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

《新疆发现疑似唐三藏翻译佛经真迹》（2018年2月24日转载澎湃新闻）报道：
卷头题名是唐代三藏法师玄奘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翻译残本，于2017年底在新疆被发现。但是否是真迹，尚未获证实。

此次发现古物的地点位于新疆吐峪沟石窟寺，发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是三藏法师自印度返回长安后，获得朝廷恩准，移至坊州玉华宫寺开始进行译经，耗时四年将600卷经文翻译完成的。
虽然此次出土的残本中有“玄奘奉诏译”，全部属于抄本而非刻印本，内文书写多以行书为主，但无法判断是否是三藏法师亲笔抄写，还是由他人抄写的。
“这件写经还没有发现进一步的题记讯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立栋说。
但夏立栋说，通过这些出土的佛经，“更清晰地表明，吐峪沟是佛教西来东往的重要节点”。
资料记载，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被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
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等。其中《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是现代《西游记》的原型。
网文《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新疆古典艺术的黄金时代》（林梅村）说：
新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从宗教演变来看，公元10世纪以前，尤以佛教为盛。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新疆早于内地，当不晚于公元1-2世纪。从龟兹到于阗，从焉耆到疏勒，迄今发现的诸多早期遗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个经济繁荣的、佛教昌盛的西域诸国，其艺术、文化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还吸收了印度、希腊、犍陀罗、波斯等艺术的成分，成为研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形象资料。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上的龟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要冲的龟兹国，是东西方文化孕育出的天之骄子，作为西域曾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汇中心，来自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印度、伊朗、希腊、古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在此碰撞、融合，激荡出辉煌璀璨的龟兹文明，这样的际遇在中国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极其罕见。从某种角度讲，龟兹文化也是一种大移民文化，外来民族的介入必不可少，早期迁徙至塔里木北部的龟兹先民，对西域文明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龟兹古国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今库车一带），公元前2世纪进入历史舞台。其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列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今民丰县尼雅河下游）、东南与且末（今且末县北部）、西南与扞弥（今于田县克里雅河下游）、北与乌孙（今伊犁河上游）、西与姑墨（今温宿）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今轮台）三百五十里。”
克孜尔尕哈汉代烽燧遗址
汉代延城就在库车县的皮朗古城，又称“哈拉墩古城”。1958年黄文弼赴塔里木盆地实地考察，认为古城周长7公里，他发现的“喀拉墩下层文化”，将龟兹历史追溯到青铜时代，该文化与焉耆盆地分布的青铜文化——察吾呼沟文化接近，属半耕半牧的绿洲文化。这个现象与龟兹古代语言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据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龟兹人属于高加索人种，讲印欧语系西支吐火罗语方言。20世纪初以来，欧美、日本和中国考古队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发现一种印度婆罗谜文书写的未名语言，主要流行于7～9世纪。语言学家惊奇地发现，这种未名语言与近邻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伊朗语相差甚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印欧语系西支的赫梯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关系密切。换言之，早在印欧语系西支和东支分化前，龟兹人的祖先就告别印欧人的原始故乡里海——黑海北岸，向中亚草原迁徙了。
库木吐拉千佛洞出土龟兹语写卷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是什么人留下的，直至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才终于道破鸿蒙。据卷前题记，该剧本是一位龟兹法师从“吐火罗语”翻译而来。德国突厥学家缪勒认为，所谓“吐火罗语”就是库车发现的未名语言。吐火罗语文书分A、B两种方言，A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和吐鲁番盆地，既有佛教典籍，也包括世俗文书，研究者称之为“焉耆语”；而B方言仅流行于库车绿洲，主要用来书写各种佛教典籍，研究者称之为“龟兹语”。
先秦时代，龟兹在中亚草原霸主月氏人统治之下。公元前3世纪大月氏西迁，龟兹又为匈奴羁縻。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龟兹东境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塔里木盆地正式并入中国版图。1928年，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察时候发现一枚桥钮汉印。他在报告中写道：“汉铜印，出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底篆书阴文共六字，可识者‘李崇之印’四字，余二字不明。”李崇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公元16年，李崇率军迎战焉耆，苦守龟兹数年直至战死的经过，“崇遂没，西域因绝。”此印全文为“李崇之印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汉使班超经营丝绸之路南道，北征匈奴，西域各国重与汉朝通好。和帝永元三年（91年），班超平定龟兹，西域都护府从乌垒城迁往龟兹国它乾城（今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于是，龟兹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汉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拜城县东汉摩崖石刻《刘平国作关亭诵》就是桓帝永寿四年（158年）龟兹左将军修筑汉代烽隧时镌刻的。1953年，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还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卧羊钮铜印，它的主人应该就是河西走廊或青海西迁龟兹的羌人部落的首领。
魏晋时期，龟兹不断遣使向中原王朝入贡。随着中原王朝政权更迭，龟兹先后归顺前凉、前秦、北凉，并向北魏遣使纳献。丝绸之路开通后，龟兹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龟兹王子鸠摩罗什早年游学北印度及西域诸国，逐渐成长为一代佛法大师。据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学成归国时，“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大秦”是中国史书对东罗马（拜占庭）的称谓，那么公元4世纪罗马人生产的大秦锦曾传入龟兹。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发现过大秦锦残片，上饰棱格纹八瓣花图案，现藏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
382年，前秦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偕同鄯善王、车师王等，率领七万大军讨伐龟兹。384年，立故王白纯之弟白震为新王。吕光讨伐龟兹之役的最大收获，是俘获龟兹佛法大师鸠摩罗什并将其带回凉州（今武威）传授佛法。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派人迎鸠摩罗什至长安从事汉译佛经。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场，就是鸠摩罗什开创的。
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的直体佉卢文木牍
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克孜尔石窟还发现一批直体佉卢文书，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我们根据其中一件犍陀罗吐火罗双语文书，解读了这批文书。据文献记载，小乘佛教法藏部以犍陀罗语为经堂用语。大乘佛教在印度和中亚兴起后，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小乘佛教徒不得不流亡锡兰、东南亚和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佛教属于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而龟兹直体佉卢文书的发现，说明龟兹亦为小乘教法藏部的避难地之一。
苏巴什佛寺遗址
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后，西域诸国本地居民逐渐放弃土葬的风俗，死后火化，所以我们很少见到魏晋以后的西域古墓。不过西域诸王或高僧例外，死后建塔立寺。北魏高僧人宋云西行求法途中访问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洛阳伽蓝记》引述他的游记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苏巴什佛寺西侧发现一座塔式墓，上建佛塔，下建地宫，内置棺椁。从出土文物看，苏巴什塔式墓的年代在魏晋时期（公元3世纪左右）。这种形制的古墓对西域乃至中原葬仪式都产生巨大影响，如楼兰LE古城附近发现的魏晋壁画墓，也是上塔下墓。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山西大同所建永固陵，在陵前200米建一座周绕回廊的方形塔基遗迹，显然受西域佛教文化的影响。
龟兹绿洲有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佛寺，其中苏巴什佛寺年代最早，始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该佛寺坐落在铜厂河（库车河）两岸，总面积18万平方米，以佛塔建筑群为中心，四周建庙宇、洞窟、佛塔、殿堂等。中外考察队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大批珍贵遗物，如绘画舍利盒、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模具、彩绘木棺、彩绘陶罐等。从时间看，鸠摩罗什当年就在苏巴什佛寺传教。
5世纪中叶，龟兹为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控制。5世纪末，龟兹一度隶属于中亚强国嚈哒。不过，龟兹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朝。为了和中国争夺市场，波斯、疏勒、高昌、龟兹等国相继开发出风格独特的丝绸产品，如吐鲁番文书提到钵斯锦（波斯锦）、疏勒锦、高昌锦和丘兹锦（龟兹锦）。关于龟兹流行的丝绸品种，《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龟兹乐》工人皁（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从龟兹舞蹈家的戏装看，龟兹国流行黑色丝头巾、深红色织锦长袍、袖子用彩锦。据吐鲁番文书《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记载，龟兹锦采用“绵经绵纬”法织造，“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吐鲁番文书进而披露，公元5世纪龟兹人创造的“黄地丘兹中锦”在西域颇受欢迎。高昌织工大肆仿造，生产出“高昌所作黄地丘兹中锦”。
早在鸠摩罗什时代，龟兹就流行大秦锦，而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拜占庭风格的织锦往往采用菱格纹。公元6—7世纪，粟特艺术传入龟兹，拜城克孜尔石窟上就绘有粟特艺术风格的联珠纹含绶鸟壁画。因此库车出土的黄地菱格纹含绶鸟纹锦当是中国、粟特、拜占庭三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养蚕技术来自中原文化，含绶鸟纹来自粟特文化，而菱格纹则来自拜占庭文化。这为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又一实例。
隋代，龟兹臣属于西突厥汗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龟兹遣使入朝。唐代龟兹国都仍在延城，但改称“伊逻卢城”。唐初，龟兹与唐朝有交往，名义上附属于西突厥。7世纪初，玄奘西行印度途中访问过苏巴什佛寺，当时龟兹正在西突厥统治下。《大唐西域记》将铜厂河两岸的苏巴什佛寺称为东、西昭怙厘大寺，并描述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库木吐喇五连洞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攻焉耆，龟兹与焉耆联兵相拒。648年，郭孝恪率唐军击败龟兹，都护府从吐鲁番交河城迁至龟兹。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在碎叶水平定西突厥，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高昌故地。次年唐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王朝统治西域的中心。龟兹名刹库木吐喇千佛洞主要是这个时期开凿的，所以该石窟寺有大批汉文榜题。
唐军还在龟兹构筑了大批中原风格的古城。今新和、沙雅两县交界荒漠中的通古孜巴什古城周长960米，四角均有向外伸出的垛墙或角楼建筑，现呈圆角方形，墙垣外附有马面建筑，南北墙垣的中部各建瓮城门一座。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地表散露出夹砂红陶、琉璃釉陶的缸、瓮、罐、钵、盆，铺地的方砖、残铜、铁、石等。历年出土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陶器、钱币、织物和汉文文书等，以及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大历元宝等诸多唐代钱币。
公元7世纪，吐蕃南下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国）又东进中亚。唐朝与吐蕃、大食激烈争夺西域，多次被迫放弃龟兹等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恢复。此后百年之际，安西都护府得以稳定在龟兹，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前后为吐蕃攻占。值得注意的是，通古孜巴什古城内东北隅曾发现窖藏钱币，一次出土约3000余枚，包括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少量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字钱、“元”字钱等。于阗最早是在贞元六年后被吐蕃攻占，西州是在贞元八年（792年）陷落，安西约在贞元八年之后陷蕃。据王永生考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其别品“中”字钱、“元”字钱等是唐朝安西都护府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766~783年）在龟兹地区铸造的，并非私铸，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龟兹及其附近地区，主要是供当地驻军使用。
森木赛姆石窟
北宋伊始，高加索人种的龟兹人被蒙古人种突厥语系的回鹘人逐渐同化。回鹘人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人的祖先，起源于蒙古高原北部娑陵水（今蒙古国北境色楞格河），汉魏史书称“丁零”、“铁勒”或“高车”。突厥鲁尼文碑铭称“九姓乌古斯”，相当于阿拉伯地理文献的“九姓古斯”以及汉文史籍的“九姓铁勒”或“九姓回鹘”。744年，回鹘可汗取代突厥汗国建立新王朝——回鹘汗国。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可汗曾经出兵，入朝靖难。
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国都哈剌巴剌哈逊为北方游牧人黠戛斯攻破，回鹘人被迫分三支西迁。其中，十五部落投奔中亚草原的葛逻禄，北宋初年与葛逻禄人共建黑韩王朝（或称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投安西（今库车），史称“龟兹回鹘”，龟兹绿洲开始了突厥化的进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龟兹安西大都督、回鹘可汗禄胜派遣枢密使曹万通奉表至宋朝。据11世纪马哈木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所撰《突厥语大词典》，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鹘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的分界在龟兹西境。
元代在龟兹设“曲先塔林元帅府”，元帝崇尚伊斯兰文化，元以后龟兹佛教文明渐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
（二）
谢选骏指出：新疆不仅是佛教的大本营，而且是基督教的
前进基地——
《新疆基督教史》这样说：
新疆地区的历史是一部争夺史。综合而论，新疆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宗教史，然后才是民族史，最后才是政治史和军事史。
如同世界许多地区的历史，新疆地区的历史是被反复割裂、破碎的，是人类鲜血、苦难、文明、奋斗汇成的历史诗篇，是少有爱情和宽容、多有仇恨和屠杀、却又不断追求希望而构成的历史哲学。新疆作为欧亚大陆文明碰撞的板块，许多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在这里厮杀，为了生存、繁荣、民族的荣誉、国家的利益、宗教的神圣、商业的利润，或迁徙、逃亡，或征服、联盟，或融合、消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如今。
在这条由古代高加索—印欧游牧民族最早用快马利箭厮杀出来的丝绸古道上，不同的民族来来往往，无一例外地迷恋上了这片美丽奇特的土地。欧洲人、波斯人、希腊人、维吾尔人、西藏人、蒙古人、汉族人，都曾经在这个地区扮演过历史的角色。他们当中，包括这个地区最初的主人——高加索印欧白种人，有的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消失在浩瀚的沙漠中，有的则生生不息，并最终一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文明。只是，争斗并没有停止。如今，尽管强势的汉族群体已经宣告主权达250年，维吾尔人仍然没有放弃对这块土地的争夺，虽然得胜的希望渺茫。
1、谁的大夏？谁的西域？谁的东突？谁的新疆？?在上述这样一部历史中，人们无法忘记在漠北草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战争。公元前二世纪，强悍的匈奴人（突厥人的前身）突然出现，袭击了安居乐业并与汉族中国为邻千年的大月氏人（今甘肃省境内，斯基泰—印欧人，与南欧人同源）。大月氏的首领被杀死，他的头骨被做成匈奴王喝酒的碗，他的妻子儿女们和他的人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仓皇向西逃亡。匈奴人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历史，并将新疆地区北部阿尔泰山脉的周边迅速突厥化。
这场发生在两个强大游牧民族之间的、从此改变东亚人类文明格局的战争，还将汉族中国第一次带入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的历史。此时，也倍受匈奴侵略骚扰的汉朝中国，差遣使臣张骞先生出使西域，一路追赶大月氏人，希望与他们联盟，共同抵御匈奴人的扩张。张骞和随从们走过的路线，尽管是那些古代高加索—印欧民族在游牧中最早开辟的路线，从此却被称为“丝绸之路”，烙上中国的标签。中国人从此被中亚和西亚民族称为“汉族”。
与此同时，由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作为自然屏障的保护，新疆地区南部的雅利安—印欧民族，仍然沿袭着古波斯—希腊文明影响下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大夏）的优越感，在美丽的绿洲上过着舒适的城郭定居兼游牧生活，并在日渐浓郁的佛教和定居文明中失去了外波斯、外希腊和吐火罗的文明，以及“塞种人”的彪悍和勇猛。公元前60年—公元后91年，东邻的中国西汉和东汉政府经过一个半世纪艰苦的战争，在新疆地区完全击败匈奴，取得了丝绸之路控制权，并在无意中阻挡了南疆地区的突厥化进程。
突厥人的辉煌历史并没有轻易结束。公元5世纪，阿勒泰山区的匈奴嚈哒人占领整个新疆和中亚地区，还包括波斯和印度的一部分领土。公元六世纪（552年），蒙古草原上的突厥帝国一分为二，西突厥帝国占据了嚈哒人的领土。公元七世纪（648年），中国唐朝占据了包括新疆在内的西突厥帝国的大片领土。公元八世纪（744年），同是游牧民族的回纥（回鹘，即维吾尔族）突厥人在葛逻禄突厥人的帮助下，取代了东突厥帝国，建立了鄂尔浑回纥突厥帝国，得到唐朝的承认。公元751年，唐朝在成为西域地区霸主一年后，就在恒罗斯河岸，被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的西域联军打败，退出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
回纥突厥人正式进入了亚洲历史舞台，并于788年改名为回鹘（维吾尔），与唐朝中国一同成为东亚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和盟友，还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仅仅100年后（840年），来自更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彪悍游牧民族——柯尔克孜人，推翻了回鹘帝国。仿佛是月氏人被匈奴人击败的历史重演，大部分维吾尔人向西逃亡迁移到新疆地区，并从公元九世纪（843年）开始，定居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并于866年，将吐蕃人（古西藏人）击败赶走，定高昌为首都（今吐鲁番）。
作为蒙古草原上另外一个发达民族，契丹人所建立的西辽（1130年），占据了新疆地区，称霸80多年后，被蒙古人取代。回鹘人逃离蒙古草原后，留下的草原势力真空，逐渐被从大兴安岭和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出来的蒙古人所填补。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草原，他和他的帝国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1209年回鹘人主动脱离西辽，主动臣服并与成吉思汗联合；蒙古人占领新疆地区后，在回鹘人的帮助下，建立了采用回鹘文字母的蒙古书面文字和国家管理体系。这个时期，回鹘人的汉语名称采用更准确地英译——畏兀尔。
1205-1209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数次攻打土著印欧人所建立的西夏国，屡战屡败。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攻打西夏，期间身亡，死因不明，却留下了出尔反尔的遗嘱，将经过议和同意投降的西夏人全部杀死。西夏王国的灭亡，标志着高加索—印欧民族—佛教文明在新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崛起和辉煌，彻底败落。
蒙古人（包括契丹蒙古人）在新疆的统治持续了629年，保持游牧文明，其间数次汗朝更换，结局是蒙古人被突厥化，被伊斯兰教化。这一局面到了西蒙古人噶尔丹建立准噶尔帝国的时候，由于他强行推广藏传喇嘛黄教，竭力恢复蒙古帝国昔日辉煌，才得到全面但肤浅的改变。然而，此时的满族（女真人）已经占领中国并建立起清王朝（1644年），势力到达顶峰。康熙和乾隆两届皇帝，没有容忍这个新兴蒙古帝国的存在和挑战，经过67年的战争，终于消灭了准噶尔帝国，于1757年占领了其首都呼勒佳（伊犁，今伊宁市）和整个新疆地区。两年后的7月，清朝中国宣布对这个地区的殖民主权，并取名为新疆。1884年，清朝政府将新疆纳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汉族这个古老的土耕定居民族，终于开始重新统治中国。1912年，原清朝新疆都督杨增新，开始代表中华民国，继续统管新疆。1949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疆成立，继续作为汉族政府，统治新疆，并于1955年废除省建制，改名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新疆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动乱史。然而，人类被上帝所赋予的尊贵人性，并没有被血腥屠杀的历史和人类彼此仇恨争斗的罪性洪流完全淹没。1035年宋朝年间，那位来自湖南省长沙的汉族书生赵行德，因西夏人和回鹘人之间的战争，在敦煌的藏经洞中躲避战乱的时候，默默地思念着那位甘州维吾尔女子，并为她祈愿。1262年，那位曾经执政察合台汗国9年的美丽智慧的沃尔嘎纳公主，在奉蒙古地区汗王阿里布哥之命，从伊犁前往撒马尔罕与逃亡的察合台汗王阿尔浑谈判时，却嫁给了阿尔浑。在种族仇恨、杀戮、权力、金钱交织的历史中，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从未停止。
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多少的帝国王朝和英雄人物已经淹没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欧亚草原历史中曾经统治过新疆的许多游牧民族，自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之后，如今只剩下以维吾尔族人为代表的突厥人和前仆后继的汉族人，还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印欧人、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俱往矣??即使是唯一能够与高度文明的维吾尔族相提并论的契丹人，也已经融合消失了。这样看来，10世纪初期，当契丹人从蒙古草原上赶走了毁灭鄂尔浑帝国的柯尔克孜族，盛情邀请维吾尔兄弟回到大草原上，重建鄂尔浑帝国辉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定居生活方式的维吾尔人的婉言谢绝，是有历史先见性的。因为正是定居和土耕文明的方式，才让这个古老的民族身份完整保存下来，并生生不息。
这一点，在世界史中也不乏其例。例如，中东的犹太游牧民族在征服迦南地区之后，转型为定居民族，成为后来的以色列文明；北欧的游牧民族征服罗马，融入土耕定居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成为今天的欧洲文明。而亚洲的蒙古人，由于固执地保持并推广游牧生活方式，在短暂的帝国辉煌之后，结局是仍然回到大草原上游荡；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定居民族地区，早已经找不到他们金戈铁马的痕迹。作为同样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通古斯人，即占领中国北宋的金国女真人，则在被契丹人赶到松花江流域后，卧薪尝胆，反思近400年。1606年以满族的身份复出，占领中国全境，并主动从森林部落的渔猎民族转型，迅速融入汉族土耕定居和儒释文明，建立满清帝国，成功统治中国近300年，还得到汉族的衷心拥护。1690-1757年，满清政府以土耕定居民族的身份，使用欧洲定居基督教民族帮助制造的大炮，彻底击败蒙古游牧民族的最后一个帝国——噶尔丹的准噶尔帝国。这一历史事件，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Grousset）所评价的，标志着世界历史中极具意义的一个里程碑——即土耕定居民族彻底击败草原游牧民族，世界文明最终融入定居文明。
然而，作为如今这个时代突厥人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似乎已经彻底遗忘了，或者是全然放弃了恢复其祖先在鄂尔浑帝国以及后来在高昌的回鹘帝国文明和民族身份的愿望，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蒙古人（629年）和汉人（250年）这两个异族统治得太久而绝望，也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其民族身份的精神核心。于是，从1930年代开始，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大伊斯兰教世界并锁定了土耳其——（这个自古就对维吾尔族高昌文明有浓厚兴趣和仰慕之情的民族），并重新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理论上转化定位成“东土耳其人”，以试图开始新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历史起点。自此，伊斯兰教在维吾尔人当中1000年的传播，通过10-11世纪的佛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百年战争”，西回鹘汗国的维吾尔人以武力宣教奠定局面，到14-15世纪蒙古人的武力宣教实现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全面本土化，终于完成了对这个民族在精神文化身份上的成功转型。尽管如此，作为维吾尔族本身和汉族，以及其它旁观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在内，却有理由对这种民族身份转型的合理性、实用性和远见性表示质疑，就如同这些人们对汉族政府将维吾尔文书写字母，自1930年代以来，从察合台语改成现代维吾尔语，再改成苏联斯拉夫字母体系，然后是英文—拼音字母，最后在1980年代又恢复了旧文字（经过改动的阿拉伯字母体系），所持的那种怀疑、不安和失望的态度。
1、最后，让我们引用著名维吾尔族诗人、倡议恢复“维吾尔”这个名称的、1933年被新疆盛世才政府处死的、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的诗句，来结束对新疆地区和维吾尔族人历史的回顾。阿卜杜克哈里克是一位坚定的民族身份复原主义者，精通多种语言，通过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他了解到自己民族的来源、名称和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文明，就取笔名为“维吾尔”。他在《醒过来！Oyghan》（1932年作）这首诗里说：
“嗨！维吾尔人，该醒过来了，你们一无所有，……我为你们的生命忧虑，所以我要把你们叫醒。……到那一天，你们就会知道，我，维吾尔，是对的。”
2、戈壁、沙漠、绿洲和山川，天国在哪里？当人们只是从表面看待上述新疆地区的历史现象时，除了惊奇，更多的是迷茫和失落。今年（2009年）7月5日和7日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的汉—维之间的种族仇杀悲剧，在引起世界关注和震惊之余，又为这个地区增添了一笔在其历史中反复不断出现的血腥符号。一切都似乎是偶然的，同时又是人类争战的必然结果，悲剧是其难以摆脱的主旋律。这是复杂而没有意义的历史，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和结论。然而，对于基督教和那些曾经在新疆地区生存过的基督徒来说，答案却是清楚的。在他们不同的视角中，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部历史。
在过去1500多年的岁月里，景教宣教士、汉族佛僧唐玄奘、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宣教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两位维吾尔族的基督徒朝圣客马考斯和扫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宣教士们，还有许多汗王将相，文人商贾，都曾沿着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往返于中国内陆和印度-西亚-欧洲大陆。新疆地区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商业利益错综交织的历史，更是一部宗教的历史。
公元431年，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的代表们召开了著名的以弗所会议。会议中，康斯坦丁—安提阿教会（叙利亚教会）的主教涅斯多留被定为异端，流放埃及，卒于约公元450年。之后，其追随者逃往波斯帝国，得到萨珊王朝皇帝卑鲁兹的保护，并于公元498年建立起独立的涅斯多留派教会（即景教教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会议，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开始从西亚向东方传播，穿越中亚和新疆地区，先是在高加索—印欧民族当中传播，然后在匈奴人、突厥人、中国人、契丹人和蒙古人当中传播。这个在基督教初期就建立的安提阿教会，基督教历史中第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一个在使徒保罗和教会联络人巴拿巴的带领下，建立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传统而著名的宣教型教会，终于因为涅斯多留被流放而东迁深入亚洲，并将基督教（景教）迅速向中亚和东亚传播。公元一世纪那位马其顿的商人，马耶·提梯亚诺斯的经纪人，他所记载的丝绸之路，是从叙利亚的首府安提阿开始，到中国的首都长安或洛阳终点。公元635年涅斯多留教会的宣教士阿罗本，将景教传播到中国唐朝长安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
公元5世纪，被拜占庭史学家称为白匈奴的嚈哒人统治新疆的时候，景教就已经来到这里。嚈哒人在扩张占领波斯部分领土的时候，杀死了那位萨珊王朝保护景教的皇帝卑鲁兹。尽管嚈哒人原先信奉火祆教，后来却接受景教，以至于其统治者曾经派一名景教教士，前往景教在波斯的教廷，请求被按立成为嚈哒王国所有景教徒的主教。历史中记载，嚈哒人占领月氏人在西迁后所建立的贵霜王国，出于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对于佛教的仇视，也可能是出于基督教对拜偶像的反感，大肆破坏其佛教文明。
公元6世纪，嚈哒国灭亡，新疆地区进入西突厥汗国时代，景教和火祆教继续在这里传播。到了8世纪，突厥汗国境内出现了一次景教复兴的局面，因为国王和臣民都放弃了传统的“偶像教”（即佛教）。景教的总主教提摩太就给突厥人任命了一位主教，并准备给占领塔里木盆地的吐蕃人（西藏人）也派一名主教。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唐朝军事势力在新疆地区的存在，阻挡了伊斯兰教军事势力的入侵，无意中为这个地区的佛教和景教提供了保护。这个时期，唐玄奘沿着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进入印度学习佛教的大乘教法，之后返回中国宣教，在唐朝政府的推动下，成功将汉族深入带入佛教文化中。
公元9世纪（840年），蒙古草原上又发生了一次战争，回鹘人战败向西逃亡，占领新疆地区，定都高昌。他们从漠北草原上带来了摩尼教和景教，并与新疆本地的景教联合，同时也可能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这个时期，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正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武力宣教扩张，因此，中亚地区靠近新疆的一些景教徒，也迁移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特别是高昌。同时，新疆西北部的突厥葛逻禄汗国，仍然在伊犁河流域保持着景教的信仰；新疆南部仍然是佛教的势力范围。在成吉思汗之前，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和西蒙古地区的乃蛮汗国，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景教国度，连同新疆西面的葛逻禄汗国和蒙古草原中部最强大的克烈景教汗国，构成蒙古草原历史中最强大的景教文明势力范围。
公元910—1006年，皈依伊斯兰教的以南疆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为中心的西回鹘喀喇汗国，在新疆南部地区武力推行伊斯兰教，佛教几乎被铲除干净，景教也遭到重创和压制。到了西辽时期（1130-1218年），契丹人统治西域，实行宗教宽容，景教有了较大程度的复苏，喀什成为景教的第19教区，尽管伊斯兰教仍然是那里的主导宗教。西辽末期，国王屈出律的美丽妻子是一位基督徒，他似乎是为了爱情而改变了宽容政策，开始严厉打击伊斯兰教，重创了喀什和于阗（今和田）的伊斯兰教势力。
1218年，成吉思汗击败西辽，杀死屈出律，将整个新疆地区收入帝国版图。蒙古帝国时期，景教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这个地区历史中最为繁荣的局面。当中国的著名道长丘处机受成吉思汗之召，途经两年，于1222年5月在阿富汗朝见成吉思汗，在路上接待和陪同他的是帝国的宰相、克烈汗国出生的景教徒镇海，沿途有景教徒出来迎接他们。由于蒙古帝国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军事威胁，罗马教廷派出宣教士出使蒙古汗庭，意外地见到700多年前，在以弗所会议被他们成功定为异端并流放的涅斯多留的追随者们，他们的死对头——景教徒，正等着他们的到来。景教此时已经是蒙古帝国皇室的信仰和宗教，大汗和皇家成员在景教堂里参加礼拜。于是，蒙古帝国中这些景教的神甫们，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对手，如今却谦卑地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商求和平。
突厥人和蒙古人中一些著名的基督徒人物，影响、参与并改变了蒙古人的历史、亚洲的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他们当中，有三朝宰相镇海；贵由可汗的教师合达和主要的大臣（贵由还担负起保护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东方基督徒的责任）；第三任大汗蒙哥的宰相孛鲁合（克烈部的）；成吉思汗的幼子老四托雷的妻子，原克烈部的公主唆鲁忽帖尼；拖雷的长子蒙哥的小弟弟阿里布哥；成吉思汗长子的儿子拔都、汗室的元老、俄罗斯人眼中“残暴的征服者”，他的儿子撒尔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有维吾尔族景教徒修道士和神学家马考斯和巴·扫马。除了这些大人物之外，还有许多景教徒小人物，默默扮演着几两银子的角色。例如，法国宣教士鲁卜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帝国时，那位景教徒翻译，以及他所见到的蒙哥的那些不知名的景教徒妃子们，还有帝国军队中的许多景教徒士兵和军官。总之，由于帝国皇室的影响，景教在蒙古人和突厥人当中发展迅速。
在上述的这些景教徒人物中，历史无法忘记那位克烈汗国的景教徒公主唆鲁忽帖尼，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妻子。正如基督教历史中许多伟大的女性那样，这位公主所扮演的基督徒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亚洲的历史中至今无人能与之相比。她以坚强的基督徒信仰、敏锐的眼光，过人的智慧和政治头脑，以及令人惊讶的远见卓识，将四个儿子都推上汗王的宝座：长子蒙哥成为帝国的大汗，次子忽必烈成为帝国中国区的元朝皇帝，三子旭烈兀成为帝国波斯区的伊利可汗，幼子阿里不哥是看守蒙古帝国草原故土的汗王。旭烈兀的妻子和他的首席大将军都是虔诚的景教徒，他们在行军中抬着教会的帐幕。当时，在巴格达的景教总部，受到他们的大力关照和支持。
维吾尔族景教修道士马考斯和巴·扫马在历史中的出现，标志着景教在突厥人尤其是维吾尔族当中达到的高潮。两位景教的修道士和神学家，于1278年受到忽必烈皇帝的差遣，沿丝绸之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到巴格达后，年仅36岁的马考斯于1281年被任命为景教历史中的大主教（相当于教皇），期间借助蒙古帝国的背景，景教势力到达历史中的最高点。这个时候，已经拿下埃及并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重大威胁的阿鲁浑汗王，希望联合西方基督教世界，东西夹击叙利亚，收复耶路撒冷。于是，他任命已经成为主教的扫马为大使，出访欧洲诸国并会见教皇的大使。在罗马教廷中，扫马以精湛的神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令众红衣主教折服；扫马还参见了英、法国王，和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
人们也不会忘记，至少罗马教廷不会忘记，1340年，在北疆的阿力麻里（今伊犁霍城县）被蒙古穆斯林所杀死的，那些天主教的主教、宣教士、教徒，以及所毁坏的教堂。1368年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元朝被汉族人推翻，明朝取而代之，因此元气大伤。1388年明朝中国军队攻陷蒙古帝国首都喀喇和林。于是，蒙古帝国的统治和权威也开始在新疆地区、中亚、西亚、以及东欧进入衰败瓦解的阶段。1353-1392年，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在汗王的带领下皈依伊斯兰教，并通过武力强制宣教，实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本土化。这样，经过西辽契丹和蒙古帝国223年的压制后，伊斯兰教再次从沉默和蛰居中爆发。1529年，中国明朝势力退出哈密，标志着伊斯兰教已经在新疆地区完成了本土化进程。自伊斯兰教从喀什地区的阿图什进入新疆，并于公元910年成功发动穆斯林宫廷政变开始，已经619年了。
1759年7月（乾隆二十四年），当满清中国占领新疆的时候，除了林立的清真寺，已经看不到任何其它宗教的影子了。
1876年，英国宣教士来到新疆北部；1886年，荷兰和波兰天主教的两位神甫来到喀什噶尔宣教；1892年，瑞典的宣教士们豪吉尔等人和那位土耳其的基督徒约翰·阿维塔瑞尼安，来到新疆南部。这些宣教士们并不太清楚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故事，以及景教和天主教的宣教士们在这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但是，他们在上帝的呼召和圣灵的带领下，怀着对耶稣基督的耿耿忠心，继续着这项上帝国度里“已然而未竟”的事业。
经过整整50年的艰苦勤奋的工作，喀什噶尔、莎车、和田（古于阗）等地，已经有几百位维吾尔为主的突厥基督徒，并涌现出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阿康德那样有影响力的布道家。这里有宣教时间最长的瑞典人约翰·陶恩奎斯特先生，还有深受孤儿院女孩们喜爱的安德森小姐。瑞典宣教士们所办的孤儿院、学校，成为当地的教育和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泉源。新疆北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教会也建立起来，英国人航特（胡敬洁）和马瑟（马尔昌）创立了教会，英国的三位女杰带领众多的女性加入教会，当时许多民族都来参加礼拜，人数最多达300人左右，尽管真正的信徒人数很少。
1933年，回族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圣战革命，无疑打乱了宣教士们的计划，破坏了宣教大好局面，宣教的累累硕果被无情毁灭。在南疆，几百位维吾尔突厥基督徒被维吾尔圣战军队屠杀，孤儿院的女孩被凌辱，男孩被杀死或关进监狱折磨致死。1933年5月，在北疆的乌鲁木齐保卫战中，马尔昌和巴富羲因为救助伤员，感染伤寒相继离世。1938年，第二波迫害临到新建的教会，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被亲苏亲共的盛世才新疆政府驱逐出境。许多维吾尔族和汉族基督徒被盛世才政府处死，或关在监狱里折磨致死。在他们当中，这些殉道士的名字不会被忘记：布道家阿里·阿康德，男孩之家的亚伯（原名穆罕默德），亚伯的朋友哈桑·阿康德，还有汉族学校的校长刘老师。
这两次相隔5年的迫害，彻底摧毁了西方宣教士的宣教成果。西方宣教士在新疆所奏响的现代宣教乐章突然休止了，带着深深的遗憾、迷茫和创伤，但其历史性传奇却没有消失。正如主耶稣基督评价那位伯大尼村的女子：“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1940年代末，在圣灵的呼召和带领下，汉族教会和基督徒开始继续同一个宣教使命。那位被上帝清楚带领到甘肃省张掖宣教的高医生，建立了教会，接待了后来前往新疆向突厥人宣教的宣教团队和宣教士们，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张掖在古代曾经是甘州维吾尔人的大本营和西夏印欧人曾经占领过的地方。接下来，来自云南的李开焕牧师和妻子翟明霞，响应上帝的呼召，来到迪化（乌鲁木齐）建立了“新疆中华基督教会”。随后，来自山东省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和陕西省凤翔县西北圣经学院的“遍传福音团”，都在圣灵的清晰带领下，响应上帝“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呼召，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抵达新疆，并分散各地，建立教会，传播基督教。在这次意义深远的汉族教会的宣教壮举中，汉族的女性宣教士们扮演了先锋的角色。
在教会建立后不久，宣教工作刚刚展开，共产主义汉族政府的残酷逼迫来临。许多宣教士被逮捕坐牢；张古泉牧师在狱中殉道，死因至今是个谜；赵西门在监狱里度过30个春秋，他的妻子文沐灵在狱中殉道；还有许多例子。正如那些瑞典宣教士们难以理解“上帝奇怪的安排”，这些汉族宣教士们也感到困惑沮丧。然而，又一个5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汉族宣教士们在突厥人当中的宣教工作见效甚微，汉族教会却发展壮大，并终于在这个古老的西域扎根下来。自契丹西辽和蒙古帝国时代以来，这是基督教又一次在这个地区的繁荣。这一次的繁荣，如同蒙古帝国时代，是在强势民族中的传播，势必对以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人产生影响。
谢选骏指出：愿耶稣基督的救恩早日临到新疆全境——即使叫东土耳其斯坦也罢。新疆是基督教的前进基地——上一次是从西域往东传到中国，这一次是自东而西传回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