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太平军残部孵化了中國共產黨——太平軍的錢財孵出了毛大蟲

（一）

《太平军残部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人文中國》2024年9月23日）報道：

二次创业的太平军将领，自始至终就透露着两个字，“无奈”，充满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其结果早已注定，非你不忠，非你不才，只是天命已不在你。

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离天京陷落仅剩3年时间，政治腐败、军纪败坏、将领叛逃、军事失利，外加境外势力和清政府的联合剿杀，正所谓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但请看看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对一位太平军将士的采访，问：“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答：“不！天父会保佑我。”问：“如果你会被杀死，怎么办？”答：“无所谓，我的灵魂将升入天堂。”问：“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答：“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的功劳才能升天。”……问：“基督做了什么神圣的事情？”接着，这位年轻人准确地讲述了救世主为世人所付出的辛劳...（“诸如他降临世间，受尽磨难，并死在罪人之所，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刘晨）因此1864年天京虽然陷落，但太平军跟清政府的“相爱相杀”仍在继续。本文我们就通过几个太平军余部的代表性人物、事件作为视角来聊一聊太平军余部的故事。

天京事变的诅咒

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事业正处于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华北先驱周报》6月24日发表了美国公使随员访问天京的报告，甚至提到：“照现在的形势看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太平天国）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

结果被不幸言中。太平天国一贯奉行“首位淘汰制”，杨秀清坐上CEO，被韦昌辉不讲武德，偷袭；韦昌辉坐上CEO，被优化了；石达开坐上首位，被吓跑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能征惯战的精锐，死的死走的走。石达开的出走，标志天京事变结束，但天京事变留下的诅咒，却只是个开端，核心就是——权力的游戏。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为首的“坤哥派（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为首的地方派之间的矛盾，从始至终就没消停过。

就连危在旦夕的天京保卫战，一群人还想着挤兑李秀成，从而让斗争进入到了最后的疯狂。如果说太平天国高层还讲究“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要有修养”，那么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就如同战国时期的“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大家可以相互配合一致对外硬刚清军，关起门来抢地盘儿也一点不含糊。

1859年，李秀成部支持韦俊和陈玉成部来了一场“和州械斗”，双方参赛选手数量不详，但据清方报道说“杀毙数千人”。1861年，驻守苏州的陈坤书和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抢夺地盘在嘉兴城下直接展开火并；1862年邓光明和童容海，在杭州因战利品等问题展开火并，童容海占优，在杭州城内烧杀抢掠（《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寇难琐记》“先攻大关，与邓为难。焚掠数日，闯入城内，欲劫其珍宝财物，并毁其居，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后经李秀成出面调解，一人退一步，邓光明付给童容海一笔巨款，童容海带兵撤出杭州。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的玩儿。什么兄弟情义、战友袍泽，不存在的，只有“一切以火并为中心不动摇”。曾国藩、李鸿章都感叹：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曾国藩李鸿章奏为苏松太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减定额等事》）

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械斗火并，如此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毛焉能不败？终于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亡了。但内部的火并，仍在继续，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位主角——康王汪海洋。幼天王死后，太平天国群龙无首。此时太平军余部分为两部，北部赖文光部跟捻军整合，支撑到1867年；南部进入广东嘉应州。南部太平军头目是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

忠王李秀成族弟李世贤（1834～1865），在太平天国元老凋零时脱颖而出，与陈玉成、李秀成等一起受封五军主将，任左军主将。后进封侍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之一。汪海洋，安徽全椒人，从1864年2月起归李世贤统辖。按现在流行的话说，汪海洋属于典型的“站错了队”，跟着石达开远征本想奔个前程，结果啥也没捞着；回归天京后，蛋糕也被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分得差不多了，仅仅在“烂封王”时期混得个康王头衔。

这汪海洋作战骁勇，敢于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但对于那个时候的太平天国而言，他有且只有这一个优点。剩下的就是一百斤体重，九十斤反骨，心胸狭窄、不识大体、手段狠辣。天京陷落后，汪海洋随李世贤转战广东、福建一带，李世贤想的是东山再起，汪海洋想的却是如何做掉李世贤。天京陷落后的第二年春（1865年），左宗棠分几路大军围攻李世贤，汪海洋的目的就是坐等李世贤兵败。这就是所谓“不识大体”。李世贤被左宗棠打成残血，汪海洋成了最大的实力派。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可郁郁久居人下？对于李世贤部，汪海洋分三步走：能收编的兵卒分配到各军监管起来，形同俘虏；对于有影响力的部将，就罗织罪名杀掉，这就是剪除羽翼，比如李世贤的部将李元茂，就被汪海洋以“救护主帅不力”为借口杀害；李世贤侥幸逃生，出现在镇平（非河南镇平，系蕉岭县，旧称镇平县）。“最该死”的人没死，汪海洋只得好吃好喝供着，但一不对自己拒绝支援以及杀害其部将表达悔意，二不让李世贤旧部重归麾下。李世贤回来后，原先的部下向其控诉汪海洋对弟兄们的歧视和虐待。汪海洋得知，认为假以时日必生祸患，必须马上做掉李世贤，到时群龙无首，老兵们自然也没了念想。

他以儿子办满月为由，邀请李世贤吃席，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我们熟悉的“摔杯为号”，然后伏兵尽出，杀之。（诱杀的说法出自徐珩清，徐照寰《采访记》；一说是夜间刺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海洋前曾藉词不救李世贤，他怕李世贤治罪，初十夜，就乘李世贤夜睡，派人刺死。第二天，又杀王宗、天将、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营，诬称李世贤已降清，现来镇平复结羽，图为内应，故不得已而行此法”）至此，汪海洋不装了，摊牌了，凶相毕露，一面张贴告示污蔑李世贤暗通清廷，一面将处于监视当中的多名李世贤部将一并杀掉，主打一个先把人搞死，再把人搞臭的标准化“洗黑”流程。而且这并不是汪海洋第一次“作案”，在下黑手方面，他是个惯犯。早在1864年天京沦陷时，他驻军福建上杭，拥兵一百八十五队，每队五百人，共计九万（92500人）多人。他将一同驻军的黄金爱杀害，黄金爱是李秀成爱将，以军功封纪王，名声地位均在汪海洋之上，出于嫉妒以及夺权的需要，汪海洋全然不顾大局，将同袍杀害。李秀成的死，和黄金爱自然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那个时候的太平军将士们并不知情，因为汪海洋在黄金爱死后还给他扣了个大帽子，就是“卖国求荣”“背主无义”“害死忠王”，被谎言蒙蔽的太平军将士还留下了咒骂黄金爱的题壁诗，一代骁将可谓死不瞑目。（1976年在福建省上杭县南阳乡发现，其中一首写道：“卖国求荣太不该，背主无义黄金爱。昔日不闻杨松事，谁知天父眼恢恢。”另一首道：“上帝排定不可强，金爱害死李忠王。竟口扶清乱天国。谁知被诛在南阳”）有的手法用一次可以，再用就不灵了。汪海洋除了没有投降清廷，其余的可谓是坏事做尽。谋杀主帅已属不义，更兼造谣传谣，造成内部互相猜疑，兵无战心甚至纷纷叛降，为了维护自己“太平天国逼格第一人”的地位，汪海洋不得不以更为高压、恐怖的手段来对付部下。部下们表示：“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算逑！”他们开始成批地勾结清廷投降，汪海洋变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背后左宗棠正在步步为营围堵他。报应也是说来就来。据梅州人民传说，那时候汪海洋为了保护自己，玩得一手“影分身”战术，出行必有七个经过化妆后，形象与他一模一样的替身相伴，让外人无法辨认。（这段来自《内讧与太平军在嘉应的覆灭》一文，其他的太平天国专著中无记载）然而别人不知道，一起打仗的同袍知道。

在一次与清廷的武装冲突中，汪海洋进攻的情报早已被左宗棠的“线人”奉王黄明厚泄露。清军早有准备，汪海洋又祭出他的“影分身”大法，又一名降将丁太洋告诉清军是“顺数第三个”，清军集中火力专打汪海洋，他调转马头想撤，可惜枪多快啊！子弹直接从后脑打入，从额前眉骨穿出，当场阵亡。（关于这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汪海洋传》中仅记载“海洋见攻敌人不下，下令不攻破不回城。在激战中，中弹从左偏穿出两眉间，立即坠马，比舁回州城，已气绝身亡”）仅三天，清军风卷残云，南部嘉应州太平军全军覆没。

二次创业的无奈

天京陷落后，像汪海洋那样手里攥着军队的实力派终究是少数，大多是被打残了的，甚至打成了光杆司令的，这样的太平军将领就不得不“二次创业”了。本文的第二位主角，“创业者”——遵王赖文光。

赖文光，太平天国里的老广西，可谓文武双全，跟随陈玉成在江北作战，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合肥），赖文光和陈德才等远征西北招兵买马，他的亲笔自述里说：直进武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由郧阳而进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陈玉成被俘时，赖文光星夜出潼关劫囚，结果清廷先一步凌迟了陈玉成；天京保卫战时从汉中回救天京，终究又迟了一步。天京陷落，江北太平军溃散，扶王陈德才服毒自尽。   

一起并肩作战的赖文光却没有绝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复国！复国大计最重要的是，人。人在哪？一年前，僧格林沁在安徽蒙城、亳州镇压捻军时，一顿烧杀抢掠，很多人无家可归，和清廷怀切齿之恨，这一票人马由张宗禹等人率领归入了赖文光麾下。

赖文光将新整合的联军以太平天国军制加以编练，融合捻军马队的强大机动性，逐渐摸索出一套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打法——我为主动，敌为被动，把清军拖疲惫、拖累、拖垮，然后寻机会决战、歼灭。

最著名的战例就是赖文光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部，整个战役长达五个月。赖文光以三个月的时间拉着僧格林沁从河南一直跑到山东，有时急行军几天，一走就是上千里；有时和僧格林沁在数百里内盘旋打转。僧格林沁如果停下，赖文光就佯装攻城，让他不得不继续。好容易追上了，赖文光一打就跑，根本不纠缠。三个月高强度的行军，加上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僧格林沁军的身心耐受力到了极限，步兵就不说了，骑兵也到了举不起缰绳的地步。

终于，在曹州府，赖文光不跑了，他派出三个小队边打边撤，僧格林沁追到一处柳林里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可惜的是为时已晚。

僧格林沁惨遭赖文光蹂躏，全军覆没不说，自己也被太平军的童子军张皮绠砍死。

然而随着1865年底，李世贤、汪海洋的南部嘉应州太平军覆亡，清廷腾出手来专心对付赖文光、张宗禹等人，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任何计谋都无济于事。面对赖文光的运动战，李鸿章的打法是利用水文为依托筑长墙，加派重兵把守，逐步挤压赖文光的活动空间。淮军有五、六万人，全使洋枪洋炮，还有独立的炮兵营，加上各省征兵协助淮军防守，本就实力悬殊，还丧失了运动战的优势，最后赖文光在扬州被清廷俘获。处死前留下一句：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予惟一死以报邦加，以全臣节焉！

相比太平余部内部火并的荒诞，二次创业的太平军将领，自始至终就透露着两个字，“无奈”，充满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其结果早已注定，非你不忠，非你不才，只是天命已不在你。

大洋彼端的余辉

权力斗争、天国复兴那是高层才配去思考的，底层往往就是三个字——活下去。造反被抓就是掉脑袋，国内是肯定不能混了，咋办？那就“润”。1865年，一伙太平军余部从福建漳州突围。为躲避清兵的追杀，太平军残部不少官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隐瞒身份，卖身去国外当苦工，比如当“契约矿工”，据称有大约三万太平天国官兵选择了“润”。“契约矿工”，那是高情商说法，低情商说就是“卖猪崽”。1867年，有一伙太平军经过几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来到了南美秘鲁的伊基克地区。他们来到伊基克后，就被卖给了当地的矿主，主要从事挖掘鸟粪和开采硝石的营生。这支流落到异国他乡的原太平军，面对南美资本家的折磨和压榨，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猪崽”。他们每天劳作长达14个小时，还得忍受矿主打骂、虐待，简直不如当初留在国内挨一刀来得痛快！太平军弟兄有活活累死、病死的，也有精神崩溃跳崖自杀的。   

然而他们的生命转折出现在1879年4月，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之间爆发了战争。

双方作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这一地区的鸟粪和硝石矿藏，这场战争因此也被称为“鸟粪战争”或“硝石战争”；也称为“南美太平洋战争”。不知道那群太平军看到打仗是何等心情？也许在他们眼里，打仗比干苦力来得要舒服的多。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被压抑了许久的数千名原太平军怒值暴涨，他们又一次发动了起义。这些太平军余部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碌为领袖。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造反！从血与火里滚过来的太平军太熟悉这套流程了。他们烧毁工棚，打死矿监，夺取了采矿公司存放的军火。“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一边和秘鲁、玻利维亚军队周旋；一边联系智利军队，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与玻利维亚军队。

智利方面一看还有这种好事儿，立刻表示欢迎。智利总统承诺，只要太平军帮他们干架，智利政府将同意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加入智利国籍；事成之后伊基克将交给太平军及其家属来管辖。双方一拍即合，太平军成为智利军队中有名的“褐衣军”。1879年6月，“褐衣军”按智利方面的要求，再次拿起武器。逆天改命就在今天！他们手持太平刀等武器，对波内达要塞的秘玻联军展开了激战。几番攻势下来，“褐衣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除了消灭和俘虏许多敌人外，他们还夺取大量军用物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让“褐衣军”一战成名。后来，原太平军还配合智利军队，参与了莫克瓜战役、塔克纳战役和阿里卡战役等，彻底打败了秘玻联军。由于太平军骁勇善战，帮助智利占领了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太平洋沿岸的全部硝石产地，并最终取得了“硝石战争”的胜利。战争结束，为酬谢太平军余部的战绩，智利政府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宣布当地中国人是“完全自由的智利人”。原太平军官兵在解除武装后，甘愿融入当地社会，做平平常常的百姓。尤其是在智利城市伊基克，将近1/4的当地人口拥有华人血统，据称他们大多就是当年太平军官兵的后裔。   

我参考的这段故事来自一篇名为《太平军余部参战在南美》的文章，其实我最早是在2014年的一档历史脱口秀节目中听到过类似的说法，留下了一些印象，这次写文案的时候便特别关注了一下。关于这段故事，我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来自一篇发布于2010年12月的，名为《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国士兵》一文，官方参考资料出自何处尚不得而知，那就只能参考公认的史料中与之矛盾的部分，来对其证伪。 

首先，史式先生《太平天国止于何时》一文中表示，太平天国革命止于何时，学者一般有1864年天京陷落、1868年西捻军魂归徒骇河、1869年西捻军余党出皇安民告示、以及1872年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败于黔东的牛塘这四种说法，并对此四种说法展开讨论。但并没有提到1879年参加硝石战争的“褐衣军”太平军余部。

《罗尔纲全集》《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等太平天国专著中，对于太平军余部的记载大体分为远征西北和南走赣闽粤这两波，没有南美太平军这部分任何记载，清廷那边也未有提及。

或许是清方故意删除烧毁此部分史料，又或许是早些年学者们没有足够的史料参考。既然太平军在智利做出如此壮举，智利方应该会有记载，我再来查查。《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述评》 《苦涩的劳作——巴奇卡鸟粪矿场中的中国苦力》《从被蔑视到被尊重——智利华人华侨历史探析》《智利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探析》《智利华人社团的发展历程、特点与趋势》以上这五篇文章中，对这段时期都有着大致的记载。《太平军余部参战在南美》原文中提到1865年，大约3万太平军余部卖身国外。1867年到达南美伊基克地区挖掘鸟粪和开采硝石。

根据目前的资料，真实的情况是：1847年，第一批中国苦力被卖到古巴，开启了华人移民美洲的历史；1849年，75名大清国民以苦力身份卖到秘鲁；而中国人在智利的最早出现是在1850年，共计约60人，由于当时智利禁止苦力买卖，那么这批华人很有可能是从秘鲁过去的；此后，直到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关于智利华人的文字和史料记载他们的生存状况。

再看，“1879年4月开始，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之间...爆发了南美太平洋战争”。数千名原太平军成为了智利军队中有名的“褐衣军”。

战争结束以后，为酬谢原太平军余部，智利政府兑现承诺，宣布当地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的生活在当地。咱们都知道，“南美太平洋战争”结束于1883年，然而在智利1885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华人总人数也才1164人。

早在1893年在智利就已经有一群中国人创建了名为“智利智京亚洲会馆”的华人社团，此后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两个甲子，130余年，屹立不倒。如果太平军余部真的为战争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又为智利华人争取到了如此优厚的权益，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与之相关的记录。其实2010年那篇文章里面的错误就更明显，里面记载的“硝石战争”爆发的时间居然是1867年（实际是1879年）。那么“南美太平洋战争”期间智利华人的真实境况是怎样的呢？

西班牙殖民时期，大批印第安土著被杀害，为了开采当地矿产，殖民者开始从非洲和亚洲购买廉价劳动力。这是当时的外部环境。

再看国内，经过鸦片战争和与太平天国的内部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战争的直接死亡、农业减产带来的大面积饥荒、贫穷以及疾病，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华人“苦力”被卖到拉丁美洲的高潮就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其中以去往古巴和秘鲁的人数最多，他们大多数是被以欺骗和绑架的方式卖到海外的。   

据记载在1849年到1869年间，有四万华工被运抵秘鲁；1870年至1874年另有四万多苦力抵达秘鲁，他们全部都被安排在鸟粪矿厂、铁路公司、糖厂。

他们从广东和澳门地区登船，据马蒂内特(Martnet）记载，1876年有将近十万名（97629）华人前往美洲，其中13%的人（12704人）死于途中，可想而知旅途的条件非常艰苦。因此时常会引发严重的暴乱。比如，1874年一艘前往秘鲁的意大利商船上，载有40名船员，663名华人苦力，以及8000箱可燃物品。航行两天后，船上的翻译将华人意图控制商船的密谋告诉了船长，船长立刻将船上一半的苦力关进了仓库，以平息事态。然而，到了第二天，留在甲板的另一半苦力手持棍棒、船桨和对方的手枪进行了一场混战。苦力们使出一招声东击西，在船头放了一把火，意图将救火的船员引至抽水机处，伺机营救被关押在仓库的同伴，增加战力。结果计谋被船长识破，不仅没有安排船员救火，反而立马和部分船员坐着救生艇逃了...留在船上的医生、翻译和伙夫都设法阻止火势迅速蔓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8000箱可燃物品么，水火无情，很快就发生了爆炸，将近700人全部丧生。

顺利到达秘鲁的华人劳工境况依旧悲惨，许多在庄园工作的劳工都带着手铐和脚链，不少人背上都能看到鞭子留下的伤痕，身上穿着的是露出头和双臂的麻袋。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服鸦片自杀，有的人上吊，有的被鸟粪砸中活埋、还有许多人跳崖并淹死在海里，长期受到秘鲁压迫的华工积怨已久，1879年“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智利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帕特西奥·林茨发现并解救了一批华人苦力，大约有1200-1500名华工自发加入了智利军队。他们在战争中帮助智利军队从事一些后勤工作，比如运输物资、看管设备、救治伤员、搜集情报、担任信使等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智利华侨华人的源流变迁和历史贡献——<智利智京中华会馆 120 年简史>述评》）战争结束后，华工已遍布伊基克，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加速涌入智利，并开始了组织化建设。1893年，智利的华人组建了智利历史上首个华侨组织“智利亚洲会馆”（现智利智京中华会馆），并发展至今。《智利智京中华会馆120周年简史》中写到：“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中国苦力没有直接参与作战。尽管也有一些智利和秘鲁的史学家认为，中国苦力组织了一个武装部队，号称‘中国旅’。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和史料证实这只‘中国旅’的存在。只是有当时智利的报纸记载，智利军方给这些中国苦力分发了军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普通的战士参加战斗。因为可以想象他们的语言，和对智利军队装备的陌生，很难成为常规军的一部分。所以，周麟先生也指出，没有找到原始资料证明中国人以士兵的身份参战，只是在战败方的秘鲁有些文献记载了中国人的参战。也许，秘鲁方面所指的参战，是因为这些中国人穿上了智利人的军装，在军队的征战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还有个说法“1880年11月，一位才华突出的华工叫秦丁·秦达纳，带领1500名华工加入智军，组成‘火神营’，参加1881年1月圣胡安战役和米拉弗洛斯战役，英勇作战，被智利人称为‘东方的斯巴达克斯’。”（温贝托罗德里格斯《秘鲁的苦力华工》）以上便是这段故事的原貌。《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四处逃荒，汇合成巨大的流民群，使流动人口的压力增大，加速涌向海外谋生。还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等农民革命运动在遭到失败后，不少起义战士流亡海外避难，被迫充作苦力。在移入古巴的契约华工中间，就有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起义农民。”或许加入智利军队的那数千名华工中，真有太平军余部的将士，他们将太平事业未尽的遗憾，带到了大洋彼岸，重新探索、奋斗，就如同他们当年投身革命的初心，一切都只为了，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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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Damir Galaz-Mandakovic，Trabajo Amargo，“Los coolies en la guanera de Paquica: enclave industrial en el siglo XIX，Tocopilla，Chile”，Firs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Seminar“Chinese Migration in Chile and Latin America”，Santiago de Chile，April 20,2018．

（二）

網文《太平军残部是否曾威震南美，在南美留有后裔？用史料还原真相》報道：

“假的传多了，就会被人当成真的，因为很少有人探究真相。这则故事就是网络流行的“太平军残部在威震南美，并在南美留下30万后裔”，而且有名有姓，有图有料，有时间有地点，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史料”，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历史片段，还是确有此事呢？假的传多了，就会被人当成真的，因为很少有人探究真相。近两年网络曾流传着一则令人“信服不已”的故事，这则故事经过很多人转发编辑，于是故事就成了“史料”，被人引用。这则故事就是网络流行的“太平军残部在威震南美，并在南美留下30万后裔”，而且有名有姓，有图有料，有时间有地点，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史料”，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是历史片段，还是确有此事呢？

故事回顾

从近两年网络发表的关于“太平军残部在南美作战”的资料，综合这些自媒体文章，文章基本都是一个故事，只是文字多少而已。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则故事：1862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手下一万多名福建籍太平军，以及他们的亲属，以“契约劳工”身份，坐上一艘南美的船只，然后到了秘鲁伊基克，这些太平军残部在秘鲁从事挖鸟粪及开采硝石工作。当时的秘鲁生活条件恶劣，劳动环境更是非人生活。这些太平军华工在艰苦环境劳作，让他们痛苦不堪。1866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因为硝石发生了“硝石战争”，正在劳作的太平军华工们，立即响应智利军队的号召，配合智利军队与秘鲁军队作战，并多次打败秘鲁军队。智利取得战争胜利后，为了感谢太平残部的支持，智利就把伊基克送给这些太平军残部，让他们建立自治镇自行管理。但太平军拒绝了这个好意，只想脱离非人生活，于是这些太平军残部选择留在伊基克生活，并融入当地社会。故事结尾都有一个结果。这则故事最后说现在伊基克有30多万人是太平军残部的后裔。故事听起来很振奋人心，的确有华人在国外长脸，而且为太平天国续命，既是幸事又是一种光荣。

纠正错误

如果看完这则故事，有时间有地点也有人员，很多人会相信这是一段“历史资料”。但对照这则故事，我们再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却有很多错误，而且“驴头不对马嘴”，让人难以相信。

从时间上看，太平天国亡于1864年，为什么太平军残部在1862年就跑到海外了呢？难道是太平军逃兵。但从史料记载看，太平军没有一万多名的福建籍逃兵。而1862年的李世贤正率领太平军在浙江与清军奋战呢。后来李世贤的确率部转移到福建境内，但并不是1862年，而是1864年10月。显然在历史时间上，这则故事就与历史不符合。

另外，南美的“硝石战争”发生时间并不是1866年，而是1879年，从历史战争的时间看，就相差了13年。而从南美国家历史记载看，1866年，智利根本没有与秘鲁及玻利维亚发生战争，但智利与玻利维亚还因边界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在“硝石战争”之前，智利与秘鲁有13年的友好和平时期。何来1866年太平军残部痛击秘鲁的事呢？

真相是这样：1879年，智利挑起战争，并出兵攻占了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港口，因秘鲁与玻利维亚是军事同盟关系，既然智利攻打玻利维亚，秘鲁就参与了战争。于是秘玻联合与智利干，但两国也没能打过智利，1883年秘鲁与玻利维亚联军战败。

从人员看，当时的确有中国劳工到达南美，但在伊基克的华人并非来自福建的太平军残部，而是广东中山的劳工，大约有七百多人。因此，把广东劳工说成太平军残部又是一个错误。

从环境看，19世纪时，当中国的“契约劳工”被贩运到南美时，他们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死亡率达75%，平均算下来，华工在南美劳动五年就死亡了。即使有太平军残部参加“硝石战争”，那么从1866年到1879年这13年间，有多少人还能生存下来呢？太平军也是人并不是神。

从数量上看，对于“太平军残部横扫南美”故事，后来还把留在秘鲁伊基克的太平军后裔说成30万之多，但据2014年的统计资料看，伊基克总人口只有25万，何谈30万呢？

历史真相

那么在秘鲁伊基克劳作的华工参加“硝石战争”了吗？秘鲁学者温贝托·罗德里格斯曾于1977年写了一本《秘鲁的苦力华工》的书，该书揭开了秘鲁华工参加“硝石战争”的一些真相。

据记载，从1849年到1874年，先后有10多万华工被骗卖到秘鲁，从事艰苦的劳动，与当年非洲贩运黑奴并无两样。罗德里格斯在书中说，秘鲁的工作环境“就是无边地狱，华工的血汗使山谷中河沙暴涨！”1870年9月，在贝蒂比尔卡谷地“阿拉亚种植园”劳作的华工们，不堪忍受种植园主的非人生活，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其他种植园的华工也响应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反抗队伍从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1500人左右。起义的华工砸毁了很多种植园，这些起义的华工还攻打帕蒂比尔卡和巴朗卡两处重镇。秘鲁政府很快组织人员进行镇压，不久这场华工大起义被镇压下去。

1879年，智利发动了“硝石战争”后，那些活下来并继续在种植园劳作的华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们以为智利会帮他们从这种非人生活中解放出来。因此，智利军队向秘鲁首都进攻时，很多华工跑来协助智利参战，当时华工志愿军人达到两千人，这些华工被智利军队编为“火神营”，在作战中有一个带头的首领叫金廷·德拉金塔纳（华工），罗德里格斯在书中赞扬金廷，认为他是“东方的斯巴达克”，而且他精力充沛，能够鼓动华工积极参战。

1881年2月13日到2月15日，智利与秘鲁发生了圣胡安战斗和米拉弗洛雷斯战斗，两次战斗中，华工都英勇忠诚的参加战斗，华工的英勇精神感染了智利士兵，他们还编了歌曲赞扬华工军人。

但战争结束后，华工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及美好生活，智利军队居然违背诺言，战后把这些华工军队抓了起来，并戴上镣铐送到边境地区从事硝石生产，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式的劳动。当时智利军队的指挥官西奥·林奇曾在他的回忆录说了实话，他说智利军队获胜后，曾和当地秘鲁种植园主协商，把逃亡的华工归还给种植园主。虽然智利取胜了并占领秘鲁，但他们需要这些上层种植园主的支持，还想从华工的艰苦劳动中获取利益。

对于太平军残部在横扫南美的事，纯粹是后人根据这则史料编撰出来的演义故事，即使有太平军残部也并不是多数，可能有的华工曾经参加过太平军，但并不是所有华工都是太平军残部。

谢选骏指出：人説——太平军残部与“南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我看按照這種“革命傳説”的思路，“太平军残部也創造了中國共產黨”，否則的話，共產黨爲何以太平軍的繼承人自居？儘管他們在掌握政權以後就背叛了革命、建立了“後清黃俄專政國”——詭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鮮卑獨孤汧@zunwangrangyi Replying to @xxj2040：太平軍的錢財孵出了毛大爺。——湘軍淮軍從南京搜刮了大量財物帶回家鄉興學，近現代湘皖所出人才明顯多於其他地方，這是得了太平軍的絕業。

《毛泽东如何评说太平天国人物》（2014-6-16 龙翔五洲盛巽昌、李子迟|《天国的真相——向你揭秘一个真实的太平天国》）報道：

摘要：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他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领袖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谈话。 1851年爆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长达14年（他的余部则坚持活动了21年），蔓延当时关内18个省。

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他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领袖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谈话。

1851年爆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长达14年（他的余部则坚持活动了21年），蔓延当时关内18个省。太平军狠狠打击了清王朝和帮助清王朝的英法在华殖民势力，为中华史册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毛泽东很熟悉太平天国，他是把太平天国放在伟大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天平秤上，作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前驱者来论述的。

早在1945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演说中指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1841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13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435—436页）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几年后即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为北京天安门广场所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主体内容。

应该说，太平天国的人和事，给了毛泽东很多的启发和借鉴。早在1944年11月，他就写信与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太平天国的确是一部历史大书，毛泽东充分运用他丰富的知识和理论，从中汲取精华，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精神遗产。

“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毛泽东对于太平天国领袖、创始人洪秀全有很高的评价。

洪秀全出身农家，没有中过科举，他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登高一呼群山应，掀起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

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宏论开篇就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469页）

在这里，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当作是在封闭的中国开始冲出中世纪、寻找西方真理的第一个思想家和实践家；而且首先将他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驾齐驱。他的评价是适当的，也是很高的。

毛泽东的这条思路，在晚年仍在延续。

1970年，毛泽东在批判陈伯达“天才史观”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就所谓“天才”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就此他又一次举例：“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这次又是把洪秀全和孙中山并列，而且定位为几千年中国史上出现的伟大人物。

当然，毛泽东是从推动历史进程、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来评估洪秀全的；但对洪秀全个人的错误，也并不护短，而作以切实的解剖。

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与学员讲授《农民问题》时，其中就太平天国运动，对洪秀全进行批判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该所旧址纪念馆1983年版，第100页）类似这样的话，后来他又谈及过。

“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

太平天国前期实际领袖东王杨秀清，出身烧炭工人，从小就失去父母，艰苦度日，锻炼了顽强的意志；又因为长期从事集体劳动，在实践中养成了卓越的组织能力。

毛泽东很欣赏杨秀清，曾把杨秀清列为虽未读书、但却很有才干的领袖型人物。

1964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就统一领导的问题，以太平天国故事为例，指出：“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70页）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拜上帝会重要组织者冯云山被官府逮捕；洪秀全为了营救他，离开广西桂平山区拜上帝会大本营，赴广东找人打通关节。这样一去，拜上帝会因为群龙无首，人心有所涣散。正在此时，作为拜上帝会普通一员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就假借所谓“上帝”附身传言，要大家团结，稳定群众情绪。几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广西，发现拜上帝会组织比前更为壮大，会众斗志也更激昂。但比洪秀全年轻11岁的杨秀清，也因此为会众拥戴，成为颇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但他们仍拥护洪秀全为最高领袖。

这样，一个是众向所望、拥有实权、又可以代上帝传言的实际领袖、当地头领；一个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最高领袖、思想灵魂。天有两个太阳，这就潜伏下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分配再分配，必然发生内讧。这里，毛泽东就点出了杨秀清初露头角的才智、能耐，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都是洪秀全所不能胜及的。

“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也颇感兴趣。他曾多次谈及石达开。

1929年秋天，菊花盛开。毛泽东来到刚为红军所解放的闽西南的上杭检查工作，休憩时与当地苏维埃负责人傅柏翠就赏菊谈起唐末黄巢的菊花诗，联想到农民英雄还有石达开也能写诗。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不可能在青年时未读过梁启超、高旭所炮制的石达开诗。因此他说：“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黄巢也是英雄，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解诗。’很有道理。”

这时，毛泽东刚读过晚清时所修的那部《上杭县志》，因而又谈及石达开因与洪秀全不合离军出走，1859年他的部队路过上杭的旧事。他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国宗率数万人攻上杭城，城也攻不开。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军比当年清军弱，而是我们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福建党史月刊》1996年第l期）

石国宗就是石达开本家兄弟石镇吉、石镇常，他们是石达开远征的偏师，由江西入闽西，占领连城、龙岩，就是上杭城没有攻下。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是颇熟悉的。

因为毛泽东对石达开故事熟悉，故能对石达开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他说：“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但是他对敌人的话是轻信了。这使他吃了大亏。……一切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对敌人抱有幻想，这是可悲的事。”（魏巍：《地球上的红缎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毛泽东满有兴味地看了立在路畔旧时地方为石达开败亡所立的石碑碑文，然后向战士作介绍说：

“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围：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吴洁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6页）

毛泽东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又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石达开的失误。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分析得当，胸中早有成竹。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均抱有很大的幻想，想把红军当做“石达开第二”，消灭在大渡河畔。他们哪里知道，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成功地渡过了大渡河。

也就是在红军到达安顺场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开始了调查。当他得悉当地有一位83岁的宋大顺，系前清秀才，当年曾目击石达开军败亡情景，就连夜将他请来，张灯长谈。

毛泽东向他请教石达开当年如何失阵落马，并仔细询问了与石达开失败有关的许多细节；然后他又反复思索和分析了种种导致石达开悲剧的因素。前车之鉴，他是很善于从历史故事里寻找准确答案的。

在送走了老秀才之后，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领导人一起开会时，很有把握地指出：“72年前翼王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党史博采》1995年第2期）

接着，他又同红军将领作了准确、全面的分析，拟定了可行的战略部署，使英勇红军强渡大渡河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

“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

对太平天国后期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陈毅等人陪同下，在南京博物馆参观了太平天国常州守将志天义陈志书所铸的大炮等文物后，又游览了南京东郊风景区。他们在紫金山参观天文台时，来到了山的西峰。陈毅提议说：“这里是当年太平军和湘军激战的天堡城，主席是不是上去看看？”

登上天堡城，俯瞰南京城，毛泽东提起了诸葛亮概括金陵形势时对孙权所说的“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他说：“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军与曾国藩血战，坚守了两年多，真不容易。假如洪秀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吴晓梅：《毛泽东视察全国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页）

尔后，毛泽东一行又特地驱车来到山下龙脖子附近城墙，即1864年7月19日湘军首先陷城处，凭吊在此牺牲的太平天国将士，还听了陪同的文史专家朱楔对那次激战的介绍。当天京城破时，湘军拥入，李秀成护着幼天王登上城里清凉山，到了夜晚，突然下山，就选择自清军首先突破城围的太平门冲出去，突围是成功了。

毛泽东听了后，连连称赞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出敌不意。盖此时清军大部队已从这儿冲杀进城，其余清军则必忙于对各段城墙猛攻、堵截，破城处反而成了清军的一处薄弱点。（《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3期）这次成功突围的指挥者就是李秀成。在这里，毛泽东称赞了李秀成。

毛泽东对李秀成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他青年时熟读《曾文正公全书》，从中必然知道李秀成的故事。爱读书的毛泽东，当然也读过当时传抄的，如《中国近世秘史》所载的《李秀成供词》。因而当1964年他在读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后，就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写了批示：“白纸黑字，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10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后来，《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选编，编辑了蔡尚思、吴泽教授分别论述李秀成的一些意见。如蔡尚思说，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这里的线，指的是他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毛泽东提出，要认识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他为此还作了批语：“此文有些道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这也是一家之见。但是，毛泽东却把它视为政治课题。他或是想，从太平天国和李秀成的故事里寻找些若干答案吧。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毛泽东也颇为注意。1975年12月，他在病中读书时，人们发现在他床上所翻开的太平天国史籍，其中有一册就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我看難怪此人只會弄權，鼠目寸光、毫無遠見。所以説，太平军残部孵化了中國共產黨——太平軍的錢財孵出了毛大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