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谋了拆皇城墙》（2018-12-11 北京日报）報道：
电影《邪不压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当主人公李天然阔别北京从海外回来时，惊讶地发现北京城里的皇城墙没了。他的养父亨得利大夫说：“有人买就有人卖，有人卖就有人拆！”这段对话，虽然漫不经心，一闪而过，但熟知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京师拆卖城垣案。
北京城原有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垣。1921年至1927年，经历6年大规模的拆除，13公里长的皇城墙只剩下不足3公里。虽然当时的最高当局曾展开调查，但终因牵涉面太广而不了了之……
东安门被毁
1912年2月12日，迫于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双重压力，隆裕太后颁下《清帝退位诏书》表示：“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而她与小皇帝溥仪将“退处宽闲，优游岁月，”享受民国给予的“优待条件”。自此，中国绵延两千年的帝制划上了句号。
一次如此巨大的社会政治转型，以这样小的代价完成，不能不说是国人之幸。不过，能达成这样的局面，背后是一系列的妥协。
清帝退位后，按照约定孙中山将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他提出，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去南京就职。
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北京的袁世凯，怎会同意到革命党的大本营去就职？他当即复电表示，北方危机四伏，不便南下。
为了催袁世凯尽快来南京，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的5人专使团，专程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没想到，专使团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就传来隆隆的炮声。紧接着大街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当时的《顺天时报》报道：“是夜七钟时有多数乱兵毁朝阳门，进入内城任意掠夺从此分道进发。一队由崇文门并正阳门出城劫掠前门外金银珠玉各铺，所有前门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打磨厂、琉璃厂各地方受害最巨，然尚不及东单东四牌楼抢掠之惨烈无状……”
第二天，人们才弄清楚，原来是曹锟治下的北洋第三镇发生了兵变。曹锟的部队本来驻扎在城外，不知何故突然从朝阳门冲进城，一路抢劫放火。一些土匪也趁火打劫，不少钱庄、店铺遭到洗劫。
家住东单附近的齐如山，目睹了兵变的全过程。他发现，作乱的士兵虽然来势汹汹，但是颇为儿戏。士兵们见他一身西装革履，对他很客气，抢到东西后还让他帮忙“掌眼”。一会儿，一个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的；一会儿，几个人抢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东西；一会儿，几个大兵抢了一堆纸条，当齐如山告诉他们是挽联时，他们大呼晦气……
这次兵变充满了闹剧气氛，专挑富家巨室抢劫，更蹊跷的是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当晚下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也跟着乱兵哄抢起来。
历来史学家都认为，这场史称“壬子兵变”的闹剧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经过这么一折腾，他之前声称的北方危机四伏被坐实了。实力本就处于下风的南方革命党人，更没有理由坚持让袁南下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成为“壬子兵变”最大的受益人，可北京皇城东门——东安门却在这场人祸中被烧为灰烬。
据1912年3月3日的《顺天时报》报道：“三镇兵猝然哗变，从晚六旬半肆出焚掠，猛攻东安门，幸为禁卫军击退，变兵迁恨于东安门，取左近煤油庄多桶浇于门柱火而焚之。于是烧抢各铺，彼时烟焰蔽空月色陡变赤。”
如今说起东安门，人们多半会想起位于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东安门大街和不远处的东安市场，这些地点都是因东安门而得名的。可是，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也没几个能说得清楚东安门的具体位置，知道它是什么式样的就更少了。
东安门位于今南、北河沿大街东侧，与东华门大街交会处。早年间，人们爱用“内九外七皇城四”来概括老北京的城门，即内城有9座城门，外城有7座城门，皇城有4座城门，东安门就是皇城东门。
由于东安门毁得早，存世照片罕见，许多人都把俗称“三座门”的东安里门误认为是东安门。其实，东安门的式样与地安门和西安门一样，是一座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建筑。
东安门内玉河上原有一座石拱桥。因太监入选后，皆由东安门进宫，所以这座桥俗称皇恩桥。皇恩桥上砌有障墙，将东安门和东安里门连成一体。桥上原来还建有一座真武庙，名为“皇恩桥玄真观”，形成了独特的“桥上有庙，庙里有桥”的景观。
东安门被毁后不久，皇城东墙被拆除，皇恩桥改为道路。东安里门虽然一度被北洋政府改建，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拆。东安门一带的样貌，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东安门是最早被毁的皇城城门，同时也拉开了拆除皇城墙的序幕。
陌生的“小圈圈”开豁口
“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京剧《游龙戏凤》中，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的这句戏词成为人们对北京城最直观的描述。“大圈圈”指的是内城，“小圈圈”指的是皇城，“黄圈圈”则是紫禁城。
如今，紫禁城早已改为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内城城墙虽然已拆除多年，人们依然时时怀念它当年的风采；只有皇城城墙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明永乐年间紫禁城修建完毕，北京城形成了宫城、皇城、大城的三重城垣格局。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兵攻到京城近郊，嘉靖皇帝为了加强北京城防，在北京的城墙外又加筑了一道城墙，从此原来的城墙被称为“内城”，而新加筑的城墙被称为“外城”。原计划外城要包围内城四周，可是建了一半朝廷就没钱了，外城成了烂尾工程，未成“四周之制”，只好在内城东南角和西南角匆匆合围，全长只有二十八里。即便如此，北京城也形成了四重城垣的格局。
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城南起天安门，北到地安门，东起东安门，西到西安门。也就是今天南起长安街，北到平安大街，东起南、北河沿（今皇城根遗址公园），西达西黄城根一线的广大区域。
皇城墙红墙黄瓦，由明代大城砖砌成。它不像内外城墙那样高大，而是更像一堵高大的院墙。《大清会典》载：“皇城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上广五尺二寸”。如今只有自贵宾楼饭店至府右街南口一段，仍然留有1770米的皇城城墙。
皇城的主要功能是护卫皇宫大内。据《燕都丛考》记载：“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门而止。”
帝制时代，普通人不准进入皇城。如果有人要从鼓楼去一趟前门，需要绕开皇城奔西四、西单，南出宣武门，再顺着护城河往东到前门，路上就要大半天的时间。
虽然清末制度废弛，皇城门禁不像以前那么严格，普通人也可以从西安门溜进皇城，但是京城四重城垣的设置，城市内部缺乏一以贯通的大马路，很多道路都被层层叠叠的城墙打断，数量有限的城门交通压力依然巨大。于是，开皇城豁口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2年，民国成立刚第二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就开始着手开辟皇城豁口。据当时的《顺天时报》报道：“京师总议事会曾请内务部将东、西长安门至东、西安门即地安门等皇墙当中地方另行开辟门户以利交通一节，当经该部已允所请，故于连日派员勘察拆缺之地方，闻系查照庚子年所拆之处稍为更移数武，兹于昨已饬工程队先由灰厂即西长安街外实行拆卸以便开放交通云。”
“灰厂街”位于今府右街北段，大概是修缮中南海内部建筑时曾在此处加工存放石灰、石料，所以得名“灰厂街”。1913年以后，“灰厂街”和南段的“邮传部后身”统称为府右街。民国初年，皇城城墙就从此处率先打开。
此后不久，为了使城区交通更为顺畅，内务部又先后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等处的皇城墙上开了豁口。于是，这些地点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地名——南池子、南长街、厂桥等。
民国肇始，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平民社会的兴起，以拱卫皇室为设计初衷的北京，城市功能和城市定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不再是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一切均为皇权服务的帝都，而逐渐变为一个全体市民共同生活的城市。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在皇城上开豁口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当时的主政者——内务部长朱启钤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古都风貌的。开皇城豁口时，他决定仿照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的样式，把几个新开的豁口改建为圆角方券门砖石琉璃门楼。如今的南池子、南长街的门楼就是那时候建造的，如果不特意说明，人们甚至以为它们从皇城初建时就是那个样子。
改变功能的同时，还保持了古都的风貌，南池子和南长街门楼的设计，至今仍堪称典范。朱启钤这个从未读过洋学堂的传统文人，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呢？这与他年轻时的从政经历密不可分。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风东渐，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当时警察负责的事务特别繁杂，既管城市治安，又管清扫街道；既管通泄沟渠，又管卫生防疫，既管食品安全，又管公共工程建设。可以说，清末的警察局承担了后来市政府的许多功能。朱启钤就曾做过北京内外城巡警厅的厅丞。
当年朱启钤在大栅栏推行单行道，肃王善耆的福晋违反规则，他罚了福晋银元十元。事后肃王听了也心服口服，这才使单行道在京城顺利实施。朱启钤的事迹，后来成为京城的一段佳话。民国成立以后，朱启钤前后出任交通部长和内务总长，北京的市政建设正是他的分内之事。
禁御改除成为通衢
民国成立后，紫禁城乾清门以南均划归民国政府所有。武英殿、文华殿被辟为古物陈列所；中南海成为民国政府办公地；北海交由民国政府管理；荒废已久的社稷坛也正在进行整修，准备开辟为公园向游人开放……这些大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朱启钤的统筹擘画。此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摆在他面前——北京缺乏一个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
前清时期，京师地区的户籍、卫生、治安、交通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市内由步兵统领衙门掌管，近郊由五城兵马司掌管，远郊地区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掌管。帝制时代，北京的主要职能是拱卫皇室，安定畿辅。这样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当时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平民社会的兴起，老旧衙门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1906年，京师设置内外城巡警总厅，北京地面上的治安、卫生、消防、征税、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脑儿都交给了巡警总厅。
民国建立后，曾经出任过内外城巡警厅厅丞的朱启钤深感，警察不可能承担全部市政管理职责，于是他向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地方市政管理机构。1914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朱启钤任首任督办。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前，京都市政公所和京师警察厅共同承担着管理北京市政的工作。市政公所下辖四个部，部下又设处。各处负责的工作包括审核账目、制订预算、制作地图、设计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桥梁、对外宣传等。除此之外，京都市政公所下辖的机构还有：工巡捐局、测绘专科、京都市仁民医院、京都市营造局、城南公园事务所、京都工商业改进会事务所等。
从这些机构不难看出，京都市政公所不但肩负着规划、建设、修缮北京城的责任，还负责筹措经费、发行债券、兴办慈善事业和管理医院等许多职能。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王亚男认为，京都市政公所已经具备了市政府的雏形。
如前所述，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前，皇城已经开辟了南池子、南长街、翠花胡同、府右街豁口、厂桥等好几处豁口。1915年，京都市政公所在其办的刊物《京都市政要览》上写道：“皇城地处宫禁，前清时仅东、西华门及地安门许人通行，而东西辽远，城阙阻隔，殊感不便。”同年，一个旨在打通东、西城交通的工程上马了。
旧时，天安门前并不是广场，而是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空间。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还有大清门，位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民国后，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天安门与中华门之间，由东西各144间廊房连接。这组廊房被称为“千步廊”。千步廊两侧分布着许多衙门，六部、宗人府、钦天监……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部门，都在这里办公。
千步廊在天安门前折向东、西两侧，与太庙前的长安左门和社稷坛前的长安右门相连。长安左、右门（也称东西长安门）以前是文武百官上朝时的必经之路，无论爵位多高、官多大，到了这里都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皇城城墙自长安左、右门一路向南，包裹着千步廊，最终与大清门相连，在天安门前形成一个“丁字形”区域。
为了方便皇家禁地开放，内务部决定“拆撤皇墙”。据《顺天时报》报道，内务部本来想把中华门至长安左、右门一带的皇墙全部拆除，可是这里皇墙内的仓房中堆着许多木料，内务部想利用这些木料盖商场，于是决定等木料清出以后再拆除这里的皇墙。后来，这段皇墙一直保留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改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才被彻底拆除。
天安门前的皇墙拆除后，长安左、右门和东西三座门成了孤立的城门，原有的封闭空间被打开了，这才有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长安街贯通后，500多年来，来往东、西城要绕行中华门前棋盘街的历史结束了。一时间，市民好评如潮。
《燕都丛考》中写道，“禁御既除，熙攘弥往……昔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为通衢。”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新北京竹枝词》中云：“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脚跟。”北京市民面对城市新变化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不过，朱启钤修改皇城的大胆行为，也招致了一些遗老遗少的抨击。清末曾任翰林院侍讲的恽毓鼎听说天安门前的皇墙打通为道路后，悲愤不已。他在诗中写道：“扃街静阊阖，车马今交驰。对越肃冕裘，士女今群嬉。过宫麦苗秀，陟庭天泪垂。”诗文中不难看出一种明珠暗投之感。
时过境迁，后世对朱启钤改造北京城的一系列举措，大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史明正认为，宫苑开放及皇城要地街道的铺设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意味着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帝京开始向“市民城市”转变。
拆皇城城砖修大明濠
虽然为了改善市内交通，皇城墙被扒出好几道豁口，但总的来说，前期的皇墙豁口工程，还是比较有节制的。即便是朱启钤因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被罢官之后，市政公所主持的皇墙豁口工程，仍然比较注意保护古都风貌。
以1919年祥顺木厂承包的“汉花园皇城豁子工程”为例。祥顺木厂呈送给市政公所的设计是皇墙豁口宽度6丈4尺，中间3丈为马路，两旁人行道各宽9尺，两侧各建8尺宽的柱子，上覆琉璃瓦，做出城门的效果。此后的五龙亭、石板房、南锣鼓巷、大甜水井等豁口，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案。
随着豁口不断增多，小“城门”也越来越多，皇墙越来越不连贯，个别地段的皇墙开始被小规模地拆除，特别是当齐耀珊出任内务总长兼市政公所督办后，皇墙被拆的速度就更快了。
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民初政坛最贴切不过。有人统计，北洋政府短短16年间换过7任大总统、29个国务总理。每一次政府更替，必然导致人员大换血。朱启钤卸任后，京都市政公所也经历了好几位督办。所谓人亡政息，频繁更换主政者必然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
1921年，齐耀珊任内务部总长后，提出了拆东、西皇城墙旧砖修缮大明濠的想法，拆除皇墙似乎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排污系统，曾经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排污工程”。明清时期，北京内城有两条专用排放污水的明沟。一条是从什刹海，流经今天南、北河沿大街，汇入内城南护城河的玉河；另一条是由西直门内横桥起，沿白塔寺东街，流至象房桥，最后注入南护城河的大明濠。外城的排污干道，则是大名鼎鼎的龙须沟。
明清时期，每年阴历二三月间政府都要组织专人来淘沟，间隔若干年还要进行一次“大修”。可清末内忧外患，制度废弛，承办修理沟渠的官员敷衍了事。清中期以降，北京沟渠淤塞严重，几乎完全丧失了排污功能。
据《光绪东华录》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京师“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人家一有积水，房屋即有塌倒。至二十九日后，大雨如注，紧四昼夜尚未稍息，家家存水，墙倒屋塌，道路因以阻滞小民无所栖止……推其原故，皆由沟渠阻塞，水无所泄，关系殊非牵鲜。”
一方面，政府疏于管理；另一方面，百姓公德意识淡漠。早年间，北京居民家中没有厕所，人们每天早晨直接将恭桶倒入明沟中。城里几条排污沟渠藏污纳垢，臭不可闻。据说，每年春季淘沟时臭气四溢，过往行人不得不佩戴大黄、苍术等药材，才不被臭气熏晕。
民国以后，地沟淤积的状况并没有丝毫好转。据《市政公报》记载：“（大明濠）两岸居民比栉，为热闹之街市，因年久失修，积秽蒸腾，为北京全市之最大污点”。由于，两岸居民常年向大明濠中倾倒垃圾秽物，“沟内填塞已平，两岸更堆积如阜，阴雨则积水成泽，天晴则秽气逼人，在此人烟稠密之区，时有痢疾发生之患。”
鉴于这种情况，市政公所刚成立时，朱启钤就让规划处对北京市内的沟渠进行全面调查。经过调查，技术人员认为只有将大明濠上面铺设马路，改为地下排水沟，才能解决其臭气逼人，污染环境的现状。
与开放禁苑和建设道路相比，修缮沟渠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都更高。据估算，大明濠改造工程耗资在15万元以上。内务部承诺承担三分之二的工程费用，另外三分之一的费用需要市政公所自己筹集。
如此多的经费靠市政公所来筹集，显然如同缘木求鱼。1921年，市政公所打起了皇城墙砖的主意。
据估算，如果用皇城墙砖代替混凝土，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于是市政公所在第六段招标书中，首次提出“该段需用旧城砖，由灰厂至西华门御河桥至东华门两段皇城拆用，并归包揽大明濠暗沟厂商自行拆用及拉运。”
1921年6月，大明濠工程开工后，中标的协成公司大张旗鼓地拆除了西安门以南的皇城墙，10月东安门以南的皇城墙也被拆除了。
大明濠工程修到一半，市政公所突然接到“禁拆皇城垣”的命令。发布这条命令的是国务总理颜惠庆。
颜惠庆早年留学美国，1909年出任清政府外交部部长。1912年4月被黎元洪委任为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9年，他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从履历可以看出，颜惠庆是民国时代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颜惠庆是那个时期中国少有的几个有文物保护观念的政治人物。
北洋时期，国务总理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颜惠庆只在1922年和1924年断断续续当过几个月的总理。虽然任期极短，颜惠庆还是先后两次否决了拆除皇城城垣的建议，并且申明皇城“系数百年古物，亟宜保存，不可毁去”。
然而当年能有颜惠庆这种认识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并不把皇墙当做古迹，在北京市民眼中，它只不过是耸立在城市中心的一个巨大的交通障碍物罢了。
开辟和平门
当时，企图利用皇城砖的工程不止大明濠一个，几度上马又停工的和平门也打起皇城城砖的主意。
清末民初，八旗子弟家道中落，许多不肖子孙靠卖家里古玩为生。一时间，南城古玩一条街琉璃厂生意异常火爆，尤其是春节厂甸庙会一开，更是人山人海。可当时南、北新华街之间被内城南城垣隔开，内城人要去琉璃厂买古玩，或去厂甸逛庙会，只能绕行宣武门，或正阳门，非常不方便。
民国初年，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就有人跟他建议，不如在宣武门和正阳门中间再开个城门。这样，逛厂甸和琉璃厂的人，不是一骗腿儿就过去了吗？
袁世凯还没决定，反对的人就找上来了。最不乐意开这道城门的是正阳门附近的商人。如果在琉璃厂附近开一道城门，那以后逛前门的人不就少了吗？
前门一带的商人最是财大气粗，很快他们就在袁世凯身边找到了代言人。有人对袁世凯说，大总统住在中南海，新开一座城门正对着中南海，于风水不利。中国人最讲究风水，特别是像袁世凯这样身居高位者，更加迷信。于是，第一次提出要在宣武门、前门之间开城门的想法就这么搁浅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上台的大总统曹锟，自己当了北京城的家。此时，又有人重提开新城门的动议。
冯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将军”。他一脑子的新思想，早就把城墙看做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在他看来，为方便市民出行而拆除皇城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据1924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城墙重围大碍交通，当局现为整顿市政起见，除将正阳、宣武两门之间开一新门外，并拟定将皇城垣东北西三面完全拆毁，以便京都市交通，益增便利……”
从现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和平门城门不像原有的内城城门那样城楼、箭楼具备，而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两个圆洞方便车辆、行人通行。
有了冯玉祥的支持，内务部立即安排具体拆除工作。挖掘、搬运皇墙城砖事宜由冯玉祥驻京部队工兵负责，修建新城门工程由中标的建筑公司负责。由于冯玉祥的部队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节省了大笔工资。剩下的经费，市政公所则通过拆卖皇城砖的方式解决了。
冯玉祥将拆皇城，建新城门的工作指派给了手下干将鹿钟麟。那时候施工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人力。鹿钟麟时常亲临现场指挥，亲自挥镐拆城。据说，当时有记者认出是鹿钟麟本人，立刻用照相机对准拍照。鹿钟麟一抬头看见照相机，马上背过身去。记者穷追不舍，转到他面前继续拍，他气得扔镐就走。
后来，这处新开的城门被命名为“和平门”。
京师拆卖城垣案
1925年初，市政公所上书内务部，要求拆除宽街至西安门一带残存的皇城墙，继续完成大明濠改造工程。市政公所在公函中写道：“该沟工程尚有一千零二十丈，需用大砖不下百万，殊非现在财力所能担负；而改用他种砖料，亦嫌彼此两歧，未易衔接。”从此，市政公所开始按照长度明码标价地倒卖皇城城砖。
据档案记载，1927年年初荣昶木厂以12150元的价格，买走了地安门西至什刹海西河沿共计480米的皇城城墙；合盛木厂以21967元的价格，买走了地安门以东至皇城东北角一段共计892米的皇城城墙。据柏林自由大学博士贾长玉估计，这两段皇墙加起来几乎是皇城北垣的一半。
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一带的皇墙拆完后，大明濠和和平门工程仍未完成。市政公所又将宽街一带的皇墙拆除。至此，皇城西墙已经被拆除殆尽，只剩下西安门门楼矗立在原处。
按理说，改造大明濠和开和平门都是方便市民生活的德政，但是市政公所打着为工程筹集资金的旗号，公然拆卖皇城砖的行为，引来许多北京市民的不满。
虽然，90多年前的北京人还没有多少文保意识，但看到皇墙被肆意拆除，满地狼藉，不由得感到痛心。一些北京市民提出，在皇墙上开豁口，已经可以解决交通出行问题，为何要大面积拆除皇城墙呢？其中，是不是存在官商勾结，倒卖皇城墙牟利的腐败行为呢？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为了平息物议，上任仅一个月的军政府总理潘复，向市政公所督办沈瑞麟发出咨文，质问拆卖皇城一事。咨文写道：“查京师内外城垣规模宏壮，为中外观瞻所系属，应由地方官厅切实保护，以存古迹。往年为便利交通起见，曾开数处豁口，均经郑重审议，方始兴工。乃近时内外墙垣拆毁多处，泥灰瓦砾狼藉遍地，见者刺目，行者避途。既非交通所必需，何以任意毁坏，毫不顾惜？”
潘复要求派专员赴内务部、市政公所、警察厅调集卷宗，并传询各经手人员，务必要调查出：“究竟此项拆卖城垣事实自何机关开始？因何理由？何人创意？何人主办？售于何处？有无计画图册？先后共有几案？拆毁几段？每段若干丈尺？应有砖瓦废料若干？得价若干？作何用途？其间有无营私图利情事？”
几天后，查办京师拆卖城垣办事处正式成立，开始调查拆卖皇城案。
不查不知道，一查何人拆皇城，何人买城砖一目了然。原来，“便利交通”“改建大明濠”都是幌子，花钱买皇城城砖的许多都是政府要员。
一件档案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拨给秘书长、齐总长、红罗长学校、京西滴水崖等处砖瓦，早经按数拨交，并收到齐总长砖价一千元在案。兹将齐总长收条一纸，又来信一件，随文补送核查。”
原来，购买皇墙城砖的人当中，就有首先提出“拆东、西皇城旧砖修缮大明濠”的时任内务总长齐耀珊。
从档案中看，购买皇墙城砖的人五花八门，既有公司，也有个人，既有市政工程，也有机关单位。除了前面提到的拨给和平门、大明濠工程的城砖外，市政公所内建影壁用砖一千六百五十块，镇威上将军行辕修外影壁拨砖四千五百块，第四中学拨砖五十九方九尺一寸，北海公园修路用砖二百五十五方四尺三寸，拨给京师警察厅墙砖二百块……
除了卖砖，市政公所还卖瓦。欧美同学会购买琉璃瓦三万三千零八十件，中央公园购买五千五百件，杨总参议购买三万二千零五十八件，红罗厂学校购买三万零七十件……
由此可见，皇城的砖砖瓦瓦被散落于京城各个私宅和机关单位中。在这些交易中有的标明了售价，有的则没有任何账目、收条。
查办京师拆卖城垣办事处向京都市政公所发出的一封询问公函写道：“民国十五年，由贵公所拨给红罗厂学校城砖四万四千块，本年二月拨给任秘书长城砖两万块，四月拨给齐总长城砖两万块，六月拨给京西滴水崖关帝庙琉璃瓦三万二千余块，以上四宗砖瓦曾否收价？又任秘书长、齐总长两处均无原信或收据，能否设法证明？”
可见，市政公所倒卖城砖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有的作价售卖，遇到上司政要和关系户则免费赠送。
除了卖砖账目不清，市政公所主持的大明濠工程招标也存在舞弊。调查人员查出，民国十年四月，5家大明濠工程投标者中，协成建筑公司因报价最低而中标。可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协成公司又要求追加2万多现洋投资。调查人员责问市政公所，既然当时尚未开工，为何不另行招商投标？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必然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那么，此时皇城城墙到底还剩下多少呢？国务院委派的专员马铸源、刘学谦、孙敬等会同市政公所工程处技术人员对未拆和已拆的皇墙进行了分段丈量。经过调查发现，截至1927年9月，除皇城西南角的灰厂（今府右街南段）夹道，西北角至西不压桥，东南角至堂子北墙尚有部分皇墙残存外，皇城的东、北、西三面皇墙基本被拆光。
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1927年10月1日，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发布“大元帅指令”通告了此次拆卖皇城案的处理结果：“所有承办人员，除田潜业经身故、免予置议外，前副处长沈成式、佥事祥寿、技士张树桂、王廷华等，虽据查无情弊，究属办理不善，致滋物议，着交内务部分别严行议处，呈候核夺。”
拆卖皇墙的始作俑者、经手者、获利者均未受到丝毫处罚，板子最终只打到了具体的办事人员身上。这样的处理结果，无论如何不能服众。其实，只要细看那些购买皇城城砖建宅邸的名单就可以想见，调查只能是不了了之。购买人中，除了曾任内务总长、首先提出“拆卖皇墙”的齐耀珊外，“任秘书长”即张作霖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镇威上将军”正是张作霖自己。如此想来，拆卖皇城一案有那样避重就轻的处理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首都迁往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此时，京都市政公所被北平特别市政府取代，北平终于有了自己的市政府。
此时，皇城城墙零零星星只剩下不到3公里。当有人重提拆除皇墙时，被首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否决了。可是，何其巩只当了不到一年北平市长就卸任了。他一离职，残存于地安门西边的一公里皇城墙又火速被拆了。
至此，13公里的皇城城墙，只剩下天安门两侧不到两公里的皇城墙残存。
“嫩绿的柳条把长宽的马路夹成一条绿胡同，东面中央公园的红墙，墙头上露出苍绿的松枝，好像老松们看腻了公园而要看看墙外的景物似的。”
这是老舍先生的小说《赵子曰》中对中山公园外红墙的描写，如今人们也只能通过南长街、南池子的红墙来领略昔日皇城墙的风采了。
提到皇城拆除这段历史，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感到十分遗憾，民国时期的皇城拆除行为，虽然本意是改善交通，但过程中军阀与奸商相互勾结，利用城砖牟利，使得皇墙渐次被拆，北京昔日皇城面目永远消失。现在，甚至连许多土生土长的老北京都不知道，北京原来还有一圈皇城。
2001年，南起长安街、北至平安大道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建成开放。这座建在东皇城根遗址上的开放式街心公园，虽然只复建了短短一小段皇城城墙，但早已远去的皇城似乎以这样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视线中。
参考资料：《百年城迹》《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27年国务院调查拆卖皇城城砖史料》
谢选骏指出：人問“谁主谋了拆皇城墙”——我看這是在控訴中囻（中華民國）拆掉了北京城，其潛臺詞是，而不僅僅是後來進城的中囶（土八路）摧毀了北京。但是縂的說來，是這“兩個中國”合作，徹底拆毀了紫禁城以外的整個北京。只不過即使如此，依然無改北京“中軸綫歪斜朝向蒙古和林“的這個劣根——因此説來，若不遷都，中國就只能“朝向北虜”、永遠無法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