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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

毛澤東培養公共情婦


《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 在前夫大姐家通奸 下跪认错》(2023-11-25 博雅斋3)报道:

洪晃之父洪君彦撰写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书,近日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记录了“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

作者洪君彦记述了他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的过程。洪君彦系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

第三者是大串联同伴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妹妹劝我放弃自杀念头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也闹出段婚外情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章与乔冠华的绯闻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也要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先斩后奏激怒92岁章老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老当时已92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网民嚎叫:

FANRENINUS 2023年11月26日 11:13

章含之是个婊子。

谢选骏指出:并不是“毛泽东把章含之‘搞’成了破鞋”,而是“毛泽东又‘捡’了一双破鞋”——章含之为何沦为“破鞋”?都是因为章士钊那个老乌龟——


《章含之:亲生父母抛弃,两段坎坷婚姻,临终选择和养父章士钊合葬》(2022-01-18 温读)报道:

1942年的夏天,上海滩正值梅雨季节。大雨哗啦啦地打在路上,街上人们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生怕被雨浇到。

就在这个时候,街头却有一个小女孩呆坐在原地,她衣着精美,长相姣好,看得出来是好人家的姑娘。

有人看小女孩一个人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忙上去问她:“你家人呢?”

小女孩瘪了瘪嘴,就连哭泣都没有什么力气,“我没有人要了。”她说道。

旁人还以为小女孩是被遗弃的。

可是没多久,有一辆小汽车过来把小女孩接走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竟然是章士钊的女儿。

章士钊,谁又能不知道呢?

这个小女孩既然是章士钊的女儿,她怎么会说自己没人要了呢?

这个小女孩名为章含之,年仅七岁,是章士钊的养女。

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曾经是康克令钢笔的售货员,因此还被称为康克令西施。

1935年,年纪轻轻的谈雪卿就和军阀之子陈度未婚同居,并且还怀了孕。以腹中孩子为要挟,谈雪卿希望陈度娶自己为妻,可是陈度只愿意纳妾,不肯妥协。

拉扯之下,陈度的父亲干脆请来了章士钊,希望他能够解决这件事情。谈雪卿不能如愿嫁给陈度,肚子也越来越大,她只能生下来。生出来了一个女儿,谈雪卿见无利可图,就不肯再管这个孩子。

陈度的父亲也不肯让这个孩子进家门,于是只能拜托章士钊收养这个孩子,从此章士钊多了一个养女,就是章含之。

而这只是章含之第一次被母亲抛弃。

进入章家之后,章含之被放在奚夫人的名下。家里的人都没有告诉她真相,章含之一直以为自己就是章士钊和奚夫人所生。

奚夫人名为奚翠贞,本是一个青楼女子,后来被章士钊纳为妾氏。因此,章士钊还和当时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最后两人分居。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真的成婚后,章士钊和奚夫人的感情却很一般。

奚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滩姨太太,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麻将、吃饭和享乐。至于章含之这个养女,本就不是奚夫人自己生的,完全不去关心她。

从小,章含之都是被家里的佣人抚养长大的,章士钊忙于公务很少关心她,奚夫人也不在乎她。

虽不缺吃穿,却少有父母亲情。

小时候,她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教堂里面发呆。她没有什么忏悔或者想要倾诉的事情,只有满心的迷茫、委屈和孤独。

1942年,章士钊在动乱之中前往重庆,但是却把奚夫人和七岁的章含之都留在了上海。

在章士钊前往重庆之后,被留在上海的奚夫人干脆养了个所谓的“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实际上就是奚夫人的情人。

而夹在二人之中的章含之,无疑是最悲惨的,她没有得到章士钊的关爱,还因为大人的矛盾,被奚夫人冷落。

奚夫人对她近乎于不管不顾,每日就和“干儿子”厮混在一起。

下雨天的时候,奚夫人自己不想去接章含之回家,就让“干儿子”骑自行车去。奚夫人自己都不重视这个养女,又怎么能够指望一个外人呢。

“干儿子”骑着自行车跑得飞快,竟然直接把章含之甩了出去。

于是,小小的章含之在大雨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在行人匆匆离去后,自己仿佛无家可归。

“我没人要了。”这是章含之一直以来唯一的想法。

在这样的家庭里,章含之活得痛苦而又压抑,她幻想自己是鸟、幻想自己能够自由飞翔、无忧无虑,幻想过上幸福、被人捧在手掌之中的生活。

从童年开始,章含之就被一种对爱的索取而裹挟着。

1949年,章含之和奚夫人按照章士钊的吩咐迁居北京。即便之后,章含之再也没有回来过上海,上海依然是她的唯一故乡,那片空虚寂寥的地方反而成为了章含之的归属之地。

来到北京之后,章含之进入了北京贝满中学读书。她是中国传统认知里的那种漂亮姑娘,又因早年经历充满独特的气质,进入学校之后,章含之就受到了学校男生的热烈追捧。

这种追捧,反而让从来没有被关注过的章含之感觉到不自在。

在这一年年末,北京举办圣诞舞会,章含之受邀,她推脱不过,只能参加。

她没有特别精致的装扮,但是却如出水芙蓉般清秀,吸引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洪君彦也是被吸引的人之一,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比章含之要大上许多。

一个成熟稳重、学识丰富的男人,一下子戳中了章含之渴望有人能够依靠的心,两个人自此陷入爱河之中。

爱情上章士钊找到了足以寄托情感的对象,她对于亲情的质疑被不断放大,渐渐地,章含之对父亲章士钊的情感越来越矛盾,父女二人之间的关系渐渐僵硬。

那个时候,章含之甚至认为作为章士钊的女儿是一件倒霉的事情。

章含之的偶像是鲁迅先生,在她的眼里,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而鲁迅却不喜欢章士钊,他写文直接指名道姓抨击章士钊,一点儿情面都不留。而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到了学校的课本里,老师拿着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分析,提到章士钊,大家的眼睛就会往章含之身上去。

在课堂上,章含之低下头去,全班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她脸色通红,既羞又恼。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章含之怀揣一腔热血,积极报名。

章士钊坚决反对,阻止章含之去前线,作为父亲,他担心女儿的安危。但是在章含之的眼里,自己的一切都得不到父亲的尊重和同意,“章士钊”这三个字就像是枷锁一样禁锢住了她。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爸爸!”章含之所有的情绪一股脑爆发出来,她干脆搬到学校去住,和父亲章士钊彻底对立。

章含之又怎么想得到,她的一时气话,竟然戳穿了家里掩埋最深的真相。

1953年,学习成绩优异的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这几年,章含之和洪军彦感情很好,洪军彦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北京大学任教,他既是爱人,也是章含之的导师。

可是爱人永远弥补不了家人。

章含之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章士钊的认可,作为女儿,她一直以来的努力,只是为了得到父亲的笑脸。

这时候的章士钊在北京无所事事,他只能把情感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儿女和他之间的关系都很恶劣。因此,章士钊只能把希望都放在养女章含之身上。

在章含之上大学后,章士钊甚至把章含之的照片给了周总理和他的夫人,希望能够照顾一二。在章含之周末回家的时候,章士钊隐晦地提及这件事。

好心却办错了事,章含之不喜欢以父亲的名号去办事。因此,当天二人就大吵了一架,章含之直言,“不要用这种关系去为我安排什么,我走自己的路。”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门来,那人就是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

洪军彦认识谈雪卿的儿子,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之下,谈雪卿找到洪军彦,希望能够见章含之一面。

章含之初见谈雪卿,就有些晃神。两个人很像,虽然谈雪卿的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仍旧掩盖不住眉眼之间的风华。

相认之后,章含之多年来的痛苦和委屈似乎都得到了解释。为什么幼年的自己不受到重视,只是因为她和那个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谈雪卿没有告诉章含之亲生父亲的事情,章含之也不知道自己是军阀的后代。她以为谈雪卿抛弃女儿,只是因为穷困、因为迫不得已。

在亲情的驱动下,章含之决定离开章家。

但是这一步没能够踏出去,她终究是对章士钊怀有父女之情。家里面二哥年纪轻轻得了肺结核去世了,三哥精神病也去世了,大哥一直在反抗章士钊。

在儿女身上得不到情感寄托的章士钊甚至改了笔名为“孤桐”。在这样的纠结之中,章含之一边保持着和生母谈雪卿的联系,一边又瞒着养父章士钊。也是在这一年,章含之和洪军彦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的第三年章含之生下了女儿洪晃。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二人之间的关系却越发疏远了。章含之放在丈夫身上的那种寄托感,也渐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章含之又被原生家庭和养父母之间拉扯得难以承受,在女儿出生后,由于无法向女儿解释这一切,章含之的压力更大了。

1963年,章含之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章士钊带着章含之前去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章含之被邀请成为毛主席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受宠若惊,她认认真真负责教学生活,还跟着毛主席学到了许多知识,扩宽了眼界。

就在章含之不断增进自己的同时,丈夫洪军彦却出了事情。

1966年,洪军彦出了事情,因为时代和政治变化,洪军彦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甚至于被剃了一个阴阳头。

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之中,洪军彦渐渐沉闷、无助,他失去了曾经的朝气。女儿见到他,甚至会被吓到嚎啕大哭。

章含之渐渐失去了对于丈夫的依赖和爱意,家庭的氛围日渐压抑。而且,夫妻二人的立场截然不同,思想的对立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洪军彦认为自己的悲惨无人理解,而章含之则难以接受丈夫的理念。两个人各怀心思,这段婚姻岌岌可危。

但是真的往上加了一把柴火的,是洪军彦的婚外情。

1967年中期,洪军彦被生活打压之下,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向妹妹倾诉,说自己可能会拖累了家里的妻女。好在妹妹劝解他,让他坚持下去。

洪军彦在痛苦的劳作改造之中,结识了一个西语系女教师。二人在压抑和痛苦之中越走越近。开始了一段婚外情,为了不让自己背负污名,洪军彦开始编纂章含之的不轨故事。

洪军彦声称章含之早就有了婚外情,和一个姓张的男人关系纠缠不清,甚至被自己的家人抓到过。而且自己也已经掌握了章含之的证据。洪军彦甚至出了一本自传,讲述他是如何抓到章含之的把柄的。洪军彦说,章含之的钱包里面有陌生男人的照片。

洪军彦甚至表示,章含之一直和那个男人纠缠不清。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荒谬的,但是章含之骨子里有一种传统思想,她始终对丈夫退让。最终留住这段婚姻的,是女儿洪晃的存在。夫妻二人为了洪晃又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婚姻。

但是洪晃却不能忍受父亲的所作所为,她主动和父亲洪军彦断绝关系,这个家庭摇摇欲坠。

1971年3月末,章含之入外交部。婚姻摇摇欲坠的她,事业却发展的越来越好。

在外交部里,章含之结识了乔冠华。

二人一开始本来是矛盾重重,乔冠华和章含之之间爆发了好几次冲突。但是在这种冲突之后,章含之的不屈不饶、学识丰富给乔冠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两个人越走越近,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一周要通好几次电话,不谈爱情,也不谈工作,只是聊天就足够了。他们无话不谈,无话不说。

乔冠华比章含之大了整整二十二岁,章含之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依靠和寄托。

一直缺失的感情都放在了乔冠华身上,章含之觉得,这是她从小就在追寻的那种纯情、那种结合。

可是考虑到舆论、女儿等因素,章含之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离婚。

爱上一个比自己年纪大、比自己地位高的男人,章含之自认自己问心无愧,可是又怎么抵抗社会舆论呢。

章含之深夜起来给乔冠华写了一封信,说明白自己的考虑,想要和乔冠华断掉这个关系,以免拖累乔冠华的名声。

乔冠华回信,表示若是真爱,不需要畏惧旁人怎么说。

最终,在朋友的劝解和毛主席的鼓励下,章含之主动选择和洪军彦离婚。

可是离婚的道路并不顺利,即便两个人都决定结束这段婚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章含之依然要做很多手续。

1972年底,两个人第一次去附近的居委会办理离婚手续,但是负责人却追根问底,一定要他们说清楚感情怎么样、为什么离婚、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二人被问得语塞,一时间什么也答不出来,离婚手续也没办成。

无奈之下,章含之只好向外交部反映情况,走了“后门”。这才在外交部主任的帮助下,成功办理离婚手续,曾经的恩爱鸳鸯自此各走自己的路,再无瓜葛。

1973年,离婚后的章含之嫁给了乔冠华。

乔冠华身体不好,章含之就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处处照顾,乔冠华也越来越依赖章含之,章含之在这种依赖之中获得了情感的满足。

乔冠华无数次感慨,这个家真好。可见章含之的细心体贴。

但是,乔冠华的身份和立场还是产生了不小的麻烦,这个家庭被时代裹挟着,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和灾难之中,夫妻二人一直携手度过,从未分离。

但是乔冠华的身体却撑不住了,他本来就患有癌症,1983年,癌细胞在他的体内扩散。

章含之舍弃一切全心全力照顾丈夫,为了给乔冠华榨新鲜的西瓜汁,章含之会在炎热的中午一个一个瓜粒摘出来;吃香蕉也要细心地剥皮、切块,亲手喂给对方。

而乔冠华不忍让章含之如此担心,他强撑起病体,刻意掩饰自己所有的不适。这时候,乔冠华已经出现咳血的症状了,他费心掩饰咳出来的血痰,死活不让章含之看到。

章含之趁着乔冠华不注意,偷偷去翻乔冠华咳出来的东西,映入眼中的是触目惊心的鲜红,一口口带鲜血的痰让章含之整夜整夜睡不着。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的气色突然好了起来,他握着章含之的手,深情告白。章含之却浑身发抖,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回光返照。

果然,说完话之后,乔冠华彻底闭上了研究,停止了呼吸。

在这一天,疾病带走了一位才子,也带走了章含之的寄托。

女儿洪晃很心疼母亲,但是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却与章含之彻底划清界限。谈雪卿觉得章含之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她第二次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亲情、爱情的双重打压之下,章含之一蹶不振。洪晃照顾章含之,让母亲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在乔冠华死后,章含之以乔冠华为主角,写了四本书,为他守寡二十五年,终身不再嫁。

在不了解章含之的人眼里,这是一个被流言蜚语包裹的人,是一个家庭背景复杂、爱情婚姻坎坷的女人,但是深入接触之后,即便已经年过半百,章含之却仍然只是一个单纯、认真的女孩子。

1993年,章含之负责筹备一场大型国际会议。她从议题到人员选择、从会场布置到时间安排,从设备选择到住宿安排,章含之全都安排好,给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能够让会议圆满完成,章含之还亲自去购置茶歇的零食、特产和咖啡壶。

但是工作之外的章含之就只是一个喜爱安静的人,若是没有什么事,章含之更喜欢一个人在家呆着,脱离各种漩涡。

但是新闻媒介往往不给她机会,各种流量、报道为她打上喜爱社交的名声。

“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有个舒适的环境读书,为丈夫、为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

这个愿望,章含之一生都没有实现。

在进入中心后,章含之工作了十八年,这十八年里她也远离各种舆论,在一个超脱的平静港湾中享受自己的生活。

章含之的一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她一定要选择一条困难、孤独的路。

在女儿洪晃的眼里,章含之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

“在我心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洪晃如此评价母亲。

在洪晃的眼里,章含之把男人当成了一种至上的存在,需要自己为了男人彻底牺牲,因此才有了和洪军彦之间的悲剧婚姻,才有和乔冠华之间的爱情神话。

这是源于女儿对母亲的心疼,但是之于章含之,能够和乔冠华相守,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她晚年可以选择出国、可以再接受一段新的感情,但是章含之让自己留在胡同里那“厚厚的红门之中”。守着乔冠华对于国家赤诚的爱、守着父亲章士钊对于自我的坚持。

那“厚厚的红门”只是大院的一个大门,却也封闭了章含之的一生。章含之抱着对乔冠华的爱,过了余生。

“明明乔冠华已经不在了,我还是在和他一起走这条路。”

在生命的最后,章含之写下回忆录,她临死前编纂好底稿,将自己的一生放于文字中。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永远闭上了眼睛。

章含之留下遗愿,要和父亲章士钊合葬在一起。

这个遗愿令大家感到震惊,乔冠华临死前希望章含之能够和自己合葬。没有想到爱了乔冠华一生的章含之,却拒绝了这个请求。

章含之的这个选择既包含对乔冠华的爱,也包含对父亲的悔。她觉得自己和乔冠华在一起,已经让乔冠华名声受损,乔家的后人也不曾祝福过他们。避免世人议论扰了乔冠华的安宁,章含之拒绝了合葬。

当人老了,回顾一生,章含之最懊悔的就是和章士钊的对立,是没有接受父亲深沉的爱,是没有和父亲好好在一起谈心。章士钊养自己一场,是有恩情的,他们是一家人。

章含之死后,回归到那段最单纯、最平和的少女时光,重新成为一个渴求爱的“女儿”。

谢选骏指出:章含之为何要与章士钊合葬?也许掩盖了一个更深的秘密——小章是老章的亂倫養女。就像章含之半遮半掩地披露了她和毛泽东的关系——章士钊拉的皮条。由此可见,章士钊是个老乌龟;他與老毛合作,把章含之變成了公共情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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