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王怀玉律师 2025-01-15）報道：
最近，一则“某演员被骗至境外，被迫从事非法活动”的新闻引发热议。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大呼：“这不是拐卖人口吗？必须严惩！”可翻开我们现行的《刑法》一看，却发现——“拐卖人口罪”这一条，居然已经消失了！一时间，大家都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有妇女、儿童被拐卖才构成犯罪，成年男性就不需要保护吗？本文就带大家好好盘点一下，从法律历史到现行规定，看看我国到底经历了哪些“神操作”。
一、先来看看：1979年版《刑法》里的“拐卖人口罪”
法条回顾：1979年《刑法》第141条
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中就明明白白写着“拐卖人口罪”，强调的是：不区分男女老少，只要你拐卖‘人’，就够罪！ 那时法律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细致，但至少能给所有被害人（无论男性、女性，成年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统一的保护伞。
二、保护升级：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的出台
法条回顾：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对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法定刑大幅提高：起刑由原来的五年以下变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六种加重情节可判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或死刑。
首次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为什么要这么改？因为当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猖獗。为了应对社会现实，1991年的决定大幅加大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惩处力度。但是这个时候，“拐卖人口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就成了并行关系——前者是“普适版”，后者是“特别保护版”。
三、1997年修订：拐卖人口罪被“废除”，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
第240条 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241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原1979年《刑法》中的“拐卖人口罪”被删除）
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经过讨论，认为拐卖男子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且考虑到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最终选择“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取消了“拐卖人口罪”。这样一来，“普通版本”的拐卖人口罪失踪了，而“特别版本”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保留且从重处罚。
四、硬要套？“强迫劳动罪”也难以全面覆盖
取消“拐卖人口罪”后，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窘境：如果行为人拐骗、绑架成年男子，想把他卖去境外做苦力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但是还没正式“卖”出去，就被抓了……这算什么罪？
有人说：“那就用《刑法》第244条 强迫劳动罪来管呗。”可问题在于，强迫劳动罪起刑偏低（3年以下），而且它更多针对已实际实施的“强迫劳动”行为，或者至少存在“共犯”的配合。如果只是在拐卖、运输阶段，还未实际强迫劳动，就容易出现定罪上的空当。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
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改为“强迫劳动罪”，最高刑也由3年升至10年。
即便提高了最高刑，对于跨境拐卖、欺骗男子从事电诈、摘取器官等花样翻新的犯罪行为，依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五、买卖成人不受管？法律保护并不该有“性别偏见”
很多人会问：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管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答案是：可以“穷尽”现有罪名去定罪，比如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组织卖淫罪等等，看具体行为去套用。但这些罪名都比较“碎片化”，并不像“拐卖人口罪”那样覆盖面广，也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直接有力。
从立法精神上看，我们并不鼓励在刑法里“滥设罪名”。可是，对于买卖“人”这种严重挑战人类尊严、把人当成商品的行为，只依靠现行这些“零散”罪名，确实存在漏洞——尤其是尚未实际实施强迫或尚未实现任何犯罪目的时，能否定罪、如何定罪，都很棘手。
六、“震惊”背后：我们需要怎样的立法思路？
恢复或重设“拐卖人口罪”？
有学者建议，把现行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244条（强迫劳动罪）甚至第262条（拐骗儿童罪）等相关条文进行整合，设置一个更宽泛、更统一的“买卖人口罪”，无论对方是男性、女性、成年人、儿童，凡是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行为，都应严惩。
兼顾特殊保护和一般保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妇女、儿童在生理和社会属性上确实更脆弱、受侵害风险更高，因此对其保护可以保持从重情节或特别条款，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群体就应该完全被排除在外。
国际公约的启示
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明确强调，“贩运人口”是以剥削为目的的招募、运输、窝藏或接收行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把人当商品”来买卖、转移，都属于国际社会严厉打击的范围。我国也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
七、结语：不是只有妇女、儿童才需要被保护
当你发现现行《刑法》中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却没有“拐卖人口罪”时，不要惊讶，这正是我们现行立法的一个“有意为之”的遗留问题。人人都需要保护，成年男性、老年人、甚至未被纳入特定罪名的其他群体，也同样不该被忽视。
随着社会发展和跨境犯罪频发，未来刑法修订或司法解释，或许会考虑补上“买卖人口”的缺口。毕竟，一个人被拐卖、被贩卖，这就是对人类尊严最赤裸裸的践踏，哪能因为性别或年龄的不同，就让法律的保护力打了折扣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我看這是由於不懂，在中國這片定期遭到蠻族入侵（最近的一次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土地上，政府往往是拐卖人口、强迫勞動的元凶，而且中國傳統的“缠足”，正是起源于“防止野蠻政府拐卖人口”。谢选骏：缠足起源于“防止政府拐卖人口”
《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王怀玉律师 2025-01-15）報道：
最近，一则“某演员被骗至境外，被迫从事非法活动”的新闻引发热议。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大呼：“这不是拐卖人口吗？必须严惩！”可翻开我们现行的《刑法》一看，却发现——“拐卖人口罪”这一条，居然已经消失了！一时间，大家都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有妇女、儿童被拐卖才构成犯罪，成年男性就不需要保护吗？本文就带大家好好盘点一下，从法律历史到现行规定，看看我国到底经历了哪些“神操作”。
一、先来看看：1979年版《刑法》里的“拐卖人口罪”
法条回顾：1979年《刑法》第141条
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早在1979年，我国《刑法》中就明明白白写着“拐卖人口罪”，强调的是：不区分男女老少，只要你拐卖‘人’，就够罪！ 那时法律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细致，但至少能给所有被害人（无论男性、女性，成年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统一的保护伞。
二、保护升级：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的出台
法条回顾：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对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法定刑大幅提高：起刑由原来的五年以下变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六种加重情节可判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或死刑。
首次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为什么要这么改？因为当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猖獗。为了应对社会现实，1991年的决定大幅加大了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惩处力度。但是这个时候，“拐卖人口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就成了并行关系——前者是“普适版”，后者是“特别保护版”。
三、1997年修订：拐卖人口罪被“废除”，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
第240条 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241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原1979年《刑法》中的“拐卖人口罪”被删除）
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经过讨论，认为拐卖男子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且考虑到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最终选择“只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取消了“拐卖人口罪”。这样一来，“普通版本”的拐卖人口罪失踪了，而“特别版本”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保留且从重处罚。
四、硬要套？“强迫劳动罪”也难以全面覆盖
取消“拐卖人口罪”后，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窘境：如果行为人拐骗、绑架成年男子，想把他卖去境外做苦力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但是还没正式“卖”出去，就被抓了……这算什么罪？
有人说：“那就用《刑法》第244条 强迫劳动罪来管呗。”可问题在于，强迫劳动罪起刑偏低（3年以下），而且它更多针对已实际实施的“强迫劳动”行为，或者至少存在“共犯”的配合。如果只是在拐卖、运输阶段，还未实际强迫劳动，就容易出现定罪上的空当。
法条回顾：1997年《刑法》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
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改为“强迫劳动罪”，最高刑也由3年升至10年。
即便提高了最高刑，对于跨境拐卖、欺骗男子从事电诈、摘取器官等花样翻新的犯罪行为，依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五、买卖成人不受管？法律保护并不该有“性别偏见”
很多人会问：现在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管拐卖成年男性的行为？答案是：可以“穷尽”现有罪名去定罪，比如绑架罪、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组织卖淫罪等等，看具体行为去套用。但这些罪名都比较“碎片化”，并不像“拐卖人口罪”那样覆盖面广，也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直接有力。
从立法精神上看，我们并不鼓励在刑法里“滥设罪名”。可是，对于买卖“人”这种严重挑战人类尊严、把人当成商品的行为，只依靠现行这些“零散”罪名，确实存在漏洞——尤其是尚未实际实施强迫或尚未实现任何犯罪目的时，能否定罪、如何定罪，都很棘手。
六、“震惊”背后：我们需要怎样的立法思路？
恢复或重设“拐卖人口罪”？
有学者建议，把现行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244条（强迫劳动罪）甚至第262条（拐骗儿童罪）等相关条文进行整合，设置一个更宽泛、更统一的“买卖人口罪”，无论对方是男性、女性、成年人、儿童，凡是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行为，都应严惩。
兼顾特殊保护和一般保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妇女、儿童在生理和社会属性上确实更脆弱、受侵害风险更高，因此对其保护可以保持从重情节或特别条款，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群体就应该完全被排除在外。
国际公约的启示
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明确强调，“贩运人口”是以剥削为目的的招募、运输、窝藏或接收行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把人当商品”来买卖、转移，都属于国际社会严厉打击的范围。我国也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
七、结语：不是只有妇女、儿童才需要被保护
当你发现现行《刑法》中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却没有“拐卖人口罪”时，不要惊讶，这正是我们现行立法的一个“有意为之”的遗留问题。人人都需要保护，成年男性、老年人、甚至未被纳入特定罪名的其他群体，也同样不该被忽视。
随着社会发展和跨境犯罪频发，未来刑法修订或司法解释，或许会考虑补上“买卖人口”的缺口。毕竟，一个人被拐卖、被贩卖，这就是对人类尊严最赤裸裸的践踏，哪能因为性别或年龄的不同，就让法律的保护力打了折扣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震惊！我国竟然主动取消拐卖人口罪，让人费解！”——我看這是由於不懂，在中國這片定期遭到蠻族入侵（最近的一次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土地上，政府往往是拐卖人口、强迫勞動的元凶，而且中國傳統的“缠足”，正是起源于“防止野蠻政府拐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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