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观真的“普世”吗》（STEVEN ERLANGER 2023年9月28日）報道：
本文来自雅典民主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的特别报道。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西方被颂为自由民主对威权共产主义的胜利，这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世界已经到了所谓历史终结的讨论，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好坏，自由民主是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默认设置。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强调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被联合国奉为圭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它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换句话说，它被广泛接受，以至于无需证明。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自由民主似乎在文化、宗教和种族问题上正堕入激烈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在被全球视为典范的美国。
这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卫民主联盟主任劳拉·梭顿的观点。
“文化两极分化是件大事，但民主却没能解决问题，”梭顿说。她是本周在希腊雅典民主论坛上发表演说的嘉宾之一，该论坛是与《纽约时报》合作举办的。“人们觉得这个体系腐败，金钱的影响力太大，存在精英俘获——这个体系不能推动个体的进步”，或者说曾经可以，现在不行了。
而世界上的所有威权领导人无论多么追求自身利益，都认为更严格的控制和“共同体”能提供更多更快的发展，给普通人带来更大利益，即使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声音被纳入更大的集体利益之中。
无论是在俄罗斯、中国，还是在非洲甚至欧洲的部分地区，专制领导人和极右翼政客都可以辩称“今天看来，民主是一团糟，效率低下，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梭顿说，“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威权政府来让人们摆脱贫困，他们认为社会的健康、增长和繁荣比个人的权利更重要。”因此，地缘政治又回来了，尤其是在华盛顿的霸权日益受到挑战之时。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表示，西方民主国家推动的经济理论“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这些理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并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
“我们错了，”他在今年的一场辩论上，以及随后在意大利切尔诺比奥举行的年度国际经济会议安布罗塞蒂论坛上的一次谈话中说。“规则是美国制定的，但旧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破裂，很难修复。”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提到民主。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冈特拉姆·沃尔夫指出，《联合国宪章》确实描述了普世价值，尽管威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人权应该更多地从整体上去理解。“民主可能是一个西方概念，”他说。“但这也是东方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希望拥有的东西。”
他还说，讨论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不满是一回事，这些不满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这种辩论也会被一些独裁者利用，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权力，避免与争取自由的国内民众发生冲突。”
德国高级外交官托马斯·巴格在《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就连对198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释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傲慢的。那一年也代表了后苏联国家主权的回归，这意味着它们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价值观，或者对自由民主国家所接受的价值观持不同意见。
例如，在匈牙利，对“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拥护对法治和司法独立构成了重大挑战，更不用说对欧盟决定的权威性构成的挑战了。波兰也拒绝了日益世俗化的布鲁塞尔定义欧洲价值观的努力，认为建立在主要宗教传统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更为重要——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波兰人坚信婚姻必须只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
这是伊万·克拉斯蒂夫和斯蒂芬·霍姆斯在《失败之光》(The Light That Failed)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尖锐论点，他们在书中描述了新的民主领导人在刚刚摆脱苏联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加的束缚后，又犯下了“模仿西方化”的错误。他们认为，结果是一种广泛的政治怨恨，以及对民族身份和尊严的重申，以及对自由民主和被视为强加给本国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强烈抵制。
1989年，西方也普遍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将走向更民主的自由主义。只有允许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自由，中国才能保持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存在极大的偏差——无疑是言之过早了。
作为回应，在1959年至1990年期间担任新加坡开国总理的李光耀反对普世价值的理念，声称亚洲或“儒家”价值观同样有效，这种价值观更强调家庭和社区，而不是个人权利。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观点是在为人们普遍视为的新加坡家长式作风和高压政府辩护。但这也是对许多人眼中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回应，这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老一辈传教士努力使世界皈依基督教的延伸。
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威权领导人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常说，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而亚洲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普世的。
这是中国热切支持的一个论点，它以共产党及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所定义的安全和集体利益为名，越来越多地压制个人的言论、集会甚至行动的自由。
中国重塑国际体制的行动引发了与西方的明确对抗，除此之外，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的多米尼克·莫西说，这其中还关系到一种情感上的强烈怨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在戴维营与拜登总统见面时，中国外长王毅在中国发表讲话时说，“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你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
王毅说，西方人分不清亚洲人谁是谁，并告诫“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他呼吁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与中国合作，“如果中日韩三国携手合作的话，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同繁荣，振兴东亚，振兴亚洲，造福世界。”
在莫西看来，中国是在扬“地理价值观”、抑“价值观地理”，日本和韩国则代表着亚洲西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专家陆克(Philippe Le Corre)说，从文化角度的论证现在不像效率角度那么普遍。这家智库就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中国人近年喜欢说，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的民主，而且由党来挑选最佳领导人可以避免出现某些国家那样“投票选择脱欧或选上唐纳德·特朗普或走向极左或极右”。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一些知道如何掌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陆克说。但是近来随着经济放缓、新冠防疫政策受指责和党内领导层出现突然的、未加解释的人事变动，中国的体制似乎显得比较脆弱。“我们的民主不完美，但至少我们有透明度，”他说。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完全没有”。
中国人和像新加坡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这样的知名亚洲知识分子经常指责他们的批评者把人权问题当武器，假装在论证自由和普世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运作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
这一看法目前在全球南方得到了更多支持。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全球南方认为应该摒弃当下由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多边全球秩序，转向一个更多元、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要承认世界已经改变，新的势力已经崛起。
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不满，穷国被迫承受更高的食物和能源价格。印度外交官希夫尚卡尔·梅农在2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写道：“许多发展中国家怀着疏远和愤恨的情绪，在它们看来，乌克兰战争和西方与中国的对抗背离了那些紧迫的问题，如债务、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的影响。”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近日决定邀请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六个新成员加入，充分体现了这种不满情绪之强烈。其核心是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尤其是让华盛顿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施展巨大影响力的美元。
金砖国家的扩张，现在看来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但在这六个国家加入后，该组织将包括37亿人口，占了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此外它的民主成分也将大幅减少——这个由中国主导的组织引入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全部加起来共有六个民主政体、两个专制政体、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一个神权政体。
除了中国以外，这些国家财力上都相对较弱，但它们认为自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反对西方对国家行为规范的阐释——也就是反对西方对普世价值的认知。
“许多发展中国家踊跃加入金砖的现象，不只是体现了中国的价值中立全球化的吸引力，也体现了西方国家没能建立起一个更包容的国际秩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牛犇(Neil Thomas)在邮件中说。
欧洲议会议员、中国专家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说，“中国的主导地位会增强，金砖国家会成为一个明显倾向于专制的组织，”并且“越来越针锋相对”。
他在采访中说，这样的扩张对美国和欧盟“构成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向贫穷的、发展中的国家证明，欧洲想成为一个可信、可靠、公平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说。“如果做不到，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金砖上。”
保卫民主联盟的梭顿说，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这样有鲜明分野的时期，不过“我们这样的老民主政体僵化了”，她说，这里指的是北美和西欧的民主国家。“它们没有创新；它们固守几百年前的做法与过程，而守护权力的政党”越来越无法代表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莫西看来，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在今天引起的共鸣要尖锐许多。
“民主的危机让这个话题变得格外热门，尤其是美国，”他说。“在法国，我们已经陷入两极和对立，在欧洲有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这样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但都不至于像你们那样。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这对欧洲来说是个挑战，但也是个振作起来的机遇。我们别无选择。”
谢选骏指出：人問——普世价值观真的“普世”吗？我看——普世價值觀當然是普世的，否則就不叫“普世價值觀”了。但是，普世价值观又不是普世的，因爲它不是所有人都公認服從的。因爲，普世价值观是一種宗教。
《所謂普世價值》（紫翼的神學筆記 2023/06/25）報道：
最近聽到一些政治人使用這個詞彙，呈現一種頗有喜感的畫面，是說，你真的知道普世價值是什麼嗎？
很多人會認為，普世價值是超越文化、國界、種族、宗教……等等面向的一種最高原則，是人類應該共有的一種價值觀。
但這定義其實是錯的，而且大錯特錯。
實際上，普世價值的概念完全是基督教式的，而且就是基督教的宗教觀念。
或者說，是一神論的觀念。
如果你想要認同普世價值成立，那麼先決條件就是先弄清楚「誰賦予這個價值的？」
有些人說（例如維基百科），普價值是人類社會定義出來的……是喔！那光這個定義就註定無法普世了，而且會變成比的是拳頭——這完全與普世價值想要倡導的相反。
如果是由社會（人類）來定義，那麼普世價值就會隨著時間地點與權力移轉變化，變成單純的權力道具而已。
普世的概念原本就是從基督教開始，意指「上帝賞賜給人類的原則」，這代表一切價值觀有個「最終標準」，而且是「不可變動」、「永世不變」而且「全宇宙皆然」的。
這當然代表只能有「單一且唯一」的源頭，而且這個源頭是「不可能被挑戰」的，因為萬事萬物全都「由祂定義」。
因此這個詞彙全然是宗教性的，而且僅限於一神論。
如果你本身的信仰態度是多神論、無神論或者不知道，那你其實對於普世價值的概念就不可能完整，因為普世價值如果你要真的認識而且相信，而且跟你的個人價值觀契合（也就是你真的完全相信而且願意信奉普世價值的真實存在），那你的價值觀也必須同時是一神論的。
有個概念很常從普世價值裡獨立出來講，就是「天賦人權」，對，「天」是誰？可以「賦權」給全人類？當然不是人類給人類自己的，所以叫「天」，其實指的就是上帝那個「唯一」的主宰。
可不是「天子」，對，中國式的華儒價值觀之所以很奴，就是因為對於權力的想像完全不同的緣故，因為多神論基本上都是階級論也就是奴化固化的概念，無神論則因為比的是人類本身的拳頭，同樣是階級論，只是更原始暴力。
因此根本無法「普世」。
簡單說，普世價值的源頭在於你相信權力的來源有一個至高、唯一、不變而且超然的存在，在祂「之下」一律平等（對，甚至及於外星人，假如有的話），才能普世。
而因為涉及「價值」，因此這位造物主必然有「位格」，不會是某種單純的原始力量。
而這個造物主，創造的「真理」不是只有普世價值而已，所有的數學、物理原理原則當然也都是祂的「真理」的一部分，因為祂創造「一切」，因此研究科學，也是研究上帝的真理「一部分」（科學只有發現，沒有發明，只能發現上帝的發明）。
至於覺得科學終將勝利的人，這想法本身就很不科學，變成笑話，因為科學從來都沒有那麼驕傲過，只是神學底下的一個基礎知識體系。
至於同樣才被搞混的「多元」，對，比方說中國很愛說中國式的民主，表示多元，其實這不是多元，這就是單純的比拳頭。
真正的多元，是因為有個絕對標準存在，然後在這之下有各種「不踰矩」的多樣化面貌，那種隨便把多元掛在嘴邊的，其實往往想的是我現在很弱小先要求多元，再來就要求只能照我的，露出獨裁真面目了。
這幾年的SJW就是這樣搞砸的，雖然出發點看來很漂亮（而且原始處出出幾乎都是基督教社群的自我反省），但只要脫離一神教的根基，基本上全都會歪掉。
喔是的，他們甚至痛恨基督教，結果變成笑話。
要先理解的一個觀念在於，上帝的真理以人類的能力是不可能徹底理解的，你只能追求逼近，努力提昇，同時「保持懷疑」，因為人「一定」會犯錯，因此更需要民主制度的制衡。
簡單說，在上帝的「絕對」之前，人類「一定會犯錯」，因此「多元包容」是必要的，因為沒人是無瑕疵的。
當你的信仰是多神的階級制或無神的拳頭制，是的，我願意相信不管是那種價值觀的大眾「基本上」還是好人，但思考路徑絕對會走鐘就是了，因為就算你很清楚一神論的脈絡，也照樣會走鐘，只是偏差多寡而已，但這些個別差異，在上帝的無限大之前，其實都一樣，所以基督徒也不用高興得太早，因為亂七八糟的傢伙其實也不少，例如否定科學這種神學基礎內容的人，其實也同樣在否定神學。
其實現代社會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全都是要擺在基督教思想下面才能成立，不然絕對會有人會胡亂解釋，用來圖利自己。
例如參加女權運動的男性性侵或誘姦女性運動夥伴有夠常見的，因為他們把權力來源轉移到他自己頭上，然後接受者也沒理解在普世價值上，上帝的權柄不可取代這件事情，於是變成偶像崇拜，就被騙了。
這也是為何進步圈偶像特別多的緣故阿！原本期待促成多元思考的進步活動，成了獨裁進化的權力工具……想要不走偏與不想要被騙，根源都只有一個，就是先搞清楚普世價值的核心是一神教的，而人類永遠沒資格擁有那個絕對權柄，永遠都沒有。
對了，教會性侵也一樣，有人把上帝的權柄移到自己頭上，然後有人相信這件事情……類似的權力轉移很常見，例如各種霸凌，關鍵就在於你對這件有多少理解——你的權力是上帝賦予的，跟其他任何人都一樣，不多也不少，一律平等，因為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只能說，認識真理可以保平安。倒不是說你會一帆風順，差得遠，搞不好你還會更倒楣，因為你會想跟不公不義衝撞。但你會知道權柄與救贖的來源，然後從新得力。
求真者多馬
常有人說台灣的學生不發問，這被視為一種教育缺失。但場景換到教會，卻變成「不要疑惑，總要信」（約20：27）。耶穌這句話，讓多馬被稱為懷疑者，但別忘記就連耶穌也懷疑上帝過。 多馬不信的對象其實是那些師兄弟，畢竟才剛出一位猶大。所以多馬說出他的懷疑，一如過往。多馬常把懷疑說出口，是個追求真相的人，不會裝！
輕跟重的擔子
擔子相關的符號在聖經裡多次出現 ，雖然可能使用不同詞彙，例如「重擔」，或者提到「背負」，但基本上指的都是人扛了某些重物的形象，而且大多指的是無形的壓力與責任（加6：5）。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勞動形象，古今中外皆然，聖經裡有時候也會使用牛負的軛來指涉類似概念，總之都代表著一種「外加」的東西，是辛苦勞動的！
你們要在外院待到幾時？
上帝何時會說話，我們其實無法預料。前幾周參加聚會的時候，敬拜讚美一如以往的喧嘩吵鬧，這種聲量加上電子樂器，對聽力不但有傷害，其實老年人聽力衰退之後，聽到的聲音容易混雜在一起，這種流行音樂的模式結果會是根本聽不清楚。這都是簡單醫學常識而已。我總覺得，教會這樣聚會，到底是在配合誰？
谢选骏指出：無神論者不承認上帝，卻把自己當作了上帝，否則它怎能否認上帝呢？反對上帝宗教卻崇拜普世價值，這就是一種邪教了。
《从“普适价值”到“普世价值”》（《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1期）報道：
一、“普适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区别
在讨论这一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之时，中国学者常常将“普适价值”与“普世价值”两个词作为同义词使用。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两个词不但读音相同，而且意思相近，所以可以互换。
然而，从有关这一主题的诸多论述中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在使用时会带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背景或意图，尽管它们各有各的用处，但在理解时却必须进行明确的概念区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其间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例如，不少论者常常谈到“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意思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即适用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价值。然而，由此类推，其他的民族也可能说他们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或适用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价值。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普适价值”是指某一民族的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即适用于全世界或全人类的价值。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如果我们不能说只有中华文化具有普适价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具有普适价值呢？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2008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普世价值高端学术论坛”上，绝大多数与会学者都认可并高度评价“普世价值”对于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和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按照论坛组织者的说法，这些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权利、博爱、环保、和平、和谐、慈善、慈悲、仁爱、人性、平等、宽容、科学、理性”等等。
显然，这些价值是出自世界各族、各国、各种文化，但又不是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种文化所特有、所独具的，它们是当今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理想；这些理念或理想是超越于民族界线之外，超越于民族分野之上的。就其已经蕴含在各种文化之内而言，可以将其比喻为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公约数；就其实际包括了各民族文化的理想而言，又可将其比喻为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公倍数。
看来，“普适价值”与“普世价值”，这两个概念确实在使用环境中会各有侧重，不可互换，尽管各有各的用处，但视角或立场、视野或境界，会有重大的区别。
二、“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
考虑到上面那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概念显然应该加以厘清。
一是要厘清“文化”的概念。什么是文化？文化学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侧重物质文化，有的侧重制度文化，也有的侧重精神文化。但是，比较能综合各种看法，又能为非专家的广大民众理解的，是文化学大师克拉克洪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二者意思相同)。所以，我们有饮食文化、服装文化等等物质文化，有政治文化、礼俗文化等制度文化，也有道德、哲学、宗教等精神文化。
其次，要厘清“中华”的概念。什么是“中华”或“中华民族”？至少在现代，这个概念当然不仅仅指汉人及其民族、国家，而是指一个包括56个民族的巨大集合。
澄清了“文化”和“中华”概念之后，在回答上面那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说，并非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因为，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对于现代社会显然不适用，也有许多民族的许多生活方式或文化，对于其他民族和全球社会不适用。
同样地，就“中华文化”而言，其中有诸多古老民族的古老文化或生活方式，从游牧经济文化到农奴制度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并没有“普适价值”；从“怕不辣”的饮食文化到宽袍大袖的服装文化，对于许多民族和许多社会的民众也并不普遍适用。
当然，一般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我想主要是指精神文化。至于提到某些物质文化或制度文化，例如饮食、服装文化或真正局限于家庭的“家长制”文化(现在即使在中国城市里还称孩子的父母为“家长”，而西语中的“家长”即patriarch一词，却不会用于一般的小孩父母，而另有含义)，则含有让其他民族自由选择去欣赏去借鉴的意思。然而，即使只就精神文化而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对于其他民族或社会而言，同样也不能说全部都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即使只对我们中国人自身来说，也永远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必要性，具体说来有无数的例证。我们在此且举一例。例如，在曾经作为汉族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既兼有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容，又被视为具有根本地位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一原则本身却既包含着精华，又包含着糟粕，就是说，其中既有“普适价值”的成分，又有无法普适的成分。
这一原则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既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又反过来加强了封建宗法制度，甚至成了这一制度的简明表述。姑且不说“三纲”原则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无数的血泪悲剧，形成了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仅仅从理性分析来看，它是把一种过时而荒谬的自然观(乾即天，相对于坤即地来说，具有主宰性)，不合逻辑地比附到男女关系上，再不合逻辑地引申到父子关系上，又更加不合逻辑地引申到政治制度上。换言之，这项原则的基点或前提不合理，推理或推论过程也不合理，而且把几个不同的论域，即具有不同性质和不同关系的自然领域、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全部混淆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三纲”原则还把人类在原始氏族时代狭隘环境下形成的血缘至上观念，不合时宜地运用到了文明时代的复杂环境下，即远远超出了血缘宗族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环境中，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今天现实中所谓人情大过契约甚至“人情大过王法”(指国法)的现象，导致了法治观念淡薄以及相关的种种恶果。所以，它绝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社会，即最常见和大量需要处理的社会关系不是亲属关系，而是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社会。
另一方面，这一原则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却显然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我相信，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所有社会，都不会从根本上拒绝这一原则。因为事实上，至少是那些源远流长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如印度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本来也以不同的语言概念和表现形式，蕴含着这一原则中的五项内容。它们都有强调亲人之爱、朋友之爱甚至超出亲友之间的博爱之类内容，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仁”；也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适宜关系，特别是正义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之类内容，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义”；还有强调不同的人之间要以一定的礼节习俗来调节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包括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礼仪在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礼”；至于对知识或智慧的追求，对诚信或信用的鼓励，更是这些古老文明或文化的重要内容，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智”和“信”。一句话，中华文化中的“五常”原则之所以是精华，之所以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甚至是人类社会存在多久就需要多久的永久适用的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其他文化中一些重要的、同样优秀、同样普适的原则相类相通。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精华或糟粕，所谓普适不普适，往往是同其是否可在其他文明其他文化中找到类似或相通的流传久远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三、“普世价值”的逻辑和层次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应指中华文化中有一些东西(我们所谓“精华”或“优秀”文化)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普世价值”中的“价值”一词，则应理解为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换言之，普世价值是指对于全人类或世界各族人民均具有重大价值的那些事物或原则。
这样的事物或原则当然很多。前面第一节引用“普世价值高端学术论坛”的邀请函，列举了十七项，也许，其他的学者专家或贤人智者，还可以列举出更多。虽然它们在不同的文明、文化之中，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中，在不同的地域、时期之中，必然有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虽然它们在一些文化或民族或时期之中比另一些表达得更充分、更丰富，虽然它们在不同的文化、民族或时期中有一些比另一些得到了更多、更甚的强调，但是，它们绝不是仅仅属于某一文明或文化或民族或地域，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经验总结，属于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在地球正在日益缩小，各族各国日益靠拢的当代世界上，它们应该为所有民族的所有人民所共享。
然而，许多的、甚至是太多的“普世价值”并列在一起，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令人无所适从，甚至可以随意增减。这就会使人忽略其中应有的逻辑和层次，忽略其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质。
在此，我谨尝试对普世价值的内容作一点性质分析，并据此将其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
在实用伦理层次上，国外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诸多宗教中找出的共同点，最后表达在各宗教6000多位代表通过的世界宗教议会《全球伦理宣言)》中。这些共同点一共有四条：一不要杀人，二不要偷盗，三不要撒谎，四不要奸淫。这是佛教五戒、基督教十诫和其他不少宗教中都有的，是所有文明传统或文明社会都承认的。它们关系到人性和社会的根基，是最低限度的、无法取消的，因为否认这几条，人就不成其为人，取消这几条，社会就无法存在。
针对全球现代社会的需要来说，这四条可以正面表述为：一不杀人，就是要和平、非暴力，不管是个人、家庭暴力，还是集团、政府暴力都不要，要和平解决各种争端；二不偷盗，就是要构建公平的经济秩序，无论国内国际的经济制度都要公平，因为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导致贫富悬殊，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偷盗；三不撒谎，就是要诚信，媒体和政府有义务、有责任通报全部真相，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四不奸淫，就是在夫妻和男女之间的伙伴关系中，不要把对方当作性的利用对象，推广开来就是不要把别人当成利用对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是伙伴关系，或曰平等友好的关系。
地球村的现实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全球伦理成了底线伦理，就是说，不守住这条线，人类社会会崩溃，人会没法过日子。同样，地球村的居民必须就一种全村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共识，就是说，要有一种超越于各人各户的价值观，即“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能随意而定，而应是理性要求的、历史形成的。所以，相应于上述既是理性要求又是历史形成的全球伦理，可以总结出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和平、公平、诚信、友善”。
就历史形成而言，这四项在几千年人类生活的经验教训之后，确实成了公认具有基本价值的东西。就理性要求而言，这四项之间具有理性的逻辑关系：人的生命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人要活下去，也就是要继续我们的人生，那么，就有以下需要：
(1)人生需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人生(如果我可以打你杀你，你怎么生活呢)；
(2)和平需要公平，因为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不平则鸣”、则斗、则“拔刀”)；
(3)公平需要诚信，因为没有诚信就没有公平(如果我可以随便欺骗你，怎么还有公平呢)；
(4)诚信需要友善，因为没有友善就没有诚信(如果我对你的态度是不友善、冷漠甚至敌对的，还会讲究诚信吗)。
总之，低层次或曰基础层次(伦理层次)的普世价值，包括“和平、公平、诚信、友善”这四项内容。
再看“中层次”或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正义”这四项内容。关于这四项内容的普世性，就“平等”和“正义”而言，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两项是西方的发明而中国人与之无缘，因为中国虽有等级森严和不平等的传统制度，但也有追求平等、正义的悠久传统和包括儒、释、道思想在内的关于平等和正义的论述，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计其数。
然而，就“自由”和“人权”而言，这两项却被一些人说成是西方人的发明和专利，中国人既不向往之，亦无权享受之。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不符合中国精神文化或优秀文化方面的事实。就是说，尽管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或糟粕文化中忽视人的自由，践踏人的权利，尽管中国古代的话语中，人权概念并不突显，但是，中国文化中并不是根本没有这两种概念，中国人并不是不要自由甘被役使的天生奴才，并不是毫无权利意识可以任人宰割的低等动物。这一点，从庄子到梁启超关于自由的精彩论说，从董仲舒关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论述，到路温舒痛斥诏狱维护人权的奏章，都是生动的例证。
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具有精神，而精神的本质就在于自由；自由既是人人天生而有，也就是人人平等的，也就要求承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人人平等的权利，又只有在正义的原则之下才能得到保障。在此，这四项内容同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精神性要求自由，自由要求平等，平等要求人权，人权要求正义。这四项内容都是人的精神性注定了的，所以属于中间层次或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
这四项内容同社会政治有密切的关联，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民主”、“法治”列入其中呢？我们是不是不要民主、法治呢？不是不要，但这两项不是价值本身，在逻辑上不宜与这四项并列。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但它是保障平等的程序，保障自由的程序；法治只是一种手段，但它是保障人权的手段，保障正义的手段。它们是最适合于实现这些价值的操作工具或制度设计，但不是我们所思考的普世价值本身。
最后，我们来看“高层次”或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它包括“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这四项内容。这四项同样在中华文化中有源远流长的丰富表达。当然，“天下一家”的典型表述，有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还有墨家的“兼爱”(“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之说。“众生平等”的表述，以佛教本生经中佛陀“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故事最为典型，基督教中关于狮子与羊群一同生活的理想状态，以及圣方济各(圣弗兰西斯)关于自然万物皆为天主所爱的著名理念也表达了这一思想。“万物一体”则在道家和儒家中均得到大量的论述，其中最精彩的有张载此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还有程颢此语：“若夫之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不爱者哉！”王阳明的说法则触及了这种博大的仁心所来自的本源：“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最后，关于“敬天爱人”，尽管各大宗教均以这一精神为其根本，但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语言是典型的儒家训诫，它甚至高悬于帝王的办公场所。它也同基督教“诫命的总纲”，即耶稣总结的“爱上帝爱邻人”(或“爱人如己”)完全一致，而且都进一步涉及到了博爱或泛爱的超越此世的根据。所有这四项内容，各大宗教和各大文明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是精神却相互贯通。
最高层次或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第一项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第二项扩大到了生物之间的关系；第三项又扩及无生物和整个宇宙内部的关系；第四项则延伸到了人与宇宙本源的关系，以及以上所有关系的本体根据。所以，这四项内容之间也有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和层次上的上升。
最后，回到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上来，我想说，所谓“爱祖国”，应该落实到“爱人民”上来，所谓“爱国”，应该落实到“爱人”上来。而在社会层面上，爱的表现又不应该止于情感，而应该走向伦理层次的正义，努力反思社会公正的缺失及其原因，并以行动去促进人间的正义。
谢选骏指出：人説——从“普适价值”到“普世价值”；我看——所謂“普適價值”，其實就是“等價交換”、“公平交易”；而‘从“普适价值”到“普世价值”’，其實就是‘從“等價交換”、“公平交易”到“形成道德”、“建立宗教”’。所以説，普世價值是一種宗教，普適價值是一種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