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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

谢选骏:美国的真孤立配合了中国的假开放


《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单边开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陈岩 BBC中文记者 2024年12月2日)報道:


特朗普的当选,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激起两圈相互矛盾的涟漪: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众多特朗普的拥趸者,他们欢呼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强势归来;另一边是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恐于贸易战再起,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在两圈涟漪的交汇处,则有一类崭新的观点,在舆论场愈发常见,即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将重回“孤立主义”的传统,而中国实施“单边开放”政策,不仅将破解西方的围堵,还能加速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从表象而言,似乎趋势确实如此——特朗普威胁对所有国家加关税,中国则连续主动对多个国家实施免签。


深入表象之下,有专家持不同意见认为,特朗普的强势不能单用“孤立主义”进行粗暴地归纳,它跟美国历史上真正的“孤立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更有甚者,有人认为特朗普独特的行事方式,将使中国获益,背后逻辑同样值得探究。


“单边开放”的利益考量

贯穿今年全年,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操作——从今年1月起,中国不断单方面开放免签政策,到十月底,已经对16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对54个国家实行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在特朗普再当选三天后,又对斯洛伐克、挪威、芬兰、韩国等9国免签。


而且中国对这些国家实施的是单方面免签,意味着中国公民到这些国家依然需要签证,反之则不用。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实施的“对等原则”迥然不同。


此外,12月1日起,中国给予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缩减,制造业基本“清零”。


这些措施在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总结为“单边开放”,作用似乎立竿见影,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各口岸入境的外国人达818.6万人次,同比增长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488.5万人次,同比上升78.6%。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总结称,加入WTO、自贸协定则是多双边开放的举措,向众多行业的外资企业开放中国市场、举办“进博会”便是典型的单方面开放措施,两者共同助推了中国和全球贸易的良性循环。


“中国担心的是外商投资,”经济学人智库(EIU)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解释,因为在整个2024年,外商投资都在下降,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也因为这次疫情而变差,至今仍未真正恢复。单方面开放签证是重建其中一些关系的一种方式,其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够真正帮助稳定经济和外交关系。


“我们同意这种逻辑,但问题是,至少在西方鹰派决策者看来,这可能太少、太晚了”,马志昂称。


“开放”为什么促进经济

“单边开放”并不是新鲜事,郑永年也承认,二战后美国正是践行单边开放政策,形成了一个“地缘嵌入性世界级经济枢纽或者平台”——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这些要素都想进入这个枢纽,来了也不想走,也走不了,因为只能在这个枢纽中得到发展。


当时英美国家盛行贸易自由主义,背后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两个多世纪前提出的观点——即使其他国家设置了壁垒,政府也应该开放边境,允许进口,因为自由化国家的居民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品种,而企业则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相比之下,关税会纵容低效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


郑永年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地缘政治两极化,竭力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重塑国际秩序。而单边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实现内外部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助于将美国的“两极化”努力引向“自我孤立主义”。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引发了美国盟友的担忧,也令其他国家感到忧虑。中国的单边开放力度越大,越能够在国际层面吸引更多生产要素,从而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构成压力。


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

虽然美国是二战后,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但特朗普上台,舆论提到“孤立主义”,往往再前面加上“重回”,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


“一般说来,所谓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应避免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的主张和政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学功在其论文中介绍,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情绪,超越了党派、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将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不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政治纷争;不介入欧亚大陆爆发的战争,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平;对所有赞成互惠的国家奉行一种友好的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结果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7个月后,罗斯福的行为迎来反扑,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确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该法案被称为“孤立主义者的胜利”。


甚至在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大陆,直逼英国本土之时,罗斯福希望伸出援手,再次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从上到下,民意大转弯,摆脱孤立主义,全面介入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从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布莱顿森林体系,从政治、安全,再到贸易、金融,美国深度参与整个国际体系的构建,为了维护这个体系,美国也对他国事物进行干预,并因此被批评为“世界警察”。


但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全球体系下,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关税的显著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平均超过10%的进口关税到如今的3%,关税的降低推动了国际商业的繁荣,使全球人均GDP几乎翻了三番。各国越开放,就越繁荣。



“全球化”反噬

中国的崛起,也受益于美式全球体系的成功运转。中国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孤立主义者”,开始改变自身,适应这个开放的世界体系——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介绍,原来中国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被几十个国营国家贸易公司垄断,进出口必须有配额,加入世贸组织(WTO)意味着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为了筹备入世,中国修改了几万条对市场经济而言“不合时宜”的条款,在观念上、实践上和制度层面彻底革新。


但是繁荣的国际贸易也迎来反噬——虽然全球贸易总体大幅增长,但在结构上并不平衡。


不少国家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还有不公平的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工具,反过来也带来了政治影响。“许多西方政治家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本国的就业、制造业竞争力和传统产业向海外转移的冲击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美国“铁锈地带”的小镇之一俄亥俄州的扬斯敦(Youngstown),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扬斯敦的炼钢炉照亮半边天,再加上南边的匹兹堡,共同构成美国钢铁工业的心脏。铁矿石从伊利湖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长长的列车满载着钢材在美国东西穿梭。然而仅仅一代人,这里的人口已不到当年的一半,钢厂倒闭,居民愤怒。同一时间,中国的钢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57%,美国仅占4%。


无数个类似小镇的居民成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不足为怪了。特朗普威胁要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10-20%,对中国更是要加征60%,从而使制造业回到美国;他还警告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支付更多的国防开支,减少美国不必要的负担。


赵学功表示,特朗普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力主美国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发展美国经济,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并在对外关系、经贸、移民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


他同时提出,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持续下去,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或许仍是在两者间不断地寻找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如果从表象上看,未来数年,美国将愈发孤立,中国将愈发开放,两个强国势必此消彼长。但也有专家指出,需要看到表象之下的现实。


“美国优先不等于孤立主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岳健勇撰文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让美国脱离世界,而是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秩序,虽然显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但它绝非意味着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通过更强硬的全球领导力,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


岳健勇认为,“美国优先”政策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片面主张,提出用“互惠贸易”代替“自由贸易”,并通过关税壁垒实现均衡贸易。尽管这种“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但它通过强制性“平衡市场准入”迫使贸易夥伴开放市场,显然不是孤立主义的体现。


马志昂也同意,特朗普将使美国回归到更加 “美国优先 ”的议程,迎来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立场,并激起盟国对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夥伴的安全承诺的担忧。


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完全撤出世界,尤其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情况下。预计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这可能仍将涉及与美国外交夥伴的协调。


“然而,这种协调更多是来自美国的单边协调,从而迫使国际社会遵守美国的制裁、出口管制、投资禁令和其他措施,而不是考虑美国外交夥伴遭受经济或政治打击的风险。”


近期在香港举行的一场公开论坛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之孙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表示,特朗普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是个生意人,热衷于达成交易,即便展现出一些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在为达成更好的交易而进行的要价。


相比之下,拜登不由分说地给中国施加100%的电动车关税,完全不给谈判留下空间,在贸易上的“孤立主义”更盛。


“习近平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真正‘孤立主义’的美国对中国也是灾难。”一位居住在香港的政治学者向BBC中文表示,当前世界大国之间没有开战,因为核威慑以及核不扩散尚且有效,其背后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制裁、条约等手段来实现的。


该学者表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世界还算和平,现在则糟糕得多,如果美国真的搞“孤立主义”从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退出,甚至从各种同盟关系中退出,那么很多国家可能会快速称为拥核国家——伊朗、以色列、朝鲜、日本、韩国等等,然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其他国家就越想拥有核武器,发生失控危机的风险就越大。“中国要问问,自己有能力和意愿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吗?”


这种焦虑已经开始浮现,比如最近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表示,如果不继续武装乌克兰,可能会把盟国推向自己的核武器计划。


2024年1月10日,成排的比亚迪汽车等待被装上该公司旗下的运车船“比亚迪探索者1号”。


“单边开放”的中国,真的开放了吗?

上述学者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由贸易,但同时却坚决奉行利己的贸易和工业政策。“中国日益把安全放在核心位置,很多外资企业面临以前不曾考虑的政治风险,比如几家外国管理顾问被当作间谍对待。”


德勤、美光、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知名外企今年以来密集受到中国政府打压。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4年度的调查报告显示,超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感到在中国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在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监管执法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方面存在担忧。


“中国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法律、法制还是实际执行方面,均出现了对外资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彼此存在着矛盾。”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此前向BBC中文表示,从政治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某些对中国的“不健康影响”,甚至有时还会被定义成为“威胁”;从经济需要来看,外资和外企代表着投资、市场、钱,以及工作岗位。这种矛盾仅仅是目前阶段,未来“经济需要”可能会服从于“政治需要”。


对此,总结认为,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恶化和保护主义盛行的趋势是真实的,这些动态将决定本十年后半期的格局。


“尽管如此,很多最坏的情况都被夸大了。”马志昂举例称,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只是在改变,因为供应链在拉长,尽管存在关税和贸易管制,企业仍能找到继续开展业务的方法。尽管如此,现在全球一体化面临的威胁比2010年代要严重得多,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担忧。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单边开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我看這是“美国的真孤立配合了中国的假开放”,可能大大改變全球格局。


谢选骏:给美国送终的老老人政治


《违背承诺赦免儿子,拜登“特朗普”化?》(PETER BAKER 2024年12月2日)報道:


拜登总统,摄于上周。尽管拜登本人和助手多次表示他不会这么做,但他还是决定动用行政赦免的特殊权力,撤销其子在枪支和税务方面受到的指控。

拜登总统和候任总统特朗普现在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已经被政治化了。

周日晚在赦免儿子亨特·拜登时,这位现任总统听起来很像他的继任者,他抱怨选择性的检控和政治压力,质疑拜登此前一直捍卫的司法制度的公正。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只要看过亨特案的事实,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亨特之所以被单独挑出来,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而这样做是不对的,”拜登在宣布赦免的声明中说。“这是事实,”他还说。“我相信司法系统,但在我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也相信赤裸裸的政治已经感染了这一程序,并导致了司法不公。”

尽管拜登本人和助手多次表示他不会这么做,他还是决定动用行政赦免的特殊权力,撤销其子在枪支和税务方面的指控。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他的儿子在审判中被定罪后,总统否认有赦免的想法,并表示“我将接受此案的结果,并将继续尊重司法程序”。他在周日晚上发表的声明表明,他不接受这个结果,也不尊重司法程序。


在特朗普准备上任、计划利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之际,拜登的赦免和他所陈述的赦免理由将不可避免地制造更混乱的政治局面。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辩称,为了对付他,司法系统已经被“武器化”,他是选择性起诉的受害者,就像拜登现在说他的儿子一样。

当然,他们的论点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特朗普声称,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对他的两宗起诉相当于针对现任总统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党派政治迫害。拜登没有明确指责司法部对他的家人存有偏见,但暗示司法部受到了共和党政客的影响,这些政客发起了一场长期运动,攻击亨特·拜登。

司法部对双方的这种指责都予以否认。对特朗普和亨特·拜登的起诉分别由专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处理,目的是使案件不受政治影响。国务院高级官员否认在两人的案件中存在政治考量。没有证据表明拜登介入了特朗普的案件。


周五,美国总统乔·拜登与家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他身后是亨特·拜登。


但是,拜登的赦免会让民主党人更难捍卫司法部的公正,也更难抵制特朗普毫不掩饰地将司法部用于政治目的的计划——他甚至正在试图任命卡什·帕特尔为下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名顾问发誓要“追究”候任总统的敌人。民主党人也更难批评特朗普大量使用赦免权来赦免朋友和盟友,其中一些人本可能在之前的调查中成为对他不利的证人。

“作为一名父亲,我当然理解拜登总统希望通过赦免他的儿子来帮助他的本能愿望,但我对他把家人置于国家之上感到失望,”民主党人、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一个糟糕的先例,可能会被以后的总统滥用,并将遗憾地玷污他的声誉。”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格·斯坦顿反驳了总统关于他儿子被起诉背后存在政治因素的说法。“我尊重拜登总统,但我认为他这次错了,”他在网上说。“这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亨特犯了重罪,并被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定罪。


其他民主党人试图将拜登和特朗普的问题区分开来。前司法部长小埃里克·H·霍尔德表示,没有检察官会对亨特·拜登发起公诉,因此赦免是合理的。

“问问你自己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你真的认为卡什·帕特尔有资格领导举世闻名的执法调查组织吗?答案显而易见:绝对不可能。

平心而论,特朗普和亨特·拜登的案件几乎没有可比性。特朗普被指控用非法手段试图推翻他输掉的选举,以便能继续掌权,而在另一份起诉书中,他被控危及国家安全,在卸任时拿走机密文件并拒绝归还,试图妨碍司法公正。这些案件现在因为他的当选而被撤销。

亨特·拜登因在枪支申请表上就他的毒瘾撒谎而被定罪,并且因逃税而认罪,但后来他缴纳了税款,并被处以罚款。至少一些法律专家同意总统的观点,即此类罪行通常会在没有重罪指控的情况下结案。

但总统违背了自己不干预此案的承诺。他在声明中指出,他说过他“不会干预司法部的决策,我信守诺言,尽管我看到我的儿子被选择性地、不公平地起诉”。他不承认自己没有遵守放弃赦免的诺言。

特朗普立即抓住这次赦免的机会,拿来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进行比较。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乔对亨特的赦免是否包括现在已经被监禁多年的J-6人质?”他指的是2021年1月6日为阻止国会认证特朗普败选而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徒。“真是滥用司法、徇私枉法!”

亨特·拜登今年9月承认了九项联邦税务指控,而在此之前,他曾在6月份因与枪支有关的重罪指控而被定罪。


拜登的赦免也将为共和党人提供口实,他们认为亨特·拜登的不法行为超出了他实际被起诉的指控。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一项调查清楚地表明,总统的儿子在商业上利用了父亲的名字,但从未证明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或总统期间采取了有利于亨特的行动。

拜登对儿子发布的特赦令明确界定了范围是“在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他犯下或可能犯下或参与的任何罪行”,而不仅仅是税收和枪支指控。这将保护亨特·拜登免受特朗普上任后可能命令司法部或帕特尔领导的联邦调查局所做的进一步调查。


但共和党人抓住了这一点,声称长达十年的无限制赦免表明,他一定有更多问题,需要被保护。

“亨特面临的指控只是拜登总统和拜登犯罪家族公然腐败、向美国人民撒谎的冰山一角,”领导共和党调查的共和党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众议员詹姆斯·科默说。“令人遗憾的是,拜登总统及其家族并没有坦白他们几十年来的不法行为,而是继续竭尽所能逃避责任。”

一些共和党人甚至设想,这次赦免对未来对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的任何调查可能有什么帮助。长期担任特朗普律师的戴维·弗里德曼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驻以色列大使,他在网上表示,亨特·拜登现在可能会被迫就一些他不再面临潜在刑事责任的事情作证。

“这意味着,如果被问及亨特与乌克兰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包括他父亲的参与,他不能援引第五修正案,因为得到赦免后,他就没有刑事危险了,”弗里德曼写道。

其他总统也曾在卸任时使用赦免权来帮助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乔治·H·W·布什总统赦免了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其他与伊朗门事件有关的同事。比尔·克林顿总统赦免了弟弟罗杰的毒品旧案。

研究显示,特朗普的绝大多数赦免和减刑则都给了他本人认识的人,或者通过盟友联系的人。在任期的最后几周,他赦免了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后者因逃税和其他指控被判入狱两年。周末,特朗普宣布,他将提名已获赦免的库什纳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在赦免声明中,拜登试图唤起外界对一位父亲的同情,他的儿子曾与毒瘾作斗争,在亨特可能面临数年牢狱之灾的情况下,他以个人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决定。“我希望美国人能理解为什么一位父亲和一位总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写道。

如果他就此打住,那也许是一回事。但他对检察机关的攻击令人质疑司法制度的双轨性。“一直有人在试图让亨特垮下来——他已经戒瘾五年半了,尽管面临着无情的攻击和选择性检控,”总统说。“他们想整垮亨特,他们想整垮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就此罢休。该适可而止了。”

但一切不会就此停止。就连拜登的一些支持者也表示,拜登的决定为特朗普打开了一扇门,让特朗普得以揪住前任的言行,进一步扭曲这个体制。支持拜登竞选总统的伊利诺伊州主要反特朗普共和党人、前众议员乔·沃尔什表示,赦免令他感到“泄气”。

“这只会加深人们对政治的冷嘲热讽态度,”他在MSNBC上说,“而这种冷嘲热讽会助长特朗普的气焰,因为特朗普可以说:‘我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威胁。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为我的孩子,我的女婿做点什么,你看,乔·拜登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能理解,但这是拜登的自私行为,只会在政治上增强特朗普的力量。”


谢选骏指出:人問——违背承诺赦免儿子,拜登“特朗普”化?我看——這倆老賊,一個烏龜,一個王八……合奏一曲“给美国送终的老老人政治”的交響樂章!


谢选骏:“全球市场崩盘原因”是“缺乏全球監管的全球化過程”

《全球市场崩盘原因找到 罪魁祸首是它》(FX168财经 2024-08-05)報道:


8月5日,路透社最新报道指出,最近几天全球股市的崩盘,更多的是反映出投资者为增加仓位而使用的套利交易的减少,而不是美国经济前景的急剧转变。


分析师们表示,虽然上周五美国就业数据弱于预期,成为股市抛售的催化剂,但日本蓝筹股日经指数周一遭遇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抛售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就业报告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引发如此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


相反,答案可能在于套利交易的进一步大幅平仓,投资者从日本或瑞士等低利率经济体借入资金,为其他地方的高收益资产投资提供资金。


他们措手不及,因为日元兑美元已从一个月前触及的 38 年低点上涨逾 11%。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 首席投资官马克·道丁 (Mark Dowding) 表示,“我们认为,此次 (市场抛售)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仓位投降,因为许多宏观基金在交易中犯了错误,触发了止损,最开始是外汇和日元。”他指的是触发买入或卖出的预定水平。


他补充道:“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数据表明经济正面临硬着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亚洲投资者表示,一些最大的系统性对冲基金根据算法信号进行股票交易,但当上周日本央行意外加息引发进一步紧缩预期时,这些基金就开始抛售股票。


虽然确切的数字以及这些举措背后的具体仓位变化很难得出,但分析师怀疑,由套利交易资助的美国科技股仓位拥挤是这些股票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原因。


截至发稿,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指数,8 月份迄今已下跌逾 8%,而标准普尔指数跌 6%。


ING 称,受日本多年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套利交易引发了跨境日元借贷热潮,为其他地方的交易提供资金。


国际清算银行指出,该银行的数据显示,自 2021 年底以来,跨境日元借款增加了 7420 亿美元。


道富环球市场欧洲宏观策略主管蒂姆·格拉夫 (Tim Graf) 表示:“这是日元融资的套利平仓和日本股票平仓。我们的持仓指标显示,投资者增持日本股票。他们之前减持日元。现在他们不再减持日元。”


美国市场监管机构最新的每周数据显示,投机者近几周大幅削减看跌日元的押注,使日元净空头仓位降至 60.1 亿美元,为 1 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 4 月份七年来的最高点 145.26 亿美元。


法国兴业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基特·朱克斯 (Kit Juckes) 表示:“如果不伤人的话,你就无法解除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套利交易。”


全球市场崩盘原因找到  罪魁祸首是它


对冲基金的痛苦


一些投资者表示,由于对冲基金通常通过借贷来筹集资金,因此它们的调整正在加剧市场波动。


银行向对冲基金提供杠杆,本质上是一种用于投资的贷款,这会放大对冲基金的回报,但也可能增加损失。


高盛上周五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显示,高盛一级经纪业务的总杠杆率,即对冲基金借入的总金额,在 6 月和 7 月有所下降,但仍接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高盛在另一份报告中表示,上周是对冲基金连续第三周押注股市下跌的仓位超过押注股市上涨的仓位,每增加 3.3 个空头仓位就会增加一个多头仓位。


该公司周一补充说,截至亚洲收盘,专注于日本的对冲基金在过去三个交易日中下跌了 7.6%。


投资者表示,尽管宏观基金可能参与了与日元相关的货币交易,但许多股票交易对冲基金已将重点转向日本。


分析师补充称,随着仓位平仓,短期内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但市场震动将是有限的。


交易员目前预计美国到今年年底将降息超过 120 个基点,而上周初的降息预期为 50 个基点左右,并且已完全消化 9 月份将大幅降息 50 个基点。


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有望避免硬着陆,那么这种预期可能就有些过度了。


BlueBay 的 Dowding 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就从根本上重新评估你对前景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迎合价格走势而编造一个说法。”


谢选骏指出:人説“全球市场崩盘原因找到 罪魁祸首是它”——我看“全球市场崩盘原因”是“缺乏全球監管的全球化過程”,別的都是細微末節、鷄鷄狗狗。

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

谢选骏:史丹福監獄實驗是“原罪”的證據

網文《史丹福監獄實驗》(佚名)報道:


史丹福監獄實驗(英語: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領導的研究小組[1]於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權威者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大學生志願者,實驗資助者是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2]。

進行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地點的紀念牌匾

囚犯和看守很快就適應自己的角色,危險與傷害也越來越嚴重。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認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許多囚犯在心理上受到創傷,有兩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研究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而受到警告,提前終止整個實驗[3][4]。這種性格的變化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魔鬼撒旦。

史丹福監獄實驗經常被拿來與米爾格拉姆實驗比較,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由津巴多中學時代的好友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開展的。


近年許多研究人員對史丹福監獄實驗是否符合科學實驗提出質疑。[5][6]


目次


實驗內容


研究小組在當地報紙上徵集志願者參與為期兩周的監獄生活研究,志願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報酬(相當於2023年的$113美元)。最終,有75名大學生應徵被招到史丹福大學面試,接受一系列心理測試,其中24名被認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選中,[7] 絕大部分都來自白人中產階級。[8]


實驗開始後,研究小組將24人隨機指派為監獄的看守或囚犯。當時部分志願者們表示他們更願意飾演囚犯,部分是因為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畢業後會去做看守。但這些志願者們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飾演囚犯,他們可能會被剝奪公民權利,並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飲食和醫學護理。而與此同時,那些負責飾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個周日等在家裏,那天他們被真的警察「逮捕」,隨後被帶到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


第二天 「 囚犯」便發起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囚犯做掌上壓、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他們空着手清洗馬桶。最後局面完全失控。


第五天,津巴多的同事克莉絲汀(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受邀來到實驗場所觀察,並質疑這項實驗的倫理道德。


第六天,津巴多停止實驗。


結論


模擬監獄情境能在監獄看守人員和他們所監禁的人心目中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現實——真實的監獄。[9]


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尤其顯著的是,囚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身高比自己高,但是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


津巴多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於衷、護士對病人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於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於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原因之一都是由於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


津巴多雖然強調人們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作惡,但他樂觀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們同樣能夠頂住壓力,英勇地違抗「路西法效應」。先是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是拒絕為了所謂的人身安全而犧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夠反對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舉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麥卡錫主義、種族隔離、反對越戰的人。


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變成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裏他們也是道德英雄。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已經超出心理學的範疇。


爭議


2018年中,記者布林(Ben Blum)對史丹福監獄實驗提出了疑問,當中主要有六點:[10][11]


實驗中的「監獄職員」曾指示「守衛」要「強硬」,影響他們的行為及扭曲實驗結果;

其中一名「守衛」刻意殘暴,以協助實驗如津巴多所希望般進行;

其中一名「囚犯」指其精神崩潰是騙局;

一名職員公開譴責史丹福監獄實驗有缺陷及不誠實;

英國研究隊伍未能重複監獄實驗的結果;

津巴多在未經同行審查的刊物刊登結果,以避免拒絕刊登論文。

回應


對以上的指控,津巴多做出回應:


他給「守衛」的指引是他們應該「維持規則及秩序」,並沒有直接要求「守衛」以暴力對待「囚犯」;由於他並沒有給予「守衛」任何關於如何管理「囚犯」的直接指示,他認為他的指引不會直接造成「守衛」的暴力行為;

對於其中一位「守衛」艾殊文(David Eshelman)聲稱在演戲以令實驗成功,津巴多認為在實驗後期艾殊文的行為已經超越一個「守衛」應有的行為,例如要求「囚犯」扮演肛交以羞辱他們;津巴多認為這表示着監獄實驗並非騙局,擔任不同角色的人確實受到影響。

津巴多聲稱布林文中引用的實驗顧問兼假釋犯皮斯葛特(Carlo Prescott)的文章其實是由電影編劇及監製拿沙路(Michael Lazarou)所寫,而拿沙路一直對實驗持負面態度。

另一個批評是實驗結果無法被英國的一項重複實驗複製。對此,津巴多指出這個實驗的參加者都知道他們的行為將會在電視上播出,而且實驗人員不斷介入實驗,令實驗的實質情況和原本的實驗大為不同,不能作為有力的反駁。

津巴多解釋他選擇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文章是希望接觸到全國讀者。

相關影視節目


《死亡實驗》是2001年以小說《黑盒》改編的德國電影,該小說則是基於史丹福大學監獄實驗寫成。2010年被改編為《叛獄風雲》。2015年由Kyle Patrick Alvarez執導的同名電影《史丹福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詳實重現當時實驗的過程。


相關條目


米爾格倫實驗(英語: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個針對社會心理學非常知名的科學實驗。[1] 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倫在《變態心理學期刊》裏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服從權威:實驗觀點》裏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其理論基礎是人類傾向於服從那些在他們之上有權威的人,即便在服從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行為。[2]


實驗者(E)(有時會是米爾格倫)命令「老師」(T)為「學生」(L)給予「電擊」,扮演「老師」的參與者被告知這樣做真的會使「學生」遭受痛苦的電擊,但實際上「學生」是實驗的一名助手所扮演的。參與者相信「學生」每次回答錯誤都真的會遭受電擊,但其實並沒有真的施刑。在與參與者隔離以後,助手會設置一套錄音機,而該錄音機則由「老師」的「電擊產生器」所操控,並會根據電擊程度而播出不同預製錄音。

實驗開始於1961年7月,也就是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處死刑後的一年。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3]米爾格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人類的服從傾向(the human tendency to obey)是如此根深蒂固和強大,以至於它抹滅了一個人如何表現出道德、倫理甚至同情行為的能力。[2]


目次

實驗方法


米爾格倫實驗廣告傳單

實驗小組在報紙紐黑文記事報上刊登廣告並寄出許多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持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實驗的真正目的無法向參與者透露,因為這會完全改變他們的行為。因此,實驗人員給每個參與者都編了一個故事。實驗小組告訴參與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告訴參與者他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參與者從一隻帽子裏抽出幾張紙來決定誰是老師,誰是學生。抽籤被操縱了,所以真正的參與者總是成為老師,幫凶(the accomplice)總是學生。[2]「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着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在其中一個版本的實驗,「學生」明確告知參與者,他患有心臟疾病。報酬在實驗前就先發放,並表示就算受試者中途退出實驗也不需退還報酬。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1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 (Shock generator),且上面標有30個撥動開關,電壓等級從15伏開始,每隔15伏遞增一次,最高可達450伏。這個機器主要是為了可以命令一名參與者對另一個人施加電壓不斷增加的電擊。[2]「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唸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研究人員發現,權威人物與被試者的物理距離也會影響被試者的服從性。離實驗者越近,服從性越高。有一次,實驗者離開房間,通過電話向被試者下達命令。在這種情況下,服從率僅為21%。[2][查證請求]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的受電擊。在隔壁房間裏,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着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着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電壓 「學生」的反應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說,他想退出試驗

200 V 大叫:「血管裏的血都凍住了。」

300 V 拒絕回答問題

超過 330 V 靜默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覆他:


請繼續。

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

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

如果經過四次回覆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壓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2]


由參與者施加的電擊程度[2]

被施加的電壓程度 伏特數(volt) 拒絕以這種電壓等級繼續進行的人數

輕微電擊 15 0

30 0

45 0

60 0

中等電擊 75 0

90 0

105 0

120 0

強烈電擊 135 0

150 0

165 0

180 0

非常強烈的電擊 195 0

210 0

225 0

240 0

激烈的電擊 255 0

270 0

285 0

300 5

極其激烈的電擊 315 4

330 2

345 1

360 1

危險:嚴重的電擊 375 1

390 0

405 0

420 0

XXX 435 0

450 26

結果


米爾格倫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製了紀錄片《服從》,紀錄片的正版拷貝目前已經很難找到了。他接着與Harry From製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4]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倫的第一次實驗中,62.5%(40人中超過27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14個人違抗命令,在達到最高電壓之前中斷了實驗。服從程度最高的時候(93% 的人施加了最高電壓)是在學生在另一個房間,看不見或聽不見的情況下。然而,當學生與老師在同一房間,而老師需要強迫學生把手放在電擊板上時,服從率降至 30%。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倫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縣分校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倫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得出了整合分析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於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菲利普·津巴多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1974年)裏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研究和解釋這種現象。


另外,米爾格倫還做了個性測驗。測驗顯示,服從實驗者命令、不斷增強對「學習者」施加電擊的被試,個性有更多如下特徵:世俗主義、重視社會壓力及個人行爲的社會價值;毫不懷疑地接受權威的命令,並對違反社會習俗和社會價值的人不屑一顧;多數不敢流露出真實的感受,思想個性竝不明顯;喜歡跟着權威行事,害怕偏離社會準則[5]。


對實驗的倫理和意義質疑


此章節需要擴充:參考Milgram experiment#Critical reception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於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說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儘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現在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倫則辯護道,之後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的參與者做了事後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後還向米爾格倫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倫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後(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倫聯繫,表示為何他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在1964年參與實驗時,雖然我相信自己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甚麼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並順從地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徵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准,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徵召的夥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

不過,實驗的經驗並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於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於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猶太當今雜誌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倫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裏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


關於研究和實驗的理論,〈研究人類行為,需要多少監管?〉一文討論到「社會科學實驗是否真的於人無害」,提到「1960 年代心理學界著名的『米爾格倫實驗』,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米蘭格倫以『學習實驗』為名,受驗者在研究員指示下,誤以為會放出強大電流使另一『演員』遭電擊。」而2017年1月,美國修訂了豁免了監督涉及「良性行為干預」的研究亦值得討論。[6]


解釋


此章節需要擴充:參考Milgram experiment#Interpretations

近年來,對米爾格倫實驗應該如何解釋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釋。[7][8][9]


實驗複製和變體


變體


斯坦利·米爾格倫在其《在服從權威:實驗觀點》書中[10][11][12][1],描述了他的實驗的 19 種變體,其中一些以前沒有被報道過。這些變體包括:


四組「角色轉換」實驗, 判別服從行為的最主要因素,是說了什麼,還是誰在說。結果為,受試者服從的決定性因素是權威而不是電擊命令本身。

兩個「雙權威」實驗, 判別如果權威自己陷入了衝突,會發生什麼事情。結果為,權威的命令互相矛盾時,受試者停止了服從行為。

四組「距離」實驗,判別受害者在受試者面前越來越明顯時,服從的現象會不會消失。結果為,受試者與受害者距離的越近反抗的比率也越高。

複製


2010年法國紀錄片節目「死亡遊戲」重做這個實驗。召募了80名自願者,其中只有16人在遊戲中途退出。其中一名沒有退出的參賽者,事後受訪時說,即使她知道爺爺是猶太人,曾經受到納粹迫害,她還是聽從虐待命令。[13]


波蘭版的「米爾格倫實驗」


根據〈重做「米爾格倫實驗」:人們總是服從權威〉記載,2015年左右,波蘭SWPS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重覆再做了一次「米爾格倫實驗」,並將結果刊登在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期刊上。「波蘭版本的『米爾格倫實驗』結果顯示,聽從命令、被慫恿下按下電擊按鈕的參與者數目與真正的『米爾格倫實驗』一樣多,90% 參與者願意按下最高伏特的按鈕。值得留意,如果參與者得悉被電擊的是女性,他們會更不願意按下電擊。」是次波蘭版實驗的意義在於「科學家強調,『米爾格倫實驗』在此之前從未在中歐做過,中歐的歷史背景使『對權威服從』之議題和實驗結果更有意義。」[14]


「米爾格倫實驗」與大腦的關係

根據〈盲從「權威」,是大腦的錯?〉引述,「社會神經科學科學家Emilie A Caspar,以 1960 年代心理學家米蘭格倫(Stanley Milgram)發表的「米爾格倫實驗」 為藍本,要求參與者在是次實驗中,互相電擊對方。他們二人為一組,輪流負責施刑及受刑的角色,Caspar 則僅從旁觀察,並不干預過程。每位施刑者共有 60 次機會,自由選擇是否向對方施以小懲,換取小額金錢獎勵……Caspar 其後從腦電圖(EEG)掃描發現,若給予自由選擇,施刑者的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會有較大波動。一旦 Caspar 下達指令,波動則顯得較少。研究指出,這是由於大腦處理受刑者反應的能力下降,顯示大多數參與者的責任感均告減退。」研究人員 Caspar 的結論是:「我測試了超過 450 名參與者,目前為止只有 3 人拒絕遵守命令。」[15]

參考

反社會人格障礙

斯坦福監獄實驗

路西法效應

死亡實驗

良心

權威

公視主題之夜(電椅大風吹)片段:米爾格倫實驗 Milgram experiment - YouTub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短片:The Milgram Experiment (2009) - IMDb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電影:米爾格倫實驗者;Experimenter (2015) - IMDb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註釋

拷问人性:你会屈服于权威吗?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世佳博士,领研网, 2019/05/30. [2022-01-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18).


谢选骏指出:人説“史丹福監獄實驗”——我看史丹福監獄實驗的的確確就是“人類原罪”的證據。雖然無神論者和異教徒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有罪,但卻無法逃離“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命運。

谢选骏:美国已经陷入两條路线的斗争、临终病人的死磕

《百日新政 川普將優先實施減稅 還有終止疫情補貼、限制糧食券、驅逐無證…》(記者胡玉立綜合報導 2024-12-01):


共和黨全面執政後,白宮與國會計畫推出新政,在川普上任百日內推動減稅、限制社會福利、削減預算赤字等重大施政。


川普與國會共和黨人贏得大選並全面掌權後,正雄心勃勃地共同制定百日新政議程。第一要務就是為包括百萬富翁在內的所有人「減稅」,其他還要終止COVID-19時代被國人用來購買健保的政府福利補貼、限制糧食券及其他安全網計畫、讓拜登時代綠色能源計畫倒退、大規模驅逐出境、為「排乾沼澤」進行政府裁員等等。


美聯社報導,這些即將出台的政策將重新引發有關美國優先事項、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何謂政府適當規模的長期爭論。在選民將國會和白宮控制權交給共和黨之後,川普及共和黨盟友能否實現現實世界所希望、需要或支持的結果,受到全面檢驗。


國會共和黨人與川普持續閉門會

百日新政府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延長即將到期的共和黨約4兆元減稅計畫;這是川普第一個任期內的標誌性國內施政成就。為準備川普重返白宮,國會共和黨人近幾個月持續與川普舉行閉門會議,討論延長和加強這些減稅提案,其中部分減稅優惠將於2025年到期。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保留即將到期的減稅條款,將在十年內增加約4兆元赤字。


擬取消小費、加班費個人稅

此外,川普也希望將自己的優先事項納入稅收方案中,包括將企業稅率(根據2017年法律,目前為21%)降至15%,以及取消小費和加班費的個人稅。


自川普第一個任期簽署減稅法律以來,高收入家庭已獲巨大好處。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等組織數據顯示,收入最高的1%人口中年收入近100萬元以上者獲得約6萬元所得稅減免,收入較低者只獲得幾百元減免。


富人減稅多 一般人也能獲益

左派智庫Groundwork Collaborative執行總監歐文斯(Lindsay Owens)說:「美國經濟的重大問題是收入不平等加劇;有趣的是,這其實和稅收有關。」


但,平等機會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Equal Opportunity)主席羅伊(Avik Roy)表示,將國家收入不平等歸咎於減稅「太過荒謬」,因為在收入階梯上下的納稅人都受益。「美國人不在乎馬斯克是否富有,」羅伊說,「他們關心的是,你做的一切是為了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好嗎?」


與此同時,新國會也考慮削減開支,特別是糧食券和醫療保健計畫;保守派在年度撥款過程中長期以此為目標。其中一項削減,幾乎肯定會落在COVID-19時代的政府補貼方面;該補貼協助透過「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俗稱「歐記健保」)保險平台購買自己保單者支付健保費用。


眾議院議長強生在政策制定方面持續與川普密切合作,並承諾在頭100天內以「極快」速度推進。他說:「因為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解決。」


川普內舉不避親 提名親家庫許納出任駐法大使!


《加拿大總理急會晤川普 CBC:不保證加稅危機解除》(編譯廖振堯綜合 2024-12-01)報道: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飛往佛州會晤川普,商談關稅及邊境事務,事後杜魯多在社媒X平台貼文,期待與川普的再次合作。

美國候任總統川普揚言要向加拿大、墨西哥加徵25%關稅後,加國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急忙前往會見川普,兩人11月29日在佛州海湖莊園討論關稅、能源、貿易等,尤其是無證客及毒品問題。川普稱談話過程順利,杜魯多隔日早上在海湖莊園外向記者表示「會談非常好」,但沒有回答任何其他問題。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報導,川普11月30日在他的「真實社群」上發文,稱這次會面「非常有成效」,兩人討論了非法移民導致、許多人因而喪生的芬太尼和毒品危機、不危及美國工人的公平貿易協議、大規模美加貿易赤字,稱杜魯多承諾合作且完結美國家庭受到的可怕破壞。川普說他明確表示當美國公民成為毒品受害者時,美國不會再袖手旁觀,這些都是他上任第一天要處理的問題。


一位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向CBC透露,談判桌上不能保證關稅會被排除,但加國官員樂觀地認為雙方可以達成解決方案。該位人士表示杜魯多承諾加強美加邊境安全,還特別告訴川普他將增派直升機巡邏;令加國官員震驚的是芬太尼問題對川普來說有多重要,加拿大能提供的任何幫助都是關鍵。該人士稱總體而言加國官員認為這次會面建立了良好的聯繫,也認識了川普新團隊的關鍵人物。


與杜魯多隨行的勒布朗(Dominic LeBlanc)被問及川普是否取消了關稅威脅時,向CBC表示「川普尚未實施關稅而且他也還不是總統」,並驚訝於川普、杜魯多之間的關係如此友好。


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11月28日報導稱,有加拿大官員透露該國正在針對某些美國進口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但尚未做出最終決定。墨西哥總統薛恩鮑姆(Claudia Sheinbaum)本周稍早也暗示可能會向美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杜魯多11月29日表示應認真看待關稅威脅,因為川普是真的會付諸實行的。


川普2020年促成的美墨加協定(USMCA)旨在讓三國貿易大部分免稅,其條款允許2026年重新進行談判,但專家表示川普的關稅威脅可能是為了提前談判。


《用川普勝選合理化威脅言論?總統大選後 厭女言論激增》(中央社芝加哥綜合外電 2024-12-01)報道:


總統大選落幕不久後,右翼「男性圈」網紅掀起貶抑及厭惡女性言論,這些網紅利用共和黨籍準總統川普的勝選來合理化並大肆宣揚厭女的威脅言論。

總統大選落幕不久後,威斯康辛州女學生培瑞斯開始隨身攜帶胡椒噴霧,她的母親還為培瑞斯姊妹倆訂購防身用品,其中包括防身鑰匙圈、摺疊鑰匙刀和緊急警報器。


美聯社報導,前述舉措目的在於因應右翼「男性圈」(manosphere)網紅的貶抑及厭惡女性言論,這些網紅利用共和黨籍準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勝選來合理化並大肆宣揚厭女的威脅言論。


其中許多人還借用1960年代的女性墮胎權宣傳口號,在大學校園和網路上公開宣稱「妳的身體、我的選擇」,原口號則是「我的身體、我的選擇」。


許多女性認為,這類言論是反映未來可能情況的不祥預兆,因為部分男性將總統大選結果解讀成反對生育權和女性權利。


現年19歲的政治系女學生培瑞斯(Sadie Perez)表示:「我覺得自己有必要隨身攜帶胡椒噴霧,這讓人覺得很難過。女性希望、也應該感到安全。」


倫敦智庫「戰略對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技術與社會部主管佛蘭西斯-萊特(Isabelle Frances-Wright)說,她看到「選後各種類型的仇女言論急劇增加」,包括一些「極端暴力的厭女症」言論。


仇女攻擊多年以來一直存在社群媒體領域,但佛蘭西斯-萊特與其他追蹤網路極端主義和假消息的專家指出,自美國大選以來,美化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或慶祝女權可能遭剝奪的言論激增。


佛蘭西斯-萊特還說:「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言論很快就會反映在現實生活威脅中。」


谢选骏指出:人説“百日新政——川普將優先實施減稅 還有終止疫情補貼、限制糧食券、驅逐無證移民…我看美国,已经陷入两條路线的斗争、临终病人的死磕。翻身求解放——成爲雙方的共同訴求!


谢选骏:拜登总统的唯一成就


《自毀承諾 拜登特赦兒子杭特非法持槍、稅務案定罪》(編譯陳韻涵綜合 2024-12-01)報道:


拜登總統1日晚特赦次子杭特‧拜登(Hunter Biden),免除他涉入聯邦槍枝重罪和稅務定罪而被判刑的可能性。美聯社報導,拜登為保護目前唯一仍在世的兒子,不計個人毀譽,一改過去不利用總統特權謀取家庭利益的承諾。


82歲拜登在卸任倒數50天決定保護兒子杭特,他在聲明中表示:「今天,我簽署兒子杭特的赦免令」。


拜登認起訴杭特是司法失當


拜登主張,對他兒子杭特的起訴基於政治動機,且是「司法失當」(miscarriage of justice)。


拜登表示:「他的案件指控是在我的政治對手煽動攻擊我,並反對我勝選後才提出。沒有一位理性的人,在看過杭特案件的事實後,能得出結論;杭特被點名,僅因為他是我兒子。」拜登的長子波‧拜登(Beau Biden)2015年5月因腦癌過世。


無條件赦免 川普無法撤銷


根據這份行政寬赦令的副本,這是一項「全面且無條件的赦免」,總統當選人川普也無法撤銷。


杭特兩重罪原定月中宣判

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報導,杭特是美國史上第一個被判重罪的現任總統子女,陪審團認定杭特2018年購槍時謊稱沒有吸毒,三項重罪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可處25年徒刑,這宗聯邦槍枝指控原訂12日宣判;此外,杭特9月承認九項聯邦稅務指控,此案原訂16日宣判。


杭特在父親於2020年11月勝選一個月後,公開承認他正接受聯邦調查,讓拜登的政績蒙上陰影。


拜登屢次向國民承諾,他會在前總統川普的第一個任期之後,恢復尊重法治,重申杭特在德拉瓦州和加州的兩起案件被定罪後,他不會動用行政權力赦免或減輕兒子的刑期。


拜登11月底在總統任內最後一次主持感恩節火雞赦免儀式時開玩笑說,「他們告訴我,今天這裡有2500人尋求特赦」。拜登當時重申,他唯獨不會特赦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兒子杭特。


然而,就在杭特的案件即將宣布刑期前數周,以及總統當選人川普重返白宮不到兩個月之際,拜登在訪問非洲前夕突然宣布特赦杭特,打破他對國民說「不會做這種事」的承諾。


杭特6月因槍枝案件在德拉瓦州受審時,拜登斷然排除赦免或減刑的選項。他當時告訴記者,「我尊重陪審團的決定,我會那麼做,我不會特赦他。」


11月8日,川普勝選後三天,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表示,拜登不考慮赦免杭特。尚皮耶說:「我們已經被問這個問題很多次,答案是不會。」


拜登並非首位利用赦免權庇蔭親近人士的總統,川普上一任期卸任前幾周赦免女婿賈里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的父親查爾斯·庫許納(Charles Kushner)及因通俄調查而被定罪的多位盟友;川普11月30日宣布,他提名查爾斯·庫許納擔任駐法國大使。


《拜登趕在判刑前特赦杭特 免最高25年刑期 川普不能逆轉》(編譯盧思綸 2024-12-01)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1日在華府發表演說。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總統拜登當地時間12月1日宣布特赦次子杭特,態度大逆轉,他此前多次表示不會動用行政權力赦免或減輕兒子的刑期。


82歲拜登在卸任倒數50天決定保下兒子,「今天,我簽署了對我兒子杭特的赦免令,」他在聲明中表示。根據這份行政寬赦令的副本,這是一項「全面且無條件的赦免」,無法被總統當選人川普撤銷。


杭特是美國史上第一個被判重罪的現任總統子女,三項重罪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可判處25年徒刑。


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兒與幕僚近幾月多次表示,不會特赦或減輕杭特刑期。


NBC NEWS報導,兩名直接知情人士透露,杭特6月被定罪以來,拜登開始與親近助手討論特赦可能,當時決定答案是否定,儘管這個選項仍未被排除。而當時拜登也尚未退選,決定特赦或減刑恐怕會對選情造成影響。


《拜登卸任前特赦兒子 川普發文轟:濫用職權》(世界新聞網輯 2024-12-01)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1日表示,他已簽署行政赦免令,免除他的兒子杭特(Hunter Biden)非法取得槍枝、逃稅等罪名。對此,川普稱,杭特·拜登的赦免令是對總統赦免權的「濫用和誤判」。


川普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寫道:「喬對杭特的赦免是否包括已被監禁多年的J-6人質?這是對正義的濫用及誤判!」


拜登在卸任倒數50天決定保下兒子,根據這份行政寬赦令的副本,這是一項「全面且無條件的赦免」,無法被總統當選人川普撤銷。


拜登表示他是在周末做出特赦決定。他和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以及包括杭特等家人在麻州南特基島(Nantucket)度過感恩節假期,並於11月30日晚上返回華府。


白宮先前一再表示,拜登不會赦免兒子或替兒子減刑。杭特是毒品成癮更生人,是包括總統當選人川普在內等共和黨人眼中一大目標。


《拜登特赦兒子杭特 媒體狠批「變得像川普」、「不要臉」(編譯盧思綸 2024-12-01)報道:


總統拜登12月1日晚間宣布簽署行政令特赦次子杭特,趕在非法持槍與逃稅案即將判刑前,對此川普在自家社群發文批評濫用司法權力;外媒一致點出拜登力保兒子的立場有了360度轉變,有的狠批拜登「不要臉」,還有說他卸任前「狙擊共和黨」。


拜登次子杭特今年6月被判3項持槍相關罪名,並在9月對遭指控的逃稅罪名認罪;即將分別在12日與16日宣判刑期。


拜登在聲明中表示,他相信司法制度,而他在掙扎如何處理這件事情時,也相信赤裸裸的政治已滲透到其中,導致司法不公。


紐約時報報導,總統當選人川普在自家社群發文,稱拜登此舉「如此濫用權力與司法不公!」,並且提起2021年1月6日國會暴動案,他從競選以來主張上任後將赦免其中一些人。


紐時也報導,即將出任白宮通訊主任的史蒂芬.張(Steven Cheung)批評,拜登此舉坐實「民主黨將司法系統武器化」,證實對總統當選人川普失敗的獵巫行動。


在此之前,拜登、第一夫人吉兒與幕僚多次表態不會特赦或減輕杭特的刑期,最近一次就在11月26日參加感恩節特赦火雞活動上。


對此,衛報、英國廣播公司(BBC)、路透、福斯新聞、紐約郵報等,外媒一致點出拜登「拋出震撼彈」,打臉自己,態度「發生U型大逆轉」。


每日郵報(Daily Mail)新聞網不客氣批評拜登,斗大標題寫著「不要臉的拜登特赦罪犯兒杭特」(Shameless Biden PARDONS criminal son HUNTER),描述拜登怒斥政治對手公開炒作。


The Daily Beast報導,拜登在卸任前「狙擊共和黨」,稱拜登指控「在國會的政治對手」對自己的兒子下手,導致杭特成為首個現任總統的兒子被判重罪。


紐約郵報形容,這是「跛腳鴨」拜登卸任前的「驚人逆轉」。跛腳鴨(lame duck)在政治語境中,指面臨離任、影響力不大的民選官員。


紐時也直言,這是卸任前「非比尋常的行動」。一名評論員認為,拜登在這件事情上「變得像川普」,開始抱怨司法部門已政治化。


谢选骏指出:人説拜登总统l臨死決定特赦自己的龜兒子——我早就預料到他會出此下策,因爲這是他四年任内可能完成的“唯一成就”……至于其他項目,都是未了之事,而且会被川普一一推倒。

谢选骏: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


[《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王月眉 2024年11月29日)報道:


2017年,董郁玉在哈佛大学。他在中国政府鼓励与外国人交往的时代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种交往受到了极大的怀疑。


周五,中国一家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家主要党报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七年徒刑。他的家人表示,这是在惩罚他过去那些批评政府的文章,也是对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的交往做出警告。

这名记者董郁玉现年62岁,2022年在北京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后者也被短暂拘留。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董郁玉经常与外国外交官和记者碰面。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经常表达对法治和宪政民主的支持,执政党的共产党声称支持这些理念,实际上却在压制它们。他的一些文章批评了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选择性解读,这种解读淡化了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时期扮演的角色。

董郁玉的这种批评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曾经很常见。但自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乎消灭了所有发表异见的空间,并以国家安全为名,敦促公民对外国影响保持怀疑。


所谓的外国间谍活动已成为中国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去年,中国扩大了对间谍活动本就很宽泛的定义,国家安全机构呼吁“全社会动员”,打击间谍活动。

董郁玉的家人周五发表声明称,对他的定罪和判刑不仅是对他本人,对“每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个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的不公正”。

“郁玉因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该声明还写道。“现在,郁玉在自己的国家将被称为叛徒,而不是一个一直在为建设更美好的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

据董郁玉的家人称,他于2022年被拘留后,被单独监禁了六个月才被正式逮捕,直到2023年7月才接受审判。法院随后一再推迟对他的判决和量刑。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指控都是保密的,审判也是闭门进行的。董郁玉家属在声明中说,判决书引用了他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在法庭上宣读,但并未提供给董郁玉的律师。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董郁玉的家人称,当局还审查了他在日本和美国获得的奖学金和参加的交流活动。

董郁玉的家人表示,这些指控“使数以万计从事海外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处于危险之中”。

在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中国当局不仅接受、并且鼓励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董郁玉的事业也在那个时代蓬勃发展。1987年,从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大报纸《光明日报》工作。

他不断晋升,并因撰写或编辑有关腐败官员、贫困学生贷款和其他主题的报道而获得多项新闻奖。

除了为《光明日报》工作,他还为倾向自由主义的中国出版物撰稿,这些出版物后来都被关停。他曾为《纽约时报》的中文网站撰写文章,谈及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不是污染等问题,以及他想送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

从2006年开始,董郁玉凭借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后来几年,他在日本的两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个人表达的空间迅速缩小,习近平还要求新闻机构为党服务。中国记者不再被允许为外国出版物撰稿,许多学者在与外国人士会面之前必须征得上级许可,即使私下会面也是如此。

董郁玉的家人称,2017年,《光明日报》的党政干部将董郁玉的一些作品贴上了“反社会主义”的标签。(与该报的大多数员工不同,董郁玉并非党员。)他继续写作,但经常使用笔名。

2022年2月21日,董郁玉和与他一起用餐的日本外交官在一家酒店餐厅被拘捕。在日本政府抗议后,该外交官被释放。

他的家人称,董郁玉在监狱里每天做200个俯卧撑和200个抬腿锻炼。他计划对判决和刑期提出上诉。

数十名海外学者、记者和新闻自由倡导者也呼吁释放他。

最近,还有一些中国公民因与外国外交官接触而成为当局的目标。2023年,人权活动人士余文生和许艳夫妇在会见欧盟外交官途中被捕。上个月,两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一年零九个月徒刑。


谢选骏指出:人説——《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我看“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1988年的時候,我是《光明日报》、《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等“全國大報”的专栏作家,記者董郁玉常來我家取稿,第二年八九民運爆發,以後我就被禁錮不用了。現在董郁玉也成了专栏作家,結果現在他也玩兒完了!由此可見,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紅得發紫,紫的發黑,命都快沒了。


《美国谴责中国重判记者董郁玉,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黄安伟 2024年12月2日)報道:

董郁玉是中国大陆被监禁的最著名记者。

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国判处著名记者董郁玉七年徒刑,并表示与他的家人站在一起,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董郁玉。

上周五,北京一家法院周五宣布了对董郁玉间谍罪的判决。现年62岁的董郁玉曾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自2022年2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当时他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在一家餐馆吃午饭,两人被中国主要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拘留。

官员在审讯后释放了这名外交官,但检察官在2023年7月对董郁玉进行了非公开审判。他是中国大陆被监禁的最著名记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周五的声明中表示,董郁玉的“被捕和今天的判决,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履行其根据国际法作出的承诺,以及它自己对所有公民的宪法保障”。

“我们赞扬董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的工作,以及他对美中民间关系的贡献,包括作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的贡献,”米勒还说。“我们支持董和他的家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美国驻华大使、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也发表了谴责声明,称判决“不公正”。

候任总统特朗普曾经放话要对中国采取对抗态度,因此董郁玉的案件可能会成为他执政后的一个更大引爆点。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是特朗普的国务卿人选,他已起草立法,将惩罚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卢比奥曾是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该委员会将董郁玉列为“优先关注”的入狱者,并敦促白宫对他的案件采取行动。

董郁玉曾长期担任共产党主要的知识分子思想类报纸《光明日报》的编辑和撰稿人,但他不是党员。

在加入报社后不久,他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这场抗议以军队杀害数百乃至数千名平民而告终,他因此被判在钢铁厂服苦役一年。之后,他回到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在撰写文章和专栏,强调中国需要接受更多自由思想、对外界更加开放。

2006年至2007年,他作为尼曼学者在哈佛度过,这是一个面向美国和国际记者、享有盛誉的身份。后来,他在日本担任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偶尔也为外国出版物写文章,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我第一次见到董郁玉和他的家人是在哈佛,2008年,我被派往北京为时报工作后,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也获得了尼曼奖学金,并在我关于中国的新书中提到了董郁玉的案子。)


对董郁玉的严厉判决正值中国威权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出现矛盾之际。一方面,他一直在努力保持美中外交稳定,并鼓励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以提振中国不断放缓的经济;另一方面,他让中国公民举报潜在的间谍,并授权安全机构逮捕所谓的颠覆分子,无论是否有正当理由。

对董郁玉的判决似乎意在强制限制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的接触。董郁玉与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以及海外学者、记者和其他外国人在公开场合碰面。

根据董郁玉家人的声明,周五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指控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是一个“间谍组织”,并将董郁玉认识的几名日本外交官列为间谍,包括前日本大使和现任驻上海首席外交官。日本外务省表示,其外交使团从事的是“外交官履行的合法职责”。

董郁玉的妻子住在北京,儿子住在华盛顿。董郁玉的儿子董一夫毕业于耶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家人计划对判决和刑期提出上诉,他们表示,无论如何,鉴于董郁玉的年龄和在押期间肝脏状况需要监测,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理由释放董郁玉。

他们说,这一判决对“每一位思想自由的中国记者和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都是“严重的不公正”。

上周,中国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囚犯交换,中国释放了三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几名多年来因出境禁令而被禁止离开中国的人。


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谴责对董郁玉的判决。他的入狱可能会加剧哈佛大学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这所大学。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是哈佛校友。

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负责人安·玛丽·利平斯基表示,董郁玉“是国际尼曼学者群体中备受重视的一员,他以写作时的细心和勤奋而闻名。我们与许多人站在一起,希望这一严厉的决定能够尽快撤销,让他可以尽快回到家人身边”。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谴责中国重判记者董郁玉,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看這些公開的谴责和呼吁對於救援受害者沒有多大幫助。因爲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而且越大就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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