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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9日星期日

谢选骏:对于特朗普心理分析的2.0


《“又来了”:世界如何应对更肆无忌惮的特朗普2.0》(DAMIEN CAVE 2025年1月10日)報道:


当唐纳德·特朗普赢得重返白宫的机会时,许多国家都以为自己知道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世界各国首都的外交官们都表示,他们将关注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特朗普的言论。那些大国制定了计划来缓和或反击特朗普惩罚性关税的威胁。较小的国家则希望自己能躲过又一场四年的“美国优先”飓风。

但是,让世界保持冷静并继续前进越来越难。

在周二的马阿拉歌庄园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拒绝排除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他发誓要将墨西哥湾重新命名为“美利坚湾”。他还表示,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他可以使用“经济力量”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


对于那些急于从虚张声势中辨别实质的人来说,这似乎又是一场散漫的夸夸其谈,一部更加肆无忌惮的续集——《特朗普2》。甚至在就职之前,特朗普就以其令人目瞪口呆的愿望清单在全球引发人们评价道:“又来了”。

然而,除了闲聊之外,还有严重的利害关系。当全世界都在为特朗普的回归做准备时,他的关注点与19世纪末遥远的美帝国主义时代之间的相似之处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特朗普已经对那个时代的保护主义大加赞赏,声称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能是它在历史上最富裕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关税体系”。现在,他似乎又在将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领土控制的关注加入进去。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地缘政治动荡的恐惧,以及被排除在具有重要经济和军事意义的区域之外的威胁。正如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所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回归到更多强取豪夺的世界。”

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威胁正在逼近——在他看来,中国随时准备夺取远离其边界的领土。他诬蔑中国控制了美国建造的巴拿马运河。此外还有一个(相对更贴近现实的)说法——中国及其盟友俄罗斯有可能控制北冰洋航道和珍贵矿产。

与此同时,随着一些国家(印度、沙特阿拉伯)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委内瑞拉、叙利亚)的恶化和挣扎,四面八方的竞争在加剧,这为外部影响渗入创造了机会。


在19世纪80、90年代也出现了争夺控制权的局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占鳌头。人们认为国家强大了,版图也应该扩大,相互敌对的各方势力开始重绘地图,引发了从亚洲到加勒比海的诸多冲突。

1898年,美国吞并关岛和波多黎各,这与欧洲的殖民规划如出一辙。但在菲律宾等较大的国家,美国选择了间接控制,通过谈判达成交易,为美国企业和军事利益提供优惠待遇。

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甚至加拿大的执迷是一种他个人的诉求,试图引发对领土扩张追求的重新关注。

“这符合美国对它认为是其利益所在的地区施加控制或试图施加控制的模式,在不使用‘帝国’、‘殖民地’或‘帝国主义’这些可怕的字眼的同时,仍能获取物质利益,”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美利坚帝国历史学家伊恩·泰瑞尔说。

特朗普威胁要接管领土,这可能只是一个交易起点或某种个人愿望。美国过去已经与丹麦达成协议,以便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

在许多外国外交官和学者看来,他提出的将那里和其他地方“美国化”的建议,与其说是一反常态,不如说是对常态的升级。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用一种熟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的野心。


菲律宾再次成为焦点,美军与菲律宾达成了新的基地协议,以便在与中国的潜在战争中使用。对亚洲和北极地区贸易来说最重要的海上航线也是如此,随着气候变化融化冰层,航行变得更加容易。泰瑞尔说:“美国一直想要的是市场准入、通信线路,以及物质力量的前置部署能力。”


但对于某些地区来说,历史的前车之鉴尤其唤起恐惧。巴拿马及其邻国倾向于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混合体,当时冷战导致华盛顿打着打击共产主义的幌子插手许多拉美国家的事务。门罗主义是另一个19世纪产物,当时美国将西半球视为其专属势力范围,如今门罗主义与关税和领土交易一起重新变得重要起来。

墨西哥城著名专栏作家卡洛斯·普伊格称,拉丁美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担心特朗普的回归。

“这就是特朗普,手握两院多数优势,抱怨了整整四年,一个只关心自己和不惜一切代价要赢的人,”普伊格说。“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无论他的承诺有多么疯狂,他都想表明他正在努力实现这些承诺。我不确定一切都只是恃强凌弱和近乎滑稽的挑衅。”

但特朗普究竟能取得多少成果或造成多少破坏呢?

他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既有含糊其辞的威胁(“可能是因为你不得不做些什么”),又有救世主般的承诺(“我说的可是保护自由世界啊”)。

这足以唤醒其他国家,甚至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吸引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击。

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周三警告不要威胁欧盟的“主权边界”——他指的是丹麦的格陵兰岛。他还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要回归到弱肉强食的时代。”

在马阿拉歌可能看不出来,但在外国首都却讨论得沸沸扬扬:许多国家已经厌倦了特朗普想要恢复其荣光的那个美国。


虽然美国仍然是一股主导力量,但其影响力已不如20世纪80年代或19世纪90年代,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还因为在许多国家看来,美国自身正陷入功能失调和债务危机,而其他国家却在大发展。

美国在“二战”后帮助建立的国际体系将贸易放在首位,希望以此阻止国家对外征服——这一体系运作良好,铺设了通往繁荣的道路,从而使美国单边主义的威力减弱。

正如华盛顿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项目主任萨朗·希多尔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发展中国家“更老道、自信和精干了,而美国变得不再那么可预测和稳定”。

换言之,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欧洲和中东的战争,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专制伙伴关系,被削弱但正在寻求核武器的伊朗,以及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都在动摇战后的平衡。

19世纪末也曾动荡不安。历史学家认为,特朗普现在可能犯的错误是,他认为只要增加美国的疆域和资产,世界就能变得更平静、简单。

特朗普将保护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浪漫化,而那个时代在德国和意大利试图强取豪夺时崩塌了。结果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使用20世纪武器是什么下场,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著有《如何隐藏一个帝国:大美国简史》一书的伊默瓦尔说。“21世纪可能要危险得多。”


谢选骏指出:人問“世界如何应对更肆无忌惮的特朗普2.0”——我看這要取決於“对于特朗普心理分析的2.0”。对于特朗普心理分析的2.0,則要通過狠狠回擊他來實現!可惜世人對此做的太少,所以懞查查。


谢选骏:哈佛教授小骂大帮忙


《哈佛教授怀默霆: 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正被削弱中》(RFA自由亚洲 2025-01-18)報道:


哈佛大学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罗斯高(Scott Rozelle )等人合作,探究中国人民在经历新冠疫情、房地产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下,对未来是否仍和上世纪初期一样那么乐观。


该研究将2023年的民调与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态度发生显著转变,2023 年的受访者,越来越多地将贫穷与富裕,归因于机会不平等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的差异。尽管这种趋势并未直接威胁政治稳定,但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动员公民应对未来挑战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怀疑和批评声音。


记者:习近平呼吁中国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你认为中国人会接受并继续这样下去吗?


怀默霆:不会的。我认为人们想要政府做更多,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要吃苦、努力工作,以及不要大惊小怪。


记者:您认为,无论社会情绪悲观与否,都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吗?


怀默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但这还不足以导致其被推翻。


过去普遍认为,党和国家在管理社会方面做得很好、很成功,且中国人民从中受益。但现在,我认为,如果有新的运动或政策,人们更可能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习近平提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找办法让女性多生孩子,显然在中国引起嘲讽。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认为相当荒谬,觉得习近平完全脱离现实。他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社会的现状并不支持生育三个孩子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合法性并不是非有即无的,而是有高有低。


我认为,习近平的领导现在合法性较低,是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时处置不当,导致人们遭遇残酷的经历,以及房地产业危机等其他因素。多年来,房地产业似乎是提升家庭收入的主要动力,但结果却激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建造远超过实际需求的住房。随着人口缩减……党和国家的能力何在,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再以习近平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为例,江泽民时期,中国决定大幅进行高校扩招。这并不是市场驱动,而是由党推动的。官员们认为,未来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因此迅速扩大招生规模。但现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过多,包括来自1998年后快速建立、质量却不高的三、四流大学。因此,许多年轻人拥有大学学历,却难以找到工作。因此,青年失业问题很大程度源于这样一个现实:许多年轻人原以为能够找到高薪且富有生产力的工作,但现在却面临诸多困难。


记者:通过观察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和其對蘇聯的研究成果,您认为他是否对共产党的合法性作出了错误的假设?


怀默霆:我无法深入习近平的大脑,探究他的动机。但我一直觉得,尤其是习近平,以及一些早期领导人如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反应,总是害怕失去控制。在我看来,这种偏执在习近平上台时并没有必要。


换句话说,我认为人们当时相当包容、积极,并愿意创新和投资,与苏联的情况截然不同。苏联在最后几年经历了相当大幅度的经济和政治停滞。但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家仍在往前迈进,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出国旅行。


2013年,我最后一次从哈佛大学学术休假,非常幸运地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度过这段时光。


我记得我不断遇到中国游客。我妻子也会说中文,我们和坐在旁边餐桌上的一些年轻中国人聊了起来。他们来自上海,在警局工作。我的妻子对那些价格高达几千美元的意大利皮包不感兴趣,但中国游客却排队购买这些奢侈品。因此,我认为习近平本应更加自信。


很明显,我不是习近平的支持者。我认为他为了加强控制和强调安全所做的许多事情,最终将适得其反。认为可以通过打压、收紧控制、让人们陷入政治麻烦、以及恐吓知识分子等方式,而不损害社会进步的能力,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自2019年夏天以来,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上一次是在新冠疫情前,我参加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的会议。当时一位年轻女性被指派陪同我,我提到了一些最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她说:“我希望我能读到那些。”


显然,中国人非常聪明。许多人使用VPN来绕过防火墙,获取大量信息。尽管如此,认为可以试图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损害中国与其他社会竞争以及持续进步的能力,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现在的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进行比较,当时蘇聯经济陷入停滞,人们变得非常悲观?


怀默霆:我认为这说法有些牵强。我认为人们的确更加悲观,但中国经济仍有许多比旧苏联更具活力的领域。


苏联的经济非常依赖国家计划,官僚体系僵化。相比之下,中国有更活跃的私营部门,并且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更高。因此,我不认为两者相近。不过,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仍然主要在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


习近平希望调整这种平衡,或声称支持私营部门,鼓励外资等。然而,他明显更为重视与国家相关的产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苏联那样严峻和停滞不前。


不过,我认为如果习近平不那么偏执、不专注于控制,也不那么害怕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而分崩离析,那将会更好。


记者:在其他社会,当执政政权表现如此无能时,人们会抗议、推翻政权或通过选举进行淘汰。正如您所说,您认为这不会真的结束中共的统治。那么这种势头将走向何方?是什么让您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怀默霆:偶尔有传闻说人们对习近平及其一些举措感到不满。但习近平非常擅长将自己置于中心,防止竞争关系的出现。


我认为从底层发起抗议以威胁系统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可能误判。 1989年,我就没有预见到那些抗议活动有多接近动摇党的控制。所以,谁知道呢?现在的情况与1989年非常不同,习近平在建立安全系统和控制结构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我很难想象会有来自底层的变化能够改变现有的体制。


记者:研究的民调显示,尽管人们不再那么乐观,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数比例却没那么低。这是为什么呢?


怀默霆:很多中国人,因为许多条件得到改善,所以对(党)仍然存有些许感激之情,并对未来有些乐观。


在这些调查中,我们会给出一个陈述,并询问受访者“强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还是“强烈不同意”。 (例如我们问)基于当前的国内形势,像你这样的人仍然有很大的机会提高生活水平。你如何看待这一陈述?在2014年,62.1%的人同意或强烈同意这一陈述。到2023年,只有28%的人强烈同意。那么,有多少人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呢?在2014年,只有18%的人不同意这一陈述,而这比例(在2023年)稍微上升到21%。所以,现在27.7%的人同意仍然有很多机会,但21.3%的人不同意。因此,情况并没像多数人想得那样完全转向消极。


还有其他非常相似的陈述。 (例如):在我们国家,努力总是会得到回报。 2014年,62.3%的人同意这一观点,而这个比例下降到28.3%。不同意的人数则从16.4%上升到31.3%。在这种情况下,不认为辛勤工作总是会得到回报的人的比例,比赞同的稍微多一些。因此,悲观情绪有所增加,但并不是说80%的中国公民完全悲观和消极。


我早期调查的结果当中,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乐观程度和认为当前不平等的现象相对合理,让人们取得成功的感觉,这远高于其他国家。


然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中国的乐观情绪有所减弱。但是,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认为五年后自己的家庭状况会更好吗?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但或许仍然不如中国,2023年调查中只有47%的人表示乐观。因此,中国不再像我早期调查的那样对当前不平等现象有极高的乐观和接受度,这与2000年代初人们的担忧相牴触。那时人们担心中国人会对社会不公感到越来越愤怒,实则多数中国人对生活显着改善感到相当欣慰和乐观。


王丰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繁荣简史》,详细记录了饮食、服装、住房、教育、出国旅行等方面的变化;总结了相较于毛泽东时代末期,人民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善。


数十年来不断提升的繁荣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基于业绩的合法性。我的感觉是,尽管党非常乐于把此成就归功于自己,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放下了干预,让中国人民的才华和雄心得以展现,从而摆脱前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束缚。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大多数人至少会对党给予一定的肯定,因为是党允许甚至鼓励这一切的发生。


记者:您的研究提到,经济放缓改变中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社会自由也在减少。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社会火山型”的抗议爆发吗?


怀默霆: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并不预测社会动荡。这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在加强有效控制的安全系统方面非常成功。


我在2019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走在街上感到非常压抑。我只去了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但我经常看到穿着卡其色制服的人进行安全巡逻,还有一些穿蓝色警服和黑色保安服的人……。这一切让我感觉非常压抑和高度控制。


在北京的一些主要十字路口,设有天桥以免交通阻塞。安保人员携带枪支站在这些天桥上,我不太明白他们是要确保人们不从上往下扔石头到车辆上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这一切让我感到有些压抑。


我猜想中国仍然有很多抗议活动,人们抱怨工资、污染和其他许多问题。但至于推翻党的那种“社会火山型”抗议?我并不认为会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讨论中国的其他问题,那些使得中国越来越难恢复高经济增长的问题。


其中一个当然是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最近承诺提高退休年龄,但进展缓慢且幅度很小,因为这一措施非常不受欢迎—从原本60岁领取养老金,现在却要等到63岁。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曾尝试这样做,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


尽管如此,在中国,你会听到一些观点,比如中国将发展银发经济,以及会有越来越多新创公司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虽然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整体上仍然是失衡的。


又或者,过去十多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一直在减少。因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少,退休人数却在不断增加,需要养老金、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支持。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无法用于投资新技术、改善年轻人的教育等方面。因此,中国面临着所有这些严重的挑战。如果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并且认为社会运作不够公平,那么他们对政府要做的事情的接受度就会降低。我认为,这种接受度是中国改革大部分时期的特征,但近年却越来越少。


谢选骏指出:人説“哈佛教授怀默霆: 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正被削弱中”——我看“共产党的统治”從無“合法性”可言;所以説,這個“哈佛教授”其實是在“小骂大帮忙”,可見他是共产党曲綫救國的大喇叭!


谢选骏:中国和泰国合作经营缅甸诈骗中心


《中国演员经泰国落入缅甸诈骗窝点获救后:网民促当局展开更多救援》(2025年1月10日BBC)報道:


一名中国演员在前往泰国后与家人失去联系,失踪两天后,其女友在社交平台微博上发帖求助,帖子迅速获得大量关注。


据泰国媒体报道,这名名为王星的演员在周二(1月7日)获救。但中国社交媒体上随后涌现了大批类似的请求救援的案例。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藉助网路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声音,”1月5日,王星的女友嘉嘉在中国社群媒体平台微博上写道。


她在帖子中称,她的男友王星自1月3日起就在泰缅边境失踪。她称,艺名“星星”的王星前往泰国是为了拍戏,他在抵达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后便乘坐演员统筹安排的车辆。


有关请求在被中国的一些大明星分享后迅速走红,其中包括歌手张艺兴和演员秦岚。


31岁的王星案件不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中国媒体报道,泰国警方多次与缅甸方面交涉,这才在1月7日下午将他从缅甸边境的一个诈骗中心救出。


泰国警方称,王星在泰缅边境网络诈骗团伙盘踞的小镇上被找到,并将他带到泰国接受讯问。据信他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泰国皇家警察总监塔猜·皮塔尼拉布特(Thatchai Pitaneelaboot)表示,王星告诉警方,他被一家大型娱乐公司提供工作机会的幌子诱骗至泰国。警方认为,他被带到缅甸的诈骗园区参与针对中国人的电信诈骗行动。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也证实,已接到泰方关于王星获救的通报,北京对泰国政府及各方为此所作努力“表示感谢”。


但这次迅速而神秘的营救也引发了关于仍被困在诈骗中心人员命运的质疑,此案不得不让人意识到,电信诈骗这个把成千上万人拽入其中的犯罪事业仍在蓬勃发展。


王星告诉泰国警方,和他一起被困在同一地点的有大约50名中国公民。


可能被困在这些营地中的中国公民的家属已经开始请愿,敦促政府展开更广泛的救援行动。


一个名为“星星回家计画”的中国全境亲友被骗线上名档被快速建立、转发。截止BBC发稿,已有逾千位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窝点的案例被上载,BBC记者閱览名录发现这些失踪人员年龄以20岁至40岁为多,也有未成年和60多岁长者。


在“失联经过”专栏里,这些案例不少都是经泰国入境,随即与家人失去联系,再有消息传来时,他们已身在缅甸电诈中心,并向家人索要赎金。


这个线上文件里的人员数量还在即时增长,但BBC中文无法独立核实其真实性。


王星告诉泰国警方,和他一起被困在同一地点的有大约50名中国公民。


“我们迫切想知道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中国公民是否已获救,”微博上一条点赞最多的评论写道。


“其他人的生命也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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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失踪始末


1月3日,王星在泰国边境城市湄索(Mae Sot)失踪。与这里仅一河之隔的缅甸妙瓦底县由地方武装“克伦民族军”(Karen National Army,简称KNA)控制。这里被认为是犯罪集团的避风港,坐落着多个不同的诈骗园区,其中以“KK园区”最为臭名昭著。


据信,有数万人在当地自愿或被迫从事犯罪活动,包括从事“杀猪盘”骗局、虚假投资计划或赌博等。很多指控称,被诱骗的人遭到虐待和强迫劳动。


王星此行飞往曼谷,是为了对接先前在微信上联系过的演员工作。据泰国警方称,对方自称代表一家泰国大型娱乐公司。


这位演员后来告诉媒体,他在2018年左右曾在泰国拍摄过一部电影,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次会有什么不同。但他被车接走并带到了缅甸,在那里他被剃光了头发,并接受了关于如何进行电话诈骗的培训。


他的女友在微博上写道,她和他的兄弟先前已经试图追踪他的行迹、并联系警方介入,但“收效甚微”:中国警方尚未立案,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只是建议王某的家人向湄索警方寻求协助。


但随着中国社群媒体上关于王某下落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当局开始采取行动。该案最终被立案,中国大使馆向媒体表示,他们高度重视此案。


第二天,泰国和中国官员宣布王星已获救。


他首次公开露面是与泰国警方一起,但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而是让官员来解释此间发生了什么事。


关于这次营救行动的细节,官方极少披露,官员们甚至没有透露他被关押在哪家诈骗中心。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曾从诈骗中心救出受害者的消息人士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隐瞒更多资讯是他获释交易的一部分。


他告诉BBC,这些诈骗中心都极力避免引起注意。


这或许也意味着释放王某对于诈骗中心来说也是更好的选择,这样可以规避由于他的失踪对整个集团带来的曝光风险。


中国方面看起来也更希望结束有关王某案的讨论,它希望国民相信政府已经做得足够多了,边境地区的诈骗中心不再是一个大问题。


早在2023年,中国与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就曾发起联合行动,试图关闭缅甸掸邦的诈骗中心。


但当地的非政府组织(NGO)和独立救援人员告诉BBC,诈骗行为仍在增多,他们的版图甚至正在扩展到更偏远的地区。


泰国回应


泰国警方声称没有泰国人参与王星拐卖案


如今,缅甸与泰国的边境地区已成为国际诈骗活动的主要中心,这些诈骗活动游走在不断互相争夺权力的武装团体之间展开。


靠近泰国边境的妙瓦底镇南部建立了新的诈骗窝点,据报道,这里发生了最严重的强迫劳动和其它虐待案件。


这给泰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因为泰国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王星的事件让一些中国人开始担心去泰国旅游是否安全。


“感觉王某事件之后,去东南亚,包括泰国的人会越来越少,”一则热门微博写道。


泰国总理佩通坦(Paetongtarn Shinawatra)周二表示,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减轻该案对泰国作为旅游目的地声誉的影响。


9日,她在普吉再次对媒体表示,要防范泰国成为犯罪中转站。她说,王星事件发生后,泰国需要加强并改善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相关犯罪事件。


泰国警方在同日也接受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专访,泰国国家警察总署督察长塔查猜表示对王星的解救过程进度较快是由于王星从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出发后,中途基本上没有停留,所乘车辆非常明确地直奔边境。


“有些案件复杂性较高,例如中途换车、换人、改变方向等情况,追踪工作会变得更困难。”


余波


周四,王星描述在缅甸吃不饱、没有时间如厕的话题登上社交软体微博的热搜榜单,大量网友表达了同情。


此外,中国电影界的许多从业者纷纷站出来分享了自己被骗的经历,他们都曾被提供前往泰国的工作机会。据报道,泰国警方正在调查另一名华人模特儿在泰缅边境失踪的案件。


在中国公安部星期五(1月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张明称,对境外诈骗窝点,中国将全面展开国际执法合作,“坚持不懈盯着打、追着打,坚决摧毁境外诈骗窝点,通缉重大涉诈逃犯”。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周二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关注到“有多名演员被疑似诈骗组织以拍摄影视剧等工作为由骗至境外”,并且“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损害”。


被解救的王星是数以万计的深陷庞大诈骗网络中幸运的一位。


中国农历春节将至,依照往年习惯,会有大批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游,泰国政府急于强调该国是一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泰国警方也坚称没有泰国人参与王星的贩卖活动。


王星在面对记者时也背书称:“泰国还是挺安全的,大家不要担心,我自己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来这边,谢谢大家。”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演员经泰国落入缅甸诈骗窝点获救后:网民促当局展开更多救援”——我看網民有沒有想到,這可能是中国和泰国在合作经营缅甸诈骗中心?


《王星案翻版? 中25歲男模消失泰緬 曾與母視頻眼神恐懼》(中國新聞組北京2025-01-10)報道:


25歲男模特兒楊澤琪去年12月在泰緬邊境失聯,與王星失聯經歷極度相似。

日前在泰緬邊境失聯的中國演員王星,才剛被尋獲,又一位25歲中國男模楊澤琪驚傳也於泰緬邊境失聯20天,讓全網再次「揪心追蹤」。楊澤琪曾於去年12月21日向朋友發出求救信息,與母親視頻通話時疑似被打傷且眼神恐懼,此後即失聯,失蹤的還有一名燈光師。目前泰國警方稱,已立案調查中。


大公報報導,曾參與電影「志願軍存亡之戰」演出的「00後」楊澤琪,8日驚傳於泰緬邊境失聯,與星星受同一電影公司邀約,經同一路線失聯,幾乎是王星案的翻版,


自稱為楊澤琪表姐的牟女士在網上發帖求助,稱楊澤琪接到來自泰國「劇組」的工作邀約後前往泰國後失聯,手機信號顯示其最後位置在泰緬邊境。如今距他最後發出求救消息已過去19天,仍杳無音信,失聯經歷與王星如出一轍。楊澤琪父親準備馬上前往泰國,向大使館以及警方求助。保定警方已於1月8日立案。


楊澤琪是來自河北省保定市模特,曾與知名演員王俊凱合作拍攝廣告宣傳片。他接到來自泰國「劇組」拍攝邀約後,2024年12月20日下午2時在泰緬邊境失聯,所謂泰國「劇組方」提供給楊澤琪的相關資料信息,和星星收到的信息為同一公司。


牟女士稱,12月8日,楊澤琪在微信通告群裡看到劇組拍攝通告,並添加通告上的微信參與報名,也通過視頻面試戲。20日凌晨從北京出發前,他曾向家人表示對這次機會非常珍惜,冀有所收穫。但當地抵達並換乘二「劇組」車輛後,定位已在泰緬邊境。21日,楊澤琪向朋友發出求救信息後失聯。朋友聯繫其父母報警。


29日,楊澤琪與母親視頻通話報平安,身穿黑色服裝坐在櫈子上,雙手放於桌面,眼角有明顯傷痕,神色有異,眼神恐懼,通話結束後再次失聯。楊澤琪母親因過度焦慮,視力急劇下降,精神幾近崩潰。


牟女士稱,楊澤琪曾和「工作人員」反覆確認。對方拿出相關影視公司介紹,逐漸打消了他的顧慮。


另據大象新聞報導,河南許昌的賈女士表示,兒子小孫也遭遇了與王星類似的騙局。去年底,在浙江橫店鎮從事燈光師工作的小孫,經「顏十六」安排自浙江杭州飛赴泰國曼谷經人接上一輛汽車開走後失聯。「顏十六」也曾誆騙王星前去泰國「拍戲」。


現代快報引述泰媒報導,泰國家警察總署督察長塔猜表示,已開始調查楊澤琪案。


大公報報導,僅中國近年每年有約10萬人口被誘拐至緬甸從事電騙等違法行為,中國每年損失逾1000億元人民幣(約136億美元)。


《不只王星 中國多名演員模特兒被騙到緬北失聯至今》(中央社北京 2025-01-09)報道:


據傳中國有多名演員、模特兒及工作人員被以「拍攝影視劇」等工作為由,遭詐騙組織騙到境外,部分人員至今失聯。


中國演員王星日前一度在泰緬邊界失聯後獲救,引發關注。綜合中國媒體報導及影劇業組織訊息,已有多名中國演員、模特兒及工作人員被以「拍攝影視劇」等工作為由,遭詐騙組織騙到境外,部分人員至今失聯。


界面新聞報導,一名中國網友8日表示,他的表弟楊澤琪是「00後」(2000至2009年生者)男模,去年12月8日在微信群裡看到「泰國警匪片招募演員」的訊息,隨即報名並通過試鏡,並在12月20日上午搭機抵達泰國曼谷,坐上「劇組」安排的兩趟接機轎車,但定位卻顯示抵達了泰緬邊境。


2024年12月21日,楊澤琪向友人發出求救訊息,隨後電話關機失聯,友人立刻聯繫其家人並報警。8天後,楊澤琪打視訊電話給母親「報平安」,但眼角有明顯傷痕,本人狀態也明顯有異。隨後電話再次關機,至今持續失聯。


報導指出,現年21歲、在浙江橫店影視城當燈光師的小孫,2024年11月透過中間人認識一名外號「顏十六」的演員仲介。這名「顏十六」叫小孫到泰國拍一部電影,並開出薪水。2024年12月11日晚,小孫坐飛機前往曼谷後,失聯至今。


根據報導,邀請王星赴泰國拍戲者,也是這名自稱屬於泰國GMMGrammy公司的「顏十六」。而據前述失蹤的男模楊澤琪家人公布的聊天記錄,邀請楊澤琪赴泰國拍攝的劇組方,也自稱是泰國GMMGrammy公司及浙江顏氏天藝影業有限公司。


一名曾被騙去泰國拍戲,但及時識破騙局返國的中國演員表示,近來他所在的多個微信接戲群都發布提醒,要演員們仔細甄別劇組招募訊息,警惕赴國外拍戲。這些騙子很了解影劇業,表現很專業,因此欺騙性很高。


另一名2023年曾被騙去緬北電詐,此後僥倖逃回的中國演員指出,不僅是演藝圈,詐騙集團將緬北騙局滲透進了中國各行各業,是特別微信和QQ裡的行業兼職群,先潛水觀察,在熟悉群聊內容和規則後就發布招聘訊息,私下加好友一對一詐騙。


這名演員指出,他所在的多個演員兼職群裡,很多群友都是失業人員,在群裡蹲守兼職和日結(單日結算薪資)的工作機會,因此容易上當。


根據報導,中國廣聯演員委員會日前發布提示,指近期有多名演員被疑似詐騙組織以「拍攝影視劇」等工作為由騙至境外,人身和財產安全受到極大損害。該會提醒,演員及經紀公司在進行跨境工作前,應謹慎鑑別邀約方身分和工作性質,建議在簽署工作合約前向有關單位核實。


谢选骏指出:如此規模之大的詐騙集團作業,沒有中国和泰国的合作经营和故意放縱,是難以想象的。


2025年1月18日星期六

谢选骏:缠足起源于“防止野蠻政府拐卖人口”


《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王怀玉律师 2025-01-15)報道:


最近,一则“某演员被骗至境外,被迫从事非法活动”的新闻引发热议。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大呼:“这不是拐卖人口吗?必须严惩!”可翻开我们现行的《刑法》一看,却发现——“拐卖人口罪”这一条,居然已经消失了!一时间,大家都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有妇女、儿童被拐卖才构成犯罪,成年男性就不需要保护吗?本文就带大家好好盘点一下,从法律历史到现行规定,看看我国到底经历了哪些“神操作”。


一、先来看看:1979年版《刑法》里的“拐卖人口罪”


法条回顾:1979年《刑法》第141条


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中就明明白白写着“拐卖人口罪”,强调的是:不区分男女老少,只要你拐卖‘人’,就够罪! 那时法律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细致,但至少能给所有被害人(无论男性、女性,成年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统一的保护伞。


二、保护升级: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的出台


法条回顾: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对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法定刑大幅提高:起刑由原来的五年以下变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六种加重情节可判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或死刑。



首次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为什么要这么改?因为当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猖獗。为了应对社会现实,1991年的决定大幅加大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惩处力度。但是这个时候,“拐卖人口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就成了并行关系——前者是“普适版”,后者是“特别保护版”。


三、1997年修订:拐卖人口罪被“废除”,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


第240条 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241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原1979年《刑法》中的“拐卖人口罪”被删除)


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经过讨论,认为拐卖男子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且考虑到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最终选择“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取消了“拐卖人口罪”。这样一来,“普通版本”的拐卖人口罪失踪了,而“特别版本”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保留且从重处罚。


四、硬要套?“强迫劳动罪”也难以全面覆盖


取消“拐卖人口罪”后,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窘境:如果行为人拐骗、绑架成年男子,想把他卖去境外做苦力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但是还没正式“卖”出去,就被抓了……这算什么罪?


有人说:“那就用《刑法》第244条 强迫劳动罪来管呗。”可问题在于,强迫劳动罪起刑偏低(3年以下),而且它更多针对已实际实施的“强迫劳动”行为,或者至少存在“共犯”的配合。如果只是在拐卖、运输阶段,还未实际强迫劳动,就容易出现定罪上的空当。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


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改为“强迫劳动罪”,最高刑也由3年升至10年。


即便提高了最高刑,对于跨境拐卖、欺骗男子从事电诈、摘取器官等花样翻新的犯罪行为,依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五、买卖成人不受管?法律保护并不该有“性别偏见”


很多人会问: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管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答案是:可以“穷尽”现有罪名去定罪,比如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组织卖淫罪等等,看具体行为去套用。但这些罪名都比较“碎片化”,并不像“拐卖人口罪”那样覆盖面广,也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直接有力。


从立法精神上看,我们并不鼓励在刑法里“滥设罪名”。可是,对于买卖“人”这种严重挑战人类尊严、把人当成商品的行为,只依靠现行这些“零散”罪名,确实存在漏洞——尤其是尚未实际实施强迫或尚未实现任何犯罪目的时,能否定罪、如何定罪,都很棘手。


六、“震惊”背后:我们需要怎样的立法思路?


恢复或重设“拐卖人口罪”?


有学者建议,把现行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244条(强迫劳动罪)甚至第262条(拐骗儿童罪)等相关条文进行整合,设置一个更宽泛、更统一的“买卖人口罪”,无论对方是男性、女性、成年人、儿童,凡是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行为,都应严惩。


兼顾特殊保护和一般保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妇女、儿童在生理和社会属性上确实更脆弱、受侵害风险更高,因此对其保护可以保持从重情节或特别条款,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群体就应该完全被排除在外。


国际公约的启示


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明确强调,“贩运人口”是以剥削为目的的招募、运输、窝藏或接收行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把人当商品”来买卖、转移,都属于国际社会严厉打击的范围。我国也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


七、结语:不是只有妇女、儿童才需要被保护


当你发现现行《刑法》中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却没有“拐卖人口罪”时,不要惊讶,这正是我们现行立法的一个“有意为之”的遗留问题。人人都需要保护,成年男性、老年人、甚至未被纳入特定罪名的其他群体,也同样不该被忽视。


随着社会发展和跨境犯罪频发,未来刑法修订或司法解释,或许会考虑补上“买卖人口”的缺口。毕竟,一个人被拐卖、被贩卖,这就是对人类尊严最赤裸裸的践踏,哪能因为性别或年龄的不同,就让法律的保护力打了折扣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我看這是由於不懂,在中國這片定期遭到蠻族入侵(最近的一次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土地上,政府往往是拐卖人口、强迫勞動的元凶,而且中國傳統的“缠足”,正是起源于“防止野蠻政府拐卖人口”。谢选骏:缠足起源于“防止政府拐卖人口”


《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王怀玉律师 2025-01-15)報道:


最近,一则“某演员被骗至境外,被迫从事非法活动”的新闻引发热议。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大呼:“这不是拐卖人口吗?必须严惩!”可翻开我们现行的《刑法》一看,却发现——“拐卖人口罪”这一条,居然已经消失了!一时间,大家都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有妇女、儿童被拐卖才构成犯罪,成年男性就不需要保护吗?本文就带大家好好盘点一下,从法律历史到现行规定,看看我国到底经历了哪些“神操作”。


一、先来看看:1979年版《刑法》里的“拐卖人口罪”


法条回顾:1979年《刑法》第141条


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中就明明白白写着“拐卖人口罪”,强调的是:不区分男女老少,只要你拐卖‘人’,就够罪! 那时法律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细致,但至少能给所有被害人(无论男性、女性,成年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统一的保护伞。


二、保护升级: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的出台


法条回顾: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对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法定刑大幅提高:起刑由原来的五年以下变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六种加重情节可判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或死刑。



首次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为什么要这么改?因为当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猖獗。为了应对社会现实,1991年的决定大幅加大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惩处力度。但是这个时候,“拐卖人口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就成了并行关系——前者是“普适版”,后者是“特别保护版”。


三、1997年修订:拐卖人口罪被“废除”,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


第240条 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241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原1979年《刑法》中的“拐卖人口罪”被删除)


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经过讨论,认为拐卖男子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且考虑到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最终选择“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取消了“拐卖人口罪”。这样一来,“普通版本”的拐卖人口罪失踪了,而“特别版本”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保留且从重处罚。


四、硬要套?“强迫劳动罪”也难以全面覆盖


取消“拐卖人口罪”后,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窘境:如果行为人拐骗、绑架成年男子,想把他卖去境外做苦力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但是还没正式“卖”出去,就被抓了……这算什么罪?


有人说:“那就用《刑法》第244条 强迫劳动罪来管呗。”可问题在于,强迫劳动罪起刑偏低(3年以下),而且它更多针对已实际实施的“强迫劳动”行为,或者至少存在“共犯”的配合。如果只是在拐卖、运输阶段,还未实际强迫劳动,就容易出现定罪上的空当。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


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改为“强迫劳动罪”,最高刑也由3年升至10年。


即便提高了最高刑,对于跨境拐卖、欺骗男子从事电诈、摘取器官等花样翻新的犯罪行为,依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五、买卖成人不受管?法律保护并不该有“性别偏见”


很多人会问: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管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答案是:可以“穷尽”现有罪名去定罪,比如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组织卖淫罪等等,看具体行为去套用。但这些罪名都比较“碎片化”,并不像“拐卖人口罪”那样覆盖面广,也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直接有力。


从立法精神上看,我们并不鼓励在刑法里“滥设罪名”。可是,对于买卖“人”这种严重挑战人类尊严、把人当成商品的行为,只依靠现行这些“零散”罪名,确实存在漏洞——尤其是尚未实际实施强迫或尚未实现任何犯罪目的时,能否定罪、如何定罪,都很棘手。


六、“震惊”背后:我们需要怎样的立法思路?


恢复或重设“拐卖人口罪”?


有学者建议,把现行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244条(强迫劳动罪)甚至第262条(拐骗儿童罪)等相关条文进行整合,设置一个更宽泛、更统一的“买卖人口罪”,无论对方是男性、女性、成年人、儿童,凡是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行为,都应严惩。


兼顾特殊保护和一般保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妇女、儿童在生理和社会属性上确实更脆弱、受侵害风险更高,因此对其保护可以保持从重情节或特别条款,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群体就应该完全被排除在外。


国际公约的启示


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明确强调,“贩运人口”是以剥削为目的的招募、运输、窝藏或接收行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把人当商品”来买卖、转移,都属于国际社会严厉打击的范围。我国也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


七、结语:不是只有妇女、儿童才需要被保护


当你发现现行《刑法》中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却没有“拐卖人口罪”时,不要惊讶,这正是我们现行立法的一个“有意为之”的遗留问题。人人都需要保护,成年男性、老年人、甚至未被纳入特定罪名的其他群体,也同样不该被忽视。


随着社会发展和跨境犯罪频发,未来刑法修订或司法解释,或许会考虑补上“买卖人口”的缺口。毕竟,一个人被拐卖、被贩卖,这就是对人类尊严最赤裸裸的践踏,哪能因为性别或年龄的不同,就让法律的保护力打了折扣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我看這是由於不懂,在中國這片定期遭到蠻族入侵(最近的一次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土地上,政府往往是拐卖人口、强迫勞動的元凶,而且中國傳統的“缠足”,正是起源于“防止野蠻政府拐卖人口”。

谢选骏:中国在印度洋的出海口


《毒品、诈骗和罪恶:内战中的缅甸沦为“全球犯罪之都”》(HANNAH BEECH 2025年1月7日)報道:


花田沿着这座山村的每条道路向外蔓延——白色、粉红色和紫色的花丛随风舞动。

在缅甸东北部掸邦一角的这幅美景看上去仿佛从该国残酷的内战中跳脱了出来。然而并非如此,这些盛开的花朵是一种不良的症状:田地里种的都是罂粟,缅甸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和其他鸦片制剂原料出口国。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近四年前,在军方推翻民选政府后,缅甸陷入全面的国内冲突,导致该国成为跨国犯罪温床。如今,这里是军阀、军火商、人贩子、偷猎者、贩毒集团和被国际法庭通缉的将军们的游乐场。

根据全球有组织犯罪指数,缅甸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有组织犯罪中心。


在缅甸肥沃的土地上,猖獗的犯罪活动给该国5500万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还将违法犯罪的成果传播到全球各地。2021年2月,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昂山素季的文职政府被推翻,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陷入战乱。

如今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成毒品(包括甲基苯丙胺、氯胺酮和芬太尼)生产国之一。利用来自邻国中国和印度的前体化学物质制成的药片,缅甸满足了远至澳大利亚的瘾君子的毒瘾。制毒工厂的超负荷生产以及国际执法部门的无力应对令这些毒品的街头价格低得惊人。

多年来,农民们在远离某些政府的山区和山谷里种植罂粟。现在,种植者在村子里公开种植罂粟花。


缅甸不仅仅是一个毒品国家,还被认为是某些重稀土元素的全球最大出口国,这些元素为全球清洁能源提供动力。在战场演化而来的有毒废墟上,工人们进行着非法开采,然后沿着古老的走私路线,将稀土运往中国。这个东南亚国家还拥有地球上最好的玉石和红宝石,其中大部分是由吸毒成瘾的年轻人开采,他们使用的毒品与充斥全球市场的那些别无二致。偷猎盗伐者还在缅甸的森林里搜寻濒危野生动物和木材,所得通常会运往中国。

缅甸战争扩大了中国犯罪集团的影响范围。尽管中国政府偶尔会进行打击,但这些犯罪集团在该地区肆无忌惮地开展活动,并怀着称霸一方的野心。中国的武器既流向执政的军政府,也流向与之作战的抵抗力量。

在缅甸边境地区,由中国毒枭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组成的犯罪网络正在绑架来自全球各地的人,让他们在园区里从事网络诈骗。国际警察组织称,这种网络诈骗已从美国、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退休人员和孤独的人手中骗取了数十亿美元。

“有组织犯罪会在冲突的持续中获益,因为它在这种环境中壮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简称UNODC)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代表马苏德·卡里米普尔说。“冲突持续越久,就会有越多地方被那些有利可图的势力的掌控或影响。”


他还表示,“这些利润来自于真正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情正在摧毁缅甸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

《纽约时报》在过去几年中报道了缅甸国内战事的加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瘫痪如何助长国内的冲突,并将苦难、物质依赖和腐败输出到世界各地。

这些都是缅甸军事工业犯罪机器中最大的齿轮:

明目张胆的鸦片

在缅甸的掸邦山区,罂粟被称为“和平之花”。

这个名字颇具讽刺意味:几十年来,掸邦从未有过真正的和平。多年来,十多个民族游击队为了争夺地盘与缅甸军方以及彼此作战,争夺的不只是领地,还有毒品贸易。


在这个种植季,掸邦北孔镇的鸦片种植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里程碑。多年来,农民们在远离政府的高山和峡谷中种植罂粟,过去政府有时会用枪指着他们,向他们征收税款,要求分成,甚至摧毁他们的田地。

如今,这些种植者在自己的村庄里公开种植罂粟。在复杂灌溉系统的滋养下,罂粟花在教堂、寺庙、警察局和镇政府旁摇曳。农民们可以放心地采收渗出的鸦片树脂,不必担心被抓。

“现在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所以我们不用躲躲藏藏,”赫莱温女士(音)从她家街对面的田里收割罂粟回来时说。“现在种鸦片再好不过了。”


丛林毒品实验室

在缅甸,一瓶啤酒的价格约为1美元,而一粒粉红色的“雅巴”药丸——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的强效组合——价格不到25美分。

UNODC称,去年,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政府缉获了创纪录的190吨甲基苯丙胺,但由于掸邦的丛林实验室夜以继日的生产,它的街头价格还下跌了。


缅甸的合成毒品制造早在政变和随后的内战之前就开始了。长期以来,掸邦某些自治地区的武装组织一直在掌控毒品经济,军方及其代理人从利润中分一杯羹。前飞行员称,空军直升机会将一包包药丸和一块块冰毒空运到城市和港口,再分销到海外。

毒品贸易监督员和执法人员称,自缅甸军队接管政权以来,制造合成毒品的作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掸邦的民族武装组织已经开始生产新型夜店毒品,如用氯胺酮、摇头丸和甲基苯丙胺混合制成的“快乐水”和棒棒糖。

触及全球的诈骗园区

高觉泰(音)回忆说,在缅甸与泰国边境曾是一片茂密丛林的地方,他曾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锅炉房三楼紧紧握着手机工作。他说,他和其他大约40人轮班工作12小时,坐在塑料桌旁全神贯注地与世界各地——中国、墨西哥、日本、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的人网上聊天。


高觉泰的目标在法国,他使用谷歌翻译来和人建立关系。他会给丧夫的女性发信息说:“你太美了,”还不时地加上心形表情符号。有时他的个人资料照片是一位长发飘飘的亚洲女性,故意用蹩脚的法语引诱渴望爱情的年长男性。

网络恋情很快换成了投资话题。高觉泰说,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诈骗中,他告诉一位来自法国南部的寡妇,他们应该作为伴侣一起投资一个加密货币支持的住房开发项目。她说“好的”。


高觉泰说,好的时候一个月下来能从受害者身上骗取高达8万欧元(约合60万人民币)。他说,他的月薪约为445美元,这在政变后的缅甸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他是自愿来到这片由中国犯罪团伙经营的边境园区的,这跟和他同屋的外国人——四名非洲人、七名印度人和五名中国人——有所不同。

据联合国去年估计,至少有12万外国人被迫在缅甸从事网络犯罪和网络赌博行业。许多人都是被承诺在东南亚提供文秘、技术或客户服务工作的广告所骗。国际刑警组织去年的一次行动发现,来自22个国家的人被迫在缅甸的网络犯罪园区工作。幸存者说,还有一些人在中国街头被绑架,然后被枪指着带到民族武装组织和中国犯罪团伙控制的园区。


在掸邦和克伦邦的某些地区,与军方结盟的民族武装组织指挥官多年来一直横行霸道,而东部地区是自政变以来开始出现新的高层建筑和诈骗基地。十多名曾在这些网络犯罪和赌场园区工作过的人说,这些地方的生意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普通话。

去年,4万多名中国人在缅甸因诈骗被拘留并遣送回国。一些中国团伙头目被捕。据中国和缅甸官方媒体报道,在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多名中国公民在骗子使用的一处园区发生的枪战中丧生。

在诈骗中心工作过的缅甸公民说,由于中国政府的打击,诈骗中心的业务模式正在从针对中国受害者转向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受害者。这些人说,诈骗团伙的头目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深度伪造图片和勒索软件来榨取受害者的钱财。

UNODC的卡里米普尔说:“这些诈骗中心是一场大规模的恐怖秀。”

泰国政府切断了河对岸诈骗园区和网络赌博窝点的电力和网络。但是,打击了一座罪恶之城,另一座会迅速取而代之。


八个月后,高觉泰说他不愿意继续欺骗法国退休人士了。他曾向一位老妇人兜售加密货币支持的房地产,她在信中诉说了自己对丈夫去世的悲痛。她羞涩地向这个最初通过WhatsApp联系她的陌生人表白了爱意。她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将大约1.5万欧元(约合11万人民币)投入该项目。她失去了一切。

“我至今还老是想起她对我的信任和她的乐观,”高觉泰说,他在今年秋天逃离诈骗园区后接受了时报的采访。“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后悔。”


倾尽一切的采矿热潮


军事政变三个月前,缅甸北部克钦邦邦瓦周围的松树林中有15个稀土矿。居民们说,政变三个月后,稀土矿的数量增加了五倍。

去年,缅甸被认为是世界上某些重稀土的最大出口国,这些稀土包括镝和铽,用于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等产品。(虽然没有可靠的官方数据显示缅甸的采矿产量,但环境监督机构全球见证组织发现,202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从缅甸进口的稀土超过了中国国内的采矿配额)。

中国垄断了稀土加工行业。政变前,缅甸民选政府曾试图控制或禁止稀土出口,因为他们担心开采会破坏环境。但在西方政府对缅甸军方实施制裁后,得到北京支持的缅甸将军们需要新的资金来源。

缅甸稀土开采业务的核心掌握在与军政府有联系的克钦族民兵手中。当地人说,由于没有任何环境或劳工保障措施,与中国接壤的邦瓦地区出现了高强度采矿热潮。

数以百计中国矿业老板和善于从土壤中分离稀土的中国技术人员来到这里。居民们注意到,几个月内,邦瓦的松树林几乎全部被连根拔起,只有安葬着当地民兵头目祖父母的墓地有一丛树木。


居民们说,邦瓦和其他两个采矿城镇一样,已被摧毁。尤桑莱(音)在矿上工作,他的双手被开采过程中使用的腐蚀性酸液烫伤,起了水泡。灰尘漫天,他经常咳嗽。为了熬过挖坑和搬运化学品的漫长日子,尤桑莱和大多数矿工一样服用“雅巴”。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们赚的大部分钱都用来买毒品,”他说。“工作毁了我们的健康,毒品毁了我们的生活。”

环保人士称,有毒化学物质已经渗入土壤。当地人不敢喝水。山体滑坡是包括这些矿在内的克钦邦各类矿场面临的另一个长期威胁,而非法挖掘玉石每年会导致数十名野外采矿者丧生。

10月,旨在推翻军政府的反叛联盟成员克钦独立军占领了邦瓦。叛军现在控制着整个中克边界,稀土、木材、玉石和其他珍宝都通过这里走私。

邦瓦居民说,叛军获胜后的几个星期里,稀土开采停止了。中国工人回国了。但居民们说,克钦抵抗运动控制下的其他地区也被稀土开采搅得鸡犬不宁。卫星图像显示了这片土地的累累伤痕。

“我们现在只是试验阶段,”克钦独立组织发言人诺布上校(音)表示。“如果我们决定出于商业目的这样做,我们将确保公众健康不受影响。”

他表示正在与中国商人就稀土开采监管问题进行谈判,但尚未做出正式审批。本月,一个克钦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会谈。

邦瓦居民说,到上个月底,一些采矿活动已经恢复。缅甸以巨大的人力成本开采的稀土再次进入全球供应链,推动绿色革命。


谢选骏指出:人説——毒品、诈骗和罪恶:内战中的缅甸沦为“全球犯罪之都”;我看——這是命運帶給中国一個“印度洋的出海口”。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川普若豪取格陵蘭「北約瓦解」 中俄恐效仿強奪台灣、烏克蘭》(編譯徐榆涵 2025-01-07)報道:

美國候任總統川普7日在召開選後第2場記者會時說,不排除動用武力或經濟脅迫來取得巴拿馬運河及格陵蘭的控制權,引發外界譁然。亞塞拜然網站Caliber報導,川普若真的豪取格陵蘭,將象徵北約的瓦解,此外,中國和俄羅斯也可能會效仿,以同樣理由奪取台灣和烏克蘭。

目前尚不清楚川普多認真看待要吞併格陵蘭島一事,但已遭丹麥政府和格陵蘭島總理艾格德 (Mute Egede)強力反對,強硬表態「我們不會待售,也永遠不會出售。」

報導指出,川普如此堅持想奪取格陵蘭島,儘管聽起來很荒謬,但他可能會為此不擇手段,從而引發經濟衝突或更糟的狀況。川普企圖違背丹麥意願,將象徵北約的終結,因為任何聯盟都無法忍受其領頭羊侵犯其他成員國的領土完整。

由於「強權即公理」是互相的,中國也可能依樣畫葫蘆來為入侵台灣辯護,理由是美國聲稱對格陵蘭島擁有主權,而台灣也曾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在現代史上,唯一侵犯過丹麥主權的國家就是納粹德國,美國絕不會希望與該政權扯上任何關係。

川普上月再次表示,希望美國買下格陵蘭島,「對格陵蘭島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是絕對必要的。」他曾在第一個任期內就公開宣布想要購買格陵蘭島,但在進行任何談判之前就遭到格陵蘭和丹麥方的公開拒絕。

谢选骏指出:人説“川普若豪取格陵蘭「北約瓦解」 中俄恐效仿強奪台灣、烏克蘭”——我看拿下台灣不算什麽,不過重複了鄭成功、清朝和國民黨的業績;唯有拿下緬甸,那就超過了秦始皇。


谢选骏:不是创造历史,而是重复历史


《又创造历史,特朗普任职前将先出庭接受宣判》(界面新闻 2025-01-06)報道:


2025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正式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但在出任总统之前,特朗普需要先于本周五出庭,就“封口费”案接受宣判。


“封口费”案是特朗普面临的四大刑诉案之一,也是唯一在美国大选前完成庭审的案件。正是由于“封口费”案,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判刑事罪名成立的前总统。


随着特朗普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获胜,由于在任总统享有法律豁免权,其余两起刑诉案已经撤诉,包括指控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另一起刑诉案——佐治亚州选举干扰案的审理暂停。


纽约州法院已经多次推迟就“封口费”案对特朗普的量刑宣判。1月6日,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尚宣布拒绝中止对“封口费”案的宣判。这也意味着当地时间周五,梅尔尚将公布对特朗普的量刑,特朗普还需出庭聆听。


周一,特朗普的律师团队确认,梅尔尚拒绝了律师团队提出的中止宣判申请。申请书中指出,律师团队已经就“封口费”案提起上诉。在上诉结果出炉之前,纽约州法官需中止对“封口费”案的量刑宣判。


纽约州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则敦促法官否决特朗普团队的要求,指出法官宣布量刑结果不会对特朗普的上诉产生影响。


梅尔尚在周一的回复中指出,特朗普律师团队的主张已经在过去的审判中多次重复、并没有提供新理由。梅尔尚决定按计划于10日就“封口费”案宣布量刑,特朗普必须亲自出庭或者通过视频连线出庭。


上周五确定宣判日期时,梅尔尚已经表示无意判处特朗普监禁。他认为由于特朗普即将出任美国总统,将特朗普的有罪裁决记录在案,同时无条件释放特朗普、不对其实施罚款等处罚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案。


特朗普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长文抨击梅尔尚,指责梅尔尚是激进的党派分子,为了实施政治迫害不惜违反宪法坚持宣判。


特朗普团队尚未确定特朗普是否会于本周五亲自前往法院聆听量刑结果,美国媒体猜测他可能会选择视频连线出庭。


在“封口费”案中,特朗普被指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以掩盖两人的婚外情。


特朗普遭起诉并非因为支付“封口费”本身,而是在支付相关费用时伪造商业记录。伪造商业记录的行为违反纽约州法律,陪审团于去年5月裁定,对特朗普的34项刑事指控全部成立。


谢选骏指出:人説“又创造历史,特朗普任职前将先出庭接受宣判”——我看“不是创造历史,而是重复历史……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在掌握政權之前也都是重罪犯”!毛澤東則是一個亡命天涯的在逃犯。


《川普成重罪犯 可投票但禁擁槍 須把DNA樣本給犯罪資料庫》(編譯廖振堯綜合 2025-01-11)報道:


紐約法庭10日宣判川普的封口費案,庭外不少支持者帶著標語力挺川普,其中也有不少華人。(路透)

紐約法庭10日宣判川普的封口費案,庭外不少支持者帶著標語力挺川普,其中也有不少華人。(路透)

總統當選人川普的「封口費案」去年5月被紐約陪審團裁定34項罪名全數定罪,不過承審法官默欽(Juan M. Merchan)10日裁定無條件釋放。即使如此他仍將是首位身背重罪紀錄的總統,美聯社便整理出以下川普受限或不受影響的方面。


●可以投票?


川普已在佛州登記投票,也可以繼續在該州投票。佛州確實禁止該州重罪犯投票,但若服完刑期後便可恢復;犯下謀殺、性犯罪的人將永久失去投票權,除非得到赦免。若是他州的重罪犯,如川普在紐約州被判重罪,佛州便規定該人士若在被定罪的州失去投票權,那佛州也會連帶剝奪;而紐約州雖不允許重罪犯在服刑時投票,但川普不需要服刑。


●是否能擁槍?


不,聯邦法律規定重罪犯不得持有槍械。


●DNA樣本


紐約州每個重罪犯都必須向該州犯罪資料庫提供DNA樣本,紐約資料庫現含超過72萬名罪犯檔案,並與聯邦調查局的聯合DNA索引系統連結。


●任職


聯邦法律中沒有任何條款禁止某人因為被判有罪而成為總統,州層級則對有前科的人是否可以競選州和地方公職有不同的規定。


●境外旅行


川普身為總統將擁有一本外交護照,可以出國辦理公務,同時還可保留一本普通護照或旅遊護照。被判監禁或緩刑之人的護照可能會被拒絕發放或吊銷,但川普的情況並非如此。


●商業限制


川普的重罪可能會禁止他持有酒類執照,如川普擁有三座高球場的新州便禁止被判有「涉及道德敗壞」罪行的人持有酒類執照,不過川普集團表示他的財產全部由企業實體擁有,他並不是這些實體持有執照的高階主管或董事。


●能被赦免嗎?


只有紐約州長才有權赦免川普,因他的案件違反州法、在州法院審理;總統赦免僅適用於聯邦罪行。民主黨籍現任州長霍楚(Kathy Hochul)似乎不太可能赦免川普,因為在他身上看不見赦免要件之一的「懺悔之意」。


谢选骏指出:人説“川普成重罪犯 可投票但禁擁槍 須把DNA樣本給犯罪資料庫”——我看川普革命、特朗普帝國尚未成功,否則根本不用理會美國法律。

谢选骏:拒絕起義只能接受不義


《大逃亡?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人数达116万人》(VOA 2025-01-10)報道: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星期五(1月10日)发布报告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连年创新高,总数已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位去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王守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主因。


从建筑承包商到流亡者:王守峰的故事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王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原在安阳经营首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二十年了,是个带领几十号建筑工人的包工头。


他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红火的那些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项目个个都是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他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他的民主思想和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和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许志勇等人往來密切,且自己也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这让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


2023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


去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后,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最后逼得他必须拿出长年积蓄、垫付工资给工人,一因对生活苦的工人良心过不去,二因若他不及时垫付,恐遭工人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之人,或引来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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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峰还说,即便他已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想尽办法打算抓捕他,所幸一位受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也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


王守峰说:“去年一个警察……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然的话,国保让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来不及考虑,就立即逃亡了。”


匆忙中,王守峰先是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日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可以活在自由的国度。


王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就像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


王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处于前途茫茫的窘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把在中国经商的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


中国大逃亡:数据揭示规模


像王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非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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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布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2024年间,总计逾115.8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


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去年的总出逃人数至少17万6239人,将创史上新高,恐不仅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169%,更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翻了14倍之多。


“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2022年一年,中国出逃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十年间的总出逃人数。


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约为24%。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同比2021年略微下降1.8%,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而这些中国人逃往何处呢?


“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仅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75%,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韩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度分别有900、379和248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身分。


“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劳拉·哈思(Laura Harth)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恐显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


跨境镇压与中共高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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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思说:“这(波大逃亡)也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


哈思还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的统治。”


另一位因人身安全考量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籍企业家于去年12月4日逃至泰国。然而,由于泰国与中国签署了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国。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


他通过安全的即时通讯APP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了中国梦,我用24年时间梦醒时,我被家破人亡。”


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都被地方势力霸占了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也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的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上访,但当局要么在北京火车站截访,要么派流氓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


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甚至在他老家的屋顶上随意加盖了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借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公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子,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这让他感叹道,地方当局的贪污程度之深,真是无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


谢选骏指出:人説“大逃亡?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人数达116万人……地方当局的贪污程度之深,真是无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我看“拒絕起義只能接受不義”!1989年的時候,你們和你們的爹媽爺奶拒絕對屠殺説不,繼續過自己的牛馬生活,那就別怪屠夫集團及其子孫對你們繼續强暴不客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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