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美国独立为何强化了奴隶制度

美国独立强化了奴隶制度：历史学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隶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当地的农业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减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时肯塔基和田纳西，但是到了1810年后，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成为接受奴隶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和田纳西开始出口奴隶。
到了1815年，国内贩奴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主要经济活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废奴为止。在1830-1840年间，将近250,000名奴隶被送过州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超过193,000名奴隶被运送，历史学家估算将近有100万名奴隶被强制移民，经过了这个新中间通道。到了1860年，美国奴隶人口已经逼近400万人。1860年，在15个蓄奴州的1,515,605个自由家庭中，将近有400,000个家庭拥有奴隶(近1/4，或25%)，这占全美家庭的8%。
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反而强化了奴隶制度？
这说明了人性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体现为所谓的“双重标准”：我要民主自由，但不是给为了你。
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类受到了“两个律”的束缚，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了。
（一）
美国宪法于1787年完成，包括对奴隶制的讨论。其第一条第九款规定“现有任何一州认为应予接纳的人员移居或入境时，国会在1808年以前不得加以禁止；但对入境者可征收每人不超过10美元的税金或关税。”。第五条规定“在1808年前所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之第一、第四两项”。通过阻止联邦在二十年间废奴，第五条成功地将时间拖延至1808，给予美国各州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一时间中，南方各州的种植园主进口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比之前的殖民地历史中的任何二十年都多。
为了保护奴隶制，代表们通过了第四条第二款，即“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兵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不得根据逃往州的任何法律或规章解除该兵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的当事人的要求，将其交出。”
在与弗吉尼亚詹姆斯·麦迪逊的商讨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各州人口数目指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它人口的3/5”，成为美国官方人口计数，以为众议院指定人选和征税指标。这使得南方诸州在国会长期称霸，深刻影响了联邦国家的政治和立法。种植园精英掌控南方国会议员席位和美国总统一职，将近50年。
宪法授权国会将奴隶制保护到1808年，这二十年中南北诸州立法院都积极立法废奴，使得在1810年时美国自由黑人数量和比例大幅上升。在北方以及在南方的北部，自由黑人占总黑人人口的比例从1%提升到10%，但是黑人的总人口有所上升。但在1810年之后，轧棉机使得处理短纤维棉花更加容易，种植该作物有利可图，南方腹地开始大量种植棉花，陡然提升对奴隶的需求。
虽然政府在1808年前无法废除奴隶进口贸易，但是国会在1794年进行了第三次管控，通过《奴隶贸易法案》来限制在港口造船或是贸易。之后的1800年和1803年间，国会通过限制进口投资、限制向废奴州的进口来进一步限制奴隶制。最终的《禁止奴隶进口法案》在1807年通过，在1808年生效。
但是宪法中对奴隶制的保护，最终还是增强了南方代表的政治力量，南方经济在全美范围内都有联系。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利佛·霍顿所说，南方奴隶主和经济作物对全美政治和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纽约经济通过运输业和制造业与南方密切相连。到了1822年，棉花占了出口的一半。霍顿称:
自从乔治·华盛顿到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的72年间，奴隶主独占美国总统宝座有50年，在整个期间里，能获连任的总统全部都是奴隶主。
（二）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从1777-1804年间，废奴法案在俄亥俄河至梅森-迪克森线以北的所有州都被颁布。到了1810年，北方75%的美国黑人都获得了自由。到了1840，北方几乎所有黑人都获得了自由。佛蒙特1777年宪法不允许奴隶制。在马萨诸塞州，1783年夸克·沃克在法院为自己的自由申诉，成功地挑战了奴隶制，使得麻省在1780年将人人平等写入州宪法。但是在北方，获释奴隶依然处于种族隔离的状态，很多州郡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才给予他们公民权。
大多数北方州郡通过立法渐进废奴。作为这种渐进的方式，纽约在1829年为它最后一位奴隶给予自由，罗得岛在1840年人口普查时依然有5名奴隶，宾夕法尼亚在1847年为最后一名奴隶提供自由，康奈迪克特直到1848年才完全废奴，而新罕不什尔和新泽西直到1865年全美废奴时才完全废奴。
在北方，主要推动废奴的组织有宾夕法尼亚废奴会和纽约解放会。北方废奴导致当地自由黑人数量加增，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几百人加增到1810年的50,000人。
托马斯·杰佛逊在1784年最初的废奴提议，在国会缺少一票未能通过。
独立战争后，北方人主导了西进运动；在立州时，他们集体投票废奴。邦联议会1787年颁布的西北条例，宣布在俄亥俄河西北部废除奴隶制，当地奴隶依然多年存在，但是无法被买卖了。同时俄亥俄河以南以及密苏里允许奴隶制。
俄亥俄在1803年、印第安纳在1816年、伊利诺伊在1818年。北方自由州形成一个连续的地理区域，共享废奴文化。而沿俄亥俄河的南方定居者，例如，州郡南部，如印第安纳、俄亥俄、伊利诺伊都共享南方文化和蓄奴立场。
尽管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德拉维尔是蓄奴州，但是贵格教会和卫理公会牧师在敦促奴隶主释放奴隶上特别积极，这使得美国独立之后，立法废奴变得更加容易。到了1810年，在这些州郡获释奴隶的数量和比例急剧上升。超过半数获释黑人集中在南方北部。南方北部的黑人人口中，获释黑奴的比例从1792年的1%增长到1810年的10%。德拉维尔州在1810年有将近75%的黑人都获得了自由。
（三）
全美在1810年自由黑人人数达186,446人，或全部人口的13.5%。在此之后，获释黑奴人数稀少，这是因为棉花种植园有所发展，南方腹地短纤维棉花需要大量奴隶，刺激了国内贩奴活动的积极性。
轧棉机在1793年被发明出来，使得处理短纤维棉花变得更加经济，这种发明是棉花工业的革命，使得棉花单日产量增加了50倍，因为短纤维棉花很容易地在高地生长，而且比在低地生长的长纤维棉花更容易存活。在1812年对英战争末期，全美只生产了不到300,000捆棉花。到了1820年，数量增加到600,000捆，到了1850年达到4,000,000捆。
对棉花需求的日益增长，导致许多种植园主西进，以寻求合适的土地。同时南方腹地棉花种植的爆炸性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奴隶劳工的需求。解放活动在南方急剧减少了。可见道德良心远远不是贪婪物欲的对手。
南方腹地的农业经济爆炸导致奴隶被迫大批西进和南进。历史学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间，约有100万奴隶进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隶来自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当地的农业导致对奴隶的需求减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时肯塔基和田纳西，但是到了1810年后，佐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成为接受奴隶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和田纳西开始出口奴隶。
到了1815年，国内贩奴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的一大主要经济活动，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废奴为止。在1830-1840年间，将近250,000名奴隶被送过州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超过193,000名奴隶被运送，历史学家估算将近有100万名奴隶被强制移民，经过了这个新中间通道。到了1860年，美国奴隶人口已经逼近400万人。1860年，在15个蓄奴州的1,515,605个自由家庭中，将近有400,000个家庭拥有奴隶(近1/4，或25%)，这占全美家庭的8%。
当国内贩奴贸易成为美国奴隶制的一大特色时，个体与家庭和家族失去了联系。早期定居者磨光了他们的来源，而许多奴隶又来自不同的部落，很多非洲后裔失去了他们在非洲部落时的知识，因为他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多年。
历史学家伊拉·柏林把这种强迫移民称之为“第二条中间通道”，因为它再现了奴隶从非洲运往北美的许多残忍一幕。这种大批量奴隶迁徙导致家庭破裂，造成困难与痛苦。历史学家彼得·科尔钦写道：“通过破坏已有家庭，强迫奴隶迁徙到远方，到无人知晓的外地。”这种移民“再现了”大西洋贩奴的“许多恐怖景象”。此事成为独立战争和内战之间许多奴隶生活的“中心事件”，对此柏林写道无论奴隶被直接带走，或是唯恐自己和家人将被最终带走，“大批量转移沉重打击了黑人，无论是被奴役者还是自由人。”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将近300,000个黑奴被转移，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各接受100,000个。在1810-1860之间的每个十年，至少有100,000个奴隶从他们的驻地移走。在内战前的最后十年间，有250,000人被转移。迈克·特德曼在《旁观者和奴隶们：老南方的主子、贩子和奴隶》(1989)中写道约有60—70%的跨地区移民是由于贩奴造成的。比起横跨大西洋来说，穿越美国南方的奴隶死亡率要小得多，但是依然比正常死亡率要高。
贩子将2/3的奴隶送往西部。只有少部分人与家人、主人同行。奴隶贩子对购买和转送家属毫不关心；在早年间，种植园主只想要壮年男奴来做苦役。之后，为了“自己生产劳动力”，种植园主开始均等购买男奴和女奴，以便繁殖小奴隶。柏林写道：除了种植园自己以外，国内贩奴贸易成为南方最大的产业，可能在使用现代交通工具、金融、宣传上是最先进的。贩奴贸易业开始生成自己独特的语言，术语有“能手、年轻男人、生殖丫头、情妇”都成为常用词。
当需求刺激贩奴价值的加速增长时，跨州贩奴贸易的扩张促进了“沿海萧条州郡的经济复苏”。
有的贩子将他们的“黑色牲口”通过海路运输，从诺福克到新奥尔良是最常见的路线，但是大多数奴隶被迫走陆路。其它奴隶则顺流而下，市场从如路易斯维尔沿俄亥俄河，那切兹沿密西西比河。奴隶贩子建立了日常贩运通途，有一系列贩奴围栏、场地、仓房作为暂住地点。另外，其它商贩为奴隶提供衣服、食物和补给。伴随跋涉，有的奴隶被卖掉，新的奴隶被买入。柏林总结到：“总之，在贩奴贸易中，从枢纽到地区中心，深入了南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少南方人，无论黑白，能置身于外。”
当旅途结束时，奴隶们所面对的边区生活比起南方各州来说极为不同。清理树木、在处女地上种庄稼是极为艰苦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足、水源不好、旅途疲劳、工作繁忙，都极大地消耗了新到奴隶的体力，造成伤亡。为了方便运输和出行，新种植园常处在河边。蚊子和其它环境因素导致疾病散播，要了许多奴隶的命。他们在之前的驻地才刚学会有限的治疗措施，但新的地方死亡率很高，以至于在开垦种植园初期，有的种植园主用尽各种办法来租借奴隶，以便节省自己的奴隶人员的消耗。
边区严酷的环境加重了奴隶的反抗，导致奴隶主和监工不得不依赖暴力镇压。初来乍到的奴隶不认识棉花地，对这种“从日出到日落的班组劳动”也不适应。相比在东部种植烟草和谷物时，奴隶们要辛苦得多。奴隶们没有时间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无法像在东部那样饲养自己的牲畜或种植蔬菜来交换或是食用。
在法属路易斯安那，法国殖民者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将糖作为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并购后，美国人进入该地，加入种植。在1810和1830年间，种植园主从北方买来奴隶，奴隶人数从不到10,000增加到42,000多人。种植园主偏好年轻男子，占总奴隶购买的2/3。种植甘蔗比种植棉花更加耗费体力。年轻、未婚的男性奴役劳动力使得奴隶主依靠暴力来进行控制，使得过程“极其野蛮”。
新奥尔良成为全美重要的奴隶市场和港口，奴隶通过蒸汽机船从密西西比河上游运送到种植园；在下游的路易斯维尔市场也同样如此。到了1840年，它成为北美最大的奴隶市场。基于贩奴贸易和相关产业来算，它是全美最富有的第四大城市。贸易季节从9月持续到5月，即收获季节之后。
（四）
在美国独立之后，奴隶的待遇因境遇、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待遇基本上是暴虐、贬损、非人性的。鞭打、处死、强奸都是平常事。根据阿达尔韦托·阿吉雷的诉说，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间，约有1,161名奴隶被处死。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特例；例如，有的奴隶雇佣白人做工，奴隶医生可以为上流社会的白人看病，以及出租劳动的奴隶。到了1820年后，出于无法从非洲进口奴隶，有的奴隶主改善了奴隶的生活条件，劝服他们不要逃跑。
殖民地和州郡基本上否决奴隶学习读写的机会，以防止他们获得灵感，逃跑或是起义。有的奴隶从种植园主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知识，有的从身边的自由劳工那里学习。
对奴隶的医疗照顾则是限制医学知识，医护基本上是由其它奴隶或是奴隶主的家人提供。很多奴隶有些土法来彼此照顾，或是从非洲带来的治疗办法。他们根据美国当地的草药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有的州郡禁止奴隶的宗教性集会，特别是1831年奈特·特纳起义之后。种植园主担心集会可以彼此交流，导致起义。（谢选骏指出：这和蒙古人的元朝、满洲人的清朝、苏联人及其儿子党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惊人地相似。）
根据安德鲁·费德的观点，如果奴隶“完全顺服在主人的绝对控制之下时”，奴隶主杀死奴隶会有刑事责任。例如，北卡罗来纳法院在1791年定义故意杀死奴隶是刑事犯罪，除非遭遇反抗或是仅仅是给予普通的更正时除外。
奴隶受到的惩罚包括鞭打、镣铐、上吊、殴打、火刑、烙刑、监禁。当奴隶拒绝服从或是故意违抗命令时会给予刑罚，但是奴隶主或监工为了重申自己的绝对掌控时也常常虐待奴隶。在较大的种植园上，待遇通常更加残忍，他们常常被监工虐待。而在较小的蓄奴家庭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好，可以形成人性化的环境。威廉·威尔士·布朗是名逃跑的奴隶，他称在种植园上，男性奴隶每天必须摘80磅棉花，女性奴隶要摘70磅；如果没有摘够，他们就会受到鞭刑，少一磅抽一鞭。鞭子就放在棉花秤的旁边。
历史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写道：“十部南方法典将虐待奴隶定义为犯罪……在路易斯安那1825年民法(art. 192)中，如果主人‘被判残酷虐待’，法官可以责令将被虐待的奴隶出售，应该是卖给更好的奴隶主。”
由于制度的权力关系，美国女性奴隶常常受到性侵和强奸的威胁。很多奴隶对性侵加以反抗，很多在反抗过程中遇害。其它人则留下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痕。性侵奴隶特别植根于南方父系文化中，后者将黑人妇女视为财产和牲畜。南方文化强烈反对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之间的性往来，以保证种族纯凈，但是，在十八世纪之前，混血儿已经出现，揭示了白人常常占女性奴隶的便宜。富有的单身种植园主，特别是约翰·威利斯和他的儿子托马斯·杰佛逊，纳女性奴隶为妾；都生育了六名孩子：相应的是伊莉萨白·海明斯和她的女儿莎莉·海明斯(杰佛逊后续妻子的半妹妹)。种植园夫人玛丽·切斯纳特和范尼·肯布尔都写道了内战前南方的相应问题。有时，出于亲属和血缘关系，种植园主将混血儿作为家仆或宠爱的艺术家。
从现代标准来看，奴隶的生活状况是贫穷的，罗伯特·福格尔辩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所有的劳工，无论是自由的或是被奴役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
为了维护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将奴隶视为财产，制定奴隶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奴隶法，但很多概念都在各州共享。根据奴隶法，教授奴隶读书写字是非法的，但儿童们常常互相教育读写。（谢选骏指出：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往往是青年甚至儿童，许多伟人的创造思维，都是在其童年形成的！）
虽然奴隶法有很多共同点，每个州都有相应的特色以适应当地的需求。例如，在阿拉巴马，未经书面允许奴隶不得离开主人，奴隶彼此不得有贸易往来。在弗吉尼亚，奴隶不得在离主人一英里的范围内或是集会时公开饮酒。在俄亥俄，获得自由的奴隶不得再度回来。奴隶在蓄奴各州不得拥有武器。
哥伦比亚特区法案将奴隶定义为“人类，依法剥夺他或她的人身自由，是另一个人的财产。”
（五）
为什么美国的独立反而强化了奴隶制度？
这说明了人性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体现为所谓的“双重标准”：我要民主自由，但不是给为了你。
这也是《圣经》所揭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人类受到了“两个律”的束缚，当他想做好事的时候，就有恶与他同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