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西方草创，中国整合

（一）
《为什么现在统治世界的是西方》（英语：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著作，2010年10月12日由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了将东亚和南亚划为东方，将欧美和中东划为西方，并比较了这两者15000年的历史进程。该书获得2011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文学非小说写作奖决选作品，2011益得书摘国际图书奖等书奖，并荣登《新闻周刊》、《外交政策》、《外交》、《纽约时报》等年度荐书，以13种语言版本畅销全球。
中文版
该书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翻译出版，翻译者为钱峰，书名为《西方将主宰多久》。繁体中文版由雅言文化出版社翻译出版，书名为《西方凭什么》，翻译者为侯秀琴，杨明暐，潘勋和谌悠文。
西方和东方的地理定义
伊恩·莫里斯在书中将欧洲、两河流域和伊斯兰文明定义为“西方”，曾遭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杜彻斯内批评，但伊恩·莫里斯坚持这样的对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定位，他认为上述地区与现代文明都属于一个文明体系，与中日韩等东方文明系统截然不同，事实上早在1987年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金森就提出类似的西方文明系统。
（二）
《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文版上市》（我与卷发有孽缘 评论 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07-11）说：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这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呈现给人类的一个全景式的历史反思之作。也可以说是关于东西方人类比较发展史的扛鼎之作。其观点之穿透力可与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相提并论，而其所涉及历史的跨度与浩繁程度令保罗．肯尼迪的著作显得狭窄。
作为西方人，作者是自傲的，但并没有忘乎所以，失却历史学家的冷静。他强调西方统治世界有其长期可能性，但并不是天定和必然的。
作者从人类学史出发，以断代史的方式横向比较了东西方发展近几千年的历程，以深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为基础，汪洋恣肆，贯穿东西古今。作者认为无论是种族论、政治论、技术论、地理论，任何单一原因都不足以解释西方何以统治世界，西方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注定论，也不是短期偶然论，这一历史进程是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结合。迟至十九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得多。
作者对于未来的预见值得参考:他认为首先西方决不可能永远统治世界，其次未来东西分别的意义将再度失去。第三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全书的一些见解颇具爆炸性，而一些观点更是震聋发聩，引人深思。
作者认为“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胆小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再比如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化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等见解新颖而深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王帆）
（三）
《未来世界谁领风骚——评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2014-05-28 涂启智）说：
“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世界将被东方化”。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以下简称“西方”)一书中，作者伊恩·莫里斯借助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之口，为本书定下了基调。《西方将主宰多久》2011年7月初版，在追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本书再版，意义或者更大。
“主宰”抑或“统治”，至少可作两种理解：一为占领掠夺，二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具有话语权与号召力。尽管书中两方面内容均有涉及，但莫里斯应更倾向表达后一种意思。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中，西方崛起的由来引人不倦探究让人怦然心动。不少学者往往循着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回望来路，使研究不免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上世纪末，第三世界国家起步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者意识到，所谓西方的崛起，不过是全球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和非西方种种因素碰撞夹击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反省，欲建立新的全球史和世界史框架。《西方》即是以世界恢宏历史跨度为经、以东西方地域空间为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讲述不同时空上演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故事，重新梳理西方崛起的来龙去脉。作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和古典文学教授、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思路开阔，纵横捭阖，著述既有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又有文学家的文采飞扬。
《西方》主要观点：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更快。莫里斯站在长达五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探询为何东方长期领先西方，而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反而远远超过东方。他认为，关键是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决定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脚步，社会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地理的意义。笔者以为，世界各国发展密码“地理因素论”只是相对真理，它的有效性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工业革命以前，在交通道路以及航海不发达情况下，偏远闭塞地方自然无法与中心繁华地带相抗衡；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不相上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或许会受制于地理因素。但是，人类由农业时代迈进工业时代，尤其再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地理因素对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弱化，不同社会制度使各国发展千差万别。
社会制度代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政治学常识，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社会发展，反之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而欧洲封建社会开始，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和蛮族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奴隶社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意谓历史发展获得了先机，这想必便是中国曾长期领先西方发展的奥秘。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进入封建社会晚结束却早，而中国封建社会在“漫漫历史长夜”穿行太久。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历史开始跑步前进，西方各国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将之关进法律的笼子；而清朝则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专制比明朝以及过去朝代更有过之，封建王朝直到20世纪到来又过了11个年头，才被孙中山推翻。如果说在取代奴隶社会之初和上升期，封建社会代表了先进生产关系，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社会仍然抱残守缺，封建制度早已蜕变为落后的罪恶渊薮。
现代社会，先进的社会关系体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个体人人意气风发，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成为可能，公共参与意识得到激发，主人翁心理认同得以形成，民族国家呈现空前创造性与澎湃活力；专制制度只能禁锢人们头脑，束缚人们手脚，窒息社会发展。民主制度才能造福大众，专制制度则非常自私，它满足的是一个家族抑或一个集团利益。专制给国民性格带来毁灭性破坏，正如鲁迅在《春末闲谈》所说，“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当前，中国开始注重民主与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亟需扫除———权力还未完全被关进制度笼子，官员不贪则已、一贪惊人屡见不鲜，民众合法权益时有被侵犯；市场经济还不尽规范，存在垄断以及被权力操控风险；文化产品供给在城乡两个层面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产值还不能称为高，民众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根本原因，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仍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还在追赶。
莫里斯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西方》写作时间恐怕不会晚于新旧世纪之交，正值西方中心论在欧美学界失去影响时间点，他很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不再使用西方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选用中国的王朝兴衰。这非常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莫里斯的语言富有调侃意味，西方人的幽默随处可见，书中浓墨重彩铺陈描述若干与真实历史截然相反的故事场景(比如道光皇帝打破维多利亚女王)，于幻想与真实巨大反差里呈现出别样的轻喜剧色彩。电影蒙太奇表现手法以及文字的突兀洗练，亦为本书增色。前人曾说，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成金科玉律去信仰，从这种意义上讲，纵是大家之作的《西方》，我们也不应抱持寻找东方崛起“标准答案”动机。它只是一份材料、一个参考，为我们探求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打开一扇窗，真正答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中。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不以他人的脑子为脑子’的独立思考”，很好。这将马列主义的出局。其结果，就是“西方草创，中国整合”——也就是我一再宣告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那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