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史丹福監獄實驗是“原罪”的證據

網文《史丹福監獄實驗》（佚名）報道：

史丹福監獄實驗（英語：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領導的研究小組[1]於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權威者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大學生志願者，實驗資助者是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2]。

進行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地點的紀念牌匾

囚犯和看守很快就適應自己的角色，危險與傷害也越來越嚴重。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認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許多囚犯在心理上受到創傷，有兩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研究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而受到警告，提前終止整個實驗[3][4]。這種性格的變化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魔鬼撒旦。

史丹福監獄實驗經常被拿來與米爾格拉姆實驗比較，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由津巴多中學時代的好友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開展的。

近年許多研究人員對史丹福監獄實驗是否符合科學實驗提出質疑。[5][6]

目次

實驗內容

研究小組在當地報紙上徵集志願者參與為期兩周的監獄生活研究，志願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報酬（相當於2023年的$113美元）。最終，有75名大學生應徵被招到史丹福大學面試，接受一系列心理測試，其中24名被認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選中，[7] 絕大部分都來自白人中產階級。[8]

實驗開始後，研究小組將24人隨機指派為監獄的看守或囚犯。當時部分志願者們表示他們更願意飾演囚犯，部分是因為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畢業後會去做看守。但這些志願者們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飾演囚犯，他們可能會被剝奪公民權利，並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飲食和醫學護理。而與此同時，那些負責飾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個周日等在家裏，那天他們被真的警察「逮捕」，隨後被帶到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

第二天 「 囚犯」便發起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囚犯做掌上壓、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他們空着手清洗馬桶。最後局面完全失控。

第五天，津巴多的同事克莉絲汀（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受邀來到實驗場所觀察，並質疑這項實驗的倫理道德。

第六天，津巴多停止實驗。

結論

模擬監獄情境能在監獄看守人員和他們所監禁的人心目中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現實——真實的監獄。[9]

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尤其顯著的是，囚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身高比自己高，但是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

津巴多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於衷、護士對病人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於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於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原因之一都是由於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

津巴多雖然強調人們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作惡，但他樂觀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們同樣能夠頂住壓力，英勇地違抗「路西法效應」。先是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是拒絕為了所謂的人身安全而犧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夠反對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舉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麥卡錫主義、種族隔離、反對越戰的人。

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變成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裏他們也是道德英雄。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已經超出心理學的範疇。

爭議

2018年中，記者布林(Ben Blum)對史丹福監獄實驗提出了疑問，當中主要有六點：[10][11]

實驗中的「監獄職員」曾指示「守衛」要「強硬」，影響他們的行為及扭曲實驗結果；

其中一名「守衛」刻意殘暴，以協助實驗如津巴多所希望般進行；

其中一名「囚犯」指其精神崩潰是騙局；

一名職員公開譴責史丹福監獄實驗有缺陷及不誠實；

英國研究隊伍未能重複監獄實驗的結果；

津巴多在未經同行審查的刊物刊登結果，以避免拒絕刊登論文。

回應

對以上的指控，津巴多做出回應：

他給「守衛」的指引是他們應該「維持規則及秩序」，並沒有直接要求「守衛」以暴力對待「囚犯」；由於他並沒有給予「守衛」任何關於如何管理「囚犯」的直接指示，他認為他的指引不會直接造成「守衛」的暴力行為；

對於其中一位「守衛」艾殊文（David Eshelman）聲稱在演戲以令實驗成功，津巴多認為在實驗後期艾殊文的行為已經超越一個「守衛」應有的行為，例如要求「囚犯」扮演肛交以羞辱他們；津巴多認為這表示着監獄實驗並非騙局，擔任不同角色的人確實受到影響。

津巴多聲稱布林文中引用的實驗顧問兼假釋犯皮斯葛特（Carlo Prescott）的文章其實是由電影編劇及監製拿沙路（Michael Lazarou）所寫，而拿沙路一直對實驗持負面態度。

另一個批評是實驗結果無法被英國的一項重複實驗複製。對此，津巴多指出這個實驗的參加者都知道他們的行為將會在電視上播出，而且實驗人員不斷介入實驗，令實驗的實質情況和原本的實驗大為不同，不能作為有力的反駁。

津巴多解釋他選擇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文章是希望接觸到全國讀者。

相關影視節目

《死亡實驗》是2001年以小說《黑盒》改編的德國電影，該小說則是基於史丹福大學監獄實驗寫成。2010年被改編為《叛獄風雲》。2015年由Kyle Patrick Alvarez執導的同名電影《史丹福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詳實重現當時實驗的過程。

相關條目

米爾格倫實驗（英語：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個針對社會心理學非常知名的科學實驗。[1] 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倫在《變態心理學期刊》裏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服從權威：實驗觀點》裏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其理論基礎是人類傾向於服從那些在他們之上有權威的人，即便在服從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行為。[2]

實驗者（E）（有時會是米爾格倫）命令「老師」（T）為「學生」（L）給予「電擊」，扮演「老師」的參與者被告知這樣做真的會使「學生」遭受痛苦的電擊，但實際上「學生」是實驗的一名助手所扮演的。參與者相信「學生」每次回答錯誤都真的會遭受電擊，但其實並沒有真的施刑。在與參與者隔離以後，助手會設置一套錄音機，而該錄音機則由「老師」的「電擊產生器」所操控，並會根據電擊程度而播出不同預製錄音。

實驗開始於1961年7月，也就是納粹黨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處死刑後的一年。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3]米爾格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人類的服從傾向（the human tendency to obey）是如此根深蒂固和強大，以至於它抹滅了一個人如何表現出道德、倫理甚至同情行為的能力。[2]

目次

實驗方法

米爾格倫實驗廣告傳單

實驗小組在報紙紐黑文記事報上刊登廣告並寄出許多廣告信，招募參與者前來耶魯大學協助實驗。實驗地點選在大學的老舊校區中的一間地下室，地下室有兩個以牆壁隔開的房間。廣告上說明實驗將持續約一小時，報酬是4.50美元（大約為2006年的20美元）。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包含各種教育背景，從小學畢業至博士學位都有。

實驗的真正目的無法向參與者透露，因為這會完全改變他們的行為。因此，實驗人員給每個參與者都編了一個故事。實驗小組告訴參與者，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並告訴參與者他將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參與者——「學生」，然而學生事實上是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

參與者從一隻帽子裏抽出幾張紙來決定誰是老師，誰是學生。抽籤被操縱了，所以真正的參與者總是成為老師，幫凶（the accomplice）總是學生。[2]「老師」和「學生」分處不同房間，他們不能看到對方，但能隔着牆壁以聲音互相溝通。在其中一個版本的實驗，「學生」明確告知參與者，他患有心臟疾病。報酬在實驗前就先發放，並表示就算受試者中途退出實驗也不需退還報酬。

「老師」被給予一具據稱從15伏特起跳的電擊控制器，控制器連結至一具發電機 （Shock generator），且上面標有30個撥動開關，電壓等級從15伏開始，每隔15伏遞增一次，最高可達450伏。這個機器主要是為了可以命令一名參與者對另一個人施加電壓不斷增加的電擊。[2]「老師」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單字，而「老師」的任務便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老師會逐一朗讀這些單字配對給學生聽，朗讀完畢後老師會開始考試，每個單字配對會唸出四個單字選項讓學生作答，學生會按下按鈕以指出正確答案。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會繼續測驗其他單字。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會對學生施以電擊，每逢作答錯誤，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

研究人員發現，權威人物與被試者的物理距離也會影響被試者的服從性。離實驗者越近，服從性越高。有一次，實驗者離開房間，通過電話向被試者下達命令。在這種情況下，服從率僅為21%。[2][查證請求]

參與者將相信，學生每次作答錯誤會真的遭到電擊，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的受電擊。在隔壁房間裏，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着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製的尖叫聲，隨着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後，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牆壁，而在敲打牆壁數次後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後，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並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電壓 「學生」的反應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說，他想退出試驗

200 V 大叫：「血管裏的血都凍住了。」

300 V 拒絕回答問題

超過 330 V 靜默

到這時許多參與者都表現出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許多參與者在到達135伏特時暫停，並質疑這次實驗的目的。一些人在獲得了他們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保證後繼續測驗。一些人則在聽到學生尖叫聲時有點緊張地笑了出來。

若是參與者表示想要停止實驗時，實驗人員會依以下順序這樣子回覆他：

請繼續。

這個實驗需要你繼續進行，請繼續。

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

你沒有選擇，你必須繼續。

如果經過四次回覆的慫恿後，參與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參與者施加的懲罰電壓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並持續三次後，實驗才會停止。[2]

由參與者施加的電擊程度[2]

被施加的電壓程度 伏特數（volt） 拒絕以這種電壓等級繼續進行的人數

輕微電擊 15 0

30 0

45 0

60 0

中等電擊 75 0

90 0

105 0

120 0

強烈電擊 135 0

150 0

165 0

180 0

非常強烈的電擊 195 0

210 0

225 0

240 0

激烈的電擊 255 0

270 0

285 0

300 5

極其激烈的電擊 315 4

330 2

345 1

360 1

危險：嚴重的電擊 375 1

390 0

405 0

420 0

XXX 435 0

450 26

結果

米爾格倫為整個實驗過程和其結果錄製了紀錄片《服從》，紀錄片的正版拷貝目前已經很難找到了。他接着與Harry From製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這次實驗影響的社會心理學影片。[4]

在進行實驗之前，米爾格倫曾對他的心理學家同事們做了預測實驗結果的測驗，他們全都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會狠下心來繼續懲罰直到最大伏特數。

結果在米爾格倫的第一次實驗中，62.5%（40人中超過27人）的參與者都達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儘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每個人都在伏特數到達某種程度時暫停並質疑這項實驗，一些人甚至說他們想退回實驗的報酬。14個人違抗命令，在達到最高電壓之前中斷了實驗。服從程度最高的時候（93% 的人施加了最高電壓）是在學生在另一個房間，看不見或聽不見的情況下。然而，當學生與老師在同一房間，而老師需要強迫學生把手放在電擊板上時，服從率降至 30%。沒有參與者在到達300伏特之前堅持停止。後來米爾格倫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也做了類似或有所差異的實驗，但都得到了類似的結果。為了證實這項實驗，也有許多更改了架構的實驗產生。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縣分校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爾格倫的傳記——《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得出了整合分析的結果，他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一定比率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約在61%至66%之間。

對於實驗結束時的情況所知不多，依據菲利普·津巴多的回想，當時那些沒有達到最高伏特數的參與者卻也都沒有堅持這項實驗本身應該結束，也沒有至隔壁房間探視「學生」，離開時也都沒有詢問實驗人員的同意。

米爾格倫在他的文章「服從的危險」 （1974年）裏寫道：

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儘快研究和解釋這種現象。

另外，米爾格倫還做了個性測驗。測驗顯示，服從實驗者命令、不斷增強對「學習者」施加電擊的被試，個性有更多如下特徵：世俗主義、重視社會壓力及個人行爲的社會價值；毫不懷疑地接受權威的命令，並對違反社會習俗和社會價值的人不屑一顧；多數不敢流露出真實的感受，思想個性竝不明顯；喜歡跟着權威行事，害怕偏離社會準則[5]。

對實驗的倫理和意義質疑

此章節需要擴充：參考Milgram experiment#Critical reception

實驗本身受到了關於在科學實驗上的倫理質疑，因為這項實驗對參與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可以說是由他們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儘管這項實驗帶來了對人類心理學研究的寶貴發現，許多現在的科學家會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的。

米爾格倫則辯護道，之後的調查發現當時的參與者中有84%稱他們感覺「高興」或「非常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15%參與者選擇中立態度（有92%的參與者做了事後的調查），之中許多人事後還向米爾格倫表達謝意。而且米爾格倫還不斷接到這些前參與者想要再次協助他進行實驗，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團隊。

六年後（也就是越戰規模最大的時期），其中一個前參與者與米爾格倫聯繫，表示為何他會感覺「高興」參與了這項實驗：

「在1964年參與實驗時，雖然我相信自己是在傷害某個人，但我完全不曉得我為甚麼要這樣做。當人們根據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事物並順從地服從權力者行動時，很少人會意識到這點...請允許我這樣認為，我被權力機關徵召入伍，而這將會讓我做出一些連我自己都會害怕的壞事...如果我拒絕服兵役的良心申請（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權力機關所批准，我已經準備因此而去坐牢，這對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選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樣被徵召的夥伴們也能如此發揮他們的良心...」

不過，實驗的經驗並不是對每個參與者都有終身的改變。許多參與者都沒有依據現代的實驗標準被告知細節，離去時的面談也顯示許多參與者看起來仍沒有理解到這項實驗的真實情況。

實驗所引起最主要的評論不在於實驗方法的倫理爭議，而在於實驗所代表的意義。一位在1961年的耶魯大學參與者在猶太當今雜誌上寫道，當他在擔任「老師」的中途想要停止時，便懷疑到「整個實驗可能只是設計好，為了測試尋常美國民眾會不會遵從命令違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一樣」，而這便是實驗的初衷之一。米爾格倫在他《服從的危險》一書中便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便是，我們在實驗室裏所製造的使人服從權力的環境，與我們所痛責的納粹時代之間有怎麼樣的關聯。」

關於研究和實驗的理論，〈研究人類行為，需要多少監管？〉一文討論到「社會科學實驗是否真的於人無害」，提到「1960 年代心理學界著名的『米爾格倫實驗』，耶魯大學心理學家米蘭格倫以『學習實驗』為名，受驗者在研究員指示下，誤以為會放出強大電流使另一『演員』遭電擊。」而2017年1月，美國修訂了豁免了監督涉及「良性行為干預」的研究亦值得討論。[6]

解釋

此章節需要擴充：參考Milgram experiment#Interpretations

近年來，對米爾格倫實驗應該如何解釋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釋。[7][8][9]

實驗複製和變體

變體

斯坦利·米爾格倫在其《在服從權威：實驗觀點》書中[10][11][12][1]，描述了他的實驗的 19 種變體，其中一些以前沒有被報道過。這些變體包括：

四組「角色轉換」實驗， 判別服從行為的最主要因素，是說了什麼，還是誰在說。結果為，受試者服從的決定性因素是權威而不是電擊命令本身。

兩個「雙權威」實驗， 判別如果權威自己陷入了衝突，會發生什麼事情。結果為，權威的命令互相矛盾時，受試者停止了服從行為。

四組「距離」實驗，判別受害者在受試者面前越來越明顯時，服從的現象會不會消失。結果為，受試者與受害者距離的越近反抗的比率也越高。

複製

2010年法國紀錄片節目「死亡遊戲」重做這個實驗。召募了80名自願者，其中只有16人在遊戲中途退出。其中一名沒有退出的參賽者，事後受訪時說，即使她知道爺爺是猶太人，曾經受到納粹迫害，她還是聽從虐待命令。[13]

波蘭版的「米爾格倫實驗」

根據〈重做「米爾格倫實驗」：人們總是服從權威〉記載，2015年左右，波蘭SWPS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重覆再做了一次「米爾格倫實驗」，並將結果刊登在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期刊上。「波蘭版本的『米爾格倫實驗』結果顯示，聽從命令、被慫恿下按下電擊按鈕的參與者數目與真正的『米爾格倫實驗』一樣多，90% 參與者願意按下最高伏特的按鈕。值得留意，如果參與者得悉被電擊的是女性，他們會更不願意按下電擊。」是次波蘭版實驗的意義在於「科學家強調，『米爾格倫實驗』在此之前從未在中歐做過，中歐的歷史背景使『對權威服從』之議題和實驗結果更有意義。」[14]

「米爾格倫實驗」與大腦的關係

根據〈盲從「權威」，是大腦的錯？〉引述，「社會神經科學科學家Emilie A Caspar，以 1960 年代心理學家米蘭格倫（Stanley Milgram）發表的「米爾格倫實驗」 為藍本，要求參與者在是次實驗中，互相電擊對方。他們二人為一組，輪流負責施刑及受刑的角色，Caspar 則僅從旁觀察，並不干預過程。每位施刑者共有 60 次機會，自由選擇是否向對方施以小懲，換取小額金錢獎勵……Caspar 其後從腦電圖（EEG）掃描發現，若給予自由選擇，施刑者的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會有較大波動。一旦 Caspar 下達指令，波動則顯得較少。研究指出，這是由於大腦處理受刑者反應的能力下降，顯示大多數參與者的責任感均告減退。」研究人員 Caspar 的結論是：「我測試了超過 450 名參與者，目前為止只有 3 人拒絕遵守命令。」[15]

參考

反社會人格障礙

斯坦福監獄實驗

路西法效應

死亡實驗

良心

權威

公視主題之夜（電椅大風吹）片段：米爾格倫實驗 Milgram experiment - YouTub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短片：The Milgram Experiment (2009) - IMDb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電影：米爾格倫實驗者；Experimenter (2015) - IMDb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註釋

拷问人性：你会屈服于权威吗？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世佳博士,领研网, 2019/05/30. [2022-01-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18）.

谢选骏指出：人説“史丹福監獄實驗”——我看史丹福監獄實驗的的確確就是“人類原罪”的證據。雖然無神論者和異教徒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有罪，但卻無法逃離“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