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独立为何强化了奴隶制度

美国独立强化了奴隶制度：历史学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隶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当地的农业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减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时肯塔基和田纳西，但是到了1810年后，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成为接受奴隶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和田纳西开始出口奴隶。
到了1815年，国内贩奴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主要经济活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废奴为止。在1830-1840年间，将近250,000名奴隶被送过州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超过193,000名奴隶被运送，历史学家估算将近有100万名奴隶被强制移民，经过了这个新中间通道。到了1860年，美国奴隶人口已经逼近400万人。1860年，在15个蓄奴州的1,515,605个自由家庭中，将近有400,000个家庭拥有奴隶(近1/4，或25%)，这占全美家庭的8%。
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反而强化了奴隶制度？
这说明了人性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体现为所谓的“双重标准”：我要民主自由，但不是给为了你。
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类受到了“两个律”的束缚，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了。
（一）
美国宪法于1787年完成，包括对奴隶制的讨论。其第一条第九款规定“现有任何一州认为应予接纳的人员移居或入境时，国会在1808年以前不得加以禁止；但对入境者可征收每人不超过10美元的税金或关税。”。第五条规定“在1808年前所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之第一、第四两项”。通过阻止联邦在二十年间废奴，第五条成功地将时间拖延至1808，给予美国各州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一时间中，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主进口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比之前的殖民地历史中的任何二十年都多。
为了保护奴隶制，代表们通过了第四条第二款，即“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不得根据逃往州的任何法律或规章解除该兵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的当事人的要求，将其交出。”
在与弗吉尼亚詹姆斯·麦迪逊的商讨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州人口数目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它人口的3/5”，成为美国官方人口计数，以为众议院指定人选和征税指标。这使得南方诸州在国会长期称霸，深刻影响了联邦国家的政治和立法。种植园精英掌控南方国会议员席位和美国总统一职，将近50年。
宪法授权国会将奴隶制保护到1808年，这二十年中南北诸州立法院都积极立法废奴，使得在1810年时美国自由黑人数量和比例大幅上升。在北方以及在南方的北部，自由黑人占总黑人人口的比例从1%提升到10%，但是黑人的总人口有所上升。但在1810年之后，轧棉机使得处理短纤维棉花更加容易，种植该作物有利可图，南方腹地开始大量种植棉花，陡然提升对奴隶的需求。
虽然政府在1808年前无法废除奴隶进口贸易，但是国会在1794年进行了第三次管控，通过《奴隶贸易法案》来限制在港口造船或是贸易。之后的1800年和1803年间，国会通过限制进口投资、限制向废奴州的进口来进一步限制奴隶制。最终的《禁止奴隶进口法案》在1807年通过，在1808年生效。
但是宪法中对奴隶制的保护，最终还是增强了南方代表的政治力量，南方经济在全美范围内都有联系。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利佛·霍顿所说，南方奴隶主和经济作物对全美政治和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纽约经济通过运输业和制造业与南方密切相连。到了1822年，棉花占了出口的一半。霍顿称:
自从乔治·华盛顿到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的72年间，奴隶主独占美国总统宝座有50年，在整个期间里，能获连任的总统全部都是奴隶主。
（二）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从1777-1804年间，废奴法案在俄亥俄河至梅森-迪克森线以北的所有州都被颁布。到了1810年，北方75%的美国黑人都获得了自由。到了1840，北方几乎所有黑人都获得了自由。佛蒙特1777年宪法不允许奴隶制。在马萨诸塞州，1783年夸克·沃克在法院为自己的自由申诉，成功地挑战了奴隶制，使得麻省在1780年将人人平等写入州宪法。但是在北方，获释奴隶依然处于种族隔离的状态，很多州郡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才给予他们公民权。
大多数北方州郡通过立法渐进废奴。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纽约在1829年为它最后一位奴隶给予自由，罗得岛在1840年人口普查时依然有5名奴隶，宾夕法尼亚在1847年为最后一名奴隶提供自由，康奈迪克特直到1848年才完全废奴，而新罕不什尔和新泽西直到1865年全美废奴时才完全废奴。
在北方，主要推动废奴的组织有宾夕法尼亚废奴会和纽约解放会。北方废奴导致当地自由黑人数量加增，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几百人加增到1810年的50,000人。
托马斯·杰佛逊在1784年最初的废奴提议，在国会缺少一票未能通过。
独立战争后，北方人主导了西进运动；在立州时，他们集体投票废奴。邦联议会1787年颁布的西北条例，宣布在俄亥俄河西北部废除奴隶制，当地奴隶依然多年存在，但是无法被买卖了。同时俄亥俄河以南以及密苏里允许奴隶制。
俄亥俄在1803年、印第安纳在1816年、伊利诺伊在1818年。北方自由州形成一个连续的地理区域，共享废奴文化。而沿俄亥俄河的南方定居者，例如，州郡南部，如印第安纳、俄亥俄、伊利诺伊都共享南方文化和蓄奴立场。
尽管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德拉维尔是蓄奴州，但是贵格教会和卫理公会牧师在敦促奴隶主释放奴隶上特别积极，这使得美国独立之后，立法废奴变得更加容易。到了1810年，在这些州郡获释奴隶的数量和比例急剧上升。超过半数获释黑人集中在南方北部。南方北部的黑人人口中，获释黑奴的比例从1792年的1%增长到1810年的10%。德拉维尔州在1810年有将近75%的黑人都获得了自由。
（三）
全美在1810年自由黑人人数达186,446人，或全部人口的13.5%。在此之后，获释黑奴人数稀少，这是因为棉花种植园有所发展，南方腹地短纤维棉花需要大量奴隶，刺激了国内贩奴活动的积极性。
轧棉机在1793年被发明出来，使得处理短纤维棉花变得更加经济，这种发明是棉花工业的革命，使得棉花单日产量增加了50倍，因为短纤维棉花很容易地在高地生长，而且比在低地生长的长纤维棉花更容易存活。在1812年对英战争末期，全美只生产了不到300,000捆棉花。到了1820年，数量增加到600,000捆，到了1850年达到4,000,000捆。
对棉花需求的日益增长，导致许多种植园主西进，以寻求合适的土地。同时南方腹地棉花种植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奴隶劳工的需求。解放活动在南方急剧减少了。可见道德良心远远不是贪婪物欲的对手。
南方腹地的农业经济爆炸导致奴隶被迫大批西进和南进。历史学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隶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当地的农业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减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时肯塔基和田纳西，但是到了1810年后，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成为接受奴隶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和田纳西开始出口奴隶。
到了1815年，国内贩奴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主要经济活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废奴为止。在1830-1840年间，将近250,000名奴隶被送过州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超过193,000名奴隶被运送，历史学家估算将近有100万名奴隶被强制移民，经过了这个新中间通道。到了1860年，美国奴隶人口已经逼近400万人。1860年，在15个蓄奴州的1,515,605个自由家庭中，将近有400,000个家庭拥有奴隶(近1/4，或25%)，这占全美家庭的8%。
当国内贩奴贸易成为美国奴隶制的一大特色时，个体与家庭和家族失去了联系。早期定居者磨光了他们的来源，而许多奴隶又来自不同的部落，很多非洲后裔失去了他们在非洲部落时的知识，因为他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多年。
历史学家伊拉·柏林把这种强迫移民称之为“第二条中间通道”，因为它再现了奴隶从非洲运往北美的许多残忍一幕。这种大批量奴隶迁徙导致家庭破裂，造成困难与痛苦。历史学家彼得·科尔钦写道：“通过破坏已有家庭，强迫奴隶迁徙到远方，到无人知晓的外地。”这种移民“再现了”大西洋贩奴的“许多恐怖景象”。此事成为独立战争和内战之间许多奴隶生活的“中心事件”，对此柏林写道无论奴隶被直接带走，或是唯恐自己和家人将被最终带走，“大批量转移沉重打击了黑人，无论是被奴役者还是自由人。”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将近300,000个黑奴被转移，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各接受100,000个。在1810-1860之间的每个十年，至少有100,000个奴隶从他们的驻地移走。在内战前的最后十年间，有250,000人被转移。迈克·特德曼在《旁观者和奴隶们：老南方的主子、贩子和奴隶》(1989)中写道约有60—70%的跨地区移民是由于贩奴造成的。比起横跨大西洋来说，穿越美国南方的奴隶死亡率要小得多，但是依然比正常死亡率要高。
贩子将2/3的奴隶送往西部。只有少部分人与家人、主人同行。奴隶贩子对购买和转送家属毫不关心；在早年间，种植园主只想要壮年男奴来做苦役。之后，为了“自己生产劳动力”，种植园主开始均等购买男奴和女奴，以便繁殖小奴隶。柏林写道：除了种植园自己以外，国内贩奴贸易成为南方最大的产业，可能在使用现代交通工具、金融、宣传上是最先进的。贩奴贸易业开始生成自己独特的语言，术语有“能手、年轻男人、生殖丫头、情妇”都成为常用词。
当需求刺激贩奴价值的加速增长时，跨州贩奴贸易的扩张促进了“沿海萧条州郡的经济复苏”。
有的贩子将他们的“黑色牲口”通过海路运输，从诺福克到新奥尔良是最常见的路线，但是大多数奴隶被迫走陆路。其它奴隶则顺流而下，市场从如路易斯维尔沿俄亥俄河，那切兹沿密西西比河。奴隶贩子建立了日常贩运通途，有一系列贩奴围栏、场地、仓房作为暂住地点。另外，其它商贩为奴隶提供衣服、食物和补给。伴随跋涉，有的奴隶被卖掉，新的奴隶被买入。柏林总结到：“总之，在贩奴贸易中，从枢纽到地区中心，深入了南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少南方人，无论黑白，能置身于外。”
当旅途结束时，奴隶们所面对的边区生活比起南方各州来说极为不同。清理树木、在处女地上种庄稼是极为艰苦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足、水源不好、旅途疲劳、工作繁忙，都极大地消耗了新到奴隶的体力，造成伤亡。为了方便运输和出行，新种植园常处在河边。蚊子和其它环境因素导致疾病散播，要了许多奴隶的命。他们在之前的驻地才刚学会有限的治疗措施，但新的地方死亡率很高，以至于在开垦种植园初期，有的种植园主用尽各种办法来租借奴隶，以便节省自己的奴隶人员的消耗。
边区严酷的环境加重了奴隶的反抗，导致奴隶主和监工不得不依赖暴力镇压。初来乍到的奴隶不认识棉花地，对这种“从日出到日落的班组劳动”也不适应。相比在东部种植烟草和谷物时，奴隶们要辛苦得多。奴隶们没有时间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无法像在东部那样饲养自己的牲畜或种植蔬菜来交换或是食用。
在法属路易斯安那，法国殖民者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将糖作为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并购后，美国人进入该地，加入种植。在1810和1830年间，种植园主从北方买来奴隶，奴隶人数从不到10,000增加到42,000多人。种植园主偏好年轻男子，占总奴隶购买的2/3。种植甘蔗比种植棉花更加耗费体力。年轻、未婚的男性奴役劳动力使得奴隶主依靠暴力来进行控制，使得过程“极其野蛮”。
新奥尔良成为全美重要的奴隶市场和港口，奴隶通过蒸汽机船从密西西比河上游运送到种植园；在下游的路易斯维尔市场也同样如此。到了1840年，它成为北美最大的奴隶市场。基于贩奴贸易和相关产业来算，它是全美最富有的第四大城市。贸易季节从9月持续到5月，即收获季节之后。
（四）
在美国独立之后，奴隶的待遇因境遇、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待遇基本上是暴虐、贬损、非人性的。鞭打、处死、强奸都是平常事。根据阿达尔韦托·阿吉雷的诉说，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间，约有1,161名奴隶被处死。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特例；例如，有的奴隶雇佣白人做工，奴隶医生可以为上流社会的白人看病，以及出租劳动的奴隶。到了1820年后，出于无法从非洲进口奴隶，有的奴隶主改善了奴隶的生活条件，劝服他们不要逃跑。
殖民地和州郡基本上否决奴隶学习读写的机会，以防止他们获得灵感，逃跑或是起义。有的奴隶从种植园主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知识，有的从身边的自由劳工那里学习。
对奴隶的医疗照顾则是限制医学知识，医护基本上是由其它奴隶或是奴隶主的家人提供。很多奴隶有些土法来彼此照顾，或是从非洲带来的治疗办法。他们根据美国当地的草药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有的州郡禁止奴隶的宗教性集会，特别是1831年奈特·特纳起义之后。种植园主担心集会可以彼此交流，导致起义。（谢选骏指出：这和蒙古人的元朝、满洲人的清朝、苏联人及其儿子党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惊人地相似。）
根据安德鲁·费德的观点，如果奴隶“完全顺服在主人的绝对控制之下时”，奴隶主杀死奴隶会有刑事责任。例如，北卡罗来纳法院在1791年定义故意杀死奴隶是刑事犯罪，除非遭遇反抗或是仅仅是给予普通的更正时除外。
奴隶受到的惩罚包括鞭打、镣铐、上吊、殴打、火刑、烙刑、监禁。当奴隶拒绝服从或是故意违抗命令时会给予刑罚，但是奴隶主或监工为了重申自己的绝对掌控时也常常虐待奴隶。在较大的种植园上，待遇通常更加残忍，他们常常被监工虐待。而在较小的蓄奴家庭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好，可以形成人性化的环境。威廉·威尔士·布朗是名逃跑的奴隶，他称在种植园上，男性奴隶每天必须摘80磅棉花，女性奴隶要摘70磅；如果没有摘够，他们就会受到鞭刑，少一磅抽一鞭。鞭子就放在棉花秤的旁边。
历史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写道：“十部南方法典将虐待奴隶定义为犯罪……在路易斯安那1825年民法(art. 192)中，如果主人‘被判残酷虐待’，法官可以责令将被虐待的奴隶出售，应该是卖给更好的奴隶主。”
由于制度的权力关系，美国女性奴隶常常受到性侵和强奸的威胁。很多奴隶对性侵加以反抗，很多在反抗过程中遇害。其它人则留下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痕。性侵奴隶特别植根于南方父系文化中，后者将黑人妇女视为财产和牲畜。南方文化强烈反对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之间的性往来，以保证种族纯凈，但是，在十八世纪之前，混血儿已经出现，揭示了白人常常占女性奴隶的便宜。富有的单身种植园主，特别是约翰·威利斯和他的儿子托马斯·杰佛逊，纳女性奴隶为妾；都生育了六名孩子：相应的是伊莉萨白·海明斯和她的女儿莎莉·海明斯(杰佛逊后续妻子的半妹妹)。种植园夫人玛丽·切斯纳特和范尼·肯布尔都写道了内战前南方的相应问题。有时，出于亲属和血缘关系，种植园主将混血儿作为家仆或宠爱的艺术家。
从现代标准来看，奴隶的生活状况是贫穷的，罗伯特·福格尔辩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所有的劳工，无论是自由的或是被奴役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
为了维护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将奴隶视为财产，制定奴隶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奴隶法，但很多概念都在各州共享。根据奴隶法，教授奴隶读书写字是非法的，但儿童们常常互相教育读写。（谢选骏指出：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往往是青年甚至儿童，许多伟人的创造思维，都是在其童年形成的！）
虽然奴隶法有很多共同点，每个州都有相应的特色以适应当地的需求。例如，在阿拉巴马，未经书面允许奴隶不得离开主人，奴隶彼此不得有贸易往来。在弗吉尼亚，奴隶不得在离主人一英里的范围内或是集会时公开饮酒。在俄亥俄，获得自由的奴隶不得再度回来。奴隶在蓄奴各州不得拥有武器。
哥伦比亚特区法案将奴隶定义为“人类，依法剥夺他或她的人身自由，是另一个人的财产。”
（五）
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反而强化了奴隶制度？
这说明了人性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体现为所谓的“双重标准”：我要民主自由，但不是给为了你。
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类受到了“两个律”的束缚，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了。

谢选骏：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一点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是西方文明得以崛起的精神要素之一，但在西方已经日趋式微。缺乏骑士精神的西方文明是无法持久的，而女权主义则是骑士精神的克星。
有人说，骑士精神来源于日耳曼人，开始于中世纪的墨洛温王朝。主要是忠诚与君主，但是君主要尊重封臣，契约精神，一夫一妻制，尊重妇女。在欧洲文明中骑士文明占重要因素。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认为骑士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

（一）
骑士精神规范的基本守则如下︰
保护老弱妇孺。
为公义而战以对抗不平与邪恶。
热爱家园。
为防卫教会而冒死犯难。
而骑士精神有一样很重要的守则，就是不会伤害女性，当然女巫例外。
骑士宣言：
封主把剑放平，封一名青年为骑士。
册封者(领主，主教或者被册封者的父亲)所言——
Be without fear in the face of your enemies. Be brave and upright that God may love thee. Speak the truth even if it leads to your death. Safeguard the helpless. That is your oath. And that so you remember it. Rise a knight!
（强敌当前，无畏不惧。果敢忠义，无愧上帝。耿正直言，宁死不诳。保护弱者，无怪天理。此汝誓词，永志不忘。起为骑士！）
被册封者所言——
I will be kind to the weak.
（我会善待弱者）
I will be brave against the strong.
（我会勇敢对抗强者）
I will fight all who do wrong.
（我誓将抗击一切错误）
I will fight for those who cannot fight.
（我将为无法战斗者而战）
I will help those who call me for help.
（我会乐于助人）
I will harm no woman.
（我不会去伤害女性）
I will help my brother knight.
（我会帮助骑士弟兄）
I will be true to my friends.
（我会诚挚待友）
I will be faithful in love.
（我将忠于爱情）
紧接着，就被国王（实际执政者）或者是公主（女性王室贵族）在肩膀上用宝剑触碰，表示：正式赐封骑士。
骑士八大美德
谦卑礼貌
崇尚荣誉
勇于牺牲
英勇无畏
怜悯弱者
诚实守信
执着精神
大公无私
谦卑（Humility）
彬彬有礼，尊敬他人，谦虚谨慎，这就是骑士日常生活中的待人之道。骑士有其骄傲的一面，因其荣耀与地位，但骑士不等同于其他贵族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同时还有谦卑的一面。谦逊的态度不仅仅是面对年轻貌美的女士和身份显赫的贵族，在对待平民时，骑士也绝不会恶言相向。骑士尊敬所有善意的人，他的礼貌几乎是与生俱来。我们曾无数次看到影视文学中描绘的那些场面：一个穿着精致软甲、拥有金色卷发的年轻男子，单膝跪在一名心仪的女子裙下，表白着他的爱意；一名仪表堂堂高大威严的男子，半鞠躬地拉开马车的门，面带微笑地目送一位老态龙钟的平民上车。这便是骑士谦卑的写照。尊敬他人，才能得到他们内心的尊重。这个道理我们无需多说了。
荣誉（Honor）
为荣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是骑士恪守的信条。骑士团光亮耀眼的徽章在太阳下醒目地提醒着它的佩带者：这就是你的骄傲。“骑士”这一称号本身就是一个荣誉，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容易。一名候补骑士想要成为正式的骑士，需要经过很多严格的考验，那不仅仅是需要高明的骑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统率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一个显眼的标志性成绩。
牺牲（Sacrifice）
骑士，你是否具有这样的勇气，在需要你付出代价来成全大多数人利益时，你敢于牺牲么？也许是牺牲物质利益，也许是牺牲生命。你必须具备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才是一名称职的骑士。
英勇（Valor）
毫无疑问，怯懦者不配冠以骑士的荣耀头衔。没有勇气的人根本就无法通过骑士的测试。骑士必备的品德之一就是勇敢，无所畏惧地向邪恶宣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弱小，你决不能退缩。
怜悯（Compassion）
同情弱者，骑士要有一颗博大包容的心。骑士肩负着除恶锄奸伸张正义的使命，骑士虽然是效忠于领主或王室，但正义才应该是他们行为的准则。
对于勇于牺牲的对手，骑士内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这导致他们敢于违抗王令。我国也有英雄惜英雄的说法，在迫于局势不得已成为对手的两人当中，可能友谊大于仇恨。
精神（Spirituality）
通常说到8大美德的时候，“Spirituality”这个词被称作“精神”，这不太好理解。因为8大美德的其他7种美德，都是一种“精神”。英语中，“Spirituality”这个词还能翻译成为“灵性”。这可能更加合乎原意。
我们知道骑士和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骑士的选拔工作里，对神的信仰、对神旨的领悟也是不可忽略的环节。如果抛开游戏而从历史上来看，中世纪某段时间里，存在着骑在马上的牧师，他们是直接领受神旨并且向骑士解释的人，骑士部队里，这些牧师也是不可缺少的成员。这么看来，“精神”这种美德，可能含有对神旨的领会能力在内，骑士必须敬仰神，要热衷于为神作出奉献。在中世纪被神统治的那个年代里，爱基督爱教义，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
诚实（Honesty）
无论在何处，诚实都是值得称赞的美德。作为骑士，诚实也是一种必须的品质。因为骑士在欧洲贵族阶级里，是最低的一级，一名骑士要想有不错的人际关系，就要有很好的信誉，这必然要求他诚实不欺诈。大部分的骑士团规章里在显眼的位置上也注明了一条：骑士必须忠于自我的灵魂。
著名的圆桌骑士——兰斯洛特也正是坚守承诺的代表人物。当他被亚瑟王待为上宾时，其余的圆桌骑士表示出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兰斯洛特和他们定下了一年零一天的期限，用这段时间去证明他的勇气和仁慈，接着他出发去除掉了邪恶的加隆爵士和凶狠的巨龙、打败了50个盗贼、杀死了2个巨人，最终在一年零一天的时候返回了城堡。他的诚实令他成为了亚瑟王最伟大的圆桌骑士。在许多游戏和电影中我们都可看见兰斯洛特活跃的身影。
公正（Justice）
公正无私，严守法律，按章办事。这可能使得骑士看起来有点过于严肃了，但事实就是如此。现实社会离不开公正，游戏也同样如此，谁会喜欢在一个颠倒黑白的环境里生活呢？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当你感受到了它的脉动之后，就不会再松开手，那就是信仰；时光流逝，岁月匆匆，韶华白首，在时间的长河中起伏的我们，是那么的渺小。岁月冲走了心头的悸动，时光消磨了燃烧的热血，但，总有一种东西，你不想失去；总有一种东西，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二）
根据学者们的见解，中世纪所谓的骑士精神（chivalry），主要是经济发展和基督教会对社会行为规范之后产生出来的。
12-13世纪，西欧的经济有了缓慢但稳定的发展，货币经济逐渐恢复，封建贵族们能够过上更为安逸和体面的生活，这也许从某些方面降低了他们的野蛮程度，因为他们有条件过上更为充裕、更讲品味的生活。新的骑士道德标准就是在这种物质背景下产生的。
1. 骑士首先是职业的武装阶层，骑士精神首先体现在战争行为方面。一个骑士在俘获另一个骑士之后，不再给后者戴上镣铐、将他投入地牢，而须礼貌相待；不久形成一个惯例：抓到俘虏后，若他不能支付赎金、但承诺一旦凑齐便送来，这个俘虏便会被放回。封建时代的骑士，往往顶盔贯甲，但这身装束在夏天让人颇感难受。因此有的骑士出行时会卸去盔甲。但是，根据新的骑士精神，攻击一个未佩戴盔甲的骑士是不体面的，他应该等对手披挂整齐之后才可发起攻击。
2. 荣誉感。实际上，这种作战风范背后的意识是骑士的荣誉感。趁人之危获取胜利是不光彩的。到12世纪末，很多骑士甚至认为他们不是为了利益而战，而仅仅是为荣誉而战：为了在同伴之中获得威望、为了后代的声名。当然，这种论调自然有偏颇的一面，骑士们的军事行为往往是有利益盘算的。
3. 教会的教化。这一点十分重要，它甚至是十字军运动的重要起因。从日耳曼人皈依之日起，教会就一直耐心地向这些粗暴的武士灌输教会道德。教会始终反对并力图抑制封建战争。它宣扬为掠夺财物而战斗是罪孽的。11世纪起，一些地方教务会议努力宣扬”上帝的和平与休战“，尽管未能彻底实施，但至少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从教理上说，整个中世纪中，教会的理想与封建上层的本能倾向一直是对立的。教会宣扬和平的信仰，而封建上层诞生于战争的需要，它的行为道德植根于对战争的崇尚。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字军行动正好将骑士好战的能量引向了教会的敌人。
4. 对妇女的新态度。虽然教会教导说，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也要求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12-13世纪，教士们持之以恒的说教可能大大改善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这在婚姻和性行为领域内表现得最为明显。中世纪初期，封建贵族喜新厌旧、休妻再娶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且人们没有任何愧疚感。到12世纪，教会法之下的婚姻关系得以稳固下来。不过，人们通常说的骑士爱情（courtly love），跟教会的教导有些距离，虽然它显然受到后者的影响。骑士爱情的原则是，如果某位骑士忠实并献身于某位贵妇（通常已婚），对她仰慕爱护备至，这位骑士便会获得声誉。提出这个奇特见解的是法国南部的某些抒情诗人，而将它传播到北方的则是两位伟大的女性：阿基坦的埃莉诺和香槟的玛丽。封建上层的这种新情爱观可能也是妇女地位改变的一个标志。据说，13世纪的骑士若要勾引某位女性，需要的手法之复杂是11世纪的粗鲁骑士所不能设想的。妇女应该获得了更多的体贴。而且，这时领主也接受寡妇作为封地继承者向他效忠，这在11世纪几乎是不存在的。
5. 以上所有这类变化都只是相对的。实际上，中世纪的骑士自始至终都是好战的武士，即使闲暇季节他们也举行比武活动，而且这类活动一开始就像真刀真枪的战斗一样危险。当然，教会的反对也发挥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比武的武器不再像以前那么锋利。另外，妇女地位的改善也是相对的，13世纪的叙事诗中，丈夫仍然在毒打妻子；法庭只在涉及强奸和谋杀亲夫等案件时，才允许妇女当庭作证，除此之外，妇女的证言很少被接受。而在一些拥挤的城堡里，骑士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法保障妇女有端庄的仪态，妓女充斥其间，贵族有私生子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以上主要依据蒂尔尼《西欧中世纪史》）
（三）
《骑士制度》（者埃德加·普雷斯蒂奇）摘录：
乔叟曾谈到所谓“他的文雅的骑士”，说他“热爱骑士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崇尚真理、荣誉、自由与礼节”，他的这一说法也许巨有宽泛的涵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戴维斯(H.C.Davis)教授把骑士制度定义为“11世纪和以后几个世纪里嫁接在封建主义之上的特别的、并常常是非常奇异的礼仪与道德规范”。这就像柯尼斯(F.W.Cornish)所说的，那是“一整套在11至16世纪期间盛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阶级当中的情感和习惯，包括了法律与风俗”。一位热心的颂文作者说：“这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另一位较爱挑剔的学者说：“它更像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制度。”虔诚的保罗·拉克鲁瓦(Paul Lacroix)则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职业军人的基督教形式”。另两位法国历史学家虽不如拉克鲁瓦虔诚，但比他更值得信赖，他们同时认为：“骑士制度是一种体系，它缓和并完善了封建制度；它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个伦理的和宗教的团体，它向被无政府状态所腐蚀的社会照射出了一缕理想美之光。”法兰西实际上是骑士制度的摇篮，该制度在这里达到最完美的程度。博学而又审慎的基钦(Kitchin)院长在其有关法兰西的作品中写道：“从其最高境界而言，亦即从理论上来说，骑士制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位完美绅士的形象——出身高贵，彬彬有礼，为人诚实，忠心耿耿，对女士殷勤周到，纯洁、勇敢、无所畏惧、慷慨大方，充满着深深的宗教感情，在上帝和女人面前毕恭毕敬，但在所有其他事物面前却傲慢无比。”
还有一位博学的院长则从较大的理想意义上来分析骑士精神，他发现它是由以下几个要素所构成的——高度的荣誉感、蔑视危险与死亡、酷爱冒险、对弱者和被压迫者充满同情心、慷慨大方，自我牺牲、是一名利他主义者。
再贴一段集中的对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的批评，作者总结了这些观点批驳“将中世纪骑士制度看成是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念头”：
骑士制度有如下恶习。
首先，它为了自身的缘故美化战争；鼓吹战争是一名绅士值得去从事的唯一职业；热衷于暴力流血，轻视人类的苦难；与此同时，由于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导致军事手段的效率极低，因而便耽误了而不是推动了战争科学的发展。
第二，它是一种排外的阶级制度；它在骑士团和普通老百姓之间设下了一道鸿沟，把行为准则与礼节限制于自己阶级的成员；它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产生一种蔑视态度，不尊重他们的感情，这也就解释了——虽然不能证明其正当性——为何农民暴动和扎克雷农民起义等报复性事件会频频出现。
第三，它的宗教生活立刻就变得拘泥于形式并具有蒙昧性质。一方面，它专注于仪式和外在的戒律；另一方面，它对所谓的异教徒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对异端发起了十字军式的讨伐，迫害并镇压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在骑士制度中找到了一种最适用和最残暴的工具。
最后，在改善行为举止的外衣之下，它隐藏和传播着一种卑鄙和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准则：最糟糕的是，在普罗旺斯，它把私通和强奸提高到社会义务的层次上来。（其实，这是法国人尤其受过穆斯林统治的南部法国人的民族性。）
第一章（“骑士制度及其历史地位”）末尾给出的对骑士制度和精神光明的理想化的一面的总结：
什么才是纯粹和理想形式下的骑士制度的典型美德？我们知道骑士制度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即战争、宗教和对妇女献殷勤。三项中的每一项都分别强调和赞美了真正骑士的基本品质。根据其军事的特点，骑士有三个主要的美德，即勇气、忠诚和慷慨。从其宗教信仰中得出三个次要的美德，即对教会的忠诚、服从和贞节。而从其天生的社会性方面则引出了三个第三位的美德，即彬彬有礼、谦卑、仁慈。从理论和原则的角度看，无论如何，骑士制度强调的是骑士的责任和义务，而并不是权利与特权。它提出了一种很高的荣誉标准，并坚持不折不扣的维持下去。它要求忠诚、可靠，忠于誓言和承诺，任何获益的诱惑或借口都不能改变这些承诺。它需要具有慷慨赠予的豪爽胸怀，即使这样会令捐赠者陷入窘困潦倒。它要求遵守宗教信条，按时参加宗教圣事；完全接受天主教信仰；完全服从教士权威及其精神指导，作为上帝选民的完美机构中的一个成员，要尊重婚姻誓约。它灌输了殷勤礼貌的精神，即一种建立在衷心体谅和真正尊重基础上的良好的行为举止的准则，这种准则的内容被大量地加入到社会生活的交际当众。殷勤礼貌——特别是男人对妇女的殷勤礼貌，虽然在基督教以前就曾经出现过，但它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和世界里却是一种新的东西。它在高雅、迷人和和蔼可亲方面不同于单纯的礼节、礼仪和文雅。后者（如这些术语自身所表明的那样）是在拥挤和商业化的城市人口当中进化而来的一种良好的行为方式。最重要的是，骑士制度反复灌输社会服务的理想；不计报酬的服务；这种服务，无论多么卑贱，都不会降低人格或遭到轻视；强者为弱者服务；有钱人为穷人服务；地位高的人为地位低的人服务。因此，即使在骑士制度达到其鼎盛阶段，并开始暴露出其严重的和可悲可叹的缺陷时，这种制度仍拥有荣耀的和值得尊敬的名声，它的准则，在剔除了中世纪特有的偶然因素之后，便是属于有助于人类进步的最高贵和最辉煌的宝贵遗产之一：
1、无畏地面对你的敌人。成为上帝护佑的勇敢正直的人。永远诚实，即使会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保护弱者，勿以恶小而为之。
2、你知道，我们谁都不能选择我们的终点。王命或不可违，父命或不可背。但要记住，即使当国王或手握强权之人以势相逼时，你的灵魂仍是自主的。当你站在上帝面前，你不能说“是别人命我这样做的”或者“当时没能良心发现”。这是不够的，记住。
……
（四）
平心而论，现在的中国社会也许要求男性要比西方更多一些“骑士精神”，例如中国社会拒绝AA制。但是在其他方面，恕我而言是乏善可陈。
在骑士的八大美德方面，现在的华人能够做到谦卑礼貌，却不能做到崇尚荣誉，能够做到勇于牺牲，却不能做到英勇无畏，至于怜悯弱者、诚实守信、执着精神、大公无私，则一无所能了。
但是，这些美德，确实是一个上升中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积累的机制”，如果缺乏这一机制，就会所失多于所得，无法完成上升所需要的“社会积累”。
这就是何以“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一点骑士精神”的理由。而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的骑士精神，又是何某种宗教的精神密不可分的。

谢选骏：如何在共产党中国扼杀信息革命

网文《大宋是怎么扼杀出版革命的》说，随着朝鲜等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对互联网控制的加强，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开放社会如何在传媒革命面前从不知所措，到扼杀，最后达于控制的全过程。
然而，统治者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恐慌，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当传媒、出版业有了大发展之时，都是统治者紧绷神经，妄图加以控制的时候。
乐观的人会认为，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最终技术革命必然掀翻保守的统治者，宣告革命的胜利，然而从历史上，我们却得不出这样乐观的结论。实际上，统治者对传媒的控制的确会土崩瓦解，不过在瓦解之前，控制会把整个社会变得羸弱不堪，成为文明的失败者，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超过、击败，只有这时，统治者才会被推翻，把社会做了陪葬品。
在我国的宋代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出版革命，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朝鲜等国家今天的作为毫无二致。宋代的政策延续到明清，出版物不仅没有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反而被弄权者娴熟地玩弄于鼓掌之间，成了思想奴役的好工具。
这次革命或许给我们对于当前预判，提供了某种参考价值。
欧阳修请求禁书
由于最近研究宋代的财政，翻到了欧阳修写给皇帝的一份建议。这个建议写于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名字叫《论雕印文字劄子》，内容如下：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
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
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这段话的大意是：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
主要是由于这篇文章的原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板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17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的统治者李元昊自称皇帝，并要求宋朝承认他的地位。宋仁宗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立刻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宋代的官兵却表现得极端无能，连吃败仗，最后，不得不在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与西夏签订合约，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四十年前，宋已经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到这时，辽威胁宋朝在战争、割地和增贡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
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给他授予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
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做活广告，将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宋代的出版业革命
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
秦始皇时代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在他的时代，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到了唐代，已经有了雕板印刷。但一直到唐代结束时，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板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所以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代末年，雕板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到了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板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板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板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做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为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
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首都，由于政府的势力太大，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那么在两浙由于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在宋代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人们说文化时常常唐宋并称，但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的区别在于：唐代文人即便才华横溢，也大都是一方面的专才，而宋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是万事通，既要懂军事，又要懂经济，更要懂法律，从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储备上已经明显进步。
比如我们知道的包拯包青天，如果按照现在的划分，会是一个法律界人士，但实际上包拯曾经当过京东转运使、三司使，都是经济方面的官员，特别三司使更是相当于财政部长加交通部长，权力非常广泛，同时他还当过工部员外郎，跑到住房建设部客串一把。而一代名臣范仲淹不仅主持了著名的经济改革，还在军事上造诣独具，指挥过与西夏的对抗。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通才，与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书籍，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苏辙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13年，他的文章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性的普及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除了名臣倍出之外，宋代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都能方便地了解到政治、军事的变化。
但普通人的了解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与现代人能够想到的一样，古代人也想到了同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而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了国家秘密。
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了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得有的人面子没地方搁。
而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代的文化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他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家伙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到了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价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原来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中回国，心里充满了受用。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是，他突然笔峰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抛开借口，看到实质
由于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文德殿的南门端礼门立一块石碑。这里是朝臣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每天从此经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120个人名。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把他们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由于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了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感到仍然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120人调整到了309。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是安全，却没有想到革命的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宋代由于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与此同时……
大约在明朝建立80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当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们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了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只有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最近，互联网业的发展曾经给了朝鲜这样的机会，让他们甩开那近一千年的东方阴影，借助另一次革命重返开放的世界。许多人在鼓吹新的信息革命，并预言未来的胜利将摧枯拉朽。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也许胜利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也许另一次逆转的根已经埋在了泥土里。
……
上述文章写得很是详尽，但是结论却是错误的：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谢选骏指出：宋代和西方的区别，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一个文明的阶段区别，甚至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区别。
事实上，不仅中世纪欧洲，即使近代欧洲甚至现在的欧美，仍有禁书目录的存在。但是，近代欧洲甚至现在的欧美消灭不了这些让它们心烦意乱的东西。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崇尚自由民主，而是因为它们分属列国，无法采取一致行动。甚至相反，它们还经常互相拆台，你来我往、招降纳叛。
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区别，就牵涉到了文明阶段的区别：
近代欧洲甚至现在的欧美，相当于南北朝或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离开大一统格局尚远，所以不想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那样，可以轻易扑灭新的思想和新的社会力量。
至于现在的中国，不论国民的中国还是共产党中国，都已经深深陷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漩涡之中，在全球化的格局下苦苦挣扎。他们是没有可能再像蒙古并吞前夕的“大宋”、更不可能像后来一统天下的明清那样，一手遮天的。除非，共产党中国有了超能力，可以把世界各国都从地球上抹掉。

谢选骏：投资市场里的保民官

谢选骏：投资市场里的保民官
2016年9月22日的新闻报道说，“重磅：中国终于可以做空房价了”：
中国的CDS终于要面世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也可以做空债券了！也就意味着以后可以做空楼市了！因为房地产商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正式审议通过了CRM（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业务规则修订，意味着从程序上，CDS（信用违约互换）有望很快面世。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通知参与机构做好准备，并将于近期发布相关交易指引。
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是指CDS的买方在有抵押下借款给第三方（欠债人），而又担心欠债人违约不还款，就可以向CDS的卖方购买一份有关该债权的合约。买方会定期向卖方支付一定的费用，卖方则承诺在合约期间，若所指定资产出现信用事件时，会向买方赔付相应的损失。
为何现在推出中国版CDS？
今年以来债市信用风险事件频发。民生证券管清友 、李奇霖等分析师曾表示，“打破刚兑”正在加速推进，市场非常需要风险分散工具，只要工具缺陷不再，CDS将会迎来快速发展。
比如最近广西有色的破产，导致债券持有人面临极大损失。还有接下来的东北特钢违约事件，等等。
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靠做空房地产大赚37亿美元的鲍尔森，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2007年前，约翰·保尔森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小字辈，他的公司仅管理着10亿美元规模的对冲基金。但如今，约翰·保尔森这个名字已经被华尔街奉若神明，“赚钱之神”、“对冲基金第一人”等头衔已被挂到他头上；金融大鳄索罗斯请他吃饭；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只好委屈地被称呼为“另一个保尔森”。
这一切，全因为在美国金融风暴中，约翰·保尔森赚钱了，而且，他创造了华尔街历史上最高的效率赚钱——2007年一年，37亿美元——如果按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的话，就是每小时进账超过140万美元。相比当年美国人的平均时薪17.86美元，平均80756个美国人的收入才能抵得上一个保尔森。
当然，他赚的钱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因为他赌美国人住不起房子并疯狂做空，并赌赢了。
在2006年初，华尔街的 “借贷专家被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蒙蔽了眼睛。”对房地产借贷市场，华尔街发明了两种新型的投资工具：债务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交换CDS。这两种产品的关系是，CDO的风险越高，为其担保的CDS价值就越高。但在房地产繁荣时期，由于大多数人都不认为CDO会有什么风险，所以CDS的价格非常低。
在分析了大量数据之后，保尔森确信投资者远远低估了抵押信贷市场上所存在的风险。他赌这个市场会崩溃。于是，保尔森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基金操作模式，开始大胆地进行债券交易赌博：一边做空危险的CDO，一边收购廉价的CDS。
可是，房地产市场依然繁荣，保尔森专门做空抵押债券的新基金一直在赔钱。一位好友问他是不是准备止损，他回答说：“不。我还要加注。”为了缓解压力，保尔森每天去中央公园长跑5英里。
保尔森“加注”就是做空ABX，一个在2006年初才被创造出来的反映房产次贷市场状况的指数。因为ABX下跌，2007年2月，保尔森的基金仅在2月份就升值了60%。
2007年年中，贝尔斯登公司投资次贷的两只对冲基金垮了。一夜之间，投资者开始抛售次贷抵押债券，保尔森的基金随之暴涨。
最终，在2007年的次贷风暴中，保尔森的第一只基金上涨了590%，第二只上涨了350%。
据《阿尔法》杂志统计，通过这些逆向操作，保尔森本人在2007年的收入达到了37亿美元，成功登顶2007年度最赚钱基金经理榜首，并在《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排第165位。
这下，连索罗斯都不得不佩服，甚至找机会请客吃饭，向保尔森打听下赌做空楼市的细节。保尔森这个小字辈，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生平能有机会与金融大鳄平起平坐。
在保尔森成名后，却极少接受采访，对个人生活守口如瓶，甚至给自己的邮件加密。对于保尔森的家庭，人们只知道他已婚，有两个女儿，个人爱好包括滑雪、航海和跑步，他的家已经搬进了纽约东郊一幢价值4000万美元的湖边别墅，他总会在傍晚6时左右下班回家吃晚饭。
在2007年，投资者投入Paulson &Co.的资金增加了60亿美元；2007年过后，保尔森掌握的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80亿美元，跻身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之一。

……
上述情况说明，正如政治权力需要制衡，金融权力也需如此。对冲基金即使不能和现代的司法系统相比，也能和古代的保民官相比：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通过非常手段来抑制过度的投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古代保民官的职能是这样的：
保民官又称护民官（Tribune），是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职务，是罗马古代各种军事和民政官员的总称。
1、平民护民官
平民护民官在公元前471年起由平民大会选举，他们担任平民大会主席，因而能够表达平民的要求。
在公元前450年起，制度上任命10名平民护民官。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有权否决元老院或执政官发布的命令。他们有权召开平民大会并作为其主席，这也使他们拥有提出立法建议的权力。从公元前300年起，大多数立法是由护民官提出来通过的。护民官的权力来自罗马平民发誓捍卫护民官，因此其权力仅限于罗马，而不能影响其他省份。
护民官后来发展成罗马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因为在法律上来说，一个贵族不可能参加平民大会、成为护民官，所以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架空了护民官的权力，使护民官如同虚设。
2、军事护民官
军事护民官原指步兵司令。在早期的共和国，由自部落大会中所选出的24个年轻男子分发到四个罗马军团中，每个军团有6名护民官，其中几名由执政官或军队指挥官任命，其他则由人民选举。在帝国时期（前27年起），军事护民官的职位是进入元老院或当骑兵军官的初步阶梯，要由罗马皇帝指派。这种护民官指挥罗马禁卫军和辅助部队。
3、财务护民官
财务护民官原来指在各部落中征收贡赋和发放军饷的官员，但这些职权后来逐渐分散到其他官职上。在共和国末期，他们形成一种社会阶层，地位低于骑士阶级。
“投资市场里的保民官”不是政府职务，但能比政府职务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通过丛林社会里的以恶治恶，来达到生态平衡。
（尤其考虑到，基督教所哺育的现代文明，已经不再相信古代异教文明的城邦民主，可以造就一劳永逸的贤人政治。）

谢选骏：盘丝洞里的欢乐颂——男性世界的支离破碎

“盘丝洞”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第七十二回中出现的一个地名。这一回记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行途中，遇七种害虫化作的美女。猪八戒被迷惑而被擒，唐僧也被骗进盘丝洞中面临杀身之祸。最后被孙悟空搭救出来的故事。体现了佛教中“戒”的思想，说明了摆脱七情的迷惑，戒则不迷的深意。
《欢乐颂》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职场女性剧，由孔笙、简川訸执导，袁子弹编剧，侯鸿亮制片，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王凯、靳东、祖峰等领衔出演。
《欢乐颂》写的其实就是“现代中国都市里的盘丝洞”。
该剧改编自阿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同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孩们，从陌生到熟悉再道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该剧于2016年4月18日登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首播。
其剧情为：
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樊胜美（蒋欣饰）、关雎尔（乔欣饰）、邱莹莹（杨紫饰）三个女生合租一套房，与高智商海归金领安迪（刘涛饰）、魅力超群的富家女曲筱绡（王子文饰）同住在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22楼。五个女人性格迥异，各自携带着来自工作、爱情和家庭的困难与不如意，因为邻居关系而相识相知，从互相揣测对方到渐渐接纳彼此并互相敞开心扉，在这一过程中齐心协力解决了彼此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并见证彼此在上海这座“吃人魔都”的成长与蜕变。
第1集 入住欢乐颂 五人初次相见发生摩擦
　　中国上海，欢乐颂小区。2203号房间正在紧锣密鼓装修，装修工人弄出的噪声严重影响了住在2202号房的三个合租女孩的作息时间。
    这三个女孩分别叫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三人里面数胜美年龄最大。胜美已经奔三，为人擅于算计，一心想找一个有钱人嫁了。不过有钱的人看不上她，没钱的人她又看不上，长此以往，胜美从一个美女变成了一个剩女。她为了尽快把自己推销出去，经常抽出时间去相亲。　　邱莹莹与关雎尔年龄相仿，二人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邱莹莹是一个普通女青年，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每月领取四千元的工资，上海的消费太高，她曾经打算回老家考公务员，父亲获悉之后赶紧汇了五千元给她，劝说她在城市好好奋斗，千万不能回鸟不拉屎的老家自寻死路。对于日后的人生，邱莹莹跟多数人一样看不到希望。　　关雎尔的处境不比邱莹莹好多少，她是五百强企业的实习生，随时有可能被公司淘汰。
　　富二代曲筱绡住进了欢乐颂小区的2203号房间，原来是她请了工人装修房子。邱莹莹与关雎外出归来，两个人与曲筱绡一起搭乘电梯上楼，曲筱绡请了许多帮手搬家，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如同女皇降临。
　　搬进新居第一天晚上，曲筱绡邀请朋友们到新家庆祝，众人在房内唱唱跳跳，吵得住在对门的邱莹莹三人苦不堪言。邱莹莹忍无可忍敲响了曲筱绡居住的房门，向一个开门的男子表达不满，男子充耳不闻关门继续娱乐。邱莹莹只得打电话向小区物业求助，物业一方派出两个工作人员上门与曲筱绡交涉，曲筱绡表示再娱乐十来分钟就收场，结果过了十来分钟之后，她依然还在跟朋友们唱唱跳跳。
　　住在同一幢楼层的海归女精英安迪打电话报警叫来了警察，借警察的力量向曲筱绡施加压力，警告曲筱绡如果继续肆意妄为，她就通过法律手段控告曲筱绡扰民。
　　曲筱绡回家吃饭，向父亲撒娇，提出到父亲的公司当老总。她自认学的是经济学，认为自己有能力当领导。虽然父亲没有给出答复，但曲筱绡还是志在必得，开车出门的时候与一个朋友通电话，称自己即将成为家族公司的领导。朋友在电话中提起了曲筱绡的哥哥曲连杰，曲筱绡有别墅不住故意租房子住，就是想在父亲面前营造吃苦耐劳的一面，只要她获得了父亲的赏识，她才有能力与败家哥哥曲连杰争夺财产。
第2集 五人电梯遇难有惊无险
　　安迪驾驶百万豪车现身停车场，曲筱绡惊叹不已，待安迪停车离去，她掏出手机拍摄安迪的座驾。安迪身为一介女流，竟然有能力驾驶几百万的保时捷，曲筱绡认定安迪被人包养。
　　邱莹莹即将与白主管一起上培训课，她对白主管一往情深，为了给白主管一个好印象，她在家中挑选衣服，打算以最美丽的姿态随白主管一起上课。关雎尔向外出归来的胜美提起这件事情，让胜美帮忙为邱莹莹选件像样的衣服，胜美担心白主管玩弄邱莹莹的感情，不赞成邱莹莹主动向白主管示好。白主管是公司的领导，邱莹莹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员工，一般公司都不允许员工们谈恋爱，如果白主管与邱莹莹发生恋情，邱莹莹极有可能成为炮灰被公司辞退。
　　白主管发了一条爱昧短信给邱莹莹，胜美趁着邱莹莹不在场，指使关雎尔删除了白主管发来的短信。
　　次日，邱莹莹听完课返回小区，精神焕发向两个姐妹透露已获得继续与白主管一起听课的机会。胜美为涉世未深的邱莹莹而忧心，始终不赞成邱莹莹与白主管恋爱。
　　曲筱绡返回小区搭乘电梯，进电梯之前向邱莹莹三人提起了安迪。在曲筱绡眼里，安迪靠人包养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正当曲筱绡在邱莹莹三人面前谈论安迪之时，安迪忽然出现在了曲筱绡的身后，曲筱绡回头看到阴沉着脸庞的安迪，索性直言自己确实在说安迪的坏话，认定安迪是小三。
　　几个女人进入电梯准备上楼，电梯在上升过程中忽然出现故障，胜美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物业。物业领班表示会尽快修复电梯。
　　电梯内空间有限，众人提心吊胆，邱莹莹为了缓和气氛，滔滔不绝绝东拉西扯，结果反而令众人愈发恐慌。
　　物业的人终于打开了电梯，瘫坐在电梯内的邱莹莹一行人松了口气，分别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离开电梯。曲筱绡是倒数第二个离开电梯的人，她回头见安迪面色苍白没有挪动身子，心中生起了关怀，询问安迪是否安好。安迪摇了摇头，跟随曲筱绡离开电梯。几个女人在电梯中经历了一次惊心之旅，体验到了生命的可贵，不约而同把彼此视为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姐妹。
　　安迪是华尔街的高级商业精英，她获得知名老总谭宗明的邀请回国，在谭宗明的公司任首席财务执行官。初到公司上任，安迪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公司。
第3集 曲筱绡工作遇到困难 向安迪求救
    曲筱绡到父亲的公司报到，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曲父见曲筱绡一心想创业，于是提议安排曲筱绡跟随王总工作，先做副总熟悉公司各项流程。
    邱莹莹在上班过程中接到白总管吃饭的邀请，她立时兴奋不已与关雎尔QQ聊天，宣布自己即将与白主管吃饭。关雎尔没有为邱莹莹高兴，而是把邱莹莹形容为花痴。邱莹莹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无视关雎尔的挖苦，非常期盼与白主管一起吃饭。
　　当天下班回到家中，邱莹莹与胜美谈天说地，胜美手中握着一个水杯，她故意提起了白主管，称自己手中的水杯如果换成白主管拿，邱莹莹一定会把水杯当成宝贝。邱莹莹的心思确实如胜美所说的一样，她一脸惊讶地把能看穿她心思的胜美视为天人。
　　曲筱绡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曲父思前想后，决定把GI项目交给曲筱绡完成。GI项目非同小可，光是资金运作都需要两百万，曲母得知此事，向曲父提出异议。曲筱绡初出茅庐毫无经商经验，如今一下就获得一项资金运作庞大的项目，曲母认为曲父把公司的事情当成儿戏。曲父其实也担心曲筱绡无法完成项目，因此要求曲筱绡先给出可行性的书面报道，只有曲筱绡构思的方案可行，曲父才会正式把项目交给曲筱绡操作。
　　曲筱绡为了写出可行的项目方案，召集一帮好友帮忙出谋划策，好友们对动辄数百万投资的项目一筹莫展，没人有
  　安迪下班回到欢乐颂小区，与胜美一起出门吃牛排。两个人在餐厅中提起了男女恋爱话题，安迪在网上结识了一个男网友，胜美建议安迪抽空跟男网友见面。安迪为人强势行事小心，担心自己随便见男网友会给人花痴无脑的感觉。
　　晚餐结束，安迪与胜美返回欢乐颂小区，曲筱绡已经等候多时，她打探到安迪是海归商业精英，是谭宗明请回来的商业高手。以安迪的工作经验，完全有能力写一份商业计划方案，曲筱绡把安迪当成了神仙，一番软磨硬泡，终于把安迪请到家中做军师。
　　胜美不赞成安迪为曲筱绡写方案，毕竟曲筱绡以后要独自面对客户，不可能事事都让安迪代劳。安迪赞成胜美的观点，提议只写几个提纲给曲筱绡，细节方面则由曲筱绡自己完成。
　　曲筱绡国外读书不学无术，时间大部份都花在吃喝玩乐。她绞尽脑汁也写不出项目方案，无奈之下上门向安迪求助。
第4集 五人齐聚同吃大闸蟹
    曲筱绡无法写出项目方案，无奈之下上门向安迪求助，为了博取安迪的同情，曲筱绡哭天抹泪提起自己的家庭情况，称自己面临着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夺取家财的风险，如果自己构思不出方案，母亲也有可能被赶出家门。
    安迪见曲筱绡哭得伤心欲绝，心肠一软让曲筱绡回屋拿资料过来写方案，曲筱绡计划成功欢呼雀跃出门离去，邱莹莹下班归来看到了曲筱绡捧着资料进入安迪的房间，她只觉有些不可思议，平时曲筱绡与众人很少在一起相处，如今竟然堂而皇之跑到安迪的家中。仿佛跟安迪是好姐妹一样。
　　直到弄清曲筱绡找安迪是为了写项目方案，邱莹莹才恍然大悟。关雎尔想向安迪吸取工作经验，缠着邱莹莹一起去安迪家中做客，邱莹莹架不住关雎尔软磨硬泡，带其上门向安迪取经。安迪在商海拼搏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知识，有板有眼教曲筱绡写方案。
　　三天时间过去，曲筱绡在安迪的指导下写出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方案，她带上方案回到家中交到父亲手中，父亲扫了一眼方案一脸惊愕，不敢相信她在三天时间就写出方案来。
    安迪下班之前被谭宗明叫住，谭宗明曾经听说过安迪的居住环境很吵，他打算为安迪安排新的居住环境，安迪已经与邱莹莹一行人成了好友，没有再觉得众人很吵。谭宗明见安迪不愿意再搬家，也就不再强人所难，吩咐刘妈送了大闸蟹给安迪。
    安迪带着大闸蟹回家与邱莹莹一行人分享，邱莹莹带回了男友白主管帮忙煮大闸蟹，曲筱绡自以为是帮助邱莹莹试探白主管，想看看白主管是否真心喜爱邱莹莹。胜美一行人对曲筱绡的行为提出质疑，数落曲筱绡自我感觉太好，企图用美色去勾引试探白主管。
　　邱莹莹与白主管恋爱之后开始疑神疑鬼，尤其是白主管约定好了见面，结果因事取消了约会计划，这让邱莹莹忧心忡忡，担心白主管跟别的女人约会。胜美把邱莹莹的状况告诉了安迪，安迪开始怀疑曲筱绡从中作梗，曲筱绡极有可能主动追求白主管，好心办好事想为邱莹莹试探白主管的底细。结果事与愿违，白主管很有可能被曲筱绡迷住了，所以才取消了与邱莹莹约会的计划。
第5集 邱莹莹知晓白主管撒谎 迁怒于曲筱绡
　　邱莹莹与白主管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刚恋爱就产生了矛盾。事情的起因是白主管与曲筱绡走得太近。
    曲筱绡认为白主管是花花公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她自以为是帮助邱莹莹试探白主管，借搬家的机会找白主管帮忙，白主管非常乐意帮助曲筱绡帮家。曲筱绡在搬家过程中拍下众人一起搬家具的情景，故意把相片发送给邱莹莹一行人，邱莹莹收到相片怒不可遏，对曲筱绡恨得直咬牙。曲筱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邱莹莹的敌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帮助邱莹莹。
　　王柏川到上海出差，顺便与胜美取得电话联系，两人曾经一起读过书，王柏川还追过胜美。胜美当初为人心高气傲，看不上相貌平平的王柏川。如今王柏川忽然来上海出差，胜美好面子，她担心自己租房的状况被王柏川得知，于是向几个好姐妹求助。安迪见胜美想在王柏川面前扮成有钱人，欣然同意驾车送胜美跟王柏川吃饭。
　　胜美跟王柏川见了面之后打算去喝咖啡，她让安迪一些人先坐车回家。安迪在驾车过程中接到了一个电话，由于开车不方便拿手机，安迪让邱莹莹帮忙接听电话。来电者是曲筱绡，邱莹莹一时火起在电话中痛骂了曲筱绡一顿，对曲筱绡过份跟白主管亲密而不满。关雎尔担心邱莹莹与曲筱绡闹翻，赶紧出言相劝，邱莹莹从关雎尔的言语中看出了端倪，弄清了众人其实早就知道曲筱绡勾引白主管。一想到只有自己蒙在鼓中，邱莹莹怒气更甚。
　　回到欢乐颂小区之后，邱莹莹怒气冲天找曲筱绡算账，曲筱绡的身材比邱莹莹矮小，两人单挑的话曲筱绡根本不是邱莹莹的对手。在关雎尔的保护下，曲筱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有跟邱莹莹继续对峙。
　　安迪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叫“奇点”的男网友，“奇点”出了猜字谜题考验安迪。安迪头脑灵活破解了“奇点”出的难题，她对从未见过面的“奇点”充满了好奇心，等不及想跟“奇点”见面。
　　关雎尔明知曲筱绡勾引白主管，却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邱莹莹对关雎尔产生了不满，开始冷漠对待关雎尔。胜美还不知道邱莹莹与关雎尔的矛盾，直到邱莹莹说出事情前因后果，胜美才恍然大悟。
……
这个“欢乐颂”，让人想起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一群女妖怪盘踞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因为那只是她们伺机吞噬的对象，或是吃剩下来的骨头和残渣余孽。
不过这也许是对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一个现代诠释。《第九交响乐》的独创在于把合唱引入了交响乐，并且在对于欢乐女神的“欢乐颂”中，达到了高潮。而欢乐女神作为古老异教的死灰复燃，早在十九世纪就预示了二十世纪的吃人悲剧。

谢选骏：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谢选骏：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英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但是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这是为什么呢？

（一）
大西洋奴隶贸易，或称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人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地区的一种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袭击、绑架等手段抓获贩往美洲大陆。这一贸易活动在近代也被称为黑奴贸易，然后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有黑奴的贸易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所以应当在近代的废奴贸易之前，加上“跨大西洋”字样。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者包括（根据规模排序）：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部分贸易者在非洲的海岸拥有前哨，前哨有他们收买的当地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奴隶。在长达约400年的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黑奴贸易中，目前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部分学者得到的数据相对更高，尤其是从非洲得到的。将航运死亡的一千万人计算入内后，非洲人口损失数据可以达到三千万。
1、背景起源
最早开始从非洲贩卖黑奴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据统计，穆斯林阿拉伯帝国时期共抓走1300万黑人做奴隶。
2、新航路的开辟
14世纪-15世纪，随着欧洲各国对抗伊斯兰教的斗争日益炽热，其本身也开始模仿穆斯林的蓄奴恶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财富的渴望需求也愈加强烈。因在欧洲大陆反抗伊斯兰教的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终于冲出欧洲、探寻新航路以突破奥斯曼穆斯林的包围。终于在1492年，收复西班牙半岛的当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赞助下发现了中美洲；而在1519年葡人麦哲伦同奉西班牙王命到达了美洲最南端、菲律宾、好望角并最终回到西班牙完成环球旅行。
3、非洲奴隶制
奴隶制度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部分存在了许多世纪，先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有证据显示有的非洲国家将奴隶贩卖到非洲的其它地区、欧洲和亚洲，早于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历史。非洲奴隶贸易将大量奴隶送往欧洲和穆斯林国家。
起初，葡萄牙人与刚果王国关系良好。内战使得葡萄牙趁虚而入，刚果人被沦为奴隶。大西洋贩奴贸易不是唯一的非洲奴隶贸易，但是确实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历史。正如伊利卡·米柏克龙在《外交世界》所述：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渠道无所不通。跨越了撒哈拉，通过红海，印度洋港口，跨越了大西洋，非洲奴隶至少遭受了10个世纪的奴役（9世纪-19世纪）以造福于穆斯林国家……四百万被奴役人民通过红海出口，另四百万通过斯瓦希里港口到达印度洋”。
根据约翰·K·桑顿的观点，欧洲人常常与非洲国家发生战争，掠夺战俘作为奴隶。有的非洲人从邻近的部落抓奴隶来贩卖。这一行径的备忘录记录在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就贩奴贸易的辩论中：“所有的老作家……赞成战争不单单是为了抓奴隶，而且是由欧洲人煽动的，以支持上述观点。”住在沿尼罗河地区的人们从这些市场中被送到沿海，卖给欧洲人，以换取火枪和其它工业品，如衣服或酒。然而，欧洲人对奴隶的需求在已存的贸易上，开拓了广大的新市场。那些卖到非洲其它地区的奴隶还有希望逃跑，而送上船的人则再无回乡的希望。
4、殖民主义的开始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葡两国走上了殖民之路并从海外获得了巨大财富，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而因此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起，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几乎同时起步，成为新兴殖民国家并希冀超越两位始作俑者。自此，非洲、拉美直至南亚各地，处处都有欧洲“探险家（conquistador）”和“商业公司”的足迹。欧洲国家也常因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纠纷大打出手。为了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财富，早期的殖民掠夺等抢劫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欧洲人开始着手经营殖民地。他们在北美种植园里种植烟草和棉花，在西印度群岛种甘蔗，在中美洲、南美洲开发金、银等矿藏，在印度种植茶树等等。最初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的多数是白人契约工，他们是欧洲各国横渡大西洋而来的贫苦移民，这些人在原居住地与种植园主或海外劳务公司签订契约，到美洲后用几年劳动来偿付为他们垫付的旅费，契约到期后，便成为自由民。因白人契约工大多不适应美洲酷热的天气和繁重的劳动，随着种植园的发展，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欧洲殖民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殖民者最初试图奴役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但并未获得明显收益。直至后来他们发现了黑人的力量远大于印第安人，并且黑人对于热带的疾病有很强的免疫能力，所以在种植园或矿山使用黑人奴隶劳动要比使用白人契约工的分摊成本要便宜的多，又便于管理。于是，三角贸易便自此正式开始，而且逐渐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兴隆起来。
远在大西洋航线开辟前，奴隶制一直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存在了若干个世纪，证据表明很早时起非洲一些国家就在向另一些非洲、欧洲和亚洲国家贩卖奴隶，远在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非洲奴隶制的盛行给欧洲人看到了巨大的奴隶来源。
5、殖民主义与美洲奴隶制
不光是在西非沿岸，在美洲，欧洲人也开始探索新商业机会。1492年，通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索，欧洲基督教国家首先得知美洲。然而，在与非洲接触的第一个世纪中，当地居民对欧洲人的入侵极力反抗，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定居者与一些当地美州人联合，与其它部落竞争，控制了较大岛屿。有些族群，例如加勒比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人、委内瑞拉岛的卡利娜人和阿拉瓦克人成功反击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基地。他们的土著小船更小、更适合在海岛中间穿梭，他们成功打退了西班牙船只。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也开始在无人居住的大西洋荒岛定居，如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由于没有奴隶可卖，出口货物成为主要的产业。
6、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
大西洋贩奴贸易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大西洋系统。
第一大西洋系统主要是奴役非洲人，将他们送到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它只占大西洋总贸易的3%多一点。贸易开始于1502年左右，持续到1580年，此时葡萄牙暂时与西班牙联合。当葡萄牙直接参与贩奴贸易时，西班牙帝国依赖座位系统，为商人提供执照，方便他们为自己的殖民地贩奴。在第一大西洋系统中，大多数贩子是葡萄牙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贩奴贸易。有的荷兰、英国、法国商贩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联合之后，葡萄牙受制于西班牙法系，被禁止直接参与贩奴贸易，被迫将大量的市场份额输给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第二大西洋系统是奴役非洲人，主要是由英国、葡萄牙、法国和荷兰奴隶贩子组成。主要地点是加勒比殖民地和巴西，欧洲国家在那里建立起以蓄奴为主的新世界经济殖民地。在1450年到1600年间，约有3%多一些的奴役人口从非洲送走，在十七世纪则为16%。
据估算，在十八世纪中，约有半数被奴役人口被贩卖，不列颠、葡萄牙、法国成为主要的奴隶贩子，在送出非洲的奴隶中占9/10。到了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成为从西非贩卖奴隶最大的贩子。他们在十八世纪保持着这个地位，成为跨大西洋最大的奴隶运输队。
7、三角贸易
三角贸易是其在贸易进行中采取了形状呈三角形航线而得名。殖民者在长期贩卖黑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制度”。这种“三角航程”指的是：最先贩奴船满载着购买奴隶用的枪枝弹药和消费品，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仅需一次便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
约翰·K·桑顿指出：欧洲奴隶贩子通常是从进行当地战争的非洲贵族手中买到奴隶，也有一些非洲黑人成了专事捕捉相邻部落的人口用于赚钱的商人。尼格河流域的人就这样从内地的市场辗转到了海边，再出售给欧洲人用以交换火枪（1540-1606年间是火绳枪，之后是燧发枪）以及其它工业品，如布匹和酒精。不过欧洲人的大量需求使得原有的市场大大扩大了。
8、劳工与奴隶制
由于欧洲殖民者希望剥削新大陆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产利益，导致了劳工短缺，成为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市场需求原因之一。美洲原著居民首先被欧洲人奴役，但由于苦役和旧世界传来的疾病，他们大多死亡。另一种劳工来源如契约劳工，则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很多作物无法在当地变卖获利，而从新大陆向欧洲出口的奴隶农作物常常比在欧洲大陆的自由生产更为划算。这产生了大量奴隶劳工的需求，种植园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来种植、收获、处理热带作物。西非的一部分甚至被称为“奴隶海岸”，以及蔓延到了中非，成为满足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持续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廉价的土地和大量寻求工人的地主存在，自由的欧洲移民在短暂的劳动过后就可以成为地主，因此产生了对劳工的需求。
万恶的奴隶主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将对奴役劳动力的使用归咎于气候，其实，奴隶劳工给他带来的闲暇享受才是原因：“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中，要是有人伺候就没人会干活。这是千真万确的，有奴隶的人从来就没干过活。”
9、黑人所参与的黑奴贸易活动
非洲黑人在贩奴贸易中直接扮演了相应角色，他们将战俘或囚犯卖给欧洲人当奴隶。被出售的战俘或囚犯常常来自发生摩擦的其它部落。这些奴隶被认为是“外人”，而不是本族人或是“部落自己人”；非洲国王也不对他们负责。有时，囚犯被出售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当地继续行凶作乱。剩余的奴隶大多来自诱拐，或是被欧洲人扫荡而得。但是，有些非洲国王拒绝出售他们的俘虏或是囚犯。奥波博国王贾贾曾经是个奴隶，他完全拒绝与奴隶主做交易。然而，阿里克·沙哈达注意到由于欧洲对奴隶的商业需求，导致俘虏敌人不再是战争的结果，而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
10、黑奴贸易中欧洲白人所参与的活动
虽然欧洲白人成为奴隶的大买主，但是他们害怕热带疾病，担心反抗，很少深入非洲内陆。奴隶多被送到海岸港口以换取货物。在非洲国家进行扩展的战争中，奴隶成为主要的副产品，有时他们故意支持赞助这项活动来换取利润。在国家快速发展时期，在阿散蒂王国和达荷美王国，奴隶制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被欧洲尽情剥削：正如萨拉女王向葡萄牙法庭的申诉所揭示的，这一系统“要么卖给欧洲人，或被卖给欧洲人”。在非洲，囚犯的惩罚是被奴役，当奴隶制变得有利可图时，这一刑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多数国家没有监狱系统，囚犯大多被卖入当地市场成为奴隶。
1778年，托马斯·基钦估算欧洲人每年将52,000名奴隶送往加勒比海，法国人将大多数非洲人送往法属西印度地区（每年13,000人）。在刚果内战爆发之际，大西洋贩奴贸易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中达到最高峰，此时，沿尼日尔河居住的伊博族小国之间发生战争，土匪则趁火打劫。而奴隶供给剩余的其它原因是由于国家扩张，如达荷美王国、奥约帝国、和阿散蒂王国。
在大西洋贩奴贸易结束后，欧洲的主要征服、扫荡、和奴役活动也随即告终。一个例外是对恩东戈的征服——即现在的安哥拉。在恩东戈亡国后，奴隶、勇士、自由人和贵族都被葡萄牙征服者扫荡，掠为奴隶。
11、非洲奴隶制与新世界的对比
非洲与新世界的奴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非洲奴隶制不是继承性的，就是说，奴隶的孩子是自由人。然而，在美洲，只要母亲是奴隶的，孩子都是奴隶。这与其它特色是有关联的：西非奴隶制并非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所特有，而欧洲殖民地则不同。但是存在特例，如索马里奴隶制中，班图人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非洲，奴隶的待遇也与美洲的不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达荷美国王一次性杀死数以千记的奴隶用于祭祀，喀麦隆也会杀死奴隶用作牺牲。另一方面，奴隶常常受到家庭成员般的待遇，“领养儿童”有许多权利，包括未经主人允许娶嫁。苏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写道：
“我认为，非洲奴隶对比自由人为3:1。除了获得食物与衣物以外，他们只是辛苦劳作，主人依据心情好坏对他们仁慈或苛刻……内陆来的奴隶可以分为两个独特阶层：第一种是生来为奴，由被奴役的母亲所生；第二种，是生来自由，但在日后出于种种原因而被奴役。第一种的数量最多……”
在美洲，奴隶们无法自由娶嫁，主人基本上不将其视为家庭成员。叛乱或行凶的奴隶会被处决，但新世界殖民者不会因祭祀而牺牲奴隶。新世界奴隶十分有用，照顾和维持都相对昂贵，但是依然属于主人的财产。
12、奴隶市场的地区参与
欧洲人买卖奴隶、向西半球运输的主要地区有八个。被奴役人口卖入新大陆的数量因买卖的不同而不同。就贩奴活动的分布来看，有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加兴盛。在1650年到1900年间，约有1024万非洲奴隶从这些地区离岸，前往美洲：
塞内冈比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4.8%
几内亚上部（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塞拉利昂）：4.1%

胡椒海岸（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1.8%
英属黄金海岸（加纳和科特迪瓦东部）：10.4%
贝宁湾（多哥、贝宁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以东的尼日利亚）：20.2%
邦尼湾（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加蓬）：14.6%
非洲中西部（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39.4%
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4.7%
达荷美国王哥祖迫于不列颠的压力终止了黑奴贸易。
在1502到1853年间，当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废除跨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国家时，非洲有超过173个城邦国受到影响。在这173个国家中，不到68个国家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来称雄四方。今天，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有前殖民地历史，有时非洲帝国必须和欧洲奴隶贩子列席来做交易。
（二）
1、种族
在送往美洲的奴隶中，种族与贩奴所在地区密切相关。超过45个不同种族被带入美洲。在这45个种族中，有10个种族受害最深，地方黑奴档案如下。
1.刚果和安哥拉的刚果人
2.几内亚上部的曼登人
3.多哥、加纳、贝宁说吉布语的人
4.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阿坎族人
5.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沃洛夫人
6.尼日利亚东南的伊博族人
7.安哥拉的姆邦杜人
8.尼日利亚西南的约鲁巴人
9.喀麦隆的昌巴人
10.莫桑比克的马夸人
2、人员伤亡
跨大西洋贩奴贸易导致非洲奴隶大量的伤亡，数量至今依然不明。大约120万到240万非洲人在送往新大陆的旅途中死亡。奴隶在到达目的地后也出现大量伤亡情况。奴隶在被买卖的过程中死亡人数一直是个谜，但是可能大于幸存的人数。上述的数字没有包括新大陆黑奴因劳动、暴乱、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贩奴贸易野蛮的本质对个人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数据显示在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中，人数最多为1100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数字为1500万人，近年的修正将数据调低。根据帕特里克·曼宁的估算，在16-19世纪期间，约有1200万奴隶进入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但有150万人死在船上。约有1050万奴隶到达美洲。除了这些死在途中的奴隶，许多非洲人死于扫荡以及前往港口的跋涉途中。曼宁估算约有400万人死在非洲境内，很多人年纪尚轻。曼宁的估算涵盖了1200万前往美洲的奴隶，以及600万送往亚洲市场的奴隶，800万送往非洲市场的奴隶。
3、冲突
基马尼·尼胡斯博士称，欧洲奴隶贩子改变了非洲社会对侵略的反应。之前，罪犯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但如今刑罚成为奴役，并将犯罪者卖给奴隶贩子。根据大卫·斯坦纳德的《美国大屠杀》所述，50%的死亡出现在非洲当地内战，后者则制造了大量奴隶。这不但包括死于战乱的人，而且包括从内地向港口跋涉而死的人。在战争中奴役敌人或者村民，这在非洲西部和中西部极为流行，虽然战争起初并不会制造奴隶。贩卖奴隶主要是部落或国家战争的副产品，以便在胜利后扫除异议者，或是为进一步战斗筹款。然而，有的非洲群体特别偏好奴役的残忍，例如奥约帝国、贝宁、伊加拉、克尔白、阿散蒂王国、达荷美、阿罗、和邦加拉军阀。
在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件中，刚果曼尼（国王）阿方索一世写道，葡萄牙商贩的涌入，是贩卖黑人贸易的缘由。他要求葡萄牙国王停止派遣商人，改为转派传教士。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贩子们每天都在拐卖我们的人——这个国家的孩子，贵族诸侯的孩子、甚至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腐败和堕落广为散布，以至于整片土地都荒无人烟。我们的王国只需要祭司、教师，除非是为群众提供酒和面粉，否者我们不需要商人。我们希望王国不再是奴隶贩卖或运输的地点了。”我们的很多臣民贪求葡萄牙商贩带进国门的商品。为了满足这种异常的胃口，他们抓走了很多原本自由的黑人同胞……贩卖他们。在之后他们把这些囚犯秘密地或趁着天黑带到海岸……一旦俘虏落入白人的手中，就会被烧红的铁烙上印记。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刚果已经出现奴隶制。阿方索一世认为奴隶制应当遵守刚果法律。当他发觉葡萄牙人非法奴役他人，拐卖人口时，他于1526年致信若昂三世，要求他终止这一暴行。
达荷美国王将战俘卖入跨大西洋贸易中，否则战俘就会在年度祭祀仪式上成为牺牲品。达荷美是西非主要的奴隶国家之一，与邻邦交恶极深。和东面的班巴拉帝国一样，卡索王国的经济也依赖奴隶贸易。家族地位的象征是拥有奴隶的数目，导致许多战争因掠夺奴隶而爆发。贸易使得卡索与非洲西海岸的欧洲人往来密切，特别是与法国人来往甚多。
在16-17世纪中，贝宁因与欧洲贩奴而获利甚多；内陆敌国的奴隶被拿来贩卖，用荷兰或葡萄牙的船只送往美洲。贝宁湾很快成为了“奴隶海岸”。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达荷美国王哥祖这样说：贩奴贸易是我的治国之策。这是财富的来源和荣耀……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就说敌人已经被打倒，成为奴隶了……
1807年，不列颠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贩奴贸易。邦尼国王（现今为尼日利亚）对此感到惊恐：我们认为这一贸易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神谕和祭司的裁定。他们说虽然贵国十分伟大，但是神明自己规定的贸易是不可以被阻止的。
4、运送
在西非各港口，殖民者用木枷和锁链锁住被剥去了衣服的奴隶，供奴隶贩子像挑选牲口一样挑选。被选中的奴隶接着被火红的烙铁在身体上烙上标志表明隶属，然后装上贩奴船。贩奴船的舱板之间的高度最低的不到半米，奴隶们只能席“地”而坐。奴隶贩子为了多赚钱，总是超额一倍，甚至更多倍载运奴隶，把奴隶塞进船舱，使他们像“汤匙”一样卷曲着身体，人挨人地挤在一块。由于船舱拥挤、潮湿，空气污浊，经常出现传染病。患传染病的奴隶往往被投入海里，活活淹死。1874年“戎号”贩奴船一次就把132个患病的奴隶抛入大海。如果航行途中遇到风暴等恶劣天气，延误航期，致使船上淡水、食物不够时，奴隶贩子也会把部分奴隶抛入大海。
5、竞争
奴役非洲人，卖入跨大西洋的贸易活动源自十五世纪葡萄牙水手对西非沿岸的探索。在此之前，北非巴巴里海盗曾袭击葡萄牙口岸和船队，对沿岸村庄进行烧杀掳掠，葡萄牙人则前往非洲奴隶市场赎回自己人。新大陆最先奴役非洲人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他们将奴隶用作探险的支持，以及岛屿，如古巴岛或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当地人口锐减使得首部皇家保护法令出台（布尔戈斯法案，1512–1513）。第一位黑奴在1501年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1545年左右，当葡萄牙人成功地在巴西北部建立起糖料种植园（engenhos）后，葡萄牙商人开始在北非沿岸搜罗奴隶，卖到种植园。起初，种植园主几乎全部依靠当地的图帕尼人作为单一劳动力，但是由于流行病对早已支离破碎的图帕尼社会带来了灭顶之灾，在1570年后葡萄牙人开始进口非洲人。到了1630年，非洲人取代图帕尼人成为巴西糖料种植园上的最大劳动力。这使得欧洲中世纪传统家奴制得以告终，而巴西收到了非洲黑奴最多，糖料种植和加工业导致84%的非洲人被送往新大陆。
当不列颠成为最大的海上霸主，盘踞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后，他们成了最大的奴隶贩子。起初，贸易是由皇家非洲公司垄断运作，总部设在伦敦。但是，公司在1689年失去垄断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贩子则更加积极。到了十七世纪末，驶离利物浦的船只中有1/4是奴隶船。曼彻斯特城的财富，以及周边郡县都是在十八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而十九世纪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奴隶采棉和纺织工业的基础之上。其它不列颠城市也从中获利。伯明翰成为当时不列颠最大的枪支制造地，为交易提供武器。种植园75%的糖料被送往伦敦，在获取暴利的咖啡店里被一饮而下。
6、新大陆目的地
1502年，第一位黑奴来到新大陆伊斯帕尼奥拉岛（现为海蒂及多米尼加）。1513年，四个奴隶第一次到达古巴。1518年，4000个奴隶第一次被送到牙买加。1526年，奴隶开始被送到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1526年1月，当西班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敦开设殖民地时，第一个非洲奴隶上岸了，该地日后成为了美国的基础。到了11月，300名西班牙殖民者只剩下了100名，奴隶人数从100个减到70个。因为奴隶发生暴乱，加入了临近的部落，而西班牙人则干脆放弃了殖民地。哥伦比亚在1533年迎来了第一个奴隶。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佛罗里达分别在1541年、1563年和1581年开始了奴隶贸易。
十七世纪船运能力大增，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英国位于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詹姆斯镇。第一个被捕的非洲人被用作契约劳工，在服役七年后获释。传统奴隶制在1656年写入弗吉尼亚法律，殖民地在1662年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em 政策，即奴隶妇女生下的孩子都是奴隶，父亲是谁无关紧要。1651年，爱尔兰移民将奴隶带到蒙塞拉特岛，1655年，奴隶被带入伯利兹。
1802年，俄国殖民者注意到“波士顿”（美属）船只在阿拉斯加东南用奴隶换取特林吉特人的水獭皮。

（三）
奴隶制经济学：
新大陆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工上的。70%的被奴役劳工被送往新大陆被迫种植糖，这是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其余的则种植咖啡、棉花和香烟，有时则从事采矿。欧洲势力西印度殖民地都是最重要的财富，以至于他们在保护财产上走了极端。例如，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同意放弃新法兰西的大片土地（现在的东加拿大）来保留瓜德普罗小小的安替列群岛。
十八世纪法国种植园对投资者的回报约为6%；对比国内其它收入的5%来说，这高出了20%的利润。对于个人出海来说，航海风险和商业都十分重要。投资者通过在同一时间分散购买许多船只的小份额来缓和风险。这样，他们将风险稀释掉了。在航程中，船的股份可以自由买卖。
在1800年，最有价值的西印度殖民地当属联合王国。在进入糖殖民地生意之后，不列颠海上霸权和对主要岛屿的控制，如牙买加、特立尼达拉岛、背风群岛、巴巴多斯英属圭亚那都使得英国较之竞争对手大为领先；大多数英国人没有获利，少数人获得小部分财富。1791年奴隶叛乱，1793年以自由为名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反对英国的革命使得法国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圣多米尼克（现西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英国的优势更加显现了。在1791年前，不列颠糖产业必须加以保护才能与相对便宜的法国糖竞争。
在1791年之后，不列颠属岛屿出产的糖最多，不列颠人很快成为最大的消费者。西印度糖成为印度茶必备的添加物。据估算，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时期，不列颠经济中每12英镑中就有1英镑来自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种植园的贡献。
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认为奴隶贸易开始于十六世纪，虽然欧洲与非洲在技术上差距甚大，但是这不是本质问题。两个大陆都在使用铁器时代的技术。欧洲最大的优势是造船业。在蓄奴期间，欧洲与美洲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而非洲人口增长则停滞不前。罗德尼认为蓄奴所获得的利润为欧洲和美洲的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根据艾瑞克·威廉姆斯早些时候的理论，他认为工业革命至少在某些地方从美洲农业那里获益。他引述了各项发明，如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就得到了加勒比种植园主的赞助。
其它历史学家对罗德尼的方法论和精准性大加攻击。约瑟夫·C·米勒认为社会变革与人口增长停止（他对非洲中西部进行了研究）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有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反事实论点，假设如果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没有出现时，非洲的人口增长会怎样。帕特里克·曼宁认为奴隶贸易没有对非洲人口和社会制度造成重大影响，反而饥荒或干旱的影响比较大。
没有学者否认奴隶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对非洲社会的贸易则争议颇多，这是由于许多产品被买进了非洲。贩奴贸易的支持者，如阿奇博尔德·大佐认为非洲社会很粗野，贸易对它没什么影响。十九世纪欧洲废奴主义者，特别是戴维·利文斯通博士对此反驳，认为孱弱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因贸易因此备受打击。
虽然奴隶制对非洲经济的负面影响铁证如山，特别是人口锐减的恶果，有的非洲统治者还是将自己的臣民卖给欧洲奴隶贩子，从中牟利。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以外，沿海非洲统治者“基本上控制着口岸的出入权力，有能力阻止对其臣民和普通民众的直接奴役。”因此，非洲学者约翰·桑顿称非洲统治者允许黑奴贸易继续下去，是因为他们能与欧洲人的贸易中获利。例如，贝宁王国在1715-1735年间自愿参与黑奴贸易，令荷兰贩子颇为惊诧，感到受宠若惊。
虽然许多世纪以来，贝宁都拒绝参与贩奴，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它再次敞开大门。这些利益包括军事技术（特别是枪支和火药）、黄金、或是干脆与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贩奴成为一些非洲权贵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估算，在1770年前后，达荷美国王向欧洲奴隶贩子出售战俘和奴隶，每年可以获得约250,000英镑。
桑顿和费奇都认为非洲权贵都是黑奴贸易的最终获益人，权衡不参与贸易的损失后，他们决心一搏。在费奇的文章《西非历史中的奴隶制和贩奴贸易》中，他注意到西非人除了出售奴隶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巩固国家政治、动员经济的有效劳手段。”
1、对不列颠经济的影响
历史学家艾瑞克·威廉姆斯在1944年说到，不列颠从殖民地糖园或贩奴贸易中获取暴利，成为支持工业革命的主要财务来源。同样，他说在1833年废奴时，奴隶制在经济上不再有利，不列颠遂即抛弃了它。（谢选骏指出：因为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开始了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
在学术界中，这种“威廉姆斯理论”遭到了其它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谢选骏指出：这些不懂英国是个商贩国家，见利忘义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英国还没有停止贩奴，就开始贩卖鸦片，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沦为毒贩集团。）
大卫·理查德德总结贩奴贸易占不列颠国内投资不到1%。经济史学家史坦利·恩格曼发现即便不排除贩奴贸易的相关成本（如运输成本、奴隶人口死亡、不列颠人口死亡、防御成本）或利润再投资，在工业革命期间西印度贩奴贸易总利润占不列颠经济不到5%。恩格曼的5%指数不单单将不列颠贩奴贸易相关成本进行列举，而且它假设充分就业，将贩奴毛利润算入不列颠全国收入的贡献当中。在威廉姆斯出书前，历史学家理查德德·裴瑞斯在文章中分析从西印度种植园所获利润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影响，认为对西印度投资为工业带来巨大利润发生在《解放奴隶宣言》之后，而不是之前。（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护短之言。）
西莫·德雷舍尔和罗伯特·安思提认为贩奴贸易直到叫停时依然有利可图，废奴的主要动力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他们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奴隶制依然有利可图，因为农业进步了。（谢选骏指出：这些人显然不懂：跷跷板原理。正因为有利可图，才有人极力维护。同样，“废奴的道德”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没法从英国捞到便宜的犹太人流亡者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恨很有声地说：“将非洲变成商业性黑皮肤狩猎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他认为贩奴贸易时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非资本主义式”的财富积累先于，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做了财务铺垫。
2、人口统计学
贩奴贸易对人口的影响颇富争议。
瓦尔特·罗德尼认为人口大量出口是一场灾难，给非洲带来了永久性的打击，导致整片大陆无法摆脱贫困。他指出非洲人口在这一期间没有增长，而同时期的亚欧两州人口则飞速增长。罗德尼称，经济的其它分支受到打击，大商贩抛弃了传统行业，改行抓奴隶，底层民众则被奴役。（谢选骏指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完全没有提及为何非洲国家乐意出卖自己的人口。）
其它人挑战了这一观点。J·D·费奇对大陆整体进行了相关对比。大卫·艾尔提斯对比了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数量比率。在十九世纪，有超过5000万欧洲人前往美洲，比起非洲人来说高出很多。
其它学者指责罗德尼错误地将非洲与欧洲的贸易归类。他们称非洲人，特别是非洲权贵故意巴结欧洲奴隶贩子，欢迎他们加入早已存在的黑奴贸易。
约瑟夫·E·印度尼西亚柯尔认为，地方历史显示这一事件依然毒害着当地人民。他认为非洲当时的经济模型与欧洲的截然不同，无法承受如此大的人口损失。某些区域的人口损失造成了广泛问题。所以当贩奴贸易被废止后，非洲人口立即飞速攀升，甚至没等现代医学到来就有了大幅增长。
欧文·阿里克·沙哈达也称贩奴贸易不但造成总人口的锐减，而且对居住方式、流行病、繁衍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3、种族主义
毛拉纳·卡伦加博士称奴隶制的结果是“对人类道德恶魔般的毁灭，包括向世界重新定义非洲人，毒害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关系，让我们单单从这种刻板印象中知悉，由此毁坏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他说这是对文化、语言、宗教和人类的空前破坏。
沃尔特·罗德尼称：“最重要的是美洲奴隶制度最终促成了种族偏见，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灭绝了非洲文学和对欧洲内部的联系。新世界奴隶制充分证明种植园社会是现代种族歧视。主人对黑奴的蔑视和恐惧可以用宗教、科学和哲学词汇形容，成为欧洲人甚至是非洲人的固有观点，并代代相传。虽然，种族主义哲学在贩奴贸易前后都有出现，在白人奴役黑人的四个世纪中，形成了种族主义和肤色歧视，不但产生了个人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主义在整个社会泛滥，以至于久而不闻其臭。用生物学支持人类种族多样性从来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科学家和普通人相同的意见植根于现实，欧洲人已经成功地将非洲人贬低为畜生等级了。”
沃尔特·罗德尼称：“在鼓励种族偏见和意识形态上，有多种角度来细细看待奴隶制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美国。简单的事实是，若是不编造高人一等的套子出来，没有人可以奴役他人四个世纪，当人们的肤色和其它特征截然不同时，偏见不可避免地推出了种族主义的形式。”
艾力克·威廉姆斯指出，“总把种族扭曲归结于经济现象。奴隶制度不是因种族主义而生，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例如，非洲黑人从契约劳工降至奴隶身份，失去自由的过程，是渐变的。在弗吉尼亚早期历史上没有涉及奴隶制的法规。但是，在1640年，当约翰·彭琦试图逃避契约时，弗吉尼亚法院将他判为奴役。
1654年，黑人契约劳工约翰·凯瑟成为民事案件中第一个被认定为奴隶的人。他向官方举报自己的雇主安东尼·约翰逊，称后者在契约期满时依然不放他走。邻居罗伯特·帕克告诉约翰逊如果不放凯瑟走的话，自己就出庭作证；根据当地法律，如果约翰逊输掉官司，就可能他失去土地。在逼迫下，约翰逊释放了凯瑟，后者则与帕克签订了七年的契约合同。约翰逊感到被骗，指控帕克，要夺回凯瑟。北安普敦郡法庭判决约翰逊胜诉，认定帕克非法占有凯瑟，他的主人合法地“终身”将其占有。
由于非裔生来并非英国臣民，他们通常被英国习惯法认为是外来人种。伊莉萨白·凯·格林斯蒂德是个混血妇女，1656年她向弗吉尼亚法院上诉，通过举证自己是英国自由人托马斯·凯的女儿，成功赢得自己和儿子的自由。她同时也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的律师、儿子的父亲也是英国臣民，这也帮助了案件的审理。
在伊莉萨白·凯和类似案件后，弗吉尼亚州于1662年颁布法律，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um 的政策，即母亲为奴的，无论父亲身份如何，孩子也为奴。这是对习惯法的叛逆，因为习惯法认定孩子继承父亲的身份地位。这改变了奴隶主和被奴役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得自由白人男子无需为混血儿们负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混血儿和异族通婚的公开丑闻有所限制。
弗吉尼亚1705年奴隶法进一步将奴隶定义为来自非天主教国家的人，以及被其它美洲原著人卖给殖民者或被欧洲人扫荡得来的美洲原住居民。这就为奴役非欧外来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
1735年，佐治亚董事会颁布法律，禁止在新殖民地蓄奴，在1733年就已经鼓励让“有价值的穷人”和被迫害的欧洲新教徒能争取新生。奴隶制在其它十二个英属殖民地都是合法的，临近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特色是大量蓄奴。佐治亚董事会想要消除奴隶起义的后患，使得佐治亚可以更好地防御南部的西班牙，后者对潜逃的奴隶给予自由。詹姆斯·爱德华·奥格尔索普是殖民地背后的驱动力，是唯一常住佐治亚的董事。他同时用道德和实用的观点来反对奴隶制，为废奴主义积极辩护，驳斥疯狂的卡罗来纳奴隶贩子和地产投机者。但是他这么干的目的，显然不是道德考虑，而是政治估算。
苏格兰高地新教徒定居在佐治亚达里恩，他们在1739年《新因弗内斯居民请愿书》中加入了废奴道义辩词，在当时实属罕见。到了1750年，佐治亚在全州认可奴隶制，这是由于英国在十八世纪早期经济好转，契约劳工人数不足所致。
在绝大多数英国殖民时期，奴隶存在于所有殖民地。北方的奴隶主要从事家仆、工匠、劳工、手艺人，很多人居住在城市里。南方则依靠农业经济，奴隶数量和比重明显大得多，这是经济作物是劳动密集型所致。早期，南方奴隶主要从事农业，在农场或种植园上种植靛蓝、大米、烟草；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棉花成了主要农作物。轧棉机的发明使得短纤维棉花大量种植，导致南方腹地成为棉花王国。烟草和大米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南卡罗来纳在1720年约有65%的人口是奴隶。种植园主（历史学家定义为拥有20名奴隶以上的人）用奴隶来种植经济作物。他们也在大农场或南方城市里做手工业。未开垦地区主要是农民，十八世纪后的大批定居者，前往阿帕拉契亚山脉或偏远地区，他们很少拥有奴隶。
有的英属殖民地担心新进口的非裔会暴动，试图废止国际贩奴贸易。涉及此类内容的弗吉尼亚法案被英国枢密院否决。罗得岛在1774年禁止进口奴隶。到了1786年，除佐治亚以外的所有殖民地都禁止或限制从非洲进口奴隶。佐治亚在1798年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有的法案之后被否决。
总计有约600,000名奴隶被送进十三个殖民地，从非洲运往美洲的1200万奴隶中美国占了5%。非洲奴隶绝大多数被送往加勒比海和巴西的蔗园殖民地。由于奴隶寿命较短，不得不持续补充数目。美国奴隶的寿命较长，使得奴隶人口数目开始增长；这导致奴隶人数大幅度膨胀，在1860普查时达到400万人。从1770到1860年，北美奴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欧洲各国都快，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四）美国革命中的奴隶制因素
不列颠岛从来没有承认过奴隶制的合法地位。1772年，皇家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决议使得习惯法中奴隶制无法执行，但是决议无法限制大西洋贩奴贸易，也无法应用在殖民地上。绝大多数奴隶都居住在殖民地里。一系列废奴案例递交给了英国法院。许多逃亡奴隶希望前往英国以获得自由。奴隶们相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着他们，反对奴隶主，导致独立战争前的紧张关系；许多殖民地奴隶主担心反对国王会导致英国刺激奴隶暴动。
1775年早期，弗吉尼亚皇家总督邓穆尔伯爵给达特茅斯伯爵致信，称自己愿意释放奴隶来平息叛乱。
1775年11月7日，邓穆尔伯爵发布戒严令《邓穆尔伯爵公告》，称所有效忠皇家、离开奴隶主、加入英国皇家军队的奴隶都会被给予自由。这比林肯的解放黑奴，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起义的奴隶约有1500名服从公告；绝大多数人死于疾病，无法参战。只有300名成功抵达英国，获得自由。
北方诸州在革命年代倾向于废奴。佛蒙特州1777宪法废止奴隶制，将年过21岁的男子和年过18岁的女子定为自由人。宾夕法尼亚州在1780通过了《废奴渐进法案》，宣布所有儿童在该法案颁布后获得自由。马萨诸塞藉助1783年夸克·沃克案件在全州立即废奴。作为对英国为叛逃奴隶提供自由的响应，当英军控制某一区域时，独立军中奴隶主治下数以千计的奴隶试图加入英军。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将近25,000名奴隶（奴役总人口的30%）逃跑、迁徙或死于战乱。在整个南方，奴隶人数锐减，很多逃逸。奴隶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逃逸，参加占领纽约的英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英军从沿海主要城市疏散了20,000名自由人，将超过3,000转移至新斯科舍，其它人送往加勒比群岛和英国。英国人也将保皇派奴隶与这些自由人一道遣送。例如，超过5,000名保皇派奴隶在1782年从萨瓦娜送到牙买加和圣奥古斯都。同样，超过半数的保皇派黑奴离开了查尔斯顿，来到西印度和佛罗里达。
在革命年代，所有参加独立运动的殖民地都禁止或暂停国际贩奴贸易。但是这主要是处于策略因素，所以许多州日后又重新贩奴。
英国这个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这不是出于抽象的正义感，而是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都是出于政治考虑。林肯本人十分歧视黑人，但这不妨碍他大打黑奴解放牌，英国本土不能蓄奴，所以它可以在贩奴的同时宣布解放敌人的黑奴。
这就是可以和“奴隶制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奴隶制政治学”。

谢选骏：靠国库养活的政党

谢选骏：靠国库养活的政党
2016年9月23日新闻报道说，“蔡英文出狠招，国民党随时关门大吉”：
蔡英文上任后成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昨天首度出狠招，命令永丰银行，冻结国民党一个重要账户，即日起只准存入，不准提领或汇出；另国民党已经开出的十张永丰银行为发票人、台湾银行为付款人的支票，总金额5亿2000万元，除一张已经兑现，并分别存入近两百个薪资账户外，其余九张，台湾银行也全部不得兑现。等于国民党已经开立支票准备按月给付党工的薪水4亿6800万元也全部被冻结，领不出来了。
冻结的原因是，不当党产委员会认定国民党在永丰银行这个账户里的钱大部分属于不当党产，为了确保将来可以把这些钱收归国有，因此先予冻结，不准提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已经面临“随时可能倒店”的危机。
党产会21日举行记者会，主委顾立雄表示，国民党永丰行银的账户属于正当党产的有6亿多元，不当党产收入推估达19亿多，但账户支出总额达23亿多元，远超过正当党产金额，因此上月提领的5亿2000万元，来源应属不当党产。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愤怒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一笔是不法的党产，不当党产委员会是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而且开立的本票视同现金，银行有必要支付，如果银行随不当党产委员会起舞，国民党不排除提告，控告银行违反“金融票据法”。她强调，雇主对于员工薪水的支付、退休金结算等，都是法定义务，而今法定义务的支出都被执政当局如此追杀，证明该委员会企图要消灭国民党。国民党除了进行各种司法诉讼，也不排除采取任何抗争行动。
   
国民党秘书长莫天虎表示，国民党现有账户内的钱已剩不多，还是会去轧票，如果确定无法提领，现金不足当然薪水立刻付不出来，水电费也会付不出来。
   
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刘汉廷表示，不当党产委员会把国民党现金冻结，让党资金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就会枯竭，“随时可能倒店”；该委员会用法律与财务的方式让国民党消失，已近实质违宪程度，呼吁大法官尽速处理国民党声请的释宪案，让党产可紧急暂停处分。
……
台湾两党互相撕咬，却再次凸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事情：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靠国库养活的政党”。如果没有这一“党国体制”的脐带输血，国民党就无法存活。
作为“靠国库养活的政党”，国民党也许不如共产党来得彻底，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因为国民党就是半个共产党、半吊子共产党。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可能一夜倒台：因为一旦切断了“党库通国库”的吸血鬼纽带，共产党马上就会无疾而终、树倒猢狲散。那时，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事情就会在中国上演。
问题明明白白：中国共产党不是会不会垮台，而是什么时候垮台。
答案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就是切断了“党库通国库”的吸血纽带的时候。
什么时候，共产党不能从事非法活动了，他们窃取的政权就会回到选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