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
谢选骏:技术民族主义是无稽之谈
技术民族主义是无稽之谈。即使国家性质的技术垄断,例如古代中国对于丝绸技术和陶瓷技术的保密和垄断,其目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考虑,而是“奇货可居”的经济考虑。所以,只要舍得花钱,技术不是问题。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人发明了新式火炮,意图售与遭到围困的拜占庭,但是拜占庭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友有眼不识泰山,结果技术发明家转而投靠土耳其,帮助基督教的敌人攻下了基督教的国教圣地。技术,从来不讲民族大义,只讲现实利益。
《突破「芯」封锁 传中国向荷兰买两台「光刻机」》(中国新闻组 2018年05月22日)报道:
「中兴禁令」事件让中国意识到必须突破晶片技术封锁,传中国从荷兰订购两台用于制造晶片的核心机器「光刻机」。
荷兰阿斯麦(ASML)公司掌握全球90%以上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
尽管最新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未提及各方关注的「中兴禁令」事件,令中兴前途难料。然而,有媒体披露,事件让中国意识到必须突破晶片技术封锁,并已低调进行。中国两大公司先后从荷兰订购两台用于制造晶片的核心机器「光刻机」,其中一台近日已运抵武汉,另一台则在明年交货。
每日经济新闻网综合各方消息报导,近日「长江存储」与「中芯国际」先后从荷兰公司阿斯麦(ASML)订购了两台高端光刻机,总价值12亿人民币。
长江存储公司是中国高端芯片联盟发起单位之一,由紫光集团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科投等合资成立,被寄望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研发。而2000年成立的中芯国际(SMIC)总部位于上海,据称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之一。
据报导,长江存储从阿斯麦公司订购的一台光刻机已抵达武汉,这台光刻机价值7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
巧!
中兴风波后中芯即下订——报导引述日经亚洲评论指出,中芯国际也向阿斯麦下单了一台价值高达1.2亿美元的EUV(极紫外线)光刻机,预计于2019年初交货。报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芯国际订单的时间点恰恰是在今年4月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之后。
光刻机是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核心设备,制造和维护需要高度的光学和电子工业基础,世界上只有少数厂家掌握。因此光刻机的价格昂贵,通常在3000万至5亿美元不等。
目前,阿斯麦公司掌握了90%以上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最新的两代高端光刻机领域,即浸入式(Immersion)和极紫外线式(EUV)光刻机,全部由阿斯麦掌握核心技术。
EUV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也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工具。小于5纳米(奈米)的芯片晶圆,目前只能用EUV光刻机生产。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目前正竞争生产7纳米工艺技术芯片,这两家都订购了阿斯麦公司的EUV光刻机。
驳! 阿斯麦:无「限中」条款
此前曾有说法认为,最高端的光刻机技术受到《瓦森纳协定》影响,被禁止向中国出售。该协定由40个国家签署,限制缔约国向非缔约国出售敏感性高科技技术。
不过,阿斯麦公司发言人向日经新闻驳斥这一传闻,其表示,阿斯麦公司对全球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客户一视同仁,对中国晶圆厂商的出口不受协定等任何限制。
美国政府月前公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出售包括晶片等零组作后,外界普遍相信晶片成为中国科技崛起的软肋。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技术民族主义是无稽之谈。即使国家性质的技术垄断,例如古代中国对于丝绸技术和陶瓷技术的保密和垄断,其目的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考虑,而是“奇货可居”的经济考虑。所以,只要舍得花钱,技术不是问题。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人发明了新式火炮,意图售与遭到围困的拜占庭,但是拜占庭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友有眼不识泰山,结果技术发明家转而投靠土耳其,帮助基督教的敌人攻下了基督教的国教圣地。技术,从没有不讲民族大义,只讲利益。
《乌尔班火炮》
君士坦丁堡的终结者:土耳其人的乌尔班大炮。1453年4月12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七代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大军,总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使用这种巨炮。
发明背景
1452年,巴尔干地区战云密布,匈牙利籍火炮设计师乌尔班,或许是出于他敏锐的嗅觉,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通过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效力,觅得一份锦绣前程。乌尔班拥有当时全欧洲最高明的铸炮技术,任何一位有雄心的君主面对这样的才俊,想必都会求贤若渴,拜为上宾。然而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此时却是最黑暗的日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前的150年间,拜占庭的疆土早已支离破碎。在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的1449年,帝国势力已经不出君士坦丁堡市郊,且被土耳其的广袤领土所围困。此刻,野心勃勃,渴望建功立业的土耳其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在君士坦丁堡以西140英里外的土耳其首都阿德里安堡,准备了一只大军,锋头直指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实际对乌尔班的发明深感兴趣,并且提供了一份微薄的薪金以期留住这位匈牙利天才。然而,帝国苦于财政的枯竭,根本无法负担极其昂贵的青铜炮制造。对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皇帝来说,甚至连乌尔班微薄的津贴,都不能按时发放。乌尔班不满足这样困顿的生活,在象征性地为拜占庭生产了一些小型火炮后,按照“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于该年底前往阿德里安堡,到拜占庭的死敌,年仅19岁的苏丹那里碰碰运气。(很快,拜占庭帝国就会品尝到放走这位天才的苦果。)
此时的苏丹正在为是否进攻犹豫不已。君士坦丁堡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座历史名城虽已经衰落,但仍然具有成为奥斯曼帝国中心的潜力,数百年以来,它都是对穆斯林最有吸引力的战利品。不过,整整7个世纪,君士坦丁堡一再打退了穆斯林觊觎者,它坚固的城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令其易守难攻。在东罗马帝国千年历史中中该城共遭23次围攻,但没有一次敌人可以突破它的城墙(1204年十字军卑鄙地叛变自另当别论)。
乌尔班的“跳槽”是幸运的。在接见并详细询问了这位火炮工程师后,穆罕默德二世希望他能制造一门足以击破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重炮。乌尔班肯定地回答:“我已经仔细研究过该城城墙,我有信心制造这样的重炮——它不仅能击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至传说中巴比伦的城墙也不是对手。”于是他获得了苏丹的授权。
详细参数
整个1452年秋天,乌尔班都在阿德里安堡督造那空前的巨炮。蒸蒸日上的奥斯曼帝国为这位工程师提供了应有尽有的原料。工人挖掘了巨大的专用铸造窖池,融化了青铜,开始浇注这史上前所未有的武器。当模具被击碎,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件“恐怖而非凡的怪兽”——乌尔班大炮(有时也被称作“土耳其巨炮”或“达达尼尔大炮”)。该炮长达17英尺(约合5.18m),重17吨,炮筒厚达8英寸(约20cm,以便承受开炮时的巨大冲击力),口径则高达30英寸(约合762mm),足以容纳一位成人,所用花岗岩炮弹重达1500磅(约680公斤)。是那个时代威力最大的火器。1452年一月,苏丹下令在皇宫外举行了第一次试射。大炮置于宫门之外,装填冗长但顺利,随着一声地动山摇的轰鸣,炮弹没入1英里外足足6尺深的泥地。乌尔班实现了他的诺言,而苏丹则终于有了令他成就功业的利器。
此时,如何将巨炮顺利运往140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了对苏丹新的挑战。好在苏丹手中掌有巨大的资源:于是动用了400人以及60头牛作为搬运队——过程极端缓慢,每天只能前进2.5英里——同时专门有一队工兵负责在前架桥开路。乌尔班的铸造厂持续工作,但此后的大炮在体型上往往比不过第一门巨炮,虽然有些火炮的长度也达到了惊人的14英尺。
直到六周后(四月初)巨炮才运抵君士坦丁堡,此前工兵已经做好了火炮发射的场地准备(诸如清除灌木,平整地面,等等),并且在据城墙250码开外修筑了一系列火炮工事。
苏丹沿城墙的薄弱地点布置了14到15个炮兵阵地。乌尔班巨炮(也被对面的希腊人称作“皇家大炮”)布置在苏丹帐篷前的显要位置——以便苏丹随时监督战果。炮兵阵地通常布置一门主炮,同时环绕大量小口径火炮作为辅助,奥斯曼士兵称之为“巨熊周围的幼兽”。它们可发射从200至1500磅的炮弹。虽然有目击者夸张的称,穆罕默德二世拥有极为庞大的火炮阵容,但实际上他很可能只拥有69门大炮,不过在当时也算一支惊人的炮兵力量了。当然,攻城部队也少不了装备一支传统的投石机部队作为辅助。
为了安装这些笨重的金属大炮,工人们动用了复杂的滑轮系统,为了预防守军火力摧毁这些昂贵的兵器,特意安装了木质的护盾为大炮提供防护,而炮弹则用舰队从黑海北岸运来。火炮班由训练有素的两组队员构成,全面负责火炮的布置、装填、发射乃至维修。
在那个年代,操作这些重炮需要很长的时间、耐心和技术。首先要向炮筒装载火药,接下来再小心地放入适当口径的炮弹。调整射击俯仰角度则全靠炮兵往炮架下嵌入不同尺寸的木楔子。一些巨型木梁垫在火炮下以便发挥减震器的作用。
火炮威力
1453年4月12日,导火线终于装入了苏丹火炮的火门。这支庞大的炮兵部队在前线足足占据了4英里宽的位置。历史上首次炮兵协同齐射开始了。这时的君士坦丁堡战场,恐怕是战争史上体验火药威力最直观和震撼的场所。齐射开始之际,天翻地覆,地动山摇,这是当时欧洲人从未领教过的。石弹发出致命的尖啸,将君士坦丁堡巨大的石墙砸成碎屑,并慷慨地给附近军民带来绝望和死亡。对城墙薄弱地点的选择性射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有时炮弹摧毁了整段的城墙,有时候是城墙的一部分,有时是一座塔楼,或一段胸墙——没有哪座城墙足够坚固,可以抵御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这样形容道。世界围城战的景观从此改变——炮弹所经之处,伟大的狄奥多西城墙分崩离析,守城者目睹此景,无不瞠目结舌,惊惶不知所措。
部分重型炮弹甚至穿越城墙,深入城区达一英里左右,一些击毁了民居、教堂,一些杀死了市民,一些坠入了市区中的果园。据说在方圆两英里的地界内都能感觉到强烈的震动,甚至在港口中抛锚的军舰,也不能幸免。
炮击对守军心理上的打击甚至更为剧烈和有效。炮击的轰鸣,烟尘和震动,即使经验丰富的拜占庭骑士和意大利佣兵也感到恐慌。对平民来说,这更似世界末日的征兆。四处是狼奔豕突的人群,妇女晕倒在街上,无助的市民只能聚集在教堂,徒劳地期盼上帝的拯救。
机智的守军运用了各种方法减轻炮击的破坏。一种手段是用泥浆和砖灰即时加固、修补受损的城墙,或者用羊毛等软物装填的袋子,甚至贵重的挂毯去填充塌陷的地段。守军也试图用他们寥寥无几的一些火炮击毁敌人的炮兵阵地,然而他们急缺发射所需的硝石,并且奥斯曼的火炮防护严密。更为糟糕的是,城墙和塔楼都被证明并不适合用作火炮的发射平台,因为它们都难以承当发射的后坐力及震动,这样勉强的发射,对城墙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敌军的炮火。雪上加霜的是,守军最大的火炮很快又被摧毁——拜占庭将士们由此对“叛变”的乌尔班恨不得能将其碎尸万段。然而无论如何,守军凄凉的处境,说明君士坦丁堡城墙在围城战中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守城部队仍然在坚持着。随着部队伤亡的增大,苏丹开始感到焦躁。他决定集中炮火轰开一段城墙,发起总攻,以便快速解决战斗。然而,操作巨炮极端费时费力。乌尔班大炮一天最多只能发射7次。火炮时常出现故障。春季的雨水也使大炮在后坐力下经常从炮架上滑落至泥浆中。大炮还容易出现炸膛事故。对乌尔班巨炮而言,每次发射都是考验,开火时巨大的热量和冲击令并不纯净的金属炮管出现的细小但是危险的裂缝,以至于每次发射后炮兵都不得不用热油浸湿炮身从而避免冷空气扩大这些裂痕。
但这权宜之计最终失败了。4月20日,乌尔班巨炮最终爆炸。在场指导的基督教叛徒乌尔班这个伪欧洲人当场殒命,附近的炮兵也遭到了重大伤亡。犹大一样的乌尔班遭到这样的厄运,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可以视为上帝的惩罚。但对面的拜占庭将士还来不及庆祝上帝的眷顾——苏丹命令穆斯林奴隶们修复炮身令它重回战场。但数次发射后大炮再次炸裂。这令苏丹狂怒不已。然而,根本的原因并非乌尔班学术不精或炮兵操作有误,而是在于这样的钢铁巨兽,其肩负的军事使命已然超出了当时冶金术可承担的上限。
但这次事故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炮兵并不致命。虽然乌尔班巨炮在打击守军士气上有不可比拟的巨大威力,但对城防实际的破坏,更多是那些口径稍小的大炮完成的。
在围城的早些时候,一个叛徒国家匈牙利代表团前来面见苏丹。某位匈牙利人兴致勃勃地观摩了土耳其炮兵的工作后提出了他的建议:不要尝试始终攻击城墙的同一地点。在第一发炮弹击中城墙后,平移弹着点大约10米,打出第二个缺口,接着在这两个弹孔之间打出第三发炮弹,使弹着点构成一个三角形——这样便能把对城墙的伤害增至最大。土耳其炮兵于是改变了战术。炮兵群首先用小口径火炮在城墙上打出前两个弹孔,接着用重炮做致命一击。新的战术对君士坦丁堡城墙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
炮击不间断地一连持续了六天。尽管有瞄准和装填上的困难,但奥斯曼炮兵还是设法保证每天射出了120发左右的炮弹。炮火尤其集中在城墙的中段,最终这段外城墙垮塌了。
但是,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拜占庭士兵们开始高效地修补受损的城墙。他们发明了一种别致然而高效的方法,当一段外城墙受损时,他们立即用手边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诸如石块、木材、灌木甚至大量泥土,来加以修复。他们还放置大量装满泥土的木桶作为掩体,以便抵挡奥斯曼的箭矢和枪弹。每当夜幕来临,城中的男女居民纷纷来到受损的墙头连夜抢修,以至于往往第二天黎明,上一次炮击的效果便完全化为乌有。奥斯曼火炮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被压制了。
技术改进
由于拜占庭的小型火炮并不适合发射重型炮弹,于是守军另辟蹊径,将一些火炮(其实应该称作“手炮”,它们可单兵操作)当作“散弹枪”使用。他们在炮管中装填5到10枚核桃大小的铅弹,当奥斯曼士兵蜂拥而至时从极近的距离发射——效果是敌军血流遍地,有些地段尸体甚至堆积到了城墙的高度。
这些拜占庭袖珍火炮所发射的铅弹穿透力极强。它常常可以贯穿一名身着铠甲的奥斯曼士兵,击中他身后的另一名士兵,再次贯穿,再击中下一名士兵,直至炮弹的威力消逝。于是一发铅弹常常一次便能杀死2到3名敌兵。在这样的火力打击下,奥斯曼军队遭到了惨重的伤亡,但是对兵力雄厚的苏丹来说,这样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
4月18号,苏丹认为炮击已经取得了足够效果,于是发起总攻,然而总攻在付出极大人员伤亡后依然失败了。苏丹遂下令继续炮击。在这之前,火炮偶尔也用于攻城战,但像君士坦丁堡战役中这样长时间和猛烈的炮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也没有任何其他一支军队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持续的炮击下,城墙不断陷落。
对守军而言,炮击,敌人进攻,反攻,修复城墙,不断循环往复,他们渐渐陷入了类似多年以后一战中的“堑壕战”那样的境地。“5月11日,除了猛烈炮击,无事可记……5月13日,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小的突袭但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唯一值得一提的仍然是敌人持续不断的炮击和我们可怜的城墙。”一位拜占庭士兵这样记载道。但是,这样的拉锯战却逐渐耗尽了守军的精力和士气。到了5月28日,炮击已经持续了47天,总计已经消耗了55000磅火药并发射了大约5000炮弹,城墙上已经出现了9个缺口。攻守双方都已精疲力竭了。
但穆罕默德二世并不松懈,相反,苏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于5月29日下令发起全面总攻。早上1点三十分,奥斯曼士兵在约4英里宽的战线上发起了冲击。在他们身后,炮兵进行了火力掩护。战场上的喧嚣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一位守城者形容:“空气似乎也被撕裂了,君士坦丁堡的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在几个小时的混战后,一发重炮击破了栅栏并打开了城门缺口,奥斯曼士兵蜂拥而入,守军的抵抗崩溃了。号称永不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其城墙上第一次飘扬着土耳其的星月旗……
穆罕默德苏丹终于实现了前辈们的夙愿。重炮在这次足以改变欧洲历史的围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标志着欧洲传统要塞技术的过时和攻城战术的改变,在军事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土耳其人得以横扫匈牙利平原,匈牙利人终于得到了鼠目寸光的报应。同时,也逼迫西欧人不断向西进发,推动了大西洋文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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