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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6日星期日

谢选骏:太平军残部孵化了中國共產黨——太平軍的錢財孵出了毛大蟲


(一)


《太平军残部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人文中國》2024年9月23日)報道:


二次创业的太平军将领,自始至终就透露着两个字,“无奈”,充满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其结果早已注定,非你不忠,非你不才,只是天命已不在你。


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离天京陷落仅剩3年时间,政治腐败、军纪败坏、将领叛逃、军事失利,外加境外势力和清政府的联合剿杀,正所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但请看看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对一位太平军将士的采访,问:“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答:“不!天父会保佑我。”问:“如果你会被杀死,怎么办?”答:“无所谓,我的灵魂将升入天堂。”问:“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答:“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的功劳才能升天。”……问:“基督做了什么神圣的事情?”接着,这位年轻人准确地讲述了救世主为世人所付出的辛劳...(“诸如他降临世间,受尽磨难,并死在罪人之所,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刘晨)因此1864年天京虽然陷落,但太平军跟清政府的“相爱相杀”仍在继续。本文我们就通过几个太平军余部的代表性人物、事件作为视角来聊一聊太平军余部的故事。


天京事变的诅咒


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事业正处于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华北先驱周报》6月24日发表了美国公使随员访问天京的报告,甚至提到:“照现在的形势看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太平天国)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


结果被不幸言中。太平天国一贯奉行“首位淘汰制”,杨秀清坐上CEO,被韦昌辉不讲武德,偷袭;韦昌辉坐上CEO,被优化了;石达开坐上首位,被吓跑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能征惯战的精锐,死的死走的走。石达开的出走,标志天京事变结束,但天京事变留下的诅咒,却只是个开端,核心就是——权力的游戏。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为首的“坤哥派(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为首的地方派之间的矛盾,从始至终就没消停过。


就连危在旦夕的天京保卫战,一群人还想着挤兑李秀成,从而让斗争进入到了最后的疯狂。如果说太平天国高层还讲究“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要有修养”,那么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就如同战国时期的“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大家可以相互配合一致对外硬刚清军,关起门来抢地盘儿也一点不含糊。


1859年,李秀成部支持韦俊和陈玉成部来了一场“和州械斗”,双方参赛选手数量不详,但据清方报道说“杀毙数千人”。1861年,驻守苏州的陈坤书和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抢夺地盘在嘉兴城下直接展开火并;1862年邓光明和童容海,在杭州因战利品等问题展开火并,童容海占优,在杭州城内烧杀抢掠(《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寇难琐记》“先攻大关,与邓为难。焚掠数日,闯入城内,欲劫其珍宝财物,并毁其居,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后经李秀成出面调解,一人退一步,邓光明付给童容海一笔巨款,童容海带兵撤出杭州。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的玩儿。什么兄弟情义、战友袍泽,不存在的,只有“一切以火并为中心不动摇”。曾国藩、李鸿章都感叹: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曾国藩李鸿章奏为苏松太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减定额等事》)


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械斗火并,如此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毛焉能不败?终于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亡了。但内部的火并,仍在继续,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位主角——康王汪海洋。幼天王死后,太平天国群龙无首。此时太平军余部分为两部,北部赖文光部跟捻军整合,支撑到1867年;南部进入广东嘉应州。南部太平军头目是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


忠王李秀成族弟李世贤(1834~1865),在太平天国元老凋零时脱颖而出,与陈玉成、李秀成等一起受封五军主将,任左军主将。后进封侍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之一。汪海洋,安徽全椒人,从1864年2月起归李世贤统辖。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汪海洋属于典型的“站错了队”,跟着石达开远征本想奔个前程,结果啥也没捞着;回归天京后,蛋糕也被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分得差不多了,仅仅在“烂封王”时期混得个康王头衔。


这汪海洋作战骁勇,敢于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但对于那个时候的太平天国而言,他有且只有这一个优点。剩下的就是一百斤体重,九十斤反骨,心胸狭窄、不识大体、手段狠辣。天京陷落后,汪海洋随李世贤转战广东、福建一带,李世贤想的是东山再起,汪海洋想的却是如何做掉李世贤。天京陷落后的第二年春(1865年),左宗棠分几路大军围攻李世贤,汪海洋的目的就是坐等李世贤兵败。这就是所谓“不识大体”。李世贤被左宗棠打成残血,汪海洋成了最大的实力派。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郁郁久居人下?对于李世贤部,汪海洋分三步走:能收编的兵卒分配到各军监管起来,形同俘虏;对于有影响力的部将,就罗织罪名杀掉,这就是剪除羽翼,比如李世贤的部将李元茂,就被汪海洋以“救护主帅不力”为借口杀害;李世贤侥幸逃生,出现在镇平(非河南镇平,系蕉岭县,旧称镇平县)。“最该死”的人没死,汪海洋只得好吃好喝供着,但一不对自己拒绝支援以及杀害其部将表达悔意,二不让李世贤旧部重归麾下。李世贤回来后,原先的部下向其控诉汪海洋对弟兄们的歧视和虐待。汪海洋得知,认为假以时日必生祸患,必须马上做掉李世贤,到时群龙无首,老兵们自然也没了念想。


他以儿子办满月为由,邀请李世贤吃席,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我们熟悉的“摔杯为号”,然后伏兵尽出,杀之。(诱杀的说法出自徐珩清,徐照寰《采访记》;一说是夜间刺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海洋前曾藉词不救李世贤,他怕李世贤治罪,初十夜,就乘李世贤夜睡,派人刺死。第二天,又杀王宗、天将、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营,诬称李世贤已降清,现来镇平复结羽,图为内应,故不得已而行此法”)至此,汪海洋不装了,摊牌了,凶相毕露,一面张贴告示污蔑李世贤暗通清廷,一面将处于监视当中的多名李世贤部将一并杀掉,主打一个先把人搞死,再把人搞臭的标准化“洗黑”流程。而且这并不是汪海洋第一次“作案”,在下黑手方面,他是个惯犯。早在1864年天京沦陷时,他驻军福建上杭,拥兵一百八十五队,每队五百人,共计九万(92500人)多人。他将一同驻军的黄金爱杀害,黄金爱是李秀成爱将,以军功封纪王,名声地位均在汪海洋之上,出于嫉妒以及夺权的需要,汪海洋全然不顾大局,将同袍杀害。李秀成的死,和黄金爱自然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那个时候的太平军将士们并不知情,因为汪海洋在黄金爱死后还给他扣了个大帽子,就是“卖国求荣”“背主无义”“害死忠王”,被谎言蒙蔽的太平军将士还留下了咒骂黄金爱的题壁诗,一代骁将可谓死不瞑目。(1976年在福建省上杭县南阳乡发现,其中一首写道:“卖国求荣太不该,背主无义黄金爱。昔日不闻杨松事,谁知天父眼恢恢。”另一首道:“上帝排定不可强,金爱害死李忠王。竟口扶清乱天国。谁知被诛在南阳”)有的手法用一次可以,再用就不灵了。汪海洋除了没有投降清廷,其余的可谓是坏事做尽。谋杀主帅已属不义,更兼造谣传谣,造成内部互相猜疑,兵无战心甚至纷纷叛降,为了维护自己“太平天国逼格第一人”的地位,汪海洋不得不以更为高压、恐怖的手段来对付部下。部下们表示:“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算逑!”他们开始成批地勾结清廷投降,汪海洋变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背后左宗棠正在步步为营围堵他。报应也是说来就来。据梅州人民传说,那时候汪海洋为了保护自己,玩得一手“影分身”战术,出行必有七个经过化妆后,形象与他一模一样的替身相伴,让外人无法辨认。(这段来自《内讧与太平军在嘉应的覆灭》一文,其他的太平天国专著中无记载)然而别人不知道,一起打仗的同袍知道。


在一次与清廷的武装冲突中,汪海洋进攻的情报早已被左宗棠的“线人”奉王黄明厚泄露。清军早有准备,汪海洋又祭出他的“影分身”大法,又一名降将丁太洋告诉清军是“顺数第三个”,清军集中火力专打汪海洋,他调转马头想撤,可惜枪多快啊!子弹直接从后脑打入,从额前眉骨穿出,当场阵亡。(关于这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中仅记载“海洋见攻敌人不下,下令不攻破不回城。在激战中,中弹从左偏穿出两眉间,立即坠马,比舁回州城,已气绝身亡”)仅三天,清军风卷残云,南部嘉应州太平军全军覆没。


二次创业的无奈


天京陷落后,像汪海洋那样手里攥着军队的实力派终究是少数,大多是被打残了的,甚至打成了光杆司令的,这样的太平军将领就不得不“二次创业”了。本文的第二位主角,“创业者”——遵王赖文光。


赖文光,太平天国里的老广西,可谓文武双全,跟随陈玉成在江北作战,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合肥),赖文光和陈德才等远征西北招兵买马,他的亲笔自述里说:直进武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由郧阳而进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陈玉成被俘时,赖文光星夜出潼关劫囚,结果清廷先一步凌迟了陈玉成;天京保卫战时从汉中回救天京,终究又迟了一步。天京陷落,江北太平军溃散,扶王陈德才服毒自尽。   


一起并肩作战的赖文光却没有绝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复国!复国大计最重要的是,人。人在哪?一年前,僧格林沁在安徽蒙城、亳州镇压捻军时,一顿烧杀抢掠,很多人无家可归,和清廷怀切齿之恨,这一票人马由张宗禹等人率领归入了赖文光麾下。


赖文光将新整合的联军以太平天国军制加以编练,融合捻军马队的强大机动性,逐渐摸索出一套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打法——我为主动,敌为被动,把清军拖疲惫、拖累、拖垮,然后寻机会决战、歼灭。


最著名的战例就是赖文光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部,整个战役长达五个月。赖文光以三个月的时间拉着僧格林沁从河南一直跑到山东,有时急行军几天,一走就是上千里;有时和僧格林沁在数百里内盘旋打转。僧格林沁如果停下,赖文光就佯装攻城,让他不得不继续。好容易追上了,赖文光一打就跑,根本不纠缠。三个月高强度的行军,加上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僧格林沁军的身心耐受力到了极限,步兵就不说了,骑兵也到了举不起缰绳的地步。


终于,在曹州府,赖文光不跑了,他派出三个小队边打边撤,僧格林沁追到一处柳林里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可惜的是为时已晚。


僧格林沁惨遭赖文光蹂躏,全军覆没不说,自己也被太平军的童子军张皮绠砍死。


然而随着1865年底,李世贤、汪海洋的南部嘉应州太平军覆亡,清廷腾出手来专心对付赖文光、张宗禹等人,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任何计谋都无济于事。面对赖文光的运动战,李鸿章的打法是利用水文为依托筑长墙,加派重兵把守,逐步挤压赖文光的活动空间。淮军有五、六万人,全使洋枪洋炮,还有独立的炮兵营,加上各省征兵协助淮军防守,本就实力悬殊,还丧失了运动战的优势,最后赖文光在扬州被清廷俘获。处死前留下一句: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予惟一死以报邦加,以全臣节焉!


相比太平余部内部火并的荒诞,二次创业的太平军将领,自始至终就透露着两个字,“无奈”,充满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其结果早已注定,非你不忠,非你不才,只是天命已不在你。


大洋彼端的余辉


权力斗争、天国复兴那是高层才配去思考的,底层往往就是三个字——活下去。造反被抓就是掉脑袋,国内是肯定不能混了,咋办?那就“润”。1865年,一伙太平军余部从福建漳州突围。为躲避清兵的追杀,太平军残部不少官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隐瞒身份,卖身去国外当苦工,比如当“契约矿工”,据称有大约三万太平天国官兵选择了“润”。“契约矿工”,那是高情商说法,低情商说就是“卖猪崽”。1867年,有一伙太平军经过几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来到了南美秘鲁的伊基克地区。他们来到伊基克后,就被卖给了当地的矿主,主要从事挖掘鸟粪和开采硝石的营生。这支流落到异国他乡的原太平军,面对南美资本家的折磨和压榨,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猪崽”。他们每天劳作长达14个小时,还得忍受矿主打骂、虐待,简直不如当初留在国内挨一刀来得痛快!太平军弟兄有活活累死、病死的,也有精神崩溃跳崖自杀的。   


然而他们的生命转折出现在1879年4月,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之间爆发了战争。


双方作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这一地区的鸟粪和硝石矿藏,这场战争因此也被称为“鸟粪战争”或“硝石战争”;也称为“南美太平洋战争”。不知道那群太平军看到打仗是何等心情?也许在他们眼里,打仗比干苦力来得要舒服的多。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被压抑了许久的数千名原太平军怒值暴涨,他们又一次发动了起义。这些太平军余部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碌为领袖。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造反!从血与火里滚过来的太平军太熟悉这套流程了。他们烧毁工棚,打死矿监,夺取了采矿公司存放的军火。“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一边和秘鲁、玻利维亚军队周旋;一边联系智利军队,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与玻利维亚军队。


智利方面一看还有这种好事儿,立刻表示欢迎。智利总统承诺,只要太平军帮他们干架,智利政府将同意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加入智利国籍;事成之后伊基克将交给太平军及其家属来管辖。双方一拍即合,太平军成为智利军队中有名的“褐衣军”。1879年6月,“褐衣军”按智利方面的要求,再次拿起武器。逆天改命就在今天!他们手持太平刀等武器,对波内达要塞的秘玻联军展开了激战。几番攻势下来,“褐衣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除了消灭和俘虏许多敌人外,他们还夺取大量军用物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让“褐衣军”一战成名。后来,原太平军还配合智利军队,参与了莫克瓜战役、塔克纳战役和阿里卡战役等,彻底打败了秘玻联军。由于太平军骁勇善战,帮助智利占领了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太平洋沿岸的全部硝石产地,并最终取得了“硝石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为酬谢太平军余部的战绩,智利政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宣布当地中国人是“完全自由的智利人”。原太平军官兵在解除武装后,甘愿融入当地社会,做平平常常的百姓。尤其是在智利城市伊基克,将近1/4的当地人口拥有华人血统,据称他们大多就是当年太平军官兵的后裔。   


我参考的这段故事来自一篇名为《太平军余部参战在南美》的文章,其实我最早是在2014年的一档历史脱口秀节目中听到过类似的说法,留下了一些印象,这次写文案的时候便特别关注了一下。关于这段故事,我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来自一篇发布于2010年12月的,名为《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国士兵》一文,官方参考资料出自何处尚不得而知,那就只能参考公认的史料中与之矛盾的部分,来对其证伪。 


首先,史式先生《太平天国止于何时》一文中表示,太平天国革命止于何时,学者一般有1864年天京陷落、1868年西捻军魂归徒骇河、1869年西捻军余党出皇安民告示、以及1872年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败于黔东的牛塘这四种说法,并对此四种说法展开讨论。但并没有提到1879年参加硝石战争的“褐衣军”太平军余部。


《罗尔纲全集》《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等太平天国专著中,对于太平军余部的记载大体分为远征西北和南走赣闽粤这两波,没有南美太平军这部分任何记载,清廷那边也未有提及。


或许是清方故意删除烧毁此部分史料,又或许是早些年学者们没有足够的史料参考。既然太平军在智利做出如此壮举,智利方应该会有记载,我再来查查。《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述评》 《苦涩的劳作——巴奇卡鸟粪矿场中的中国苦力》《从被蔑视到被尊重——智利华人华侨历史探析》《智利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探析》《智利华人社团的发展历程、特点与趋势》以上这五篇文章中,对这段时期都有着大致的记载。《太平军余部参战在南美》原文中提到1865年,大约3万太平军余部卖身国外。1867年到达南美伊基克地区挖掘鸟粪和开采硝石。


根据目前的资料,真实的情况是:1847年,第一批中国苦力被卖到古巴,开启了华人移民美洲的历史;1849年,75名大清国民以苦力身份卖到秘鲁;而中国人在智利的最早出现是在1850年,共计约60人,由于当时智利禁止苦力买卖,那么这批华人很有可能是从秘鲁过去的;此后,直到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关于智利华人的文字和史料记载他们的生存状况。


再看,“1879年4月开始,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之间...爆发了南美太平洋战争”。数千名原太平军成为了智利军队中有名的“褐衣军”。


战争结束以后,为酬谢原太平军余部,智利政府兑现承诺,宣布当地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的生活在当地。咱们都知道,“南美太平洋战争”结束于1883年,然而在智利1885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华人总人数也才1164人。


早在1893年在智利就已经有一群中国人创建了名为“智利智京亚洲会馆”的华人社团,此后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两个甲子,130余年,屹立不倒。如果太平军余部真的为战争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又为智利华人争取到了如此优厚的权益,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与之相关的记录。其实2010年那篇文章里面的错误就更明显,里面记载的“硝石战争”爆发的时间居然是1867年(实际是1879年)。那么“南美太平洋战争”期间智利华人的真实境况是怎样的呢?


西班牙殖民时期,大批印第安土著被杀害,为了开采当地矿产,殖民者开始从非洲和亚洲购买廉价劳动力。这是当时的外部环境。


再看国内,经过鸦片战争和与太平天国的内部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战争的直接死亡、农业减产带来的大面积饥荒、贫穷以及疾病,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华人“苦力”被卖到拉丁美洲的高潮就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其中以去往古巴和秘鲁的人数最多,他们大多数是被以欺骗和绑架的方式卖到海外的。   


据记载在1849年到1869年间,有四万华工被运抵秘鲁;1870年至1874年另有四万多苦力抵达秘鲁,他们全部都被安排在鸟粪矿厂、铁路公司、糖厂。


他们从广东和澳门地区登船,据马蒂内特(Martnet)记载,1876年有将近十万名(97629)华人前往美洲,其中13%的人(12704人)死于途中,可想而知旅途的条件非常艰苦。因此时常会引发严重的暴乱。比如,1874年一艘前往秘鲁的意大利商船上,载有40名船员,663名华人苦力,以及8000箱可燃物品。航行两天后,船上的翻译将华人意图控制商船的密谋告诉了船长,船长立刻将船上一半的苦力关进了仓库,以平息事态。然而,到了第二天,留在甲板的另一半苦力手持棍棒、船桨和对方的手枪进行了一场混战。苦力们使出一招声东击西,在船头放了一把火,意图将救火的船员引至抽水机处,伺机营救被关押在仓库的同伴,增加战力。结果计谋被船长识破,不仅没有安排船员救火,反而立马和部分船员坐着救生艇逃了...留在船上的医生、翻译和伙夫都设法阻止火势迅速蔓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8000箱可燃物品么,水火无情,很快就发生了爆炸,将近700人全部丧生。


顺利到达秘鲁的华人劳工境况依旧悲惨,许多在庄园工作的劳工都带着手铐和脚链,不少人背上都能看到鞭子留下的伤痕,身上穿着的是露出头和双臂的麻袋。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服鸦片自杀,有的人上吊,有的被鸟粪砸中活埋、还有许多人跳崖并淹死在海里,长期受到秘鲁压迫的华工积怨已久,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智利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帕特西奥·林茨发现并解救了一批华人苦力,大约有1200-1500名华工自发加入了智利军队。他们在战争中帮助智利军队从事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运输物资、看管设备、救治伤员、搜集情报、担任信使等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述评》)战争结束后,华工已遍布伊基克,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加速涌入智利,并开始了组织化建设。1893年,智利的华人组建了智利历史上首个华侨组织“智利亚洲会馆”(现智利智京中华会馆),并发展至今。《智利智京中华会馆120周年简史》中写到:“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中国苦力没有直接参与作战。尽管也有一些智利和秘鲁的史学家认为,中国苦力组织了一个武装部队,号称‘中国旅’。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和史料证实这只‘中国旅’的存在。只是有当时智利的报纸记载,智利军方给这些中国苦力分发了军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普通的战士参加战斗。因为可以想象他们的语言,和对智利军队装备的陌生,很难成为常规军的一部分。所以,周麟先生也指出,没有找到原始资料证明中国人以士兵的身份参战,只是在战败方的秘鲁有些文献记载了中国人的参战。也许,秘鲁方面所指的参战,是因为这些中国人穿上了智利人的军装,在军队的征战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个说法“1880年11月,一位才华突出的华工叫秦丁·秦达纳,带领1500名华工加入智军,组成‘火神营’,参加1881年1月圣胡安战役和米拉弗洛斯战役,英勇作战,被智利人称为‘东方的斯巴达克斯’。”(温贝托罗德里格斯《秘鲁的苦力华工》)以上便是这段故事的原貌。《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汇合成巨大的流民群,使流动人口的压力增大,加速涌向海外谋生。还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等农民革命运动在遭到失败后,不少起义战士流亡海外避难,被迫充作苦力。在移入古巴的契约华工中间,就有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起义农民。”或许加入智利军队的那数千名华工中,真有太平军余部的将士,他们将太平事业未尽的遗憾,带到了大洋彼岸,重新探索、奋斗,就如同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初心,一切都只为了,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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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文《太平军残部是否曾威震南美,在南美留有后裔?用史料还原真相》報道:


“假的传多了,就会被人当成真的,因为很少有人探究真相。这则故事就是网络流行的“太平军残部在威震南美,并在南美留下30万后裔”,而且有名有姓,有图有料,有时间有地点,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史料”,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历史片段,还是确有此事呢?假的传多了,就会被人当成真的,因为很少有人探究真相。近两年网络曾流传着一则令人“信服不已”的故事,这则故事经过很多人转发编辑,于是故事就成了“史料”,被人引用。这则故事就是网络流行的“太平军残部在威震南美,并在南美留下30万后裔”,而且有名有姓,有图有料,有时间有地点,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史料”,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历史片段,还是确有此事呢?


故事回顾


从近两年网络发表的关于“太平军残部在南美作战”的资料,综合这些自媒体文章,文章基本都是一个故事,只是文字多少而已。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则故事:1862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手下一万多名福建籍太平军,以及他们的亲属,以“契约劳工”身份,坐上一艘南美的船只,然后到了秘鲁伊基克,这些太平军残部在秘鲁从事挖鸟粪及开采硝石工作。当时的秘鲁生活条件恶劣,劳动环境更是非人生活。这些太平军华工在艰苦环境劳作,让他们痛苦不堪。1866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因为硝石发生了“硝石战争”,正在劳作的太平军华工们,立即响应智利军队的号召,配合智利军队与秘鲁军队作战,并多次打败秘鲁军队。智利取得战争胜利后,为了感谢太平残部的支持,智利就把伊基克送给这些太平军残部,让他们建立自治镇自行管理。但太平军拒绝了这个好意,只想脱离非人生活,于是这些太平军残部选择留在伊基克生活,并融入当地社会。故事结尾都有一个结果。这则故事最后说现在伊基克有30多万人是太平军残部的后裔。故事听起来很振奋人心,的确有华人在国外长脸,而且为太平天国续命,既是幸事又是一种光荣。


纠正错误


如果看完这则故事,有时间有地点也有人员,很多人会相信这是一段“历史资料”。但对照这则故事,我们再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却有很多错误,而且“驴头不对马嘴”,让人难以相信。


从时间上看,太平天国亡于1864年,为什么太平军残部在1862年就跑到海外了呢?难道是太平军逃兵。但从史料记载看,太平军没有一万多名的福建籍逃兵。而1862年的李世贤正率领太平军在浙江与清军奋战呢。后来李世贤的确率部转移到福建境内,但并不是1862年,而是1864年10月。显然在历史时间上,这则故事就与历史不符合。


另外,南美的“硝石战争”发生时间并不是1866年,而是1879年,从历史战争的时间看,就相差了13年。而从南美国家历史记载看,1866年,智利根本没有与秘鲁及玻利维亚发生战争,但智利与玻利维亚还因边界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在“硝石战争”之前,智利与秘鲁有13年的友好和平时期。何来1866年太平军残部痛击秘鲁的事呢?


真相是这样:1879年,智利挑起战争,并出兵攻占了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港口,因秘鲁与玻利维亚是军事同盟关系,既然智利攻打玻利维亚,秘鲁就参与了战争。于是秘玻联合与智利干,但两国也没能打过智利,1883年秘鲁与玻利维亚联军战败。


从人员看,当时的确有中国劳工到达南美,但在伊基克的华人并非来自福建的太平军残部,而是广东中山的劳工,大约有七百多人。因此,把广东劳工说成太平军残部又是一个错误。


从环境看,19世纪时,当中国的“契约劳工”被贩运到南美时,他们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死亡率达75%,平均算下来,华工在南美劳动五年就死亡了。即使有太平军残部参加“硝石战争”,那么从1866年到1879年这13年间,有多少人还能生存下来呢?太平军也是人并不是神。


从数量上看,对于“太平军残部横扫南美”故事,后来还把留在秘鲁伊基克的太平军后裔说成30万之多,但据2014年的统计资料看,伊基克总人口只有25万,何谈30万呢?


历史真相


那么在秘鲁伊基克劳作的华工参加“硝石战争”了吗?秘鲁学者温贝托·罗德里格斯曾于1977年写了一本《秘鲁的苦力华工》的书,该书揭开了秘鲁华工参加“硝石战争”的一些真相。


据记载,从1849年到1874年,先后有10多万华工被骗卖到秘鲁,从事艰苦的劳动,与当年非洲贩运黑奴并无两样。罗德里格斯在书中说,秘鲁的工作环境“就是无边地狱,华工的血汗使山谷中河沙暴涨!”1870年9月,在贝蒂比尔卡谷地“阿拉亚种植园”劳作的华工们,不堪忍受种植园主的非人生活,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其他种植园的华工也响应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反抗队伍从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1500人左右。起义的华工砸毁了很多种植园,这些起义的华工还攻打帕蒂比尔卡和巴朗卡两处重镇。秘鲁政府很快组织人员进行镇压,不久这场华工大起义被镇压下去。


1879年,智利发动了“硝石战争”后,那些活下来并继续在种植园劳作的华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们以为智利会帮他们从这种非人生活中解放出来。因此,智利军队向秘鲁首都进攻时,很多华工跑来协助智利参战,当时华工志愿军人达到两千人,这些华工被智利军队编为“火神营”,在作战中有一个带头的首领叫金廷·德拉金塔纳(华工),罗德里格斯在书中赞扬金廷,认为他是“东方的斯巴达克”,而且他精力充沛,能够鼓动华工积极参战。


1881年2月13日到2月15日,智利与秘鲁发生了圣胡安战斗和米拉弗洛雷斯战斗,两次战斗中,华工都英勇忠诚的参加战斗,华工的英勇精神感染了智利士兵,他们还编了歌曲赞扬华工军人。


但战争结束后,华工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及美好生活,智利军队居然违背诺言,战后把这些华工军队抓了起来,并戴上镣铐送到边境地区从事硝石生产,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式的劳动。当时智利军队的指挥官西奥·林奇曾在他的回忆录说了实话,他说智利军队获胜后,曾和当地秘鲁种植园主协商,把逃亡的华工归还给种植园主。虽然智利取胜了并占领秘鲁,但他们需要这些上层种植园主的支持,还想从华工的艰苦劳动中获取利益。


对于太平军残部在横扫南美的事,纯粹是后人根据这则史料编撰出来的演义故事,即使有太平军残部也并不是多数,可能有的华工曾经参加过太平军,但并不是所有华工都是太平军残部。


谢选骏指出:人説——太平军残部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我看按照這種“革命傳説”的思路,“太平军残部也創造了中國共產黨”,否則的話,共產黨爲何以太平軍的繼承人自居?儘管他們在掌握政權以後就背叛了革命、建立了“後清黃俄專政國”——詭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鮮卑獨孤汧@zunwangrangyi Replying to @xxj2040:太平軍的錢財孵出了毛大爺。——湘軍淮軍從南京搜刮了大量財物帶回家鄉興學,近現代湘皖所出人才明顯多於其他地方,這是得了太平軍的絕業。


《毛泽东如何评说太平天国人物》(2014-6-16 龙翔五洲盛巽昌、李子迟|《天国的真相——向你揭秘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報道:


摘要: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他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领袖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谈话。 1851年爆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长达14年(他的余部则坚持活动了21年),蔓延当时关内18个省。


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他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领袖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谈话。


1851年爆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长达14年(他的余部则坚持活动了21年),蔓延当时关内18个省。太平军狠狠打击了清王朝和帮助清王朝的英法在华殖民势力,为中华史册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毛泽东很熟悉太平天国,他是把太平天国放在伟大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天平秤上,作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前驱者来论述的。


早在1945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演说中指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1841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13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435—436页)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几年后即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为北京天安门广场所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主体内容。


应该说,太平天国的人和事,给了毛泽东很多的启发和借鉴。早在1944年11月,他就写信与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太平天国的确是一部历史大书,毛泽东充分运用他丰富的知识和理论,从中汲取精华,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精神遗产。


“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毛泽东对于太平天国领袖、创始人洪秀全有很高的评价。


洪秀全出身农家,没有中过科举,他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登高一呼群山应,掀起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


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宏论开篇就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469页)


在这里,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当作是在封闭的中国开始冲出中世纪、寻找西方真理的第一个思想家和实践家;而且首先将他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驾齐驱。他的评价是适当的,也是很高的。


毛泽东的这条思路,在晚年仍在延续。


1970年,毛泽东在批判陈伯达“天才史观”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就所谓“天才”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就此他又一次举例:“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这次又是把洪秀全和孙中山并列,而且定位为几千年中国史上出现的伟大人物。


当然,毛泽东是从推动历史进程、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来评估洪秀全的;但对洪秀全个人的错误,也并不护短,而作以切实的解剖。


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与学员讲授《农民问题》时,其中就太平天国运动,对洪秀全进行批判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该所旧址纪念馆1983年版,第100页)类似这样的话,后来他又谈及过。


“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


太平天国前期实际领袖东王杨秀清,出身烧炭工人,从小就失去父母,艰苦度日,锻炼了顽强的意志;又因为长期从事集体劳动,在实践中养成了卓越的组织能力。


毛泽东很欣赏杨秀清,曾把杨秀清列为虽未读书、但却很有才干的领袖型人物。


1964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就统一领导的问题,以太平天国故事为例,指出:“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70页)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拜上帝会重要组织者冯云山被官府逮捕;洪秀全为了营救他,离开广西桂平山区拜上帝会大本营,赴广东找人打通关节。这样一去,拜上帝会因为群龙无首,人心有所涣散。正在此时,作为拜上帝会普通一员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就假借所谓“上帝”附身传言,要大家团结,稳定群众情绪。几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广西,发现拜上帝会组织比前更为壮大,会众斗志也更激昂。但比洪秀全年轻11岁的杨秀清,也因此为会众拥戴,成为颇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但他们仍拥护洪秀全为最高领袖。


这样,一个是众向所望、拥有实权、又可以代上帝传言的实际领袖、当地头领;一个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最高领袖、思想灵魂。天有两个太阳,这就潜伏下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分配再分配,必然发生内讧。这里,毛泽东就点出了杨秀清初露头角的才智、能耐,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都是洪秀全所不能胜及的。


“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也颇感兴趣。他曾多次谈及石达开。


1929年秋天,菊花盛开。毛泽东来到刚为红军所解放的闽西南的上杭检查工作,休憩时与当地苏维埃负责人傅柏翠就赏菊谈起唐末黄巢的菊花诗,联想到农民英雄还有石达开也能写诗。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不可能在青年时未读过梁启超、高旭所炮制的石达开诗。因此他说:“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黄巢也是英雄,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解诗。’很有道理。”


这时,毛泽东刚读过晚清时所修的那部《上杭县志》,因而又谈及石达开因与洪秀全不合离军出走,1859年他的部队路过上杭的旧事。他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国宗率数万人攻上杭城,城也攻不开。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军比当年清军弱,而是我们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福建党史月刊》1996年第l期)


石国宗就是石达开本家兄弟石镇吉、石镇常,他们是石达开远征的偏师,由江西入闽西,占领连城、龙岩,就是上杭城没有攻下。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是颇熟悉的。


因为毛泽东对石达开故事熟悉,故能对石达开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他说:“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但是他对敌人的话是轻信了。这使他吃了大亏。……一切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对敌人抱有幻想,这是可悲的事。”(魏巍:《地球上的红缎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毛泽东满有兴味地看了立在路畔旧时地方为石达开败亡所立的石碑碑文,然后向战士作介绍说:


“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围: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吴洁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6页)


毛泽东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又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石达开的失误。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分析得当,胸中早有成竹。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均抱有很大的幻想,想把红军当做“石达开第二”,消灭在大渡河畔。他们哪里知道,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成功地渡过了大渡河。


也就是在红军到达安顺场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开始了调查。当他得悉当地有一位83岁的宋大顺,系前清秀才,当年曾目击石达开军败亡情景,就连夜将他请来,张灯长谈。


毛泽东向他请教石达开当年如何失阵落马,并仔细询问了与石达开失败有关的许多细节;然后他又反复思索和分析了种种导致石达开悲剧的因素。前车之鉴,他是很善于从历史故事里寻找准确答案的。


在送走了老秀才之后,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领导人一起开会时,很有把握地指出:“72年前翼王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党史博采》1995年第2期)


接着,他又同红军将领作了准确、全面的分析,拟定了可行的战略部署,使英勇红军强渡大渡河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

“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


对太平天国后期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陈毅等人陪同下,在南京博物馆参观了太平天国常州守将志天义陈志书所铸的大炮等文物后,又游览了南京东郊风景区。他们在紫金山参观天文台时,来到了山的西峰。陈毅提议说:“这里是当年太平军和湘军激战的天堡城,主席是不是上去看看?”


登上天堡城,俯瞰南京城,毛泽东提起了诸葛亮概括金陵形势时对孙权所说的“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他说:“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军与曾国藩血战,坚守了两年多,真不容易。假如洪秀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吴晓梅:《毛泽东视察全国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页)


尔后,毛泽东一行又特地驱车来到山下龙脖子附近城墙,即1864年7月19日湘军首先陷城处,凭吊在此牺牲的太平天国将士,还听了陪同的文史专家朱楔对那次激战的介绍。当天京城破时,湘军拥入,李秀成护着幼天王登上城里清凉山,到了夜晚,突然下山,就选择自清军首先突破城围的太平门冲出去,突围是成功了。


毛泽东听了后,连连称赞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出敌不意。盖此时清军大部队已从这儿冲杀进城,其余清军则必忙于对各段城墙猛攻、堵截,破城处反而成了清军的一处薄弱点。(《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3期)这次成功突围的指挥者就是李秀成。在这里,毛泽东称赞了李秀成。


毛泽东对李秀成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他青年时熟读《曾文正公全书》,从中必然知道李秀成的故事。爱读书的毛泽东,当然也读过当时传抄的,如《中国近世秘史》所载的《李秀成供词》。因而当1964年他在读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后,就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写了批示:“白纸黑字,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10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后来,《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选编,编辑了蔡尚思、吴泽教授分别论述李秀成的一些意见。如蔡尚思说,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这里的线,指的是他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毛泽东提出,要认识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他为此还作了批语:“此文有些道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这也是一家之见。但是,毛泽东却把它视为政治课题。他或是想,从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故事里寻找些若干答案吧。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毛泽东也颇为注意。1975年12月,他在病中读书时,人们发现在他床上所翻开的太平天国史籍,其中有一册就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我看難怪此人只會弄權,鼠目寸光、毫無遠見。所以説,太平军残部孵化了中國共產黨——太平軍的錢財孵出了毛大蟲!


谢选骏:到底有幾個名叫“野渡”的詩人作家



(一)


《独立中文笔会野渡夫人讲述野渡被抓经过》(参与2011年3月2日)報道:


2011年3月2日下午3时,广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区分局的国保警察十几人押解中文笔会作家野渡回到自己家中,在没有向野渡夫人宣布搜查令的前提下,十几名警察和居委会的干部对野渡家进行抄家,野渡的电脑和光碟,U盘和众多的书籍均被抄走,警察临走时让野渡的夫人在扣押证上签字,但扣押清单按着法律规定一式二份的附件并没有留给野渡夫人。


据野渡夫人讲:作家野渡是上周二被广州市公安局带走的,当时只是说请去喝茶,她没想到这一壶茶竟然喝了八天。此次喝了八天茶的丈夫被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带走,抄家的场面实在是让她难以接受,抄家的过程中几部摄像机和照相机对准她不断的拍摄。野渡夫人向广州市的国保要个说法,广州市公安局在带走野渡时亮出一张监视居住决定书,上面写着:犯罪嫌疑人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1条2款,监视居住之日从2011年3月1日起但没有写明截止日期。


野渡夫人讲:因为野渡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所以,我原来的工作也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体又不好,野渡这一被抓,我日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过呢?我平时与野渡的朋友接触不多,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希望野渡的笔会朋友能一起来呼吁并帮助他。


(二)


《广州国保欲阻作家妻子聘请律师》(美国之音 2011-03-11)報道:


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而被“监视居住”的广州独立作家野渡的妻子,近日被广州市国保警察谈话,叫她不要给野渡请律师,否则将对野渡不利。律师界人士表示,公民聘请律师,寻求司法救助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任何部门与个人都无权剥夺公民聘请律师的权利。


“涉嫌颠覆政权”被“监视居住”


广州异议作家野渡(本名吴扬伟,又名吴伟)的太太万海涛3月7号前往野渡被“监视居住”的番禺,申请会见野渡,负责监视居住的警方拒绝让万女士与野渡见面。


为了能让外界见到野渡,万女士回到家后决定咨询一下律师,寻求律师帮助。在万女士与相关律师联系后,广州国保3月8号主动找到万女士,要求她不要给野渡请律师,称这将对野渡不利。


广州独立作家野渡2月20日到医院探望因准备参加首次“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而被打伤的广州维权律师刘士辉后,被当局带走失踪。


国保警察3月2号押带野渡回家进行搜查,抄走野渡的电脑、电话和一批书籍,同时向他家人传递监视居住通知书,称野渡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从3月1号起被“监视居住”。到目前为止,任何人都无法与野渡取得联系。


施压野渡妻子


野渡的妻子万海涛女士星期五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非常担心野渡的处境,但是警方不让见人,还告诉她聘请律师对野渡不好。


她说:“它只是说外界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不就是写呀写呀,也帮不上你吗。你自己衡量了,你做得太多事了,到时候对野渡也没有好处呀。他说任何人都不能见他。我说律师应该可以见吧,他说都不能见。”


万海涛女士表示,鉴于目前的情况,她还没有决定是否聘请律师,想再等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形势。她说:“现在我还没定,因为现在两会还在进行中。我是想再缓一缓,看看两会后放不放人。如果再不放人,我就再看再怎么办吧,因为,哎呀,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做。”


律师:公民基本权力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保军律师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公民聘请律师,寻求法律救助是基本权力,任何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阻拦当事人或其家属。


他说:“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力是每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当然的法律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是受到刑事指控,当然有获得律师帮助、请律师的权力。”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上午致电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投诉电话,也就是局长专线,在记者说明情况并询问警方是否能以任何方式阻拦当事人聘请律师后,接电话的员警表示,他没有回答这类问题的授权,请记者联系外宣处。不过,外宣处的几个电话在上午和下午都一直无人接听。


(三)


《诗人野渡:紧贴大地的倾听者》(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2001年创建)周鹏程 2017-01-10)報道: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中国新诗在坑洼和梦想中走过一百年。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这标志中国新诗诞生,到2017年刚好百年。百年新诗经历战争、苦难、慌乱、以致“文革”等诸多人造运动的精神折磨,千疮百孔,庆幸的是诗人们都很坚强。百年沧桑,中国的新诗星空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伟大的诗人和不朽的诗篇感召代代新人辈出。

我并不赞成中国诗歌百年是失败的这种说法,在这样一个从帝国没落到外敌入侵再到新的家园诞生再到大国崛起的一个漫长过程里,我们的诗歌土壤有一个好天气吗?!诗人被流放的不少,诗人被打压的不少,诗人被关押的也不少,诗人受歧视的更不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拥有辉煌的唐诗宋词,还写这些新诗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只有诗人自己用黑色的眼睛去找答案。

贵州80后诗人野渡发来了他的第三部诗集,委托我写几句评论。我没有考虑自己时间是否能安排过来就答应了。当下,我除了关注一批理性归来的“新归来派”诗人,我更注意到80后这代诗人的风起云涌,似乎诗歌的重担落到了他们身上。我历来对80、90后的作家、诗人充满希望和信心,也愿意为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我之所以要从中国百年新诗这个庞大话题说起,是因为近年来我看到了诗歌又回到了我们身边,诸多诗人把美妙的诗语还给了生活,一场春雨在滋润诗人的语境。但是要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狂热,也许是不可能的,其实也没必要回去,我们继续往前走就行了。为了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各种论坛也在紧密锣鼓准备,各种诗刊也在策划这方面的栏目,各种对百年新诗的论调层出不穷,各种诗歌选本也在相继推出。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也在主编《中国百年新诗大系》,计划2018年上市。本人主编的《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收录了1900年后出生的近1200名诗人的作品,也算是给中国新诗百年的一个贺礼。因为,对中国新诗我是怀着感恩的心!

在读野渡的这本诗集之前,我在他的第一本诗集《内心的石头》里听见了他的声音:这些年,我四处漂泊,经历了人生的磕磕绊绊,婚姻和事业支离破碎。而孤独和落魄时刻啃噬着我沧桑的灵魂。正像评论者张造云所说,野渡的诗歌直抵心灵的疼痛,然而,他不是为伤痛而伤痛。在野渡的诗歌中,读者完全可以读到他沉重之外的东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带给读者热泪满面的感动!

野渡,本名陈平,彝族,80后诗人,是贵州省金沙安洛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我们素未蒙面,网上交流较多,我常常被他对诗的执著感动,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专心写作,把自己的内心和大地紧紧贴近,有时放声歌唱,有时他静静地倾听人间的万种声音……

譬如,他写《安洛之雾》:这些白色的事物  仿佛一场风暴/布下了天罗地网   在安洛的冬天/席卷而来  将每一个颤抖的神经末梢/ 包裹得天衣无缝  让我们无路可循 /所有向四周膨胀的欲望和激情/通通淹没在  一场空旷的大雾里//乌鸦的叫喊已被淋湿/喑哑在  大片沉默的灌木林/一棵电杆张开了翅膀   

/在空中伸长了寂静的无助与孤独/旷野湿冷  远山迷茫/让我没有机会/跟犁地的人  进行一次彻底的交谈/枯竭的苞谷秆/在凄清的日子里变得更加无力//我习惯于一个人埋头看路/追赶着所有的风声 /在安洛的大街小巷 我无法/用潮湿的目光丈量所有的距离/这些白色的乳胶  在冬天/肆意洗劫了一切  覆盖了悲欢与离合/而那些穿着迷彩服的白菜/依旧 露出它们的本色来//……诗人借助“雾”这种自然物象,表达自己复杂的心境,抒发感情。大雾下的乌鸦,犁地的人,甚至电杆,白菜,苞谷杆等等都在诗人的视角和听觉内。仿佛他们都是安洛的士兵,寒冷中依然坚守故园。

“现在似乎是需要我们再一次发出呼吁的时候了:让诗回到它的本来位置上,让诗首先是诗,是情感的,是思想的,是高贵而永恒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是能够疗救人的精神而始终引导人向前方行进的!”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这样说过。他在不久前参加重庆的一个活动,留下了这样的话语:“诗歌到底是自由的。”

诗歌写作是自由的。但诗歌不能脱离现实,不能脱离生活,否则就是无病申吟,就是无本之木。翻开野渡的这本集子,不难发现他和生活紧紧相偎,但又不是简单地把现实复制到诗里,在痛苦的挣扎和筛滤后,他呈现给读者的是精美的诗语,让读者感受的是他砰砰跳动的心灵世界。

那个背草的人向我走来  泰山般地/朝我移动着细碎的步履 /他喘着大口的粗气 / 就像一头在田间犁地累坏了的牛/背上的悬崖  让他不得不弓着腰身/把细小的头颅贴向地面 /几乎快要  与并不平坦的大地平行…… (《背草人》)

看了这首诗,难道你的内心没有一点小小的震撼?背草人,背着他的命运,提着他的口粮,在与时间较量,在与未来赛跑。辛勤的劳动者在诗人的眼里得到了尊重,他把自己的无能为力化作了一首诗,贴在同情的路口。

野渡的很多诗都有这样的人文关怀。也许和他生活的多彩贵州大环境有关,贵州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地,毕节民风纯朴,人民勤劳厚道。他写了不少反映故乡的诗歌,他常常把目光投向村民,把耳朵贴近大地。

再看他对一头牛的书写: 一头牛  在山坡上吃草/一头牛  犁完了所有泥土的愿望 / 拖着疲惫的身子  驮着一颗/苍老的心  从繁忙的季节 /蹒跚走来   在它硬瘦的背脊上 /还能清楚地  找到犁绳的影子  /而现在  一头牛  在山坡上吃草/终于轻轻松松  用着冬天的午餐/没有  吆喝的驱赶/没有  鞭子的抽打/在这个雾岚迷茫的冬天/津津有味地嚼着  那些生命的/枯黄  没有人看守着它/只有它自己──/一头牛  在山坡上吃草/一头牛  老了/还在用它不变的味觉/有味地  啃着冬天的肌肤(《一头牛,在山坡上吃草》)

这头牛应该已经退休,在山坡上安度晚年;一头牛,老了,却依然用不变的味觉,咀嚼过去。通过对山坡上一头俯首吃草的牛的细致观察,体现了诗人无限的悲悯情怀。在这本集子里,诗人还写了挖煤的父亲,挖洋芋的母亲,这些都是触动他灵魂的血脉亲人,他的诗歌满含悲楚,让我们时时感到他生活的漩涡甚至惊涛海浪。他也大胆地披露了自己的秘密,把过去的自己晒出来,或许他可以重新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有这么一股勇气,对80后诗人来说,真不容易!

书中还收录了作为一名乡镇中学教师,他到金沙安洛乡下看望留守儿童的诗篇。其中有几句:那么多拥挤的灵魂/ 向我匆匆地  写下诀别书/那么多的生与死/最终凋落在  膝下的泥土里/那么多的纤纤尘埃/只能被时间的苍茫  一律覆盖//新年在即  那么多的悲伤  纷纷覆盖了尘世/让一个赶路人的泪水/从此变得  不再浑浊和多余……这首诗读后让人感到切肤的疼痛。个别诗人整天沉浸在小我之中,想通过文字游戏把全世界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急功近利,不关心别人,不扩散爱心。而野渡则不同,他走出了平庸写作的怪圈,关心粮食,关心蔬菜,关心秋天的风吹草动。诗歌是文学艺术,是精神领域的明珠,诗人当用爱心托起它,把它举过高高的天空!

帕斯是墨西哥历史上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诗集《太阳石》被译为汉语走进中国。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伟大的诗人总是要关心时间和生命,总是要展现爱的力量。帕斯说,我写作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也不是使时光再生,而是为了我自己活着和再生。在向大师们学习推进的路上,诗人是需要虔诚的态度和安静的写作。年轻的诗人野渡坚持自己的诗歌向度,他把从大地深处听到的声音写成无数篇动人的诗歌,这个倾听者也是诉说者……他身边的《挖河砂的人》:他以前是挖煤  曾经多次深入到/黑暗的内部  不过现在/孩子们像门口的苞谷一样地拔节/这个被风霜围满的人  又要开始挖河砂了/他每天扛着凿子和锄头  从早忙到晚 /几乎把马蹄岩的所有山坡  搬到了天上/但始终没有翻出   那些闪闪发光的事物//可是你看他   一双手上包满了树皮/……我看见那个挖河砂的人   把破旧的生活 /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洞/然后让风  很快在里面填满。这些诗句,朴实无华,折射的思想却精准抵达诗核。从朦胧诗到九十年代各种流派写作,什么口语诗,什么下半身写作,什么梨花体,什么垃圾诗等等,包括抄袭诗得大奖,诗坛闹哄哄的,从不寂寞。说诗歌被边缘化,那是在圈外,圈内却人声鼎沸,你方唱罢我登台。不管什么样的诗人,打酱油的也好,专业的也好,著名的也罢,很想出名的诗歌写作者也罢,尊重一下诗歌吧,让诗歌用它强大的生命说话,这也是尊重诗人自己。不是外界打垮了诗歌,是诗人自己点燃了焚烧自己家园的火种!


读野渡的诗歌,读一个年轻人的长短句,读一个80后诗者的文字诉求,我深感诗人比评论家都要任重道远。诗人,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我们俯首寻找,我们俯首倾听,我们还要抬头承受巨大的家国情怀!因为篇幅的原因,我无法对野渡所有的诗歌一一点评,随机阅读了以上几首,略谈一点感想。更多的优秀诗句在这本书里,我期待它的出版。祝福野渡,祝福中国新诗!


2016年5月15日于重庆(周鹏程,70后作家、诗人,祖籍四川通江。现居重庆,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作品100余万字。诗歌被收入多种选本。出版个人诗集《花开的声音》《迷雾城》等。主编《中国实力诗人作品选读1940-2015》《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等多部文学著作。现供职于重庆日报,任《首先文学》杂志主编、《九龙作家》执行主编,首先传媒董事长。系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秘书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重庆晚报首届文学奖等多项奖项。)


(四)


《被政权相隔的中港婚姻 邹幸彤:陪你疯一次》(李怀橘 看中国2021年8月14日)報道:


信念将一个大陆人和一个香港人连在了一起,成为情侣,而他们又因为坚守信念而被政权分离。中国维权人士野渡上个月向正被拘押的女友——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求婚,天性乐观的邹回应道:“如果你准备好了,我就陪你疯一次吧!”


野渡近日接受访问时表示,接到邹幸彤的回复时,他刚好在青海王洛宾纪念馆,听着王洛宾名曲——《在遥远的地方》(歌词:“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受。


目前二人分隔两地,野渡直言夫妻长相厮守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无法去香港,而邹幸彤也无法去大陆。他说,办理结婚所需要的手续,是两人面临的最大的考验,除此之外,长期的两地分居,还要看双方的坚持。正如邹幸彤所言,“我就陪你疯一次吧!”


野渡说,他和邹幸彤都从事民主运动,相信所梦想的事情,即实现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中国,“如果我们的理想能实现,那摆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阻碍也是不存在的”,如果用生命付出的爱情,变成一种无法达成的理想 ,他认为,这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他续道,要维持关系,二人必须要有“感情可开花结果”的信念,同样也要坚信“我们的理想也能够开花结果。”


被问及最喜欢邹幸彤什么?他说,喜欢她的善良、纯洁,以及对信念的追求。虽然身为香港大律师,邹幸彤不追求物质上的东西,反而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社会公义事业上。


野渡指,特别在目前香港形势紧张的情况下,邹幸彤仍然选择挺身而出,那种勇气和宝贵的品质,大家都看得到。他作为多年的男朋友,看得更清楚。他直言,二人从未追求过花前月下的浪漫。


早前邹幸彤因为呼吁悼念六四而被捕,意外曝光了他们的爱情故事。野渡说,基于来自官方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他们对这段感情的处理一直都很低调,“但当她被捕身处险境的时候,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需要我发出声音,要不然的话,那种低调就不叫低调了,那就叫懦弱了,对吧!”不过,他没有想到他的发声引起那么多关注。


至于发声后有没有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力,野渡说,6月4日早晨幸彤第一次被捕时,是他第一次发声,一周后,他就被传唤做了笔录,公安要求他交代与邹幸彤的交往,及为她发声等细节。


邹幸彤第二次被捕后,他再次发声,但因为那一个多月期间他身处大西北一带,还没有回到广州,所以这一个月时间内还没有收到当局的“打招呼”或压力。


香港局势越来越紧张,在港运作48年的教协日前迫于压力,宣布解散,而支联会、职工盟、民阵将会成为当局下一步的打压目标。野渡表示,共产党把它们的斗争哲学运用在香港,香港自由的衰退,甚至与大陆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希望香港的朋友们做好这个准备。


不过他认为,过去的100多年间,香港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这就是香港的优势,“无论当局怎样打压,毕竟香港有100多年那个自由社会的传统”,香港公民社会发达,大陆难以与它并驾齐驱,即使香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消失了,但这个庞大公民社会的基础,还是能够支撑住香港的。


但之后香港的自由究竟能否捍卫,他认为,就看香港民众的个人选择。移民是一个选择,毕竟“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对于他和一些选择坚守在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来说,留守是他们信奉的另外一种理念:“就是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他说,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不能一概而论,他本人则希望见证民主宪政中国的到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野渡”“野渡”“野渡”——我看到底有幾個名叫“野渡”的詩人作家?他們的本名為何不同?


谢选骏:《三国演义》中的虚构爲何成真


《三国演义中的九十九个虚构》(《史趣》2025-01-17)報道:


《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志》写成,章学诚曾点评说“七分实三分虚”。本书里的许多精彩的情节是千古传说,受地方野史传奇、逸史传闻影响极深。下面,援引《三国志》的记载,恢复三国人物的些许真实身份。


1、主要人物年龄:曹操>吕布>赵云>关羽>刘备>张飞>鲁肃>周瑜>诸葛亮>孙权>陆逊。


2、温酒斩华雄: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第一个大破董卓军,并斩杀华雄。


3、三英战吕布:吕布是被孙坚打退的(刘关张没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自然不会发生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4、十八路诸侯:只有袁术、韩馥、孔邮、刘岱、王匡、袁绍、张邈、桥瑁、袁遗、鲍信、张超、孙坚和曹操这13家。当时孔融正对付黄巾军,陶谦出钱没出兵,马腾还没接受招安,公孙瓒正对付乌桓,张杨只是跟随出征的义勇军。


5、斩颜良,诛文丑:颜良确实是关羽干掉的,而文丑是被曹军徐晃的部队所杀。


6、张飞鞭督邮:刘备干的。


7、关羽诛车胄、斩蔡阳:刘备干的。


8、土山约三事:其实就是关羽战败被擒,没那么冠冕堂皇。


9、曹操献刀杀董卓:编的


10、连环计:没貂蝉啥事,吕布与董卓争夺一婢女而起争执,也无人用计指使。


11、关羽降曹:刘备屯兵小沛,关羽驻守下邳。刘备战败逃走后,曹军在小沛俘虏了他老婆。而关羽是在下邳投降的,此时身边哪有什么“二皇嫂”。


12、过五关:编的,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


13、斩六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和秦琪连名字都是虚构的。安排他们出场只为挨关老爷一刀。


14、孙坚之死:只带了几名随从追击敌军,行至岘山被黄祖设伏,中流矢而死。


15、孙策之死:遭刺客暗算脸部受重伤,孙策照镜子后说:“脸成这样,怎么还能建功立业!”奋起虎威,怒吼几声,创口迸裂当夜死去。


16、关羽与女人:正史中有记载,关羽让曹操将秦怡路的妻子给他。


17、徐庶进曹营:曹操南征,刘备和诸葛亮、徐庶南逃,乱军中徐母被俘,于是徐庶进了曹营。


18、火烧博望坡:刘备干的,跟诸葛亮无关。


19、糜夫人跳井自杀:甘夫人和糜夫人都在当阳安然无恙,超云没有机会推倒土墙盖井。


20、长坂坡七进七出:赵云护送家小撤退的十分平淡。


21、怒吼长板桥:编的,没有吓死夏侯杰。


22、火烧新野:纯属杜撰。


23、舌战群儒:诸如舌战群儒、群英会、苦肉计、连环计等都是虚构的。


24、孙夫人投江:是孙夫人去的荆州,而不是刘备去东吴。此时刘备年近半百,而孙夫人才20上下。彼此政治联姻,何来欢爱?刘备占益州后,孙夫人毫不犹豫地回了娘家,从此杳无音信,与刘备恩断情绝。


25、《铜雀台赋》:确是出于曹植之手,但没有调戏二乔的词句。


26、周瑜智算蒋干:蒋干没有说服周瑜就回去了,不但没中计还称赞周瑜雅量高致,赤壁之战是数年后才发生的。


27、庞统连环:曹操的决策,庞统没有参加赤壁之战。


28、草"船"借箭:孙坚孙权父子干的,发生在攻打刘表和濡须之战。


29、孔明借东风:纯属虚构,冬至时日多有东南风。


30、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而且去的晚了,曹操已经跑掉了。


31、战长沙:刘备征荆南四郡时,四郡直接投降了,黄忠便随长沙太守韩玄同降,并未发生战斗。


32、刮骨疗伤:此时华佗已经死两年了。


33、三气周瑜: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里,诸葛亮一直在零陵搞后勤,并没有和周瑜见面。


34、吊周瑜:蜀国派去吊唁周瑜是庞统,不是诸葛亮。


35、征汉中:刘备干的,诸葛亮留守成都搞后勤。


36、马谡失街亭:司马懿此时还没和孔明对垒,破街亭的人是张郃。


37、周瑜之死:周瑜死于操劳过度。


38、计借荆州:鲁肃干的,用刘备抵挡曹操。


39、马腾讨董卓:马腾和董卓是一路西凉人马,不但没有讨伐他,还帮助董卓镇守长安。


40、马超兴兵:并不是因为马腾被曹操诛杀,马超起兵报仇,而是马超起兵反曹,导致马腾被杀。


41、取蜀攻略:法正和庞统干的。


42、张松献地图:刘备入蜀后,询问张松蜀中的兵马粮钱情况,于是张松绘制了《西蜀地形图》。


43、火烧葫芦谷:编的。


44、貂蝉:编的,她是宋、金、元时戏剧家创造出来的。


45、南郡之争:没有发生,实际是周瑜死后孙权借给刘备的。


46、司马懿与诸葛亮:诸葛亮头三次北伐时,魏军统领不是司马懿,而是曹真。


47、单刀赴会:史书记载并不是关羽到鲁肃那里去赴会,而是鲁肃到关羽那去,这位孤胆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鲁肃。


48、关羽与同僚:关羽与同僚的关系很不和谐:


(1)马超:听说马超归附他写信问诸葛亮:“马超那点才能能与什么人相比?”


(2)黄忠:听说封黄忠为后将军,愤怒地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3)糜芳:当南郡太守时与关羽不和,最后叛迎孙权。


(4)傅士仁:史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


(5)刘封孟达: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请二人发兵相救,二人坐视不救。


(6)廖立:在丞相蒋琬面前评论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


50、关羽麦城拒降:孙权派人劝降,关羽在城头虚插旌旗诈降,从别门撤退时被吕蒙算到,半路截杀。


51、关羽亡命:关羽是山西人,为什么亡命到河北呢?史书没有交代。三国演义中关羽自己说:“因本处势豪仗势凌人,被吾杀了。”


52、五虎将:“五虎大将”只是军职最高的五个人,关羽(前将军),张飞(车骑),马超(骠骑),黄忠(后将军),赵云(翊军将军,最低),自从伐魏后,短短四年间,关张马黄都死了...


53、《后出师表》:后人伪托,不是诸葛亮干的;


54、追命吕蒙,玉泉显圣:正常人都知道是编的,吕蒙病死的。


55、七擒孟获:虚构,诸葛亮确实南征了,也确有孟获其人,但孟获后来在蜀国当的是文官。


57、孔明伐魏:输的并没三国演义上那么漂亮。


58、六出祁山:诸葛亮伐魏五次,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祁山。


59、诸葛亮用兵如神:诸葛亮擅长内政治理,用兵并不是强项。


60、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确有此事,但并非诸葛亮遗计用自己的木像。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悄然撤退。司马懿发觉后驱军追赶。姜维命蜀军反做势佯攻,司马懿不敢逼近,只好退兵。


61、割须弃袍:战斗确实激烈,但曹操并没有割须弃袍才逃掉。实际上,潼关大战是曹操胜了。


62、曹嵩之死:是陶谦派人去杀的。


63、梦中杀人保护:编的,污蔑曹操。


66、曹真:病死于洛阳,并非被诸葛亮写信气死。


67、诸葛亮骂死王朗:王朗病死时并没随军出战,被骂死纯属虚构。


68、马超战张飞:正史上,马超私自写信给刘备请求投降,二人并无大战。


69、空城计:当时诸葛亮驻守今陕西安康,司马懿屯兵今河南南阳,如此遥远,何谈空城计?


70、魏延反叛:魏延与杨仪不和,相争失败、兵败被杀。


71、落凤坡:庞统在进攻雒城时中箭死的,不是死于落凤坡。


72、黄忠战关羽:纯属虚构,关羽一直嫌弃黄忠老,哪来关羽义释黄忠的故事。


73、桃园结义:正史没写三人结拜,只说情若兄弟,年龄:关羽>刘备>张飞。


74、七星灯续命:无需解释。


75、周仓:历史上没有周仓,虚构人物。


76、刘琮:献出荆州后并未被杀,被曹操任命为青州刺史,后来迁为谏议大夫。


79、彝陵之战:刘备带了四万多人,陆逊带了五万人。所以说不只是靠战术取胜。


80、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都是编的,吕布、关羽、张飞的武器都是长矛。


81、赤兔马:确为吕布所骑,但吕布战败后,不知去向。为了关羽绝食而死纯属虚构(吕布死时和关羽死时相差多年,不绝食也老死了)


82、刘皇叔:实为无稽之谈,是树立和曹操“奸贼”一样的文学形象。刘备要是刘皇叔,那刘表、刘璋哩?


83、孙尚香:历史上并未提到名只知姓孙。


84、张翼德:真名张益德。


85、粗人张飞:张飞一手好书法,精通美工画,是个文武全才。


86、关兴:一介文官,年轻时就死了。


87、张苞:早夭


88、关索:虚构人物,只存在民间传说野史中。


89、关平:关羽长子,不是义子,三国志里名字出现两次。


90、杨修之死:他死的时候是45岁,书中写成34岁为增加早逝伤感。


91、陈宫捉曹操:捉放曹的事发生于189年,陈宫跟随曹操在191年,所以是虚构的。


92、陶谦:为人和让位与史实不附。


93、白帝城托孤:刘备临终托孤的是孔明和李严二人。


94、攻打西川:是庞统和法正,不是孔明的功劳。


95、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编的


96、水淹七军:时值秋雨连绵,汉水暴涨,平地水高五六丈,关羽所带的荆州水军适应这种天气,而于禁庞德带的是北方军,不适应水战,所以败给了天气。


97、关于身材:刘备1米72,张飞1米84,关羽2米03,曹操1米61,张松1米1,诸葛亮1米84。


98、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真的,原因是吕伯奢的儿子欲抢夺财物和报官领赏才死的。


99、气量狭小的周瑜:程普评价周瑜:“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陈寿“性度恢郭”,另外苏东坡对周瑜的人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谢选骏指出:人説“三国演义中的九十九个虚构”——我看若説“正史”《三國志》僅僅是記載了歷史,那麽“小説”《三国演义》就可說是創造了歷史——因爲它的虚构成了後人模仿的對象了。


谢选骏:什么叫做深伪


《51岁李冰冰取出假体融掉玻尿酸 选择自然老去》(小米号 2025-01-15)報道:


最近李冰冰选择放弃医美,回归自然的决定引发了不少热议。她曾是颜值的代表,现在却选择做自己,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岁月不败美人心?在这个追求完美的时代,李冰冰的选择不仅令人感到震撼,更让我们重新猜想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众所周知,李冰冰在娱乐圈里是以美女著称的。


虽然早期的她并没有走医美的路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接受了医美的手段。


为了能够在影视作品中呈现出更好的状态,李冰冰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医美项目。


其实李冰冰早期的颜值就已经相当高了,即使不进行医美,随着岁月的打磨,她也依旧是个美女。


但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李冰冰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然。


李冰冰曾经拍摄一部重要的影视作品时,发现自己即使感动得泪流满面,脸部也依旧呈现着僵硬的状态。


那一刻李冰冰意识到,其实医美手段所呈现出来的完美不过是表面的。


于是,51岁的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不再追求外貌上的完美而是选择自然老去。


51岁的李冰冰参加了位于上海的某品牌活动现场。


为了能够体现出品牌的独特性与自然风格,李冰冰没有进行任何医美伪装。


简单大方的妆容与清新自然的面容令现场观众不由得为其魅力所折服。


面对镜头时,李冰冰展现出了久违的笑容,整个面容焕然一新。


也正是李冰冰这种大胆回归自然的做法,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与支持。


许多网友们纷纷为其勇气点赞,认为回归自然的李冰冰更有魅力。


选择自然老去不仅仅是对自己外貌的一种接受,更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重新认识。


作为一个演员而言,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具备优秀的演技与过硬的专业素养。


如果作品好,那么即使外貌上有所变化,大众也会给予理解与包容。


李冰冰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圈里混得如此出色,与她在影视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有关。


虽然李冰冰对医美项目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肤浅的人。


相反,在不断追求外貌完美的过程中,李冰冰越来越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早期的她为了能够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也会在外貌上进行一些投资与改变。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冰冰发现内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51岁的她做出了回归自然的决定。


回归自然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李冰冰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也进行过长时间的猜想。


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回归自然的过程,李冰冰在恢复期间会全程戴着口罩,以避免引起公众的不满与争议。


自从卸掉了医美伪装之后,李冰冰便再也没有进行过医美项目。在参加活动时,观众们见到全素颜的李冰冰后,都惊讶不已。


大家都没有想到51岁的她竟然能够容光焕发,并且面容如此柔和。清新自然的大方妆容,更加衬托出了李冰冰的气质。


早期追求外貌上的完美,反而让李冰冰看起来十分生硬。现在选择自然老去,反而让李冰冰变得更加优雅动人。


在娱乐圈里发展这么多年,李冰冰对自己的颜值还是有一定自信的。毕竟早期她就被评选为全球最美女性之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面部状态不可能一直保持年轻光滑。于是为了能够弥补这个缺陷,李冰冰进行了多次医美投资。


虽然每一次医美都会让她变得更加漂亮,但随着每一次医美手段的施行,李冰冰都离自己的本我越来越远。


在拍摄影视作品时,李冰冰会因为面部肌肉僵硬而无法流露出自然的笑容或是哭泣。眼神空洞无神,令整个画面失去了灵魂。


即使那部作品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李冰冰对自己的状态却十分不满意。在那之后,她便萌生了回归自然的想法。


在经过长时间猜想后,卸下医美伪装后的李冰冰才明白:外貌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真正的美应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就像现在的李冰冰,即使面部状态有所变化,但却依旧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大家都知道早期追求完美的她,现在却选择放下执念。


其实在娱乐圈发展这么多年,李冰冰一直都是女强人的代表。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她都勇敢做出选择与放手。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女人魅力,在很多人心目中,李冰冰从来都是女神般存在,即使容颜不再,她依旧散发光芒四射。


现在选择回归自然,代表着李冰冰内心深处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这样一种独立又坚强的人格魅力,更加吸引人了。


在回归自然之前,李冰冰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尝试。在尝试期间,她也卸下了所有伪装,只身一人走在街头上。


因为全素颜,再加上身穿普通衣服,路人的视线根本不会被其吸引。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冰冰倍感失落与无奈。


但是在参加这次品牌活动现场时,当所有人见到全素颜的李冰冰后,都不由得为其魅力所折服。这一次,李冰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与赞赏。


同样在娱乐圈里发展,还有一位女演员选择放弃传统审美,一直坚持做自己,那就是任素汐。虽然任素汐一直都被大家认为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但她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过自卑或是懦弱。


反而正是因为这样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她才能够在影视剧中成功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角色。任素汐真正做到了从角色出发,而不是从自身外貌出发。


众所周知,任素汐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便是《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影片中,她饰演的是一个因为癌症而需要不断购买药品的女性。


面对生活的不幸与困苦,这个女性角色展现出了强大的内心世界。即使因为没钱购买药品而痛苦挣扎,但她依旧想要给家人带来快乐和笑容。


任素汐之所以能够成功塑造出这个人物角色,与她本身内心世界有关,也与她本身独特的气质有关。即使外表不够漂亮,但内心足够强大,这就是魅力所在!


其实对于任素汐来说,从小到大都被人认为是不漂亮、不符合审美标准的人。这让她从小就养成了内向、胆小、容易自卑的性格,因此在面对任何人时,她都会显得十分腼腆,不敢说话,更加不敢与人对视。


但随着演戏时间越来越长,她慢慢意识到自己不漂亮并不是因为外貌而受到别人的偏见,而是因为自己不够自信才导致别人对自己产生偏见。


于是,从那以后任素汐开始改变自己,一步步走向自信、强大。现在站在镜头前,她已经能够从容淡定地面对一切,无需再对自己的外貌感到自卑或是懦弱。


就像任素汐这样的人,不需要通过外貌来吸引他人的目光,而是通过内涵、气质来征服他人。在观众心目中,这才算真正的明星!


因此说,其实无论你长得是否漂亮,都不要过于关注自己的外貌。真正漂亮的人一定是内心足够强大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考验。


李冰冰的转变让我想到了很多关于自我认同和内在美的猜想。外貌固然重要,但内心的力量才是让一个人散发光芒的关键。希望大家能从李冰冰的故事中获得启发,勇敢做自己,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你们觉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别忘了点赞支持哦!


倩影

这个标题起的。李冰冰的假体明显是下巴和鼻子,从照片上看她没有取出假体,如果还好的话,应该已经长好了,为什么要取出?玻尿酸也不需要融掉,玻尿酸本身就会被人体吸收,不能吸收的是玻尿酸里的交联剂,大约占玻尿酸注射的10%以下,depends你注射的是哪一种,永远会留在体内,无法分解,多次注射,交联剂就会越积越多,脸就肿泡泡的。估计她是想办法把交联剂一点一点的抽出来,然后不再注射玻尿酸,因为脸实在是挂不住那么多交联剂了。而已吧。什么自然美心灵强大……都是口炮,说说吧。2025-01-16 


谢选骏指出:人説“51岁李冰冰取出假体融掉玻尿酸 选择自然老去”——我看“演員的自然”不就是“深伪”嗎?


谢选骏:中囻拆掉了北京皇城


《谁主谋了拆皇城墙》(2018-12-11 北京日报)報道:


电影《邪不压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当主人公李天然阔别北京从海外回来时,惊讶地发现北京城里的皇城墙没了。他的养父亨得利大夫说:“有人买就有人卖,有人卖就有人拆!”这段对话,虽然漫不经心,一闪而过,但熟知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京师拆卖城垣案。


北京城原有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垣。1921年至1927年,经历6年大规模的拆除,13公里长的皇城墙只剩下不足3公里。虽然当时的最高当局曾展开调查,但终因牵涉面太广而不了了之……


东安门被毁


1912年2月12日,迫于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双重压力,隆裕太后颁下《清帝退位诏书》表示:“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而她与小皇帝溥仪将“退处宽闲,优游岁月,”享受民国给予的“优待条件”。自此,中国绵延两千年的帝制划上了句号。


一次如此巨大的社会政治转型,以这样小的代价完成,不能不说是国人之幸。不过,能达成这样的局面,背后是一系列的妥协。


清帝退位后,按照约定孙中山将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他提出,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去南京就职。


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北京的袁世凯,怎会同意到革命党的大本营去就职?他当即复电表示,北方危机四伏,不便南下。


为了催袁世凯尽快来南京,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的5人专使团,专程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没想到,专使团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就传来隆隆的炮声。紧接着大街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当时的《顺天时报》报道:“是夜七钟时有多数乱兵毁朝阳门,进入内城任意掠夺从此分道进发。一队由崇文门并正阳门出城劫掠前门外金银珠玉各铺,所有前门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打磨厂、琉璃厂各地方受害最巨,然尚不及东单东四牌楼抢掠之惨烈无状……”


第二天,人们才弄清楚,原来是曹锟治下的北洋第三镇发生了兵变。曹锟的部队本来驻扎在城外,不知何故突然从朝阳门冲进城,一路抢劫放火。一些土匪也趁火打劫,不少钱庄、店铺遭到洗劫。


家住东单附近的齐如山,目睹了兵变的全过程。他发现,作乱的士兵虽然来势汹汹,但是颇为儿戏。士兵们见他一身西装革履,对他很客气,抢到东西后还让他帮忙“掌眼”。一会儿,一个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的;一会儿,几个人抢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东西;一会儿,几个大兵抢了一堆纸条,当齐如山告诉他们是挽联时,他们大呼晦气……


这次兵变充满了闹剧气氛,专挑富家巨室抢劫,更蹊跷的是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当晚下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也跟着乱兵哄抢起来。


历来史学家都认为,这场史称“壬子兵变”的闹剧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经过这么一折腾,他之前声称的北方危机四伏被坐实了。实力本就处于下风的南方革命党人,更没有理由坚持让袁南下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成为“壬子兵变”最大的受益人,可北京皇城东门——东安门却在这场人祸中被烧为灰烬。


据1912年3月3日的《顺天时报》报道:“三镇兵猝然哗变,从晚六旬半肆出焚掠,猛攻东安门,幸为禁卫军击退,变兵迁恨于东安门,取左近煤油庄多桶浇于门柱火而焚之。于是烧抢各铺,彼时烟焰蔽空月色陡变赤。”


如今说起东安门,人们多半会想起位于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东安门大街和不远处的东安市场,这些地点都是因东安门而得名的。可是,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也没几个能说得清楚东安门的具体位置,知道它是什么式样的就更少了。


东安门位于今南、北河沿大街东侧,与东华门大街交会处。早年间,人们爱用“内九外七皇城四”来概括老北京的城门,即内城有9座城门,外城有7座城门,皇城有4座城门,东安门就是皇城东门。


由于东安门毁得早,存世照片罕见,许多人都把俗称“三座门”的东安里门误认为是东安门。其实,东安门的式样与地安门和西安门一样,是一座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建筑。


东安门内玉河上原有一座石拱桥。因太监入选后,皆由东安门进宫,所以这座桥俗称皇恩桥。皇恩桥上砌有障墙,将东安门和东安里门连成一体。桥上原来还建有一座真武庙,名为“皇恩桥玄真观”,形成了独特的“桥上有庙,庙里有桥”的景观。


东安门被毁后不久,皇城东墙被拆除,皇恩桥改为道路。东安里门虽然一度被北洋政府改建,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拆。东安门一带的样貌,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东安门是最早被毁的皇城城门,同时也拉开了拆除皇城墙的序幕。


陌生的“小圈圈”开豁口


“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京剧《游龙戏凤》中,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的这句戏词成为人们对北京城最直观的描述。“大圈圈”指的是内城,“小圈圈”指的是皇城,“黄圈圈”则是紫禁城。


如今,紫禁城早已改为故宫博物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内城城墙虽然已拆除多年,人们依然时时怀念它当年的风采;只有皇城城墙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明永乐年间紫禁城修建完毕,北京城形成了宫城、皇城、大城的三重城垣格局。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兵攻到京城近郊,嘉靖皇帝为了加强北京城防,在北京的城墙外又加筑了一道城墙,从此原来的城墙被称为“内城”,而新加筑的城墙被称为“外城”。原计划外城要包围内城四周,可是建了一半朝廷就没钱了,外城成了烂尾工程,未成“四周之制”,只好在内城东南角和西南角匆匆合围,全长只有二十八里。即便如此,北京城也形成了四重城垣的格局。


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城南起天安门,北到地安门,东起东安门,西到西安门。也就是今天南起长安街,北到平安大街,东起南、北河沿(今皇城根遗址公园),西达西黄城根一线的广大区域。


皇城墙红墙黄瓦,由明代大城砖砌成。它不像内外城墙那样高大,而是更像一堵高大的院墙。《大清会典》载:“皇城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上广五尺二寸”。如今只有自贵宾楼饭店至府右街南口一段,仍然留有1770米的皇城城墙。


皇城的主要功能是护卫皇宫大内。据《燕都丛考》记载:“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门而止。”


帝制时代,普通人不准进入皇城。如果有人要从鼓楼去一趟前门,需要绕开皇城奔西四、西单,南出宣武门,再顺着护城河往东到前门,路上就要大半天的时间。


虽然清末制度废弛,皇城门禁不像以前那么严格,普通人也可以从西安门溜进皇城,但是京城四重城垣的设置,城市内部缺乏一以贯通的大马路,很多道路都被层层叠叠的城墙打断,数量有限的城门交通压力依然巨大。于是,开皇城豁口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2年,民国成立刚第二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就开始着手开辟皇城豁口。据当时的《顺天时报》报道:“京师总议事会曾请内务部将东、西长安门至东、西安门即地安门等皇墙当中地方另行开辟门户以利交通一节,当经该部已允所请,故于连日派员勘察拆缺之地方,闻系查照庚子年所拆之处稍为更移数武,兹于昨已饬工程队先由灰厂即西长安街外实行拆卸以便开放交通云。”


“灰厂街”位于今府右街北段,大概是修缮中南海内部建筑时曾在此处加工存放石灰、石料,所以得名“灰厂街”。1913年以后,“灰厂街”和南段的“邮传部后身”统称为府右街。民国初年,皇城城墙就从此处率先打开。


此后不久,为了使城区交通更为顺畅,内务部又先后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等处的皇城墙上开了豁口。于是,这些地点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地名——南池子、南长街、厂桥等。


民国肇始,随着皇权的衰落和平民社会的兴起,以拱卫皇室为设计初衷的北京,城市功能和城市定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不再是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一切均为皇权服务的帝都,而逐渐变为一个全体市民共同生活的城市。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在皇城上开豁口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当时的主政者——内务部长朱启钤还是非常注意保护古都风貌的。开皇城豁口时,他决定仿照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的样式,把几个新开的豁口改建为圆角方券门砖石琉璃门楼。如今的南池子、南长街的门楼就是那时候建造的,如果不特意说明,人们甚至以为它们从皇城初建时就是那个样子。


改变功能的同时,还保持了古都的风貌,南池子和南长街门楼的设计,至今仍堪称典范。朱启钤这个从未读过洋学堂的传统文人,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呢?这与他年轻时的从政经历密不可分。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风东渐,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当时警察负责的事务特别繁杂,既管城市治安,又管清扫街道;既管通泄沟渠,又管卫生防疫,既管食品安全,又管公共工程建设。可以说,清末的警察局承担了后来市政府的许多功能。朱启钤就曾做过北京内外城巡警厅的厅丞。


当年朱启钤在大栅栏推行单行道,肃王善耆的福晋违反规则,他罚了福晋银元十元。事后肃王听了也心服口服,这才使单行道在京城顺利实施。朱启钤的事迹,后来成为京城的一段佳话。民国成立以后,朱启钤前后出任交通部长和内务总长,北京的市政建设正是他的分内之事。


禁御改除成为通衢


民国成立后,紫禁城乾清门以南均划归民国政府所有。武英殿、文华殿被辟为古物陈列所;中南海成为民国政府办公地;北海交由民国政府管理;荒废已久的社稷坛也正在进行整修,准备开辟为公园向游人开放……这些大动作的背后都离不开朱启钤的统筹擘画。此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摆在他面前——北京缺乏一个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


前清时期,京师地区的户籍、卫生、治安、交通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市内由步兵统领衙门掌管,近郊由五城兵马司掌管,远郊地区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掌管。帝制时代,北京的主要职能是拱卫皇室,安定畿辅。这样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当时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平民社会的兴起,老旧衙门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1906年,京师设置内外城巡警总厅,北京地面上的治安、卫生、消防、征税、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脑儿都交给了巡警总厅。


民国建立后,曾经出任过内外城巡警厅厅丞的朱启钤深感,警察不可能承担全部市政管理职责,于是他向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地方市政管理机构。1914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朱启钤任首任督办。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前,京都市政公所和京师警察厅共同承担着管理北京市政的工作。市政公所下辖四个部,部下又设处。各处负责的工作包括审核账目、制订预算、制作地图、设计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桥梁、对外宣传等。除此之外,京都市政公所下辖的机构还有:工巡捐局、测绘专科、京都市仁民医院、京都市营造局、城南公园事务所、京都工商业改进会事务所等。


从这些机构不难看出,京都市政公所不但肩负着规划、建设、修缮北京城的责任,还负责筹措经费、发行债券、兴办慈善事业和管理医院等许多职能。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王亚男认为,京都市政公所已经具备了市政府的雏形。


如前所述,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前,皇城已经开辟了南池子、南长街、翠花胡同、府右街豁口、厂桥等好几处豁口。1915年,京都市政公所在其办的刊物《京都市政要览》上写道:“皇城地处宫禁,前清时仅东、西华门及地安门许人通行,而东西辽远,城阙阻隔,殊感不便。”同年,一个旨在打通东、西城交通的工程上马了。


旧时,天安门前并不是广场,而是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空间。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还有大清门,位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民国后,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天安门与中华门之间,由东西各144间廊房连接。这组廊房被称为“千步廊”。千步廊两侧分布着许多衙门,六部、宗人府、钦天监……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部门,都在这里办公。


千步廊在天安门前折向东、西两侧,与太庙前的长安左门和社稷坛前的长安右门相连。长安左、右门(也称东西长安门)以前是文武百官上朝时的必经之路,无论爵位多高、官多大,到了这里都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皇城城墙自长安左、右门一路向南,包裹着千步廊,最终与大清门相连,在天安门前形成一个“丁字形”区域。


为了方便皇家禁地开放,内务部决定“拆撤皇墙”。据《顺天时报》报道,内务部本来想把中华门至长安左、右门一带的皇墙全部拆除,可是这里皇墙内的仓房中堆着许多木料,内务部想利用这些木料盖商场,于是决定等木料清出以后再拆除这里的皇墙。后来,这段皇墙一直保留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改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才被彻底拆除。


天安门前的皇墙拆除后,长安左、右门和东西三座门成了孤立的城门,原有的封闭空间被打开了,这才有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长安街贯通后,500多年来,来往东、西城要绕行中华门前棋盘街的历史结束了。一时间,市民好评如潮。


《燕都丛考》中写道,“禁御既除,熙攘弥往……昔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为通衢。”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新北京竹枝词》中云:“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脚跟。”北京市民面对城市新变化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不过,朱启钤修改皇城的大胆行为,也招致了一些遗老遗少的抨击。清末曾任翰林院侍讲的恽毓鼎听说天安门前的皇墙打通为道路后,悲愤不已。他在诗中写道:“扃街静阊阖,车马今交驰。对越肃冕裘,士女今群嬉。过宫麦苗秀,陟庭天泪垂。”诗文中不难看出一种明珠暗投之感。


时过境迁,后世对朱启钤改造北京城的一系列举措,大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史明正认为,宫苑开放及皇城要地街道的铺设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意味着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帝京开始向“市民城市”转变。


拆皇城城砖修大明濠


虽然为了改善市内交通,皇城墙被扒出好几道豁口,但总的来说,前期的皇墙豁口工程,还是比较有节制的。即便是朱启钤因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被罢官之后,市政公所主持的皇墙豁口工程,仍然比较注意保护古都风貌。


以1919年祥顺木厂承包的“汉花园皇城豁子工程”为例。祥顺木厂呈送给市政公所的设计是皇墙豁口宽度6丈4尺,中间3丈为马路,两旁人行道各宽9尺,两侧各建8尺宽的柱子,上覆琉璃瓦,做出城门的效果。此后的五龙亭、石板房、南锣鼓巷、大甜水井等豁口,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案。


随着豁口不断增多,小“城门”也越来越多,皇墙越来越不连贯,个别地段的皇墙开始被小规模地拆除,特别是当齐耀珊出任内务总长兼市政公所督办后,皇墙被拆的速度就更快了。


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民初政坛最贴切不过。有人统计,北洋政府短短16年间换过7任大总统、29个国务总理。每一次政府更替,必然导致人员大换血。朱启钤卸任后,京都市政公所也经历了好几位督办。所谓人亡政息,频繁更换主政者必然会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


1921年,齐耀珊任内务部总长后,提出了拆东、西皇城墙旧砖修缮大明濠的想法,拆除皇墙似乎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北京排污系统,曾经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排污工程”。明清时期,北京内城有两条专用排放污水的明沟。一条是从什刹海,流经今天南、北河沿大街,汇入内城南护城河的玉河;另一条是由西直门内横桥起,沿白塔寺东街,流至象房桥,最后注入南护城河的大明濠。外城的排污干道,则是大名鼎鼎的龙须沟。


明清时期,每年阴历二三月间政府都要组织专人来淘沟,间隔若干年还要进行一次“大修”。可清末内忧外患,制度废弛,承办修理沟渠的官员敷衍了事。清中期以降,北京沟渠淤塞严重,几乎完全丧失了排污功能。


据《光绪东华录》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京师“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人家一有积水,房屋即有塌倒。至二十九日后,大雨如注,紧四昼夜尚未稍息,家家存水,墙倒屋塌,道路因以阻滞小民无所栖止……推其原故,皆由沟渠阻塞,水无所泄,关系殊非牵鲜。”


一方面,政府疏于管理;另一方面,百姓公德意识淡漠。早年间,北京居民家中没有厕所,人们每天早晨直接将恭桶倒入明沟中。城里几条排污沟渠藏污纳垢,臭不可闻。据说,每年春季淘沟时臭气四溢,过往行人不得不佩戴大黄、苍术等药材,才不被臭气熏晕。


民国以后,地沟淤积的状况并没有丝毫好转。据《市政公报》记载:“(大明濠)两岸居民比栉,为热闹之街市,因年久失修,积秽蒸腾,为北京全市之最大污点”。由于,两岸居民常年向大明濠中倾倒垃圾秽物,“沟内填塞已平,两岸更堆积如阜,阴雨则积水成泽,天晴则秽气逼人,在此人烟稠密之区,时有痢疾发生之患。”


鉴于这种情况,市政公所刚成立时,朱启钤就让规划处对北京市内的沟渠进行全面调查。经过调查,技术人员认为只有将大明濠上面铺设马路,改为地下排水沟,才能解决其臭气逼人,污染环境的现状。


与开放禁苑和建设道路相比,修缮沟渠所需的资金和技术都更高。据估算,大明濠改造工程耗资在15万元以上。内务部承诺承担三分之二的工程费用,另外三分之一的费用需要市政公所自己筹集。


如此多的经费靠市政公所来筹集,显然如同缘木求鱼。1921年,市政公所打起了皇城墙砖的主意。


据估算,如果用皇城墙砖代替混凝土,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于是市政公所在第六段招标书中,首次提出“该段需用旧城砖,由灰厂至西华门御河桥至东华门两段皇城拆用,并归包揽大明濠暗沟厂商自行拆用及拉运。”


1921年6月,大明濠工程开工后,中标的协成公司大张旗鼓地拆除了西安门以南的皇城墙,10月东安门以南的皇城墙也被拆除了。


大明濠工程修到一半,市政公所突然接到“禁拆皇城垣”的命令。发布这条命令的是国务总理颜惠庆。


颜惠庆早年留学美国,1909年出任清政府外交部部长。1912年4月被黎元洪委任为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9年,他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从履历可以看出,颜惠庆是民国时代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颜惠庆是那个时期中国少有的几个有文物保护观念的政治人物。


北洋时期,国务总理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颜惠庆只在1922年和1924年断断续续当过几个月的总理。虽然任期极短,颜惠庆还是先后两次否决了拆除皇城城垣的建议,并且申明皇城“系数百年古物,亟宜保存,不可毁去”。


然而当年能有颜惠庆这种认识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并不把皇墙当做古迹,在北京市民眼中,它只不过是耸立在城市中心的一个巨大的交通障碍物罢了。


开辟和平门


当时,企图利用皇城砖的工程不止大明濠一个,几度上马又停工的和平门也打起皇城城砖的主意。


清末民初,八旗子弟家道中落,许多不肖子孙靠卖家里古玩为生。一时间,南城古玩一条街琉璃厂生意异常火爆,尤其是春节厂甸庙会一开,更是人山人海。可当时南、北新华街之间被内城南城垣隔开,内城人要去琉璃厂买古玩,或去厂甸逛庙会,只能绕行宣武门,或正阳门,非常不方便。


民国初年,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就有人跟他建议,不如在宣武门和正阳门中间再开个城门。这样,逛厂甸和琉璃厂的人,不是一骗腿儿就过去了吗?


袁世凯还没决定,反对的人就找上来了。最不乐意开这道城门的是正阳门附近的商人。如果在琉璃厂附近开一道城门,那以后逛前门的人不就少了吗?


前门一带的商人最是财大气粗,很快他们就在袁世凯身边找到了代言人。有人对袁世凯说,大总统住在中南海,新开一座城门正对着中南海,于风水不利。中国人最讲究风水,特别是像袁世凯这样身居高位者,更加迷信。于是,第一次提出要在宣武门、前门之间开城门的想法就这么搁浅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上台的大总统曹锟,自己当了北京城的家。此时,又有人重提开新城门的动议。


冯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将军”。他一脑子的新思想,早就把城墙看做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在他看来,为方便市民出行而拆除皇城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据1924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城墙重围大碍交通,当局现为整顿市政起见,除将正阳、宣武两门之间开一新门外,并拟定将皇城垣东北西三面完全拆毁,以便京都市交通,益增便利……”


从现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和平门城门不像原有的内城城门那样城楼、箭楼具备,而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两个圆洞方便车辆、行人通行。


有了冯玉祥的支持,内务部立即安排具体拆除工作。挖掘、搬运皇墙城砖事宜由冯玉祥驻京部队工兵负责,修建新城门工程由中标的建筑公司负责。由于冯玉祥的部队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节省了大笔工资。剩下的经费,市政公所则通过拆卖皇城砖的方式解决了。


冯玉祥将拆皇城,建新城门的工作指派给了手下干将鹿钟麟。那时候施工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人力。鹿钟麟时常亲临现场指挥,亲自挥镐拆城。据说,当时有记者认出是鹿钟麟本人,立刻用照相机对准拍照。鹿钟麟一抬头看见照相机,马上背过身去。记者穷追不舍,转到他面前继续拍,他气得扔镐就走。


后来,这处新开的城门被命名为“和平门”。


京师拆卖城垣案


1925年初,市政公所上书内务部,要求拆除宽街至西安门一带残存的皇城墙,继续完成大明濠改造工程。市政公所在公函中写道:“该沟工程尚有一千零二十丈,需用大砖不下百万,殊非现在财力所能担负;而改用他种砖料,亦嫌彼此两歧,未易衔接。”从此,市政公所开始按照长度明码标价地倒卖皇城城砖。


据档案记载,1927年年初荣昶木厂以12150元的价格,买走了地安门西至什刹海西河沿共计480米的皇城城墙;合盛木厂以21967元的价格,买走了地安门以东至皇城东北角一段共计892米的皇城城墙。据柏林自由大学博士贾长玉估计,这两段皇墙加起来几乎是皇城北垣的一半。


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一带的皇墙拆完后,大明濠和和平门工程仍未完成。市政公所又将宽街一带的皇墙拆除。至此,皇城西墙已经被拆除殆尽,只剩下西安门门楼矗立在原处。


按理说,改造大明濠和开和平门都是方便市民生活的德政,但是市政公所打着为工程筹集资金的旗号,公然拆卖皇城砖的行为,引来许多北京市民的不满。


虽然,90多年前的北京人还没有多少文保意识,但看到皇墙被肆意拆除,满地狼藉,不由得感到痛心。一些北京市民提出,在皇墙上开豁口,已经可以解决交通出行问题,为何要大面积拆除皇城墙呢?其中,是不是存在官商勾结,倒卖皇城墙牟利的腐败行为呢?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为了平息物议,上任仅一个月的军政府总理潘复,向市政公所督办沈瑞麟发出咨文,质问拆卖皇城一事。咨文写道:“查京师内外城垣规模宏壮,为中外观瞻所系属,应由地方官厅切实保护,以存古迹。往年为便利交通起见,曾开数处豁口,均经郑重审议,方始兴工。乃近时内外墙垣拆毁多处,泥灰瓦砾狼藉遍地,见者刺目,行者避途。既非交通所必需,何以任意毁坏,毫不顾惜?”


潘复要求派专员赴内务部、市政公所、警察厅调集卷宗,并传询各经手人员,务必要调查出:“究竟此项拆卖城垣事实自何机关开始?因何理由?何人创意?何人主办?售于何处?有无计画图册?先后共有几案?拆毁几段?每段若干丈尺?应有砖瓦废料若干?得价若干?作何用途?其间有无营私图利情事?”


几天后,查办京师拆卖城垣办事处正式成立,开始调查拆卖皇城案。


不查不知道,一查何人拆皇城,何人买城砖一目了然。原来,“便利交通”“改建大明濠”都是幌子,花钱买皇城城砖的许多都是政府要员。


一件档案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拨给秘书长、齐总长、红罗长学校、京西滴水崖等处砖瓦,早经按数拨交,并收到齐总长砖价一千元在案。兹将齐总长收条一纸,又来信一件,随文补送核查。”


原来,购买皇墙城砖的人当中,就有首先提出“拆东、西皇城旧砖修缮大明濠”的时任内务总长齐耀珊。


从档案中看,购买皇墙城砖的人五花八门,既有公司,也有个人,既有市政工程,也有机关单位。除了前面提到的拨给和平门、大明濠工程的城砖外,市政公所内建影壁用砖一千六百五十块,镇威上将军行辕修外影壁拨砖四千五百块,第四中学拨砖五十九方九尺一寸,北海公园修路用砖二百五十五方四尺三寸,拨给京师警察厅墙砖二百块……


除了卖砖,市政公所还卖瓦。欧美同学会购买琉璃瓦三万三千零八十件,中央公园购买五千五百件,杨总参议购买三万二千零五十八件,红罗厂学校购买三万零七十件……


由此可见,皇城的砖砖瓦瓦被散落于京城各个私宅和机关单位中。在这些交易中有的标明了售价,有的则没有任何账目、收条。


查办京师拆卖城垣办事处向京都市政公所发出的一封询问公函写道:“民国十五年,由贵公所拨给红罗厂学校城砖四万四千块,本年二月拨给任秘书长城砖两万块,四月拨给齐总长城砖两万块,六月拨给京西滴水崖关帝庙琉璃瓦三万二千余块,以上四宗砖瓦曾否收价?又任秘书长、齐总长两处均无原信或收据,能否设法证明?”


可见,市政公所倒卖城砖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有的作价售卖,遇到上司政要和关系户则免费赠送。


除了卖砖账目不清,市政公所主持的大明濠工程招标也存在舞弊。调查人员查出,民国十年四月,5家大明濠工程投标者中,协成建筑公司因报价最低而中标。可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协成公司又要求追加2万多现洋投资。调查人员责问市政公所,既然当时尚未开工,为何不另行招商投标?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必然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那么,此时皇城城墙到底还剩下多少呢?国务院委派的专员马铸源、刘学谦、孙敬等会同市政公所工程处技术人员对未拆和已拆的皇墙进行了分段丈量。经过调查发现,截至1927年9月,除皇城西南角的灰厂(今府右街南段)夹道,西北角至西不压桥,东南角至堂子北墙尚有部分皇墙残存外,皇城的东、北、西三面皇墙基本被拆光。


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1927年10月1日,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发布“大元帅指令”通告了此次拆卖皇城案的处理结果:“所有承办人员,除田潜业经身故、免予置议外,前副处长沈成式、佥事祥寿、技士张树桂、王廷华等,虽据查无情弊,究属办理不善,致滋物议,着交内务部分别严行议处,呈候核夺。”


拆卖皇墙的始作俑者、经手者、获利者均未受到丝毫处罚,板子最终只打到了具体的办事人员身上。这样的处理结果,无论如何不能服众。其实,只要细看那些购买皇城城砖建宅邸的名单就可以想见,调查只能是不了了之。购买人中,除了曾任内务总长、首先提出“拆卖皇墙”的齐耀珊外,“任秘书长”即张作霖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镇威上将军”正是张作霖自己。如此想来,拆卖皇城一案有那样避重就轻的处理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首都迁往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此时,京都市政公所被北平特别市政府取代,北平终于有了自己的市政府。


此时,皇城城墙零零星星只剩下不到3公里。当有人重提拆除皇墙时,被首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否决了。可是,何其巩只当了不到一年北平市长就卸任了。他一离职,残存于地安门西边的一公里皇城墙又火速被拆了。


至此,13公里的皇城城墙,只剩下天安门两侧不到两公里的皇城墙残存。


“嫩绿的柳条把长宽的马路夹成一条绿胡同,东面中央公园的红墙,墙头上露出苍绿的松枝,好像老松们看腻了公园而要看看墙外的景物似的。”


这是老舍先生的小说《赵子曰》中对中山公园外红墙的描写,如今人们也只能通过南长街、南池子的红墙来领略昔日皇城墙的风采了。


提到皇城拆除这段历史,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感到十分遗憾,民国时期的皇城拆除行为,虽然本意是改善交通,但过程中军阀与奸商相互勾结,利用城砖牟利,使得皇墙渐次被拆,北京昔日皇城面目永远消失。现在,甚至连许多土生土长的老北京都不知道,北京原来还有一圈皇城。


2001年,南起长安街、北至平安大道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建成开放。这座建在东皇城根遗址上的开放式街心公园,虽然只复建了短短一小段皇城城墙,但早已远去的皇城似乎以这样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视线中。


参考资料:《百年城迹》《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27年国务院调查拆卖皇城城砖史料》


谢选骏指出:人問“谁主谋了拆皇城墙”——我看這是在控訴中囻(中華民國)拆掉了北京城,其潛臺詞是,而不僅僅是後來進城的中囶(土八路)摧毀了北京。但是縂的說來,是這“兩個中國”合作,徹底拆毀了紫禁城以外的整個北京。只不過即使如此,依然無改北京“中軸綫歪斜朝向蒙古和林“的這個劣根——因此説來,若不遷都,中國就只能“朝向北虜”、永遠無法正常化。


谢选骏:中囶拆掉了北京民城


(一)


《北京城墙被拆除的历史真相,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的回忆》(《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3期)報道: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高邑县,1945年考入北大土木系。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著有《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 


无法割舍的情怀——访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


孔庆普 牟 尼


摘要:2014年9月,86岁高龄的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的新作《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孔先生是北京老城从修缮到拆除的亲历者、参与者。该书完整地记录了北京市的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的测量数据、营造资料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书中的时间精确到具体年月日,甚至于小时,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仅从北京城内外城墙的拆除过程,即可看出颇引人深思之处。本刊特约记者牟尼不久前就孔先生经历的那段历史,对他做了专访。


一、北京城墙拆除的见证者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土木系,后又上清华大学。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北京市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助手,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以及桥梁 (当时古桥占大多数) 的修缮与管理工作;1953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改善交通拆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派赵鹏飞为代表,带领工作组接管北平市工务局。3月19日,北平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撤销工务局,成立建设局。3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任命赵鹏飞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副局长,代理局长。4月1日建设局正式成立 (10月3日改称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


1949年5月20日,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是协助市政府审议城市建设规划草案和市政工程实施计划。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都委会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兼任主任委员,曹言行兼常务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有王明之、钟森、华南圭、单士元、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颂森 (均为兼职) 。常委会办公室设在建设局内,改建设局企划室为企划处,作为都委会办事机构,林治远代理企划处主任,建设局原企划室副主任林是镇为都委会顾问。


1951年春季,为做好城墙、城门及城上建筑物的管理,决定建立城墙、城门等设施技术档案。于是进行城墙、城门、牌楼、门楼详细调查。调查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查阅历史档案;第二步,召开座谈会;第三步,实地调查。


1951年4月中旬,政务院拨给北京市15亿元城楼修缮专款,于是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合作,又进行城楼补充调查测绘,4月底完成。


1951年6月,市政府批准崇文门、西直门、永定门三项城门交通改善工程。


崇文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拆除瓮城、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刘宗棠设计,窎桥加宽工程由王文俊设计。


西直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张道岐设计,窎桥加宽工程由姚炳华设计。经公开招投标,窎桥桥面加宽工程和西直门北桥加宽加固工程,由义利营造厂中标承做,监工员是孔庆普,于8月中旬开工,10月中旬竣工。


永定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拆除瓮城和箭楼,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张连璧设计,窎桥加宽工程由阎安素设计。


朝鲜战争与“开豁口”


1950年10月中旬,美军在朝鲜战场逼近鸭绿江。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预防美国飞机空袭北京,在内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上各开辟两座豁口,以便市民疏散,要求建设局在三日内拿出城墙豁口设计方案。


10月13日,建设局向市政府汇报豁口工程设计方案及工程设计。市长彭真、副市长张友渔、秘书长薛子正听取汇报,彭真市长问张副市长怎么样?张副市长点头,彭真说,就照这样办。


当天 (10月13日) 下午道路科和道路工程事务所的有关人员开始准备城墙豁口选址工作,在地图上,按照道路建设规划标出六座豁口的位置,决定豁口的名称以编号表示。东面、北面、西面的城墙各开两个豁口。


1951年年度道路建设计划中,列入开辟城墙豁口的工程有三项,即东直门北小街豁口、陶然亭豁口、架松豁口。1952年度市政工程计划中,批准的开辟城墙豁口工程有三项,即武定侯豁口、左安门豁口和宣武门豁口。1953年市政府批准的新建、扩建城墙豁口工程共八项,即永定门西豁口、雍和宫豁口、范家胡同豁口、天坛东路豁口、东总布豁口、东直门豁口、广安门豁口,以及陶然亭豁口扩建工程。其中除永定门西豁口外,其余七项均属于新建道路工程中的配套工程。是年4月,又新增一项二号豁口扩建工程,1953年度,共批准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九项。


1953年以前,凡是涉及开辟城墙豁口的工程,均需先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再报市政府批准。历次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上讨论开辟城墙豁口的问题时,梁思成先生总是把“中央机关不应该设在老城里”摆在前面,而使研讨会难以进行。为此,彭真市长很生气,遂于1953年6月,成立由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规划小组。此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等事宜不再报都委会,直接报请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


1954年度道路建设工程计划中,列入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两项,一是白纸坊豁口工程,二是阜成门豁口工程。1955年年初批准的年度道路建设工程计划中,有开辟朝阳门和安定门两座豁口工程。1955年4月下旬市政府又批准打通广渠门内大石桥至广渠路道路工程,其中包括,开辟广渠门北城墙豁口工程。1955年度共批准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三项。1956年批准的开辟城墙豁口工程只有一项,即龙潭湖城墙豁口工程。该工程属于龙潭湖公园及其周围道路等工程的配套工程。


在开豁口的同时,由于交通压力,北京的城楼、城墙也开始被渐次拆除。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外城的城墙砖基本上已被拆光,堆积在城根的碎城砖和城墙土无人管理,只有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孤立地存在。随后,养路工程事务所遵照上级指示,于1958年5月上旬开始清除外城遗留下来的碎城砖和城墙土,直至9月下旬才基本清完。1958年9月下旬,实施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工程。至此,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部拆完。之后,由于修建排水管道以及地铁工程,又开始拆内城城墙。


地下铁道隧道工程竣工后,保留下来的城楼、箭楼、城角箭楼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箭楼和西南城角箭楼。保留下来的城墙有四段,即西面城墙的南段 (西南角楼以北) ,南面城墙西段 (西南角楼以东) ,东面城墙南段 (铁路以北) ,南面城墙东段 (东南角楼以西) 。因为这四段城墙不影响地铁隧道工程施工,所以未拆除。1970年,为修筑京周路 (北京至周口店) ,拆除西南城角箭楼及其以东的城墙,至此,明代城墙仅存三段。此后,三段城墙又多受摧残。


破坏真文物,复建假城墙


1987年5月10日在卢沟桥修复工程工地开会回来,孔庆普和单士元、杜仙洲、罗哲文同坐一车,路过西便门内时,发现西城墙南段土芯的外面正在砌砖,于是下车询问,据说是承包西城区的工程。


随后,孔庆普和贾书玉通电话,得知1987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王世仁的撺掇下,经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同意,由西城区政府实施西城墙的南段修复工程,工程名称定为“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工程”。据说是因为资金不足,将原有两面的四层青石板墙基拆去卖掉,又为了省钱,将城墙的厚度减薄 (原顶面厚18.40公尺,底部厚21公尺) ,砖墙也减薄。


次日,单士元与郑孝燮通电话。5月17日 (星期二) ,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召开专家座谈会,到会的人士有郑孝燮、单士元、杜仙洲、祁英涛、孔庆普、贾书玉、王效清。彭思奇首先表示歉意,修复西便门城墙遗址的事,本来应该先和各位商量,因为此项工程是西城区办的,是我一时疏忽,今天请大家来,就此工程提提意见。


郑孝燮拍着桌子说,西城区也太不像话了,这纯粹是破坏文物,属于破坏性建设。应该停工,应该经过论证,按照原有城墙的规模和形式修建。罗哲文说,已经建起一大截了,我看就别拆了吧,下一步如何建,请文物局过问一下此事如何?孔庆普说,工程名称不对吧!西便门城墙属于外城的西北城墙,这段城墙是内城西面城墙南段的一部分。单士元、杜仙洲、祁英涛没言语。彭思奇说,单老,您哪?单士元摇摇手 (表示无言可说) 。


据贾书玉和王效清说,开会前,彭思奇嘱咐他们,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工程是西城区政府报请市长陈希同批准的,不能停,会上专家们可能要发脾气,无论他们说什么,你们只许听不许说话。


会后,工程照样进行,城墙的高度也减低 (原高11.50公尺) ,砖墙减薄。在城墙上面修建一个碉楼 (位置和形式全不对) 。


假城墙将近完工时,西城区政府请侯仁之 (那次座谈会侯仁之未参加,不了解情况) 撰写《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碑文》。


所谓“西便门城墙遗址”复建工程设计人是王世仁,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北京的城墙,他也没有城墙的资料。


为什么说它是假城墙?第一,名称就是错误的。西便门是外城北面西段城墙的城门,西便门两边的城墙是东西向。此段假城墙的原墙是南北向,属于内城西城墙的南段。第二,修建的新城墙,其平面、立面、断面均不符合原有城墙的构造和形式。厚度和高度均小于旧城墙 (原有城墙底部厚21公尺,顶面厚18公尺,高11.50公尺) 。砖墙下面有四层青石板,石基厚1.75公尺,石基宽2.10公尺。第三,城墙上的垛口墙和宇墙,其规格与做法,全不符合西面城墙旧垛口墙和宇墙的规格 (原有垛口墙厚80公分,高1.65公尺,垛宽2公尺,口宽50公分) 。第四,城墙上面新建的敌楼 (小箭楼) ,其结构形式、规模和位置完全不对 (原有敌楼的位置在西便门东城墙与内城西城墙的相接处北边) 。


1989年,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在做外城西二环路工程设计期间,因为这段“西便门城墙遗址”在此挡道,使西便门立交桥的技术处理十分犯难。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崔风霞请示市政管委主任黄纪诚,可否将“西便门城墙遗址”假城墙拆除?黄主任不表态。


二、梁思成的保护方案为什么没实现?


下令拆城楼的是刘少奇


记者:一开始,您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去做测量,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这弯儿也转得太大了吧。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工务员,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3月31号完成了外业调查,然后写了调查报告。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在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帮助下,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协助,做城楼修缮的工程设计。


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了1952年5月份,接到拆的命令。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记者: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我的职能变了,从原来的修缮改成了拆除。



记者: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是把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这老城里头,其他的都放在周围。那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后来有人说,不行,咱们想想,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呢,战争不能松懈,现在不是和平时期,把各部委都分散在周围,不要太远了。搁一块儿,一毁了不是全毁了吗?那时候是这样定的。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就得拆豁子。


一说拆豁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都同意拆豁子是没问题,都是同意。这个规划是正确的。是吧?至于后来拆了豁子以后,城墙都乱了。都乱了怎么办呢?这太乱不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李颂森提出,出了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每一段都盖一个公园。城墙啊,护城河啊,护城河的外面50米,围着建了一个围城的公园,这公园不是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都被这个道路割开的。


那道路怎么办呢?钟森、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住了近40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这个量相当大。


城墙开豁口是现实所迫


记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我这里需要解释下。解放前的北京没有重载的车,有一些挑挑的、推小车的供应,就够吃了。因为解放前物资不丰盛,那时候吃混合面,不吃菜,没钱买。以前我父亲挣100块钱,可有钱没地儿买,城里的供应很简单。垃圾主要就是煤球灰,煤球灰都垫到胡同里了,那胡同比院里头都高好多。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渗井,水排不出来。垃圾也都埋在地下,越垫胡同越高。还有一些垃圾,就倒在城墙根,有的地方都快到城墙上了。我小时候住西边那儿,我们从垃圾堆上,能爬到城墙上去掏鸽子蛋,逮蛐蛐儿,摘酸枣。1949年解放以后,动员了一批人,来了一个大扫除,到这儿收拾垃圾。垃圾清理完了,1950年又搞了一个三海清淤、四海清淤,三海清淤是北海、中海、南海,四海清淤是后海、前海、西海、小海。当时,我给建设局的顾问林是镇做助手,他走哪儿,我跟着到哪儿做记录。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就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 (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 。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记者: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另外,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官员、服务人员、驻军、警察都增加了。


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面对这些新情况,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为什么?就是北京城里边要建房子,北京饭店对面有两栋灰砖楼,两层,那是梁思成设计的,他说,就照这样子建。陈占祥是学外国建筑的,觉得中国建筑那个大屋顶,都是木头堆起来的,东西太浪费,不行。从这儿起,他俩的主张就分开了。陈占祥主张,我同意北京城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


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开豁口就基本上定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就要考虑预防美国的空袭。万一美国空袭,几十万人怎么疏散?所以,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梁思成后来说不上话了


记者: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老百姓说好。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北边是冯先松,西边是崔玉璇。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就有意见了,纷纷给《北京日报》写信,有的转到市政府,有的转单位。市民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委员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 (劲松) 三个豁口。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 (扩建) 、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记者: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先生一直不同意?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这个小组设在哪儿?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气,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从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地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从1952年到1958年,所有的古建筑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1958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文革”时,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下放到工地,就没有再主持工作。“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记者: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是不是?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那个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3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记者:您从老城维修转而改为拆除,您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吧?


孔庆普: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阜成门的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一边制订拆除方案,一边掉着眼泪啊。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没说一句话。


曾经是古老的、平面的、沉静的、缓慢的北京,已经被现代的、立体的、喧嚣的、快速的北京所替代。在采访过程中,孔庆普先生既为我们道出了北京老城拆除的刚性理由,如人口增加、城市发展、战争威胁、政治需要等等原因,又饱含着无奈和深深的惋惜。采访曾几次在先生的沉默里中断。


《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饱含了先生的毕生心血和无法割舍的情怀,也让后人可以从这里寻觅、遥想那消失的“北京”。



(二)


《回忆:我是怎样拆掉北京城墙的》(




从1368年起,历经明、清两代,北京的城墙基本成型,至民国时期整体布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也对旧城进行了考察、修复工作。但自1953年起,风向转变,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迈,城墙、城门、牌楼成为“障碍物”。一度主持修复工作的孔庆普,又被告知,“拆!”。


在为这座城悲叹的背影中,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是最为后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绎的一位。然而,对“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怠慢。怀念或重新认识这座城,我们需要将更多的亲历者纳入视野,也需要将不同人的情怀放入一座城市的发展需求、旧城改造脉络中再度体认。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桥维修与加固》《城市桥梁养护与管理》《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


拆得掉的城楼,忘不了的城


“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孔庆普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期,而他正是这一厄运期的见证者、执行者。


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当时的基建工程队还误拆了原计划在地铁2号线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门箭楼。此后,零星拆除工程不断。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基本被扫平,城楼、箭楼所剩无几。


可孔庆普的儿子说,89岁的老人脑子里有一座城,里面的人也是活的。“你问他上午吃了什么,他记不住。可几十年前的事,什么都记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没有漏的”。


和孔庆普共度双面人生的技术助手们大都已离世;知其不忍、哀其无奈的挚友们也陆续随城而去。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亲历其面目全非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对那座城和当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担当者,更少。写下拆除数据需要莫大的勇气,还要压抑住内心的悲鸣,更需要责任感和良知。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始终是北京城的呵护者。


修城人:“内外完整浑然新”


孔庆普与这座城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让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时光。


1951年,周恩来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张纸。这笔款并不多,经测算刚够修缮七座城楼,却足以鼓舞孔庆普及修缮工程队的志气。时隔多年,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


1870年,东便门外大通桥、通惠河(在外城东段北垣外这段即为外城护城河)、内城护城河(近处)。大通桥内外是漕运转运码头,可见桥西侧的驳船,此时外城东北角楼还完好。 摄影:(英)托马斯·查尔德


“那时候没电话,助手也少,6个点又要兼顾。我就骑着自行车几个施工点来回窜。没什么固定路线,有时会忘记时间,但也不觉得累。”孔庆普说。


孔庆普的标配除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本笔记本。1950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建设局,因经常听政治报告,习惯了随身带一本工作日记。修缮工程期间,这本工作日记就放在车筐里,跟着他颠颠晃晃地跑,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在工作日记的头一栏写几月几日天气晴。孔庆普的本子里,记着从9月到12月竣工期间每一天的阴、晴。


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


1870年,朝阳门迤南的内城东垣外壁,护城河两岸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与此同时,从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担北京城运输任务的骆驼,50年代在城门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这些变迁具体落实到孔庆普身上时,他接到“城楼修缮工程”变成拆迁命令的通知。


运煤的骆驼,曾是北京城外西侧、为国外摄影者钟情的一景。


“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再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对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所有人又无可奈何,“拆”这个大字还是层层传达了下来。这次,孔庆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年,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是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1921年,西直门南面全貌及绕过瓮城向南流的内城西护城河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下。“文革”期间,这座被孔庆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楼也被误拆。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庆普笔记本上的测绘图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至少说明我的技术过硬”,而今,89岁的孔庆普回忆那段时光,于苦难之中有达观。从单士元接过资料后,他先后撰写《北京志·桥梁志》《北京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专著。


本来也有机会在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文革”后,圆明园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圆明园建设工程处”,要寻一位高级工程人员。文物局推荐孔庆普,说“孔工办事特别认真。找他做事,保准工程做得好”。对方一听“认真”,便找了别人。1992年,丰台区世界公园也请孔庆普当顾问,“只要签字,上不上班无所谓”。孔庆普没去,“不让我认真,我不干”。


他的认真不太受欢迎。北京各个区都希望“旧地重修”古建筑,孔庆普也被邀请看过“6项古都标志物”等计划。“假的”,他态度坚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认可的城楼,更不必说那些附会出来的“旧地”。早几年,他还会应邀写《真正的天桥》《真正的燕翅楼》等文章,但随着各区文保工作与政绩挂钩,报刊、杂志也不好再发。


孔庆普倒也乐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弯,上午敲电脑写书,下午练练书法。他脑子里还有城和事,要继续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间里。


孔庆普曾参与《北京老城门》的编纂,他熟知每一张照片是哪一座老城门。书到手后,他为每一页的城门照片做了汇总。


窗外的楼像积木由近及远地攀高。床底下的箱子里全是书,床头的箱子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在1967年喊出的口号。老人留着,因为这是二儿子下放东北时带的箱子。如今儿子和箱子早已回来,自己也走过了那些颠倒时代。


但也有些东西没回来。他曾有五六百张城楼、牌楼、古桥照片,以及在城墙、城楼上的合照,“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在孔庆普的家中,看不到他和城楼的合照。


(三)


《49年,郭沫若坚持拆掉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反对撂狠话,多年后应验》(2024-07-01 谈史)報道:


1949年的北京城,迎来了一场关乎城市命运的论战。


一边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规划局成员,他们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主张拆除北京古城墙,将北京打造成工业化的中心城市。


另一边是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建筑学家,他们坚决反对拆除古城墙,认为这是中国古都的瑰宝,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面对郭沫若一派的强势推进,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据理力争、四处奔走,却最终无力回天。


林徽因更是愤懑至极,撂下狠话:“现在拆墙,你们以后是会后悔的。”果不其然,四十多年后,北京市政府花重金重建了永定门,应验了林徽因的预言。


论战起,旧城何去何从


1949年12月,一场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改造这座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古都,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与会者中,有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建筑规划专家,还有远道而来的苏联顾问。


会议伊始,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首先发言。他环顾四周,语气坚定地说:“北京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周边地区的支持才得以维系。那些古老的建筑、高耸的城墙,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阻碍,而非助力。我的建议是,拆除城墙,将北京改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以此带动全国的工业化进程。”


巴兰尼克夫的言论一出,立即在会场引起了巨大反响。以郭沫若为首的规划局成员纷纷表示赞同。


在他们看来,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理应成为引领全国发展的标杆。而那些古旧的建筑和城墙,正是阻碍城市现代化的绊脚石。拆除城墙,建设新城,正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然而,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就是其中的代表。多年来,他们夫妇二人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奔走呼号,累计考察了上千处古迹,撰写了大量研究文章。


在他们心中,北京古城墙不仅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绝不能轻易拆除。


争论声此起彼伏,会议陷入了僵局。支持拆除城墙的一方,坚持认为这是促进北京乃至全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主张保留的一方,则力陈古建筑和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呼吁要尊重前人的智慧结晶。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


会议最终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从与会者的发言中,已经可以看出支持拆墙一方占据了主导。而梁思成、林徽因虽然据理力争,却也隐隐感到,这场关乎北京古城墙命运的论战,恐怕并不会如他们所愿……


四方共议,城墙去留难决


北京城市规划会议结束后,拆除古城墙的议题在京城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人们对于这座古都的未来规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北京的普通民众对于拆墙一事,反响颇为强烈。许多人认为,那些绵延数里的高墙,不仅碍眼,而且极不方便。每天上下班、办事,都要绕行很远的路,浪费时间不说,还时常堵车。一些市民甚至提出,与其让这些"老古董"继续占地方,不如拆了盖些新楼房,既能缓解住房紧张,又能促进经济发展。


北京市民的呼声,得到了不少基层干部的响应。一些负责城建的官员私下表示,古城墙确实已经不合时宜,拆除重建势在必行。他们还列举了一些其他城市的例子,说是拆了城墙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驻扎在北京的解放军部队,对古城墙也颇有微词。一些士兵还提到,每逢阅兵或者重大活动,都要在城门下低头,总觉得有失军人的威严。因此,不少将领也建议,应该趁早拆除这些"累赘",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对拆墙持支持态度。譬如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曾多次公开表示,古城墙已不适应首都发展的需要,应该拆除。他还亲自邀请苏联专家来京指导,希望借助他们的经验,加快北京的城市改造进程。


然而,主张保留古城墙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以梁思成、林徽因一次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要尊重历史,保护文化遗产。一些高校的建筑系师生,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力图唤起民众和决策者对古建筑价值的认识。


与梁思成夫妇一样,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建筑学家刘敦桢等,也纷纷撰文呼吁保护古城墙。他们从历史、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古建筑的不可替代性,呼吁决策者要慎重考虑,不能为了一时之利,而忽视了文化遗产的长远价值。


尽管反对的声音不断,但拆墙的呼声似乎更加强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北京要获得新生,就必须彻底告别过去,推倒那些古旧的建筑,在废墟上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首都。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虽然仍在四处奔走,却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知道,要说服一个几乎达成共识的群体,谈何容易。但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哪怕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人意……


夫妻并力,奔走呼号保古都


面对拆除古城墙的呼声日益高涨,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并没有放弃。他们深知,要扭转舆论的态势,说服决策者改变主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两人商定了一个长期作战的计划,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争取之路。


首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实地走访北京的古建筑和城墙,为保护工作收集第一手资料。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城门到那段城墙,仔细勘察每一处古迹的状况。梁思成手持尺规,为古建筑绘制详细的测绘图;林徽因则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每一个濒临破败的角落。


有了实地调研的数据,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开始撰写报告和提案。夫妻二人还特意制作了一张北京城的古建筑分布图,清晰地标明了每一处古迹的位置和现状,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城墙的价值,梁思成和林徽因还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和普及。他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向公众介绍北京古建筑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他们还组织了一些参观和实地考察活动,带领市民和学生走进古城墙,亲身感受那些古老建筑的魅力。


令梁思成和林徽因欣慰的是,他们的努力开始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一些原本对古城墙不甚了解的民众,在参观过后,也开始转变看法。


但是,这些努力和影响,与拆墙的声浪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拆除古城墙的决议越来越近,但梁思成、林徽因提出的保护方案,却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和采纳。


眼看希望渺茫,林徽因心中的怒火终于按捺不住。在一次会议上,她当着众人的面,对主张拆墙的官员们说:"你们现在一意孤行,不听专家的意见,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北京的古建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拆毁,就再也回不来了!"


林徽因的一番话,虽然掷地有声,却没能改变决策者的想法。会议结束后,拆墙的决议最终还是通过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万分悲愤,却也无可奈何。他们知道,这场为保卫古城墙而进行的战斗,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岁月流转,古城重现旧梦华


北京古城墙的拆除决议通过后,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心灰意冷,却也无力回天。随后的几年里,这对夫妻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雄伟壮观的城墙,渐渐化为一堆堆瓦砾碎石。先是永定门、宣武门等主要城门被拆除,接着,内城城墙、外城城墙也逐段铲平。曾经环绕京城的高大城墙,就这样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了。


尽管梁思成和林徽因为此深感痛心,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事业。夫妻二人继续考察、记录其他城市的古建筑,并为之撰写专著,出版书籍。林徽因还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借由小说、散文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对古建筑消亡的感伤。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北京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又一批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整个城区逐渐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曾经在城墙脚下信步闲庭的老北京,也渐渐适应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岁月就这样悄然流转,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年拆除古城墙的争议,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后,人们文化意识开始觉醒,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开始反思当年拆墙的决定,认为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破坏。他们呼吁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不能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许多市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签名、请愿等方式,向政府提出恢复古城墙的建议。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从历史、文化、旅游等角度,阐述重建古城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各方的推动下,北京市政府终于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以示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弘扬。2004年,新的永定门城楼落成,巍然耸立在原址之上。虽然这座城楼只是当年古城墙的一个缩影,但它的重现,却让无数人为之欢欣鼓舞。人们纷纷走进城楼,感受着古老建筑的气息,追忆着那段已经逝去的岁月。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夫妻二人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为保护古建筑所做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响和认可。而他们留下的那些宝贵资料和著作,也成为后人研究、复原古城墙的重要依据。


信息来源:北京城墙被拆往事:刘少奇让拆 梁思成要保留 新京报 2014年11月01日


Gunther@Gunther1766131:"几年前我陪几个国内朋友游北欧。看奥斯陆市政厅说不如中国小县城":  只要开口来比,就是底层人士,精神底层。

瑞典茉莉@SwedenMoli2017:关于中国人瞧不起欧洲。几年前我陪几个国内朋友游北欧。看奥斯陆市政厅说不如中国小县城,挪威山区小屋太旧为何不拆掉。我马上查到一个世界富裕国家排名:挪威位居第2,中国第76。第76名的居然看不起第2名的。人家基督教国家不炫富,他们更愿做公益基金。他们热爱传统,维护古旧建筑的钱不比新建房少。

浅薄的暴发户心理。他们不知道欧洲人就是热爱城市的古典风韵,不愿换新的。瑞典一般不允许五层楼以上的建筑,以免挡住别人的阳光。瑞典的建筑质量也非中国豆腐渣可比。 


谢选骏@xxj2040:湯因比承認,二戰後歐洲人重修城市而不是新創城市,説明歐洲已經沒落了——與此對比的是,希臘羅馬的戰後,都破舊立新了……從這種意義看,也難怪湯因比晚年寄希望於中國文明矣——因爲中囶拆掉了北京城!雖然,中囶還不是中國文明,只是中國的荒漠。


谢选骏指出:如果説中國民國(中囻)拆掉了北京“皇城”,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囶)所拆掉的,就是北京“民城”了!這個區別不可不知,因爲這很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就是“後清”;它拆毀北京民城,似乎是爲了報復中華民國拆毀北京皇城。從此以後,中囶就讓所有的人民都流離失所、喪失地基了。


2025年1月25日星期六

谢选骏:2024年總統大選的公然賄賂


《人们从伊隆马斯克的美国 PAC 获得 100 美元支票——即使他们没有签署请愿书》(国家世界Jackie De Tore 2024年11月25日晚上 8:12 MST)報道:


PAC 计划在 11 月 30 日之前寄出所有支票,那么如果你收到一张支票该怎么办?


宾夕法尼亚州约克——签署了伊隆马斯克的美国 PAC 请愿书、支持言论自由和持枪权的宾夕法尼亚州人开始收到他们承诺的 100 美元支票。


然而,有些人收到了支票,尽管他们说他们自己从未签署过请愿书,这引发了对数据滥用和欺诈的质疑。


家住约克郡斯普林格茨伯里镇的 Jeanne Fermier 表示,选举日当天收到“美国公司”寄来的 100 美元支票时,她感到很惊讶。


“我觉得‘这很奇怪’,于是打开一看,是一张 100 美元的支票,备注栏写着‘美国 PAC 请愿书’,”Fermier 说道。


马斯克于 10 月发起了美国 PAC 请愿书。在 X 上的一篇帖子中,马斯克邀请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签名,并承诺为签名者和推荐他们的人提供 100 美元。


如果您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您和推荐您的人现在将因签署我们的支持言论自由和持枪权的请愿书而获得 100 美元。


通过支持您已经相信的事情来赚钱!


优惠有效期至周一午夜。


— 埃隆·马斯克 (@elonmusk) 2024 年 10 月 18 日


签署请愿书的人不必承诺他们会投票给某个候选人,甚至不必承诺他们会投票。他们也没有得到投票报酬。他们只是必须登记投票。


费米尔说她从未签署过请愿书,也从未允许任何人使用她的名字。


费米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但她登记为“无党派人士”。她担心有人可能会得到这些信息,并认为“我可以为她报名并获得推荐费。”


在宾夕法尼亚州,选民登记数据(包括姓名、地址、登记状态和政治派别)可以从国务院以 20 美元的价格购买。费米尔已向宾夕法尼亚州国务院提出投诉。


她想知道是谁为她报名的,以及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谁签了我的名,并问‘你为什么认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可以的?’”她说。


FOX43 Finds Out 就此事联系了宾夕法尼亚州国务院和联邦选举委员会,询问这是否是选举舞弊。我们被告知,他们不会参与任何调查,调查机构将是司法部。


我们还询问了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是否有其他类似的投诉,他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任何事情。


欺诈,但不是选举舞弊


威德纳大学联邦法学院法学教授迈克尔·迪米诺 (Michael Dimino) 表示,费米尔的案件不是选举舞弊。


“这只是普通的欺诈行为,”迪米诺解释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试图从 PAC 那里获得一些钱的人正在实施欺诈,但并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 PAC。”


迪米诺澄清说,只要参与者在签名前已经登记投票,向选民支付签名费是合法的。


如果你收到支票,你该怎么办?


迪米诺说,任何收到支票但没有签署请愿书的人都不应该兑现支票。


“如果你没有签署请愿书,你就无权获得这笔钱,”他说。“但如果你签了名,兑现支票就没有问题。”迪米诺还认为,针对请愿书可能会有更多法律挑战,但他认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做。


他认为,大多数签署请愿书并获得支票的人都可以保留这笔钱。


费米尔说,她无意兑现支票,担心可能的法律后果。


FOX43 Finds Out 确实联系了代表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律师。我们询问他们是否听说过其他欺诈报告,或者他们能否找出谁在未经 Fermier 许可的情况下签署了她的姓名和地址,但我们从未收到回复。


如果您有想让 Jackie De Tore 调查的故事,FOX43 希望找到答案。在 Facebook 上给她发消息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FOX43FindsOut@FOX43.com。您也可以加入 FOX43 Finds Out Facebook 页面。


谢选骏指出:威德纳大学联邦法学院法学教授迈克尔·迪米诺 (Michael Dimino) 表示,费米尔的案件不是选举舞弊。“这只是普通的欺诈行为,”迪米诺解释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试图从 PAC 那里获得一些钱的人正在实施欺诈,但并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 PAC。”

我看——這個教授完全不懂,這很可能就是PAC自導自演的一場鬧劇,用來證明它自己的聲勢浩大!這不就是“2024年總統大選的公然賄賂”嗎?


東征紀事三部曲 (2050年的後真相時代) (謝選駿小説系列第70卷) Trilogy of the Eastern Expedition (The Post-Truth Era of 2050) (Volume 70 of the Xie Xuanjun Fictio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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