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囶拆掉了北京民城

（一）

《北京城墙被拆除的历史真相，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的回忆》（《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3期）報道：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高邑县，1945年考入北大土木系。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著有《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 

无法割舍的情怀——访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

孔庆普 牟 尼

摘要：2014年9月，86岁高龄的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的新作《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孔先生是北京老城从修缮到拆除的亲历者、参与者。该书完整地记录了北京市的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的测量数据、营造资料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书中的时间精确到具体年月日，甚至于小时，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仅从北京城内外城墙的拆除过程，即可看出颇引人深思之处。本刊特约记者牟尼不久前就孔先生经历的那段历史，对他做了专访。

一、北京城墙拆除的见证者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土木系，后又上清华大学。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北京市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助手，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以及桥梁 (当时古桥占大多数) 的修缮与管理工作；1953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改善交通拆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派赵鹏飞为代表，带领工作组接管北平市工务局。3月19日，北平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撤销工务局，成立建设局。3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任命赵鹏飞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副局长，代理局长。4月1日建设局正式成立 (10月3日改称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

1949年5月20日，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是协助市政府审议城市建设规划草案和市政工程实施计划。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都委会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兼任主任委员，曹言行兼常务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有王明之、钟森、华南圭、单士元、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颂森 (均为兼职) 。常委会办公室设在建设局内，改建设局企划室为企划处，作为都委会办事机构，林治远代理企划处主任，建设局原企划室副主任林是镇为都委会顾问。

1951年春季，为做好城墙、城门及城上建筑物的管理，决定建立城墙、城门等设施技术档案。于是进行城墙、城门、牌楼、门楼详细调查。调查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查阅历史档案；第二步，召开座谈会；第三步，实地调查。

1951年4月中旬，政务院拨给北京市15亿元城楼修缮专款，于是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合作，又进行城楼补充调查测绘，4月底完成。

1951年6月，市政府批准崇文门、西直门、永定门三项城门交通改善工程。

崇文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拆除瓮城、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刘宗棠设计，窎桥加宽工程由王文俊设计。

西直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张道岐设计，窎桥加宽工程由姚炳华设计。经公开招投标，窎桥桥面加宽工程和西直门北桥加宽加固工程，由义利营造厂中标承做，监工员是孔庆普，于8月中旬开工，10月中旬竣工。

永定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拆除瓮城和箭楼，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张连璧设计，窎桥加宽工程由阎安素设计。

朝鲜战争与“开豁口”

1950年10月中旬，美军在朝鲜战场逼近鸭绿江。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预防美国飞机空袭北京，在内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上各开辟两座豁口，以便市民疏散，要求建设局在三日内拿出城墙豁口设计方案。

10月13日，建设局向市政府汇报豁口工程设计方案及工程设计。市长彭真、副市长张友渔、秘书长薛子正听取汇报，彭真市长问张副市长怎么样？张副市长点头，彭真说，就照这样办。

当天 (10月13日) 下午道路科和道路工程事务所的有关人员开始准备城墙豁口选址工作，在地图上，按照道路建设规划标出六座豁口的位置，决定豁口的名称以编号表示。东面、北面、西面的城墙各开两个豁口。

1951年年度道路建设计划中，列入开辟城墙豁口的工程有三项，即东直门北小街豁口、陶然亭豁口、架松豁口。1952年度市政工程计划中，批准的开辟城墙豁口工程有三项，即武定侯豁口、左安门豁口和宣武门豁口。1953年市政府批准的新建、扩建城墙豁口工程共八项，即永定门西豁口、雍和宫豁口、范家胡同豁口、天坛东路豁口、东总布豁口、东直门豁口、广安门豁口，以及陶然亭豁口扩建工程。其中除永定门西豁口外，其余七项均属于新建道路工程中的配套工程。是年4月，又新增一项二号豁口扩建工程，1953年度，共批准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九项。

1953年以前，凡是涉及开辟城墙豁口的工程，均需先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再报市政府批准。历次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上讨论开辟城墙豁口的问题时，梁思成先生总是把“中央机关不应该设在老城里”摆在前面，而使研讨会难以进行。为此，彭真市长很生气，遂于1953年6月，成立由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规划小组。此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等事宜不再报都委会，直接报请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

1954年度道路建设工程计划中，列入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两项，一是白纸坊豁口工程，二是阜成门豁口工程。1955年年初批准的年度道路建设工程计划中，有开辟朝阳门和安定门两座豁口工程。1955年4月下旬市政府又批准打通广渠门内大石桥至广渠路道路工程，其中包括，开辟广渠门北城墙豁口工程。1955年度共批准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三项。1956年批准的开辟城墙豁口工程只有一项，即龙潭湖城墙豁口工程。该工程属于龙潭湖公园及其周围道路等工程的配套工程。

在开豁口的同时，由于交通压力，北京的城楼、城墙也开始被渐次拆除。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外城的城墙砖基本上已被拆光，堆积在城根的碎城砖和城墙土无人管理，只有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孤立地存在。随后，养路工程事务所遵照上级指示，于1958年5月上旬开始清除外城遗留下来的碎城砖和城墙土，直至9月下旬才基本清完。1958年9月下旬，实施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工程。至此，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部拆完。之后，由于修建排水管道以及地铁工程，又开始拆内城城墙。

地下铁道隧道工程竣工后，保留下来的城楼、箭楼、城角箭楼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箭楼和西南城角箭楼。保留下来的城墙有四段，即西面城墙的南段 (西南角楼以北) ，南面城墙西段 (西南角楼以东) ，东面城墙南段 (铁路以北) ，南面城墙东段 (东南角楼以西) 。因为这四段城墙不影响地铁隧道工程施工，所以未拆除。1970年，为修筑京周路 (北京至周口店) ，拆除西南城角箭楼及其以东的城墙，至此，明代城墙仅存三段。此后，三段城墙又多受摧残。

破坏真文物，复建假城墙

1987年5月10日在卢沟桥修复工程工地开会回来，孔庆普和单士元、杜仙洲、罗哲文同坐一车，路过西便门内时，发现西城墙南段土芯的外面正在砌砖，于是下车询问，据说是承包西城区的工程。

随后，孔庆普和贾书玉通电话，得知1987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王世仁的撺掇下，经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同意，由西城区政府实施西城墙的南段修复工程，工程名称定为“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工程”。据说是因为资金不足，将原有两面的四层青石板墙基拆去卖掉，又为了省钱，将城墙的厚度减薄 (原顶面厚18.40公尺，底部厚21公尺) ，砖墙也减薄。

次日，单士元与郑孝燮通电话。5月17日 (星期二) ，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召开专家座谈会，到会的人士有郑孝燮、单士元、杜仙洲、祁英涛、孔庆普、贾书玉、王效清。彭思奇首先表示歉意，修复西便门城墙遗址的事，本来应该先和各位商量，因为此项工程是西城区办的，是我一时疏忽，今天请大家来，就此工程提提意见。

郑孝燮拍着桌子说，西城区也太不像话了，这纯粹是破坏文物，属于破坏性建设。应该停工，应该经过论证，按照原有城墙的规模和形式修建。罗哲文说，已经建起一大截了，我看就别拆了吧，下一步如何建，请文物局过问一下此事如何？孔庆普说，工程名称不对吧！西便门城墙属于外城的西北城墙，这段城墙是内城西面城墙南段的一部分。单士元、杜仙洲、祁英涛没言语。彭思奇说，单老，您哪？单士元摇摇手 (表示无言可说) 。

据贾书玉和王效清说，开会前，彭思奇嘱咐他们，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工程是西城区政府报请市长陈希同批准的，不能停，会上专家们可能要发脾气，无论他们说什么，你们只许听不许说话。

会后，工程照样进行，城墙的高度也减低 (原高11.50公尺) ，砖墙减薄。在城墙上面修建一个碉楼 (位置和形式全不对) 。

假城墙将近完工时，西城区政府请侯仁之 (那次座谈会侯仁之未参加，不了解情况) 撰写《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碑文》。

所谓“西便门城墙遗址”复建工程设计人是王世仁，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北京的城墙，他也没有城墙的资料。

为什么说它是假城墙？第一，名称就是错误的。西便门是外城北面西段城墙的城门，西便门两边的城墙是东西向。此段假城墙的原墙是南北向，属于内城西城墙的南段。第二，修建的新城墙，其平面、立面、断面均不符合原有城墙的构造和形式。厚度和高度均小于旧城墙 (原有城墙底部厚21公尺，顶面厚18公尺，高11.50公尺) 。砖墙下面有四层青石板，石基厚1.75公尺，石基宽2.10公尺。第三，城墙上的垛口墙和宇墙，其规格与做法，全不符合西面城墙旧垛口墙和宇墙的规格 (原有垛口墙厚80公分，高1.65公尺，垛宽2公尺，口宽50公分) 。第四，城墙上面新建的敌楼 (小箭楼) ，其结构形式、规模和位置完全不对 (原有敌楼的位置在西便门东城墙与内城西城墙的相接处北边) 。

1989年，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在做外城西二环路工程设计期间，因为这段“西便门城墙遗址”在此挡道，使西便门立交桥的技术处理十分犯难。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崔风霞请示市政管委主任黄纪诚，可否将“西便门城墙遗址”假城墙拆除？黄主任不表态。

二、梁思成的保护方案为什么没实现？

下令拆城楼的是刘少奇

记者：一开始，您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去做测量，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这弯儿也转得太大了吧。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工务员，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3月31号完成了外业调查，然后写了调查报告。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在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帮助下，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协助，做城楼修缮的工程设计。

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了1952年5月份，接到拆的命令。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记者：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我的职能变了，从原来的修缮改成了拆除。

记者：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是把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这老城里头，其他的都放在周围。那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后来有人说，不行，咱们想想，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呢，战争不能松懈，现在不是和平时期，把各部委都分散在周围，不要太远了。搁一块儿，一毁了不是全毁了吗？那时候是这样定的。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就得拆豁子。

一说拆豁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都同意拆豁子是没问题，都是同意。这个规划是正确的。是吧？至于后来拆了豁子以后，城墙都乱了。都乱了怎么办呢？这太乱不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李颂森提出，出了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每一段都盖一个公园。城墙啊，护城河啊，护城河的外面50米，围着建了一个围城的公园，这公园不是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都被这个道路割开的。

那道路怎么办呢？钟森、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住了近40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这个量相当大。

城墙开豁口是现实所迫

记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我这里需要解释下。解放前的北京没有重载的车，有一些挑挑的、推小车的供应，就够吃了。因为解放前物资不丰盛，那时候吃混合面，不吃菜，没钱买。以前我父亲挣100块钱，可有钱没地儿买，城里的供应很简单。垃圾主要就是煤球灰，煤球灰都垫到胡同里了，那胡同比院里头都高好多。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渗井，水排不出来。垃圾也都埋在地下，越垫胡同越高。还有一些垃圾，就倒在城墙根，有的地方都快到城墙上了。我小时候住西边那儿，我们从垃圾堆上，能爬到城墙上去掏鸽子蛋，逮蛐蛐儿，摘酸枣。1949年解放以后，动员了一批人，来了一个大扫除，到这儿收拾垃圾。垃圾清理完了，1950年又搞了一个三海清淤、四海清淤，三海清淤是北海、中海、南海，四海清淤是后海、前海、西海、小海。当时，我给建设局的顾问林是镇做助手，他走哪儿，我跟着到哪儿做记录。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就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 (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 。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记者：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另外，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官员、服务人员、驻军、警察都增加了。

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面对这些新情况，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为什么？就是北京城里边要建房子，北京饭店对面有两栋灰砖楼，两层，那是梁思成设计的，他说，就照这样子建。陈占祥是学外国建筑的，觉得中国建筑那个大屋顶，都是木头堆起来的，东西太浪费，不行。从这儿起，他俩的主张就分开了。陈占祥主张，我同意北京城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

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开豁口就基本上定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就要考虑预防美国的空袭。万一美国空袭，几十万人怎么疏散？所以，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梁思成后来说不上话了

记者：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老百姓说好。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北边是冯先松，西边是崔玉璇。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就有意见了，纷纷给《北京日报》写信，有的转到市政府，有的转单位。市民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委员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 (劲松) 三个豁口。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 (扩建) 、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记者：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先生一直不同意？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这个小组设在哪儿？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气，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从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地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从1952年到1958年，所有的古建筑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1958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文革”时，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下放到工地，就没有再主持工作。“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记者：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是不是？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那个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3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记者：您从老城维修转而改为拆除，您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吧？

孔庆普：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阜成门的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一边制订拆除方案，一边掉着眼泪啊。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没说一句话。

曾经是古老的、平面的、沉静的、缓慢的北京，已经被现代的、立体的、喧嚣的、快速的北京所替代。在采访过程中，孔庆普先生既为我们道出了北京老城拆除的刚性理由，如人口增加、城市发展、战争威胁、政治需要等等原因，又饱含着无奈和深深的惋惜。采访曾几次在先生的沉默里中断。

《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饱含了先生的毕生心血和无法割舍的情怀，也让后人可以从这里寻觅、遥想那消失的“北京”。

（二）

《回忆：我是怎样拆掉北京城墙的》（

从1368年起，历经明、清两代，北京的城墙基本成型，至民国时期整体布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也对旧城进行了考察、修复工作。但自1953年起，风向转变，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迈，城墙、城门、牌楼成为“障碍物”。一度主持修复工作的孔庆普，又被告知，“拆！”。

在为这座城悲叹的背影中，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是最为后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绎的一位。然而，对“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怠慢。怀念或重新认识这座城，我们需要将更多的亲历者纳入视野，也需要将不同人的情怀放入一座城市的发展需求、旧城改造脉络中再度体认。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桥维修与加固》《城市桥梁养护与管理》《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

拆得掉的城楼，忘不了的城

“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孔庆普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期，而他正是这一厄运期的见证者、执行者。

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当时的基建工程队还误拆了原计划在地铁2号线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门箭楼。此后，零星拆除工程不断。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基本被扫平，城楼、箭楼所剩无几。

可孔庆普的儿子说，89岁的老人脑子里有一座城，里面的人也是活的。“你问他上午吃了什么，他记不住。可几十年前的事，什么都记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没有漏的”。

和孔庆普共度双面人生的技术助手们大都已离世；知其不忍、哀其无奈的挚友们也陆续随城而去。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亲历其面目全非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对那座城和当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担当者，更少。写下拆除数据需要莫大的勇气，还要压抑住内心的悲鸣，更需要责任感和良知。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始终是北京城的呵护者。

修城人：“内外完整浑然新”

孔庆普与这座城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让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时光。

1951年，周恩来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张纸。这笔款并不多，经测算刚够修缮七座城楼，却足以鼓舞孔庆普及修缮工程队的志气。时隔多年，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

1870年，东便门外大通桥、通惠河（在外城东段北垣外这段即为外城护城河）、内城护城河（近处）。大通桥内外是漕运转运码头，可见桥西侧的驳船，此时外城东北角楼还完好。 摄影：（英）托马斯·查尔德

“那时候没电话，助手也少，6个点又要兼顾。我就骑着自行车几个施工点来回窜。没什么固定路线，有时会忘记时间，但也不觉得累。”孔庆普说。

孔庆普的标配除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本笔记本。1950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建设局，因经常听政治报告，习惯了随身带一本工作日记。修缮工程期间，这本工作日记就放在车筐里，跟着他颠颠晃晃地跑，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在工作日记的头一栏写几月几日天气晴。孔庆普的本子里，记着从9月到12月竣工期间每一天的阴、晴。

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

1870年，朝阳门迤南的内城东垣外壁，护城河两岸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与此同时，从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担北京城运输任务的骆驼，50年代在城门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这些变迁具体落实到孔庆普身上时，他接到“城楼修缮工程”变成拆迁命令的通知。

运煤的骆驼，曾是北京城外西侧、为国外摄影者钟情的一景。

“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再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对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所有人又无可奈何，“拆”这个大字还是层层传达了下来。这次，孔庆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年，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是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1921年，西直门南面全貌及绕过瓮城向南流的内城西护城河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下。“文革”期间，这座被孔庆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楼也被误拆。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庆普笔记本上的测绘图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至少说明我的技术过硬”，而今，89岁的孔庆普回忆那段时光，于苦难之中有达观。从单士元接过资料后，他先后撰写《北京志·桥梁志》《北京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专著。

本来也有机会在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文革”后，圆明园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圆明园建设工程处”，要寻一位高级工程人员。文物局推荐孔庆普，说“孔工办事特别认真。找他做事，保准工程做得好”。对方一听“认真”，便找了别人。1992年，丰台区世界公园也请孔庆普当顾问，“只要签字，上不上班无所谓”。孔庆普没去，“不让我认真，我不干”。

他的认真不太受欢迎。北京各个区都希望“旧地重修”古建筑，孔庆普也被邀请看过“6项古都标志物”等计划。“假的”，他态度坚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认可的城楼，更不必说那些附会出来的“旧地”。早几年，他还会应邀写《真正的天桥》《真正的燕翅楼》等文章，但随着各区文保工作与政绩挂钩，报刊、杂志也不好再发。

孔庆普倒也乐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弯，上午敲电脑写书，下午练练书法。他脑子里还有城和事，要继续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间里。

孔庆普曾参与《北京老城门》的编纂，他熟知每一张照片是哪一座老城门。书到手后，他为每一页的城门照片做了汇总。

窗外的楼像积木由近及远地攀高。床底下的箱子里全是书，床头的箱子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在1967年喊出的口号。老人留着，因为这是二儿子下放东北时带的箱子。如今儿子和箱子早已回来，自己也走过了那些颠倒时代。

但也有些东西没回来。他曾有五六百张城楼、牌楼、古桥照片，以及在城墙、城楼上的合照，“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在孔庆普的家中，看不到他和城楼的合照。

（三）

《49年，郭沫若坚持拆掉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反对撂狠话，多年后应验》（2024-07-01 谈史）報道：

1949年的北京城，迎来了一场关乎城市命运的论战。

一边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规划局成员，他们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主张拆除北京古城墙，将北京打造成工业化的中心城市。

另一边是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建筑学家，他们坚决反对拆除古城墙，认为这是中国古都的瑰宝，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面对郭沫若一派的强势推进，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据理力争、四处奔走，却最终无力回天。

林徽因更是愤懑至极，撂下狠话：“现在拆墙，你们以后是会后悔的。”果不其然，四十多年后，北京市政府花重金重建了永定门，应验了林徽因的预言。

论战起，旧城何去何从

1949年12月，一场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改造这座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古都，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与会者中，有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建筑规划专家，还有远道而来的苏联顾问。

会议伊始，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首先发言。他环顾四周，语气坚定地说：“北京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周边地区的支持才得以维系。那些古老的建筑、高耸的城墙，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阻碍，而非助力。我的建议是，拆除城墙，将北京改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以此带动全国的工业化进程。”

巴兰尼克夫的言论一出，立即在会场引起了巨大反响。以郭沫若为首的规划局成员纷纷表示赞同。

在他们看来，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理应成为引领全国发展的标杆。而那些古旧的建筑和城墙，正是阻碍城市现代化的绊脚石。拆除城墙，建设新城，正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然而，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就是其中的代表。多年来，他们夫妇二人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奔走呼号，累计考察了上千处古迹，撰写了大量研究文章。

在他们心中，北京古城墙不仅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绝不能轻易拆除。

争论声此起彼伏，会议陷入了僵局。支持拆除城墙的一方，坚持认为这是促进北京乃至全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主张保留的一方，则力陈古建筑和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呼吁要尊重前人的智慧结晶。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

会议最终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与会者的发言中，已经可以看出支持拆墙一方占据了主导。而梁思成、林徽因虽然据理力争，却也隐隐感到，这场关乎北京古城墙命运的论战，恐怕并不会如他们所愿……

四方共议，城墙去留难决

北京城市规划会议结束后，拆除古城墙的议题在京城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人们对于这座古都的未来规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北京的普通民众对于拆墙一事，反响颇为强烈。许多人认为，那些绵延数里的高墙，不仅碍眼，而且极不方便。每天上下班、办事，都要绕行很远的路，浪费时间不说，还时常堵车。一些市民甚至提出，与其让这些＂老古董＂继续占地方，不如拆了盖些新楼房，既能缓解住房紧张，又能促进经济发展。

北京市民的呼声，得到了不少基层干部的响应。一些负责城建的官员私下表示，古城墙确实已经不合时宜，拆除重建势在必行。他们还列举了一些其他城市的例子，说是拆了城墙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驻扎在北京的解放军部队，对古城墙也颇有微词。一些士兵还提到，每逢阅兵或者重大活动，都要在城门下低头，总觉得有失军人的威严。因此，不少将领也建议，应该趁早拆除这些＂累赘＂，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对拆墙持支持态度。譬如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曾多次公开表示，古城墙已不适应首都发展的需要，应该拆除。他还亲自邀请苏联专家来京指导，希望借助他们的经验，加快北京的城市改造进程。

然而，主张保留古城墙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以梁思成、林徽因一次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要尊重历史，保护文化遗产。一些高校的建筑系师生，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力图唤起民众和决策者对古建筑价值的认识。

与梁思成夫妇一样，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建筑学家刘敦桢等，也纷纷撰文呼吁保护古城墙。他们从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古建筑的不可替代性，呼吁决策者要慎重考虑，不能为了一时之利，而忽视了文化遗产的长远价值。

尽管反对的声音不断，但拆墙的呼声似乎更加强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北京要获得新生，就必须彻底告别过去，推倒那些古旧的建筑，在废墟上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首都。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虽然仍在四处奔走，却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知道，要说服一个几乎达成共识的群体，谈何容易。但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哪怕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夫妻并力，奔走呼号保古都

面对拆除古城墙的呼声日益高涨，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并没有放弃。他们深知，要扭转舆论的态势，说服决策者改变主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两人商定了一个长期作战的计划，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争取之路。

首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实地走访北京的古建筑和城墙，为保护工作收集第一手资料。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城门到那段城墙，仔细勘察每一处古迹的状况。梁思成手持尺规，为古建筑绘制详细的测绘图；林徽因则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每一个濒临破败的角落。

有了实地调研的数据，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开始撰写报告和提案。夫妻二人还特意制作了一张北京城的古建筑分布图，清晰地标明了每一处古迹的位置和现状，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城墙的价值，梁思成和林徽因还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和普及。他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向公众介绍北京古建筑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他们还组织了一些参观和实地考察活动，带领市民和学生走进古城墙，亲身感受那些古老建筑的魅力。

令梁思成和林徽因欣慰的是，他们的努力开始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一些原本对古城墙不甚了解的民众，在参观过后，也开始转变看法。

但是，这些努力和影响，与拆墙的声浪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拆除古城墙的决议越来越近，但梁思成、林徽因提出的保护方案，却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和采纳。

眼看希望渺茫，林徽因心中的怒火终于按捺不住。在一次会议上，她当着众人的面，对主张拆墙的官员们说：＂你们现在一意孤行，不听专家的意见，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北京的古建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拆毁，就再也回不来了！＂

林徽因的一番话，虽然掷地有声，却没能改变决策者的想法。会议结束后，拆墙的决议最终还是通过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万分悲愤，却也无可奈何。他们知道，这场为保卫古城墙而进行的战斗，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岁月流转，古城重现旧梦华

北京古城墙的拆除决议通过后，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心灰意冷，却也无力回天。随后的几年里，这对夫妻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雄伟壮观的城墙，渐渐化为一堆堆瓦砾碎石。先是永定门、宣武门等主要城门被拆除，接着，内城城墙、外城城墙也逐段铲平。曾经环绕京城的高大城墙，就这样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了。

尽管梁思成和林徽因为此深感痛心，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事业。夫妻二人继续考察、记录其他城市的古建筑，并为之撰写专著，出版书籍。林徽因还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借由小说、散文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对古建筑消亡的感伤。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北京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又一批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整个城区逐渐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曾经在城墙脚下信步闲庭的老北京，也渐渐适应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岁月就这样悄然流转，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年拆除古城墙的争议，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后，人们文化意识开始觉醒，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反思当年拆墙的决定，认为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破坏。他们呼吁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不能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许多市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签名、请愿等方式，向政府提出恢复古城墙的建议。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从历史、文化、旅游等角度，阐述重建古城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各方的推动下，北京市政府终于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以示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弘扬。2004年，新的永定门城楼落成，巍然耸立在原址之上。虽然这座城楼只是当年古城墙的一个缩影，但它的重现，却让无数人为之欢欣鼓舞。人们纷纷走进城楼，感受着古老建筑的气息，追忆着那段已经逝去的岁月。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夫妻二人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为保护古建筑所做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响和认可。而他们留下的那些宝贵资料和著作，也成为后人研究、复原古城墙的重要依据。

信息来源：北京城墙被拆往事：刘少奇让拆 梁思成要保留 新京报 2014年11月01日

Gunther@Gunther1766131："几年前我陪几个国内朋友游北欧。看奥斯陆市政厅说不如中国小县城"：  只要开口来比，就是底层人士，精神底层。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关于中国人瞧不起欧洲。几年前我陪几个国内朋友游北欧。看奥斯陆市政厅说不如中国小县城，挪威山区小屋太旧为何不拆掉。我马上查到一个世界富裕国家排名：挪威位居第2，中国第76。第76名的居然看不起第2名的。人家基督教国家不炫富，他们更愿做公益基金。他们热爱传统，维护古旧建筑的钱不比新建房少。

浅薄的暴发户心理。他们不知道欧洲人就是热爱城市的古典风韵，不愿换新的。瑞典一般不允许五层楼以上的建筑，以免挡住别人的阳光。瑞典的建筑质量也非中国豆腐渣可比。 

谢选骏@xxj2040：湯因比承認，二戰後歐洲人重修城市而不是新創城市，説明歐洲已經沒落了——與此對比的是，希臘羅馬的戰後，都破舊立新了……從這種意義看，也難怪湯因比晚年寄希望於中國文明矣——因爲中囶拆掉了北京城！雖然，中囶還不是中國文明，只是中國的荒漠。

谢选骏指出：如果説中國民國（中囻）拆掉了北京“皇城”，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囶）所拆掉的，就是北京“民城”了！這個區別不可不知，因爲這很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就是“後清”；它拆毀北京民城，似乎是爲了報復中華民國拆毀北京皇城。從此以後，中囶就讓所有的人民都流離失所、喪失地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