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作者之死”六个观点》（赵子烨 宋玉锡 国益搏）報道：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认为它们虽有贡献，却具有争议性，在文学领域为解构主义的贡献却不如罗兰·巴特“作者之死”以读者为中心的主位构想。基于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本文梳理了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五个观点，提出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作者未死，而是存在于作品的阐释中；作者未消亡，而隐藏在文本的背后，写作结束即作者存在，文本出版即作者再生。
1. 十种死亡观念
死亡的话题人们谈之色变，却无可避免。生和死是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哲学命题，西哲中对于死亡的阐释是生存者的个体视角对死亡加以审视(赵烨，李正栓，2019) [1] 。死亡在古今中外的各派学者中均有其解释。但是在语言转向的哲学研究中，死亡问题的争议较多，例如：“钱冠连的绳子”以其“语言观”串起语词与哲学问题，其“三活”语言状态：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言语行为中，背后既有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子，又存在着柏拉图二元辩证法体现在“三活”命题中引发出新的二元对立，语言在家园中是否存在着“程式性语言行为”死亡。
为了阐释死亡的问题，以期为作者之死加以阐释。笔者参考孙秀昌(2006)分类，继续梳理国内外十位学者对死亡或终结的研究 [2] 。但由于观点发展，部分内容延伸新概念，如“逻各斯主义消亡”应根据德里达后期伦理学思想改成“向死而在”，如表1所示。并发现此类研究均持有激进态度，抛弃固有研究论述局限，抱着独创想法提出晦涩观点却对原有观点扬弃。但是，巴特在论述“作者之死”观点中把读者作为主位，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客位。这需要进一步讨论，当文本出版之后，作者是否可以对文本做出权威的解释，读者对文本意义理解是否需要考虑作者意见。
叔本华认为痛苦和死亡是激励人寻求智慧的动因，死亡观涉及的命题之间相互渗透。意志观是死亡观的基础。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世界由意志和表象构成，理念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中介。理念是意志的客体化，表象是意志的间接客体化。意志是“物自体”更是驱使人的力量，造成痛苦悲剧的诞生。然而面对意志带来的痛苦，解决路径则是艺术以及禁欲。艺术作为认识世界方法，人们通过欣赏和创造艺术摆脱了意志和欲望的关系，审美瞬间从欲求中脱壳出来。但艺术仅为人们提供短暂的解脱，欲求仍影响着人们。人生要获得解救，需要走上禁欲的自我拯救之路。该死亡观建立在其哲学体系中，包含他对世俗疾苦和欲望节制的感慨，否定生存意欲是对苦难的恐惧(吴阳林，2008；王荣详，2010；施宏惠，2014) [3] [4] [5] 。
克尔凯戈尔的个体生存哲学具有三个阶段、两个维度。他总结出人生的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但三种阶段并非时序发生，而是重叠而混乱地出现在向死的过程中。美学阶段指出体验存在于感官刺激和享受中；伦理阶段指出意识的能动性对过去、现在、未来意向行为的伦理判断；宗教阶段指出唤醒内心深处的觉悟，体会到社会中疾苦，对非理想主义现象的悲痛，祈求得到神赐与恩典。在哲学轨道中，他认为“个体生存”反对“集体”思想，重点探究体验与需求，注重世俗生存的内心体验；生存过程是经历了反思和选择的过程，以选择而实现自我；人们若摒弃理性主义，在绝境中依靠信仰抵挡绝望。这种生存观实际是对宗教信仰的反叛、社会现实的背离、忽视了群众的积极作用。若人们抛弃现实生活，企图在反思中得救，说明个体生存哲学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人们应该根据个体生存哲学的“动链”走向，回到现实生活中，在生活世界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在神学轨道中，他聚焦个人生存论的神学观，找寻苦难根源，分析社会与个人矛盾，解释矛盾和焦虑，强调在唯心中找寻个体生存的途径。他认为神学家关心处于绝望中的人们，而并非建立视阈内的神学体系。他对苦难处境进行分析，认为任何选择都会造成人们难以预料的变化，归因为集体思维的智慧的局限，若懂得处境则会明白神邸的无限距离(陈灯杰，2012；张庆熊，2017；白伟，2020) [6] [7] [8] 。
张姚(2020)总结了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有相似之处，包括信念在理性的可证明性、理性的道德辩护、自我的统一性，理性本身的质疑，以及个人意志的颂扬，超人式人格的追求，因此难以论证 [9] 。宋政超(2019)：“福柯认为语言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物的简单指认，还需要维持物质世界的秩序，须巧妙地隐藏起源，须以符号与物结合而统一，穿透语言与物之间的关系，把语言的待解释性、起源性、符号再现的形式、名物关系的复刻手段等概念展现给读者。” [10]
德里达后期思想强调绝境，绝境是对延异的补充。延异对语言传播展开讨论，绝境的“向死而在”强调解构，在绝境中的思考，解构思考中的不可能性，解构不能去“能去的地方”解构身处绝境来思考，它应该思考绝境。解构被误解的历史，就像解构的期待中的历史那样。解构长期身处误解的绝境，但解构无法解决诸般误解，当“他者的降临”的时候，人们才能理解解构的底线，理解面向未来的解构，理解它所具有的肯定性的意义(陈晓明，2008) [11] 。
王佳晴(2019)提到福山始终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尽管多有曲折，但将沿着一个方向走向大同：人类历史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人类的历史走向最终还是百川归一。尽管福山通篇都在言说历史，但是历史却恰恰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历史终结论”应是一种外部反思 [12] 。
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是在科技革命当中、以及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形成。由于贝尔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在学者之间以及文化作用中形成的激进世俗态度，理解其历史性概念需在具体语境中。因此，当产生该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发生变化之时，也就是该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日(沈玉梅，2011) [13] 。
拉吕埃勒提出哲学的诸终结时代，区分了作为制度性实体的哲学，关于世界、历史，以及“思想–世界”的可哲学化的哲学。“思想–世界”是普遍化了哲学以及“资本”组成的狭义概念。对于这种“时代”或“年代”的终结，而不是那些哲学实践的终结。拉吕埃勒通过创新的哲学思维，认为哲学受到“哲学决定”的固定结构的限制，固有结构支配着可哲学化的形式命题。他通过“实在”与哲学之间建立了情态意义关系的“单边二元性”，并具有描述性和叙述性。多数学者改写传统哲学脉络是为了激活被哲学封闭的本质，“非哲学”则悬置了传统哲学并产生对哲学结构的漠然态度，受制约的叙述通过规约的事实而先验，并产生了循环：制约材料与被制约材料需要以结合的方式产生了预设和定位，被制约材料标定在制约材料的位置，制约材料为其提供预设。该循环结构的镜像化特征，既保证命题是可哲学化，又保证哲学的镜像世界的完整。使得哲学家园中的离散观点扎根在土地中，镜像性为命题之间的关系提供映射，让命题组不受其它观点的制约而独立存在(吴敏，黄其洪，王鸿宇，2020，2021) [14] [15] 。
阿瑟·丹托秉承黑格尔对艺术和哲学关系的论述，艺术形式的哲学化意味着艺术的终结，他认为艺术存在着被哲学剥夺的现象，包括“直接剥脱”以及“哲学取代艺术”，通过贬低艺术形式而将其放置在无用地位，哲学视为绝对真理的显现方式进而取代艺术。艺术也视为显现真理的方式，通过将其形式的哲学化，从而走向哲学而失去其主体地位。他认为，艺术的潜能已经耗尽，未来出现的艺术现象都不再具有历史意义。例如，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表明，艺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其哲学本质，艺术已经变成艺术哲学。从黑格尔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实际上已经完结。但是，艺术的终结不等于艺术的死亡，在转向哲学以后，艺术迎来了多元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的特点是绝对自由，多数形式都可成为艺术(张晓东，2015；贾永平，2019) [16] [17] 。
威廉·V·斯潘诺斯的《教育的终结》书中提到人文教育三个观点，形而上的思想方式，异化的教育功能，僵化的教育体制，使得教育走向了终结。他认为教育背后存在抑制教育思想的机制，例如“存在–信仰–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1) 教育应该遵守自然主义，建立合理的教育目标，以期激发潜能；2) 教育应该考虑多样性、结合生活开展教育活动；3) 教育应该客观地在实践中完成教育任务，而理论思考带来的变革是假托教育而进行形而上的思辨。他提到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教育观，启蒙主义中的教育观均存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造成了人文教育在三个方面的异化，教育目标的功利化，教育的独立地位的丧失，教育的等级化。人文教育中的话语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政治因素，以及其权力意志的进程，但教育与政治同轨地抑制了多元化发展。文化霸权影响了文化参数渗透进入教育当中，造成了政治因素的中心化和集权化。他提出了人文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强调关注内心世界，塑造有品质的现代公民，人文教育是建设学校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建立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管理制度，以此规范教育管理行为，创建并提供优质教育(舒定志，2011) [18] 。
2. “作者之死”论述
传统认为文本自身的含义与作者无关，若读者解读文本把作者的意图和自然情况和时代背景相结合，但这种方式是禁锢的。法国现代思想家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在1968年提出“作者之死”观点，强调“读者中心论”。不再以“作者中心论”为起点去思考作者的书写过程，包括如何执笔、如何思考、体现何种社会矛盾，反对将文本描述中的元素与自然社会和人文情怀的元素对比，不以读出审美意义为目标，进而批评社会。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宣告了作者的时代结束、读者时代的来临，在学界掀起一场哥白尼式的变化，其观念比新批评的“意图谬误”更为经典，成为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这包括“作者已死”的三个命题，包括了“作者不过是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历史塑造出来的形象，不具任何权威性。作者是一位近现代人物，是由社会所产生的。作者是写作的人，是抄写者。”为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巴特在文章中追溯了作者的出现、发展，并引用索绪尔等先贤观点，将作者的现代性驱逐出文本，重视作者的死亡，将读者的诞生条件视为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短短2500字的随笔文章却激起学界长久的论证。拉马克(1990)以分析哲学的视角，步步分析巴特的观点，并证明其合理性。本内特(2005)把作者已死的问题结合文学理论的前沿对作品进行再阐释，激起文学界对巴特的讨论。但是，肖锦龙(2000) [19] 、刁克利(2010) [20] 、等学者从文学主体的观点认为巴特的“作者之死”所引起的各种争论在文史上留下的影响较小，包括从立论上的质疑并撼动了“作者之死”合理性、认为“作者之死”隐含对作者的恶意批判、作者不会消亡只要文学存在、呼吁作者的再现、呼吁重建作家作者的历史形象。
以上观点或是对“作者之死”动因的批评，亦是标志着“作者之死”的观点确实激起了学者对“作者书写文本”三者关系的主体性考虑，但是单独地否认“作者之死”却忽视了巴特在这一观点中的其它内容，这些研究与争议为相关读者对“作者之死”这个观点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是也容易夸大巴特的“恶意”，疏忽了巴特在发展思想过程中的其他内容。
“作者之死”在人文学科中具有较大影响，厘清巴特对这个观点及支撑它的核心概念，并结合前人对死亡观的研究，论述文本意义是否由作者赋予、阐释的标准是否取决于作者等问题，在分析中把握“作者之死”想要说明什么、在何种意义上作者可能消亡、在何种意义上作者不能消亡，围绕着作者是否消亡的核心问题对把握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3. “作者之死”六个观点
“作者之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解释学，以及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作者的心理重建理论，后者启迪了狄尔泰的体验学说，前者是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文论、解释学的重要议题。在德国学者Walter 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批评了文学领域中的文本的传播模式逐渐大众化，逐步挑战传统阅读中的崇尚经典以及细致学习作者的写作意图。在此背景下，文本从生产到阅读的全链条诸环节都成为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文本中心理论、接受者理论、互文本理论等多种理论主张各成一派，“作者之死”说法遂应运而生(桑明旭，2017) [21] 。
笔者根据巴特的叙述，梳理出作者在五种意义中可以消亡并总结出“作者之死”的五个观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第六个观点：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表示作者不必消亡，如表2所示：
第一、巴特认为古代社会有叙事者，但是他们不会被社会视为重要的人物和天才。现代社会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的人文主义的运动，叙事者逐渐发展成具有主体性的现代人物，地位逐渐升高，甚至超过哲学家。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实证主义，并赋予了作者更多的书写自由和社会地位。巴特认为这种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暴君般的作者”不具备合理性，因为作者的主导权是被社会的读者所赋予的，因此不可能长期存在。本文认为，对于“作者之死”的理论研究来说，目标就是否认现代人物的作者，既忽视作者的绝对话语，更多地关注读者的评价，解释权的历史现实性逐步消亡。
第二、尽管作者的王国仍然十分强大，但是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三人都以文本结构的张力撬动了作者的统治地位。Stephane Mallarme在诗歌中试图令语言本身表意，以诗歌当中幽晦神秘的描写，将19世纪世态坎坷描写成了语言的艺术，将心灵的苦难幻化为语言间的趣味。其晚年的《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通过奇特的排列方式将思维和宇宙的规律相互接壤，力图在诗歌中令读者体会到曼妙的诗句、奇特的韵脚以及富有节奏的韵律，寻求一种自由的诗歌形式，具有多种象征含义，能够唤起读者去发现含义，以及具有深奥的哲理。Paul Valery在诗歌中表现出其自身关于生与死、灵与肉、永恒与变换等思考，以含蓄的表现手法在诗歌中强调语言的本身的特性，沉迷于心理研究，但他怀疑和嘲笑作者，强调语言本性，不必要寻求作家内心写作态度。Marcel Proust则是完成了写作结构颠倒，“不把生活放入文本，而把生活经历变成了创作”。小说里叙述者准备写作，非正在写作。使得作者去中心化了，作者的无潜意识在写作，非自我意识在写作。他作为意识流文学的先驱，并凭借弗洛伊德的意识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巴特认为“语言之指导主体，不知道认为为何物，而这个主体，是在确定它的说明之外是空洞的”脱离作者而又独立存在的语言符号成为了文本真正的主体。本文认为，作者写作之时，仅存在言语行为的本身。并不包含其他语境的内容，既字面语境所激发出来读者的百科知识进而对文本进行理解，作品作为一种结构完成的语言符号保持着结构不散，并不需要作者在场，作者只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推动者，即写手。而作者正是在这种语言符号的结构中，也是在读者的欣赏中失去了主体地位。
第三、巴特指出“作者之死”是更改了文本的主述位置，标志着文本的解释权利从“相信作者的时代”转向“抛弃作者的时代”。在相信作者的时代中，读者会把作者既有的感情和态度纳入文本的阅读中。新作品出现，读者会为该作品划分时间维度，从前今后。作者属于从前，文本属于今后。作者和文本属于家族的树状结构关系，并不可逆。但是巴特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作者和文本本身就是分离的，作者不先于写作而存在，“作者”并不是“文本”的主语。本文认为，摆脱了作者的束缚，文本的解释里具有更多的维度，文本不再受到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被后代而书写，因此文本的创造力得以增强，文本自身的符号性质得以固定，并具有永恒性。本文认为，若以拉康的对于语言和无意识的看法来评价巴特对作者消亡观点，还可以说成，作品先于作者，这是因为先存在着语言系统，才有作者的言语。在现实情况中，作者是接受了完备的语言教育，其思想也是吸收了先贤的精华，并不是孤立的思想。作者仅是一种媒介，传递他对世间百态看法或内心独白，一旦作品被读者再次阐释，作者就会变成消失的媒介，和字面意义一样消失在读者的脑海里。这一过程也是一种符号的传递过程，作品作者已经割裂开来，作品已经不再是单一结构，而是符号的意义集合的系统观。符号的概念是把由一个声音形象与另一个概念结合而成的初级符号当作一个新的指称，再由这一指称功能与另一个所指、新的概念结合而构成的二级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意义关系。巴特表示“正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符号的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内部关系，这种关系将能指与所指相结合在一起。第二种是潜在的外部关系，这是将符号与其他符号的一种特定的储备结合在一起的。第三种是现实关系，这是将符号与其共时或历时的符号意义相结合起来。这三种关系，在他作品中命名为“象征关系，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具有层级的滑动性质，围绕着“意义的来源–传播的途径–意义的再次实现”。
第四、“生命只不过是对书的模仿，书只是符号的交织物”，巴特认为文本是由无数个文化元素构成的多维度空间，文本并不是单向的空间。把作为主体却是将这种多维度空间的文化元素进行搁置和无视。他认为否认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多位空间才能真正的面向读者。本文认为，作品只是语言符号构成的百科全书。文本空间的多维性的实现前提是作者的死亡，但是文本本身具有多维性，具有张力，却是符号的支撑链滑动所决定的。这种观点与俄国学者的巴赫金的“多声道理论”相似，既允许作品存在着多种声道的声音，可以是作品本身的多重声部的人物表现手法，也可以是来自读者的续写。巴赫金“多声道理论”与巴特“作者之死”区别是前者包含多个“延异”并保留作者的文本意向，后者否认作者的意图却允许读者的阐释的交流。
第五、“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只不过是把在一个单一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巴特认为应该消灭作者，将作者视为写手，其意义是赋予读者更多的权利，例如：评价、改编、续写，等形式给予文本更多的生命力。本文认为，作者在场会对文本进行限制，强迫读者进行改观，可能是回到作者执拗的创作观、价值观、世界观或是对读者的思想自由的压抑，令读者改变其态度、对文本的思考和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将精力围绕着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进行讨论。他者是否再现，取决于读者是否超越了作者的话语权。作品一旦完成，作者的使命即将交给读者，读者的世界观具有多元性，存在着多种文化元素的交互、契合、融入，在语言沟通和交流中为文本提供延续的生命力。
第六、本文认为，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文本把解释权交给读者，关注读者评价。作者的写作过程结束，其意识形态饱满但不具有连续性。尽管故事情节的发展曲折，但在结尾的反思则是对整体篇章的外部反思。若以现代观点去分析文本所处历史语境，需重点关注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则是把读者的主体地位置于作者之上。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首要信息处理是对字面语境进行理解，然后凭借语用原则把百科知识的元素融入在生成会话含义的过程中。读者凭借具身体验，针对意象，将镜像化的文本在原有思想中找寻被制约的位置，而该定位为意象提供了新预设，使读者理解文本具有创造性。作者提供了篇章中布局，但读者在欣赏文本中，则会凭借文本体验中的情感抒发个人态度，文本需在符号化的传播过程中成为被描述的客体，即阅读文本则有其存在的意义。然而，作为传播过程中的文本，读者多数为群体讨论。他者的观念对个人则是绝境，通过追寻延异，读者在解构他者的过程需溯因，若以他者的降临作为解构绝境的标志，则是把新元素纳入到会话空间，通过协商使得读者社群达成共识。
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评价或续写过程，作者意见作为客体去鼓励读者产出相关概念组，则为文本内部的故事结构填充了新意义，读者的多元观念为文本提供更佳的张力。重视读者群的积极作用，并聚焦在文本内部，寻求发展脉络以及分析文本的矛盾，读者在现实生活的苦难如何在文本中寻求智慧的帮助，以及作者为读者群体的意见提供鼓励和支持，作者不再限制读者，而懂得读者所言的处境并拉近距离。
文本是由多种文本写作元素而成，这些写作元素源于多种文化，在文本中提供了对话空间、相似空间、以及矛盾空间。多维度空间需要读者在符号化的文本中提供更多的意见，并提供意向性。这种多重空间交汇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作者在书写过程之外的价值是由读者所赋予，文本只有在真实的读者的阅读行为中，才能体现出语言中既有的结构张力。学校教育中，更应容纳对文本的多声部的意见，降低政治因素以及文化霸权等高介入的影响，并关注读者的体验和文本所激发的意识形态，以期在沟通中为文本延伸出适用于教育的新观念。
当文本出版，意味着文本在接受市场考验中需要被读者再次阐释。读者在理解作为语言篇章中，填充其篇章的符号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文本主体仅作为语言符号存在符号系统的较低位置，为符号链条的滑动过程提供了基础。当语言形式在被读者批评时候，读者所利用的文论将超过文本，以个人视角的评价方式加以审视文本。读者在解释文本过程的多种维度使得文本具有更多的生成力。作为符号化产物，篇章作为固定的系统内部的底层符号。读者意见作为符号系统新产物往下滑动并具有新的生成力，新符号系统底层固定而整体开放。
作者只有消亡，或是保持缄默，保持读者意见，允许读者的意志加以阐释文本，才能为作品获得更多的生命力。作者创造了文本的故事元素，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为读者提供了故事的方向和终结意义，仅当读者意识到主体的存在时，否认作者在文本空间的绝对权利，读者根据自己的百科知识和经验为文本的素义，并提供更多元阐释，读者可根据作品创造出日常会话，在沟通中交互世界观。
4. 结论
作者是否已死，是读者赋予作者的死亡，还是作者本身失去了对文本的解释力？这将会需要更多哲学、文学、语言学理论进行对“作者书写文本读者”的综合探讨。为了回答文章开头的三个命题，本文认为作者不是真正的消亡，而是以两种形式隐藏在文本的背后，作者未死而是存在于作品的阐释中。第一，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传承文明与智慧，作者书写的历史存在着内部不一致性，如《资本论》的作者是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均是《资本论》的作者，但是不能将青年的马克思视为唯一作者，也不能将老年的马克思视为确定的作者。这说明了作者并不先于文本存在，而是在写作中的文本里面存在着作者的思想精粹，作者的存在过程体现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单向性，写作结束即作者存在。第二，人类思维体现出开放性、多元性以及时序性。对于作者而言写作能力是随着其思想不断变化的，在时间维度上，文本的截稿标志着作者失去了对其再次修正的权力，作者不再具有垄断文本的解释权。《资本论》作为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又提供了参考。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作者是他作品完成后的读者”，施莱尔马赫指出“读者要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文本一旦出版，作者和读者一样，均需要在阐释文本中具备前理解、指称链的变化、权利意志的距离、解释中的循环，文本需要在理解实践中拓宽意义空间，文本出版即作者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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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説——本文首先梳理了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认为它们虽有贡献，却具有争议性，在文学领域为解构主义的贡献却不如罗兰·巴特“作者之死”以读者为中心的主位构想。基于十位哲学家的“死亡观”，本文梳理了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五个观点，提出读者才是新意义的创造者。作者未死，而是存在于作品的阐释中；作者未消亡，而隐藏在文本的背后，写作结束即作者存在，文本出版即作者再生。
我看“既濟——未濟”才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所以我才説出了“《周易》的歷史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