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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

谢选骏:大禹謨與堯典、舜典之真僞談

 (一)


網文《虞书》報道:


《虞书》是《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是记载夏朝之前虞朝之书。今本凡《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其中《舜典》由《尧典》分出,《益稷》由《皋陶谟》分出。

作品内容


1、《尧典》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像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2、《尚书·舜典》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联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稿饫》。


3、《尚书·大禹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4、《尚书·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5、《尚书·益稷》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敖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柷,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作品影响

《虞书》记载中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对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虞書》”——我看《尚書·虞書》五篇在古代中國的地位,有些近似《摩西五經》在古代希伯來的地位;可惜其中不乏僞作。


(二)


網文《大禹谟》播报:


「国学经典」四书五经之《尚书》第三篇:虞书·

《大禹谟》,就是一篇僞作。

作爲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中的一篇散文,《大禹谟》作者不详。这篇文章的内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序,介绍写作《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的缘由;第二部分,舜帝与大禹、伯益讨论政事,赞美帝尧的美德,阐述了各自的治国见解;第三部分,记叙舜禅位于禹的经过;第四部分,叙述大禹征伐苗民,最终以德感化苗民。

《大禹谟》屬於“伪古文”,后世儒学整理编撰《大禹谟》,是为了上联《尧典》《舜典》,下接《商书》《周书》各篇,构建“二帝三王”的古史体系,宣扬古帝一脉相承的道统。

作品原文:


《大禹谟》

皋陶1矢2厥3谟4,禹成5厥功,帝舜申6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7,敷8于四海,祗9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10,臣克11艰12厥臣,政乃乂13,黎民敏14德。”

帝曰:“俞15!允16若兹17,嘉言罔18攸19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20,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益曰:“都21,帝德广22运23,乃24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25命,奄26有四海为天下君。”

禹曰:“惠27迪28吉,从逆凶,惟影响29。”

益曰:“吁!戒哉!儆30戒无虞31,罔失法度。罔游于逸32,罔淫33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34惟熙35。罔违道以干36百姓之誉,罔咈37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38;正德、利用、厚生、惟和39。九功40惟叙41,九叙惟歌。戒之用休42,董43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44勿坏。”

帝曰:“俞!地平天45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46,时乃功。”

帝曰:“格47,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48倦于勤49。汝惟不怠,总50朕师51。”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52种53德,德乃降,黎民怀54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55兹在兹,名言56兹在兹,允出57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58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59,以弼五教60。期61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62,时乃功,懋63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64,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65过无大66,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67,宁失不经68;好69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70。”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71,惟乃之休72。”

帝曰:“来,禹!降水73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74假75,惟汝贤。汝惟不矜76,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77,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78乃丕79绩,天之历数80在汝躬81,汝终陟82元83后84。人心惟危,道心85惟微86,惟精87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88?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89兴戎90,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91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92志,昆93命于元龟94。朕志先定,询谋佥95同,鬼神其依,龟筮96协从,卜不习97吉。”禹拜稽首,固辞98。

帝曰:“毋!惟汝谐99。”

正月朔100旦,受命于神宗101,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102弗率103,汝徂104征。”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105有众,咸听朕命。蠢106兹有苗,昏迷107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108,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109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110。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111,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112,于父母,负罪引慝113。祗114载115见瞽叟116,夔夔117斋118栗119,瞽亦允若。至諴120感神,矧121兹有苗。”

禹拜昌122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123敷124文德,舞干125羽126于两阶,七旬有苗格127。 [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1.皋(gāo)陶(yáo):偃姓,舜帝之臣,掌管刑狱。

2.矢:陈述。

3.厥(jué):其。

4.谟(mó):计谋。

5.成:陈述。

6.申:重视。

7.文命:大禹的名字。

8.敷:治理。

9.祗(zhī):恭敬。

10.后:君主。

11.克:能够。

12.艰:看得很艰难。

13.乂(yì):治理。

14.敏:勤勉。

15.俞:副词,表肯定。

16.允:的确。

17.兹:这。

18.罔:无,不要。

19.攸(yōu):所。

20.无告:无处求告的人,指鳏寡孤独者。

21.都:叹词,表赞美。

22.广:大。

23.运:远。

24.乃:语助词。

25.眷:顾念。

26.奄:尽。

27.惠:顺。

28.迪:道。

29.影响:影随形,响应声。

30.儆(jǐng):戒备。

31.虞:预料。

32.逸:放纵。

33.淫:过分。

34.志:念虑。

35.熙:广。

36.干:求。

37.咈(fú):违反。

38.修:治理。

39.和:宣扬。

40.九功:水、火、金、木、土、谷,叫六府;正德、利用、厚生,叫三事。六府三事合称九功。

41.叙:次序。

42.休:美德。

43.董:监督。

44.俾(bǐ):使。

45.天:万物。

46.赖:利。

47.格:来,呼唤之语。

48.耄(mào)期:八九十岁称耄,百岁称期颐。这里指年迈。

49.勤:辛苦。

50.总:总领。

51.师:众人。

52.迈:勤勉。

53.种:树立。

54.怀:归附。

55.释:通“怿”,喜悦。

56.名言:称颂。

57.出:推行。

58.干:冒犯。

59.五刑:指墨、劓、荆、宫、大辟五种刑罚。

60.五教: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61.期:当,合。

62.中:中正,公平。

63.懋(mào):鼓励。

64.愆(qiān):过失。

65.宥(yòu):宽恕。

66.无大:不论多大。

67.不辜:无罪。

68.不经:不守正道。

69.好:爱惜。

70.有司:官吏。古代每个官位都各司专职,因此称有司。

71.风动:风吹草动,比喻各方响应。

72.休:美德。

73.降水:洪水。

74.满:盈满。

75.假:虚假,夸大。

76.矜:夸耀,自以为贤。

77.伐:夸耀,自夸有功。

78.嘉:赞美。

79.丕:大。

80.历数:历运之数,指帝王相承的次序。

81.躬:自身。

82.陟(zhì):升登。

83.元:大。

84.后:君王。

85.道心:合于道义的思想。

86.微:不显露。

87.精:专诚。

88.戴:拥戴。

89.出好:说出善言。

90.兴戎:引起战争。

91.枚卜:逐次占卜。古代用占卜的方法选官,对被选的人逐一占卜,吉者入选。

92.蔽:断定。

93.昆:后。

94.元龟:大龟。

95.佥:都。

96.龟筮(shì):龟甲和蓍草,二者都是古代占卜的工具。

97.习:重复。

98.固辞:坚决推辞。

99.谐:适合。

100.朔:阴历的每月初一。

101.神宗:尧帝的宗庙。“神”在此表尊敬。

102.有苗:指三苗,古代的一个部族。“有”是名词词头,无意义。

103.率:遵循。

104.徂:往。

105.济济:众多的样子。

106.蠢:骚动。

107.昏迷:昏暗迷惑。

108.咎:灾祸。

109.赞:见。

110.届:到。

111.历山:指舜帝当初种田之处。

112.旻天:天空。

113.慝(tè):邪恶。

114.祗:恭敬。

115.载:侍奉。

116.瞽叟(gǔ sǒu):舜的父亲。

117.夔夔(kuí kuí):恐惧的样子。

118.斋:庄敬。

119.栗:战栗。

120.諴:诚信。

121.矧:何况。

122.昌:美。

123.诞:大、广。

124.敷:施行。

125.干:盾牌。

126.羽:用羽毛做的舞具。

127.格:到,这里指归顺。 

白话译文

皋陶陈述他的谋略。大禹陈述他的功绩,舜帝对他们的言论很重视。史官记录下他们之间的谈话,写作了《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

查考往古旧事,可知大禹名叫文命,他治理四海,恭敬地秉承尧舜二帝的教导。大禹说:“君王把当好君王看成难事,臣子把当好臣子看得也不容易,政事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了,众人也会勤勉地执行德教了。”

舜说:“对!这样善言无所隐匿,朝廷外没有被遗弃的贤人,万国之民就安宁了。政事同众人研究,舍弃私见,依从众人,不虐待无告的人,不放弃困穷的事。只有帝尧能够这样。”

伯益说:“尧德广远,这样圣明,这样神妙,这样英武,这样华美;于是上天顾念,他尽有四海之内,而做天下的君主。”

禹说:“顺从善就吉,顺从恶就凶,就象影和响顺从形体和声音一样。”

伯益说:“啊!要戒慎呀!警戒不要失误,不要放弃法度,不要优游于逸豫,不要放恣于安乐。任用贤人不要怀疑,罢去邪人不要犹豫。可疑之谋不要实行,各种思虑应广阔。不要违背治道获得百姓的称赞,不要违背百姓顺从自己的私心。对这些不要懈怠,不要荒忽,四方各民族的首领就会来朝见天子了。”

禹说:“啊!帝要深念呀!帝德应当使政治美好,政治在于养民。六种生活资料:水、火、金、木、土、谷,应当治理,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利民的事应当配合,这九件事应当理顺,九事理顺了应当歌颂。又用休庆规劝人民,用威罚监督人民,用九歌勉励人民,人民就可以顺从而政事就不会败坏了。”舜说:“对!水土平治,万物成长,六府三事真实办好,是万世永利的功勋。”

舜说:“您来呀,禹!我居帝位三十三年了,年岁老耄被勤劳的事务所苦。您当努力不怠,总统我的众民。”

禹说:“我的德不能胜任,人民不会依归。皋陶勤勉树立德政,德惠能下施于民,众民怀念他。帝当思念他!念德的在于皋陶,悦德的在于皋陶,宣德的在于皋陶,诚心推行德的也在于皋陶。帝要深念他的功绩呀!”

舜说:“皋陶!臣民没干犯政事,是因为您作士官,能明五刑以辅助五常之教,合于治道。施刑是为了达到无刑,人民合于中道。这是您的功劳,做得真好啊!”

皋陶说:“帝德无失误。简约治民,宽缓御众;刑罚不及于子孙,奖赏施及后代;宽宥过失不论罪多大,处罚故意犯罪不问罪多小;罪可疑时从轻,功可疑时从重;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帝爱生命的美意,合于民心,因此人民就不冒犯官吏。”

帝舜说:“使我依从人民的愿望来治理,象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是您的美德。”

帝舜说:“来,禹!洪水警戒我们的时候,实现政教的信诺,完成治水的工作,只有你贤;能勤劳于国,能节俭于家,不自满自大,只有你贤。你不自以为贤,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你争能;你不夸功,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你争功。我赞美你的德行,嘉许你的大功。上天的大命落到你的身上了,你终当升为大君。人心险恶,道心精微,要精研要专一,诚实保持着中道。无信验的话不要听,独断的谋划不要用。可爱的不是君主吗?可畏的不是人民吗?众人除非大君,他们拥护什么?君主除非众人,没有跟他守国的人。要恭敬啊!慎重对待你的大位,敬行人民可愿的事。如果四海人民困穷,天的福命就将永远终止了。虽然口能说好说坏,但是我的话不再改变了。”

禹说:“请逐个卜问有功的大臣,然后听从吉卜吧!”

帝舜说:“禹!官占的办法,先定志向,而后告于大龟。我的志向先已定了,询问的意见都相同,鬼神依顺,龟筮协合,况且卜筮的办法不须重复出现吉兆。”

禹跪拜叩首,再辞。帝舜说:“不要这样!只有你适合啊!”

正月初一早晨,禹在尧庙接受帝舜的任命,象帝舜受命之时那样统率着百官。

帝舜说:“嗟,禹!这些苗民不依教命,你前去征讨他们!”

禹于是会合诸侯,告戒众人说:“众位军士,都听从我的命令!蠢动的苗民,昏迷不敬,侮慢常法,妄自尊大;违反正道,败坏常德;贤人在野,小人在位。人民抛弃他们不予保护,上天也降罪于他。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士,奉行帝舜的命令,讨伐苗民之罪。你们应当同心同力,就能有功。”经过三十天,苗民还是不服。

伯益拜见禹,说:“只有修德能感动上天,那是没有远而不至的。盈满招损,谦虚受益,这是自然规律。帝舜先前到历山去耕田的时候,天天向上天号泣,向父母号泣,自己负罪引咎;恭敬行事去见瞽瞍,诚惶诚恐尊敬战栗。瞽瞍也信任顺从了他。至诚感通了神明,何况这些苗民呢?”禹拜谢伯益的嘉言,说:“对!”

还师回去后,帝舜便大施文教,又在两阶之间拿着干盾和羽翳跳着文舞。经过七十天,苗民不讨自来了。

创作背景

《大禹谟》的创作有多种说法:

1.

大禹,姒姓,史称夏禹、戎禹。相传他是上古夏后氏族部落的首领。禹继承父亲鲧未竟的治水事业,历经十三年,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平水患。这篇文章就是为记录舜帝与大臣禹、益、皋陶谋划政务而创作的。《虞书》中,为了补充《尧典》《舜典》所缺少的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而成《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其中,因为禹治水的功劳最高,所以《大禹谟》列于三篇之首。

2.

《大禹谟》是伪古文。后世儒学整理编撰《大禹谟》,是为了上联《尧典》《舜典》,下接《商书》《周书》各篇,构建“二帝三王”的古史体系,宣扬古帝一脉相承的道统。宋代儒学又从舜对禹的训示中撷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称为“虞廷十六字”,作为舜受自尧并传于禹的“三圣传授心法”。这十六字成为维系古帝道统的精神核心,而《大禹谟》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史料。

3.

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大禹谟》这篇文章,属于《伪古文尚书》,作伪者乃三国魏时的学者王肃。其中某些语句是从其他先秦典籍中摘取后经过改饰拼缀而成的。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大禹谟》叙述了三件事。第一件,是舜、禹、皋陶、伯益开会交流政治见解,近似于今人常说的理论务虚会。其时,禹已处于摄政地位,但舜仍位居天子之尊。皋陶则是大法官。

他们三人的讨论由禹开始,以舜对禹的赞赏而告终。禹发言三次,其政见可以概括为:在政治伦理方面,无论君臣,都要尽职尽责;在政治原则方面,要顺道而行,除恶扬善;在政治事务方面,要做好各种事务。前两点务虚,后一点务实,虚实结合,建构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汇人到历代中国政治信条中了,譬如恪尽职守、正身以德、厚生养民,等等。相对于禹的正面立论,伯益的两次发言各有特色:第一次发言主要在于颂扬尧的美德,为舜和禹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榜样;第二次发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为政之禁忌”。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父亲是皋陶,伯益在舜、禹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享有比较特殊的话语权。这也许是他可以在舜、禹面前放言高论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舜与禹之间的对话,他可以参与并自由发言。至于舜的两次发言,都是对禹的认同,体现了长者的宽容与鼓励,至于他的个人观点,则不甚突出,主要是野无遗贤、舍己从众、救济贫苦,等等。

《大禹谟》叙述的第二件事,是讨论舜、禹之间的帝位禅让问题,参与讨论的也是三人,除了舜、禹之外,还有伯益的父亲皋陶。这次会议,不再“务虚”,而是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决断,再现了舜、禹之间的禅让过程。此情此景,仿佛尧、舜之间禅让过程的再现。

《大禹谟》记载的第三件事,是舜让禹去征讨苗民,理由是苗民不大驯服。禹带领各路诸侯,经过三十天的征伐,苗民还是不服。苗民的理由是:尚未晓之以理,便胁之以兵,这属于以力服人,当然不服。正在僵持之际,皋陶的儿子伯益出面劝说禹:“施德可以感动上天,无论多么偏远的人都会受到感召。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天之常道。遥想舜帝当年,面对父之恶,他常常向上天号泣,向父亲号泣,克己自责,不责于人。他总是恭敬地对待父亲,终于感化了父亲。只要怀着一颗至诚之心,神明都可以感动,何况这些苗民呢。” 禹认为伯益说得对,于是班师还朝。撤兵之后,舜大兴文德之教,并编出象征文德的舞蹈。果然,过了七十天,苗民主动前来朝拜。

这件事有些蹊跷。其一,苗民之君已成邪恶的象征,上天已经为他定了罪,禹的讨伐属于代天而罚。但是,义正词严的“天罚”,却是征而不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僵持不下,只好收兵。这就说明,奉上天讨伐、奉舜帝讨伐的正当性依据是有疑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兵就是对“天降之罪”“代天而罚”的否定。其二,通过武力不能征服苗民,在自家门前跳上70天“文舞”就让苗民心悦诚服,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要说施文德之教,这本来就是舜的拿手好戏。舜之为君,本来就是以德正身,以德治国。换言之,注重文德之教,乃是舜的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间断。

对于这一点,苗民想必是清楚的。但苗民并没有因此而归顺。苗民为什么长期抗命、军事征伐也不服,待人家编排“文舞”之后就服了。如果苗民在此时此刻的归顺确有其事,那么,在施文德之教与跳文教之舞以外,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只是这些原因,不甚清楚而已。

总结《大禹谟》记载的三件事,可以发现,舜、禹交替时期的朝政,很能是“三驾马车”的状态:舜是资深的政治领袖,禹是候补的政治领袖,但皋陶、伯益家族同样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记录这些言行的人,有可能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否则,《大禹谟》中的人物,就不会如此安排了。

当然,做出这样的推断,是假定《大禹谟》与《尧典》《舜典》一样,都出自虞舜时代的史官。如果它真是后人伪造的,虽然上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可以成立,但就不能说记录这些言行的人,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了。 

点评

因此人說《大禹谟》:“虽然全篇皆伪,但是我们不应轻视本文的思想意义。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而‘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与‘满招损,谦受益’这几句可以肯定为至理名言。”

谢选骏指出:堯典、舜典本來就是後人追記,近乎僞作,而《大禹謨》更是偽中之偽——但是,越是僞造的東西,越能影響後來的歷史……這就是中國歷史的特點。


(三)


“如何分辨《尚书》各篇的真伪”(刘起釪 思想探索 2015-09-10)報道:


第一节从《书》到《书经》

我国有一部最古的史书,叫做《尚书》,它是属于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汇编。“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但两千年来儒家却把它作为儒经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称为《书经》。而这部《书经》却有一半是假的,那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的“今文”各篇。


这一半真的“今文”,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不过商代的几篇在流传中受周代语言文字的影响,经过加工,有些篇是到周代才由商的后裔宋国人写定的。另有关于虞夏的四篇,其中最简短的《甘誓》,可能是夏代作为口耳相传的重要祖训传下来,到商代写成文字,到周代重新加以写定的。其余三篇当是战国时根据一些古代所传资料及神话传说等加工编造成的。只有西周几篇才是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原有文献。


这些真文献原来只称《书》,是经常跟在统治者左右的史官记下来的。当时左右的史官分别用竹简记“言”和记“事”,记“言”,就成为上面所说的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保存下来的就是《尚书》;记“事”,就成为编年大事记,保存下来的是《春秋》,后来还发现了《竹书纪年》。《尚书·多士》记周灭商后,商遗民不服,周公就对他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说商的上代传下来的典册(即竹简,“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简,“册”是绳子编连着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事,说明周革商命,是有你们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们也就用不着怨恨周人了。由这就可知商代史宫的记载到周初还存在。《墨子·贵义》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说明当时存在的《书》确实还不少,周公掌握了它们,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但是由于竹简容易毁坏,经过二三百年后就无法保存下去,这只要看传下来的《春秋》就知道了。《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记,当然应从鲁国第一位国君伯禽开始。可是传下来的《春秋》却从伯禽以后的第十四位国君隐公开始,就是因为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以后整理时已毁坏了。即使是隐公以后的也断烂了不少,例如《桓公十四年》云:“夏,五”,《庄公卄四年》云:“冬,郭公”,这显然是残缺的结果。可见古代史官虽然记下了大量史书,却又遭到了大量的毁坏。加上统治者有意的破坏,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有了这些情况,就使古代历史文献受到很大摧残,能传下来的就很少了。


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史料,于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书》,也就被先秦学者搜集了一些。当时引用《书》的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达二十二篇,其余儒、法、杂等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用,除了泛称《书》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计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是现存《尚书》中所没有的,可知道这些战国人读过的《书》,后来又失传了。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没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可知在战国时《书》的存在情况颇纷歧。就是战国人所引的各篇,彼此的出入也很大,例如儒家的《书》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二者中心内容完全相同,但文句有很大歧异。又即使墨学一家所引同一篇书,也互有纷歧。例如《墨于·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诰》,文字却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泰誓》,文字也各有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引的更有出入。这是由于竹简在流传中易造成损坏断烂,更因各家传抄,又易有错乱脱误,以致造成了这许多纷歧现象。


更有一情况是,战国时各家利用旧文献,只是要求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如果原有适合自己的,他自然正好利用;如果没有完全适合的,他们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来编造。《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儒家就编造了作为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前两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后一篇《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是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家关于亚洲东部地理的一部科学杰作,可是儒家却拿它来作了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把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两代的《书》配起来,儒家的古史系统就结构完备了,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本本做凭据了。


大抵在战国时,儒、墨等学派手中都有《书》,而且还按王朝汇编成了《夏书》、《商书》、《周书》。不过在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过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这一书名,是汉代今文家提出的。


战国时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只是他们经常在讲堂外排练的实习课,因此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两种。可以说《诗》是他们的文学课本,《书》是他们的历史课本。由于儒家的教育宣传影响大,《诗》、《书》就成了当时士大夫的两本典型读物,《商君书》提出要秦国禁绝的也就是这两种。但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中加上了《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为六种,合称“六艺”。(《庄子·天下》亦列此六种,《天运》有了“六经”之名,然此二文不属《庄子·内篇》,其写成时代较晚)。因为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本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作为“五经”。这部原来的古史文献《尚书》,便成为儒家所宣扬的“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圣典,尊为《书经》。儒家所倡导的“道统”就靠这部《书经》坚实地树立下来。


第二节《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


汉代的这部经书(“《尚書》”),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乱才传下来的。他从屋壁里取出时,竹简又断烂了不少,经过拼凑整理,只存得下列二十八篇;


《虞书》、《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伏生使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门徒中经过数传后,形成了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在汉武帝到宣帝时,先后列于学官(等于现在的大学,但在王朝内),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武帝时民间所献伪《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把《盘庚》分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最早应是秦朝原通行的小篆字体,后来改用了当时通行的隶书,等到西汉中后期古文本出现后,便被称为“今文”,意为汉代现今用的文体,这三家便被称为“今文三家”。今文家原是些方土化了的儒生,他们在汉代神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指导之下解释《尚书》,以之与谶纬之说相结合,使经学成了“神学的侍婢”。他们的说法神秘、空疏、繁杂,而又特别强调“家法”、“师法”,必须严格遵守。他们又强调“通经致用”,常举一些经文做标签,用方士式的神秘说法为汉王朝服务。至汉末熹平年间,把欧阳氏本《尚书》刻入《汉石经》,作为统一文字的官定本。


汉代又曾出现《古文尚书》。所谓“古文”,是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当时离先秦时间不远,出现这种文字的本子是完全可能的。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先后相传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比今文多“逸书”十余篇。第二次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中古文”,刘向用以校三家经文。第三次是《汉书·儒林传》所说的成帝时张霸献的“百两篇”,即离析二十九篇为百篇,又加这百篇的“书序”编成的两篇。当时以中古文相校,发现它是伪造的,便被废黜,但“百两篇”中所载的《书序》却从此流传,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第四次是《汉书·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的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古文,多出“逸书”十六篇(其篇名载《尚书·尧典·正义》),由孔安国献上,刘歆请把它和其它三部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第五次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记东汉初年始有的传说,谓河间献王得到《古文尚书》。以上五个本子只有第一部孔子家传本较确切,其余诸本都有些扑朔迷离,又诸本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注。第六次是《后汉书·杜林传》所说的杜林所得漆书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并授门徒,传下同于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没有所谓古文“逸书”。由门徒卫宏,再传贾逵、马融、郑玄等,先后都做了传注,马、郑本并将《盘庚》、《泰誓》各分为三篇,《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这些古文家的注,不同于今文家宣扬神学和漫无边际的杂说,而是在尊祟“圣道王功”前提下多做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等的解释,因此使《古文尚书》大显于世,终汉之世虽没有立于学官,却取代了今文三家的地位。后来到魏晋时,贵戚王肃做了注,终得立于学官,并在魏正始年间刻入了《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连石经也遭破坏。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仍要靠儒家思想维持统治,又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盘庚》仍分三篇)。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说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这就是伪古文二十五篇,用此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全书各篇有标为《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但从《史记》、《汉书》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又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显然存在。但它积聚了八百年来人们所称引的《尚书》和四百年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加以章栉句比,做到每句都有解释,这在《尚书)学上是一个很高的成就,因此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加上王朝的提倡,于是就盛行于世,一直传下来,被人们看成是汉代孔安国所传的真古文。


孔颖达《尚书正义》


到唐代,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尚书》就以这部《孔传》作正注,孔颖达撰的《正义》作疏,成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其经文并刻入《唐石经》中。宋代把《孔传》和《正义》合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


到宋代,有了与汉学不同的学术思想,经过吴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总括两百年间探索成果,撰成《书集传》一书,明清时刻在《五经大全》中。它是宋学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了《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此后它就成了科举法定本,元明以后民间乡塾中都只读它。


既然是伪书,不论怎样被推崇为神圣的经典,迟早总要被人识破。所以唐代就开始有人怀疑它,宋代吴樾正式提出了考辨,以后递经明梅鷟、清阎若璩、惠栋等人进行了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了今文二十八篇,它们是商周文献的孑遗,仍是今天研究古史的珍贵史料。


第三节清代及近世学者对《尚书》的研究


这些珍贵史料的最大的问题是艰涩难懂。因为它主要是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区一个民族的方言,早成了死文字,战国时人就只引用少数好懂的句子。到汉代更难懂,司马迁就只把一些能懂的抄到《史记》里,而对于一些明明是重要史料的“殷盘周诰”,只因它不好懂,就都一笔带过。加以后来“又有脱简、错简,今文三家及古文、伪古文各有传抄错误,到唐代改写成楷书时又有改错,就使此书非常难读,因此韩愈以“佶屈聱牙”作为此书的特点。幸喜自清代中叶的学者开始用文籍考辨之学去研究它,至今已二百余年,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俞樾、吴大澂、孙詒让及皮锡瑞、章炳麟等,都有很好的研究。还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等搜集的资料亦有参考价值。近代又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上西方学术影响,以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把《尚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如王国维、杨树达、郭沫若、陈梦家及于省吾、胡厚宣、徐中舒诸先生等,皆有新成就。顾颉刚先生更以极精博的功夫研究它的一个个问题,从而把《尚书》的研究推向日益深入。在经过这样的科学整理研究之后,这部最古的历史文献,必将很好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


如果读者手中有一部《尚书》,要很快就能辨别其中各篇的真伪,以免把伪篇误作真材料使用,只消知道上文所举西汉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或者查看蔡沈《书集传》,其中在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今文无、古文有”的,就是伪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如何分辨《尚书》各篇的真伪”——我看其實,《今文尚書》也不全是真的,只不過那是戰國時代的作僞,不比《偽古文尚書》是魏晉時代的作僞。


(四)


博文“《尚书》的篇数与篇目数”(2017-03-07 转载)報道:


作为一本书,《尚书》是比较惹人麻烦的。三千年前,它就因散佚过多,让人抱怨。两千年前,又冒出一个今古文的问题,让人大动干戈。而最近这一千年,真伪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它的新的焦点。当然最大的讨厌是一直都很难读懂。


清华简的入藏,以及释读者隔三差五的放风,大有将上述三千年来需要解决的《尚书》问题一并解决的态势。因而,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尚书》身上。


但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一个比较无奈的问题。一个跟《尚书》有关,却和经学、史学、古籍学、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哲学等等凡是想得到的与《尚书》内容有涉的学科都无关的问题,就是题目所示。确切来说,是个数学问题,还是个极其简陋的只用得上加的四则运算题。


要想搞清楚《尚书》的篇数与篇目数,听起来其实连“算”都不用,只需要会数数即可。比如从第一章数到第十章,很好,此书一共十篇,问题解决!然而,这样一个问题,却很难从出版物中得到答案,甚至,十本介绍《尚书》的书恐怕十本都是错的。难道学文科的真的全是算术白痴么?当然,肯定有知道的。但起码,我是自己算了一遍才搞清楚。


算这个,需要知道背景,所以我连介绍背景带算一起写,注意各种数字。


先秦时候,《尚书》经过孔子汇总结集和删选,最后定为一百篇成为了孔门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平稳地被使用了三百多年,直到秦朝。秦始皇的大火,让这本书消失在了人间。汉朝时候,出现了一位老博士叫伏生,这位老先生年届九十,百篇《尚书》只记得了二十八篇,汉朝人用改良的文字将这二十八篇写定,后世称为“今文《尚书》”。事情到这里都还很清楚。接下来版本开始分乱了。


《汉书》说,伏生传了“二十九篇”,这跟之前所言的二十八篇多了一篇。有的人认为多出来的这一篇是《序》,有人认为是《太誓》。


这两种看法,都让后来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认为是《序》的,咬定此《序》系出孔子,于是当然可以和《尚书》的篇章一样取得经典的地位。那么《序》称为《尚书》篇章自然也就是合理的。而认为是《太誓》的,是因为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女子又找到了一篇《尚书》,而这篇《尚书》为伏生所不传,就是《太誓》。我们把伏生二十八篇《尚书》称为伏生本,把加入《太誓》或《序》的叫今文本。


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建宫室,在墙壁里发现了《尚书》,因为这批《尚书》未遭秦火,所以还是当年战国文字写成,区别于伏生的今文,这批尚书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有今文《尚书》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还多出了十六篇。所以,这批《尚书》一共有四十五篇,称为古文本。


今文本立了官学广为流传,而古文本没有被立为官学,一直被深锁宫中,在民间的流传也兴盛不起来。所以,东晋的时候由于战争,古文本还是被大火烧了,就此断了根。但之前,汉朝的大学者郑玄一帮人曾经利用今文本和古文本互参,并做了注。


郑玄把今文本进行了改动,比如将《盘庚》分成了上中下三篇、《太誓》分成了上中下三篇,《顾命》分成《顾命》和《康王之诰》。这样本来一共二十九篇就成了三十四篇。称为今文析本。


然后他发现古文本多出来的两篇《舜典》和《益稷》被伏生融入了《尧典》和《皋陶谟》里,他于是把这两篇抽出来,再将《九共》一篇分成了九篇。这样这十六篇就成了二十四篇,称作古文析本。古文析本的二十四篇加上今文析本的三十四篇就成了郑注的五十八篇本《尚书》,加上《书序》一共五十九篇。称为郑玄注本。


东晋时候,藏在深宫的古文本被五胡南下时候焚毁,所以只剩下来民间流传的今文析本。算到这里,有两大个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一、郑玄乃是当时的大儒,注《尚书》的权威就如同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既然现在的今本也是沿用今文析本的分篇法,一共是三十四篇。那么,没理由剩下的古文二十四篇无传。


其二、《太誓》一篇虽然不源自伏生本,但却是与伏生本相合的,可现在查阅汉武帝时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当时的《太誓》与现存的《太誓》并不是一个本子,即《太誓》也属于伪作。如果说今古文两支分立,古文析本的被焚毁导致二十四篇无传,那为什么身处今文本中的《太誓》会独独跟着古文本一起消失呢?


据说郑玄只是把古文二十四篇附录存目,只注了今文析本的三十四篇。不管怎么说,总之那二十四篇算是没了。五胡乱华以后,有个叫梅赜的人不知从何处又搞了一本《尚书》,这本《尚书》有篇五十八,有篇目一百,存目四十二。称为梅赜本。就是这个本子后来被考据家认为是伪造的。


梅赜本有篇目的也是五十八,但连上有目无篇的则一共有一百,正好凑成了先秦的数。这五十八篇拿来和郑玄本对照,相同篇目的一共四十五篇,相同内容篇四十一篇,因为《盘庚》《太誓》各增两篇篇目,另有十四篇不同,不同篇目各十三篇一共二十六篇。郑玄本十三篇不同篇目集中在五篇内容上,梅赜本十三篇不同篇目集中在九篇内容上。郑玄本五篇可以从梅赜本的存目中找到,分别是《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和《原命》。梅赜本十三篇目连上存目里剩下的二十九篇,一共四十二篇都是新鲜东西。存目中本有四十二篇,除去五篇有三十七篇,因为《九共》析成九篇,故衍出八篇,所以存目仅剩二十九篇。这样,梅赜百篇除去新出现的四十二篇,剩下的就是照搬郑玄五十八篇了。


现在,可以计算《尚书》篇数了。今文本一共二十九篇,因为《太誓》认定为伪作,所以可靠的今文本《尚书》共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现在被拆为三十三篇,即可靠的《尚书》,以篇目算三十三,以内容算二十八。


梅赜本比伏生本要多三十篇目,但只多十九篇内容,衍出的十一篇篇目分别是,《舜典》合入《尧典》、《益稷》合入《皋陶谟》、《太甲》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盘庚》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说命》分成三篇增出两篇篇目、《太誓》分成三篇增出两篇篇目,《康王之诰》合入《顾命》。


郑玄本比伏生本要多三十篇目,多出十五篇内容。衍出的十五篇篇目分别是,《舜典》合入《尧典》、《益稷》合入《皋陶谟》、《康王之诰》合入《顾命》、《盘庚》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太誓》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九共》分为九篇增出八篇篇目。


最后总结:伏生本共二十八篇目,二十八篇。今文本共二十九篇目,二十九篇。今文析本共三十四篇目,二十九篇。古文本四十六篇目,四十三篇。古文析本二十四篇目,十六篇(在这里《舜典》《益稷》分别算一篇)。郑玄本共五十八篇目,四十六篇。梅赜本共一百篇目,有篇五十,计五十八篇目。


综上所述,订正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前言的错误如次:


1、27页句“到了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其总篇数仍然是五十八篇,但其中只有三十四篇的篇名完全与郑注本相同,另二十四篇则是新多出来的。”改为“到了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其总篇数仍然是五十八篇,但其中有四十五篇的篇名完全与郑注本相同,另九篇则是新多出来的。”新多出来的篇目数则为十三篇。


2、同页“郑玄注古文五十八篇篇名:九共(共8篇)”改为“郑玄注古文五十八篇篇名:九共(共9篇)”。


3、同页“郑玄注古文五十八篇篇名”改为“郑玄注古文五十九篇篇名”,或者删去表中“书序一篇”。


4、28页“伪《孔传古文尚书》中仅存篇目的有四十篇”改为“伪《孔传古文尚书》中仅存篇目的有四十二篇”。


5、同页“九共(共8篇)……咸沃(共3篇)”改为“九共(共9篇)……咸沃(共4篇)”。


谢选骏指出:人説“《尚书》的篇数与篇目数”——我看還有一個命數,例如兩個姓梅的,一個作僞,一個辨僞——东晋梅赜作僞,明代梅鷟辨僞。這就是“祖宗欠債後人償”。


(五)


網文《今文尚书》報道:


今文尚书,是书名,为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二十八篇,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先秦儒家所传《尚书》原有百余篇,经秦焚书亡失。汉初,秦博士伏胜传二十八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因为是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当时的古文《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图书由来


先秦时期的《尚书》经秦焚书亡失,山东济南的秦博士伏生(名胜)初为避兵乱逃亡,把自己手中的《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天下安定,伏生回乡,从壁中取出藏书,其竹简大多蠹坏,经过整理得完整的二十八篇,在齐鲁传授,学者甚众。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

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时人推举伏生,但当时伏生已经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由伏生口授,晁错笔录,传得二十八篇,被立于学官;到了汉武帝时,民间得《太誓》一篇(一说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合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为二十九篇,故《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说《尚书》为二十九篇。不过后来这篇《太誓》被马融等人发现为伪作,遂废,仍为二十八篇。

据学者考证,实际上当时还保留有不少的古《尚书》篇章,远不止二十八篇,但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有师说的才能被立于学官,无师说者不得立,晁错笔录的这二十八篇因为有伏生的传授,故得立于学官;其它残存的篇章因为没有师说,故而不得流传。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此前,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图书篇目

1、虞书(2篇。汉今文与马融、郑玄古文与《夏书》合称为“虞夏书”)

《尧典》、《皋陶谟》

2、夏书(2篇)

《禹贡》、《甘誓》

3、商书(5篇)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4、周书(19篇)

《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内容构成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辨析,基本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先秦文献,记述的内容上起于五帝时代的帝尧,下至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但是其创作时代不一。这些篇章多为史官所作,属于当时王室所藏的官方文献档案,主要是王和大臣、诸侯在一些重要活动中的讲话、对话记录,所谓诰、誓、命、训。其一部分是出自对古史事件的追述,一部分是当时史官的笔录,还有部分是后人的拟作。其中《虞书》的部分虽然记录的时代很早,但是产生最晚,和《夏书》中的《禹贡》篇一样,是战国时期的拟作,所以其文体内容和其它篇章全然不同,且有“大一统”的思想。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

《甘誓》则当是史官的追记,是夏后启伐有扈的誓词,《墨子·明鬼下》认为是禹伐有苗的誓词,所以称为《禹誓》。《商书》的部分基本是属于追述,其中可能有部分是商代史官的作品,如《盘庚》、《高宗肜日》等,也有部分是周代史官追述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都经过后来周史官的编辑和改造,主要是为了便于时人阅读。《周书》大部分是周代史官的笔录,记述的言论和事件都比较质朴近实。

汉代传授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西汉伏生所传今文三家的传授系统,同时在一些有关经师的传文里补充了不少材料。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欧阳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平陈之学”。即其再传弟子平当、陈翁生所传授增益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派一传再传之后,出现了“孔许之学”。即其一传弟子孔霸、再传弟子许商所传授增益的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即其再传弟子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所传授增益的小夏侯氏学。

这三家中,欧阳氏学隐隐成了《尚书》今文学的主干,尤其到了东汉后奄有一代,后来“汉石经”所刻《尚书》即据欧阳氏本。大夏侯氏学则主要宣扬阴阳五行说(其余二家也宣扬,以此派最出色)。自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洪范五行传》,即主要传习此书,由其弟子周堪再传许商,许商又撰《五行论》(《汉书·艺文志》作《五行传记》),进行宣扬,影响深远。小夏侯学则主要在搞很多非常繁琐的章句,形成了一家特色(其余二家也搞很多章句,但以此派称最);同时此派李寻也以好《洪范》五行灾异擅名,有论灾异表奏。这是三家在共性相同之下各自的特色。

这三家构成西汉《尚书》传授的全局,其它另外有所师承或师承不明者参互其间,而终以此三家为其归。但由于各派的章句、师说不同,纷纭不定,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就五经同异进行辩论,为反映家法的大辩论。

特点介绍

汉代今文经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儒生方士化,经学神学化。特别重视鬼神,以阴阳五行说释经。

2、倡“通经致用”来为王朝服务,使经学渗透到政治活动中。

3、章句繁琐,解说空疏。

4、严于家法、师法,后学不得背离。

清代研究

从晋代以后,所谓的《尚书》是指今、古文《尚书》的合编,但这里面的“古文尚书”已经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而是魏晋时期人造的伪书,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后,这个“古文尚书”是伪书已成为定讞,所以从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开始,清代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今文二十八篇上,极力推崇汉代今文,用功甚勤,名著迭出,蔚为大观,给后人研究《尚书》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尚书》以“佶屈聱牙”最难于读懂著称,又以错乱分歧最难于梳理著称,清代朴学者便踏踏实实地针对这两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下了极大功夫。

一方面,有的学者做了大量搜集资料的工作和校勘的工作,把汉代古文,汉代今文尽量追寻出它的原貌,凡可搜集到的汉代古文、今文材料,尽量都搜集起来,提供给后代治《尚书》者;另一方面,有的这些则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等方面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使许多本来无法读懂的文句大抵可以探索到它的一些意义,就比以前好读多了。因此,清代的《尚书》研究是近代《尚书》研究的先导,同时也是近代《尚书》研究丰厚的基础。

清代今文《尚书》学主要有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吴派著作主要为后来者搜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等;皖派则在考订和论断上成绩卓著,如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常州学派讲求致用,尊今文,也不主张废弃古文,代表著作如庄述祖《尚书今古文考证》、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清人的研究成果,开创近、现代《尚书》学研究的先河。


谢选骏指出:人説“今文尚书”——我1983年寫作《神話與民族精神》的時候曾經記錄心得說——

“《尚書》之前沒有成文經典,故多采集民間傳説以爲歷史、神話以爲佐證。一般説來,神話材料多見於今文尚書,偽古文尚書存之甚少,因其理性説教色彩過於濃厚——試比較一下今文的大禹謨與古文堯典、舜典,可以看出區別。(儘管古文堯典、舜典,也是戰國作品而而非遠古真傳。)

谢选骏:大禹謨與堯典、舜典之真僞談

(一)

網文《虞书》報道:

《虞书》是《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是记载夏朝之前虞朝之书。今本凡《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其中《舜典》由《尧典》分出,《益稷》由《皋陶谟》分出。
作品内容

1、《尧典》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像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2、《尚书·舜典》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联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稿饫》。

3、《尚书·大禹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4、《尚书·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5、《尚书·益稷》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敖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柷,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作品影响
《虞书》记载中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对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虞書》”——我看《尚書·虞書》五篇在古代中國的地位,有些近似《摩西五經》在古代希伯來的地位;可惜其中不乏僞作。

(二)

網文《大禹谟》播报:

「国学经典」四书五经之《尚书》第三篇:虞书·
《大禹谟》,就是一篇僞作。
作爲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中的一篇散文,《大禹谟》作者不详。这篇文章的内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序,介绍写作《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的缘由;第二部分,舜帝与大禹、伯益讨论政事,赞美帝尧的美德,阐述了各自的治国见解;第三部分,记叙舜禅位于禹的经过;第四部分,叙述大禹征伐苗民,最终以德感化苗民。
《大禹谟》屬於“伪古文”,后世儒学整理编撰《大禹谟》,是为了上联《尧典》《舜典》,下接《商书》《周书》各篇,构建“二帝三王”的古史体系,宣扬古帝一脉相承的道统。
作品原文:

《大禹谟》
皋陶1矢2厥3谟4,禹成5厥功,帝舜申6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7,敷8于四海,祗9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10,臣克11艰12厥臣,政乃乂13,黎民敏14德。”
帝曰:“俞15!允16若兹17,嘉言罔18攸19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20,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益曰:“都21,帝德广22运23,乃24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25命,奄26有四海为天下君。”
禹曰:“惠27迪28吉,从逆凶,惟影响29。”
益曰:“吁!戒哉!儆30戒无虞31,罔失法度。罔游于逸32,罔淫33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34惟熙35。罔违道以干36百姓之誉,罔咈37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38;正德、利用、厚生、惟和39。九功40惟叙41,九叙惟歌。戒之用休42,董43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44勿坏。”
帝曰:“俞!地平天45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46,时乃功。”
帝曰:“格47,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48倦于勤49。汝惟不怠,总50朕师51。”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52种53德,德乃降,黎民怀54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55兹在兹,名言56兹在兹,允出57兹在兹,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58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59,以弼五教60。期61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62,时乃功,懋63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64,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65过无大66,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67,宁失不经68;好69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70。”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71,惟乃之休72。”
帝曰:“来,禹!降水73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74假75,惟汝贤。汝惟不矜76,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77,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78乃丕79绩,天之历数80在汝躬81,汝终陟82元83后84。人心惟危,道心85惟微86,惟精87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88?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89兴戎90,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91功臣,惟吉之从。”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92志,昆93命于元龟94。朕志先定,询谋佥95同,鬼神其依,龟筮96协从,卜不习97吉。”禹拜稽首,固辞98。
帝曰:“毋!惟汝谐99。”
正月朔100旦,受命于神宗101,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102弗率103,汝徂104征。”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105有众,咸听朕命。蠢106兹有苗,昏迷107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108,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109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110。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111,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112,于父母,负罪引慝113。祗114载115见瞽叟116,夔夔117斋118栗119,瞽亦允若。至諴120感神,矧121兹有苗。”
禹拜昌122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123敷124文德,舞干125羽126于两阶,七旬有苗格127。 [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1.皋(gāo)陶(yáo):偃姓,舜帝之臣,掌管刑狱。
2.矢:陈述。
3.厥(jué):其。
4.谟(mó):计谋。
5.成:陈述。
6.申:重视。
7.文命:大禹的名字。
8.敷:治理。
9.祗(zhī):恭敬。
10.后:君主。
11.克:能够。
12.艰:看得很艰难。
13.乂(yì):治理。
14.敏:勤勉。
15.俞:副词,表肯定。
16.允:的确。
17.兹:这。
18.罔:无,不要。
19.攸(yōu):所。
20.无告:无处求告的人,指鳏寡孤独者。
21.都:叹词,表赞美。
22.广:大。
23.运:远。
24.乃:语助词。
25.眷:顾念。
26.奄:尽。
27.惠:顺。
28.迪:道。
29.影响:影随形,响应声。
30.儆(jǐng):戒备。
31.虞:预料。
32.逸:放纵。
33.淫:过分。
34.志:念虑。
35.熙:广。
36.干:求。
37.咈(fú):违反。
38.修:治理。
39.和:宣扬。
40.九功:水、火、金、木、土、谷,叫六府;正德、利用、厚生,叫三事。六府三事合称九功。
41.叙:次序。
42.休:美德。
43.董:监督。
44.俾(bǐ):使。
45.天:万物。
46.赖:利。
47.格:来,呼唤之语。
48.耄(mào)期:八九十岁称耄,百岁称期颐。这里指年迈。
49.勤:辛苦。
50.总:总领。
51.师:众人。
52.迈:勤勉。
53.种:树立。
54.怀:归附。
55.释:通“怿”,喜悦。
56.名言:称颂。
57.出:推行。
58.干:冒犯。
59.五刑:指墨、劓、荆、宫、大辟五种刑罚。
60.五教: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61.期:当,合。
62.中:中正,公平。
63.懋(mào):鼓励。
64.愆(qiān):过失。
65.宥(yòu):宽恕。
66.无大:不论多大。
67.不辜:无罪。
68.不经:不守正道。
69.好:爱惜。
70.有司:官吏。古代每个官位都各司专职,因此称有司。
71.风动:风吹草动,比喻各方响应。
72.休:美德。
73.降水:洪水。
74.满:盈满。
75.假:虚假,夸大。
76.矜:夸耀,自以为贤。
77.伐:夸耀,自夸有功。
78.嘉:赞美。
79.丕:大。
80.历数:历运之数,指帝王相承的次序。
81.躬:自身。
82.陟(zhì):升登。
83.元:大。
84.后:君王。
85.道心:合于道义的思想。
86.微:不显露。
87.精:专诚。
88.戴:拥戴。
89.出好:说出善言。
90.兴戎:引起战争。
91.枚卜:逐次占卜。古代用占卜的方法选官,对被选的人逐一占卜,吉者入选。
92.蔽:断定。
93.昆:后。
94.元龟:大龟。
95.佥:都。
96.龟筮(shì):龟甲和蓍草,二者都是古代占卜的工具。
97.习:重复。
98.固辞:坚决推辞。
99.谐:适合。
100.朔:阴历的每月初一。
101.神宗:尧帝的宗庙。“神”在此表尊敬。
102.有苗:指三苗,古代的一个部族。“有”是名词词头,无意义。
103.率:遵循。
104.徂:往。
105.济济:众多的样子。
106.蠢:骚动。
107.昏迷:昏暗迷惑。
108.咎:灾祸。
109.赞:见。
110.届:到。
111.历山:指舜帝当初种田之处。
112.旻天:天空。
113.慝(tè):邪恶。
114.祗:恭敬。
115.载:侍奉。
116.瞽叟(gǔ sǒu):舜的父亲。
117.夔夔(kuí kuí):恐惧的样子。
118.斋:庄敬。
119.栗:战栗。
120.諴:诚信。
121.矧:何况。
122.昌:美。
123.诞:大、广。
124.敷:施行。
125.干:盾牌。
126.羽:用羽毛做的舞具。
127.格:到,这里指归顺。 
白话译文
皋陶陈述他的谋略。大禹陈述他的功绩,舜帝对他们的言论很重视。史官记录下他们之间的谈话,写作了《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
查考往古旧事,可知大禹名叫文命,他治理四海,恭敬地秉承尧舜二帝的教导。大禹说:“君王把当好君王看成难事,臣子把当好臣子看得也不容易,政事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了,众人也会勤勉地执行德教了。”
舜说:“对!这样善言无所隐匿,朝廷外没有被遗弃的贤人,万国之民就安宁了。政事同众人研究,舍弃私见,依从众人,不虐待无告的人,不放弃困穷的事。只有帝尧能够这样。”
伯益说:“尧德广远,这样圣明,这样神妙,这样英武,这样华美;于是上天顾念,他尽有四海之内,而做天下的君主。”
禹说:“顺从善就吉,顺从恶就凶,就象影和响顺从形体和声音一样。”
伯益说:“啊!要戒慎呀!警戒不要失误,不要放弃法度,不要优游于逸豫,不要放恣于安乐。任用贤人不要怀疑,罢去邪人不要犹豫。可疑之谋不要实行,各种思虑应广阔。不要违背治道获得百姓的称赞,不要违背百姓顺从自己的私心。对这些不要懈怠,不要荒忽,四方各民族的首领就会来朝见天子了。”
禹说:“啊!帝要深念呀!帝德应当使政治美好,政治在于养民。六种生活资料:水、火、金、木、土、谷,应当治理,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利民的事应当配合,这九件事应当理顺,九事理顺了应当歌颂。又用休庆规劝人民,用威罚监督人民,用九歌勉励人民,人民就可以顺从而政事就不会败坏了。”舜说:“对!水土平治,万物成长,六府三事真实办好,是万世永利的功勋。”
舜说:“您来呀,禹!我居帝位三十三年了,年岁老耄被勤劳的事务所苦。您当努力不怠,总统我的众民。”
禹说:“我的德不能胜任,人民不会依归。皋陶勤勉树立德政,德惠能下施于民,众民怀念他。帝当思念他!念德的在于皋陶,悦德的在于皋陶,宣德的在于皋陶,诚心推行德的也在于皋陶。帝要深念他的功绩呀!”
舜说:“皋陶!臣民没干犯政事,是因为您作士官,能明五刑以辅助五常之教,合于治道。施刑是为了达到无刑,人民合于中道。这是您的功劳,做得真好啊!”
皋陶说:“帝德无失误。简约治民,宽缓御众;刑罚不及于子孙,奖赏施及后代;宽宥过失不论罪多大,处罚故意犯罪不问罪多小;罪可疑时从轻,功可疑时从重;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帝爱生命的美意,合于民心,因此人民就不冒犯官吏。”
帝舜说:“使我依从人民的愿望来治理,象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是您的美德。”
帝舜说:“来,禹!洪水警戒我们的时候,实现政教的信诺,完成治水的工作,只有你贤;能勤劳于国,能节俭于家,不自满自大,只有你贤。你不自以为贤,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你争能;你不夸功,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你争功。我赞美你的德行,嘉许你的大功。上天的大命落到你的身上了,你终当升为大君。人心险恶,道心精微,要精研要专一,诚实保持着中道。无信验的话不要听,独断的谋划不要用。可爱的不是君主吗?可畏的不是人民吗?众人除非大君,他们拥护什么?君主除非众人,没有跟他守国的人。要恭敬啊!慎重对待你的大位,敬行人民可愿的事。如果四海人民困穷,天的福命就将永远终止了。虽然口能说好说坏,但是我的话不再改变了。”
禹说:“请逐个卜问有功的大臣,然后听从吉卜吧!”
帝舜说:“禹!官占的办法,先定志向,而后告于大龟。我的志向先已定了,询问的意见都相同,鬼神依顺,龟筮协合,况且卜筮的办法不须重复出现吉兆。”
禹跪拜叩首,再辞。帝舜说:“不要这样!只有你适合啊!”
正月初一早晨,禹在尧庙接受帝舜的任命,象帝舜受命之时那样统率着百官。
帝舜说:“嗟,禹!这些苗民不依教命,你前去征讨他们!”
禹于是会合诸侯,告戒众人说:“众位军士,都听从我的命令!蠢动的苗民,昏迷不敬,侮慢常法,妄自尊大;违反正道,败坏常德;贤人在野,小人在位。人民抛弃他们不予保护,上天也降罪于他。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士,奉行帝舜的命令,讨伐苗民之罪。你们应当同心同力,就能有功。”经过三十天,苗民还是不服。
伯益拜见禹,说:“只有修德能感动上天,那是没有远而不至的。盈满招损,谦虚受益,这是自然规律。帝舜先前到历山去耕田的时候,天天向上天号泣,向父母号泣,自己负罪引咎;恭敬行事去见瞽瞍,诚惶诚恐尊敬战栗。瞽瞍也信任顺从了他。至诚感通了神明,何况这些苗民呢?”禹拜谢伯益的嘉言,说:“对!”
还师回去后,帝舜便大施文教,又在两阶之间拿着干盾和羽翳跳着文舞。经过七十天,苗民不讨自来了。
创作背景
《大禹谟》的创作有多种说法:
1.
大禹,姒姓,史称夏禹、戎禹。相传他是上古夏后氏族部落的首领。禹继承父亲鲧未竟的治水事业,历经十三年,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平水患。这篇文章就是为记录舜帝与大臣禹、益、皋陶谋划政务而创作的。《虞书》中,为了补充《尧典》《舜典》所缺少的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而成《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其中,因为禹治水的功劳最高,所以《大禹谟》列于三篇之首。
2.
《大禹谟》是伪古文。后世儒学整理编撰《大禹谟》,是为了上联《尧典》《舜典》,下接《商书》《周书》各篇,构建“二帝三王”的古史体系,宣扬古帝一脉相承的道统。宋代儒学又从舜对禹的训示中撷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称为“虞廷十六字”,作为舜受自尧并传于禹的“三圣传授心法”。这十六字成为维系古帝道统的精神核心,而《大禹谟》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史料。
3.
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大禹谟》这篇文章,属于《伪古文尚书》,作伪者乃三国魏时的学者王肃。其中某些语句是从其他先秦典籍中摘取后经过改饰拼缀而成的。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大禹谟》叙述了三件事。第一件,是舜、禹、皋陶、伯益开会交流政治见解,近似于今人常说的理论务虚会。其时,禹已处于摄政地位,但舜仍位居天子之尊。皋陶则是大法官。
他们三人的讨论由禹开始,以舜对禹的赞赏而告终。禹发言三次,其政见可以概括为:在政治伦理方面,无论君臣,都要尽职尽责;在政治原则方面,要顺道而行,除恶扬善;在政治事务方面,要做好各种事务。前两点务虚,后一点务实,虚实结合,建构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汇人到历代中国政治信条中了,譬如恪尽职守、正身以德、厚生养民,等等。相对于禹的正面立论,伯益的两次发言各有特色:第一次发言主要在于颂扬尧的美德,为舜和禹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政治榜样;第二次发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为政之禁忌”。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父亲是皋陶,伯益在舜、禹主导的政治体系中,享有比较特殊的话语权。这也许是他可以在舜、禹面前放言高论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舜与禹之间的对话,他可以参与并自由发言。至于舜的两次发言,都是对禹的认同,体现了长者的宽容与鼓励,至于他的个人观点,则不甚突出,主要是野无遗贤、舍己从众、救济贫苦,等等。
《大禹谟》叙述的第二件事,是讨论舜、禹之间的帝位禅让问题,参与讨论的也是三人,除了舜、禹之外,还有伯益的父亲皋陶。这次会议,不再“务虚”,而是一场实质性的政治决断,再现了舜、禹之间的禅让过程。此情此景,仿佛尧、舜之间禅让过程的再现。
《大禹谟》记载的第三件事,是舜让禹去征讨苗民,理由是苗民不大驯服。禹带领各路诸侯,经过三十天的征伐,苗民还是不服。苗民的理由是:尚未晓之以理,便胁之以兵,这属于以力服人,当然不服。正在僵持之际,皋陶的儿子伯益出面劝说禹:“施德可以感动上天,无论多么偏远的人都会受到感召。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天之常道。遥想舜帝当年,面对父之恶,他常常向上天号泣,向父亲号泣,克己自责,不责于人。他总是恭敬地对待父亲,终于感化了父亲。只要怀着一颗至诚之心,神明都可以感动,何况这些苗民呢。” 禹认为伯益说得对,于是班师还朝。撤兵之后,舜大兴文德之教,并编出象征文德的舞蹈。果然,过了七十天,苗民主动前来朝拜。
这件事有些蹊跷。其一,苗民之君已成邪恶的象征,上天已经为他定了罪,禹的讨伐属于代天而罚。但是,义正词严的“天罚”,却是征而不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僵持不下,只好收兵。这就说明,奉上天讨伐、奉舜帝讨伐的正当性依据是有疑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收兵就是对“天降之罪”“代天而罚”的否定。其二,通过武力不能征服苗民,在自家门前跳上70天“文舞”就让苗民心悦诚服,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要说施文德之教,这本来就是舜的拿手好戏。舜之为君,本来就是以德正身,以德治国。换言之,注重文德之教,乃是舜的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间断。
对于这一点,苗民想必是清楚的。但苗民并没有因此而归顺。苗民为什么长期抗命、军事征伐也不服,待人家编排“文舞”之后就服了。如果苗民在此时此刻的归顺确有其事,那么,在施文德之教与跳文教之舞以外,一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只是这些原因,不甚清楚而已。
总结《大禹谟》记载的三件事,可以发现,舜、禹交替时期的朝政,很能是“三驾马车”的状态:舜是资深的政治领袖,禹是候补的政治领袖,但皋陶、伯益家族同样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记录这些言行的人,有可能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否则,《大禹谟》中的人物,就不会如此安排了。
当然,做出这样的推断,是假定《大禹谟》与《尧典》《舜典》一样,都出自虞舜时代的史官。如果它真是后人伪造的,虽然上文的主要结论依然可以成立,但就不能说记录这些言行的人,就是皋陶、伯益势力集团中的人了。 
点评
因此人說《大禹谟》:“虽然全篇皆伪,但是我们不应轻视本文的思想意义。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而‘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与‘满招损,谦受益’这几句可以肯定为至理名言。”
谢选骏指出:堯典、舜典本來就是後人追記,近乎僞作,而《大禹謨》更是偽中之偽——但是,越是僞造的東西,越能影響後來的歷史……這就是中國歷史的特點。

(三)

“如何分辨《尚书》各篇的真伪”(刘起釪 思想探索 2015-09-10)報道:

第一节从《书》到《书经》
我国有一部最古的史书,叫做《尚书》,它是属于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汇编。“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但两千年来儒家却把它作为儒经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称为《书经》。而这部《书经》却有一半是假的,那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的“今文”各篇。

这一半真的“今文”,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不过商代的几篇在流传中受周代语言文字的影响,经过加工,有些篇是到周代才由商的后裔宋国人写定的。另有关于虞夏的四篇,其中最简短的《甘誓》,可能是夏代作为口耳相传的重要祖训传下来,到商代写成文字,到周代重新加以写定的。其余三篇当是战国时根据一些古代所传资料及神话传说等加工编造成的。只有西周几篇才是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原有文献。

这些真文献原来只称《书》,是经常跟在统治者左右的史官记下来的。当时左右的史官分别用竹简记“言”和记“事”,记“言”,就成为上面所说的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保存下来的就是《尚书》;记“事”,就成为编年大事记,保存下来的是《春秋》,后来还发现了《竹书纪年》。《尚书·多士》记周灭商后,商遗民不服,周公就对他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说商的上代传下来的典册(即竹简,“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简,“册”是绳子编连着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事,说明周革商命,是有你们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们也就用不着怨恨周人了。由这就可知商代史宫的记载到周初还存在。《墨子·贵义》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说明当时存在的《书》确实还不少,周公掌握了它们,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但是由于竹简容易毁坏,经过二三百年后就无法保存下去,这只要看传下来的《春秋》就知道了。《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记,当然应从鲁国第一位国君伯禽开始。可是传下来的《春秋》却从伯禽以后的第十四位国君隐公开始,就是因为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以后整理时已毁坏了。即使是隐公以后的也断烂了不少,例如《桓公十四年》云:“夏,五”,《庄公卄四年》云:“冬,郭公”,这显然是残缺的结果。可见古代史官虽然记下了大量史书,却又遭到了大量的毁坏。加上统治者有意的破坏,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有了这些情况,就使古代历史文献受到很大摧残,能传下来的就很少了。

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史料,于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书》,也就被先秦学者搜集了一些。当时引用《书》的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达二十二篇,其余儒、法、杂等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用,除了泛称《书》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计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是现存《尚书》中所没有的,可知道这些战国人读过的《书》,后来又失传了。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没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可知在战国时《书》的存在情况颇纷歧。就是战国人所引的各篇,彼此的出入也很大,例如儒家的《书》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二者中心内容完全相同,但文句有很大歧异。又即使墨学一家所引同一篇书,也互有纷歧。例如《墨于·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诰》,文字却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泰誓》,文字也各有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引的更有出入。这是由于竹简在流传中易造成损坏断烂,更因各家传抄,又易有错乱脱误,以致造成了这许多纷歧现象。

更有一情况是,战国时各家利用旧文献,只是要求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如果原有适合自己的,他自然正好利用;如果没有完全适合的,他们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来编造。《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儒家就编造了作为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前两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后一篇《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是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家关于亚洲东部地理的一部科学杰作,可是儒家却拿它来作了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把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两代的《书》配起来,儒家的古史系统就结构完备了,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本本做凭据了。

大抵在战国时,儒、墨等学派手中都有《书》,而且还按王朝汇编成了《夏书》、《商书》、《周书》。不过在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过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这一书名,是汉代今文家提出的。

战国时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只是他们经常在讲堂外排练的实习课,因此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两种。可以说《诗》是他们的文学课本,《书》是他们的历史课本。由于儒家的教育宣传影响大,《诗》、《书》就成了当时士大夫的两本典型读物,《商君书》提出要秦国禁绝的也就是这两种。但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中加上了《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为六种,合称“六艺”。(《庄子·天下》亦列此六种,《天运》有了“六经”之名,然此二文不属《庄子·内篇》,其写成时代较晚)。因为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本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作为“五经”。这部原来的古史文献《尚书》,便成为儒家所宣扬的“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圣典,尊为《书经》。儒家所倡导的“道统”就靠这部《书经》坚实地树立下来。

第二节《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

汉代的这部经书(“《尚書》”),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乱才传下来的。他从屋壁里取出时,竹简又断烂了不少,经过拼凑整理,只存得下列二十八篇;

《虞书》、《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伏生使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门徒中经过数传后,形成了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在汉武帝到宣帝时,先后列于学官(等于现在的大学,但在王朝内),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武帝时民间所献伪《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把《盘庚》分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最早应是秦朝原通行的小篆字体,后来改用了当时通行的隶书,等到西汉中后期古文本出现后,便被称为“今文”,意为汉代现今用的文体,这三家便被称为“今文三家”。今文家原是些方土化了的儒生,他们在汉代神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指导之下解释《尚书》,以之与谶纬之说相结合,使经学成了“神学的侍婢”。他们的说法神秘、空疏、繁杂,而又特别强调“家法”、“师法”,必须严格遵守。他们又强调“通经致用”,常举一些经文做标签,用方士式的神秘说法为汉王朝服务。至汉末熹平年间,把欧阳氏本《尚书》刻入《汉石经》,作为统一文字的官定本。

汉代又曾出现《古文尚书》。所谓“古文”,是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当时离先秦时间不远,出现这种文字的本子是完全可能的。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先后相传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的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比今文多“逸书”十余篇。第二次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中古文”,刘向用以校三家经文。第三次是《汉书·儒林传》所说的成帝时张霸献的“百两篇”,即离析二十九篇为百篇,又加这百篇的“书序”编成的两篇。当时以中古文相校,发现它是伪造的,便被废黜,但“百两篇”中所载的《书序》却从此流传,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第四次是《汉书·楚元王传》中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的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古文,多出“逸书”十六篇(其篇名载《尚书·尧典·正义》),由孔安国献上,刘歆请把它和其它三部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第五次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记东汉初年始有的传说,谓河间献王得到《古文尚书》。以上五个本子只有第一部孔子家传本较确切,其余诸本都有些扑朔迷离,又诸本只有经文,而没有传注。第六次是《后汉书·杜林传》所说的杜林所得漆书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并授门徒,传下同于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没有所谓古文“逸书”。由门徒卫宏,再传贾逵、马融、郑玄等,先后都做了传注,马、郑本并将《盘庚》、《泰誓》各分为三篇,《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这些古文家的注,不同于今文家宣扬神学和漫无边际的杂说,而是在尊祟“圣道王功”前提下多做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等的解释,因此使《古文尚书》大显于世,终汉之世虽没有立于学官,却取代了今文三家的地位。后来到魏晋时,贵戚王肃做了注,终得立于学官,并在魏正始年间刻入了《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连石经也遭破坏。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仍要靠儒家思想维持统治,又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盘庚》仍分三篇)。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说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这就是伪古文二十五篇,用此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全书各篇有标为《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但从《史记》、《汉书》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又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显然存在。但它积聚了八百年来人们所称引的《尚书》和四百年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加以章栉句比,做到每句都有解释,这在《尚书)学上是一个很高的成就,因此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加上王朝的提倡,于是就盛行于世,一直传下来,被人们看成是汉代孔安国所传的真古文。

孔颖达《尚书正义》

到唐代,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尚书》就以这部《孔传》作正注,孔颖达撰的《正义》作疏,成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其经文并刻入《唐石经》中。宋代把《孔传》和《正义》合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

到宋代,有了与汉学不同的学术思想,经过吴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总括两百年间探索成果,撰成《书集传》一书,明清时刻在《五经大全》中。它是宋学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了《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此后它就成了科举法定本,元明以后民间乡塾中都只读它。

既然是伪书,不论怎样被推崇为神圣的经典,迟早总要被人识破。所以唐代就开始有人怀疑它,宋代吴樾正式提出了考辨,以后递经明梅鷟、清阎若璩、惠栋等人进行了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了今文二十八篇,它们是商周文献的孑遗,仍是今天研究古史的珍贵史料。

第三节清代及近世学者对《尚书》的研究

这些珍贵史料的最大的问题是艰涩难懂。因为它主要是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区一个民族的方言,早成了死文字,战国时人就只引用少数好懂的句子。到汉代更难懂,司马迁就只把一些能懂的抄到《史记》里,而对于一些明明是重要史料的“殷盘周诰”,只因它不好懂,就都一笔带过。加以后来“又有脱简、错简,今文三家及古文、伪古文各有传抄错误,到唐代改写成楷书时又有改错,就使此书非常难读,因此韩愈以“佶屈聱牙”作为此书的特点。幸喜自清代中叶的学者开始用文籍考辨之学去研究它,至今已二百余年,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俞樾、吴大澂、孙詒让及皮锡瑞、章炳麟等,都有很好的研究。还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等搜集的资料亦有参考价值。近代又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上西方学术影响,以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把《尚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如王国维、杨树达、郭沫若、陈梦家及于省吾、胡厚宣、徐中舒诸先生等,皆有新成就。顾颉刚先生更以极精博的功夫研究它的一个个问题,从而把《尚书》的研究推向日益深入。在经过这样的科学整理研究之后,这部最古的历史文献,必将很好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

如果读者手中有一部《尚书》,要很快就能辨别其中各篇的真伪,以免把伪篇误作真材料使用,只消知道上文所举西汉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或者查看蔡沈《书集传》,其中在篇题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今文无、古文有”的,就是伪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如何分辨《尚书》各篇的真伪”——我看其實,《今文尚書》也不全是真的,只不過那是戰國時代的作僞,不比《偽古文尚書》是魏晉時代的作僞。

(四)

博文“《尚书》的篇数与篇目数”(2017-03-07 转载)報道:

作为一本书,《尚书》是比较惹人麻烦的。三千年前,它就因散佚过多,让人抱怨。两千年前,又冒出一个今古文的问题,让人大动干戈。而最近这一千年,真伪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它的新的焦点。当然最大的讨厌是一直都很难读懂。

清华简的入藏,以及释读者隔三差五的放风,大有将上述三千年来需要解决的《尚书》问题一并解决的态势。因而,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尚书》身上。

但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一个比较无奈的问题。一个跟《尚书》有关,却和经学、史学、古籍学、目录学、版本学、训诂学、哲学等等凡是想得到的与《尚书》内容有涉的学科都无关的问题,就是题目所示。确切来说,是个数学问题,还是个极其简陋的只用得上加的四则运算题。

要想搞清楚《尚书》的篇数与篇目数,听起来其实连“算”都不用,只需要会数数即可。比如从第一章数到第十章,很好,此书一共十篇,问题解决!然而,这样一个问题,却很难从出版物中得到答案,甚至,十本介绍《尚书》的书恐怕十本都是错的。难道学文科的真的全是算术白痴么?当然,肯定有知道的。但起码,我是自己算了一遍才搞清楚。

算这个,需要知道背景,所以我连介绍背景带算一起写,注意各种数字。

先秦时候,《尚书》经过孔子汇总结集和删选,最后定为一百篇成为了孔门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平稳地被使用了三百多年,直到秦朝。秦始皇的大火,让这本书消失在了人间。汉朝时候,出现了一位老博士叫伏生,这位老先生年届九十,百篇《尚书》只记得了二十八篇,汉朝人用改良的文字将这二十八篇写定,后世称为“今文《尚书》”。事情到这里都还很清楚。接下来版本开始分乱了。

《汉书》说,伏生传了“二十九篇”,这跟之前所言的二十八篇多了一篇。有的人认为多出来的这一篇是《序》,有人认为是《太誓》。

这两种看法,都让后来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认为是《序》的,咬定此《序》系出孔子,于是当然可以和《尚书》的篇章一样取得经典的地位。那么《序》称为《尚书》篇章自然也就是合理的。而认为是《太誓》的,是因为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女子又找到了一篇《尚书》,而这篇《尚书》为伏生所不传,就是《太誓》。我们把伏生二十八篇《尚书》称为伏生本,把加入《太誓》或《序》的叫今文本。

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建宫室,在墙壁里发现了《尚书》,因为这批《尚书》未遭秦火,所以还是当年战国文字写成,区别于伏生的今文,这批尚书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有今文《尚书》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还多出了十六篇。所以,这批《尚书》一共有四十五篇,称为古文本。

今文本立了官学广为流传,而古文本没有被立为官学,一直被深锁宫中,在民间的流传也兴盛不起来。所以,东晋的时候由于战争,古文本还是被大火烧了,就此断了根。但之前,汉朝的大学者郑玄一帮人曾经利用今文本和古文本互参,并做了注。

郑玄把今文本进行了改动,比如将《盘庚》分成了上中下三篇、《太誓》分成了上中下三篇,《顾命》分成《顾命》和《康王之诰》。这样本来一共二十九篇就成了三十四篇。称为今文析本。

然后他发现古文本多出来的两篇《舜典》和《益稷》被伏生融入了《尧典》和《皋陶谟》里,他于是把这两篇抽出来,再将《九共》一篇分成了九篇。这样这十六篇就成了二十四篇,称作古文析本。古文析本的二十四篇加上今文析本的三十四篇就成了郑注的五十八篇本《尚书》,加上《书序》一共五十九篇。称为郑玄注本。

东晋时候,藏在深宫的古文本被五胡南下时候焚毁,所以只剩下来民间流传的今文析本。算到这里,有两大个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一、郑玄乃是当时的大儒,注《尚书》的权威就如同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既然现在的今本也是沿用今文析本的分篇法,一共是三十四篇。那么,没理由剩下的古文二十四篇无传。

其二、《太誓》一篇虽然不源自伏生本,但却是与伏生本相合的,可现在查阅汉武帝时期的文献,可以发现当时的《太誓》与现存的《太誓》并不是一个本子,即《太誓》也属于伪作。如果说今古文两支分立,古文析本的被焚毁导致二十四篇无传,那为什么身处今文本中的《太誓》会独独跟着古文本一起消失呢?

据说郑玄只是把古文二十四篇附录存目,只注了今文析本的三十四篇。不管怎么说,总之那二十四篇算是没了。五胡乱华以后,有个叫梅赜的人不知从何处又搞了一本《尚书》,这本《尚书》有篇五十八,有篇目一百,存目四十二。称为梅赜本。就是这个本子后来被考据家认为是伪造的。

梅赜本有篇目的也是五十八,但连上有目无篇的则一共有一百,正好凑成了先秦的数。这五十八篇拿来和郑玄本对照,相同篇目的一共四十五篇,相同内容篇四十一篇,因为《盘庚》《太誓》各增两篇篇目,另有十四篇不同,不同篇目各十三篇一共二十六篇。郑玄本十三篇不同篇目集中在五篇内容上,梅赜本十三篇不同篇目集中在九篇内容上。郑玄本五篇可以从梅赜本的存目中找到,分别是《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和《原命》。梅赜本十三篇目连上存目里剩下的二十九篇,一共四十二篇都是新鲜东西。存目中本有四十二篇,除去五篇有三十七篇,因为《九共》析成九篇,故衍出八篇,所以存目仅剩二十九篇。这样,梅赜百篇除去新出现的四十二篇,剩下的就是照搬郑玄五十八篇了。

现在,可以计算《尚书》篇数了。今文本一共二十九篇,因为《太誓》认定为伪作,所以可靠的今文本《尚书》共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现在被拆为三十三篇,即可靠的《尚书》,以篇目算三十三,以内容算二十八。

梅赜本比伏生本要多三十篇目,但只多十九篇内容,衍出的十一篇篇目分别是,《舜典》合入《尧典》、《益稷》合入《皋陶谟》、《太甲》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盘庚》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说命》分成三篇增出两篇篇目、《太誓》分成三篇增出两篇篇目,《康王之诰》合入《顾命》。

郑玄本比伏生本要多三十篇目,多出十五篇内容。衍出的十五篇篇目分别是,《舜典》合入《尧典》、《益稷》合入《皋陶谟》、《康王之诰》合入《顾命》、《盘庚》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太誓》分为三篇增出两篇篇目、《九共》分为九篇增出八篇篇目。

最后总结:伏生本共二十八篇目,二十八篇。今文本共二十九篇目,二十九篇。今文析本共三十四篇目,二十九篇。古文本四十六篇目,四十三篇。古文析本二十四篇目,十六篇(在这里《舜典》《益稷》分别算一篇)。郑玄本共五十八篇目,四十六篇。梅赜本共一百篇目,有篇五十,计五十八篇目。

综上所述,订正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前言的错误如次:

1、27页句“到了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其总篇数仍然是五十八篇,但其中只有三十四篇的篇名完全与郑注本相同,另二十四篇则是新多出来的。”改为“到了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其总篇数仍然是五十八篇,但其中有四十五篇的篇名完全与郑注本相同,另九篇则是新多出来的。”新多出来的篇目数则为十三篇。

2、同页“郑玄注古文五十八篇篇名:九共(共8篇)”改为“郑玄注古文五十八篇篇名:九共(共9篇)”。

3、同页“郑玄注古文五十八篇篇名”改为“郑玄注古文五十九篇篇名”,或者删去表中“书序一篇”。

4、28页“伪《孔传古文尚书》中仅存篇目的有四十篇”改为“伪《孔传古文尚书》中仅存篇目的有四十二篇”。

5、同页“九共(共8篇)……咸沃(共3篇)”改为“九共(共9篇)……咸沃(共4篇)”。

谢选骏指出:人説“《尚书》的篇数与篇目数”——我看還有一個命數,例如兩個姓梅的,一個作僞,一個辨僞——东晋梅赜作僞,明代梅鷟辨僞。這就是“祖宗欠債後人償”。

(五)

網文《今文尚书》報道:

今文尚书,是书名,为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二十八篇,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先秦儒家所传《尚书》原有百余篇,经秦焚书亡失。汉初,秦博士伏胜传二十八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因为是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当时的古文《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图书由来

先秦时期的《尚书》经秦焚书亡失,山东济南的秦博士伏生(名胜)初为避兵乱逃亡,把自己手中的《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天下安定,伏生回乡,从壁中取出藏书,其竹简大多蠹坏,经过整理得完整的二十八篇,在齐鲁传授,学者甚众。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
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时人推举伏生,但当时伏生已经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由伏生口授,晁错笔录,传得二十八篇,被立于学官;到了汉武帝时,民间得《太誓》一篇(一说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合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为二十九篇,故《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说《尚书》为二十九篇。不过后来这篇《太誓》被马融等人发现为伪作,遂废,仍为二十八篇。
据学者考证,实际上当时还保留有不少的古《尚书》篇章,远不止二十八篇,但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有师说的才能被立于学官,无师说者不得立,晁错笔录的这二十八篇因为有伏生的传授,故得立于学官;其它残存的篇章因为没有师说,故而不得流传。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此前,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图书篇目
1、虞书(2篇。汉今文与马融、郑玄古文与《夏书》合称为“虞夏书”)
《尧典》、《皋陶谟》
2、夏书(2篇)
《禹贡》、《甘誓》
3、商书(5篇)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4、周书(19篇)
《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内容构成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辨析,基本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先秦文献,记述的内容上起于五帝时代的帝尧,下至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但是其创作时代不一。这些篇章多为史官所作,属于当时王室所藏的官方文献档案,主要是王和大臣、诸侯在一些重要活动中的讲话、对话记录,所谓诰、誓、命、训。其一部分是出自对古史事件的追述,一部分是当时史官的笔录,还有部分是后人的拟作。其中《虞书》的部分虽然记录的时代很早,但是产生最晚,和《夏书》中的《禹贡》篇一样,是战国时期的拟作,所以其文体内容和其它篇章全然不同,且有“大一统”的思想。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
《甘誓》则当是史官的追记,是夏后启伐有扈的誓词,《墨子·明鬼下》认为是禹伐有苗的誓词,所以称为《禹誓》。《商书》的部分基本是属于追述,其中可能有部分是商代史官的作品,如《盘庚》、《高宗肜日》等,也有部分是周代史官追述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都经过后来周史官的编辑和改造,主要是为了便于时人阅读。《周书》大部分是周代史官的笔录,记述的言论和事件都比较质朴近实。
汉代传授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西汉伏生所传今文三家的传授系统,同时在一些有关经师的传文里补充了不少材料。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欧阳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平陈之学”。即其再传弟子平当、陈翁生所传授增益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派一传再传之后,出现了“孔许之学”。即其一传弟子孔霸、再传弟子许商所传授增益的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即其再传弟子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所传授增益的小夏侯氏学。
这三家中,欧阳氏学隐隐成了《尚书》今文学的主干,尤其到了东汉后奄有一代,后来“汉石经”所刻《尚书》即据欧阳氏本。大夏侯氏学则主要宣扬阴阳五行说(其余二家也宣扬,以此派最出色)。自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洪范五行传》,即主要传习此书,由其弟子周堪再传许商,许商又撰《五行论》(《汉书·艺文志》作《五行传记》),进行宣扬,影响深远。小夏侯学则主要在搞很多非常繁琐的章句,形成了一家特色(其余二家也搞很多章句,但以此派称最);同时此派李寻也以好《洪范》五行灾异擅名,有论灾异表奏。这是三家在共性相同之下各自的特色。
这三家构成西汉《尚书》传授的全局,其它另外有所师承或师承不明者参互其间,而终以此三家为其归。但由于各派的章句、师说不同,纷纭不定,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就五经同异进行辩论,为反映家法的大辩论。
特点介绍
汉代今文经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儒生方士化,经学神学化。特别重视鬼神,以阴阳五行说释经。
2、倡“通经致用”来为王朝服务,使经学渗透到政治活动中。
3、章句繁琐,解说空疏。
4、严于家法、师法,后学不得背离。
清代研究
从晋代以后,所谓的《尚书》是指今、古文《尚书》的合编,但这里面的“古文尚书”已经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而是魏晋时期人造的伪书,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后,这个“古文尚书”是伪书已成为定讞,所以从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开始,清代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今文二十八篇上,极力推崇汉代今文,用功甚勤,名著迭出,蔚为大观,给后人研究《尚书》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尚书》以“佶屈聱牙”最难于读懂著称,又以错乱分歧最难于梳理著称,清代朴学者便踏踏实实地针对这两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下了极大功夫。
一方面,有的学者做了大量搜集资料的工作和校勘的工作,把汉代古文,汉代今文尽量追寻出它的原貌,凡可搜集到的汉代古文、今文材料,尽量都搜集起来,提供给后代治《尚书》者;另一方面,有的这些则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等方面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使许多本来无法读懂的文句大抵可以探索到它的一些意义,就比以前好读多了。因此,清代的《尚书》研究是近代《尚书》研究的先导,同时也是近代《尚书》研究丰厚的基础。
清代今文《尚书》学主要有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吴派著作主要为后来者搜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等;皖派则在考订和论断上成绩卓著,如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常州学派讲求致用,尊今文,也不主张废弃古文,代表著作如庄述祖《尚书今古文考证》、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清人的研究成果,开创近、现代《尚书》学研究的先河。

谢选骏指出:人説“今文尚书”——我1983年寫作《神話與民族精神》的時候曾經記錄心得說——
“《尚書》之前沒有成文經典,故多采集民間傳説以爲歷史、神話以爲佐證。一般説來,神話材料多見於今文尚書,偽古文尚書存之甚少,因其理性説教色彩過於濃厚——試比較一下今文的大禹謨與古文堯典、舜典,可以看出區別。(儘管古文堯典、舜典,也是戰國作品而而非遠古真傳。)

谢选骏:小国时代出大事情


《克里姆林宫出大事了?》(大新聞 2024-10-08)報道:


莫斯科应该是出什么大事了!10月8日傍晚,有俄罗斯民众在街头拍摄到大量警车和救护车向克里姆林宫开去,不同寻常的是,居然连续出现三批这样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的奔向克里姆林宫。


对于这次突发状况,因为俄罗斯官方闭口不言,造成外界风言风语满天飞,X 帐号 @OfficialNewsWin: “载有警察和救护车的车队紧急开往克里姆林宫。路人已经拍摄到 3 批这样的车队。”X 帐号 @LUOXIANGZY: “莫斯科当地时间,2024 年 10 月 8 日晚,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突发疾病,出现吐血的情况,目前至少 3 批医疗安保人员赶往克里姆林宫。”X 帐号 @DXDWX999:“莫斯科发生政变?大批卫队正急速赶往总统府救驾。”也有网友推测,应该是普京对前线战局有重大决策,因此急召相关官员到克里姆林宫进行紧急会议。不管这些不是谣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晚克里姆林宫应该是出事了,而且还不是小事。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头一天也就是10月7号是普京72岁生日,据说当天普京是在办公室度过的,还接到了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贺信。而也是这一天乌克兰袭击了普京最在乎的克里米亚的最大石油仓库,大火到现在已经燃烧超过48小时还没停;而俄罗斯当天还遭到来自乌克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有多严重呢?


全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的网站本周一一早就更新不了了,旗下的“俄罗斯24小时”的滚动新闻频道根本没法在线访问。网民点进去看到的就看到一行字“503服务不可用。没有服务器可用于处理此请求”。


普京最近真的很不顺,先是自己喊出去的10月1号必须要把乌克兰军队从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赶出去的严令,根本没起作用,而且乌军还在扩大在库尔斯克的占领区;然后就吃了以色列一个大的哑巴亏,有网友总结了一下这个亏是怎么吃的:先是10月1号,普京谴责以色列斩首真主党领袖;2号,普京又命令以色列立即从黎巴嫩撤军;3号,普京更是宣称支持伊朗报复以色列;然后就引来了10月3号当晚和4号早上,以色列炸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然后普京就突然不提以色列这个事儿了。


转:莫斯科发生政变,大批卫队正急速赶往总统府救驾! pic.twitter.com/GKlGxAyRRx— 新高地 (@5xyxh) October 8, 2024

克里姆林宫出大事了(资料照片  欧新社)

谢选骏指出:人説“以色列炸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然后普京就突然不提以色列这个事儿了。”——我看這就是“小国时代”的特點,小國決定了大國的命運!小国时代出大事情。


谢选骏:圣西门不是社會主義的圣徒西门


《圣西门:技术治国论的鼻祖》(12/16/2016 史海沉钩)報道:


克洛德-亨利·德·圣西门伯爵出生于庇卡底的一个自诩以查理曼为祖先的贵族世家,在这个贵族世家的显赫的成员中,有过在路易十四宫廷中供职的残酷无情的史官。不过,圣西门属于这个贵族世家的一个分支,即遭到部分破产的桑德里库家族。


继拉法耶特之后,圣西门作为自由派的年轻贵族子弟,于1773年远涉重洋来到了美洲。战争胜利后,他向墨西哥总督提交了一份开凿洋际运河的计划,表现出“企业家”的气魄。他满腔热情地赞成法国大革命,并参与了对那些被没收的国有财产进行的投机活动。他在革命的督政府的统治时期,在圣佩拉齐监狱里关过11个月。除此之外,他一边做生意,一边过着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一边还进行科学研究,直至法兰西帝国建立为止。他于1805年遭到破产,所以不得不同意到当铺里去当一名抄写员,并接受其过去的家仆的接济。1816年12月,56岁的圣西门创办了《工业》杂志。由于有了这份刊名颇为引人联想的杂志,他开始发表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经圣西门启示、指导,但由撰稿人执笔写成的集体成果。奥古斯坦·蒂埃里,夏皮塔尔,以及后来的奥古斯特·孔德,都是他的卓越的合作者。


即使圣西门不象他自诩的那样是达朗贝尔的门生,他也深受18世纪哲学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重农主义者和那些认为人类可以日臻完善的理论家的影响。圣西门与他之前的空想主义者相反,他强调发展生产,并反对人类历史的任何倒退。


无论技术治国论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愿意继承圣西门的思想遗产。前者和后者都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圣西门的肖像挂在他们先哲的画廊里。这是因为,圣西门著作的核心本身就存在着矛盾。


圣西门是主张“左翼技术治国论”的前驱吗?他批判资本主义,主要是针对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的基本目标决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组织资本主义:通过合理地组织生产,成倍地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数最多、生活最穷困的工人阶级的命运,达到共同的幸福。当然,这种对经济——部分有计划的经济——的科学管理,会维护资本家的利润、政府主要是承担领导经济的任务,因而建立在“技术治国论的三仆从”(E·拉布鲁斯语)之上。三仆从即发明委员会(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家),审查委员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和执行委员会(富有的工业、农业、商业企业主)。科学被视为宗教,积极的宗教,科学家则是传教的大神甫。


为着“组织”资本主义,圣西门依靠资本家他们自己。资本家不仅没有失去一切,而且赢得了一切。难道他们不会捍卫自己的利润,不会管理新的社会吗?圣西门的呼吁还得到了某种反响:在预订《工业》杂志的读者中,有自由派的巨商,有银行家佩雷戈、拉菲特、卡齐米尔、佩里埃,有工场主泰尔诺。广而言之,圣西门愿意在“民族党”(1789年的革命者珍惜此词)的旗号下,或者在“工业党”的旗号下,把农夫、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不分雇佣劳动者和大小雇主,全部联合起来。这些就业的国民将要叫形形色色的有闲者退赃,因为他们象大胡蜂那样,把蜜蜂酿成的蜜非法地占为己有。在著名的《寓意集》里,圣西门依照西哀士所著《于十么是第三等级?》的传统,假设法兰西突然丧失其技术精英—一“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能工巧匠”,那它就“至少需要有整整一代人来消除这个不幸”;但是,假如有“三万个名人,最重要的国家人物”——王族、廷臣、大臣、高官、红衣主教、法官、军官等去世,那么,法兰西民族无疑对此会感到悲痛,但它却不会感到大伤元气。


圣西门作为技术治国论的鼻祖,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了崭新的、独特的贡献。首先,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没有揭示出后来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的劳动方式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不能意识到说话结结巴巴的无产阶级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接生的稳婆。此外,圣西门生活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对抗使资本家同无产者的对抗一直降至第二位的统治时期,他作为这个时期的同龄人,将其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地主和贵族的大地产,对准他们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支持。如果说圣西门宽容工业、商业和银行资本,那么,有些弟子却比他走得更远,将要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就社会主义者的完整词义而言,圣西门本人不是集体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给社会主义留下了遗产,对未来世界作了某些卓越的预测:实行计划经济,由最终联合起来的人们合理地开发地球,建立,一个消灭阶级对立、由“管理事务取代管理人”的社会。


节选自《法国社会主义简史》,作者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d)系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主席、颇有名望的现代史学家。


谢选骏指出:人説“圣西门:技术治国论的鼻祖”——我看“圣西门不是圣徒西门”,因爲他的名字是“克洛德-亨利·德·魯弗魯瓦(法語:Claude Henri de Rouvroy,1760年10月17日—1825年5月19日),“聖西門”不過是一個伯爵稱號。“圣西门不是社會主義的圣徒西门”,而是一個“萬花筒般的花花公子魯弗魯瓦”。


《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倪玉珍 2019)報道:


摘要:法国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是社会范畴受到关注和社会学说的兴盛。圣西门接续了孔多塞和观念学派创立“社会科学”的努力,探索“社会生理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盛行的抽象个体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他把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应相互协作,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他还强调了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法国从革命向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尤其在行动时要保持清明的理性。

一、引子

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关于“社会”的讨论变得十分兴盛。这是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诞生的时刻。孔德在1839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提出的“社会学”概念,被视为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不过,与孔德被誉为社会学的创始人不同,其曾经的导师圣西门(Gouhier,1941:167、336-384)1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却往往被人忽略,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圣西门长期以来仅仅以“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著称;相反,在法国,圣西门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得到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如涂尔干、居尔维什和勒瓦尔等人的承认,他们将圣西门视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先驱(涂尔干,2006;Gurvitch,1955;Leroy,1924)。


社会学说在法国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是法国思想界对大革命及其引发的危机的反应。“后革命时代的虚空”激发了各种以重建社会、道德和政治为目标的理论思考(甘恩,2011:3)。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不断更迭的政制,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在动荡与专制之间的反复摇摆,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使经历了革命暴风骤雨的法国人在劫后余生的反思中感到了巨大的迷惘和创痛。19世纪初的法国思想界普遍将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与18世纪的启蒙学说关联起来。不少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自然权利学说,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和人民主权学说。其实,把雅各宾派政治实践的后果归咎为肇始于卢梭的政治学说并不恰当,因为前者固然受到卢梭的政治学说的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旧制度的遗产以及革命进程中法国内部与外部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结果。不过,19世纪初,存在于法国思想界的上述不无偏差的认识,却为社会学的诞生提供了动力。正是在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和批评中,关于“社会”的讨论变得兴盛起来(Brahami,2016:36-38、179-181)。对“社会范畴”(le social)的重视并非持某种政治立场的思想家所特有,而是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的普遍倾向(甘恩,2011:5;布拉阿米,2016:94)。迈斯特和博纳尔等保守派谈论社会的神圣性,基佐、托克维尔等自由派则从“社会”的视角出发理解民主,而在圣西门、孔德等社会科学的先驱那里,寻求理解“社会”的努力得到了最明确和自觉的表述。


二、社会范畴的凸显

为了理解圣西门的学说,有必要先了解法国思想界对革命的反思何以会激发关于“社会”的讨论。在18世纪盛行的自然权利学说中,社会范畴被忽略,例如卢梭的政治学说重点关注的是个体和公意,相反,他本人对社会中间团体充满不信任。法国大革命打击了社会中间团体,将它们视为特权和专制的堡垒予以摧毁(罗桑瓦龙,2012:3-7)。激进的革命者抛弃传统的宗教与习俗,视其为蒙昧和迷信的渊薮。他们试图与传统社会一刀两断,塑造“新人”和新世界(高毅,2013:118、139)。但是,大革命后个体从中间团体中解放出来,却成为一盘散沙。在19世纪初的法国思想界,对社会解体的担忧与对专制的忧虑相互交织。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和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使不少人看到,传统社会瓦解之后,只剩下一盘散沙的个体和国家,这样的社会状况正是新型专制的温床(罗桑瓦龙,2012:118-119、130-131)。2如何组织社会,同时抵御无序和专制,成了思想界的当务之急。


与打击享有封建特权的社会中间团体相伴随的,是大革命中的民主实践。随着贵族等特权者被打倒,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人民主权学说思考政治的起点是自然状态中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的个体。它强调人的平等权利,避而不论个体事实上的差别。然而,与人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平等的美国不同,法国的社会状况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多数人缺乏知识和财富。两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民主权学说的实践后果的不同。与“自由”、“平等”携手并行的美国民主很不相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民主实践出现了不少乱象。3例如,人们普遍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宪法屡屡被暴力革命推翻,法国陷入“不断革命”的无序与动荡;某些极端的平等派主张将一切拉平,追求平均主义,等等。法国大革命在动荡中不断激进化,尤其是在得到底层无套裤汉支持的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高度的中央行政集权,推行恐怖政治,并借助断头台清洗政治异己力量(Rosanvallon,2003:30-31、61;高毅,2013:71;Furet,1992:134-142)。


在革命时期的民主实践中出现的乱象,使人民主权学说在革命后的法国思想界遭到了严厉批判。19世纪初的法国自由派大多认为,底层民众缺乏理性,容易受煽动家蛊惑并沦为暴民。在政界和思想界颇具影响力的自由派基佐强调参与政治事务需要具备“才能”,在他看来,让每个人平等参政,意味着多数“意志”的统治,将导致混乱无序(Guizot,2002:287-288;Rosanvallon,1985:94-96)。和基佐一样,圣西门也强调参与政治需要具备才能。他指出:


……在理论上,把照管公共事务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然权利(droit naturel)赋予所有公民,却没有明确规定才能方面的条件……这是政治观念含糊和不明确的最完整和最明显的证明。(Saint-Simon,2013:2348)


正是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自然权利学说在法国思想界成了众矢之的。不少思想家都认为,有必要对自然权利学说所忽视的社会范畴予以更具体和实在地理解。极端保守派迈斯特批评自然权利学说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自然权利学说思考政治的出发点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拥有理性和自然权利的个体。在迈斯特看来,这种抽象的“人”并不存在,人从来就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之中的。立法者本应根据某个特定民族的“人口、风俗、宗教、地理位置、政治环境、财富状况、品质的优劣”,制定适合这个民族的法律。然而法国革命者制定的宪法却是针对“从中国到日内瓦”的一切人类团体。它们因而只是“纯粹的抽象物”,是依据某种假想设计出来的“学究式”的东西(Maistre,2003:53)。


另一位极端保守主义者博纳尔批评启蒙思想家把社会想像为人造物,即个体订立契约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是上帝为了保存和教育人而创造的,它是具有神圣性的必然存在。由于人都有自私和支配他人的倾向,倘若人的意志不受约束,将会在个别利益或意志的相互冲突中走向毁灭。人若要自我保存,必须服从社会。社会权力包括两种: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两种权力具有共同的目标:前者约束人有堕落倾向的意志,后者约束由此意志产生的外在行为。君主作为社会的化身,掌握着统一的政治权力,但他和所有社会成员一样,必须服从包括宗教法在内的社会基本法。为了“保卫社会”,掌管宗教的圣职人员应与君主相互独立,掌管军事的人员应采行世袭制,以便保持独立并约束君主的权力(Bonald,1843:3、27-28、35-37、46、75-78、119)。从博纳尔的社会观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绝对王权兴起之前的封建君主制社会。


虽然19世纪初的法国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并不同意保守派恢复旧秩序的解决方案。但是,大革命遭遇的严重挫折促使他们不得不反思自然权利学说。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强调要如实地研究社会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政治。1822年,基佐强调了研究社会状况的重要性:


大多数作家、博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是通过研究政治制度来认识社会的状况……更明智的做法是,要了解政治制度,先研究社会本身……社会,它的构成,与个人的社会处境相应的生活方式,不同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人的状况——这就是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 (Guizot,1844:62-63)


值得注意的是,圣西门远远早于基佐揭示了“社会”是比“政制”更为根本的要素。1817年,圣西门在《论实业》中指出,政治制度只有与“社会现状”(l’ état présent de la société)相协调、与“现有的观点与事物”相合宜,才能被人们接受并长期存在下去(Saint-Simon,2013:1628)。在圣西门看来,保守派和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尽管看似毫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两者都固执而狂热地追求他们想像出来的所谓最佳政制,却没有研究社会事实并寻求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判断这种政制是否适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当他们未能达致目标时,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因为大人不能给他月亮而哭泣(Saint-Simon,2013:1551-1553、1548、1559-1560)。


不少学者提及保守派对现代社会科学的贡献乃至对圣西门本人的影响(Baker,1989:302;Nisbet,1993)。4的确,在保守派和圣西门之间可以找到不少思想上的关联。例如,一方面,和迈斯特一样,圣西门也批评启蒙学说的“抽象性”,并注重考察历史和社会;博纳尔认为宗教具有协调个别利益冲突、保障社会统一的功能,圣西门则强调“宗教永远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并告诫侄子要永远对宗教保持敬意(Saint-Simon,2013:522、598)。另一方面,在重视宗教的社会功能这一点上,圣西门显然更接近于同时代的保守派,而不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然而,圣西门并非保守派的尾随者。与向后看的保守派不同,圣西门是向前看的,“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的身后。它在我们的前面,它在社会秩序的完善之中”(Saint-Simon,2013: 1297)。圣西门开启了一个与保守派迥异的反思自然权利学说的思想路向。这就是圣西门关于“人的科学”的探索。在圣西门看来,“人的科学”既包括以个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也包括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理学”(la physiology sociale)(Saint-Simon,1965)。圣西门一方面接续观念学派的努力,借助生理学研究的成果,摒弃抽象的个体观;另一方面,他倡导将历史变成一门实证科学,致力于从精神和物质两个维度探究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他关于重组社会的初步设想。


三、观念学派的影响与圣西门对抽象个人观的批评

1813年完成的《论人的科学》,标志着圣西门思考的重心发生转移:从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尽管圣西门直至1813年才正式提出“人的科学”(la science de l’homme)这一概念,但是,他试图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和社会的努力由来已久。自1794年雅各宾派倒台,身陷囹圄的圣西门在逃脱了断头台的死亡威胁之后,便开始和督政府时期(1795-1799年)很有影响力的思想派别——观念学派(Idéologues)的成员密切来往。观念学派承续了革命元老西耶斯神父和孔多塞等人的努力,试图探索一门有助于重建法国的社会科学。


实际上,1789年1月,西耶斯在《什么是第三等级?》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已经提及“社会科学”这一术语。1791至1792年间,吉伦特派领袖、著名数学家孔多塞发起成立了“1789年协会”。这个协会的几位成员也使用过“社会科学”这一术语。孔多塞等人成立该协会是为了纪念大革命爆发并促使法国社会的重建。此时,“社会科学”被视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同义语(戈尔迪、沃克勒,2017:656-657)。1793年6月,当大革命陷入党派恶斗时,孔多塞和西耶斯等人又创办了《社会教育》杂志,呼吁给予民众“道德和政治科学”方面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大革命的混乱源于政治领袖的鲁莽和受其操控的民众的无知。孔多塞认为,为了让理性的选择替代任性的意志,让民众摆脱激情、偏见和政治蛊惑,需要教给人们民主的技艺。这种技艺,他称之为“社会数学”(Baker,1989: 325)。孔多塞主张把数学、尤其是概率计算的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事务,从而使道德和政治成为实证和科学的。不过他于1794年遭到雅各宾派的逮捕并死于狱中,未能完成创立“社会数学”的抱负(孔多塞,1998:1-2)。


雅各宾派倒台后,督政府于1795年设立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该学院内设有“道德与政治科学部”。在西耶斯的庇护下,哲学家特拉西和生理学家卡巴尼斯领导的观念学派进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部”,并成为该部核心成员(戈尔迪、沃克勒,2017:658-659)。虽然观念学派接续孔多塞的事业,继续探索社会科学,但是,经历了自1789年以来立宪的屡次失败,观念学派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与孔多塞的想法相比,已经有了重要不同。


与孔多塞几乎将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看作是同义词相比,观念学派却表现出对政制或立法变革的不信任。在后者看来,全盘的政制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猛药,它既引发了政治上的无序与暴力冲突,又未能带来真正持久有效的社会变革。观念学派不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制订或修改宪法上,而是集中精力研究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内部功能。观念学派把启蒙思想家们热衷于谈论的自然权利学说当成危险的抽象学说加以拒斥,他们想要捍卫的是人在具体的社会中能够享受的权利,为此他们需要对真实的人和具体的社会进行研究(戈尔迪、沃克勒,2017:660-664)。


与保守派不同,观念学派并不打算完全否定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思想的传人:受洛克的经验主义和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哲学的影响,并延续了达朗贝尔和孔多塞对神学的拒斥和对科学的重视。他们主张用审慎的态度观察和分析事实。与孔多塞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将社会科学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之上并不恰当,因为人的活动过于复杂,不能简化为数学问题。观念学派主要致力的是要确立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这门科学建立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前者研究人的身体,后者研究人的精神。他们期待借助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获得关于“观念如何形成”的知识,这正是“观念学派”这一名称的由来。观念学派期待政治和道德观念变得和物理知识一样准确、清晰和有依据,他们觉得,唯有如此,人们才可以摆脱错误和危险的偏见,因为,后者是大革命陷入混乱无序的重要原因。自1795年督政府成立到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观念学派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举足轻重(Pickering,1993:62-63)。在西耶斯和观念学派的共同推动下,督政府时期的法国初步确立起一个偏重科学教育的世俗学校体系(Picavet,1891:27-28;哈耶克,2012:113)。


圣西门曾在其举办的家庭沙龙中款待过观念学派的领袖卡巴尼斯,他将卡巴尼斯和孔多塞誉为自己致力于研究的“人的科学”的两个重要先驱(Saint-Simon,2013:1070)。显然,与观念学派的思想往来对圣西门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798年起,圣西门放弃他从事的地产投资活动,开始专注于科学研究。据圣西门回忆,比尔丹,一位与观念学派来往颇多的生理学家曾向他建议考察人类知识现状的四个步骤:一,对比无机体与有机体的结构;二,对比不同的有机体;三,对比人与其它动物;四,研究人类精神的进程(Saint-Simon,2013:1087-1088)。实际上,在1798至1801年间,圣西门也确实先后搬到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巴黎医科大学对面居住,学习与无机体和有机体相关的科学知识(Saint-Simon,2013:305-306)。


和观念学派一样,圣西门在反思大革命时,也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启蒙时代盛行的自然权利学说。他对后者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同时代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自1802年写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以来,圣西门多次提及生理学。不过,直至1813年,在他主要致力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具体阐发关于人和社会的看法。在1813年的《论人的科学》中,生理学成为全书最突出的主题之一,生理学家被圣西门视为重组欧洲社会的科学先锋。他指出,当前研究无机体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占据了科学界的首要地位,这种状况阻碍了人类精神的发展。他借生理学家比尔丹之口,指责研究无机体的科学家在欧洲的社会危机面前无所作为:


……在这个时刻,你们有什么权利占据先锋的位置?人类发现自身已经陷入从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但是,你们为结束这场危机在做什么样的努力呢?你们有什么办法重建人类社会的秩序呢?整个欧洲都在残害自己,而你们为阻止这场屠杀又在做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敢说!恰恰是你们,正在完善毁灭人类的手段;恰恰是你们,指导着人们对这些手段的运用……关于人的知识是能够引导人们发现协调各民族利益的手段的惟一要务,而你们根本不研究这种科学……离开你们的主导位置,我们将取而代之。(Saint-Simon,2013:1086-1087;涂尔干,2006:23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圣西门把生理学研究视为解决欧洲危机的途径。他所说的危机,指的是中世纪末期封建神学的思想和制度体系衰落后,欧洲陷入的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这种混乱无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洲为什么会陷入这场危机?圣西门认为,批判旧秩序的学说要为此负很大责任:


上个世纪,哲人们在所有人面前谈论最抽象的问题,所有人也都谈论这些问题。这种方式很有利于引发一场革命,这也正是那些学者们想要的。……旧的行事方式应当抛弃,只有那些就重大问题做具体研究的人,才可能既考察和争论这些问题,同时还能有益于总体秩序而不是损害它。(Saint-Simon,2013:1072)


圣西门批评的“谈论抽象问题”的学者,指的是18世纪的多数启蒙思想家。圣西门认为他们谈论人和社会的方式是抽象的,其虽然有助于摧毁旧秩序,但却无益于建设新秩序。要重组欧洲社会,有必要了解真实的人和社会状况。圣西门试图借助居维叶、维达吉尔、比沙、卡巴尼斯、比尔丹等生理学家和孔多塞这位数学家兼哲人的研究成果,通过观察事实并寻求事实之间的联系,用科学和实证的方法来深入探究人——包括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Saint-Simon,2013:1077,1079)。


圣西门指出,居维叶和维达吉尔的生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动物和人的智力水平与其生理“组织”(organisation)的完善程度成正比。不过,这两位生理学家并未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人的智力相较于动物具有巨大的优越性(Saint-Simon,2013:1091-1092)。圣西门试图通过观察一系列事实,来解答这一问题。借助对婴儿和阿韦龙野人的观察,通过查阅库克船长等探险家关于野蛮人的记载以及历史学家关于古代民族的著作,圣西门指出,人起初的状态和动物差不多,在智力上只有很少的一点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人在生理组织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使人相较于动物,具有较强的开发自然的能力。经过很多世代,人类发明了语言,从那时起,人的智力相对于其它动物的智力,才有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语言的发明使人类从事“社会劳动”(les travaux de société)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具有了更强大的开发自然的能力(Saint-Simon,2013: 813-815、1088-1091)。圣西门举了库克船长观察到的一些部族为例,说明语言发达程度与文明程度的关联。位于美洲西北海岸的一些语言极不发达的部族有食人的风习,而在塔希提岛等地语言发达的居民中,食人风习只剩下残余(Saint-Simon,2013: 813-815、1124-1125)。


从圣西门关于人与动物的比较可以看出,他十分看重“组织”与“社会劳动”。他将语言的发明视为人类精神演进史的重要环节,因为语言使人类得以更好地组织起来从事社会劳动。圣西门认为,语言并非人体组织的自然产物,它的发明要归功于无数世代的人相继的劳作(Saint-Simon,2013:814)。圣西门对“阿韦龙野人”的观察使他愈发相信,语言和社会生活对于个人的才智发展至关重要:阿韦龙野人幼年时代被遗弃在森林中,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他被农民捉住并被送至医院时,医务人员经观察后发现,他对人类现有的知识一无所知,喜爱生吃动植物。这个长期与世隔绝的人,在智力水平上只比动物略高一点,接近于人类最初几代的智力水平。他被送至聋哑教养院后,医生伊塔尔发现,尽管阿韦龙野人的说话器官良好,但由于它长期没有使用,失去了必要的柔韧性,因而学习语言和知识极为困难(Saint-Simon,2013:1125-1128)。通过观察阿韦龙野人后,圣西门得出结论说:个人如果与社会隔绝,孤立自处,只凭借自身的力量,没有习得人类目前拥有的、经过一切世代的人相继积累而成的知识,只能陷入野蛮和无知的状态(Saint-Simon,2013:813)。


在圣西门看来,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是人得以摆脱动物状态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社会生活造就了人,使其才智逐渐增长并具备了使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借助上述研究,圣西门批评了18世纪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人类原初状态的理解。他指出,孔多塞赋予了人类的初民一些文明人才具备的特征。而事实上,人类需要经历漫长的社会劳动才能具备这些特征。此外,卢梭、达朗贝尔和孔多塞都认为“处于野蛮状态的人是幸福的,只是在确立了政治的、市民的和宗教的制度之后,人们才变得不幸。”圣西门指出,这种观点与神学家所说的“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之前在伊甸园里是幸福的”没有本质的差别,启蒙思想家的这一观点是神学观点的形而上学变体。在这个问题上,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与神学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用想像替代了对事实的观察(Saint-Simon,2013:1132)。


除了揭示人的社会属性之外,圣西门还批评启蒙时代流行的平等观。启蒙思想家通常脱离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状况谈论普遍的人。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为多数启蒙思想家所认同。他们倾向于强调人与人在“自然权利”上的平等,回避谈论人与人事实上的差别(Brahami,2016:177)。这种平等观得到了18世纪盛行的洛克的感觉论的支持。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反对天赋观念说,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像一张白纸,心灵储存和加工通过感觉得到的信息,形成了观念。洛克在法国的追随者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感觉论。孔狄亚克反对洛克区分观念的两个来源——感觉和反省。洛克把心灵的反省活动视为人的某种天赋,孔狄亚克则认为,反省活动只不过是变相的感觉,抽象的理性观念也是由感性观念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99:90-98)。和孔狄亚克一样,爱尔维修也认为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并且认为所有人从外界获得知识的感官能力是平等的,因而对人施以同样的教育,他们将得到同样的观念(赖尔、威尔逊,2004:25、287、293-294;Manuel,1956:295)。爱尔维修的感觉论为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既然人人生而平等,人与人的差异缘于环境或教育等后天条件的不同,那么,通过改造政治或社会制度,就可以缩小甚至取消现存的不平等。数学家、吉伦特派领袖孔多塞承认人的才能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但同时又认为,人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甚至天赋才能本身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完善加以改进。孔多塞主张通过公共教育等领域的变革促进平等化的进程。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孔多塞表达了人类大同的理想:人类的进步,意味着使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和各民族的所有个人尽可能地在物质和精神上达致平等的状况(孔多塞,2003:176-205;Manuel,1956:296;赖尔、威尔逊,2004:292-293)。


圣西门从孔多塞那里继承了一些重要的思想遗产,如对“社会科学”的关注和对考察人类精神进步史的重视。不过,圣西门并不认同孔多塞的平等观。作为一位数学家,孔多塞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以他的数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概率论为基础的(孔多塞,1998:1)。受生理学的影响,圣西门认为,对人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应不同于以无机体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因为人的活动远比无机体的活动更复杂和不稳定(Saint-Simon,2013:673)。这意味着,在圣西门看来,社会科学应当是“社会生理学”,而不是“社会数学”。圣西门借助几位著名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质疑了盛行于18世纪的抽象平等观。例如,维克和居维叶通过解剖学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人与人在智力上的差异与其器官机能组织的完善程度之间的关联;皮内尔对精神失常者的考察,揭示了个体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差异;卡巴尼斯研究年龄、性别、性格、疾病、制度、气候等因素对人的观念和情感的影响(Saint-Simon,2013:684-689)。生理学家比沙的研究也对圣西门产生了重要影响。比沙区分了人的三种主要才能:与大脑相关联的思考、与感官相关联的感受、与活力相关联的行动。比沙认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数人无法同时将三种才能发展至同等程度,他们通常只会拥有一种主导才能,另两种才能则较弱。依据一个人的主导才能,可以将人区分为三种类型:思考的人,感受的人,行动的人。比沙在生理学方面的这一发现,有助于产生一种崭新的教育观与社会观,那种教育观不主张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均质化的、无差别的教育,而强调应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培育每个人的主导才能。理想的社会因而是一个由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构成的有机体,他们相互协作,在社会中履行各自擅长的职能,生产和创造物质和精神产品。圣西门设想未来社会主要由三种类型的人——学者、艺术家、实业家构成,这正好对应了比沙所说的三种才能(Manuel,1956:298-303)。


正是在承认个体才能差异的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按才能分配”的原则。圣西门指责想把一切拉平的极端平等精神是一种带来奴役而非自由的“土耳其式平等”。这种所谓的平等意味着不按照人们对社会的才能或贡献分配财富和权力,因而与真正的平等差之千里,他称这种平均主义是“反社会”的,因为在这种平等精神盛行之处,人们将凭任意专断的意志争夺支配权(Saint-Simon,2013:2464)。


圣西门认为政治统治的权力也应当按才能分配。他嘲笑18世纪的“形而上学家”的观点荒唐可笑:他们认为无需对事物进行专门的研究,人就可以知晓一切;他们甚至声称,只需要生为法国人,就能够恰当地评判所有政治问题。对于复辟王朝时期实行的、得到基佐等自由派支持的将纳税额当作选举资格的制度,圣西门也表示反对。他指出,人们不会认为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的人也能够在化学领域有所发现,因为化学研究所需的才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却认为,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的人有能力从事政治,而事实上,从事政治是比化学研究更为重要、也更加困难的一项工作。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所说的那种对政治的误解?在圣西门看来,关键的原因在于化学已经是一门实证科学,它所需的才能是明确而具体的,而政治迄今为止仍是一门臆测的学说,一种形而上学。圣西门设想,一旦政治也进入以观察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科学的行列,上述关于政治的谬说将会终止,而政治研究将交给一个专门的学者阶层去进行(Saint-Simon,2013:2348-2349)。


四、作为“有机体”的社会

基于圣西门对抽象个人观的批评,不难看出他与18世纪宣扬自然权利的启蒙思想家之间的距离。与首先关注如何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的启蒙思想家不同,圣西门首要关注的是怎样组织“社会”(倪玉珍,2017;Manuel,1956:73;Musso,2006:49)。那么,圣西门是如何理解“社会”的呢?虽然,他和保守派博纳尔一样,强调社会的各部分应当协调成一个统一体,但是,他显然摒弃了博纳尔社会观的神秘主义色彩,更重要是,圣西门借助的是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理学的语言来阐释社会。


圣西门指出,社会与自然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其持存有赖于相互斗争的各种力的运动。他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相互作用的力,或者说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掌握着知识,他们由“科学家5、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构成,并高举着“人类精神进步”的旗帜,圣西门将自己归入这个阶级。第二个阶级由不属于第一个阶级的有产者(propriétaire)构成,他们倾向于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第三个阶级由无产者(non-propriétaire)构成,他们倾向于在“平等”的旗号下实施变革。第一个阶级有时与有产者合作,有时与无产者合作。后两个阶级,即有产者和无产者则相互对立,彼此斗争。二者各有优势与劣势:有产者人数少,体力较差,但在知识上占据优势;无产者缺乏知识,但体力较好,人数众多。圣西门认为,有产者与无产者相互斗争这一社会现象是“伟大的自然法则”的结果。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这种斗争有可能完全消除,但他认为二者的对抗有可能缓和。他主张应“尽可能把行动方向如此不同且经常对立的所有力量联合成唯一的整体”(Saint-Simon,2013: 110、138、120)。


那么,如何才能把有产者与无产者联合成一个相互协作的整体呢?圣西门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尊重知识,同时还要使掌握知识的阶级获得独立的地位。与《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作者孔多塞一样,圣西门把知识的进步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像牛顿这样的天才人物是“照亮全人类的火炬”,他们引领了人类精神的进步,增进了全人类——包括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福祉。对社会事实的观察使圣西门得出结论说,尊重知识对有产者和无产者都有益处。对有产者来说,知识有助于他们将其力量联合起来,抵御无产者对秩序的颠覆,防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知识也可以使有产者更加开明,帮助他们改进由其主导的法律,避免无产者因不满而爆发革命(Saint-Simon,2013: 138-139)。另一方面,对无产者来说,拥有知识有助于使他们削弱富人的优势。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增加了有产者的数量,也改善了无产者的命运。圣西门以英国为例,说明了尊重知识给无产者带来的好处:在英国,有教养的人对学者的敬重胜过对国王的敬重,在那里,工人会写、算、读,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肉。相反,在俄国,学者触犯沙皇要被处以重刑,那里的农民愚昧无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Saint-Simon,2013: 119、115)。圣西门还以大革命为例说明了尊重知识的重要性。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出现过“把政权交给愚昧无知的人去管理”的情形,结果法国陷入了饥馑与混乱,最终革命难以为继(Saint-Simon,2013:113、121)。


与首先关注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的自由派不同,圣西门更为关注的是社会领域的分权。他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领域: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学者掌管的精神权力与有产者掌管的世俗权力应相互保持独立。当学者失去独立、依附于世俗领域的统治者时,知识将沦为有产者支配无产者的工具,无产者的处境将是悲惨的。相反,当学者独立地掌管着精神权力时,他们将致力于探索真理,而不是服务于有产者的私利,充当有产者的奴仆(Saint-Simon,2013:103-109)。


值得注意的是,圣西门所说的精神权力的不独立,不仅指学者对世俗领域的统治者的依附,还包括学者与被统治者的政治结盟,后一种情况同样十分危险。他认为,在大革命期间,一些学者出于对旧秩序的怨恨,在政治上与底层民众结盟,致力于推翻旧制度。当他们在革命中遭遇旧势力的抵抗时,就煽动无知的民众和无产者的革命激情。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推翻了旧秩序,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革命的混乱中丧生,另一些人接受了革命的教训,转而承认有产者比无产者更有知识,并且愿意把一部分组织社会的权力交给有产者(Saint-Simon,2013:112-113)。


基于圣西门对构成社会的三种力量——学者、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生理学家对他的影响。生理学家把人视为由各种器官构成的有机体。这些器官彼此不同但缺一不可,它们各自履行各自的功能,相互协作地维持着作为整体之有机体的活动。圣西门明确表示,“我们都是有机体(corps organisés)”,并把社会关系比作“生理学现象”(Saint-Simon,2013:118)。在他看来,社会和人一样,也是有机体。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应当协调发展,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圣西门在其著作中曾多次表达对“统一性”(l’unité)的重视。例如,他曾在《19世纪科学著作导论》中表达过对保守派博纳尔的同情。他认为后者的著作虽有重大缺点,但它“深刻地认识到体系的统一性的效用”,因而具有重要价值(Saint-Simon,2013:400)。


圣西门对“统一性”的重视,使他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哈耶克(2012:148-149)将其视为贬低个人自由的专制社会主义者,罗桑瓦龙(2012:3-7、165-169)则将圣西门的社会学说与雅各宾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皆有共同之处:追求“大一统”、排斥社会中间团体。的确,圣西门的社会学说带有反自由主义的色彩。虽然,他在创办《论实业》期间曾与同时代的自由派密切合作,但他很快就表现出对个别利益自由竞争的不信任。不过,还是有必要回到19世纪初法国的历史语境去理解这种不信任何以产生。事实上,当时对个别利益的竞争表示不信任的思想家不仅包括圣西门,还包括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基佐和托克维尔等人。基佐在反思大革命时谈到了法国人之“不明智的利己主义”。他指出,法国的各阶级彼此倾轧,不愿做出适当的妥协,以便相互联合,使彼此变得自由和强大,而是用一种绝对的精神追求自己的利益,执着于自己的情感,毫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和事实。这种利己主义使法国人卷入了不断相互恶斗的漩涡(基佐,1995:2-4)。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人普遍奉行个人主义原则,相信“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和唯一的裁判者”;同时,美国的个体习惯于并且善于相互联合,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兼顾公益(托克维尔,1997:75、651)。然而,在社会状况和民情迥异的法国,个人主义原则的实践产生的后果大相径庭。托克维尔描绘了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集体个人主义”并认为它为日后的“个人主义”作了准备:每个团体相互疏离,只顾自己的私利。当个体在大革命中摆脱了各种中间团体的束缚后,他们很快陷入“相互厮杀”之中(托克维尔,1996:134、145)。个人主义原则在美国和法国的实践后果所表现出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个人主义一词在19世纪初的美国具有积极的内涵,而在同时期的法国却饱受批评(卢克斯,2001:2、24)。


对于法国社会的弊病,圣西门作出了与基佐和托克维尔等相类似的诊断。圣西门把“利己主义”的肆虐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在他看来,从基督教确立到15世纪,人们重视全体利益,忽视个别利益。自15世纪以来,人类的理性放弃了总揽全局的视角,专心研究个别事实和个别利益,把对“一般事实、一般原则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研究视为空洞和无价值的。这一转变虽然在知识和生产领域产生了重大成果,但也给社会带来了害处(Saint-Simon,2013:3220-3222)。原本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和不同的个人关联起来的共同的道德观念不复存在了,导致了利己主义的惊人发展和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孤立(Saint-Simon,2013:2480)。由于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识,倾向于绝对地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由此导致了基于个别利益的彼此对抗。尽管人们出于对旧体系的共同的厌恶情感,短时间内会聚合到一起,但很快就会分道扬镳。在个别利益你死我活的对抗和由此带来的混乱中,专制很快重新找到自己的地盘(Saint-Simon,2013:1507-1508)。


在整个欧洲,情形也类似。自从天主教这个使西欧各民族彼此关联起来的精神纽带变得衰弱,教士越来越失去独立性并逐渐沦为世俗权力的附属物以来,各民族世俗权力的野心失去制约,它们彼此争斗,导致欧洲出现连绵不断的战争。由于不再存在可以抑制世俗权力、协调各民族利益的独立的精神权力,以武力为基础的弱肉强食的原则自16世纪以来成为欧洲社会的主导原则(Saint-Simon,2013:1255)。


从上述对圣西门关于法国和欧洲社会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宜将他对“统一性”的追求简单地批评为对“专制”或对自由的漠视。圣西门之所以将“联合”(association)——包括法国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和欧洲各民族的联合——视为解决革命危机的途径,恰恰是因为他看到了个别利益的无序对抗与专制的内在关联。正如马克思也看到的那样,“一袋马铃薯”,即彼此缺乏联系的法国小农,其政治影响必然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2001:105)。


此外,在圣西门谈论艺术作品成功要素的一个手稿中,也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以社会全体压制个体。在上述手稿中,他是这样定义“统一性”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紧密关联,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与整体断裂(Saint-Simon,2013:756)。由圣西门的艺术观不难看出,他所理解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整体对部分的绝对支配,具备“统一性”的社会也并非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操控一切的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国家权力成为社会的唯一驱动力,社会的各部分沦为消极被动的零件,它们将相互疏离,这与圣西门期待的“统一性”的重要特征——“各个部分相互之间紧密关联”正好相反。事实上,只有当社会的各个部分具有自发性时,彼此才会产生紧密关联。这正是日后圣西门在《组织者》中设想的实业社会:政府的统治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由所有生产者构成的“社会体”进行最大程度的自我管理,生产者相互联合彼此协作共同开发自然(Saint-Simon,2013:2211、2214;Proudhon,1923:197;Ansart,1970:194;涂尔干,2006:301)。6此外,圣西门强调“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与整体断裂”也不宜简单地被理解为部分对整体的消极服从。它蕴含着不应使某个社会群体被抛弃、应防止社会“断裂”的意思。圣西门认为,当社会的某个部分过于羸弱时,会损及较强的部分。他举例说,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认为,为了制止革命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不让被统治者受任何教育,然而,经验证明,这么做无济于事。这样的政府虽能削弱被其领导的人民的力量,但到头来政府的境况也会恶化,直至走向崩溃(Saint-Simon,2013:411)。


在上述谈论艺术的手稿中,圣西门还强调“多样性”(la varieté)和“均衡性”(la proportion)是艺术作品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好的艺术作品应当如同大自然一样呈现参差多态之美;整体的各个部分所占的份量应当与它和整体的关系相称,由此达成的和谐即均衡性(Saint-Simon,2013:756-757)。圣西门对于多样性和均衡性的重视,表明他所追求的统一不是单调划一的,而是源自多样性的统一,是“一”与“多”之间的平衡。


五、圣西门的社会动力学

在圣西门看来,要认识社会,仅仅静态地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作总体性的研究(Saint-Simon,2013:1195-1196)。他期待历史成为一门实证科学,这意味着对事实的观察应当取代文学的想像,应当观察社会状况(l’ état social)的各个方面,对事实进行观察、排列和研究,从中寻找普遍的规律(lois)。圣西门指出,18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如英国的休谟(Hume)比前人更好地观察了历史事实,提出了关于文明进程的新见解;尽管如此,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分类和排列仍是旧式的。他们把王朝更替当作历史分期的标准,这表明他们没有摆脱写王朝传记的窠臼。此外,18世纪盛行的批判精神使历史学家未能不偏不倚地观察中世纪。不少人形成了一种偏见:把中世纪视为倒退的,并仰慕遥远的古代(Saint-Simon,2013:2146-2149)。


尽管圣西门称赞孔多塞是研究人类精神演进史的先驱,不过,他还是批评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存在以下缺点:把人类初民想像成文明人;把宗教视为人类幸福的障碍;对历史的分期过于随意。在《19世纪科学著作导论》《百科全书计划》等早期著作中,圣西门致力于重写人类精神演进史。他初步勾勒了人类精神的五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起源开始,直到人类理智能够清晰地理解因果观念,进而形成约定的书写符号体系。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偶像崇拜的时代,在这个阶段,埃及人确立了人类的第一个宗教体系,他们把日、月、星、海洋、森林和河川,甚至动植物视为万物的第一因。第三个阶段是多神教的时代,此时人类理智已经发展到能够认识不可见的原因。圣西门认为多神教是希腊人创立的,他们把人的欲念、嗜好、各种感觉视为万物的第一因。第四个阶段是一神论的时代,圣西门认为苏格拉底是一神观念的创造者。罗马人统治时期,耶稣和保罗在一神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基督教。第五个阶段从阿拉伯人创立观察科学开始,他们用支配宇宙的多个规律的观念取代了有灵的第一因的观念。圣西门认为,由阿拉伯人开启的科学事业尚未最终完成。要完成这项事业,需要将多个规律的观念归纳为单一规律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观念体系,取代已经衰落的一神论(Saint-Simon,2013:397、521、528、576、1132-1133、1139、1150、1152-1153)。


从上述归纳可见,圣西门把宗教理解为人类的知识体系。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倡导实证科学与创立新宗教并无矛盾。圣西门十分重视人类知识体系的进步。在他看来,基督教的诞生曾极大地推动欧洲文明的进步。与推崇古代的启蒙思想家不同,圣西门认为,当人类精神的演进处于多神论阶段时,人类分裂为一个个相互敌对的小社会。古代城邦都把城邦之外的人视为异类。在多神论阶段,人类掌握的实证科学知识甚为贫乏,这意味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也相当匮乏,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此时的社会以军事为其活动的主要目标,人们靠相互的战争和掠夺来谋取生存资源。基督教的诞生,既是此前人类知识积累的成果,又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它宣扬对唯一上帝的信仰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义,这就提供了一种精神纽带,使欧洲得以组织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自一神论诞生以来,与实证科学知识的进步相伴随的,是从事生产的实业阶级处境的改善和财富的增长(Saint-Simon,2013:3049-3051)。


1816年,圣西门与自由派合作创办《论实业》,政治经济学成为他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一时期他考察社会史的重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实业生产的发展取代人类精神的演进,成为其重点考察的对象。自1819年起,圣西门相继与孔德合作完成了《组织者》、《论实业体系》等著作(Saint-Simon,2013:2104)。7在这些著作中,圣西门同时从精神观念和物质生产双重视角探讨了欧洲社会的演进史,并对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作了富有开创性的阐释。在他的笔下,这场革命是两种社会体系——封建神学体系和实业科学体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相互斗争的结果。


作为有机体,社会体系和人一样会生长和演变,如同人有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封建神学体系诞生于3至4世纪,即北方蛮族在欧洲定居以及基督教在欧洲传播的时期。11至12世纪,封建神学体系最终在欧洲稳固确立。欧洲的社会权力此时掌握在两种力量手中:一个是由军事首领、即封建贵族构成的世俗权力,它支配着从事生产的实业阶级;另一个是由神职人员构成的精神权力,它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圣西门十分重视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分立,这个在古代并不存在的制度,被他视为中世纪在社会组织上做出的重大改进。由于两权分立,欧洲得以形成多元一体的大社会:罗马教皇独立于各民族的世俗权力并得到舆论的支持,天主教成为欧洲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纽带。天主教会约束世俗权力的野心,协调各国的利益冲突,使欧洲9至15世纪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Saint-Simon,2013:1194-1197、2150)。


值得注意的是,圣西门不认为贵族和教士的统治起先是建立在纯粹暴力和诡诈之上的。在他看来,贵族和教士的统治之所以能够确立,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文明状况下,其存在符合多数人的需求。在所有民族都经常发生争战的时代,军事人员是整个社会中从事最危险、最辛苦职业的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从事生产的阶级,因而得到了后者的尊敬和服从。同样,在神学体系确立的时代中教士是最有学问的群体,是他们使蛮族文明化;他们对强者布道,强调上帝加诸他们身上的道德义务,缓和了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从而为底层民众提供了重要服务。与贵族一样,他们只是随着文明的进程,才逐渐趋于腐朽并成为寄生阶级的(Saint-Simon,2013:2422-2424)。


封建神学体系稳固确立之后,它的衰落也开始了。两种社会力量在封建神学体系这个母体中逐渐发展壮大。到11及12世纪,在世俗领域,市镇解放运动使实业阶级不再依附于军事贵族,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机会;在精神领域,实证科学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Saint-Simon,2013:2151-2152)。实业和科学的力量开始是悄然地侵蚀旧社会体系的,到了16世纪,双方的斗争逐渐公开化:路德及其支持者颠覆了教皇的权威;此后斗争很快从精神领域转向世俗领域;在法国,路易十四与黎塞留使贵族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并使实业家的地位大大提高,在英国,贵族联合市镇反对王权,其结果是1688年的革命(Saint-Simon,2013:2156-2159)。直到17世纪末,封建神学体系受到的打击还只是局部的,不过,到了18世纪,这个打击就变得十分深入且普遍了。神学信仰被哲人们用过分轻率和仓促的方式加以批判,以致于它在最无知识的人眼中也显得荒谬了。与此同时,哲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权力。摄政时期以及路易十五时期宫廷的奢靡放纵,使人们对世俗权力的轻视达到极点(Saint-Simon,2013:2162-2164)。


圣西门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由某个孤立的事实造成,而是新旧社会力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斗争的结果。他在《论实业体系》中指出,“政治制度”发生变革的唯一原因,就是与旧政治制度相应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几个世纪以来逐渐完成的“市民的与道德的”革命,促成了大革命这场不可避免的“政治”革命(Saint-Simon,2013:2377-2378、2382-2383)。8


然而,大革命虽然成功地对旧社会体系给予了沉重一击,却并未能顺利地确立起新的社会体系,因而只能算是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圣西门认为,大革命起初的努力方向是好的:路易十六赋予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的双倍代表权,这表明国王认识到应当吸引具有优势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然而革命很快就偏离了目标:国王与实业家互不信任甚至彼此敌视。国王错误地选择支持贵族,实业家则对自己缺乏信心,委托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les légistes et les métaphysiciens)来保卫他们的利益。法学家原本只是军人等级的代理人,后来取得了独立性,给统治者规定各种限制,并保障被统治者的权益;形而上学家是在神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主要活动始于宗教改革,并于18世纪宣布了良心无限自由(la liberté illimitée de conscience)的原则。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关心抽象的观念甚于经验事实,注重研究何为最佳政制、而不是何为最适合既有社会状况的政制,在他们的领导下,法国大革命偏离了确立实业科学体系的目标(Saint-Simon,2013:2285-2286、2379-2381)。


由于旧体系被摧毁,而新体系又未确立,社会陷入一种缺乏组织、分崩离析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混乱中,旧体系中的某些东西死灰复燃(Saint-Simon,2013:1508)。然而,在圣西门看来,恢复旧体系的努力不会成功,因为它与几个世纪的社会历史演进背道而驰。只有当实业科学社会体系确立之后,混乱无序的局面才会结束,法国大革命才能最终完成。


六、结语

尽管19世纪初的法国确立了象征新旧法国和解的君主立宪制,但是,法国社会仍被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撕裂。民主共和派密谋推翻复辟的王朝,极端的保守派则一心想要恢复旧秩序。圣西门忧心于法国自1789年以来长期的政治动荡,试图使法国走出政治斗争的泥潭,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他将目光转向“社会”,通过社会生理学的研究,初步勾勒了欧洲社会演变的历程,指出了大革命后社会重建的目标,即组织实业科学社会体系。


那么,应当如何来组织实业科学社会?圣西门提出了组织新社会的原则:实业家和学者取代军人和教士掌握管理社会的权力;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劳动包括从事实业生产以及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研究;按才能和贡献来分配财富和权力;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改善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构成社会大多数的贫困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状况(Saint-Simon,2013:3216-3217)。


圣西门还初步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具体设想。在《组织者》中,他设计出一个组建三院制议会的草案:第一院由300位最有才能的工程师、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负责设计可以增加法国财富和改善民众生活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节庆;第二院由300位最有才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组成,负责审查第一院上交的计划,并制订公共教育计划;第三院的代表是来自农、工、商界的实业领袖,负责确定并征收赋税,决定是否采纳由一院呈交的并经二院审查的计划,并在决定采纳后负责执行(Saint-Simon,2013:2136-2140)。


圣西门始终关注未来的实业科学社会中的精神权力之重建问题。他把改造基督教及确立新宗教视为大革命后社会重组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与轻视宗教的观念学派大不相同。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圣西门设想由掌握实证知识的、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科学家取代中世纪的教士,确立牛顿宗教。这种宗教将为社会成员提供新的道德共识:“一切人都应当劳动”(Saint-Simon,2013:122-126)。在《实业家问答》中,圣西门提出了重建精神权力的草案。他提议由最有才能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分别组成两个独立的科学院,其中理性科学院负责制定调节人们利益的规则,它将在路易十四建立的物理和数学科学院的基础上完善而成;情感科学院负责制定调节人们情感的规则,它将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之道德与政治科学部的基础上完善而成。在理性科学院和情感科学院之上,还需要一个最高科学委员会,它将负责协调两个科学院,并将前两者研究出来的原则与规范融为一个新的道德学说。实证道德学说不同于天主教的道德学说,它不谴责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而是教导人们“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圣西门期待新的道德学说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国民教育将针对所有社会成员——从最贫穷的无产者到最富裕的有产者(Saint-Simon,2013:2977-2978、2982-2983、2990)。


关于实业科学社会的组织,圣西门只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原则、目标和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是否如他声称的那样是“科学”的?学者古耶认为,圣西门缺乏科学研究的能力,无法将其观点形成体系,作为一个业余的思想者,他只能写出一些近似草稿的东西(Gouhier,1941 vol. Ⅱ:323;vol. Ⅲ:2)。与贬低圣西门的古耶不同,涂尔干认为,尽管圣西门的著述大多是结构松散的文章、小册子和只有粗略轮廓的写作计划,但他无疑是实证社会学的先驱和孔德的老师。居尔维什也将圣西门誉为“现代社会学的施洗者约翰”,不过,他认为圣西门只是勾画了社会科学的草图,那些想要在圣西门的著作中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精确方案的人,必定会感到失望(涂尔干,2006:224、244-245;Prochasson, 2006, 16)。魏尔(Georges Well)则指出,圣西门虽然重视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却将其社会学说确立在历史哲学的基础之上,而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和圣西门批评的形而上学一样,都带有想像和臆测的成份,他因而将圣西门和那些热衷于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家称为“乌托邦主义者”(Weill,1894:232-237)。


尽管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的科学性并未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认同,但他的思考为法国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圣西门呼吁人们要在研究社会事实、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和平变革,而非凭借任性的意志,在政治理想的召唤下用暴力强行改造社会,无论这种理想听起来多么美妙;圣西门重视科学实证知识,但他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没有博爱的情感加以引导,知识可能成为屠杀或弱肉强食的工具,因而,他主张要继承和改造基督教的精神遗产,确立与人类知识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体系或者说“新基督教”,在促进实业发展的同时培育博爱情感;与19世纪初的极端保守派(主张重建封建等级秩序)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相比,圣西门明确提出大革命后的法国应当“组织社会”,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尤其是构成社会大多数的贫困阶级的命运。


圣西门的学说融汇了社会主义和社会科学这两种重要思潮的萌芽。这两种思潮的交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与社会主义者饶勒斯的友谊与合作中得到了延续。涂尔干把圣西门奉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涂尔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同情和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并期待社会主义者能遵循社会科学的法则,审慎地展开政治行动(Prochasson,2005:180-181)。可以说,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它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在行动时保持清明的理性。


注释


1.孔德自1817年起担任圣西门的秘书,之后两人合作撰写一系列作品。两人的关系起初十分融洽,孔德敬重圣西门并以圣西门的“学生”自称,不过,自1820年起,双方在认识、思想等各方面的分歧日益加深,两人关系最终于1824年破裂。


2.19世纪的不少思想家都注意到一盘散沙的社会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关联,例如博纳尔、圣西门、罗亚·科拉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3.托克维尔(1996;1997)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揭示了美法两国“社会状况”和民主实践的差异。


4.西方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法国保守派对社会学的贡献,例如Keith Michael Baker(1989)和Robert A. Nisbet(1993)。


5.圣西门在这里用的是法语 “savants”一词,它有“学者”、“科学家”等涵义。圣西门在此特指掌握了实证科学知识的学者,其涵义与我们通常说的“科学家”相近。


6.哈耶克(2012:148-149)给圣西门贴上“专制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圣西门思想内在的张力和丰富性。圣西门并不期待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权力或国家组织。普鲁东、安萨尔、涂尔干都注意到圣西门学说中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7.这些著作在发表时只署圣西门的名字,但事实上是圣西门与孔德合作的成果。在发表这些著作时,考虑到它们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为了不使孔德的家人担忧,孔德的名字没有出现。不过从孔德在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手稿可以看出他参与了写作。关于这些文章中圣西门和孔德各自的贡献,学术界仍存在争论。新版《圣西门全集》的编者就这一问题做了说明,他们认为圣西门是《组织者》的主要编者和该刊主要观点的启发者。


8.圣西门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欧洲漫长的文明进程的结果。对大革命的这一阐释,日后经由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以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变得广为人知。事实上,圣西门比托克维尔更早就指出,革命本身的业绩,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重要。大革命只是旧社会体系五、六个世纪的衰落过程的终结点。制宪会议废除的封建制度,不过是一些残余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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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説——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我看圣西门不是圣徒西门,因此他的個人生理學沒有做好,於是不得不轉而尋求社會生理學的解決之道——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新基督教。小時候我很喜歡聖西門的故事——“起來吧,伯爵,偉大的事業在等待著你!”他讓僕人每天早上如是提醒他、叫他起床,不要偷懶。我沒有僕人,於是我自己幫助自己,每天早上也用這個金句命令自己起來,積極對抗環境的壓力。後來我認識了耶穌基督,知道“新基督教”是一條死路,只有“真基督教”才是永恆的生命,可以接通宇宙的本原。

2024年10月8日星期二

谢选骏:十月驚訝可能變成十月革命!


《美国大选: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竞选陷入僵局,10月会有让人惊讶的改变吗?》(BBC 2024年10月8日)報道: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整整一个月,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之间的选战就像一场不戴手套的殴斗般惨烈。


竞逐白宫的战斗在美国全国及各州层面似乎仍然陷入僵局,因最终结果会是差距细微的险胜——每一位新选民、每一位现在仍然摇摆不定的选民都可能成为击倒对手的关键因素。


“在一场超级接近的选战中,两边的选民几乎五五开,这时一两个百分点的区别都会是决定性的。”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总统选举历史专家大卫·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说。


两党战略专家专注于如何赢得关键的边缘选民,但选举可能会脱离他们的控制,一次出人意料的改变就会在最后几周颠覆选战。


选战的政治冲击波已经持续了一年。一位候选人在两次未遂刺杀中得以幸存,而且正在受到犯罪指控;现任总统拜登则退出角逐,转而支持更年轻的副总统参加竞选。


回想2016年特朗普的《走进好莱坞》录影门和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一旦同样的惊人事件发生在10月,一旦出现不好的新闻周期或者踏错一步,竞选人就很难挽回局面或者重新起势。


仅仅在上周,就已经出现下面这些可能发展成政治风暴的事件。


飓风“海伦妮”的政治影响


第一场政治风暴可能源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风暴。飓风“海伦妮”上周席卷了两个关键的选举战场,佐治亚和北卡罗莱纳州。由于上述两州的注意力都被激烈的选战吸引,一场已导致200人死亡的人道灾难已经成为政治话题。


卡玛拉·哈里斯上周早些时候在佐治亚州承诺要为当地提供长期援助。她还在周六访问了北卡罗莱纳州的受灾地区。


“我们会长期在这里。”她在佐治亚州说。


与此同时,上述两地都被视为特朗普必须争取的州份,民调也显示两人在这里旗鼓相当。特朗普在造访佐治亚时说,美国人的紧急救援资金正在流失,原因是钱被用在了移民身上。事实上,这两类项目来自不同的预算,拜登总统指责共和党人在救灾资金上的反应是在传播“大胆的谎言”。


灾难来袭时,政府很难做到让每个人满意。特朗普的攻击一旦落地,选民对于灾后恢复措施的不满就有可能对这两个关键州的投票结果产生潜在影响。


升温的中东局势


离美国受灾地区数千英里外,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正在持续影响美国政治。随着以色列向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开战,伊朗上周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导弹,加沙战争面临扩展成为一场地区全面冲突的危险。


尽管卡玛拉·哈里斯着力塑造变革者的形象,但她的美以政策却没有和现任政府拉开距离。


在美国大选前实现加沙停火的希望似乎已经破灭,美国现在正努力确保以色列对伊朗不可避免的反击不要导致一场全面战争。


但在上个星期四晚上,拜登却没有再次确认这一点。


“我不认为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他说,“我认为这可以避免,但还有很多需要做的。”


即使美国选民在投票时通常不会直接考虑外交政策的因素,但中东战争正在给民主党造成影响。


卡玛拉·哈里斯承诺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这给两个民主党的重要票仓带来麻烦:必须取胜的密歇根州的美籍阿拉伯人,以及校园里的年轻选民,这里的反战示威可能重现。


中东冲突已经导致日常开销方面的担忧。拜登提到以色列可能打击伊朗炼油厂,这让油价在上周四立即升高了5%。


如果有一件事能让美国消费者特别敏感,那就是油价。


民主党的惊喜


来自各个阶层的民调持续显示,经济是美国选民关注的头号议题。卡玛拉·哈里斯和民主党上周五收到了好消息,最新就业数据显示最近几个月工作岗位增长强劲,失业率降到了4.1%。


但格林伯格认为,选民对经济的担忧不只限于工作职位。


“当人们抱怨经济的时候,他们真正抱怨的是关于长期衰败的特定区域——位于乡村的去工业化后的社区,"他说,“这是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也伤痕累累的一个区域。”


在大多数竞选时段,当被问到谁在经济方面做得更好时,特朗普收获了比卡玛拉·哈里斯更好的评价。但也有迹象表明这一优势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库克政治报告》中对于摇摆州的民调就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应对通胀这一议题上旗鼓相当。


对于民主党来说,一个潜在的经济陷阱上周已经消除——导致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多个重要码头50年来首次关闭的码头工人罢工。两党同意在1月重回谈判桌,码头已经复工。如果这场罢工持续,则将在选前关键几周里扰乱供应链,推高消费品价格。


与此同时,美墨边境非法穿越的数量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去年12月这一数字创下了249741的纪录。


尽管很多美国城市仍能感受到这种穿越边境的行为,但这场危机的紧要程度正在消退。


国会山骚乱重回视野

尽管上周很多新闻可能给卡玛拉·哈里斯及民主党带来了麻烦,特朗普也不是一路顺畅。


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期间他的行为上周三再次成为焦点。美国司法部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发布一份文件列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证据,指出他曾试图推翻上次大选结果。


这份文件认为特朗普不应享有总统司法豁免权,披露了特朗普导致其支持者发动骚乱的言行细节。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民调显示,在“保卫民主”一项上,选民对卡玛拉·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47%和40%。因此,任何对于特朗普在任最后几周的混乱局面的重新关注都可能为民主党加分。


未知因素


“十月惊奇”一词成为美国特定政治词汇已有近50年。竞选方会担心意料之外的新闻或者危机让自己的参选人偏离本党主张,改变竞选轨迹。


即使是公众意见的最小波澜,也会在差距可能只有数万张选票的竞选年中决定白宫的归属。


格林伯格说,11月的投票正在变得扣人心弦。


他说:“不管你忠于哪一方,投票结果钟情于哪一方,我完全能想象它所蕴含的极其重大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問——美国大选: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竞选陷入僵局,10月会有让人惊讶的改变吗?我看——這次的十月驚訝,可能變成流血的十月革命!


《发指!美国女教师偷父母钱被发现 枪杀2人后肢解》(2024-10-07 新闻)報道: 


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前特殊教育老师承认杀害了她的父母,并用电锯将他们肢解。


据每日邮报报道,2023 年 1 月,45 岁的维丽蒂·贝克 (Verity Beck)因偷窃父母里德 (Reid) 和米里亚姆 (Miriam)的钱财而与他们发生争执,随后杀害了他们(分别为 73 岁和 72 岁)。


维丽蒂开枪射中了父母的头部,将他们的尸体肢解后扔进了垃圾桶。周一(7日),维丽蒂因残忍的杀戮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维丽蒂在法庭上镇定自若地承认了罪行,并被判定患有精神疾病。今年 1 月,她的律师辩称,当她杀害里德和米里亚姆时,她已经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但法官威廉·R·卡彭特(William R. Carpenter)驳回了这一说法。


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 County)助理地区检察官萨曼莎·考夫曼(Samantha Cauffman)告诉《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这个人很危险。她杀死他们的时候是清醒的,她知道她做错了,她会用余生来为此付出代价。”


在犯罪精神病学家对凶手进行评估后,卡彭特认同了维丽蒂患有精神疾病的说法。


尽管维丽蒂在离开法庭时拒绝评论她的谋杀动机,但她与父母之间的短信交流以及其他证据显示,她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导致她大发雷霆。


她告诉警方,她欠债 10 万美元。她的父母指控她从他们拥有的一处房产中偷走了一张 600 美元的租金支票,并用里德的钱在亚马逊上购买物品——包括一条价值 1,000 多美元的项链。


维丽蒂的兄弟贾斯汀 (Justin) 几天没见到父母,也没和父母说话,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只收到了短信,他发现这些短信是维丽蒂冒充父母发来的。


当贾斯汀终于去父母家查看他们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


当天早些时候,他开车经过父母的房子,发现所有的灯都灭了。当他进入房子时,他发现了维丽蒂和一具被血淋淋的床单覆盖的尸体。


根据 2023 年的刑事起诉书,维丽蒂告诉贾斯汀,家里的情况“很糟糕”。调查人员说,当贾斯汀说他必须报警时,维丽蒂告诉贾斯汀,她需要“更多时间”。


贾斯汀与维丽蒂交谈后离开了家并报了警。他知道维丽蒂有一把手枪。


警方不久后赶到,发现里德和米里亚姆的尸体已严重腐烂。


他们发现了一把电锯,房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卧室里的垃圾桶里堆满了被肢解的尸体残骸。


里德的尸体被斩首并用棉被包裹起来。


当警察进入房子时,他们问维丽蒂她的父母在哪里。据称她回答说:“他们死了。”


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在维丽蒂的卧室里发现了三支装有子弹的枪,其中两支有注册,一支没有注册。


维丽蒂的律师詹姆斯·里昂斯 (James Lyons) 告诉NBC10:“虽然家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她有精神健康问题,但没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许已经变得多么严重。”


里昂斯周一还告诉媒体,维丽蒂感到“很悔恨”,并且“现在清醒多了”。


维丽蒂在狱中将接受心理健康护理。她将被关押在治疗区,而不是最高安全区。


網民嚎叫:


真环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04:35:10

没人性,PA那地方太垃圾了整天出怪事。

Triton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21:47:28

不细思即极恐

贩外烟的打仗模子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21:22:27

一个专教不正常小孩的神经病老师居然可以合法购枪杀父母!


谢选骏指出:這就是“十月驚訝”的預示嗎?當然大家知道,恐怖的十月革命不是十月發生的,而是十一月發生的——就在這次美國大選過後幾天!

而且,俄國正在操控這次大選!

十月驚訝變成十月革命!


谢选骏:北京终于小学毕业了


《北京地铁“站”,又从Zhan 改回 Station…》(老榕树 2024-10-07)報道:


朋友告诉我,终于有了一个行业的新规范要求北京地铁车站将“站”译为“Station”,需要翻译的车站站名也尽量翻译。2022冬奥会前突然冒出来的大量zhan和奇怪的拼音正在悄悄改回去。


今天就看到网上有人说,体育场终于叫stadium,站终于叫station了,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个站牌改了。原来这样的:


北京地铁“站”,又从 Zhan 改回 Station …


不由得想到,汉字的“站”的来历还蛮有趣的,就聊几句。


你别不信:“站”这个汉字出现得很晚:甲骨文中没有,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是没有。最早能找到的都到了唐代。蒋斧藏本《唐韵》首次收录了“站”字:“站,俗言独立”。


不过,即便到了这时,“站”这个字当时只有站立的意思,还根本没有“车站”的意思。那时,表达这个意思的汉字是“驿”。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龄贵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中认为“站”来自:蒙古语。


方龄贵指出,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将现在的“站”写成“蘸”:“置蘸之法,则听诸酋头项自定差使之久近。”这是因为它是来自蒙古语jam的音译,后来写为“站”。当时也将车站的意思写作“站赤”,即蒙古语jamcin的音译。


这证据太过硬了,当然得到学界的公认:站,源自蒙古语。


有趣的是,这没完。


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羽田亨在1907年发表名作《元朝驿传杂考》,认为“站”最初来自突厥语,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语,蒙古语也是从突厥语“抄”来的。


这个论据实在很过硬,当然也就得到学界的承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高华,就曾在《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发表《元代的驿站》一文,认为:元代的“站”,有时也写作“蘸”,都是蒙古语jam的音译,其义相当于古代汉语中的“驿”。而一般认为蒙古语jam来源自突厥语yam,因为这两种语言中的j和y有对应关系。


还没完,最有趣的来了。


他进一步认为,表示“站”的突厥语的yam可能就是汉语“驿”的音译。


哈哈,也就是说,也许咱们的“驿”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变成了“站”。如果真的这样,那确实非常有趣。


附带说一下,在日语中,车站的站写做:駅,就是驿字的简化。


这都说明:有生命力的语言传播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塞的,语言在互相的融会贯通中发展,从而不仅成为某个民族的财富,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有开放、发展、包容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有真的自信。

網民嚎叫:


hagerty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32:52

能看懂前面 GONGRENTIYUCHANG的,也不在乎是zhan还是STATION了

pivotal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07:50:52

怎么不用饿文

挺没劲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22:56:00

瞎几把折腾

fancyorang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22:04:00

改来改去就增加GDP了,呵呵。

notatwork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20:37:36

又是习包子的馊主意吧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5:53:00

莫名其妙

一骑绝沉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4:48:00

有种别改!

leonardo2025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4:36:22

汉语拼音早期版本是基于日语的片假名,台湾还在沿用。现在汉语拼音是机遇拉丁字母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英语字母。现代汉语中很多常用词汇也都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汉字。现代社会的科技也都是来做于西方。就连他们的政治体制马列主义也是从德国苏联传过来的。基本上汉族文化从古至今就没有什么独创性,多亏还会抄作业,才没被落下太多。

sandank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4:05:25

蠢猪包子的经典戏码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4:01:22

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自七月“中风”以来,已经明显失势。这个任期满后,习近平下台退休,成为第二个华国锋,搞终身制烂尾了。

rogersun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53:00

workers’ stadium足够, 不需要station

rogersun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52:00

站或者zhan或者station就是多余的。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46:00

弄个zhan老外也读不出来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41:00

杭州老火车站以前叫城站,简明扼要易懂。一度改成城站站,就不知所谓。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40:32

说大陆人是傻逼一点都不过分,哈哈。

Firefox01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40:25

下一步,应考虑把Beijing改回Peking,Tianjin改回Tientsin, 等等。

天涯逍遥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04:15

早就料到这种没脑的做法迟早还会改回来,也就大首都能干这种蠢事!

MuYuXin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3:02:00

多余 zhan和station都可去掉

玄野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2:35:52

这种事不存在打脸的问题,那些人都在包总屁股后面候着呢,打不着。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2:33:00

不停揣测圣意的结果。

符洪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2:27:40

Cannot believe the stupidity involved in this whole subject.

边走边瞧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2:27:11

英文和拼音两码事。领导同志老想一个顶两,不行的。用zhan也是有好处的,譬如一个歪果仁问路,用zhan问路比用station问路要容易。应该是上面写大字简体字。下面写拼音(带声调)和英文(因为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特别地区可以加别的,譬如望京站加注谚文。

ytren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2:02:58

不要那点儿所谓的‘自信’啦?

Zhisou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34:14

就是能折腾。

Eastgat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33:01

经手的官吏又趁机多捞几把,过一年再改回去

Daliandalian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31:00

改来改去一收一纳GDP双赢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11:00

关键看伟大领袖喜欢哪一个,不行没事就不停换!

baladirk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08:00

这是对愚蠢的盲目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最大讽刺。

shakuras2000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07:15

强国已经彻底改变了。竟然为了外资不惜修改火车站英文翻译。这对资本不是小好,是大好,是百年一遇的契机!

RomanticOnly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57:31墙国已经彰显包容的态度,不计前嫌,对世界开放了。我劝各路外资不要不识好歹,赶紧进锅里来。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1:06:45

新领导需要弄点儿回扣。基建都搞完了,那就改改标牌吧!

RomanticOnly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57:31

墙国已经彰显包容的态度,不计前嫌,对世界开放了。我劝各路外资不要不识好歹,赶紧进锅里来。

size0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50:00

治大国如烙大饼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47:09

真有病!

罗马军团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38:03

德国人看到这个zhan,一定会读成“唱”,德语zahn,意思是牙齿。

华府采菊人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31:13

哪怕有人主张用脚倒过来写字,也会有人洗地叫好的,也不耽误他们在美国赚钱泡妞过日子

aluminiums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21:00

五毛大概不知道发明拼音的先贤们目地是取代汉字,实现汉语罗马化,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红米2015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01:14

原来那样挺好,汉字,拼音,英文都有,各取所需。

洛城一郎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10:01:00

神经病定期发作

把酒论思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58:21

一拍脑门,有了;

一拍胸口,干了;

一拍大腿,坏了;

一拍屁股,跑了。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58:17

少点意识形态,多干一点实事。如果这是给只会看拼音的文盲看的,当然用“ZHAN”, 如果是给国际友人看的,还是用“STATION”比较好。这就话即给北京政府,也给动辄就只会喷的黑子们。

hohoohooo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46:59

瞎折腾

exception1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46:13

外交部,海关公文里,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铁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爹的征服东方市绝无半点怀疑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43:40

这个文章不错驿站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34:19

朝令夕改,翻来覆去。

前后左右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32:59

这两种做法,各有利弊。如果标汉语拼音"zhan",国际旅客可以靠汉语拼音问路,国人也容易理解并可以帮忙。如果按英文station标,国际旅客易于理解,但旅客用英文站名问路大概率会让当地人不明所以。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26:20

反正咱们表了忠心了,又赢了一次

iloveCCP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26:00

别扯太多, 跟政治无关。 只是某些领导想挣换牌子的钱而已, 翻来覆去才会捞钱, 如此而已

注册怎么这么难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24:21

美丽泉水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21:31

那些人根本就不要脸。

nobear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6:59

当年支持改的那些人被打脸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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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有脸吗?

美丽泉水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21:31

那些人根本就不要脸。

nobear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6:59

当年支持改的那些人被打脸了吧

kl3527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20:00

没主见没脊梁只知道舔中共的当初拼命辩护改成拼音标记多么正确多么展现大国自信,现在再来舔给大家开开心:)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8:00

民主法治太遥远了,现代中国历史是在折腾与不折腾之间来回折腾滴。

nobear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6:59

当年支持改的那些人被打脸了吧

lalalaland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5:00

一帮SB在拍着脑门做决定.

Carnival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4:00

GDP一下子就上来了。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4-10-07 09:13:12

ZF高层,都是饭桶,没有国际视野。一卡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鼻。


谢选骏指出:人説——北京地铁“站”,又从Zhan 改回 Station…;我看——北京终于小学毕业了!

人説,“改来改去一收一纳GDP双赢”——我看“死亡也是一種GDP”!


谢选骏:“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狗改不了吃矢也

《宋彬彬走了:“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新三届 2024年09月17日)報道: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宋彬彬于2024年9月16日0点20分走完了她77岁的一生。


宋彬彬,1947年生,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曾因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戴红袖章的合影而闻名全国。


1966年8月8日,刘进与宋任穷女儿宋彬彬等同学成立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为原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骨干,他们还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


8月18日,刘进、宋彬彬等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


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


8月19日,由于受到原来反工作组同学的攻击,刘进和宋彬彬贴大字报声明退出“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据宋彬彬事后回忆,这篇文章并非她所写,但自此她在学校收到了许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给“宋彬彬”的信。几个月后,宋彬彬改名为“宋岩”。


1972年春,经当地牧民和大队公社推荐,宋彬彬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因谣传而被退回。经老乡及知青反映,负责锡林郭勒盟招生的老师顶着压力录取了宋彬彬,宋彬彬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1975年,宋彬彬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文革后,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然后移民美国。入籍美国后,1989年至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员,2003年回到中国,经营公司,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此事引起争议。宋彬彬晚年一直在中国度过。


来源:网络资料整理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作者:冯翔


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当年带她一起贴大字报、派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进向她递去纸巾。


实际上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


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当时道歉什么呢?


宋彬彬:检讨我去武汉(编者注: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说没想到做这些事情,结果又当了一次保皇派,客观上又挑起了两派的争斗。武汉发的那个署我名的公开信,我一看都傻了。我们的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我那同学说,她没想到,你们共产党高干的女儿,也会被自己的人、被父辈给骗了。她特别震动。


还有,在卡玛的电影(编者注:此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实际我已经道歉了。我说:向被宋要武这个名字伤害过的许多人道歉。2007年圣诞节,我写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给我的同学们看,征求她们的意见。中心意思就两个:道歉和感谢。她们都是非干部家庭出身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找这些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


宋彬彬:因为她们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这些人在调查期间,对我们支持更多。她们敞开心扉跟我谈了很多。我确实非常震惊。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


很多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愿意谈当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终支持我们调查的干部子弟就一个。2008年2月4日我们开座谈会,十四个人参加,干部子弟就我们仨。我、刘进、她。


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么?


宋彬彬:这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张霖之(原煤炭部部长)一家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箫,还送我一支箫,她觉得我适合学这个。我很小时她就认识我,说我真是文质彬彬的。上高中后,感觉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张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这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发现“宋要武”成为一个符号?


宋彬彬:“八一八”后,全国各地小报都说我在他们那儿支持他们。都要拿我这个“旗帜”说事。我们班同学都说,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打人啊?到学校来看我的外校人特别多。我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人。他们都特失望。说闹了半天,原来你是这样。他们觉得我应该很革命,起码不能劝人不武斗吧。还有人说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个恶魔一样。我到内蒙插队,当地人就听说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都不敢接收我。


我先生回国以后,人家介绍他,都说: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说:我是我,什么宋彬彬的丈夫!


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时候,真实想法是什么?


宋彬彬:我们当初是保工作组的一派,觉得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红卫兵了,8月1号他给清华红卫兵写的信流传出来了。那我们当然就得服从。


广播喊女附中来40个人前边集合,刘进就让我挑人带过去。我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我们以为是到前边儿做标兵,所以都挑的个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门。


在城楼上,当时我后边那个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献,那献就献吧,我也没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结果一会儿天安门城楼上就广播出来我跟主席的对话了,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电影都出来了。


当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个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我认识的同学都没有认为主席是要我改名。这就是开一个玩笑。


南方周末:推你的那个人对我说,后来他跟你道过歉。


宋彬彬:对,有一次他跟我道过歉。他有什么可给我道歉?不能把什么都怪到人家头上,还是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儿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说话?


宋彬彬:我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消息就跟着来了,尤其是华语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宋要武”怎么怎么。我那时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剑生跟我说:别怕,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心里就是平静的。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我就被说服了。


一直到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国朋友的话说,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学者都愤怒了,说这跟小报不一样,这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时我才感到,我不出来说话不行了。


2002年,靳剑生找刘进,希望联系实验中学,再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没有打人。我们说话不管用,让学校来说。这事后来也没办成。第二年我回国了,就打电话给刘进,要弄清一些事情,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查了。


南方周末:后来为“宋要武”这个名字你做过调查?


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国创业以后,开始就他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疑点调查,一个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谁编出来的,他去光明日报找了一圈,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查不下去了。


另一个是我改名字的问题。他信得过我,知道我没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证据,想查当年的户口。结果人家告诉他,当时没有电子录入,都是纸档案。你得开介绍信,这个很难开;你开到了也查不到。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仓库里,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几年都翻不到那张纸。也查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你不出来说话,是否有别的担心?


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只要一掺合,人家就容易受牵连。所有介入我这事的人都要挨骂,像冯敬兰,她当初写《请放开宋彬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么多年她被网上骂得狗血喷头。我们班有个同学,跟我同学六年,很了解我,曾写了篇《818的红卫兵们》替我分辩,被骂得一塌糊涂。同学们岁数都大了,都想过一个安逸晚年,结果……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你看我们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发言,气氛那么好,现在因为我而彻底死了,各种人在上面乱骂。实际上还是要用我这个符号做文章。他们说的是“宋要武”,不是我这个人。当然我承担了这个压力。


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

南方周末:你参与调查是自己出面吗?


宋彬彬:我参与调查,都是先找学生代表会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很多比较敏感的,我都是让刘进出面,省得给人家增加压力。一些人如果我去问,她们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就像德国电影《朗读者》里的男主角麦克,在审判汉娜的时候,他就不敢站出来说。如果我是汉娜,去问他: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作证?那他就会很为难。我不想那样。


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殴打卞校长的凶手是谁,好为自己证明清白?


宋彬彬:没有。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实际上谁打了人,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们不认识的人她都认识。那天发动批斗的,就是她们班级的人。你不能随便造谣,歪曲历史。“八五”前一天,胡志涛去了两个地方去申诉,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区教育局,谁都不管;发动起来(打卞校长)你一下我一下,送到医院医院不救,你说谁是凶手?从上到下,到最后的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们参没参与殴打,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你要有证据。这么多年调查下来,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基本弄清楚了。


南方周末:印红标发掘的档案说,你们“八五”当天去北京市委汇报时就说清楚了。那天的批斗是高一3班发动的。


宋彬彬:学校同学都看到是高一3班发动的。我们找这个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动手打人的我们不敢找。有些班干部我们想找找不着。就像胡志涛说的,谁打了她,每个人的名字她都知道。这不是秘密。我们找梅树民老师调查时,他说那天他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到具体哪个人,只知道是哪个班的。后来他还是跟我们说了。


南方周末:调查报告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施暴者的具体姓名?


宋彬彬: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


南方周末:这些年推动你往前和往后走的人是谁?


宋彬彬:往前是刘进、冯敬兰她们。拉我往后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个从上而下的大事件,你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很多麻烦。不能再伤害你这些同学和她们的家人。你看于羚,说她是“卧底”,太冤枉啦。


还有从我自身考虑的。比如我先生,他为什么反对?他说:你出来讲话,新的证人和证词又会出来。与其忙这个,还不如干些应该干的去。你越说,他们越来劲,越制造新的东西。


有人建议我起诉袁腾飞诽谤,我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历史。靳剑生一再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个人,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要是跟谁都骂架,骂得过来吗?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南方周末:现在网上有一张照片,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你跟张玉凤在一个饭局上举杯合影。这次道歉会后,有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说:“宋彬彬一边道歉,一边跟张玉凤共同缅怀激情燃烧岁月。”


宋彬彬:我可以说这件事。我妹妹跟张玉凤一个俱乐部游泳,我也去过几次,就这么认识了。我先生去世以后,我妹妹对我很照顾,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经常叫上我。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去吃饭我从来不问谁请的。吃饭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饭我还是不知道人家是谁。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饭都不知道。很多人给我照相,再拒绝也拒绝不开。


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整个吃饭过程我都没听人说给毛主席祝寿,包括张玉凤也没说。举杯的时候也不是要给毛主席祝寿,那我为啥不举杯啊?为啥那么各色啊?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经去一个饭局,桌上碰见毛远新。我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毛远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你看,他们不也一块吃饭吗。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南方周末:2007年实验中学把你评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你为什么参评呢?


宋彬彬:是我们班一个同学推荐的我。被推荐以后我一直比较犹豫。有同学说,你被妖魔化这么厉害,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学校评你,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打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同意了。


后来网上的议论多起来了,学校想让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块找了学校,跟王本中和袁爱俊谈了。我先生跟学校讲,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怎样不容易。他觉得我应该坚持。因为如果这时候下来就等于承认了我有问题。我被他说服了。


当然我没想到这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班要做一张“60年回眸”的光盘,当时每个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刘进负责联系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她。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感性的人,特别容易激动。我真的觉得自己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发一张照片就在下面写些感想。那是我们班同学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开的。结果刘进传给做光盘的同学,又传给学校了,就上了校网了,变成了一个对全世界炫耀的东西。


这是7月底我自己发现的。学校网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说明全部登出来了,最前面还加了一段解释,说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刘进,刘进要学校撤下来,学校说好好,可是一直最后也不撤。


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那天,他们弄了一张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挂图,我们更想不到了。事先我们跟学校表达过,不能上这张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震惊啊,没想到啊。会搞成这样?可是当时我能怎么办?


南方周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辩白?


宋彬彬:学校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去替他们解读。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解释呢?因为学校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攻击得很多。甚至国外有人说,以后他们只给男四中捐款,不给你们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来辩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


知名校友的风波过去以后,2007年圣诞节我们班同学聚会。在会上,我们开始争论校友评选这件事。大家都对学校这样做非常气愤,说一定要向学校抗议,把那本书(90周年图志)停了。群情激奋,要找学校。结果最后我们一个同学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说:不能要求撤。她说你看,那一章题目就说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对“文革”定性了。说人家并没有赞扬“文革”。


她说为什么卞校长的照片在66这一页,我戴红袖章的照片在67页?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表现。对女附中来说,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两件事。你不登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而且放在同一处,她理解,学校是在为我作证: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谁敢把我们俩登在对开页?结果我们同学都接受了她这个观点。被她说服了。


南方周末: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想得这么细致。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参加这个评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参加,我从来都不愿参加。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评选以后你被网上攻击得很厉害,为什么会一步步出来道歉?


宋彬彬:以前觉得清者自清,解释就是掩饰,越解释越说不清,避开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十年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实际关于宋要武的谣言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大家对历史、对“文革”、对真相的认识。90年校庆风波,我更感到不说不行,于是写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发表的《四十年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07圣诞节那天还专门与班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聚会以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许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做采访就是想趁校领导(梅树民、刘秀莹)、老师、同学们还在时,尽量查清真相细节,即“拒绝遗忘,抢救历史”。


虽然攻击谩骂一波波不断,但个人的委屈抵不过老师校领导和广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应该向校领导和老师表达歉意。我和我的同学校友老师们站出来说话,不仅是为我,更是为了澄清真相,为了不忘那段历史,调查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过程,这样做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对历史、人民、国家、年轻一代和我自己有个交代。


南方周末:你预料到王晶垚会拒绝你的道歉吗?他拒绝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宋彬彬:我对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为卞校长是“文革”受难者,她和她的亲属受的苦太多了。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


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道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歉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虽然我没预料到王先生会认为我和刘进参与了杀害卞校长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因为事实教会我要换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长的冤情牢记心间。我们今天做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对他们受伤的心灵进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因此,今后我会继续参加校友组织的活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来源:南方周末2014年3月14日


谢选骏指出:人説——宋彬彬走了:“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我看——這個宋彬彬,雖然低頭認罪了,但是還在自稱“出身好”,真是“狗改不了吃矢”也。


谢选骏:希特勒为何不婚不育


《川普18岁儿遭指患自闭症,母驳斥:他被霸凌到心理受创》(ettoday 2024-10-08)報道: 


共和党参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与第三任妻子梅兰妮亚(Melania Trump)育有1子巴伦(Barron)。梅兰妮亚近日推出新书,在书中痛斥多年来针对巴伦患有自闭症的谣言,她表示巴伦被霸凌,给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


巴伦现年18岁,身高已达201公分,目前在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念书,作为川普最小的儿子,从小备受关注。2016年,脱口秀主持人萝西欧唐纳(Rosie O'Donnell)在社群媒体转发一段影片,影片中巴伦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没像其他人一样鼓掌,欧唐纳称巴伦可能在自闭症障碍光谱中。之后,网友们对于巴伦健康状况的猜测与攻击排山倒海而来。


梅兰妮亚在新出版的回忆录中严正反驳此事,她写道,巴伦没有罹患自闭症,欧唐纳的言论不仅误导大众,还伤害了巴伦,巴伦不只在网路上受到霸凌,在现实生活中也受到影响,造成心理健康不可逆的伤害。


梅兰妮亚痛批,欧唐纳的攻击根本不是出于关心自闭症,而是因为对川普不满,进而把矛头指向无辜的巴伦。作为母亲,梅兰妮亚感到心碎且无助,她一直保护巴伦的隐私,但这些谣言让她不得不站出来,为儿子发声。现在巴伦上大学,她表示,尽管面对外界的口水,但巴伦仍很坚强,努力追求自己的学业和梦想。


網民嚎叫: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5:13:35

川普是一个被判的罪犯,而且后面还有一堆案子等着他,那三个至少目前法律上清白的。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2:44:55

攻击政敌的家人包括其未成年子女,low到极点了。

xyz18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2:02:07

和川普家的所有孩子相比,奥巴马拜登贺三的孩子们简直就是歪瓜裂枣丑八怪!你放心把孩子送去川普家照看几天,但你敢放心把孩子送去那几个人家里照看几天吗?别到时候去奥巴马他们家接孩子,发现短短几天时间抽烟喝酒嗑药吸毒纹身全学会了,更厉害的是送进去儿子接出来一个女儿,送进去一个儿子,接出来儿子带着他男友!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1:12:27

在美国做个好人真不容易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50:24

整天说川普怪异的人不好好想想,如果我打你一个嘴巴,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任凭周围的人看你跳脚骂街,你要不要试试,看看你的人设会不会崩?呵呵,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疯子。如果我再联络几个人一起造你的谣,说你来自疯人院,你要不要体会一下川普的心情?

nobear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45:48

发现右派分子特别爱装爱心,但是出口都是满腔仇恨的那种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44:30

逆境中长大的孩子才强大。以往看到太多的年轻人精神脆弱,从小在学校和家里都处于顺境,稍有不顺就崩溃。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26:24

极左翼人士都是如此,很暴力,包括行动上的和心理上的。他们一些人因为恨而能做出伤害对手,对手家属和子女的令人发指的恶事。这些人是没有底线的。

Joyyu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18:36

你是多自负说这种话啊。 给一个未成年小孩子造谣生事, 造成身心受伤做母亲的不可以讨公道?你自己的孩子和家人被网暴你觉得没必要计较? 什么人啊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07:17:00

即便是和不是又怎么样呢?何必为此计较?哈哈哈。

bluemoon1962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10:14:12

这孩子没有错,只是希望川普能积点德吧!

alanshou 发表评论于 2024-10-08 01:47:05

我一直认为川普的太太人不错,川普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从来不参与。

He does not deserve her!


谢选骏指出:人説“川普18岁儿遭指患自闭症,母驳斥:他被霸凌到心理受创”——我看“希特勒为何不婚不育”,因爲那將造成“父債子償”的惡果!


《希特勒自杀时56岁 为什么他没有子女?是战争创伤还是身体缺陷》(2018-07-25 世家)報道:


希特勒是1889年出生,1945年56岁时自杀身亡,爱娃早在1929年就跟希特勒认识了,并且一直跟随希特勒身边,她呆在希特勒身边长达16年,知道最后自杀前几十个小时内才和希特勒结婚。希特勒活了56岁,却至死都没有自己的子女。


希特勒和爱娃


许多说法是希特勒早年身体就是缺陷,还有一说希特勒是在一战中受伤导致无生育能力,希特勒在战场上曾经中过毒气,但是没有他下身被跑弹片弄伤的记录,这到底是天生还是在战争中遭了殃就无从查证了。


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后,基于政治策略,而刻意营造出希特勒不好色的形象,主要是因为:德国工人党的调查发现希特勒单身老兵形象很受德国妇女欢迎,为他赢得很多支持者。工人党宣传中将赋予希特勒一个“全身心为了国家,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形象。


希特勒和孩子


事实上这不是真实的原因,最后时间和他结婚的爱娃-布劳恩,两人相当长时间内避开国人视线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


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希特勒和孩子一起的照片,大多是那些政治高官的孩子和希特勒一起,戈培尔养了五六个孩子,他们经常和希特勒在一起。希特勒50岁生日时有一两张彩色照片就是和戈培尔的孩子在一起照的。


但我们知道希特勒的性格是一个近乎偏执的一个人,希特勒自己认为的确不能有孩子,直到末日降临时才和爱娃结婚,而如果未婚先孕,孩子是私生子,当时社会和希特勒本人对此都很反感,希特勒的父亲据说就是一个私生子,因此希特勒尽量避免别人知道他的这一家庭背景。


希特勒和德国孩子


当然纳粹时代已经尘封,没有人知道希特勒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他本来就是个疯子,二战末期的表现才是真实的他。希特勒有没有孩子也很难说,不过这已经不是他留给世界最大的谜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希特勒的自述裏説明了“希特勒为何不婚不育”——


希特勒的秘書荣格曾经问过希特勒为何不结婚,希特勒回答道:“如果我结婚的话,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妻子共处”。希特勒还告诉荣格他不想要孩子,因为一旦有了孩子,“孩子们就会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别人会盼着他们拥有和他们那对著名父母一样的天赋,人们不允许他们成为普通人”。


網文《阿道夫·希特拉的性取向》報道:


阿道夫·希特拉的性取向一直是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探討的主題,同時也是一些人猜測並流傳的傳言。在希特拉的一生中,他確實和一些女人有過感情經歷,也有證據表明他對同性戀行為有着強烈的厭惡,而且並無證據表明他有過同性戀行為。在希特拉的女性情人中,有兩人最終自殺,一人在自殺未遂的八年後死於併發症,還有一人曾試圖自殺但未成功。


阿道夫·希特拉留給公眾的個人形象一直是一個沒有私生活的禁慾男人,他把自己的生活全部奉獻給他的政治任務和第三帝國。他和愛娃·勃勞恩的關係持續了近14年,而這段關係卻只對希特拉的私人圈子公開,公眾無從知曉。愛娃的傳記作者Heike Gortemaker表示希特拉和愛娃二人有着正常的性生活。1945年4月末,希特拉和愛娃正式結婚,之後不到40小時,二人一同自殺。


盟軍在二戰時曾試圖分析希特拉的內心世界並做出過兩份報告。蘭格(Walter C. Langer)在1943年提交給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的報告中稱希特拉一直在壓抑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並患有勃起功能障礙,並且他還有食糞的嗜好(Coprophile)。同年,心理學家亨利·穆雷(Henry Murray)也曾給OSS寫過另一份報告,報告的結論與前一份類似。希特拉在納粹黨內的主要政敵之一,奧托·施特拉塞爾也在二戰後對他的審問者說過類似的事情。而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則表示奧托·施特拉塞爾的陳述其實是「醜化希特拉的政治宣傳」[1]。


在希特拉死後的調查中,關於希特拉性取向的不同說法紛紛出現: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但都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實這些觀點。大部分歷史學家都認為希特拉是一個異性戀者。據說希特拉還和一名法國女子育有一個私生子,名為Jean-Marie Loret,然而主流歷史學家,比如伊恩·克肖則表示這種可能性極低[2]。


歷史中的描述


希特拉的性生活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猜測並流傳的話題,而其中的很多內容都是他的政敵在添油加醋之後流傳出來的[3]。雖然人們知道希特拉私人社交圈子裏的很多成員的性取向,但人們仍然缺乏能證明希特拉本人性取向的確鑿證據。現存的關於希特拉私生活的證據很大一部分都來源於他的私人社交圈,比如他的副官、秘書、阿爾伯特·斯佩爾以及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納的家族成員等等。有證據表明在希特拉的一生中他曾對多名女性產生過迷戀之情,也有證據表明他非常厭惡同性戀行為,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有過同性戀行為 [4] [5] [6]。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稱,希特拉排斥性行為以及人際接觸,包括同性戀行為以及賣淫,這一點在他年輕時的維也納流浪歲月里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很害怕染上性傳染病[7]。


伊恩·克肖稱,希特拉在一戰中作為一名士兵時從不參與戰友間關於性行為的討論,當戰友們因他的禁慾而和他打趣時,希特拉如此回應道:「找一個法國女人尋求性愛會令我羞愧而死。」以及「你們還有沒有德意志榮譽感[8]?」當有戰友問他是否愛過一個女孩時,希特拉回答道:「我從來沒有時間去做那些事,以後我也不會抽出時間去做[9]。」


和女性的關係


希特拉留給公眾的個人形象一直是一個沒有私生活的禁慾男人,把自己的生活全部奉獻給他的政治任務和德意志第三帝國 [10] [11]。希特拉自己則認為他對於女性是有着吸引力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位高權重。施佩爾曾回憶道,希特拉曾表達過自己對不那麼有智慧的女性的青睞,原因是這樣的女人不會干涉他的工作,也不會令他在休閒時間裏不得放鬆[12]。對此伊恩·克肖猜測,希特拉更偏愛那種易於控制的年輕女子,伊恩·克肖注意到,在和希特拉有過密切關係的女性中,至少有3人(伊娃·布勞恩、潔莉·羅包爾l以及Maria Reiter)的年齡遠低於希特拉:愛娃·布勞恩比希特拉小23歲,格莉·勞巴爾比他小19歲,Reiter比他小21歲[13]。


希特拉住在慕尼黑時的個人圈子中的一名成員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Ernst Hanfstaengl)曾寫道:「我感覺希特拉應該屬於那種似是而非的男人,他不是完全的同性戀,也不是完全的異性戀……我可以確信的是,希特拉患有陽痿,而且是那種受壓抑的自慰型男人[14]。」儘管如此,漢夫施丹格爾還是知道希特拉曾追求美國大使的女兒Martha Dodd未果,這也使他確信希特拉確有異性戀傾向[15]。漢夫施丹格爾還說,電影製作人萊萊尼·里芬斯塔爾早年曾試圖與希特拉戀愛,但希特拉拒絕了她[16]。瑪格達·戈培爾也曾邀請希特拉參加各種聚會並鼓勵他去和女性交往,但希特拉也表示沒有興趣。當親納粹的外國女性(比如Unity Mitford,用槍自殺未遂並於多年後死於槍傷併發症的英國社交名流)來探訪希特拉時,他通常對她們大談政治[17]。


格利·羅包爾

希特拉非常喜歡比自己小19歲的外甥女潔莉·羅包爾。1925年在潔莉·羅包爾的母親成為希特拉的管家之後潔莉·羅包爾就開始住在希特拉的居所,儘管二人關係的本質和發展程度都未可知,但伊恩·克肖則稱這段關係帶有潛在的「性依賴」因素[18]。在當時曾有傳聞稱希特拉和他的外甥女之間有浪漫關係。1931年9月,潔莉·羅包爾在希特拉慕尼黑公寓用希特拉的槍自殺了。她的死給希特拉留下了深切而持久的心痛[19]。


伊娃·布勞恩

希特拉和伊娃·布勞恩的關係持續了近14年,這段關係只有希特拉私人圈子裏的人知道,公眾無從知曉[20]。希特拉在自己的小圈子(這個圈子裏的大部分人都活到了戰後)里談及愛娃時表現得十分坦誠,他們兩個人也像一對夫妻一樣在貝希特斯加登一起生活過。希特拉的貼身男僕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在貝格霍夫的別墅中,希特拉和愛娃共有兩個浴室和兩個臥室,兩人的屋子之間有相互連通的門。在大多數的晚上,希特拉都會和愛娃在自己的書房裏共處,之後再一同就寢。愛娃一般會穿着睡袍或是居家服裝,還會喝紅酒;希特拉喝的則是茶[21]。布勞恩的傳記作者Heike Gortemaker稱二人有着正常的性生活[22]。愛娃的朋友和親戚曾回憶道,愛娃曾看着一張於1938年拍攝的內維爾·張伯倫坐在希特拉位於慕尼黑的公寓裏的沙發上的照片發笑,並說道:「張伯倫可不知道那張沙發上發生過什麼[23]。」


希特拉的信件表明他很喜歡愛娃,還會在愛娃去參與體育運動或是回來晚時為她擔心[24]。希特拉的秘書特勞德爾·榮格稱,在戰爭期間,希特拉每天都會給愛娃打電話,當愛娃住在慕尼黑希特拉為她買的住所時,希特拉會為她的安全擔憂。榮格曾經問過希特拉為何不結婚,希特拉回答道:「如果我結婚的話,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妻子共處[25]」。希特拉還告訴榮格他不想要孩子,因為一旦有了孩子,「孩子們就會經歷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因為別人會盼着他們擁有和他們那對著名父母一樣的天賦,人們不允許他們成為普通人[25]」。最後,1945年4月末,希特拉和愛娃在柏林的元首地堡結婚,之後不到40個小時,二人一同自殺[26]。


希特拉對同性戀的觀點

希特拉的政權迫害同性戀者,將大約5000至15000人送到了集中營;其中有大約2500到7500人死亡[27]。恩斯特·羅姆曾是希特拉的親密戰友——唯一一個叫他「阿道夫」的人[28]——但在1934年的「長刀之夜」後,希特拉將羅姆和其他衝鋒隊領導人的同性戀行為稱作墮落且不道德的行為[29]。1941年8月,希特拉宣稱同性戀就像瘟疫一樣危險且具有傳染性[30],並支持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將男同性戀從軍隊和黨衛隊中開除的做法。男同性戀在納粹德國是非法的,這些人不是被關進監獄就是被直接送進集中營[31]。


戀童指控

赫爾曼·勞施寧聲稱在希特拉的一戰軍事檔案中有一個條目是關於希特拉和一名軍官參與過的性侵男童事件的,軍事法庭認定他們有罪。勞施寧還說希特拉曾在慕尼黑因違反德國刑事法第175條(認定男同性戀有罪的法律)而被定過罪,具體情況還是與男童發生性關係。但是沒有證據能證明勞施寧所說的這兩次事件[32]。


蘭格和穆雷在二戰時交給OSS的報告

1943年,瓦爾特·查爾斯·蘭格給美國戰略情報局(OSS)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題目是《對阿道夫希特拉進行的心理分析:他的生活與傳言》,為的是讓盟軍能更好地了解這個獨裁者[33]。這份報告在後來被擴充為一部名為《阿道夫希特拉地內心世界:戰時秘密報告》(1972年)的書[34],書中寫道希特拉一直在壓抑自己的同性戀傾向[35],並說他是個患有陽痿的對糞便有特殊嗜好的人[36]。心理學家亨利·穆雷同樣在1943年給OSS寫過一份心理研究報告,題目是《對阿道夫希特拉人格的研究:對他未來行為的預測以及在現在以及德國投降後對付他的辦法》,他同樣稱希特拉有嗜糞癖,但在診斷中總結到希特拉患有精神分裂症[37][38]。希特拉在納粹黨內的政敵奧托·施特拉塞爾在戰後對OSS的審問者說希特拉曾強迫格利·勞巴爾在他身上排尿並排便[39]。伊恩·克肖則表示奧托·施特拉塞爾這麼說是「用異常的性行為來醜化希特拉」[1]。


最近的指控

在希特拉死後的調查中,關於希特拉性取向的不同說法紛紛出現: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還有人聲稱他和自己的外甥女格利·勞巴爾發生過性行為[18]。


在1995年出版的《粉紅萬字徽》(The Pink Swastika)一書中,作者斯科特·萊弗利和凱文·艾布拉姆斯斷言稱大部分納粹高官都是同性戀,而且有證據表明同性戀都很危險且具有暴力傾向。而主流歷史學家們都批評這本書內容不準確且篡改史實。為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撰稿的Bob Moser表示這本書受到同性戀恐懼組織的推崇,並且歷史學家們都同意書中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40] [41][42]。


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的傑克·努桑·波特在1998年寫到:「希特拉歧視同性戀者嗎?他是否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感到羞恥?這些心理歷史學領域的內容已經超出了我們所知道的範圍。我自己的感受是希特拉是一名傳統意義上的性冷淡者,而且還有着古怪的性癖好[43]。


歷史學家洛薩·馬赫坦在《希特拉的隱秘》(The Hidden Hitler,2001年)一書中聲稱希特拉是一名同性戀者。這本書對希特拉年輕時在維也納的經歷進行了猜測,並探討了他在成年時期與羅姆、漢夫施丹格爾以及埃米爾·莫里斯等人的關係,還對門德草案(Mend Protocol)進行了研究,這份草案是由漢斯·門德(Hans Mend,曾在一戰中與希特拉一同服役)在1920年代早期提交給慕尼黑警方的一系列指控。美國記者Ron Rosenbaum對Machtan的著作進行了極大的批判,聲稱「Machtan的證據不夠確鑿,而且常常連證據都算不上」[44]。大多數學者都不贊同馬赫坦的觀點,並相信希特拉是一名異性戀者 [4] [5] [6] 。2004年,HBO電視台曾以馬赫坦的理論為基礎製作過一部紀錄片,名字是《不為人知的元首:辯論希特拉的性取向之謎》。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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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为何不婚不育?也許因爲,他還是一個古典主義者。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