座最大的成市。虽然人称草原钢城,但这里很少见到蒙族人。居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几十年前从北京、天津、河北及东北省市来的支边人员以及他们的后代。当初也许只是孤身一人,而如今都是三代、四代同堂了! 


每当提到草原钢城,往往会给人一种遥远、荒凉的感觉。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蓝天白云下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还有萧瑟秋风中映红半边天的炼钢炉火;住的肯定是蒙古包,吃的是扒羊肉,喝得是大碗的奶茶! 


其实这都是一种遐想,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没有亲临过的人,产生这样的遐想也难免在情理之中。书本上不都是这样描写的吗?!包头这个名字就来自蒙语‘包克图’的谐音,意思是‘有鹿的地方’。因此包头市又被称为鹿城。啊,听来土里土气的名子竟代表着草原上一个‘有鹿的地方’,包头原来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人们可以凭添无限魅力,引发许多美丽动人的遐想。 


爸爸妈妈的所有亲戚中,只有我们一家在边疆,其余都居住、生长在天津、北京。还记得三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乘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千里迢迢从包头来到天津、北京,亲戚们看到我们的衣着、听到我们的口音,都感到十分的惊讶!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穿戴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口中说出的竟是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说的肯定是“叽哩咕噜”听不懂的“外国话”,身上穿的都是宽大无比一脚到地的蒙古袍! 


其实我长这么大,即使下乡插队又往北走了上百里,翻越了大青山,我还始终没有目睹过真正的蒙古包,没有见过风闻中的大草原! 


我下乡插队的所在地,是出鹿城,翻越大青山,继续往北上百里外的一个小村庄。不属于旗,而是县!周围除了莽莽的山峦,就是起伏无边的山坡地。当地的居民都是汉人,说话的口音听起来很接近国内的山西话。 


十几户人家大大小小就那么三十几个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凡是有人的地方,人就有好、坏之分,就有慷慨、自私之别。大部分老乡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青人充满了好奇,都很友好,也都表示同情。但有一件事当时令我迷惑不解! 


下乡一进入村子,就有人好意告之:村子东头那间低矮的小屋内住着一个孤身的地主婆,今后要注意划清界线!虽然作为中学生开始有些自己的思想,但由于受到当时的文革教育,头脑里里始终还残留着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地富反坏右”都不是好人,是属于被劳教、管制的一类。我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观察她,看看她究竟是否说坏话、搞破坏。一年下来,令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 


有几次一帮耍杂耍的来到村里开锣呐喊表演杂技,其中有几岁的小孩子倒背弯腰两手撑地,身上放上一个木板,上面再站上两个成人。望着小孩子憋红的脸、颤抖的双手,大家都绷紧了心,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尽管每个人都对小孩子怀有同情和怜悯,但并没有多少人从家里拿出些食物来接济这群买苦力的人!可就在众人几乎散尽的时候,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个地主婆从那间矮小的屋内走出来,手中端着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尖尖的一大碗白面。地主婆走到杂耍的一家人面前,将白面到进那家人两手撑开的一个小布袋中,之后又独自走回了属于她的那间低矮的小屋内。 


耍杂技的一家人乐了,而我却惊呆了! 


这件事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贫下中农中有些个别人显得非常自私,恨不能把我们知青的那点上工用的家当都搬运回家;而地主婆有时却表现出来更多的对人的怜悯与慷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究竟接受谁的再教育?接受什么样的再教育呢?当时脑子里稀里糊涂,心中暗想:这个地主婆大概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好一点的缘故吧!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当!表面怜悯慷慨的背后说不定包藏祸心,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所在的县属于农业区,以种土豆和小麦为主要农作物。据当地老乡们讲,从插队的小村庄往北再走200多里路,就到牧区了,就可以看到真正的草原了!听说每年那里都举行“那达幕”大会。“那达幕”是蒙古族最隆重的节日,时间大致在牛肥马壮的夏秋时节。大会期间有赛马、射击、摔跤等比赛项目,还有民间弹唱、民歌对唱等活动,热闹得很。 


在那个看不到未来的年代,学生时期的美好理想早已咽咽一息,濒临死亡。大草原、“那达幕”便成了我们的另一种憧憬,心中充满了好奇与盼望。当时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曾经私下悄悄商议,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去看看大草原,住住蒙古包,见识一下“那达幕”,骑上红鬃烈马在草原上驰奔…。但艰苦的劳动、动荡的社会、还有变幻莫测的人生,使得那份宿愿始终未能实现。现在想来心里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 


再说一说那位高考坐在我身后令我考试迟到的老同学吧!尽管理化考试结束后,我心中充满了怒气;尽管高考结束后,我是那样灰心失落;但我从来没有当面质问过他,也没有对他提及此事。我当时内心的想法是:即然是一位不可信靠之人,那我今后就淡交远离你好了! 


这位老同学虽然看到考试开始后我空空的座位,但在考试结束后,他也没有向我问及此事,也从来没有对我解释他没有回宿舍的原因!好像我们心中默默达成了一种协议。大家都避口不谈,彼此敬而远之;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老同学究竟为什么午饭后没有返回宿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年他落榜了!后来爸爸所在的工厂招工,他与那些所有未能考上学校的知青一样,被选调回城进厂当了一名工人! 


三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早就没有忌恨了!如果当时我没有考试迟到,或许我可以进入一所更好的大学,人生走过的路也可能会大不一样了。但经过那番挫折,使我懂得独立了,长大了,成熟了,变得坚强了!昔日痛苦的经历,如今变成了人生中难得的一份宝贵财富!人生在世几十年,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只要不虚度自己的年华! 


看到几年前大哥下岗后一家生活的艰难,我常常在想:昔日的老同学此时也已经过了五十岁出头的年龄了,面对的肯定也是逃脱不掉的下岗厄运!有时在寂静无声的夜晚,面对满天灿烂的群星,我在心中为大哥、为老同学默默祈祷:愿他们都能不畏困难,坚定信念,勇敢地走下去,有明天就有希望!人生并没有因为下岗而结束…… 


谢选骏指出:1966年我小学五年级,1970年名义上初中毕业——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大概没人可以考上大学,更别说像我这样连跳数级考上了研究生。他她们的一生,就这样遭到了这时已经死去有年的毛老狗泽东的践踏和粉碎,“再踩上一只纪念堂里的僵尸狗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谢选骏: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解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魔咒》(侯立朝2001.10.11台北私寓)报道: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


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Clemenceau


一、「社会主义祖国」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 

二、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的三个法文字 

三、十月革命是黑夜偷鸡没有隆隆炮声 

四、自外于中国的泊来品共产党又名卢布党 

五、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误导」? 

六、斯大林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路线 

七、中国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不是一致的 

八、一八四四年以后中国沦为双重殖民地 

九、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的变性术 

十、先秦中国的艰苦性与皇帝中国的特色 

 


一、「社会主义祖国」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


  二十一世纪是从「恐怖」开始的。北京「共产帝国」是现在世界上最恐怖的帝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恐怖之党。所以「中南海」应该是中国人民去除恐怖的「恐怖行动」之目标。在911纽约「世贸双星」被摧毁之后,下一个动人的恐怖节目,就是中南海恐怖之岛被毁灭。它已经被法轮功优秀的炼功者包围过,该是它沉于海底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了。北京,就是帝国之都!红旗,就是恐怖之旗。以恐怖制止恐怖,就是正义。


  北京恐怖之党的首领江泽民,在今年七月一日中共恐怖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一篇「三个代表」的讲话,是恐惧的告白,也引起恐怖党内的内讧。这篇讲话的节目如下: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 

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 

  这一篇两万二千字讲话的中心点,是「三个代表的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最后的一个「修正主义」的路线。因此,这一篇讲话虽被列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纲领之作,但也被「老左派」(邓力群等教条主义者)批评为「政治错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老右派」(苏绍智等渐进改革派)称它有「积极意义」可救中共于死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一条正确的「中线」,左倾则是教条主义,右倾则是机会主义,在实践上始终是「摆荡主义」─摆荡的苏联已经自我了断,摆荡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到逮捕法轮功1840-2001)仍在摆荡中,中国人民在摆荡中,中国共产党在摆荡中,中国社会在摆荡中,中国历史在摆荡中。所谓「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也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因为中国人的祖国是不用加色的。请听费翔唱的「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漂泊。……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


  那故乡的云,是无色的,特别不是「加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没有人认同这个祖国,因为它是马列族共产党徒的祖国。它不仅不能抚平中国人的创伤,而且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创伤。有写不完的伤痕文学,有唱不完的「一个人的圣经」之歌。


二、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的三个法文字


  中国马列族共产党,是一个「外化族」和一个「外来政党」,北京红色政权(毛泽东语)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不仅有疏远性而且有仇视性,要把中国完全「国际歌」化,实际上是「苏维埃」化。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儿子党,也就是列宁斯大林的儿子党。它的生父是「十月革命」,它的生母是「五四运动」。列宁的「十月革命」强奸了中国的「五四运动」,生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承认的。毛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论是苏联布尔塞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都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坚持共产党是个「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他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无产阶级」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所以工人阶级是「最具有彻底革命的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就使它成为最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社会文明」,实行「专政过渡」,走向无分工无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姑不论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是否正确(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不正确)!而是先要问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能不能适用于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诸国家?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绝对不能适用于中国、印度、俄国等「东方社会」型的国家。这是一读马克思论中国革命,论印度革命,论俄国土地问题及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便知的。因为,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有四个前提:第一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生产出无产阶级,第二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才能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第三是只有生产的大机器与劳动者相结合才有活的生产力,两者一分开便是物化的死力。第四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自觉是一个革命阶级且有革命的必要。这四个前提条件,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都不具备,故都不能用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去革命,即使以此招牌能侥幸革命胜利,那也只能说起「社会革命」(陈涉吴广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不仅在「理论类型」上坚持他的理论公式不能移用于欧洲历史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外,而且他更是一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和「阶级中心论」及「斗争中心论」的代言人,他卑视东方低视中国贱视俄国,也是一位十分道地的「东方主义」论者,有了赛伊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大陆译为「东方学」)的书,可以使中国人更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丑陋面。马克思「拥抱帝国主义,亲吻殖民主义」(审判马克思第四章,2000),认为东方社会要想进入现代文明,必须先得接受资本主义的强奸和帝国主义的殖民。要想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又必须再做「第二次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地,恩格斯给考茨基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强奸才行。所以,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三个法文字,LIBERTE,EGALITE,FRATERNITE,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可不是「共产党宣言」的口号。他既不认为「天国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可以在中国成功,也不认为中国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方式。经过「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社会革命」一触即发,但那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十月革命是黑夜偷鸡没有隆隆炮声


  战争是革命的温床,列宁懂得运用这个规律。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参加抗德的协约国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仍继续与英法并肩作战,但未能及时解决军需和民食问题。第二次是「十月革命」,纯粹是「苦迭打」,列宁当夜玩的是「奥萨玛恐怖突袭」的游戏,几乎未放一槍一弹黑摸成功,临时政府四散而走未作抵抗亦未投降,这是一个静悄悄黑夜的偷鸡,没有革命场景的革命,不能算是革命而又被称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革命!并被喻为「震撼世界的革命」!而「假大空吹牛主义」也就由此形成。


  无知而又肉麻的李大钊,歌颂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十月革命是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塞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塞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你问李大钊十月革命牺牲多少工农兵赤卫队员?他不知道。现在你去问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汪道涵和小鬼黄菊以及大陆中国马列主义的思想家如胡绳、李慎之、许征帆、王蒙等人,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十月革命的伟大」处只牺牲了六个人。既无群众示威的场面,又无流血对抗的场景,既无哭声,也无笑声,更无「隆隆炮声」!也决不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李大钊是胡说八道的。


  不信,你去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共产党史」便知。在这两本「史记」(斯大林主编前史,赫鲁晓夫主编后史)中,「二月革命」有热闹的革命场景的描述,「十月革命」没有任何实际革命场景的描述。现在就「简明教程」中对俄国在二十世纪的三大革命场景描述如下:


  1.1905年十二月革命。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打仗),俄国战败,旅顺大连割让给日本,引起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1905年秋,革命已普及全国。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开始了印刷工人罢工。十月初,在莫斯科─加桑铁路上开始了罢工。十月政治罢工,成了全俄的罢工。参加总政治罢工的,单是工业工人就有约近一百万人。民间流行的歌谣是:「沙皇大吃惊,公布了宣言,死人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2.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到第三年,沙皇军队在东线节节失败,索忍尼辛的「1914年8月」有描写。波兰及波罗的海沿岸,都被德国占去了。后方人民又饥饿难耐,揭开了「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二月革命是从一月九日的罢工开始的,工业工人占全体罢工工人三分之一。二月二十四日(三八妇女节第二天)示威运动更加壮烈,约有二十万工人实行罢工。示威群众的口号是:「打倒沙皇,打倒战争,要求面包。」二月廿六日示威群众解除了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武装起来向武装起义前进,沙皇镇压的军队不是向群众开槍,而是向骑警射击。二月廿七日,彼得格拉的军队,拒绝向工人射击,并转向起义人民方面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开始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在街道上,群众还在与那些带槍的警察和宪兵互相射击着,当革命在彼得格拉胜利的消息传到其它城市和前线时,工人和士兵群众到处都起来推翻沙皇的官吏。……


  3.1917年十月革命。十月二十四日夜间,列宁到了斯莫尔雷,亲自握着起义的领导。革命军队和赤卫队整夜向斯莫尔雷开动着,他们被布尔塞维克调到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所固守的巢穴─冬宫。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局、政府阁部、国家银行。阿芙乐尔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传报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纪元─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之开始。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了告俄国公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美国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考证的告诉世人说:「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列宁的军队在10月25日零时夜袭进攻冬宫,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邮政局、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水兵。这里没有战斗……」(全球通史下卷第四编第四节)。那六个伤亡士兵,还是由支持列宁夜袭冬宫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开炮误伤的,不是由克伦斯基抵抗力量打死的!冬宫无抵抗,克仑斯基已逃亡,十月革命并未得到俄国人民的支持和欣赏。


四、自外于中国的泊来品共产党又名卢布党


  十月革命,被宣传过头,被鼓吹过头,被夸张过头!特别是在中国,又被迷信过头!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父亲。1921年六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到上海来,指导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带来了十万卢布支持的经费。于是由住在上海的李达发函通知,于七月二十三日到三十一日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为各地出席的代表汇去了旅费。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上海代表二人李达和李汉俊,代表九个党员。北京代表二人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八个党员。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和邓恩铭代表山东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两个党员。合计十三个代表,五十九个党员。在这十三个代表中,周佛海做了汉奸,陈公博先做国民政府的工业部长而后也做了汉奸,包惠僧做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国焘后来投降国民党,刘仁静变成托派份子,李汉俊在1927年于武汉被杀,王尽美也死了。丁默村是CY很活跃,施存统在东京,是周佛海代表仅有的一个党员。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未能参加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应该是七月卅一日,在中共一大正式闭幕之后诞生。为什么会把七月一日当作生日?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说法,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记得一大是1921年七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从七月的最后一天生日移到七月最初一天生日,错得离谱,无人敢改,这就是共产党的惰性和奴性。江泽民七月一日发表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就是遵从惰性和奴性的错误表现,是十分「毛性」(痞性)不知反省的奴才。


  根据一大党纲的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国家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是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我党采取苏维埃形式,把工农劳动者与士兵组织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又被称为「卢布党」,「泊来品党」。共产党也的确是以「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为祖国的!毛泽东有「一边倒」不要脸的结论,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的标题意义就是要做「亚洲的苏联」。苏联虽然自杀了,北京马列族还是「夜夜梦苏联」,列宁、布哈林、斯大林都还活在北京。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化,也要把中国苏维埃化。什么是「苏维埃」(Soviet)?苏维埃是俄文Soviet的音译,近似中国四川摆龙门阵的茶馆,意思是工农兵和游闲份子闲扯蛋的场所。在「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一书中有介绍:「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像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奴仆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逃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莫名其妙的毛泽东把它搬到井冈山,崇列媚苏很幼稚。


  职业革命家党与工农兵苏维埃,是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东方社会主义,又被考茨基称之为「恐怖的共产主义」和「鞑靼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定名为「列宁主义」。它保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但在实践手段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即「目的」与「手段」的分离!


  马克思主义要求手段服从目的,列宁主义是把目的服从手段。没有革命的手段则永远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只能等候苹果落地,如果以手段代替目的则将远离目的只会沉沦于权力斗争。这就是「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的难题。可是,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阶级斗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而「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前一个盲点是误认「历史动力」而为列宁所轻视,后一个盲点是误认「专政能力」而为列宁所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生产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制衡的必然,也就是欧洲第一号蠢材马克思天真无知的设想,害死了俄国中国与第三世界二十亿的人民。用此手段(长期过渡长期专政)也就永远达不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马列主义的东方社会主义,另一个与马克思主义重要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提法和利用。马克思主义是「拥抱自由贸易,亲吻殖民主义」的,马克思在道义上批评殖民主义,在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的传播文明,有利于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有利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故不重视民族主义。列宁主义则不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同卢森堡女士一样,是极端批判帝国主义只有侵掠毫无正面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因为「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并未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依靠,列宁在孤立无助之余,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革命论」失望之余,他想到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也看到了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这才恍然大悟,要利用民族主义反帝包围西方,以解除苏联被围困在摇篮中扼死的危机。1920年九月,由列宁起草的「巴库宣言」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革命之火。到欧洲之路,是经过亚洲,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于是,他派马林到上海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社会主义的苏联,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务,从成立到北伐,从北伐到抗日,无不以这个任务为优先责任,直到「赫毛大论战」(1956-1964)才结束这个「一边倒」的任务,到布里兹涅夫主义在珍宝岛开槍之后,毛泽东才有「乒乓外交」联美抗俄的游戏,这是蒋介石的路线了。


五、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误导」?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权主义愤怒已极,但又无法摆脱西化,正在苦无出路之时,十月革命的独特路线受到重视,「新青年」开始介绍列宁革命及劳农政府,开始研究推广马克思主义,这个风潮被称为「北来赤潮第一浪」。马克思主义是由莫斯科传来的,不是由伦敦或柏林传来的。唐僧是到西天去取经,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从北天取来的马经。


  中国社会适合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吗?马克思主义真能救中国吗?就有三派不同的意见:第一是西化派的胡适,首先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批评崇俄的布尔塞维克派,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第一次分化。第二是研究系的张东荪,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之后,有了新的认识,回到上海发表「现在与将来」等文章,梁启超也写文章支持张的论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相差无几,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形成,没有谈主义的资格,不可能成立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宣传也要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第三是无政府主义派,黄凌霜(文山)和区声白发表文章,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建立有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建立「无政府党」,实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走到二十世纪之末,已经证明了胡适和张东荪的批判,是对的。


  中国共产党,不顾一切,不听一切,终于在1921年七月在列宁强奸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婚的嫁接下而成立。只有孙中山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肯定列宁革命及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之后,而要「以俄为师」,随后有联俄容共。(毛泽东用「联俄联共」一词,国民党用「联俄容共」一词。按照当时的中共的地位还不配与布尔塞维克地位并列,中共是列宁的儿子党,故「联俄容共」的区别性为真,「联俄联共」的平等性为假。)使这个当时只有五十九个党员的小共,得以借「革命的广州」的基地而成长起来。同时,黄埔革命军的训练与北伐,也得到苏联军事武器与经费的援助,鲍罗廷当时就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孙中山,也决不是偶然的,国民党的党章一直维持到台湾还是布尔塞维克的党章,蒋介石曾被称为「赤色将军」。蒋经国读过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之后跑到莫斯科做了共青团员。李登辉也向马克思主义左倾过,所以才有「江泽民与李登辉十年密使的政治同性恋」,江泽民被李登辉白嫖了十年,不仅丢脸,连屁股也丢掉了,统战李登辉而有「两国论」之辱,捕杀法轮功而有「江洪水」之名,江山蒙羞,民怨沸腾!汪道涵老朽误事该杀头,曾庆红无知误事该槍毙!


  为了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共产党的宣传家,先是学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去替无产阶级找生父,结果找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代,是在「万历十五年」,是在太监扰民的「矿税」之中。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萌芽!共产党人的盲目与无知,是破天荒的天下第一!等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共产党的宣传家们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天命。毛泽东是这样说,所有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创建史,简编,简史等)也都这样说,传到第四代共头江泽民还是这样说:「八十年前,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的壮阔斗争中,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澎湃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一八四O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一九二一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讲话第一段摘要)。这是历史必然论,也是客观天命论,更是假话大话空话冲天的谎言,也是成王败寇的价值观,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江泽民不读书,马列主义只有二十分,历史知识只有三十分,对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这些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的新思潮及新历史主义,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他在邓小平死后,提出两个重要的文件:一是十五大政治报告,二是七一的讲话,都是「后现代状况」的作者称之为「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或译元叙事)和「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或译大话叙事),因为经不起检验而失去意义的合法性,也就失去合理性。例如:洛克说:「理性教导每一位愿受其教的人;所有人生而平等,独立;任何人都不应伤害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侵犯他人的自由产业。」(政府二论)。卢梭说:「人生而自由,然而他到处受到桎梏。」(社约论)法国大革命宣言说:「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宣言)。马克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于是,江泽民鹦鹉学舌地说:「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七一讲话)。从启蒙运动传下来的「元叙事」体,经过「共产党宣言」把它堂皇而又大话化,在英国有赫胥黎的「堂皇的新世界」(美丽的新世界),在俄国有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第三个纲领),在中国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1958),江泽民的「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十五大报告)和「三个代表的讲话」(七一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而以江泽民的大话最肤浅也最落伍。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幼童教材的「三字经」,就是「元叙事」体。大学一书,就是「堂皇叙事」加「元叙事」体,中庸一书也是。大学中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是元叙事,而「八条目」是堂皇叙事。「人之初,性本善」是假设,无法检验。「大学之道」是假设,无法验证。「过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元叙事,无法检证为正确,倒是恩格斯加注之后就证明这句话不正确。法国「后现代状况」的作者李欧塔(Lyotard)认为:由启蒙运动形成传统的两大「堂皇叙事」:法国的解放英雄(马背英雄)激进的政治性(如自由平等博爱)的叙事,和德国的知识英雄(讲坛英雄)理性的辩证法(如精神主体本质)的叙事,都被后现代出现的「终端机」颠覆了。他特别提出被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海德格(Heidegger),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一篇演讲(在希特勒当令时期)为范例最具有时代性:「思辨科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对存在的质疑。存在是德意志人民的命运,德意志人民被称为「历史精神的人民」。这一主体应该提供三种服务:劳务,防御,和知识。大学保证提供这些服务的元知识,即科学。这种科学安身之地是大学,但是来源于人民,人民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劳动,战斗,以及获取知识来实现这种科学。这个人民的主体天职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创造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即「保存自己的土地力量和鲜血力量的最深沉的潜能」。…因此,李欧塔说:「为了使知识和知识机构合法化,而把种族和劳动的叙事放入精神的叙事中,这种做法是双重的不幸:它在理论上不一致,但足以在政治语境中找到灾难性的反响。」(后现代状况第九章,1997)。


  江泽民以及替江泽民的「高举」与「讲话」的执笔群小们都应该冷静地去读李欧塔这一段对海德格演讲的评语,印证纳粹法西斯希特勒把德国导向于凶残和挫败的教训,映照于今日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何从何去?也许有人会说今日中国不是当年德国,情况有所不同,叙事也当有所不同。这是无知的诡辩,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结合德国与法国的两大堂皇叙事的复合体,既是自由解放英雄的大话,又是思辨精神英雄的大话!为要单一化整体化主体化叙事的观念,先设定一个矛盾斗争的因子,而后又把这个因子(阶级斗争)的叙事放入历史前进轨道的叙事之中,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炸毁一切,使自己占领现在,过去,和将来。这种做法有三种不幸:用单一的假设去强奸过去多元的历史叙事,并且以群体占有现在不容私有及任何差别存在,因而「将来」必是无声无色无异的黑洞化的将来。江泽民七一讲话,言不由衷,是发抖的自豪,是恐惧的骄傲。堂皇的新世界,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有「三个代表」混合社会的讲法。


  在上面引出的江泽民那一段讲话中,关键性的句子,都是错误的,都是假大空。下面会有关键性的批评和纠正。现在先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欣赏。江泽民说,正当中国寻找先进理论,以便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这个「隆隆炮声」是写实主义的说法,最无知而又荒唐的说法。因为「十月革命」的当夜(10月25日零时到下午),列宁领导红军赤卫队进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冬宫的时候,临时政府早在前一天夜晚已经闻风(斯大林说是托洛斯基泄露的)逃散而去,留守的人是准备迎接列宁的人。所以十月革命的夜袭非常儿戏化,既无槍声,亦无炮声,既无哭声,亦无笑声,赤卫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一夜之间解放了彼得格勒,白天就公布「告俄国公民宣言」,说资产阶级的腐败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入苏维埃之手。这一役只伤亡了六个士兵,还是由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向冬宫示威轰击误伤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六节十月起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老祖宗」。而这「一声炮响」不是写实的「隆隆炮声」,而是「喝道」开路的意思。江泽民看不懂这句话,所以他只能是江泽民,不是毛泽东。「一声炮响」没有出丑,「隆隆炮声」出丑可大啦!


六、斯大林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路线


  卢布党的中共陈独秀毛泽东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子,是马列主义的走狗。借用非洲黑人医生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敢于批判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可爱可敬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范农(Fanon,1925-1961)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的表像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炎黄脸,马列心,异化族」(简称马列族),不是中华一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以后的一切恶形恶状邪性邪行,都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而是由列宁和斯大林以特殊材料造作出来的。


  由于中国历史精神绝对与马列主义不兼容,由于中国人民绝对与马列族共产党不兼容,因此莫斯科第三国际,在列宁死后转入到斯大林领导的时代,形成了「斯大林主义」(Stalinism)。毛泽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儿子。斯大林为了替中国革命定性,把中国一分为三: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上限不确定,是起自西周还是起自隋唐?到五十年代还有争论。在封建社会以上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上限是殷商,下限延到那里?是西周还是延长到明代的后妃殉葬?不确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斯大林规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一直都遵照这个说法,无知的胡绳还就此规定写了一大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来服从斯大林的命令,送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向斯大林祝寿的献礼,这就是历史汉奸和文化汉奸了,无耻之极!马列主义是「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服从文化霸权之说就是文化的大汉奸。


  斯大林命令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为的是要规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如果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则中共革命的路线就是「反封」与「反帝」。中国共产党被指定了双重的任务,这是史无前例的苛求,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应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只想造祸于中国,以便于使中共替他守住去巴黎的大门,而非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解放的。现在,我根据一位参与闽变,参校八一宣言,参加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一位百岁高龄的思想家的一段珍贵的记述,来证明从列宁到斯大林侮辱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无耻经过:『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成功,如果这算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合马克思的公式。不过列宁又有一说,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最先成功,由于俄国是资本主义最弱之一环,即软下腹。但当时列宁与托洛斯基仍然相信,如西欧先进国家不能立即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后盾,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注定失败或变质或复辟。


  一九一九年德国左派社会党(斯巴达卡斯团)革命失败,列宁大为失望。于是有一九二○年红军之进攻波兰,又被法国援军击败。一九二一年苏俄发生克伦斯达兵变。列宁乃开始新经济政策,同时转向东方,探求革命新途径。于是有优林、越飞、马林之来华,中国成立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一种哥伦布、麦哲伦的工作。然而权力政治的阴谋已超过意识形态之意义。


  当列宁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初,原视国民党为一种苏维埃,用以反对当时苏俄国际上大敌之英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间,俄共及第三国际为在中国进行大冒险,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拉狄克(本波兰人)谓中国为商业资本社会;斯大林布哈林和他们的专家约尔克(Yolk)不惜伪造统计,谓中国为封建社会;瓦尔加、马札亚尔(皆匈牙利人)则谓中国一直是与西方不同的亚细亚社会,中国统治者并非封建地主而是「读书人」。苏俄马恩学院院长梁山诺夫亦赞成之,并于一九二五年发表「马克斯论印度与中国」。继而德国共党中青年理论家(同时为第三国际宣传委员)维特浮格(K. Wittfogel)力倡此说。在瓦尔加马札亚尔和维特浮格之理论中,不仅引据了马恩的言论,也引韦伯学说为顾问。


  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民党清共,俄共必须决定第二步政策。此时斯大林乃以布哈林为顾问。确认中国为封建社会或者「中古的封建残余」。因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要以「土地革命」实现中国之民主革命(中共译为民权革命)。即令如此,照马克斯公式,中国不是应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吗?然而不然。因为现在资本主义已至没落时期,世界已有无产阶级革命之祖国苏俄,中国之农民革命可在苏俄工人领导下,直接进入「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此即是俄共代中国定下的革命纲领。当斯大林下令中共「武装三万农民」暴动以证明中国为封建社会时,对当时之武汉政府是一大冲动,遂亦宣告「分共」。当时中共领袖之陈独秀认为以封建残余为革命对象,实为矛盾,亦不愿执行。而由于当时斯大林之独裁地位并未确立,也还未能十分贯澈这一政策。其结果是斯大林政策得到叶挺贺龙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等的拥护和执行,乃有中共之八一南昌暴动以及中共八七会议,排除陈独秀,进行两湖和广州暴动。然亦均告失败。


  在所谓「大革命失败」(即俄国政策失败)后,一九二八年第三国际在布哈林指导下决定「殖民地半殖民地纲领」,谓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封建关系」或「亚洲生产方法」占优势,将二者混为一谈。继而中共六次大会纲领照本宣科,也就是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示的老话,即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革命任务为反帝与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这实际是拼命暴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破坏中国之统一和建设之毒计。毛泽东则为此杀人放火事业之执行人。是年瓦尔加发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否认封建社会说,并要求作一有组织讨论。这讨论曾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结果认为亚洲生产方法只是封建制之「变种」,目前提倡之有害于「国际」,而瓦尔加等亦不再谈亚细亚社会之说了。


  当北伐还在进行之中,一个外国认中国为封建社会煽动中国内乱之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自引起有识者之关心。武汉政府时期,首先是中共内部的争论,彭述之「中国革命中根本问题」代表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重述第三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主张。


  武汉政府崩溃后,中共以外的人进行理论的探讨,为首者是国民党人顾孟余(公孙愈之)。这主要是批评当时第三国际封建社会论的。而当时理论根据,只是少数马克斯主义著作,如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改编本,其后始有译本),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和一篇文章─瓦尔加「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另一方面,中共以及拥护中共的人则在「思想」及「思想月刊」上拥护封建社会论和土地革命论。郭沫若据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开始在「思想」上发表的。


  一九二八─三O年间,一批留俄学生回来。他们带回拉狄克「中国革命史」及其它俄人在孙逸仙大学、东方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讲义,尤其是托洛兹基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点,即认为中国农村已存在资本主义关系,在实际政策上则主张民主斗争,反对土地革命。他们办「动力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发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研究」是开始在「动力」上发表的。任曙自己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是同一思想路线。


  一九二八─三O年以后,马克斯主义文献,也由日俄德法英各国文字译出(英文在这方面最少),一时如雨后春笋。陈代青(林一新)等由俄文将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译出,这是亚洲生产方法论的标准著作。


  以上所说知识上准备,中共的暴动与国民党之剿共,世界经济大恐慌与九一八事变,使知识界渴求中国社会之了解和出路。于是有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即由中国经济现状之分析,到中国历史之分析;这是三十年代第一个全国性的论战,包括中共方面的人在内。』(中西历史之理解,中华杂志社1966年)。


七、中国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不是一致的


  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读过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并有笔记)之后,始知人类学的重要,也才知道古代社会的大样。后来恩格斯根据摩尔根之书和马克思有关于人类学的笔记,整理写成「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人类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把世界社会形态列为五种类型:亚细亚原始社会,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历史的五个阶段。后四个类型是连续发展的(朝案:错了)!而亚洲社会则是东方特殊的千古不变的极端原始不文的板块社会。黑格尔写世界历史哲学的时候,仍称「光明自东方来」,虽然自由度很细小。而马克思则不然,他说「光明自西方来」,除了欧洲之外无文明,若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必先接受自由贸易的洗礼和资本主义的强奸。


  东方社会也根本生长不出来「奴隶社会」,因为没有家庭土地私有制和广泛的商业活动。普同政府是全国土地所有者,平时只做四件事:国防、水利、公共工程、收税。东方亚细亚社会没有奴隶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和四十七章中有确定不移的分析。他说亚细亚是一个「静止的社会」(四十七章),如何能产生奴隶社会?亚细亚既无「家长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奴隶制度」,又无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奴隶制度」(二十章)。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论,其欧洲中心部份已经解释不通欧洲社会通史,再把它拿来套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头上,当然是套不进去。况且,马克思又把东方社会看成是静止性的,不仅不符合东方社会的特性,也与欧洲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是有冲突的,根本不能把它搬到东方来用。所以,最不要脸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错误的,「青铜时代」是错误,「十批判书」是错误的!他替毛泽东歌颂斯大林是「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是超越中外古今的马屁精的马屁诗,也可称之马列族中最不要脸的马屁诗!


  那么要问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直到鸦片战争,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呢?斯大林命令中共异口同声地说是!江泽民现在还在说是,台湾的左仔陈映真统联帮和左翼份子们,也跟着说是!可是,在文革中发现出来的毛泽东诗文中,则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了。1998年出版的「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中,有一首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给郭沬若)的诗,原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中仍旧返回中国历史传统的阶段说。秦汉以来是「君主专制」时代,西周至秦统一之前是封建时代。「莫从子厚返文王」,是指柳宗元的「封建论」已把封建制推倒了,郡县制是大公无私的进步制度,请郭沫若不要再说中国是封建社会了。这只是毛郭私下的说法,毛还没有胆子公开拋弃斯大林规定的说法。所以到现在,大陆地下话语已经通行「君主专制」或「专制主义」(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李慎之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四期),就是官方文化汉奸不敢说,江泽民软弱无骨的不敢说。所以,由白寿夷主编的「中国通史」(最近完成的),仍然受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五段论的影响,以及斯大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规定的影响,虽然增添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也无法复活中国历史精神,更无法抓住中国人的历史感觉。


  历史虽是过去的,但感觉却是现在的,才是活的历史,而非物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是斯大林感觉的中国历史,是马列主义感觉的中国历史,也就是非中国的历史。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也绝对不是中国感觉的讲话!而是马列霸权宰制中国的讲话,他也没有自己的感觉,麻木不觉了。


  如果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专制制度,不再是封建社会,则自鸦片战争以来还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吗?答案是不言而喻不解自明的。只有被权力充昏头脑的江泽民,还说「一八四O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我才说中共自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要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就是新斯大林,中共路线就是「新斯大林主义」。他现在如此的讲话,仍旧是斯大林规定的说法,无知又无耻的说法。


  现在该是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理顺的时候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又名卢布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就被「第三国际」斯大林的扭曲、割裂、侮辱与破坏,使中国人完全陌生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它的宣传员传声筒,是历史汉奸,又是文化汉奸。一套完整的中国线性发展的历史阶段,用中国人的感觉区分如下:


炎黄二帝的传说时代─原始社会(河姆渡系与仰韶系接触) 

尧舜禹汤洪水期后时代─氏族社会(洪水期后的发展) 

西周东征的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公元前1122年灭纣) 

秦汉统一的专制时代─名分社会(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中华民国的共和时代─公司企业社会(1911-1949,以后在台湾) 

社会主义的极权时代─新阶级社会(1949年在大陆横行至今) 

未来中国的新兴时代─多元化社会(吸资纳社用中) 

  五千年来中国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不是马列主义机械式的历史唯物五段论所能解释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公式,不仅套不下中国历史,也套写不下欧洲的历史,更套写不了俄国、德国、美国的历史。


  洪水期过后的中国历史,有两个阶段是自成一格的,即「宗法社会」的封建国家,和「名分社会」的君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法社会」的封建国家,二是「名分社会」的专制国家。这两大特点是全世界各大文化民族所没有的特色。塑造成第一个类型的中国,是得力于周公的「周礼」与「周官」这两部宪法。塑造成第二类型的中国,是得力于孔子的「春秋」大一统「国家观念」的确立;以及儒家荀子的学生李斯替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督促秦王统一中国,并废除封建制度。第一个类型可简称为「宗法中国」,第二个类型可简称为「名分中国」。这是由下而上的定名,不再是由上而下的定名。由上而下的定名就是「封建中国」与「专制中国」,封建与专制欧洲也有,中国不过是更早就有而已。


  由血缘与土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宗法国家,能存在两千多年(初型自夏传子始,到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至秦统一中国之年,公元前2205-221年)是不可思议的事。如自周公开始封建之年算起,到秦灭六国废封建止(公元前1115-221),也存在八百多年。封建制度之废,是很自然的事。亚当史密斯说:土地如果可以分割,则无物不可分割。中国封建制度是由上而下分割土地,最后分割到世族和士卒手中成为私有,中国封建制度自然死亡。而宗法关系则变为社会体制,故保存较久,但亦必因土地私有化而松裂,也是很自然的事。


  周公的两部宪法主要的贡献是「宗法体制」,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功能。故「周公之礼」流行于中国,直到现在风韵犹存。阿扁总统昨天「嫁女儿」(男称婚女称嫁,儿子娶妻曰完婚,女儿出阁曰出嫁),仍有「周公之礼」的遗规。但「周官」封建制(以书经中的裂土建官为准,而非王安石批注的周官),必将会促致中国的分裂,是周公不曾想到的。到「春秋时代」(也是以孔子「春秋」为划时期的基准的),孔子看到这种大分裂的现象和趋势,他写出了第三部宪法,即保全中国的大宪章「春秋」。春秋天子事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义」在于:「屈民从君,屈君从天,顺天应人」的辩证关系,是正确的解读,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是结构一体的运动,向上是君主主义,向下是民本主义(可以走向民主)。孔子的「春秋」,是超现实而又印象派,当时「礼崩乐坏,征伐自诸侯出。」孔子大一统中国的理想,无人理睬。直到「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公布,李斯主编),才由吕不韦劝秦王东征统一中国,李斯则劝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成就了大一统而有中央政府的君主专制国家(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社会也渐变为不同于「宗法社会」的「各分社会」。中国文明的历史,自「宗法社会」始有特色,到「名分社会」又有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轮转」长期存在的特色,绝对不同于希腊、罗马、日耳曼、俄罗斯社会的特色。辜鸿铭说,孔儒的最大贡献是确立「国家观念、有耻感的社会、责任政治、保全知识书籍」。反对「反知主义」的道家和无差别「博爱主义」的墨家,及极端「自利主义」的杨朱。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分,各尽其责,即「责任社会」。(辜着「中国人的精神」,1914)。「吕氏春秋」说:「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君虽尊,以黑为白,臣不能从。」(应同)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到吕氏春秋到太史公史记)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的坚持,中国早被分成「七块」(战国七雄),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春秋」(孔子春秋到吕氏春秋)是当时中国人的感觉。孔子春秋之后有吕氏春秋统一中国。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我们要把春秋推向前瞻而非后退。我们不能再向周公孔子要求什么,而是要看我们能对「春秋大义」理解多少?要看我们能不能把春秋自然法推进到民主自由的境界?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当时面对君权巨人顶峰的汉武帝,亦如后来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说的话:「君权对于我们来说,若不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就是一种魔鬼般的罪恶。」史记就是当时中国人历史感觉。从周公、孔子到吕氏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安所主编的「淮南鸿烈」,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后来黑格尔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所完成的东西。我们还能向古人勒索什么?史记之后有「汉书」,汉书乃是汉代人的感觉,最华丽的感觉是班固的两都赋,西京就是当时的世界之都。丑得美的「短、肥、秃、黑、疤」才子范晔,写成了「后汉书」,他自称传赞写得绝妙好词,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后纪」前言,他虽轻视女权,但已将皇后列入「本纪」之列,太后临朝就是女皇帝了。皇后烈女代代都有传,也是中国史书的特色,全球只此一家。史记、汉书、后汉书、号称三史,的确是举世的杰作,也能代表中国人的感觉。而秦皇汉武,也是春秋之子,是中国文明的推手,也是孔子的好学生。


  有夫妇而后有家国天下。周礼文化,春秋文明,都很注重个性。养成个性的第一要义是「孝」,第二要义是「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不是孝子也就不会是忠臣,不是忠臣就不会是良民。忠孝两全就是保身保家保国的良民主义。礼教决不是吃人主义,而是「良民社会」秩序,不靠军警统治的社会秩序。辜鸿铭把「悌」译为「良民」,由良民而公民而市民,是最好的解读。忠孝要义类似宗教,中国的良民宗教。良民宗教之信仰,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所以,辜鸿铭把中国男子的「忠孝之道」,解为「忠诚教」,把中国妇女的「三从四德」解为「无我教」,合为中国的「忠诚教和无我教」(Religion of Logalty and Religion of selflessness)。反孔教之徒,可就是无礼的「无耻之徒」了。良民文化也决不等于是「臣民主义」,而是「顺天应人」的自由主义。三史之后无良史,中国也陷入于破碎雕零之中。「三国志」是一位「边陲地区」的作家陈寿写的。在西晋时期中央文官学者如张华王衍等人,是瞧不起边陲地区的文士的。在亡国的西蜀却出了两个文人,一个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另一位是「陈情表」的作者李密。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则诸葛不亮,也就没有后来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当李密的「陈情表」送到中央送到皇帝司马炎的面前,才使「天下无穷人」骄傲的晋武帝大吃一惊!他览表之后赞曰:「密,不空有名者也。」而后李密被征召到纸贵的洛阳,先为尚书郎,后做温县令。县长做得清慎无过,但因朝中无人,无法内转,被改调为汉中太守。一日晋武帝赐宴群臣于东堂,普令赋诗,李密有诗曰:


  人亦有言,有因有缘;

  官无中人,不如归田;

  明明在上,斯语岂然?


  司马炎也像江泽民,见诗不悦(江则见记者追问支持港首而不悦)。都官从事,见色而参,李密免官,卒于家。(江泽民则大捕法轮功)。陈寿与李密是西蜀亡国之臣,总算替诸葛亮统治的西蜀争回了历史的面子。


  隋唐有诗无史,刘知几有史论而未写史。两宋有两大杰作都是为皇帝上课的讲义,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是朱晦庵的「大学讲义」,也都是我熟读的。「三通」是物化的制度史,黄宗羲的「学案史」乃是伤心人亡国臣子别有怀抱的专史,强调中国学术生命的历史,明夷待访录则是哀痛政治亡国的历史,提振民主开明复国的精神。黄宗羲是钱谦益的后生,也是郑成功到虞山拜钱谦益为师的证人,他也是柳如是干妈盛泽归家院徐佛私恋的情人(徐佛美艳多才艺为黄宗羲终身未嫁)。清代无历史,而且禁绝中国的历史。到清末有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未能建立新史观,而且把中国历史也捣碎了。民国以来最流行的有二史,一是顾颉刚的砍头新史学,尧舜禹被砍掉;二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学,社会形态五段论决定历史五段论,把中国古代史上溯到原始,赶走了「砍头的新史学」,是其一大贡献,可恶的是硬把青铜器出现说成是奴隶社会,连马克思看到也会笑掉大牙的。又硬把秦汉以来说成是封建社会,却找不到封建庄园的通例。且又把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是无稽之谈,「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也根本没有承认过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由不通中国的中国通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是不成体统的杂烩。因此,如果我不写这篇文章点破这些,可就真的对不起中国历史,对不起「大学讲义」的朱熹,对不起三史作者,对不起春秋之笔的孔子,也真对不起中国人的感觉。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是左倾的年代,自命为「先进份子」连走路时的肩膀都是向左歪的。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则是反左倾的年代,不仅共党红朝在反左,而在民间文化的话语中,尤其是以复谈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专政和权力资本主义为主题。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大痼疾:一是只能生产专制主义,二是以游民流氓主导革命,三是皇权当道没有公民观念。透明地说就是:「专政压倒民主」,「流氓压倒书生」,「党权压倒人权」,都是用来批判共党现实政治的横霸性的。把过去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痞子运动,天安门广场三次槍声(四五槍声,六四槍声,元旦捕杀法轮功的槍声),限制谈自由民主人权,逮捕异议者……这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专政乱搞的暴行,都归之于中国文化的三大痼疾,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对是错误的。自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从六四天安门民主广场到2000年四二五逮捕法轮功镇压自由主义言说和异议份子,都有「专制皇权」和「流氓痞性」的成份,这不都是来自中国固有的文化(皇权文化和游民文化,李慎之把中国文化等于专制化,王学泰把游民文化主流化,都是有很大的盲点的)。而是有外来的滋养品:


  1.「苏维埃」就是痞子政治。这个俄文字的意义就是指散兵游勇逃犯失业者奴婢等人的聚会闲话休息之所。

  2.「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痞子专政。马克思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专政者,都是失业后备军的城市游民和知识流氓,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就是流氓知识分子。

  3.「人民公敌大整肃」也是痞子运动。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肃运动,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的恐怖行动。

  4.「地痞流氓」的行事作风。这是中国自秦汉实行「私有制」城乡自由开放以来,就有的东西,他们在咸阳行刺秦始皇,公孙弘杀了郭解,而「民间盗跖」流行,一直流行到瓦岗寨和梁山泊,流行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四个坚持、逮捕法轮功。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一抓二搞三斗四杀五贪六腐」的痞性政治和痞性文化,含有中国的成份只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都来自马列主义。特别是把「痞性行为建构化理由化」,完全是学自马列主义的辩证理由化(如矛盾论),这是中国游民文化痞子作风所没有的。尤其是把地痞流氓的行为联系到与西方游民流氓革命相结合,不仅仅是「政治改易」(改正朔易服色)的循环,而且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在孔子编成的一本政治教科书(书经)中,从政治学方面来看,它有七大特点:禅让政治(选贤与能),水利工程(禹平水土),汤武革命(君为民设),国家规划(周礼周官),洪范九畴(中央调控),民生第一(利用厚生),不可「骄傲自豪」(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故,朱熹有诗曰:


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

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

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

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

恭维千载心,秋月照寒水;

鲁叟何尝师?删述存圣轨。


  中国政府走向君主专制,是机遇也是一种过渡。正如西方不连续的文化传统一样。到近代国家时期,先经过重商主义的君主专制,而后再经过「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德国国家革命」,提振工业化现代化,才进入民主人权的好时期。中国子孙无能,不追取进步,只怪罪中国文化,是西化派马列派和胡适鲁迅遗留下来的歪风,直到李慎之而不改,也是可耻的。「欧洲的孔子」却把中国风吹开启蒙运动。


  现在,我想只对中国自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维特浮格有「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白乐日有「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一书,前者有水利社会说,后者有官僚社会说,而宗法社会则是中国固有之说,都不承认还是封建制度。而亚当史密斯、韦伯、白乐日等人则对中国城市也早有比较的说明。中国城市是政治之城如三都赋之描述,近代西方城市则是商业之城和工业之城,商业革命成就了工业革命,也成就了市民自由契约精神之民主。)的政治特点(伏尔泰称为开明专制)说几句话(长篇大论可以写上千万字,却不如几句话头有用):中国君主专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这还是贵族政治,却也是三公论政,重大决策是要公开讨论的。从史记「始皇本纪」可以看出,朝政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是三权制衡(丞相行政、御史大夫监察、廷尉司法),皇帝虽有最后决定权,但不是凌空而下,乃是据议论作合理的裁决,始皇对于朝廷议定的名号裁决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这个裁示很合理也是很民主的嘛!所有参加朝议的大臣都心服口服呀!例如废封建为郡县,也是先由廷议上奏而后才由始皇裁定废置的。秦制并不是毫无是处的。秦始皇比法王路易十四开明能干多了,也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议事更开明而果断,执行命令也最为彻底。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焚坑的人多而自傲,却不敢比秦始皇开明议政的果断性.是自暴其丑者也。秦政从中央到郡县,从驰道到长城,是很合理也很气势的。当时的咸阳就是世界之都!「条条驰道通咸阳」比「条条大路通罗马」更快速,也更漂亮!三公议政是古制的综合,郡县之制是新的地方建制,前者带有专业的民主性,后者带有服务的人民性。


  至于后来被赵高李斯搞坏了,责任不在秦制。章太炎曾经说过,两千年来的政制皆秦制也,两千年来的皇帝皆大盗也。流氓皇帝始自我们徐州的英雄刘邦。从流氓皇帝刘邦开始的平民君主专制,也有五大特色:


游民造反,军头称帝 

官僚治国,阳儒阴法 

劝学第一,兴修水利 

管教养卫,礼义廉耻 

爱民如子,长治久安 

  陆贾与刘邦对答的两句话是有名的,也是以后所有流氓皇帝(如朱元璋)都遵从的至理名言。史记陆贾传说:「陆生时时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对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乃有陆贾「新语」替刘邦上课的讲义之作。流氓与皇帝到此为止,流氓皇帝的痞性则被「新语」驯伏了。朱元璋是把君主专制推到毛泽东的地步(专制的顶峰),但他之所以能够北伐成功,还是得力于浙东民族主义的书生(永嘉学派后裔)宋濂和刘基的辅助。朱元璋出兵北伐的宣言(谕中原檄),就是由宋濂执笔的,这个宣言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并没有如毛泽东写的追杀江南的国民党的社论那样要「澈底干净地消灭敌人」的残暴!因为毛泽东的痞性已经有四种成份了,所以中共的痞性直到江泽民身上还存在。可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软件文明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痞性驯伏了。


  俄国人也把「苏维埃」的痞性拋弃了。北京「红色政权」(毛泽东的用语)的痞性还能存在多久呢?「胡虏无百年之运」,我相信它无法活到2049年的。如果不脱胎换骨以「吸资纳社用中」以中为主流来代替「四个坚持」和「三个以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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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

─解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魔咒

台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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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八四四年以后中国沦为双重殖民地


  在二十世纪之前,各大文化民族的历史进程,没有普遍性的运作模式。历史唯物五段论,是具体的胡说,是一元模式的胡说。欧洲社会形态是不连续的,生产力没有接替性,马克思胡说八道欧洲史。只有到二十世纪「现代化模式」(英法美德俄日革命形式也各不相同)整合出来之后,才有全球化的趋同性。所以,过去各大文化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民族共同成长,共同欢笑,共同悲伤,共同感觉的纪录。龚自珍说,亡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亡其史就是使他们忘记自己民族历史的感觉。法轮功使炼功者都有自己的感觉。中国共产党却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感觉,而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代替人民的感觉。而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感觉,也是用马列主义来代替他们的感觉。江泽民「七一讲话」(三个代表的讲话),有他们自己的感觉没有?没有;有中国人的感觉没有?也没有。


  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但不是存亡绝续的战争,满帝也不让中国人有如此感觉,故不宜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更不应作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当时莫斯科「第三国际」为了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故意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转移中国人一贯仇视俄帝的目光,去反抗英帝的侵略,来保住苏联通往巴黎的大门的。关于这一点,从李大钊一直到江泽民的共干共子共孙胡绳和李慎之们,都不曾知觉的。毛泽东已承认自从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政治就不是封建制度,中国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那么,那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于中国呢?


  所以说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不是中国人的感觉,而是「第三国际」的需要,特别指示「卢布党」(中共)要如此说要如此写,来配合莫斯科社会主义帝国的要求的。中国人真正感觉到「裂天维,倾地纪」、「地坼天崩,山枯海泣」而有亡国之祸的,是1644年满帝占领北京又以讨贼之名南下征服中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依照近代史学划线的规矩,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476)就是中古史的起点,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年(1453)就是近代史的起点,则1644年北京有两次战祸,皇帝自杀,明亡。明亡,不是一个朝代之亡,而是中国沦为异族统治,变成满族野种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王船山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也。」(宋论结论)这话也是为「明亡」而说的。


  北京沦陷再沦亡,福王被迎立于南都,明代原来内部矛盾(太监权奸与东林复社之争)转化为民族对民族的斗争,南明文化就此起立,成为以后三百年中国人的共同感觉。这种「反清复明」民族主义的感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序言写得很感人,朗读一段如下:「夫何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沉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披寻钱柳之篇页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而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一代才女也曾是妓女的无产阶级柳如是,是东林教主钱谦益的夫人,七郡地下抗清司令陈子龙的情人,一代大家黄宗羲的友人,郑成功的师娘,支持郑成功北伐抗清的慰劳团长,中国反帝救国的民族妈祖。所以陈寅恪在双目失明后半生最后二十年的心力,口述完成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之后才安静地去世,其目的就是要「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勿为马列主义历史观所误导。于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可以确定了,南明历史的地位(1644-1683)也就可以确认了。郑成功与台湾的国姓之岛之反帝传统,经由天地会洪门会传到孙中山,终于辛亥革命(1911)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大决战之后,推翻了满清帝国,赶走了异族殖民地统治。


  从1644年到1911年,满清种族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多年,也就是中国沦为种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百五十有多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鸦片战争问题、太平天国问题、洋务运动问题、维新变法问题、辛亥革命问题、中日现代化比较问题,都会得不到合理的解答,这就是西化派与俄化派的盲点。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开发东方社会新文明的功能,俄国对外贸易则并无此种功能。依此类推,满清种族帝国主义只能以「军机」治华,而后又「以华文化」来治华,根本不可能开发现代化,甚至以反现代化来防止中国富强的。因此,邹容的「革命军」先提倡种族革命,同盟会是在日本纪念中国亡国二百四十二年大会受阻之后成立的,兴中会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独立大义说:「中国是汉种中国人的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的权利,先推倒满洲人所立的北京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的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1.1644年以后的中国,是满清种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又变成殖民地的殖民地。台湾因为是反清复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地,故在马关条约中由清帝把它割让给日本,以报台湾反清之仇。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等地有码头的城市,都有「租借地」,并有所谓治外法权的「租界」,遂行其商业掠夺和政治压迫,清廷也乐见洋人来替他镇压中国。满清帝国为了保住统治,不惜割地赔款来维持政权。只要不要它的满洲,中国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割让。


  2.因此,殖民地的统治政府,不仅等于没有中央政府,而且还是一个会出卖中国的政府。因此,中国虽比日本早了五十年实行现代化的器械生产,但成功却迟于日本五十年,就是因为日本在尊王攘夷之时,产生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得以集中意志和国力来搞现代化,明治维新之后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中国由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受阻,「变法维新」亦受阻。鸦片战争应胜未胜亦为清廷阻滞汉族势力成长之故,中日第一次战争是因日本威胁了满帝的基地满洲之故。马克思说中国现代化开化的迟缓,是因为中国只做了专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未能彻底做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之故。这也是无知乱说的。日本没有做过一天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马克思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新闻报导)日本明治维新现代化成功的。李慎之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提到中日现代化快慢比较的说法,也是侮辱中国人的说法。中国做了新旧两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左右制肘,所以无法进行迅速的现代化。中资被用去建造颐和园,外资被用去买军火,资本无法形成,也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技术原因。基本的原因是亡国之民受宰制,无法实现自由的意志。


  3.所以从1644年起,中国历史的要求就是以『种族革命』来带动『社会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到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如此。因为历史证明了中国若不实行种族革命驱逐满帝,就无法推行现代化,使中国进入现代化文明的强国之列。而后要实行「社会革命」(如「革命军」提出的要求,如「实业计划」提出的办法),就非得学习西洋富国强国的经验不可。所以,黄兴说:「革命要学华盛顿,打仗要学拿破仑!」孙中山说:「建国之首要在民生(实业计划),建国之基础在民主(民权初步),建国之力量在民族(孙文学说)。」至于开头的口号「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列宁说这个纲领是很难实践的。「社会革命」是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革命,由于德国由上而下革命的「俾斯麦主义」的经验,在革命风潮的当年也很受欢迎的。几乎是全中国有思想的有识见的有历史感的中国人(西化派传统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土改,以及井岗山上的「红色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中国人根本不懂,连共产党到现在也不懂得它。经过我这篇文章的介绍,大家才知道「苏维埃」就是痞子宫,「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游民痞子的革命!苏维埃也是俄国游民的总称,无产阶级也是欧洲游民的总称,把欧俄游民的痞性与延安毛痞相结合,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痞子」,有三色痞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痞性痞行的旗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列毛痞的理由化,是有理论武装的痞子了。


  4.从1644到1911年的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宗族系统仍旧存在,文化生机则完全走入地下,抗清运动也走入地下。因此,在满清帝国主义单独统治中国时期,虽为「满汉合治」,但汉女不得入宫,汉人有能,满人有权,可以说是一种「军机社会」,由军机处统治的社会。到鸦片战争之后到处是租借地的时期,则是「买办社会」,由洋行统治的社会。军机社会加买办社会,中国遭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一马背双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宁赠洋人,勿给家奴」(慈禧语),怎么能开放出现代化的中国来?满帝只要统治,英美需要贸易,由贸易给租借地的城市带来了商机和工业生产,因而产生了买办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农村过剩的人口便自然成为劳动密集工业的劳工,地主受到排挤,农村开始暴动,洪秀全金田起义了,捻苗回乱都起来了,兴中会革命起来了,革命军发行了。满帝最后想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转移反帝的目标,但被八国联军所打破。


  5.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反满帝的革命,但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驱逐满帝鞑虏」,又要「创建民主中华」,这是当时革命的要求。没有同盟会,就没有中华民国。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帝与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统治权力落到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造成了民主的逆退和政治的纷乱,被美日俄英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黎和会中又被出卖。孙中山不得不「以俄为师」,联俄容共,接受俄援,训练新军,准备北伐统一中国。他也利用和平机会(孙段张联合),空手北上,想以「和平奋斗救中国」,可是「和平未谈身先死」,他终于累倒了,革命精神站着。他留下三大任务:A.以俄为师联俄容共作第二次革命,B.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先行训政后行宪政,C.民生为先实业第一利用外资发展经济。1927年宁汉分裂,国共内战,中国刚统一,九一八就来了。由德义日法西斯挑起的双反战争,当时的中共只为「保卫苏联社会主义祖国」而催战,到斯大林与松冈洋佑拥抱时,毛泽东手足无错,真不知道他自己也变成了汉奸,与汪精卫站在同一战线了。江泽民说是中共「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完全是睁大眼睛说瞎话,而且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无耻的瞎话。我是参加当时抗日的学生,偷看到「台儿庄会战」的实景(中共曾拍成电影,因为太卖座而禁演),总指挥是国民党的李宗仁,可不是毛泽东朱德呀!战争是革命的温床,毛泽东利用抗日「保卫苏联,发展自己」,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形成气候,并在「雅尔塔体制」之下,受到驻在东北的红军的支持,和利用「马歇尔调停」的机会,在内战中打败了骄兵悍将的蒋介石。此时他有做「亚洲的狄托」改革开放的机会,却甘心「一边倒」朝拜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冷遇和极大的侮辱。儿子党是站不起来的,卢布党是没有独立性的。


  在赫毛因对斯大林死后评价的问题而论战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有秘密批判斯大林演说,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写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赫鲁晓夫才公布战后苏联驻东北红军把接收日本关东军八十万部队装备,都交给了毛泽东林彪部队。计有「七十多万支步槍,一万四千多挺轻重机槍,和一千八百多门大炮,七百多辆坦克,大约九百架飞机,将近八百座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松花江内河舰队的船只。」(1967年十月二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转述)。国共内战的胜负,在武力上就此被决定。此时国民党的美援反而被停止了。美国与苏联的一退一进决定了国共的胜负。


九、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的变性术


  中共卢布党成立八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21-1949)是在打内战,人民讨厌它,也根本不懂「苏维埃」是什么东西,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8)是在搞内斗,有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炮打金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只有最近二十年(1979-1999)是「改革开放」在搞经济,但还有:


向北看,下岗工人一长串。

向西看,到处都是穷光蛋。

向东看,走私轮船刚靠岸。

向南看,三陪小姐满街站。

向上看,美国鬼子扔炸弹。 

向下看,小小法轮还在转。


  1978年邓小平把「两个凡是」的主席华国锋斗下台,开始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独裁,先是关闭「西单民主墙」,而后逮捕了「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以「四个坚持」来建设「四个现代化」。人民仍旧吃不饱穿不好,伤痕累累的中国仍在哀哭泣嚎。安徽省肥西县的农民首先起义,用「包产到户」的单干方式,争取增产增收,吃饱肚子,非常成功,由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单干到底,最后终于打倒了人民公社。这也就是「以农业支持工业,以乡村支持城市」改革开放的先声。邓中央先是不准,而后才松口试行,最后解散人民公社。万里是人民功臣,也被邓小平赶下台。狡兔死,走狗烹,邓小平比勾践还要阴狠。


  在邓小平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第一个基本点「四个坚持」是邓小平的独裁路线,第二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则是由人民起义的路线。改革开放,变成了这二十年共产帝国的活招牌,而「四个坚持」始终在后面拖后腿!经济靠右,政治靠左,基本矛盾由此冲突不已,便是共产帝国「致死的疾病」(祁克果语)!马克思主义医不好它,凯恩斯理论医不好它。所以,朱镕基要退休干不下去了,江泽民才有「三个代表」进一步退两步式的讲话,能不能延长共产帝国(腐败帝国)的死亡时间呢?先来看看他新开出来的「三个代表」药方是什么?他说中国共产党要: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把这三点与本文第四节中共一大党纲的说法对照来看,八十年前一大的说法与八十年后这三点的说法,相差之大等于是前苏联与今俄国的落差,是非常惊人的变性。也就由于这「三个代表」的说法,活鲜的证明了两件事:八十年前所有中国人对于马列主义苏维埃主张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八十年中,由于卢布共产党无知的「一边倒」,中国人被它杀伤掉两亿多人,生产力损失到数万亿美元,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本主义再出发,从「实业计划」再出发。


  先说第一个「代表」。「始终代表」有问题,不仅「代表」的身份有问题(谁要你代表?)而且「始终」的一贯性也有问题(始与终不一样)。因此「始终代表中国」是谎言,是自我膨胀的大话。「先进生产力」是指什么?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认为「先进生产力」是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作出来的,无人可比。是这个「生产方式」生产出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出这个生产方式。如果没有这个「生产方式」,则可就是「生产无力」或「生产吃力」了。故,生产力就是生产方式之力,包括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马克思把它拆开来说,并作了上下层的决定论,是辩证形而上论,是乱说的。这个「生产方式」有十大条件缺一不可: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   

以市民社会为背景 

以契约自由为形式   

以竞争市场为机制 

以纸币通货为媒介   

以利润获取为目的 

生产三要素的结合   

生产决定分配消费 

以企业组织为主体   

以机器为生产工具 

  这是从亚当史密斯「国富论」,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资本论」,韦伯「经济与社会」抽取出来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现代化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脱离了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生活的方式。中世纪的生产是为了消费,市场是为买而卖。现代的生产是为了利润,市场是为卖而买。机器代替了人力,所以有机器吃人说。黑格尔称赞经济学家说,他们把日常生活研究出一些经验的规律,是很了不起的。古典经济学(这个帽子是马克思造的)把这十大条件揉进于四个范畴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是一般,交换与分配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个辩证法的说法,是马克思抄取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说法,是简明而正确的。工业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阶段不同,已从「流通挂帅」转换到「生产挂帅」。生产挂帅的特点是注重「生产」而非注重「贸易顺差」。注重生产就得注重「生产方式」增加生产能力,生产出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去占有「竞争市场」的占有率。于是「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力)结合的生产方式由纺织机的发明而被推到前台,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现代化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有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冲破欧洲封建古堡庄园,也冲破海洋与世界藩篱,造成一个全球统一市场的机制。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服气,最终也于二十世纪末叶被它淘汰出局。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或「市场机制」,就是指这个「生产方式」(有十大条件支持的三大要素结合的,利润挂帅的,私有制的市民社会之整体)。单说「生产力」是错的,是以偏概全的「物化生产力」的说法。即历史唯物论的物化历史,物化社会,物化人类的错误说法。


  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这个「先进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要求,就不应该「废除私有制」实行「三大改造」集体化公有化,并以非人化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来整穷整死七亿的中国人。更不应该在「改革开放」的此时,还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的指南。假如这是江泽民学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新经济政策」,而后还要实行「第三次革命」回到公有制共产社会,江泽民就是斯大林的斯大林,必败无疑!如果不是(他也提到「少谈理想,多务实际」!),即应开放社会民主,制衡「权力资本主义」,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把土地归于现耕农,避免共产党被送进法场,被送上断头台。


  最后把「生产力」最新的定义介绍如下:「生产力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于社会关系。由市民社会中诸社会因素,结构统合用于工业生产的能力,叫做生产力。机器是物化生产力,思想是活的生产力,教员是生产力,工人是生产力,文学家和哲学家则是精神生产力。生产力在一国就是国力。知识与思想是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是第二生产力。故自由是生产力之母。」


  次说第三个「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已经由「阶级政党」变为「全民政党」了,由「共产主义」变为「民粹主义」了,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人民民主党」了。如果是这样,则应以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内有王若飞条款)和第一届政协「共同纲领」为蓝本,召开全国全球华人的爱国精英代表重新修宪,回复到「四大阶级」联合民主,「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实行三院制衡(政协院由各党派专家代表组成,是知识设计院,有能。人大院由各民族各团体代表组成,是监察和政权机关,有权。国务院掌管全国政务,受人大监察和政协质询,形如内阁制)体制,总统是象征元首,虚位皇帝。这样的民主宰相制,才是中国人民感觉出来的东西。「苏维埃」算什么东西!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宰相」政府,应该在「奥运大会」前两年完成,北京将以世界上最民主的面貌面向世界,这才是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呼。


  当然,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幅暴君恶贼痞子汉奸杀人王的毛泽东像和那两句标语,应该在十六大会后摘掉。那是中国血流满地无尽耻辱的标记,是不应该让它长期存在的。「改革难于革命」,中共中央应该打破这个规律,不要等候被革命。邓小平已经失去第一次机会,江泽民「三个代表」之说是应该在十五大提出的,该提未提只要起步就不嫌迟,希望中共十六大勿失去第二次机会。由资本家阶级治国,由资本家管理人员治党,国家会民主,党会有进步。职业革命家就是痞子的形像,天安门上的毛像可作代表,所以应该收起来了。


  最后要说的是江泽民的第二个代表说,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先进文化」不是指中国文化中的先进成份,而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文化」与「文明」,都不是「先进的」,也都不是「高级的」,更不是「理性的」,而是「理性的毁灭」(借用卢卡其书名)。卢卡其批评德国的谢林哲学、尼采哲学和帝国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都是非理性的,肯定马克思「资产阶级的才能已经光了」之说,是非常幼稚的偏见。他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非理性,道德的不道德!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反对科学主义的而要把它意识形态化)是科学的反科学,所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一个非理性的主义。直到苏联红军开到匈牙利镇压他也参加的「抗俄革命运动」(1956年10月)时,他才知道马列主义是非理性的。他所推销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才真正是「虚假意识」的捏造者,直到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都是「虚假意识」的作品,拆穿了是一文不值的。「自我意识」常在人心,「阶级意识」飘浮不定,马克思和卢卡其的「阶级意识」根本不能成立(不是常态的常在),是绝对伪造的「虚假意识」。北京南京共产党人写的两本书「历史哲学的重建」及「卢卡其与马克思」,都是顺着卢卡其「虚假意识」而虚假下来,不思之甚,连一点反思能力都没有或不敢反思,如有反思还是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的回映,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之反思。那里还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存在呢?不能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有了「社会主义文化」也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


  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无产阶级无文化,社会主义反文明,共产党人不道德。如果说「游民文化」也算是文化,则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欧洲游民文化的革命,列宁主义就是苏维埃游民文化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就是马列主义加中国游民的「三痞文化」(马痞、列痞、毛痞)。所以,红卫兵是三痞文化的产物,尤甚于「少年兽性暴行的汪达尔主义」(Peasant Vandalism and Teenager brutality 见李慎之替游民文化序文)。因为红卫兵行为的背后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支配的。邓小平关闭「四大民主」与逮捕魏京生,是「三痞文化」的暴行,镇压「六四」亦然。江泽民「反宗教迷信」逮捕法轮功,是以历史唯物论无神论「科学社会主义」名义去执行的,这也是「三痞文化」意识形态的「武器性」(马克思用语指理论力量)的放射,是三痞文化最近的恶作。


  共产党宣言是代表近代欧洲新旧流氓的宣言,宣言的基调就是流氓的口吻,要把那些「失去民族性」又把「法律道德和宗教全都视为资产阶级偏见」的群氓,组成革命政党来炸毁现代化造成的国家政府和社会文明,即「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个流氓宣言,替俄国苏维埃流氓提供了革命以理由,经过十月革命苏维埃化的介绍,也替中国痞子毛泽东们提供起义造反的理由。东方流氓有了圣经,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流氓」。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他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说为了革命他去找理论,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伟大的旗帜,这也只有流氓社会主义的水平。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性是三合一,其文化就是「三痞文化」,是文化中最卑贱者,是目无法律道德宗教和礼义廉耻的反文化的文化。在欧洲它就是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在中国它被斯大林指定去反封建礼义廉耻的文化。所以「共产主义愈到东方愈无耻」。


  共产党宣言中所代表的欧洲新旧「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用语),一百五十多年来革命未在欧洲得逞,而且被黄金与电气化「贷款消费」和「知识经济」化掉了。俄国的苏维埃流氓无产阶级在苦迭打胜利之后,如布哈林和托洛斯基之所言,是要废掉所有文化遗产和法律道德宗教,因为在共产主义无差别的社会中,新的亚当和夏娃是不再需要什么文化的。所以,苏联虽然活了七十四年,死后在俄国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连「生产关系」也死跷了。中国共产党流氓无产阶级,先是「卢布党」根本没有个性,后由毛痞子当家形成延安整风式的「三痞文化」作风。在革命时期是「地痞流氓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步槍」。在「建国五十年」来,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痞运动」,后二十年是「四个坚持」的痞子压阵。既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公平正义合作协同文化),又没有「社会主义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一运作机制),现在不得不提出「三个代表」来油漆门面以掩衰亡,但又要坚持「先进文化」的流氓主义,是与「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全民利益的要求」矛盾的。「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就是要求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含分配方式和交换及消费方式)的要求,也就是「四个现代化」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也才能符合「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要求!恢复「私有制」是第一要义,让「自由市场」发挥机能,让「多元化社会团体」独立存在,让新闻自由,让党国分开,让启蒙和后启蒙文化再现于中国,是起码的要求,则以「人权宣言」的文明代替「共产党宣言」的流氓文化,是当然之义,无可讨论。这是世界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公式,可以因地制宜,不可逆势蛮干。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有人欣赏,但没有一天得志过。苏维埃主义统治苏联七十多年,也于1991年自杀而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走资过程,已经变为「权力资本主义」,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共产党权门。经济基础已变,所有制已经退到「三资私有制」,农民也正在要求耕地私有。试问「三痞文化」、「四个坚持」、「一党专政」、「世代接班」的三痞流氓专制的政治体制,还能面不改色的存在吗?连马克思都会训斥江泽民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


  没有私德就没有公德,没有私产也就没有私德。五千年来的人之素养与伦理道德法律法制礼教,都是从私有制社会确立和传习下来的。这种文明的成就从奴隶社会一直延展到现代化社会,都被黑格尔归纳在「法哲学」一书中。马克思想用欧洲游民痞子流氓的炸弹来炸毁它(共产党宣言公布的暴动),结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法哲学坚持的现代化西方文明社会,不仅屹立不摇,而且由硬件资本主义转入知识经济的软件资本主义,用头脑走路继续前进。像小丑跳梁一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跌死在「卡夫丁峡谷」,剩下最后最大的一个马列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中国,其大头目江泽民也在以「三个代表」变性的东西来救亡了。没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就不是「先进生产力」,


  这是由五百年来先进的人类历史和眼前的社会生活证明了的,也是北京共产帝国的小丑们无法否认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由「社会主义文化」(痞子文化)的假公德性来推动和发展的!故公有制的「五爱教育」从未进住人心。共产党人的道德纪律之坏是令人咋舌的。


  鲁迅是投槍的文痞,且是三痞的匕首,恶痞的刺刀。现在又由长在「三痞文化」流行之地,养在「三痞之党」领导之朝的刘再复,祭拜「杂文痞子」鲁迅之文在联副刊出,痞性循环到此时泛滥未已,亦如纳莉台风之肆虐,甚是悲哀!鲁迅的痞性观一再被重复,中国人一再被侮辱。重复论述鲁迅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论述鲁迅,而是在于侮辱中国人─「奴性的国民性,集体无意识」,中国人永远是白痴。刘再复的感觉是借自鲁迅的感觉和异种异化的感觉,深化鲁迅,浅化中国人,甚至卑视中国人,侮辱中国人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群白痴,也就不是中国人认识中国人的感觉,刘再复这个「痞化人」也没有他自己的感觉,同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一样是恶痞的胡说八道。


  鲁迅对于中国人的感觉是出奇的肤浅,如阿Q造型,是在满帝两百多年殖民地及八十多年双重殖民地之下,中国人性被扭曲被压扁的感觉,是绍兴师爷的感觉,不是中国人正常的感觉。阿Q精神也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意像」,那是亡国奴自卑感甚重的鲁迅和刘再复的「心理意像」。在满帝统治中国之前的中国人,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豪情,三家村邓拓就是东林后裔。从东林到柳如是,从柳如是到郑成功,从天地会,洪门会到同盟会的孙中山,终于驱逐鞑虏,推倒帝制。在满帝之后的民国人,面临到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的侵略,中国人中有汉奸败类,但更多的是民族抗日英雄。请听这首普通人民之歌:


  追兵来了,可奈何?

  娘呵,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

  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等着我!)


  我是一个堂堂的大丈夫,

  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

  不愿做亡国奴!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呵!


  鱼还可以作浪兴波,掀翻鬼子的船,

  不让他们渡黄河,

  不让他们渡黄河!


  (唱完黄河恋,请继续唱黄河颂,黄河怨,黄河谣,保卫黄河!)


  这是阿Q吗?这是「集体无意识」吗?田汉冼星海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真正的感觉。鲁迅把尼采的「奴隶道德」(深化于基督教义之中)移用到阿Q身上,是附加的感觉,没有把握住中国人深度的感觉。中国人的自性观,辜鸿铭的「真正的中国人」(Chinese type Humanity,1914)的论点,是可以参照的。鲁迅以阴暗之心抄袭之笔写中国人,刘再复再把它奇迹化悲剧化泛心理学无意识化,胡说八道,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知识痞子的无知性,我叫它是「知识的无知,思想的白痴」。


  如果没有周公「封建治礼」,就没有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大义」,就没有了现在版图的中国。周公之礼始于夫妇家庭,被称之为「偶性文化」。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传教「偶性文化」,也注重「个性道德」,大学之道就是「个体存在本体论」,希望借由人人的自身教养,使男性成为「彬彬君子」(Gentle),使女性成为「窈窕淑女」(Debonair),由之形成一个「良民社会」,建立一个「礼义之国」。孔子「志在春秋」,坚持一个统一天下的中国,而不是五霸或七国。此志由子思、曾子、孟子、荀子(代代讲述)传承,由荀子的学生李斯主编「吕氏春秋」鼓励秦始皇削平六国实现了中国大一统。吕不韦、李斯、秦始皇都是「春秋大义」的好学生。而儒家的「大学」一书,就是坚持一个统一天下的「人格教育」,即「中国的人学」(既是初学入德之门,又是四海一家的大人之学)。大学中的「三纲领」,应作辩证法式的正反合解读,至善无止境,中国无边界,世界无极限,人是制高点。大学中的「八条目」,应当配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这三层结构发展的观点去解读,格物致知是科学,诚意正心是道德,修身齐家是良民社会学,治国平天下是世界精神(自由精神)的运作。私有的财产,理性的个人,和乐的家庭,良民的社会,王道的国家,大同的世界。这就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大学之道」。你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他感觉得到。只有「胡鲁吴族」(胡适鲁迅吴虞等反孔族)和「马列族」(陈独秀李大钊毛周邓江等共产党)感觉不到。因为,他们不是以中国人的感觉为感觉,而是以西方左右两派文化霸权的感觉为感觉,「西体中用」和「马列为体中国为用」的外化感觉。


  鲁迅对于中国经史大义开放性的理解是不够深透的,也是落伍的。当时流行「现代化」必「反传统」的公式,是所谓「现代趋同化」一元价值观的公式,西方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传统化的东西都是坏的,西方是民主上天言好事,中国是五鬼搬运闹中华。经过一个世纪的反省,到了现在的后现代,开始有「趋同在地化」多元价值观,「民主」这个字也得复原到希脑原始意义的农村性即本土性(Demos,希腊文是农庄的意思,孟子的丘民,俄国的杜马,近似)。用现代化趋同化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则中国一无是处,现代化反传统(陈序经到金耀基),马列派反封建(斯大林命令中共),就都是资本主义的强势文明的强奸意识。到后现代尊重在地化,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就有再现身手的机会了。鲁迅不懂,刘再复更是半西半痞半马半列的半调子,对中国文化大传统毫无所知,对中国人又毫无感觉,怎配谈中国的民族性?中国人的「人格」与「道德」都被他们说得一文不值,这比八国联军炮打北京,日本炮打沈阳还要炮火化。他们则是中国人永远的仇敌,亦如马列主义文化霸权是中国文化的大敌一样!它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要消灭它!中国佬(Vieux-Chinais)可以研究,但不可以侮辱。中国人有阴柔面(温良恭俭让),但不可以抹黑。中国文化有庸俗面(吃里扒外),但不可以丑化。黄祸化中国,则不可。蝗虫化中国,尤不可。马列化中国,更不可。


十、先秦中国的艰苦性与皇帝中国的特色


  炎黄二族群,居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一个气候恶劣资源贫乏的地区,气变率高于欧洲三倍(欧洲平均率12.5%,黄河中下游35%,长江下游有梅雨和台风)。铜铁资源非常稀缺。所以,我们先民只靠木器和石器来耕种农业为生。「剩余农产品」不是靠「生产力」的提高积聚的,而是靠「战争」掠取的。炎黄大战就是例子,西周伐商向东方作「武装殖民」,而后兴起了「周礼文化」,型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也就是它与世界各大文化不同的特色,真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偶性道德文化的宗法社会)。


  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到孔子时代(春秋时期)日渐瓦解,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孔子作春秋(唯一的著作)建立了国家观念的大宪章。到战国时期,诸侯退位,大夫立国,封建土地再向下撕裂,撕裂为世族私人的所有,游士与游侠应运而生,也使平民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起来,也使纵横权谋兵法韬略飞黄腾达起来,中国有分割成「七块」的危险,乃有吕不韦续作「春秋」(吕氏春秋、李斯主编,公元前239年公布),催促秦始皇(238年成年亲政)要代周而统一天下。应同篇说:「夏禹以木气胜,其色尚青。商汤以金气胜,其色尚白。周以火气胜,其色尚赤。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始皇完全接受「秦以水德,色尚黑。」(始皇本纪),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春秋大义」由秦始皇执行了。所以说没有孔子「春秋」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就没有中国了。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先处死了他母亲的面首嫪毐,第二年又逼死了他母亲的情人吕不韦(也是他的生父)。由大商人做内阁总理,是自中国吕不韦始,只有「重商主义,君主专制」始能富国强兵,替「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开路。这是近代西欧复兴的规律。中国就差这后一步,中国的吕不韦与法国的柯尔伯特(Calbert),可以作比较研究。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曾经有过商人内阁,而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使中国陷入于长期君主专制两千多年,是什么原因呢?马克思的长期停滞东方社会的说法最荒唐,韦伯的说法也是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亚当史密斯的市场说可以接受。他说中国只有国内市场没有世界市场的需要。因而,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工业革命。当时中国不到三千万人,而有三十六郡的四江流域(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和五湖灌溉之地,内需市场足够大了,「南北杂货」流通甚畅,无法刺激市场扩大,也就无法刺激出新的「生产方式」。需求的大小决定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大小,分工的大小决定生产的大小,生产的大小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于需求市场。人口增加需求市场扩大,如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话,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因素,就成为「游民起义」的条件,推动了政治变动循环(皇帝轮流做),没有推动「生产方式」改进之故。改进「生产方式」才可提升「生产力」。生产力就是生产能力(产出率),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它无法单独存在。单独存在的「生产力」(当作主变量去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的,离开「生产方式」它就物化死跷了。


  在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官僚治国时期,中国也有两次大亡国:一亡于元蒙游牧帝国主义九十多年,中国几乎被变成牧场,江南也被戒严九十年。二亡于满清种族帝国主义二百五十多年,礼教被扭曲到吃人的程度,就是清帝「以礼治华」的手段。除此之外,在君主专制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则是「名分社会」,由「春秋大义」引申出来的「中国至上,君为民设,人民为本,各守秩序」的责任社会。责任是相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如果「君不君」则「臣不臣」……夫不夫,则「妻不妻」。相对的绝对,绝对的相对,是可以走到民主的。妻子离丈夫而去,在汉代是很平常的,朱买臣被妻子拋掉的故事,是有名的例子。「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也是高贵的拒绝,比维多利亚女皇还要高贵。汉代女皇后代理皇帝,也是家常便饭,最有名的女皇,先有吕后(平民女皇第一位)。而后有才女皇后邓绥,临朝十七年,平边患除四害,而后旱涝不生,民生充足。伟大的女哲学家「女诫」的作者班昭就是她的政治顾问,在东观读书的童子就有马融,蔡伦是为她造纸的太监。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她提倡大臣读书。只对反对女权的杜根,处以死刑,后被执法者杖下留情,诈死逃去。杜根的故事,才被后来谭嗣同写于绝命诗中,以讽刺女后听政之慈禧太后的。名分社会,不仅以法治国,更要以礼治国,以便形成「有耻且格」的知耻社会,也就是「良民社会」(游民社会之母体)。儒家之所以强调「春秋大义」,不仅仅是在求「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建立,还在于建立一个各负其责各守其分的知耻社会,即耻感社会。这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的特点,虽与近代西方契约社会计算社会有异,但「诚信第一,童叟无欺」的道理还是互通的。故反孔者必无耻感,反封建社会的共产党也无耻感。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在的国耻绵延不绝,从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从李大钊、毛泽东、胡绳直到江泽民、李慎之、李泽厚、刘再复、陈映真、李登辉。


 


附记:


这篇文章是用后现代的「小话叙事」写出来的,不采取「堂皇叙事」宣言的形式。因为是针对落伍的「七一大话讲话」,有些地方又不得不用「堂皇叙事」。以小话制大话,故小话不小。这篇文章的参考书有中外古今线装洋装新马老马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诸书五百余种,不愿一一列目来唬人,都装在我的脑库之中。我用「文章」之名,是以作者为主体的产物,不考虑以读者为取向的「文本」之名。因为此文有专批的对象。


江泽民的讲话约有二万二千字,我必须写到三万字,最少也要多他一千字,气势绝对强过它!强势归我,仗势归他。他在仗势讲话,所以都是假大空之言,没有个人感觉的「言不由衷」之言。他是代表马列主义发言,现在世界上的大国,只有中共是以马列主义治国的,故要大批马列主义送走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江洪水的讲话涉及到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及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中共党史,民国历史诸问题,要写三百万字也难言尽。现在检选浓缩简化到四万字左右,关键问题都破解了。请大家要用意识流和跳接法去读它。中国历史分期的问题也理顺出来了。


本人反对语言游戏,也不想制造「语言权力」。尤其反对学院派虚假的文体。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最高深的问题,才是文笔的高手。文中必有诗与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使文章有音乐性。但必以中国人的感觉去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不是以英法俄美马列的感觉来写中国历史。科学知识和方法是世界性的,可用。而历史文化文学的感觉则是属于自己民族的。革命的感觉也是属于民族的,而不是属于马列的。民族感觉亦如性交的感觉,是不可代替的。


熊彼德说,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党人都打扮为流氓,即「白热的言词,激情的控诉,愤怒的姿式。」是逼真的素描。而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则是左倾的散光的失败之作。社会主义代替不了资本主义,它离开资本主义就活不下去。在宾拉德的哲学中,资本主义犹太化应该毁灭,社会主义反宗教也该毁灭。


谢选骏指出:人问“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我看“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人又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我看“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也有病。”

就是这些病人,成为共产主义幽灵传播的病毒大王——武汉瘟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廣播劇集第十六卷 Radio Drama Anthology 16 【259、賢內助與虐待狂】 【260、終極攤牌核戰爭】 【261、盛極而衰日本島】 【262、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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