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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5日星期日

巴黎塞纳河里游泳等於进入了臭水沟

 93、巴黎塞纳河里游泳等於进入了臭水沟


《巴黎奥运:在塞纳河里游泳有什么问题?这能成为奥运遗产吗?》(詹姆斯·菲茨杰拉德(James FitzGerald)BBC记者 巴黎报道 2024年7月31日)報道:


这本该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大亮点:铁人三项运动员在塞纳河中竞逐,让游泳回归巴黎市中心。但出于对水质的担忧,首场比赛不得不推迟一天进行。


我们来到原计划起点稍下游的荣军院桥(Pont des Invalides)上,当地人和游客向我谈起他们是否想亲自下水游泳。


“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在七月的炎热日子里,巴黎人赫达(Reda)看着塞纳河波光粼粼的水面说道。


“但我永远不会潜入水中,即便他们清理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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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已经在本届奥运会中成为主角。在上周五(7月26日)晚淅淅沥沥的雨中举行的开幕式上,塞纳河接待了数以千计参加游船巡游的运动员。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水质问题,当局一直禁止市民在塞纳河中游泳。但通过一项大型改造项目,在塞纳河里畅游将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重要遗产之一。


就在本周一(29日),组织者还表示他们有信心铁人三项比赛将按计划进行。但周末的大雨使这一计划落空。


巴黎的“单一系统”排水设施已经饱和,来自厨房、厕所和街道上的雨水等额外水源被排入河中。


巴黎人赫达说自己永远不会潜入塞纳河水中。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最近在塞纳河中游泳,以强调为清洁塞纳河所做的努力。


此前的检测结果显示,塞纳河中的大肠杆菌水平超过了体育协会规定的上限。这种细菌可导致呕吐和腹泻等疾病。


BBC记者休·肖菲尔德(Hugh Schofield)当时也加入了伊达尔戈的行列。他不小心吞下一口河水,但他说水的味道还不错。


我在荣军院桥上与许多游客交谈时,他们都说在本国露天水域游泳并非难事。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和捷克的游客都表示,他们曾在本国的河流、湖泊和运河中游泳,如果有证据表明塞纳河是安全的,他们也会这么做。


“我愿意试试。”来自荷兰的女士埃斯米(Esmee)说,“从这里看并没有那么糟糕。”


法国在优质浴场水质方面落后于欧盟平均水平。根据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的数据,2023年约有75%的法国浴场水质被评为优,而整个欧盟的这一比例为85%。


该机构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在欧盟的大多数浴场游泳都是安全的,但沿海水域的游泳条件普遍优于河流和湖泊。


塞浦路斯以97.6%的浴场水质优良率位居榜首,其次是奥地利的96.9%和克罗地亚的96.7%。


由于该数据只针对欧盟国家,因此不包括英国。尽管塞纳河已开始允许游泳,但目前英国只有泰晤士河的一个河段——牛津郡瓦灵福德附近——被指定为游泳场所。


欧洲环境署特别提到了巴黎10年前开始的耗资14亿欧元(11亿英镑;15 亿美元)的清理行动。


作为这项行动的一部分,巴黎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雨水蓄集池。它可以储存相当于2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这是阻止污水在暴雨期间流入塞纳河的机制的一部分。


在男子铁人三项比赛前夕,并非所有来到大桥的游客都对清洁问题感到困扰。一些人表示,只要天气足够暖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考虑跳进河里。


一位来自巴西的男子说,他和他的同胞就是这么做的。他承认:“在我的城市圣保罗,河水也不干净。”


但许多巴黎人都认为,一条干净、适于游泳的河流将成为奥运遗产中令人兴奋的一部分。


大学教授丹妮勒(Danielle)说,她“绝对会”在塞纳河中游泳。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她笑着说。


对于一个名叫达米安(Damien)的男子来说,保持塞纳河的清洁是一项“大工程”,但值得一做。


“这对所有巴黎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机会。”他说。


目前,塞纳河的水质每天都会被进行检测。


2024年巴黎奥运会运营总监兰比斯·康斯坦丁尼蒂斯(Lambis Konstantinidis)说,目前有若干备用计划,包括使用补赛日。


他在星期一对BBC说,只有在“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将铁人三项赛降级为铁人二项,并完全取消游泳比赛。


谢选骏指出:人問“巴黎奥运:在塞纳河里游泳有什么问题?这能成为奥运遗产吗?”——我看在這個“巴黎塞纳河里”游泳,等於进入了臭水沟!要想不中毒,簡直不可能!

谢选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這話缺乏主語


《如何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紐約時報童之伟 2013年2月27日)報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最近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很先进的执政理念,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

但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度的笼子是什么?制度的笼子就是法律体系,它集中表现为宪法。可以说,宪法的原则、规则和精神,构成关权力的笼子的支架、栏杆和形态。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核心内容,是相关宪法关系主体严格在宪法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按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在法律世界,权力之外的另一大主角名叫“权利”。权利以个人或个体所有之财产为物资承担者,属个人或个体利益的法律体现,在其现实性上,权利概念的外延包括了自由。两相比较,权力的强度远非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权利所能抗衡和平衡。所以,欧洲启蒙时代有学者从国家角度将权力比喻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利维旦。

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无不经历过以王权或皇权为代表的权力恶性膨胀、恣意妄为、蛮横践踏个人权利的时代。历史上所有法治国家的宪法,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成文的,都是通过限制权力的范围和运用程序的方式来保障权利不受践踏的。另一方面,权力受限制是其有效保持自身公共性质的必要前提。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宪法与其它类型的宪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国社会就确立了一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对立的公理:每一个国民都是享有完整权利能力的公民,他们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制定宪法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一个统一组织体,形成国家的权力,由他们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代表他们行使这些权力;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的权力每人都有一份。

正因为如此,宪法将中国称为“共和国”,将“权力”笼统地称为“国家的权力”,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一切权力”在中国宪法中一般具体化为“职权”,在少数情况下被称为“权限”。“权限”强调的往往是相对于其它国家机关或部门而言属于本机关或本部门的那部分职权。我们据此可知,中国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之总和。

所以,中国全部权力的所有者虽是全体人民,但其行使者却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因而它也因其行使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职权,如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等等。

数十年来,中国制度的笼子往往关不住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设,究其原因,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因为笼子的“栏杆”太稀疏、漏洞太大,或没有足够刚性和强度。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国有制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造成了权力相对于权利来说,体量特别大且集中程度甚高、强度很大,难以被关住。

关不住的强大权力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权力自身的公共性质发生部分蜕变,蜕变部分就沦落成了谋取私利、贪污腐化的根源;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权力而言太过于弱小,不足以平衡权力,进而受到权力的严重侵害。

在中国谈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必须正视权力的最主要部分还游荡于制度的笼子之外的各种现实:执政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法律关系模糊,职能混淆,宪法法律中缺乏可以规范、制约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个人手中的权力;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尚无立法保障;还有一些基本权利虽有保障性立法但却因过于迁就权力主体的需要而实际上无法落实;存在执政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违宪违法但难以追究违宪违法责任的情况,等等。

要打造能够关进权力的制度笼子并实实在在地关住权力,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满足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

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只能由宪定的主体依照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宪法规定的机关、机构和官员由公共财政供养,其他任何组织不能由公共财政供养,也不能行使国家权力。所以,任何机构,如果基于国家财政收入存在,处理属于国家机关“职权”和“权限”范围的事务,就是行使了国家的权力。如果这些机构不是宪定机构,它们行使的这些权力就处于制度的“笼子”之外。将这部分权力关进笼子的办法只能是,要么将其交由相应宪定机构行使,有么将现有行使者的行为纳入宪法条款规范的对象。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执政党的机构必须按宪法的民主、法治原则和宪政的要求,回归其在政党政治中通常应处的位置。中国目前国家机构与执政党的机构事实上不分,在这种国与党不分的体制下,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不仅事实上等同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而且是本地最重要的公共机构和官员。但宪法、法律却不能规范和调整党委、党委书记的行为,且党委及其下属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承担违反宪法、法律的责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让权力的运用者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在多数情况下肯定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中国当今主要应该把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现有的权力关进笼子。怎么落实呢?中共各级党委地位宪法化或党的机构非国家化,是可供选择的两条不同路径。所谓宪法化,指把各级党委的组织和职权明确写进宪法;而所谓党的机构非国家化,则是要求党的机构放弃现有的国家机构地位,成为不靠国家或地方预算维持的民间社团组织,其中未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也不具国家官员地位,不拿国家工资。但是,按宪法和宪政的要求,执政党各级党委显然不宜宪法化,而是应该在依法让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机构执政的同时,保持自己组织机构和专职党务干部的非国家化。

严格按民主、法治原则处理三种宪法关系。第一种宪法关系是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权力关系。宪法规范公民行为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无禁止即自由”, 宪法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却是“法律无授权即禁止”。处理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和维持权利与权力的动态平衡。第二种宪法关系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权力关系,宪法在这个领域的基本要求,是按分权和制约的方向来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它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或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得越权干预其它国家机关职权或权限范围的事务。第三种宪法关系是平等主体即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权利关系,这实际上是个人之间利益乃至财产平等交换的领域,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个人意思自治(指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权力一般不进入。

尊重和运用现行宪法本身包含的权力制约内容。谈到以权力制约权力,我们往往只想到宪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三方相互制约的规定,似乎除此之外宪法没有别的制约要求。但事实上,只要各个国家机关坚守职权分际,办事透明公开,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不仅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相互之间是这样,甚至国家权力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82年宪法,拿掉了此前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质询和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本意就是让法院、检察院得以免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干预。可惜此后全国人大未修改相应组织法落实这些规定。

落实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等基本权利,利用权利制约权力。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实行直接的和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允许自由参选,把选票真正交还给公民,公民就能通过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权力形成强有力制约。这是历史和各国现实证明了的真理。另外,切实保障公民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也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权力受到权利制约,其冲击或拆毁笼子的力道势必被降低。

设立违宪审查专门机关,建设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各国通常所说的违宪审查,在中国宪法中称为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制度的价值在于遏阻国家机关和政党的违宪行为,让违宪者承担违宪责任。必须运用宪法监督体制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一是立法行为,包括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立法不作为;二是国家机关和政党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违宪行为。广义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包括对法律的下位法文件进行合法律性审查。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相信必须具备的条件还有不少,但以上几点是主要的,也是现阶段就可以逐渐做到的。


谢选骏指出:人問“如何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看《紐約時報》不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這話缺乏主語。那麽,到底是誰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呢?十二年來的事實證明,是最高領導把权力关进了他一手打造的“制度的笼子”里……

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這話必須沒有主語。


谢选骏:美國是“金奪權”——中國是“權奪金”


網文《金權政治》報道:


金權政治(英語:plutocracy)或者財閥政治(plutarchy),是寡頭政治的一種形式,由擁有巨大財富的人所統治或控制的社會。


概述


1631年,第一次書面使用這個術語。不同於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等理論,金錢政治的理論並不來源於任何政治哲學。雖然這個術語本身是個貶義詞,但富豪階層可能一直利用輿論和政策等祕密地或潛移默化地推行着這種統治形式。


世界各地的情況

2015年,自由台灣黨提出破除台灣金權政治體系的主張。2015年,香港東方日報報道稱中國大陸兩會成了金權政治的俱樂部。2016年報道,美國是典型的金權政治。長期以來,以華盛頓K街一帶的遊說公司為代表的各種說客組織,是推銷美國金權政治的無形之手,然而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許多遊說公司已經搬走;截至2012年排名前20位的遊說公司只有一個仍然留在K街。


釋義

金權政治(Plutocracy)的英文字根,來自古希臘語:πλουτοκρατία(ploutokratia)。它由兩個字根組成,古希臘語:πλοῦτος(ploutos),意思為財富,以及古希臘語:κράτος(kratos),意思為統治,或是政權。它最早由亞里士多德提出。


谢选骏指出:人説“金權政治”;我看這說的無非是“金奪權”——那麽,“權奪金”呢?算不算另類的金權政治?


《每日一詞:Plutocracy·金錢、權力與政治》(SHUHUA TANG 2019年7月15日)報道:


週一,在曼哈頓的聯邦法院外,抗議者舉著愛潑斯坦的照片。


在人們眼中,傑弗裡·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一直是一個謎。他住在曼哈頓最大最豪華的私宅中,常出現八卦標題上,與現總統川普和前總統柯林頓等政商名流均有往來,但另一方面,他具體是做什麼的、為什麼客戶服務,都不為外人所知。而最近,一樁涉及未成年人性交易和性販賣的轟動性案件則直指最深的謎題——多年來一直被控引誘少女的愛潑斯坦為何能逍遙法外直至今日?


上週,時報專欄作者Michelle Goldberg在觀點欄目發表《富豪性侵少女案和美國的金權政治腐敗》(Jeffrey Epstein Is the Ultimate Symbol of Plutocratic Rot)一文,分析愛潑斯坦案的來龍去脈,並在標題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背後的癥結所在——美國的「金權政治腐敗」(Plutocratic Rot)。文章開頭,她還這樣提到2003年,記者薇琪·沃德(Vicky Ward)為愛潑斯坦撰寫的人物報導:

「文章把他描繪成一個神秘莫測的傑·蓋茲比式人物,一個出身布魯克林中產家庭的男孩躋身富豪階層,儘管沒人能搞清楚他是怎麼賺到錢的。」


「Her piece painted him as an enigmatic Jay Gatsby type, a boy from a middle-class family in Brooklyn who had scaled the rungs of the plutocracy, though no one could quite figure out how he made his money.」

根據韋氏詞典,plutocracy的意思是「富豪統治的政府;富人階級控制的社會」(government by the wealthy; a controlling class of the wealth),常被翻譯作「金權政治、財閥政治」,形容詞形式為plutocratic。該詞最早出現於1931年,源於希臘語ploutokratia,由意為「財富」的ploutos和意為「力量、權力」的kratos兩部分組成。事實上,由kratos演變而來的詞根cracy在英語中常與其他詞組合在一起,意指某種統治形式,比如democracy(民主)、meritocracy(精英統治)、stratocracy(軍閥統治)等等。

一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認為,內戰至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認為是金權政治而非民主政體,這是因為19世紀末期,經濟增長催生了一批大型壟斷公司和極富有的富豪,大量財富賦予了他們巨大的政治權力,比如,擁有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當時能夠影響其業務所在州的立法者。此外,有不少學者認為如今的美國也有向金權政治靠攏的趨勢,在去年時報的一篇專訪文章中,前美聯儲主席經濟學家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就提到,這個國家「核心的問題」是「我們正朝著金權政治的方向發展」(we’re developing into a plutocracy)。

你對愛潑斯坦案怎麼看?你認為美國是金權政治嗎?歡迎來信與我們分享你的觀點,也歡迎對「每日一詞」這個欄目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我們的讀者信箱地址是:cn.letters@nytimes.com。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些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認為,內戰至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認為是金權政治而非民主政體,這是因為19世紀末期,經濟增長催生了一批大型壟斷公司和極富有的富豪,大量財富賦予了他們巨大的政治權力……”——這就是我所説的“第二美國”了。


美國的“權奪金”和中國的“權奪金”,這被馬匪分別叫做“美國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其實不然,這樣的標簽並不符合實際——


《对普京来说,权力远比金钱重要》(EILEEN O'CONNOR 2022年3月28日)報道:


1996年,我担任CNN莫斯科分社社长时,一场斗争正在腐败的寡头们与叶利钦总统保镖的密友们之间展开,后者想从寡头们那里收取更多的政治“保护费”,并威胁要推翻计划中的选举。

我向时任副总理的阿纳托利·丘拜斯询问了一个似乎处于斗争核心的问题:对俄罗斯人来说,权力和金钱哪个更重要?

他回答道:“如果你需要问这个,就说明你不了解俄罗斯。”答案是权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面临着他执政22年来的最大考验,他受到两个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乌克兰对入侵的激烈抵抗,另一方面是对寡头、石油出口和技术转让日益严厉的制裁。此时,上述问题的答案仍是权力,和俄罗斯历史上任何时候一样。


许多西方人想看到普京被推翻。他们不了解俄罗斯,也不了解俄罗斯人对权力的态度。研究俄罗斯的学者早就指出,私有财产权和公正的法律权威的缺失,导致国家行为者掌握着完完全全决定俄罗斯人生活的权力。俄罗斯从15世纪以来,一直在通过军事侵略来施加控制力。在一个权力几乎就是一切的国家,制裁和失去财富本身不会改变这种根本的互动。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显示了他和许多俄罗斯人所认为的这场战争的目标:捍卫俄罗斯的领土主权,抵御西方的统治。对普京来说,西方忽视俄罗斯太久了,它们否认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财富往往等同于接触领导人的机会和对领导人的影响力。所以,很多人认为,制裁寡头能迫使他们向普京施压,迫使其改变路线,就不奇怪了。这是一种误判。寡头们也许拥有将他们与权力联系起来并让普京可以利用的财富,但在俄罗斯,这并不意味着寡头们对普京或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拥有任何影响力。

这一切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目睹了以前共产党官员为主的群体,在丘拜斯主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积累起财富。那些发誓效忠叶利钦并为其政治竞选提供过资金的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获得了石油、天然气以及镍和铝等原材料领域的最大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如今,他们仍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

但是,由于缺乏财产权的实际定义以及保护财产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这些寡头们仍离不开克里姆林宫,普金自2000年以来一直掌管克里姆林宫。法庭作出的对寡头有利或不利的判决,很容易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喜好而被推翻。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在我转行成为给在俄罗斯投资的西方人担任代理律师后,曾亲眼目睹了这种互动。

寡头的财富来源并不是普京能控制的唯一东西。他已把挑战他权力的危险讲得一清二楚。以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例,他曾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共青年团部门一路高升,后获得了西伯利亚几处前国有油田的所有权,成立了尤科斯公司。他在2003年的一次电视直播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敢于批评政府腐败。普京作出的反应是,剥夺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资产,判处他10年监禁。他后来被允许离开俄罗斯,过上了流亡生活。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这种经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少有寡头站出来说话。只有那些待在伦敦等舒适地方的人敢对战争发表意见,比如阿尔法银行的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在伦敦发声明说,“战争永远不是答案”,但并没有批评普京。尽管只发了这种声明,普京已在最近的讲话中仍将这些寡头与他的对手——西方相提并论,说他们“没有牡蛎或鹅肝就活不下去”,他们精神上不在“这里,与我们的人民、与俄罗斯同甘共苦”。普京郑重表示,要把他们“像飞进我们嘴里的蠓虫一样”吐出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丘拜斯辞去了自己主管气候变化的象征性职位,离开了俄罗斯。丘拜斯不仅主管了私有化进程,他本人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了一名寡头,并曾一直受普京青睐。

唯一能真正影响普京的人是与他观点相同的意识形态者,即所谓的强力派——一群安全部队或军队出身的有权者。这些内部人士从普京在克格勃工作或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任职时起,就一直追随他,他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控制力和威望的保护者。他们把自己资金的大部分留在俄罗斯境内,让制裁鞭长莫及。和普京一样,他们也把苏联的解体视为20世纪的最大灾难,并相信这场战争是为了俄罗斯的“主权和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要想影响他们的话,西方必须优先考虑他们认为赋予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的东西:石油和军队。

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为国家提供高达40%的联邦预算收入,占到该国出口的60%。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把重点放在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制裁上很重要,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很少。虽然德国已停止了一条主要天然气管道的进展,但欧盟还没有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欧盟说,寻找替代来源需要时间。欧盟天然气需求的40%左右来自俄罗斯。如果欧洲国家真想对普京的想法有影响的话,他们应该在扣押寡头们的游艇上少花点时间,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上。同样,西方必须推动印度和中国也加入到这些制裁中来。

与此同时,削弱俄罗斯军队的最佳方法是限制其获取技术。正如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俄罗斯军队缺乏其他现代化军队用以收集实时现场情报的重要硬件和软件,以及能有效使用这些情报所需的通信系统。坦克车队长达数天的停滞不前表明,俄罗斯缺乏一个为军队运送食物和天然气的复杂供应链系统。

采取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公开行使控制力的做法,切断军事行动所需工具的制裁,可对普京身边的顾问们产生影响。虽然美国和欧洲已为做到这点实施了制裁,但他们必须鼓励印度和中国也这样做。这可能并不容易,做到这点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主权国家的原则,以及主权国家所依赖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生死存亡威胁的观念上提出足够的论据。


家住英国伦敦的寡头弗里德曼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英国制裁,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如果欧盟认为他可以告诉普京“停止战争,而且这会有效的话,那恐怕我们都遇上了大麻烦”,因为这意味着西方领导人“一点儿也不了解俄罗斯如何运转”。

他说对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对普京来说,权力远比金钱重要”——我看這是因爲,俄國表面上是“金奪權的資本主義”,其實還是“權奪金的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個幌子,其實際在於“金奪權還是資本主義”。換言之,法治社會是“金奪權”,馬匪説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人治社會是“權奪金”,馬匪説是“社會主義”、專政制度。


谢选骏:美国人种差异使得美國淪爲“發達國家裏的不發達國家”


《美国人寿命延长,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2023年11月30日 美國之音 加弗)報道: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增加,但依然低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因为导致死亡率增加的慢性病、枪击和持续过量用药等其它因素继续拖累了这个国家。


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星期三(11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2021年增加了1.1岁,基本得益于新冠病毒导致死亡的减少。


但疫情开始爆发前的2019年的美国平均寿命是78.8岁。其它发达经济体的预期寿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美国依然落后。


美国各地群体的预期寿命也有很大差距。比如女性的预期寿命2022年是80.2岁,男子只有74.8岁。


2022年出生的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84.5岁,拉美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80岁。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刚好是77.5岁的总体平均寿命,黑人的预期寿命是72.8岁。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的预期寿命最低,是67.9岁。


落后于同类国家


急诊医生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健康教授温麟衍( Leana Wen)对美国之音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她说,“预期寿命在最坏的新冠病毒之后没有复原更多,令人失望;但2022年的预期寿命的确增加了一年多。这个积极增加的80%多都被认为是新冠死亡下降的结果。”


她并说,“美国即使在新冠之前在预期寿命上已经落后于我们的同类国家,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美国过去10年中的预期寿命的改善也是停滞的。所以不令人吃惊,即我们不会有其他国家那样强劲的复原。我们需要改善我们这个国家的健保基础设施,尤其是疾病预防和慢性病治疗。”


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与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预期寿命都远超80岁。


新冠病毒依然起作用


虽然新冠死亡率略低于2020年和2021年,但新冠疾病依然是很多美国人生命的严重威胁,尤其是美国成年人中普遍存在慢性病都增加了死于一次感染的可能。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美国卫生倡议主任约书亚·沙夫斯坦(Joshua Sharfstein)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依然可以更加减少新冠感染的死亡,包括鼓励更多的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


但他说,疫情威胁仅仅是美国公共卫生官员面对的麻烦的一部分。


沙夫斯坦说,“美国卫生面对新冠以外的很多挑战,所以我们还要努力,很多挑战都在疫情期间恶化了。”


除了改善预防呼吸道疾病以外,他的组织还要求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处理过量服药死亡、自杀、枪暴力、撞车、热死以及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


人群差别


尽管疾控中心跟踪的所有人群的预期寿命在2021年和2022年都有增加,但差别很大。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的预期寿命都有最大增幅,男子增加2.4岁,女子增加2.1岁。但这个人群在疫情期间的寿命减少了6.2岁,降幅最大。


拉美裔美国人2022年的寿命增幅第二,男子增加2.4岁,女子增加1.7岁。该群体在疫情期间的寿命减少了4.1岁。


黑人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2022年增加了1.5岁。黑人的预期寿命在疫情期间减少了3.6岁。


亚裔美国男子的预期寿命2022年增加了1.2岁,亚裔美国女子的寿命增加了0.7岁。亚裔美国人的寿命在疫情期间下降了2.1岁。


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去年复原最小,男子增加了1.1岁,女子增加0.6岁。白人在疫情期间的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国人寿命延长,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我看不僅如此,美国還落后于“同类国家”,其原因就是人种差异造成的—— 

2022年出生的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84.5岁,拉美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80岁。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刚好是77.5岁的总体平均寿命,黑人的预期寿命是72.8岁。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的预期寿命最低,是67.9岁。


美国的人种差异,也使得美國淪爲“發達國家裏的不發達國家”。


谢选骏:塔斯馬尼亞陰魂不散


網文《亞瑟港槍擊案》報道:


於1996年4月28日發生於澳洲亞瑟港槍擊案塔斯曼尼亞州的旅遊勝地亞瑟港[1][2]。28歲、無業的馬丁·白賴仁(Martin Bryant)持數挺半自動步槍和衝鋒鎗沖入當地著名的黑箭咖啡廳(Broad Arrow Cafe)和西斯岬海角大樓(Seascape)向遊客亂槍掃射,35人死亡、17人受傷。其後,數百名特種警察人員出動將其拘捕,法庭控告其以35宗謀殺罪名均成立,判決35次無期徒刑,「永遠不得釋放」[3][4];兇手聞判後當庭大笑,毫無悔意。


背景


馬丁·白賴仁(Martin Bryant)從他的朋友海倫‧哈維(Helen Harvey)那裏繼承了約57萬澳幣的房地產。從1993年起,馬丁利用這筆錢中一部份去環遊世界及購買槍枝。在1993年末,他透過塔斯曼尼亞的報紙廣告購買了AR-10半自動來福槍,在1996年三月購買了.30口徑專用的清潔組及12口徑的大宇獵槍。他向店家購買了一個運動包並告訴店員他將用來裝大量的彈藥,然而他對他的女朋友說的卻又是另外一回事。馬丁並未持有槍械牌照,所以他違法購買了大量的彈藥及槍支並藏他的家中。


案發當日


澳洲警方重組了當日的案情,並在1996年11月19日於法庭上公佈。


清晨

事發當天早上六點,馬丁被鬧鐘叫醒。自從他失業了以後,他的女朋友及家人再也沒有看過他使用鬧鐘。早上八點,他的女朋友離開了房子,去見他的父母。馬丁離開了他家並觸發了家中的防盜器,依當時的資料來看是早上9時47分。


白賴仁在上午11時左右到達福克塞特村(Forcett Village),並繼續往亞瑟港行駛,及後被發現於11時45分左右從亞瑟高速公路駛入西斯岬海角大樓。他停在他父親想購買的海景賓館,而當時該賓館由David Martin和Noelene Joyce Martin擁有。白賴仁進入賓館開了幾槍,堵住了David Martin的嘴和刺傷了他。目擊者作證時提出了不同的槍聲次數。法庭相信,此時白賴仁殺死了他的首兩名受害者。


後來,一對夫婦來到賓館,白賴仁出現在賓館外面。他們詢問可否參觀賓館,但被白賴仁拒絕,原因是父母不在而他的女友在裏面。他的舉止相當粗魯,使夫婦感到不快。這對夫婦在下午12時35分左右離開,當時白賴仁的車停在賓館的門前,相信他在此時卸載彈藥。


白賴仁離開時把賓館的門鎖上,將鑰匙帶到西斯岬海角大樓管理處。他繼續駛往亞瑟港,當中曾停在一輛過熱的車旁,和那車的兩個人交談。他建議他們稍後來到亞瑟港咖啡店喝咖啡。


他經過亞瑟港歷史遺址,駛向馬丁夫婦擁有的帕爾默觀景道,在那裏他遇到了羅傑·拉納(Roger Larner)正駕駛離開他的車道。拉納曾在15年前遇見過他,最初並沒有認到他。白賴仁告訴拉納,他不時會去衝浪,買了一個叫做Fogg Lodge的房子,現在想從拉納買一些牛。白賴仁還提到購買隔壁購買馬丁夫婦的地方。白賴仁問羅傑Marian Larner是否在家,能否繼續沿着農場的車道前往探望她。拉納應允,但是表示他也會一同前往。白賴仁特改變主意,選擇離開,聲稱他將在下午回來。


亞瑟港古跡區域

下午約1時10分,白賴仁在亞瑟港歷史遺址入口的收費亭排隊。靠近收費站的時候,他的車離開了隊伍,駛到隊伍的末端重新排隊。他最終到達隊伍前方,聲稱有人倒車時撞到他。他支付了入場費,並在靠近水邊的寬箭咖啡店(Broad Arrow Café)附近停車。歷史遺址的保安經理要求白賴仁把車移到私家車停車場,因為白賴仁停車的位置是露營車專用的,整個停車場當天的交通亦非常繁忙。白賴仁把車駛到另一處,在車上坐了幾分鐘,然後再駛回咖啡店旁。保安經理看到他進入咖啡店,背着一個大袋子和一台攝像機,但沒有理會他。


白賴仁買了一個餐在陽台上吃。他試圖與人們談論該地區缺乏「黃蜂」,而且沒有像往常一樣多的日本遊客,但他似乎是在嘟噥。他看起來很緊張,不斷地瞥著停車場和咖啡店內。


寬箭咖啡店

白賴仁用膳完畢,走進咖啡店交回他的托盤,有人曾為他開門。他把袋子放在桌上,袋裏裝着他刺過馬丁的刀和其他物件,拉出一把裝上瞄準器和30發的彈匣的Colt AR-15 SP1卡賓槍。相信部分子彈曾用於西斯岬海角大樓射殺馬丁夫婦,故此彈匣在此時並非填滿。


咖啡店空間狹小,桌子排得非常緊密。當天咖啡店很忙碌,人們正等待下一班渡輪,令事件發生得非常快。白賴仁從他的臀部瞄準,將他的步槍指向坐在白賴仁旁邊的馬來西亞遊客Moh Yee(William)Ng 和 Sou Leng Chung。他近距離射擊他們,立即把他們殺死。白賴仁然後射向米克·薩金特(Mick Sargent),擦傷薩金特的頭皮,再把他撞到地上。白賴仁開了第四槍,擊斃薩金特的女朋友,21歲的凱特·伊麗莎白·斯科特(Kate Elizabeth Scott),子彈打中她的頭部。


28歲的新西蘭釀酒師溫特(Jason Winter)事發前一直在咖啡店幫忙。當白賴仁轉向溫特的妻子喬安·溫特(Joanne Winter)和他們15個月大的兒子米切爾時,溫特向白賴仁特投擲了一個托盤,試圖分散他的注意力。喬安的父親把他的女兒和孫子推到了桌子下面。


44歲的安東尼·南丁格爾(Anthony Nightingale)在第一槍響後站起來,但沒有時間逃跑。白賴仁把槍指着他時,南丁格爾喊道:「不,別射這裏!」("No, not here!")。當南丁格爾探身過去,他被射中脖子和脊柱致死。


一行十位朋友坐在下一張桌子,但部分人剛剛離開餐桌歸還餐盤和參觀禮品店。白賴仁開了一槍,殺死68歲的凱文·文森特·夏普(Kevin Vincent Sharp)。第二槍擊中沃爾特·本內特(Walter Bennett),子彈穿過他的身體,再擊中了凱文·夏普的弟弟,67歲的雷蒙德·約翰·夏普(Raymond John Sharp),導致兩人死亡。三人背對着白賴仁,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最初相信有人放鞭炮,其中一人在聽到前幾響後表示「這不好笑」("That's not funny"),沒有意識到聲響源自步槍。這些射擊都是近距離對着他們的背進行,白賴仁的槍只距離他們頭部幾英寸遠,或是按在頭上。傑拉德·布魯姆(Gerald Broome),蓋伊·費德勒(Gaye Fidler)和她的丈夫約翰(John Fidler)都被子彈碎片的波及,但倖存下來。


白賴仁然後轉向托尼·克斯坦(Tony Kistan)、莎拉·克斯坦(Sarah Kistan)和安德魯·米爾斯(Andrew Mills)。聽到起初的槍聲,托尼和安德魯兩個男人馬上站起來,但已經沒有時間離開。安德魯被白賴仁從頭部擊斃,托尼也在大概兩米遠的地方也被射中頭部身亡。但在托尼被擊中之前,他已經設法將妻子莎拉推開。莎拉躲在桌下,未被白賴仁看到。


蒂瑪·獲加(Thelma Walker)和芭米拉·羅(Pamela Law)被子彈碎片所傷後由他們的朋友彼得·克斯威爾(Peter Crosswell)拖到地上,躲在桌下。旁邊的帕特里夏·柏加(Patricia Barker)也被碎片所傷。


此時,咖啡店裏的大多數人才開始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槍聲並非在歷史遺址的歷史重演表演。場面非常混亂,許多人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白賴仁站在主要出口附近。


白賴仁走了幾米,開始對着格雷厄姆·科利爾(Graham Colyer)、卡羅琳·洛頓(Carolyn Loughton)和她女兒莎拉(Sarah Loughton)的桌子上射擊。 格雷厄姆的下巴受傷,幾乎被自己的血液噎死。卡羅琳一直在桌子間移動,當莎拉跑到她的身邊,卡羅琳用自己的身體遮蓋着女兒。白賴仁從後面射中卡羅琳,步槍開火時,槍口的爆炸力令卡羅琳的耳膜破裂。雖然她倖存下來,但她在外科手術後得知,儘管她努力保護女兒的安全,莎拉的頭部中槍死亡。


白賴仁又再轉過身來,射中正坐着的梅爾維·霍華德(Mervyn Howard)。子彈穿透梅爾維的身體,再穿過咖啡店的窗戶,打中外面陽台的一張桌子。白賴仁很快向邁克·霍華德的妻子瑪麗(Mary Howard)的頸部射擊。白賴仁然後靠在一個空的嬰兒推車上,把槍指着她的頭,再次對她開槍。霍華德夫婦兩人重傷不治。外面有幾個人意識到有真正的危險,開始逃跑。


白賴仁站在出口附近,阻止室內的人逃跑。他穿過咖啡店到旁邊的禮品店。展覽區有一個出口連接外面的陽台,但它被鎖上,只能用鑰匙打開。白賴仁離開後,被擊中胳膊和頭部、仍活着的羅伯特·埃利奧特(Robert Elliott)嘗試站起來,但又摔倒在壁爐上。


谢选骏指出:人説“亞瑟港槍擊案”……我看這是“塔斯馬尼亞陰魂不散”——


網文《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報道:


(照片:最後四個純種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攝於1860年代。坐在最右邊的特魯加尼尼是最後一個塔斯馬尼亞原住民。)

塔斯馬尼亞島的原住民,於1803年被英國入侵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估計有約3,000至15,000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進行了有計劃的大屠殺。歷史學家將「黑色戰爭」看作是有記錄以來最早的種族屠殺行為。


1833年,由塔斯馬尼亞總督George Arthur贊助的George Augustus Robinson勸說剩餘的200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向政府投降,並且保證為他們提供食物及住所。上述保證為謊言,Robinson的真實目的為將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從塔斯馬尼亞遷走,因此利用了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和家人與族人團聚的急切心理。因此,剩餘的原住民被遷至弗林德斯島,並且在此後的數年間由於疾病及持續地人口銳減。1847年,剩餘的47名倖存者被遷到牡蠣灣,其最後一名男性死於1869年,而最後一名女性特魯加尼尼死於1876年(她的屍骸被掘出,並陳列在霍巴特博物館,後來其遺骨於1976年遵從其遺願火化,並且撒在丹特爾卡斯托海峽當中)。歷史學家、科學家和人類學家一致認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作為民族已經滅絕。


目前塔斯馬尼亞島上還有一些原住民的混血後裔存在。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語言和多數文化已經失傳。


目前為止,所有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語言都已經失傳,最近幾年學者們在試圖重建這些語言。今日的塔斯馬尼亞島上仍然有數千名原住民人跟白人的混血後代,這些後代的母系祖先在19世紀被巴斯海峽附近的白人定居者和捕海豹的船員誘拐,有些女人被殘酷地毆打及虐待,另外一些則是自願與白人定居者結為伴侶,並且共同繁衍後代。今日的塔斯馬尼亞混血兒在外觀上已經看不出原住人的特徵,而且其原來文化和語言也幾乎全部失傳。


谢选骏指出:塔斯馬尼亞人雖然滅絕,但其陰魂不散,飄蕩在澳洲上空,尋找借尸還魂的機會。


網文《觀光勝地大屠殺 微笑殺手躲死刑 監獄私刑反讓他求死》(2020/12/28 中時新聞網 黃瀞儀)報道:

 

1996年4月28日,澳洲塔斯曼尼亞州的旅遊勝地亞瑟港(Port Arthur),發生慘無人道的無差別槍擊案,當年28歲的馬丁布萊恩(Martin Bryant),持步槍和衝鋒鎗,衝進著名的黑箭咖啡廳(Broad Arrow Cafe),還有海景飯店(Seascape Accommodation),朝遊客亂槍掃射瘋狂屠殺,造成35人死亡、17人受傷,其中死者包括2名孩童。馬丁布萊恩被判35次無期徒刑,且永遠不得釋放,審判期間馬丁布萊恩多次微笑,毫無悔意的樣子又稱「微笑殺手」,令人毛骨悚然。


生於1967年、現年53歲的馬丁布萊恩,從小就有吸引別人關注的慾望,甚至稱之為病態的程度,例如他會從很高的樹上跳下來、不顧勸阻跑到火車鐵軌旁,危險行為只是為了吸引父母注意,不過馬丁的父母對他很有耐心,加上馬丁長相好看,就算做出異於常人的行為,也很快會獲得原諒,漸漸的馬丁真實性格逐漸被埋沒。


影響馬丁最深的一句話,是父親曾對他說「你肯定會做錯事情,但重要的是做錯了就要改正」,這句話讓罹患自閉症的馬丁解讀成「一切錯事,都有改正和挽回的機會」,但在父親陪伴下,馬丁成長過程還算正常,與一名擁有百萬身家的女子交往,在家人與女友的陪伴下,馬丁孤僻性格與社交障礙被保護的很好,直到父親輕生,馬丁性格再也無法控制。


他仍像小孩子一樣,試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自己成為世界關注的對象,他會戴著巴拿馬帽,到咖啡廳喝茶、穿亮片西裝到餐廳吃飯,但浮誇打扮逐漸無法滿足馬丁,因此開始沉迷犯罪,他曾對警方說「每次看到警察逮捕犯人用的槍還有刑具,我都感到很興奮,只有最厲害的罪犯,才需要用到這些不是嗎」。1996年4月28日馬丁徹底失控,他前往父親輕生的亞瑟港,展開大屠殺。


馬丁被逮捕後,臉上總是掛著詭異笑容,當警方用攝影機記錄陳述時,他先用模糊供詞挑釁警方,直到他看見警方按下攝影機開關,他才突然笑開懷說「全部的殺戮都是我幹的,哈哈你們剛才沒錄音對吧」!新聞轉播他面帶微笑,講述行兇事蹟的樣子,讓許多人無法接受。馬丁最後被判1035年的刑期,且終身不得假釋,他本人則相當沉浸在自己創造的惡名中。


不過即使沒有被判死刑,馬丁在監獄裡的日子,有如地獄一般,其他犯人得知馬丁殺害的人包括孩童,開始用殘忍手段虐待,其中最常被強暴、被迫替其他犯人「服務」,有時馬丁為了吃一塊巧克力,願意為替獄友提供特殊服務。曾有獄友形容他「有求必應」,例如馬丁為了能與別人說話交流,不惜出賣肉體換取香菸等小玩意來討好對方,就算如此卑微,獄友也從不心軟,他常常被人毆打送醫。


不僅肉體被蹂躪,獄友會偷偷對馬丁下藥,讓他毫無反應,被關押至今,馬丁成為160公斤的壯肥男,與當初好看的模樣相差甚遠,因為罹患精神疾病,馬丁極度渴望與別人交流,因此只能不停地討好別人、出賣身體,就算換了監獄,仍不斷循環這種生活,期間馬汀也曾輕生,或許對他來說,活著就是一種酷刑。


谢选骏指出:人説“觀光勝地大屠殺 微笑殺手躲死刑 監獄私刑反讓他求死”——我看“千年易過,歐洲罪孽難消”。


2025年1月4日星期六

谢选骏:维基百科与加密货币


《马斯克为何财大气粗挑衅维基百科》(上报 2025-01-03)報道:


2024年12月24日,马斯克在X平台发文呼吁停止捐款给维基百科(Wikipedia),批评该平台过于觉醒,并要求恢复“编辑平衡”。 不过,他的呼吁不管用,甚至有反效果:维基百科基金会近日获得的各界捐款激增。 在马斯克发出呼吁之前的几天,每天捐款金额约为80万至90万美元,但在圣诞节假期,这些金额每天增加到超过100万美元。 12月27日,当日捐款甚至超过170万美元!


最近,在回应维基百科创办人吉米·威尔斯(Jimmy Wales)对X平台和马斯克的批评时,马斯克也再次重申他对维基百科的捐款提议继续有效,前提是改名必须维持一年以上,因为他不是傻瓜。


所谓“捐款提议”,发生在2023年10月22日,马斯克在其社交媒体X平台上声称,如果维基百科愿意将名称改为“鸡基百科”(Dickipedia)(“dick”在英文里有“”等意涵),他将向维基媒体基金会捐款10亿美元。 马斯克近日重申此提议继续有效的同时质疑:“为何维基媒体基金会需要如此多的钱?”该言论不仅被批评为轻视维基百科的营运成本与社会价值,更引发关于信息中立与真相控制的激烈讨论。 一名用户回应,引用了维基百科上关于马斯克的段落,指出马斯克在X平台有散布虚假信息、支持阴谋论及容忍仇恨言论的记录,并声称这些内容“可以付费找人撰写”。 马斯克转发并表示认同此说法,但这也显示他对维基百科的误解甚深——它是一个非营利平台,且其内容编辑与基金会资金之间并无关联,没有人可以因为撰写维基百科的条目而获得报酬。


马斯克与维基百科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围绕数字时代价值观的辩论。 


这不仅显示马斯克对维基百科运作逻辑与核心价值的误解,也凸显他对公共知识共享平台的僵固偏见。 他财大气粗的挑衅言论,意在损伤维基百科的公信力,并试图将其标签成一个带有偏见、浪费捐款的信息平台。 然而,正如《卫报》专栏作者佐伊·威廉斯(Zoe Williams)所言,维基百科的成功象征着人类集体慷慨的最佳表现,其运行依赖于透明的机制与跨文化的协作,而非单一权威或巨额资本。


维基百科作为一个非营利、开放的知识分享平台,向来是全球集体智慧的象征,也是可实现的“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的例证之一。 作为全世界访问量第四名的网站,月访问量曾经高达67亿次,维基百科在促进信息流通与社会公平上扮演关键角色。然而,马斯克近日对维基百科的攻击彰显右翼科技大亨与公共知识平台间的价值冲突。


公共平台的角色与挑战


维基百科自2001年创立以来,以编辑志愿者的集体协作为基础,形成一个跨语言、跨文化的知识共享宝库。 平台的透明机制与单一条目编辑方式,使其成为信息查证与相对中立表达的重要来源。 以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事件为例,数百名编辑迅速行动,准确记录事件演变,充分展现平台对中立与事实的坚持。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维基百科也逐渐面临偏见、信息超载以及编辑志工多元性不足等问题。


部分研究指出,维基百科在描述政治人物时可能存在偏见。 例如,《新闻周刊》(Newsweek)引述的一项研究发现:维基百科对右翼人士的描述较左翼更为负面。 这种现象可能表示平台编辑志工的组成不够多元,例如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以及编辑志工的全球地理分布不均,尤其在涉及敏感政治事件或地缘冲突时,维基百科的条目内容偏向容易引发多方争议。此外,随着虚假信息在全球各地的扩散,如何在维持开放性的同时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已逐渐成为维基百科在运营上的重大挑战。


此外,马斯克声称,维基百科的所有内容完全可以储存在一支手机中,暗示维基百科的高额营运成本是不必要的。然而,此一说法低估了维基百科在营运上的真实需求:该平台每月处理超过25亿次页面浏览量和4,400万次编辑操作,这对服务器基础设施及网络运行的稳定性构成极大挑战。同时,维基百科需要面对全球各地的法律与政策风险,而且其透明审核和内容协作机制也需要大量人力与资源来维持。马斯克的言论显然简化了这些复杂的运营需求,无法反映维基百科作为全球性知识共享平台的真正价值。


信息控制权与真相之争


马斯克对维基百科的攻击,并非单纯基于对资金使用的质疑,而是反映他对信息控制权的渴望。他以挑衅的言论削弱维基百科的公信力,嘲讽其过于觉醒,称其为觉醒百科(Wokepedia),并试图将其定位为带有政治偏向的平台。 正如Reddit平台上的一位网友所评论的,“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很少有事情是他无法拥有或控制的。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摧毁它们,以获得对它们的控制,或限制它们对他的控制。”这段话直指马斯克行为的核心意图,也就是他企图重塑公共信息平台的影响力,以符合其自身利益。


另一位Reddit用户评论道:“因为它们涉及事实,而他不喜欢事实。”此一评论揭露了马斯克与维基百科的根本矛盾:维基百科致力于在事实基础上共享知识(虽然在实际操作上无法做到完美无瑕),而马斯克及其控制的平台却企图以私有化方式操控信息流通与叙事,想要削弱非营利性质的集体智慧创造与知识共享。


此外,马斯克对信息市场的垄断野心日益明显。有位Reddit用户评论指出:“他希望将信息私有化,以便他和他的亿万富翁伙伴可以控制叙事。”此一言论显示,马斯克之所以卯上维基百科,其实是出于更广泛地主导数字时代信息权力结构的意图。他所追求的,不仅是控制信息的内容,更是希望重塑公共信息的运作模式,从而实现对社会叙事的全面掌控。


科技巨头vs.公共领域价值守护


马斯克与维基百科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围绕数字时代价值观的辩论。虽然科技巨头如马斯克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有其贡献,但我们也必须对公共领域受到的潜在威胁有所警觉。 马斯克对维基百科的攻击,凸显在信息私有化/商品化与非营利/公共集体协作间的深层矛盾。


维基百科的存在提醒我们,集体智慧与透明机制仍是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一个信息爆炸与虚假信息充斥的数字世界中,如何守护维基百科这样的平台,不仅涉及知识共享的未来,也关乎数字公共领域的公平性与多元性。


谢选骏指出:人説“部分研究指出,维基百科在描述政治人物时可能存在偏见。”——我看不僅如此,维基百科在描述其他人物时也都存在偏见和誤報。维基百科雖然自稱開放,其實是受到控制和操縱的;就像加密貨幣那樣——表面上人人可以參與,實際上人人是被參與。


《首次下滑!马斯克栽跟头,川普也不完全可靠》(凤凰网科技 2025-01-03)報道:


1月2日,特斯拉公布的交付数据显示,该公司2024年汽车销量遭遇了十多年来的首次下滑。彭博社观点栏目的专栏作家利亚姆·丹宁(Liam Denning)对此发文称,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24年风光无限,但是特斯拉的销量下滑表明,他的政治权力有其局限性。


上个月,特斯拉市值达到创纪录的1.54万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斯克的新盟友、川普的胜选,以及市场对于马斯克靠近美国政治权力中心将有利于特斯拉发展的心理预期。


然而,投资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川普对于电动汽车的反感可能会抑制特斯拉在美国本土市场的销量,也忽略了马斯克不断高调支持川普及各种右翼事业,可能对这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此前主要受蓝州(支持民主党)欢迎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带来的销售阻力。元旦当天,一辆特斯拉Cybertruck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座川普旗下酒店外发生爆炸。这次事件中同时包含了特斯拉和川普的二重元素,发人深省。


从数据来看,特斯拉第四季度的汽车销量比产量多出大约3.6万辆。从积极一面看,这有助于特斯拉清理过去两年积压的大量未售库存,同时在本月稍晚时候发布财报时拿出更漂亮的现金流数据。但是从另外一面看,生产放缓会推高单位成本,而清理库存意味着需要打折销售,压缩利润率。去年第二季度,特斯拉销量比产量多出的数量与第四季度类似,结果基础毛利率环比下降了13%,每辆车的毛利润降至不足6000美元,创下至少六年来的最低水平。


回到Cybertruck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高端车型的销量在第四季度同比仅增长了3%。换句话说,尽管到2023年底时,特斯拉的高端产品线已从两款(Model S和Model X)扩展至三款(Cybertruck加入),但是它在这一细分市场的整体销量基本持平。Cybertruck不仅未能推动特斯拉高端电动汽车销量的增长,反而产生了自我蚕食效应(内部车型竞争)。


谢选骏指出:人説“特斯拉首次下滑!马斯克栽跟头,川普也不完全可靠”——我看馬斯克出爾反爾,食言而肥……就像他操縱加密貨幣。但是,如此投機,能混幾時?天知地知。


谢选骏:縣城不就是監獄嗎


《回家创业一年,才知道县城的可能性有多大》(五环外OUTSIDE 马一新‍‍‍ 2025-01-03)報道:


2025,回归县城‍‍‍‍‍‍‍‍‍‍‍‍‍‍‍‍‍‍‍‍‍‍‍‍‍‍‍‍‍‍‍‍‍‍‍‍‍‍‍‍‍‍‍‍‍‍


春节临近,北上广深的不少年轻人又要开始返乡——那个存在于很多人回忆里的县城老家。


过去一年,“县城婆罗门”“县城无法支撑高消费”等等言论,甚嚣尘上。社交平台上“县城文学”和“县城写真”也曾风靡一时,在过曝的胶片和复古的调色下,记录的是迷茫的面容和躁动的灵魂,是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永远试图探寻外界的期待。


这是老旧记忆里刻板的县城,曾经这些年轻人斗志昂扬地走出县城,但在拥挤的地铁上,在合租的出租房里,在每个加班的夜晚,他们也通过互联网逐渐觉察出了家乡的变化。


勇敢的人总是先发现机会。中国有1812个县城,而那里有7.48亿常住人口,占据了全国市场38%的消费比重。在过去几年间,在互联网技术不断下沉的过程中,第一批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已经受益颇多。


我们和他们聊了聊,发现过去一年,其中不少人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也找到了新的生活。


县城的多样化活法:


“婆罗门”体制外的新天地


张伟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脸上的热情笑容,但这位90后西北青年的县城创业故事却充满反叛。


“家里人希望我稳稳当当过一辈子,”张伟之前在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这份工作轻松、收入不错,他父母也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然而,重复单调的工作模式让他感到窒息。“每一天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车辆,整个人一动不动。”


对于许多人来说,张伟已经站在了小镇生活的顶点:稳定的事业单位、体面的收入、家人的支持。自称“天性活泼好动”的张伟,决定尝试创业。这种看似不切实际的选择,在宁夏这个偏远的地域尤其显得格格不入。


从外卖餐饮到零售便利,他的经历是一次次试错与调整的结果。


2017年,张伟与朋友合伙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借助美团外卖的流量红利,短短几个月便盈利过万。然而,随着门店规模扩大,管理问题接踵而至,疫情的突袭更让他的事业雪上加霜。


“当时感觉每天都在疲于奔命。人员管理难度大,盈利能力下降,我意识到这种模式不是长久之计。”张伟果断收缩战线,将注意力转向零售领域。在西安学习品牌管理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即时零售的潜力。这种模式无需依赖实体店的客流,而是通过互联网供应链实现精准投放与高效服务。


邻豚便利店的工作人员正在分拣打包商品


2022年,张伟回到宁夏银川,开设了第一家线上便利店。这家店面积不足60平方米,却容纳了超过1200种商品。从日常百货到高频消费品,张伟用丰富的商品种类和高效的配送服务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需求。


他不仅在选品上精准匹配消费者需求,还大胆尝试线上运营模式。“刚上线时,每天的单量就突破了四五百单。”张伟回忆道,“我发现,数字化工具不仅让运营效率提升,还改变了居民的消费习惯。”


试水成功后,张伟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县域市场,在他看来,这些地方虽然市场体量更小,但消费需求非常明确。


一个很容易令人忽视的特征是,不管是在西北小县城,还是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居民的“懒”或者是对“便利”的需求是趋同的。唯一的差距,只体现在客单价或者是供给之中。


对张伟来说,贺兰县是他的第一批试点。这里的消费者倾向于购买生活必需品,需求集中且单一。而张伟的线上便利店模式,通过即时配送和精准选品,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尤其是24小时营业、30分钟内送货上门的模式,迅速捕捉到了居民未曾被满足的需求。


“县里卖的好的商品不是城市中流行的‘花哨款’,更多是简单实用的‘硬通货’。”张伟观察到本地的消费者已经拥有了“本地网购”的习惯。


根据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数据,从2024年1-10月的整体数据来看,50个县城的即时零售活跃商家同比增长的均值为18%,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均值为22.59%。


通过这一年反复调研与测试,张伟精准定位商品结构,并准备将这种模式复制到更多乡镇,进一步扩大营业半径。目前,张伟的邻豚便利仅一家分店的日营收就能达到八千元左右。


流量变“留量”:


从网红打卡到长期机会


县城并非大冰老师所说的巨大“婆罗门地域”,在时代的巨浪下,新生与陈迹交错生长着,既有发展停滞的空间,同样蕴藏着转型潜力的本土机遇。这种潜力不仅局限于张伟投身的零售领域,也在这两年持续火爆的文旅市场中得到集中体现。


广东省惠东县双月湾,胡拓正站在起飞场边调整着滑翔伞的绳索,风声呼啸过耳,脚下是波涛连绵起伏的大海。


几年前,他刚从部队退役,在许多人眼中,退伍军人更适合选择安保、物流、健身教练这些稳定的职业,但胡拓清楚,那不是他要的生活。


“部队的训练节奏很快,出来之后就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胡拓仅在家休息了两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去体验了滑翔伞后,爱上了这项小众的运动。


从助理教练到国家认证的双人伞教练,他用了两年时间成为国内2万名持证飞行员中的一员,开始了自己的滑翔伞教练生涯。去年暑假,胡拓一天最多飞了十六趟。最忙的时候,白天连轴转12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剪辑游客的视频。虽然疲惫,但收入不错,胡拓也乐在其中。“双人伞只是滑翔伞的冰山一角,”胡拓说道,“淡季没客人的时候,我反倒有时间去寻找更好的飞行地,探索更多可能。”


胡拓的客户中,18至35岁的年轻女性占了超过70%。“大部分客人还是通过网上预订,美团、大众点评或是小红书这些渠道,刷到了我们的视频。”团队会将每段滑翔伞飞行的过程剪辑成小视频,供游客下载。这些视频也成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慕名而来的“秘密武器”。


胡拓在滑翔伞“飞行”


滑翔伞的兴起背后,体现的是过去一年县域文旅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50个“网红县城”的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同比超过24%,订单量增速超过22%。从河北正定的夜市,到福建平潭的“蓝眼泪”,再到惠东的滑翔伞和冲浪,众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节假日的“泼天流量”之后,问题也随之浮现: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游客体验的滑坡、服务供给的跟不上等,往往让反向县城游的热度一波消耗殆尽。游客来了一次,却很可能不愿再来。


这种“一次性消费”的模式,注定无法支撑县域文旅的长期发展。如何让文旅景区不止是一时热闹,而是能持续吸引游客,形成“细水长流”的消费模式,是县域文旅亟待解决的难题。


现代游客既希望在县城享受到不输于一线城市的消费条件,也希望能感受到地方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氛围,拍照打卡早已不能满足游客。然而,许多网红县城在“吸睛”的同时,却忽略了如何真正带动消费,把人真正留下来。


张伟的即时零售和胡拓的滑翔伞服务,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但在逻辑上有着一致性——如何通过更优质的服务,让游客来了就走的一次性消费变成持续的回流。


这也正是县域文旅从“热度”到“细水长流”的转变关键。在一些网红文旅县城,24小时便利店、特色咖啡馆、创意集市、户外运动基地和即时配送网络,加快了本地实体商业创新,为地方商业注入新活力。这些数字化商业符号不仅推动了旺季旅游消费的增长,更以和大城市同样便利的和本土特色体验项目,切切实实留住了游客。


县城超市里常常能见到外卖骑手


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50个“网红县城”的本地商户数量同比增长18.13%,用户数量同比增长18.37%。各类异地打卡的“远水”是在节假日大考中不断倒逼县城商业升级,而本地消费的“近邻”是在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断的改进动力。


仅以海南为例,国庆期间以本岛游客为主的一日游游客占全省接待游客的60.5%。当外卖活跃街头巷尾、即时零售下沉县乡这些标志性商业符号,也使得“本地旅游本地消费”能够平稳长久,实现更久远的正向循环。


从退路到出路,


未来县城年轻人希望在哪里


选择县城不等于稳定,更不是躺平,县城从来都不是某种单一标签的象征,也不是只有一种生存哲学的舞台。


随着县城商业的持续升级,当聚焦于一二线城市的人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乡镇,就会发现新的职业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既是这场经济变革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从外卖小哥到本地商家,这些人组成了县城经济的新生力量。他们不只是服务流动的游客,也在服务自己的家乡,成为县域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内蒙古阿尔山的苏显军是个常年奔走在路上的骑手小哥。


“我最多的一天跑了130单,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夜里十一点。”苏显军经常需要停下来换电瓶。在阿尔山这个冬季常住人口不过三万的小城,他是少数能在旺季月入过万的骑手之一。曾经,这里只是他为了照顾生病母亲的临时选择,如今,却成了他不愿离开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送外卖,比城市里轻松多了,收入还比当地公务员高。”清晨的内蒙古阿尔山,远处雪山静静伫立,小城街道笼罩在薄雾之中。苏显军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安静的街头,将一单单外卖送到居民家中。


被雪覆盖的阿尔山火车站


苏显军的履历充满了转折,干过养殖、食品加工、塔吊操作工等辛苦的蓝领工作,也在国有的矿泉水公司坐过办公室,再到自己租了间门面餐饮创业,“快餐店经营了四年,后来因为房东卖掉了店面,新房主自己干了。”


最终,他发现骑手工作更适合自己。“夏天非常舒服,骑个小电驴,一边走一边还能看看风景,我的性格比较好动,让我规规矩矩的坐班也坐不住。”


每年的夏天,是小城的旅游旺季,同样是他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手上的订单源源不断,一天跑100多单是常有的事。他的月收入在旺季能达到1万元,冬季则稳定在6000元左右,在阿尔山这样的小城,这一收入已远超平均水平。


苏显军在冬季驾驶的封闭式三轮车


苏显军发现,他的订单不仅来自游客,当地居民开始习惯通过外卖购买日常用品。数字化消费基础设施的完善,让阿尔山这样的边境小城,也能享受到与大城市相同的便利。


像苏显军这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县域经济的多样性和潜力。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表达——在雪山下的小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自由。


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红利的下沉,为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即时零售、新兴职业、体验式文旅等新模式,让县城摆脱了停滞和衰败的标签。吸引年轻人回归的关键,不仅是收入的保障,更在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与职业路径。


从即时配送到文旅创业,乡村社会的进步,不是彻底的现代化,而是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平衡点。县城的未来,不是复制一二线城市,而是成为一个因地制宜、孕育多种可能性的本土式的舞台。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言:“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上广未必是天堂,家乡小县城也绝不是无可奈何的退路,对每个年轻人来说,安身立命之处,即是家园。


谢选骏指出:人説“回家创业一年,才知道县城的可能性有多大”,人又說“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我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上广深和家乡小县城,其實都是監獄;整個共產黨嚴控的中國,其實都是監獄,豈有它哉。因爲在家乡小县城,人無法選擇;在北上广深,人無從選舉。

谢选骏:縣城不就是監獄嗎


《回家创业一年,才知道县城的可能性有多大》(五环外OUTSIDE 马一新‍‍‍ 2025-01-03)報道:

2025,回归县城‍‍‍‍‍‍‍‍‍‍‍‍‍‍‍‍‍‍‍‍‍‍‍‍‍‍‍‍‍‍‍‍‍‍‍‍‍‍‍‍‍‍‍‍‍‍

春节临近,北上广深的不少年轻人又要开始返乡——那个存在于很多人回忆里的县城老家。

过去一年,“县城婆罗门”“县城无法支撑高消费”等等言论,甚嚣尘上。社交平台上“县城文学”和“县城写真”也曾风靡一时,在过曝的胶片和复古的调色下,记录的是迷茫的面容和躁动的灵魂,是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永远试图探寻外界的期待。

这是老旧记忆里刻板的县城,曾经这些年轻人斗志昂扬地走出县城,但在拥挤的地铁上,在合租的出租房里,在每个加班的夜晚,他们也通过互联网逐渐觉察出了家乡的变化。

勇敢的人总是先发现机会。中国有1812个县城,而那里有7.48亿常住人口,占据了全国市场38%的消费比重。在过去几年间,在互联网技术不断下沉的过程中,第一批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已经受益颇多。

我们和他们聊了聊,发现过去一年,其中不少人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也找到了新的生活。

县城的多样化活法:

“婆罗门”体制外的新天地

张伟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脸上的热情笑容,但这位90后西北青年的县城创业故事却充满反叛。

“家里人希望我稳稳当当过一辈子,”张伟之前在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这份工作轻松、收入不错,他父母也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然而,重复单调的工作模式让他感到窒息。“每一天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车辆,整个人一动不动。”

对于许多人来说,张伟已经站在了小镇生活的顶点:稳定的事业单位、体面的收入、家人的支持。自称“天性活泼好动”的张伟,决定尝试创业。这种看似不切实际的选择,在宁夏这个偏远的地域尤其显得格格不入。

从外卖餐饮到零售便利,他的经历是一次次试错与调整的结果。

2017年,张伟与朋友合伙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借助美团外卖的流量红利,短短几个月便盈利过万。然而,随着门店规模扩大,管理问题接踵而至,疫情的突袭更让他的事业雪上加霜。

“当时感觉每天都在疲于奔命。人员管理难度大,盈利能力下降,我意识到这种模式不是长久之计。”张伟果断收缩战线,将注意力转向零售领域。在西安学习品牌管理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即时零售的潜力。这种模式无需依赖实体店的客流,而是通过互联网供应链实现精准投放与高效服务。

邻豚便利店的工作人员正在分拣打包商品

2022年,张伟回到宁夏银川,开设了第一家线上便利店。这家店面积不足60平方米,却容纳了超过1200种商品。从日常百货到高频消费品,张伟用丰富的商品种类和高效的配送服务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需求。

他不仅在选品上精准匹配消费者需求,还大胆尝试线上运营模式。“刚上线时,每天的单量就突破了四五百单。”张伟回忆道,“我发现,数字化工具不仅让运营效率提升,还改变了居民的消费习惯。”

试水成功后,张伟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县域市场,在他看来,这些地方虽然市场体量更小,但消费需求非常明确。

一个很容易令人忽视的特征是,不管是在西北小县城,还是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居民的“懒”或者是对“便利”的需求是趋同的。唯一的差距,只体现在客单价或者是供给之中。

对张伟来说,贺兰县是他的第一批试点。这里的消费者倾向于购买生活必需品,需求集中且单一。而张伟的线上便利店模式,通过即时配送和精准选品,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尤其是24小时营业、30分钟内送货上门的模式,迅速捕捉到了居民未曾被满足的需求。

“县里卖的好的商品不是城市中流行的‘花哨款’,更多是简单实用的‘硬通货’。”张伟观察到本地的消费者已经拥有了“本地网购”的习惯。

根据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数据,从2024年1-10月的整体数据来看,50个县城的即时零售活跃商家同比增长的均值为18%,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均值为22.59%。

通过这一年反复调研与测试,张伟精准定位商品结构,并准备将这种模式复制到更多乡镇,进一步扩大营业半径。目前,张伟的邻豚便利仅一家分店的日营收就能达到八千元左右。

流量变“留量”:

从网红打卡到长期机会

县城并非大冰老师所说的巨大“婆罗门地域”,在时代的巨浪下,新生与陈迹交错生长着,既有发展停滞的空间,同样蕴藏着转型潜力的本土机遇。这种潜力不仅局限于张伟投身的零售领域,也在这两年持续火爆的文旅市场中得到集中体现。

广东省惠东县双月湾,胡拓正站在起飞场边调整着滑翔伞的绳索,风声呼啸过耳,脚下是波涛连绵起伏的大海。

几年前,他刚从部队退役,在许多人眼中,退伍军人更适合选择安保、物流、健身教练这些稳定的职业,但胡拓清楚,那不是他要的生活。

“部队的训练节奏很快,出来之后就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胡拓仅在家休息了两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去体验了滑翔伞后,爱上了这项小众的运动。

从助理教练到国家认证的双人伞教练,他用了两年时间成为国内2万名持证飞行员中的一员,开始了自己的滑翔伞教练生涯。去年暑假,胡拓一天最多飞了十六趟。最忙的时候,白天连轴转12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剪辑游客的视频。虽然疲惫,但收入不错,胡拓也乐在其中。“双人伞只是滑翔伞的冰山一角,”胡拓说道,“淡季没客人的时候,我反倒有时间去寻找更好的飞行地,探索更多可能。”

胡拓的客户中,18至35岁的年轻女性占了超过70%。“大部分客人还是通过网上预订,美团、大众点评或是小红书这些渠道,刷到了我们的视频。”团队会将每段滑翔伞飞行的过程剪辑成小视频,供游客下载。这些视频也成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慕名而来的“秘密武器”。

胡拓在滑翔伞“飞行”

滑翔伞的兴起背后,体现的是过去一年县域文旅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50个“网红县城”的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同比超过24%,订单量增速超过22%。从河北正定的夜市,到福建平潭的“蓝眼泪”,再到惠东的滑翔伞和冲浪,众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节假日的“泼天流量”之后,问题也随之浮现: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游客体验的滑坡、服务供给的跟不上等,往往让反向县城游的热度一波消耗殆尽。游客来了一次,却很可能不愿再来。

这种“一次性消费”的模式,注定无法支撑县域文旅的长期发展。如何让文旅景区不止是一时热闹,而是能持续吸引游客,形成“细水长流”的消费模式,是县域文旅亟待解决的难题。

现代游客既希望在县城享受到不输于一线城市的消费条件,也希望能感受到地方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氛围,拍照打卡早已不能满足游客。然而,许多网红县城在“吸睛”的同时,却忽略了如何真正带动消费,把人真正留下来。

张伟的即时零售和胡拓的滑翔伞服务,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但在逻辑上有着一致性——如何通过更优质的服务,让游客来了就走的一次性消费变成持续的回流。

这也正是县域文旅从“热度”到“细水长流”的转变关键。在一些网红文旅县城,24小时便利店、特色咖啡馆、创意集市、户外运动基地和即时配送网络,加快了本地实体商业创新,为地方商业注入新活力。这些数字化商业符号不仅推动了旺季旅游消费的增长,更以和大城市同样便利的和本土特色体验项目,切切实实留住了游客。

县城超市里常常能见到外卖骑手

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50个“网红县城”的本地商户数量同比增长18.13%,用户数量同比增长18.37%。各类异地打卡的“远水”是在节假日大考中不断倒逼县城商业升级,而本地消费的“近邻”是在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断的改进动力。

仅以海南为例,国庆期间以本岛游客为主的一日游游客占全省接待游客的60.5%。当外卖活跃街头巷尾、即时零售下沉县乡这些标志性商业符号,也使得“本地旅游本地消费”能够平稳长久,实现更久远的正向循环。

从退路到出路,

未来县城年轻人希望在哪里

选择县城不等于稳定,更不是躺平,县城从来都不是某种单一标签的象征,也不是只有一种生存哲学的舞台。

随着县城商业的持续升级,当聚焦于一二线城市的人把目光投向更远的乡镇,就会发现新的职业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既是这场经济变革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从外卖小哥到本地商家,这些人组成了县城经济的新生力量。他们不只是服务流动的游客,也在服务自己的家乡,成为县域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内蒙古阿尔山的苏显军是个常年奔走在路上的骑手小哥。

“我最多的一天跑了130单,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夜里十一点。”苏显军经常需要停下来换电瓶。在阿尔山这个冬季常住人口不过三万的小城,他是少数能在旺季月入过万的骑手之一。曾经,这里只是他为了照顾生病母亲的临时选择,如今,却成了他不愿离开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送外卖,比城市里轻松多了,收入还比当地公务员高。”清晨的内蒙古阿尔山,远处雪山静静伫立,小城街道笼罩在薄雾之中。苏显军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安静的街头,将一单单外卖送到居民家中。

被雪覆盖的阿尔山火车站

苏显军的履历充满了转折,干过养殖、食品加工、塔吊操作工等辛苦的蓝领工作,也在国有的矿泉水公司坐过办公室,再到自己租了间门面餐饮创业,“快餐店经营了四年,后来因为房东卖掉了店面,新房主自己干了。”

最终,他发现骑手工作更适合自己。“夏天非常舒服,骑个小电驴,一边走一边还能看看风景,我的性格比较好动,让我规规矩矩的坐班也坐不住。”

每年的夏天,是小城的旅游旺季,同样是他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手上的订单源源不断,一天跑100多单是常有的事。他的月收入在旺季能达到1万元,冬季则稳定在6000元左右,在阿尔山这样的小城,这一收入已远超平均水平。

苏显军在冬季驾驶的封闭式三轮车

苏显军发现,他的订单不仅来自游客,当地居民开始习惯通过外卖购买日常用品。数字化消费基础设施的完善,让阿尔山这样的边境小城,也能享受到与大城市相同的便利。

像苏显军这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县域经济的多样性和潜力。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表达——在雪山下的小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自由。

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红利的下沉,为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即时零售、新兴职业、体验式文旅等新模式,让县城摆脱了停滞和衰败的标签。吸引年轻人回归的关键,不仅是收入的保障,更在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与职业路径。

从即时配送到文旅创业,乡村社会的进步,不是彻底的现代化,而是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平衡点。县城的未来,不是复制一二线城市,而是成为一个因地制宜、孕育多种可能性的本土式的舞台。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言:“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上广未必是天堂,家乡小县城也绝不是无可奈何的退路,对每个年轻人来说,安身立命之处,即是家园。

谢选骏指出:人説“回家创业一年,才知道县城的可能性有多大”,人又說“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我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上广深和家乡小县城,其實都是監獄;整個共產黨嚴控的中國,其實都是監獄,豈有它哉。因爲在家乡小县城,人無法選擇;在北上广深,人無從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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