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西文”无法通约

《老外学中文的误区及历史》（2016-06-04 漢之音对外汉语）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政治地位的提高，备受世人瞩目。全球化的推进使中外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广泛和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地都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大部分非汉语环境下长大的西方人要想学习汉语及汉语文化，都会被告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个瑞典留学生，他曾把学汉语的难度与学法语、日语相比较。最后他说：“学法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学汉语是哭着进去，哭着出来。” 东西方交流自16世纪就已开始，按常理，一种语言经过彼此四百多年的交际使用，对方应该能够掌握一些基本规律，入门的技巧也应被大家熟知并接受。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汉语依然被大多数西方人认定是“最难学”的语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汉语真的难学，还是西方人走进了误区？三百多年前，一些欧洲人发现汉字有部首的特点，他们把汉字部首当作西语的字母来使用，认为找到了进入汉语天地的“金钥匙”。可是，这把钥匙并没有给他们打开学汉语的大门，这是第一个误区。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基本规律，总结语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用较少的时间掌握该种语言。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莫不如是。但唯独汉语，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像是规律，但个别与例外又极多。比如组词造句，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可以说“杯子”、“筷子”，为什么不能说“碗子”。所谓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文语法体系生搬硬套出来的。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再者，好不容易出版了的汉语语法，还是照搬西文语法的“拉郎配”，中看不中用，不能完全符合汉语的特征；汉语拼音化则完全丢却了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文化特质。 长期以来，外国朋友对汉语学习的种种误解，致使他们认为汉语难懂难学。

误区一：从宗教的角度考察汉语

从16世纪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把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道德风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传统等一一介绍到欧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为此著书立说。于是到了17世纪，欧洲掀起了第一股“中国热”，汉语自然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这个关注的缘由竟然是他们要探究汉语这种完全异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是否是亚当的后裔修建巴别塔之前世界最初始的语言。因为据《圣经》记载，世人曾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上帝为了阻止人们修建巴别塔，便故意把单一的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不能沟通，无法同心协力建塔。至此，世界上便有了多种语言。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借助利玛窦的材料，于1699年发表了《从历史论证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初始语言的可能性》 一文，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广泛争论，争论了一百多年，一直到18世纪末还未有定论。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而忽视汉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属性，很显然，他们走进了宗教的误区。

误区二：把汉字部首当作学汉语的“金钥匙”

三百多年前，一些欧洲人发现汉字有部首的特点，他们把汉字部首当作西语的字母来使用，认为找到了进入汉语天地的“金钥匙”。可是，这把钥匙并没有给他们打开学汉语的大门，倒是让今人看到了他们制作这把“金钥匙”的初衷。

17世纪初，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现了汉字有部首的特点，就写文章向欧洲学者介绍这些部首。1667年，德国学者米勒（A．Mülle）就根据从传教士著述中获得的214个汉字部首的知识的启发，向欧洲学界声称他找到了读通汉语的“钥匙”，称其为Clavis。但他又迟迟不公布这所谓的“钥匙”是什么。在学界的一再催促下，七年后他又发表了《汉语奥秘》一文，再次声称只要掌握了这个汉语的“钥匙”，欧洲人只需一年时间就可以读通中文和日文。但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是仅仅谈了谈汉字的五个声调，就是不公布他所发现的“钥匙”。著名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曾专门向米勒询问这个“钥匙”，他尤其希望米勒翻译几页中文文献，用以展示“钥匙”的效用，但米勒没有搭理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原来，米勒想据此获得当局高昂的报酬。由于条件一直没有谈妥，他也就拒不展示他的“钥匙”，直到离开人世。

误区三：生搬硬套的汉语语法

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基本规律，总结语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用较少的时间掌握该种语言。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莫不如是。但唯独汉语，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像是规律，但个别与例外又极多。比如组词造句，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可以说“杯子”、“筷子”，为什么不能说“碗子”。中国人谦称自己对客人的招待是吃“便饭”，外国人称赞中国人的盛情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么丰盛，真是一个大便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加上一个“大”字就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文语法体系生搬硬套出来的。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学汉语的第三个误区。

在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黄嘉略与学者傅尔蒙、弗雷莱合作编写《汉语语法》时，身为中国人的黄嘉略并没有西文中的元音、辅音、格、时态等语法概念，所有的语法知识均来自傅尔蒙、弗雷莱两个西方学者，甚至很多行文均出自弗雷莱之手。就好比两个西方学者拿着西文语法的瓶子，让黄嘉略往这个瓶子里装汉语的语料，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是17世纪、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方法，与中国私塾里发蒙儿童的方法并无二致，并没有用什么所谓“汉语语法”；二是这段话还道破了西方文化的“病根”——自负和傲慢，愿意当先生，就是不肯虚心当小学生，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东西，很难放弃固有的文化视角平等对待。今天看来，不独18世纪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如此，此后的历史中此现象也一再重现。

误区四：汉语拼音的缺陷

至今在西方还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工具书，通篇见不到一个汉字，汉语语句完全是用拼音写成的。

说到汉语拼音，还要说到黄嘉略在1711年—1716年间编撰的两部汉语字典：一部是以汉字部首为序列编撰的，一部是以拼音为序列编著的。

先说汉字部首检索的字典。黄嘉略在按照汉字部首的检索编写字典时，依据的母本是《字汇》。这是一本把《说文解字》以来的各种部首大幅简化到214个的字典，同时还按照笔画多少排序，是一部具有重大开创性的工具书。黄嘉略从《字汇》收录的33179个汉字中选出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高频字5210个，舍弃大量冷僻字、异体字，按照欧洲人初学汉语的需要，增添了许多《字汇》中没有的内容，按照欧洲人的理解水平逐一注解。比如对“中”的释义有十几条，从“中央”“里面”的意义到引申义“能”“可”“赞同”“正确”等，到“中国”“中华”“中州”“中旬”的详解，再到“中人”“人中”的内涵，约有上千字。还增加进了大量的地理、历史或民情风俗有关的专用名词解释。按照许明龙先生的评价，在黄嘉略编写汉语字典之时，世界上尚且没有一部用西文释义的汉语字典，而黄嘉略的工作堪称创举，不啻为当时最好的面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小百科全书。如不是继承黄嘉略遗稿的学者傅尔蒙虚荣自负，这部书稿会帮助西方人早认识中国300年。

汉语，被误解了太久，是该走出误区的时候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直到“老外学中文的误区及历史”，却不知道“老外学中文的误区及历史”是因为——“汉字”与“西文”无法通约！

《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读书2020年第1期孙江）报道：

十年前，中国学界对概念史还很陌生；现在，概念史已然成了学界的香饽饽。提到概念史，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作为研究领域，还是作为研究方法，它都是一门德国的学术传统。因此，要将概念史方法运用于中国进行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就需要理解概念史的基本内涵。

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给八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所写的导言是谈概念史时绕不开的文本。在这篇导言里，科塞雷克提出了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命题”（These）：概念即历史、历史性基础概念的 “四化 ”标准，以及 “马鞍时代”。第一个命题是概念即历史。在导言的题头，科塞雷克引用了戏剧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一段话：

恩斯特（Ernst）：我对某事有一个概念，我也能用话语表达出来。福尔克（Falk）：并非总是如此。至少一般而言，他人通过（我所表述的）话语不能完全得到我想传达的概念。

这是两个共济会会员之间的对话。恩斯特认为言语可以表达心中的概念，而福尔克则认为人们使用的即使是同一言语，也未必能表达同样的概念。这段对话揭橥了概念史研究的旨趣：新词语未必能表达旧事物，同一词语所指称的事物的内涵，可能南辕北辙。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人民”在汉语中古已有之，“民族 ”在古籍里也能找到出处，但现在使用的 “人民”和“民族”毋宁说是外来词；即使如此，当它们分别对译西文 people/Volk和 nation/Nation时仍然碰到不可通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被翻译为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按通常的理解应将 Remin译为people，如是，则这所中国著名的大学看上去像美国不入流的社区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名称是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如果没有学过汉语，绝对不明白Minzu是什么意思。Minzu对译西文 nation/ Nation，而这里的 Minzu实为 ethnic group。不要说西文与汉字之间难以通约，即使是在汉字文化圈，也存在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nation/ Nation在日语里有三种不同的翻译：国民（Kokumin）、民族（Minzoku）、那逊（Neshon），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见，如果不对使用的概念加以梳理，我们的历史叙述有可能各说各话，互不相干，更不要说与他者进行有生产性的对话了。

……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知道一点“汉字”与“西文”无法通约的道理，却被“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一叶障目，看不清楚，“汉字”与“西文”的无法通约，不是基于什么“概念”问题，而是由于“文字”的形式，决定了“汉字与西文”，必定方枘圆凿，无法通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