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第五卷·下）

 

 

第十五章

中国的再统一

 

一、如何结束现代中国的悲剧

二、“复古”与中国原教旨主义

三、宪政时代王朝兴起的秘诀

四、不可效法朱元璋的黑暗

五、1982年3月6日的对话

六、黄帝崇拜与君主制兴

七、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八、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九、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十、君主是民主的捍卫者

十一、中国不适合总统制与主席制

[美国选举制度的参考]

 

 

1900年以来中国陷入了百年混乱和分裂，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在实际意义上而不是象征意义上，满清其实是在1900年在北京被八国联军推翻的，而不是在十一年后的武昌起义中被新军推翻的。1911年以后的统治中国的各个政府，其实都是八国联军军政府的翻版和延伸，它们虽然大多打着“共和”的招牌，其实奉行的都是军事统治。它们的统治都是不稳定的，而且都是不合法的。这个事实清楚说明：“现行的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与民心！”

 

从1970年代开始，我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三十多年，我的研究结论倾向于认为：在中国建立统一而有机的秩序，只有通过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能奏效。当然这个君主制度不是古代的专制君主制，而是近代的立宪君主制。通过立宪与君主这一对“矛盾”的平衡，达到互补与制衡的效果。 “理论上的矛盾”，乃是一种“自限性”；具有自限性的政治权力，才可能是善的”。

 

民族生活意义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的统一，也是文化的统一。统一的文化不是刻板僵硬的样板戏，而是内部紧密交流的共同体。

 

军事征服开其绪，政治统理奠其基，文化的驯育则陶冶一代新民，然后才能收取灿烂的文明贡品。文化的统一作为一切征服及其共同体生活的最终形态；在在显示出文化统一多少都与高级宗教相关。不论那个世界宗教或是大区域宗教，都开创或是接续了军事的征服与政治的统理。可以说，若无高级宗教的辐射作用，一切征服、与统一最终只能流产。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蒙古人的失败与阿拉伯人的成功就一目了然了。蒙古人只能利用别人的宗教，所以他们建立的帝国最终就是别人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所以就能把别人的帝国变成自己的。他们的宗教加上他们的野蛮，波斯人和希腊人就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人的命运近似于蒙古人，只有野蛮，没有宗教。波斯人近似于希腊人，只有宗教，缺乏野蛮。那么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既有宗教又有野蛮呢？

 

 

一、如何结束现代中国的悲剧

 

巨大的绞肉机开始运动了。全新的绞刑不用绞索，不用绞架，只用抽象的镰刀和斧头，坚固厚实的钢铁巨口每天要吞食无数的生灵。它的意义就是要激发人们的恐惧，以便更有成效地驱使螺丝钉完成计划经济。

 

绞肉机的隆隆巨响及其刺鼻气味预示了未来中国的全部恐怖和全部希望。其中的数理只有懂得的人才能懂得──如何向螺丝钉们言传呢。──祖宗欠下的债要由我们来偿还。历史把阴谋和爱情、疾病和药物、时尚和决斗……统统扫入了废弃筒；人们很快就忘掉了谣言、龃龉、争风吃醋、无病呻吟或苦痛的哀嚎──留下的只是业绩和传说。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西方的“文艺”比西方的“思想”更深刻地使我们灵魂分裂。因为文艺是一种较之思想形式的意识形态更有渗透力的意识形态！我们丧失了精神屏障、迷失了文明自我──被一股无所不在的巨流推搡着、攘扰着、沦陷着。

 

无论我们怎样反抗；怎样抵御──我们还是在它的围堵之中。甚至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抵御──也不可祛除地沾上了西方的、末世论的色调……我们难道就这样完蛋了？这样的挣扎，这样的逃避──难道就是效颦者们侈谈的“解放”；再加上底层的“翻身”：整个中国就这样遭到外来侵略者的全面颠覆。到了毛泽东和张春桥手下，这一全面颠覆就被叫做“全面专政”。其结果就是军阀升级成为“全阀”，全面专政之阀。

 

但是中国民族的解放并非某个集团的颠覆行为，中国文明的解放不是某个阶级的末日狂欢──否则新人的崛起肯定就与我们无缘了。超越阶级与集团的民族本位者，才是新人的未来──他们将超越我们时代的痛苦。他们不需要我们这么极端的挣扎，就能沉浸在中国文明再度明亮起来的福祉中，而不自觉其幸福。那时的他们，将把西方文化视作一件精巧有趣的玩物，一件博物馆里玲珑透剔的摆设。对它只有好奇与爱意，没有妒忌和敌意。因为他们不再感到威胁、不再感到致命的腐蚀与动摇、不再感到精神崩溃与幻灭──只感到一种就事论事的艺术气氛……

 

但我们是感到了那一切的威胁、腐蚀、动摇与幻灭！岂止感到──简直是被它苦苦煎熬！所以有不可缓解的敌意从我们心中升了起来。和我们不同的新人，则将活在另外一重艺术的天地之中。不像我们既被没落的政治所害，又遭无望的生活掩埋……而且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像是天才的莫扎特一样飘逝！于是痛苦哲学前来安慰我们：“众人的悲悼又有何价值？这些大众还不是一样快死了吗？而且可能死的时候可能比我们更加空虚！”

 

自身的痛苦的经历──使我坚信年轻人尤是那些命定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别人的领袖的猛士们，不应读诗、更不应读小说；相反，他们应读阅读历史、心理学与战略著作。至少地说──在读完诗与小说之后应立即漱口──而绝不像梁武帝那样：用诗来漱口。〔萧衍说：“三日不读谢〔朓〕诗，便觉口臭。”谢朓〔464－499年〕以山水诗见长，与谢灵运〔385－433年〕同族，世称“二谢”，谢朓因此称为“小谢”。〕否则就会像梁武帝那样亡国。末代皇帝处处都是满腹经纶的诗人学者。

 

我们的生命告诉自己：一定要有所排斥、一定要有所不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愚昧甚至冥顽──天上的灵光才会向心灵显现出来！自命为艺术性灵的，应该痛改前非，因为伟大的灵魂一定要在艺术与道德之间取得平衡，这样才能听到天上的声音──否则有罪的人如何得到救药呢。

 

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强大的心理武器。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的决战所需要经过的道路。于是我知道了：当代中国的一切混乱及种种失调、件件灾难，虽有极深的历史原因，但从近因来看，无一不可归诸“艺术与道德之间没有取得平衡”。古人所惊叹的“礼崩乐坏”在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也是指社会控制系统的瓦解，是“信息系统的崩坏”。

 

要使一个文化保持和谐状态，就不仅要使它的信息系统畅通和谐，能够消除自然发生种种干扰和紊乱，而且还要使它富于生机，具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样一个文化及其体系能够排除不断发生的病毒袭击，尽其潜能调节社会弊端，并在原先的荒芜中开出文明的园地。

 

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需要多么辛苦的努力！这是令人疲乏的旅程，最终是令人厌倦的周而复始！然而我们还是要走下去。人作为命运的奴隶，既生于此，就不能不尽力走下去；既然不能超脱命运的影子，那么就请欢迎他。心情的转变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由此，中国人重新学会了尊重权威。不是尊重各行各业的名人、五花八门的大师、昼夜营作的干将、孜孜营利的党棍──而是尊重那个创造历史的大能者和他的扈从。这种尊重本身，就足以扫荡那堆久已败坏的首长、金玉其外的财主。

 

如何结束现代中国的悲剧？

 

不仅要建立君主立宪的权力继承制度，而且要确立一套能够支持这一制度的意识形态或高级宗教，如果不能直接支持，至少也要能够间接包容。

 

这本来并不复杂，只要回到我们祖辈的文明，到先秦时代的王政与礼制的结合中，着手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就行了。

 

但是现代中国人已经被洋枪洋炮、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打昏了，其昏聩的头脑除了西方的样板之外，实在看不见多少制度资源和精神资源了，看不见康庄大道就在我们祖宗的遗产里。

 

结果，随着西方的衰落，瞪着眼效颦者除了在颓废中的而不是兴起中的西方文明的腐蚀下，带领整个中国走向支离破碎、臣服于国际势力，就无所作为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牺牲那么多人命，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重新组织社会，因此淘汰许多不能重新适应的社会细胞。为了重新组织社会，需要完成一个祭典，需要树立一个社会动员方面的招魂幡。祭典好像是“踏着无数烈士的鲜血前进”，其实是在消灭多余的人，是在扫除社会转型的障碍。因为社会结构需要完成一个史诗般的悖论：以破坏权威开始；以建立权威告终。

 

对社会生活的运转来说，权威是必须的。相对的权威借助于利益，绝对的权威借助于信仰，神化和巫术都属于信仰的范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论你如何振振有辞地反对它。而建立绝对权威的必要条件，就是庄严而欢畅的祭典。所以任何民族都有其民间祭典，区别于当前的官方祭典，那是过去时代官方祭典的遗留。

 

“必要的恐怖”和“正确的方向”综合，可以构成从爱情到政治的行为动力。甚至连哲学的思考、宗教的冥想，也得力于此。恐怖是强烈的动机，正确的方向则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和使动力持续化的后继。

 

 

二、“复古”与中国的原教旨主义

 

文化体的生长与扩张，遵循三种不同的途径：辐射式、渗透式、凝化式。中国文明的历史演进采取了凝化式路线，结果证明它的扩张比较和平亦较为持久。其特点似乎更能处乎中庸：即不像辐射式那么软弱、容易变质；亦不似渗透式那么横暴、转瞬即逝。

 

最近五百年中国日居下风，使人怀疑中国文明已经失败，中国文明的扩张方式也被淘汰掉了。我们看到时风，不禁为之震惊。中国固有的社会规范遭到有系统的摧毁，道德崩坏作为“文化革命”的后果来到亡国奴的世界。在从自由主义到马列主义的全面扩张中，西方文化通过辐射式〔自由主义〕、渗透式〔马列主义〕，正在用“中国特色”的凝化式，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世界的边区，变成拙劣建筑的试验和廉价劳力的血汗工厂。不但新的社会规范在中国迟迟建立不了，就连西方的虾夷道德，对现代支那人也都成了高不可攀的标准。虾夷的身体构造不同于华人，他们从事某些活动，但并因此堕落，因为他们的种族特性就是如此。例如他们裸体、群交，但在精神上却可以是健康的，因为他们对此缺乏罪恶感。但华人就不同了，从事类似活动的时候总是躲躲藏藏甚至偷偷摸摸，因为良心上过不去，一意孤行就会被罪恶感压倒。甚至具有虾夷混血的芬兰、爱沙尼亚、日本人，都爱好男女混合洗澡，这种习俗在华人看来实在恶劣，但并不说明他们仍然是愚味和野蛮的，因为他们已经赋予这种习俗以西方式的开化与文明的含义。而华人由于“中原”的内向作用，外来影响虽然愚公移山，毕竟还没有彻底摧毁数千年的文化礼俗，只是把这些礼俗转化成为腐败行为的培养基。

 

我们时代的悲剧性在于：既没有“良好的环境”更没有“良好的品种”。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但是这从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我们时代的伟大性所在──它提供了一种“继绝世”的机会给予每一个敢于接受挑战的人……例如，我们设想的 “中国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就是如此。我们设想用一种接近“原教旨主义”的简单生存状态，注入混乱的现代生活。这样，我们这个贫血的时代，才会产生一代精神人物，才会在中国文化的废墟上重新长出艺术和道德的创造者。从中国文化的沙漠中出现的不是良田，而是绿洲。

 

会有的！会有的！！尽管我们是看不见了。个人不可能真正超越他的时代。在沙漠中，没有一定的养份，即使仙人掌也无法存活、更加难以生长。所以仙人掌必须在沙漠里夺取必要的养分。

 

人生的一大谋略，是“造成既成事实”。这不仅针对外部，也针对自已。空想不如实干，一万个规划也不如率先迈出的一步。因为这个一步就是“投资”，就是“下注赌博”，就是“造成既成事实”。为了对得起它，你就必须接着走下去，你就被“卷入”了，不得不继续“完成未竟之业”。于是，你就此创造了一项比意志更强的强项──“形势”。这个形势是你自己创造的。这就正如叔本华所说：“只有支配身体的意志，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但是形势可以改变意志，至少迫使意志修改自己的形态和路线。所以，为了意志的胜利，请首先为这个意志创造一个形势。例如“下海”，就是这样一个意志造成的形势：既然下了海，就必须去搏斗，为了避免被淹死，就必须革命到底了。

 

这一“谋略”不仅对实干家有用，对思想家也有用──及时写下你的所思，你就不会从思想的前沿上后退了。因为，你为了“对得起曾经企及的思想高度”，就不得不继续前进。

 

战略本来就是“弱者的朋友”。如果具有无限强大的力量，那么任何战略都是多余的；因为战略的设计只为弥补力量不足。“当初汉尼拔要是多有二十头大象，就可以完全改变他的战略。”罗马史家如此描写攸关地中海命运的决斗。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环境与品种的互动关系。为了艰苦卓绝的环境，需要塑造艰苦卓绝的品种！为了新的品种，需要开创新的环境！──这就是历史的全部奥秘：“适应过程”。

 

从适应的角度观察，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仿佛被砍去了头颅的人体。因为儒家的准则在于圣人，而圣人就是起源于英明的创造者帝王。这样一来，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复兴，仿佛是无头身体的舞蹈。如果说这死亡之舞有最低限度的意义，那么也只能是：从现代废墟中引导人们进入新一座宫殿。

 

下一代人对此所能作出的选择仅是：

 

〔一〕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

 

〔二〕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

 

〔一〕的选择将使我们再入废墟；〔二〕的选择将要求巨大的创造力，创立一种新的制度例如君主立宪制度。

 

观察一下其他文化圈的反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文明与文化本身的抗争力〔而不仅仅是对西方政治与思想的抗争力，如苏俄；也不限于对西方军事与经济霸权的抗争力，如日本〕，是五百年来的世间首屈一指的。

 

这并非奇迹。要知道，伊斯兰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基督教文明保持过一千五百年的持续联系的活宝！而且，它的起源本身就可以归结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正的与负的。因此在根本上，它对西方文明的免疫力无疑要大于中国、印度以及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

 

而在中国，与“大西域”〔包括印度、回教、欧美〕不同的是，缺乏抽象的正义，“人是唯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被以为正确的人走。对此的最彻底的表达，体现在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中：“成者王侯，败者贼寇”。

 

在这样一个与世不同的中国，人格角色与政治运动，也是具有这样的“阶段性的适应关系”：

 

〔1〕伟大的导师──宣传洗脑阶段

 

〔2〕伟大的领袖──组织建设阶段

 

〔3〕伟大的统帅──战略准备阶段

 

〔4〕伟大的舵手──战术决斗阶段

 

但实际上，人格角色被承认的过程却正好相反：

 

〔1〕战术决斗阶段的胜利，一步步确认了统帅身份；

 

〔2〕战略准备阶段的胜利，一步步建立了领袖地位；

 

〔3〕权力领袖权威，在现代中国是通向思想导师的必由之路。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导师、追认的权威；其实质，在于机会主义的舵手与不择手段的统帅，沐猴而冠，窃据了大宗师的座位。结果“大宗师──应帝王”的顺序，遭到“应帝王──大宗师”的乱伦，使得中国不仅丢掉了头脑，而且失去了灵魂。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僭主时代的终级权威。仅是精神上的导师是不够的，如果不是组织的领袖，那么觊觎者将说，“你启示完了没有？完了，那么现在，让我来领导。”因为觊觎者知道亡国奴的后代没有真的信仰，而只认识辫子和鞭子。

 

对于亡国奴来说，权威人物仅是精神的导师兼为组织的领袖，还是不够的，如果不是一个身披戎装的征服者，人们将说，“你不会偷窃那胜利之桃，而我们却想不劳而获，无法忍耐了。”

 

最后，精神的导师、组织的领袖、战略的统帅集于一身，也还是不完满的──他还必须拥有“随心所欲驶向任何地方的权力”──“舵手”不仅是战略方向的立法者，且是战术的全能操作者，他的奇能异力在于：善于把一小撮最有献身精神的人，驱使到任何一个危险的绝境──而后绝处逢生。

 

 

三、宪政时代王朝兴起的秘诀

 

长期生活在僭主专政下的中国人，形成了许多恶习，例如太容易嫉妒别人的成就、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所以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这样才能使社会免于陷入过于惨烈的继承危机。而继承危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动乱之源，而这个危机在中国是无法通过选举之类的“普适价值”解决的。

 

“中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最高荣誉，必须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不管叫不叫君主，国家元首不可用一种大规模竞争的方式来产生的，否则很容易撕裂本来就容易产生分裂倾向的华人社会。中国的国家元首要置于一个杜绝一切觊觎之心的位置，那就是小范围的继承制度。

 

宪政时代也会有王朝兴起，1970年代的西班牙就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宪政时代的王朝兴起，其秘诀就

在于，两股力量的交叉相遇：一股是专制独裁的“秩序压力”，一股是民主自由的“创新压力”。

 

先看秩序压力。

 

桓温大将军用他顶天立地的本名向世界宣告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用他从事特务活动时候的化名“列宁”向世界宣告：“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他们都共同致力于揭示理论的这一前提：

 

总是有人被骗，总是有人独裁，所以从宏观来看，谁被骗谁骗人，谁独裁谁受独裁，都是一样。那么与其让我成为受害者，还不如让别人成为受害者。但是，我们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可以忍受独裁但不能忍受无知，可以忍受专制但不能忍受愚昧，可以忍受高压统治但不能忍受外行领导内行。否则这个国家的命运将与崛起无缘。

 

希特勒对付波兰的办法正被中国的亲苏卖国集团在自己国内予以执行，那就是积极歼灭民族的有生力量了，歼灭新生的资产阶级和精英阶层。这种一波一波毁灭民族精华的行动，叫做“割韭菜”，这也许就是“结束革命的最后一场革命”迟迟不能爆发的“生态原因”。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就很接近我们早在二十世纪就指出过“结束革命的最后一场革命”，也就是缝合手术创口的最后一道手术。

 

再看创新压力。

 

颓废涣散而又缺乏创新能力的中国社会其实非常需要某种精英统治，需要“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同时需要“彻底地拒绝特权阶级的顽固化”。

 

中国需要在上述两股压力和两种需要之间取得平衡。

 

就中国的情势而言，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民主”。即，只有“人民的主人”〔第一个“民主”〕而不是伪装成人民公仆的窃贼，才能担保“人民的主权”〔第二个民主〕。不敢担当人民的主人之压力者，何足以语治理人民的国？

 

这是我毕生奋斗之所悟。

 

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并不是法医的解剖学，而是活生生的能动的生命。

 

2006年8月29日出版的《J曲线：理解国家兴衰的新方法》〔伊恩·布莱默［Ian  Bremmer］：《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指出，孤立敌国的做法有时反而让敌国的国情更加趋于稳定、保守，而不是迫使它对外界开放，也因此造成与制裁国原意相反的结果。

 

这个用以分析一国政策走向和预测其国家未来的“J曲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十分封闭但是稳定的，也可以十分开放而也是稳定的，但是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却必定会经过一段不稳定的阵痛期；将之转换成图形表现，以国家的内在和外在开放程度作为X轴，稳定程度作为Y轴，就可以得出一个形似英文字母J的曲线。

 

布莱默在书中检视了全球十二个国家，其中位于曲线左半边、极端封闭但却相对稳定的国家有朝鲜、古巴和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正从J线左侧滑向不稳定区域的国家则有伊朗、沙特和俄罗斯；布莱默以1980年代的南非和前南斯拉夫为例来阐述经历J曲线谷底、社会极度动荡的国家；至于曲线右侧代表开放和稳定的国家则为土耳其、以色列和印度。布莱默还在书中特辟一章来描述中国的特殊：处在J曲线左侧但正努力试图打败J曲线的预测。

 

布莱默企图在书中对以下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为何朝鲜张开双臂邀请他国对自己进行孤立？沙特内部的哪些势力正在消磨其稳定度？正在改变中的人口结构是如何在根本上改变伊朗和以色列的国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她的民主体制为何能有如此的耐力？而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领导阶层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来应对这些情况，影响这些国家往积极的方向发展？毕竟，现今的世界受到国际恐怖主义、核武扩散和宗教冲突的重重威胁，一个国家陷入紊乱状态可能造成全球的震荡。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带给人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权力真空的阿富汗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让远在几千里远的纽约和华盛顿也难免遭殃，甚至受到重创。

 

布莱默以处在J曲线最左面的朝鲜作为第一个探讨的案例。在金正日的领导下，朝鲜社会内部限制重重，对外的接触更是十分有限，邻国“老大哥”中国成为朝鲜唯一的“出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对朝鲜发展核武极端不满的美国及其盟友的“众矢之的”，以至于华盛顿认为中国“不合群”，没能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或是参与对朝鲜的严厉制裁，逼迫朝鲜“乖乖就范”。布莱默认为，美国政府在新保守派人物的掌控下，试图以对朝鲜的制裁来达到使其“改朝换代”〔regime change〕的目的，殊不知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只会让金正日政府收紧执政权力，越来越背离改革开放之路。〔参见徐琳：《中国在“J曲线”上的位置》〕

 

但是，将布莱默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国际政治的实际分析，就会发现他只说对了事情的一半：如果没有先前的孤立，就不会有后来的开放。而美国无论如何积极同红色中国建立全方面的往来，也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打开中国的大门，只不过迫使中国半开门而已。至于实现所谓和平演变，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尽管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下经历了外资涌入、经济飞跃，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会员国，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毫不松动。布莱默的书不得不把中国放到J曲线的左侧。布莱默还强调，“中国想要成为J曲线的例外。”因为“中共中央进行的经济改革，表明他们试图让中国由J曲线左侧向右侧移动，却又不陷入政治紊乱。”这种努力如何成功了，其实就让布莱默的理论破产了。

 

布莱默认为中国的稳定和开放对美国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最后是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没有人知道。美国正在对此进行‘两边下注’〔hedge〕，而不只是在猜测结果而已，我认为这是十分聪明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布莱默似乎完全不懂历史教训：美国的中国政策在1940年代就已经进行过一次“两边下注”，分别投给两个中国，结果铩羽而归，一败涂地，还接连触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整整打了差不多四十年〔1946—1975年〕，如果算上后来继续展开的中越战争，则还要加上十五年。整整齐齐和冷战一道自始至终。布莱默好像自己废除了自己的“J曲线”的武功。

 

 

四、不可效法朱元璋的黑暗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中山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帝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宪政。

 

孙中山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帝制的？孙中山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那就是孙中山用他的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几乎是一种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之后又杀害同志等暴君行为的先行者。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我们只要对比研究一下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可以肯定说，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当时的满洲妖孽更为光明，甚至更为淫乱和血腥，所以才不能得到广大汉人的支持，终于节节失败，走向覆灭。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近乎无耻的肉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而且从其内心深处看，他很可能是因为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功，因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作用。

 

这次祭祀明孝陵的丑恶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无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这个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族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孙文用“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在祭祀明太祖，等于是过去皇帝的祭天仪式之变相重演。在孙文手里，“临时大总统”几乎等于是一个帝号在发挥作用，他实际上是以朱元璋的法统传人自居，而不是辛亥革命的先烈们的传人自居。后来居上的袁世凯，踏着孙文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就从临时大总统到了大总统，再到中华帝国的皇帝。

 

相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更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精神，值得我们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近代文史丛刊《辛亥革命》卷五〕

 

而在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中，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等，望尘莫及的：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阳历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 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迄今为止将近百年都在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黑暗中徘徊摸索。

 

1989年六四惨案后，我在中国受到整整两年的整肃，然而才离开中国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这个整整两年的整肃和与世隔绝，使得我深入观察到了一个“永恒的中国”，也就是说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最为本质的东西。这是一个与1980年代的中国很不相同的，但是和文革、反右等“非常时期”比较接近的中国。这个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疏离、社会交往趋于恶化，但其实，这可能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

 

在那个两年中，中国可能经历了“民族精神的苏醒”，不是官方灌输的，而且民间自发的，处于对于国际社会袖手旁观屠杀与追捕过程的深刻失望。这不得不使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很难摆脱暴君和暴民的恶性循环，中国只能在开明专制和黑暗专制之间选择其一，而很难到达政治与人权方面的国际标准。

 

我作为“上个时代的余音”，之所以了解“下个时代的需要”，不仅因为我比一般人多体验了整整一个时代：例如比上个时代过后立即逃往海外的人们多知道了整肃期间的真相，又比下个时代来到后依然留在国内的人们多知道了其他世界的生活；更加重要的是，我在这一切对比之后，终于参透了永恒的中国。

 

永恒的中国实际上具有一种无政府状态，具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特质。这种状态不仅永远在等待其他世界的人们前来摘取，而且也随时可能从这里出击去摘取其他世界，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我把这一状态叫做“中国的阴影”。我不担心中国会侵略别人，从而破坏世界和平；我担心的是中国容易遭受侵略，从而以受害者的身份破坏了世界和平。我担心这个“中国的阴影”迟早会弥漫世界，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如果得天独厚，也许能把文明再度驱入一块充满原始意谓的处女地。

 

这个阴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还是中国的牺牲所祈得的千年至福？只有等到它的造者和行者不仅言传而且开始身教的时候──世人才仿佛开始理解它。甚至连这也不行，因为历史从来无法得到木瓜头脑的领会。

 

举一个例子：在苏联模式最终退出中国之后，表面的大治就会被内在的大乱所取代──那么以后呢？中国如何在无序状态下与其他世界进行交流而不引起全面冲突？如何在秩序的前提下保持中国的多元状态？

 

我的结论是“君主立宪”。一个君主宪论者，是一个最诚实最值得信赖的人。

 

诚然，我知道君主立宪不仅需要人才的储备，而且需要尊重圣人。这种精神素养是现代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了。尤其是，如果拒绝使用化石时代如明朝清朝时那种教条化的儒教来假扮圣人的话；更不用说那种不伦不类的“炎黄子孙的伪宗教”了。相比之下，某种融合了道家及民间信仰的“天子”观念，可能倒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命运对我们的智力提出了挑战。我们为了应付这一挑战所需要的战略，首先是“心理救国”，也就是拯救自己身上的中国。如果每个人都能自我改善，拯救了中国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那么整体意义的中国岂不就得到了完全的拯救？

 

 

可以有开明专制，但不可有黑暗专制。正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帝王的天下，不是僭主的天下，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更不是某个党派的天下：不可效法朱元璋的黑暗。

 

一位真实的而非虚妄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将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组织系统、战略构想、战术法则的支配的；相反，这位真实者而非虚妄者，将作为一切有形后边的那个无形，体现天意。

 

有几条小结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事实：

 

1、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无任何“中兴”的前例可言。

 

2、一切表面上的“中兴”，其实都是借尸还魂；名为复辟，实为革命。中兴的主导力量已非过去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

 

3、历史的创造者所需要的不是心理战，而是心理征服；不为统治权，而为文化圈；法统的接续组合必须适应战略的长期布局。

                                 

 

五、1982年3月6日的对话

 

1982年3月6日，我曾经用一段对话体文字，来叙述我那时对于“中国统一”的看法。全文如下：

 

［楚魂代表“过去”，秦人代表“未来”，他们在荒芜的现在相遇，忍不住参加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的谈话。］

 

 

楚魂：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根据我们的常识，这两个问题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会使人怀疑立论者的动机，似乎他不是标新立异、希图一鸣惊人，就是抱有不可救药的偏见、复古成癖。

 

秦人：你这样过早下结论，不也是在固执于某种“真理”？你的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通病，来自官方教科书的规定，千篇一律，强求一致，结果造成心理瘟疫，不同程度地感染许多现代中国人。既然我们要认真讨论问题，但愿就能在主观上把这种瘟疫造成的感染，降低到最低限度。思想上的讨论、驳辩乃至格斗、厮杀──不是为了分裂这个世界、炸碎这片社会，而是为了在更健全更有利的基础上综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弥和这片残缺的社会。所以一切理论上的高峰应该是超越性的、启发性的，例如原创性的《论语》；而不应该是局限性的、镇压性的《毛主席语录》。这样社会发展才会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使得社会基础变得广泛，也更富于建设性。

 

楚魂：请具体讲一讲。

 

秦人：这就是说，要把问题追溯得远一点，要把问题牵扯得广一点──才能弄清它的全貌、它的“来龙去脉”。“讨论”在本质上是思想的厮杀──只能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进行，一次一次的胜负解决。您不反对这么“烦琐”吧？

 

楚魂：悉听尊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口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普通人眼里，语言和道理是世界上无用的东西里面最无用的东西。

 

秦人：诚然，口才不能改变世界；但世界要想变得好一点，却不得不通过口才的表达。语言和道理也许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但是有用的东西却需要语言和道理加以辅助。

 

就拿您刚才说的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制”这两个问题之间，“既缺乏内在的联系，更缺乏因果关系”来说吧：经过一番细致深入的探讨，你就会发现自己确实错了──因为在“中国的统一”与“君主制”之间，确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即使不用“因果关系”一词来概括这种联系的话。

 

楚魂：我想要看你怎样收起如此撒下的“漫天大网”；但愿不要捕捞起一堆封建的垃圾才好！

 

秦人：好的，谢谢您的祝愿。起码，我信你敢于面对新鲜真理的性格；否则，我也不会和你讨论这些相当冒险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先来“正名”，澄清定义不同所造成的混乱及误解。比方说，“中国的统一”这个概念吧，“中国”是什么？“统一”又是什么呢？

 

楚魂：“中国”吗？……不就是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亿人民吗？

 

秦人：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您刚才说的，只是现在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现有版图和居住在这版图中的人口数字。而“中国”一词，应该有远为丰富的内容。比方说，历史上的中国，算不算在“中国”里呢？

 

楚魂：你看呢？既然你在“正名”，你就下定义吧。

 

秦人：一般认为应该算的，我也同意这一点。比方说，“中国文化”就不能仅指现代流行的一些半成品和流产货；更多的场合它包括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时它还暗示着未来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些问题，宁可考虑得细腻一点儿。

 

楚魂：就算这样吧。

 

秦人：再如“统一”一词，成堆的历史学家都众口一词地说：“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你看这种结论是否有点儿太性急了？甚至有点儿草率？

 

楚魂：我好像并不觉得。秦始皇不是扫灭了六国吗？不是做到“书同文，车同轨”甚至“行同伦”了吗？

 

秦人：这说明您的历史眼光还是比较局促的。事实上，秦始皇并未完成同化各国的“统一运动”，完全融合各个主权国家的统一运动，后来是由汉武帝完成的。秦始皇帝尸骨未寒，中国大地就狼烟四起，分裂状况立即表面化了。经过六国的复国战争、楚汉争霸、汉高祖和惠、文、景四代的重新酝酿，到汉武帝才实现了名实相符的“统一”。

 

楚魂：照你的逻辑，汉武帝也没能完成统一？因为后来又是王莽和绿林；又是黄巾和董卓──最后还来个“三分天下”：汉武帝的“统一”不也是个画饼充饥吗？

 

秦人：不然。你的历史眼光不该这么局促的。在历史中，“过去”、“现在”、“未来”，总在变动中，总在不断重新界定中。正是在这三者的交相摩擦中──新历史就成形了。因此一个健全的“现在”不可能建立在排斥“过去”的基础上；一个健全的“未来”也不建立在排斥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排斥不仅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而且排斥还会从反面加剧即将来到的过程。如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的残酷性加剧了邓小平的原始积累的残酷性，秦始皇的非古主义加剧了汉武帝的复古主义。毛泽东和秦始皇尽管在空间上表现得霸道和强力，但在时间面前却是侏儒，对任何改变都充满恐惧。我猜想他们晚年都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当然还有妄想狂症状。当然，这也是一切巨变发生时代的通病。

 

这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的根本区别所在。秦始皇对“过去”采取一种极端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政策了。虽然秦始皇采用了古代的“皇”“帝”称号，但他并不是在复古，而只是为了强调他的绝对权力。秦始皇缺乏一种融合“现在”和“过去”的建设性方针。他似乎不懂，无论怎么说，“现在”只是“过去”的延续。相反，他用屠杀政策加深了“现在”与“过去”的裂痕，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弄得天下断裂，不可收拾。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比他高明许多。作为一个人而言，刘彻也许不及嬴政具有开创性质；但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政治主脑来说──他就更加成熟了。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消除了“过去”和“现在”在形式上的深刻对立；将之融汇在不可阻挡的“未来”中，而非不可坚持的“未来”中。刘彻于是成为中国历史的常规、未来的象征；不像嬴政始终困在“过去”与“现在”的夹击之中，最后遭到“未来”的车裂。而代替他实际承受车裂刑罚的，就是那个和他一起狼狈为奸的大佞臣李斯。

 

楚魂：你的宏论颇有诗意。但是请问：秦王若不力斥“过去”，怎能开创历史呢？要知道，秦王不仅是个帝王，还是革命者。他的曲折身世具有空前绝后的戏剧性，就像罗马起源于狼崽一样，仿佛喝狼奶长大的人方能统治世界。如此不凡的命运，怎能不在历史力量的夹击中惨遭“车裂之刑”？罗马的凯撒也是如此。可这又算得什么呢？这些人格的力量所创造的怵目惊心的历史转折作用，如何抹煞？

 

秦人：没有人试图抹煞这些……我的意思只是说，秦始皇未能真正完成中国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首先它必须是社会生活上的统一。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过于脆弱而不可靠；充其量只是它的前奏和准备而已。亚历山大“统一过欧亚非三角地带”吗？铁木真“统一过欧亚大陆”吗？希特勒“统一过欧洲”吗？──并没有。他们只是“征服过”而已。你总不能说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是“欧洲共同体”的先驱吧？

 

其次，它必须是历史发展上的统一。它是“集大成”的、“中庸之道”的；而不以“反传统”、“反潮流”的病容来贻笑大方。作为一个健康而生气勃勃的未来象征，它不会耗金巨万，举行一个“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幽灵仪式。圆满而成熟的文治武功，必能子孙满堂，在未来之雾中闪烁金色的创造品！

 

可是嬴政只完成了军事上的征服、政治上的兼并；没能做到文化上的整合。只是“海内一”；未曾“古今一”。只有刘彻通过系统伪造的历史工程和计划定做的政治乔装：成就了“古今一”的大业。其双管齐下给未来世界塑造了一个坚硬的模式，造成了“天下一统”而不是所谓“中国统一”。

 

楚魂：我觉得你似乎有点儿离题千里了。

 

秦人：离题是为了回到本题。思路和视野总不能过于狭窄才好。下面给“君主制”下个定义好不好？依你看，“君主制”的含义是什么？

 

楚魂：“君主制”吗？无非就是君主当政的制度了。

 

秦人：其实，这种提法过于含混了。因该说，君主制本来是“主权在君”的制度。但实际上，各种“制度”纸面上的定义和实际上的形态之间往往相去甚远。例如我们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已经不是“主权在君”的了，但它又和“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论不同，应该说是一种中庸的、混合型的制度。

 

楚魂：即使以粗疏的眼光来鸟瞰一下历史上的“君主制”，少说也有十几种不同的形态。

 

秦人：其实各种“制度”内部都是如此。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时代的实际形态，其差异并不小于同时代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例如探讨一下君主制的历史变动，就可以看出欧洲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这个地方变化较快。它的发展容易被观察到。

 

罗马帝国解体后，十一世纪以前的君主制由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十一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由那些“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来体现。文艺复兴后，以巴罗克时期为顶点，专制君主诞生了。他们更多地不是凭借习俗，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英国革命后，尤其是法国革命后──立宪君主制日益取代了专制君主制，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因为专制君主制对于一个要求多方面发展而非单方面发展的民族，显然是种桎梏。以上是“后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史”上的四种君主制。

 

中国与欧洲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专制君主只是一个短短时代的变奏；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两千二百年间的历史主流。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发展到这样“完满圆熟”的境地：专制帝王的人身死亡对这制度的继续运转几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在欧洲，专制君主作为一种制度，从未像在中国这么强大、稳固、天经地义。这是首先因为，欧洲政治体系是一个支离破碎地形上的产物，其次因为，专制君主制度在欧洲还受到了基督教会和自治城市的双重抵消。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得到中原板块上的一元化倾向的和儒家伦理的双重支持。可见地缘政治和文化性格，往往决定政治格局和社会制度的潜在命运。

 

即使如此，经历了两千二百年的中国专制君主〔“皇帝”〕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先秦时代的君主制度就颇类似于欧洲的君主制度。不同的是以后的发展：在欧洲，立宪君主制取代了不稳定的专制君主制；在中国，日益稳固的专制君主制取代了不太稳定的专制君主制。“中国春秋五霸”──实际上是“欧洲巴罗克开明专制君主”在远东地区的先行者。中国的春秋五霸与欧洲的巴罗克开明专制君主，都喜欢以文化的乔饰来装扮政治的暴行。至于中国专制君主制为什么比欧洲专制君主制的命运“武运长久”如此，其原因实在太多，无法一一论及。我们只要知道二者的这种差异就够了；不必强求“理解”甚至不必试图加以解释。因为那往往是徒劳的。

 

楚魂：你对君主制的差别谈了许多；似乎忘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这共同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这些差别。

 

秦人：我应该感谢你的提醒。这共同点是非常重要。即以中国为例：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生活总崩溃之前的四千多年里──中国民族一直生活在君主制中，尽管有“先秦王国时代”与“秦后帝国时代”的区别。中国从来没有共和国，即使贵族共和都没有，更不用说民主共和国了。这个事实的潜在意义导致现代中国依然无法建立共和国，不仅民主化无从实现，连寡头政治都不稳固，因此只能生活在直接和间接的军事统治下。

 

楚魂：请问，所谓“中国民族生活总崩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全盘苏化”了。

 

秦人：全盘苏化论者管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叫爸爸，简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这比做忽必烈的奴隶还要糟糕，因为忽必烈毕竟还和我们同一种族。崇拜斯大林，简直是认贼作父。

 

楚魂：这倒谈不上。对于保守的、不善于学习的中国社会来说，有所变化总不是坏事，否则生活岂不成了一潭死水？

 

秦人：问题在于“崩溃”；不在于“变迁”。我们生当青黄不接之际，你尽可以赞美春天；但是严酷的春荒却折磨着人们！固有的民族生命被破坏了；代替的东西却迟迟建立不起来了。要说“现代中国的变迁”这个题目，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悲惨，民族的生活方式全面崩溃了──就是其唯一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就是“无君无父”的结果。“无君无父”的状态分裂了中国，所以要结束中国的分裂就需要结束“无君无父”的中国，不再把斯大林叫做“爸爸”，不再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国教，不再供奉毛泽东这个“斯大林党团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党代表”及其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土著变种。

 

 

六、黄帝崇拜与君主制兴

 

2008年清明节，陕西黄帝陵前举行了八千多人的公祭活动。此举似乎证明，黄帝作为民族传统象征，地位至高无上。然而分析一下民国以来越演越烈的黄帝崇拜，似乎并不完全是个“祖先崇拜”现象，而更多说明中国人的内心是多么需要一个英明领袖，也暗示说明中国似乎唯有通过君主政体才能有效地团结起来。

 

当然在另一方面，由于君主制早已废除、祭祀典礼早已废除，甚至各种传统文化在文革前后也一一遭到铲除……结果，人们已经不会表达敬意了，甚至连敬意都没有了，玩世不恭变成社会主流。2008年4月清明黄陵公祭过后不久，就有参加者在“网易论坛”上发表观感，指出“国人素质如此糟糕！我被惊呆了”，作者描述说，“当在轩辕殿前举行的大典结束后，我爬上桥山去拜祭黄帝陵。拜祭完后，我下山时再次途径举行大典的轩辕殿，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密密麻麻有上万人，其中相当比例〔我粗略数了一下，大约十之二三；靠近轩辕殿前有十之五六〕手里抱着一盆盆、一束束花，还有很多人正在抢着把摆放在大殿上下台子上的小花盆拿走。一个小时前，大殿前敬献花篮仪式庄严肃穆，那些公祭黄帝的花篮被武警战士抬到殿前，上面五彩芬芳、鲜花流香。但是仅仅一个小时以后，这些花篮空荡破败，无一幸存，全部被哄抢一空，只有地上还留有一些破损的枝叶。距离这些花篮几米远，还有几个女孩坐着休息说笑，手里分明是一些花篮中原有的鲜花。仿佛是传染病一样，一个学着一个样，大殿上下和广场上的抢花行为愈演愈烈，人群陆续加入了抢花的行列。大家想的都是“大家都拿呢，我咋不能拿。”

 

这就是“革命后遗症”。这样的革命把人变成兽，也把文明变成野蛮。就在中国公祭黄陵、摸索恢复君主制度的途径时，尼泊尔的毛派分子却在继续革命，补上共产主义革命的一课！这好像在说：历史永远在“之字”中前进。于是类似中国的文化革命也正像黑云压顶一样，开始笼罩在尼泊尔社会。目前一个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可能摧毁尼泊尔社会的全部结果的事情，正被提上议事日程：“谁来确认尼泊尔的‘活女神’？”原来，贾南德拉国王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要求他离开王宫，为共和铺路！但是尼泊尔的一名官员说，由于尼泊尔废除了君主制改为共和国，因此他们不知道由谁来确认新任命的“活女神”〔又叫库麻里〕。可以预见，尼泊尔的未来将是很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社会即将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欺诈、暴力。

 

根据尼泊尔的传统，符合标准的女孩可以在婴幼儿的时候被选为“活女神”，女神的封号可以保留到女孩青春期。被选为“活女神”的女孩必须要具备多项美德，并要经过一些特殊的测试。“活女神”受到印度教和佛教教徒的共同崇拜，因为他们把库马丽看作是女神的转世。这次被选中的新的“活女神”是六岁的莎莉娅，来取代三月份退休的那一位。莎莉娅是在尼泊尔首都附近的一个巴克塔普尔小镇挑选出来的“活女神”。糟糕的是，尼泊尔废除了君主制，现在已不清楚谁能来确认“活女神”的封号。由于君主制几年前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活女神”制度的动摇迹象也已出现：2007年6月，尼泊尔另一名“活女神”沙基亚由于去美国旅游而被取消了的封号，沙基亚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加德满都山谷“活女神”的纪录片而出国的！但根据当地传统，“活女神”不能出国旅游。

 

现在的危机是：“活女神”的封号是由国王的国师来主持和确认的。但是“活女神”基金会的负责人说，因为尼泊尔现在成为共和国，国师也就不再具有权威了。对于笃信“活女神”宗教的尼泊尔人来说，取消这个富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及其节日将是灾难性的，而且将摧毁尼泊尔的旅游资源。人们已经注意到，尼泊尔的许多传统都与国王和王室有关，随着国王的消失，也必然要对这些传统作出调整。这意味着一个混乱时期即将来临。

 

现在我们比较能够理解，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附着在君主制上的全部传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流失掉，直到整个中国变成了一片文化沙漠。我这样评论百年前的事态发展，并不是指责辛亥革命不对。相反，我一直主张，辛亥革命有三分之二的功绩，只有三分之一的过失：推翻满清异族的少数人专政是第一功绩，结束两千多年的皇帝专权是第二功绩。但是辛亥革命也有一个严重的过失，就是在抛弃满清与皇帝这双重脏水时，把中国社会组织的婴孩也倒掉了。中国的社会组织，自古以来就是与君主制紧密相连的，取消了约定俗成的君主制，也就无异瓦解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与基础秩序。从此，中国人就不知道该如何做人了，一举手，一投足，都变得不伦不类，荒唐走板。直到共产主义革命，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一穷二白的叫花子。

 

在这中间，有军阀部队企图用“兄弟”来取代君主制，但是相当不成功；然后又有党阀组织企图用“同志”来取代社会关系，更是相当不体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毕竟不能永远处在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中吧。

 

我们看到，正是在中国力图摆脱野蛮、恢复文明的极力挣扎中，黄帝这个相当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却作为日益得到肯定的历史人物被抬举起来。这也许就是黄帝的历史任务：促进君主制的死灰复燃，完成中国社会的重新组合与“伟大复兴”。

 

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黄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圣坛的？很显然，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黄帝的地位是随着君主制的瓦解而日益登高的。而二十世纪中，只有毛泽东时代黄帝的地位最低，因为毛泽东窃取了黄帝的尊荣。而在民族危亡、国土分裂的时候，黄帝的地位则相对最高。

 

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指出，“黄帝崇拜至今犹存，而‘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和‘汉族是黄帝子孙’这两个命题是否可以混为一谈，也鲜有引起疑问。”其实岂止“至今犹存”？而是越演愈烈。而谭其骧和葛剑雄等人也根据中国民族发展变迁的轨迹提出，即便是汉族，也未必都是“炎黄子孙”。

 

首先，黄帝其人是否存在，至今并无考古证据的发现。一般认为黄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领，属于姬周族；随着后来以周族为核心的各部族逐渐融为一体，黄帝也就成了新的共同体──“华夏”的初祖。司马迁作《史记》，在《五帝本纪》里不仅把黄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而且把其它几位古帝都说成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甚至以后的“三王”──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而按照传说的黄帝时间，要在《史记》之前两三千年，《史记》的追述，能够作为历史的证据吗？

 

相反，根据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中国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排列越早的往往其出越晚，例如大禹出现在春秋末期，而黄帝则出现在战国时代。他们的出现就像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中指出过的，往往是为了满足编制族谱、扩张族系方面的需要。春秋之前的《诗经》中不见黄帝，春秋时期的《论语》、《墨子》、《孟子》中也没有黄帝，直到战国时期，才有黄帝的传说。汉代之初统治者喜好道家学说，黄帝与老子并称“黄老”，故而《史记》中将黄帝作为帝系之首，但也仅此而已。

 

孙隆基同时认为：“现代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例如美国的花旗虽然设计于独立战争，但学校里对国旗的周日敬礼仪式是在1880年代始普遍流行，目的是把新移民塑造成“美国人”──看来不止中国喜欢重写自己祖先的历史。但这类后起的“发明”，结果却给人“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印象，并用这个印象来谱成天衣无缝的国史话语。

 

而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则比星条旗还晚，是二十世纪的产品，但在救亡御侮的过程中却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战后的台湾与香港仍将黄帝载于中小学教科书中，至今仍有中年以上的人奉为事实。从时间上说，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黄帝后来成为《史记·五帝本纪》之首，乃是帝系之始，而非“民族国家”的奠基者。在信仰系统方面，中华自汉武帝以后崇儒，而儒家祖述尧舜，并未提及炎帝黄帝。但到汉初，道家把黄、老并称，黄帝至后来演变成方术和医学的守护神，也和世上人口最众的民族之始祖身分大相悬殊。

 

在中国文明纳入西方中心的民族国家的秩序之前，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甚至有人说：现代中国其实是把一个伟大的“文明”屈居于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国家”之下。作为中国文明，它的中心人物其实众多，而不可能只是黄帝。中华这个“天下”演变成西方式“国家”，在符号学层次上由1890年代的戊戌维新开其端。

 

反讽之处是，以抵抗异族、体现汉人精神的历史英雄而被供上新建神殿的轩辕始祖黄帝，却也被有些人说成是外来征服者。当时这股“黄帝热”来得并不突然，因为法国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出版了《中国太古文明公元论》一书，其中的泛巴比伦学说传入日本，又间接传到了中国。此公假设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他率领巴克〔Bak〕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汉民族之前身。此说被章太炎、黄节、蒋观云、宋教仁等人采纳，而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亦因而相信黄帝与中国民族起自昆仑山。至1915年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制定国歌，仍按此说，因此高唱“华胄从来昆仑巅”的歌词。　

 

王春霞在《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一书中分析了革命派“排满”思潮的理论来源，揭示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夏夷之辨”的古代民族观。不过古代的华夷之别、夷夏之防，都是王国时代的故事，在帝国时代已经逐渐泯灭了。但革命派为了抵御列强，重新倡导建立单一的汉人国家，于是着手塑造新的汉族国史。其中包括汉族的起源和始祖黄帝、汉族在民族竞争中的光辉业绩、文天祥、史可法之类汉人英雄系谱，并怒陈汉奸痛史。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欧榘甲也说：“合中国汉族之始祖，黄帝也；合中国汉种各族姓所自出，黄帝之子孙也。”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这是追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重视黄帝，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他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王氏的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之共识。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横滨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用公共回忆的方式来重新想象汉族团体，指出明清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汉人的亡国。章太炎因此颂扬南明抗清志士，并呼吁江浙人士仿效他们的光辉榜样。在这个亡国纪念会以后，留日学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后春笋，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新广东》有文明确指出：“今所谓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应以土地还之中国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此时，各地的汉民族主义者都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

 

1903年4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二期用的还是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出的第三期便改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宣告成立，会员徽章的正面镌黄帝像，背面小字为“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军国民教育会以黄帝为徽章的图案，显然寓有驱逐鞑虏的意图。正如当时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组织者秦毓所说：“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

 

1903年5月，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6月，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称：“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7月，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说：“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接着又在《攘书》里说：“炎黄之裔，厥惟汉族。”陈天华也在次年问世的《猛回头》里把黄帝叫作“始祖公公”，望他“给汉种速降下英雄”，以匡国难。

 

之后，革命派类似的称呼比比皆是，如称“我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世界民族第一之黄帝胄裔”、“吾聪明灵秀之黄帝民族”、“神圣祖宗黄帝”、“我四百兆黄族”，等等。许之衡指出：“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始祖，揭民族主义而宣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刘师培则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李仲特与井勿幕、郭希仁等人组织同盟会员在重阳节祭扫轩辕黄帝陵。重阳节那天，会员们假扮成延长油矿考察员、商人、猎户等，纷纷赶往黄陵。最后到达黄陵参祭的共有三十人。祭陵仪式庄重俭朴，参祭者在黄帝陵前宣誓：“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

 

辛亥革命首要目的是救亡，为了救亡就必须排满；显然，辛亥革命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制”，所以才突出“推崇黄帝”。邹容《革命军》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有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族，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黄帝子孙皆华盛顿”一语，显然有点大有“拉大旗作虎皮”之意，但是共和的大旗却要古代帝王〔黄帝〕来支撑──这突出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尴尬处境。

 

其实，黄帝不仅是多民族混合而成的汉人的祖先，也是迄今存留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例如北魏、西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承认自己为炎黄后裔。推翻残暴的清帝政权，尊崇仁厚的黄帝精神，就是让清朝这个独一民族至上的专制政体，变成各个民族同治的贵人国家。邹容所谓“黄帝子孙皆华盛顿”，显然带有贵族意味，其国家是文明创造者的家园，而不是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不是毛泽东所作的无产阶级瘪三国。

 

现在，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的历史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路口：黄帝崇拜的复兴──意味君主制在中国的悄然复兴，已经在望。 而随着君主制度的复兴，附着在君主制上的文明传统，将一点一滴得到重建，直到野蛮的沙漠化的现代中国重新演化为一片文化芳甸。我这样评论未来中国的事态发展，并不是指责辛亥革命不对，而是希望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国可以继续前进。

 

 

七、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有人说民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实体；也有人相反说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这两种说法巧妙地避开了为“民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民族是一个如此难以把握的对象。尽管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或者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定义民族，但都无法将民族完好无缺地盛入概念的器皿。“民族”在定义上无法确定性，甚至使人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结论。但是空洞无物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毕竟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是人类的自然要求。这样的群体，无非就是家庭、部落、等级、宗教、政党、国家以及民族。

 

帝国时代的中国，号称“汉字文化圈”，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只是到了清末才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欧化的紧身衣。因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汉人中心思想逐渐以古代的华夷之别的形式得到复兴。但汉人中心又会迫使少数民族独立分离，所以民国汉人掌权后，一改民族革命的论调，使用“五族共和”的诡辩公式予以补救，企图用黄帝崇拜来代替清帝崇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下策。

 

从上述可知，国家的团结需要君主。没有活的如光绪那样的贤君，就要了一个死的如黄帝那样的传说人物，否则就会有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毛泽东这样的汪洋大盗，出来欺世盗名，甚至鱼肉百姓，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糟蹋了中国的百年历史。

 

──你说联邦好还是邦联好？

 

──我看还是“刘邦”好。当然这个“刘邦”不是那个古代的市井无赖，而是现代的立宪的君主：古代的刘邦能缔造“大汉”、铸造“汉族”；现代的立宪君主可以从黄鞑子、白鞑子、红鞑子之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恢复政治中华、地理中华，而且恢复文明中华、精神中华。

 

现在，经过了历时百年的共和浩劫、两个民国〔孙中山与毛泽东〕与两个帝国〔袁世凯与张勋〕的反复蹂躏之后，国人终于意识到，君主制当然只能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君主制”，不再是一个荒唐的复辟梦，因此这确实是“一个理性的选项”。尤其考虑到：中国从来都没有现代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所以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不是一个“复辟”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创新”。

 

在立宪君主制的意义上，有人已经逐步认识到，“信不信，君主制国家人民生活更幸福！”〔王从圣〕，于是得出结论说：“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如卢森堡、挪威、丹麦，比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还要好。而英国、日本也比美国更加稳定。”

 

即使在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君主制也比共和制要好一点好：如沙特、科威特、摩洛哥、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几个阿拉伯君主国，就比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这几个阿拉伯共和国，为好。泰国比越南强不用说了，也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要强，因为泰国是君主制度的。最落后的国家，如以前的柬埔寨、尼泊尔等也比最落后的共和制国家要好。何况二十世纪的柬埔寨就是被1970年发生的共和国革命给毁灭的；而二十一世纪的尼泊尔则正在毛派的推动下走向共和国形式的社会毁灭。

 

那么中国呢？中国向何处去？在上述共识之上，现在有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的出路：

 

1、“我有妙计：既能实现民主，又能两岸统一！实现民主的最大困境是大陆的执政者不愿意放权，也不敢放权。不愿意放权，那是因为特权利益太诱人了。因此，要想民主没有压力实现统一那是不可能的。冷战以后，民主在全世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完全能够认识到，民主是唯一的出路。剩下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们不敢下台。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等人的下场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这使他们越发不敢放权。一旦放权谁能保证不被清算，不被报复？毕竟，过去侵犯人权的经历实在太多了。但是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了僵局之中。人们无奈地、默然地等待着那么一天，体制崩溃和爆炸的那一天。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多少生灵会被涂炭。即便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如台湾，也实际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党派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斗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制度被冲得七零八落，国家被闹得四分五裂，人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2、“摆脱中国这一困境的理智办法，就是在国家之上或曰政治实体之上、党派之上，建立一种权威，节制党派及其造成的政治实体之间的斗争。不仅促成执政党派与在野党派达成妥协，也促成不同的执政党及其国家和政治实体达成妥协，共生共存。”这个思想虽与西化派的“国家主权至上理论”背道而驰，但确实是兵不血刃地解决中国死结的最佳方案。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权威呢？在日本建立民主的过程中，美国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在西德建立民主的过程中，美法英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在柬埔寨，联合国与中国、美国、苏联、法国、印尼、泰国等共同充当了这样一个权威。但是要想让偌大的中国接受这样一个权威，似乎比登天还难。然而，中国有中国的幸运。真是天助有夏！我们有与大陆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台湾、香港和澳门。港澳台三地均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民主比较成熟，经济也很发达。如果我们能借助港澳台，共同构筑两岸四地之上的、超越党派的权威，中国人是能接受的。这需要理智！更需要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崇高品德！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惊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今，当中国正走在为民族发展开创千年基业的伟大时刻，中国人，你准备好了吗？政治家，你有这样的文明胸怀和历史视野吗？”

 

3、“有一种方案很难被人们接受，那就是君主制。实际上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和两岸统一的一个绝好的方案。这个方案对于摆脱实现民主和两岸统一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君主以及台湾和香港澳门的共同保障之下，使现时利益集团免予被报复的忧虑。也让台湾放心，台湾的现有地位和权益没有受到侵犯可能。比如，可以组建由君主牵头，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成员组成的中国民主和统一的委员会。同时，君主制将为实现更大范围的中国统一提供条件，比如外蒙古，在共戴一君的前提下纳入中国，中国为外蒙在天津或秦皇岛提供专用出海口和码头，并修筑乌兰巴托的铁路。中华民族的更大范围的统一就是可能的。”

 

4、甚至具体的道路也有了：“君主从历代衍圣公后裔中选择。现在，中国最后一任衍圣公就在台湾，可以让台湾放心。”

 

上述的种种议论表明人心所向：在中国境内实行民族平等、在中国境外实行种族平等，就需要某种君主制度。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在君主制度息事宁人的示范下，一切人类才能“在自然秩序面前具有尊严”。承认生命的本质所具有的尊重秩序的共性，并不等于抹煞秩序和人生的戏剧性。排斥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无法产生新的中国人。不承认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无法建立一个具有尊严和秩序的中国。不论一个中国人他原来的种族背景和文化背景究竟如何，只要他承认生命的内在尊严和世界的内在秩序，就应该得到接纳。这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

 

不应排斥“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不应排斥“外国人”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否则，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及其文明是难以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不是现存中国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头换面，而应具有全新的质地、全新的形态、全新的功能、全新的心灵。全新的心灵要求全新的质地──仅从现存中国居民这堆原始材料中，很难延伸足量的上等货色。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外部文化订立可耻的“城下之盟”。我的意思是，外来文化的势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弥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有一天不与它真正和解。中国可以接纳它们，但决不向投降，更不会把它们当作真理予以膜拜，而要一直抵抗下去。要通过一直的坚忍，不被其表面的荣华与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所屈服一样。中国拒绝步其后尘，成为它的精神仆役，1950年代的梦魇应该一去不返。

 

譬如遭到围困的城市，即使终于陷落，但多坚持一天，就意味陷落以后的结局有所改观。文天祥虽然被杀死亡，可是他的牺牲尤其是他的坚持、冥顽不灵、忍耐精神，在历史上引起了持久的反响，并对后来的英雄施行了有力的催眠。

 

由于时局的不断演变，有一天中国的子孙们发展了祖先的优势，弥补了其劣势的时候，他们就能成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这样的奠基者，或是中国种族上的子孙，或是中国文化上的子孙，而后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都远远超过前者。

 

……

 

中国人民不喜欢造反。即使活不下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也总是习惯于跪着祈求，最后导致起义领袖变成了新的暴君。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实际上这并不是西方意义的“革命”，只是中国意义的治乱相循。

 

这样的民族习俗，决定了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稳定，最终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基础上。

 

我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中国不仅不再可能获得统一；而且连独立都很难维持下去。最后只能被全球化的浪潮完全吞没，就像埃及人那样。简体字、筒子楼、平庸的美国化，只是一些恶兆的开始。埃及人就是因为法老制度的瓦解而走上了马其顿化、罗马化的不归之路，终于消亡在历史的碑林中。先是亡于亚述人、波斯人，然后亡于马其顿人、罗马人，最后亡于阿拉伯人。

 

许多人对我说：“谢先生，君主制确实很好，立宪君主制十分适合中国人的习惯，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十分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知道一个东西好却不加以追求？须知，任何好东西都是需要付出代价须知，任何好东西都是需要付出代价方能得到的。

 

 

有一篇在网上四处流传的文章《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很有意思，我怀疑它并非美国兰德公司的作品，而是某个中国人伪托“美国兰德公司”的名义而发表的自我审视，因为它说得十分贴切，很像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的传教士们的杰作，而不像一个远隔重洋的智囊机构所为。

 

这个“评价”包含以下几条：

 

1、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2、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3、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4、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5、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6、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7、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肉体和灵性的并存的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8、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9、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谢选骏：这句话就不像出自“美国兰德公司”之笔〕，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谢选骏：这种论断同样不像出自“美国兰德公司”的思路〕

 

显然，这里的“中国人”主要是指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所谓“喝狼奶长大的”。而整篇“评价”本身就带有上述狼奶的印记。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这种“自我反思”表明了中国还是有希望进步的。

 

中国人，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埃及式命运，请打破因循守旧的麻木状态，着手建立新的君主制度：君主立宪制。

 

 

八、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国不可一日无君”，意思和英美人说的“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秩序”差不多，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般说来，国君是秩序和公正的化身。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国君自己就违背了秩序和公正，那么他就不再算国君，而成为独夫民贼了，这时，属下或人民就可以发动革命把他推翻。所以《孟子》如此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段话后来成为经典理论，因此在孟子以后的中国，改朝换代成为合法的义举；而大规模的军事政变被叫作“起义”，起兵叛乱的革命军人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

 

照理说，革命是废掉昏君、另立明君，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陷入了无君状态一百年了，于是国不像国，家不成家，一片混乱，不得不乱中取胜、进行乱党专政。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对此应有深刻的体会，2012年6月3日，1989年北京天安门学生请愿遭到军队全副武装地镇压二十三周年纪念之际，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六四这个事情有二十几年都得不到改正，这个简直匪夷所思。完全是不应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公开地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新的一任领导，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事情。二十几年的一个冤案，全中国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有良心的地球人、中国人都很明白这里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坎儿。这个坎儿如果过不去，还能做什么事情啊？还有什么历史的责任能够落在他们肩上啊？所以我觉得，完全应该改正“六四”结论啊。”

 

王雁南还认为，解决六四事件这个问题不应该叫作“平反”，而是“纠正”当局在六四事件中犯下的错误。她呼吁当局必须面对，不能回避“不是要他们平反。老百姓心里清清楚楚，本来就不是一个坏事情。只是当权的人对这个事情不能回避，不能躲。要面对这个事情，要负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这个是对他们的考验。对他们的取向向全中国人民有个交待，对全世界有一个交待。是他们自己要不要把握这个机遇。要不要，能不能够对他们的使命有一个历史责任感。像茅于轼先生说的那一样，说你要是平反六四，群众就拥护你。你要是压制，群众就恨你。”

 

王雁南表示，她和家人当然希望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中共领导人能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就六四事件作出正确决定：“我觉得他如果要做，那是很英明的。他最后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跟全中国人民、跟全世界人民讲，他还是一个英明的、开明的、还是向历史负责的君主，不是君主，叫什么？是对历史负责的领导人吧。”

 

……

 

我觉得，王雁南这里提到“君王”的时候是很有意味的，而且显然用的是正面意义，例如“英明的”、“开明的”、“向历史负责的”等等，充满尊敬的意味，并无反讽的意思；相反，我觉得她用的“领导人”一词倒是随随便便地一笔带过，很有些不以为然的味道。这是为什么呢？

 

看一看中国近代史就知道了：所谓的“领导人”无不都是“击鼓传花”的匆匆过客，他们对国家毫不负责，因为他们都只是“公仆”，没有主人的心态。

 

说他们是“公仆”还是表扬了他们，其实呢，这些“领导人”名为公仆，实为窃贼，无不想在自己下台以前吃饱喝足，而且还要吃里爬外捞够了，准备自己退休颐养天年或是留给子孙后代坐吃山空。

 

这样的国家能不打败仗吗？

 

这样的国家能避免内乱吗？

 

这样的国家能不出假货吗？

 

这样的国家能平反冤狱吗？

 

这样的国家能持续发展吗？

 

显然不能。因为它没有一个领导人具有责任感，因为国家不是他的。

 

再回到王雁南。她还表示，纠正六四事件历史错误的事情如果留到“十八大”以后，由习近平等下任领导人来完成，也不是坏事：“也不是坏事啊。让下一任也有机会来做这个事，毫无包袱地来做这个事情啊。”

 

在回答赵紫阳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最大心愿这个问题时，王雁南表示，她父亲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曾多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他也不断地上书啊，写信给领导人，要求平反六四，要求这些事情要用民主和法治的方法来处理，要肯定当时群众和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民主的诉求。十五大大时写过一封公开信，还告诉他们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主动解决要比被动解决要好，形势好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问题上解决要好。他说了不少看法。主要是要总结历史的教训，不是一定要追究个人责任。那时十五大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怎么样，只能让历史来看了。”王雁南回忆说，十五大这封公开信发表后，对赵紫阳的限制和软禁更加严厉，不准他会见任何客人。

 

在赵紫阳生命最后数年一直住在父亲身边的王雁南表示，当政者如果重新审视当年遗留的历史问题时，无论把为赵紫阳平反的事情跟六四事件的结论放在一起处理，还是分开处理，只要他们开始正视这个事情，开始面对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明知错了却不能改？

 

是因为邓小平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因为六四元凶邓小平已经死了十五年了。相形之下，毛泽东刚刚一死，情况就发生变化，邓小平的淫威远不及毛，为什么维持残局的能力却超过了毛？

 

显然，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共缺乏能人，没有邓小平那样的人物来进行翻案活动。现在的“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领导人”等于“无君”、等于“无人”。

 

六四屠杀二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官场腐败导致民怨日益加深，官民冲突不断发生。特别是，2012年2月以来，相继发生了震撼海内外的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对中共的一党专制和领导地位造成了强烈冲击。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共当权派在秋季召开权力交接的中共十八大的关键时刻，能否把握历史机遇，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尤其令俗人瞩目。

 

不过在我看来，情况却是明明白白的，一点模糊的地方都没有的：

 

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需要一位具有“英明的”、“开明的”、“向历史负责”的君主。

 

在出现这样一位真正的君主以前，不要说六四，就是那么些比六四更大的冤案也都一律不得平反、纠正，更不可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又哪里来的国家赔偿？

 

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能产生一位真正的君主，就不会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中国的苦难也就无法结束。

 

有一位先知说得好：

 

“只有行进在意志上面的坦克，可以肃清依靠坦克来支撑的意志。”

 

按照历史的法则，一位真正的君主很可能来自一次军事行动。他不是苟且偷生的领导人，他会对历史负责。

 

让我们静待他的降临。

 

 

九、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现代中国人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僭主时代的人们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却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天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的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文革中这个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是个伪君主，他也不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他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差劲许多。

 

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红太阳毛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

 

毛其实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毛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只能用“改造中国”的名义祸害中国。

 

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而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作为“中国的心”，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为了免除毛泽东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2004年日本策划的宪法修正草案是由执政的自民党特别小组负责制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君主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元首，日本历史、传统、文化和统一的象征”。这种意义的秩序象征，与周天子的功能其实颇为相近。

 

 

十、君主是民主的捍卫者

 

将近一百年来〔1911年──2008年〕，中国在共和制度下，“输掉的是整个社会”！一篇以此为题的网文诉说，如今的中国社会大抵是这个样子的：教师和校官们在依仗着手里唯一的资源──学生来敛财，学杂费的取消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因为任何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都必然腐败，学校当然也不例外。听听家长们的抱怨，许多到不是冲着一次收取的学费，而是今天五块明天八块的种种名目，如资料费，补课费，班费服装费等等。医生和医官们自然是要靠着病人来致富了，小毛病的可以多开天价药，比小毛病大一点的，就正好可以把各种先进的检测仪器都利用一遍了。倘若有了急病却又没钱，很抱歉，现今这医院的大门和古代衙门一般，都是朝南开的，“有理无钱莫进来”。

 

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企业员工，任凭社会的抱怨和指责如风吹浪打般袭来，却仍是抱着自己的高工资高福利，我自岿然不动。弱势一些的工人，在血汗工厂里忙碌着，却从不问自己亲手生产出来的产品，合不合乎质量卫生标准，会不会对消费者产生什么危害。这自然也不能怪他们，社会既然并不对他们负责，也就无从指望他们负起本应有的社会责任。农民们把田地分成了两块，一块用农家肥来精心培育庄稼，给自己吃。另一块则用化肥和农药来最大限度的催高产量，用高激素的饲料来喂养牲畜，至于这些人吃了会有什么后果，又有谁有资格来责问他们呢？

 

强势一些的官员和老板们自然是最得意的了，手里边绝对的权力和可赎买权力的资金，再加上可任意曲解以排斥异己的法律，他们享受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却也背负着几乎所有的指责。

 

似乎每个人都在利用一切有可能利用的，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结果是，教师们拿着学生上缴的钱，出门后却又要送到医院和电信等部门去挨宰，而电力石油的员工，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医院和学校的大门，去等待屠戮。农民和工人们把毒素超标的产品卖到市场，然后拿换回的钱来去供养官员和教师医生们。而官员和老板们拿着巨额财富来挥霍，吃到嘴里的却是不干净的食物，还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气。人们埋没了良心，抛弃了尊严，玷污了灵魂，换来的却只是越来越累的生活，越来越糟的环境。

 

问起来，又大都是各自委屈的。教师可以说左右药价和电价都那么高，我不收资料费补课费，那我怎么活下去？这样的理由，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出，不同之处只在于，弱势者说来更为无可指责一些，而官员们却又得了便宜卖乖的嫌疑。但他们却也有自己的委屈，冒着违背法律的风险和民众痛恨的道德负担，去上下打点，请客吃饭，迎来送往，好不容易做上几年官，若不抓紧掠夺财富，岂不辜负自己前期那非人般的付出？更何况，对于个体来讲，腐败的理由更为充分──整个社会如此，只我自己不贪，除了倒霉我一个，又有什么用？

 

人们不满并指责他人的非法利益，同时在极力的掠取着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并振振有辞。于是乎每个人便也都正大光明的去做那肮脏勾当了，有着道德底线不愿去做的，反倒成了一根筋的笨蛋和实实在在的可怜虫。偶有良知者想要大声疾呼，其声音却又被压抑在角落里变为私语。或许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得到足够的利益吧，或许每个人在自己所占据的领域内都能够是一个赢家吧。可最终，我们输掉的，却将是整个社会。等到有一天大树不堪重负轰然倒下时，即使是那一片片鲜肥饱满的叶子，又将何所依附呢？而我们，又果真只有这一条绝路好走吗？

 

这篇网文是对2008年5月12日悲惨的四川大地震的反省，那里的学校使用“豆腐渣工程”建造起来，大批倒塌，害死了几万名学生。这篇网文在分析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时，就差高呼“共和国，请停止你的罪恶”了。

 

也许，台湾的民主制度可以适用于中国大陆？

 

不然，我们看到，台湾和南韩的选举制度基本上都是“美国军事保护”所结出的果子。甚至连日本也是如此，没有美军的占领，日本的民主制度也是很脆弱的，何况日本还有一千多年政〔幕府〕教〔天皇〕分离的传统。

 

共和制度既不可行，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呢？

 

美国政治理论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年〕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1960年〕指出，在世界上十二个比较稳定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十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在那里，贵族并没有通过激情的革命手段被完全消灭，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建立了和解的契约：既有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又让精英阶层的贵族能够继续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国家服务。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有一条铁律：谁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谁就能取得历史性的优势地位。谁能实现国家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减少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胜者。李普塞特并不是一个空谈的学者，他还发展了一套量化人类行为的新办法。

 

这对中国的前途是否有些提示作用呢？

 

有人据此提出：“君主是民主的捍卫者。”这怎么可能？国王竟成为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确实如此，国王可能而且正是捍卫民主宪政的重要力量。例如现代的英国国王就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在英国宪政体制中起着其他政治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英王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英王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英国人依然把君主看作是国民道德感情的表现，是国家的象征。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点，英王原来所姓的姓氏是德国汉诺威家族的萨克斯·科堡·歌特公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为“自古以来的英国姓氏”：温莎。这一姓氏的更换更加体现了英国作为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女王万岁》被定为英国国歌。英王的生日是英国法定的国庆日。英王的登基、加冕、结婚、寿辰等均视为全国、全民族的节日。英王代表英国主持对外对内重要庆典仪式。正由于此，1976年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竟有81％的英国人情愿保留君主，而只有10％的人愿意要总统。显然，英王在英国宪政体制和政治统治中所起的精神支柱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英王的象征作用还表现在英联邦关系方面。战后在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背景下，英国为维护它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建立了英联邦。至今英联邦有四十九个成员国。英国国王是英联邦的元首，同时兼任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十八个国家的国家元首。英王通过任命总督代国王在除英国之外的十七个国家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英王及王室成员经常对英联邦国家进行访问，出席两年一次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和一年一度的英联邦国家财政部长会议，并参与英联邦国家一些重要的庆典活动，以此作为维系英国本土与英联邦国家的纽带。

 

第三，英王是国家宪政体制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体现和保证。英王是英国政党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协调者和缓解器。在实行政党政治的现代英国，政党之间围绕国家政权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冲突威胁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在实行多元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英国，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分化和整合日益明显与剧烈。在政党冲突和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秩序和宪政体制时，英王作为超阶级、阶层和集团、超党派的“中立人”，出面调解这些冲突和矛盾，从而在“国家利益”的形式下使这些冲突和矛盾得到协调和缓解。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31年的政党政治危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工党麦克唐纳政府陷入了政治危机。乔治五世出面斡旋，建议组成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三党联合政府，并主张仍由三党中处于软弱地位的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留任首相。三党中最大党的领袖鲍德温接受了国王的劝告，从而平息了这场政治危机。

 

第四，英王通过咨询、鼓励、忠告等形式，对内阁的执政活动作出实际影响。英王以其世袭、长期任职的地位，通过调阅内阁文件和其他文件的特权以及听取首相、大臣报告政务的机会，为掌权者提供一些经验。通过咨询、鼓励、忠告，在现代政党政治过程中保证政策的理性与效率。据《英国政事，1900－1979年》一书的统计，1909年至1977年间，国王在特殊情况下参与政事的情况有十四起，其中六起与任命首相有关。

 

第五，英王在保障民主宪政制度，避免专制统治中的作用，也这样发挥的：在英国，实际上最有权力的人是首相，因此，最有可能走向专制，危害民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是首相。但英国首相行使的大部分权力名义上是国王的权力，首相要推行专制首先面临如何摆脱国王这个障碍以解决名实相符的问题。国王在英国地位最高，但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下，国王要恢复其原来的专制权力已经决不可能了。但这样一个虚位的国王却能非常有效地屏蔽首相，遏止首相走向专制统治。事实上，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谋求专制统治的首相必定危害国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甚至有可能领导人民共同抵制一个专制首相。一直以来，人民摆脱专制统治的最顽固的敌人就是君主，而如今，经过英国式的改造，国王甚至可能成为捍卫民主制度的一个可靠力量。真是让人感到奥妙无比！

 

1999年，澳大利亚进行全民公决：是采用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还是继续采用英国女王作为国家元首？公决结果表明：55％的澳大利亚人支持继续以英国女王作为其国家元首。这一结果发人深思：一个广袤土地上的人民，宁愿以一个相距万里之遥国家的国王为国王，而不愿自己选举自己的总统。这表明，君主制度──这个古老的政治制度，经过英国式的改造，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对英国的君主制度，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其权力、地位以及存在的价值。

 

英王的价值来自其政治权力实际上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总的包括：

 

1、国王“统而不治”，不直接参政。

 

2、国王要严守政治中立，不参与或介入政党政治。

 

3、国王对内阁提出政策建议，并无约束力，而大臣对国王提出建议，国王则有义务听取，并据此行动。国王的一切国事活动均由内阁建议或安排，国王不能对此行使否决权。

 

4、国王必须根据首相的建议任免所有重要的国家职务。国王虽有罢免大臣的权力，但自1783年托利党人小威廉·庇特出任首相实行内部改革以来，从未行使过这种权力。

 

5、国王必须根据首相的建议，册封上议院议员。

 

6、国王解散议会的权限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行使。近一百年来，从未出现过国王拒绝内阁解散议会建议的先例。

 

7、国王批准两院通过的法案仅仅是个程序或形式。自1707年安妮女王否决了议会两院的关于苏格兰民兵法案以后，英王迄今已有二百九十多年未再使用过法案否决权。

 

8、国王必须授权下院多数党领袖组织政府，国王虽可自由任命首相，但实际上只是政党政治的一种安排。

 

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需要吸取并根据中国情况改进上述的技术性安排，以便增强操作性能。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将是先秦王国礼制与欧洲君主立宪制度的结合。

 

 

十一、中国不适合总统制与主席制

[美国选举制度的参考]

 

总统制和主席制、皇帝制一样，都不是内阁制的，它们执行了统治权合一的专权制，而不是统治权分离的分权制，很容易导致贪污腐化的社会弊端。陈水扁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08年9月3日，台湾前调查局局长叶盛茂隐匿“陈水扁密帐情资”一案，让调查局形象跌至谷底！事件爆发后，许多基层调查员踊跃投书到调查局的内部局网，抒发个人情绪；有调查员甚至直言，“叶盛茂应该公开下跪，为调查局洗门风！”但也有调查员为叶盛茂抱屈，质疑敢做敢拿的阿扁当上总统，是台湾的不幸，“百万红衫军都压不垮他〔阿扁〕，你又奈他何？”

 

叶盛茂隐匿情资的消息传出，调查局的内部局网几乎被调查员的投书灌爆，有调查员表示，阿扁总统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宪法把总统保护得太好，“法律管不到他，检调动不了他，所有调查他的人，陈聪明、许永钦都是他的部下，所有情治检调首长都是他任命的，所有大法官及监委都是他提名的，见扁，检调没有一个单位敢先立案”！所谓“宪法把总统保护得太好”，就是总统制、主席制、皇帝制的显著特点。。

 

难怪一位调查员写到，“中国五千年之乱在争皇帝，中华民国百年来之乱在争总统，台湾的民主仍旧走不出权力斗争！”这可谓一语中的。不仅适用于台湾，而且适用于大陆；不仅适用于中华民国，而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的社会，特别不适合推行总统制和主席制，因为中国有过两千多年的皇帝专制，很容易造成总统独裁或主席专政。总统制和主席制，是一种比之英国和英国的首相制更可能走向专权的现实危险。总统制和主席制在中国已经创造了绵延百年的暴君行为，而且很不幸地，再加上百年无法可依、混乱不堪的“共和制”，火上浇油，燎原不灭。

 

相对而言，即使在共和制之下，中国也是实行内阁制比较好。但是中国的掌权者，都喜欢总统制、主席制，因为总统制和主席制比内阁制更加接近独裁制和皇帝制，其逻辑结果就是共和制在中国成了僭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成了“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

 

再过三年，清帝就退位一百年了。百年中华，选票不乏。显示孙文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是袁世凯曹锟之类精彩表演所依仗的选举，也有共产党的红军根据地的选举，还有毛泽东的新华社1940年代坚持不懈的对“美英民主选举制度”的推崇和宣传，也有1947年底国民党主持的“用政党提名的方式”在全国进行的国大代表选举，还有1954年人民共和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再往后，是国民党台湾的百年国大，和中国大陆的二十五年假选举都不选，以及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的一纸空文。可是这么多“选举”，有一个公正的选举吗？有一次“一人一票”吗？

 

没有，所以才会有国民党与北洋系统争夺总统，大战十几年〔1912—1927年〕；才会有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最高统治权，大战二十几年〔1927—1949年〕，甚至到今日还没有完全结束〔1949—2008年〕；才会有共产党内争夺主席，明争〔如文革、六四〕暗斗〔随时随地〕此起彼伏几十年〔1949—2008年〕。尤其考虑到，喜欢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汉人，人人怀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野心，实在不适合从事选举国家元首的严肃活动。尤其考虑到，喜欢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汉人，人人怀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专制野心，实在不适合从事选举国家元首的公益活动。

 

不论这个“共和国”算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证明，这个“共和国”是人类公敌，而这个“共和国”的前身所谓的“民国”，也是人类公敌。所以，“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始终处在“无政府状态”；“共和国”六十二年，中国始终处在“坏政府状态”。如果说“共和国”比“民国”还有进步，那就是“坏政府取代了无政府”这个进步。有人说：“人类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也许这才是共产党能够夺取俄国、中国等“破产国家”的控制权的“强权政治”理由。

 

事实证明，“民国”和“共和国”并不比元明清的屠夫们略高一筹：他们全部都是人类的公敌。

 

这是因为：过犹不及。

 

不论是“民国无政府”和“共和国坏政府”，都是在“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名义下，造成了一种“无主状态”，大小官吏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仅仅依靠枪杆子就可以像随便打鸟一样地“打天下”，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种无主状态，是元明清屠夫们的“凹凸翻版”：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实际上是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

 

表面看起来，“共和国是专制的”，专制的就是霸主的，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但实际上“专制”和“无主”并不矛盾，所以专制头子的刘少奇可以一夜沦为丧家之犬，而毛泽东霸主一死其家族即被扫地出门。这样的“专制”其实加剧了“无主”，正如民国的“无主”促成了共和国的“专制”。

 

民国说“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事实证明这是一句空话。但到了在共和国那里，人们不仅国家的主人做不成，连自己家里的主权也在“当家作主”的欺骗宣传中遭到剥夺：土地和住房遭到共产党没收，妻子儿女也被解放军分配了。

 

“共和国”是人类公敌。“共和国脊梁”当然也像“共和国卫士”一样，是人类公敌。

 

“民国”与“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人类的公敌，还因为“民国”与“共和国”实行的都是总统制而不是内阁制。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引起野心家的觊觎，特别容易激发个人崇拜的病态情绪，特别容易在中国这个“盛产皇帝”的社会里产生格外腐败的效应。

 

要消除“民国”与“共和国”这等人类公敌危害中国的行为，就要取消总统制包括“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就要实行“统治权分离”，把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行政长官的职能分割开来。这多少可以纠正一些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失衡。

 

此外，考虑到为害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恶劣习俗，中国的国家元首必须被置于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例如，像日本的“天皇”或中国的“衍圣公”那样不可替代，而不可像中国的皇帝那样可以改朝换代，更不可以像总统、总裁、主席、书记那样定期选举。

 

国家元首的选举，在欧美国家不会引起社会分裂，但在华人的社会里却足以引起社会分裂。不论是袁世凯与孙中山，北洋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民进党与台湾国民党，都是由于争夺国家元首的位置而致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定期的动乱。

 

甚至在海外华人的社团里，只要是奉行类似于总统制、总裁制、主席制、书记制的，没有一个不闹分裂与“多胞胎”的。除非那干脆就是一个家族企业。

 

为什么华人的企业多是“家族企业”，而难以发展出“公司制度”？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家天下”，不习惯于合作──竞争。家天下的习俗之下，只有斗争，没有竞争。要改变这一点很难，百年来的中国可以说是毫无长进；因此，与其“改变它”还不如“顺应它”，那就是“不对国家元首进行改换更不进行选举”。某种形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中国这个国家，也需要包产到户。

 

只有领悟到这一点，中国才能逐渐脱离“民国──共和国”的万丈深渊。

 

其实，即使像美国，其总统选举制度也是弊病丛生，初衷和现状相去甚远，结果并不能实现“多数人统治”的目的。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分别观察之。

 

〔一〕美国的总统选举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实行总统制，行政权属于总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由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大选选出，任期四年，并可连任一次。

 

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主要包括预选、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运动、全国选举、选举团投票表决以及当选总统就职仪式。

 

预选阶段通常于大选年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拉开帷幕，到6月份结束。此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将分别在全国大多数州选出参加本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少数不举行预选的州，则由两党的州委员会或代表大会选拔代表。因新罕布什尔州率先进行预选，其选举结果对其他各州影响很大。

 

美国两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在7月和8月分别举行。届时，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州代表将投票选出本党总统后选人，然后通过由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并正式选举出竞选纲领。大会往往长达数天，投票上百次。

 

代表大会结束后，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即开始在全国展开历时数月的争取选票的竞选运动，其中包括到各州作竞选旅行、广泛会见选民、发表电视演说、进行电视辩论等。总统候选人为竞选而耗费巨资，使尽各种招数。

 

美国法律规定：在全国选举时，选民要在大选年的11月第二个星期二到指定地点投票，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全国选举还要通过选举团的投票表决。由于在一个州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便赢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因此一般情况下选举只是例行公事。

 

〔二〕美国副总统的产生

 

在美国政治中，副总统不担任实际工作。他的公务是担任国会参议院主席，但这主要是礼仪性的，因为他只有在参议院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情况下才投票。副总统的日常工作通常根据总统的要求而定，一般无足轻重，如代表总统参加外国领导人的葬礼活动等。

 

根据美国宪法，如果总统去世或失去工作能力，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先当副总统是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途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三位副总统在总统任期内接任总统职务。杜鲁门因罗斯福去世，约翰逊因肯尼迪遇剌，福特因尼克松下台而分别继任总统。此外，有几位副总统还当过总统候选人，其中包括尼克松、汉弗莱、蒙代尔和布什。

 

美国副总统不是由美国公众直接选出的，而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挑选并经两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统候选人在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首先要考虑此人的政治资历和条件，但主要看他在党内代表哪部分势力以便取得平衡，尽可能争取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但大选结果不取决于总统候选人对副总统的选择，而是取决于总统候选人。1988年美国大选期间，许多美国人认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的竞选伙伴奎尔太年轻、不老练、不值得考虑，而认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竞选伙伴本特森经验丰富、深孚众望。但大选结果，布什获胜当上了总统，奎尔自然也成为副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通常是国会议员，但参议员被挑选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机会较大。原因是参议员一旦当选副总统，就担任参议院主席，这可加强总统与参议院的联系。

 

〔三〕美国总统的选举

 

当美国选民在选举日投票选举自己中意的总统候选人时，他们实际上只能在各州推选一组选举人。这些选举人承诺在选举团投票中支持由本州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总统和副总统实际上是由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这个代表机制选出的。鉴于这个原因，参选政党必须将每个州视为独立的竞选阵地，因为他们知道全国选民总票数并不是关键，谁能入主白宫将取决于候选人获得的选举人票。候选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竞选活动，通过全国面向大众的媒体发表他们的政见；同时必须在各州展开更有针对性的竞选活动，强调地方性和区域性问题以及当地选民所关注的问题。

 

很多州，鉴于其人口结构和经济状况，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某一位候选人或某个政党。近年来，所谓“红州”和“蓝州”的说法非常流行，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州被称为“红州”，多数支持民主党的则被称为“蓝州”。标明“红州”和“蓝州”的地图显示出：“蓝州”大多位于沿海地区，而“红州”则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地区。那些选举结果难以预测的州──被称为拉锯州或摇摆州──往往成为两党候选人集中资源的争夺之地。

 

由于每次选举局势不同，究竟哪些州成为各位候选人支持率相差无几的拉锯州并非一成不变，即使在同一次竞选中也可能发生变化。2004年大选的拉锯州有十个，分别是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新罕布什尔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十个州共有一百一十六张选举人票，在赢得大选必得的二百七十张选举人票中占很大比例。

 

选战策划人必须估算出候选人在每个州应当花费多少时间和经费才最有可能获胜。2004年，布什总统和克里参议员曾多次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等拉锯州。候选人不仅亲自出马，他们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家庭成员以及在当地受欢迎的政界要人等其他助选人士也纷纷出动发表助选演说。

 

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选民投票率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两党都组织选民动员活动，锁定支持者并动员他们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或鼓励他们提前以邮寄选票的方式参加缺席投票。两党还积极展开选民登记活动，主要以可能支持本党候选人的社区为对象。

 

从美国总统选举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1、 政党在选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党就是为选举而存在的，大部分竞选过程其实都是围绕政党展开的。而开国元勋们在制定总统选举程序时并没有政党并且还有防范政党的意思，但是政党横空出世，进而因此改变了整个选举程序。

 

2、 初选和全民投票是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两阶段就决定了由谁当总统，而宪法上规定的选举人团投票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对事实的认定，因此可以说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种直接选举，不过这种直选是以州为单位进行的，尽管从法律及过程上看是间接选举。

 

3、 总统和副总统是国家一级政府里仅有的两名由全国选民选出的官员。参议员和众议员则是由更少的选民在州或国会选区内选出任职的。

 

4、 美国大选是非常复杂的，有的美国学者称：美国人选择总统的复杂程序对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简直是一个迷。美国的政治家只有社深谙选举的程序极其实际运作，才有可能取得选举的胜利。而且对于我们而言，要想了解美国的选举过程关键是要看其最初的过程，要从各政党进行的活动看〔因为候选人都是以其代表某个政党的身份进行的〕，而非最后的选举人团投票。

 

5、 选举人团制度发展到现在表面上看违背了设计的初衷，但其所要维护的大州与小州利益的平衡及美国的联邦制，实现最大多数的民主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并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不过，2000年美国总统难产，凸现了一个事实：美国的选举制度需要改进了。全国点票已有初步结果，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得票四千九百一十万张，共和党的小布什四千八百九十万张。戈尔多得二十万票，显然得到较多选民的拥戴，但最后却落选了。因为美国总统并非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来的，而是通过所谓选举人团间接产生的。

 

各州选举人团将于12月18日开会，按该州多数选民意愿推选总统。国会再于明年1月6日审核各州的推举结果。任何候选人只要赢得全部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的半数以上，即至少二百七十张，便成了美国的新总统。

 

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和该州在国会两院的议员人数相同，大州较多，小州较少。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选举人团是按照“胜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原则产生的。一个候选人只要赢得该州的多数票，不论是多几十万票，还是仅多一票，即可赢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这样，便有可能候选人赢得了全国普选票，却因输了选举人票而当不成总统。

 

这种现在看来不公平的制度，是在二百多年前美国立国之初制定的。当年开国元老之所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全民直选或国会选举政府首脑这两种制度，据制宪名人汉密尔敦说，是旨在防止“阴谋与腐败”。具体而言，开国元老担心总统若由国会选举，易受国会掣肘，难以发挥作用，但若由全民直选，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可能无法选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领导人。再说，在当时条件下，要点算大量选票亦非易事。因此，当时决定由各州选出选举人团，再由这批“精英”选举总统。不过，由于政党迅速崛起，选举人其实并没有像制宪元老们所设想的那样运作过，他们只能按照赢得地方选举的政党的要求，而不是个人意愿去选举总统。

 

既然选举人团早就像聋子的耳朵，只是虚应故事，而很多当年的不合理规定，例如不予妇女和黑人选举权，都早已更改，为什么选举人制度二百多年来一直不取消呢？

 

原因之一，是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不一致的情况较罕见，自1888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美国人以前感觉不到修订的迫切性。

 

原因之二，是这一制度对当今的两大政党有利，可防止第三党崛起。例如富豪佩罗特参选总统，声势相当凌厉，曾夺得百分之十九的普选票，但因其地方组织羽毛未丰，在任何州都夺不到多数选票，结果是选举人票一张也拿不到。他的改革党因此而一蹶不振，到后来已是再衰三竭，连百分之一的普选票也拿不到了。

 

原因之三，美国由大小不同的五十州组成，取消这一制度，将损及众多小州的利益。然而，美国十多个小州，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其实，美国总统大多不够多数民意。例如，克林顿1992年击败老布什入主白宫，所得普选票仅为百分之四十二，远未达半数，而美国近年投票率大致在五成上下，即是说，只有二成左右选民支持克林顿，他便上了台。这完全不合“多数人统治”的初衷。结果只是给了少数职业政客以摇唇鼓舌、营私舞弊的天赐良机，好来瓜分国有财产。

 

较具公民道德的美国何以如此？只是因为总统位高权大、顶天立地，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为了得到这个位置，结果不择手段。

 

较具公民道德的美国尚且如此，较少公民道德的中国演出“百年共和”的血腥丑剧，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帝国时代，从秦汉开始在政治制度上就始终存在一个隐疾：国家元首〔皇帝〕和政府首脑〔宰相〕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教训，说明中国不适合总统制，只适合内阁制。应该明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国家元首就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不能也不会掌握行政权力。所以我们看到，越是“伟大”的帝王就越是胡作非为，经常成为社会公害。

 

王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以后，所有权位都不世袭了，惟独皇帝是世袭的。皇帝可以世袭，但必须是虚的，虚君就可以世袭，实君不能世袭。虚的没有关系，反正是摆设。如果当时是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那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正如有人曾经明确指出过的，汉人王朝如果实现君主立宪，本来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中国本来具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所谓“吏不下县”，县以下推行乡民自治。但是满清趁乱窃据中国的军事征服活动，破坏并杜绝了中国近代进行君主立宪的可能性。

 

一方面，在忠于华夷之辨的汉人看来，满人只不过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趁着汉人内乱窃据华夏神器，且对汉人杀戮过重，入主中国后还迫使汉人剃头易服，到了清末，满人已经没有成为立宪君主的道德地位，进一步的排满浪潮又反过来导致汉人厌恶皇帝。

 

不要说先秦王国的封建制度，就是汉、唐、宋、明等本土皇帝如果碰到清末的情况，本来可以比较容易立宪，因为这种妥协对于皇室和国民是互利的。士大夫、平民得到了民主自由的活力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皇帝避免了被最终推翻、得以永享尊荣。何况汉唐宋明各朝各代本来就有不少“不管事”和“少管事”的皇帝，只顾自己享乐。现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拨给他固定的款项就可以满足其需求了。士大夫与平民，欢迎昏君胜于欢迎暴君，除非这个昏君同时也是一个暴君。

 

实现君主立宪，既能保证皇室永享尊荣、不被推翻，还不用操心复杂烦恼的政务及其成败利钝的责任问题，这也并不违反根深蒂固的儒家道统。汉族皇室自己也不会担心“驱逐鞑虏”或“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再者，汉朝的丞相本来就有很大的权力，而唐宋更有“君臣共治”的传统，明朝除了军事强人朱元璋、朱棣父子之外，后来的内阁和文官集团，也掌握治理国家的实权。

 

正像葛剑雄所说，儒教立国并不是汉武帝一时兴起而能决定，是因为儒家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契合中国广阔的农业大帝国，无论皇帝、官僚、士农工商各取所需，都能在儒家中找到合理性。

 

现在中国的问题只是：“中国陷入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没有君主立宪的空间。连思想都给统一了，还谈什么立宪？”

 

结果呢？正如人们惊呼的，“世袭时代全面到来，富贵和贫穷都将世袭罔替”！例如，辽宁本溪市拟任命的四名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三人的父母是该市的高官。像本溪市这样的世袭制任用现象，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父母当官，其子女常常就是未来的官员；父母单位好，其子女往往也能安排到好单工作。在人们惊呼：“父亲就业”的时代到来了。同时，许多人已明显感觉到又迎来了“父亲做官”时代，“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学习好确实比不上“爸爸好”，“爸爸好”不仅能负责将其子女养大，而且还可以自费送孩子出国留学，回国后为其找一个好的工作让他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以让其当官发财。

 

中国官场上这种权力的变相世袭，不仅仅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还荫庇扩散到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一个信号。我们主张，世袭制度只能限制在立宪范围内。

 

非法的世袭制只是一种血缘制度，和在封建时代形成的合法世袭制不同，何况合法世袭制也在科举时代废除了，但是非法的官场世袭却常在专政时代上演着。有些官员虽不能直接的对位世袭，但却通过间接的方式曲线换位世袭，像本溪市工会主席，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在官场的脉络资源，请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你帮我儿子升官，我帮你女儿发达，最后相互得利共同分配权力，变原先的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在现实中这种模式有时做得相当隐蔽。

 

官场上如果变相世袭制泛滥成灾，其恶果就是直接加剧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秩序的严重破坏。在靠非法世袭制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在他们掌权后，不会“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只会把公共权力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把拥有的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把官场的变相世袭制演变成一种社会常态的，就是政治的癌症。这种非法世袭，还不如满清；因为满清起码在治理汉人时，还是运用科举制度的。

 

华人世界已经把过分集权的皇帝制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现在，百年已过，乱象未已，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该把总统制和主席制也一并清理掉呢？

 

 

 

第十六章

中国的全球意义

 

一、砖窑场与奴隶制

二、第三期中国文明

三、朝贡体制的超越

四、从欧洲的本位看

五、从中国的处境看

六、中国真在转变中

七、中国精神的德化

八、新风的喧嚣

九、中国与罗马法

十、天子及其人民

十一、天子及其仆从

十二、文化核与文化体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二十世纪差点使得中国沦为殖民地，先是作为八国联军的半殖民地，后是作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卫星国。二十一世纪中国，按照某些评论员文章的说法，则是“正在建设一个奴隶制度──二十一世纪的黑窑奴工现象透视”。

 

 

一、血腥的山西砖窑场

 

2007年6月5日，大河网以帖子形式发布的《孩子被卖山西砖窑场四百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的求救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些孩子在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五百人民币一个的价格卖到黑砖窑做苦工，其情景可谓催人泪下。

 

网络开路，媒体跟进，接下来多家中国媒体报道。在舆论压力下，从6月9日至12日，河南省公安机关共从“黑窑场”解救被强制劳动的受害人二百十七名，其中未成年人二十九名，智障人员十名，依法刑事拘留涉嫌强迫他人劳动、非法拘禁等犯罪嫌疑人五十八名，“解救黑窑工行动初战告捷”。

 

这条消息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宽慰。然而，它引出的问题更多：被解救人员的数量与此前媒体所披露的“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一千人”的数字还有相当差距。更重要的，在司法不能独立的社会环境下，黑窑奴工现象的存在，好像一个黑忽忽的无底洞，引起全世界善良人类的高度警觉。

 

最可怕的是，黑窑奴工现象的披露其实是极为偶然的，是在地方主义的互相攻击之下，河南省的媒体相继报道了山西等地一些窑场非法雇用甚至强迫河南籍未成年人劳动的事件，这才揭开了这一惊天大案。也正是因为地方主义，与河南省的积极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发地山西省政府的消极抵制。否则很难想象，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么一群“共和国卫士”，监禁、奴役、驱使、强迫、凌辱、伤害、折磨着“祖国的未来”，而且，长达几年时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无辜的花朵有的遍体鳞伤，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恨死去。

 

黑窑奴工现象的背后，首先是黑窑主们的丧心病狂，他们为一己私利，将自己的“赚钱”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从买卖人口、非法用工到强迫他人劳动、雇佣打手殴打折磨窑工等，具有一整套的“制度”。

 

所以有的评论指出：“中国正在形成奴隶制度”。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是因为背后有保护伞。在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有的警察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的孩子，任由窑主恐吓家长；有的劳动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参与倒卖童工；有的官员为黑窑主通风报信，帮助他们销毁现场然后逃匿……各种迹象表明，黑砖窑背后，隐藏着官商勾结。

 

在这种制度下，黑窑奴工可以杜绝吗？当黑砖窑奴工遭到绑架、奴役的时候，寻找孩子的家长发现一个小孩是自己的同乡，想把他带走，结果当地派出所的人说，这小孩是窑场花了几百块钱买来的，你只要找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不要管闲事。官员们就是这样公然包庇黑砖窑主，阻挠救人。感谢互联网，让四百位家长可以联名上网诉求“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这才绕过官方的封锁。家长们求谁？显然不是政府，而是哭求社会舆论。

 

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中的孩子有的已被奴役了七年。这么多人，这么恶劣的事件能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中央”居然不知道，最后全靠“金盾工程”没有锁住的漏网之鱼，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被买卖者由打手和狼狗看管，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在黑砖窑里像偷来的牛马一样劳作十四个小时以上，不仅得不到任何报酬，动辄还要遭受毒打。

 

当互联网披露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后，人们才惊觉此现象也发生在山西省临汾、运城、晋城等地，甚至已经蔓延到河北、新疆等地。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显然不是 “非法用工”、 “虐待未成年人”、“贩卖人口”等分散性问题，而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奴隶制复辟”。

 

大量事实表明，山西、河北等地的黑窑窑主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无权无势的百姓不仅没有胆量、也没有条件公开买卖和奴役这么多未成年人，而且连正当经营的砖窑也很难用这种奴隶制方式运营起来。黑窑窑主，都是当地掌握党政实权的头面人物及其亲属。这些权势人物不仅可以在本村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而且伙同乡镇和县区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彼此之间互相利用，结成了牢固的共同利益集团。黑窑奴工现象之所以公开存在了很多年，即使在官方记者进行调查和采访也会遇到公安干警的层层阻挠，就是由于“中国正在形成的奴隶制度”确实存在。

 

正在形成的中国奴隶制度具有相当的广泛性。香港《文汇报》承认，中国民工七成属黑工，逾半数很难及时领到薪水。而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则发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七成新生代民工“通过非正规渠道就业”。近六成民工未能及时领取薪金，建筑业尤为严重。调查还显示，受访民工的月薪仅在五百至八百元之间，比最低社会救济的数额高不了一倍。受访者中，能及时领取如此微薄月薪的仅占受访对象的45% 。这表明，中国特色的奴隶制已经蔓延到相当大的社会层面了。

 

调查报告还显示，目前中国政府针对民工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审批手续和收费的政策，存在乱收费现象。调查数据显示，民工不仅工作生活的环境差，而且生命健康也难以保证。调研组收回的问卷调查显示：28.44% 的民工反映，用人单位没有安排正常的休息日。60.15% 的民工每天劳动时间在八小时以上，半数以上的农民工经常无偿地加班加点，休息休假的权利难以落实。32.65% 的民工认为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规定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和职业病防治措施。20%的民工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歧视，17.39%的民工称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在一些企业，责骂、体罚、骚扰民工等人身侵害行为时有发生。

 

有人建议“重新启动商朝酷刑，来惩罚这些黑心人渣”，但有人指出，“酷刑并不能制止腐败，不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覆灭。”

 

其实，从“人力资源”这个流行词汇可以看出，人已经成了赚钱的物质工具，那么劳动者当然也就无所谓高贵和卑贱了，已经成为一个次要因素了。凡此种种，都是奴隶制度的特点。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承认政治家可能是个骗子，因此需要制度去监督他，使得他在行骗的时候人们也可以知情，可以知道他在行骗；这样虽然也有人上当，但最重要的是受骗的或可能上当的人们具有随时揭露骗局的权利，事前、当事和事后都可以采取行动终止这个骗局。

 

专制政治则迫使人民承认政治家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恩人，任何时候都要感谢他、服从他、歌颂他。政治家干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人民都要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他，承认他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所以他的出发点和动机永远是好的。专制政治还强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试想，社会在不断发展，理论若是一百年不变，就难免动摇社会。

 

专制制度其实根源于我们心中奴隶制。我们内心的奴隶制，承认有些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可以不受法律的监督，这是秦朝以后的严刑峻法、元朝以后的种族清洗，在中国传播的恐惧所造成的。这个“心中的奴隶制”甚至蔓延到了海外，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在某些人权组织和民运团体内部，也存在领导人公款私用、被领导者则被拖欠薪金的“血汗工厂现象”。凡此种种，都是“华人心中的奴隶制”造成的！这些人崇拜起喇嘛来，就像崇拜起僣主来一样让人肉麻；这些人唱起赞美诗，就像唱起语录歌一样充满谄媚。“心中的奴隶制”显示：唯有铲除了我们心中的奴隶制，才能阻止中国建设一个新的奴隶制度，才能终结二十一世纪的黑窑奴工现象。

 

黑窑奴工现象好像暗示：人类的命运永远和某种残酷的竞争甚至血腥的战争相连，在关键时刻，甚至可以说人类是“通过战争来进化的”。难怪有人美化战争，美化竞争，美化互相吞食的现象为“生命的常规”。普遍意义的战争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1、口角、谣言、街头斗殴。

2、抢劫、流氓团伙、有组织的社会犯罪。

3、村落械斗、部落战争、公司之间的并吞。

4、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反向侵略。

5、宗教竞争与意识形态战争。

 

现代思想一般认为前两种形式的战争属于犯罪；后三种形式的战争不是犯罪，而且是社会进步所必须接受的环节。但实际上，在后三种形式的战争中，双方都在互相攻击对方是在从事犯罪活动，因此在总体上它们的活动性质也有至少一多半属于犯罪，而且很可能全部都是在从事犯罪活动。

 

正是基于战争的不道德性，文明社会对战争所作出的限制日益增多。包括限制第一种战争，即口角、谣言、街头斗殴，分别控以“骚扰罪”、“诽谤罪”、“伪证罪”、“妨害自由罪”、“暴力攻击罪”。因为只有限制住这些低级的战争罪行，才能阻止它们发展为更高级别的战争罪行。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初级方法。从原始社会的决斗到现代社会的儿童打架，都需要限制。

 

2008年1月中旬的《精神药理学》〔Psychopharmacology〕期刊网路版，发表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暴力可引发人类的快感，这也可解释为什麽世界上有如此多暴力行为。

 

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特殊教育与小儿科教授肯尼迪〔Craig Kennedy〕表示，侵犯行为几乎在所有脊椎动物上均会发生，这对它们来说是必须的，可以藉此找到配偶、领地与食物。肯尼迪说，他们在大脑中发现一条与侵犯行为相关的“奖励通路”，这条通路与性、食品和毒品的通路相同，当大脑对暴力作出反应时，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大脑面对各种刺激时就会分泌这个物质。

 

在实验中，研究者将一公一母两只老鼠放在笼内，接着母老鼠被移走，另一只公老鼠进入笼中，两只公鼠开始扭打撕咬，几分钟后，研究者将后来的公鼠移走。原先的公鼠由于受了训练，知道如何用鼻子按下开关，于是就让后来的老鼠再度进入笼中。结果显示，先来的公鼠不断按下开关，让后来者重新进入并与之再度厮打。肯尼迪说，由于先来的公鼠从战斗中获得奖励的感觉，因此主动寻求战斗。

 

为了找出大脑的奖励通路是否左右老鼠的行为，研究者将一个微型管子插入老鼠的大脑中，注射抑制药品阻断这条通路，注射后，公鼠仅坐在笼子边，不再去按开关让后来者进入，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动力。肯尼迪说，人类与老鼠脑中的奖励通路非常类似，许多实验显示人类与老鼠的刺激感应区域一样，因此实验结果可延伸至人类身上，不过研究团队仍会进行更多试验，也计划在人体进行此项实验，好检验理论正确与否。

 

若然，则表明大脑在受到奖励通路激励下会做出挑战举动。由于人类大脑会在侵犯行为中得到快感，因此暴力就像性、美食与毒品一样，令人渴求。在人类的早期生活中，暴力是获得性、食物的必要途径。在现代生活中，隐蔽的暴力仍然是获得性、食物的必要途径。而且权势和财富往往也是作为一种隐蔽的、间接的暴力果实，在控制、支配人们的生活。

 

 

二、第三期中国文明

 

中国的现状是陷入了文明与野蛮的交战，混沌状态让人伤心绝望。但反观现在最为文明的欧洲，它在十世纪前后也像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天晓得中国未来会不会变得像今天的欧洲那么美好甚至更好。为此，反思一下欧洲的命运，也许对了解中国的未来有所帮助。

 

公元十世纪前后全欧都遭到北欧海盗的蹂躏，而北欧海盗自己虽然也曾经流窜到新大陆，但力单势薄之下还是被印第安人赶了出来，只能盘据在人口稀少的格陵兰〔Greenland〕和寒冷的冰岛〔Iceland〕，使之成为欧洲人避难的乐土。而这些移民中间就有不少是来自挪威的游吟诗人，在这些日耳曼人还未迁居冰岛之时，岛上原有凯克尔特人〔Celt〕，随着两个种族的逐渐混血，有的学者认为“凯克尔特人神秘的想像，渗透到了日耳曼的神话传说中”，结果开拓了北欧神话的特殊意境。而在气候方面，冰岛这孤独的火山岛，一年中好几个月全被阴沈的暴风骤雨所吞噬，稍微干燥的夏天在北极光的笼罩下，闪闪发光。环岛激流啃噬海岸的岩石，溅起白沫，加上蒸腾的硫磺池与爆发的火山，像是冰与火之间的荒凉战场。岛民所见冰雪与火焰的对立，仿佛巨人族与神族的斗争宿命与最终毁灭。──这就是北欧神话的地缘背景。

 

不过还可以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圈”的角度，看待巨人族与神族的角力，特别由于这一对立是贯串苏美尔－巴比伦神话和雅利安神话的共同主轴，而不限于冰火对立的北欧。例如，巨人与神族的对立，也可能象徵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特别考虑到，雅利安殖民者自古以来就惯于夺取其他种族业已开发完成的土地。不论印度、欧洲、美洲、大洋洲、南部非洲的历史，都是如此显示了雅利安人的劣迹，他们的侵略只是在北非和东亚受到了遏制。

 

北欧地区原是古老的萨米人〔Sami，即拉普人[Lapp]〕的土地，后来被日耳曼人夺取。萨米人与原先是黄种人，和芬兰人、爱沙尼亚人〔Estonian〕、匈牙利人〔Hungarian，又称马札尔人[Magyar]〕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Altaic family of languages〕中的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c〕，作为广大的黄种人欧亚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西伯利亚〔Siberia〕和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地区具有广泛的同族联系。他们在欧洲出现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最晚的如匈牙利人〔Hungarian〕九世纪才见诸文献。因为欧亚草原上游牧部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很难留下考古学方面的充分遗迹；因此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the Ural-Altaic family of languages〕名下的“乌拉尔语系”〔the Ural family of languages〕就包括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萨米语，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脉两侧总共拥有两千五百万以上使用者的，近二十种非印欧又非突厥语言系统的语言。

 

和“乌拉尔语系”〔the Ural family of languages〕具有亲缘关系并共同组成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the Ural-Altaic family of languages〕的“阿尔泰语系”〔Altai family of languages〕，更能说明上述欧亚共同体的存在。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the Ural-Altaic family of languages〕就像汉藏语系〔the Sino-Tibetan family of languages〕中包括汉语族〔the Sinitic branch〕和藏缅语族〔the Tibeto-Burman branch〕一样，是双重命名的。乌拉尔在西部，阿尔泰在东部，在“阿尔泰语系”〔Altay Family〕名下，不仅包括突厥语族〔Turkic〕和蒙古语族〔Mongolian〕，还包括满族－通古斯语族 〔Manch-Tungus〕，有学者认为阿尔泰语系还包括日本语〔Japanese〕和朝鲜语〔Korean〕。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按语系语族分，则属汉藏语系的有三十，其中汉语族有三，壮侗语族〔Zhuang-dong〕有八，藏缅语族有十七，苗瑶语族〔Mioa-Yao〕有二。属阿尔泰语系的十七，其中通古斯语族有五，突厥语族有七，蒙古语族有五。属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 Family〕的孟－高棉语族〔Mon-Khmer〕有三。属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Family〕的印度尼西亚语族〔Indonesia〕有一。属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的斯拉夫语族〔Slavic〕的有一，属印度－伊朗语族〔Indo-Iranian〕的有一。语系语族未定的有二，语系未定的一。

 

有证据表明，阿尔泰诸族很可能是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那时他们被叫做“北狄”、“西戎”，大致沿着河套通道转徙，尔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东欧、南亚的广大地区。有学者认为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国族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起源；反之，华夏民族的不少语言信息，也可以在欧亚草原去寻觅其踪迹。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语言学者芒·牧林2001年在《蒙古语言文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之间也存在亲缘关系。他认为汉语和蒙古语之间音同义近或谐音义同的词汇多达三千多个。他并依据这些语言流变的方式，与藏语、满语及突厥语进行纵横比较考查，结果呈现出，这几种语言具有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应的词全部是见于秦汉以前典籍、文献的常用词汇，构词规则和语法方面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痕迹，词类具全，不仅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且有代词、数词、副词等。所有这些特征，不是偶然接触或个别借用的。例如通过一百二十一个核心词汇的比较探查，其中可视为同源词的比例，在汉语和蒙古语之间为94％，满语和汉语之间为87％，甚至超出同个语系如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同源比例65％。这说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之间，曾有过共同的“原始底层”，两个语系在发生学上存在很近的“亲戚”关系。

 

这也与现代基因科学基础的人类学研究相一致，如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Y染色体的种类，是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表明史前人类的迁徙活动，自南向北的移居，多于自北向南的移居。

 

下面举出三个地名方面的例子，来佐证上述自南向北的流动论：

 

 

1，贝加尔湖〔Baikal Lake〕的名称，其实源于汉语的“北海”之音译，这个北海就是汉朝苏武牧羊的地方，后来辗转流传给匈奴以后的草原民族，演绎为“贝加尔”〔Baikal〕。

 

2，“通古斯”〔Tungus〕，与满族同属阿尔泰语系名下的满洲－通古斯语族〔Manchu－Tungus〕，其实来源于汉语的“东胡”一词。

 

3，世界闻名的“西伯利亚”〔Siberia〕，现在被俄国占领，其实古代是锡伯人的祖国。“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为“SiWe”，书面语为“SiBe”、“Xibe”等，为中国历史上头等著名民族，汉语文献记载多种译音和写法，如“须卜”、“室韦”、“矢比”、“西伯”、“席北”、“史伯”、“锡窝”、“锡伯”、“犀毗”、“师比”、“ 席吐”等，而最为显赫的则为“鲜卑”。经过两千年来与汉人的融合，其人口现存不到二十万人，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

 

“西伯利亚”〔Siberia〕，其义就是“锡伯〔鲜卑〕人的土地”。锡伯族人自认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如拓跋鲜卑部落早在东汉以前便畜牧射猎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48年，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到呼伦贝地区，经过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部落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而其它部落则以“室韦”等名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兆儿河等流域活动。

 

唐代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锡伯族归属于唐朝，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句丽势力向北方扩张时，部分锡伯族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至辽代，锡伯人在契丹统治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人又处在女真统治下。元代的锡伯族被蒙古族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人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放牧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之下。1764年一千多名锡伯军人外加随军家属两千余人，征调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便是他们的后代。

 

总的说来，经过数千年的演变，锡伯族人多数融入汉族。少数仍然居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和遥远北欧的萨米人十分相像，一直保持游猎的传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就上述意义而言，西伯利亚是锡伯族乃至锡伯人所汇归的汉人的祖居地，是确定无疑的。直到1500年欧洲殖民时代开始以后，西伯利亚才逐渐遭到俄国人的侵占。

 

语言本身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沉淀和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产於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和姓氏，往往会转化出人名和地名。有学者指出白令海峡〔Bering Sea〕两侧的地名和原住民的族名如爱斯基摩〔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就很像是通古斯语里的族名“兀者”、“沮渠”、“挹娄”。

 

意大利遗传学家卡瓦里一斯福尔沙〔Luigi Luca Cavalii-Sforza，1922-〕研究了基因、种族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他领导的研究组走遍世界搜集DNA资料，通过计算机把它们同考古、历史和语言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各个族群的迁移、基因交流和语言演化之间的关系。他的工作证实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与人类语言的地域分布之间，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根据人们所使用的母语或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在遗传上所涉及的种族。他提出的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企图揭示上不同民族生理生化差异方面的遗传背景，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他的想法是对的，那么，古代神话岂不是和基因一样，为人们打开了一道通晓历史的门？

 

西方文明的疯狂扩张，正使得人类大量种族资源遭到灭顶之灾。仅仅在墨西哥，已经有九十三种印第安语言失传了。即使如此，墨西哥还有八百万到一千万印第安人，正巧和中国一样分为五十六个民族，共有一百多种方言，其中一些方言只有几个人会说了，一些民族只剩下了几十个家庭，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民族还有数十万人口。

 

如何保存这些资源不致被疯狂的白人掠夺者灭绝呢？人们发现，讲述神话、保存自己的语言并唤醒民族自豪感，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方式。神话的要素，因此可被称为“文明的基因”、“文艺复兴的关键”。如此看来，中国文明如果要顺利进入第三期，也许需要动员某些中国的神话资源。

 

就中国的命运说，夏商周秦汉所囊括的汉藏连合体，是中国第一期文明；

 

唐宋元明清所囊括的汉藏及阿尔泰连合体，是中国的第二期文明；

 

现代中国可能进入的第三期文明，则是在汉藏的第一期文明、汉藏－阿尔泰的第二期文明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玛雅连合体”，实现全体黄种人的合作。

 

这当然需要排除马恩列斯这一“闪族－日耳曼－俄罗斯－格鲁吉亚殖民主义体系”给中国体内注入的异体蛋白。这个异体蛋白的具体体现，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因此，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唯有废除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中国复兴之日，就是“西方的真理”遭到驱逐的时候。其使命是以太平洋为“中国－玛雅连合体”的和平之海，以波利尼西亚人和平开拓的精神，而不是以西欧海盗武装劫掠的行经，再造美洲大陆的第三纪元〔第一纪元是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第二纪元是1492年开始的欧洲白人文明〕。这样，中国的第三期文明将与美洲的第三纪元合流，并以此为“礼制的全球文明”，奠定一个坚实的内核。

 

到那个时候，人们如果来回顾中国现在这些让人伤心绝望的情况，反而可能发现：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僭主时代的中国就像黑暗时期的欧洲，正在孕育一个伟大的文明。

 

 

三、朝贡体制的超越

 

在中国被西方入侵之前，主导中外关系的是所谓“朝贡体制”。对朝贡体制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并由此出发，去探讨甚至预测中国的未来。

 

一般认为，“朝贡关系”成为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典型的表述如：“朝贡制度”是中国从汉代以来就与“‘蛮夷’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中心──外围型国际关系体系”；唐代是其走向发展和成熟时期，而“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该体系发展到了完全成熟时期”。〔陈剑锋《东亚与西欧国际体系差异的根源剖析──一种文化分析》〕

 

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认为“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其依据是商周以来，中原王朝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野蛮程度依次深入的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这些蛮夷戎狄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

 

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并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因而，在政策导向上则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实施过程中，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进至清朝，外国使节们到来后，都要先安排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

 

既然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因而它的目的只是要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可以视为这一外交思想的总纲。在这一总纲下，中原王朝对于肯称臣朝贡者，或册封，或建羁縻州府，或仅止于朝贡往来，别无其他更多的要求。如汉代对日本倭奴国王的册封，也是注重形式与名义，没有近世其他国家那种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军事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就羁縻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唐高宗平定西突厥后，在归附的中亚地区设置了一大批都督府及州县，对这些府州县，唐朝王朝均实行羁縻政策，即以当地原有的国王或首领为都督、刺史，他们不仅职位可以世袭，而且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其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唐王朝也不干预各国内政。至清王朝，对于其羁縻下的浩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等国的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也就很少有掠夺性战争，很少有主动进攻的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出于掠夺的需求。这样，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战争大多都是劳民伤财，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而且战争获胜后，对于肯向王朝称臣纳贡降服者，往往是赏赐有加。因而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仗。

 

不过在我看来，齐涛所叙述的上述看法其实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过分理想化的。在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朝贡外交的这种“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实际上只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的先声，就像是现代英联邦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但却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的尾声。

 

所谓“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只是问题的开始，随着夷狄的进步，前来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慢慢会汉化，那时朝贡关系就会变成藩属关系甚至是直属关系。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的版图为什么一直处在扩张之中。即使我们把秦、元、清等夷狄王朝的要素排除出去，也是如此。

 

最为显而易见的是，齐涛所表达的观点，竟然把成吉思汗算入“中国历代王朝”之中，这完全是受到了毛泽东诗词的误导。同样也忽略了秦始皇的扩张完全是成吉思汗式的，而且秦国很可能就像后来的北魏和辽金元那样，是汉化的夷狄。

 

至于说到“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主的附属与臣服。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当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所致”，当然更加片面。因为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其扩张也都是有其极限的，过了这一极限，他们的行为也照样表现出“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方的附属与臣服”。说道“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更是把中国王朝看作倒贴的白痴。而完全不懂中国王朝并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王朝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世界的边区”，其次要任务则是通过招徕“世界的边区”而强化控制“世界的中国”。其对外交往不是不要经济利益，而是从“世界的中国”、不是从“世界的边区”间接获得这一红利。

 

中国王朝的上述特点，甚至在“反封建”的毛泽东时代都很清晰：毛泽东的“对外无偿援助”是以强化对内剥削为红利的。“支援世界革命”的目的，是把中国人民变成完全彻底的奴隶。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王朝其实奉行极为冷酷的政治现实主义，根本不是重视名誉超过重视利益的谦谦君子。参考毛泽东的做法，他们其实是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用对外交往来麻醉直属地区〔中国〕的人民。

 

而“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其视为各级官员的挥霍公款、中饱私囊，提供了十分方便的理由。从汉武帝的专门设置“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到清朝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耗费十七万英镑、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其中大部分金币并不是这些外国夷狄真的给生吞活剥了下去，而是中国官府自己在趁机举办嘉年华会，官员们趁机搜刮民财，大包小包往家里搬呢。至于外国使节携带出去的礼品，限于古代的交通工具，相形之下并不会太多。

 

在这一外交政策之下，中国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着突出的“朝贡贸易”色彩。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这种礼物交易。外国使节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东汉时到洛阳的罗马敦王的使节，后人一致认为是大秦商人伪托。而英国人也很奇怪，马嘎尔尼到热河不肯向乾隆下跪行礼，两百年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到澳洲访问却要总理夫人给她行屈膝礼，总理夫人不肯，结果澳洲被英国舆论称为野蛮国家，激起了澳洲意图脱离英联邦的运动。

 

当然，在朝贡贸易中，中国王朝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只是在这一贸易体系中，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奢侈消费的需求大于商业利润的追求，动机是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心理效果。结果使得严重的贫血症困扰中国，整个中国被陷入“重视政治、轻视经济”的梦魇之中。

 

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一文指出，明朝对中国的统治采取的是“多重的”的方式，其关系以明廷为核心，包括以各级地方政府为直辖区的省县地区、以少数民族土官所管辖的土司地区以及北方及西北蒙古所在的朝贡地区，其中省县地区与明廷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直属关系，土司地区与明廷的关系是介于直属与羁縻之间的半隶属关系，而蒙古与明廷的关系体现的是具有宗藩性质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朝贡关系。而清朝对中国的统治采取的是“多元的”的方式，其关系以清廷为核心，中央与地方的直属关系包括两部分：内地行省和边疆藩部，而在藩部又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军府制、扎萨克制、伯克制、政教合一制等管理方式。这是费正清的观点。

 

清代与明代相比，在中国本部统治方式的变化是，明代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半隶属关系和朝贡关系，被清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所取代。因此，与明朝相比，清朝在朝贡关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西洋诸国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二是中国境内周边民族因“内附”而退出了朝贡行列。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清政府更加重视朝贡的政治依附关系，将朝贡与通市予以区分，明确藩属关系与通商关系的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全国大统一的实现，历史上长期以来与中原王朝保持藩属关系的民族和地区，不再以朝贡者的藩属身份僻处于一方，而是正式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从而最终退出了朝贡、藩属的行列，成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

 

目前在相关研究领域，“朝贡贸易关系”几乎成为朝贡关系的“代名词”，将二者交替使用。甚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系的原因，便在于该体制已然成为贸易往来的一个‘巧妙的工具’”。“朝贡体系的一大特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逆差，中国只享受这种类似父母或长兄的那种天下大宗的荣誉”，这种笼统抽象的定性是不对的。实际上，朝贡体制不等于朝贡贸易体制，“朝贡体制等同于朝贡贸易体制”的说法只适用于明朝。明代具备朝贡贸易的典型特征。甚至可以说明代朝贡关系的核心是朝贡贸易。

 

而学术界关于朝贡关系的解释则宽泛得多，如认为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流时形成的特殊的外交、贸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的制度和秩序。外国、外族向中国赠呈礼物称“朝贡”；中国向外国、外族回赐礼物称“回赐”，说明朝贡关系与朝贡贸易有区别。

 

既然朝贡贸易体制存在的典型历史时期是在明朝，而非秦汉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期；那就不能将中国历史上具有广泛意义的“朝贡体制”与明朝特有的“朝贡贸易体制”相等同。但是以往关于清代朝贡关系的研究中，“贸易”的因素和经济的意义强调得过多，甚至认为朝贡的特征首先在对贡物的回赐上实际采取了等价的支付，结果使朝贡变成一种交易活动，使得朝廷变成一个经济主体。

 

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在考察了中日之间朝贡关系的历史之后认为：“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一个区别是，由于生产方式和技术的限制，中心国家与众多外围国家不可能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国际经贸体系，它们之间主要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关系。”

 

十六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东进以及明朝内忧外患的加剧，朝贡贸易体系不断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民间海外贸易商品市场网络的构建时期，并使白银开始作为一般交换手段出现在海外贸易领域。因此此前的朝贡贸易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贸易关系，由此形成的海外贸易商品市场网络十分脆弱。甚至可以认为，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还抑制了宋元以来中国的正常市舶贸易，也抑制了社会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代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非贸易，清代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朝贡贸易。

 

李云泉在《朝贡制度史论》中，对明代的中外朝贡关系进行了细致具体的研究，划分为1、“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2、“一般性的朝贡关系”，3、“名义上的朝贡关系”等三大类型。

 

其中第一类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主要特征是朝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年号、年历等；明朝政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换句话讲，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主要指明朝与属国之间的关系。”明代属于这类朝贡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等。

 

其中第二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指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文化，并曾接受明朝皇帝授予的封号，定期或不定期来华朝贡的国家，如日本、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答腊、真腊、渤泥、三佛齐、苏禄等。一般性的朝贡关系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随意性较强，朝贡的经济意义更为明显。

 

其中第三类名义上的朝贡关系，指的是纯粹的贡赐贸易关系。在朝贡体制下，明代前期的一切对外贸易关系皆以朝贡的形式存在，所以许多海外国家遣使来华，不过是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明代典籍所载一百多个朝贡国中，大多属于名义上的朝贡关系，而且终明之世，朝贡次数只有几次的国家占朝贡国总数的一半还多。

 

但是清朝的情况有所不同。清朝把朝贡关系简化为一种，即与清政府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并且成为属国的国家，其数量只有七个，而实际上保持长期而稳定的朝贡关系的，则只有朝鲜、安南、琉球等三个汉字国家。

 

 

四、从欧洲的本位看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然被欧洲中心思想及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在俄国势衰以后以后，欧盟开始蠢蠢欲动，意图和美国分庭抗礼，再执世界之牛耳。

 

我们知道，如果仅就欧洲历史而言，其“欧洲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希特勒之后的欧洲趋向统一。但是如果从全球范围看，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化”之后，世界才开始进入“全球战国时代”。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反而迭起高潮。

 

若就中国情况而言，事实更不相似于欧洲及其美洲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发展甚至是和欧洲相反的，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也像中国：刚从大一统脱胎不久。相比之下，在亚洲只有日本还没有完全进入大一统框架，其封建制度和欧洲有些相似，当然更加接近中国先秦的周礼封建制度；所以日本欧化起来比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容易得多。比原始的非洲部落更是如此。要使这些“前封建”的部落和“后封建”的帝国，进入封建诸国争霸的战国“真比登天还难”。像中国这样的古老帝国，如果不能还原为区域性国家，那么在国际秩序下是很难获得所谓“后发国家的优势”的。

 

分析那些从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列强，也就是所谓“现代文明下的主权国家”，可以发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来源，而这些国家在目前的全球化过程中却日益退化为二等国家。换言之，具有挑战美国的潜力的，已经不是这些国家，而是中国与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等“后封建社会”。印度社会的主要部分在孔雀王朝的时代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部分在秦汉帝国的时代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伊斯兰社会的主要部分在哈里发时代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而欧洲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脱离了封建社会，正如日本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才脱离了封建社会。现在的中国，仅仅是为了对付西方霸权的挑战，才在“努力改革”；现在的中国，之所以与东亚各国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仅仅是为了对付西方霸权的挑战。

 

有识之士曾经指出，即使自由民主理念成为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也是无稽之谈。国际之间不可能有和平，无论是英特纳雄耐尔还是因特耐特的大同之世都是违犯人性的，因为人性充满侵略的本质，要打破现状、扩张自己。欧洲中古时代，在同样一个天国的感召下，在同样一个教廷的权威下，欧洲各国照样大动干戈；在未来世界，在同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理念下，在同样一个联合国的名义下，各个主权国家一样要为国家利益而发狂。

 

有教廷的束缚、仲裁，限制于雇佣兵制的战争型态，因此欧洲中世纪战争伤亡较小，国家也很少惨遭灭亡的悲剧。有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各式各样的国际机构，以及核武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被限制在中等规模的区域冲突之下。然而，只要国家仍然存在，冲突就不会消失。 就世界范围看，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大国建立权力平衡的共识。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已开发国家，那么掌握了世界七成生产量的美、欧、日，就能掌握目前的权力平衡，并长期维持下去。 与此相反，发展中的大国倘若发展速度超过已开发国家，那么世界就会出现“霸权国与霸权挑战国的冲突”。因此，当今世界的权力平衡能否维持，就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于已开发国家的速度而定。

 

工业革命后各国间的技术差异拉大，使得人口较少的国家，也能征服旧大陆上人口数量极大的国家，因此一国的人口与一国的权力也就不成正比。回顾近代历史，欧洲的技术优势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它的人口劣势，并且极大地催肥了欧洲人口，使其可以向新大陆全面殖民。以致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小岛能够轻易遥控人口总量数十倍的印度。

 

过去五百年的霸权兴衰史，由威尼斯、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由过去五百年的霸权兴衰史，由威尼斯、荷兰、英国到美国，其轨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控制世界的霸权国家，是成熟的工业国家中，拥有最大的“权力基值”的国家。权力基值，即人口与土地；尤其是人口。当一个国家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不仅综合国力即可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人口本身也可得到扩张。此一轨迹说明了“创新中心”的不断转移，使得后发国家确实可能藉由足够的权势机值，而后来居上。

 

由此可知人口因素在一次霸权转移的过程中，其实扮演重要角色。威尼斯的衰退，可以用地缘政治的观念解释；其体制的特殊优势，在公元1400年前后即已发挥尽致。但更重要的，是威尼斯的权势基值太小。之后的葡萄牙、荷兰，转移到英国，也次第体现出这一因素。随着欧洲势力在全球的扩张，产生于欧洲的国际政治体系，也随之成为全球的国际政治体系。随着这一体系的扩张，欧洲之外的新兴强国也依据同样的法则随之出现。

 

与此同时，美国取代英国，是因为具有更为庞大的人口基础造成的。所以当其它规模较小的工业化国家如欧、日等国在二次大战过后“重新崛起”，也只能与美国分享相差无几的富裕，而无法挑战美国的霸权。因为美国各州〔其实是各国[United State]〕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远比欧洲各国或日本这些中等国家庞大得多。即使欧洲联合起来，依然无法与美国争雄，因为欧盟只是一个人造的玩具，不像美国是通过多次血腥的战争打造出来的。

 

由于日本在1970到1980年代的迅速崛起，使得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沃尔斯内在的诸多人物都曾严肃地讨论过日本可能成为强权。但是正如沃尔斯人为的那样：“科技上而言，日本与美国大约是平等的，但经济成长与技术进步则属日本较优。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低出生率、没有移民与老化的人口的情况下，除非妇女能有效的投入工作，生产力才能够增长，但目前日本的科技所能提供的已经到了极限”。简言之，日本无法取代美国的霸权，不仅因为日本以人口为代表的权势基值太小，而且日本是个战争面前的劣败者，作为美国的属国当然不被允许超越美国，就像在罗马共和国面前的迦太基一样。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也由相似逻辑进一步指出：“根据新技术的内在可能性，人们自然会想，日本人民和土地的潜力或许已被发掘到接近最大限度了，像其它相对较小的边缘国家或岛国〔葡萄牙、威尼斯、荷兰，甚至英国〕那样，终有一天，日本会在那些拥有远比它丰富很多的资源、仅需模仿其成功诀窍的国家面前，黯然失色”。具有这样潜力的国家就是中国、印度。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解决其内部的民族问题，从而变成像日本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话。

 

否则，二战后另一个霸权挑战国苏联──俄罗斯的失败先例，就值得考虑借鉴了。在前苏联，其所以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一方面固然是其经济在1930年代以及1950、1960年代的快速发展，但更基本的是其一度较美国更大的权势基值。苏俄何以最终失败？布热津斯基观察到，只要俄罗斯丢失了乌克兰及其五千二百多万斯拉夫人，那么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都会使俄罗斯自己陷入“已在民族和宗教方面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包围之中”。因此苏联瓦解后，美国的外交策略就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支点国家：只要乌克兰独立于俄罗斯之外，俄国就没有足够的人力基础，去重建其霸权。

 

按照这种分析，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就是：相对于日本的狭窄领土，俄罗斯迄今霸占的广大殖民地显然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如果俄罗斯恢复了扩张时代的人口出生率，就可能重新拥有足够的人口以挑战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当然即使如此，俄罗斯相对于中国与印度还是显得小点。因为相度于一亿五千万人口的俄罗斯，中国的十三亿与印度的十亿人口，都属于全然不同的数量级。

 

也许正是俄国的这一虚弱本质，使得前克格勃特工普京总统，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2008年2月8日“德国之声”电台的评论文章《俄罗斯究竟有多可怕？》，对俄罗斯的强大表示怀疑。

 

俄罗斯在2007年9月份进行了真空炸弹的实验。俄罗斯电视台在当天的晚间新闻里播放了实验的实况录像。播音员用兴奋的声音讲述道，这种炸弹可以使所有离爆炸中心三百米内的生物蒸发掉，其爆炸威力相当于原子弹。俄罗斯人庆祝他们军事上的优势，而西方国家则把这看成是威胁。

 

这是普京路线的组成部分。北约东扩及美国的反导弹计划刺激俄罗斯人显示他们的实力。俄罗斯三军总参谋长最近还声称，俄罗斯在必要时会首先使用原子弹。迄今为止，西方军事专家一直把俄罗斯在对付恐怖分子时会使用原子弹的声明看成是空头恐吓。就连俄罗斯军事专家费尔根豪尔也对此表示了怀疑：“我们的常规部队很虚弱，因此我们常常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但我们原子武器的状态并不好。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能够真正投入使用，以及导弹的精确度，它们会不会掉下来等等。”

 

但俄罗斯还是加紧了军备活动，例如进行冷战后第一次远程轰炸机的飞行试验，俄罗斯海军又重新活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有人批评说，俄罗斯政府企图用一次比一次大的军事演习来掩盖陆海空三军作战能力不足的事实。费尔根豪尔更是一针见血说：“我们缺乏动用军队的技术：我们战斗机的数量挺多，但很多都不能用。坦克的状态更不佳，还缺少操作人员。而且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技术已经老化。好的指挥官和军事专家都是苏联时代培养出来的。而这些人都逐渐步入退休的年龄。因此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会越来越糟。”

 

俄罗斯没有说明军队现状的官方文件。人们知道的是，俄罗斯计划在未来的七年中投入一千四百四十亿欧元来实现一百多万军队的现代化。这对俄罗斯的军火工业倒是个好消息。1990年代，俄罗斯的军火工业跌入低谷。而现在，俄罗斯又可以在世界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了。但总的说来，前超级大国俄罗斯首先武装的是自己的嘴巴，乐于展示他们并不存在的军事优势。普京总统要亲自安排2008年纳粹投降日──5月9日的军事游行。这一天，俄罗斯将在红场展示洲际导弹。这将是八年来的第一次。可惜军事专家费尔根豪尔另有看法：“这将有一个巨大的技术问题。红场上已经盖上了其它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就在那儿。怎么才能够把一个重一百多吨的M型洲际导弹运到红场上来呢？那里现在连个弯都拐不了。苏联时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的红场还是一片空场地。普京是想象当年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那样检阅三军。天空上还得飞着轰炸机。这纯粹是一个宣传式的阅兵仪式。”

 

普京的爷爷曾经为列宁及其家人做过饭。列宁死后，普京的爷爷又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可能他从他爷爷的故事里，学到了独裁者的神话，并一步一步地摹仿起来。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手里的牌有许多已经过时了，有许多根本就是虚拟的。

 

 

五、从中国的处境看

 

对于中国能否挑战美国，也有不同声音。否定说是基于一种“循环思维”，例如认为中国在过去五十年，大约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发展是不稳定的。除了循环思维，另一种角度则是“线性思维”，认为只要中国是在一条向上成长的线上，中国将不断缩小与美国或西方的差距。如果说中国确能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国，那么至少是由于三个因素：

 

一、基于种族同一性的国家团结，二、人口基数庞大，三、经济发展迅速。

 

种族因素的重要性，在苏联于1991年末分裂为十五个国家，与印尼在金融风暴后各地分裂意识高涨两事，可以看出其重要性。相对于苏联乃至于今日的俄罗斯，以及其它的人口大国例如印尼、印度，或者甚至美国与欧洲，中国都具有更为统一的种族同一性，因此被认为不易于分裂。就人口因素来看，中国的庞大人口优势虽然正相对削弱，但相对于美国或欧洲，仍具有相当优势。如果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摆在一起，那么这种优势也毫无逊色。至于就经济来看，中国自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衰落以后，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结束中国内乱，已经达至谷底，然后开始逐渐回升。尤其过去公元2000年前后中国发展比较迅速，中国还是处在不利地位，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体制因素。由于中国的体制尚未实现上层统治精英与下层人民的整合，社会精英的筛选机制也尚未确立，因此使其容易发生政治上的周期动乱，从而影响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的发展。而与此相联则是体制因素而在国际宣传上的不利状态，必须长期面对“不民主”、“非人道”等指控，且因此破坏了与周边国家建立具有深度的同盟关系。

 

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由此产生的内外纷扰，那么所谓挑战美国或西方的霸权，都还是太遥远的目标。然而，就是中国能实现民主化，也必须面对国际环境的可能不利因素。亨廷顿认为，中国可能要面对西方与俄罗斯、印度同盟；在这种环境中，中国就面临了在陆地上被两线夹击的极为不利的态势，并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

 

相对于亨廷顿为美国开出的团结西方、结纳拉美与东正教俄罗斯、中立化日本，中国的策略为何呢？有人主张，从人口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巩固东亚各国对中国的相对从属地位，应是长期战略的核心。

 

这其中，又以巩固东南亚国家为重要。对于东亚各国，除了军事上逐步建立互信机制，政治上由论坛到区域国际组织，逐步建立政治整合，在文化上的作为应该包括：

 

在越南，强调文明同一性，逐步建立经济、文化与政治上的整合。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越南的主要受教育人口仍主要使用汉字，应促使越南恢复汉字的使用，以使越南与中国进一步同化。越南人口已经超过八千万，未来将超过一亿人，其人口数量将对于中国进一步巩固文明的人口优势有重要意义。

 

在缅甸，除了既有的地缘战略联系外，应强调语群的同一性；中国与缅甸都属于汉藏语系，因此文化具有一定的亲缘性，应进一步强化此种关系，逐步在缅甸建立以中文为第一外国语的地位，并大量吸收缅甸精英至中国留学。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除了维护华文的固有权益，并应扩大华巫交流。

 

经由上述努力，中国就在整个中南半岛地区，固了两翼及底部；有了这样的基础，泰国、高棉、寮国都会处于中国圈的围绕下，而自发采取跟随政策，从而使整个中南半岛超过两亿人口，以及接近两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乃至于其地缘战略，成为中国的战略延伸。

 

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日本与韩国本来与中国就具有更密切的文化联系，加上战略空间已被压缩，就必然失去挑战性的地位，而自动成为附属性的国家。

 

至此，东亚地区除了菲律宾与印尼，都将成为中国文明圈的一部份。考虑到菲律宾与印尼力量有限，国家整合薄弱，这两个国家也将不易沦为严重挑战中国的其它势力的代理人。

 

在此情况下，中国能在东亚拥有稳固的海域安全，包容了将近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权势基值。如果能达成这样的战略目标，包括在南海或东海的一些让步，都微不足道了。

 

韩毓海《鸦片战争──世界体系“白银时代”的终结》认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转换，一个重要的标志是金融中心的转移。例如十七世纪以后，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着白银源源进入世界金融市场，但却没有出现贬值，一个因素就是清国的白银需求，清国的经济和对西方的贸易，维持了银价的稳定。而决定性的变化，则来自1830年左右广州金融中心的崩溃。

 

鸦片战争不但瓦解了中国国内市场和经济结构，更摧毁了广州的金融中心地位，中国经济从此丧失了消化、吸收白银的能力，而由此开始的大规模的中国赔款，则造成大量白银从中国外流。鸦片战争之后，世界货币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应声而跌，白银已经不能继续担当世界主要货币的角色。公元15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由危机走向崩溃，因为这个体系的运转，一开始就是依靠美洲银圆几乎源源不断的供给，依靠中国看起来是源源不断的白银需求来平衡着的。世界经济的“白银时代”终结了。到1878年，银价跌到它的铸币价格。

 

按照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3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使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的国内产值，也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经济要小得多。事实上美洲资源和印度殖民地经济，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源替代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庞大的白银需求，则平衡了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从这种贸易中，英国获得的利益远不仅仅是茶叶，而是积累了工业革命必须的资本。

 

历史反复证明，工业革命作为生产方式要想支配世界经济，那它就必须成为一个霸权，进一步说，它就必须粉碎、废除原有的世界体系，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将其踩在脚下、彻底改造它，而要做到这个，单靠“经济”和“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成为霸权，首先就必须破坏，即破坏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又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两只拳头：一个拳头是通过制造金融危机，摧毁原有的国际货币流通体系，第二拳头就是通过战争，迫使世界承认自己制订的规则。这两只拳头上写的统统都是“霸权政治”，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市场和工业、交换和生产〕。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流毒甚广，更由于“康德拉捷夫周期”也好像显示每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都由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引起，如十九世纪的蒸气机、铁路、炼钢、化学，二十世纪的汽车、飞机、宇航、电子信息产业等。但是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市场这只隐蔽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这正像如果没有F-15战斗机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麦道公司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隐蔽的拳头，就是美国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为新的技术和生产标准扫清道路的，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不是伪装成“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生产标准自身，而是掌握货币资本和军事霸权的能力。阿瑞吉也指出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性，一般表现为新的世界军事霸权的兴起和世界金融制度的调整，而并非是简单的生产力和技术革命。而在1840年以后，英国的霸权使得银本位制逐步废除，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的最终确立。

 

类似于“中国前途”的讨论，对“世界前途”也有论辩。一种看法认为“霸权带来的世界和平”也有其循环性，尤其考虑到全球整日益紧密的步伐，似乎该有一个终局架构出现了。全球政府的出现意味主权国家的权力让渡，意味各国裁军、仅仅保留警察部队，这样就拔掉了老虎的吃人利齿。

 

至于当前所谓“国家间的平等”，是以主权国家排他的最高统治权为基础的。其前提是“无条件肯定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以及自利动机”，结果还是造成“大国操控小国的实质不平等”，因为此种操控正是“自利的国家的必然作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体系所承认的国家间的平等，是在民主主义兴起之前，可以说是君主之间的平等。如果在国际之间形成以个人为本的世界民主，那么经由这个人民的民主产生的决定，就有很大的可能与国家间的民主的结果迥异。另方面，应考虑该条约的背景，当时的国家之间的权力差异也远不如今日为大。如果说平等真有意义，则十二亿人口的国家与一万二千人的人口的国家之间的平等，除非立足于某些确切的、使大小各国都能获利的国际规则，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纵兵坑埋秦俘和火烧阿房发掘秦陵为不义之举；更有自称“劳动人民”者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项羽这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对于彻底毁灭秦人的精神、彻底清算请过主权国家凌驾各国之上的暴行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一个历史性的回答和清算。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报应。例如，后来大家都清楚了，秦始皇在完成征服六国之后的正确做法，是放弃秦国的优越感，像后来的汉高祖那样等视天下苍生。

 

 

六、中国真在转变中？

 

中评社2008年2月6日发表一篇署名“亦昀”的文章，标题是《谁才是未来世界真正的威胁？》。

 

这篇因为匿名而可以不负责任的官样文章文章指出，2008年的第一个月，世界很不平静。环球股灾和中国雪灾占据了媒体的主要版面，使得两条重要的消息从我们眼皮底下悄悄溜过，没有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先是北约的一份重量级军事报告被媒体曝光，它呼吁北约应做好“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部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数日之后公布2008年现代化报告，提出“和平鸽”战略设想。

 

这两份重量级报告的出台，预示着未来世界格局之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不久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扬言，俄方若面临重大外部安全威胁，必要时不惜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此言一出，世界为之一震。言犹在耳，北约在数日后也放出消息，似乎是迫不及待地要与俄罗斯“看齐”。

 

1月22日，英国《卫报》首先披露了北约军事报告的内容。报告称，核技术的扩散意味着“基本上不存在理想的无核世界了”，而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最令人瞠目的是，报告理直气壮地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必须做好“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部署，令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份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报告还建议，在“为了保护人类大多数人利益而必须做出快速反应”时，可以不用经过联合国批准就采取军事行动。

 

报告还声称，西方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恐怖主义活动、气候变化、大杀伤力武器扩散、天然资源争夺等。其中特别强调，西方国家的实在或潜在敌人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道的撰写人不是普通的学者专家，而皆为西方强国的前三军总参谋长，包括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英国前国防参谋长英奇、德国联邦国防军前参谋长和北约军事委员会前主席克劳斯．瑙曼、法国前三军参谋长朗扎德，以及荷兰前参谋长范登·布里曼。这份报告的分量之重，不言而喻。

 

北约与俄罗斯端出核武来互相恐吓，火药味甚浓。然而，就在它们试图营造出“世界将陷入危机”的紧张气氛之时，另一边的中国却气定神闲地推出“和平鸽”的战略设想，为未来世界勾画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1月28日，中国出台了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报告除了归纳出国际现代化三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之外，还提出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战略设想。该设想的基本结构图是一个“和平鸽”的形象：联合国是“和平鸽”的头部；其身体前部是亚洲国家相互联合，东翼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西翼是亚欧经济合作组织，身体后部是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这个奇妙的构想，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之理念的又一创新。

 

谁才是未来世界真正的威胁？从以上这两份报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一个通过渲染危机试图为使用核武立下合理的说辞，另一个为世界和平作出长远谋划。它们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近年来，特别是911之后，这两种价值观的分别日渐清晰，其推行效果的迥异，也越来越明显。

 

北约的首领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战略，成绩如何？反恐战争节节退败，反美浪潮却不断升级。这点除了布什政府不愿承认外，举世皆知。如今，伊拉克、阿富汗、中东局势陷入困境，朝核、伊核危机尚处于胶着，中亚颜色革命退色，俄美关系再度紧张。与此同时，拉美左翼力量纷纷上台，据说现在南美已有四分之三政权敢与美国叫板。阿拉伯温和派如埃及、沙特、约旦等也渐与美国貌合神离，欧洲多国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分歧不断扩大，就连美国在亚洲的忠实盟友日本和韩国，也兴起一浪浪的反美思潮……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孤立，这就是它输出民主、推行霸权的下场。

 

反观中国，承诺永不称霸，讲求“和而不同”。自从中国在2005年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推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之后，在外交领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中美之间建立起战略经济对话，加强军事交流。中俄互办“国家年”，联合军事演习越办越成功。中日僵局缓和，两国首脑频频互访。中欧在经济、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世界瞩目的中非合作论坛更被传为美谈。另外，在处理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等行动中，中国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不向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威胁性地指手画脚。尊重不同文明，追求平等互利──中国这种外交政策已经得到广泛好评。

 

中国的“和谐哲学”，还启发了世界。2006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外交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模式，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不可忽视的参照模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外交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如今，美俄等国危言耸听，摆出“有核武不会不用”的态势，此时此际，不得不令人想起中国对待核武的态度。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当天，就向全世界明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此后，中国又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美俄等大国从来没有作出过如此庄严的承诺。这是因为它们缺乏胆量与远见。不断制造假想敌的国家，总是活在惶恐之中，最终将会把世界变成它们真正的敌人。而只有真正倡导和平幷付诸实行的国家，世界各国才能与之和平相处。

 

中国走出了一条路，与西方不同的一条路。世界沿着哪条路走下去，人类才有出路？答案再清楚不过了。

 

这篇《谁才是未来世界真正的威胁？》的匿名文章，似乎体现了“中国真在转变中”，不过其中的“中央帝国精神”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所提出的“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战略设想”，虽然其基本结构图是一个“和平鸽”的形象，但这个中国和平鸽可能比美国的食肉鹰更加具有霸权性：联合国是“和平鸽”的头部；其身体前部是亚洲国家相互联合，东翼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西翼是亚欧经济合作组织，身体后部是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这个“中国构建和谐世界之理念”，显然是“中国中心”的。

 

无独有偶。同一天的中评社又发表了署名郭倩雯的文章《林毅夫把中国模式带到世界》，认为一直以来世界银行的高层都由发达国家的人士出任，在林毅夫出任第九名首席经济学家之前便是如此，因此有不少人批评世界银行在执行政策上会受到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并把利益趋向这些国家。而今次以中国人来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可见世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重视中国的经济模式，那当然亦同时改善了世行一向“被西方控制”的负面形象。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邹加怡也指出，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对林毅夫的任命，说明世行本身的变化和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变化，反映出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认可，以及对于中国发展理念、发展经验的认同。

 

在我看来，“中国本位”的历史观也许让现代世界的多数居民觉得难以理解。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是否真在转变中，都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真正前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两汉或元明清那样；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秩序，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更重“纽带”色彩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已经算得上是一种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整齐划一，又不像国际无政府状态那样剧烈冲突。我们这个时代的衰颓沉沦，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沉沦所导致的衰颓，而不是所谓“世界文化”的通病。这多少有点像是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除此之外的“世界文化”是说不上的。世界文明既然还没有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请允许我用这种历史观送给世界三百年的和平：其中一百年是太平、二百年是向混乱的过渡我们要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解救出来！只有在这以后，世界才能获得喘息，获得五百年的文化繁盛，就像中国上古的春秋、战国或中国中古的五代、两宋！真的，“中国本位”的历史观也许让现代世界的多数居民觉得难以理解。可是它却是一个实际上正在发生的过程。它也许是世界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文化复兴──相当于周的春秋战国与唐以后的五代两宋。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作为一个相当于商代中期或南北朝时代的现代人来说，我们把商纣王理解为一个谋求扩张、谋求“统一”，但却失败的了侵略者。商纣王的希望，实现在了伟大的西周，正如隋炀帝的希望，实现在了耀眼的盛唐。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一整合的过程迟早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重演一次，虽然我们来不及看到。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个国际无政府状态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所能看到的除了秩序就是纠纷；虽然种种技术上的进步令人眼花缭乱，但人们在精神上却是直线坠落，以至于精神病和忧郁症成为最为常见的常见病。

 

 

七、中国精神的德化

 

精神病和忧郁症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为常见的常见病。这一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必定导致一个新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拐点。这需要精神上的照奸、知识上的图强、社会上的却敌、政治上的治世。

 

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潜力使得克劳塞维茨以来的西方兵学理论殊为可疑，而构成了以孙吴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及其伟大战略的复兴基础。

 

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军略之复兴，获得了一个时代的基础。一千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过度文弱；而现代的机械文明尤其是核子动力的发展，已经大大弥补了中国的这一不足，而给与中国的智能以极大的发挥余地。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时代，已然来临。

 

“中国民族的解放”，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精魂的解放措施”；这仿佛是把某种魔力从压制千年的瓶子里释放了出来。这也就是“天子”伟大而广泛的解放运动。中国持久而剧烈的苦难中，将释放出一个空前的“恶魔”，这个“恶魔”就是天子。也就是未来新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历来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魂……作为对中国灾难的有力反驳。

 

中国民族的解放，首先必须是中国文化的解放，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此之前，必须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及永恒的期待”这一中国文化精魂的崭露头角或“死灰复燃”。这是前面两者的大前提。而中国文化的“复兴”〔解放〕又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前提及保障。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衰亡，民族其能兴乎？文化高于一切，文化源于天子……

 

天子是一种宇宙能量的汇聚，天子之“德”对于人类来说是宇宙能量最佳汇聚。天子作为“大能者”，吸引万民，就如能量吸引了千百万渴望光明和能量的人。

 

中国历史的整个衰弱过程──就是对这“天子—能量”的本体逐渐遗忘的过程；中国民族重新振奋的过程──就是重行恢复对这“天子—能量”的本体逐渐崇拜的过程！

 

天朝的理想作为陈旧的古装已经破碎不堪、甚至随风而弃了。在今天，还有谁能理解他？并珍藏对他的追忆？今天似乎一切都已完结；历史好像已经“到此为止”、“达到野蛮化的顶峰”了。“天朝”的理想在今天只是一个笑料。但是且慢！先不要大笑失声──“天朝”的政治虽然破灭，但酝酿它的那种“精神”并未死绝，中国文化的心灵，还在奄奄一息中跳动。

 

一个大厦可以圯毁，但同样可以重新建立，甚至建造得更好、更出人意表。只要建造这大厦的心灵来自虎虎生气，生命的冲动决不会限定在单一形式的牢笼中。我告诉你们：一种富于生气和魅力的崭新形式，很快就将展示在你们面前！放胆创造吧。放胆跟着创造者吧。放胆跟着他去“胡作非为”、“纵横天下”吧！除此之外，为了伟大的希望而保留自己可爱的缺点吧。因为并没有规定说“缺点应该消灭”！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什么规矩都没有了！

 

而“德化”则不同：是精神，是方向；不是措施，不是技术，不是方法，不是道路。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创造性文化的最高……“天子”，无非是“德化”的最终象征。我们并不认识“天子”；除非我们已经沐浴在他那德化之光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德化史”。德化的历史尽管不是毫无瑕疵的历史──但毕竟是一种超乎世俗文化之上而卓然屹立的社会发展史和良心发现史，伟大政治、伟大艺术、伟大道德，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德化的历史里，有人性最深刻的表现、最充分的流露──谁说仁义道德总是“压抑着人性”呢？谁说“仁义道德吃人”？“仁义道德吃人”说，出笼不到二十年，日本的膏药旗就飘扬在中国的半壁江山之上了。警惕周树人！警惕所谓的“鲁迅先生”！他的怪论其实是日本的先头部队，是其“华北派遣军”的宣传队。

 

我不否认即使“德化”也会有些消极性，就像宇宙能量对于人类并不总是有益的，太阳光沙多了还会发生皮肤病呢。任何伟大的“德”，一旦社会“化”，就难免染上深重的惰性。这个文化史上的阴影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一个群众心理学的问题。可是，德若不社会化，又如何施展其历史功用？又如何圆满其文化使命呢？让我们原谅“可以饶恕的惰性”吧！对于“不可饶恕的惰性”、对于那些削弱生命、扼杀活力的社会惰性──让我们以欢呼“新德”的诞生，来驱逐“旧德”！

   

1、作为伟大个人的“德”

 

不论“德”的根源是什么，不论“德”的形式、样态、色彩、方向如何如何──它，都体现于某个伟大的人格。可以说，“德”，永远都是某个伟大心灵的附产品；它，只有借助某个个人方能诞生、成形、并发挥社会性影响。从来就没有能够脱离现实活生生的人格，而独立存在的“德”。“德”，从来就无所谓“客观性”之可言；它的“客观性”，仅仅在于它当时当地的社会性。这就是“天子论”的基础。

 

2、作为社会规范的“德”

 

“德”，不是“私德”，而是“公德”。因为只有“公德”才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尽管这二者不很协调、甚至完全对立〕。这样，并不客观的“德”，就有了某种“客观性”。它，从伟大人格中相对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包括伟大个人〕的东西。它从伟大的心灵流出，凝固为坚定的社会规范。百性得以“攸序”。这就是“道德论”的基础。

 

3、实现了“化己化人化世”之圣功的“德”

 

“德”，从伟大个人的人格中流汩出来，凝炼为一种超乎个人的社会规范和历史结晶。它，不仅化人化世，而且化育了那颗分泌出它的心，它催化万物，催化文明，催化历史，催化了高级政治。“德化”，并不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尽管它往往由个人来表现。它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个体的解脱；而在于普世的超渡。这超渡的最强有力、最现实、最可触摸的形式就是“大政治”。这就是“政治论”的基础。

 

4、文化史的堂奥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的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极的思想。政治，从本性上讲，是思想的奴役者。

 

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装饰。汉武帝政治的思想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指导者是柏拉图或斯多噶。

 

政治，就是思想世界的探照灯们与现实世界的可行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即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理想世界的开创”。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些思想多么动人〕泡制出来的艺术──都是些缺乏，内在魅力的“老处女”。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某种慨括。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炽热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动不安的宗教热，借着艺术的狂放得以倾出。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李白、谢灵运，不过其皎皎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伟大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了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心与成仙的幻想中，实现了一个悲剧的人生……而唐宋文人，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大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和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激发了佛教的内流和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于证明这一点。

 

人生而陷于奴役与不幸，因而人的精神渴望自由。而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成宗教上的寻求。这是人类心理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宗教之成为精神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在一切宗教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化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并非“宗教本身的矛盾性质”使之然；而是基于更深的人性悖逆中！所以，政治性的“天子崇拜”，与宗教性的“对于天子的深切信念、永恒期待”，是全然不同的。混淆二者，使得中国的得救无望，中国的苦难无尽。

 

天子崇拜说到底就是“能量崇拜”，正如各种宗教的本质所揭示的那样。如果说科学的本质在于“发现能量”，那么宗教的本质何尝不是“崇拜能量”呢？宗教的区别，就在于时代和文明的区别，给能量崇拜套上了不同的教义和服装。

 

［1982年10月1日］

 

 

八、新风的喧嚣

 

[1989年12月31日]

 

〔序〕可笑的头衔，使我们和上一个时代的余音绝缘了。

〔一〕多体验了整整一个时代

〔二〕中国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三〕虚无党的天下大治完蛋了

〔四〕名为多元，实为无序状态

〔五〕避免暴君与暴民的双重危险

〔六〕一个君主立宪者该怎么做

〔七〕圣人的储备可以制度化

〔八〕超越儒教的中国思想

〔九〕融合了道家信仰的“天子”

 

［1983年1月5日］

 

一般意义的东方社会较西方社会有害于创造的心灵──除非当那天命的良辰突然展现的时候！这时就会有触目的自由圣火冲天而起！

 

这时，中国人抛弃了陈旧破碎的偶像并摆脱了沉重古老的梦魇。

 

这时，中国人放弃短线交易，克制实用和狭隘的“务实精神”，而投身于“被征服的情愫”。

 

这时，中国人背向家园、捐弃身家性命、争取自己的高贵天性，投身对于新事物的空前欣喜，一种重新年轻起来的欣喜，振奋世界！

 

这时，历史的又一变局就在不期然中突然降临。世界将惊奇──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时的惊奇更为剧烈的惊奇。

 

这时，某种暗含的恐惧逐渐弥漫开来。

 

龚定庵〔1772──1841年〕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确为至论。毛泽东深知如此，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史”，迫使中国人背诵《联共［布］党史》、强迫中国社会全面洗脑并屈服在苏联的淫威下。史官，乃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所以外来征服者及其代理人一直忙于消灭中国抵抗者中的“反动骨干”。毛泽东和他的苏联主人都知道，历史意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骨干，没有什么比历史业迹与历史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消灭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可以迫使中国像没有历史的民族如印度诸族那样，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心。

 

同时，历史学家──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天子一样，不是古时的皇帝与太史吗？而是新时代的天？？与历史命运的伟大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有人吹嘘曾国藩〔1811──1872年〕，说他可称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说他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且善执中庸之道。只是在我们看来，可惜曾国藩没有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只懂趋利避害。难怪崇拜他的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失去中国。谁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且说他“保有国粹”者，谁就将步其后尘？我观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者，人之处世及生活之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提高人性的品质者也。中国一般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完全不顾及人性之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

 

曾经留学英国、创办《国闻报》、翻译出版发行《天演论》、担任开平矿局华部总办、抵制美货运动、 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参与南北和谈、执掌北京大学、民国初年依附袁世凯复辟的严复〔1854－1921年〕，几度峰转路回之后，最后如此评论西方文明：“不佞垂老，亲见脂那〔即支那、中国〕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进化，只做到‘杀人利己，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因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是德国人斯宾格勒发出“西方的没落”这一哀鸣的同一年。

 

早在1916年，严复给熊纯如的信中提及的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严复又有言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扬淘炼而已。”“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之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取吾言，可待验也。”“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上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谁能料到，这正合于六十年后的我，在1975年开始的思想转变。不过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孔子之书并非“耐久无弊”，而是“堪救当代世界之弊”。严复晚年的所思必不同于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极左思想”的七十年代的青年──他生当乱世之始，但愿我们生当乱世之终。1921年10月27日，中共成立前后，严复去世了，他的遗嘱写道：“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1921年的三十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故事从反面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富，不是土地，不是人民，不是物产──相反那都是中国贫弱的条件。中国的财富，是它的历史感。这正是严复所说的“一线之命根”。中国当代的出路即在于复兴“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至于严复所归咎的“人心之非”的危难，已经被1921年苏联化以来发生的历历在目的悲惨事实给一一验证了。这并非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别的，而是“新民”，即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心理、意识、品性等等，只有改变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才是中国复兴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回归“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中国其由兴乎？

 

整个1970年代，我都痛感：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传统的伟大力量来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动力，而不是用有限的革命力量去破坏传统，从而两败俱伤，无有余力以从事建国的伟大动力。只有用革命的力量与传统的力量凝成一股有机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为中国民族所亟需的团结与振奋提供一种聚合力及兴奋剂。

 

新的中国需要新的精神支柱，新的道义，没有这些新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国家生活始终都是文化的外现。没有新文化的萌芽，新国家是不可能的；关于“新国家”的梦幻，常常是一种“新文化”的萌芽。同理，新的“国家哲学”常常是新的国家之预诰……而新的国家则是新的国家哲学之物质化及外在化……如此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最伟大的创造潜能的时代──我们虽然无法着手创建新国家，却在着手创造新国家观念，而这比直接创造新国家更有意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即在于建立新的国家哲学，更新民族的精神……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哲学的复兴往往是社会复兴的前奏。

 

精神上的净化，可以构筑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契机；精神上的净化，可为一个垂垂老矣的民族注入动力甚至活力；动力能保证它持续前进，活力能保证它自我调节的能力。“精神上的净化”不是空谈，而是最为现实的复兴战略──尽管一个孤独的旅人提出了这一预想，但我们不想为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规定什么具体的发展途径，其实也规定不出来一个合适的途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推上一条新的道路，其余的就让“希望”去成就它吧。希望……希望……希望！！我们的心多么痛苦，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在我看来，具有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属于谁，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从全球主义的观点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远比是谁在这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为重要──不论谁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对全球化的进程来说，只有色彩的差异而没有性质及方向的不同！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我们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唯有合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问题。

 

 

九、中国与罗马法

 

现代中国是深受罗马法影响的。但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影响罗马法的世界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一看罗马法。

 

罗马法，是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罗马法的发展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时期达到鼎盛。

 

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所谓“民法”就起源于罗马法。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南美洲许多国家的国民法典都与罗马法密切相关。在适用普通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罗马法的影响比较小。

 

罗马法起源于公元前449年的“十二铜表法”。此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壮大，罗马法分为本国国民适用的“市民法”以及与外国人共通的“万民法”，后者就是现在的国际私法的起源。

 

罗马法体现了世界国家的现实。罗马执政官需要保证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的不断变化；但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依赖传统和怀疑变动的态度，正是罗马强权的基础所在。

 

狄奥多西一世皇帝于公元438年将帝国的法律汇编成《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这部汇编只是把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之后的历任皇帝所签署的宪令进行汇集。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大帝对大部分罗马法进行了重新整理汇总，编纂成一部有四部分构成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又译作“国法大全”〕。该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第一部分为《法典》〔Codex〕，收集了自哈德良皇帝〔117年-138年〕以后的各代皇帝敕令。第二部分为《学说汇纂》〔Digesta或Pandectae〕，收集了罗马帝政时代被赋予“解答权”的法律学者们的学说。这一部分共有五十卷，费时三年，于533年完成。罗马皇帝也同时命令编辑了四卷本的法学入门教材《法学阶梯》〔Iustiniani Institutiones〕，作为经典直到今天仍然作为法学学生的使用书籍，对罗马法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概览。与普通教科书不同，该书的内容被赋予了法律的效力。这部教材也是《民法大全》的第三部分。查士丁尼死后，法学家们整理其在位期间颁布的宪令，定为一编，名为《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i〕。《新律》共收有百余条，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本行世，流传至今的有一五二条。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对于《民法大全》的评论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

 

1583年，法国法学家丹尼斯·高第弗洛依首次使用《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来指称包括《新律》在内的查士丁尼编纂的全部法典。

 

罗马法的发展被分成三个历史时期：

 

1、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第一个时期即法律诉讼〔legis actiones〕时期包括王政时代及共和国初期。

 

2、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进入程式诉讼〔formulas〕时期。

 

从元首制罗马帝国早期开始，罗马法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法律认知〔cognition〕时期。

 

在此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罗马法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两度掀起热潮，又直接成为近代法学的渊源和现代法律的先驱，其中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至上的社会理念，对欧洲社会文明的形成影响深入。英国的《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拿破仑法典》、《人权宣言》，包括中国民国的《民法通则》等都受其影响。罗马的《民法大全》因此被列入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学生必读书目之中，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的法学著作。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因此说罗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

 

但是在我看来，耶林的思想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没有分清罗马人的宗教到底是希腊多神教呢还是基督教。在我看来，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作为罗马权力根基的罗马法只会崇拜统治者，而提供不了一种“道成肉身”，也就是神格的人或曰人形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批判并超越帝国的存在的。

 

尽管我承认：各种宗教的形式、表象、色彩、倾向具有多大差异，其内心深处毕竟“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个一脉相承的内在秘密就是：对于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由衷崇拜，并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获取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因此，宗教的差异反而可以帮助不同的人们建立自己的内外平衡，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教派”的奇观，因为人的安宁和秩序说到底都是内在的、微妙的。

 

中国的精神将如此为未来世纪的全球，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政治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传布于整个地球……它的人格化形式是“天子”；而不是“罗马法”的人格化形式──“保民官”或“凯撒”。它将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并吸引人民的心灵。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的儒教和道教混合的国家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

 

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就是“天子”！它将超越陈旧的宗教时装；作为“新教”具有崭新的形式和内涵。但是，正如“每个人都是一个教派”，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陈腐过时甚至破旧凋敝，因此必有新的宗教的以其新鲜时装取而代之──为那颗不断求索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目标。于是一种新的风俗和新的习惯又会弥漫开来……“天子崇拜”和“历史教”最后也会这样？未来的新天新地所酝酿的新天子新事务也许能做出回答──中国的宿命论将逐渐“麻醉”世界。

 

各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神话。

 

中国民族的意识形态，它的“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宇宙的最高主宰必以某种方式派出天之元子降临大地。

 

3、天子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福祗、给世界带来秩序与生气。

 

4、人民的幸福靠这替天行道者来保护。

 

5、中国的国土、人民、财富、资源、精神、文化、历史、光荣……从这天子的圣德派生出来，并受其消长左右而徘徊于盛衰兴亡的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天子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天子重归人民中。

 

7、天子是新文明的象征；新文明及其创造过程是一切人类生活的最终归宿。

 

8、天子是智慧海，是中国的不朽活泉。

 

回顾一下《礼记·经解》是怎样说的：“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珮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由此可见，天子的人格是上天意志的代表，也是“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聚焦”；而不是什么人民代表。天子因此超一切人与一切物，直到成为“天道的体现”；而不是成为物欲和纵欲的体现。观察一下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辉煌的时代，必然是天子居于天子之位的时代；一个停滞、腐朽的时代，必然是暴徒居于天子之位的时代。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毁灭性的革命时代。所以二十一世纪必然有天子兴起发光，实现天命的启示，推翻那具腐朽的却又沉重的僵尸。

 

天子的出现将给这个世界带来秩序与光。否则，一生都被压在非人之地，不仅不成王者之师，甚且一求表达天命的机会都不可企及。于是出现了流血飘杵的现象。光，是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无光，即不是天子而是凡夫俗子。秩序得来不易，建立秩序需要力量，需要物质实力和精神引力的相加。因此，天子之光一旦普及世界，其结果必是新秩序的诞生，而新秩序又必以天子之光唤起的民众即“物质力量的运动”来完成的。天子必须王霸兼用，因为光明不能必然带来新秩序，霸是王的后盾，王是霸之目的。

 

发光的天子与天地并列为参，是与天地同德。他兼利万物，不为一己而活着，不为自己的肉体欲望活着。他为神秘天命而活着，为历史默默无语的趋向而奋斗。被独特的眼睛所测到的

：一个超越的意志，一种不甘毁灭的思想，一道无声无息的光──天子超越万物，他不是一个圣人、哲人，而是创造能力的化身。他兼利万物，不是作为一种修养，而是作为一个仁爱。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子无私而成天下之王，实现天下国家伟大的礼制。他不存偏袒之心，更不偏行己路；他为社会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他不为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来，否则怎堪“天子”的名号，连“人子”都不配了。

 

 

十、天子及其人民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的中国，也被西方从武力、宗教、法律等三个方面完全征服。狂风烈浪终于把这个孤独傲慢、自成一体的中央帝国击得破碎不堪，于是各种互相对立的思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和这场历史上的空前漩涡一道激腾、跌宕、碰撞、破裂……它为中国平添了多少变数。

 

在中国人心目中，这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正因为是灾难，就不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灾难意味着不正常，不正常意味着不能持续。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确实是一种“难以为继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按照这一特点，不仅中国需要奠定一种“新的中国民族的意识形态”，而且难以为继的世界也在期待这一历史性时刻。新的中国，只能与新的宗教一同兴起并互为表里。而没有“中国人民的积极参与”──新的中国民族的意识形态又是无法奠定的。舍此之外，中国的复兴、世界生活的重建、精神文化的再放光芒，大概都属梦想。

 

二十一世纪的多种特征似乎注定了“英雄的毁灭”。似乎任何明朗中必须充满了一丝悲郁，任何快活里都不得不渗出死亡的黑水──你二十一世纪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潜伏着多少生命的暗礁！然而在这风云惨淡、人欲横流的时分我断言了：历史的潮流终会转向的！“一扇门关了，一扇门又开了。”英雄的毁灭，岂不是英雄的契机？只有英雄辈出的时代终了，唯一的天子才会光临人间。

 

《礼记·经解》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天子的霸王之器，不会一事无成。《经解》又说：“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从真正的霸王之器透露出来的，正是世界历史需要的光。光不等于秩序，光并不必然带来新的统治。光的实现有待于灯盏，有待于霸王之器。治民之意源于他的精神力量，霸王之器来自的物质力量。

 

和，不是和气一团的未经分化，而是发号施令使民愉悦。即是说，“天子之和”在于他代表了历史的趋势、人心的背向、社会的需要。他的号令既使民悦，当然不会遇到强烈的抗拒。和的体现是整合。和、合，产生无穷力量。

 

仁，是同化的美德。上下相亲，不是上下勾结、互相利用；上下相亲，须是上同化下，下亲敬上，这才会产生力量。如果上下亲近导致上下不分，成功的希望反而丧失殆尽了。

 

信，在于兑现自己的许诺，这样人民才能真正爱戴与依附于天子，天子伟业之成功才更为不可移易。同时，这本身就是天子伟业的一部分与目的。为什么古人一贯宣布上下相亲必须以义为基础，而不能以利为基础呢？以利为纽带的相亲，一旦遇到无利之时就会冰沣瓦解了。以义为纽带的上下相亲，却能渡过无利的险滩而患难与共。一切事业都会遇到艰难险阻，但以义连结的上下相亲所产生的力量会克服一切困难得以前进。义的相亲比利的相亲，具有更强大更亲和的生命力。上不为利而为义，方能取得根本的大利，这道理是浅显的但更是深刻的。

 

义，是天子的本能。除去天地之害，就是除去天子之害，也就是除去人民之害。天子与天地并列为三〔“参”〕，因而与天地万物万民发生共振。义是天子的本能，能除天地之害者，方能称为天子，方能体现天子，方是雪中送炭给社会需要的人。

 

顺行天意的革命者就是天子。他面对永恒的转移、变异的会演，持何态度？

 

他洞悉历史力量的无穷易化。他不会存有任何关于“最后胜利”的梦想。天子知道他永远孤独。无论他取得怎样辉煌的世俗胜利，无论他怎样彻底击溃了一切敌人，无论他如何顺利地抵达了希望的田野，他都清楚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幻影，都是瞬息即逝的风。心满意足就像刻舟求剑，是抵挡天命的势力用来迷惑他、牢笼他的阴谋，要使他失去抵抗力量，并放弃自己不断扩张的命运。

 

他无止境。他来，是要赐天下以新的权威感。他在新的基地上，以新的精神，从事创造。新的名号将卷来新的扩张力，新暴风的漩涡，也拱卫新的权力中心。他将扫荡二十世纪的嬉皮士文化，他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潮，他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处……我们在黑暗的中心不断喘气，我们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样，在我们的头上，升起了一道灵光。天子的权威一扫世纪末的疲惫。苦难深重的国度，百折不挠、富于耐心，永远在真诚等待，怀着动人的希望，等待横空出世的一击。惊天动地，创造超一切理的奇迹。

 

不要认为这种希望是可怜的、注定落空的；不要认为这种等待是徒劳的自我麻醉──不管怎么说，这种纯朴的信仰毕竟是中国文明的出发点，也中国文明的再生剂，是中国历史的基调，是中国精神的动力。在历史上，这种期待曾把中国从可怕的困境中一再解救出来，给甚至给予中国人民以新的存在形式，为中国文化披上新的服装，给中国土地注入新的活力……既然整个中国历史都这样写着，明眼人就会一眼看出。

 

这种纯朴的、基本的信仰并未消灭。它还在各类事变的表层、各种生活的万花筒之后，闪烁不朽的微光：哀哉！自暴自弃的“中国人”！悲哉！自怨自艾的支那犬！你们看不见这一微光，因为你们狗眼已被现代文明的霓虹灯弄得半瞎了！你们忘记了在中国深厚而坚定的沃壤中──永远会徘徊着这样一个力量中心，一种不会溃散的精神。

 

永恒的期待、命定的兑现：中国对天子的期待还会落空吗？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心中，涌现伟大的情感──能够感天动地、泣鬼惊神！只要这一永恒的期待继续存在，民族的生命就命定兑现，他的不朽灵魂不会衰竭，必能重新塑造一个中国。

 

“真命天子”，神奇有力的凝聚剂，丰沛的源泉涌溢，五光十色的人类物质凝聚，纠缠不清的人渣形成新的机体，文化的生命奔腾出来。

 

“天子”是文化的精魂。“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文化系统势必坐以待毙、分崩瓦解。如此看来，把世俗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是一种庸俗化及政治化，是一种僭越与篡夺。

 

“天子”是极为广泛的神秘现象，天子的政治化的倾向包含巨大的危险性。这不仅导致专制政治，导致霸道而非王道，且使文明趋于僵化、民族陷入懦弱……是结束这一谬误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另一极端的谬误，认为天子就是专制君主，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否则就像大家已经看到的，造成了双重的误解及荒唐……

 

中国文化的解放──就是要消灭上述双重的误解及荒唐，尤其是后一重误解及荒唐〔认为天子等于专制君主，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不彻底消除后一重误解及荒唐，不恢复“天子”的本来面目，也就不能消除“伪中国文化”的毒素，也就不能避免中国文明的流产。

 

我们看到，在被西方文明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现代中国；因内外压力而分裂对峙的现代中国──这个充满魔力的心灵，这个满带祝福与诅咒的精神，并未消散，只是暂且隐居、伺机复出……苦难深重的人民！保持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真诚等待，怀着动人的希望。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备尝屈辱和不幸的、兵荒马乱和流离颠沛的世纪！天子即将成为中国民族的凝聚剂！现在意义的“中国人”或“非中国”──将在一个标准测度下重新确认：那就是，他们“承认天子”或“拒绝天子”。

 

天子降临需要铺路的砖，正如他自己是里程碑。砖与碑，都是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无言的工具，至高的效率，摒弃一切自我的错觉，仅仅展示天命自身。

 

 

十一、天子及其仆从

 

天子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达到使历史震恐、令艺术黯然、让社会发抖的绝顶之境──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他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天子不会落伍，也不会激进，他是中庸之道的化身，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他不追求中庸，不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绵延利益的恶犬”──相反，是中庸在追寻天子，哪里有天子，哪里就是中庸，天子是天下的准则、创造的尺度。

 

世界的九鼎矗立大地，抚绥风尘，它有三大鼎足无远弗届：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伐而有叛乱权，独夫民贼，讨而诛之。三个鼎足各自的元首，就是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天命，不仅要动刀兵，而且要致太平。化玉帛为干戈，化干戈为玉帛，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也不是目的，“化”的过程才是目的本身。这化，就是使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他雕凿人类，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

 

“志士国家”：不用警察去管理国家、监督国家、主宰国家，而是要首先造成一个纯由“志士”组成的单一国家、国中之国，再用这个国家构成一个巨型网络，融合全球国家的剩余部分。这一剩余部分从体积和数量上看也许很大很多，但其实鸡零狗碎；若缺少志士网络就会沦为散沙一盘，成为毫无系统的残肢断臂。

 

“志士国家”只是一个国中之国的隐喻，其实是创造新一轮世界历史的杰作。

 

1、它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它有充足的理由自成一个统治阶级：历史的压力、现实的需要、天子的命令等等，使他不得不成为统治阶级，使他的首领不得不成为大国家的天然主宰。

 

2、它不是一个镇压机关，而是一个创造之源，一个凝聚革新力量的风暴中心。它的内在世界──不仅有武士，有古代意义警察、士兵、军官、宪兵以及他们的最高表率：虎贲和虎贲的主人；而且有文士，有现代意义的一切文化人，甚至包括最低级的文化人；而且应该综合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化阶层──即一切文化形式、文化细节的酿造者们：“天子的精神仆从们”。这样一个国中之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生活的大全、创造的源泉。除此之外的生活和创造仿佛成了多余的饰物。它的外延、附属品、物质环境、经济基础……那个除它之外的残余部分所拥有的一切生活和一切创造，不过是些应景的玩艺和填补空虚的货色……

 

3、这个独特的志士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有其内部的各层结构及各类功能。用现代意义的志士一词不足以理解它──我宁愿用“虎贲”一词。将有一个严整的、有效率的、自行生长的创建一切支配一切的“虎贲团队”英勇崛起──作为对中国百年苦难的有力答复。它的内部的严明纪律、确切的分工、崇高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它将包囊各种组织：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情报的、宣传的、镇压的、扶植的、教育的、清洁的……不可胜数。它本身包含许多阶级、行业、集团──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是仍将成为新文化的温床〔历史使命〕、大国家的凝聚力量〔政治功能〕、它们将由独身者组成〔存在形式〕。最后一点并不难做到，因为中国即将出现几千万光棍。独身者团队，将是前两项的有力保证。

 

4、独身者团队具有自己的道德原则。既不试图将之强加于全民，也不会解除自己的这一“自愿约束”。“这是我的生命”，所以放弃自己的道德规范就近乎放弃自己的生命，就近乎瓦解、堕落、毁灭……独身者要保持自己的“区别”和“距离感”──“区别”，是一切“好的政治”的前提，“距离感”，是一切“仁政”的条件。混同意味着品质的消失。要和人民比试“肉体幸福程度”的“统治种姓”──注定是要遭到全面毁灭的。

 

5、要是这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定制，而非一时的权变，那该有多好！不是理想国，不是乌托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行之有效了数千年的旧制的新发展、新极致。这能保持“国家的生命”于长久不衰：“虎贲之国”日新其德！

 

6、“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这可以成为“虎贲国”的特殊雅号。他们拒绝穷奢极欲，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也不甘于剥削，还要鞭策、创造。他们既不以剥削为耻如现代群众，也不以剥削为荣如古代贵族，而是对剥削泰然处之。不卑不亢，不骄不谦，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是无法规避的“历史苛求”。

 

7、理论上他靠人供养，事实上他给人活泉。若是没有他们，社会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些人类沙漠，和动物生活相去无几，甚至更加嗡拥密集。它像艺匠对付手中的粘土，以敏锐的直觉和灵巧的技能来塑造历史，历史为他们作证……

 

8、一个哲学国家将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升起。以前所有的“理想国家”充其量只是它的预备阶段。群众的羊性，不是饿狼的诱惑，而使牧者获得使命。不事生产者虽不产乳产肉，也不产毛、产角、产骨……但给予这一切以最后的保证。他们有时也参与生产活动，目的不是利润而是锻炼，为的是不要荒废人的可贵习惯。所以他们既不蔑视劳动，更不敌视劳动，而是超越的珍视者，用艰辛的试炼来砥砺自己的品质。只有懂得劳动并经过劳苦煎熬的人，才能支配劳动者。只有娴于劳动的人，才有使用劳动的艺术。他们是焦渴慕义的使徒，不知道适可而止。仿佛无畏的坦克，他们的存在就是电流，他们的命运就是鞭子。电流和鞭子的功能，使得国家成为有机结构，一个具有内在生命的独立实体。虎贲国是真正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而拒绝把“中国居民”与“中国民族”等同起来。

 

虎贲团的双重使命：

 

〔一〕提交自己：创造历史、酿造文明。

 

〔二〕完善国家：扶危济困，坚持中庸。

 

这两者的兼顾是很好的，值得嘉许。虎贲若是忘了两者中的任何一项，或将两者倒置过来，后果都不好。

 

“提交自己”必须先于“完善国家”，否则即是伪善。

 

 

十二、文化核与文化体

 

2008年2月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2007年12月，三亿美国人的循环债务总额已经达到9，440亿美元，平均每个人包括婴儿在内欠账三千多美元。结果全美的信用卡拖欠情况日益增加，此一迹象表明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而越来越高的拖欠率又反过来促使银行提高了借款标准，令已经刷爆了信用卡的人无法找到新的信贷来源，结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宣布消费者的信用卡借款数额急剧下降。这样的结果可能严重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给已然放缓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信用卡引发的消费狂潮难以为继。

 

消费者借贷通常会在经济滑坡的初期增加，人们以此在就业低迷和工资增长放缓的环境下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对于手头拮的消费者，摆脱困境的最简单办法便是用信用卡支付基本的生活需要。事实上，许多美国人非常依赖刷卡来支付基本的生活需要。信用卡甚至成为这些人收入的一项补充。许多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需要量入为出，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持续得越久，最终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

 

信用卡发行机构通过各种优惠，让美国人变得更容易对刷卡上瘾。与此同时，银行则说服更多的商家接受信用卡付帐，其理由是消费者用信用卡付帐会比现金付帐更“大方”。其结果是，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用上了信用卡。早在1980年，当时的总统卡特曾试图抑制信用卡的使用，并指责信用卡是导致美国当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抑制的结果是消费者支出锐减。政府也曾将信用卡作为刺激经济的工具。1991年，当美国经济经历衰退后开始反弹时，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也就是现任总统的父亲，曾经敦促银行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者支出。

 

这个局面清楚显示：所谓西方文明，已经堕落为“信用卡文明”、“透支未来的文明”。

 

现代世界，是否已到了需要输入“天子”观念的时刻？天子观念，及其对“天人合一”双向性的文化范型，即，人不仅受天控制，也反过去影响天──有助于现代世界克制那种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过度追求感官快乐、过度追求强权意志的单向性紧张，也有助于减少生物圈内部的紊乱与毁灭。有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普遍焦虑感──以便某种更富于人情味，更能与自然相协调的全球新文明，逐渐形成。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庸俗化的“人定胜天”即“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被我们称为“浮士德精神”与“黄河心理”的态度，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中国文明的健康因素，对全球文明作出根本贡献的时刻，也许在望，而系统阐发其内涵的使命，可能正期待着一批远东的斐罗〔Philo of Alexandria，前20─后50年〕和中国的使徒保罗〔Apostle Paul，前3─后64年〕。在西方历史上，类似的“文化核之间的互补机制”，比中国历史上更为频繁，整体文明在不同民族之间接力转换的发展景观，由此展现。所以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更加激进，更有活力和创造精神。相形之下，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加保守，更有耐力和延续精神。我们相信，两种文明的融合所形成的全球文明，将把人类历史整合为一，将把人类社会引入一个圆形结构。

 

如果把一个“文化系统”或“文明实体”比做一个“细胞”，则它所具有的双层结构的两个层次，较易得到理解：其一相当于细胞核的是“文化核”，其二相当于细胞质的是“文化体”。而文化核较之文化体，对文化系统、文明实体的形态发育，尤为关键。

 

无可讳言，各个民族的文化范型，曾经凝聚在他们人格化的神话理想上；如希腊的“超人”、希伯莱的“弥赛亚”、中国的“天子”等──这就是它们各自文化系统的“文化核”。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当一个文化系统陷入难以自我调节转化危机时，表层改革文化质的努力也已无法挽回颓势，不同文化的核之间可以发生互补现象，有如基因的交换和修补──以从根本上革新文化核及其文化质，用新的文化形态，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其条件是经历一次类似外科手术的基因改组──通过外敌入侵或内部革命，实现文化休克和社会变革。文化休克的结果是野蛮化过程的开始，社会变革的结果是革命化的深入。

 

在古代中国，这曾体现为殷文化与周文化间的大规模转换，体现为周文化的“核”即原始天命观及其天子概念，移植到殷文化的“质”中，先是补充、最终融和了殷文化的“核”──“帝”及其神界秩序，以此创造了一代新型文明。

 

古代中国文化的“核”，曾是“天子”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的“天命论”，中国文化系统中“质”的各层次，均以此为辐凑而趋附。天子，作为天人合一之境的人格化象徵，体现了善于协调自然而非斗争至上的文化传统。所谓“天命”，其实就是天子与自然〔“天”〕之间互相反馈的精神所形成的特殊信息。在古代人的思想中，天命的信息库是神秘的，不是人智所能穷尽。天子所象徵的天人感应的精神倾向、天人合一的文化范畴，可以被现代人恰当理解。如果进一步，被现代文明恰当吸收，则有助于缓和现代人的焦虑感及现代文化的紧张状态，从而对现代文明发挥一种“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作用。

 

天子观念，原非纯粹的政治概念，而是广义的文化范畴。先秦文化史中的“天子”与秦汉帝国开始的长城时代政治史上的“皇帝”不同：先秦文化史中的天子，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文化各阶段、各领域中的精神价值与社会规范的首创者，而不是政治上的专政首脑。他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化身，立于文明的不败之地。

 

在上述现象背后，我看见了“天子”、“至尊”、“救助者”──这一本体。一切都要归顺他！一切由他得到肯定，也由他获得定义。也许这本体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不是客观真实，但思想也是真实，只要这个思想是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因为在“喧宾夺主”的浮游物们都被剥落殆尽之后──本体的光辉或无光辉，才金光刺眼或隐约显露。

 

行为场所的不断转移，是人类活动的一大特点，它不停改变历史力量巨大汇演的舞台。这一永恒的过程，已使一切有关”胜利”的神话，统统归于子虚乌有了。在这一过程的显像里，一切胜利都是不可长保的，而在它所保持的那个暂短时间内，人们也不过是“从一个行为场所转向另一个行为场所”，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自然都是历史的瞬间。一旦场景转移，胜利之果也就随之消失，不复存在了。到新的时刻，新的新汇演即新的“争取时间的斗争”，就会全新登场，新的人物所排演的全新戏剧，即将全面登场。

 

 

 

·本书后记·

 

科恩（Morris Raphael  Cohen，1880-1947年）在《人类历史的意义》里才会说：“任何关于过去的陈述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抽象概括的因素。”因为任何关于个别对象或事件的描述都不能不涉及属性，或抽象的可重复性质。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可见思想不仅是抽象，还是对现实的反动：社会是在不断地自我修正和自我否定中前进的。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酷吏运动，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状态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创造了一套叫作“毛泽东思想”的害人权术，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认识只能是“物质的梦呓”，然而下一个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个周期当作的梦呓来处理的。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荒芜的，但也是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痞子那样病态，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痞子那样虚伪，蒙古的野兽也比不上痞子的慢性折磨；李自成张献忠的闯贼和流寇所带来的破坏，也不如痞子的计划经济更有杀伤力。

 

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横行于中国的人物好像都与高利贷有关：蒋介石是“做股票”的，毛泽东是“放印子钱”的。他们的烙印至今还在“海峡两岸”。他们与其说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缔造──在他们成为施害者之前，也曾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例如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和损害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即使他的父亲也没有怜悯过他。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典型而已。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在哪里？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酷吏运动无情吞噬了所有社会细胞的时代。有人说这是党阀僭主的杰作。“党阀艺术的大师”们，把人类的肉体作为施工的对象、把人的生命作为建设的材料──“艺术大师”就这样成了“屠夫”，他们所创造的“人类艺术珍品”、一种特别畸形的怪胎，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历史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业者的长子，就深刻地背负着这一阶级烙印，并因此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所谓“全民所有制”就是“全民一穷二白制”。因为山沟里来的牲口最为清楚：所谓“烙印”就是人们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自己身上的归属印记。

 

未来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牲口。他们，或许可能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永恒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创造……

 

所以，我们还要把前面“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第三中国、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的提法，具体一步，说明“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外的第三中国。”

 

那么，自我们而启始的第三中国，能够绵亘多少世代呢？它既是政治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它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

 

这种展望能够给与未来中国的人们以某种精神引导？但无论如何，它至少是我们价值感的微缩。也许我们的认识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不会因为其孤立而被否定。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有时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在工农兵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我们的精神笔记，历史的思想钩沉。

 

如果依据中国历史的走势，再仿照埃及历史的分期术语，中国历史也可以分为相应的三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秦两汉〕；

 

2，“中王国”〔魏晋南北朝、唐、两宋、元明清〕；

 

3，“新王国”〔自鸦片战争造就“第二个南北朝时代”以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也如埃及历史般，每个新时代的来临，都是与严重的外来影响即“外来入侵”相关。

 

相应于此，在中国主流思想即儒学方面，也可以明显见到大约的三分期：

 

1，春秋战国秦两汉的本土儒学；

 

2，隋唐两宋元明的三教合一的儒学；

 

3，明末尤其是鸦片战争开启的第二南北朝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儒学。

 

虽然有些滞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明显分为三期：

 

1，宗教性的天子崇拜〔夏商周等封建时代〕；

 

2，宗教性退化、政治性挂帅的天子崇拜〔秦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

 

3，世俗政治的个人崇拜、科学主义的终极崇拜。而新的综合性的天子崇拜虽有明显的滞后，但毕竟正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

 

就儒学而言，本土儒学是儒学第一期，其背景是“中华世界”的本土文明。

 

三教合一儒学是儒学第二期，其背景是本土儒学与“印度－中亚”的西域文明的混同。第三期的新儒学，其背景是三教合一后的儒学与“欧洲半岛航海文明”的混同。从历史看，相应于儒学第二期的中国文明，其实壮大于佛教文明在其西域本土已经衰落之后，这时〔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亚兴起，对印度－西域文明犁庭扫穴，断绝其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通道。正是这个条件，使得百多年后的禅宗等中国本土教派，才开始壮大于中国，而独立的中国精神抵达全盛，还需要历经三百年，到北宋时代的“儒学复兴”。而相应于儒学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如果可能取得历史意义，也难在航海文明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之前予以实现？因为源源不断的西洋压力的国际性注入，使中国精神不得不把吸收强势的西洋文明列为民族目标的首位，而难以形成综合性内在生长。

 

从上述中国历史的三块论，看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其政治划分与文化划分则有所不同：

 

政治分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战国〕；

2，中王国，秦两汉──元明清；

3，新王国，僭主时代──僭主时代〔相当于秦、元〕

 

文化分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战国〕、秦两汉的以本土宗教为主的文明

 

2，中王国，魏晋南北朝〔包括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的混合了佛教的文明

 

3，新王国，共和僭主时代〔及其先导太平天国〕──的混合了基督教及其世俗变种的文明

 

这里明显可见政治结构与宗教文化的滞后性；如古王国政治〔贵族封建制〕消亡后，由于外来的佛教尚未传入，故中王国创造了所谓第二本土宗教〔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天地崇拜系统〕；而东汉初期佛教虽然传入，但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稳定，故无法流行，直到东汉解体、魏晋嬗替之后，佛教才开始大举影响文明进程。

 

与此〔佛教进入中国〕相似，明末基督教也在清初遭遇到一个新兴王朝的阻挡，无法深入民间。所以基督教文明要到满清政权瓦解时，才影响中国；正如佛教要到东汉瓦解以后才全面影响中国。

 

秦及其后的帝室何愚哉！他们是在域内搞分封、对内扩张，而不是像周武王那样在蛮夷之地进行分封，对外殖民。这样一来，一是国内不睦，二是外藩不亲。当然这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人其实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愚蠢。一乃中国的地理因素使之然。二乃物质条件的限制〔此二者实为一〕。然而这一切现在已成为过去。

 

人类的工具在过去数百年间变得格外强大，以至于历史上的障碍已不成其为障碍，不仅如此，历史的进程还提供了巨大的新机会。

 

反观当今的“汉族”，不但是世界意义的“文化少数民族”，连中国的城市都比发达国家〔世界主流文化圈〕中的乡村，还要破败和鄙陋。此外，汉人、华人，是当今世界上作缺乏自己传统的民族，连一身民族服装都没有，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了。

 

一、努力追击先进民族，只是后进民族的特征：民族艺术的政治化、公社农奴与1958年的民谣民歌写给谁看？实际反映了：

 

二、本土文化意识与外来文化势力的冲突，以印第安人与印地安人，还是以美国人与印第安人；春日导致：

 

三、吸收了外来文化意识的民族知识分子与保留原始文化的民族大众的隔阂〔大地等〕。

 

四、隔阂表现为语言与观念革命。两难处境：接受同化与反抗同化。语言的不可翻译性，加剧了两种文化的隔阂。

 

五、在这样快速变化的时代，文化的碰撞及其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这是好事，是活力之源。对此过于神经紧张是心态衰老的表现。事实上，也只有在冲突和冲突之后的协调基础上，新的民族文化方能健康成长。

 

希腊神话里的史学缪斯克莱奥（Kleos）赞颂英雄的业绩，是荷马史诗中最核心的概念，记载英雄的丰功伟绩而使之流芳百世。希罗多德在撰写希腊人第一部《历史》的时候，“唯恐希腊人和蛮族作出的伟大而神奇的业绩不能传之久远”——这全然不同于中国人写作历史时纪念“殷鉴不远”的“资治通鉴”精神。在中国和希腊之间，我最终选择了中国，因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200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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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国·立宪时代》援引书目】

〔按照援引先后顺序，不计论文〕

 

01、A.J.汤因比《历史研究》

 

0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03、姬昌《周易》

 

04、孔丘《春秋》

 

05、左丘明《春秋左氏传》

 

06、谢选骏《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

 

07、《圣经·诗篇》

 

08、《圣经·新约》

 

09、曹雪芹《红楼梦》

 

10、柏扬《丑陋的中国人》

 

11、康有为《大同书》

 

12、孟轲《孟子》

 

13、尼克罗·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

 

1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

 

15、李昉《太平御览》

 

16、张君房《云笈七签》

 

17、刘安《淮南子》

 

18、郭璞《山海经校注》

 

19、蔡沈《书经集传》

 

20、许慎《说文解字注》

 

21、陳澔《礼记集说》

 

22、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23、《周礼》

 

24、司马迁《史记》

 

25、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6、皇甫谧《帝王世纪》

 

27、《逸周书》

 

2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29、《竹书纪年》

 

30、庄周《庄子》

 

3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32、谢选骏《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又名《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全球政府论》

 

33、朱熹《论语集注》

 

34、王弼《老子注》

 

35、公羊高《春秋公羊传》

 

36、谷梁赤《春秋谷梁传》

 

37、韦昭《国语解》

 

38、吴师道《战国策校注》

 

39、曹操《孙子兵法注》

 

40、《仪礼》

 

41、皮锡瑞《经学历史》

 

42、司马光《资治通鉴》

 

43、金天柱《清真释疑补缉》

 

44、周谷城《中国通史》

 

45、钱穆《国史大纲》

 

4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47、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4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49、周煇《清波杂志》

 

50、洪皓《松漠纪闻》

 

51、威尔·杜兰〔William James Durant，1885—1981年〕《世界文明史》

 

5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5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55、耿云志《胡适年谱》

 

5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57、《中国大百科全书》

 

58、康有为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59、谢选骏《天子》、电视政论片《小国时代》

 

60、比·塞尔努达/何·奥内多/拉·比/ 彼·拉米雷斯〔Pilar Cernuda／Jose Oneto／Ramon Pi／Pedro J.Ramirez 〕合著：《一个真正的国王》〔《Todo Un Rey》〕

 

61、《J曲线：理解国家兴衰的新方法》〔伊恩·布莱默［Ian  Bremmer］：《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

 

62、《孙中山全集》

 

63、墨翟《墨子》

 

64、孟轲《孟子》

 

 

65、邹容《革命军》

 

66、陈天华《猛回头》

 

67、韩婴《韩诗外传》

 

68、班固《白虎通义》

 

69、董仲舒《春秋繁露》

 

70、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71、王溥《唐会要》

 

72、荀況《荀子》

 

73、龚定庵《定盦续集》

 

74、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75、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76、吴兢《贞观政要》

 

77、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78、南怀瑾《论语别裁》

 

 

79、《曲阜县志》

 

80、张廷玉《明史》

 

81、《巴陵县志》

 

82、陈镐《阙里志》

 

83、班固《汉书》

 

84、范晔《后汉书》

 

85、房玄龄《晋书》

 

86、王劭、魏徵《隋書》

 

87、沈昫《旧唐书》

 

88、吕不韦《吕氏春秋》

 

89、顾炎武《日知录》

 

90、脱脱《辽史》、脱脱《金史》

 

91、《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92、王逸《楚辞章句》

 

93、

周树人《鲁迅全集》

 

94、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1969年〕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1958-1965〕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献》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

 

96、陈志让〔Jerome chen，1921年—〕《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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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谢选骏：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孔德成走了。

 

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末代衍圣公、首位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2008年10月28日病逝台北。

 

对此，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流离颠沛，历经现代南北朝的动乱、革命、战争、分裂，遥看斯文扫地、人伦尽毁的惨剧，社会结构的瓦解、生态环境的破坏，其天灾人祸的惨烈程度要超过蒙古入侵，甚至超过了五胡乱华。孔德成生前接见日、韩来访者，对方尊敬他是孔子嫡孙，就跪下来，他因此感叹在国人之间反而得不到这样的尊重。但是毕竟现代台北孔庙规定，祭孔大典有三十七道仪程，其中一道为“奉祀官上香”，由奉祀官在大成殿上香，代表儒家精神代代延续的精神。

 

衍圣公的谱系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衍圣公的谱系也是通过孔子来承上启下的；因为孔子的谱系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殷商王室，而殷商王室的谱系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进一步看，殷商王室作为起源于通古斯的鸟图腾部落，显然和朝鲜乃至日本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是日、韩的共祖。

 

自秦汉以后，历代中国大一统政权都追封孔子后裔，如秦始皇召第九代孔鲋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孔鲋之弟孔腾为奉祀君，汉文帝封第十代孔忠为博士、褒成侯，魏晋南北朝又封“宗圣候”、“崇圣大夫”，唐朝封“文宣公”，宋代以后都封“衍圣公”……包括金、元、后金〔清〕的蛮族入侵者。但其实，即使从政治而非精神的角度，这些封爵也都贬低了孔子，因为孔子的王族世系远在这些野蛮人之上之前。更何况，精神的业绩本来就是无须封爵也无从封爵的。

 

在中国复杂多变的历史上，有一个家族的谱系似乎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颠覆，保持了两千五百年以上的绵延和尊荣，这个号称独一无二的家族，就是山东曲阜为中心的孔府世家。研究孔子的谱系，使得我们看到，孔子的先辈和后代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精神现象，是和中国文明一同绵延发展的，其不绝如缕的状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孔子谱系就像中国文明一样屡仆屡起，而每次仆倒和再起之后，都会更加发扬光大。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的历史所提炼的某种支柱，我们不该无视它。

 

孔德成先生的一生与中华民族共苦，但也从另外一面见证了“现代南北朝”作为一个灭顶之灾，也许正像古代南北朝一样，是中华民族否极泰来、迎接盛唐文明的契机。所谓“现代南北朝”，是笔者拟构的一个名词，用以指代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现代南朝中华民国。

 

孔德成先生的逝世，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我衷心希望，随着孔德成先生的逝世，现代南北朝也将逐渐走入历史，华人世界将结束“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的不幸遭遇，开始迈向统一的第三中国。

 

孔德成之死使得作为“圣裔”的孔子家族，从历代册封的文宣公与衍圣公、金元后金〔清〕玩弄的政治傀儡、党国任命的“奉祀官”、中共批判的“封建余孽”等等束缚下解脱出来，给与中国人民一个机会，可以在今后适当的时候，从圣裔中选举一个可以代表中华道统的人物，君临天下，无为而治，象征宪政民主的成熟。

 

我的研究结论业已证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秩序，只有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能胜任。当然这个“君主制”不是帝国时代专制君主制的复辟，甚至不是王国时代礼制君主制的复兴，而是近代立宪君主制的创造性转化。这样的君主不是来自军事领袖，而可以通过一次性的选举由全民公决产生出来，例如从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中寻找合适的候选人。

 

这并非孤立的异想天开，实际上，类似想法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有一个具体设想是：“组建中国民主与两岸统一委员会，由现居台湾的衍圣公或奉祀官做主席，主持会议，没有表决权。大陆执政党推举两人，在野民主人士共同选派两人，台湾立法院选派两人，香港立法会选派两人，澳门立法会选派一人。共九名成员。保障现利益集团不被报复，保证海内外民主人士参与民主进程，保证台湾的现有地位和权益不被侵害。该委员会在完成民主过渡之后改组为枢密院，调整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之间的关系。”该建议还有一些具体的限制：例如，“委员会成员不能参加总统、议员选举，以保障公正、中立。”

 

上述想法虽然有点一厢情愿，但和君主立宪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谋而合了。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需要孔子后裔的代表人物出任更有实质意义的公职，而不仅仅是上述那样的会议召集人。

 

帝国时代的衍圣公传统，原本意义不在政治结构价值，而在其道德教化功能，但在不经意之间却做成了最大的政治遗产。这一政治遗产在现代国际环境下，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却可以生长出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

 

孔子的素王身份，与其说是来源于古代的祭司与军事首领如殷王，不如说是更加类似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其实汉唐以后的衍圣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势力均衡的保障者、社会文明的调节器。结果，任劳任怨的衍圣公，既不是国王，更不是诸侯，而是真正的公仆，就像风尘仆仆、奔走列国的孔子那样。

 

现在，无君无父的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立宪君主”这样的概念，那么，为了满足这一陋习，也不妨称之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大法官当然也要受到最好的法学教育，但不必参与竞选，而且终身任职。如果犯法，则削职为民，另选一位具有法学背景的孔氏后人。原则上，这位立宪君主意义上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应该是世袭的职位，这样就可以免除不必要的争夺和觊觎。

 

为什么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包括军阀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毛泽东的全面专政，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粘合剂？因为中国始终是一个人治的而非法治的社会，是家长制的而非逻辑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倡导“君主立宪”，这不是专制而是“对专制进行限制”：与其要一个“没有权力限制的‘共和制度’”，不如要一个“具有权力限制的‘君主立宪’”。这样的君主立宪，并不是主张复辟更不是主张倒退，而是主张制度创新和社会前进，是在中国确定有效秩序的必由之路。

 

无疑，君主政治一般要比共和政治来得稳定。君主政治的缺点是过于稳定以致失去了竞争能力，结果不利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争霸。但是从长远看，君主制更利于一个社会保护其传统。所以英国、日本的社会保育做得比法国、美国更好；社会发展也比较平衡与稳定。

 

相对来说，共和制比较适合小国，而君主制比较适合大国。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只能推行联邦制度，通过地方自治的国家联合体的方式，来达到“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保持活力”的双重标准。结果现在，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小国反倒是君主制的，而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反倒是共和制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的社会就有些显得停滞不前，而美国和中国就有些显得不够稳定──如果两造中和一下，情况就比较理想了。

 

现在，末代衍圣公虽死，但北宗的传统和南宗奉祀官仍在。从长计议，孔德成之死使得孔子家族切断了与旧时代的所有关联。使得中国今后有机会，可从圣裔中选举一位深孚众望、可以代表中华道统的人物，代表人民的意志，终结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的分裂行为。新的盛唐将在这个分裂时代结束以后开始出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君子之国终将复兴，君临天下，无为而治，象征宪政民主的成熟。

 

200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