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川普真的没有律师的脸皮厚吗

《川普或许有权赦免自己 但他无意这么做》（2018-06-03 中央社）报道：
美国检方正就俄罗斯疑似干涉大选展开调查。总统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图）3日指出，针对这项调查工作衍生的任何指控，川普”或许”都有赦免自己的权力。但他坚称川普无意这么做。
美国检方正就俄罗斯疑似干涉大选展开调查。总统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今天指出，针对这项调查工作衍生的任何指控，川普”或许”都有赦免自己的权力。但他坚称川普无意这么做。
法新社报导，最近加入川普法律团队的前纽约巿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政论节目”本周”（This Week），川普”或许真的”有赦免自己的权力。
朱利安尼说：”我认为那样做的政治后果会很棘手。赦免其他人是一回事，赦免自己又是另一回事。”但这种想法引发包括曾任川普顾问的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等人的高度议论。
克里斯蒂告诉ABC：“绝对不可以发生这种事，不可以的原因在于那会制造政治问题。如果总统赦免自己，他会被弹劾。”
联邦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也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应该赦免自己。
跟朱利安尼一样曾任纽约联邦检察官的巴拉拉（Preet Bharara）同意上述看法。他告诉CNN，如果总统赦免自己，会“令人震惊”。
巴拉拉说，那几乎会导致“弹劾自动生效”。另外，朱利安尼今天虽然表示，川普想要接受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约谈，但同时暗示，律师团开始拿接受约询可能的风险来说服川普。
谢选骏指出：律师团为何拿接受约询可能的风险来说服川普？这是因为，川普如果接受约询，那等于是把自己置身于伪证与认罪的双重危险之中了。看来，川普无法胜任总统职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脸皮没有律师那么厚。在这一点上，他远远比不上克林顿夫妇，不过，这也是他能胜选的原因。川普的赞成票，主要来自克林顿的反对票。至于下一次他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对手，只有天晓得了。
《重提性丑闻 克林顿称不会道歉》（2018-06-04 神州观察）报道：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接受访问，重提20年前的性丑闻，指即使事情在今时今日发生，他的处理方法都不会改变，他亦不会向莱温斯基私下道歉。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于周一（4日）播出克林顿为新书宣传而做的访问，谈到当年他当总统时，与一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事件不但震惊世界，更引发一连串对克林顿的调查及弹劾。事隔20年，克林顿反击指有不少事实被人省略，从而令整个故事合理化，更指大肆报道及攻击他的人，某程度上是因为不忿选民都不在意这些指控，仍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他继续当总统，领导国家。他又为自己的处理方法护航，指即使事件发生在这个年代，都不会改变，他同样不会辞职，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他所做的正正是拥护美国宪法。
莱温斯基最近在#metoo议题上发声，鼓励新一代受到性侵时，勇敢地说出来。克林顿被问到有否欠莱温斯基一个道歉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并表示他事后没有跟莱温斯基说过半句话，但他指自己已经不只一次向所有人道歉，又强调这个道歉是公开的，不会私下向莱温斯基道歉。
比较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性丑闻，克林顿说特朗普只是面对一些预期之内会出现的报道，强调自己当时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风波，两者的严重性难以相提并论。
谢选骏指出：不过可惜，我刚刚对比臭流氓克林顿总统而表扬川普总统几句，川普的尾巴就又翘了起来，《川普推文称拥有特赦自己「绝对权利」》（联合报 记者王丽娟2018年06月04日）报道：
针对通俄门调查，川普4日推文称拥有特赦自己的绝对权利。
法新社4日报导，总统川普4日推文称，他拥有特赦自己的「绝对权利」，川普并再度对通俄门与妨碍司法的调查发出抨击。
The appointment of the Special Councel is totally UNCONSTITUTIONAL! Despite that, we play the game because I, unlike the Democrats,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 Donald J. Trump (@realDonaldTrump) June 4, 2018
川普在推特网站上说：「正如众多法律学者所说，我有绝对权利，可‘特赦’自己，但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川普还说：「另外，没完没了，由13名非常愤怒和矛盾的民主党人（及其他人）领导的猎巫行动，也继续跟进到期中选举来。」
如此说来，可能不是“川普没有律师的脸皮厚”，而是川普他的神经比较迟钝，不仅健忘，而且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了。呜呼哀哉。

谢选骏：鲍彤为何装睡胡说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人主导

鲍彤等人，你醒醒吧，不要再装睡啦！邓小平有能力在北京大街上杀掉万人吗？毛泽东有能力在全国范围镇压饿死几千万人吗？毛泽东邓小平的作恶能力，你也有份！依据上述事实，六四屠杀，这是全党全军的共同责任，除了那些因为六四镇压而被开除党籍军籍的人们，党政军内是人人有份，无一可以脱罪幸免。而即使因为六四被开除的人们，在六四之前，也曾经属于协同犯罪，一起共同参与构建了那个庞大的杀人机器。这也是六四事件为何迄今29年都不能得到公正评价的真正原因。
《“六四”29周年原来当年只他一人主导》（2018年6月4日BBC中文）报道：
1989年6月3日夜晚，枪声和喧闹声响彻了仲夏之夜的北京。大批军人，四面合围进入城市中心地带，坦克隆隆，倾轧长街，血迹满地，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历史的分界点。
29年过去，仍有人记得那一批人的血泪和勇气，记录、追逐未解的真相，也有人无意或刻意选择了遗忘与淡化。
传统的观念认为时间相隔越久，历史真相就越有机会水落石出。无论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在“六四”这一事件上，每当周年纪念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新的信息或观点会被公布于众。
邓小平的“政变”
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前夕，中共元老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的采访，再度引发对历史真相的讨论。
鲍彤在访谈中称，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如前领袖毛泽东一样，最为关心的是其身后的政治遗产。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仔细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废黜胡采用了“党内生活会”的非合法程序手段，留下后人诟病的口实。胡耀邦去世不久，邓小平就已经担心赵紫阳会在将来推翻他废黜胡的决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要让赵紫阳下台，邓小平精心布局，不仅积极促成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达到了废黜赵紫阳的目的。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
在他的分析中，赵紫阳在胡耀邦去世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的话让邓小平警觉，“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
鲍彤认为，自始至终，“六四”的主导者就是邓小平一个人，是邓小平为了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而“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在这之前，也有政治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早在2010年，多年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李鹏“六四”日记》导言中说，根据日记中的信息及其他资料，他研究得出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吴国光写道。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Link）近日对BBC中文表示，鲍彤为研究1989年天安门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新分析，邓小平可能确实如他所说操纵了这次抗议活动。他还表示，无论鲍彤的分析是否准确，三个基本的事实没有改变：“1）邓小平下令屠杀；2）屠杀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独裁政权继续统治；3）整体来说，目的达到了。”
封杀
一篇文章虽然引发对真相的追逐，但对于抗争者们来说，“六四”是在中国内地难以公开讨论的话题，真相更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中国官方将“六四”事件描述成“1989年政治风波”，称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以悼念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当年《人民日报》著名的“4.26”社论仍然被官方认可：“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2014年“六四”25周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家中举行纪念“六四”研讨会，但是三日后数名与会者被刑拘，包括郝建本人、哲学学者徐友渔和维权律师浦志强等。2015年，浦志强因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内地被禁止
中国严格审查报刊、杂志、互联网上所有与“六四”有关的内容。在内地的搜索引擎上，搜索“六四”只能看到官方媒体的内容；社交媒体上，与“六四”有关的词语，如“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等都已经被一一封锁。任何有关“六四”的书籍均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对“六四”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记录，多年只能通过香港出版公布于众，而随着香港独立出版业的全面被打击，仅存的对历史真相的保存与发掘渠道，变得愈发稀有而艰难。台湾的出版市场也越来越暴露于北京的资本与政治觊觎之下，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何保存并流传，前景令人忧虑。
十八大以来，内地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被抓捕、判刑，舆论空间不断紧缩，社会气氛紧张，纪念“六四”的任何政治表达和个体行为，都被严重监控和扼杀。
遗忘与分化
严苛的信息封锁和封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历史记忆的遗忘和丢失。内地的悼念情绪不断被压制，在中国领土上，多年来用其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呵护纪念烛火的特区香港，悼念的热度也因政治社会诸多复杂原因，开始减弱。
自1990年起，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办烛光晚会，支持民主运动的香港本土和内地人士均到场参加。数十万市民擎起一盏烛光，致敬历史和“六四”死难者的场面，震撼世界，也让世人相信，中国人并未遗忘。民主尚有希望。支联会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当然要支持和帮助中国发展民主。香港维园“薪火相传”，“念念不忘”的悼念场面，29年来温暖了无数亲历者的悲凉，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打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
香港各种本土政治思潮不断兴起，香港对“六四”纪念的活动诉求和阵营逐渐分化。2013年起，部分民众开始在尖沙咀举办悼念活动，与支联会切割。2014年爆发的雨伞运动，大量在八九之后出生的香港本土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而近80天的占领中环和街头抗议，未能让北京政府允许香港进行无筛选的行政长官普选，令不少香港人有感在中国治下香港实现民主无望。香港本位的本土思潮在雨伞运动后，支持度有爆发性的增长，小部分人更认为香港应脱离中国独立，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
2015年，香港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第一次不以团体名义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已经退出学联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择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自己的集会。
不少香港年轻人认为，香港人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民主建设，平反“六四”是中国内地自身事务，与他们无关。
近年来，维园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在不断下降。根据支联会的统计，去年出席人数为11万，比2016下降1.5万，是9年来最低。
根据香港大学今年最新的民意调查，香港市民认为中国现时人权状况较1989年恶劣及估计三年后中国人权状况会比现时恶劣的比率升至1993年有记录以来新高，同时认为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再次录得1993年来新高。
林培瑞认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也是仅仅知道政府对“六四”歪曲的叙述。
“即便中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对‘六四’失去兴趣也是自然的事情。随着时间流逝，让人记忆深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淡忘，或者至少不再那么激励人行动，”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A.Cohen）说，“比如，我清晰记得珍珠港事件、罗斯福之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但这些事情今天已无法激励到我去谈论、写作和游行了。”
“然而，中国人从不被允许知道‘六四’的真相，年轻人尤其不知道，他们来美国继续学业时就能看出来，我的一些中国学生知道这起悲剧和后续事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孔杰荣对BBC中文说，“人们自然会对现实感触更深，被现实影响更多。那些获得了个人成功、对反腐运动十分满意的中国人通常并不想回忆起不愉快的过去，但是经历了1989年事件、关注知识和政治自由、公正和人权的老一辈人仍然记得‘六四’的重要性，即便他们明智地不公开表现出来。当然，一些律师等有足够勇气为人权奋斗的人希望结束当前习近平的压制。”
2017年，主办方支联会称有11万人参加香港的烛光晚会，今年6月4日，香港维园仍然会燃起烛光。台湾人权促进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多个台湾公民社会团体也会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纪念晚会。
29年过去，今天应该如何纪念“六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认为，对于任何一件在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首先要弄清事件的真相。“有了真相有了分析才谈得上怎么评价以及在这个过程有哪些反思，”她说，“首先第一步我们都还没有做，后面人们的忘却和不了解都是必然的。”“不吸取经验教训，怎么能把未来的路走好呢？”郭于华说。
谢选骏指出：从了解真相的角度看，鲍彤说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人主导，显然是胡说八道。不论鲍彤其动机如何，后果显然是在洗刷共产党的集体责任。因为，鲍彤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邓小平一人，是不合事实的。1989年的邓小平，已经是一条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老狗，他再大的本事疯狗咬人，也不可能一个人主导整个屠杀过程，最终杀掉上万民众。退一步讲话，即使邓小平一人决定开枪杀人，那只是他老狗的口头放屁，甚至连具体策划也算不上，他何以推行冷酷血腥地上万人的屠杀？所以说，要促成六四屠杀，没有一个谋杀集体的存在，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按照司法审判的原则，邓小平属于“策划杀人”，当然是主犯，适用死刑；但是，“执行杀人”和“具体杀人”的，也是主犯，同样适用死刑。因此，鲍彤说六四屠杀是“一人主导”，是极其无知的表现。执行整个屠杀过程，不仅需要策划，还需要其他环节，我本人就亲眼看见李鹏、袁木、陈希同等一堆人渣在电视上面上跳下窜，比邓小平更像是主导屠杀的主犯。此外，还有一些元帅出来帮腔的，还有部队协同作战的，还有后勤提供武器弹药的，还有公安部门毁尸灭迹的，还有宣传部门转移视线的，还有居委会捏造证据的，还有文工团涂脂抹粉的，还有小市民造谣污蔑的，还有各个单位落井下石的……这些才算是从犯。
鲍彤等人，你醒醒吧，不要再装睡啦！邓小平有能力在北京大街上杀掉万人吗？毛泽东有能力在全国范围镇压饿死几千万人吗？毛泽东邓小平的作恶能力，你也有份！依据上述事实，六四屠杀，这是全党全军的共同责任，除了那些因为六四镇压而被开除党籍军籍的人们，党政军内是人人有份，无一可以脱罪幸免。而即使因为六四被开除的人们，在六四之前，也曾经属于协同犯罪，一起共同参与构建了那个庞大的杀人机器。这也是六四事件为何迄今29年都不能得到公正评价的真正原因。

谢选骏：人生就是在拖延死亡的时间

《为什么作家迷恋描摹“拖延的死亡”？》（MEGHAN O’ROURKE
2013年7月30日）报道：
死亡，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因此，你可能会认为，就此主题，能讲的已所剩无几。但是，近几十年来，死亡文学出现了新颖有趣的转机：作家实时记录着自己的死亡。
在《终点》(Endpoint [2009])中，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详细记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以及他与转移性肺癌的斗争。在《人之将死》(Mortality [2012])中，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记录了自己患癌的残酷经历，这也成为他为《名利场》杂志专栏供稿的绝笔集；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亦然，成书《生活本身：回忆录》(Life Itself:  A Memoir)；《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乔里·威廉姆斯(Marjorie Williams)也将自己惨痛的散文集结为《在华盛顿动物园的女人》(The Woman at the Washington Zoo)。更早一些的例子，包括曾任《〈纽约时报〉书评》杂志编辑的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Anatole Broyard)，作者得知自己患有晚期前列腺癌，而后便在《沉醉吾疾》(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1992])中冥思死亡；保罗·茨威格(Paul Zweig)著回忆录《启程》(Departures [1986])；詹姆斯·梅利尔(James Merrill)有绝笔诗集《四散人间的趣语良盐》(A Scattering of Salts[1995])。如今，构成死亡文学的一个主要分类，是“弥留文学”。
为什么如今有人书写这些作品？首先，我们生活在这个“基于现实”的年代，我们这个时代无非就是无止境的自我记录。但是，我们对疾病和死亡的体验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性转变，这些作品同时也是在转变下滋生的一种自然产物。去年夏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回顾创刊以来的200年历史，指出“疾病自1812年以来已发生了改变”。肺炎和胃肠道感染，致命速度曾相对更快，曾是致死的主要原因。今天，则是癌症和心脏病（此二者得益于医疗技术进步，致死速度均已逐渐慢下来）。当然，浪漫主义时期曾有一种著名的缓慢死亡法：肺结核。事实上，我们迷恋英年济慈，以及他那些直面死亡的诗歌，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自身“将死”风格的看法。
死亡本身可能不变，但人类对死亡的体验则不然。如果每个时代都自有其弥留的——或曰将死的——风格，以及相应的道德伦理与文学观，那么从“驯服的死亡”到“美丽的死亡”，我们这个时代肯定属于“拖延的死亡”——走向一个缓慢的、医药治疗化的终点，钜细靡遗地描绘着过程。作者发现自己身陷窘境，一方面感到活力充沛，生机可能前所未有如此勃勃，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将至的大限。这是一种颇具古典主义讽刺意味的状态。因为今日复杂的医疗诊断与治疗手段，致使死亡过程变得更缓慢，所以作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得以深思熟虑地记录自己逝去之事，最终释怀且留以身后。
给“拖延的死亡”这种文学下定义，其明确特征就是其沉迷于身体的恶化过程——尤其是在医院这种陌生背景下。无疑，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些作家，即使不是无神论者，也大多都是不可知论者，所以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艰难恼人、充满了实验室的味道、扎满了注射器针管。如希钦斯所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能够“通过史无前例的高级护理挽救自己生命，但同时受到的折磨，其程度之深也是前人所无法负担或承受的。”我们的临终卧榻，不与心灵相关，倒满满萦绕着心电图。
希钦斯的《人之将死》是一本非凡的书，书中生动、精巧刻画了死亡过程的场面，而作者对感伤的不情愿，以及对自怜的仇恨，更像是给“将死”二字标记了着重号，强调了进行时（作者丢失了对写作的控制，是此处明显隐患之一）。一天，希钦斯发现自己因放疗而浑身起红疹——“说这皮疹疼，那毫无意义。我努力要传达的，是这种疼的方式：‘钻心’。”他描述自己“最近被安排做一个外周导入中心静脉置管的手术”——这个过程本应只要10分钟。而两小时后，他躺在“两张床垫中间，床垫上大量缀饰着干涸或凝块的血迹”。他嘲讽那些医疗文件（“肿瘤镇的诅咒”），调侃“从慢性便秘到突然间戏剧性急转直‘下’的无聊切换”，所提供细节之完备，是诺拉·艾芙伦(Nora Ephron)笔所未及的——后者生前曾写道：不愿亲友因这些细节而承受负担。这就是慢性死亡独具的一种屈辱——（希钦斯提醒我们）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将最后这段日子所发生的地点称为“床垫坟墓”。希钦斯令我们就此种现代化死亡的中心问题沉思默想：这些缓慢的、药物治疗的过程，与其带来的痛苦相比，是否值得？——不值得，你残忍地思忖——但是他却承认他很庆幸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时间。
所有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一种重为基本的压抑事实：时间有限。正如约翰·厄普代克在浴室镜子里瞥见自己，惊讶地发现自己看起来明显特别老，他扪着最诚挚的碎心自问：“那雀斑男孩去了哪里？他曾窥看／前厅镜中的自己；去上学了么？”同样，希钦斯也写到：
“我被一种折磨人的‘废’感严重压抑。我曾为下一个十年订立确实的计划，曾感觉我是通过辛苦工作，才获得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是否真的无法活着亲眼看见孩子们结婚？看见世贸中心再度崛起？……但我明白，这种“无思”的本质其实就是：感伤和自怜。”
当然，希钦斯是正确的，他将这样的计划诊断为一种“无思”——我们不是命运女神，无法掌控自己生命之线，虽然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可以。然而，如此“无思”正是我们今天对于死亡的思考。我们惊愕发现，人生逝去得那么快，以至于其终点与我们的计划简直太不同步。理想的人生故事（“她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5岁”）背离了航线，这似乎令我们困扰。当代世俗西方人，是否也许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遭迷惑的、不免一死的凡人？希钦斯发现，就死亡而言，我们当然是被误导了，而且是在一些最基本的层面被误导。他回忆起自己确诊癌症前：“我曾相当沾沾自喜地告诉我回忆录的读者，面临‘灭绝’，我想要完全自觉和清醒，因为我要主动地‘去’死，而不是被动的死去。”希钦斯提醒我们：死去，或去死——这可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自己选择的，不比你选个菜、或是选个工作。
与济慈不同的是，今天的作家对于浪漫化的疾病，抱持怀疑态度，不小的一部分要归功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她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1978])改变了疾病观的范式。因此，虽然济慈感叹“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此句查良铮译文——译者注），取而代之的，我们则有约翰·厄普代克对旷日弥留的振臂疾呼。在《轻淡了的生活》(A Lightened Life)中，厄普代克写道“寄出了支票，我停车加油，然后彻底忘了／如何拧开油箱盖”，又问道“怎么了？我还剩下些什么？”这不是最精美的诗歌，但作为文献记录则相当有力。厄普代克写诗，读者能有所感觉，因为韵律和诗行控制了文字，令人宽慰；这些诗，因为韵律和诗歌形式限制，避免了自怜和无病呻吟。作者在死亡阴影之下也必需坚持打造艺术，这一点令见证者感动。要做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他写道“我听见机器和专家们喃喃议论着我”，继而发现自己在思考着“有创意的想法……计划纷纷开花、梦想。／一切都会好的，我觉得，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不将疾病浪漫化，那么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现实主义”就一定没有充满否认。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作家表达，他们惊讶于发现自己的思想其实并不安置于身体内。确诊癌症后，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在一篇1989年首刊于《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中写到，虽然这个诊断没能令他相信癌症“最终会杀死我”（尽管这最终当然还是发生了），但“我遭到的打击是，我震惊地意识到，某一天，某个什么东西，无论它是什么，终究要终止我悠闲前进的人生脚步。这话听起来老掉牙，但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并没有永远”。在《人之将死》附注里，希钦斯则指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的推理能力和斯多葛学派唯物主义。我并非拥有一个身体；我就是一个身体。但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假装这并非事实真相，或者认为好像我将成为一个例外。”
寿终正寝的过程对作家而言，立刻成为一个刺激且吓人的主题：在我得以描述它之前，它是否会先夺走我描述它的能力呢？你无法描述那些你最终无法经受的体验。因此，虽然这些纪实作品迷人，但它们不可避免的有所局限。作家无法写完他们笔下这些作品的最后一章，因为最后一章就是死亡；从这层意义上讲，对死亡的描写仍是奇怪的虚构。读者自己填补空白。事实上，《人之将死》第八章就由希钦斯一些草略的笔记组成——最感人的、可能的结论，比任何文笔优美的散文更着重传达了日渐消亡的真实。这一不足，于这些作品的力量而言，却很有必要，即使读者有时渴求的是成型的篇章，或精美收笔的对象。正如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写道：“故事是对抗疾病与痛苦的抗体。”
“艾滋病文学”显然也帮助文学铺平了一条道路：对于“死到底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开放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艾滋病最致命的年代，我们看到，由陪护者撰写的疾病回忆录激增（其中有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己也患了病），包括保罗·莫奈(Paul Monette)的《借来的时间》(Borrowed Time [1988])和马克·多蒂(Mark Doty)的《天堂的海岸》(Heaven's Coast [1996])。因为这些回忆录并不仅仅是文学记述，而更是社会见证者的深刻举措——将这一悲剧赋予人性化并帮助洗清其污名——所以，这些作品为某种有关死亡的写作开辟了空间，而这种写作可能之前一直被美国人认为病态（回想一下，对于致命疾病的患者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医生才开始习惯性地告诉他们命不久矣的实情；而更早之前，通常认为最好不要告诉绝症患者坏消息）。
那一时期我最喜欢的作品，包括提姆·德鲁格斯(Tim Dlugos)后期的诗歌。它们具有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那种“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的轻快风格，语调则因死亡的沉重和庄严而产生一些变化。德鲁格斯，与其他作者类似，盘点了身体的物理退化过程：“闪亮亮的／像树脂封着个汉堡包的／是我脸上一大块病创；／小点的伤我胡乱涂抹／一些妆粉；丢失了／四十磅体重，仅此一年。”但他也从受苦经历中寻找了意义，总结道：“病症像水藻一样漂浮／在恩典的表面，是这恩典／今天令我振作、高涨。”他的作品卓尔不凡，回旋与对一个朋友哗然喧嚷的大胆采写——“‘我恨这一切，我恨你／得了病、得了艾滋／而且躺在医院里／以致我见你还必须／办访客通行证’”——与超然的希望之间：
当
奥黑尔上周飞来小聚，*
他问我觉得在纽约
这些年里哪时最好；
我说“今天”，我很认真。
希望死亡把我拎起来
抓着我的头发，就像
希伯来神话里的天使，
力道恰似睡眠的拥抱，
然后温柔地将我放下，
恰好放在我本必须
置身的那个地方。
（*奥黑尔指乔·奥黑尔[Joe O'Hare]——译者注）
不过，有关拖延的死亡，对我而言最伟大的一首诗是詹姆斯·梅利尔的《圣诞树》(Christmas Tree)。这首诗写成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内。弥留之际的梅利尔当时身患艾滋病，虽然直到他死后多年，这一信息才公之于众。梅利尔那本诗集里还有很多关于人之将死的非凡诗篇，其中许多都是文字的自画像。书中最动人的是最后一首诗：《向上的一望》(An Upward Look)。诗中将世界描述为“这个广阔的设施，生者／以至亲而来，只为一死”——宛如将所有的存在都医疗化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墓顶石，是书中没有收录的那一首：《圣诞树》。这是一首具象诗，采用一棵圣诞树右半边形状为格式，诗文缩拢于树干根部。内容是一段戏剧性的独白，出自一棵树之口，它被某家人“从叹息的冷山上”买走，下山妆点这个家。这棵树知道自己肯定马上就要死了。虽则如此，它仍然说自己承蒙盛情款待，发现：“老实说，／这确实挺有帮助：珠宝缠身，将它们／闪烁的色彩从貂皮孔隙中呈射而出，／那是我从头到脚裹着的，芬芳的黝黑丧衣。”
这首诗之所以引人注目，我认为，是因为它结合了丰富的描述性语言，以及对身体缓慢凋零的不加掩饰的强烈反映；因为它既能够传递生命那种痛苦的鲜活，又能够表达肉体在物质层面上渐弱的悲伤缄默。济慈《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中的讲话者，冥思着夜莺那升华的不朽崇高，以及轻轻松松无痛而释的死亡；与此不同的是，梅利尔的《圣诞树》必须反映自身与躯壳的脱离，及其肉体的解散：
是的，是的，前面等着什么
非常清楚：剥光，冰冷的街，我的化学物质各种药
奋力耕犁，重回大地，为了新生的来到——
这无疑是一份福恩，一份收获，但同时令任何人都无法
无论此刻或永远，详述或思量。生长至如此单薄。
尖针与嶙峋瘦骨。小男孩的双手碰触着我的“棘”椎。
这首诗的形状有力加剧了对死亡的现实化，并且形象地展现了死亡（正如同希钦斯零落溃散的笔记展现了他的死亡）。最末，诗文转化为短短数行句子的碎片：
没有恐惧。没有辛酸。终结的开始。今天的
黄昏的房间
最后的一次
在烛光中映红。
容光因爱焕发，
脚下堆着礼物。
仍要如此泰然，如此
善感。仍要回忆、仍要称颂。
所有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死亡的回忆录？至于作家为什么要写，相当清楚。正如厄普代克所指出的，在做电脑断层扫描时，他幻想着未来的计划，这让他感到“一切都会好的”。作家写作，很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些貌似控制的感觉；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为了将一部分不朽的自己以艺术方式留以身后；为了以最终自画像的形式纪念自身。桑塔格曾说，写《疾病的隐喻》是“非常具有宣泄作用的……它将癌症转化成一种知性的冒险，将灾难变成某种积极的东西”。与桑塔格类似，希钦斯写作也是为了纠正错误印象、文化错觉、虚假隐喻，以及那些老生常谈的“抗击癌症”和所谓“杀不死你的总会令你变得更强大”。
不过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读这些作品，与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所谓作家后期作品的“奇怪双视风格”有关。写作的人“还活着，但意识到死亡的紧迫”而且“希望触发那个在深深的暗影之下，却又如此生动警觉的时刻”。这种警觉，这种双重现实，令我们获得全方位的感官认识，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不是宗教信徒，也可能会希望以更深刻的觉悟，认真考虑我们行将就木的日子如何分配。梅利尔的诗就找到一种方法，得以将生命的强烈，及其终点逼近时的急迫，编织为一线动人的语丝——如果不多愁善感的话，那就具有救赎的能量。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求助于艺术的一个原因，不是为了幻觉中的虚假完结，而是为了接触我们最远远回避的现实。对于某些人而言，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对来生的信念而有所改善；对其他人而言，唯一可为代偿的宗教则是艺术。
事实上，我们读这些书就是经历某种认知失调，虽然其对于死亡可能的过程刻画精准。死亡有可能意味着什么？答案在许多地方都被模糊了，被各种程序意义上的注意点，被（厄普代克笔下的）“仁慈的淡金色大机器”以及“电脑断层扫描穿刺活检”遮掩了。但这种认知失调，对读者而言，非常有用，因为它迫使我们去辨识我们自身面对否认与内心压抑的策略，无论我们是不可知论者还是宗教信徒。在厄普代克最后几首诗中，他自己也不免俗地转向大自然与宗教，寻求慰藉。他从窗外的五叶爬山虎中学到了一课，虽然当时还未能使其化于内在；他指出：“最微弱的一拽”将爬山虎扯下墙，“就好像是说：活着挺好／但不活的话……仍然面朝太阳舒展身体——／也挺好，所有的光合作用／都弃之不要。”
阅读今日世俗非宗教的死亡文学，读者最终意识到，医学语言是一层纱幕：一方面，它以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方式，“记录”着医院里奇怪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其异质性颇具内涵。这种语言，下意识地服务于作者；作者面对自己身体发生的一切时，以其表达自身疏离这些事实的根本性异化过程。这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希望——希望这一切都维持非现实态——即使他自己全面经历这一切，完全浸润在希钦斯描述的所谓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状态中。这里的这种失调，是指死去的过程并不真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国家”。正如桑塔格精准观察到的那样，这另一个国家，本就是我们自出生起所生活的故土：“每个人，只要出生，必都持有双重公民身份，一则属于健康王国，一则衰病王国。”但是，在一个缺乏死亡伦理规范的世界，比如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活着，却疏远着这层更深的知识。或许因为我们必须如此吧。
本文作者梅根?欧罗克(Meghan O’Rourke)是诗人、评论家。她的回忆录《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记录了当代美国丧悼。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7日。
翻译：江烈农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无论什么样的人生，其实都只是在“拖延死亡的时间”——人生在世，什么都不确定，只有注定的死亡是确定无疑的。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在“死到临头”的时候去思考死亡，因为在明智者看来，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其实都面对死亡……这只是一个意识问题。但是人们什么都敢想象，就是对自己注定的死亡不去想象。这是因为，人从受孕的刹那，就注定走向死亡了，想也没用，不如不想。但是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发出半吊子的提问，问“为什么作家迷恋描摹‘拖延的死亡’”？——大概作者真的不懂，“拖延的死亡”才是“人的本质”！

谢选骏：家庭成分是血缘和际遇的综合

《美国也有“家庭成分”，影响巨大》（2018-01-24 经济观察报）报道：
身份政治观念
数十年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身份政治居于突出地位，常常引发激烈争端。“身份”的英文identity，在一些理论领域译作“认同”。如果把identity的这两层意思合并成一个词“身份认同”，也许有助于更完整地体现其含义。
所谓“身份认同”，直白地说，就是：每个人生而属于某一群体，比如说，黑人、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犹太族裔，等等。一个人在其群体长大，就会体验、继承其文化、历史、社会关系，而产生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认同。就此而言，这个观念似乎一目了然，并无可争辩之点。但是它具有理论的重要性并引发了许多实践变革。
美国的建国理念，是一种基于个人的自由主义理念，体现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身份认同观念不赞成“原子式”的个人观，在个人和政府之间，插入“群体”这一层面。这与自由主义在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上相异。个人权利与群体规范可能发生冲突，例如，一个要求男女平等权利的妇女，与她所属的多妻制的群体的“家法群规”，直接对立，如何认同？不过，身份政治更重要的内容是，提倡这个观念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揭示，美国建国以来，并不是每个个人都享受到了同等的权利或平等的对待。一些群体，在法律或者社会规范各方面，受到歧视。例如，黑人，妇女，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特定移民族裔（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日本人、拉美族裔，等等），同性恋者，……等等，这个单子可以延伸很长。这就对政府、社会提出纠正历史错误、伸张正义的诉求。
大体是1960年代晚期，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青年反叛运动高潮中，“身份认同”观念开始出现在理论和社会对话中。各种“弱势群体”（自我认定的，或社会公认的），起来亮明身份，述说痛史。轰动一时的小说和电影《根》描述黑人奴隶数代家世，是一部代表性作品。弱势群体要求法律和社会的平等待遇，这意味着提升、扩大他们或她们过去和当下受损被压的地位权益。因此，“身份认同”立即导致“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一旦登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选举和社会活动的一个中心议题——人们卷入对各种群体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认识、评价和争议，参与到调整、再分配权益的立法和社会规范的变革活动。早期身份政治最大的成果，是改善黑人和妇女的权益。
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中，身份政治的影响无远弗届。比如上一段中说到第三人称复数，特意用了“他们或她们”的表述，这是适应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的要求的一个具体例子。女权主义者主张，在那种句式中，不能沿用惯例，以“他们”合称男女总体，而要说“他们或她们”。在英文中，第三人称复数没有问题，说they、them、their就行了，但发言时涉及第三人称单数，就得一遍一遍说he or she，him or her，his or her，不胜其烦。这关系到话语权，是身份政治、政治正确的一个重要领域或战场。
近年来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身份政治是一台热热闹闹的连续剧。民主党俨然成为各种“弱势群体”身份政治的总代言人。在这些弱势群体之外的，是白人-男人-基督教徒——在身份政治中是几乎每一个弱势群体的“他者”。川普则逆势而上，创造了一个民粹派追随者的大群体（包括众多白人、男人、基督教徒），以“他们/我们”的对立为号召，以击败“他们”为目标，谋取政治优势。
身份政治曾经促进了弱势群体的权益的改善，发展到后来，身份政治最大的弊病是导致部落主义（tribalism）。本文对此进行反思。先在下一节考察身份政治在政治舞台的兴起和发展，继以“理论源头与演进”一节梳理其概念及相关理论流派，最后在“部落主义与公民观念”一节讨论近年来在自由派—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中身份政治的弊病，及可能的改进之道。
自由派的身份政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在2016年大选川普获胜之后，就在《纽约时报》、公共电视台NPR发表言论，认为民主党应该而且需要终止身份政治。他是率先批评身份政治的弊病的自由派学者。他在2017年8月新书《过去的和未来的自由派——在身份政治之后》（Mark Lilla，“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 After Identity Politics”）中进一步阐述他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分析。
里拉以美国政治大潮流变动为背景描述身份政治的发展，而引领政治潮流的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罗斯福的，另一条是里根的。
罗斯福主旨是他在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一个自由派的纲领，在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崩溃、众多民众艰难度日的背景下，它不仅提供政府对人民核心权利（言论、宗教）的保障，也提供政府对人民基本需要（免于匮乏、恐惧）的承诺。罗斯福以此应对三十年代大萧条对市场机制的挑战，应对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对民主制度的挑战，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创下不朽业绩。
里根主旨有四条原则：（1）美满的生活，只有自立的个人得以拥有，（2）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增加财富，而不是再分配财富，（3）市场越自由，就越能增长并让每个人致富，（4）政府“恰是问题所在”（里拉强调注明，里根谈的不是专制政府，或无效率的政府，或不公正的政府，而是说，政府自身就是“问题”）。这是保守派的纲领，里根以此应对当时严重的“政府失败”：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滞胀（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引领了私有自由市场机制的复兴及其全球化，并促成冷战中苏维埃专制政治制度和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
身份政治如何嵌入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在罗斯福路线的高潮时期，也就是肯尼迪、约翰逊当总统的时候，身份政治顺应民权运动、青年反叛运动的大潮流，推动了改善弱势群体的很多变革。这些变革，包括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政策，包括改善妇女权益的举措，包括终止歧视中国移民的法规，包括善待残疾人、老年人、传染病患者并保障其权益，等等。
1980年代以来，里根纲领占据主导地位，民主党缺乏替代的总体纲领，在大学校园左翼教授和社会上身份群体的双重推动下，转以身份政治为号召。按里拉的描述，在他写作此书时（2017上半年），到民主党网站去看，是这样的内容：“在民主党网站主页，找不到（与里根主旨对应的）那样的文件。相反，如果你走到页底，你会发现题为‘人民（People）’的一组链接。每个链接把你带到一个网页，特地裁剪好以适应一个特定的群体和身份：妇女，西班牙语族裔，‘族裔美国人（ethnic Americans）’，LGBT（男女同性恋）社群，美国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屿居民，……等等。一共有十七个链接，以及十七种不同的诉求。”里拉说，“你可能会想，你误入了黎巴嫩政府的网站，而不是对美国未来有一个愿景的政党的网站”。
按里拉的描述，在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席卷美国的1980年代，自由派力量发生两大转折。一是从政党政治转向运动政治，包括形形色色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一般来说，在政党政治中“向心力”发挥主导作用，追求共同目标。而运动政治则以“离心力”为特色，强调一个一个小群体的单独议题和意识。二是成员基础从劳工阶级和农民转向校园人群，而那里的教育并非是推动年轻人向外、向更广阔的世界、向公民共享的目标，而是把他们纳入自我关注、日益狭隘、排外性的自我定义的身份群体。
里拉形象地把校园年轻人的这种自我认同称作“身份的脸书模式（the Facebook model of identity）”：“我”就是我建构的视同个人品牌的主页， 通过我自行选择的“喜欢”或“不喜欢”的群体而联系到其他人。他强调，教育本应该帮助青年建立公民观念——它是民主政治的中心概念，是连接所有社会成员的纽带，与个人特定资质无关，而赋予每个人以权利与义务[1h]。但脸书模式的认同与此无关，一个人局限于“自我认同”所选定的某种群体，与全体公民共享的未来脱节。
其结果是，共和党成功地说服公众，他们的党代表了大众，那些“六罐啤酒张大哥”辈（Joe Sixpack，俚语，Joe是常用男名，Sixpack指六罐啤酒），而民主党则代表了栖身校园、办公楼的“瑜伽垫上王女士”类（Jessica Yogamat，俚语，Jessica是常用女名，Yogamat是瑜伽垫）。里拉认为，自由派的身份政治帮助塑造了这样的形象差别。
理论源头与演进
身份政治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柏林，特别是他在许多著作中反复阐发的多元观（pluralism）。以往理论家谈“人”、“个人”，总会设定：人有理性，有同情心，有自主性，等等，人人皆如此。柏林则从历史切入，举例说，谈到“美好生活”这个价值标准，希腊人、巴比伦人、埃及人，会有很不相同的答案。历史通常显示，理论分析也可以论证，不同的价值之间不可通约、无法比较、还会相互冲突。柏林突出地把多元化与自由概念联系起来。在人们具有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否定这种多元性，就导致专制。柏林认为，承认并接受这个多元观，是自由主义的前提。
在这个基础上，柏林区分人们享有的两种自由。一种是个人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就是说，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划定一个私域（包括言论、信仰、产权等等），政府不得干预。柏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就是个人作为主体采取行动并实现目标的自由。它当然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自由，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自由。柏林强调，在追求积极自由的目标时，要警惕权力机构僭越，那就是，以国家政权、社会理性、全体人民等等名义，把单一的价值观强加给个人，取代个人自己的价值观。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后来的苏维埃革命，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等等，都要以一种统一的“正确的”“理想的”价值观主宰社会。
柏林倡导的多元观自由社会，可以概括如下：承认价值多元，确保消极自由，助成个人行使积极自由实现自己的目标。柏林构建的这种自由主义，对冷战中战胜苏维埃专制体制、对改进欧美现代自由国家体制，作出重大贡献。
总结一下：柏林的多元观开“身份认同”观念的先河。自由社会是“身份政治”安身立命所在。
自柏林多元观以降，与身份政治有关的理论发展，涉及以下几条线索。其一，“多元观”的延伸。从柏林的多元观，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了多元价值观（pluralism of values）、多元文化观（pluralism of cultures），等等。这扩展了人们的眼界。比如说，谈到黑人身份认同，就不再只限于惨痛的奴隶史，而扩展到黑人的神话、宗教、风俗、音乐、舞蹈，等等，等等。多元价值观、多元文化观反映了现实中人们丰富的社会体验。
其二，社群主义的推波助澜。1980年代理论界曾经有活跃而且人多势众的“社群主义”流派，其基点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原子式”个人观，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基本信念是，自我意识、社会认同、人格塑造等等，都是由社群建构的。他们反对脱离社群而谈个人自由、权利及社会正义，所谈的群体是“社区”性质的，即具有共同利益、历史文化、居住地理区域的人群。上面说到，身份认同理论起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切，社群主义则是一种一般性理论。社群主义的发展为身份政治助势。
其三，这条线索的关键词是“共性”，要回答柏林遗留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给定人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这些价值之间不可通约、无法比较、还会相互冲突，民主社会如何可能运行？或者说，各种身份群体，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的教徒们、黑人、华裔、西班牙语系族裔们、欧美族裔白人，等等，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多元的诉求如何能够和谐共生？维系社会、达成“公共善（Public Good）”的基础是什么？
问题的答案涉及政治学、伦理/道德学、民主理论等领域。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举其要者，一个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论（Overlapping Consensus），一个是德沃金的价值一统论（unity of values）。罗尔斯把价值多元观接纳到他的自由社会框架，在《政治自由主义》[3]提出：“社会统一的本性是通过一种稳定的诸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重叠共识所给定的。” 重叠共识是指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各自保持自身的前提下，就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和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德沃金则提出一个“元理论（metaphysics）”的命题，就是在多元价值观中，存在着“价值的统一性”。各种价值观都是建构的产物，在诸价值间建构融贯秩序的整体，就达成价值的统一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在“重叠共识”的场景中，原有的各种价值观保持不变，在“价值一统论”的构想中，要从原有的各种价值观中建构出一个整体体系。
这种对共性的探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克服身份政治的局限性，特别是它难以避免的分割、破碎、封闭、排他等等属性，需要了解开放、理性、宽容、和谐的社会如何可能，“公共善”的基础何在。
其四，一些其他领域的发展，主要是大学校园左翼学者提倡的理论，影响、支持了身份政治的发展。其中，特别地，加强了其负面的作用的理论要素有：
——文化相对主义：从多元文化观走向偏激，主张对各种文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例如，把基督教文化（经历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和原教旨伊斯兰文化（包含圣战、歧视妇女等原初教义），等量齐观。
——解构主义：本来是一种文学批评流派，提倡以解构的方式阅读评论著作。流行起来，对历史积累下来的基本观念、经典价值的“解构”，就会导致虚无主义的否定。例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作品的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去中心：批判世界史、思想史中的欧洲/白人中心思想，甚至中学历史教科书也要齐头并进地讲述非洲、欧洲、亚洲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确实包含所有民族的贡献，但如果否定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欧美市场机制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这条线索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标志性，容易延伸到质疑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最重要成果，人类共同享有的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
上述几个领域的这些思潮共同创造了一种氛围，加强了身份政治群体的多样化诉求的力量。
以上演进过程表明，身份政治一定要有多元化自由主义为基石才能发展。身份政治的发展促进了提升历史上弱势群体的权益地位。身份政治也包含消蚀多元化自由主义的和谐自洽建构的因素。
部落主义与公民观念
罗斯福代表民主党和里根代表共和党，提出的两个主旨，应该说，是“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纲领。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位于政治光谱上靠中心位置很近的左右两边。美国民主党比欧洲曾主张社会主义而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工党靠右很多，里根共和党也比当今的民粹主义右派、宗教右派要温和得多。这样的两党轮流执政，有共识又能互补，保证了美国政经体制大体稳健，较易纠偏而避免积弊。
左翼偏向的典型弊病，是大政府、高税收、低效滥用的福利。本来，克林顿执政时已经把民主党推向中间，见诸其言（“大政府时代已经过去”，要“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及其政绩（例如福利改革——领取福利有期限、身体健康者要工作）。右翼主张的典型缺陷，是漠视“有为政府”观念，缺乏“社会担当”（对全民医保、对环境污染、对气候变迁、对弥补“市场失效”、对基础科学发展，等等）。本来，小布什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竞选纲领，是与最右翼的主张划清界限一个信号，他扩大Medicare医保计划的处方药覆盖面，是这方面政绩之一。那时候，左右两翼确有“重叠共识”。
民主党的身份政治的弊病众多，里拉已经列举其大要。共和党、右翼方面，也从来不缺自己的身份政治。其群体常常不是基于人种、族裔，而与宗教或社会议题有关，如福音教派信徒，反堕胎者，等等。在政治舞台上，这样的群体常常有策略优势，就是依据“单一议题”发动其成员，所谓“one issue voter”（只按一个议题投票的选民），在选举中形成多数而取胜。
各种“弱势群体”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不相容甚至对立。社会中多数人可能不认同某一特定群体（例如同性恋者、变性者）的特定诉求，尽管那种诉求可能有道理。民主党以代表各种身份群体（常常是“弱势群体”）自诩，面对“单一议题”选民，可能恰使自己异化于占社会多数的人群。
右翼群体的单一议题可以是：反对授予同性恋伴侣法定“婚姻”地位、反对堕胎、支持任命保守派大法官，等等。这部分民众常常反感上述自由派“弱势群体”的特定诉求和身份政治。当然，各种右翼群体对众多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在教会或其他机构促进下达成对某个“单一议题”的一致，其选票就足以决定选举的胜负。比如说，照顾同性恋、变性人的厕所诉求，这单一议题，就足以使一个选民对某一候选人从支持者变成反对者。
糟糕的是，美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不在“弱势群体”从自身出发的身份政治的议程上，也不在“单一议题”选民的议程上，因而社会共识难以达成。近年来，身份政治有积重难返而愈演愈烈甚至到撕裂社会的地步。每遇到一个议题，就以“他们/我们”划界，而忽略基于事实的理性讨论和基于人道的关切。《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多次严辞批判这种“部落主义”。他特别指出川普以“部落主义”思维和方式竞选和执政，表现在：“川普无休止地制造朋友/敌人之区分，利用自由主义关于社群的模糊观念，以群内/群外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创造出包含毒素的群体”。
2018年元旦，布鲁克斯在题为“退向部落主义（The Retreat to Tribalism）”专栏文章中指出：马丁·路德·金把种族隔离和非正义现象看作是使我们分裂的力量。他诉诸普适性原则和我们的共同人性，作为治愈偏见并联合国家的手段。从那种强调共同人性的身份政治，我们已经走到强调共同敌人的身份政治。问题在于，部落式专注“共同敌人”的思维把一个多样化的国家撕裂。
布鲁克斯这位保守派专栏作家对身份政治的诊断，与里拉这位自由派教授的思路相同。里拉在他书中的结束部分，提出以“公民观念”来替代身份政治[1j]。这项主张，和布鲁克斯以“普适性原则和我们的共同人性”对抗部落主义的主张，正相呼应而相融。
具体说来，里拉的公民观念的主张包括以下要点：它是一种政治地位/身份（political status），可以和前面所说的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同时并存。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认为自己具有一种群体身份的同时，具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把“我”联系到“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美国宪法开篇首句）”，把自我的状态联系到国家共同体，从而关切共享的未来。
以公民观念取代身份政治，是以一个更普遍、超越而包容的观念取代一个比较狭义、局限而分离的观念，显然是一种提升。在政治实践中是否有效，有待观察。
为了达成“公共善（Public Good）”或“共同善（Common Good）”，理论家们还会继续他们或她们的理论探讨，寻求合适的框架和精准的观念。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多年来美国社会中确实存在重叠共识，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普世价值。确实，美国建制（机构和人）并不完善，也面临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还遭受了诸如身份政治、文化相对主义等等的侵蚀。但是，重叠共识是有坚实基础的。有理由期望，重叠共识、普世价值会克服身份政治的负面作用。“We shall overcome（我们终将战胜（克服）”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理想主义青年的战歌，确实，他们推动了在废除种族隔离、争取男女平等等许多方面的重大进展。现在，坚持理想的自由派也需要克服自身的偏激狭隘之处，扬弃已经过时的身份政治。
谢选骏指出：有研究指出，与美国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的做法截然相反，美国监狱是严格执行种族隔离制度的。为什么呢？为了便于管理？尽然如此，为何社会上要禁止种族隔离呢？显然，这里有些不能告人的秘密。我们知道，家庭成分是血缘和际遇的综合，是人生在世的第一资本和出发点。家庭成分的这种胚胎功能，说明人类实质上还是一种原始动物，而不是什么理性的符号动物，相反，理性是为这个非理性服务的，符号是为这个血气服务的。家庭成分的重要意义，说明人类还是一种“两脚畜生”、“衣冠禽兽”——其结果这不是什么“身份认同”或“阶级斗争”，而是比身份认同和阶级斗争更为无序的丛林法则。阶级斗争，不过是少数野心家和阴谋家用来蛊惑他人和借刀杀人的一些托词和诡计罢了。而制度的调节、文化的掩饰，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谢选骏：种族是文明的基础

没有人会否认人类这个物种是所有文明的基础，但是却有人会否认“种族是文明的基础”，否认不同的种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甚至否认混杂的种族只能创造混杂的文明……
脱离了自己种族而进入其他种族的文明生活的，是作为其他种族的文明成员而存在的，会被自己的种族所遗忘。这就是所谓的“飘零”吧。
《组图：美国穷困之地的华裔》（2018-05-26 在人间）报道：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第四代华裔移民泰勒·庞站在一大片棉花地中间，刺眼的阳光让他皱起了眉。泰勒·庞生活的密西西比三角洲是美国最穷困的地区之一，但在一个多世纪前，这里也曾吸引一波中国人来此定居，并逐渐站稳脚跟，最终形成一个“独立世外”的特殊华人聚居区，他们被称为“三角洲华人”。2017年10月，两位亚裔摄影师安德鲁·龚和伊曼纽尔·韩踏上密西西比三角洲之旅，得以了解到这个群体鲜为人知的故事。
密西西比三角洲曾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孕育出一望无际的棉田、旷郁的蓝调音乐，也充斥着种族歧视以及黑人的血泪。但在20世纪，他们中还有一个鲜被提及的群体：华裔美国人。他们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间求生存，上百年来，深深扎根于这片遥远的南方农村腹地。图为一名男子独自在密西西比河边钓鱼。
两名摄影师驱车经过的农田，曾是美国南部最有名的棉花种植园区，随处可见一个个巨型的棉花包安静地躺在地上，强烈的光线快要让人眩目。25岁的泰勒·庞靠在棉花包上，他在州农业部工作，生活在约有1500人口的城市马克斯，是那里仅剩的几个华人居民之一。
近几十年，工业机械化和经济衰退使密西西比三角洲陷入困境，就业机会匮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据粗略统计，生活在三角洲的华人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千名已经减少到500名左右。
泰勒·庞家有一个农场，他和父亲一起经营，种植棉花。“我是家里的第四代农民，我想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但你要说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我也能理解。”泰勒·庞认为，这里确实没什么机会，仍留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人不是农民，就是教师或从事医疗。
泰勒·庞并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血统有很强的联系，他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亚洲身体里的白人”。不过，华人社区如果举办聚会之类的活动时，他也会参与。
中国移民第一次来到三角洲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他们在种植园劳作。但很快，华人便离开了种植园，开始自己创业经营杂货店，并且靠薄利多销和热情服务赢得了黑人社区的欢迎。在三角洲地区较大的城镇格林维尔，极盛之时，四万多的人口规模，华人开的杂货店就多达50余家。图为一名黑人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过格林维尔的街道，三角洲的大多数城镇里80%都是非洲裔美国人。
雷蒙德·黄就是在杂货店里长大的。他的父亲15岁时从广东移民过来，到这里后跟其他华人一样开始经营杂货店。“我认识的每个（华）人，都是在杂货店长大的。我们会数钱的时候，就开始去柜台工作了。店里各种食品和生活物品应有尽有，但没有任何是从中国来的，除了店主人。”图为雷蒙德·黄在家里，他如今任教于三角洲州立大学。
在成长过程中，雷蒙德·黄时常会听到种族性辱骂，但他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的家庭遭遇到一次最严重的种族歧视。那时，他的父亲看中一幢位于白人社区的房子，并决定购买。但社区的白人居民明确地宣称：不让中国人住这里。当他们准备迁入时，居民们开始往车道上扔瓶子，到处都是玻璃碎片。“我父母决定不搬家了，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受伤。”黄家最后在自家杂货店后建了一所住屋，一家六口就挤在这几间房里生活。图为雷蒙德·黄在一家关门的杂货店前。
随着时代变迁，连锁超市逐渐成为新的商品采购选择，很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都渐渐关闭，雷蒙德·黄家的杂货店也转让给了别的华人继续经营。现在，格林维尔城中到处可见关门的杂货店。
杰罗姆·苏的MIN SANG杂货店是格林维尔城里为数不多还在继续营业的杂货店之一。这家店已经经营了60多年，早些年生意特别好，现在生意越来越淡。杂货店有一批固定的客人光顾，杰罗姆·苏其实可以继续经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在考虑卖掉杂货店。图为杰罗姆·苏展示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木雕和雕塑的照片。
杰罗姆·苏的杂货店给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因此他很受尊重，当地人都称他为“中国黑人”。杂货店并不处于社区的安全地带，杰罗姆·苏曾经遭遇过抢劫，事后有顾客进来帮忙查看伤情，并给予他很多支持来寻找强盗。
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莱恩·关（右）与肖恩·关兄弟俩的父母也靠开杂货店赚钱。他们的父母是70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这个社区有许多人保留了他们家族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他们与家人朋友常有的聚会中，也往往有中国菜。
莱恩·关是德尔塔州立大学的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遭遇了很多歧视。“我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为了交朋友，我不得不去迎合别人，没办法做真正的自己。”莱恩想要重新找回丢失的那部分“中国遗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为他的中国血统辩护，并努力让其他人了解他的中国身份。莱恩很希望家人能搬离三角洲，“中国人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反击。我的祖父就死于一次抢劫，他在交出钱后还是被枪毙了。”虽然莱恩对其他城市更感兴趣，但他毕业后还是想留在家乡，他觉得与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肖恩是一名机械师，他很享受南方缓慢的生活节奏，也很欣赏密西西比的枪支文化，“我们可以公开携带枪支，而且允许隐藏携带。”这对肖恩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武装起来保护家人。肖恩并不喜欢提及他的中国血统，“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很优秀，总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哦，他能做到，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更希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血统。”
正午，格林维尔的一幢幢房屋在烈日的照射下泛着梦幻的色彩。三角洲的地形平坦开阔, 到处都是这样的独栋建筑。
“中国人来这里定居已经超过100年了。刚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不能去白人学校，甚至不能去理发，也不能去医院，我们是二等公民。但在民权时代过后，我们得到了更多权利，我想是社会意识到‘嘿，华人的确在作贡献。’”弗里达·管坐在家中院落的木椅子上，操着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头发花白，眼睛常眯成月牙。她是一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丈夫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奥利弗布朗奇。
弗里达·管的两个儿子分别住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和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在这里没有未来”，附近的大城市，如杰克逊和孟菲斯等，是很多三角洲华人的发展去处。图为密西西比州的一条铁路，这里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都是非功能性的，而且很久没有维护和更新过。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周瑞林和周春莉在家里后院的一辆破车前合影。夫妻俩都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出生长大。退休后，他们选择回到家乡生活。
周瑞林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担任月球任务的太空工程师。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都是工作时获得的各项奖章和荣誉。
和许多华人一样，周瑞林和周春莉从小也是在父母开的杂货店里长大。“当你个子高到可以看到柜台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会坐进购物车里，另外的孩子当司机，然后把购物车推到房子外面去玩；或者扮演交通警察，拿出黄色、绿色、红色的果汁软糖作为信号灯。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很有趣。”图为克拉克斯代尔的一家华人食品店。这是在密西西比州仅存的几家中国食品杂货店之一，它的装饰品从60年代以来就没有更换过。
周瑞林和周春莉都是基督教徒，在教会里非常活跃。上世纪40-50年代，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时，教会为他们提供过很多帮助，比如开设英语课。渐渐的，教会生活就成了华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会去教堂做礼拜，或者一起打麻将。
周瑞林一家都是橄榄球迷，在他们看来，观看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橄榄球对抗赛是家里的大事，他们会分别坐在看台的两侧，以确保支持不同队伍的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我女儿支持密西西比大学，儿子支持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过去我们常常坐在一起看比赛，但觉得不好玩。”周瑞林说。图为密西西比大学的操场上正在进行橄榄球训练。在美国南部，橄榄球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周瑞林夫妇很喜欢南方的生活，感觉非常自在。他们的很多亲戚朋友也住在附近，闲暇时大家会一起聚会。
艺术家史蒂夫·易12岁时移民到美国，“我1952年来到这里，当时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能呆在教室里画画。球队的大个子同学都不喜欢我，他们会往我的背上吐口水。但是等到我完成学业的时候，他们都来祝贺我，因为我赢得了所有的奖学金。”史蒂夫·易擅长水彩画，曾赢得过几十场绘画比赛，绘画作品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画廊中展出。
在20多年前的一次肝移植手术后，史蒂夫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如今独自一人生活在孟菲斯。图为史蒂夫·易在后院湖边的码头休息。
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对华人具有种族偏见的几十年历史里，有三位华人冲破藩篱成为城镇的市长，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拉克·荣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密西西比州斯勒吉的第一位中国市长。他之所以竞选市长，是因为这是解决他住的地方附近道路损坏的唯一办法，他想获得资金来修路。拉克·荣是一个非常有公民意识的人，他会积极融入社区，主动和白人打交道，遭遇歧视时，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图为拉克·荣站在他的红色跑车前。他戴着一顶橄榄球帽，以示对密西西比大学橄榄球队的支持。
一百年间，华人在种族隔离的大环境下相依为命求生存，形成了紧密的社区关系。而在大城市，比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华裔很多，社区数量密集，纽带却没这么明显。这种独特的紧密关系，让摄影师龚和韩觉得特别温暖，“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你没想到会有大量亚裔或华裔美国人的地方。”图为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华人社区的墓园。墓园始建于1931年，不仅安葬格林维尔的中国人，也安葬来自三角洲其它城镇的中国人，目前大约有300名中国人安葬在这里。
如今，当地的华裔群体已经步入老龄化，大部分高中生毕业后便定居别处。这是三角洲华人长久以来的写照：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到大学读书，然后看着他们远走高飞。但分散各地的三角洲华人及其后裔仍维持着血浓于水的关系，这种态度始于老一辈的中国人，并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图为作物喷粉机飞过克拉克斯代尔的农田上空。
谢选骏指出：没有人会否认人类这个物种是所有文明的基础，但是却有人会否认“种族是文明的基础”，否认不同的种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甚至否认混杂的种族只能创造混杂的文明……
（二）
《让谷歌纪念的这位华人，拿过两次奥斯卡，却饱受美国种族歧视！》（2018-05-27 北美留学生日报）报道：
今天美国区的Doodle纪念了这位华裔先锋派电影摄影师。
去年8月28日是黄宗霑118年诞辰，Doodle就曾纪念过这位摄影师。
想必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他。
如果问你知道哪些得过奥斯卡的华人，大部分人应该会想到，李安，叶锦添，成龙。
那如果再问，谁是第一个拿奥斯卡的华人？
没错，就是黄宗霑。
1955年，黄宗霑凭《玫瑰文身》获奥斯卡最佳黑白片摄影奖，成为第一个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大师。
然而现在，没几个人听说过他。
如果不是Google的doodle，也不知道黄宗霑还要被遗忘多久。
Google表示：“尽管我们不大会重复使用Doodles，但是黄宗霑对美国电影带来了如此独特和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我们决定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发行周年之际运行该Doodle。”
广东台山市白沙镇西村永安村，这是黄宗霑的故乡，1899年8月28日，他在这里出生。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或许在那时家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未来的黄宗霑会成为华人的骄傲。
5岁那年，他被带到了美国，去投奔父亲。
和那时候大部分华人一样，他们家也在美国最底层。
父亲在美国西部修铁路，只是一名劳工。
不过黄爸爸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几经努力，开起了一家小杂货店。
虽然仅仅是小生意，但比卖苦力还是强多了。
而那时候华人除了穷困，还被贴上了“脏乱差”的标签，毫无地位。
而黄宗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自然少不了被歧视和欺负。
据说他在美国的后妈对他不好，经常虐待。
但黄宗霑性格里有一种倔强和与众不同，敢想敢做。
而他的想法开始越来越“离经叛道”，敢于做别人不敢试，不敢想的事情。
比如，当拳击手，这对于个子不高的他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还做过飞行师，酒店跑堂。
能想常人不敢想，也能吃常人吃不了的苦。
但这些都只是铺垫。
黄宗霑很早就对照相很感兴趣，并用平时攒的钱买了一台相机，自学摄影。
当时电影刚诞生不久，摄影师成了急缺人才。
胆大而脑子灵活的黄宗霑，又准备改行。
但遇到技术方面的操作，他就瞎了。
所以他先从打杂开始。
1917年进入拉斯基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的前身），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清洁打扫、搬运器材等杂事外……黄宗霑做的最多的，就是当一名打板师。就是开拍时，在镜头前喊一声“开拍”那个人。
但就这么简单枯燥的工作，也被他认真用来学习。
通过观察，他渐渐记住了许多摄影的东西。
机会总是属于有心人，1919年，导演塞西尔在拍摄《男人与女人》时，有一幕女主葛洛丽亚·斯旺森与真狮子的镜头，而且必须要一遍通过。
导演决定临时增加机位，但摄影师不够，只能临时找人顶替，这样黄宗霑成为了临时摄影助理。
而最后这段镜头也真的一遍通过了。
黄宗霑就此从打杂正式转为摄影师。
还有一次，在拍摄一部战争片的时候，一个镜头要表现鱼雷击沉船，导演要求拍出鱼雷发射，命中目标的整个过程。
这在现在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当时难度很高。
但黄宗霑自告奋勇，他把自己和摄影机一起绑在鱼雷发射筒上，这一方法很冒险。
但最终他成功了。并因此升任第二助理摄影，越来越受到好莱坞导演与制片的关注。1922年，黄宗霑升任主摄影师。
但不要以为从此之后他就一帆风顺，除了在如何处理镜头等技术问题时常要与导演争辩外，黄宗霑还会经常遇到种族歧视。
面对“支那人”等充满敌意的称呼，拳击手出身的黄宗霑自然不会客气。
但要想真正被尊重，靠的不仅是拳头，更是业务上的硬实力。
最让好莱坞服气的，是他对光影操纵的灵活。
从《诱捕》《出卖灵肉的人》到《斗牛壮士》，黄宗霑将许多灵巧的心思融入到拍摄之中，并首创了很多惊艳的摄影方式与技巧。
到1933年，他已经是好莱坞身价最高，最受各路导演欢迎的摄影大师。
他买了一辆车出去兜风，但由于一直以来对华人的偏见，他被美国人认为是“炫富”，非议颇多；
而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美国人又开始对所有亚裔剑拔弩张。
黄霑不得不在衣服的胸口处别上一个徽章，写着“我是中国人”。
而他的挚交詹姆斯·卡格尼（JamesCagney）为了声援好友，居然也学黄宗霑，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别章。
但这还不算完，他与白人女作家萨诺娜·巴布（Sanora Babb）恋爱多年，但却因为加州的一个奇葩法令而不能结婚。
这个臭名昭著的“反种族通婚法”，严禁白人与华人结婚。
等到1948年这一法令被废除，他们才正式结合。
但当时对华人的成见还是很大，他们花了三天才找到一位法官愿意替他们征婚，而这个法官仍然充满偏见：“看起来这个白人小姑娘年纪已经够大，可以自己做主了；如果是这样，那她要下嫁这个黄种人，将来做牛做马也不干我的事”。
尽管已经是摄影大师，但在那个大环境下，他也无法改变被歧视的命运。
不过，成就终究会让他被历史铭刻。
1953年，由他执镜的《玫瑰刺青》夺得第2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1963年，黄宗霑凭《赫德》再夺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奥斯卡的历史，终于留下了深深的华人烙印。
后来黄宗霑还曾两次回到中国，并为当时刚开始发展的中国电影提了很多意见。
他曾希望亲自导演拍摄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并邀请当时著名女星黎莉莉扮演虎妞，但最终这一愿望没能实现。
他曾试图在美国完成此片，但最终放弃，因为他认为，在美国的土地上，无论用何种方法，也拍不出老舍笔下老北京的神韵。
40年后，林子峰导演拍摄了《骆驼祥子》，据说他就受到了很多来自黄宗霑的启发。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黄大师的梦想实现了。
黄宗霑的堂妹黄柳霜也是一位电影人，她曾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华裔女演员。
近60年的电影生涯，一生拍摄了130多部影片，与众多大厂，大导演，大明星合作过，10次奥斯卡提名，2次得奖。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把他评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摄影师之一。
这样的成就不要说在华人圈，即便放在整个好莱坞，也是相当了得。
1976年，黄宗霑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
如今在好莱坞乃至以欧美为主的影坛，华人电影人仍然远离主流，对亚裔的歧视仍然存在。2016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主持人就闹出了歧视亚裔的风波。李安等25位电影人就集体抗议，要求道歉。
恐怕，真正能让好莱坞，让世界影坛对我们不再戴有色眼镜，除了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还要靠华人自己拿得出优秀的作品，出更多大师级的人物。
黄宗霑，李安早已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拍出绝佳的电影艺术作品，国内也曾有过《霸王别姬》这样震撼世界的经典佳作。
但如今国内的电影市场，尽管票房越来越高，银幕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时候都被好莱坞商业片所占据，我们自己的影片更多被“鲜肉”和IP炒作等低品质的内容充斥，虽然《战狼2》是近年来少有让人略感振奋的一个案例，但中国电影质量整体仍然不高，连自己的观众都很不满意，又何谈走向世界？
正因为如此，在Google与世界媒体在纪念黄宗霑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把他忘记。
谢选骏指出：脱离了自己种族而进入其他种族的文明生活的，是作为其他种族的文明成员而存在的，会被自己的种族所遗忘。这就是所谓的“飘零”吧。

谢选骏：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

希特勒的专列叫做“美国”，这说明他崇拜美国，其他的纳粹领导人的专列，各有各的名号，还有叫做“非洲”的，有人说这体现了纳粹的世界野心，但也说明纳粹并不歧视黑人，甚至热爱黑人的故乡。同时也说明纳粹并不极权，而是相当分权，具有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特点。

纳粹党既然比共产党民主得多，民主国家为何要联合共产党来对抗纳粹党呢？这是因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帝国与美英法之间没有领土纠纷，德国则不同，它与苏联和西方都有领土纠纷。所以二战与其说是“反法西斯战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中国就在二战中被苏联和西方伙同国共两党，从中国割掉了外蒙古。
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德国社会比中国社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例如在德国，谁能找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超级土鳖呢。别说毛泽东，就连斯大林那么没教养的人也很罕见。但是纳粹最后还是战败了，欧洲永远失去了整合世界的机会。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二十一，韩梅：“Hi，希特勒!”与“三忠于”》（大纪元2012年06月25日）讯：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必备手段。不但希特勒需要它，共产党的党魁对它也偏爱有加。
——题记
纳粹当政时，德国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人们彼此见面时都要两腿并拢，立正直立，左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然后大喊一声：“Hi，希特勒！”
这种问候示意礼是纳粹从墨索里尼那里照搬来的，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表示希特勒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其二，表示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其三，表示决心沿着希特勒指引的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方向前进！说来难以置信，在第三帝国，它不但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而且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
那时，人们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都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所有的学校都明确规定，上课和下课学生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甚至就连幼稚园也成了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稚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
在第三帝国曾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可见这种问候语在当时的泛滥程度。
更为荒唐的是，在纳粹德国，使用希特勒问候语不仅是一种必须的社交礼仪，而且更是一种强制性的问候命令，一种“忠于元首”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标志。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此说得十分明白透彻：“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
一种包含希特勒名字的问候语被强制推广和强调到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足见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在纳粹德国已疯狂到了何等地步。
希特勒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积极鼓吹者。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种族主义和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他将雅利安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
在希特勒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直言不讳道:“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为了表忠心，纳粹高官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对希特勒大唱颂歌。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纳粹司法部长弗兰克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
1933年希特勒44岁生日时，戈培尔更是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希特勒》的讲话，文中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纳粹德国，把希特勒奉若神明的不仅是纳粹党徒和高官，还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来自德国各地，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份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多数来信表达的都是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
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一位普通德国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献给希特勒：
“你在哪里，哪里的人们心跳就更加有力。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人民工作就更加顺利。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儿童就幸福甜蜜。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心，你是领袖，你是德国的救星。
你是希望，你是忠诚。
你是信仰，你是爱的化身。
我全心全意热爱你，我愿意属于你。
我愿意成为忠诚勇敢的士兵，每时每刻都为你服役。”
在纳粹当局的煽动和支持下，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不但笼罩了整个德国，而且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政治正确的重要标杆。置身于这股狂热的潮流之中，别说是逆流而动，哪怕是对至高无上的元首稍有不敬，其结果也是可怕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一位名叫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的外国人回忆说：“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著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基本手段。因此，不但纳粹需要它，共产党也钟情于它。特别是中共文革时的造神运动，比纳粹时代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神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对毛的个人崇拜始自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之日，其后愈演愈烈。中共掌权后，毛被颂扬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到了“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的他已不再被当作凡人，而是被塑造成了一个高无上无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而且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力。昔日的“毛主席万岁！”也升级成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一文中说到过这样一件轶事：当年有希特勒的崇拜者曾一本正经地跟同他握手的人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无独有偶，文革时中国人想见“伟大领袖”都想疯了，以至于常有人一看到有工作人员从天安门下来，就抢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表白充满了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却是许多中国人真实的心声。
那个特殊的年代曾一度流行过两句政治口号，叫做“三忠于”、“四无限”。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这两句口号把“文革”时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具体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跳“忠字舞”也是表达对毛的赤胆忠心的一种时髦方式，“文革”中曾一度风靡全国，不管男女老少病残，都得跳，不跳就是对毛不忠。一时间，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不分白天黑夜，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舞者以《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或红绸巾为道具，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一边跳同时还一边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著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著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除了跳“忠字舞“外，还流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的卫队8341部队向毛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此后，“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
所谓“早请示”，就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的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
“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但在单位要“早请示晚汇报”， 在家早饭、晚饭前也都要这么做，连精神病院都不例外。
不过，诸如“牛鬼蛇神”这样的坏人是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的，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即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著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
另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尚是佩戴毛的像章，在当年也曾风行一时，全国上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的像章。据周恩来1969年3月23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披露，当时毛的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平均一人有好几枚。
一位名叫李永军的过来人回忆说，“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人们竞相佩戴毛主席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
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红宝书’，三指戴‘宝章’。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10万枚。有人统计，‘文革’时像章用铝6千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21战斗机的用铝。”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荒唐了！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毛泽东像章的来信，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
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疯狂的个人崇拜伴必定伴随着同样疯狂的政治恐怖。“文革”中不是曾风行过一句口号，叫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吗？“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当年就是因为“反对毛主席”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类似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人仅仅因为不小心打碎了一尊毛的塑像，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
如今，“Hi，希特勒！”和“三忠于”、“四无限”都已成为历史，但个人崇拜并没有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彻底绝迹，比如在北朝鲜，这种愚昧与狂热不是依旧可悲地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么。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是而非，对历史进行错误解读。因为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在共产党中国，只有毛泽东专列，但在德国，纳粹领导人都有专列，总数竟有25之多。由此可见，“希特勒独裁”是相对的，“毛泽东独裁”是绝对的。
元首专列（德语：Führersonderzug）作为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于二战期间作战指挥的移动总部，被取名亚美利坚（Amerika）及布兰登堡（Brandenburg）。巴尔干战役前也曾是元首总部，但希特勒仍然使用其来往于欧洲的各个总部，也曾搭乘其与其他国家领袖会面，如墨索里尼及佛朗哥。
组成：
二个机车车头
一个装甲防空炮车
行李车
元首个人专用列车
指挥车，包一会议室及通讯中心
伴随前者的列车
餐车
两个载客列车
澡车
另一餐车
两个供人员卧铺的列车
新闻人员专用列车
另一行李车
最后，另一个装甲防空炮车。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的专列叫做“美国”，这说明他崇拜美国，
其他的纳粹领导人的专列，各有各的名号，还有叫做“非洲”的，有人说这体现了纳粹的世界野心，但也说明纳粹并不歧视黑人，甚至热爱黑人的故乡。同时也说明纳粹并不极权，而是相当分权，具有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特点。
纳粹党既然比共产党民主得多，民主国家为何要联合共产党来对抗纳粹党呢？这是因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帝国与美英法之间没有领土纠纷，德国则不同，它与苏联和西方都有领土纠纷。所以二战与其说是“反法西斯战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中国就在二战中被苏联和西方伙同国共两党，从中国割掉了外蒙古。
纳粹党比共产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德国社会比中国社会民主得多，开化得多，例如在德国，谁能找到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超级土鳖呢。别说毛泽东，就连斯大林那么没教养的人也很罕见。但是毕竟，斯大林的葬礼上还放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毛泽东党徒可能有这个斯大林党徒的教养吗？没有，他们只会在天安门城楼正中换上了罩着黑纱的斯大林遗像！可见苏联的淫威如何糟蹋了中国。但是纳粹最后还是战败了，欧洲永远失去了整合世界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也还是继承不了纳粹的遗志。

谢选骏：技术民族主义是无稽之谈

技术民族主义是无稽之谈。即使国家性质的技术垄断，例如古代中国对于丝绸技术和陶瓷技术的保密和垄断，其目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考虑，而是“奇货可居”的经济考虑。所以，只要舍得花钱，技术不是问题。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人发明了新式火炮，意图售与遭到围困的拜占庭，但是拜占庭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友有眼不识泰山，结果技术发明家转而投靠土耳其，帮助基督教的敌人攻下了基督教的国教圣地。技术，从来不讲民族大义，只讲现实利益。

《突破「芯」封锁 传中国向荷兰买两台「光刻机」》（中国新闻组 2018年05月22日）报道：

「中兴禁令」事件让中国意识到必须突破晶片技术封锁，传中国从荷兰订购两台用于制造晶片的核心机器「光刻机」。

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掌握全球90%以上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
尽管最新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未提及各方关注的「中兴禁令」事件，令中兴前途难料。然而，有媒体披露，事件让中国意识到必须突破晶片技术封锁，并已低调进行。中国两大公司先后从荷兰订购两台用于制造晶片的核心机器「光刻机」，其中一台近日已运抵武汉，另一台则在明年交货。
每日经济新闻网综合各方消息报导，近日「长江存储」与「中芯国际」先后从荷兰公司阿斯麦（ASML）订购了两台高端光刻机，总价值12亿人民币。
长江存储公司是中国高端芯片联盟发起单位之一，由紫光集团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科投等合资成立，被寄望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研发。而2000年成立的中芯国际（SMIC）总部位于上海，据称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之一。
据报导，长江存储从阿斯麦公司订购的一台光刻机已抵达武汉，这台光刻机价值7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
巧！
中兴风波后中芯即下订——报导引述日经亚洲评论指出，中芯国际也向阿斯麦下单了一台价值高达1.2亿美元的EUV（极紫外线）光刻机，预计于2019年初交货。报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芯国际订单的时间点恰恰是在今年4月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之后。
光刻机是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核心设备，制造和维护需要高度的光学和电子工业基础，世界上只有少数厂家掌握。因此光刻机的价格昂贵，通常在3000万至5亿美元不等。
目前，阿斯麦公司掌握了90%以上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最新的两代高端光刻机领域，即浸入式（Immersion）和极紫外线式（EUV）光刻机，全部由阿斯麦掌握核心技术。
EUV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也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工具。小于5纳米(奈米)的芯片晶圆，目前只能用EUV光刻机生产。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目前正竞争生产7纳米工艺技术芯片，这两家都订购了阿斯麦公司的EUV光刻机。
驳！ 阿斯麦：无「限中」条款
此前曾有说法认为，最高端的光刻机技术受到《瓦森纳协定》影响，被禁止向中国出售。该协定由40个国家签署，限制缔约国向非缔约国出售敏感性高科技技术。
不过，阿斯麦公司发言人向日经新闻驳斥这一传闻，其表示，阿斯麦公司对全球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客户一视同仁，对中国晶圆厂商的出口不受协定等任何限制。
美国政府月前公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出售包括晶片等零组作后，外界普遍相信晶片成为中国科技崛起的软肋。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技术民族主义是无稽之谈。即使国家性质的技术垄断，例如古代中国对于丝绸技术和陶瓷技术的保密和垄断，其目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考虑，而是“奇货可居”的经济考虑。所以，只要舍得花钱，技术不是问题。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人发明了新式火炮，意图售与遭到围困的拜占庭，但是拜占庭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友有眼不识泰山，结果技术发明家转而投靠土耳其，帮助基督教的敌人攻下了基督教的国教圣地。技术，从没有不讲民族大义，只讲利益。

《乌尔班火炮》

君士坦丁堡的终结者：土耳其人的乌尔班大炮。1453年4月12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七代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大军，总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使用这种巨炮。
发明背景
1452年，巴尔干地区战云密布，匈牙利籍火炮设计师乌尔班，或许是出于他敏锐的嗅觉，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通过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效力，觅得一份锦绣前程。乌尔班拥有当时全欧洲最高明的铸炮技术，任何一位有雄心的君主面对这样的才俊，想必都会求贤若渴，拜为上宾。然而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此时却是最黑暗的日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前的150年间，拜占庭的疆土早已支离破碎。在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的1449年，帝国势力已经不出君士坦丁堡市郊，且被土耳其的广袤领土所围困。此刻，野心勃勃，渴望建功立业的土耳其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在君士坦丁堡以西140英里外的土耳其首都阿德里安堡，准备了一只大军，锋头直指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实际对乌尔班的发明深感兴趣，并且提供了一份微薄的薪金以期留住这位匈牙利天才。然而，帝国苦于财政的枯竭，根本无法负担极其昂贵的青铜炮制造。对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皇帝来说，甚至连乌尔班微薄的津贴，都不能按时发放。乌尔班不满足这样困顿的生活，在象征性地为拜占庭生产了一些小型火炮后，按照“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于该年底前往阿德里安堡，到拜占庭的死敌，年仅19岁的苏丹那里碰碰运气。（很快，拜占庭帝国就会品尝到放走这位天才的苦果。）
此时的苏丹正在为是否进攻犹豫不已。君士坦丁堡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座历史名城虽已经衰落，但仍然具有成为奥斯曼帝国中心的潜力，数百年以来，它都是对穆斯林最有吸引力的战利品。不过，整整7个世纪，君士坦丁堡一再打退了穆斯林觊觎者，它坚固的城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令其易守难攻。在东罗马帝国千年历史中中该城共遭23次围攻，但没有一次敌人可以突破它的城墙（1204年十字军卑鄙地叛变自另当别论）。
乌尔班的“跳槽”是幸运的。在接见并详细询问了这位火炮工程师后，穆罕默德二世希望他能制造一门足以击破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重炮。乌尔班肯定地回答：“我已经仔细研究过该城城墙，我有信心制造这样的重炮——它不仅能击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至传说中巴比伦的城墙也不是对手。”于是他获得了苏丹的授权。
详细参数
整个1452年秋天，乌尔班都在阿德里安堡督造那空前的巨炮。蒸蒸日上的奥斯曼帝国为这位工程师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原料。工人挖掘了巨大的专用铸造窖池，融化了青铜，开始浇注这史上前所未有的武器。当模具被击碎，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件“恐怖而非凡的怪兽”——乌尔班大炮（有时也被称作“土耳其巨炮”或“达达尼尔大炮”）。该炮长达17英尺（约合5.18m），重17吨，炮筒厚达8英寸（约20cm，以便承受开炮时的巨大冲击力），口径则高达30英寸（约合762mm），足以容纳一位成人，所用花岗岩炮弹重达1500磅（约680公斤）。是那个时代威力最大的火器。1452年一月，苏丹下令在皇宫外举行了第一次试射。大炮置于宫门之外，装填冗长但顺利，随着一声地动山摇的轰鸣，炮弹没入1英里外足足6尺深的泥地。乌尔班实现了他的诺言，而苏丹则终于有了令他成就功业的利器。
此时，如何将巨炮顺利运往140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了对苏丹新的挑战。好在苏丹手中掌有巨大的资源：于是动用了400人以及60头牛作为搬运队——过程极端缓慢，每天只能前进2.5英里——同时专门有一队工兵负责在前架桥开路。乌尔班的铸造厂持续工作，但此后的大炮在体型上往往比不过第一门巨炮，虽然有些火炮的长度也达到了惊人的14英尺。
直到六周后（四月初）巨炮才运抵君士坦丁堡，此前工兵已经做好了火炮发射的场地准备（诸如清除灌木，平整地面，等等），并且在据城墙250码开外修筑了一系列火炮工事。
苏丹沿城墙的薄弱地点布置了14到15个炮兵阵地。乌尔班巨炮（也被对面的希腊人称作“皇家大炮”）布置在苏丹帐篷前的显要位置——以便苏丹随时监督战果。炮兵阵地通常布置一门主炮，同时环绕大量小口径火炮作为辅助，奥斯曼士兵称之为“巨熊周围的幼兽”。它们可发射从200至1500磅的炮弹。虽然有目击者夸张的称，穆罕默德二世拥有极为庞大的火炮阵容，但实际上他很可能只拥有69门大炮，不过在当时也算一支惊人的炮兵力量了。当然，攻城部队也少不了装备一支传统的投石机部队作为辅助。
为了安装这些笨重的金属大炮，工人们动用了复杂的滑轮系统，为了预防守军火力摧毁这些昂贵的兵器，特意安装了木质的护盾为大炮提供防护，而炮弹则用舰队从黑海北岸运来。火炮班由训练有素的两组队员构成，全面负责火炮的布置、装填、发射乃至维修。
在那个年代，操作这些重炮需要很长的时间、耐心和技术。首先要向炮筒装载火药，接下来再小心地放入适当口径的炮弹。调整射击俯仰角度则全靠炮兵往炮架下嵌入不同尺寸的木楔子。一些巨型木梁垫在火炮下以便发挥减震器的作用。
火炮威力
1453年4月12日，导火线终于装入了苏丹火炮的火门。这支庞大的炮兵部队在前线足足占据了4英里宽的位置。历史上首次炮兵协同齐射开始了。这时的君士坦丁堡战场，恐怕是战争史上体验火药威力最直观和震撼的场所。齐射开始之际，天翻地覆，地动山摇，这是当时欧洲人从未领教过的。石弹发出致命的尖啸，将君士坦丁堡巨大的石墙砸成碎屑，并慷慨地给附近军民带来绝望和死亡。对城墙薄弱地点的选择性射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有时炮弹摧毁了整段的城墙，有时候是城墙的一部分，有时是一座塔楼，或一段胸墙——没有哪座城墙足够坚固，可以抵御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这样形容道。世界围城战的景观从此改变——炮弹所经之处，伟大的狄奥多西城墙分崩离析，守城者目睹此景，无不瞠目结舌，惊惶不知所措。
部分重型炮弹甚至穿越城墙，深入城区达一英里左右，一些击毁了民居、教堂，一些杀死了市民，一些坠入了市区中的果园。据说在方圆两英里的地界内都能感觉到强烈的震动，甚至在港口中抛锚的军舰，也不能幸免。
炮击对守军心理上的打击甚至更为剧烈和有效。炮击的轰鸣，烟尘和震动，即使经验丰富的拜占庭骑士和意大利佣兵也感到恐慌。对平民来说，这更似世界末日的征兆。四处是狼奔豕突的人群，妇女晕倒在街上，无助的市民只能聚集在教堂，徒劳地期盼上帝的拯救。
机智的守军运用了各种方法减轻炮击的破坏。一种手段是用泥浆和砖灰即时加固、修补受损的城墙，或者用羊毛等软物装填的袋子，甚至贵重的挂毯去填充塌陷的地段。守军也试图用他们寥寥无几的一些火炮击毁敌人的炮兵阵地，然而他们急缺发射所需的硝石，并且奥斯曼的火炮防护严密。更为糟糕的是，城墙和塔楼都被证明并不适合用作火炮的发射平台，因为它们都难以承当发射的后坐力及震动，这样勉强的发射，对城墙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敌军的炮火。雪上加霜的是，守军最大的火炮很快又被摧毁——拜占庭将士们由此对“叛变”的乌尔班恨不得能将其碎尸万段。然而无论如何，守军凄凉的处境，说明君士坦丁堡城墙在围城战中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守城部队仍然在坚持着。随着部队伤亡的增大，苏丹开始感到焦躁。他决定集中炮火轰开一段城墙，发起总攻，以便快速解决战斗。然而，操作巨炮极端费时费力。乌尔班大炮一天最多只能发射7次。火炮时常出现故障。春季的雨水也使大炮在后坐力下经常从炮架上滑落至泥浆中。大炮还容易出现炸膛事故。对乌尔班巨炮而言，每次发射都是考验，开火时巨大的热量和冲击令并不纯净的金属炮管出现的细小但是危险的裂缝，以至于每次发射后炮兵都不得不用热油浸湿炮身从而避免冷空气扩大这些裂痕。
但这权宜之计最终失败了。4月20日，乌尔班巨炮最终爆炸。在场指导的基督教叛徒乌尔班这个伪欧洲人当场殒命，附近的炮兵也遭到了重大伤亡。犹大一样的乌尔班遭到这样的厄运，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可以视为上帝的惩罚。但对面的拜占庭将士还来不及庆祝上帝的眷顾——苏丹命令穆斯林奴隶们修复炮身令它重回战场。但数次发射后大炮再次炸裂。这令苏丹狂怒不已。然而，根本的原因并非乌尔班学术不精或炮兵操作有误，而是在于这样的钢铁巨兽，其肩负的军事使命已然超出了当时冶金术可承担的上限。
但这次事故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炮兵并不致命。虽然乌尔班巨炮在打击守军士气上有不可比拟的巨大威力，但对城防实际的破坏，更多是那些口径稍小的大炮完成的。
在围城的早些时候，一个叛徒国家匈牙利代表团前来面见苏丹。某位匈牙利人兴致勃勃地观摩了土耳其炮兵的工作后提出了他的建议：不要尝试始终攻击城墙的同一地点。在第一发炮弹击中城墙后，平移弹着点大约10米，打出第二个缺口，接着在这两个弹孔之间打出第三发炮弹，使弹着点构成一个三角形——这样便能把对城墙的伤害增至最大。土耳其炮兵于是改变了战术。炮兵群首先用小口径火炮在城墙上打出前两个弹孔，接着用重炮做致命一击。新的战术对君士坦丁堡城墙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
炮击不间断地一连持续了六天。尽管有瞄准和装填上的困难，但奥斯曼炮兵还是设法保证每天射出了120发左右的炮弹。炮火尤其集中在城墙的中段，最终这段外城墙垮塌了。
但是，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拜占庭士兵们开始高效地修补受损的城墙。他们发明了一种别致然而高效的方法，当一段外城墙受损时，他们立即用手边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诸如石块、木材、灌木甚至大量泥土，来加以修复。他们还放置大量装满泥土的木桶作为掩体，以便抵挡奥斯曼的箭矢和枪弹。每当夜幕来临，城中的男女居民纷纷来到受损的墙头连夜抢修，以至于往往第二天黎明，上一次炮击的效果便完全化为乌有。奥斯曼火炮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被压制了。
技术改进
由于拜占庭的小型火炮并不适合发射重型炮弹，于是守军另辟蹊径，将一些火炮（其实应该称作“手炮”，它们可单兵操作）当作“散弹枪”使用。他们在炮管中装填5到10枚核桃大小的铅弹，当奥斯曼士兵蜂拥而至时从极近的距离发射——效果是敌军血流遍地，有些地段尸体甚至堆积到了城墙的高度。
这些拜占庭袖珍火炮所发射的铅弹穿透力极强。它常常可以贯穿一名身着铠甲的奥斯曼士兵，击中他身后的另一名士兵，再次贯穿，再击中下一名士兵，直至炮弹的威力消逝。于是一发铅弹常常一次便能杀死2到3名敌兵。在这样的火力打击下，奥斯曼军队遭到了惨重的伤亡，但是对兵力雄厚的苏丹来说，这样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
4月18号，苏丹认为炮击已经取得了足够效果，于是发起总攻，然而总攻在付出极大人员伤亡后依然失败了。苏丹遂下令继续炮击。在这之前，火炮偶尔也用于攻城战，但像君士坦丁堡战役中这样长时间和猛烈的炮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也没有任何其他一支军队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持续的炮击下，城墙不断陷落。
对守军而言，炮击，敌人进攻，反攻，修复城墙，不断循环往复，他们渐渐陷入了类似多年以后一战中的“堑壕战”那样的境地。“5月11日，除了猛烈炮击，无事可记……5月13日，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小的突袭但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唯一值得一提的仍然是敌人持续不断的炮击和我们可怜的城墙。”一位拜占庭士兵这样记载道。但是，这样的拉锯战却逐渐耗尽了守军的精力和士气。到了5月28日，炮击已经持续了47天，总计已经消耗了55000磅火药并发射了大约5000炮弹，城墙上已经出现了9个缺口。攻守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了。
但穆罕默德二世并不松懈，相反，苏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于5月29日下令发起全面总攻。早上1点三十分，奥斯曼士兵在约4英里宽的战线上发起了冲击。在他们身后，炮兵进行了火力掩护。战场上的喧嚣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一位守城者形容：“空气似乎也被撕裂了，君士坦丁堡的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在几个小时的混战后，一发重炮击破了栅栏并打开了城门缺口，奥斯曼士兵蜂拥而入，守军的抵抗崩溃了。号称永不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其城墙上第一次飘扬着土耳其的星月旗……
穆罕默德苏丹终于实现了前辈们的夙愿。重炮在这次足以改变欧洲历史的围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标志着欧洲传统要塞技术的过时和攻城战术的改变，在军事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土耳其人得以横扫匈牙利平原，匈牙利人终于得到了鼠目寸光的报应。同时，也逼迫西欧人不断向西进发，推动了大西洋文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