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解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魔咒》（侯立朝2001.10.11台北私寓）报道：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

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Clemenceau

一、「社会主义祖国」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 

二、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的三个法文字 

三、十月革命是黑夜偷鸡没有隆隆炮声 

四、自外于中国的泊来品共产党又名卢布党 

五、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误导」？ 

六、斯大林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路线 

七、中国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不是一致的 

八、一八四四年以后中国沦为双重殖民地 

九、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的变性术 

十、先秦中国的艰苦性与皇帝中国的特色 

　

一、「社会主义祖国」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

　　二十一世纪是从「恐怖」开始的。北京「共产帝国」是现在世界上最恐怖的帝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恐怖之党。所以「中南海」应该是中国人民去除恐怖的「恐怖行动」之目标。在911纽约「世贸双星」被摧毁之后，下一个动人的恐怖节目，就是中南海恐怖之岛被毁灭。它已经被法轮功优秀的炼功者包围过，该是它沉于海底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了。北京，就是帝国之都！红旗，就是恐怖之旗。以恐怖制止恐怖，就是正义。

　　北京恐怖之党的首领江泽民，在今年七月一日中共恐怖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一篇「三个代表」的讲话，是恐惧的告白，也引起恐怖党内的内讧。这篇讲话的节目如下：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 

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 

　　这一篇两万二千字讲话的中心点，是「三个代表的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最后的一个「修正主义」的路线。因此，这一篇讲话虽被列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纲领之作，但也被「老左派」（邓力群等教条主义者）批评为「政治错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老右派」（苏绍智等渐进改革派）称它有「积极意义」可救中共于死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一条正确的「中线」，左倾则是教条主义，右倾则是机会主义，在实践上始终是「摆荡主义」─摆荡的苏联已经自我了断，摆荡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到逮捕法轮功1840-2001)仍在摆荡中，中国人民在摆荡中，中国共产党在摆荡中，中国社会在摆荡中，中国历史在摆荡中。所谓「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也决不是中国人的祖国。因为中国人的祖国是不用加色的。请听费翔唱的「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漂泊。……

　　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

　　那故乡的云，是无色的，特别不是「加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没有人认同这个祖国，因为它是马列族共产党徒的祖国。它不仅不能抚平中国人的创伤，而且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创伤。有写不完的伤痕文学，有唱不完的「一个人的圣经」之歌。

二、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的三个法文字

　　中国马列族共产党，是一个「外化族」和一个「外来政党」，北京红色政权（毛泽东语）也是一个「外来政权」，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不仅有疏远性而且有仇视性，要把中国完全「国际歌」化，实际上是「苏维埃」化。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儿子党，也就是列宁斯大林的儿子党。它的生父是「十月革命」，它的生母是「五四运动」。列宁的「十月革命」强奸了中国的「五四运动」，生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承认的。毛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论是苏联布尔塞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都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坚持共产党是个「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他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现「无产阶级」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所以工人阶级是「最具有彻底革命的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就使它成为最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社会文明」，实行「专政过渡」，走向无分工无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姑不论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是否正确（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不正确）！而是先要问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能不能适用于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诸国家？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绝对不能适用于中国、印度、俄国等「东方社会」型的国家。这是一读马克思论中国革命，论印度革命，论俄国土地问题及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便知的。因为，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有四个前提：第一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生产出无产阶级，第二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才能使无产阶级贫困化；第三是只有生产的大机器与劳动者相结合才有活的生产力，两者一分开便是物化的死力。第四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自觉是一个革命阶级且有革命的必要。这四个前提条件，非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都不具备，故都不能用这个建党革命的公式去革命，即使以此招牌能侥幸革命胜利，那也只能说起「社会革命」（陈涉吴广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不仅在「理论类型」上坚持他的理论公式不能移用于欧洲历史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外，而且他更是一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和「阶级中心论」及「斗争中心论」的代言人，他卑视东方低视中国贱视俄国，也是一位十分道地的「东方主义」论者，有了赛伊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大陆译为「东方学」）的书，可以使中国人更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丑陋面。马克思「拥抱帝国主义，亲吻殖民主义」（审判马克思第四章，2000)，认为东方社会要想进入现代文明，必须先得接受资本主义的强奸和帝国主义的殖民。要想进入社会主义文明，又必须再做「第二次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地，恩格斯给考茨基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强奸才行。所以，马克思送给中国革命三个法文字，LIBERTE,EGALITE,FRATERNITE,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可不是「共产党宣言」的口号。他既不认为「天国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可以在中国成功，也不认为中国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生产方式。经过「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社会革命」一触即发，但那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

三、十月革命是黑夜偷鸡没有隆隆炮声

　　战争是革命的温床，列宁懂得运用这个规律。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参加抗德的协约国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仍继续与英法并肩作战，但未能及时解决军需和民食问题。第二次是「十月革命」，纯粹是「苦迭打」，列宁当夜玩的是「奥萨玛恐怖突袭」的游戏，几乎未放一槍一弹黑摸成功，临时政府四散而走未作抵抗亦未投降，这是一个静悄悄黑夜的偷鸡，没有革命场景的革命，不能算是革命而又被称为「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革命！并被喻为「震撼世界的革命」！而「假大空吹牛主义」也就由此形成。

　　无知而又肉麻的李大钊，歌颂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十月革命是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塞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塞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你问李大钊十月革命牺牲多少工农兵赤卫队员？他不知道。现在你去问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汪道涵和小鬼黄菊以及大陆中国马列主义的思想家如胡绳、李慎之、许征帆、王蒙等人，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十月革命的伟大」处只牺牲了六个人。既无群众示威的场面，又无流血对抗的场景，既无哭声，也无笑声，更无「隆隆炮声」！也决不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李大钊是胡说八道的。

　　不信，你去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共产党史」便知。在这两本「史记」（斯大林主编前史，赫鲁晓夫主编后史）中，「二月革命」有热闹的革命场景的描述，「十月革命」没有任何实际革命场景的描述。现在就「简明教程」中对俄国在二十世纪的三大革命场景描述如下：

　　1.1905年十二月革命。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打仗），俄国战败，旅顺大连割让给日本，引起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1905年秋，革命已普及全国。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开始了印刷工人罢工。十月初，在莫斯科─加桑铁路上开始了罢工。十月政治罢工，成了全俄的罢工。参加总政治罢工的，单是工业工人就有约近一百万人。民间流行的歌谣是：「沙皇大吃惊，公布了宣言，死人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2.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到第三年，沙皇军队在东线节节失败，索忍尼辛的「1914年8月」有描写。波兰及波罗的海沿岸，都被德国占去了。后方人民又饥饿难耐，揭开了「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二月革命是从一月九日的罢工开始的，工业工人占全体罢工工人三分之一。二月二十四日（三八妇女节第二天）示威运动更加壮烈，约有二十万工人实行罢工。示威群众的口号是：「打倒沙皇，打倒战争，要求面包。」二月廿六日示威群众解除了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武装起来向武装起义前进，沙皇镇压的军队不是向群众开槍，而是向骑警射击。二月廿七日，彼得格拉的军队，拒绝向工人射击，并转向起义人民方面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开始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在街道上，群众还在与那些带槍的警察和宪兵互相射击着，当革命在彼得格拉胜利的消息传到其它城市和前线时，工人和士兵群众到处都起来推翻沙皇的官吏。……

　　3.1917年十月革命。十月二十四日夜间，列宁到了斯莫尔雷，亲自握着起义的领导。革命军队和赤卫队整夜向斯莫尔雷开动着，他们被布尔塞维克调到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所固守的巢穴─冬宫。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局、政府阁部、国家银行。阿芙乐尔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传报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纪元─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之开始。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了告俄国公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已被推翻。……

　　美国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考证的告诉世人说：「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列宁的军队在10月25日零时夜袭进攻冬宫，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邮政局、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水兵。这里没有战斗……」（全球通史下卷第四编第四节）。那六个伤亡士兵，还是由支持列宁夜袭冬宫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开炮误伤的，不是由克伦斯基抵抗力量打死的！冬宫无抵抗，克仑斯基已逃亡，十月革命并未得到俄国人民的支持和欣赏。

四、自外于中国的泊来品共产党又名卢布党

　　十月革命，被宣传过头，被鼓吹过头，被夸张过头！特别是在中国，又被迷信过头！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父亲。1921年六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到上海来，指导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带来了十万卢布支持的经费。于是由住在上海的李达发函通知，于七月二十三日到三十一日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为各地出席的代表汇去了旅费。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上海代表二人李达和李汉俊，代表九个党员。北京代表二人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八个党员。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和邓恩铭代表山东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两个党员。合计十三个代表，五十九个党员。在这十三个代表中，周佛海做了汉奸，陈公博先做国民政府的工业部长而后也做了汉奸，包惠僧做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国焘后来投降国民党，刘仁静变成托派份子，李汉俊在1927年于武汉被杀，王尽美也死了。丁默村是CY很活跃，施存统在东京，是周佛海代表仅有的一个党员。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未能参加一大。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应该是七月卅一日，在中共一大正式闭幕之后诞生。为什么会把七月一日当作生日？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说法，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记得一大是1921年七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从七月的最后一天生日移到七月最初一天生日，错得离谱，无人敢改，这就是共产党的惰性和奴性。江泽民七月一日发表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就是遵从惰性和奴性的错误表现，是十分「毛性」（痞性）不知反省的奴才。

　　根据一大党纲的规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个国家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是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我党采取苏维埃形式，把工农劳动者与士兵组织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又被称为「卢布党」，「泊来品党」。共产党也的确是以「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为祖国的！毛泽东有「一边倒」不要脸的结论，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的标题意义就是要做「亚洲的苏联」。苏联虽然自杀了，北京马列族还是「夜夜梦苏联」，列宁、布哈林、斯大林都还活在北京。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化，也要把中国苏维埃化。什么是「苏维埃」（Soviet)？苏维埃是俄文Soviet的音译，近似中国四川摆龙门阵的茶馆，意思是工农兵和游闲份子闲扯蛋的场所。在「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一书中有介绍：「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像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奴仆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逃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莫名其妙的毛泽东把它搬到井冈山，崇列媚苏很幼稚。

　　职业革命家党与工农兵苏维埃，是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东方社会主义，又被考茨基称之为「恐怖的共产主义」和「鞑靼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定名为「列宁主义」。它保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但在实践手段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即「目的」与「手段」的分离！

　　马克思主义要求手段服从目的，列宁主义是把目的服从手段。没有革命的手段则永远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只能等候苹果落地，如果以手段代替目的则将远离目的只会沉沦于权力斗争。这就是「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的难题。可是，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阶级斗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而「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前一个盲点是误认「历史动力」而为列宁所轻视，后一个盲点是误认「专政能力」而为列宁所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生产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制衡的必然，也就是欧洲第一号蠢材马克思天真无知的设想，害死了俄国中国与第三世界二十亿的人民。用此手段（长期过渡长期专政）也就永远达不到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马列主义的东方社会主义，另一个与马克思主义重要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提法和利用。马克思主义是「拥抱自由贸易，亲吻殖民主义」的，马克思在道义上批评殖民主义，在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的传播文明，有利于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有利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故不重视民族主义。列宁主义则不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同卢森堡女士一样，是极端批判帝国主义只有侵掠毫无正面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因为「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并未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依靠，列宁在孤立无助之余，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革命论」失望之余，他想到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也看到了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这才恍然大悟，要利用民族主义反帝包围西方，以解除苏联被围困在摇篮中扼死的危机。1920年九月，由列宁起草的「巴库宣言」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革命之火。到欧洲之路，是经过亚洲，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于是，他派马林到上海监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社会主义的苏联，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务，从成立到北伐，从北伐到抗日，无不以这个任务为优先责任，直到「赫毛大论战」（1956-1964)才结束这个「一边倒」的任务，到布里兹涅夫主义在珍宝岛开槍之后，毛泽东才有「乒乓外交」联美抗俄的游戏，这是蒋介石的路线了。

五、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历史的误导」？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权主义愤怒已极，但又无法摆脱西化，正在苦无出路之时，十月革命的独特路线受到重视，「新青年」开始介绍列宁革命及劳农政府，开始研究推广马克思主义，这个风潮被称为「北来赤潮第一浪」。马克思主义是由莫斯科传来的，不是由伦敦或柏林传来的。唐僧是到西天去取经，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从北天取来的马经。

　　中国社会适合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吗？马克思主义真能救中国吗？就有三派不同的意见：第一是西化派的胡适，首先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批评崇俄的布尔塞维克派，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第一次分化。第二是研究系的张东荪，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演讲之后，有了新的认识，回到上海发表「现在与将来」等文章，梁启超也写文章支持张的论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相差无几，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形成，没有谈主义的资格，不可能成立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宣传也要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第三是无政府主义派，黄凌霜（文山）和区声白发表文章，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建立有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建立「无政府党」，实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走到二十世纪之末，已经证明了胡适和张东荪的批判，是对的。

　　中国共产党，不顾一切，不听一切，终于在1921年七月在列宁强奸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婚的嫁接下而成立。只有孙中山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肯定列宁革命及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之后，而要「以俄为师」，随后有联俄容共。（毛泽东用「联俄联共」一词，国民党用「联俄容共」一词。按照当时的中共的地位还不配与布尔塞维克地位并列，中共是列宁的儿子党，故「联俄容共」的区别性为真，「联俄联共」的平等性为假。）使这个当时只有五十九个党员的小共，得以借「革命的广州」的基地而成长起来。同时，黄埔革命军的训练与北伐，也得到苏联军事武器与经费的援助，鲍罗廷当时就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孙中山，也决不是偶然的，国民党的党章一直维持到台湾还是布尔塞维克的党章，蒋介石曾被称为「赤色将军」。蒋经国读过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之后跑到莫斯科做了共青团员。李登辉也向马克思主义左倾过，所以才有「江泽民与李登辉十年密使的政治同性恋」，江泽民被李登辉白嫖了十年，不仅丢脸，连屁股也丢掉了，统战李登辉而有「两国论」之辱，捕杀法轮功而有「江洪水」之名，江山蒙羞，民怨沸腾！汪道涵老朽误事该杀头，曾庆红无知误事该槍毙！

　　为了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共产党的宣传家，先是学列宁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去替无产阶级找生父，结果找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代，是在「万历十五年」，是在太监扰民的「矿税」之中。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萌芽！共产党人的盲目与无知，是破天荒的天下第一！等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共产党的宣传家们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天命。毛泽东是这样说，所有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创建史，简编，简史等）也都这样说，传到第四代共头江泽民还是这样说：「八十年前，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的壮阔斗争中，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澎湃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一八四Ｏ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一九二一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讲话第一段摘要）。这是历史必然论，也是客观天命论，更是假话大话空话冲天的谎言，也是成王败寇的价值观，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江泽民不读书，马列主义只有二十分，历史知识只有三十分，对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这些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的新思潮及新历史主义，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他在邓小平死后，提出两个重要的文件：一是十五大政治报告，二是七一的讲话，都是「后现代状况」的作者称之为「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或译元叙事）和「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或译大话叙事），因为经不起检验而失去意义的合法性，也就失去合理性。例如：洛克说：「理性教导每一位愿受其教的人；所有人生而平等，独立；任何人都不应伤害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侵犯他人的自由产业。」（政府二论）。卢梭说：「人生而自由，然而他到处受到桎梏。」（社约论）法国大革命宣言说：「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宣言）。马克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于是，江泽民鹦鹉学舌地说：「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七一讲话）。从启蒙运动传下来的「元叙事」体，经过「共产党宣言」把它堂皇而又大话化，在英国有赫胥黎的「堂皇的新世界」（美丽的新世界），在俄国有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第三个纲领），在中国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1958），江泽民的「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十五大报告）和「三个代表的讲话」（七一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而以江泽民的大话最肤浅也最落伍。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幼童教材的「三字经」，就是「元叙事」体。大学一书，就是「堂皇叙事」加「元叙事」体，中庸一书也是。大学中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是元叙事，而「八条目」是堂皇叙事。「人之初，性本善」是假设，无法检验。「大学之道」是假设，无法验证。「过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元叙事，无法检证为正确，倒是恩格斯加注之后就证明这句话不正确。法国「后现代状况」的作者李欧塔（Lyotard）认为：由启蒙运动形成传统的两大「堂皇叙事」：法国的解放英雄（马背英雄）激进的政治性（如自由平等博爱）的叙事，和德国的知识英雄（讲坛英雄）理性的辩证法（如精神主体本质）的叙事，都被后现代出现的「终端机」颠覆了。他特别提出被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海德格（Heidegger），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一篇演讲（在希特勒当令时期）为范例最具有时代性：「思辨科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对存在的质疑。存在是德意志人民的命运，德意志人民被称为「历史精神的人民」。这一主体应该提供三种服务：劳务，防御，和知识。大学保证提供这些服务的元知识，即科学。这种科学安身之地是大学，但是来源于人民，人民的「历史使命」是通过劳动，战斗，以及获取知识来实现这种科学。这个人民的主体天职不是解放人类，而是创造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即「保存自己的土地力量和鲜血力量的最深沉的潜能」。…因此，李欧塔说：「为了使知识和知识机构合法化，而把种族和劳动的叙事放入精神的叙事中，这种做法是双重的不幸：它在理论上不一致，但足以在政治语境中找到灾难性的反响。」（后现代状况第九章，1997）。

　　江泽民以及替江泽民的「高举」与「讲话」的执笔群小们都应该冷静地去读李欧塔这一段对海德格演讲的评语，印证纳粹法西斯希特勒把德国导向于凶残和挫败的教训，映照于今日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何从何去？也许有人会说今日中国不是当年德国，情况有所不同，叙事也当有所不同。这是无知的诡辩，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结合德国与法国的两大堂皇叙事的复合体，既是自由解放英雄的大话，又是思辨精神英雄的大话！为要单一化整体化主体化叙事的观念，先设定一个矛盾斗争的因子，而后又把这个因子（阶级斗争）的叙事放入历史前进轨道的叙事之中，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炸毁一切，使自己占领现在，过去，和将来。这种做法有三种不幸：用单一的假设去强奸过去多元的历史叙事，并且以群体占有现在不容私有及任何差别存在，因而「将来」必是无声无色无异的黑洞化的将来。江泽民七一讲话，言不由衷，是发抖的自豪，是恐惧的骄傲。堂皇的新世界，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有「三个代表」混合社会的讲法。

　　在上面引出的江泽民那一段讲话中，关键性的句子，都是错误的，都是假大空。下面会有关键性的批评和纠正。现在先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欣赏。江泽民说，正当中国寻找先进理论，以便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这个「隆隆炮声」是写实主义的说法，最无知而又荒唐的说法。因为「十月革命」的当夜（10月25日零时到下午），列宁领导红军赤卫队进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冬宫的时候，临时政府早在前一天夜晚已经闻风（斯大林说是托洛斯基泄露的）逃散而去，留守的人是准备迎接列宁的人。所以十月革命的夜袭非常儿戏化，既无槍声，亦无炮声，既无哭声，亦无笑声，赤卫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一夜之间解放了彼得格勒，白天就公布「告俄国公民宣言」，说资产阶级的腐败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入苏维埃之手。这一役只伤亡了六个士兵，还是由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向冬宫示威轰击误伤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六节十月起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老祖宗」。而这「一声炮响」不是写实的「隆隆炮声」，而是「喝道」开路的意思。江泽民看不懂这句话，所以他只能是江泽民，不是毛泽东。「一声炮响」没有出丑，「隆隆炮声」出丑可大啦！

六、斯大林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与革命路线

　　卢布党的中共陈独秀毛泽东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子，是马列主义的走狗。借用非洲黑人医生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敢于批判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可爱可敬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范农（Fanon,1925-1961)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的表像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炎黄脸，马列心，异化族」（简称马列族），不是中华一族。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以后的一切恶形恶状邪性邪行，都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而是由列宁和斯大林以特殊材料造作出来的。

　　由于中国历史精神绝对与马列主义不兼容，由于中国人民绝对与马列族共产党不兼容，因此莫斯科第三国际，在列宁死后转入到斯大林领导的时代，形成了「斯大林主义」(Stalinism)。毛泽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儿子。斯大林为了替中国革命定性，把中国一分为三：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上限不确定，是起自西周还是起自隋唐？到五十年代还有争论。在封建社会以上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上限是殷商，下限延到那里？是西周还是延长到明代的后妃殉葬？不确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斯大林规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一直都遵照这个说法，无知的胡绳还就此规定写了一大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来服从斯大林的命令，送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向斯大林祝寿的献礼，这就是历史汉奸和文化汉奸了，无耻之极！马列主义是「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服从文化霸权之说就是文化的大汉奸。

　　斯大林命令规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为的是要规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性质。如果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则中共革命的路线就是「反封」与「反帝」。中国共产党被指定了双重的任务，这是史无前例的苛求，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应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只想造祸于中国，以便于使中共替他守住去巴黎的大门，而非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解放的。现在，我根据一位参与闽变，参校八一宣言，参加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一位百岁高龄的思想家的一段珍贵的记述，来证明从列宁到斯大林侮辱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无耻经过：『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成功，如果这算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合马克思的公式。不过列宁又有一说，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最先成功，由于俄国是资本主义最弱之一环，即软下腹。但当时列宁与托洛斯基仍然相信，如西欧先进国家不能立即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后盾，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注定失败或变质或复辟。

　　一九一九年德国左派社会党（斯巴达卡斯团）革命失败，列宁大为失望。于是有一九二○年红军之进攻波兰，又被法国援军击败。一九二一年苏俄发生克伦斯达兵变。列宁乃开始新经济政策，同时转向东方，探求革命新途径。于是有优林、越飞、马林之来华，中国成立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是一种哥伦布、麦哲伦的工作。然而权力政治的阴谋已超过意识形态之意义。

　　当列宁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初，原视国民党为一种苏维埃，用以反对当时苏俄国际上大敌之英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间，俄共及第三国际为在中国进行大冒险，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拉狄克（本波兰人）谓中国为商业资本社会；斯大林布哈林和他们的专家约尔克（Yolk)不惜伪造统计，谓中国为封建社会；瓦尔加、马札亚尔（皆匈牙利人）则谓中国一直是与西方不同的亚细亚社会，中国统治者并非封建地主而是「读书人」。苏俄马恩学院院长梁山诺夫亦赞成之，并于一九二五年发表「马克斯论印度与中国」。继而德国共党中青年理论家（同时为第三国际宣传委员）维特浮格（K. Wittfogel)力倡此说。在瓦尔加马札亚尔和维特浮格之理论中，不仅引据了马恩的言论，也引韦伯学说为顾问。

　　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民党清共，俄共必须决定第二步政策。此时斯大林乃以布哈林为顾问。确认中国为封建社会或者「中古的封建残余」。因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要以「土地革命」实现中国之民主革命（中共译为民权革命）。即令如此，照马克斯公式，中国不是应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吗？然而不然。因为现在资本主义已至没落时期，世界已有无产阶级革命之祖国苏俄，中国之农民革命可在苏俄工人领导下，直接进入「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此即是俄共代中国定下的革命纲领。当斯大林下令中共「武装三万农民」暴动以证明中国为封建社会时，对当时之武汉政府是一大冲动，遂亦宣告「分共」。当时中共领袖之陈独秀认为以封建残余为革命对象，实为矛盾，亦不愿执行。而由于当时斯大林之独裁地位并未确立，也还未能十分贯澈这一政策。其结果是斯大林政策得到叶挺贺龙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等的拥护和执行，乃有中共之八一南昌暴动以及中共八七会议，排除陈独秀，进行两湖和广州暴动。然亦均告失败。

　　在所谓「大革命失败」（即俄国政策失败）后，一九二八年第三国际在布哈林指导下决定「殖民地半殖民地纲领」，谓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封建关系」或「亚洲生产方法」占优势，将二者混为一谈。继而中共六次大会纲领照本宣科，也就是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示的老话，即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革命任务为反帝与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这实际是拼命暴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破坏中国之统一和建设之毒计。毛泽东则为此杀人放火事业之执行人。是年瓦尔加发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否认封建社会说，并要求作一有组织讨论。这讨论曾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结果认为亚洲生产方法只是封建制之「变种」，目前提倡之有害于「国际」，而瓦尔加等亦不再谈亚细亚社会之说了。

　　当北伐还在进行之中，一个外国认中国为封建社会煽动中国内乱之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自引起有识者之关心。武汉政府时期，首先是中共内部的争论，彭述之「中国革命中根本问题」代表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重述第三国际，亦即斯大林的主张。

　　武汉政府崩溃后，中共以外的人进行理论的探讨，为首者是国民党人顾孟余（公孙愈之）。这主要是批评当时第三国际封建社会论的。而当时理论根据，只是少数马克斯主义著作，如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改编本，其后始有译本），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和一篇文章─瓦尔加「中国革命根本问题」。

　　另一方面，中共以及拥护中共的人则在「思想」及「思想月刊」上拥护封建社会论和土地革命论。郭沫若据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开始在「思想」上发表的。

　　一九二八─三Ｏ年间，一批留俄学生回来。他们带回拉狄克「中国革命史」及其它俄人在孙逸仙大学、东方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讲义，尤其是托洛兹基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点，即认为中国农村已存在资本主义关系，在实际政策上则主张民主斗争，反对土地革命。他们办「动力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发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研究」是开始在「动力」上发表的。任曙自己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是同一思想路线。

　　一九二八─三Ｏ年以后，马克斯主义文献，也由日俄德法英各国文字译出（英文在这方面最少），一时如雨后春笋。陈代青（林一新）等由俄文将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译出，这是亚洲生产方法论的标准著作。

　　以上所说知识上准备，中共的暴动与国民党之剿共，世界经济大恐慌与九一八事变，使知识界渴求中国社会之了解和出路。于是有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即由中国经济现状之分析，到中国历史之分析；这是三十年代第一个全国性的论战，包括中共方面的人在内。』(中西历史之理解，中华杂志社1966年)。

七、中国历史阶段与社会形态不是一致的

　　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读过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并有笔记）之后，始知人类学的重要，也才知道古代社会的大样。后来恩格斯根据摩尔根之书和马克思有关于人类学的笔记，整理写成「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人类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把世界社会形态列为五种类型：亚细亚原始社会，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历史的五个阶段。后四个类型是连续发展的（朝案：错了）！而亚洲社会则是东方特殊的千古不变的极端原始不文的板块社会。黑格尔写世界历史哲学的时候，仍称「光明自东方来」，虽然自由度很细小。而马克思则不然，他说「光明自西方来」，除了欧洲之外无文明，若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必先接受自由贸易的洗礼和资本主义的强奸。

　　东方社会也根本生长不出来「奴隶社会」，因为没有家庭土地私有制和广泛的商业活动。普同政府是全国土地所有者，平时只做四件事：国防、水利、公共工程、收税。东方亚细亚社会没有奴隶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和四十七章中有确定不移的分析。他说亚细亚是一个「静止的社会」（四十七章），如何能产生奴隶社会？亚细亚既无「家长式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奴隶制度」，又无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奴隶制度」（二十章）。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论，其欧洲中心部份已经解释不通欧洲社会通史，再把它拿来套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头上，当然是套不进去。况且，马克思又把东方社会看成是静止性的，不仅不符合东方社会的特性，也与欧洲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是有冲突的，根本不能把它搬到东方来用。所以，最不要脸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错误的，「青铜时代」是错误，「十批判书」是错误的！他替毛泽东歌颂斯大林是「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是超越中外古今的马屁精的马屁诗，也可称之马列族中最不要脸的马屁诗！

　　那么要问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直到鸦片战争，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呢？斯大林命令中共异口同声地说是！江泽民现在还在说是，台湾的左仔陈映真统联帮和左翼份子们，也跟着说是！可是，在文革中发现出来的毛泽东诗文中，则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了。1998年出版的「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中，有一首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给郭沬若)的诗，原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中仍旧返回中国历史传统的阶段说。秦汉以来是「君主专制」时代，西周至秦统一之前是封建时代。「莫从子厚返文王」，是指柳宗元的「封建论」已把封建制推倒了，郡县制是大公无私的进步制度，请郭沫若不要再说中国是封建社会了。这只是毛郭私下的说法，毛还没有胆子公开拋弃斯大林规定的说法。所以到现在，大陆地下话语已经通行「君主专制」或「专制主义」（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李慎之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四期），就是官方文化汉奸不敢说，江泽民软弱无骨的不敢说。所以，由白寿夷主编的「中国通史」（最近完成的），仍然受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五段论的影响，以及斯大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规定的影响，虽然增添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也无法复活中国历史精神，更无法抓住中国人的历史感觉。

　　历史虽是过去的，但感觉却是现在的，才是活的历史，而非物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是斯大林感觉的中国历史，是马列主义感觉的中国历史，也就是非中国的历史。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也绝对不是中国感觉的讲话！而是马列霸权宰制中国的讲话，他也没有自己的感觉，麻木不觉了。

　　如果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专制制度，不再是封建社会，则自鸦片战争以来还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吗？答案是不言而喻不解自明的。只有被权力充昏头脑的江泽民，还说「一八四Ｏ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我才说中共自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要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就是新斯大林，中共路线就是「新斯大林主义」。他现在如此的讲话，仍旧是斯大林规定的说法，无知又无耻的说法。

　　现在该是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理顺的时候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又名卢布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就被「第三国际」斯大林的扭曲、割裂、侮辱与破坏，使中国人完全陌生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它的宣传员传声筒，是历史汉奸，又是文化汉奸。一套完整的中国线性发展的历史阶段，用中国人的感觉区分如下：

炎黄二帝的传说时代─原始社会（河姆渡系与仰韶系接触） 

尧舜禹汤洪水期后时代─氏族社会（洪水期后的发展） 

西周东征的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公元前1122年灭纣） 

秦汉统一的专制时代─名分社会（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中华民国的共和时代─公司企业社会（1911-1949，以后在台湾） 

社会主义的极权时代─新阶级社会（1949年在大陆横行至今） 

未来中国的新兴时代─多元化社会(吸资纳社用中) 

　　五千年来中国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不是马列主义机械式的历史唯物五段论所能解释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公式，不仅套不下中国历史，也套写不下欧洲的历史，更套写不了俄国、德国、美国的历史。

　　洪水期过后的中国历史，有两个阶段是自成一格的，即「宗法社会」的封建国家，和「名分社会」的君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法社会」的封建国家，二是「名分社会」的专制国家。这两大特点是全世界各大文化民族所没有的特色。塑造成第一个类型的中国，是得力于周公的「周礼」与「周官」这两部宪法。塑造成第二类型的中国，是得力于孔子的「春秋」大一统「国家观念」的确立；以及儒家荀子的学生李斯替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督促秦王统一中国，并废除封建制度。第一个类型可简称为「宗法中国」，第二个类型可简称为「名分中国」。这是由下而上的定名，不再是由上而下的定名。由上而下的定名就是「封建中国」与「专制中国」，封建与专制欧洲也有，中国不过是更早就有而已。

　　由血缘与土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宗法国家，能存在两千多年（初型自夏传子始，到周公建立封建制度，至秦统一中国之年，公元前2205-221年)是不可思议的事。如自周公开始封建之年算起，到秦灭六国废封建止（公元前1115-221)，也存在八百多年。封建制度之废，是很自然的事。亚当史密斯说：土地如果可以分割，则无物不可分割。中国封建制度是由上而下分割土地，最后分割到世族和士卒手中成为私有，中国封建制度自然死亡。而宗法关系则变为社会体制，故保存较久，但亦必因土地私有化而松裂，也是很自然的事。

　　周公的两部宪法主要的贡献是「宗法体制」，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功能。故「周公之礼」流行于中国，直到现在风韵犹存。阿扁总统昨天「嫁女儿」（男称婚女称嫁，儿子娶妻曰完婚，女儿出阁曰出嫁），仍有「周公之礼」的遗规。但「周官」封建制（以书经中的裂土建官为准，而非王安石批注的周官），必将会促致中国的分裂，是周公不曾想到的。到「春秋时代」（也是以孔子「春秋」为划时期的基准的），孔子看到这种大分裂的现象和趋势，他写出了第三部宪法，即保全中国的大宪章「春秋」。春秋天子事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义」在于：「屈民从君，屈君从天，顺天应人」的辩证关系，是正确的解读，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是结构一体的运动，向上是君主主义，向下是民本主义（可以走向民主）。孔子的「春秋」，是超现实而又印象派，当时「礼崩乐坏，征伐自诸侯出。」孔子大一统中国的理想，无人理睬。直到「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公布，李斯主编），才由吕不韦劝秦王东征统一中国，李斯则劝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成就了大一统而有中央政府的君主专制国家（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社会也渐变为不同于「宗法社会」的「各分社会」。中国文明的历史，自「宗法社会」始有特色，到「名分社会」又有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轮转」长期存在的特色，绝对不同于希腊、罗马、日耳曼、俄罗斯社会的特色。辜鸿铭说，孔儒的最大贡献是确立「国家观念、有耻感的社会、责任政治、保全知识书籍」。反对「反知主义」的道家和无差别「博爱主义」的墨家，及极端「自利主义」的杨朱。春秋以道名分，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分，各尽其责，即「责任社会」。（辜着「中国人的精神」，1914)。「吕氏春秋」说：「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君虽尊，以黑为白，臣不能从。」（应同）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到吕氏春秋到太史公史记）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的坚持，中国早被分成「七块」（战国七雄），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春秋」（孔子春秋到吕氏春秋）是当时中国人的感觉。孔子春秋之后有吕氏春秋统一中国。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我们要把春秋推向前瞻而非后退。我们不能再向周公孔子要求什么，而是要看我们能对「春秋大义」理解多少？要看我们能不能把春秋自然法推进到民主自由的境界？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当时面对君权巨人顶峰的汉武帝，亦如后来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说的话：「君权对于我们来说，若不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就是一种魔鬼般的罪恶。」史记就是当时中国人历史感觉。从周公、孔子到吕氏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安所主编的「淮南鸿烈」，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后来黑格尔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所完成的东西。我们还能向古人勒索什么？史记之后有「汉书」，汉书乃是汉代人的感觉，最华丽的感觉是班固的两都赋，西京就是当时的世界之都。丑得美的「短、肥、秃、黑、疤」才子范晔，写成了「后汉书」，他自称传赞写得绝妙好词，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后纪」前言，他虽轻视女权，但已将皇后列入「本纪」之列，太后临朝就是女皇帝了。皇后烈女代代都有传，也是中国史书的特色，全球只此一家。史记、汉书、后汉书、号称三史，的确是举世的杰作，也能代表中国人的感觉。而秦皇汉武，也是春秋之子，是中国文明的推手，也是孔子的好学生。

　　有夫妇而后有家国天下。周礼文化，春秋文明，都很注重个性。养成个性的第一要义是「孝」，第二要义是「忠」。「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不是孝子也就不会是忠臣，不是忠臣就不会是良民。忠孝两全就是保身保家保国的良民主义。礼教决不是吃人主义，而是「良民社会」秩序，不靠军警统治的社会秩序。辜鸿铭把「悌」译为「良民」，由良民而公民而市民，是最好的解读。忠孝要义类似宗教，中国的良民宗教。良民宗教之信仰，就是「忠诚之责任」（Duty of Loyalty)。所以，辜鸿铭把中国男子的「忠孝之道」，解为「忠诚教」，把中国妇女的「三从四德」解为「无我教」，合为中国的「忠诚教和无我教」(Religion of Logalty and Religion of selflessness)。反孔教之徒，可就是无礼的「无耻之徒」了。良民文化也决不等于是「臣民主义」，而是「顺天应人」的自由主义。三史之后无良史，中国也陷入于破碎雕零之中。「三国志」是一位「边陲地区」的作家陈寿写的。在西晋时期中央文官学者如张华王衍等人，是瞧不起边陲地区的文士的。在亡国的西蜀却出了两个文人，一个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另一位是「陈情表」的作者李密。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则诸葛不亮，也就没有后来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当李密的「陈情表」送到中央送到皇帝司马炎的面前，才使「天下无穷人」骄傲的晋武帝大吃一惊！他览表之后赞曰：「密，不空有名者也。」而后李密被征召到纸贵的洛阳，先为尚书郎，后做温县令。县长做得清慎无过，但因朝中无人，无法内转，被改调为汉中太守。一日晋武帝赐宴群臣于东堂，普令赋诗，李密有诗曰：

　　人亦有言，有因有缘；

　　官无中人，不如归田；

　　明明在上，斯语岂然？

　　司马炎也像江泽民，见诗不悦（江则见记者追问支持港首而不悦）。都官从事，见色而参，李密免官，卒于家。（江泽民则大捕法轮功）。陈寿与李密是西蜀亡国之臣，总算替诸葛亮统治的西蜀争回了历史的面子。

　　隋唐有诗无史，刘知几有史论而未写史。两宋有两大杰作都是为皇帝上课的讲义，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是朱晦庵的「大学讲义」，也都是我熟读的。「三通」是物化的制度史，黄宗羲的「学案史」乃是伤心人亡国臣子别有怀抱的专史，强调中国学术生命的历史，明夷待访录则是哀痛政治亡国的历史，提振民主开明复国的精神。黄宗羲是钱谦益的后生，也是郑成功到虞山拜钱谦益为师的证人，他也是柳如是干妈盛泽归家院徐佛私恋的情人（徐佛美艳多才艺为黄宗羲终身未嫁）。清代无历史，而且禁绝中国的历史。到清末有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未能建立新史观，而且把中国历史也捣碎了。民国以来最流行的有二史，一是顾颉刚的砍头新史学，尧舜禹被砍掉；二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学，社会形态五段论决定历史五段论，把中国古代史上溯到原始，赶走了「砍头的新史学」，是其一大贡献，可恶的是硬把青铜器出现说成是奴隶社会，连马克思看到也会笑掉大牙的。又硬把秦汉以来说成是封建社会，却找不到封建庄园的通例。且又把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是无稽之谈，「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中也根本没有承认过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由不通中国的中国通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是不成体统的杂烩。因此，如果我不写这篇文章点破这些，可就真的对不起中国历史，对不起「大学讲义」的朱熹，对不起三史作者，对不起春秋之笔的孔子，也真对不起中国人的感觉。

　　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是左倾的年代，自命为「先进份子」连走路时的肩膀都是向左歪的。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则是反左倾的年代，不仅共党红朝在反左，而在民间文化的话语中，尤其是以复谈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专政和权力资本主义为主题。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大痼疾：一是只能生产专制主义，二是以游民流氓主导革命，三是皇权当道没有公民观念。透明地说就是：「专政压倒民主」，「流氓压倒书生」，「党权压倒人权」，都是用来批判共党现实政治的横霸性的。把过去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痞子运动，天安门广场三次槍声（四五槍声，六四槍声，元旦捕杀法轮功的槍声），限制谈自由民主人权，逮捕异议者……这五十多年来的一切专政乱搞的暴行，都归之于中国文化的三大痼疾，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对是错误的。自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从六四天安门民主广场到2000年四二五逮捕法轮功镇压自由主义言说和异议份子，都有「专制皇权」和「流氓痞性」的成份，这不都是来自中国固有的文化（皇权文化和游民文化，李慎之把中国文化等于专制化，王学泰把游民文化主流化，都是有很大的盲点的）。而是有外来的滋养品：

　　1.「苏维埃」就是痞子政治。这个俄文字的意义就是指散兵游勇逃犯失业者奴婢等人的聚会闲话休息之所。

　　2.「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痞子专政。马克思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专政者，都是失业后备军的城市游民和知识流氓，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就是流氓知识分子。

　　3.「人民公敌大整肃」也是痞子运动。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肃运动，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的恐怖行动。

　　4.「地痞流氓」的行事作风。这是中国自秦汉实行「私有制」城乡自由开放以来，就有的东西，他们在咸阳行刺秦始皇，公孙弘杀了郭解，而「民间盗跖」流行，一直流行到瓦岗寨和梁山泊，流行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四个坚持、逮捕法轮功。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一抓二搞三斗四杀五贪六腐」的痞性政治和痞性文化，含有中国的成份只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三都来自马列主义。特别是把「痞性行为建构化理由化」，完全是学自马列主义的辩证理由化（如矛盾论），这是中国游民文化痞子作风所没有的。尤其是把地痞流氓的行为联系到与西方游民流氓革命相结合，不仅仅是「政治改易」（改正朔易服色）的循环，而且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在孔子编成的一本政治教科书（书经）中，从政治学方面来看，它有七大特点：禅让政治（选贤与能），水利工程（禹平水土），汤武革命（君为民设），国家规划（周礼周官），洪范九畴（中央调控），民生第一（利用厚生），不可「骄傲自豪」（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故，朱熹有诗曰：

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己；

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

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

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

恭维千载心，秋月照寒水；

鲁叟何尝师？删述存圣轨。

　　中国政府走向君主专制，是机遇也是一种过渡。正如西方不连续的文化传统一样。到近代国家时期，先经过重商主义的君主专制，而后再经过「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德国国家革命」，提振工业化现代化，才进入民主人权的好时期。中国子孙无能，不追取进步，只怪罪中国文化，是西化派马列派和胡适鲁迅遗留下来的歪风，直到李慎之而不改，也是可耻的。「欧洲的孔子」却把中国风吹开启蒙运动。

　　现在，我想只对中国自秦汉以来「君主专制」（维特浮格有「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白乐日有「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一书，前者有水利社会说，后者有官僚社会说，而宗法社会则是中国固有之说，都不承认还是封建制度。而亚当史密斯、韦伯、白乐日等人则对中国城市也早有比较的说明。中国城市是政治之城如三都赋之描述，近代西方城市则是商业之城和工业之城，商业革命成就了工业革命，也成就了市民自由契约精神之民主。）的政治特点（伏尔泰称为开明专制）说几句话（长篇大论可以写上千万字，却不如几句话头有用）：中国君主专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这还是贵族政治，却也是三公论政，重大决策是要公开讨论的。从史记「始皇本纪」可以看出，朝政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是三权制衡（丞相行政、御史大夫监察、廷尉司法），皇帝虽有最后决定权，但不是凌空而下，乃是据议论作合理的裁决，始皇对于朝廷议定的名号裁决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这个裁示很合理也是很民主的嘛！所有参加朝议的大臣都心服口服呀！例如废封建为郡县，也是先由廷议上奏而后才由始皇裁定废置的。秦制并不是毫无是处的。秦始皇比法王路易十四开明能干多了，也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议事更开明而果断，执行命令也最为彻底。毛泽东自比秦始皇焚坑的人多而自傲，却不敢比秦始皇开明议政的果断性．是自暴其丑者也。秦政从中央到郡县，从驰道到长城，是很合理也很气势的。当时的咸阳就是世界之都！「条条驰道通咸阳」比「条条大路通罗马」更快速，也更漂亮！三公议政是古制的综合，郡县之制是新的地方建制，前者带有专业的民主性，后者带有服务的人民性。

　　至于后来被赵高李斯搞坏了，责任不在秦制。章太炎曾经说过，两千年来的政制皆秦制也，两千年来的皇帝皆大盗也。流氓皇帝始自我们徐州的英雄刘邦。从流氓皇帝刘邦开始的平民君主专制，也有五大特色：

游民造反，军头称帝 

官僚治国，阳儒阴法 

劝学第一，兴修水利 

管教养卫，礼义廉耻 

爱民如子，长治久安 

　　陆贾与刘邦对答的两句话是有名的，也是以后所有流氓皇帝（如朱元璋）都遵从的至理名言。史记陆贾传说：「陆生时时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对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乃有陆贾「新语」替刘邦上课的讲义之作。流氓与皇帝到此为止，流氓皇帝的痞性则被「新语」驯伏了。朱元璋是把君主专制推到毛泽东的地步（专制的顶峰），但他之所以能够北伐成功，还是得力于浙东民族主义的书生（永嘉学派后裔）宋濂和刘基的辅助。朱元璋出兵北伐的宣言（谕中原檄），就是由宋濂执笔的，这个宣言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容性，并没有如毛泽东写的追杀江南的国民党的社论那样要「澈底干净地消灭敌人」的残暴！因为毛泽东的痞性已经有四种成份了，所以中共的痞性直到江泽民身上还存在。可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软件文明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痞性驯伏了。

　　俄国人也把「苏维埃」的痞性拋弃了。北京「红色政权」（毛泽东的用语）的痞性还能存在多久呢？「胡虏无百年之运」，我相信它无法活到2049年的。如果不脱胎换骨以「吸资纳社用中」以中为主流来代替「四个坚持」和「三个以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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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

─解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魔咒

台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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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八四四年以后中国沦为双重殖民地

　　在二十世纪之前，各大文化民族的历史进程，没有普遍性的运作模式。历史唯物五段论，是具体的胡说，是一元模式的胡说。欧洲社会形态是不连续的，生产力没有接替性，马克思胡说八道欧洲史。只有到二十世纪「现代化模式」（英法美德俄日革命形式也各不相同）整合出来之后，才有全球化的趋同性。所以，过去各大文化民族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民族共同成长，共同欢笑，共同悲伤，共同感觉的纪录。龚自珍说，亡人之国者，必先亡其史。亡其史就是使他们忘记自己民族历史的感觉。法轮功使炼功者都有自己的感觉。中国共产党却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感觉，而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代替人民的感觉。而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感觉，也是用马列主义来代替他们的感觉。江泽民「七一讲话」（三个代表的讲话），有他们自己的感觉没有？没有；有中国人的感觉没有？也没有。

　　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但不是存亡绝续的战争，满帝也不让中国人有如此感觉，故不宜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更不应作为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当时莫斯科「第三国际」为了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故意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转移中国人一贯仇视俄帝的目光，去反抗英帝的侵略，来保住苏联通往巴黎的大门的。关于这一点，从李大钊一直到江泽民的共干共子共孙胡绳和李慎之们，都不曾知觉的。毛泽东已承认自从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政治就不是封建制度，中国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那么，那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于中国呢？

　　所以说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不是中国人的感觉，而是「第三国际」的需要，特别指示「卢布党」（中共）要如此说要如此写，来配合莫斯科社会主义帝国的要求的。中国人真正感觉到「裂天维，倾地纪」、「地坼天崩，山枯海泣」而有亡国之祸的，是1644年满帝占领北京又以讨贼之名南下征服中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依照近代史学划线的规矩，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476）就是中古史的起点，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年（1453）就是近代史的起点，则1644年北京有两次战祸，皇帝自杀，明亡。明亡，不是一个朝代之亡，而是中国沦为异族统治，变成满族野种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王船山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也。」（宋论结论）这话也是为「明亡」而说的。

　　北京沦陷再沦亡，福王被迎立于南都，明代原来内部矛盾（太监权奸与东林复社之争）转化为民族对民族的斗争，南明文化就此起立，成为以后三百年中国人的共同感觉。这种「反清复明」民族主义的感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序言写得很感人，朗读一段如下：「夫何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沉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披寻钱柳之篇页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而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一代才女也曾是妓女的无产阶级柳如是，是东林教主钱谦益的夫人，七郡地下抗清司令陈子龙的情人，一代大家黄宗羲的友人，郑成功的师娘，支持郑成功北伐抗清的慰劳团长，中国反帝救国的民族妈祖。所以陈寅恪在双目失明后半生最后二十年的心力，口述完成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之后才安静地去世，其目的就是要「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勿为马列主义历史观所误导。于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可以确定了，南明历史的地位（1644-1683）也就可以确认了。郑成功与台湾的国姓之岛之反帝传统，经由天地会洪门会传到孙中山，终于辛亥革命（1911）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大决战之后，推翻了满清帝国，赶走了异族殖民地统治。

　　从1644年到1911年，满清种族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二百五十多年，也就是中国沦为种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百五十有多年，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鸦片战争问题、太平天国问题、洋务运动问题、维新变法问题、辛亥革命问题、中日现代化比较问题，都会得不到合理的解答，这就是西化派与俄化派的盲点。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开发东方社会新文明的功能，俄国对外贸易则并无此种功能。依此类推，满清种族帝国主义只能以「军机」治华，而后又「以华文化」来治华，根本不可能开发现代化，甚至以反现代化来防止中国富强的。因此，邹容的「革命军」先提倡种族革命，同盟会是在日本纪念中国亡国二百四十二年大会受阻之后成立的，兴中会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独立大义说：「中国是汉种中国人的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的权利，先推倒满洲人所立的北京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的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1.1644年以后的中国，是满清种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又变成殖民地的殖民地。台湾因为是反清复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地，故在马关条约中由清帝把它割让给日本，以报台湾反清之仇。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等地有码头的城市，都有「租借地」，并有所谓治外法权的「租界」，遂行其商业掠夺和政治压迫，清廷也乐见洋人来替他镇压中国。满清帝国为了保住统治，不惜割地赔款来维持政权。只要不要它的满洲，中国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割让。

　　2.因此，殖民地的统治政府，不仅等于没有中央政府，而且还是一个会出卖中国的政府。因此，中国虽比日本早了五十年实行现代化的器械生产，但成功却迟于日本五十年，就是因为日本在尊王攘夷之时，产生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得以集中意志和国力来搞现代化，明治维新之后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中国由汉人倡导的「洋务运动」受阻，「变法维新」亦受阻。鸦片战争应胜未胜亦为清廷阻滞汉族势力成长之故，中日第一次战争是因日本威胁了满帝的基地满洲之故。马克思说中国现代化开化的迟缓，是因为中国只做了专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未能彻底做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之故。这也是无知乱说的。日本没有做过一天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马克思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新闻报导）日本明治维新现代化成功的。李慎之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提到中日现代化快慢比较的说法，也是侮辱中国人的说法。中国做了新旧两式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左右制肘，所以无法进行迅速的现代化。中资被用去建造颐和园，外资被用去买军火，资本无法形成，也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技术原因。基本的原因是亡国之民受宰制，无法实现自由的意志。

　　3.所以从1644年起，中国历史的要求就是以『种族革命』来带动『社会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到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如此。因为历史证明了中国若不实行种族革命驱逐满帝，就无法推行现代化，使中国进入现代化文明的强国之列。而后要实行「社会革命」（如「革命军」提出的要求，如「实业计划」提出的办法），就非得学习西洋富国强国的经验不可。所以，黄兴说：「革命要学华盛顿，打仗要学拿破仑！」孙中山说：「建国之首要在民生（实业计划），建国之基础在民主（民权初步），建国之力量在民族（孙文学说）。」至于开头的口号「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列宁说这个纲领是很难实践的。「社会革命」是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革命，由于德国由上而下革命的「俾斯麦主义」的经验，在革命风潮的当年也很受欢迎的。几乎是全中国有思想的有识见的有历史感的中国人（西化派传统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土改，以及井岗山上的「红色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中国人根本不懂，连共产党到现在也不懂得它。经过我这篇文章的介绍，大家才知道「苏维埃」就是痞子宫，「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游民痞子的革命！苏维埃也是俄国游民的总称，无产阶级也是欧洲游民的总称，把欧俄游民的痞性与延安毛痞相结合，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痞子」，有三色痞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痞性痞行的旗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列毛痞的理由化，是有理论武装的痞子了。

　　4.从1644到1911年的中国社会，小农经济宗族系统仍旧存在，文化生机则完全走入地下，抗清运动也走入地下。因此，在满清帝国主义单独统治中国时期，虽为「满汉合治」，但汉女不得入宫，汉人有能，满人有权，可以说是一种「军机社会」，由军机处统治的社会。到鸦片战争之后到处是租借地的时期，则是「买办社会」，由洋行统治的社会。军机社会加买办社会，中国遭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一马背双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宁赠洋人，勿给家奴」（慈禧语），怎么能开放出现代化的中国来？满帝只要统治，英美需要贸易，由贸易给租借地的城市带来了商机和工业生产，因而产生了买办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农村过剩的人口便自然成为劳动密集工业的劳工，地主受到排挤，农村开始暴动，洪秀全金田起义了，捻苗回乱都起来了，兴中会革命起来了，革命军发行了。满帝最后想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转移反帝的目标，但被八国联军所打破。

　　5.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反满帝的革命，但目标是双重的，既要「驱逐满帝鞑虏」，又要「创建民主中华」，这是当时革命的要求。没有同盟会，就没有中华民国。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帝与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统治权力落到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造成了民主的逆退和政治的纷乱，被美日俄英等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黎和会中又被出卖。孙中山不得不「以俄为师」，联俄容共，接受俄援，训练新军，准备北伐统一中国。他也利用和平机会（孙段张联合），空手北上，想以「和平奋斗救中国」，可是「和平未谈身先死」，他终于累倒了，革命精神站着。他留下三大任务：Ａ．以俄为师联俄容共作第二次革命，Ｂ．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先行训政后行宪政，Ｃ．民生为先实业第一利用外资发展经济。1927年宁汉分裂，国共内战，中国刚统一，九一八就来了。由德义日法西斯挑起的双反战争，当时的中共只为「保卫苏联社会主义祖国」而催战，到斯大林与松冈洋佑拥抱时，毛泽东手足无错，真不知道他自己也变成了汉奸，与汪精卫站在同一战线了。江泽民说是中共「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完全是睁大眼睛说瞎话，而且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无耻的瞎话。我是参加当时抗日的学生，偷看到「台儿庄会战」的实景（中共曾拍成电影，因为太卖座而禁演），总指挥是国民党的李宗仁，可不是毛泽东朱德呀！战争是革命的温床，毛泽东利用抗日「保卫苏联，发展自己」，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形成气候，并在「雅尔塔体制」之下，受到驻在东北的红军的支持，和利用「马歇尔调停」的机会，在内战中打败了骄兵悍将的蒋介石。此时他有做「亚洲的狄托」改革开放的机会，却甘心「一边倒」朝拜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冷遇和极大的侮辱。儿子党是站不起来的，卢布党是没有独立性的。

　　在赫毛因对斯大林死后评价的问题而论战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有秘密批判斯大林演说，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写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赫鲁晓夫才公布战后苏联驻东北红军把接收日本关东军八十万部队装备，都交给了毛泽东林彪部队。计有「七十多万支步槍，一万四千多挺轻重机槍，和一千八百多门大炮，七百多辆坦克，大约九百架飞机，将近八百座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松花江内河舰队的船只。」（1967年十月二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转述）。国共内战的胜负，在武力上就此被决定。此时国民党的美援反而被停止了。美国与苏联的一退一进决定了国共的胜负。

九、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的变性术

　　中共卢布党成立八十年，第一个三十年（1921-1949）是在打内战，人民讨厌它，也根本不懂「苏维埃」是什么东西，第二个三十年（1949-1978）是在搞内斗，有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炮打金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只有最近二十年（1979-1999）是「改革开放」在搞经济，但还有：

向北看，下岗工人一长串。

向西看，到处都是穷光蛋。

向东看，走私轮船刚靠岸。

向南看，三陪小姐满街站。

向上看，美国鬼子扔炸弹。 

向下看，小小法轮还在转。

　　1978年邓小平把「两个凡是」的主席华国锋斗下台，开始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独裁，先是关闭「西单民主墙」，而后逮捕了「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以「四个坚持」来建设「四个现代化」。人民仍旧吃不饱穿不好，伤痕累累的中国仍在哀哭泣嚎。安徽省肥西县的农民首先起义，用「包产到户」的单干方式，争取增产增收，吃饱肚子，非常成功，由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单干到底，最后终于打倒了人民公社。这也就是「以农业支持工业，以乡村支持城市」改革开放的先声。邓中央先是不准，而后才松口试行，最后解散人民公社。万里是人民功臣，也被邓小平赶下台。狡兔死，走狗烹，邓小平比勾践还要阴狠。

　　在邓小平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第一个基本点「四个坚持」是邓小平的独裁路线，第二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则是由人民起义的路线。改革开放，变成了这二十年共产帝国的活招牌，而「四个坚持」始终在后面拖后腿！经济靠右，政治靠左，基本矛盾由此冲突不已，便是共产帝国「致死的疾病」（祁克果语）！马克思主义医不好它，凯恩斯理论医不好它。所以，朱镕基要退休干不下去了，江泽民才有「三个代表」进一步退两步式的讲话，能不能延长共产帝国（腐败帝国）的死亡时间呢？先来看看他新开出来的「三个代表」药方是什么？他说中国共产党要：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把这三点与本文第四节中共一大党纲的说法对照来看，八十年前一大的说法与八十年后这三点的说法，相差之大等于是前苏联与今俄国的落差，是非常惊人的变性。也就由于这「三个代表」的说法，活鲜的证明了两件事：八十年前所有中国人对于马列主义苏维埃主张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八十年中，由于卢布共产党无知的「一边倒」，中国人被它杀伤掉两亿多人，生产力损失到数万亿美元，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本主义再出发，从「实业计划」再出发。

　　先说第一个「代表」。「始终代表」有问题，不仅「代表」的身份有问题（谁要你代表？）而且「始终」的一贯性也有问题（始与终不一样）。因此「始终代表中国」是谎言，是自我膨胀的大话。「先进生产力」是指什么？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认为「先进生产力」是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作出来的，无人可比。是这个「生产方式」生产出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出这个生产方式。如果没有这个「生产方式」，则可就是「生产无力」或「生产吃力」了。故，生产力就是生产方式之力，包括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马克思把它拆开来说，并作了上下层的决定论，是辩证形而上论，是乱说的。这个「生产方式」有十大条件缺一不可：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   

以市民社会为背景 

以契约自由为形式   

以竞争市场为机制 

以纸币通货为媒介   

以利润获取为目的 

生产三要素的结合   

生产决定分配消费 

以企业组织为主体   

以机器为生产工具 

　　这是从亚当史密斯「国富论」，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资本论」，韦伯「经济与社会」抽取出来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现代化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脱离了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生活的方式。中世纪的生产是为了消费，市场是为买而卖。现代的生产是为了利润，市场是为卖而买。机器代替了人力，所以有机器吃人说。黑格尔称赞经济学家说，他们把日常生活研究出一些经验的规律，是很了不起的。古典经济学（这个帽子是马克思造的）把这十大条件揉进于四个范畴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是一般，交换与分配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个辩证法的说法，是马克思抄取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说法，是简明而正确的。工业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阶段不同，已从「流通挂帅」转换到「生产挂帅」。生产挂帅的特点是注重「生产」而非注重「贸易顺差」。注重生产就得注重「生产方式」增加生产能力，生产出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去占有「竞争市场」的占有率。于是「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力）结合的生产方式由纺织机的发明而被推到前台，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现代化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有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冲破欧洲封建古堡庄园，也冲破海洋与世界藩篱，造成一个全球统一市场的机制。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服气，最终也于二十世纪末叶被它淘汰出局。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或「市场机制」，就是指这个「生产方式」（有十大条件支持的三大要素结合的，利润挂帅的，私有制的市民社会之整体）。单说「生产力」是错的，是以偏概全的「物化生产力」的说法。即历史唯物论的物化历史，物化社会，物化人类的错误说法。

　　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这个「先进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要求，就不应该「废除私有制」实行「三大改造」集体化公有化，并以非人化的「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来整穷整死七亿的中国人。更不应该在「改革开放」的此时，还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的指南。假如这是江泽民学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新经济政策」，而后还要实行「第三次革命」回到公有制共产社会，江泽民就是斯大林的斯大林，必败无疑！如果不是（他也提到「少谈理想，多务实际」！），即应开放社会民主，制衡「权力资本主义」，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把土地归于现耕农，避免共产党被送进法场，被送上断头台。

　　最后把「生产力」最新的定义介绍如下：「生产力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于社会关系。由市民社会中诸社会因素，结构统合用于工业生产的能力，叫做生产力。机器是物化生产力，思想是活的生产力，教员是生产力，工人是生产力，文学家和哲学家则是精神生产力。生产力在一国就是国力。知识与思想是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是第二生产力。故自由是生产力之母。」

　　次说第三个「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已经由「阶级政党」变为「全民政党」了，由「共产主义」变为「民粹主义」了，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为「中国人民民主党」了。如果是这样，则应以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内有王若飞条款）和第一届政协「共同纲领」为蓝本，召开全国全球华人的爱国精英代表重新修宪，回复到「四大阶级」联合民主，「五种经济」成份并存，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实行三院制衡（政协院由各党派专家代表组成，是知识设计院，有能。人大院由各民族各团体代表组成，是监察和政权机关，有权。国务院掌管全国政务，受人大监察和政协质询，形如内阁制）体制，总统是象征元首，虚位皇帝。这样的民主宰相制，才是中国人民感觉出来的东西。「苏维埃」算什么东西！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宰相」政府，应该在「奥运大会」前两年完成，北京将以世界上最民主的面貌面向世界，这才是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呼。

　　当然，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幅暴君恶贼痞子汉奸杀人王的毛泽东像和那两句标语，应该在十六大会后摘掉。那是中国血流满地无尽耻辱的标记，是不应该让它长期存在的。「改革难于革命」，中共中央应该打破这个规律，不要等候被革命。邓小平已经失去第一次机会，江泽民「三个代表」之说是应该在十五大提出的，该提未提只要起步就不嫌迟，希望中共十六大勿失去第二次机会。由资本家阶级治国，由资本家管理人员治党，国家会民主，党会有进步。职业革命家就是痞子的形像，天安门上的毛像可作代表，所以应该收起来了。

　　最后要说的是江泽民的第二个代表说，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先进文化」不是指中国文化中的先进成份，而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文化」与「文明」，都不是「先进的」，也都不是「高级的」，更不是「理性的」，而是「理性的毁灭」（借用卢卡其书名）。卢卡其批评德国的谢林哲学、尼采哲学和帝国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都是非理性的，肯定马克思「资产阶级的才能已经光了」之说，是非常幼稚的偏见。他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非理性，道德的不道德！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反对科学主义的而要把它意识形态化）是科学的反科学，所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一个非理性的主义。直到苏联红军开到匈牙利镇压他也参加的「抗俄革命运动」（1956年10月）时，他才知道马列主义是非理性的。他所推销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才真正是「虚假意识」的捏造者，直到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都是「虚假意识」的作品，拆穿了是一文不值的。「自我意识」常在人心，「阶级意识」飘浮不定，马克思和卢卡其的「阶级意识」根本不能成立（不是常态的常在），是绝对伪造的「虚假意识」。北京南京共产党人写的两本书「历史哲学的重建」及「卢卡其与马克思」，都是顺着卢卡其「虚假意识」而虚假下来，不思之甚，连一点反思能力都没有或不敢反思，如有反思还是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的回映，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之反思。那里还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存在呢？不能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有了「社会主义文化」也就不可能有独立思考。

　　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无产阶级无文化，社会主义反文明，共产党人不道德。如果说「游民文化」也算是文化，则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欧洲游民文化的革命，列宁主义就是苏维埃游民文化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就是马列主义加中国游民的「三痞文化」（马痞、列痞、毛痞）。所以，红卫兵是三痞文化的产物，尤甚于「少年兽性暴行的汪达尔主义」(Peasant Vandalism and Teenager brutality 见李慎之替游民文化序文）。因为红卫兵行为的背后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支配的。邓小平关闭「四大民主」与逮捕魏京生，是「三痞文化」的暴行，镇压「六四」亦然。江泽民「反宗教迷信」逮捕法轮功，是以历史唯物论无神论「科学社会主义」名义去执行的，这也是「三痞文化」意识形态的「武器性」（马克思用语指理论力量）的放射，是三痞文化最近的恶作。

　　共产党宣言是代表近代欧洲新旧流氓的宣言，宣言的基调就是流氓的口吻，要把那些「失去民族性」又把「法律道德和宗教全都视为资产阶级偏见」的群氓，组成革命政党来炸毁现代化造成的国家政府和社会文明，即「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这个流氓宣言，替俄国苏维埃流氓提供了革命以理由，经过十月革命苏维埃化的介绍，也替中国痞子毛泽东们提供起义造反的理由。东方流氓有了圣经，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流氓」。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他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说为了革命他去找理论，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伟大的旗帜，这也只有流氓社会主义的水平。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性是三合一，其文化就是「三痞文化」，是文化中最卑贱者，是目无法律道德宗教和礼义廉耻的反文化的文化。在欧洲它就是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在中国它被斯大林指定去反封建礼义廉耻的文化。所以「共产主义愈到东方愈无耻」。

　　共产党宣言中所代表的欧洲新旧「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用语），一百五十多年来革命未在欧洲得逞，而且被黄金与电气化「贷款消费」和「知识经济」化掉了。俄国的苏维埃流氓无产阶级在苦迭打胜利之后，如布哈林和托洛斯基之所言，是要废掉所有文化遗产和法律道德宗教，因为在共产主义无差别的社会中，新的亚当和夏娃是不再需要什么文化的。所以，苏联虽然活了七十四年，死后在俄国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连「生产关系」也死跷了。中国共产党流氓无产阶级，先是「卢布党」根本没有个性，后由毛痞子当家形成延安整风式的「三痞文化」作风。在革命时期是「地痞流氓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步槍」。在「建国五十年」来，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痞运动」，后二十年是「四个坚持」的痞子压阵。既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公平正义合作协同文化），又没有「社会主义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一运作机制），现在不得不提出「三个代表」来油漆门面以掩衰亡，但又要坚持「先进文化」的流氓主义，是与「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全民利益的要求」矛盾的。「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就是要求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含分配方式和交换及消费方式）的要求，也就是「四个现代化」最基本最核心的要求，也才能符合「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要求！恢复「私有制」是第一要义，让「自由市场」发挥机能，让「多元化社会团体」独立存在，让新闻自由，让党国分开，让启蒙和后启蒙文化再现于中国，是起码的要求，则以「人权宣言」的文明代替「共产党宣言」的流氓文化，是当然之义，无可讨论。这是世界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公式，可以因地制宜，不可逆势蛮干。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有人欣赏，但没有一天得志过。苏维埃主义统治苏联七十多年，也于1991年自杀而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走资过程，已经变为「权力资本主义」，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共产党权门。经济基础已变，所有制已经退到「三资私有制」，农民也正在要求耕地私有。试问「三痞文化」、「四个坚持」、「一党专政」、「世代接班」的三痞流氓专制的政治体制，还能面不改色的存在吗？连马克思都会训斥江泽民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

　　没有私德就没有公德，没有私产也就没有私德。五千年来的人之素养与伦理道德法律法制礼教，都是从私有制社会确立和传习下来的。这种文明的成就从奴隶社会一直延展到现代化社会，都被黑格尔归纳在「法哲学」一书中。马克思想用欧洲游民痞子流氓的炸弹来炸毁它（共产党宣言公布的暴动），结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法哲学坚持的现代化西方文明社会，不仅屹立不摇，而且由硬件资本主义转入知识经济的软件资本主义，用头脑走路继续前进。像小丑跳梁一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跌死在「卡夫丁峡谷」，剩下最后最大的一个马列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中国，其大头目江泽民也在以「三个代表」变性的东西来救亡了。没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就不是「先进生产力」，

　　这是由五百年来先进的人类历史和眼前的社会生活证明了的，也是北京共产帝国的小丑们无法否认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由「社会主义文化」（痞子文化）的假公德性来推动和发展的！故公有制的「五爱教育」从未进住人心。共产党人的道德纪律之坏是令人咋舌的。

　　鲁迅是投槍的文痞，且是三痞的匕首，恶痞的刺刀。现在又由长在「三痞文化」流行之地，养在「三痞之党」领导之朝的刘再复，祭拜「杂文痞子」鲁迅之文在联副刊出，痞性循环到此时泛滥未已，亦如纳莉台风之肆虐，甚是悲哀！鲁迅的痞性观一再被重复，中国人一再被侮辱。重复论述鲁迅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论述鲁迅，而是在于侮辱中国人─「奴性的国民性，集体无意识」，中国人永远是白痴。刘再复的感觉是借自鲁迅的感觉和异种异化的感觉，深化鲁迅，浅化中国人，甚至卑视中国人，侮辱中国人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群白痴，也就不是中国人认识中国人的感觉，刘再复这个「痞化人」也没有他自己的感觉，同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一样是恶痞的胡说八道。

　　鲁迅对于中国人的感觉是出奇的肤浅，如阿Ｑ造型，是在满帝两百多年殖民地及八十多年双重殖民地之下，中国人性被扭曲被压扁的感觉，是绍兴师爷的感觉，不是中国人正常的感觉。阿Ｑ精神也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意像」，那是亡国奴自卑感甚重的鲁迅和刘再复的「心理意像」。在满帝统治中国之前的中国人，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豪情，三家村邓拓就是东林后裔。从东林到柳如是，从柳如是到郑成功，从天地会，洪门会到同盟会的孙中山，终于驱逐鞑虏，推倒帝制。在满帝之后的民国人，面临到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的侵略，中国人中有汉奸败类，但更多的是民族抗日英雄。请听这首普通人民之歌：

　　追兵来了，可奈何？

　　娘呵，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

　　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等着我！）

　　我是一个堂堂的大丈夫，

　　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

　　不愿做亡国奴！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呵！

　　鱼还可以作浪兴波，掀翻鬼子的船，

　　不让他们渡黄河，

　　不让他们渡黄河！

　　（唱完黄河恋，请继续唱黄河颂，黄河怨，黄河谣，保卫黄河！）

　　这是阿Ｑ吗？这是「集体无意识」吗？田汉冼星海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真正的感觉。鲁迅把尼采的「奴隶道德」（深化于基督教义之中）移用到阿Ｑ身上，是附加的感觉，没有把握住中国人深度的感觉。中国人的自性观，辜鸿铭的「真正的中国人」(Chinese type Humanity,1914)的论点，是可以参照的。鲁迅以阴暗之心抄袭之笔写中国人，刘再复再把它奇迹化悲剧化泛心理学无意识化，胡说八道，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知识痞子的无知性，我叫它是「知识的无知，思想的白痴」。

　　如果没有周公「封建治礼」，就没有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没有孔子「春秋大义」，就没有了现在版图的中国。周公之礼始于夫妇家庭，被称之为「偶性文化」。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传教「偶性文化」，也注重「个性道德」，大学之道就是「个体存在本体论」，希望借由人人的自身教养，使男性成为「彬彬君子」（Gentle），使女性成为「窈窕淑女」（Debonair），由之形成一个「良民社会」，建立一个「礼义之国」。孔子「志在春秋」，坚持一个统一天下的中国，而不是五霸或七国。此志由子思、曾子、孟子、荀子（代代讲述）传承，由荀子的学生李斯主编「吕氏春秋」鼓励秦始皇削平六国实现了中国大一统。吕不韦、李斯、秦始皇都是「春秋大义」的好学生。而儒家的「大学」一书，就是坚持一个统一天下的「人格教育」，即「中国的人学」（既是初学入德之门，又是四海一家的大人之学）。大学中的「三纲领」，应作辩证法式的正反合解读，至善无止境，中国无边界，世界无极限，人是制高点。大学中的「八条目」，应当配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这三层结构发展的观点去解读，格物致知是科学，诚意正心是道德，修身齐家是良民社会学，治国平天下是世界精神（自由精神）的运作。私有的财产，理性的个人，和乐的家庭，良民的社会，王道的国家，大同的世界。这就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大学之道」。你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他感觉得到。只有「胡鲁吴族」（胡适鲁迅吴虞等反孔族）和「马列族」（陈独秀李大钊毛周邓江等共产党）感觉不到。因为，他们不是以中国人的感觉为感觉，而是以西方左右两派文化霸权的感觉为感觉，「西体中用」和「马列为体中国为用」的外化感觉。

　　鲁迅对于中国经史大义开放性的理解是不够深透的，也是落伍的。当时流行「现代化」必「反传统」的公式，是所谓「现代趋同化」一元价值观的公式，西方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传统化的东西都是坏的，西方是民主上天言好事，中国是五鬼搬运闹中华。经过一个世纪的反省，到了现在的后现代，开始有「趋同在地化」多元价值观，「民主」这个字也得复原到希脑原始意义的农村性即本土性（Demos,希腊文是农庄的意思，孟子的丘民，俄国的杜马，近似）。用现代化趋同化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则中国一无是处，现代化反传统（陈序经到金耀基），马列派反封建（斯大林命令中共），就都是资本主义的强势文明的强奸意识。到后现代尊重在地化，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就有再现身手的机会了。鲁迅不懂，刘再复更是半西半痞半马半列的半调子，对中国文化大传统毫无所知，对中国人又毫无感觉，怎配谈中国的民族性？中国人的「人格」与「道德」都被他们说得一文不值，这比八国联军炮打北京，日本炮打沈阳还要炮火化。他们则是中国人永远的仇敌，亦如马列主义文化霸权是中国文化的大敌一样！它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要消灭它！中国佬（Vieux-Chinais)可以研究，但不可以侮辱。中国人有阴柔面（温良恭俭让），但不可以抹黑。中国文化有庸俗面（吃里扒外），但不可以丑化。黄祸化中国，则不可。蝗虫化中国，尤不可。马列化中国，更不可。

十、先秦中国的艰苦性与皇帝中国的特色

　　炎黄二族群，居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一个气候恶劣资源贫乏的地区，气变率高于欧洲三倍（欧洲平均率12.5%，黄河中下游35%，长江下游有梅雨和台风）。铜铁资源非常稀缺。所以，我们先民只靠木器和石器来耕种农业为生。「剩余农产品」不是靠「生产力」的提高积聚的，而是靠「战争」掠取的。炎黄大战就是例子，西周伐商向东方作「武装殖民」，而后兴起了「周礼文化」，型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也就是它与世界各大文化不同的特色，真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偶性道德文化的宗法社会）。

　　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到孔子时代（春秋时期）日渐瓦解，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孔子作春秋（唯一的著作）建立了国家观念的大宪章。到战国时期，诸侯退位，大夫立国，封建土地再向下撕裂，撕裂为世族私人的所有，游士与游侠应运而生，也使平民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起来，也使纵横权谋兵法韬略飞黄腾达起来，中国有分割成「七块」的危险，乃有吕不韦续作「春秋」（吕氏春秋、李斯主编，公元前239年公布)，催促秦始皇（238年成年亲政）要代周而统一天下。应同篇说：「夏禹以木气胜，其色尚青。商汤以金气胜，其色尚白。周以火气胜，其色尚赤。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始皇完全接受「秦以水德，色尚黑。」（始皇本纪），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春秋大义」由秦始皇执行了。所以说没有孔子「春秋」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就没有中国了。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先处死了他母亲的面首嫪毐，第二年又逼死了他母亲的情人吕不韦（也是他的生父）。由大商人做内阁总理，是自中国吕不韦始，只有「重商主义，君主专制」始能富国强兵，替「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开路。这是近代西欧复兴的规律。中国就差这后一步，中国的吕不韦与法国的柯尔伯特(Calbert)，可以作比较研究。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曾经有过商人内阁，而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现代化，使中国陷入于长期君主专制两千多年，是什么原因呢？马克思的长期停滞东方社会的说法最荒唐，韦伯的说法也是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亚当史密斯的市场说可以接受。他说中国只有国内市场没有世界市场的需要。因而，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工业革命。当时中国不到三千万人，而有三十六郡的四江流域（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和五湖灌溉之地，内需市场足够大了，「南北杂货」流通甚畅，无法刺激市场扩大，也就无法刺激出新的「生产方式」。需求的大小决定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大小，分工的大小决定生产的大小，生产的大小决定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于需求市场。人口增加需求市场扩大，如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话，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因素，就成为「游民起义」的条件，推动了政治变动循环（皇帝轮流做），没有推动「生产方式」改进之故。改进「生产方式」才可提升「生产力」。生产力就是生产能力（产出率），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它无法单独存在。单独存在的「生产力」（当作主变量去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的，离开「生产方式」它就物化死跷了。

　　在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官僚治国时期，中国也有两次大亡国：一亡于元蒙游牧帝国主义九十多年，中国几乎被变成牧场，江南也被戒严九十年。二亡于满清种族帝国主义二百五十多年，礼教被扭曲到吃人的程度，就是清帝「以礼治华」的手段。除此之外，在君主专制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则是「名分社会」，由「春秋大义」引申出来的「中国至上，君为民设，人民为本，各守秩序」的责任社会。责任是相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如果「君不君」则「臣不臣」……夫不夫，则「妻不妻」。相对的绝对，绝对的相对，是可以走到民主的。妻子离丈夫而去，在汉代是很平常的，朱买臣被妻子拋掉的故事，是有名的例子。「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也是高贵的拒绝，比维多利亚女皇还要高贵。汉代女皇后代理皇帝，也是家常便饭，最有名的女皇，先有吕后（平民女皇第一位）。而后有才女皇后邓绥，临朝十七年，平边患除四害，而后旱涝不生，民生充足。伟大的女哲学家「女诫」的作者班昭就是她的政治顾问，在东观读书的童子就有马融，蔡伦是为她造纸的太监。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她提倡大臣读书。只对反对女权的杜根，处以死刑，后被执法者杖下留情，诈死逃去。杜根的故事，才被后来谭嗣同写于绝命诗中，以讽刺女后听政之慈禧太后的。名分社会，不仅以法治国，更要以礼治国，以便形成「有耻且格」的知耻社会，也就是「良民社会」（游民社会之母体）。儒家之所以强调「春秋大义」，不仅仅是在求「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建立，还在于建立一个各负其责各守其分的知耻社会，即耻感社会。这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的特点，虽与近代西方契约社会计算社会有异，但「诚信第一，童叟无欺」的道理还是互通的。故反孔者必无耻感，反封建社会的共产党也无耻感。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在的国耻绵延不绝，从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从李大钊、毛泽东、胡绳直到江泽民、李慎之、李泽厚、刘再复、陈映真、李登辉。

　

附记：

这篇文章是用后现代的「小话叙事」写出来的，不采取「堂皇叙事」宣言的形式。因为是针对落伍的「七一大话讲话」，有些地方又不得不用「堂皇叙事」。以小话制大话，故小话不小。这篇文章的参考书有中外古今线装洋装新马老马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诸书五百余种，不愿一一列目来唬人，都装在我的脑库之中。我用「文章」之名，是以作者为主体的产物，不考虑以读者为取向的「文本」之名。因为此文有专批的对象。

江泽民的讲话约有二万二千字，我必须写到三万字，最少也要多他一千字，气势绝对强过它！强势归我，仗势归他。他在仗势讲话，所以都是假大空之言，没有个人感觉的「言不由衷」之言。他是代表马列主义发言，现在世界上的大国，只有中共是以马列主义治国的，故要大批马列主义送走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江洪水的讲话涉及到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及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中共党史，民国历史诸问题，要写三百万字也难言尽。现在检选浓缩简化到四万字左右，关键问题都破解了。请大家要用意识流和跳接法去读它。中国历史分期的问题也理顺出来了。

本人反对语言游戏，也不想制造「语言权力」。尤其反对学院派虚假的文体。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最高深的问题，才是文笔的高手。文中必有诗与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使文章有音乐性。但必以中国人的感觉去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不是以英法俄美马列的感觉来写中国历史。科学知识和方法是世界性的，可用。而历史文化文学的感觉则是属于自己民族的。革命的感觉也是属于民族的，而不是属于马列的。民族感觉亦如性交的感觉，是不可代替的。

熊彼德说，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党人都打扮为流氓，即「白热的言词，激情的控诉，愤怒的姿式。」是逼真的素描。而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则是左倾的散光的失败之作。社会主义代替不了资本主义，它离开资本主义就活不下去。在宾拉德的哲学中，资本主义犹太化应该毁灭，社会主义反宗教也该毁灭。

谢选骏指出：人问“北京共产帝国往何处去”？我看“北京共产帝国往苏联那里去”！

人又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我看“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倾思潮，他的头脑也有病。”

就是这些病人，成为共产主义幽灵传播的病毒大王——武汉瘟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