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

《新疆发现疑似唐三藏翻译佛经真迹》（2018年2月24日转载澎湃新闻）报道：
卷头题名是唐代三藏法师玄奘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翻译残本，于2017年底在新疆被发现。但是否是真迹，尚未获证实。

此次发现古物的地点位于新疆吐峪沟石窟寺，发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是三藏法师自印度返回长安后，获得朝廷恩准，移至坊州玉华宫寺开始进行译经，耗时四年将600卷经文翻译完成的。
虽然此次出土的残本中有“玄奘奉诏译”，全部属于抄本而非刻印本，内文书写多以行书为主，但无法判断是否是三藏法师亲笔抄写，还是由他人抄写的。
“这件写经还没有发现进一步的题记讯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立栋说。
但夏立栋说，通过这些出土的佛经，“更清晰地表明，吐峪沟是佛教西来东往的重要节点”。
资料记载，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被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
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等。其中《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是现代《西游记》的原型。
网文《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新疆古典艺术的黄金时代》（林梅村）说：
新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从宗教演变来看，公元10世纪以前，尤以佛教为盛。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新疆早于内地，当不晚于公元1-2世纪。从龟兹到于阗，从焉耆到疏勒，迄今发现的诸多早期遗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个经济繁荣的、佛教昌盛的西域诸国，其艺术、文化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还吸收了印度、希腊、犍陀罗、波斯等艺术的成分，成为研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形象资料。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上的龟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要冲的龟兹国，是东西方文化孕育出的天之骄子，作为西域曾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汇中心，来自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印度、伊朗、希腊、古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激荡出辉煌璀璨的龟兹文明，这样的际遇在中国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极其罕见。从某种角度讲，龟兹文化也是一种大移民文化，外来民族的介入必不可少，早期迁徙至塔里木北部的龟兹先民，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龟兹古国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今库车一带），公元前2世纪进入历史舞台。其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列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今民丰县尼雅河下游）、东南与且末（今且末县北部）、西南与扞弥（今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北与乌孙（今伊犁河上游）、西与姑墨（今温宿）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今轮台）三百五十里。”
克孜尔尕哈汉代烽燧遗址
汉代延城就在库车县的皮朗古城，又称“哈拉墩古城”。1958年黄文弼赴塔里木盆地实地考察，认为古城周长7公里，他发现的“喀拉墩下层文化”，将龟兹历史追溯到青铜时代，该文化与焉耆盆地分布的青铜文化——察吾呼沟文化接近，属半耕半牧的绿洲文化。这个现象与龟兹古代语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据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龟兹人属于高加索人种，讲印欧语系西支吐火罗语方言。20世纪初以来，欧美、日本和中国考古队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发现一种印度婆罗谜文书写的未名语言，主要流行于7～9世纪。语言学家惊奇地发现，这种未名语言与近邻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伊朗语相差甚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印欧语系西支的赫梯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关系密切。换言之，早在印欧语系西支和东支分化前，龟兹人的祖先就告别印欧人的原始故乡里海——黑海北岸，向中亚草原迁徙了。
库木吐拉千佛洞出土龟兹语写卷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是什么人留下的，直至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才终于道破鸿蒙。据卷前题记，该剧本是一位龟兹法师从“吐火罗语”翻译而来。德国突厥学家缪勒认为，所谓“吐火罗语”就是库车发现的未名语言。吐火罗语文书分A、B两种方言，A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和吐鲁番盆地，既有佛教典籍，也包括世俗文书，研究者称之为“焉耆语”；而B方言仅流行于库车绿洲，主要用来书写各种佛教典籍，研究者称之为“龟兹语”。
先秦时代，龟兹在中亚草原霸主月氏人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大月氏西迁，龟兹又为匈奴羁縻。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龟兹东境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塔里木盆地正式并入中国版图。1928年，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察时候发现一枚桥钮汉印。他在报告中写道：“汉铜印，出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底篆书阴文共六字，可识者‘李崇之印’四字，余二字不明。”李崇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公元16年，李崇率军迎战焉耆，苦守龟兹数年直至战死的经过，“崇遂没，西域因绝。”此印全文为“李崇之印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汉使班超经营丝绸之路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国重与汉朝通好。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龟兹，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龟兹国它乾城（今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于是，龟兹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汉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拜城县东汉摩崖石刻《刘平国作关亭诵》就是桓帝永寿四年（158年）龟兹左将军修筑汉代烽隧时镌刻的。1953年，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还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卧羊钮铜印，它的主人应该就是河西走廊或青海西迁龟兹的羌人部落的首领。
魏晋时期，龟兹不断遣使向中原王朝入贡。随着中原王朝政权更迭，龟兹先后归顺前凉、前秦、北凉，并向北魏遣使纳献。丝绸之路开通后，龟兹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龟兹王子鸠摩罗什早年游学北印度及西域诸国，逐渐成长为一代佛法大师。据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学成归国时，“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大秦”是中国史书对东罗马（拜占庭）的称谓，那么公元4世纪罗马人生产的大秦锦曾传入龟兹。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发现过大秦锦残片，上饰棱格纹八瓣花图案，现藏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
382年，前秦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偕同鄯善王、车师王等，率领七万大军讨伐龟兹。384年，立故王白纯之弟白震为新王。吕光讨伐龟兹之役的最大收获，是俘获龟兹佛法大师鸠摩罗什并将其带回凉州（今武威）传授佛法。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鸠摩罗什至长安从事汉译佛经。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场，就是鸠摩罗什开创的。
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的直体佉卢文木牍
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克孜尔石窟还发现一批直体佉卢文书，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我们根据其中一件犍陀罗吐火罗双语文书，解读了这批文书。据文献记载，小乘佛教法藏部以犍陀罗语为经堂用语。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兴起后，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小乘佛教徒不得不流亡锡兰、东南亚和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佛教属于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而龟兹直体佉卢文书的发现，说明龟兹亦为小乘教法藏部的避难地之一。
苏巴什佛寺遗址
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后，西域诸国本地居民逐渐放弃土葬的风俗，死后火化，所以我们很少见到魏晋以后的西域古墓。不过西域诸王或高僧例外，死后建塔立寺。北魏高僧人宋云西行求法途中访问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洛阳伽蓝记》引述他的游记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苏巴什佛寺西侧发现一座塔式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宫，内置棺椁。从出土文物看，苏巴什塔式墓的年代在魏晋时期（公元3世纪左右）。这种形制的古墓对西域乃至中原葬仪式都产生巨大影响，如楼兰LE古城附近发现的魏晋壁画墓，也是上塔下墓。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山西大同所建永固陵，在陵前200米建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显然受西域佛教文化的影响。
龟兹绿洲有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佛寺，其中苏巴什佛寺年代最早，始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该佛寺坐落在铜厂河（库车河）两岸，总面积18万平方米，以佛塔建筑群为中心，四周建庙宇、洞窟、佛塔、殿堂等。中外考察队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大批珍贵遗物，如绘画舍利盒、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模具、彩绘木棺、彩绘陶罐等。从时间看，鸠摩罗什当年就在苏巴什佛寺传教。
5世纪中叶，龟兹为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控制。5世纪末，龟兹一度隶属于中亚强国嚈哒。不过，龟兹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朝。为了和中国争夺市场，波斯、疏勒、高昌、龟兹等国相继开发出风格独特的丝绸产品，如吐鲁番文书提到钵斯锦（波斯锦）、疏勒锦、高昌锦和丘兹锦（龟兹锦）。关于龟兹流行的丝绸品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龟兹乐》工人皁（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从龟兹舞蹈家的戏装看，龟兹国流行黑色丝头巾、深红色织锦长袍、袖子用彩锦。据吐鲁番文书《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记载，龟兹锦采用“绵经绵纬”法织造，“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吐鲁番文书进而披露，公元5世纪龟兹人创造的“黄地丘兹中锦”在西域颇受欢迎。高昌织工大肆仿造，生产出“高昌所作黄地丘兹中锦”。
早在鸠摩罗什时代，龟兹就流行大秦锦，而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拜占庭风格的织锦往往采用菱格纹。公元6—7世纪，粟特艺术传入龟兹，拜城克孜尔石窟上就绘有粟特艺术风格的联珠纹含绶鸟壁画。因此库车出土的黄地菱格纹含绶鸟纹锦当是中国、粟特、拜占庭三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养蚕技术来自中原文化，含绶鸟纹来自粟特文化，而菱格纹则来自拜占庭文化。这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又一实例。
隋代，龟兹臣属于西突厥汗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龟兹遣使入朝。唐代龟兹国都仍在延城，但改称“伊逻卢城”。唐初，龟兹与唐朝有交往，名义上附属于西突厥。7世纪初，玄奘西行印度途中访问过苏巴什佛寺，当时龟兹正在西突厥统治下。《大唐西域记》将铜厂河两岸的苏巴什佛寺称为东、西昭怙厘大寺，并描述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库木吐喇五连洞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攻焉耆，龟兹与焉耆联兵相拒。648年，郭孝恪率唐军击败龟兹，都护府从吐鲁番交河城迁至龟兹。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在碎叶水平定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次年唐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王朝统治西域的中心。龟兹名刹库木吐喇千佛洞主要是这个时期开凿的，所以该石窟寺有大批汉文榜题。
唐军还在龟兹构筑了大批中原风格的古城。今新和、沙雅两县交界荒漠中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周长960米，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或角楼建筑，现呈圆角方形，墙垣外附有马面建筑，南北墙垣的中部各建瓮城门一座。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夹砂红陶、琉璃釉陶的缸、瓮、罐、钵、盆，铺地的方砖、残铜、铁、石等。历年出土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钱币、织物和汉文文书等，以及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诸多唐代钱币。
公元7世纪，吐蕃南下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又东进中亚。唐朝与吐蕃、大食激烈争夺西域，多次被迫放弃龟兹等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恢复。此后百年之际，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前后为吐蕃攻占。值得注意的是，通古孜巴什古城内东北隅曾发现窖藏钱币，一次出土约3000余枚，包括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少量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字钱、“元”字钱等。于阗最早是在贞元六年后被吐蕃攻占，西州是在贞元八年（792年）陷落，安西约在贞元八年之后陷蕃。据王永生考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是唐朝安西都护府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766~783年）在龟兹地区铸造的，并非私铸，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龟兹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是供当地驻军使用。
森木赛姆石窟
北宋伊始，高加索人种的龟兹人被蒙古人种突厥语系的回鹘人逐渐同化。回鹘人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人的祖先，起源于蒙古高原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国北境色楞格河），汉魏史书称“丁零”、“铁勒”或“高车”。突厥鲁尼文碑铭称“九姓乌古斯”，相当于阿拉伯地理文献的“九姓古斯”以及汉文史籍的“九姓铁勒”或“九姓回鹘”。744年，回鹘可汗取代突厥汗国建立新王朝——回鹘汗国。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可汗曾经出兵，入朝靖难。
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国都哈剌巴剌哈逊为北方游牧人黠戛斯攻破，回鹘人被迫分三支西迁。其中，十五部落投奔中亚草原的葛逻禄，北宋初年与葛逻禄人共建黑韩王朝（或称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投安西（今库车），史称“龟兹回鹘”，龟兹绿洲开始了突厥化的进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龟兹安西大都督、回鹘可汗禄胜派遣枢密使曹万通奉表至宋朝。据11世纪马哈木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所撰《突厥语大词典》，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鹘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的分界在龟兹西境。
元代在龟兹设“曲先塔林元帅府”，元帝崇尚伊斯兰文化，元以后龟兹佛教文明渐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
（二）
谢选骏指出：新疆不仅是佛教的大本营，而且是基督教的
前进基地——
《新疆基督教史》这样说：
新疆地区的历史是一部争夺史。综合而论，新疆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然后才是民族史，最后才是政治史和军事史。
如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历史，新疆地区的历史是被反复割裂、破碎的，是人类鲜血、苦难、文明、奋斗汇成的历史诗篇，是少有爱情和宽容、多有仇恨和屠杀、却又不断追求希望而构成的历史哲学。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文明碰撞的板块，许多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在这里厮杀，为了生存、繁荣、民族的荣誉、国家的利益、宗教的神圣、商业的利润，或迁徙、逃亡，或征服、联盟，或融合、消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如今。
在这条由古代高加索—印欧游牧民族最早用快马利箭厮杀出来的丝绸古道上，不同的民族来来往往，无一例外地迷恋上了这片美丽奇特的土地。欧洲人、波斯人、希腊人、维吾尔人、西藏人、蒙古人、汉族人，都曾经在这个地区扮演过历史的角色。他们当中，包括这个地区最初的主人——高加索印欧白种人，有的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消失在浩瀚的沙漠中，有的则生生不息，并最终一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文明。只是，争斗并没有停止。如今，尽管强势的汉族群体已经宣告主权达250年，维吾尔人仍然没有放弃对这块土地的争夺，虽然得胜的希望渺茫。
1、谁的大夏？谁的西域？谁的东突？谁的新疆？?在上述这样一部历史中，人们无法忘记在漠北草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战争。公元前二世纪，强悍的匈奴人（突厥人的前身）突然出现，袭击了安居乐业并与汉族中国为邻千年的大月氏人（今甘肃省境内，斯基泰—印欧人，与南欧人同源）。大月氏的首领被杀死，他的头骨被做成匈奴王喝酒的碗，他的妻子儿女们和他的人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仓皇向西逃亡。匈奴人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历史，并将新疆地区北部阿尔泰山脉的周边迅速突厥化。
这场发生在两个强大游牧民族之间的、从此改变东亚人类文明格局的战争，还将汉族中国第一次带入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的历史。此时，也倍受匈奴侵略骚扰的汉朝中国，差遣使臣张骞先生出使西域，一路追赶大月氏人，希望与他们联盟，共同抵御匈奴人的扩张。张骞和随从们走过的路线，尽管是那些古代高加索—印欧民族在游牧中最早开辟的路线，从此却被称为“丝绸之路”，烙上中国的标签。中国人从此被中亚和西亚民族称为“汉族”。
与此同时，由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作为自然屏障的保护，新疆地区南部的雅利安—印欧民族，仍然沿袭着古波斯—希腊文明影响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的优越感，在美丽的绿洲上过着舒适的城郭定居兼游牧生活，并在日渐浓郁的佛教和定居文明中失去了外波斯、外希腊和吐火罗的文明，以及“塞种人”的彪悍和勇猛。公元前60年—公元后91年，东邻的中国西汉和东汉政府经过一个半世纪艰苦的战争，在新疆地区完全击败匈奴，取得了丝绸之路控制权，并在无意中阻挡了南疆地区的突厥化进程。
突厥人的辉煌历史并没有轻易结束。公元5世纪，阿勒泰山区的匈奴嚈哒人占领整个新疆和中亚地区，还包括波斯和印度的一部分领土。公元六世纪（552年），蒙古草原上的突厥帝国一分为二，西突厥帝国占据了嚈哒人的领土。公元七世纪（648年），中国唐朝占据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突厥帝国的大片领土。公元八世纪（744年），同是游牧民族的回纥（回鹘，即维吾尔族）突厥人在葛逻禄突厥人的帮助下，取代了东突厥帝国，建立了鄂尔浑回纥突厥帝国，得到唐朝的承认。公元751年，唐朝在成为西域地区霸主一年后，就在恒罗斯河岸，被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的西域联军打败，退出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
回纥突厥人正式进入了亚洲历史舞台，并于788年改名为回鹘（维吾尔），与唐朝中国一同成为东亚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和盟友，还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仅仅100年后（840年），来自更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彪悍游牧民族——柯尔克孜人，推翻了回鹘帝国。仿佛是月氏人被匈奴人击败的历史重演，大部分维吾尔人向西逃亡迁移到新疆地区，并从公元九世纪（843年）开始，定居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并于866年，将吐蕃人（古西藏人）击败赶走，定高昌为首都（今吐鲁番）。
作为蒙古草原上另外一个发达民族，契丹人所建立的西辽（1130年），占据了新疆地区，称霸80多年后，被蒙古人取代。回鹘人逃离蒙古草原后，留下的草原势力真空，逐渐被从大兴安岭和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出来的蒙古人所填补。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草原，他和他的帝国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1209年回鹘人主动脱离西辽，主动臣服并与成吉思汗联合；蒙古人占领新疆地区后，在回鹘人的帮助下，建立了采用回鹘文字母的蒙古书面文字和国家管理体系。这个时期，回鹘人的汉语名称采用更准确地英译——畏兀尔。
1205-1209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数次攻打土著印欧人所建立的西夏国，屡战屡败。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攻打西夏，期间身亡，死因不明，却留下了出尔反尔的遗嘱，将经过议和同意投降的西夏人全部杀死。西夏王国的灭亡，标志着高加索—印欧民族—佛教文明在新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崛起和辉煌，彻底败落。
蒙古人（包括契丹蒙古人）在新疆的统治持续了629年，保持游牧文明，其间数次汗朝更换，结局是蒙古人被突厥化，被伊斯兰教化。这一局面到了西蒙古人噶尔丹建立准噶尔帝国的时候，由于他强行推广藏传喇嘛黄教，竭力恢复蒙古帝国昔日辉煌，才得到全面但肤浅的改变。然而，此时的满族（女真人）已经占领中国并建立起清王朝（1644年），势力到达顶峰。康熙和乾隆两届皇帝，没有容忍这个新兴蒙古帝国的存在和挑战，经过67年的战争，终于消灭了准噶尔帝国，于1757年占领了其首都呼勒佳（伊犁，今伊宁市）和整个新疆地区。两年后的7月，清朝中国宣布对这个地区的殖民主权，并取名为新疆。1884年，清朝政府将新疆纳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汉族这个古老的土耕定居民族，终于开始重新统治中国。1912年，原清朝新疆都督杨增新，开始代表中华民国，继续统管新疆。1949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疆成立，继续作为汉族政府，统治新疆，并于1955年废除省建制，改名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新疆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动乱史。然而，人类被上帝所赋予的尊贵人性，并没有被血腥屠杀的历史和人类彼此仇恨争斗的罪性洪流完全淹没。1035年宋朝年间，那位来自湖南省长沙的汉族书生赵行德，因西夏人和回鹘人之间的战争，在敦煌的藏经洞中躲避战乱的时候，默默地思念着那位甘州维吾尔女子，并为她祈愿。1262年，那位曾经执政察合台汗国9年的美丽智慧的沃尔嘎纳公主，在奉蒙古地区汗王阿里布哥之命，从伊犁前往撒马尔罕与逃亡的察合台汗王阿尔浑谈判时，却嫁给了阿尔浑。在种族仇恨、杀戮、权力、金钱交织的历史中，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从未停止。
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多少的帝国王朝和英雄人物已经淹没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欧亚草原历史中曾经统治过新疆的许多游牧民族，自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之后，如今只剩下以维吾尔族人为代表的突厥人和前仆后继的汉族人，还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印欧人、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俱往矣??即使是唯一能够与高度文明的维吾尔族相提并论的契丹人，也已经融合消失了。这样看来，10世纪初期，当契丹人从蒙古草原上赶走了毁灭鄂尔浑帝国的柯尔克孜族，盛情邀请维吾尔兄弟回到大草原上，重建鄂尔浑帝国辉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定居生活方式的维吾尔人的婉言谢绝，是有历史先见性的。因为正是定居和土耕文明的方式，才让这个古老的民族身份完整保存下来，并生生不息。
这一点，在世界史中也不乏其例。例如，中东的犹太游牧民族在征服迦南地区之后，转型为定居民族，成为后来的以色列文明；北欧的游牧民族征服罗马，融入土耕定居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成为今天的欧洲文明。而亚洲的蒙古人，由于固执地保持并推广游牧生活方式，在短暂的帝国辉煌之后，结局是仍然回到大草原上游荡；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定居民族地区，早已经找不到他们金戈铁马的痕迹。作为同样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通古斯人，即占领中国北宋的金国女真人，则在被契丹人赶到松花江流域后，卧薪尝胆，反思近400年。1606年以满族的身份复出，占领中国全境，并主动从森林部落的渔猎民族转型，迅速融入汉族土耕定居和儒释文明，建立满清帝国，成功统治中国近300年，还得到汉族的衷心拥护。1690-1757年，满清政府以土耕定居民族的身份，使用欧洲定居基督教民族帮助制造的大炮，彻底击败蒙古游牧民族的最后一个帝国——噶尔丹的准噶尔帝国。这一历史事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Grousset）所评价的，标志着世界历史中极具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即土耕定居民族彻底击败草原游牧民族，世界文明最终融入定居文明。
然而，作为如今这个时代突厥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似乎已经彻底遗忘了，或者是全然放弃了恢复其祖先在鄂尔浑帝国以及后来在高昌的回鹘帝国文明和民族身份的愿望，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蒙古人（629年）和汉人（250年）这两个异族统治得太久而绝望，也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其民族身份的精神核心。于是，从1930年代开始，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大伊斯兰教世界并锁定了土耳其——（这个自古就对维吾尔族高昌文明有浓厚兴趣和仰慕之情的民族），并重新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理论上转化定位成“东土耳其人”，以试图开始新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历史起点。自此，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当中1000年的传播，通过10-11世纪的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百年战争”，西回鹘汗国的维吾尔人以武力宣教奠定局面，到14-15世纪蒙古人的武力宣教实现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全面本土化，终于完成了对这个民族在精神文化身份上的成功转型。尽管如此，作为维吾尔族本身和汉族，以及其它旁观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在内，却有理由对这种民族身份转型的合理性、实用性和远见性表示质疑，就如同这些人们对汉族政府将维吾尔文书写字母，自1930年代以来，从察合台语改成现代维吾尔语，再改成苏联斯拉夫字母体系，然后是英文—拼音字母，最后在1980年代又恢复了旧文字（经过改动的阿拉伯字母体系），所持的那种怀疑、不安和失望的态度。
1、最后，让我们引用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倡议恢复“维吾尔”这个名称的、1933年被新疆盛世才政府处死的、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的诗句，来结束对新疆地区和维吾尔族人历史的回顾。阿卜杜克哈里克是一位坚定的民族身份复原主义者，精通多种语言，通过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他了解到自己民族的来源、名称和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文明，就取笔名为“维吾尔”。他在《醒过来！Oyghan》（1932年作）这首诗里说：
“嗨！维吾尔人，该醒过来了，你们一无所有，……我为你们的生命忧虑，所以我要把你们叫醒。……到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维吾尔，是对的。”
2、戈壁、沙漠、绿洲和山川，天国在哪里？当人们只是从表面看待上述新疆地区的历史现象时，除了惊奇，更多的是迷茫和失落。今年（2009年）7月5日和7日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的汉—维之间的种族仇杀悲剧，在引起世界关注和震惊之余，又为这个地区增添了一笔在其历史中反复不断出现的血腥符号。一切都似乎是偶然的，同时又是人类争战的必然结果，悲剧是其难以摆脱的主旋律。这是复杂而没有意义的历史，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和结论。然而，对于基督教和那些曾经在新疆地区生存过的基督徒来说，答案却是清楚的。在他们不同的视角中，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部历史。
在过去1500多年的岁月里，景教宣教士、汉族佛僧唐玄奘、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宣教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两位维吾尔族的基督徒朝圣客马考斯和扫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宣教士们，还有许多汗王将相，文人商贾，都曾沿着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往返于中国内陆和印度-西亚-欧洲大陆。新疆地区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商业利益错综交织的历史，更是一部宗教的历史。
公元431年，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的代表们召开了著名的以弗所会议。会议中，康斯坦丁—安提阿教会（叙利亚教会）的主教涅斯多留被定为异端，流放埃及，卒于约公元450年。之后，其追随者逃往波斯帝国，得到萨珊王朝皇帝卑鲁兹的保护，并于公元498年建立起独立的涅斯多留派教会（即景教教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会议，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开始从西亚向东方传播，穿越中亚和新疆地区，先是在高加索—印欧民族当中传播，然后在匈奴人、突厥人、中国人、契丹人和蒙古人当中传播。这个在基督教初期就建立的安提阿教会，基督教历史中第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一个在使徒保罗和教会联络人巴拿巴的带领下，建立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传统而著名的宣教型教会，终于因为涅斯多留被流放而东迁深入亚洲，并将基督教（景教）迅速向中亚和东亚传播。公元一世纪那位马其顿的商人，马耶·提梯亚诺斯的经纪人，他所记载的丝绸之路，是从叙利亚的首府安提阿开始，到中国的首都长安或洛阳终点。公元635年涅斯多留教会的宣教士阿罗本，将景教传播到中国唐朝长安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
公元5世纪，被拜占庭史学家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统治新疆的时候，景教就已经来到这里。嚈哒人在扩张占领波斯部分领土的时候，杀死了那位萨珊王朝保护景教的皇帝卑鲁兹。尽管嚈哒人原先信奉火祆教，后来却接受景教，以至于其统治者曾经派一名景教教士，前往景教在波斯的教廷，请求被按立成为嚈哒王国所有景教徒的主教。历史中记载，嚈哒人占领月氏人在西迁后所建立的贵霜王国，出于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对于佛教的仇视，也可能是出于基督教对拜偶像的反感，大肆破坏其佛教文明。
公元6世纪，嚈哒国灭亡，新疆地区进入西突厥汗国时代，景教和火祆教继续在这里传播。到了8世纪，突厥汗国境内出现了一次景教复兴的局面，因为国王和臣民都放弃了传统的“偶像教”（即佛教）。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就给突厥人任命了一位主教，并准备给占领塔里木盆地的吐蕃人（西藏人）也派一名主教。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唐朝军事势力在新疆地区的存在，阻挡了伊斯兰教军事势力的入侵，无意中为这个地区的佛教和景教提供了保护。这个时期，唐玄奘沿着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进入印度学习佛教的大乘教法，之后返回中国宣教，在唐朝政府的推动下，成功将汉族深入带入佛教文化中。
公元9世纪（840年），蒙古草原上又发生了一次战争，回鹘人战败向西逃亡，占领新疆地区，定都高昌。他们从漠北草原上带来了摩尼教和景教，并与新疆本地的景教联合，同时也可能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这个时期，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正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武力宣教扩张，因此，中亚地区靠近新疆的一些景教徒，也迁移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特别是高昌。同时，新疆西北部的突厥葛逻禄汗国，仍然在伊犁河流域保持着景教的信仰；新疆南部仍然是佛教的势力范围。在成吉思汗之前，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和西蒙古地区的乃蛮汗国，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景教国度，连同新疆西面的葛逻禄汗国和蒙古草原中部最强大的克烈景教汗国，构成蒙古草原历史中最强大的景教文明势力范围。
公元910—1006年，皈依伊斯兰教的以南疆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西回鹘喀喇汗国，在新疆南部地区武力推行伊斯兰教，佛教几乎被铲除干净，景教也遭到重创和压制。到了西辽时期（1130-1218年），契丹人统治西域，实行宗教宽容，景教有了较大程度的复苏，喀什成为景教的第19教区，尽管伊斯兰教仍然是那里的主导宗教。西辽末期，国王屈出律的美丽妻子是一位基督徒，他似乎是为了爱情而改变了宽容政策，开始严厉打击伊斯兰教，重创了喀什和于阗（今和田）的伊斯兰教势力。
1218年，成吉思汗击败西辽，杀死屈出律，将整个新疆地区收入帝国版图。蒙古帝国时期，景教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这个地区历史中最为繁荣的局面。当中国的著名道长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途经两年，于1222年5月在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在路上接待和陪同他的是帝国的宰相、克烈汗国出生的景教徒镇海，沿途有景教徒出来迎接他们。由于蒙古帝国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军事威胁，罗马教廷派出宣教士出使蒙古汗庭，意外地见到700多年前，在以弗所会议被他们成功定为异端并流放的涅斯多留的追随者们，他们的死对头——景教徒，正等着他们的到来。景教此时已经是蒙古帝国皇室的信仰和宗教，大汗和皇家成员在景教堂里参加礼拜。于是，蒙古帝国中这些景教的神甫们，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对手，如今却谦卑地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商求和平。
突厥人和蒙古人中一些著名的基督徒人物，影响、参与并改变了蒙古人的历史、亚洲的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他们当中，有三朝宰相镇海；贵由可汗的教师合达和主要的大臣（贵由还担负起保护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东方基督徒的责任）；第三任大汗蒙哥的宰相孛鲁合（克烈部的）；成吉思汗的幼子老四托雷的妻子，原克烈部的公主唆鲁忽帖尼；拖雷的长子蒙哥的小弟弟阿里布哥；成吉思汗长子的儿子拔都、汗室的元老、俄罗斯人眼中“残暴的征服者”，他的儿子撒尔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有维吾尔族景教徒修道士和神学家马考斯和巴·扫马。除了这些大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景教徒小人物，默默扮演着几两银子的角色。例如，法国宣教士鲁卜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帝国时，那位景教徒翻译，以及他所见到的蒙哥的那些不知名的景教徒妃子们，还有帝国军队中的许多景教徒士兵和军官。总之，由于帝国皇室的影响，景教在蒙古人和突厥人当中发展迅速。
在上述的这些景教徒人物中，历史无法忘记那位克烈汗国的景教徒公主唆鲁忽帖尼，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妻子。正如基督教历史中许多伟大的女性那样，这位公主所扮演的基督徒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亚洲的历史中至今无人能与之相比。她以坚强的基督徒信仰、敏锐的眼光，过人的智慧和政治头脑，以及令人惊讶的远见卓识，将四个儿子都推上汗王的宝座：长子蒙哥成为帝国的大汗，次子忽必烈成为帝国中国区的元朝皇帝，三子旭烈兀成为帝国波斯区的伊利可汗，幼子阿里不哥是看守蒙古帝国草原故土的汗王。旭烈兀的妻子和他的首席大将军都是虔诚的景教徒，他们在行军中抬着教会的帐幕。当时，在巴格达的景教总部，受到他们的大力关照和支持。
维吾尔族景教修道士马考斯和巴·扫马在历史中的出现，标志着景教在突厥人尤其是维吾尔族当中达到的高潮。两位景教的修道士和神学家，于1278年受到忽必烈皇帝的差遣，沿丝绸之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到巴格达后，年仅36岁的马考斯于1281年被任命为景教历史中的大主教（相当于教皇），期间借助蒙古帝国的背景，景教势力到达历史中的最高点。这个时候，已经拿下埃及并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重大威胁的阿鲁浑汗王，希望联合西方基督教世界，东西夹击叙利亚，收复耶路撒冷。于是，他任命已经成为主教的扫马为大使，出访欧洲诸国并会见教皇的大使。在罗马教廷中，扫马以精湛的神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令众红衣主教折服；扫马还参见了英、法国王，和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
人们也不会忘记，至少罗马教廷不会忘记，1340年，在北疆的阿力麻里（今伊犁霍城县）被蒙古穆斯林所杀死的，那些天主教的主教、宣教士、教徒，以及所毁坏的教堂。1368年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元朝被汉族人推翻，明朝取而代之，因此元气大伤。1388年明朝中国军队攻陷蒙古帝国首都喀喇和林。于是，蒙古帝国的统治和权威也开始在新疆地区、中亚、西亚、以及东欧进入衰败瓦解的阶段。1353-1392年，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在汗王的带领下皈依伊斯兰教，并通过武力强制宣教，实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本土化。这样，经过西辽契丹和蒙古帝国223年的压制后，伊斯兰教再次从沉默和蛰居中爆发。1529年，中国明朝势力退出哈密，标志着伊斯兰教已经在新疆地区完成了本土化进程。自伊斯兰教从喀什地区的阿图什进入新疆，并于公元910年成功发动穆斯林宫廷政变开始，已经619年了。
1759年7月（乾隆二十四年），当满清中国占领新疆的时候，除了林立的清真寺，已经看不到任何其它宗教的影子了。
1876年，英国宣教士来到新疆北部；1886年，荷兰和波兰天主教的两位神甫来到喀什噶尔宣教；1892年，瑞典的宣教士们豪吉尔等人和那位土耳其的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来到新疆南部。这些宣教士们并不太清楚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故事，以及景教和天主教的宣教士们在这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但是，他们在上帝的呼召和圣灵的带领下，怀着对耶稣基督的耿耿忠心，继续着这项上帝国度里“已然而未竟”的事业。
经过整整50年的艰苦勤奋的工作，喀什噶尔、莎车、和田（古于阗）等地，已经有几百位维吾尔为主的突厥基督徒，并涌现出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阿康德那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这里有宣教时间最长的瑞典人约翰·陶恩奎斯特先生，还有深受孤儿院女孩们喜爱的安德森小姐。瑞典宣教士们所办的孤儿院、学校，成为当地的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泉源。新疆北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教会也建立起来，英国人航特（胡敬洁）和马瑟（马尔昌）创立了教会，英国的三位女杰带领众多的女性加入教会，当时许多民族都来参加礼拜，人数最多达300人左右，尽管真正的信徒人数很少。
1933年，回族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圣战革命，无疑打乱了宣教士们的计划，破坏了宣教大好局面，宣教的累累硕果被无情毁灭。在南疆，几百位维吾尔突厥基督徒被维吾尔圣战军队屠杀，孤儿院的女孩被凌辱，男孩被杀死或关进监狱折磨致死。1933年5月，在北疆的乌鲁木齐保卫战中，马尔昌和巴富羲因为救助伤员，感染伤寒相继离世。1938年，第二波迫害临到新建的教会，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被亲苏亲共的盛世才新疆政府驱逐出境。许多维吾尔族和汉族基督徒被盛世才政府处死，或关在监狱里折磨致死。在他们当中，这些殉道士的名字不会被忘记：布道家阿里·阿康德，男孩之家的亚伯（原名穆罕默德），亚伯的朋友哈桑·阿康德，还有汉族学校的校长刘老师。
这两次相隔5年的迫害，彻底摧毁了西方宣教士的宣教成果。西方宣教士在新疆所奏响的现代宣教乐章突然休止了，带着深深的遗憾、迷茫和创伤，但其历史性传奇却没有消失。正如主耶稣基督评价那位伯大尼村的女子：“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1940年代末，在圣灵的呼召和带领下，汉族教会和基督徒开始继续同一个宣教使命。那位被上帝清楚带领到甘肃省张掖宣教的高医生，建立了教会，接待了后来前往新疆向突厥人宣教的宣教团队和宣教士们，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张掖在古代曾经是甘州维吾尔人的大本营和西夏印欧人曾经占领过的地方。接下来，来自云南的李开焕牧师和妻子翟明霞，响应上帝的呼召，来到迪化（乌鲁木齐）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随后，来自山东省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和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都在圣灵的清晰带领下，响应上帝“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呼召，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抵达新疆，并分散各地，建立教会，传播基督教。在这次意义深远的汉族教会的宣教壮举中，汉族的女性宣教士们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在教会建立后不久，宣教工作刚刚展开，共产主义汉族政府的残酷逼迫来临。许多宣教士被逮捕坐牢；张古泉牧师在狱中殉道，死因至今是个谜；赵西门在监狱里度过30个春秋，他的妻子文沐灵在狱中殉道；还有许多例子。正如那些瑞典宣教士们难以理解“上帝奇怪的安排”，这些汉族宣教士们也感到困惑沮丧。然而，又一个5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汉族宣教士们在突厥人当中的宣教工作见效甚微，汉族教会却发展壮大，并终于在这个古老的西域扎根下来。自契丹西辽和蒙古帝国时代以来，这是基督教又一次在这个地区的繁荣。这一次的繁荣，如同蒙古帝国时代，是在强势民族中的传播，势必对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人产生影响。
谢选骏指出：愿耶稣基督的救恩早日临到新疆全境——即使叫东土耳其斯坦也罢。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上一次是从西域往东传到中国，这一次是自东而西传回耶路撒冷！

谢选骏：新儒家必须向上帝投诚

《新儒家》这样介绍：
背景和概况
当代新儒家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发展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1921年学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以纯学术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国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包括哲学思想、观念系统、主义学说、政经活动……），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道、释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尝试完成中西哲学会通的工作，故与单纯肯定传统的保守的国粹学派，即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运动的路线有显著分别。更正统的新儒家则认为并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学说体系的角度来变通儒家，而是从儒家本身的体系及其包含的普适性道理出发发展新时代的儒学。同时，各个文化体系也可从其他文化体系中吸取有益适补的成分。
不同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霍韬晦、姚新中、王康等。其中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曾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他们与方东美、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遂有新儒学八大家之美称。
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思想
据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香港《成报》发表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可分为以下五点：
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发挥外王大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1949年前后，包括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及钱穆等儒者均因时势动荡而居于香港，并在香港设立新亚书院，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作出不少贡献，并被视为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
阐释民主
熊十力阐述了孔子大道之业为真正的民主的思想，认为大同之治，群龙无首，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最高的民主政治。
新儒家与其他学说的沟通
与西方哲学的沟通
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人或可说：你这样作，是把康德拉入中国的哲学传统里，这未必是康德之所愿，而你们中国那一套亦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我说：理之所在自有其必然的归结，不管你愿不愿；而以康德之特重道德而且善讲道德，则中国这一套亦未必非其所乐闻。你以为中国这一套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是因为你不解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故。假若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能呈现出来，则我以为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
新儒家与美国实用主义的会通
安乐哲、郝大维等学者认为，儒家应当在中国哲学思维的特殊性中去理解，而不应当附会到西方的思维框架中去。同时，他们又认为儒家学说的内容和关注社群共同生活的约翰杜威民主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新儒家学者通过儒家思想和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会通，构建出关注社群生活的儒家民主主义。
代表人物/三圣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合称新儒家三圣。
八大家
新儒学八大家是具有代表性的八位当代新儒家学者的合称。分别是：
熊十力
梁漱溟
张君劢
冯友兰
方东美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复观
此外，在1940年代，贺麟曾提出新心学，将黑格尔哲学加入儒家思想之中。
谢选骏指出：新儒家大都受过私塾教育，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余晖，但随着那一代人的消失，新儒家也就必须向上帝投诚，否则，无法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不足以形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1979年我二哥的干妈王应安知道我很佩服梁漱溟，就介绍我认识了梁漱溟的学生田先生，通过他的介绍，我得以面见梁漱溟，怀着罗伯斯庇尔见卢梭的心情。早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梁先生热衷于佛学，已经不是新儒家了，而我那时正在发展我的“超儒家”的天子学说，本来希望能获得他的点拨，结果却失望了。更失望的是，梁先生已经不再像我想象的那样敢于对抗毛主义了，而对我说什么“毛主席很伟大，你们年轻人不懂”。在我那时听来，这几乎就是“卢梭赞美法国国王”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知道，我指望不上“中国的卢梭”了。我只能自己摸索前进的道路了，中国还不到出现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历史阶段吧。
佛教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养分，第三期中国文明必须从基督教获得养分。虽然早在1940年代，贺麟提出的新心学，就将黑格尔哲学加入儒家思想之中，但是黑格尔只是基督教的末流，而非正宗。比他略晚的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曾经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也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但是康德虽比黑格尔为佳，但依然是基督教的末流，而非正宗。新儒家必须向基督教彻底投降，以便让自己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流——只有这样，新儒家才可能加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长，而不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末流消失掉。
为了儒家自己的更新换代，新儒家必须向上帝投诚。如果抱残守缺，就不能获得《论语升级版》，遑论福音真理。
《论语升级版》第一章學而

學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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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陳舊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破費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普羅大眾乎？」

論語
『１·１』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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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烈士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革命家也。君子務虛，虛擬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家天下與！」
論語
『１·２』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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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子曰：「巧言令色，生意人？」
論語
『１·３』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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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利乎？與朋友交而不安乎？知識不翻新乎？」
論語
『１·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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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子曰：「道千乘之國，周旋萬乘，激勵而教人，招徠客卿。」
論語
『１·５』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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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子曰：「弟子，入則學，出則傳，放而達，似愛眾，實唯上。行有餘力，則去靶場。」
論語
『１·６』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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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子夏曰：「賢賢易色，同性可戀；事父母，不能竭力；事君，能夠獻身；與朋友交，背信棄義；雖不學無術，吾必謂之學矣。」
論語
『１·７』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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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子曰：「君子不穿金，則不威；不戴銀，學則不固。忠信主人，過則勿憚改，無友誼於不如自己者。」
論語
『１·８』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升級
『１·９』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眠術運用矣。」
論語
『１·９』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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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蓋不足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夫子另有不可告人之秘方也。」
論語
『１·１０』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升級
『１·１１』子曰：「父在，超其志；父沒，越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沒出息矣。」
論語
『１·１１』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升級
『１·１２』有子曰：「禮之體，征為貴。先王之道，斯為最；小大由之，無所不行；知征而和，以禮羈縻之，方可大行也。」
論語
『１·１２』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升級
『１·１３』有子曰：「信近於利，言可食也。恭近於禮，有恥辱也。因不失其親，眾叛親離也。」
論語
『１·１３』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複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升級
『１·１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減肥哉；居無求安，健身哉；敏於事而慎於言，財發矣；就官府而生意焉，可謂立於不敗之地矣。」
論語
『１·１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升級
『１·１５』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貧而無諂，無用也，未若貧而樂，致富人也；富而無驕，不保也，未若富而送禮，勾結官府也。」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其社會主義之現實主義與。」
論語
『１·１５』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升級
『１·１６』子曰：「不患人不知己之底細，患不知人之底細也。」
論語
『１·１６』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本篇引语】
《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的前二三个字作为该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原文】
1·1子曰（1）：“学（2）而时习（3）之，不亦说（4）乎？有朋（5）自远方来，不亦乐（6）乎？人不知（7），而不愠（8），不亦君子（9）乎？”
【注释】
（1）子：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子的尊称，有时也泛称男子。《论语》书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而言。
（2）学：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等传统文化典籍。
（3）时习：在周秦时代，“时”字用作副词，意为“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但朱熹在《论语集注》一书中把“时”解释为“时常”。“习”，指演习礼、乐；复习诗、书。也含有温习、实习、练习的意思。
（4）说：音ｙｕè，同悦，愉快、高兴的意思。
（5）有朋：一本作“友朋”。旧注说，“同门曰朋”，即同在一位老师门下学习的叫朋，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6）乐：与说有所区别。旧注说，悦在内心，乐则见于外。
（7）人不知：此句不完整，没有说出人不知道什么。缺少宾语。一般而言，知，是了解的意思。人不知，是说别人不了解自己。
（8）愠：音ｙùｎ，恼怒，怨恨。
（9）君子：《论语》书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此处指孔子理想中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译文】
孔子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评析】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来的解释都是：学了以后，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也高兴吗等等。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原义，指出这里的“学”不是指学习，而是指学说或主张；“时”不能解为时常，而是时代或社会的意思，“习”不是温习，而是使用，引申为采用。而且，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连贯的。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学说，要是被社会采用了，那就太高兴了；退一步说，要是没有被社会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赞同我的学说，纷纷到我这里来讨论问题，我也感到快乐；再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不采用，人们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样做，不也就是君子吗？（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文）这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读者在理解本章内容时参考。
此外，在对“人不知，而不愠”一句的解释中，也有人认为，“人不知”的后面没有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当时因为孔子有说话的特定环境，他不需要说出知道什么，别人就可以理解了，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有人说，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说的，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他还不懂，我却不怨恨。这样，“人不知”就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了。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总之，本章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论语》书中多处可见，有助于对第一章内容的深入了解。
【原文】
1·2有子（1）曰：“其为人也孝弟（2），而好犯上者（3），鲜（4）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君子务本（6），本立而道生（7）。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8）？”
【注释】
（1）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比孔子小13岁，一说小33岁。后一说较为可信。在《论语》书中，记载的孔子学生，一般都称字，只有曾参和有若称“子”。因此，许多人认为《论语》即由曾参和有若所著述。
（2）孝弟：孝，奴隶社会时期所认为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弟，读音和意义与“悌”（音ｔì）相同，即弟弟对待兄长的正确态度。孝、弟是孔子和儒家特别提倡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旧注说：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弟。
（3）犯上：犯，冒犯、干犯。上，指在上位的人。
（4）鲜：音ｘｉǎｎ，少的意思。《论语》书中的“鲜”字，都是如此用法。
（5）未之有也：此为“未有之也”的倒装句型。古代汉语的句法有一条规律，否定句的宾语若为代词，一般置于动词之前。
（6）务本：务，专心、致力于。本，根本。
（7）道：在中国古代思想里，道有多种含义。此处的道，指孔子提倡的仁道，即以仁为核心的整个道德思想体系及其在实际生活的体现。简单讲，就是治国做人的基本原则。
（8）为仁之本：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又是伦理道德准则。为仁之本，即以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古代的“仁”就是“人”字，为仁之本即做人的根本。
【译文】
有子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
【评析】
有若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原文】
1·3子曰：巧言令色（1），鲜（2）仁矣。”
【注释】
（1）巧言令色：朱熹注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巧和令都是美好的意思。但此处应释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2）鲜：少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
【评析】
上一章里提出，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的表现之一就是孝与悌。这是从正面阐述什么是仁的问题。这一章，孔子讲仁的反面，即为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儒家崇尚质朴，反对花言巧语；主张说话应谨慎小心，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反对说话办事随心所欲，只说不做，停留在口头上。这表明，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人应当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这种踏实态度和质朴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内容。
【原文】
1·4曾子（1）曰：“吾日三省（2）吾身。为人谋而不忠（3）乎？与朋友交而不信（4）乎？传不习乎？”
【注释】
（1）曾子：曾子姓曾名参（音ｓｈēｎ）字子舆，生于公元前505年，鲁国人，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贵族的后代。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子出名。据说《孝经》就是他撰写的。
（2）三省：省（音ｘǐｎｇ），检查、察看。三省有几种解释：一是三次检查；二是从三个方面检查；三是多次检查。其实，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前加上数字，表示动作频率多，不必认定为三次。
（3）忠：旧注曰：尽己之谓忠。此处指对人应当尽心竭力。
（4）信：旧注曰：信者，诚也。以诚实之谓信。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相互守信，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5）传不习：传，旧注曰：“受之于师谓之传。老师传授给自己的。习，与“学而时习之”的“习”字一样，指温习、实习、演习等。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
【评析】
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而本章所讲的自省，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论语》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
在本章中，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范畴。忠的特点是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后来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泛指对一切人，并非专指君主。就是指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力帮助。因此，“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止用于君臣关系。至于汉代以后逐渐将“忠”字演化为“忠君”，这既与儒家的忠有关联，又有重要的区别。“信”的涵义有二，一是信任、二是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用来处理上下等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表示说真话，说话算数。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原文】
1·5子曰：“道（1）千乘之国（2），敬事（3）而信，节用而爱人（4），使民以时（5）。”
【注解】
（1）道：一本作“导”，作动词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2）千乘之国：乘，音ｓｈèｎｇ，意为辆。这里指古代军队的基层单位。每乘拥有四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千乘之国，指拥有1000辆战车的国家，即诸侯国。春秋时代，战争频仍，所以国家的强弱都用车辆的数目来计算。在孔子时代，千乘之国已经不是大国。
（3）敬事：敬字一般用于表示个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所从事的事务要谨慎专一、兢兢业业。
（4）爱人：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可见其用法为狭义。
（5）使民以时：时指农时。古代百姓以农业为主，这是说要役使百姓按照农时耕作与收获。
【译文】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政开支而又爱护官吏臣僚，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
【评析】
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原文】
1·6子曰：“弟子（1）入（2）则孝，出（3）则弟，谨（4）而信，汎（5）爱众，而亲仁（6），行有余力（7），则以学文（8）。”
【注释】
（1）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一是年纪较小为人弟和为人子的人；二是指学生。这里是用一种意义上的“弟子”。
（2）入：古代时父子分别住在不同的居处，学习则在外舍。《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入是入父宫，指进到父亲住处，或说在家。
（3）出：与“入”相对而言，指外出拜师学习。出则弟，是说要用弟道对待师长，也可泛指年长于自己的人。
（4）谨：寡言少语称之为谨。
（5）□：音ｆàｎ，同泛，广泛的意思。
（6）仁：仁即仁人，有仁德之人。
（7）行有余力：指有闲暇时间。
（8）文：古代文献。主要有诗、书、礼、乐等文化知识。
【译文】
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评析】
本篇第二章中曾提到孝悌的问题，本章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孔子要求弟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而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则摆在第二位。
孔子办教育，把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而文化学习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无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教育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表现，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这是阶级的需要。他们就是要培养适应本阶级要求的各方面人才。
【原文】
1·7子夏（1）曰：“贤贤（2）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4）；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注释】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44岁，生于公元前507年。孔子死后，他在魏国宣传孔子的思想主张。
（2）贤贤：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尊重的意思。贤贤即尊重贤者。
（3）易：有两种解释；一是改变的意思，此句即为尊重贤者而改变好色之心；二是轻视的意思，即看重贤德而轻视女色。
（4）致其身：致，意为“献纳”、“尽力”。这是说把生命奉献给君主。
【译文】
子夏说：“一个人能够看重贤德而不以女色为重；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评析】
上一章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本章中子夏所说的这段话，实际是对上章的进一步发挥。子夏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做到了后面几点，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但他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所以，将这一章与前一章联系起来阅读分析，就更可以看到孔子教育重在德行的基本特点。
【原文】
1·8子曰：“君子（1），不重（2）则不威；学则不固（3）。主忠信（4）。无（5）友不如己者（6）；过（7）则勿惮（8）改。”
【注释】
（1）君子：这个词一直贯穿于本段始终，因此这里应当有一个断句。
（2）重：庄重、自持。
（3）学则不固：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坚固解，与上句相连，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也不坚固；二是作固陋解，喻人见闻少，学了就可以不固陋。
（4）主忠信：以忠信为主。
（5）无：通毋，“不要”的意思。
（6）不如己：一般解释为不如自己。另一种解释说，“不如己者，不类乎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把“如”解释为“类似”。后一种解释更为符合孔子的原意。
（7）过：过错、过失。
（8）惮：音ｄàｎ，害怕、畏惧。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可以使人不闭塞；要以忠信为主，不要同与自己不同道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论语谢选骏翻新升级版大全》（《翻升》和《论语》的对话）
A Comprehensive Advanced Version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vamped  by Xie Xuanjun -- A Dialogue Over Analects of Confucius

2014年电子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 编著

内容简介
孔子门徒所编辑的《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也对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甚至制度设计构成了极大的限制。第三期中国文明如果不能突破《论语》限制，就无法正常发育。本书作者谢选骏试图通过对于《论语》的“翻新”、“升级”，来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颠覆活动。
Synopsis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mpiled by the desciples of Confucius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cial book over the last  two thousand years and more. But  the book also constitues great restrictions over China's socie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design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normally develop and grow， if people do not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uthor Xie Xuanjun tries to adapt Analects of Confucius to the needs of the modern man by revamping and updating it. It is, in a way, a subversion unseen in history.

（另起一页）
目录
翻新论语、升级论语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结束语
附录之一
孔孟荀的见证
附录之二
全球秩序的教化基础
附录之三
“软实力”接近文武周公的“德”
附录之四
孔子缺乏天子观念的灵性化
附录之五
孟子无君无父论忤逆武王周公
附录之六
孟轲是罪魁祸首——中国人是怎样忘记十伦的？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NC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3月第二版
March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九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IX

谢选骏：西方草创，中国整合

（一）
《为什么现在统治世界的是西方》（英语：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著作，2010年10月12日由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了将东亚和南亚划为东方，将欧美和中东划为西方，并比较了这两者15000年的历史进程。该书获得2011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文学非小说写作奖决选作品，2011益得书摘国际图书奖等书奖，并荣登《新闻周刊》、《外交政策》、《外交》、《纽约时报》等年度荐书，以13种语言版本畅销全球。
中文版
该书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翻译出版，翻译者为钱峰，书名为《西方将主宰多久》。繁体中文版由雅言文化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凭什么》，翻译者为侯秀琴，杨明暐，潘勋和谌悠文。
西方和东方的地理定义
伊恩·莫里斯在书中将欧洲、两河流域和伊斯兰文明定义为“西方”，曾遭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杜彻斯内批评，但伊恩·莫里斯坚持这样的对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定位，他认为上述地区与现代文明都属于一个文明体系，与中日韩等东方文明系统截然不同，事实上早在1987年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金森就提出类似的西方文明系统。
（二）
《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文版上市》（我与卷发有孽缘 评论 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07-11）说：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呈现给人类的一个全景式的历史反思之作。也可以说是关于东西方人类比较发展史的扛鼎之作。其观点之穿透力可与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相提并论，而其所涉及历史的跨度与浩繁程度令保罗．肯尼迪的著作显得狭窄。
作为西方人，作者是自傲的，但并没有忘乎所以，失却历史学家的冷静。他强调西方统治世界有其长期可能性，但并不是天定和必然的。
作者从人类学史出发，以断代史的方式横向比较了东西方发展近几千年的历程，以深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为基础，汪洋恣肆，贯穿东西古今。作者认为无论是种族论、政治论、技术论、地理论，任何单一原因都不足以解释西方何以统治世界，西方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注定论，也不是短期偶然论，这一历史进程是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结合。迟至十九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作者对于未来的预见值得参考:他认为首先西方决不可能永远统治世界，其次未来东西分别的意义将再度失去。第三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全书的一些见解颇具爆炸性，而一些观点更是震聋发聩，引人深思。
作者认为“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胆小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再比如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化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等见解新颖而深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王帆）
（三）
《未来世界谁领风骚——评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2014-05-28 涂启智）说：
“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世界将被东方化”。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以下简称“西方”)一书中，作者伊恩·莫里斯借助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之口，为本书定下了基调。《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年7月初版，在追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本书再版，意义或者更大。
“主宰”抑或“统治”，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为占领掠夺，二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具有话语权与号召力。尽管书中两方面内容均有涉及，但莫里斯应更倾向表达后一种意思。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中，西方崛起的由来引人不倦探究让人怦然心动。不少学者往往循着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回望来路，使研究不免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上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起步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者意识到，所谓西方的崛起，不过是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和非西方种种因素碰撞夹击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反省，欲建立新的全球史和世界史框架。《西方》即是以世界恢宏历史跨度为经、以东西方地域空间为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讲述不同时空上演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故事，重新梳理西方崛起的来龙去脉。作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和古典文学教授、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思路开阔，纵横捭阖，著述既有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又有文学家的文采飞扬。
《西方》主要观点：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更快。莫里斯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探询为何东方长期领先西方，而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笔者以为，世界各国发展密码“地理因素论”只是相对真理，它的有效性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工业革命以前，在交通道路以及航海不发达情况下，偏远闭塞地方自然无法与中心繁华地带相抗衡；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不相上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或许会受制于地理因素。但是，人类由农业时代迈进工业时代，尤其再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地理因素对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弱化，不同社会制度使各国发展千差万别。
社会制度代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政治学常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反之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而欧洲封建社会开始，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奴隶社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意谓历史发展获得了先机，这想必便是中国曾长期领先西方发展的奥秘。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进入封建社会晚结束却早，而中国封建社会在“漫漫历史长夜”穿行太久。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历史开始跑步前进，西方各国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将之关进法律的笼子；而清朝则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专制比明朝以及过去朝代更有过之，封建王朝直到20世纪到来又过了11个年头，才被孙中山推翻。如果说在取代奴隶社会之初和上升期，封建社会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社会仍然抱残守缺，封建制度早已蜕变为落后的罪恶渊薮。
现代社会，先进的社会关系体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个体人人意气风发，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成为可能，公共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主人翁心理认同得以形成，民族国家呈现空前创造性与澎湃活力；专制制度只能禁锢人们头脑，束缚人们手脚，窒息社会发展。民主制度才能造福大众，专制制度则非常自私，它满足的是一个家族抑或一个集团利益。专制给国民性格带来毁灭性破坏，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所说，“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当前，中国开始注重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需扫除———权力还未完全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不贪则已、一贪惊人屡见不鲜，民众合法权益时有被侵犯；市场经济还不尽规范，存在垄断以及被权力操控风险；文化产品供给在城乡两个层面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产值还不能称为高，民众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根本原因，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仍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还在追赶。
莫里斯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西方》写作时间恐怕不会晚于新旧世纪之交，正值西方中心论在欧美学界失去影响时间点，他很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不再使用西方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选用中国的王朝兴衰。这非常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莫里斯的语言富有调侃意味，西方人的幽默随处可见，书中浓墨重彩铺陈描述若干与真实历史截然相反的故事场景(比如道光皇帝打破维多利亚女王)，于幻想与真实巨大反差里呈现出别样的轻喜剧色彩。电影蒙太奇表现手法以及文字的突兀洗练，亦为本书增色。前人曾说，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成金科玉律去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讲，纵是大家之作的《西方》，我们也不应抱持寻找东方崛起“标准答案”动机。它只是一份材料、一个参考，为我们探求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打开一扇窗，真正答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中。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很好。这将马列主义的出局。其结果，就是“西方草创，中国整合”——也就是我一再宣告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那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

谢选骏：文明没落与稿费版权

西方文明的没落与稿费版权制度的建立直接相关。
中国文学的堕落是稿费版权出版管制的直接后果。
西方文明为何趋于没落了？因为西方思想失去了活力。西方思想为何失去活力了？在我看来就是稿费和版权制度给害的——商业主义和大众购买，杀死了他们的上帝、文明的灵魂，并让社会走向费拉化。
（一）
版权（英文名称：copyright）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版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类型，它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摄影和电影摄影等方面的作品组成。

版权（copyright）是用来表述创作者因其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享有的权利的一个法律用语。
版权是对计算机程序、文学著作、音乐作品、照片、电影等的复制权利的合法所有权。除非转让给另一方，版权通常被认为是属于作者的。大多数计算机程序不仅受到版权的保护，还受软件许可证的保护。版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算法、数学方法、技术或机器的设计均不在版权的保护之列。
从语源学上讲，版权不仅表示复制权，而且表示对作品本身及其载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时也与文学艺术产权交替使用。与英语版权一词相对应的法语是droit d'auteur，德语是Urheberrecht，西班牙语是derecho de autor。这些名词直接指明了权利的受益人，译成汉语为“作者的权利”。为了保障作者因创作作品获得正当权益，协调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广大公众因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鼓励作者创作，促进作品传播，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世界上已有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版权制度。
原始概念
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况，那时还少见。印刷术，特别是公元11世纪40年代毕升的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一件作品可以印制多册出售，作品载体的复制品──图书成为印刷商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了垄断某些作品的印制与销售，印刷商将待印的作品送请官府审查，请求准许其独家经营。中国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东都事略》，目录页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
从那以后，唐宋文明的创新功能就趋于萎缩了。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当推元明清的大一统限制了思想的传播和产生。
在欧洲，公元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以后，1469年威尼斯共和国授予书商乔万尼·达施皮拉为期 5年的印刷图书的特权。封建帝王和地方官吏发现，通过审查待印的作品，可以禁止新思想的传播，1556年英国女王玛丽一世批准伦敦印刷商成立书商公司，对于该公司成员出版的图书授予垄断权，但同时规定，图书必须送皇家审查，并在该公司注册，方可印刷发行。未经注册，擅自印行，由皇家星法院惩处。由官府授予印刷商垄断某些作品的出版权，或下令禁止翻印他人已经出版的作品，并不标志着原始版权概念的形成，相反，这不是保护作者的垄断，而是保护官府的垄断。
此种制度并非“原始版权制度”，而是“原始新闻出版审查”，仅仅有利于统治者和印刷商，与作品的创作者毫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所以，它并没有危害文明的发展。
为什么保护官府的垄断不会危害文明的发展，保护作者的垄断反而会危害文明的发展呢？因为前者只是激发了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斗志，后者却用金钱服饰和瓦解了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斗志。
现代概念
子虚乌有的“原始版权制度”在中国延续了700多年，在欧洲延续了200多年。
17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哲学家J.弥尔顿、J.洛克等人提出的“人生来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新思想的冲击下，以王室为中心的封建垄断制度开始动摇。经过城市革命，代表城市利益的议会制取代了代表土地的君主专制，王室授予印刷商的垄断权亦随之废除。在英国，王室授予书商公司的印刷特权废除后，书商和印刷商援引文学产权的理论要求对其印刷的图书给予一定形式的法律保护。1709年1月11日下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将图书的印刷发行权授予作者或作品原稿的购买者，这项提案成为1710年4月10日生效的《安妮女王法令》。该法令规定：凡已经出版的图书，自法令生效之日起21年内作者有权重印该书；尚未出版的图书，作者享有28年的出版权。《安妮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它废除了王室给书商颁发印刷许可证的封建垄断制度，承认作者有权支配和处理自己的作品，使其成为版权主体，标志着现代版权概念的形成。18世纪末，法国城市革命取得胜利，“天赋人权”的口号给版权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维护其人格的精神权利。承认作者既享有经济权利又享有精神权利的1791和1793年的法国版权法，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版权概念。
但是这些时候，版权还没有和金钱直接挂钩，所以对文明创新的危害程度不是太大。
（二）
著作财产权的种类在过去一百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原先较单纯的出版权、演出权，因电影的发明而有公开上映权、因广播及电视的发明而出现公开播送权，时至今日因因特网的普及化，公开传输权随之而生，除了这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新型态著作权利，另外一些较传统的权利也由于人类生活型态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例如因为国际间的交流日渐频繁，著作物在各地区以及国际间的散布权问题获得重视；著作物所有人以往基于所有权拥有将该物出租的权利，规模有限，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不大，但由于大型连锁租书店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从而使得著作物的出租权亦须被顾及。
一般来说，著作权人对于著作享有若干项基本权利，其中有一些是专属权利。他们享有使用、或根据议定的条件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的专属权。
传统的著作权通常为两种极端，一端是“保留所有权利”，另一端则是“不保留任何权利”（即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知识共享则试图在两者中间广大的灰色地带保有弹性，使得创作者可以“保留部分权利”。知识共享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授权形式及条款组合，创作者可与大众分享创作，授予其他人再散布的权利，却又能保留其他某些权利。知识共享的诞生是为了避免现代知识产权以及版权法在信息共享方面的问题。
（三）
以下几个要素是在研究“文明没落与稿费版权”问题时，不得不思考的：
1、公共利益与版权限制
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版权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但一般说来，世界各国都从立法上承认了下列限制，包括：在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面授过程中表演版权作品；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保存版本、更换毁损藏书或者其他合法目的而制作作品复制件；为盲人制作演绎作品。可以预言，这类限制在网络时代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屡遭诟病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也试图在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因而规定了限制版权的条款，使得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出于上述目的制作作品的数字复制件以及印刷和传真复制品。该法案还授权国会图书馆进行相关研究，以帮助国会确定从促进远程教育的角度考虑，应如何制定版权规则。有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可以援引合理使用制度为在法律程序中（如作为与正在辩论的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为了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如证明某一毒品的效力）复制版权作品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辩护，在立法或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有关机关适当复制相关法学作品和实证材料则更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2、促进竞争与版权限制
竞争政策也可以为版权限制提供依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能够促使市场主体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赋予权利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作品的供给量低于竞争状态，供给价格则高于竞争价格，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无谓损失。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如果过强的版权保护导致超出法定程度的垄断，就必须对版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比如，在美国版权法中，有两例属于基于竞争政策的版权限制制度：其一，针对音乐版权人的强制许可，以便有更多的企业制作某一音乐作品的录音带；其二，针对广播信号权利人的强制许可，以便他人通过有线系统被动转播被广播的材料。美国的合理使用抗辩有时也用于促进市场竞争，如在Sega v. Accolade （Sega v. Accolate， 977F.2d 1510（9th Cir. 1992）。）案的审理中，法院认定虽未得到授权但具有开发具备兼容性程序之合法目的的解构他人程序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正如该案所表明的，当信息表现为数字形式时，竞争政策问题会不时浮出水面。而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公司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实际上也是试图通过对微软公司通过软件版权而获得的强大市场垄断地位进行限制以促进竞争。
3、弹性机制与版权限制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立法者很难准确预测将会出现怎样的新技术、人们将如何使用这类技术以及版权法应如何应对。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法律试图跟上技术的发展，而结果却总是技术走在前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规律。”这样，当立法机关对特定案件的情势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时，法院就常常采用合理使用制度作为一种弹性机制，以便平衡这类案件中版权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1984年Sony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应推定非商业性私人复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不必为了保护对作者的创作激励而禁止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没有明显影响的私人复制行为，对这种非商业性使用作品行为的禁止只会阻碍人们获得作品的思想，而不会带来任何收益。”而在Lewis Galoob Toys Inc.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支持原告发行一种“游戏精灵”的权利，这使得任天堂游戏的用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临时性的变化，而在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案中，法庭认定，在线服务提供者自动张贴源于用户的因特网信息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上述案例都成功地利用版权限制法理解决了法律不时与高新技术发展脱节的矛盾，使得版权法保持面向未来的适度弹性和灵活性。
4、市场失灵与版权限制
“市场失灵”是解释版权限制依据的经典理论之一。根据这一理论，版权法之所以不愿意扩大版权保护范围以彻底禁止私人使用，不但不追究在理论上有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反而将其认定为合理使用，是因为立法者认识到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与使用者之间难以达成任何协议。这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对于社会来说，得到半条面包（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作品而版权人得不到使用费收入）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强（即社会公众不能自由使用作品，版权人也得不到使用费收入）。也就是说，当为达成许可而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远远超出交易的预期收益（既可以表现为许可收入，也可以是其他利益，如名声或者商誉的提高）时，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这时，人们自然可以援引合理使用抗辩。
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市场失灵”是否依然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在数字网络环境下，适度的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存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版权人有可能按照使用或者复制作品的次数和时间收费，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理论失去存在的基础。而实际上，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更不用说一整套网上支付交易系统的运行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上述成本对于大量市场价值不高的普通作品而言，足以构成“市场失灵”的充足理由。事实上，许多为私人目的复制作品的行为要么没有明显的经济上的重要性，要么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便利研究工作而被认定为正当。更何况，虽然网络的触须正在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由于经济、地理和人们自身的原因如存在视力、智力障碍，网络终究有其局限，对于某类地区、某类群体，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网络失灵”。这样，网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使得版权限制制度依然有相当的适用空间。
5、反共地悲剧与版权限制
一些学者试图运用经济学上“反共地悲剧”理论为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制度进行辩护。“反共地悲剧”是与“共有地悲剧”相比较而存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共有地悲剧”和“反共地悲剧”分别以两种极端的情形来说明保证土地（其实可以被视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的代表）适度开发利用的理想产权架构：没有产权保护会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利用甚至资源枯竭，如过度放牧导致土地沙化使人们失去牧场，即所谓“共有地悲剧”；而在土地上存在过多过强的权利甚至权力又会阻碍资源的充分利用，如现实中多个部门共同掌握土地等资源的审批权，各种权利/权力相互牵制，最终导致土地长期荒废，这就是“反共地悲剧”。
上述理论模型同样适用于作品和版权保护。数字网络技术使得作品管理和版权交易的成本下降，减少了基于“市场失灵”的版权限制，但一方面，版权过于充分的“行使”会增加作品使用者的成本、减少作品的使用量从而对社会不利，因为对于社会来说，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另一方面，过强的版权保护也会阻碍新作品的创作，这是由于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必然会牵涉到对许多在先作品的利用，存在于在先作品的过多过强的版权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网，必然阻碍甚至窒息作品的创作，陷入一种“反共地悲剧”。这就说明，不管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必须追求一种版权适度保护模式，维系版权保护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6、使用者权与版权限制
早在前网络时代，为对抗作者享有的版权，一些学者就明确提出，包括读者和其他作品使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享有一种“使用者权”。根据这种观点，合理使用不仅是一种消极抗辩，更是社会公众享有的积极权利。也就是说，一旦版权人将其作品在公众中传播，对该作品的合理使用就成为公众享有的一种“权利”。版权法只是授予版权人在有限时间内的有限权利，而将所有其他权利包括合理使用权都保留给公众，这已成为版权保护史上一脉相承的传统并体现在网络时代的典型案例中。例如，1992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Accolade公司出于兼容目的解构Sega公司软件代码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行为。此后，为达到兼容效果而解构他人软件就成为一种权利。而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如果版权法要实现其促进知识进步的宪法目标，就必须为合理使用留出合适的空间。因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合理使用是公众享有的一种如此强有力的权利，以致于可以根本不考虑旨在排除合理使用的合同条款或者技术保护措施的限制。
总之，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恰如版权天平两端的砝码，任何一端砝码的不当增减固然会导致天平暂时失衡，而完全去掉“版权限制”的砝码则势必摧毁版权天平本身。正如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对经济学而言，“有所改变的只是答案而不是问题本身。”对于版权法来说也是如此：在网络时代，版权天平还是那架天平，砝码还是那两种砝码（即“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立法者的任务也依然是保持天平的平衡，有所改变的只是天平两端托盘中的砝码数量以及为维持平衡而增减砝码的频率。
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现代文明的没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金钱的腐蚀，而在精神腐蚀的过程中，稿费与版权又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为了抗拒这一腐蚀，谢选骏的所有写作都不收稿费。
同样，为了保持流水不腐的状态，谢选骏的所有作品都自动放弃一切版权私有。

谢选骏：台湾象征性地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

《美国这位政界大佬访问台湾！后果不敢想》（2018-03-25 08:20:57  VOA）报道：
曾积极推动《台湾旅行法》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Ed Royce）本星期访问台湾，期间将到台湾立法院与立委座谈，获颁台湾外交荣誉奖章，并与蔡英文总统会面。
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柏特提出的《台湾旅行法》共有80多位国会议员共同联署，其中包含罗伊斯。该法主张“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所有层级的官员互访”，被认为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规范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的一项法律。
罗伊斯众议员还大力支持一项可以令台湾人在台湾完成入境美国手续的构想。罗伊斯这次访台搭乘的是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从加州安大略机场至台北桃园机场的首航航线。安大略机场不是国际航班入关机场，没有设海关与境外检查中心。目前华航正在争取在台北的桃园机场设海关，使旅客可以在台湾机场完成美国入境手续的预先通关，相当于在台湾入境美国。
谢选骏指出：这两个发展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台湾“象征性地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这可不是天方夜谭。
“美国第51州”是个尚未实现的美国政治体。“美国第51州”，可以是一个政治术语，是指下一个将会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成员邦，但亦可以是一个幽默的片语。尤其在加拿大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当地人会说自己的地方已经变成“美国第51州”，用以讽刺自己国家大量受到美国文化影响，而自己的文化过度“美国化”，或者是在经济、政治或军事上与美国的关系密切。
美国国内可能的“第51州”
根据《美国宪法》第四条，美国国会有准许新州加入联邦的权力，只要新州是一个共和政体，且“完全的信赖和尊重”原有各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现时新州加入联邦沿用西北训令所规定的程序。由于有《1802年俄亥俄赋权条例》的先例，现在美国若接纳新州，需由国会通过一赋权条例，赋予新州立宪权，并说明国会对该州加入联邦的要求。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首都华盛顿特区作为联邦直辖区，一直被认为最有机会成为美国第51州的领土之一，而且市民一直非常支持该运动，并参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革命党的口号，以“需缴税却无代表权”（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作为运动的诉求口号。现时，这句话被印在了所有哥伦比亚特区新近发出的车牌底部，除非车牌申请人另外缴交一笔费用，以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网站的网址代替这句口号。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车牌则只印了口号的第一个字──“Taxation……”，但乔治·W·布什总统就任后，就把前任总统的车牌换了。
推动华盛顿特区成为第51州的运动促成了哥伦比亚特区立州党的成立。而这个运动曾差一点儿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成功。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哥伦比亚特区投票权修正案》。1980年华盛顿特区召开了制宪会议，并于1982年通过了《新哥伦比亚州宪法》。但哥伦比亚特区立州之路在1985年被终止，因为1978年的修正案无法在7年内获得美国全国四分之三的州议会通过而被确认，因此华盛顿特区至今未能获得国会代表权。建州一直不被共和党支持，原因是民主党在华府一直极具压倒性优势，建州将使民主党“自动”获得两席参议院及一个众议院，其中两席参议院的优势将使共和党更难以控制参议院。
另外一个建议是选区划分时将哥伦比亚特区并入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领地来自马里兰州和维珍尼亚州划出的，后来维珍尼亚州获得回赠供出的土地，现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只剩下由马里兰州供出的土地，因此将哥伦比亚特区并入马里兰州，可使华府市民获得国会代表权的同时，无须另立新州，亦不会减低民主党本已在马里兰州的优势。
波多黎各及维京群岛 （加勒比海属地 ）
波多黎各已经举行过若干次前途全民公决，选项包括成为美国第51州和维持现状，但每次都是支持维持现状的居民略多，不过每次公投支持成为美国第51州的人数都有所上升。
波多黎各在2012年11月6日举行了波多黎各政治地位公投。最终有53.9%的投票者反对继续维持原有政治地位，且有61.9%的投票者在政治地位需改变时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由此，波多黎各在美国国会的居民代表将向国会提议立法承认波多黎各加入联邦。议案需经众议院、参议院通过，并经美国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惟现在美国国会的多数共和党人被认为不希望增加以民主党人为主的地区建州（若波多黎各建州，民主党有望增加两个参议员及五个众议员席次），而明里暗里的横加阻挠，加上不稳定的财政措施，使得建州的路非常难。波多黎各人在美国总统大选同一日选出总督。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在岛上没有总统投票权，移居美国本土的州份则拥有投票权。但是波多黎各人可以参与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的党内初选的代表选举。尽管美国公民移居海外者可以在外国的大使馆等进行缺席投票，但是任何美国人移居波多黎各后将丧失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权（等同波多黎各人）, 除非以后再次移居回本土。
另一方面，美属维尔京群岛自身也是第51州的候选地之一，不过被视为冷门。再加上人口较少，独立成州的机会不大，因此有人提议美属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合组为美属加勒比领地（Commonwealth of PR/USVI）加入美国联邦。
美属太平洋领地
美国在太平洋上有不少领土，如未合并建制领土关岛、未合并非建制领土美属萨摩亚和北马里亚纳自由邦都有机会独立成为第51州。但这些领土独立成州后，根据美国宪法都会在美国参议院具有两个议席，但这些岛屿的人口之少，一个参议院席位已经十分过分，何况像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等大州已经承受相应的不公。因此，有建议让关岛、北马利亚纳及美属萨摩亚，成为夏威夷州的一个郡。
当然，上述组合后的州分合并后，给予与现在诸州相等的代表权恐怕惹来很大反响。1960年代后，美国国内曾出现大夏威夷州的概念，将当时美国辖下的太平洋岛屿，包括上述岛屿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与夏威夷州合并，组成大夏威夷州。但无论如何，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都不大可能独立成为美国第51州的候选地。
从现有联邦成员州的领土中划出
美国各州内部存在的矛盾，导致一些地方萌生独立成州的念头。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如有关各州之州议会及国会同意，美国未来的新州可以建立在某州之管辖区域内或合并两州或数州、或数州之一部分而成立新州。缅因州于1820年脱离马萨诸塞州加入联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纽约市
在各分离方案当中，最悠久的当属纽约市脱离纽约州独立成州的运动。早在1787年前后，纽约市民因纽约州其他地方的居民企图否决美国宪法草案，而提出独立成州，通过宪法的诉求。南北战争前夕，当时纽约市长费尔南多·伍德也提出，纽约市脱离纽约州，以“三岛自由市”（Free City of Tri-Insula）的名号独立成州。
1969年，有两位纽约文人以纽约市独立为纽约州，剩下的纽约州改名布法罗州（Buffalo，水牛城音译）为呼吁，竞选纽约市长和市议会议长，但竞选失败。
直到最近，由于纽约市民和纽约州其他地方的居民在两次大选中对乔治布什的不同态度，再加上州府和市府的政见纷争，导致纽约市脱离纽约州独立成州的运动再次蓬勃。纽约市议员彼得·瓦隆曾在2003年和2006年在市议会提出这个议案，后者一案正在讨论中。不过该运动的支持者，又分为支持“纽约五镇”独立成州的一派和支持五镇连同近郊各郡成独立州的两派。
芝加哥都会区
芝加哥市也有类似于纽约市的诉求，脱离其所属的伊利诺伊州，独立成州。其理据为伊利诺伊州的半数人口生活在芝加哥都会区。不过芝加哥市府和伊州府的纷争不如纽约的多，因此支持的市民不如纽约的多。
“杰斐逊州”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但在参议院的代表同其他州一样，都是两个。因此在二战前夕，加州北部诸郡曾建议和俄勒冈州南部一些郡合并为“杰斐逊州”。该建议因二战爆发而被搁置，值得注意的是，若当时这个重组方案实现，“杰佛逊州”会是美国第49州，因为那时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仍是美国的未合并领土。不过，今天“杰佛逊州”仍是美国第51州的可能候选地。
“林肯州”
由于测绘人员的错误，1864年蒙大拿领地自爱达荷领地划出时，给爱达荷州留下了一条直通加拿大的狭长领土，是为爱达荷州狭长地带，而走廊和爱达荷州其余部分被山脉所隔。爱达荷州府原设于爱达荷走廊利维斯顿（Lewiston），1865年州府迁到走廊外的波夕（Boise），导致州政府对走廊内的管理更加困难。因此当时提出了爱达荷走廊独立成州的建议，但被否决。
在爱达荷州西边的华盛顿州也有类似的问题。整个州被喀斯喀特山脉（Cascade Mountains）分为东西两部，其中统治重心在西部，令东部较难管理。因此在1996年、1999年和2005年都出现了爱达荷走廊和东华盛顿地区合并成为“林肯州”的呼声，但头两次均不了了之。
“苏必利尔州”
密歇根州也有类似上述的情况。密歇根全州由两个半岛组成，上密歇根半岛和下密歇根半岛，两者之间为密歇根湖所隔。而全州统治中心在下密歇根半岛，因此上密歇根半岛的居民提出了独立成州的议题，并建议借半岛另一侧的淡水湖的名字，苏必利尔湖，作为新州的名字，是为“苏必利尔州”。
“德马瓦州”
由于历史原因，位于美国东岸的德玛瓦半岛（Delmarva），一直为特拉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三州所分据，因此由当地居民提出整个半岛独立成州。但由于特拉华全州位于半岛上，因此若整个半岛为一新州，特拉华州也会消失，一加一减，新成立的“德马瓦州”也只会是美国第50州，而非第51州。
“东田纳西州”
自从南北战争开始，由于政见与田纳西州另外两个大区不同，东田纳西在文化上都比较接近美国东岸各州。因此，不时都有人重提把东田纳西从田纳西州独立出来。
“新加利福尼亚州”
加州城市居民大都支持意识形态偏左的民主党，但加州农村居民则支持偏右的共和党，但由于人口差距悬殊，加利福尼亚州一直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自2017年特朗普接任美国总统后，由于其政策与加州政府对待移民和大麻和的态度截然不同，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和加州政府的关系紧张，但由于加州东部农村人口思想偏保守，所以加州东部居民希望成立一个独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加利福尼亚州（New California）。目前其已宣布成立，但由于还未得到美国国会的承认，所以暂时还不算一个独立州。新加州的范围包括除旧金山湾区以及大洛杉矶地区以外的几乎所有现有加州领土。
美国国外的讽刺说法
圭亚那
圭亚那国内也有类似的组织，推动圭亚那加入美国，成为其第51州。他们的理据是圭亚那人民和美国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举例声称道：七分之一的圭亚那国民具有美国国籍，而二分之一的圭亚那国民在美国居住。
菲律宾
菲律宾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过去亦曾为美国的殖民地。
一些菲律宾人倡议菲律宾应该恢复受美国管治，并成为美国第51州。但有意见认为，菲律宾的人口逾一亿，是加州的三倍。若加入，至少得分为三个州加入美国，分别为吕宋、维萨亚和棉兰老三州。
意大利
意大利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在意大利本土有第六舰队驻防，亦多驻防在西西里岛。
1944年，在西西里岛号称拥有4万党员的复兴党（Party of Reconstruction）曾发起要求美国承认西西里为美国成员州的运动。这是因意大利法西斯党垮台而兴起的西西里分离运动之一，立刻吸引了一些人的参与，因为西西里居民对于意大利王国政府长期忽视该岛的态度感到不满。此外，祖籍西西里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和1943年英军、美军发动的西西里岛战役，亦被认为是西西里地区分离情绪兴起的原因或推动力量。然而这项活动并未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任何回应，再加上1948年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后，西西里的自治权力有所提升，该运动逐渐没落。实际上，当时的美国仅有48州，因此西西里分离运动者的诉求是使该岛成为第49个州。
台湾
在台湾地区，以台湾建州运动发起人周威霖为首的政治团体主张台湾应为美国第51州[3]。衍生自台湾主权未定论的主张（与某些台湾独立运动人士主张相近），此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台湾为大日本帝国领土，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属太平洋战区 POA）被美军划分给同盟国中缅印战区统帅蒋介石执行军事占领，旧金山和约称日本政府仅声明放弃台湾之主权，台湾主权并非中华民国政府，故属美国未合并领土之一，应向美国申请加入成为第51州。
此一主张各有不同变型，例如：单纯成为美国未合并领土的美属台湾、主张“日属美占”的台湾民政府等。不过，台湾不像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有美军驻防，地理上太接近中国，不会被中国接受，法理上亦不可能。
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台湾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历任政府不论戒严时期及民主化后均奉行亲美政策，因此亦有讽刺指台湾为美国第51州。
2017年12月25日台湾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开放民众换发第二代护照，注意事项页底图引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照片，遭讥讽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中东国家
自2002年美军攻打及占领伊拉克及阿富汗后，某些人称呼这两国为“美国第51州”，讽刺美国政府和军方介入当地的事务。美军攻陷阿伊二国后，推翻当地原有的政权，成立新的民主政府，并维持驻军，协助维持当地的治安。因此，一些评论认为，当地的政府如同美国政府的傀儡政权，和美国的州无很大分别。
不过，由于美军后来允许其他国家派维持和平部队进驻阿富汗，因此“美国第51州”的名号更多用于形容伊拉克、巴基斯坦、叶门、科威特、巴林等中东和南亚国家，因为有美军在当地驻守，巴林更为第五舰队所驻地，变成讽刺该国是美国51州。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自二战以后，外交政策一直紧随美国，因此澳大利亚被讽刺为“美国第51州”。事实上，澳大利亚在二战以后历场涉及到所有美国在海外发动的战争，如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和美伊战争中都是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国防军甚至派部队协同美军作战。澳洲的大众文化一直深受美国文化所影响，政治制度亦与美国相近（如有与众议院相等权力的民选参议院）。一些年青一代甚至于近年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投票以决定让澳洲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第51州”。有人指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卫星国”，历届美国政府亦将澳大利亚列为最重要的盟友国之一，而历届的澳大利亚政府，不论左派的工党或右派的自由-国家党联盟，亦毫不掩饰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将美国视为自己最为亲密的盟国，并允许美国在北领地驻军，前澳洲总理约翰·霍华德亦曾讲过，澳大利亚就是“世界警察”美国在亚洲的副警长。
加拿大
加拿大时常被以美国第51州来形容，但这却在美加两国有截然不同的意思。
在加拿大可以是一种讽刺用法，在政治上指加拿大政府的外交政策亲美；在文化上也可以讽刺加拿大文化受到美国文化的同化；在经济上则是两国交易愈来愈密切，共同推动自由贸易。一度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拿大自由党就曾在1993年竞选时刊出一幅描绘美加边境被抹去的海报，讽刺对手加拿大进步保守党的亲美政策。而有些人认为“美国第51州”的表述是一个悲观的表述，表示加拿大因上述因素最终为美国所并。
在美国国内，用“美国第51州”或“枫叶州”来形容加拿大是一种蔑视的说法，显示发言者看不起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自2003年后，因为加拿大反对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分歧加深。国内美国共和党及保守派曾在选举期间设计虚拟地图，把加拿大并入美国并涂上蓝色，讽刺加拿大的内外政策均与美国民主党一致。
以色列
以色列常常被揶揄为“美国第51州”，原因是以色列每年都会获得美国的大笔资金援助。有评论家以此名号暗示，美国的中东政策，倍受国内犹太人政商名流的影响，偏袒以色列。
英国
英国之所以被人形容为“实际上的美国第51州”，用意在讽刺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英国的影响。但这完全只是个消遣，实际上英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第51州，是由于美国宪法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然而英国是采用君主立宪制度的议会制国家，因此除非英国废除君主制或美国修宪，否则英国几乎无法加入美联邦。
在文化层面，一些英国文化认为“商业化”和“笨蛋化”是美国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在经济上，美国引入的超级市场和快餐店对英国传统的小本经营的家族企业带来巨大冲击。政治上，部分人认为大英帝国的衰败和美国崛起有莫大关系；英属殖民地的丢失和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的消退，被不少英国人认为是二战美军来援的代价。而美军在二战后借冷战之名驻兵英国，也成为美国对英国影响的象征之一，更有人批评指英国反过来被美国殖民。
而实际上，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很支持美国，维持特殊外交关系，往往有共同的外交立场，可谓“美唱英随”。不过有人指出，双方并非互相支持，而是英国单方向支持美国。认为英国单方向支持美国的人指出，当年英军及英联邦各国的部队到韩国协助美国打韩战，美国却无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出手相助；因此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英国政府公开挺美，导致不少英国大学生上街表示反对。而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因全力支持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而被英国媒体骂为“布殊的哈巴狗”和“美国第51州州长”。
爱尔兰
以甘迺迪家族为首，爱尔兰共和国是许多美国人的祖籍地，将近4000万美国人承认自己有爱尔兰人血统，美、爱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美、爱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都关系密切。今日，约10万美国人住在爱尔兰，而且不少爱尔兰公民，祖先都曾侨居美国。因此两国的亲密关系，令一些人说爱尔兰是“美国第51州”。
德国/奥地利
德国以及奥地利是许多美国人的祖籍地，美、德/奥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且美国在德国境内有约三万驻军，因此美、德/奥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都关系密切，而且不少德国/奥地利公民，祖先都曾侨居美国。因此两国的亲密关系，令一些人说德国/奥地利是“美国第51州”。
南韩
二战至今，南韩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仍依赖美国，而且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缘故以及一直受北韩的军事威胁下，驻韩美军依然在该国屯驻大量部队。
日本
在二战期间，尽管联合国保证了日本的主权受到保护，但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坚持美国应该并吞战败后的日本。然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军方否决了这种方案。战后由美军起草的日本国宪法中，除了保留天皇及君主立宪内阁制外，大体跟随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两院制及三权分立。
不过，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的第三条中，美国将琉球群岛中住有100万人口的土冲绳及小笠原群岛、火山列岛和硫磺岛交付联合国进行托管，美国一直管治这些岛屿，直至1972年才逐步移交日本。
至今，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仍依赖美国，而且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缘故，驻日美军依然在该国屯驻大量部队，因此被讥为美国变相的第51州。如2006年，北韩即发表了不欢迎日本参加六方会谈的声明，原因是“日本是美国的第51个州”，只要“在家里等美国通知”就行了。
2016年2月17日，日本自民党籍参议院议员丸山和也在参议院宪法审议会上提出日本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设想，称“一旦日本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日本州’将拥有最多的议员，‘日本州’出身的议员则很有可能会当选美国总统”，丸山同时称“美国现任总统是黑人，说白了就是奴隶，而美国建国之初根本没想过黑奴会当上总统”，这一涉及美国奴隶制度的敏感言论随即遭到舆论声讨。
肯尼亚
肯尼亚时常被如此戏称，由于第44任美国总统巴拉克·欧巴马是肯亚裔人士，有些人讥讽肯尼亚是“美国第51州”。

谢选骏：乌托邦不难实现，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英国人）在他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它。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写的一部拉丁语的书的名字，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出版于约1516年。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摩尔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牧师，他的小说可能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广义的乌托邦可以是理想的或实际的，但一般来说这个词更强调乐观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思想发展历程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现今引申义/乌托邦编辑
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
乌托邦的探寻/乌托邦编辑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First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ofthe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反乌托邦/乌托邦编辑
反乌托邦（Dystopia）是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反乌托邦主义描绘的是反面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国赫胥黎所著的《美丽的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
《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描绘了科学主义的乌托邦。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1984》由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于1948年写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动物庄园》
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创作。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乌托邦
《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话”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反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乌托邦人所憎恨的是金银珠宝，他们给奴隶戴金银珠宝当锁。
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编辑

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应该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这种社会至今还未出现，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他们觉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这种思想，并推广开去，就能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错误，背弃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种错误。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确信资本主义应当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欧文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所瓜分。

公有制
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但各有见解。莫尔等把财产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公共占有。摩莱里、欧文等则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的公共占有，即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消费
16至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不同的禁欲主义色彩，有的甚至公开鼓吹戒绝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到了19世纪初期，禁欲主义已经失去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伟想像。

城乡结合
从托马斯·莫尔开始，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罗伯特·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初，共经历了300多年。3个阶段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纪至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还只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
18世纪，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对社会主义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认为私有制引起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当具备初步的阶级观点后，主张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为原型，主张在封建制度崩溃后，在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等。
19世纪30和4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时期。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这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状况，指出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设计未来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代表人物
圣西门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
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傅立叶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罗伯特·欧文
当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由于“和谐大厦”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
对外联系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联系。在他们的新世界和资本主义旧世界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新世界要通过多种途径从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为此，居民注意学习外语和有关外国的各种知识，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情况，不能让旧世界的旧风尚败坏新世界的新风尚。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设想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把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改造角度，给整个欧洲的现代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并且这种理论主张城市规模不能够过大了，要接近农村，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城乡的结合。并且有可能能够的城市中各种矛盾。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重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至今，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台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
新和谐公社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
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结果，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就这样开始一砖一瓦兴建起来了。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串串葡萄挂在绿叶成荫的架下，把村镇周围点缀得分外秀丽。远处，与天际相连的绿茵茵的草场上，牧羊人头戴宽边草帽，悠闲地随着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动。村后的果园里，苹果树、桃树、李树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里走，只见街道两旁种着白杨和桑树，还有美丽的金雨树。再往里，是相隔不远的一处处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另外还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各种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医院和接待室，偶尔也可以见到作为临时住房的圆木小屋。这些房子的周围，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村里到处飘逸着花草的芳香。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这的确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确实在这世界上存在过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什河岸边，名字叫“新和谐公社”（或叫“新和谐村”）。
这与充满血腥的资本社会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欧文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5岁到7岁的儿童，一律无条件入学，朗朗的读书声给全体成员一种欣慰与自豪，他们仿佛看到了“新和谐公社”未来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未来。8岁到10岁的儿童。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公社各种有益活动和必要劳动，如修整花园、做家务等，从中掌握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12岁以上的青少年，必须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要在工厂、作坊等学习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将来为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20岁到25岁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设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厂作工，有的在农田参加农业劳动，或是参加一定的脑力劳动。公社的未来发展，全靠这个年龄段的主力军。25岁到30岁的人，每天只需以参加两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其余时间则从事公社的保卫工作和参与产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等脑力劳动。
30岁到40岁的人负责管理、组织和领导各个部门的生产工作。40岁到60岁的人，则主持对外交往。接待宾客或是产品交换等。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老人集体，负责捍卫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监督宪法的实施落实等。
这样，“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想看一看这个公社是如何“和谐”的，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公社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如美国费城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和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纷纷前来，热情参加和谐公社的建设。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是这样的吸引人，以至于除赞成者对之大加赞扬外，连反对者也众口一辞、连声感叹。
但是，“新和谐公社”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它处在整个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且，来参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种目的，有着各种想法，所以，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
更何况，其总设计师欧文的建设理论也有致命的弱点，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成员的活动目的只要满足本社成员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导致公社产品成品缺少，生产少，消费多，产生矛盾。因成员觉悟水平不一，导致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而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以致于技术工和一般工人匮乏，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情况，使欧文自己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4年以后，“新和谐公社”终于宣告了破产。

谢选骏指出：乌托邦是不难实现的，难的是一直实行乌托邦。正如毛泽东亲自供述的那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不做坏事，那并非人类力所能及的，所以按照圣经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强行推广乌托邦，那就会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就像斯大林和毛泽东之下的苏联和中国一样。

谢选骏：斯大林和日本王都是强奸犯

《苏军大规模奸杀 惊曝连同胞都不放过 斯大林纵容——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2018年2月10日 转载动态网）：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
二战时期，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由于民族性格和军队素质的不同，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人的强奸犯罪记录大有不同。英军的素质最高，“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页)同样，进入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也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不负仁义之师的令名。与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相比，美军的牛仔们就显得有些粗野：“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纳粹军队虽然残暴成性，但是，据“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提供的信息：“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同前，第309页)
在“二战”中，军人强奸犯罪极其严重和恶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高级指挥官的纵容，日军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对占领国的平民百姓施暴。他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强奸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另一个犯有严重强奸罪行的是苏联军队。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通过远东大审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苏军的强奸犯罪，人们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同前，第312页)
（一）
二战期间，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击下，苏联军队一开始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后来，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军事援助与配合下，苏军才转败为胜，攻入柏林，占领了德国，并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了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等欧洲和亚洲国家。
苏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同样需要正视的是，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据英国学者杰弗里·罗伯茨说：“……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的暴行和抢掠也给红军胜利进军柏林蒙上阴影。红军强暴行为的数量之多尤其令人震惊。对于这种罪行，人们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真实的数字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而绝大多数的强暴行为都是发生在大柏林市，因为这座城市到1945年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妇女了。大规模强暴的受害者不仅是柏林人。在维也纳发生的强暴行为可能多达7万～10万起。在匈牙利，估计有5万～20万起。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都有妇女遭到红军士兵的强暴，只是数量要少很多。”(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页)可见，苏军对妇女的强暴行为，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时段、多地域发生的普遍现象。
旅德学者朱维毅博士通过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叙述了苏军在德国的大规模的强奸犯罪行为，详细记录了普通德国居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侵犯、凌辱和伤害。一位脱下军装的德国士兵斯奥莫回忆说：苏军进入柏林，经常将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后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甚至见之于那幅著名的将红旗插上帝国大厦的摄影镜头中的一个细节：举着红旗的苏军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手表。后来，拍摄这幅照片的塔斯社记者哈尔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表修改掉(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第306～307页)。
在罗塞尔市一家医院里工作的阿诺特尼登楚博士，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苏联人献出手表和烈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苏联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苏联人大怒，用脚狠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脱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苏联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苏联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苏联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我相信，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同前，第314～315页)一位叫兹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忆录《大逃亡》中写道：“苏联人要把女人们都带走，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套间，他们把母亲往里扯，我们四个孩子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结果他们就当着我们的面把母亲强奸了。为了确保我们不叫喊，苏联人多次朝天开枪吓唬我们，那枪口喷出的火焰至今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闪烁……”(同前，第316页)苏军甚至不放过儿童。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也曾遭受过苏军的强奸，那年她才12岁。苏军的强奸甚至到了不顾“阶级友爱”的程度。他们竟然极其放肆地强奸了一位配合苏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市长的母亲：“马茨考夫斯基是德共党员，蹲过纳粹的监狱，曾对苏军的到来充满期盼。苏军占领东普鲁士后，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共党员来管理城市，马茨考夫斯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市长。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并无管理的实权，他甚至不能约束苏军普通士兵的强奸行为。他曾经尽其所能去帮助当地的妇女免遭‘苏联同志’的蹂躏，但最终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保护。1945年的圣诞，他的老母亲惨死于苏军士兵的强奸。”(同前，第318页)
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的，是德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他们的调查工作耗时5年，采访了许多受到苏军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他们还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在此基础上，他们给出了一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到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占领柏林后，共计19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同前，第316页)还有十几万女性被苏军士兵强奸后残忍地杀害，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忍受苏军暴行而自杀。
苏联随军作家格罗斯曼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家农舍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页)甚至，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别的德共人员，走出来欢迎占领威丁区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自己隐藏多年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同前，第290页)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红军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许多被纳粹抓到德国的苏联妇女，终于盼来了解放她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像强奸德国妇女一样粗暴地强奸了她们：“这些妇女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页)出生于1926年的19岁的叶娃·施图尔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可是，当她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她的父兄也在红军里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强奸。这让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页)
（二）
苏军在盟友国家也同样进行严重的抢劫、强奸和滥杀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贝尔格莱德，随即就发生了“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而几乎同时进入南斯拉夫的英国军队，则“没有那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了遏制这种野蛮的行为，铁托“用非常和缓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联的军事代表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尔涅也夫却“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大喊大叫地说：“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和中伤……”(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页)事实上，根据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苏联红军进来没多久，“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人事件发生。”(同前，第68页)时为南共领导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愤地说：“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苏联代表诬蔑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随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发飙了。他颟顸而失态地数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泪痕满面地喊道：‘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吉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泪。……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苏联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话题上来。”(同前，第73页)
1945年4月，为了签订苏南两国的同盟条约，吉拉斯再次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依然不能谅解他，很长时间里，与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斯大林的别墅里，等到气氛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斯大林才觉得可以结束与吉拉斯的“争执”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开玩笑地建议吉拉斯为红军干杯，而吉拉斯则错会了他的意图，建议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笑着用考验的眼光看着吉拉斯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吗？”吉拉斯喝了酒。斯大林这才问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么事”，就在吉拉斯解释的过程中，斯大林打断了他：“是的。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里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着说：‘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情，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化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页)
1945年3月，斯大林也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苏代表团讲过类似的话：“大家都在赞扬我们红军，是的，它应该得到这样的赞扬。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客人将来不会对红军感到失望。问题在于，红军现在有将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远不是天使。战争已经使得这些人的心肠变硬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战斗中跋涉了2000公里，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太多的让他们悲伤的事情，见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们的人在你们的国家行为不当，不要感到奇怪。我们知道，有些没有什么头脑的士兵的行为是丢人的，他们纠缠并侮辱姑娘和妇女。让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他们对红军的赞扬就不会变成失望了。”(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第363页)斯大林的解释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隐隐然流露出故意纵容红军的隐秘心理。红军固然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既然知道他们的“心肠变硬了”，那就要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和有效的纪律制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不丧失高贵的人性，不丧失革命军人的教养和无产阶级解放者的荣誉感，不辜负那些被解放的“阶级兄弟”的期待和“赞扬”，不要让那些尊敬他们的人“失望”。苏军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和强奸，斯大林明明知道，却利口捷给，巧言曲辩。（因为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强奸惯犯。比日本王还要不堪。）
（三）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也同样抢劫、强奸，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抗战胜利后，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在从安东到旅大的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丁群：《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一次“轻松的探讨”中，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这次，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如果我们趁势索赔，是完全办得到的，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能拱手让人？！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许多冤枉债！”(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页)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采访了那些知情者，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齐，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你听说过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吗？……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页)
总体来看，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也难得一见。血流了，泪流了，人死了，但是，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四）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显然，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
然而，尽管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力，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制止苏军的暴行。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他的著作中，尖锐地批评斯大林“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为何物，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页)至少，在处置军人大规模的暴力强奸问题的时候，他确实缺乏对无辜妇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态度。他以默许的方式，放纵自己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许可和纵容，“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他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事实上，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的强奸行为罢了。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页)。
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么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岁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面前，他也经常“说一些难堪的笑话和流露出丑陋的表情，使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难以忍受。他感到这种行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却得到了明显的满足，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在有人来吃午饭或晚宴时。阿里卢耶娃的烦恼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击。每当喝醉酒时，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她。……警卫员们都很喜欢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们经常看见她一个人暗自哭泣。”(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秘闻》，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页)1931年夏天，她终于忍无可忍，与斯大林吵了起来：“你是个虐待狂，你算个什么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页)在女儿的回忆中，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年9月，第132页)。1932年11月，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死于枪杀，射中心脏部位，年仅30岁。
在一个性质特殊的社会里，元首的意识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斯大林漠然地忽视了女性在战争状态下可能面临的危险，忽视了她们可能受到的伤害，所以，也就没有制止苏军的抢劫和强奸暴行。
今年是人类战胜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七十周年。历史已经宣告，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一方代表了正义，最终失败的轴心国一方代表了邪恶，这是不容颠覆的基本结论。在坚持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某些战胜国违背人类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也不能回避，而应当认真地清理和反思。
谢选骏指出：师哲说的不对——这不是你们傻不傻的问题，而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苏军的奴隶、斯大林的走狗，和汪精卫和溥仪是日本王的奴隶和走狗，没有区别。你们敢对你们的主子说一个不字吗？至今七十多年过去，苏联已经灭亡了，你们还顶戴这苏联僵尸的主义不放，真是恬不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