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000年前古印度没有文字？》（2012-03-19 光明日报唐若水）报道：
古印度文明作为世界五大文明之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然而，一名年轻的美国考古学家史蒂夫·法玛宣布的新发现纠正了100多年来的一个学术定论——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考古学家都开始相信：4000年之前的古印度人还没有文字，因而也不能跟同时代的古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相提并论。
这一发现在学术界，以及在西方科学家与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是此发现也赢得了部分印度学者的支持。他们强调，现在该重新审视这个覆盖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的广阔地区，充满了难解之谜。
最近130多年来，古印度文明一直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并让他们困惑不已。在巴哈拉古城中，人们发现了错综复杂又设备完善的排水系统和许多巨大水井，却没有见到美仑美奂的建筑物。而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大批石制印章、陶器、碑文等文物上的神秘的象征性符号。然而由于难以破译这些神秘的古印度符号，无数次的努力都无功而返。古印度文明究竟拥有怎样的语言系统？是和今日印度南方语言相像的达罗毗荼语，还是跟印度北方的吠陀语更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话题至今仍然十分热门。
如今，史蒂夫·法玛和他的同事们（其中一位是来自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麦克·维特，另一位则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计算机理论家理查德·斯伯特），以及另外两名印度学者，都论证说这些图文符号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文字，而或许只是某些宗教政治的象征性符号。他们还提出：这些符号可能与欧洲中古时期的纹章学、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或者史前人们使用的一些魔法象征物大同小异。
他们提出的理论很快就引起了印度学研究界的严重分裂。一些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公开表示了他们的否定意见。曾指导过巴基斯坦巴哈拉遗址挖掘工作的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考古学家马克·肯约尔，就表示“难以苟同”。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有几十年研究破解这类符号经验的语言学家阿斯克·帕巴拉认为，这些图文符号属于已十分成熟的系统，并且还是一种表音性质的文字。与此同时，史蒂夫·法玛认定的“印度文明的黎明时期没有文字”的观点也冒犯了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直到在哈佛大学召开的2002年年会上人们对他的观点才有所转变。
那么，古印度文字究竟是否存在？自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就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挖掘出了4000多个刻有符号的石碑。他们发现早期的符号出现于公元前3200年，那正是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在古埃及和伊拉克形成的时期。在公元前2800年之前，这种图文符号就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广泛出现在人们生活之中。而它的鼎盛时期则出现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据悉，其中一些符号非常抽象，而另一些又表现出具有明显的象形文字的特征。例如，这些符号中有像鱼的，也有像瓶子的，而像瓶子的这个图文就具有多达10种的象征意义。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类似的图文通常出现在土制的石碑或者印章上，而且在印章上除了有这些符号外，还刻有一些动物或植物的图形。不过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些图文的使用开始减少，直到公元前1700年古印度文明消失时它们也随之灰飞烟灭。然而奇怪的是，考古学家们竟然是在垃圾堆的遗址，而不是古墓或主要的生活区发现它们的。难道它们就像过期的信用卡一样被人们随手丢弃了吗？
史蒂夫·法玛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对这些图文符号再次分析，通过各种文献和巴哈拉遗址的数据研究，他们发现在4000到—5000多个图文石碑上，平均每个石碑上刻有4.6个图文符号，最长的石碑上有17个图文，只有不到1%的石碑刻有10或10个以上的图文。他们认定如此短的“刻文”是不可能具有系统的文字的。
还有学者分析说：“如果一部分符号在刻文中反复出现，那就可能证明它们代表着一种语言文字。”就像平均每篇英语文章中12%含有字母“E”，而在每个句子中“E”字母的反复使用就代表了一个音节一个样。因此，史蒂夫·法玛他们对此也进行了考证。然而他们注意到了每份刻文中几乎没有符号是重复使用过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符号并不具备音节的性质。法玛相信这些符号是不含语言意思的，它们可能就像十字架一样，仅仅是代表部落、个人，或者象征上帝。
但是这些推论并没有被长年从事哈拉巴考古研究的考古学家或语言学家所接受。有学者坚持认为古印度符号具有精密的组合方式和严密的句法结构。它们并不像法玛所说的“大量的图文符号只出现过一次”，而它们更多的是和其他符号组合使用的。
在古印度图文符号的研究上，无论哪一方都不能使对方完全信服。“我并不确定各派观点的依据是否有力。”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语言学家翰斯·霍克说：“双方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现在逐渐有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对以前人们所坚持认为的“符号具备文字系统和语言性质”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就连曾坚持“图文符号即是可破译的文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格雷戈里·鲍舍尔，现在也承认那些符号并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古埃及找到的那些符号一样具有叙事功能，而更可能只是代表地区、部落、个人、植物的名字，或者仅仅是象征神灵而已。他们说这些符号在当时的那些地方有可能更像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卡尔·蓝伯格·卡沃斯指出，“古印度符号代表的意思难以捉摸，不管它们是否是一种文字，但很明显只是一种交流形式。”最近在中南美洲，科学家就在研究一些古国，例如印加帝国，在没有传统文字，而只能依靠“奇普”——用绳子打结作为记录手段的情况下，是如何发展成一个繁荣复杂的社会的。不过法玛表示，其实社会不需要文字同样也能发展。即便没有文字，巨大的城市文明同样也能形成。他和同事们认为，古印度人很可能拥有很多种语言并混杂在一起使用，就如同今天的印度一样。然而，一些学者却并不认同，其中一位研究印度旁遮普省阿尔莫拉山城的考古学家疑惑地说：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方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文明古国，拥有高度统一的度量衡和如此繁荣的贸易经济，却没有文字来处理日常事务！
最近十年来，古印度研究者们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们还表示要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深度。无论要付出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他们都将坚持下去，直到发现“谜语”的最终答案。
谢选骏指出：人问“4000年前古印度没有文字”？我看大家对此莫衷一是，就像面对甲骨文的起源，至今没有一个可以实证的说法。
（二）
《印度文字小史》（叶少勇|2018/07/2003）报道：
自13世纪佛教在印度灭亡之后，佛教原典在印度消失殆尽。近两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付出巨大努力在各地搜寻佛教梵本，并作转录校勘，使得佛教原典得以部分恢复，这一事业现在仍在进行之中。我国新疆、西藏都曾发现大量佛教梵语写本，汉地也有零星发现。
对写本的释读，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要熟悉印度字体学（Indian Paleography），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印度的书写字体有两千多年的演化发展历史，随时期和地域而有变化。研究字体学不仅有利于精确释读文本，还有助于判断写本的抄写年代、地域，以及发掘其他隐藏信息。
语言与文字的分离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区，习惯用文字区分语言，看到天城体就觉得是梵文，看到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梵语，就觉着不地道。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印欧语的体系之中，语言的本质是音声，与其书写文字也就是记音符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语」和「文」不同。例如在古代印度，梵语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书写文字，而是曾以多种文字来书写，西藏甚至还发现过用藏文字母拼写的梵语，乍一看都是藏文字，其实是梵语。
以藏文字母书写的梵文《回诤论》
同一种文字，比如天城体，可以用来书写多种语言，既可以用来记录梵语，也可以用作现代的印地语、马拉提语、尼泊尔语等。
天城体书写的多种语言示例
巴利语的例子则更为典型，它本是一种印度俗语，被佛教的一个部派用来记录佛典。在斯里兰卡用的是僧伽罗字体，随着南传佛教传入东南亚，所传之地，例如缅甸、泰国、柬埔寨等，皆用本地字体来书写巴利语经典，印度出版的巴利语经典，则又用天城体，以至于现在说起巴利语，竟然没有一种专属的书写系统。
巴利语的多种文字示例
印度书体的两大系统
印度的书写字体分为两大系统——婆罗谜（Brāhmī）和佉卢虱底（Kharoṣṭhī）。
「婆罗谜」一词最早是由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提出。他参考《普矅经》所列之六十四书，其中「梵书」和「佉留书」列于前两位，还参考了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对印度书体的描述，建议使用这两个名称来分别指代阿育王碑铭中的右行字体和在西北印度发现的左行字体。这种命名为字体学家布勒（Georg Bühler）所采纳，而后被学界普遍接受。
《法苑珠林》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書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准梵及佉盧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有篆籕之變體乎。（CBETA, T.53, 351b29−c9）
《普矅经》中的「梵书」是否指的就是阿育王碑铭中的字体，我们现在无法得知。现代学术界对于「婆罗谜」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当不严格，广义上可以指整个由阿育王碑铭字体所演化出的整个字体系统，而狭义则仅指阿育王碑铭字体。其后的字体常常在前冠以朝代的名称，如「贵霜婆罗谜」等。笈多王朝以后由于字体呈现明显的地域化差异，一般不再使用「婆罗谜」这一名称，而多以地理方位命名。其后还产生一些字体的专名，例如夏拉达体、悉昙体、城体等等。
概括来说，婆罗谜一系的文字从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碑铭开始，在印度次大陆上了绵延存续两千多年，演化出印度文化圈之中的绝大多数字体，并且衍生出藏语、于阗语、吐火罗语的字母，以及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等诸多东南亚语言的文字。
佉卢虱底（简称佉卢）字体主要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间流行于犍陀罗文化圈，其后衰落而被婆罗谜字体所取代。
「犍陀罗」（Gandhāra）作为地名原指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地区，邵瑞琪（Salomon 1999, 3）建议使用「广犍陀罗」（Greater Gandhāra）一词，亦即犍陀罗文化圈，包括吉尔吉特（Gilgit）、斯瓦特 （Swat）、布纳尔 （Buner）、塔克西拉（Taxila）以及阿富汗的巴米扬（Bamiyan）等地。
佉卢字体主要用于书写这一时期的西北印度方言，即犍陀罗语（Gāndhārī），因而其文字和语言之间的联系相对紧密，一般说佉卢文，就等于说犍陀罗语。我国新疆尼雅一带出土了大量佉卢文世俗文书，说明当这一文字在其原产地消失之后，在我国新疆腹地又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
印度字体的共同特征
根据现代语言学的分类，印度的书写体系处于音节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也有称元音附标文字。在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包括婆罗谜和佉卢体在内的各种字体有如下几点共同特征。
1. 书写的基本单位是音节。
1.1 一个辅音的基础字符是一个自带短元音 a的音节，与其对应的拉丁转写，就必须用两个字母表示，以现代印度最常用的天城体为例：
क ka
1.2 若表示不带任何元音的辅音（halanta），最早采用的方法是将辅音音节降低、缩小或简化，后来出现了「消除元音符」（virāma），天城体中就是字底的一小撇：
क् k
1.3 若表示该辅音与其他元音相拼，则需附加元音标符，例如：
क ka कि ki कु ku के ke
1.4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带元音的辅音相遇时，使用连写形式，或借助「消除元音符」等符号书写，或使用专用的字符表示一组辅音的连写，例如：
कव kava क्व kva
कत kata क्त kta
कष kaṣa क्ष kṣa
梵语诗歌的格律讲究长短音节，而音节是以元音为单位的，辅音不论有多少个，都被视为一个音节，所以多个辅音就要写成一个结合在一起的视觉单位。多个辅音有时是水平相连，有时竖向连接，或以更复杂的形态出现，编成一朵花一样。
2. 独立元音有另外一套形式。
前无辅音的起首元音，使用与元音标符不同的另一套独立元音字符；例如「隐身」在辅音基础字符中的a，单独书写则是：
अ a
3. 婆罗谜系字体多数有「字头」。
最初阿育王时期的字体都是笔划粗细均匀，随着书写的广泛应用，笔势笔意开始影响字形。字头的出现，最早源于起笔落墨形成的粗头，逐渐成为审美趣味，据猜测这种字头有助于使字母看着横向齐整，于是后来演化成为刻意书写的笔画。
早期的字头是起笔处的粗端，呈楔形，随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唐代传入我国的悉昙体，就还保留着这种楔形字头。到了9世纪的城体（天城体的前身），字头就变成了与字等宽的横线，这种横线开始还是一字一断分开书写的，到比较晚近的时候随单词连成了一线，把字符串成了一串，呈“晾衣杆”的效果。也就是在这时，印度字体中才有了空格的概念。
不同字体中的字头还有其他形式，例如尼泊尔钩体有钩形字头，印度的奥里亚语字母也有类似的钩形字头。
各种字体的字头
婆罗谜系字体的演化源流
1. 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 3 世纪）
在阿育王时代之前，吠陀文明已经传承了千余年，但很可能没有书写文字。公元前 3 世纪的孔雀王朝文字，也就是阿育王碑铭字体，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的婆罗谜文字。
这个时代的婆罗谜字结构简单，没有出现「字头」，笔画均匀，或方或圆，造型几何，颇似汉字篆书之「如锥划沙」的笔意，而且字形比较统一，没有呈现出地域风格差异。
佛诞生地蓝毗尼（今尼泊尔）发现的阿育王石柱铭文（公元前3世纪）
时隔两千多年，字迹依然清晰
该铭文的拓片
据铭文拓片整理的婆罗谜字表
阿育王碑铭字体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特点：
辅音连写只是辅音形式的上下叠加，而没有出现复杂的变形：
字中元音以短横或短竖在基字的不同位置标出，参照下图，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些元音标符变为曲线。
2. 后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 2 至公元前 1 世纪）
阿育王碑之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对书写经典的重视可能起到了推动潮流的作用，书写文字的应用逐渐广泛，用笔开始影响字形，并且出现了细微的地域差异。这些变化预示着此后几个世纪的字体演化趋势。
首先是在竖线的顶端出现了楔形粗端，这是字头的雏形。之所以称之为雏形，是因为这种字头有可能只是由于书写工具的变化而在竖划起笔处不经意间形成（Dani 1986, 52）。既然能够反映在碑铭的镌刻上，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审美趣向的结果，但毕竟和后来为了装饰效果而刻意书写的字头有本质的区别。
辅音连写不再是简单叠加，连写中的写法开始与单独书写的形式有所不同。
3. 贵霜王朝时期（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
公元 1 世纪之后，也就是贵霜王朝时期，书写风格与阿育王碑铭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并且有了更大的地域差异，出现了十多种风格，学界常常统称为「贵霜体」。
马图拉出土的耆那教铭文，约 1 世纪中
该铭文的拓片
（Epigraphia Indica 2, 208, no. 30）
贵霜王朝时期的字体主要有如下发展：
字头的出现，由起笔的粗端逐渐演变为专门书写的字头（楔形或短横形，在写本中尤为明显）。
阿富汗出土《八千颂般若》写本，约 3 世纪下半叶
（J. Braarvig,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ion I. Oslo 2000, Facsimiles I.1）
字形有向横宽发展的趋势，原来的一些横平竖直的笔划变成了斜线、曲线甚至是连笔，同时环形也大量出现。
这种变化最初可能是书写速度的需要（从侧面也反映了书写的流行，可能与大乘佛教首倡书写有关），而后作为新的字形固定下来。
某些辅音在连写中的形态与单独形态有了明显不同，如 sya 、pra
对装饰效果有意识的追求，如写本中某些字符的笔划有时会甩得很长：
再如在德干地区卷曲线的应用，这很可能就是后来印度南部圆形笔划字体的起源：
字符的丰富与完善，例如首次见到了起首元音 ī、ū，字中元音 ṛ、au，以及 visarga 和以下沉或缩小字符表示的落尾辅音（halanta）等。
4. 笈多王朝早期（4 世纪）
公元 4 世纪开始， 笈多王朝统治了整个北印度，进入古典文化的鼎盛时期，字体也有了进一步的演化，有多种地域风格，可以笼统地称为「笈多体」。其主要变化是，弧线的增多与弧度增大，粗细变化更丰富，使得字形更加优美，有节奏感。
笈多字体的一种
四世纪乔赏弥风格的代表
阿拉哈巴德沙摩多罗笈多碑文局部
（Allahabad pillar inscription of Samudra Gupt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3, pl. 1）
笈多时期的佛教写本（西北印度）
这一时期的字中元音标符的弧度进一步加大；一些行笔末端出现粗重收笔，如：
5. 地域字体的前身（5 世纪至 8 世纪）
5 世纪至 8 世纪，印度不同地域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字形差别进一步拉大，已经很难用一个名字统称。学界多将此期的字体统称为「笈多」（Gupta）及「后笈多」（Post-Gupta）字体，达尼（Dani 1986, 109）称为「地域字体的前身」（Proto-regional scripts），并细分为北印、古吉拉特－拉贾斯坦－中印、德干与南印四大类。
北印度随着戒日帝国的强盛，字体有了新的审美趋向，形成一种飘逸婀娜的字体，有学者根据 11 世纪一位游历印度的阿拉伯人的记录，认为可以统称为悉昙体（Siddhamātṛkā），我国唐代时期随密教传入印度字体，就称为「悉昙」，悉昙梵字又从中国传入日本、朝鲜。主要特征为：
「悉昙」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含义很广，其中一种意义指书体，参见唐代智广《悉昙字纪》（T54, p. 1186, a6-18）：
悉曇，天竺文字也。……南天祖承摩醯首羅之文，此其是也。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馱羅國憙多迦文獨將尤異，而字之由皆悉曇也。
显著的楔形字头，主竖线下端向右扭曲，如：
右下方经常形成一个锐角，如：
元音标符经常带有强烈装饰性，如：
菩提伽耶出土的早期悉昙体碑文
公元 588 或 589 年
日本法隆寺藏悉昙体梵本《心经》（局部）
日本高山寺藏悉昙字《胎藏界真言》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北印度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字体可称为「悉昙体」，而是有多种地域风格。例如在西北印度，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以及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就有两种风格特征鲜明的字体，前者流行于五六世纪，学界称为吉尔吉特 / 巴米扬 1 型（Gilgit/Bamiyan – Type I），字形粗重，缠绕多结，中亚风格明显（对于印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域风格）。
吉尔吉特 / 巴米扬 1 型字体
一两百年之后这种字体便为东边来的经典印度字形——「悉昙」体所取代，但其风格却不像东边的悉昙体那样婀娜多姿，而是古朴凝重，学界称为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 （Gilgit/Bamiyan – Type II，7－9 世纪）。在这一字体的基础上，克什米尔地区 9 世纪以后形成了一种名为夏拉达体（Śāradā）的地方字体，所以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字体也被称为前夏拉达体（Proto-Śāradā）。
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字体
6. 地域字体（9 世纪至 13 世纪）
8 世纪城体（Nāgarī）的雏形出现在北印与中印，并逐渐取代了悉昙体。对比悉昙体，城体最主要的变化是字头，由悉昙体中的楔形字头变为与字等宽的横线字头，一些上开口的悉昙体字，城体中则以横线字头封顶，因而字形更加方正统一。
城体有多种风格，后来在整个北印度获得了「标准字体」的地位，最终演化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天城体（Devanāgarī）。
城体佛教写本
西北印度约 9 世纪时从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字体（前夏拉达体）演化出夏拉达体，直到 13 世纪一直维持其敦厚古拙的字形而变化缓慢。其主要特征是顽强保持顶部开口的悉昙体形态，以及仍在使用笈多时期的字中元音 o 的标法：
北印度各地的字体在城体基础上继续演化。约 10 世纪时，东部城体的一支在尼泊尔演化为兰札体（Rañjanā），这种字体笔划极为粗壮且留白狭小，末端又经常挑出纤细的线条，极富装饰性。几乎同时，尼泊尔地区出现了装饰味浓重的尼泊尔钩体，有钩型字头。11 世纪时，孟加拉地区出现了近现代孟加拉字体的前身，称为前孟加拉体（Proto-Bengālī），其字形舒展柔美。
方正端庄的城体在北印度大行其道，并趋于统一，而同一时期的南印度文字则逐渐变圆，并且各地差距拉大，形成了多种地域字体，如泰卢固－卡那德体（Telugu-Kannada）、格兰特体（Grantha）、泰米尔体（Tamil）等，总体给人一种圈圈套圈圈的观感，此处不赘。这种南印度的圆体风格，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的字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毗奢耶那伽罗（Vijayanagara）王朝时期的格兰特体铭文
婆罗谜字体在中国
唐代时悉昙体随密教传入中国，多用于书写梵咒、种子字之类。中国的悉昙体在书写上增添了毛笔的笔意，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受汉字的影响出现了竖排。后来悉昙体又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宋代时城体字也曾随密教传入汉地，但中国人仍称之为「悉昙」，没有注意到字形的变化。由于宋代密教的衰落，城体字在汉地的影响不大。
《房山石经》中的梵字
日本出版《大正藏》中的悉昙梵咒（竖排）
兰札体则随着密教传入西藏，现在在西藏的寺庙里随处可见。杭州灵隐寺中元代的飞来峰石刻，所刻真言使用的就是兰札体，这与元代推崇藏传佛教有关。
杭州飞来峰梵文石刻真言拓片
藏语字母也属于婆罗谜系文字。西藏有传说藏文字母是参考兰札体创制，这其实是误传。根据藏文字形来看，应该是脱胎于悉昙体同期或更早的北印度文字。
西藏所藏「梵藏文习字表」，
自上而下分别为：兰札体、尼泊尔钩体、城体、藏文正体（དབུ་ཅན）和两种藏文草体（དབུ་མེད，上为ཚུགས，末为ཁྱུག）
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梵文写本，其字体大体可分为丝路南道（今和田一带）与丝路北道（今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两系，中后期都发展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学界统称「中亚婆罗谜」字体。这些地区都曾是佛教的流布区域。除了用来书写梵语以外，北道字体也被用于书写当地的语言——吐火罗语，而南道字体则被用来书写于阗语，而且各自都发展出了行书字体。
南道字体的典型代表，由于字形多平正，曾被称为「正体」
北道字体的典型代表，由于字形多倾斜，曾被称为「斜体」
谢选骏指出：人说“印度文字小史”——我看“印度是一个语文混乱的地方”；因为印度是一个多样化的地区，不是一个向心力的国家。
（三）
《婆罗米文》婆罗米文/波罗密文字（brāhmī），是除了尚未破解的印度河文字以外，印度最古老的字母，是婆罗米系文字如天城文、泰米尔文、孟加拉文、藏文的来源。婆罗米文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就已出现，印度列国时代将其写在棕叶纸上，现存最早的实例是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初叶带有婆罗米文的陶器[1][2][3]，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铭文则是该类文献的典型代表。一般认为婆罗米文来自亚拉姆文。
婆罗米文
Brāhmī Lipi
𑀩𑁆𑀭𑀸𑀳𑁆𑀫𑀻 𑀮𑀺𑀧𑀺
类型
元音附标文字
使用时期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
书写方向：从左至右
语言：印度次大陆早期俗语
关联书写系统：
父系统：圣书体 原始西奈字母 腓尼基字母 亚兰字母 婆罗米文
子系统：笈多文 夏拉达文 兰达文 古木基文 悉昙文字 城文 天城文 古吉拉特文 孟加拉文 藏文 八思巴文 谚文 泰米尔婆罗米文 帕拉瓦文 古兰塔文 马拉雅拉姆文 泰米尔文 孟缅字母 缅文 高棉文 占语字母 卡维文 爪哇字母
贝贝因字母 瓦特卢图文字 巴蒂普鲁文字 卡丹巴文字 泰卢固文 卡纳达文 僧伽罗文 焉耆-龟兹文
姊妹系统：希伯来字母、纳巴泰字母、叙利亚字母、佉卢文
别名：Brahmi
范围：U+11000–U+1107F
溯源：婆罗米文可能最初为两河流域地区的商人带入古印度，在印度列国时代之初的公元前7至前6世纪间已有流传，首先传入古印度西北部受波斯文化影响的健驮逻和剑浮沙一带。但当时的书写材料多为棕榈叶之类，难以长时间保存。也有观点认为达罗毗荼人所发明的印度河文字是婆罗米文的前身，但此说无法证实，目前一般认为婆罗米文源于西亚地区的阿拉姆字母。
印度列国时代健驮逻国的梵语学家波你尼（公元前5至4世纪）在他关于梵语语法的权威著作《八篇书》中提到了“lipi”，这是印度文字，用于书写脚本。“lipi”和“libi”这两个词是从古波斯语“dipi”借来的，最初则由苏美尔语“dup”派生而来。为了描述他自己的诏书，阿育王使用了“lipi”这个词，现在通常简称为“书写”或“铭文”。[4][5][6][7][8]
特点
婆罗米文通常从左到右书写，和它的后代们一样。但是在一个找到的公元前4世纪的钱币上有从右到左的婆罗米文题字，如同亚拉姆文一样。[9]
婆罗米文是元音附标文字，这意味着每个字母表示一个辅音，而元音则写成必须的变音符号。在没有写元音的时候，理解为元音/a/。特殊的联合辅音被写为辅音丛比如/pr/或/rv/。
跟随在辅音后的元音被写为变音符号，但是初始的元音有专门的字母。在婆罗米文中有三个元音/a, i, u/；长元音从短元音的字母得出。但是只有五个元音变音符号，因为不写元音被理解为短/a/。
起源于亚拉姆字母假设
在腓尼基字母（第4列）和婆罗米文（第5列）之间的联系。公元前6到前4世纪亚拉姆字母在很多情况下是二者之间的中间形式
参见：字母历史
下面列出假定的字母表对应：西方字母表（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东方字母表（婆罗米系文字）。注意在腓尼基字母（通过亚拉姆字母）与婆罗米字母之间的精确对应是非确定性的，特别是咝擦音和括号中的字母。
注释
1.^ 依据 Unicode 14.0
2.^ 灰色区域表示未分配的码位
引用
Pichumani (2004)
Deraniyagala, nd
Coningham, R. a. E.; Allchin, F. R.; Batt, C. M.; Lucy, D. Passage to India? Anuradhapura and the Early Use of the Brahmi Script.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April 1996, 6 (1): 73–97 [2023-03-27]. ISSN 1474-0540. S2CID 161465267. doi:10.1017/S09597743000016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3） （英语）.
Scharfe, Hartmut, Education in Ancient India,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Publishers: 10–12, 2002
Masica, Colin.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23-02-20]. ISBN 978-0-521-29944-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2-01）.
Hultzsch, E.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1: Inscriptions of Asok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5: xlii.
Sharma, R. S. India's Ancient P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3 [2018-09-19]. ISBN 978019908786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13） （英语）.
"The word dipi appears in the Old Persian inscription of Darius I at Behistan (Column IV. 39) having the meaning inscription or 'written document'." Congress, Indian History. Proceedings –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2007: 90 [2018-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7） （英语）.
Brahmi - Crystalinks. [2009-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2-20）.
《Das Buch der Schrift》，Carl Faulmann(1835-1894)著, Druck und Verlag der Kaiserlichen Hof-und Staatsdruckerei 于 1880 年出版，PDF 版。
Noto Sans Brahmi下載頁. [2016-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08）.
MSDN: Script and Font Support in Windows. [2016-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08）.
谢选骏指出：印度的地形像是一个漏斗，印度的人种及其文明也是如此——汇集了各个时代的不同积淀……重重复重重，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四）
《丝绸之路助古代文字创制传播——印度古文字与彝族古文字、半坡刻符的关系初探》（钱玉趾）报道：
丝绸之路促使古代文字传播。本文将对西安半坡刻画符号、彝族古代文字、印度古代文字的传播关系进行探析。
一、西安半坡刻画符号可能西传南传
饶宗颐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说：“半坡系陶符最富有国际意义……腓尼基字母与半坡系陶符相对比，却有二十个完全相同的形状（二十个对比，略）……半坡系陶符与闪族字母竟有这样雷同的现象，应该怎样去解释呢……我则认为彩陶文化时代，陶符的交流借镜，引出字母的发明，在文化史上更有重大的意义；陶符之被采用作为字母的形符，是远古陶器之路上文化交流不可磨灭的伟大成果。”
饶先生还说：印度“婆罗米文字之诞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婆罗米字母略近腓尼基，亦使用早期阿拉米字母，其属于闪族语系至明。”
余宏模《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说：半坡刻画符号，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族翻译组的同志能用彝文的音、形、义释读。
李乔《这是偶合吗》说：西安半坡刻符系古彝文。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说：“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安半坡发现距今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物……刻画符号大多在那些碎片上，符号有22种共113个……图1.8里的50个西安半坡陶文，笔者能释读20个。”
应用饶宗颐的观点辨析，古代彝族可能借鉴半坡刻画符号创制了彝文字符，这可能是半坡刻画符号南传的结果。
二、印度河文字与彝文字符的关系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20世纪20—3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现属巴基斯坦）的哈拉帕与摩亨约·达罗等地，发掘出公元前3000年后期的古代城市，出土雕刻精致的印章，数量约800枚，有石质、瓷质、铜质和象牙印。这些古印章上的文字被称为“印度河文字”，至今无人能识读。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说：“印度河文字的释读研究还没有成功……有人分为396种，有人分为253种（文字符号）……它或许是一种‘语词·音节文字’。”依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说：“印章上不同符号的数量算法不一，有150到400个符号”。印章上的字符，少的1个，多的7个；20印章共有81个字符，平均每个印章有4字符（略多）。我们将81个字符按形态分为38种，并按形态相近排列，分别用1、2……38的编号称之。印度印章字符与彝文字符比较，相同与相似的比较多。因此，我们认为，印度河文字与彝文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三、婆罗米文字的字母与阿拉米、腓尼基文字字母的比较
有学者从印度和波斯的古文献研究中推论说：远古在中亚地区有一个自称“雅利阿”的部落集团，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间，有一支南下定居于印度河上游流域。这些人被称为“雅利安人”。到印度前的雅利安人没有文字，因此，也不可能把文字带到印度。约在公元前7—前6世纪，印度有了文字，即早期的婆罗米文字。以后又有佉卢文字、天城体梵文等多种文字。
婆罗米文字，自创说的一种说法，是印度河印章文字的传承；另一种说法，是婆罗吸摩神（又称大梵天）创造了婆罗米字母，摩罗米的名称来自婆罗吸摩神的名字（婆罗米字母也称作梵文）。婆罗米字母表，有4个元音符号，31个音节符号和1个专门符号（辅音鼻化符号：标示词末辅音发鼻音），共有36个字母符号。自右向左书写。
外来说的主流是婆罗米文字源于阿拉米文字。西部闪米特的阿拉米人的先祖（游牧部落）居于阿拉米草原，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南。贫瘠的草原难以养育迅速增长的人口，于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向北迁居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阿拉米人的商贸中心是大马士革。阿拉米最古的文本属公元前9—前8世纪。学术界认为，阿拉米语十分接近腓尼基语，阿拉米文字源于腓尼基文字。在最初阶段，这两种文字的字母基本相同（几乎没有差异），直至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阿拉米人才对腓尼基字母作了改革和简化。大多数古代闪米特各民族（包括希伯来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等）逐渐采用阿拉米文字，从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起，阿拉米文字成了几乎整个前亚的主要文字体系。
公元前3000年代起，腓尼基人已生活在地中海东岸低洼的狭长地带，地带的东缘是黎巴嫩的山脉。腓尼基人的生存发展能力很强，从公元前2000年代起，腓尼基开始繁荣起来。腓尼基文字的最古文献属公元前12—前10世纪。腓尼基文字是腓尼基人创制的第一种纯音素文字体系，后来成了所有字母——音素文字的基础。腓尼基文字由22个字母组成，自右向左横写；最初的书写，词与词之间不分开。腓尼基文字、阿拉米文字的最早的字母表。
黎巴嫩与叙利亚接壤，可以说近在咫尺，加之两者语言相同，阿拉米人采取了拿来主义，可以说完全照搬腓尼基的字母。这种源与流的关系十分可信。反观阿拉米人与印度，可以说远在天涯；从黎巴嫩到印度河流域，直线距离有三千多公里。加上两地的语言不同，阿拉米文字是音素文字，婆罗来文字是音节文字，两者的源与流的关系需要慎重研究。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说：“印度各族人民的文字研究得很不够。”又说：“西部闪米特文字是辅音—音素文字，而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是音节文字；西部闪米特文字（包括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几乎不存在元音的表示法，而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则准确地表示中印度诸语言的辅音和元音……”。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说：“早期婆罗米字母跟阿拉马（阿拉米）字母，有三分之一相同，三分之一近似，三分之一也有和谐的痕迹。”婆罗米字母有36个，阿拉米字母有22个，两者相差14个。22的三分之一约为7，相同字母的数量实在太少。相似，可以是同源相似，也可以是异源相似；“有和谐的痕迹”的说法过于模糊，难于归入同源相似。如果三分之二是异源相似，加上要另造（或另借用）14个字母，这样的源与流的关系，实在可疑。
在文字产生的早期，字母符号都很简单，容易类同。例如，-1+X0等符号（字母），在许多民族的早期文字中都有。因此，不能因为有几个字符相同，就说有源流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人说及婆罗米字母的源头，直到18世纪才有西方学者说，它源于阿拉米字母。婆罗米字母的源头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四、中国与印度等地的沟通与交往
有一种观点认为，约3.5万—5万年前，亚洲的一支东方人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创造了印第安文明、玛雅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美国的摩尔根《人类家属的亲属关系》说：印第安人的祖先们，是在亚洲流向美洲的大洋流的推动下，漂洋过海移入美洲的。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于1219年西征，曾控制中亚地区。航海家郑和（云南晋宁人）从1405年开始，七次通使“西洋”，曾到达非洲东岸、红海海口。玄奘（唐僧）于629年西出玉门关赴天竺（印度别称），历经17年回长安，翻译佛教经、论1335卷，还撰成《大唐西域记》。
叙利亚的巴尔米拉，曾是一座古城。从这里向东，可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再向东，可与横贯中亚内陆的丝绸之路对接。从幼发拉底河乘船而下，可出波斯湾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西北岸。1938年，法国考古队在巴尔米拉的墓地发掘出丝绸；至21世纪初，已发掘出一百余丝绸残片，其上有中国式动植物图案及“子、孙、寿、年”等汉字，证明是中国西传的丝绸。龚缨晏《巴尔米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说：“中国的丝绸已经输入到巴尔米拉……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不仅从印度到阿富汗的商道是畅通的，而且，从四川一带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也已经开辟出来了。”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大夏（阿富汗北部）看见蜀布、邛竹杖，便问从何而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身毒，即天竺（印度）。这是说从蜀地，经云南到印度、到阿富汗北部“道便近”。方国瑜《彝族史稿》说：“中印两国在公元前四世纪，已有交通，是可以肯定的。”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徐中舒《论巴蜀文化》说：秦灭巴蜀后，“蜀王之后，子孙分散，分布于青衣越嶲南中各处称王者，当然不止一人。安阳王有兵三万……”又说：“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王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南中，即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凉山州和宜宾以南地区，是彝族居住地区。交趾（郡），即今越南河内、北宁等地。《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萌椎髻左言。”李白《蜀道难》有：“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可见，蜀王蚕丛年代久远。《史记·三代世表·正义》称：“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姚，即云南姚安；嶲，即四川西昌，都在南中地区。第一代蜀王和末代蜀王失败后都往南迁徙，有可能迫使南中地区原有的部族首领及军队向更南或更西的地域迁徙，就有可能迁徙至印度。
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说：“在印度河上、中游与恒河上游这一带即青藏高原西南一线，也出现了双耳罐为最典型的墓葬……以后，印度次大陆开始流行火葬习俗……”《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有闽濮、鸠僚、僄越、祼濮、身毒之民……滇文化中有特色的乳突状玛瑙扣和蚀花玛瑙珠……蚀花玛瑙珠技术源于古代印度……近年来，在保山、腾冲等地发现了大量红铜器……与该类红铜器相似的，是印度的红铜器。”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说：印度神话中的世兽马卡拉（The Makara）“是最早出现在印度洛马斯·里谢洞穴中的形象，从公元前350年开始一直被沿用至今……马卡拉的形象正如我国古代龙的形象一样，它集中了许多动物的特征。主要由鳄鱼、象、鱼等动物，以及藕类植物等形象组合而成……马卡拉形象的最大意义……能使人们追溯到狩猎时代原始宗教的痕迹。”朱狄排除了地中海因素及希腊神话对马卡拉的影响，而将其与中国龙相提并论，说明中印古代文化有较多的联系。中国的刻画符号、文字（包括彝文）可能会传过去。
五、古代彝族及其文字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彝族分布于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彝族有悠久的历史。《爨文丛刻·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载：“《且兰考》记载，从希幕遮到隆穆三十一代世居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以为君。”这个隆穆，学术界认为是杜宇（或杜宇之子），南迁之后成为彝族六祖的共祖。杜宇末年当是公元前667年，上推31代到希慕遮，其悠久历史不言而知。上述记载也说明，彝族与古蜀族有亲缘关系。
蒙默《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认为：“彝族先民自牦牛徼外南下，首先便是居于古代邛都夷（今西昌一带）之西……如果说‘邛之卤’应译为‘大雪山脚’……应是云南西北的大雪山。”又说：“彝族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牦牛徼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与濮人为主的土著居民融合成的共同体。”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说：“彝族是以‘昆明’为主体，整合了不少其他民族的一个典型的复合民族……‘昆明’最早起源于澜沧江河谷的游牧民族……”
彝族文字的历史也很悠久。贵州成化铜钟铸造于1485年，钟的表面刻有彝文与汉文两种文字。1978—1979年，贵州咸宁出土陶器188件，有45个不同的刻画符号。王正贤等考析认为是彝族古代刻画符号、年代属汉代及战国晚期、中期。四川的郫县、新都、峨眉、渠县等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古蜀青铜戈上有古蜀文字，已有的研究认为：古蜀文字与彝族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系统”，存在着亲缘关系。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其上有两个刻画符号，已有的研究指出，在《爨文丛刻》中能找到相同的彝文字符。这说明古蜀文字、彝族文字在商代（公元前3000年前）已出现、已流行，要早于阿拉米文字。
彝文属音节文字。陈士林说：“彝文属音节文字类型。”罗常培、傅懋勣说：“彝文原有一种音字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没有字母。”《辞海》（1979）释义：“我国彝族原有的一种音节文字。”古代的彝文有许多异文别体，四川省凉山州语委汇集有8000多彝字，从中选择819个作为规范彝文字符，拟定了《四川规范彝文方案》。1980年，国务院批准推行该方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协作组组织编纂了《滇川黔桂彝文字集》（355万字）已出版。本文将据以进行对比研究。
六、彝文字符与婆罗米字母可能有源流关系
在商代，中国中原地区已流行甲骨文，以后发展演变为金文、篆文、隶书、楷书（汉字）等。传说约在公元40年，汉字传入越南，越南仿照汉字创造了“喃字”，用以书写越南语。约在公元3—4世纪，汉字传入日本。最初，日本借用汉字书写日语；以后，又用汉字的部件改造成“假名”，现在的日本文字仍是汉字与假名混用的文字。汉代末年，汉字传入朝鲜，朝鲜用汉字记写朝鲜语。1446年，朝鲜刊印了《训民正音》，公布了谚文。谚文是参照汉字笔画创制的音素文字。以上所述，是汉字向周边国家或地区传播的实例。
彝族的古代文字有可能向四周传播，可能向邻近的印度传播。地球经线100°（A）穿过云南澜沧江流域，经线80°（B）接近印度中分线，经线38°（C）接近叙利亚中分线。以这三条线计算距离，BC的距离是AB的2倍以上。那么，阿拉米文字传到印度的距离将是彝文传到印度距离的两倍以上。早在西汉初年的张骞都曾说，从蜀地到印度是“道便近”。因此，与阿拉米文字比较，彝文传播到印度的可能性更大。彝族是中国本土族群，但其身躯高大、高鼻深目，有的人类学家将其归入欧洲人类型，有的历史学家提出彝人西来说，这些观点当然不能成立。彝族人的体质特征来到印度，融入印度，难以觉察。彝族人群可能将文字带入印度，也会难以觉察。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在叙利亚和印度之间，还有两个疆域很大的国家：伊朗、阿富汗。伊朗流行的语言之一是波斯语。波斯语是大波斯帝国（从地中海延伸至印度的印度河）的语言，在公元前6世纪是一种公认的标准语。古波斯语采用楔形文字，公元前2世纪，波斯人创造了帕拉维字母表（用至7世纪），以后用阿拉伯文手写体书写。讲现代波斯语，伊朗有2000多万人，阿富汗有500多万人。阿富汗约有1000万人讲普什图语（占60%），分布于阿国东半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约有600万人讲普什图语。此语用波斯—阿拉伯语手写体书写。曾在叙利亚流行的阿拉米文字，没能传播到伊朗、阿富汗，却能跳过伊朗、阿富汗传播到印度，这值得怀疑。安德鲁·罗宾逊《唤醒沉睡的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说：“古印度文字与古伊朗、苏美尔和埃及的文字都毫无相似之处。”
《辞海》（1979）：“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人民的不科学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研究中推知……有些人由此错误地假定：一切用这些语言的古代或近代民族必然渊源于同一民族，并虚拟定为‘雅利安人’。”神州大地北方的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之后，都融入了汉族文化：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融入印度本土文化的可能性更大。印度早期（吠陀时代）的宗教是自然崇拜，崇拜天神、日神、雷电神、火神、战神等。祭仪的献祭品多属无血之物，如圣酒、牛乳、油脂、蜜、麦饼等。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闪米特族人崇敬地域守护神，其祭仪极端靡费，而且采用血祭，用活人献祭（不限于战俘），父母须献祭婴儿（残害于神像前）。托卡列夫说：“腓尼基诸城邦祭神仪式之尤酷，为世所罕及。”。
中国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又可以分为六个方言区，其文字也有一些不同。《滇川黔贵彝文字集》基本上按方言区编纂，分为《贵州卷》《广西卷》《四川卷》，将云南彝文又分为五卷。《四川卷·笔画检字表》共收彝文字符20122个，从1画至17画排列。每个笔画的字符数如下：1画（181）、2画（1837）、3画（5499）、4画（5302）、5画（3884）、6画（1856）、7画（825）、8画（366）、9画（168）、10画（96）、11画（51）、12画（19）、13画（20）、14画（8）、15画（2）、16画（3）、17画（5）。《云南卷》《贵州卷》的字符数与《四川卷》相似，《广西卷》略少一些。
婆罗米字母30多个，而且笔画简单。上述《四川卷》彝文字符有2万多个（1-4画的字符有12819个）。从2万多字符中查找到与婆罗米字母相同或相似的字符，非常容易。因此。本文为节省篇幅，不再逐个列出两种相同相似字符对比、分析。
需要特别提出，汉语汉字的传统书写方式是从上到下（直行），行与行的排列是从右向左；但是，每个汉字笔画的书写，则是从左到右。彝文的书写也是从上到下、从右向左。但是，彝文字符的笔画书写，则是从右到左。安德鲁·罗宾逊《唤醒沉睡的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说：“印度文字通常从右向左写”。周晓陆主编《中国消失的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说：“佉卢文最先源于古印度地区……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在印度河文字中有从右写到左的字符，在波罗米字母中能找到从右写到左的字母，如第12、13、17、32字母就是例证，这与彝文的书写方法相同。
还有，在印度河文字中有点画构成的字符，此外，还有1个或2个点画作部件构成字符、字母的例子。在古彝文中，有3个点画构成的字符，还有4个、5个、6个、8个、9个点画构成的字符。至于用1个、2个或3个点画作部件构成字符，则是非常普遍。熟悉古彝文的都很清楚上述情况。
特别提出的上述两项相同的特点，在全世界其他古文字中是找不到的；再加上彝族文字与婆罗米文字都是音节文字，这些都说明，两者可能具有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关系，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七、简要的结语
半坡等地的刻画符号，可能通过陶器之路、丝绸之路西传、南传，演绎为字母的发明。印度古代的印度河文字、波罗米文字与西亚的腓尼基文字、阿拉米文字比较疏远，应无源与流的关系。我们初步认为：中国古代彝文字符与印度河文字，婆罗米文字字母，具有较多相同特点，可能通过丝绸之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源与流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以上“结语”，一厢情愿，纯属推断，并无实据。印度语文，依然混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