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第四卷）

第四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状

 

 

第十一章

第二期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滋长

二、比较研究邓小平改革与孝文帝改革

三、海洋中国和平崛起

四、运动驱赶着历史之车

五、不断流血的中国革命

六、心理救国与心理建国

七、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

八、意识形态的新生机制

九、新的文明与社会改造

十、法治中国兴利除弊

十一、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

十二、中共的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1911—2011年］。结束中国的无君无父乱党世纪，需要确立立宪君主制度。立宪君主制与其说是起源于古代的军事首领，不如说是起源于等于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汉朝以后的衍圣公。

 

革命就是野蛮化，自新运动就是死里逃生的过程。野蛮的生命消灭文弱的教化，不仅是古代南北朝的故事，也是现代南北朝的戏剧──讲述古代南北朝野蛮化故事的是鲜卑语，上演现代南北朝野蛮化戏剧的是俄语。苏联和鲜卑所造就的“革命──野蛮化”，在其初级阶段，仅仅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则体现为文化革命、种族革命。“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要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清新、刚健，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化？！朱元璋尤其是他的孙子朱棣〔燕王〕，那个朱元璋和蒙古女人苟合下来的杂种，要不是从蒙古人那里遗传了野蛮、学得了尚武，又怎能保持一个当时版图最大的、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帝国？！

 

 

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滋长

 

而根据第一期中国文明在魏晋时代的终结、第二期中国文明在南北朝时代兴起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在清末民初的终结之后，第三期中国文明正在国共党时代的台海分裂下滋长，正如南北朝时代的长江分裂造成了新文化的温床。

 

第二期中国文明在清朝末年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暴虐行为，准备了沃壤；而且，由于社会的解构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为共产党独裁提供了可能。这样，一切社会缓冲的阶层均已不复存在：野蛮的力量成了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示范。蛮力，成了最高的美德。

 

平心而论，这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毛泽东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野蛮吼声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经灭了满鞑子；在往前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日本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85、1856、l842、1840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在中国的伪政权。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为文明的西方人、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一手触发的。──“你们既然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革命就是野蛮化，自新运动就是死里逃生的过程。野蛮的生命消灭文弱的教化，不仅是古代南北朝的故事，也是现代南北朝的戏剧──讲述古代南北朝野蛮化故事的是鲜卑语，上演现代南北朝野蛮化戏剧的是俄语。苏联和鲜卑所造就的“革命──野蛮化”，在其初级阶段，仅仅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则体现为文化革命、种族革命。“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要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清新、刚健，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化？！朱元璋尤其是他的孙子朱棣〔燕王〕，那个朱元璋和蒙古女人苟合下来的杂种，要不是从蒙古人那里遗传了野蛮、学得了尚武，又怎能保持一个当时版图最大的、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帝国？！

 

从外部影响的角度看，日本对现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颇类于古代匈奴部落对古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这并非“贬抑”日本，因为匈奴尽管野蛮，其开化时间毕竟还是比日本人早了许多。刘渊时代的日本人不是还在“神功皇后”〔传说在公元200前后〕之类的女巫主宰下做着潜意识的神话梦？神功者，巫师也。

 

《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此鬼道女王当在神功之后百余年，尚且如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记载，神功皇后同时代的仲哀天皇在攻打熊曾国前，曾让建内宿祢大臣在神坛前请示神谕。当时“神魂”附在神功皇后身上，指示说：“西方有个国，金银之外，有很多灿烂夺目的各色各样的珍宝。我现在把那个国土赐给你。”仲哀天皇疑而不决，附体的神便大怒道：“这个天下不是你应该治理的。你呀！向绝路上去吧！”不久，仲哀天皇果然死去。接着，建内宿祢大臣又请示神谕。神谕说：“这个国土，应该是皇后腹中之子所统治的国土。”上述《魏志·倭人传》有关卑弥呼的记载和《记》、《纪》有关仲哀天皇与神功皇后的传说，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神权政治的姿态和“神”的至上权威。被传达的神意称作“宣”，“宣”也有法律效力。这种法律效力的根源，在于宗教力量。世俗法律与宗教命令仍然处于未分离状态。〔以上见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译本〕

 

作为现代天下即“全球”分裂状态中的一块〔主权国家〕，现代中国的艺术和思想都是租借来的，其科学和技术的租借性质就更为明显了。现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疲软、混乱，使得中国政治秩序一经强化并稳固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消灭〔至少是压制〕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否则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也将瓦解那租借来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对现代中国来说，政治上的稳定与文化上的生机是不可两存的。因此，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徘徊在政治混乱和文化死寂两极之间的流浪史、没有规矩的“摸着石头过河”。

 

亨廷顿在其《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面说了一些颇耐中国人寻味的话：“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败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败程度也许更为严重。有材料说明，事实正是如此。……缺少一个地位确定的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具有贵族责任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社会种族类型的国家中，政治腐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隋初卢思道著《北齐兴亡论》，谈到北齐文宣帝高洋，认为其天保年间的头五年尚为治世，中年以后则“诞纵昏德”，并罗列罪状数条，一条就是“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其结论是“刘曹以还，逮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在他看来，游走市廛与君主身份格格不入。《隋书·五行志》则进而将此与天灾联系起来：“若梁武之降号伽蓝，齐文宣之盘游市里，陈则蒋山之鸟呼曰‘奈何’，周则阳武之鱼乘空而斗，隋则鹊巢黼帐，火炎门阙，岂唯天道，亦曰人妖，则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脱略政教，张罗樽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罚。 ”并将高洋“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归入服妖。〔“文宣帝末年，衣锦绮，传粉黛，数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妇人之饰，阳为阴事，君变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废为济南王。又齐氏出自阴山，胡服者，将反初服也。锦彩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齐亡之效也。”〕《北史》本纪还附益了高洋游行市廛，枉杀无辜的事例，以为佐证。

 

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比封建制的国家腐败盛行？郑也夫《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解释。

 

其一是语义学的层面。腐败的狭义界定是：公职人员利用公职谋求私利。大小封建主拥有的是私权，任凭他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都不属狭义的腐败。广义的腐败，比如暴殄天物，集权与封建的比较稍嫌困难。我仍然觉得在这一维度上官僚比封建主和资本家更腐败，因为后者消费的资源是自己的，前者消费的资源是国家的，其挥霍多了一层驱动力：占便宜。当然我没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比较，想象只是想象，个案也不说明问题。

 

其二，制度与心理的层面。封建制的社会，身份是定死的，阶层间是不能流动的，社会成员的面前没有更多的机会。中国古代社会正相反，功名是可以考取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成员面前有诸多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比之西方和日本的优势。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机会的呈现和吸引，导致我们的社会成员不安于现状，机会主义在心中滋生。其不良的路径便是行贿。封建制度下，成员缺少行贿的空间。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性，甚至没有诸多的官吏，向谁行贿，为什么行贿？我确实以为，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官僚制是其重要构成，决定了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这里的机会主义是中性词汇，不含贬义，善于找机会不都是负面。找机会走到极端，才成就了机会主义的一个面相：没有理念，不管规则，乃至枉法行贿。

 

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像盛唐和北宋那样的文化活力与政治稳定的并存，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有，那也只是作为“例外”、作为巨大灾难来临前的一种特殊恩赐罢了。果然不久，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就降临大地。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无论唐朝还是宋朝，“在政治上都不够强大”，所以它们才拥有“开明的态度”──强大的统治阶级就不会那么宽容，不会懂得“让步的重要”。唐宋皇室甚至能够容忍文人的讥笑与批判，盖有其社会限制、难言苦衷之存在，而不仅仅是自我约束、天良发现的结果。

 

相反，如果从唐宋的观点来看现代南北朝的狼烟四起，则既无政治上的强大又无文化上的生气，取而代之的是空前的腐败与空前的愚昧。教育被用作推行新的愚昧即党化教育的工具，到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空洞的道德说教，只对普遍的民族性的败坏，火上浇油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种由苏联孵化哺育的奴隶集团足够强大还是极度虚弱？无论这是初生的强大还是垂死的虚弱，都表明现代中国已步入它命中注定的三岔路口：前面已无路可通──现在是向“左”还是向“右”？还想有所作为、尚未丧尽良知的中国人，请抉择。

 

如何打通纠结如乱麻的“问题”和民族性的腐败阻塞？

 

中国历史的过渡期，常常都由军阀们完成。例如现代中国也是如此：湘军、淮军、北洋军、新军、国民党军、共产党军──军阀作为寡廉鲜耻的“实用主义者”──比之意识形态的祭司们有更大的弹性、活性、活力及适应能力。所以当过军阀部队“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以其军阀作风从事经济改革，就有“摸着石头过河”之迹可循。

 

 

二、比较研究邓小平改革与北魏孝文帝改革

 

 

1、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功能，其特徵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徵的。

 

对比研究一下，西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岭南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上的保证。後来，基於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於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社会重构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2、汉人政权不准汉人出家

 

为什麽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後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份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汉人出家虽因信佛而修道，但毕竟是些孤立的事件。汉人出家之所以是些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官府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因此限制汉人出家。只是当决心摧毁汉人社会的五胡掌了权，才开始鼓励汉人出家，分化瓦解自己的对立面。338年，後赵石虎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传统禁令。以石虎的贪婪、残暴，再加上这个命令对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致命瓦解作用──这一切使五胡之乱出现了一个转折，从此之後，十六国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进一步恶化下去。所以，我意以为304年〔至316年间〕的西晋灭亡到苻坚南侵的383年之间的这七十九年间，就是以这个西元338年石虎废止汉人出家禁令为转捩点的。犹如1900年八国联军至1949年两个中国正式分裂的四十九年间，就是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俄容共为转捩点的。在这两大转捩点〔石虎的允许汉人出家与孙文的三大政策〕之後，传统社会才开始彻底瓦解了。不要忘了，冉闵的大肆报复即是对石虎的反动。

 

3、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在古代南北朝，所谓国有化事业经常是野蛮化的代词。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鲜卑化，现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苏联化、布尔什维克化。野蛮化既是南北朝形成的契机，也反过拉加剧了南北朝的分裂，其间国有化事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元朝忽必烈时代的蒙古人曾经计画，要把汉人完全灭绝，把中国的农地变成牧场┅┅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所拥有“国营畜牧业”也扮演了野蛮化的推手。

 

这与哥萨克化的、半军事化〔“军事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所推行的“剥夺有产阶级、确立公有制度”的政策，难道毫无共同之处？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後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於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於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後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这个特点甚至一直延伸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

 

4、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战祸相寻，政局动荡。商品经济遭到破坏，特别是北方，受到蛮族入侵，经济思想回到原始状态，商品交换处於低迷状态。野蛮化的过程不仅使得私人特性消失、集体特性上升、国营事业取代民营事业，而且使得商品经济倒退为自然经济，货币流通大为降低，物物交换成为时髦，而在现代南北朝中的中国大陆，还衍生了统购统销和票证控制。

 

在古代南北朝，《魏书.食货志》就说“魏初至於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馀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这很有些近似毛泽东时代的“自留地”，是典型的社会退化与野蛮化现象。在流通领域里金属货币有消退的迹象，但代之而起的是谷帛等实物交换，在北魏时期这十分活跃；很有些近似中共统治下的“黑市”、“自由市场”、“农贸市场”。

 

北魏时期的货币流通萎缩，而谷、帛等实物货币却广泛使用，甚至牛马等牲畜也曾发挥交换仲介的作用。政府对於货币的管理职能日趋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魏书.食货志》说“魏初至於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因为拓跋氏起源於西伯利亚，游牧为生，对钱陌生；这与经历了废除家庭、财产充公等“共产主义革命”等野蛮化洗礼的苏联，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鲜卑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是野蛮化潮流的不断源泉。

 

在某种程度上，北魏的野蛮化程度可能还不及苏联，据《魏书.食货志》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於岁时取鸟兽之登於俎用者，以韧膳府。”面对广大的新占领土，北魏并没有实行苏联那样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是各依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原有的经济制度仍在继续沿用之中，传统的文明因此得以保留。而在废除传统文明的野蛮化道路上，中共可以说走得比其宗师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甚至让史达林感到过分。

 

5、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拓跋集团在南迁过程中经历了由部落、酋邦、国家三个形态的转化。这和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地下党、根据地、边区政府等三个形态的转化不无相似之处。

 

迁都後的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汉化措施∶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服装〕、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代〔山西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全部葬在洛阳城北邙山。汉化过程最彻底的一步是，将北魏皇室的姓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也都统统改为各种汉姓，并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人与汉化人群通婚。可说连接汉－唐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降低统治集团的野蛮化程度，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使得野蛮的军事征服者和文明的被征服者协调起来。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使命。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政权，一定要向中国传统让步，让鲜卑人吸收中原的文化，废除外来政权的野蛮风俗。

 

通过这样的中国本土化改革，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虽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化人群融为一体，而汉朝意义的汉化人群也因此不纯了，逐渐演变为混杂了五胡血统尤其是鲜卑血统的“唐人”。

 

从南北朝历史演进的观点看来∶孝文帝的改革开放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部落在中国活动的尾声∶自西元306年西晋为代表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消失而隋唐宋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尚未兴起时，是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正如对现代南北朝的分裂和中国可能的再统一，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苏联化的汉人，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6、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

 

7、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著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著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於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後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後，有一种复兴的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後，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像”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於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於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於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於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於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於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启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於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8、社会公平化运动蓄势待发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後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後。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於是最後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後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著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於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调节器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9、附记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於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後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後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我们因为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三、海洋中国和平崛起

 

随着海洋中国的兴起〔或曰“中国的海洋一面得到发扬”〕，“太平洋文明”必定焕然而新。这样，中国的复兴将导致俄罗斯重心的东移，否则它将因为不能应付这一挑战而分崩离析。俄罗斯重心的东移，也将促使美国重心的进一步西移：于是世界舞台将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显然：“太平洋文明”决不会是“和平崛起”的；因为“和平”与“崛起”是两个反义词。

 

在和平崛起论者看来，静静的硝烟与弥漫的血腥，是生命进化的必要元素……鉴于这种法则，复兴的中国切不可过早露其锋芒。要之，“太平洋文明”的过早来临，对中国其实并不有利。中国的要务在于：避免在羽毛丰满之前激发这一“文明”；以免过早、过多损耗了自己所肩负的世界责任。因为中国的复兴还需要某种孤立主义的孕育，犹如需要休耕与冬眠，需要艰难的自我调整──一切过早过重的世界任务，对中国的再起都是不适宜的：孤立主义的孕育、休耕与冬眠、艰难的自我调整，这一期限从现在算起，至少还得花上一百年。

 

这百年的历史将是继续的“内战史”与“压抑史”。建设是作为战争的准备而兴起的；解放只不过是新迫害的先声。内战与压抑──从根本上说，不仅是破坏，而且是建设：这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所不可逃避的临产阵痛。强大的压抑力量及事情的迫害──不会损毁一个真正负有世界命运任务的坚强民族；压抑及迫害──常常有效除去它内在的杂质：使它变得更纯洁、更有耐力、更富于弹性、更充沛扭转乾坤的精力。

 

这里描写的和平崛起的蓝图──并不仅仅是一幅悲惨的祭祀场景。须知在这祭祀场景的帷幕之后，还闪烁着天命神奇的灵光……为了取得这种殊荣；那些牺牲都是当值的。更何况这本就是无可逃避的宿命？

 

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宿命。尽量少被腐朽的西风所败坏。西风终究不能东渐成功，西风刮来还将刮去，将被阻挡于中国的灵魂之外。这不是目标，只是一种战略。这种战略的终极目标是“等待”──等待中外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的转折。然后一击毁灭西方文明的整个大厦。其实：这并不是杀害生命的凶残，而是收尸入殓地行善──在这以前许久，西方文明早就寿终正寝了。

 

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的遂行──中国不惜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一切与外国的交往，都要利于这一战略，而不可损害这一战略。一切国家的生活、私人的生活，都必须围绕这一轴心旋转。中国人拿出传统的耐心来：扬己之长、去人之短……如若不然，仅仅用技术发展来对抗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终究是南辕北辙的一厢情愿。

 

首先，现代技术系统自身是否可以无限发展？其次，现代技术系统如何超越“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其“无止境的扩展”不可避免受到了逻辑前提与社会前提的先天制约。

 

在这充满残酷斗争的末世，“刚”是一大特色。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刚愎自用、群刚乱舞的魔鬼世纪。其中一个相当大的小鬼就化名为“钢”。但是后现代将出现的天子，会带来充满“柔性”的麻醉剂，并用其同化力量来制胜群刚──天下之母……照奸、图强、却敌、治世。

 

严峻的现实是：核子武器的发展、各种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潜力，使得克劳塞维茨以来的西方兵学理论成为可疑的毒药。而唯有孙吴为表率的中国兵学及其“止戈”战略，才能导向世界和平。

 

这多少有些像是用技术发展来对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是南辕北辙，是克劳塞维茨式的一厢情愿。

 

首先，现代技术系统是否可以无限发展〔至少是像它的对立面“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那样无止境地扩展〕，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科学前提和社会前提的先天制约。

 

其次，现代技术和原始技术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人操作的。它们的发展同样取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随着技术堤坝的日渐高筑，人的承受力日渐不支，一旦溃决，后患将是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降临。“地球暖化”不过是它的一个借口。

 

那时，一场“民族大迁徙”运动就要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展开──不是散漫无目的，而是有计划步骤，并受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的支配。再度展开了，新野蛮主义，新的民族大迁徒。

 

在历史上，野蛮主义之对文化结构的摧毁，也是一种更新，其工具或是“蛮族入侵”，或是“底层革命”，来实现的。或用日耳曼蛮人颇为自得的子孙们的中性术语──“民族大迁徒”来实现。

 

在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回合之中，这场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徒不仅是“无可幸免”的，而且还是愈彻底愈好。一场重新配置人口的伟大运动已是为时不远了──我为什么这么预测呢？因为：若没有这么一场空历史之前〔不论就其涉及的人口数量，还是就其剧烈程度及时间的紧迫切而言〕超巨型移民活动，中国的重建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其中包括对某些人口的“科学处理”〕无疑将对中国新文化结构的形成起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丝毫也〔266〕不怀疑，通过几十年来的深切苦恼，一种新的文化精魂已在枯荒的中原上产生并开始发出〔或即将发出〕它灼人心沛的光芒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物质化的问题，是如何使文化精魂衍化为文化结构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虽然它现在还仅在于我的意念之海中〕就是建立新中国文化结构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确实，这不是“人部署”，而是“天部署”──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它可能会带来许多之人间的不幸，可是为了新文化结构之建立，为了中国已经终于“站立起来”〔没有一种新文化结构，“中国的站立”是不可能的〕──这不算做很高的代价，而且，也是必须的。这就是我所预见的“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徒”。

 

把各大都市按“区”予以彻底分割。然后将一个以外的各区均迁往新城市──就是这一迁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必须得到彻底重新配置。就象配置土地、财产与家畜那样。唯有如此：物质意义上的新中国才成为可能。但是：这一重新配置决不能损害中国的远大前途。相反：它是来保证这一远大前途的。因此：“不求眼前之利；而求万世福”势应成为这一运动的座右铭。总之：这一重新配置的目标是缔造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新民族；而不是着眼于商业上的利润。

 

必要时：完全可以损害后者；但必须保障前者。中国民族的一体化完全仰赖这一空前的历史运动了。

 

〔1〕一个富于团体精神的精英集团所发扬的自上而下的建立新民言辞的努力。无声的革命。

〔2〕恢复生态平衡。森林，清流，明彻的天空！

〔3〕人类渣滓的消除。保留35％的生育权。

〔4〕适度工业化。不被“甩出轨道”即可。

〔5〕一体化。民族国家的还原，以新的身份、新的功能投入世界主义的潮流。

〔6〕中国65％的人口将进入“全球疏散”的程序。

〔7〕大面积自然保护区、无人区。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的病态。消除它，是中国病痊愈之标志。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改良环境，恢复被打破的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空地运动；人口生态，废除供养制；社会生态，促进宪政制衡；文化生态，恢复自然多元化。

 

 

四、运动驱赶着历史之车

 

历史为何具有“野蛮化周期”？面对这个为什么，我们人类也许只能发问而无从解答？也许这问题本来没有终极答案。但我知道的事实是：伴随着近代中国新野蛮主义一同兴起的，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徒。确切地说，是居民群落的大混杂、上层和下层的大移动〔号称“翻身运动”等等〕。

 

影片《芙蓉镇》末尾那个疯子堪称“论运动”的专家，就像有“把牢底坐穿”的“坐牢专业户”一样，也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运动专业户”。他和他的同类经常敲锣打鼓、声嘶力竭地高呼：“运动啰，运动──！”这确确实实再现了毛时代的主旋律，而且再现了孙中山时代的主旋律，再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达摩克利斯剑──运动。可以想象，选在每个人头顶之上的“运动”，还将绵延“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

 

“运动”这个概念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是，这个概念所表达的那种含义，古今却有截然的区别。因此你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例如对最接近传统中国人的马来西亚华人〕解说那种支配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运动”，他定然会茫无所解。这是因为“运动”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和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不同的角色，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易经》上的那一“天行键，君子以不强不息”的格言，大约算运动的极致了。但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这种自省式的活动哪能和天翻地覆、触及每一个人灵与肉的那种整人的运动相比呢。《易经》上对“变动”精神的颂扬说，“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蕴交感，变化不穷。”此“变化”是自然性的，而横行现代中国的“整人运动”则是人为的折磨。此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对“动”的这种不同解释，也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内生性质，不同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外生性质。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文明是自然生成的，以天地万物为根源；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文明却是别人迫使我们接受的，以外国主子为依据。传统中国人是文化与文明的主人，现代中国人是文化与文明的客人，甚至沦为仆人、奴隶。对于自然生成的传统文明与文化来说，节奏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优裕的心情反倒促使它的良好发育。但在摹仿与攀比的现代文明与文化中，节奏被打乱了，闲暇根本谈不上，优裕被焦虑取代了。这好比邯郸学步者的急不可耐，对别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步态，对他来说却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在现代的处境也是如此邯郸学步甚至东施效颦。现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无所师承的舶来品，它的出现太突然、太迅猛也太纷繁了，目不暇接。原先我们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现在我们是外来文化的客人，在手忙脚乱甚至手足无措中，整人运动兴起了。

 

于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整人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西方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科技势力，如采矿、修铁路等等〕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然后这种反抗方能奏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然避免了这一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满洲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气候，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旗中央”政权还归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清朝被视为叛逆，因此首都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那拉氏集团和八旗中央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恰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民族的色彩，这真是荒唐透顶。因为我们看到，这时以反对西方文化和科学这一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先前是文化〕，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一种伪民族主义。这种虚伪的愚味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裹挟了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落伍行式的开始了“政权主导的动乱”，就像后来的毛所发动的文革。应该说，毛的红卫兵和那拉的义和团，有其神似。这两个“运动”发作起来都是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动力，总是在边远地区发生的。义和团和红卫兵却一反常态，表明两者后面“另有黑手”即“地下力量的支持”。而在义和团与红卫兵、支持它们的那拉氏和毛氏集团失败以后，立宪势力和改革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和改革会议。

 

立宪运动和改革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一种最怕的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便成了一种点缀品和喜剧角色：其关键在于精华社会人物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敏感地看到总是的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一九0五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又发生了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中国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形式的控制，达到三十三年之久。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

 

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的对头蒋介石打赢北代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开近代另一革命的之先河。

 

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代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合乎时期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途径罢了。

 

事实上，从太平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方和北方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剧烈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分居等等，这一系列历史性运动，意味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转向高潮。是的，这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向全球范围的广延，作出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

 

 

五、不断流血的中国革命

 

二十世纪初年，反革命分子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果然，辛亥革命之后将近百年，中国迄今还在不断流血，不仅海峡两岸经常兵戎相见，而且大陆中国也不断流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偶尔露峥嵘。这种百年革命如果连上1850年开始的长毛和捻军，就显得更加漫长。这种悲惨处境的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它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革命，也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有关继续革命的话题。

 

思考“不断流血的革命”，使我在1974年以前成为一个“社会分权”、“互相制衡”的信徒，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制衡与竞争”。那时我崇敬希腊，景仰立法者梭仑──并对历史学术形成浓厚的兴趣。

 

但是1974年的批孔运动使我燃起了对于古典的热情，并逐渐趋向于社会等差的礼制信念，我认可定先秦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脱离惰性、走向自新的可行指引。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经可以较为客观也就是较为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等问题，因为我发现，无论分权集权，都是实行并贯彻社会动员的手段；如果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分权；如果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集权。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因为长期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发现它在分权集权之间来回摇摆的事实，尽管不同的社会其分权集权的倾向各有不同，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在不断地摇摆之中。

 

一般说来，多国环境需要进行国内动员，所以容易促成社会分权发展。因此从长期历史观察，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任用其中一个倾向──不足以使他的祖国摆脱历史的沉疴，直趋复振的朝圣之途。

 

这种历史精神觉醒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新的战略，不仅仅停留在“并用〔兼顾〕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它应深入“交替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交替式的极端发展──废弃了兼顾式的中庸之道。

 

那时我对自己说：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两千所以来〔集权式的、压抑的〕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试问，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步为分权，以驱散那“借集权之名而肆行的腐败”。第二步为集权，以便在腐败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结构。第三步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结构──日益归于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之精。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首次成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早产儿〕关键在于“可塑性”──不要死抱住某个“模式”、“道路”、“理论”，以至一道沉沦。

 

要认清它们的工具性质。要善于更换工具，对于一个具有伟大前程的民族而言，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毁灭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活力；在于追求活力〔反抗增熵趋势〕的激励下进行运动，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显示活力、以活力自娱……

 

1984年4月20日，我写下了《中国新王国的战略图景》，首先谈到了“民主也就是分权的口号，具有革新社会的功能”，是“唤魂之始”，即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其次，任何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都会随后经历一个反动时期，其表现是“集权的实践与秩序的重建”。但与此同时，“民主的分权的实践与唤魂术的普及”却在潜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最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中王国”也就是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新王国”。“新王国”远离“中王国”而接近先秦的“古王国”，可以成为“宪政中国”、“中国宪政时代”，以区别于“中国王政时代”〔古王国〕、“中国帝政时代”〔中王国〕。宪政中国比王政时代更比帝政时代为民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作用如果发挥开来，却可能导致集权倾向的加剧。

 

朱雨心《封建之美》说出了一个常识一文指出，现代中国人顺口说惯了“封建集权”，“封建独裁”之类，仿佛集权或独裁是封建的特徵。这实在是误解。封建制度当然与现代的“民主制度”很不相同，然而封建制度决不是集权或独裁制度，至少不应该把封建制度当作集权或独裁的典型。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春秋战国时期，随后的两千年应该称之为“后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政制是帝制，与封建社会的礼制有本质的不同。

 

就政治制度而言，封建制度的特徵是分权制，而不是集权制；是共和制，而不是独裁制。从周天子起，一级一级往下分配权利，每一级都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周天子并不直接过问各封国内部事务，各封国的国君也不直接过问下属各级贵族封地内的事务。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它体现的是最终分权到户，即，家族内部事务由家族自治管理。在集权制度下，国法一管到底，无所不包，根本容不得另有家规。封建的共和是贵族共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民共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了“刑不上大夫”才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孔子周游列国，不知道很多当权派不喜欢听的话，要在帝制时代，哪里轮到他开班授徒，修成“万世师表”？这并不是一个特例。与其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如说“天不封建，万古长夜”。

 

周朝从武王即位开始，期间历经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第十代就是周厉王〔？—前828年〕，前878年—前841年在位〕，姬姓，名胡，在位37年。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周朝第一个暴虐之君，和夏桀，商纣齐名。而且从他死后的谥号来看〔死后给他的谥号为严厉、厉害的“厉”，含有暴虐的意思〕，后代对他的评价也不好。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多友鼎”，于1980年从长安县斗门镇下泉村西周窑藏出土。通高五一.五厘米、重三.五公斤，器表光素无纹，造型普通，但它腹内所铸的二百七十九字铭文，却记录了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考古学家根据铭文及造型将其称之为“多友鼎”。多友鼎腹内所铸铭文分二十二行，铭文大意为西周晚期周厉王时某年十月，猃狁即匈奴，侵犯京师，周王命武公派遣多友率兵抵御。多友在十几天内，共打四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掉敌人三百五十余人，俘获二十三人，缴获战车一百二十七辆，并救回了被俘虏的周人。武公将战绩报告给周王，周王赏赐给多友包括青铜在内的若干财物，为了感谢周王，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多友铸造这件圆鼎以记其事。

 

周厉王统治期间，繁盛一时的西周王朝已逐步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当时周朝北方边患不断，日益强盛的猃狁民族经常向南侵袭，成为周王朝的严重威胁。据记载可知早在周夷王时，双方就曾在距丰镐二京不远的洛河北岸进行激战、震动京师；而周厉王之后的周宣王时，北方猃狁也曾“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直逼丰镐二京，大臣方仲和尹吉甫率军出击。多友奉王命抵御的这次侵犯京师的战役，与上述两次欲犯京师的战役相比，虽然规模略小但却更直接的关乎到周王朝的存亡危机。然而这次捍卫京师的重要战役却未见记载，可能和周厉王不受后人爱戴有关。

 

在历史传说中，周厉王是上不知敬天，下不知恤民的家伙。他特别贪婪，为了与民争利，发明了“专利”制度。把一些利润大的行业，由国家垄断起来，类似于现在的专卖制度。他还任用小人、亲近奸佞。可又怕老百姓背后议论自己，就发明了特务告密制度，让手下人到国都的大街小巷里去监视老百姓，发现有议论时政者，即杀之。弄得周厉王时，人民上街时，都不敢相互打招呼。只是点点头，挤挤眼神。史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看到全国人民的沉默，厉王很得意，但召公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厉王不听劝戒，最后终于被推翻。参考多友鼎的铭文，可以想见周厉王可能是一位失败的改革家。周厉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方面和政治两个方面为主，在政治上他推行了一套可以称之为“削藩”的办法，企图削弱势力较为强大的诸侯。有人认为，《周礼》一书就是记述厉王改革计划的，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因为诸侯们是以爵位来划分国土面积的，最高的是公爵，以下分别为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所以《周礼》中的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方圆千里的公爵之国可以分成四个公爵国；也可以分成六个侯爵国；十一个伯爵国；二十五个子爵国；一百个男爵国。这就是周厉王决心施行的新政，通过这样的改革，加强国力以重新振兴西周政权，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厉始革典”。 如果实施了这样的改革，那些实力超强的诸侯大国将遭到削弱，这当然会遭到诸侯们的共同反对。

 

不仅如此，厉王还想往各个地方派遣被称为“牧”的钦差大臣，用来监督地方各方面的政务。因为周厉王认为他的父亲对待诸侯大夫过于宽容，王权的震慑力大不如前，而且随着西周与其他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战争旷日持久，国力越来越衰弱，国家的财力、物力也日见空虚，因此决心变法。

 

厉王变法失败、被推翻以后，曾经有一个短暂的“共和时代”。共和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民鲜久矣”。然而，“共和”一词对于中国人应该是不陌生的。中国文明年代确切可考的历史就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就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好兆头。可叹的是在以往的年代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离“共和”确是越来越远。西周共和年的共和未必是今天的“共和”一词意思，然而，共和年的西周确实不是独裁统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的“共和”元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

 

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前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共和”两字，前一字副词，后一字为动词，意谓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称“共和”。

 

无论“共和”真相如何，十四年后，周厉王去世，共和还政与周厉王的儿子姬静〔即周宣王〕。当时的国人的暴动不具帝制时代造反夺权的特徵，这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并非周天子一人拥有的天下，而是诸侯分享的天下，这样才有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在独裁统治的帝制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

 

帝制的丑陋不在下层人民没有人的尊严，而在全体人民包括皇亲国戚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没有人的尊严。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皇帝本人也一样，日夜担心有人篡位；一旦被篡了位，本来的皇帝立刻就变成猪狗不如。在帝制时代开始时候，一些高官如宰相之类，还可以坐着和皇帝讲话，后来就只能站着和皇帝讲话了，再后来就只能像狗一样趴着和皇帝讲话了。人格尊严荡然无存，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百家争鸣？连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都活的像狗似的，小民百姓自然就是形同蚁蝼了。帝制时代独裁统治的恐怖，动不动就是杀头甚至杀全家，灭三族、灭九族之类，怎么能够和先秦王政的封建共和相比？比起秦──清帝制时代的血腥和黑暗，先秦的封建之美，美在分权，美在共和，美在人性未泯，美在人格尚存。

 

当然帝制时代也不是一团漆黑。暴君朱元璋的老婆马皇后病重时不肯吃药，因为倘若吃了药仍然不治，按朱元璋的脾气，参与会诊的医生必定统统杀头。马皇后的病死可称舍己救人，大慈大悲，以免连累医生。帝制时代再有“刑不上大夫”，只要加上了科举制度，平民得以广泛参政，应该说在“民主”这个指标上优于先秦封建制。然而，秦以后的帝制之丑陋，远甚于先秦封建制，这其中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共和。

 

西周的体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就是一个“中华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China〕，相当于联邦制国家。周天子就相当于联邦总统；周天子的直辖领地“成周”，其实也是诸国中的一国，如以美国为例，就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直辖领地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就政治体制而言，联邦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封建制”，其特点是地方自治。大致上可以这样认识：古代的联邦制大多是君主封建制”。其特点是：权力分配由最高君主执行；权力分配给下一级封建的君主。现代的联邦制是“民主封建制”。其特点是：权力分配由平民组成的政府执行；权力分配给下一级由平民组成的政府。也可以反过来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是从各州政府分配而来，以美国为例，是先有州政府，后有联邦政府。

 

现代联邦制的分权的程度不如古代的封建制。古代的封建制是多级分权，仿佛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的“总承包制”，由周天子开始发包，然后层层分包，最后承包到户。而美国的联邦制只是两级分权，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应该说，美国的政治体制的集权程度相当高，甚至高于中国的帝制时代。帝制时代政府的集权程度并不高，尽管其中的皇帝独裁的程度相对较高。也就说，帝制时代的特点，与其说是政府高度集权，不如说是皇帝高度独裁。

 

中国人传统上历来认为应该拥有的家庭自治权〔家长制〕，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并不存在。所以，侨居美国的华人对此非常不习惯，究其根源，应该说是“传统分权思想”和“现代集权制度”的冲突。其实，没有理由认为联邦制最好是两级分权，为什么不可以是三级，四级……？唯一的解答是：三级四级地分权下去，不便于国际环境下的本国社会动员。

 

中国王政时代各个封国的自主权利比之现在美国各州的自主权利也要大出许多。周天子的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只是直辖领地──成周。而美国联邦政府却是直接介入各州统治，直接向各州人民徵税等等。现在，美国各州政府的权利与联邦政府的权利相比已是微不足道，联邦制已名存实亡，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伪联邦制。这与当年成立联邦政府时的初衷已大相径庭。可以说，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美国逐渐从分权制向集权制演变。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就是集权势力战胜分权势力的一个转折点。

 

论者有谓：林肯总统发起南北战争的行为，并无充分的法律依据，无非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政治。最后的结果也并不取决于谁是谁非，而是实力强大的一方通过战胜，获得支配权。废奴，是南北冲突的原因和战争的结果之一，不是林肯出兵时的理由。应该说，南北两个美国之间的战争，其“前因”是独立，“后果”才是废奴。作为战争产物的《解放宣言》是1863年1月1日发表的，宣布所有奴隶即日起获得自由。

 

这个《解放宣言》使得原来欧洲国家对南方的同情，逐渐转向北方。可见林肯并非武力“解放被压迫人民”的空想主义者，而是通过解放奴隶来釜底抽薪、瓦解邦联军的统治基础。林肯的联邦军之所以成为“解放军”，是一项公关的杰作、成功的策略。尽管战争的结果，是使南方美国邦联成为北方美国联邦的殖民地。

 

有人曾经指出，林肯其实是个种族主义者，具有种族主义思想。例如1863年林肯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从此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然而林肯后来提出的南方重建计划非常保守，没有给黑人以选举权，也没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方重建计划深受其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黑人获得了自由，但自由得不到保障，所谓的解放也只是名义上的解放。自由之后的黑人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参加选举、集会和受教育的权利。套在他们身上的有形枷锁被打碎了，但无形的枷锁、种族偏见依然存在，战后广大黑人群众为了消除这种歧视仍在进行不懈的斗争。〔郭丽娟、张波《林肯的种族主义思想与南方重建计划》[Racialism of Lincoln and His Reconstruction Plan of the South]〕确实，这一斗争持续了一百多年，到1996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才见出分晓。

 

按理说，当初成立联邦时，各州是自主、自愿地加入的，也没有签下条约说日后不得退出联邦。后来矛盾激化了，有的州要求退出，这并非无理要求，林肯出兵镇压，其实是在重复英国镇压美洲独立的逻辑。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南方各州在背负奴隶制度这样一个“非基督教道德”的负担下，居然还有那样高昂的士气。这也就是为什么《飘》这样同情南方的作品，至今仍然流行。许多人不能心服北方的暴力征服。这与美洲独立的精神是一致的。

 

今天的美国有两种“联邦主义”，其主张正好相反。一种“联邦主义”主张进一步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削减各州政府的权利，进一步在全国统一法律、统一政令。另一种“联邦主义”则主张恢复联邦制的本来面目，主张强化各州政府的权利，削减联邦政府的权力，反对用联邦法律覆盖各州法律。大致上民主党偏向前一种“联邦主义”，共和党偏向后一种“联邦主义”，“民主”“共和”两党的名字，在这种意义上倒有点名符其实了。

 

共和党的“联邦主义”者大都是“拥枪派”。这拥枪的权利是当初建立联邦时分配给个人的权利，本质上是“封建分权”的结果，是“民主封建制”下最实质性的权利。要枪干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保卫个人分得的权利。不是都“民主”了吗，有什么事不好商量，偏要动粗？但事情没有那么理想化，否则美国也不会在独立战争结束将近百年的时候，再打南北战争了。倘若仅用选票就能保证民主、保证个人分得的权利不被剥夺，那么，古希腊的民主制怎么没有一直传下来？古罗马的民主制怎么又变成独裁制了呢？

 

当年建立联邦时，联邦政府的武力、州政府的武力，对比人民武力的优势是相差不大的，无非是枪对枪、刀对刀。而以现在美国联邦政府武力之强大，别说个人，就是整个州造反，联邦政府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哪里还需要像南北战争那样付出一百多万人伤亡的代价？这还是军队的伤亡人数，还不包括平民的大量伤亡在内。其中仅仅军人死亡人数一项，就超过了五十万，超过了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而现在，即使拥枪，也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象征意义了。例如平民对警察、百姓对贪官。但是人们拥有武器，对于有权有势者还是具有潜在的威慑力量，使得警察与贪官不敢过分玩弄自己的优势力量去鱼肉弱者。

 

我想以“拥枪派”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不能保障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允许中国公民人人获得持枪权利，联邦制在中国就是先天不足的。否则，像秦始皇和蒙古人一样，迫使被征服民族〔关东六国、亚洲各国〕连菜刀也无法正常使用，那就不是联邦制，而是伪联邦制。

 

分权是封建最根本的特徵，在分权的基础上容易建立多元社会，这是封建制优于其它所有政治制度的地方。西周的封建体制就是一国多制的体制。那种试图以单一制度、单一文化一统天下的想法是愚昧的，也是违反人性的，不仅不可行，而且不可取。不但客观上不存在一个对人人都最理想的终结社会，而且各人的主观喜好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每个人自己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统一。只有多元社会才能满足各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要，多元社会才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一国多制比一国一制好；就世界范围而言，多国多制比多国一制好；其先决条件是：一国多制也罢，多国多制也罢，都不得包含有种族隔离的内容。任何包含有种族隔离内容的“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都是不可取的。任何建立在种族疏离基础上的制度，不论其是否“民主”，都反人权、反人类、反文明的。可以说，现行的种族疏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最大敌人。其实，古时候并没有这样的种族疏离制度，现行的种族疏离制度是殖民者为了保持其赃物而设计出来的，也是列强在后殖民时代进行种族控制的工具。现在的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无一不是建立在种族疏离甚至种族隔离的基础之上，尽管其表现各有不同。中国是现行的种族制度的受害者，所以应该彻底摆脱来源于殖民者的马列主义精神枷锁。

 

一叶知秋。朱雨心的想法不是孤立的。它表明中国社会的思潮在二十一世纪又回到了二十世纪的起点上，开始超越整个而实施的极端悲剧行的社会实验。

 

 

六、心理救国与心理建国

 

［1981年5月4日凌晨2时汕头汽车站］

 

1981年我第一次进入广东，仅仅一个星期，其经历就使我再次肯定了1973年第二次游上海时萌发的思想：必须消灭所有方言〔而不仅仅是上海话和广东话〕，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多民族的国家之最后命运，只有解体和内战。”

 

 

这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载体”问题，没有一个同一载体的国家，必然分崩离析。消灭方言──决不仅意味着外表的形式上的统一；它还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建设的意义。根据我的经验──方言的差异导致居民在心理上的差异。包括其思维方式、甚至许多心理习惯的差异。这一点上──不同的方言虽不及语言来得那么显著；但克实有这种后果。只是不同民族的程度不同罢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忽视它。

 

“内外之分”两面战略──就成为中国的罗马法。这种战备的精神内核不是罗马法的“公民精神”，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精神”。所以──全国范围内的消灭方言运动：正成为中国一体化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的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使一切“少数民族”语言随之皆亡。方言──是一种“民族国家失败”的标志。是同化运动未能进行到底的标志。我们必须彻底拔除这一不光彩的标志。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以表文字为交际工具的国家。方言林立的现象特别严重──决不能这一分裂现象再漫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了！

 

在这块貌不惊人的土地里播种、投资──我们一定会取得出人意表的收获！这是只能感到而不可言传的……例如，“喜马拉雅山”不应叫做“喜马拉雅山”。山，只是一个，而群山只能是“岭”。喜马拉雅山更是异族的音译。难道在一个最终将奠定世界新秩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中这是可以容忍的么？应该叫做“群神岭”。我们就是这样既不失统治的威严又保留了人类最广泛的文化，因为我们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正如中国人应称白令海峡为昆仑海峡一样。总有一天，在中国大地上不留下一个异族人的地名。还有“哈尔滨”……。

 

世界未来的命运势必系于这一运动的成败。

 

另外，蒙古人已有汉姓之趋势，应该鼓励。同时要促使西藏、新疆人亦具此种趋势。如果太慢了，就应设法促进，最还在五十年内统一，就像隋朝统一后实行的政策那样。全国各族人民的姓氏化，说明统一的文明时代已经来临。进一步的展望，根据东亚地形所总结的“昆仑人”，不仅包括蒙古人种，也包括马来人种，正如“高加索人”不仅包括北欧人，也包括地中海人种，包括闪族与含族。

 

对中国畜牧业的展望为完全不现实的展望，中国不可能有象强大利益、阿根廷的牧场，而是在新疆和内蒙古，中国的人口压力太大了。中国只能发展科学的畜牧业，当然仍在上述二地区。这样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减少人口繁殖，开恳少许沙、石、草、山地有什么用，我们不能为了人口的负担而使民族积弱不前，不能因为粮食问题而牵制工业的发展，不能为人数而降低人质，不能为了肉体而毁灭民族的灵魂。

 

中国之财富，不仅在于它的人口，不仅在于它的土地和资源，更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潜力，这些其实是它最落后最原始之处，因此可说是它的耻辱。中国之财富，在于它的悠久文化、历史传统。同时，中国的战略地位是得天独厚的，不但“居天下之中”，且具极为有利的地形，取天下者切不可舍本而逐末。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命运的坎坷，首先是因为国人心理建设的落伍，心理建设的落伍对我们构成的挑战迄今犹在。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中国革命史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为了逃避心理建设的失败而采行的逃亡路线。

 

心理建设乃至心理救国需要照顾到内外之别。举一个例子。法国人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本无大碍，但他指此为“人类伟大的标志”却多少有些辛酸的意味。人的思想给人带来的痛苦其实要多于快乐；人的思想给人带来的迷误其实要多于明彻。如果说，这就是“人类伟大的标志”，那么，“人类的伟大”岂不仅仅就是“人有伟大的痛苦”？而且“能亲眼目睹并亲自反思这些痛苦”？这是伟大病夫的哲学。

 

此外，巴斯卡自己说要“勿走极端”。按照他的说法，人和人的一切本来就是一个“中项”──不大也不小，不短暂也不长久。既然如此，那么真正的极端对人而言显然是无法企及的──人不可能是大善，也不可能是大恶，人只是一个可怜的虫子。如此说来，那么“人间的极端”又是什么？最多不过是“中项之间的小小波动”罢了──如果连中项的小小波动也要加以禁止，“责怪别人不能像他一样静卧于病榻之上”，那么……巴斯卡岂不犯了多数思想家必定要犯的“错误”〔借用他自己的口气〕──“他们的思想，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一生所作的辩护词。”这就是“真理”和“哲学”的本来面目？〔1980年1月13日〕

 

在我们看来，心理建设并非巴斯卡式的“勿走极端”，而是其反面“要走极端”。如果一个人能够“尝试各种极端，最后回归于中庸”，他作为极端分子一定会受到举世欢呼：极端分子因此被视为“修成正果”甚至“浪子回头”。这种意义的心理建设，乃是“心理救国”的唯一策略：“你要成为绅士吗？先成为一个流氓！而且越大越好。”

 

“心理救国”乃至“心理建国”如此理解中国事务：

 

1、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中兴”的前例；朝代像是“个体生命”，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2、而一切被人称道的“中兴”其实都是刻舟求剑，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如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中兴，其实借满人之尸还汉人之魂；名为复辟，其实维新──封建大吏主导的洋务运动成为社会主轴。［邓小平改革以后的中共也是如此，借共产党之尸体还资本家之魂。］

 

3、中兴的力量决非已往的势力。如东汉的中兴、蜀汉的中兴，东晋、南宋的中兴，诸如此类，皆非已往势力。甚至唐朝在武媚篡权立周以后的中兴，也是假象──开元、天宝，不旋踵而至，冰泮瓦解，藩镇割据正式形成。不用讳言，其实武媚老娘早已摧毁了唐朝，是朱温老儿的开路先锋。

 

4、近代中国的劫难是“党国”。近代中国的“党”，不仅是秘密会社，而且是八旗军事组织。满清的内核是“八旗”，党国的内核是“党军”，二者的功能都是军阀决定论。

 

5、当前中国局势之鸟瞰：国际大循环的末稍，全球化的末端产业、夕阳工业，丧失独立的位格与创造能力。

 

6、如何扭转这一埃及式的命运？不是心理战，而是心理征服；不为统治权，而为文明教化；不要复辟之实，而要法统之名。

 

8、在“国际融合集团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一个新国家。

 

9、展望这一战略远景，“中国”要想成功，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夕阳文化妥协、更不接受哀的美敦书〔ultimate〕、订立城下之盟的可耻“和约”。我的意思是，没落的、“夕方的”文化势力，不衰退到疲弱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拒绝与它真正和解。一直要抵抗下去。一直要坚忍下去。决不被夕方的表面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所屈服一样。因为如果步其后尘，只能沦为它的精神仆役。

 

必须实行一种“心理上的锁国政策”，而不是“知识上的锁国政策”。要保持内在的距离感。对外分化瓦解、鼓动骚乱、渔翁得利，促使夕方文明及其世界秩序不断颓废、更深刻地走向瓦解；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中国精神，用天子观念代替共产主义。这样，中国对外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压抑力量。这两股力量的相加是战无不胜的，可以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

 

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于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只有等到西方文化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新文化的内在结构已卓然确立并意气风发之后，新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是被同化，而是去同化。

 

为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欠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鸡毛蒜皮，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了。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皮毛，但切切不可为了这些皮毛而损害甚或放弃“两面战备”。否则中国的血就白流了！

 

［1987年9月17日］

 

为了保证一个新型贵族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有效地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受毒化；为了世界秩序的新支撑力量的尊荣──未来的中国必须厉行新锁国政策。……………

 

中国人万万不可忘记这个瑰灿的国宝，它必能赐富给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需要它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具体的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在不利情况下被西方腐蚀，而要选择，主要是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同化整个天下。

 

 

“革命者应以无情的手段消灭反革命势力的垂死挣扎，以完成建国大业。”

 

心理建设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心理建设的成败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

 

 

七、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

 

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而广义的文化发展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引导。因此，研究文化问题，不能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不顾。看清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的势运，可以诊断这个社会的文化疾病。意识形态并非一顶简单的官方精神催眠术，而是社会心理综合症的全面体现。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纽带，恰恰就是社会心理的需求。

 

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开始了一场内在分化。其影响之深远，至今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使正统意识形态发生内在解体。但这口号还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所以其思想解放的性质仍是体系内的，而非全面的和彻底的；确认“真理”，仍是一元绝对的假定。但是，这毕竟打开了思想的禁锢，“活思想”不再是一种受谴责的罪孽，而被承认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随着一步步解放，人们越来越觉得，仅是体系内的微调已不足以应付社会改革的压力了。但在长期闭锁的独尊传统中，又没有别的意识形态可以合法地登上讲坛。这时，只有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可以作为平等伙伴而被接受〔这多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主义传统”〕。于是爱因斯坦被平反了，弗洛依德也被平反了──这就开始了继体系内微调之后的体系外开放的新时期：以自然科学之石，攻意识形态之王。由此形成所谓的“两科结合”的含义，在当代中国，比之世界其他地方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对前者，它是一个学术的综合；对后者，它只是羞羞答答、半推半就的意识形态的移位。再进一步的发展揭示：自然科学毕竟不能完全契合人文学科的需要，于是“新观念”、“新学科”〔这特指人文学科或两科交叉后兴起的边缘人文学科〕便纷纷粉墨登场，从外部前来推动意识形态体系的变动。结构内的解放，转向结构外的解放。

 

在此，科学主义成了可以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展开攻势的、又能被社会所接受的主要方式。正如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古典科学主义曾以其准宗教般的力量，批判了传统的欧洲宗教。中国当代的“两科”结合的价值，不是落在纯学术上，而是落在社会批判上，落在意识形态的革命上。

 

到l986年，新学科的热潮已不足为久久饥渴的灵魂解渴，或令深深迷惘的心智澄清了。当代的中国人，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更换着自己的观念鞘中的思想刀剑，把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温习了一遍又一遍。但结果，仿佛试验得越多就越令人失望似的，就这样，以“非理性”形态跳荡而出的特殊的理性批判，便夺路登上了文化热的前台。中国的思想界曾经是个一投足一举手都必须“问个为什么”、都必须立足于理论解释的巴甫洛夫〔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理性偏执狂〕，这时，它终于想脱离解释而去无拘束地呼吸一下事实的新风了。

 

从极端的唯理主义到极端的菲理性主义，从偶象崇拜到反叛权威，从无私的献身到锱铢必较，从划地为牢到以无轨道为骄傲──这场变革多么深刻。但批评家们会指出，这里仍然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惰性存在，这“宗”就是“一元绝对”的假定，就是“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文化偏执。从根本上说，模式并没有粉碎：这里的改革，不过显示了意识形态本身的软化而已。况且这软化并不是结局，而是一场更大规模转型的前奏曲。

 

“十年改革”〔1978年－1988年〕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意识形态本身究意有没有价值？若有，它的价值又在哪里？

 

〔1〕低效的意识形态与高效的意识形态

 

观察意识形态的全部历史，便不难发现它有两个基本的周期：学术化时期与信仰化时期。支配前者的是理性与现实;支配后者的是权力与神话。

 

以儒学意识为例，它首先经历了一个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学术化时期，从春秋延绵到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时，才开始了信仰化时期。这一信仰化时期长达三百年左右，从公元前二世纪到三世纪初宣告结束。从此，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道家与佛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从而开始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学术化时期──从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南宋的公元十二世纪，长达九百余年。这漫长的九百余年，是所谓“三教合一”的文化大交融时代。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还占了绝对的优势，在唐朝占了意识形态的三分之一；而北宋时代则是道教占了绝对优势。整个周期中，三教中儒学的地位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始终是不稳定的。当然，在学者们的尤其是古代文献学者们的书斋中，儒学的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三教合一的名义，使儒学意识形态得到了充分的第二度学术化，因此，为它再度跃升为一种官学，即再度开辟一个意识形态的信仰化时代，补充了内力、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儒学的势力消长具有典型的意义。它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化时期，和作为非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学术化时期，两者的时间刻度几乎相等。相比之下，道教和佛教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出现的时间则较少，而作为“意识形态在野党”出现的时间则甚长。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与儒学意识形态平分社会的影响力。与儒学比起来，佛学与道家意识形态历史的学术化时期要比信仰化时期更为漫长。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一种思想体系，哪怕是以理性主义和无神论为特征的，只要和官方权力相结合，成为不容怀疑的信条，它的信仰化过程就完成了。相反，哪怕是非理性的、有神论的宗教，只要它不和官权溶为一体，它实际上仍不过是一种学术而已，因为，我们看一种思想体系是信仰还是学术，不能取决于它的自我表白，而得观察其具体处境。严格说，这甚至是不由其自主的一个“命运”。

 

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明显受到这两周期的支配。而文化大革命则把信仰化时期的一切特征都推向了极致。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被逐步否定〔应该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迄今还只停留在理论上，而非一个社会现实。这是需要一切不愿文革活动死灰复燃的人们予以警惕的〕，学术化时期〔十年前的报刊把这叫做“科学的春天”〕开始了。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术化的进程时时受到掣肘，意识形态的僵化并未消除。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还不敢直面“意识形态必须学术化才能恢复活力”这一历史法则。

 

意识形态由信仰化到学术化的历史转折，作为意识形态的开放时期，是其广采博纳、兼容并蓄以增进自身活力的天赐良机。通过学术对话，它丰富自己，由丧失说服力变到足以预见的社会发展。先前，它丧失了说服力，其原因在于：信仰化的意识形态自恃与权力结合以独尊的信条垄断思想，它使学术对话蜕变为“六经注我”式的文献学，在根本上堵塞了自新的渠道。闭锁期又是意识形态的消耗期，开放的学术期则是意识形态的再生朗。通过开放与对话，意识形态再与时代的脉博发生共振。这就使社会反过来关心意识形态的命运，推动它复兴而重获整合世界的能力。在原先，这种被授权的整合力，是因其独断、骄横、自闭而萎缩的。事实上，当代意识形态的困境正是如此。长期的无补偿〔无学术对话，消耗已使它失去了指导力甚至说话的能力，不进行彻底的学术化，它就只会念经而无法重获社会影响力。

 

这一兴衰机制表明，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能力一旦膨胀为自我中心的统治欲，反会促使意识形态整合力的退化。尽管它的逻辑一天天严密，注释一月月积累，理论一年年系统化了。但繁琐经院学的发达程度和它对社会思想影响力的低落，却是成正比例的。

 

由此，就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有效的意识形态和低效的甚至无效的意识形态。例如，斯大林模式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年代里曾是有效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其社会效益显然已经低落了。这是和当时的权力集团对意识形态无节制的使用分不开的。信仰化意识形态在其全盛期，一时间也可以发挥出颇高的社会效能。如文革时的意识形态神话便是如此。它曾激励过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甚至献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其本身的消耗，虚幻的帷幕终于落下。信仰的枷锁使它无法补充更新鲜的思想，这种困境，这种失去希望的挣扎，使它鼓动人心的效能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信仰的这一困境，既体现在它与社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它的体系内终于产生并扩大了心理的裂缝，这是无法用宣传辞令弥合的。这时，只有转向开放的学术化新时代一一这正是当代意识形态的改革之路。这正是由意识形态的无效化向有效化迈进的一个阶梯。通过危机揭示并促成结构性的变化，便其效能得以改进。

 

 

〔2〕学术化是通向有效化的唯一途径

 

有活力的思想必是开放性的。开放性不仅构成了思想的源泉，也构成了意识形态得以更新的机制。而开放的前提，则为非信仰与学术化。

 

我们可以看一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以便相应理解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关系。一切宗教无不具有一颗信仰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内核。同时，宗教又充分吸收了它所生成时代的科学成就。否则它便会因违背常识而令人无法接受。狭隘的社会发展史家，对科学与宗教间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作了过多的描述。但事实上宗教与科学却是互补的。宗教所顽固反对的，不过是其没落时代的新兴科学而已。如基督教神学反对哥白尼的科学，但不反对托勒密的科学。斯大林主义反对爱因斯坦和孟德尔，但不反对牛顿和达尔文。可见，所有信仰都基于一种“陈旧的科学”。在这里，与其说“宗教反对科学”，不如说“科学反对科学”。──这里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机制，体现为科学学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科学学术自身的进展。旧的意识形态是充分吸收了旧科学的观察和理论，以建立起自身的世界观假说。要害不在于“宗教反对科学”而在于“旧科学以旧宗教为武器迫害新科学”亦即“旧反对新”。

 

没有必要一味怪罪过去的意识形态，关键是如何面对现在及未来。象狭隘的社会发展史家那样，把过去的意识形态当作纯然消极有毒的麻醉剂，就难以实现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转变。恰恰相反，我们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是因为它有替代不了的社会效能。这当然不能证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本身的万古长青，一成不变；相反，我们呼唤意识形态的变化，为的是保持它的社会效能。应该承认并提倡“意识形态无禁区”的科学思想。这是为增进意识形态的活力而必需的。应该设置保障意识形态学术化的社会措施，否则，我们社会就会失去对意识形态的信任并出现意识形态的真空，从而瓦解社会的心理凝聚力。社会的生存比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尊贵更重要。

 

学术化是意识形态完成它的呼吸吐纳、新陈代谢的过程。学术化是意识形态开放性的标志。开放性不仅是信仰系统〔如马克思主义〕内的循环，也是信仰系统间〔如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恩主义〕的互补。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要保持常盛不衰的社会效能，除耍允许内部的争论，还得保持外部的非议。开明者的大智慧在于，他有力量消灭一切异端，但却以高贵的容忍有意地保持“异端的权利”──容忍对立面和反对派的存在不是为了证明他的道德修养，而是为了更新自己的生命。开明者知道，唯有系统外的反对力量，才能制约系统内不可逆转的腐败趋势。这尤如在意识形态的美味佳肴与权力孳生的微生物之间，加进一个异态的隔离层〔如密封塑料〕，使之免于变质。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则是其开放性的保证，且是其成熟的标志。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多元性的必要：当一种失效的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多种智慧就以常识、学术、思想为形式，起而分解它。这也意味着刺激它的某个僵死部分，使之重具活力，由此形成独立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智慧的滋养下，象众星那样分布在苍穹，它们无疑构成了秩序，这种自然的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实在要强过人为规划。这微弱的平衡，凸现了意识形态的新轮廓，这是比旧有的信仰独尊更有活力、更有效能的平衡。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正需要这样来自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方面的崭新格局。

 

这内部格局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外表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变化。

 

 

八、意识形态的新生机制

 

多元制衡：由多元机制产生彼此牵制的制衡，是意识形态新生的不二法门。

 

语言哲学家认为，人类的全部文化只是建立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上。需要补充的是，仅有同质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异质语言之间的摩擦、撞击、交感、相克相生。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讨论”。没有讨论，语言便无意义，只是一化石、偶象。语言的本质即在于讨论，正是讨论才构成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构成了我们今天赖以自豪的人类全部成就的可能性。

 

在什么层面上“讨论”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在多元制衡的基础上。这就是承认语言和语言间的异质与同质，承认语言系统〔如各种意识形态〕的独立价值。承认“语言神学”即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各自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我们无法用一种意识形态为尺度去衡量、审判他种意识形态，而只能用社会效能为尺度不加偏见地衡量所有意识形态。在社会效能的检验面前，一切意识形态皆应平等，皆无神圣之可言。这正是由意识形态的神话过渡到意识形态的现实。逃避这一检验，则使意识形态本身，成为神话与死水。这死水徒使社会现实承受其负效能──语言偶像的惰性阻碍人们日新其德，调整自己与变化中世界的关系。意识形态信仰化的程度越深，则其脱离实际即丧失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力的程度越深；而多元契约的机制〔即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互补的平衡〕，却可以避免这种软化。

 

在当代，建立多元契约的机制，有待于承认各种意识形态的相对价值和暂时性质；有待于废除意识形态的真理性而只承认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你要使一件工具保持锐利，就必须经常地擦拭它、磨砺它；同样，你要使一种意识形态保持有效性，就必须经常不断地讨论它、批判它。人们也许认为，只要有“实践”就可以检验某种意识形态了，何必求诸其他意识形态系统的讨论？其实，断言实践活动是检验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唯一方式，留下了许多未经澄清的疑问：

 

〔1〕意识形态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系统，而实践活动却是每天都在进行；以短期的实践活动去检验长期的意识形态，常有检验本身的局促、短视和偏狭；这正应了古书上所谓“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寓意。

 

〔2〕如果实践活动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指导下进行的，那么，当实践得以检验出意识形态的有害性时，人们已在实践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结果是社会利益被迫一次又一次“交纳学费”，则无异于让实践活动作了意识形态试验的牺牲品。以社会进步的必要看，这种检验是不必要的浪费。人们不一定非得亲手摸了电门才知道电是不可摸的。

 

〔3〕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是人类行为的两大分支，其连接点是人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这能力在沟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产生了失真和误导。因此常有这样的荒谬：1，有利的实践被意识形态审判为坏的；2，有效的意识形态又被实践误判为错的。

 

综上所述，以实践检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事后的、不得已的补救办法。《老子》早就知道“防患于未然”的重要，而当代人却因意识形态的神话而忘却了这一智慧。这智慧告诉我们，检验意识形态有效性，首先应该通过语言即理性的“讨论”，只有当语言和讨论已经尽责的时候，才可以付诸于实践。这是第一层要义。

 

再者，意识形态现实的多元格局，可以保证“以语言讨论进行意识形态的检疫工作”。多元格局作为意识形态获得活力的制度保证，值得推崇。由此，人们还原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放弃以宗教的态度去对待意识形态，以推进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神话体系的开放。它用科学学术调整、丰富自己，以使自己恢复社会有效性。

 

第三，应把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视为其自身的命脉所在，而不能将其作为策略的伪装，以及作为迫不得已渡过危机的开明姿态。这就要求坚决掘弃机会主义和策略至上的玩世不恭的立场。第四，多元契约的格局既是意识形态学术化的保证，又是多元意识形态中任何一元保持旺盛状态的保证。多元契约承认多元价值的合理性──只要这能促进社会的变革就行了。而不必把社会利益切割并对立为集团或党派的利益。

 

综观历史、社会进步的现实，是无法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所能垄断的。任何一神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社会进步的总和声中的一个声部，它在宏观上推动着社会进步。但是当它力图垄断社会进步时，就置自身于停滞、衰顿、荒谬的境地了。综观人的历史，企图垄断社会进步的愿望，结果总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意识形态学术化，是意识形态新生的必由之路。

 

当代意识形态已陷入了困境。其突出表现在于所谓“理论落后于实践”。其要害则在于短期行为夺占了社会生活的鳌头。这实际上是社会宏观失控的初期表现。任何有效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自身一贯并在必要的时刻排除阻力去保证实施；在这种意义上，“摸着石头过河”并不能成为短期行为的有效辩护。短期行为过多，社会就会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失去大目标，由此，必会产生大量破坏社会系统化工程的潜在压力。

 

“理论落后于实践”不是由于思辨的属弱，而是出自态度的虚伪。这是理论界不说真话的腐败空气的一个表现。没有必要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并对当前的“实践”做神化。神化实践，一如僵化时代的神化理论同样片面。

 

这种被称为“实践”的短期行为为什么如此泛滥成灾呢？我们认为，这不能归咎于改革浪潮中的探索行为；因为当前社会宏观失控的病根，埋在意识形态信仰化时期的社会土壤中：信仰化的框架迄今束缚着探索活动，因此，思想领先于行动的自然权利在当代也就被十分不自然地剥夺悼了。这剥夺造成意识形态〔“思想”、或“理论”〕的疲软和混乱，还造成意识形态和社会工程之间的分裂甚至冲突，从而更加激励了短期行为的横行，加剧了社会发展的宏观失控的倾向。

 

要挽回社会宏观失控的倾向诚非易事，但有一个工作却是必须做的：尽量减少短期行为，尽量增强社会信任以便进行长期投资。其途径，就是增强意识形态〔多种而非一种〕对社会行为的综合影响力〔而非垄断的强制力〕，为当代经济建设提供独立于权力结构的精神文明。

 

要愈合当代意识形态和改革实践面临的剥离状态，有待于做到以下几点，

 

〔1〕废除意识形态的神话，破除其目的论和宿命论;承认意识形态的现实，确认其工具性质。

 

〔2〕重温“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命题，以理解其真正的精髓在于，社会主义是作为“救中国”这一目的而被使用的一项意识形态工具。

 

〔3〕回到一百多年来致力于民族复兴事业的先贤们的原始出发点上，把“富国强兵”作为现代化的指标、作为高于一切意识形态分歧的民族目标，加以追求。

 

〔4〕在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前提下，允许意识形态体系不受教条干扰地广泛吸收一切有用的学术与科学成就；不以人为限制来隔断多种意识形态间的对话，其目的在于增进的社会有效性，从而强化、优化社会宏观的协调发展，尽量避免短期行为对我们社会业已构成的严重损害。

 

〔5〕以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建立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互补的平衡机制，具体落实“百家争鸣”的口号。

 

〔6〕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不违背国家宪法的前提下，倡导意识形态无贵贱的新精神，充分保障“异端的权利”。反对意识形态的权力化，把学术化的原则贯穿到意识形态的现实中。

 

放弃以行政手段甚至刑事控告的方法来解决意识形态分歧的传统作法，可以矫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北朝社会特有的社会弊端。

 

理论对实践的反讽式的指导：

 

从卡尔马克思最大的虚构“世界各族共同经历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经历逆向蒙古人〔俄国人〕、白种鲜卑人〔苏联人〕的感染，而传播进入远东之后，从未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中国，也开始被纳入卡尔的理论市场，开始被迫在现代“进入奴隶社会”。

 

政治革命不等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等于生态革命。

 

对我的历史观察而言，1979年到1984年的五年，包含思想的第一大转折。作为我一切思想的出发点的“历史是价值的坐标系”，就在这时成熟了。这也逐渐影响了我对未来的一些预测。但我始终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结束；而且中国的危机还会从政治的、社会的层面，进一步深入到生态的、环境的层面。那时的中国可能连革命的本钱都没有了，只有玉石俱焚。

 

〔1989年1月〕

 

 

九、新的文明与社会改造

 

［1988年6月23日］

 

等待中国的，是“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秦两汉结束的第一期本土文明与元明清结束的第二期混合文明。如果作一个比喻，这相当于埃及的继其“古王国”与“中王国”之后的“新王国”。新王国是个新兴的“军国主义实体”，由印欧语系的喜克索斯人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军国主义实体”，同样由印欧语系民族开创，由英、俄两国在海陆两免的夹击所开创。古代的喜克索斯人与现代的欧洲人，都是擅长征战的“雅利安战士”，中国人的反侵略会成为埃及式的回光返照吗？“新王朝”的记号会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文明吗？

 

在野蛮人或是经历了野蛮化过程改造的文明人〔如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看来，社会改造，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改造，也包括文化的改造、心理的改造。这些改造是极为繁琐的，因为上述每一项改造，又可细分为更多的项目。社会改造运动具体落实为人为的运动，但是究其实际，社会改造运动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掀起的。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的天性中已经含有极大的惰性，这些惰性不是“背天”的，而是“顺天”的。如不遇到某些深刻的危机，“顺天”已经足够，“背天”、社会改造，纯属多余。而根据我所阐释的《周易》历史原理，社会改造运动一旦掀起，就不易逆转，除非进行到底之后，再因其过于极端而发生转向，“反复其道”。任何危机如不深刻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引起社会改造的针对性反应的抵抗的。不仅如此，危机甚至不为人们所察觉。而当危机深化之后，终于引起社会改造运动，这种危机此时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因为此前僵化的秩序现在遭到了破坏而大大加剧了。所以也就反而给社会改造运动以更强的动力，从而使社会改造的剧烈程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危机一天没有解决，社会改造运动就不可能停止。因为“易”的进程已经开始，一切都不可逆转。另外一面，社会改造运动本身也会陷入同样的处境，因自己的过火行为而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形成更为有害的社会危机乃至社会毒瘤。更甚者其领袖常以另一种罪名遭到捕杀之，而对自己进行社会改造。

 

社会改造运动体现的并非人的意志，须知人的意志并非自由之物，而是由他者所注定了的。社会改造运动所体现的是天命。天命也是人类一切命运的契机，其中包括人类的诞生在内。人类的优越之处即在于他较能体味天命，而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即在于他能最多最精确的体味了天命并宣示之或实践了天命。人类所禀受的基本天命即是：生存与升华。其余的一切都是为此二者服务的。

 

人类的生存条件不断在变：人类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活不下去。而那些腐朽没落的人却不属此列，甘愿成为十足的非人。拒绝坐以待毙的人，求生存、求升华，不可动摇的意志看到：反抗社会运动改造的人就是反抗天命与“背天”，“背天”虽然是人的天性，但终不能长久，因为背天已经丧失了生存的依据，最终放弃了自然的保护、生存的权利。革命就是背天，就是把“秽多”与“非人”赶入地狱，这是最壮观的生存斗争，决无妥协可言。中国革命的道路之所以充满坎坷，一大原因就是未能认识这一优化理论。现在这一优化理论一经发现，中国历史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里程。它不主张用暴力改造全民〔这种理解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满足于这一强大而有活力的文化基层示范一切──使全民在它所体现的生活原则和文化原则、政治原则下得以规范化。大国家的双重性质：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锁钥。要是不实行这一“二元化”，假使这一双重性质遭到破坏的话──中国民族的前途就将陷于危殆，中国居民的命运就无转机。“现代化”、“文明化”是何谓哉！

 

如果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又是弯的，怎么办呢？勇敢地走过来！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那么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了。”然而他们所说的“那么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历史总是不堪回顾，因为它排除了许多“那么走”的道路。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么走的弯路”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的见证、神秘的象征。

 

事后聪明，常常被视为“浮渣的无奈与叹息”。据此我们应该宣布，任何进程本身无所谓“弯路”之可言，因为“曲线发展”才是自然的本相。“弯路论”难免会把历史看作特大的浪费。须知历史的目的本是虚无中的创造，因此“历史的目的”常在“弯路的尽头”中显现。超然观世者吸取灵气，到此一游者酿就良方，不论这灵气是否值钱、这良方能否通行，它们都可以成为精神的补药、心灵的强壮……并创造风水、宗教、审美情趣。

 

中庸“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一语，深得历史思想之精髓。错行、代明，貌似不同，实则为一，是文明前赴后继的实况。如果文明之间不错行、不代明，而是同时并进，则必有较量，往往两败俱伤。强行抑制其中之一，则失调来临，社会混乱、暴乱迭起。

 

诚意，纯化意志。正心，立世界观。修身，锻炼身心使之适应斗争需要。《大学》中此类阶段论，皆哲学之节奏，非空洞的说教。大学之政，是政教之政，非政治之政。

 

不仅《大学》含有教化意味，就是古人对“名山、大川”的赞慕，也含有教化意味。名山大川的崇仰，不仅含有审美感，且含有政治兴废以及天下兴亡的政治感，并与中国哲学密不可分。中国哲学的“天”虽不具备人格，是自然主义的主宰，但仍然具有教化功能。天，类似“天上秩序”、“天国简称”，因此“天帝”或“上帝”也就具备了某种人格，因为他是天的统治者。只是缺乏类似其他民族的“天的创造者”观念。古代中国关于天的观念始终是自然主义的，不是超自然主义的。

 

欧洲的乌托邦与中国的桃花源，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

 

它们都想为人群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采取了静态形式。为确保这形式，只有乞灵于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垃圾”；但对于普通人的常识来说，理论家鼓吹的腐败毕竟是令人厌恶的。正是在这普通人的感情之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之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哲学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的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文化传统，以及这些传统对于基因的筛选。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抗，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而难以复现的；英雄时代披荆斩棘，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遗迹。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的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神话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之想象、情趣、精神、历史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来传递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明、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造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的整个外部生活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等。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信息化遗产可以“抽象继承”处理，即，用当代人的新理解去注释、分解、吸收它，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前人遗产”的。但对实体化遗产，对那些至今制约我们、固定处境、弥漫思维、控制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社会意义的英雄精神的形态，正是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的。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回旋、错乱……在这无止境的“循回”中，人改造了自己的文化，改造了以前的世界。

 

 

十、法治中国兴利除弊

 

作为典型的群居动物，唯有中国民族才能使中国居民得以振兴。中国民族是从中国居民的精华中酝酿出来的集合体，这是一种新精神的儿子们；这新精神就是对于天子的向心运动。至于对待中国居民的宗教事务，则以传统的办法听之任之。甚至不惜放纵各类低级迷信──用作一种心理上的羁糜政策、一种驾驭手段。这就是所谓“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分而治之”。

 

专制主义者鼓吹，为使人民免于饥饿，就应以专制制度来控制人口的剧增。他们解释，为使人民免于饥饿就必须牺牲其随意繁殖的权利，一如为使人民免于残杀就必须牺牲其随意动武的自由。所以为了“国家发展”，就须以法律手段实施计划生育，这是势在必然！

 

但是在自由制度下，这么做就显然不合适了，因为人民不会投票赞同一项限制其基本人权的“一胎化政策”，就像人民不会赞同挖掘其祖先坟墓的“革命行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说“人人都在使其同等为奴的法律面前平等为奴”，而是说“人人都应同等地服从他们自己同意制定的法律”。

 

立信、立法、立德：立信而后才能立法，立法而后才能立德；不立信则不能立法，不立法则不能立德。如果我们不能立足于先秦文明，不能重新回到中华祖辈的精神，则无法完成立信、立法、立德的三部曲。

 

中国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这样实现人治权威向法治权威的转移：

 

1、先立信，仅仅仿照商鞅变法时立木为信的故事，是不够的，因为被军阀党阀的僭主们彻底破坏了的社会信任，难以用如此简单古朴的方法重新建立了。要如李世民亲政时，先从监狱里释放犯人回家团聚过年，等囚犯过年完毕主动返回牢狱，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如此取得社会互信的初步。《资治通鉴》记载：“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被纵遣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促，却能如期归来，无人亡匿。到贞观末年，掌管司法的大理寺报告：唐朝狱中只有囚犯五十多人，其中被判死刑的仅仅两人。

 

2、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要接受一个全民授权的合法程序，如全国成年居民的信任投票，以授予他从事新的改革与立法，以此使他今后的政治决定，变得有法可依。法治国家仿佛黄帝垂拱、无为而治；而从人治权威过渡到法治权威的前提，则是先行人格的功成身退。功成身退的新权威，他知道时代召唤：“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要和秦皇相提并论，只有超越秦皇，彻底废弃秦始皇政治的遗续，而不是像党阀僭主那样狗尾续貉，发扬秦始皇最恶劣的政治遗产。在这样的“历史创造者“的激励下，他必功成身退，因为还政于民是他成就千秋功业的必要环节，他像老子《道德经》所预言的圣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第九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从人民的立场看，这也是新的中国理性所设计的“赎买”：用两千年一次的历史地位，赎买他手中握有的、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力。这就是使得中国得以超越僭主专政阶段的“宪政战略”，人治于此转型为宪政，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3、政府各级官员，应是合格的中国公民，他们首先作为中国公民化过程的表率，而参与社会生活；其次，他们是守法、护法的模范；最后，他们必须做到行政中立，不卷入党派之争，不参与特权利益。

 

4、历时三十年的公民化过程，开展广泛的制度化的成人法治教育，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连续养成新的公民习惯。

 

5、配合公民化过程的推进，举行渐进性的地方民主选举，从乡、县、市、省，推向全国，与公民化过程的完成同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选，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全面融入国家生活，于此化为法治国家，中国公民社会，立信、立法、立德，回归祖辈精神，立足于先秦文明。如《周书·立政》篇所阐述的，健康的国家主权，应该由常伯、常住、准人等“三宅“鼎助、制衡。常伯负责敦促礼治，类似现代的立法机构；常住负责国务管理，类似现代的行政机构；准人负责监察审判，类似现代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三宅，鼎足而立、分权制衡；再配合地方自治、公民自律：中国文明再度焕发青春。

 

我们说“文化返祖”，也并非返回祖先的状态，而是重新获得中国祖先的创造精神。

 

在精神意义上，《书经》提供了一整套翔实而完备的社会政治原则，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切中人性要害。《书经》没有意识形态的鼓噪，富于经验的恳谈、道德的诫命，可谓纯净。显然，这是为治国者撰写的，所以极少宣传性。可以说，《书经》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那就是“民族整合”、“政治秩序”、“礼乐精神”的三合一。《书经》提供了上述“民族整合”、“政治秩序”、“礼乐精神”方面的指导原则，和它相比，《礼记》是提供社会规范的，《仪礼》是提供社交规范的。《书经》是帝王读物，《礼记》是贵族读物，《仪礼》是士绅读物。先秦中国，没有一部可供大众阅读的经书，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再难整合，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伪科学理论。这种悲惨处境无异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困境不仅仅是政治与社会的，而且是精神与心理的。中国实在需要一部《新旧约全书》那样的大众经典，以延续、发扬我们民族的心史与道统，并在中国确立“以规则为中心的无为而治”。

 

很久以来，生活在僭主专政下的中国人，从正反两方面争说“僭主伟大”甚至“僭主万岁”。但在事实上，中国要是不出一个比僭主更有人格力量的新型权威，就无法清理僭主的遗产，把中国引出革命与内耗的漩涡。要知道，依靠僭主的徒子徒孙或手下败将，不可能清理僭主的遗产，他们连僭主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秦始皇政治呢!

 

法治中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而不是像二十世纪那些臣服于外国的儿皇帝们大肆赞颂的秦始皇。“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政治，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以来“两千年不灭的帝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才能与第一期中国文明、我们的祖辈精神，齐驱并驾在国际舞台上，并超越第二期中国文明，成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坚强堡垒。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新的指向，以人格化形式达到法理化成果，通过“无我的、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十一、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

 

这不是偶然的。

 

但这也不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的那样“必然”。

 

这仅仅是因为，汉、唐的创立者刘邦、李渊，都是出身于秦、隋的官僚系统：刘邦是个“泗水亭长”，李渊则为“太原留守”。

 

前人论及刘项争锋，多从项羽代表“没落贵族”，刘邦代表“流氓阶层”着眼，又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做沽名学霸王”的谋略分析，来总结刘胜项败的历史，认为项羽不及刘邦厚黑，所以最终失利。……这些当然都是比较皮相的阶级分析、权术研究。这些阶级分析、权术研究很少注意到，刘邦的胜出多少还是因为他参与了秦朝的统治机构，虽然地位低下，属于基层组织的领导，但毕竟由此获得了基本的治理经验。李渊父子也是如此。汉唐的开国者们之所以能在秦末、隋末天下大乱中脱颖而出，击败各路豪杰英雄，不仅得力于他们的敢于造反；还得力于他们的“秦隋经验”。这一经验也使得他们的“反秦”、“反隋”并不具有项羽那样“报仇雪恨”的革命性，而主要以“抓权”、“控制局势”为目标。所以汉、唐统治集团对于秦、隋统治集团，都采取了宽大和吸收的政策，而不是项羽式的斩尽杀绝。项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屠杀政策，他模仿秦国将领的方法斩草除根，而不知时代已经不同。他尤其没有注意到：在已经成为“内战”的楚汉之争中，是要讲究“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中国斯时已成事实上的一国，而不复是七国，因此多数民众对于屠杀政策都不会采取赞助的态度的。项羽是一个征服者，却成了“骄兵必败”的典型，他忘记了政治家的“哀兵必胜”，其败由此！项羽像那位后唐庄宗一样，从未打过败仗而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我看项羽就算是消灭了刘邦，最后仍不免要失去控制权！因为他过于意气用事。意气用事的结果在其他人身上也很明显：刘邦收拾了韩信、彭越后，把彭越的肉汁分赠诸候，这明明是刺激诸候叛变，从而得到机会借口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不料英布这个愚蠢的莽夫，竟然冒然起兵，正中刘邦吕雉的下流心怀！

 

但意气用事这一缺点，在汉、唐统治集团那里就比较少一点。而且汉、唐统治集团在政治上一点也不过激，这是因为汉、唐统治集团本来就是秦、隋统治集团的组成部份，自己人对自己人，手下留情是合乎人性的。这一点在李唐集团的身上，比在刘汉集团的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李唐在隋朝的地位，远远高于刘汉在秦朝的地位。

 

按照同一个逻辑，毛泽东集团在夺权过程中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提出要“打倒国民党”，就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党头面人物，都曾经是国民党员。如果把国民党全盘否定了，岂不是把他们自己也部分否定了？那样一来，他们的“国民党历史”岂不成了历史污点。为此必须保留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花瓶包养起来；而且还需要把国民党创始人孙文，当作自己的革命先行者供奉起来。

 

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至于欧美国家的过去历史上，这类例子也不胜枚举。

 

大家不会忘记，就连“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将军，也曾经作为英国军官参加了著名的“七年战争”，并获得中校和上校的英军军衔，不但由此积累了军事指挥的经验，并且进而跻身北美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如果华盛顿没有参与英国统治阶层的治理经验，很难想象他能获得北美独立军总司令的职务，更难想象他能战场上击败英军、完成独立战争的工作，并有足够的威望和底气出任一个新国家的第一元首。

 

和华盛顿的“英军背景”相似的，还有一个古老的日耳曼人领袖的“罗马背景”。在罗马鼎盛时期的公元9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条顿堡位于现在德国西北部的利伯郡，这个地名保留到今天。其森林是一块高地，其中河谷纵横。地势起伏很大，不少地段道路在峡谷中穿行。这里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橡树林，灌木很少，人马可以在林中穿行无阻。条顿森林的地貌到今天都没有多少改变，地图上显示的一些地名，比如“胜利场”、“白骨巷”、“杀戮谷”等，让人依稀看到当年血战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而是一个深入罗马帝国、并在帝国军队中服役长达六年〔公元1—6年〕的罗马公民。他在返回日耳曼祖国后仅仅两年就发动了反对罗马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解放，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

 

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刘渊和石勒，完全是西晋人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击中西晋人的要害，让北中国落入了五胡的铁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到中共的未来了。

 

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这类来自中共内部的人物所开创的新局，很可能走向那个继汉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唐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而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十二、中共的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

 

在《从汉朝和唐朝长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曾经指出了“汉唐与秦隋之间的那层‘官僚系统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这既不是业已消失的“古代中国现象”，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之类的“现代中国的封建残余”，而且还是一个“现代世界继续存在的现象”，例如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普京现象”。

 

同时，我还指出：中共作为类似秦、隋那样的“历史草创者”和“中国统一者”〔虽然目前中共还比不上秦、隋，还功亏几篑〕，也是富于秦隋那样旺盛的精力，不仅有其强烈的“企图心”，而且具备昼夜运作不停的动机、动能、动力……其运作方式还曾相当骇人听闻。但是，中共毕竟也像秦隋那样充满了“过渡时代”的特点，明显具有“草创”的性质，虽然气象宏大，但“多动症”与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共也像秦隋那样其寿不永的话，那么取代中共的，很可能就是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的“内部人员”，是一些中共内部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他们像刘邦、李渊、华盛顿、普京、阿尔米纽那样，懂得如何操作复杂的官僚机器，并因为曾经身在官场而容易获得官场的认同。这些人，显然比“一贯在野”的反对派人士，较有治理经验，因而较有击败中共末代领导阶层的胜算。

 

现在，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共有无可能避免类似于秦朝与隋朝的命运，而直接走入类似汉朝与唐朝的盛世呢？

 

这个可能还是有的。尽管按照历史的规律来看，机会不大。

 

这个不大的机会就在于，中共能否摒弃“秦始皇路线”而改行“汉武帝路线”、摒弃“隋炀帝路线”而改行“唐太宗路线”。

 

去年，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摒弃“秦始皇路线”，所以中共从天安门广场移除马恩列斯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高度赞扬。今年，又有迹象显示，中共决心改行“汉武帝路线”，所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孔子雕像，对此，我们也曾予以热烈欢迎。

 

但是，仅仅在意识形态上和马克思、秦始皇那种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告别是不够的，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历史的回归。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都是要对平民百姓敲骨吸髓的；但尽管如此，鼓吹暴政和鼓吹仁政，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奉行专制和奉行民主，其后果还是大不相同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秦始皇一样鼓吹充满暴力性质的专制理论、斗争哲学；但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吸取了毛党四人帮华国锋等覆灭的历史教训，开始改革开放、与民休息，甚至鼓吹“三民主义”企图救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已经和秦始皇、马克思、毛泽东们分道扬镳……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改宗还是不够的。我们想到，隋文帝隋炀帝父子虽然刻薄寡恩，但他们的哲学毕竟是汉朝式的仁政而非秦朝式的暴政。可是他们的政治作为最后还是走向了秦朝式的暴政而非汉朝式的仁政……这是为什么呢？

 

尽管鼓吹儒家式的三民理论、和谐哲学毕竟也是一个文明历史的回归，但是孔子早就说过了，“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讲的是儒家的仁政，行的是法家和马列主义的暴政，那么结局就是隋炀帝，而不是汉武帝和唐太宗。隋炀帝虽然比秦二世多干了几年，但毕竟没有逃脱“二世而亡”的宿命。

 

我听有的朋友议论，现在中共内部就有唐太宗路线与隋炀帝路线的斗争。他们还具体指出，主张政治改革的温家宝就是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的唐太宗路线的代表，而拒绝政治改革的胡锦涛则是坚持既定方针的隋炀帝路线的代表〔而那些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则是秦始皇路线的代表〕。

 

我认为，历史经常不是如此微观的。

 

但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路线毕竟比隋炀帝路线更能让一个政权益寿延年。

 

其实就其个人品质而言，唐太宗不比隋炀帝好到哪里。这两个人不仅是表亲，而且同样谋害父兄、篡夺皇位。但是在历史评价上，为什么唐太宗算做明君、仁君，隋炀帝算做昏君、暴君？这里的区别，就是由于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政治路线不同：唐太宗纳谏，隋炀帝拒谏。

 

纳谏，就是接受政治改革；拒谏，就是拒绝政治改革。

 

接受政治改革，使得唐朝维持了将近三百年，是秦以后最长命的朝代；拒绝政治改革，使得隋朝维持了不过三十多年，是秦以后最短命的朝代。尽管历史研究显示，隋朝的国力甚至还要强于唐朝，正如秦朝的扩张幅度其实比汉朝还大。

 

在《从汉朝和唐朝的崛起看中共的未来》一文中我还指出：“历史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往往是在人们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和地点，以最为意外的方式，从最为深入的内部得以突破。未来的‘第三中国’，亦当如是观。”

 

现在我还想补充一句：刘邦和李渊虽然因为他们“秦隋经验”得以篡夺革命果实，但是首义者也同样因此不可能是他们。从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没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就没有刘邦的坐庄；没有“十八路英雄”的反隋，就没有李渊的摘桃。在这种意义上，体制外的革命力量是体制内的投机分子得以摘桃的决定要素。真正的革命者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并不害怕遭到利用和忽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新纪元的元素。

 

子曰 ：“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高祖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梁书·邵陵王纶传》〕

 

历史的研究表明，首义者必非摘桃者，而摘桃者必非首义者；但尽管如此，首义者与摘桃者都是社会需要的，都是政治建筑的要素：首义者扫荡，摘桃者建设。

 

扫荡者比摘桃者更为英雄，更应该获得历史的桂冠。

 

对于项羽那样的比陈胜吴广更为杰出的扫荡者来说，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可以是对他们的道义表扬。而从个人角度看来，“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则是对他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英雄精神的肯定。

 

历史需要首义者，更甚于需要摘桃者。

 

文明的进展，需要的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党天下”，更不是“从党天下退化为家天下”。

 

古代罗马的哲学家帝王自吹，只有“当不想统治〔没有统治欲〕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时──政治才可能变得清明公正。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贞观之治”也许只是一个骗局而已，因为唐太宗的统治欲过于旺盛了，为此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自己的父亲。不仅唐太宗如此，周公也不能幸免兄弟阋墙。周武王死后，周公和自家兄弟同室操戈，还杀死了管叔与蔡叔。这和唐太宗的处境颇为相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他们后来不得不做一点好事，终于成为千古政治标兵。

 

立此为中共要员们记。

 

 

 

第十二章

历史因素的沉着

 

一、毫无来由的民主中国

二、鸦片与共产主义

三、谁有贱民综合症

四、文化阶层克服贱民

五、开放先于改革论

六、新的社会阶层

七、青年中国论

八、公民精神论

九、立宪中国论

十、宪政的起点

十一、第三中国的声音

十二、新王国需要统治权分离

 

 

毫无来由的民主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号称“民主中国”。但这些“民主中国”都是毫无来由的，因而只能是赝品。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的政治表现之所以令人一再失望，是因为人们采用了一种本不适于它的标准去衡量它──那就是从西方世界传来的“民族国家”〔Nation〕观念。现代中国人不是所谓的“民族”，而是“群众”，是“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由一群没有传统的盲流、见风转舵的风派，尽管它有时体现为顽固不化的钉子户、浑浑噩噩的乌合之众。有结构有形式的中国民族溃散了，消隐在这些无结构无形式的“黔首”中。重建中国的任务，是要把这些社会渣滓中潜在的精华召唤出来，聚合成一新的族群。

 

现在的两个中国，不是国家〔State〕，在费拉、痞子的掌握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只是盘踞在群众头上的“政权”：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以及近代以来的“民国”、“党国”，皆此类政权也。所以，正如多党代议制不能有效整合苏联以后的俄罗斯联邦，多党代议制也无法在可以预测的未来整合中国。议会民主对于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信仰危机”、“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的危机”〕的中国来说，似乎是过于奢侈的东西。而滥用奢侈品的苏联，正如它的基础俄罗斯酒鬼一样，最终只能被民族自决所分裂、瓦解。

 

以前的东欧小国和将来的古巴、北韩、越南之类的“省级国家”，仿行西方式的或南韩式的体制，在战略整合和技术操作上还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中国与苏联这种“各民族的监狱”、内陆强权的心脏地带，一旦放弃专政集权的帝国体制，就会陷入不断裂变瓦解的循环中去；因此，为了维持国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多民族的政治实体，最多演化为“开明专制的精英政治”，而无法变成“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因为中国与俄国，毕竟和印度、美国这些“英式联邦国家”〔起源于英国殖民地〕的背景，区别很大。

 

 

其实，如果要贯彻英式的逻辑，就应该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那就是，不仅用“民族国家”的标准去衡量中国，而且用“民族国家”的标准来改变中国。简单说，就是要把中国从受人指责的“民族监狱”，变成受人尊敬的“民族熔炉”。像美国那样。美国居民的种族来源、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堪称世界第一。但在“独尊英语”的“熔炉作用”下，各色人等被一概熔化，整合成为毫无例外的“美国人”，现在连半黑半白的奥巴马都有机会成为总统。但愿这也是中国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使得现在不少人鼓吹的“中美共治”、“中美共同体”〔Chimerica〕，成为可能。

 

 

一、毫无来由的民主中国

 

“要民主还要专制？”──这个问题对上述结构来说是过于幼稚，过于不着边际了。中国的问题，已决不仅仅是个“政治体制”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个“社会结构”、“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然是个生态失衡的问题，是一场人与环境〔更多是与自然环境〕间关系破裂的生态灾难。因为，这个时代需要交出的政治答案不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而仅仅是：“要什么样的专制？开明专制还是愚昧专制”？

 

考察所谓民主政治，多从开明专制或贵族政体尤其是从后者演化而来；而很少一个先例可以展示，民主政治也可以从一元化的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腐败状态中产生出来。所以，俄国民主革命不可避免要失败，以便让位给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布尔什维克专政其实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雅各宾专政，因为俄国比法国较为缺乏贵族主义，拥有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需要更加缺乏贵族主义的、拥有更大中央集权的专政。

 

法国式的决斗有公证人充当裁判，美国式的决斗则没有裁判。这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体现：有规则限制的贵族政治和无规则限制的平民政治的区别。法国与美国的区别不仅表现在贵族化与平民化方面，还表现在有根的封建主义与无根的殖民主义的区别上。在法国式的决斗中，裁判有时还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故常常可使决斗以和解告终。但美国式的决斗由于少了裁判这个关键人物，大都以流血和死亡告终。不幸的是，法国人的决斗原则并没有贯穿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所以，暴力革命代替了和平改革，左右了法国的现代化过程。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社会的法则。如果在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没有类似裁判、公证人、调停者，这个社会的“和平变革”是不可能实际的。波兰、匈牙利的和平变革所以能有所成就，是因为影响极大的天主教会做了双方的调停人；东德、捷克的变革，则显见是由戈尔巴乔夫做了调停人。

 

苏联社会本身却没有自己的调停人，所以它必须解体。中国更加没有调停人，连苏式的软弱但统一的东正教会都没有！所以中国的前景不是解体就是革命，前者可以造成涣散的民主，后者却能造成开明的专制。

 

对一个变革中的社会来说，最可怕的前景还不是武力至上原则的横行，而是整合力量的阙如。事实上，唯暴是从的风尚正是从社会整合力的全面解体开始的。而没有调停人的改革，则必定导致整合力量的消亡。

 

社会变革的节奏，烙印在三种人物身上，并且社会变革本身也是通过三种人物的登场而被人们逐层认识的。这三种人物就是：〔1〕宣传家，〔2〕组织家，〔3〕战略家。

 

宣传家是煽动者，爱表演的戏子。他的本钱是自己的身段、唇吞的灵巧以及丰富感人的面部表情。

 

组织家是人群的工程师，爱对人员进行机械式的组装。他的本钱是交际能力、记忆容量以及对于操作的热衷。

 

战略家则是以组织为器具，以煽起的热情为动力去从事历史博奕的棋师。他的本钱是优越的判断力和对全局的了然于心。他的特征是对自已的可能性和目标有透彻的认识。

 

宣传家的时代，变革浅而泛；组织家的时代，变革深而窄；战略家的时代，变革深而广。

 

至于精神领袖〔类似中国的圣人、希伯莱的先知、希腊的哲学家〕的作用，既开其务，又成其物；周流而不息，贯穿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认为，“目标是没有的，过程便是一切！”但中国人应知道，“目标是有的，精神便是一切！”

 

谁说民族无古老与年轻之分呢？谁又说一切民族的起源都能够追溯到渺远的遥古呢？也许种族有着“无尽”的源头；但民族却不是这样。民族的命运有兴衰，民族的寿限有定数。许多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消隐了；许多民族在历史的风暴中兴起了。消隐者并未在种族上消灭，只在文化与社会锴去。兴起者也并非从虚无中制造了一个种族──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文化与一个社会。

 

种族生活与民族生活的根本差异在这里：种族通过生物繁殖而延续；民族则用社会文化新陈代谢。中国作为民族已经衰老了，丧失了年轻民族具有的许多活力。中国民族的衰老，并非生物遗传、种族构成上的衰老，而是社会结构、文化取向上的衰老。这是千年的“高压帝国”和愚民政策、弱民政策的苦果。数不清、理还乱的“历史因素”──像是乱麻编制的无边坟地，压在中国的身上，压在我们的心上。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延续，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来保卫，更需要心理上不断的更新。

 

治国可以有两种方式：〔1〕以法律治国；〔2〕以政策治国。以法律治国的是“统治性的国家”；以政策治国的“革命性的政权”。在1911年以前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皇权下的统治性国家，依靠惯例、王法来治国，上谕和圣旨是作为官僚集团的政治道具被使用的，而不是领袖欲望的结果。对惯例和法律作例外的变通，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当中国陷入西方列强的入侵旋涡，内乱和外侮交加下来，惯例和王法不能加大变通以便适应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终于逐渐崩溃了。于是爆发了革命，开始了军阀建国的时代。

 

军阀建国是中国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基本特点。不论“党内民主派”如何开明，都是从军阀演变过来的，所以具有先天的局限性。

 

党内民主派、体制内反对派的特征：〔1〕信奉经济决定论。〔2〕把现代中国贫困破产的原因，诿过于中国传统及所谓“小农经济”。〔3〕信奉“西方社会产生的现代技术及其经济管理系统可以迅速移植于中国，并使中国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4〕相信和平演化的奇迹。认为在中国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来改变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结构”。然而，中国历史只能对此提出否决的证明。〔5〕误信中国可以通过“民主的”或“联邦的”方式予以整合。

 

正因为我还没有浅薄到成为一个“体制内反对派”、“党内民主派”的地步，所以，我一开始就不相信这场所谓的改革能够达到它预期的目的。中国的和平改革之所以遇到致命阻挠，反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是因为整个社会始终缺乏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能不能健全这个法律基础，将关系中国经济建设的最终成败。

 

返观世纪之交的经济建设，由于在缺乏法律基础的国情下推行承包、瓜分国企、增加市场调节机制，结果该发展的如企业精神没有发展起来，不该发展的如投机心理却大大发展了。这不是“经济的过热”所致，而是“法律的缺位”所致。社会的法律基础意味着，政治不能挂帅，政治不能指导一切，政治必须服从法律的裁决。为了在中国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法律制度，我们就指望一场彻底的革命，一种带有摧毁意味的改造──来规范衰疲积弱的社会，使乱离的中原逐步恢复生气，使民族再得活力，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命运，你会让我们万千次的流血呼喊，付诸无言？但愿新的一代也许不是这样。他们也许不再争当外来强权卑贱模仿者，而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

 

 

二、鸦片与共产主义

 

2002年5月14日，一群旅居英国的华裔人士严词指责一个将於5月24日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举行的展览“交易场所──东印度公司和亚洲”，因为这个展览刻意隐瞒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中国贩卖鸦片的史实。这个卡尔·马克思经常光顾的大英图书馆，在其推出的宣传资料如新闻稿、网站和小册子中，完全没有提及英国商人如何利用英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在十九世纪强迫中国接受他们倾售鸦片，导致约一千七百万名中国人染上毒瘾而死。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半。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历史真相，该批华侨在展览开幕当天举行示威，并推出抗议网站。他们指出：“由公众资助的大英图书馆，居然主办一个把东印度公司描述得这么正面的展览，如此片面的历史观，实在令人很不安。还有十天展览才揭幕，希望他们会好好把握这段时间，确保到时的展览会较现时所见的宣传物品，能更全面地反映这段英国历史的黑暗一面。”

 

抗议组织的发言人说：“这是什么意思？是要鼓吹重新倾销毒品吗？这展览似乎是要吹嘘东印度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先驱。或许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警号，警告我们小心像世界银行这类全球化组织现在正从事什么样的勾当。”网站并教导公众如何向大英图书馆以及赞助今次展览的渣打银行抗议。甚至连英国加的夫大学的历史及考古教授都批判说：“展览完全没有提及东印度公司及其承继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展览提及东印度公司‘勇敢、有创见和国际化’，显然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因为这与他们祖先眼中的东印度公司完全不同，是‘欺压、掠夺成性和完全不道德’。”

 

其实，这些看法并不新奇，与十九世纪当时就批评东印度公司的人士不谋而合。“至於展览的传媒宣传文件，形容中国面对东印度公司是‘两个世界的相遇’，这种描述也属不幸──是西方战舰与军队强迫中国开放港口……这个比喻仅是为了掩饰实情，即中国惨遭东印度公司‘强奸’，而非两者中性的‘相遇’。”而大英图书馆本身就有大量赃物：以非法手段从中国掠夺的无价文物，馆内收藏的一件珍贵的中国文物，便是由考古学家斯泰因在敦煌千佛洞窃取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轴。该经书写于八世纪，虽非最早期刻印古籍，但仍是迄今注有日期的最古老书籍。

 

近代中国实在不幸，不仅遭到英国贩卖鸦片，还遭到苏联灌输共产主义。如二十世纪的“公社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激进运动中涌起的一种选择性产物，是一种复古情绪的蓝图化。譬之中国，有如先秦哲人面对绝世的礼崩乐坏之际，所产生的那种有关“井田”〔“人民公社”〕的理想，有如王莽在汉代体制无以为继的劣势中，复活周礼及井田制的冲动。但在现实中，实在的复古主义其实是没有出路的；除非是依托于某种虚假的复古主义即宣传上的复古而实践上却是新式的适应，方能有效地“继绝世”。继绝世，也就是“复兴”。尽管所兴者和被兴者。完全是与众不同的另一个东西。

 

这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未来主义！而未来主义的本性不仅是专断的，而且它目空一切的试验狂，很容易招致社会文化的最大紊乱。

 

历观以往诸大世界帝国，似乎未有往昔中国那么稳定绵长、颠扑不破的范例。历观世界诸大民族的政治传统，似也未有中国历史的不绝如缕、一再渡过最为黑暗的厄运。黄宗羲说过，“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明夷待访录·原法》〕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苟延残喘下来了。这一方面可归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众，未可一日灭之；另方面又可归于中国择优而仕的政治制度，得以网收天下精英。等到时机成熟时，聚众起义，推翻秦朝和元朝的外来政权。

 

但是，谁曾想过，古埃及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由美尼斯王统一，历经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最后由亡于马其顿统治〔前332—前305年〕，其统一时期也曾享祚两千五百年以上。这比之秦至清的两千两百年大一统的长城时代，确实还要长些呢。而当今中国卷入的现代化运动，与当年埃及〔以及近东如巴比伦、波斯等〕卷入的希腊化运动，又何其相似！

 

这难道不值得当今国人为之深思吗？中国如果完全彻底的现代化并国际化，就是重蹈埃及的覆辙。这样一来，中国对世界的互补性贡献反而更小。就像埃及，其文化价值在罗马帝国以后就完全不存在了。因此，它对世界历史作出转折与推动的能力也就下降了。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不要与世界“脱轨”；而“落后”则并不可怕，甚至是不可避免、极难“缩小差距”的〔先姑且不说这甚至是“有益的”〕。

 

当中国面临一个严峻试炼时，它会发现：现代化是与生命的价值互相冲突的！这时，“文化”成为多余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如何应付这一严峻的试炼就将成为中国的“最高文化”，并将将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源泉和基础。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以来〔北宋盛世以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否则这将鼓励外来的侵略〕，又能保持民族的内在秩序〔否则同样鼓励外来的侵略〕。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元明清的屠夫们只是以扼杀社会生机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设计师比赛无耻，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纽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结局宣告失败。联邦制的鼓吹者当然也很难逃离这个厄运。

 

有些研究指出，宋朝的影响力很大，导致日本女人和回鹘女人都前来中国“借种”。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记载：“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这说明日本妇女来到宋代中国主动献身，目的是生下杂交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

 

宋人洪皓的《松漠纪闻》也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这说明宋时回鹘处女习惯先和汉人同居，以便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样谈婚论嫁时，其父母会介绍说：“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这个回鹘风俗使其后代有大量汉人的混血。

 

这是因为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程度甚高，无论经济、文化、科技领先于世界各国。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宋代中国，其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受到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的刺激，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承认：“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

 

宋朝来中国的异族，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超过唐朝。唐朝的外国人大都来自亚洲西域、阿拉伯、朝鲜、日本。而到宋朝除了这些地方还扩大到非洲、欧洲等地。唐朝来中国经商的都是以外国人为主，而宋朝的商人是走出去的。宋朝商人比外国商人更加活跃，中国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中最为软弱的时代。一再屈服于辽金元的压力，并导致中国第一次全面亡国。中国灭亡于蒙古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同时代的中亚各国和俄罗斯、阿拉伯虽然被蒙古征服，但是日本和德国就成功抗拒了蒙姑瘟疫，并为现代文明留下了火种。本来，制止蒙古侵略的责任首先就在中国。但宋朝的积弱不振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诱使蒙古人加紧了侵略的步伐。

 

到了现代中国，这个两难的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入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问题：如何在保持文明创造力的同时，也保持强大的社会自卫能力？哪位中国英雄能成功解决这一历史难题？

 

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这与共产主义一类的精神鸦片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要素赋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持续影响；而共产主义，已被证明只是像萨满教那样的北方民族入侵中国的意识形态。

 

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断发扬光大，以至于很像孔林的题字那样“万古常春”。所谓“天子万年”，不是说天子能活一万年，而是说天子已有万年的历史。这种“万世一系”的说法并不是单纯的恭维和祝福，而是对于实况的描述和追忆。至于秦始皇想把它固定在一家一姓上，把文明历史截断而后据为己有，则是极为狭隘且不能成功的。

 

虽然中国的国家意识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发展得像近代殖民时代的欧洲如此充分，但那时的“中国”概念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中国的地理要素与中国的人种特质，好像都在成全这种结果，甚至汉语单音及汉字单位，也是与其配合默契的。中国中心主义将予全球历史进程以何种影响？

 

我相信，到了全世界都需要一种普遍秩序的时候〔那也许还要过一百年〕，那时，中国的天下意识、世界大同的传统将死灰复燃、再次焕发。

 

 

三、谁有贱民综合症

 

论者有谓，中国和印度都有高速的经济发展，且为全球瞩目，其实两国在文化、历史、政治的各种差异之外，也有许多平行特色，特别是体制性的社会歧视。

 

2007年3月29日新华社北京电：“中国公安部今天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口制度问题有望得到解决。”电文引述有关负责人评价“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换言之，这是力图消除制度性的社会歧视的重要步骤。

 

同一天《纽约时报》从新德里报道：一项旨在增加和保障下层种姓在印度大学中名额的平权法案，被印度最高法院搁置。“这可以说是印度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消除种姓制度这一社会不平等弊端的一大挫折。”中国的户口制度其实是雅利安人的种姓制度之翻版，直接来源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而雅利安人种姓制度最为著名的代表则是印度教基本教义。雅利安人征服南亚次大陆后，几千年来形成类似后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纳粹主义，那样阶级制度，使得几乎一半的印度人口受到奴役。

 

在中国，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危机事件，多关“三农”问题尤其是农地征用。而印度以及印度教主导的尼泊尔，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的毛派武装运动地区，因为毛派运动和种姓制度，好像很有亲缘关系。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07年3月中旬，印度中部的毛派武装一举歼灭五十多名印度军警，成为几十年来造反运动的最大军事行动之一。仿佛告诉世人，毛派造反力量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是印度总理所说的“内部最大的安全挑战”。

 

现代中国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经济种姓”。例如，中国现行户口制度造成的世袭歧视，就是毛派份子一手制造的现代种姓制度：第一是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政治种姓”，第二是根据城乡户口划分的“经济种姓”。这两项现代种姓制度，首先打击了中国社会最有创造力的阶层：城市知识分子和农村自耕农。前者在反右和文革中残遭荼毒，后者被彻底歼灭。原来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导致“富不过三代”。因此在农村，自耕农常是人口中智能最为出众的代表，却在苏联体制下遭到最无情的压制和打击。文革之前，中国农村中小学成绩最优秀的常是升学无望的“地富反坏右”子女，是这一人才浪费的明证。邓小平改革削弱了毛派的“政治种姓”，但却使得城乡户口代表的“经济种姓”更加恶化。〔于时语：《贱民制度──论中国的户口和印度的种姓》〕

 

此外，有网民“化外”写过“贱民综合症”。谓“贱民综合症”是一种新发现的疾病，传染性很强，其病原无色无嗅无质无形，染病及传播甚至连空气都不需要，而是通过信息及思想的空隙传染。专制社会中的青春期男性尤其容易感染此症。发病初、中期，病人一切正常，甚至在脊椎消失的同时自觉气壮如牛，因为病人趋向于结党聚啸，造势自慰。如果不能自我纠正或及时治疗，发展到后期时，病人将暴躁不安，到处以极端语言或暴力行为无事生非，必须被暴力压制蹂躏才能获得快感，暂时恢复正常。

 

贱民综合症的病因是人体基因中的一些先天缺陷，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患者。但专制的强力压制和信息封锁、思想禁锢是触发大规模“贱民症候群”的根本原因。而一旦出现大规模贱民症候群，暴力压制就成为“必须”的、被贱民欢迎拥护乃至强烈要求的政策、堂而皇之的专制合法性基础。这就是暴君与贱民的相互依赖，专制与暴力的怪圈。专制政权如果成功培养出足够广泛的贱民症候群，启动这个恶性循环反馈的怪圈，就可以获得惊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中国就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例子。这样的社会在学术上称为“贱民社会”。

 

显然，在贱民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宽容的，因为贱民们需要专制和对异己的镇压。残暴专制血淋淋的实例使贱民们获得快感、安全感、权力感：邻居被镇压，我理解支持镇压者，于是我是强者，不会受镇压，而且还可以镇压别人──至少具有这种理论可能性。在贱民社会里，社会公正的基础或者是一些从未经过思辩、来源不明的任意性教条〔祖训、传统、宗教等〕，或者是“有罪推定”、“宁肯错杀三千不能放走一个”、“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等低级单向思维的结果。

 

“贱民综合症”的症状非常复杂，可能包括以下症状中的任何一种、多种乃至全部：

 

1、趋炎附势，同时欺凌弱小或袖手旁观、冷眼看热闹。

 

2、嫌人穷嫉人富。别人尤其是比自己强的遭殃受难是活该自找。

 

3、得志便猖狂，摁住马上又老实了。尊重他，他比恶狗还凶；当头一闷棍，看他尾巴摇得欢！

 

4、主子怎么蹂躏都行，别人哪怕是不小心碰一下就作悲愤莫名状、大义凛然状。当然，贱民是没有忠贞概念的，所谓的主子就是在特定的时期能够蹂躏自己的人。一旦这个“别人”开始真正蹂躏自己，他便成为主人。

 

自省意识稍强一点的贱民综合症患者，即所谓的“知识贱民”，常常会通过“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等座右铭来寻求心理平衡。卧薪尝胆的勾践、跨下受辱的韩信是他们的楷模，知识贱民谈心会上常常会传诵一些某某人装孙子低三下四受侮辱的大智大勇英雄故事，然后众贱民或者扼腕唏嘘，叹服拜服加佩服，或者相拥痛哭，切齿磨牙誓雪耻。

 

读韩信传，方知韩信确为胆怯的人。当然他的胆怯并不在于不敢赌博，而在于缺乏果断的判断力及一经定计就不再犹豫的意志力量。在作战方面他多用权谋，这固然表示了他的机智，另一方面这与多用“形势”的项羽适成反比：项羽是决断力多于权谋的，但项羽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做“执而不通者，不亡者几希”。韩信青年时代曾有胯下之辱，此亦为怯懦的表现，我就不信一个人会用这种奇怪的方法来激励自己，何况他根本不必杀人，只需要拖延磨蹭就可过此一关，何必胯下一游？难道屠夫敢于杀韩信么？不，他们只不过是在寻开心呢！惜哉！军事天才之于韩信也！

 

《韬光养晦经》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一直传于民间，流于旁门左道。邓小平文革时期保证不翻案后，在家围着苹果树转圈踩出深坑，将其思想系统化，跳出深坑翻案之后公开化、文字化，进一步成为中国贱民社会的治国之道。《韬光养晦经》虽然能帮助患者获得暂时的平衡，但在诵经过程中人体内会产生、积累两种致命感染性毒素：仇恨和阴险。

 

一般的贱民综合症患者，也许只是值得同情、可怜，引发旁人一些反胃、鸡皮疙瘩等轻度不适。而并发感染了仇恨和阴险的患者，是极为危险的贱民。他们今天可以是你和蔼可亲的邻居、同事，而明天就可以慢慢嚼着你的里脊臀尖眼珠子下酒，回味着自己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感动得胸有朝阳化冰雪眼含热泪慰英灵──比如“911恐怖袭击”执行者及诸多中国网民。

 

贱民综合症虽然直到现在才被确认为病症，但其历史源远流长。下面列举一些历史及现实病例，远非全面，却也足以惊心动魄：

 

1、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兵一族，从中亚起家，用残暴武力征服欧亚大陆。虽然屠杀汉人无数，但居然被后世不少汉人贱民〔尤其是知识贱民〕引以为荣，成吉思汗成了中国的“元太祖”，《元史》也堂而皇之成了中国朝代二十五史之一。

［评：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反抗元兵，但不反抗与顶礼膜拜、引以为荣、尤其是论证“天子”的合法性之间还差了一大截。这就是贱民！］

 

2、满人入关灭明，勒令所有男性留辫子。在知识贱民的推动下，两百年之后辫子便堂而皇之成了父精母血而且比父精母血还父精母血，头可断血可流老婆可强奸，辫子可是万万剪不得的，剪辫子便是最最最大的比山高比海深的侮辱，没辫子比光屁股丢人太多了。

［评：习惯了留辫子无可厚非，但如果宣称“要辫子没有要命有一条”，甚或引经据典建立“父精母血”之

类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贱民！］

 

3、日人侵华，所到之处，没有抵抗便军纪严明，否则全村全城童叟无欺赶尽杀绝。于是举国作汉奸，坚决抵抗抵抗力量。国军、游击队，见鬼子望风而逃，林彪憋足了气打个平型关还被老毛臭骂一吨，可杀起同宗同种同文同语的汉奸，尤其是他们的老婆孩子老父老母，气壮如牛个个争先。八年浴血奋战艰苦抗日下来，共产党军队居然壮大了一百倍，你说这战打得艰苦不艰苦？英明不英明？奇怪不奇怪？

［评：苟且偷生不是罪恶，但如果为虎作伥、拣软的撒气，这就是贱民。如果为了防止侵略军屠杀而主动保护皇军，更是无耻贱民！］

 

4、十年文革，双方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肉里，拳打脚踢抠眼撩阴泼硫酸放冷枪兄弟反目夫妻成仇，几千万人自杀被杀。老毛一倒，这一切便都成了四人帮的错，当年的凶手们也争先恐后上台痛哭流涕要把四人帮夺去的青春夺回来，好像是江青用枪抵着他后心去踢老教授花白的头颅、检举他老妈。文革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民族丑闻，集中、极端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很多问题。只有全民性、社会性的反省、忏悔，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结果是，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所有人不是受害就是受骗，总之除了政治失败者之外全都是好人。

［评：赶潮流起哄不一定是错，作了错事不知忏悔甚至也不一定是罪恶，但当年积极作恶“求上进”、现在作猛醒状无辜状义愤状、墙倒众人推把责任全推给别人自己继续“求上进”，还阻止别人忏悔反省自己，这就是贱民！］

 

5、想1989当年学生反腐败要民主，倾城倾国支持，连流氓都组织起来帮忙送饭传递消息，小偷都拾金不昧，北京犯罪率几乎降到零。共军机关枪一通扫射，打你丫的，登时鸦雀无声，一个孙子都不见。十年之后，很多当年的参加者都对政府的镇压表示理解，从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角度论证如果学生们“成功”了的话如何如何可怕，政府如何如何被手无寸铁的学生们逼得万般无奈别无选择，总而言之，幸亏杀了那帮人。

［评：反省是可以的，甚至是应该的。但因为功利性结果鄙夷自己及同学们、同事们当年的理想和热血，这就是贱民。如果还为镇压者解脱、分辩甚至叫好，就更是无耻贱民！如果拿着这些理论根据到镇压者那里去讨食，那么叫他们贱民的话恐怕连贱民都会觉得受侮辱了。］

 

当然，贱民不是中国独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是起源于中国〔可惜，吉尼斯上少了一项〕。塔里班先是气势汹汹扬言血战到底而现在纷纷倒戈，是贱民；各地的反美伊斯兰教众先是群情沸腾上街游行而现在鸦雀无声，而且开始嘲讽宾拉登，是贱民；美国珍珠港之后把日裔关进集中营，大部分人支持，麦卡迪主义盛行时不少美国人检举邻居朋友有共产主义分子嫌疑，也是贱民。但是，论“贱民症候群”流行之广、历史之悠久，中国当推其首。建议吉尼斯增加一条：贱民最多中国。

 

“化外”的上述言论很妙。只是结尾处落入自己所定义的贱民窠臼：“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中历来患贱民综合症最重、对其传播发展作用最大的，从来都是知识贱民。”这显然是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所及。其实并非“知识越多越反动”或“知识越多越贱民”，知识和贱民无关，正如财富和人格无关。因此“货币越多越反动”或“货币越多越贱民”，也是一对极左极右的伪命题。

 

更有网民直斥“网民即‘贱民’”，大意为：

 

亲爱的网络专家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更不要光火，也许是我的简单思维有问题、也许是我感冒的关系……有钱叫做贵 没钱叫做贱，一年多前各位看 Google上市了拼命的拍手叫好，我问你，你看到口袋里的钞票了吗？这事很奇怪，明明 Google的成功跟网民每天的造访量脱不了干系，为何他贵你贱？

 

如果你要说Google 提供了方便的搜寻，造福了网民，这个我承认，可是他的收益哪来的？搜寻是不能产生收益的，所以他先搞了一个 Adwords 的广告机制又搞了一个 Adsense 把关键词广告下放到鸟不生蛋的网络农村里。你或许不知道，随着这个关键词广告的东东，兴起了一个集体作弊的产业，许多代理商到处帮Google 拉广告，广告是放上去了可是没人点击Google 收不到钱，广告主也质疑没有点击就没有效果，广告作了也是白作。 所以呢，也不知道哪里发起来的大量点击数，哗啦啦的就让广告主的银子流进了Google的收款机，也就这样，Google 在2003年创造了十个亿，2004年三十个亿的收益，奠定了他上市的基础条件。

 

广告界有一句名言“你的广告支出，有一半掉进了水里，问题是你不知道是哪一半”，关键词广告到目前为止恐怕比起上面这个传统的说法还要的“不知道”。网络专家们如果不相信有这种事体，请到 Google 搜寻一下 “Click Fraud”这个词。 在我看来广告主恐怕也逃不掉沦为贱民的命运的。还有呢，与论里提到“Click Fraud”时，Google 一幅事不关已的高贵，倒是哪些Adsense 小站长得就像嫌疑犯，人瘦小，气不旺，分点残羹剩饭的一副可怜像，这不叫贱民叫什么呢？

 

如果贱民能够自觉，能够团结起来提出要求，其实很容易可以脱离这个集体作贱的命运的。

 

我呼吁Google把广告主付出的广告费和点击广告的用户分享，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点击花红”吧！技术上这也是很容易作到的，如果说网民来自四面八方要分红钱也不知道该分到哪里，我提醒Google，只要吩咐Google Talk这个小老弟当你的记分员，那个会员的一举与一动焉能逃脱你的法眼？ 给个小福利帮会员把“点击花红”记在会员头上有何不可？

 

我更呼吁，当 Google 决定要提供 GoogleOut 的VOIP 服务创造新的收益来源时，千万不能像 SkypeOut 哪样的用低费率诱使用户先储值后使用，免得踩到大哥痛脚惹得大哥心浮气燥的！ Google 有义务还贵于民，给网民一个公道，哪怕就限定网民的“点击花红”只能使用在 Google Out的服务上也总比目前这样的保持傲慢的高贵要好多了！说说罢了，有理没理可待公评！

 

《网民即贱民》的嬉笑怒骂，却使我想起了“Google”公司的一点实情。该公司上市之前，口口声声不为商业利益出卖原则，上市之后却出卖一切原则。这不完全因为他们虚伪和欺诈，而是因为市场化实在要直面巨大的商业压力。这是任何个人和公司在上市之前都无法想象、无从抗拒的“潮”。凡弄潮者，无不死于潮下；凡进入市场者，无不死于市场之下。看来贱民是一种全球现象，并不限于中国。

 

 

四、文化阶层克服贱民

 

我想说一个比喻：

 

一个乞丐手持“打狗棍”〔又名“讨饭棒”〕，一个绅士手执“文明棍”，难道，你们能说这乞丐贫穷的原因在于他手拿的是根打狗棍？或者，你们断言绅士之所以文明是因为他较有风度地使用了他的“身份标志”文明棍？

 

人们把“打狗棍”叫做“专制”、“独裁”，但其实专制独裁并不是贫困潦倒的原因；相反，专制独裁只是贫困动乱的社会常常使用的一种“防卫机制”。

 

人们把“文明棍”叫做“民主”、“自由”，但其实民主自由也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相反，它只是一个健康强大社会的最后装饰品，和“自我调节机制”。

 

党内民主派、体制内反对派认为，乞丐只要把手上的打狗棍换成文明棍，就可以变成绅士；或者，只要剥夺绅士手上的文明棍而塞给他一根打狗棍，就可以叫绅士沦为乞丐。 但是，我反对你们的这种一厢情愿！

 

“贱民资本主义”是个很能妥贴表达东亚社会实情的词汇。

 

中国为什么一败涂地？因为，中国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他们没有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结果社会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共产党趁乱而起，虽然号称“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党本色，既失政，又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共产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必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他们就要拼死以赴地阻止中国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并发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

 

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

 

“提出问题的文化层”，是知识分子。

 

“解决问题的文化层”，是政治家官僚。

 

提出总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却难以圆满，因为再圆满的存在〔解决方案〕也经不起时针的一击。

 

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官僚之间，一定要有充分的谅解与合作，这样，社会才会有谅解与合作。如果这两部份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社会也就滑向了破产与革命的边缘。

 

“反”需要这样一种力度：至少得和“正”一样强大〔而从中国近代史不断升高的压力状态看，一样强大的内力，势将表现得更为强大〕！只有这样，“反”才能成为合力的有效构成！

 

一个新的综合的文化阶层，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读书人，甚至不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的文化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的文化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字；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的文化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既是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且速其死亡。

 

中国新文化阶层应是世俗所谓的“文化”之最大敌人。唯独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在现代中国的混沌状态中开天辟地、恣意生生。

 

大凡文化的创建者──都充满着原始的强劲精神。不是讲学授书的孔子；而是南征北战的文武周公……统治阶级必须放弃干涉文化阶层的短浅政策。文化队层可以放弃政治权力；但必须得到充分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 没有文化阶层的今天，也就没有统治阶级的明天。没有文化阶层今天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两种相对于“暴力统治”的自由，犹如一对不可须质分离的孪生儿；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生死与共的关系〕──就没有统治阶级明天的政治稳定和长久利益。统治阶级若想全面剥夺〔“全面专政”〕“人民的自由”〔文化阶层往往是“民意”的最终代表。在中国它是由士人表现的；在穆斯林世界则由阿訇代言；西方的教士也常充当这一角色〕──难免落得众叛亲离、关河空锁的凄凉晚景。总之，若想垄断一切，则丧失一切。任何集团也象任何个人一样──总是精力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制地掠夺和无限制的树敌。

 

统治的艺术仅仅在于：如何既不剥夺文化阶层的必要自由；又能有效地保持它的效忠程度。最伟大的统治艺术家，善于把“赐予自由”〔而不是被迫放弃某些权利〕和“激励忠诚”巧妙地凝成一体；用臣民的自由来促使大君的权力。要善于因地制宜地驾驭；要善于及时的让步和英明的放弃。而不是目光短浅的“收买”。

 

统治阶级若不恣意凌驾于文化阶层之上；而是暗用种种巧妙的手段──令文化阶层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自己脚下〔然后再谦恭地挽扶起他来〕──统治效果势将好上十倍。到头来，这还是促进了自己的利益。

 

新文化复兴的基础是什么？是新文化阶层的兴起。是新精神贵族的重新确立。是新的士大夫阶级统治地位的重建……这是一切文化的真正基础。这是一切文化的土壤。

 

现代中国，乃至近代中国的种种凋弊，就是由于固有的文化阶层的崩溃，而新文化阶层又未能确立，因而整个民族缺乏应付挑战、解决危机的能力──这与日本文化阶层主导其近现代史的进程，正成反照。既然中国已是一片荒漠，文化土壤已遭彻底破坏。因此，若非在中国重新培植出一代新沃土，一切重振中国文化的努力只能流于徒然。中国现代史可以为我的这一结论作证。

 

新中国文化阶层的形态，决不等同于旧的中国文化阶层的简单复活；也不可能通过“借尸还魂”的法术来施行。新文化阶层的建设只能从头做起，新的华卉只能从沙漠中生长起来。

 

我所预见的遥远未来，新文化阶级不以“文绉绉”的风度称许于世，而是浸透着新野蛮主义的原始矫健精神，某种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伟大性，引领他们前进。新野蛮主义的积极意义体现于：它是新文化的化育者。一切文化之归于衰之，都是“自食其果”的报应──有希望的文化阶层决不食文化之果，而只吃野蛮之圣餐。野蛮的圣餐将产生新文化的伟大果实。新的创造者是这样的一群怪物：他们是“为而不有”者──只是创造，〔决不享有，因为他们对“自食其果”的衰之结局非常恐惧。这也就是古代人所说的“日新其德”的伟大精义之──他们是禁欲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信奉道学先生的教条，而是因为有一个超一切欲的大欲望在、渴望不朽，渴望逃避“殊途同归”的衰之……

 

 

五、开放先于改革论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人，喜欢侈谈“改革开放”。其实历史一再表明，不是“改革──开放”，而是“开放──改革”：开放先于改革。先开放，而后才有改革。

 

在1990年，北京的“六四”事变一年之后的极端紧张〔官方〕、惊耸〔民间〕、沉寂〔思想界〕下，我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金田起义一百四十周年》：

 

在以公元1850年为轴心的1838年──1864年这段中国历史上，有四种对峙的、交错的政治势力，但没有一种是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的，没有一种是可以列为未来的新中国的前驱的。

 

〔1〕西方帝国主义，代表先进的技术文明，和有力的政治文化，从长期看，可以帮助中国下入世界，以短期看，但预示着中国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是一种“进步的帝国主义”。

 

〔2〕满清帝国主义，代表对中国的直接的民族压迫，以维持现状和特权为务，是一种反动的帝国主义。

 

〔3〕拜上帝会，在政治上是中国民族对动的帝国主义的反抗，但在政治文化上又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最后，退化为特权集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

 

〔4〕湘淮皖勇。在政治上帮助反动的帝国主义对另民族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又是代表了中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浸透的反抗。

 

上述四股力量没有一股是“好”的。依其有害于中国民族可做如下排列：

 

〔1〕满清帝国主义：100％有害。完全反动。

 

〔2〕西方帝国主义：50％有害。进步──侵略。

 

〔3〕湘淮皖勇：50％有害。抵抗──镇压。

 

〔4〕拜上帝会：50％有害。起义──腐败。

 

1990年的这篇文章，看到了鸦片战争带来的开放，要先于太平天国带来的改革，当然要更领先于洋务运动在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才开始尝试的其他改革。太平天国的悲剧在于：它本质上是对“第二波西方入侵”〔工业文明〕的反应，可是它的应战方式却是“第一波西方入侵”〔宗教文化〕的余孽……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在太平天国那里明显不过。

 

再以林则徐其人为例，来分析上述冲突所包含的进退。

 

〔1〕在前期即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作为反动的帝国主义即满清帝国主义的差役，参与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保卫中国民族而是保卫“大清朝”。结果是反动的满清帝国主义被先进的英格兰帝国主义击败。林则徐也因而蒙受了历史的羞辱。

 

〔2〕在后期即金田暴乱前后，林则徐作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去厉行民族压迫。

 

从上述两方面看，林氏完全说不上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满清的奴仆而已。他受命镇压反清的民族起义的行为，难以用“历史局限”轻轻带过，而是其奴仆身份的最好说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前，中国其实已经被一个野蛮的帝国主义奴役了两百年了。

 

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中国的近代传统完全提不出一个我们可以奉为“先行者”的楷模。──这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深度和漫长，必将史无前例。

 

回头反思一下，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复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己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的文化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的文化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的文化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军阀语言〕。

 

新的文化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必须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嚏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共产土包们“信口雌黄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民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加以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王道。

 

“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新的文化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从“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的新的文化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五胡、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那么，新的文化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的文化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的生活。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

 

二，新的文化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可说是毫无希望之可言，但允许我作一句预言：新野蛮主义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再加上中国的唯一的遗产──伟大而强韧的传统〕一旦披上了复古主义的外衣，就将化合成一座无物不载的、通往新社会的巨型桥梁。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复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所谓“乱中取胜”〕。

 

 

六、新的社会阶层

 

那么，中国目前有没有文化阶层出现的迹象呢？据估算，一个新社会阶层已经在中国形成，这是1989年“六四”惨案后出现的新事物。这个阶层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人数大约有五千万之众，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一亿五千万。他们掌握或管理者十万亿人民币左右的资本，使用着中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提供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这个群体，从无到有，崭露头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在进一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人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组成，广泛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这个巨大的群体，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实力上看，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仅以中介组织为例，既有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机构，如律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也有为各种市场交易活动服务的经纪人组织，如商品交易、金融期货市场和房地产的经纪人；还有大量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和商会组织。

 

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一般工业化社会中的“新中间阶层”，尚处于发育期。其构成特征：一定的异质性；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指向；“官本位”的价值评价及权力排斥。从其社会流动特征看，内部的中、下层有可能与下层结盟；而三大主干群体──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及私营企业主层，则有可能会与上层缔结友好关系。

 

权力排斥伴随着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与现代市场经济及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中出现贫富分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中，“新中间阶层”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其社会实践对调节社会资源再分配中的不公正占有的利益矛盾、促进社会竞争有序发展，能发挥缓冲功能和安全阀作用。这主要是由其获取社会资源分配的地位机制所显示的公正性决定的：

 

1、社会成员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如接受现代教育等，改变原有的贫穷生活境遇、被控制的低下地位，而享有某种向上流动、“过上体面生活”的发展机会。

 

2、由此，在社会资源分配及结果中，由原有的社会财富、权力控制在一小部分社会上层而社会大众被控制于其下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社会财富、权力可以为更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分享的“橄榄型”结构。

 

对于“新中间阶层”的界定，在不同学派的理论中，颇有差异。然而研究者们对“新中间阶层”的特征在许多方面还是取得了共识：1、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者为主；2、具有较高学历，接受过专业化训练；3、以工资、薪金谋生的被雇佣者；4、程度不同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对社会公共事务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5、政治态度温和、保守，追求民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社会意识形态；6、生活方式、行为教养以上层社会为马首，讲究格调、品位；7、价值观念上强调自我成就、自我实现；8、拥有体面生活的私有财富、闲暇时间及消费能力，如拥有私家车、私产房，可以携家人旅游、度假等等。其最核心的特征是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更多依赖“组织资本”〔即管理权力〕和“文化资本”〔即专业技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其社会地位。

 

“新中间阶层”的产生及其“阶级竞争关系”的出现，主要依赖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科层制等现代社会结构要素的发展：

 

1、现代工业的出现，致使科学、技术摆脱了以往的“发明”的个性化、经验性、分散性，并使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向着社会结构的核心方向迅速发展，开启了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新时代，逐步确了以专业技术含量为基础的“能力主义”的社会地位价值评价体系，并促使了以专业技能和知识权威为支撑的阶级竞争关系的出现。

 

2、社会产业结构由传统工业向现代产业转移，导致社会职业结构的细分及新型的、具有较高市场回报的现代性职业结构出现，其间，最重大的变化是社会职业结构中的专业技术、经营管理人员及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迅速增加，出现了白领工人──以技术、经营管理知识为资本的“自由劳动者”，社会职业结构中“白领”职业比重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阶级内部以至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了“非无产阶级化”的阶层关系。

 

3、大众消费品领域出现，人类社会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性社会，其结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下层阶层〔如工、农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费领域成为一个显著贫富分化的社会领域，即发生了中低产阶层与高等阶层的需求与消费的分化──形成时序上、文化上、质量上等的差距。

 

4、城市化的发展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使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特别是处于偏远地区、传统农村社区以及弱势、边缘群体〕能够分享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如国民教育、社会就业、公共医疗设施及救助服务、现代化的公共交通服务、社会保障及抵御风险的公共系统服务等。分享的结果，有利于形成“平等、公正”的社会共识和有序竞争的阶层关系。而若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以上，中间阶层便有可能成为社会力量中的“大多数”而发挥“缓冲层”和“安全阀”的社会功能。

 

5、经济活动领域的全面市场化。经济市场化的过程，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逐步确立、有效实施和切实保障的过程。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既包括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前者是个人行为独立化的前提，后者是自由支配自身和自己时间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化为社会成员、特别是新中间阶层的产生赋予了“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

 

6、在工业化的组织推进中，现代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促使管理层次逐渐增多，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或经营权〕的分离；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导致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及其中间阶层的产生，并催生了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拥有一定控制权和影响力的“矛盾的阶层关系”。

 

孙立平《优化社会结构 走出断裂社会》曾经指出，19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基本的过程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即新的社会力量及其新的组合关系的形成。其具体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知识分子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的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等。如果要讲目前中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往往也要加上修诗词了，比如东部地区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地区农民或贫困的农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等等。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了。

 

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力量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总起来说，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1980年代，包括在19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当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下来之后，体制的变革过程便开始更多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是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19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

 

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

 

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中国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例如代议制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断裂社会”的结构在开始形成：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利益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在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

 

我不太知道的是，上述新的社会阶层、新的中间阶层、以致于“断裂社会的结构”，是否与文化阶层的出现有所关联。但我确信，某种新的东西正在一片混乱中渐渐成型。

 

 

七、青年中国论

 

“断裂社会的结构”也提醒我们注意国家存在和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国家”是高度发展的综合有机体。中国人认为：国家的成败兴衰不仅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保持并维护其统治的权力；还在于它能否完成“议礼、制度、考文”的百年大计。中国人认为：一个未能完成“议礼、制度、考文”这至上事业它甚至高于政权本身的政权──即使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全国大部地区甚至全部地区〔如秦隋等朝〕：也不能算作一个完全成熟的国家。它只能成为先天不足的早产儿。除非一代巨臂起而极力补救〔如汉武帝〕──否则它的末日将迅疾而至。

 

“国家”的本质在于先产生一种统一的心理基础；再去获取并保持所谓的世俗“统治权”。这并不仅仅是“神权国家”或“政教合一型国家”的特征；而是一切类型国家的特征。是所有国家存在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只要翻一下史籍就会明白这个论断的真确性。若是丧失了这一前提──“统治权”只是由旧国家从新国家过渡的“改造性的政权”而已。一旦完成了它改造旧国家的使命──它就会被历史遗弃掉。

 

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国家危机。“一切都要脱胎换骨”已经成为普遍的信念，如此一来，“一切都将脱胎换骨”就已成为历史大势。“耍花招可能有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政治问题不可能靠耍花招来求得解决”。只有丧失行动能力的老人，才企图通过耍花招来拖延时间， 来“求得政治问题的解决”。

 

应付危机是青年的天生任务，老年人只能坐享其成了。老弱妇孺受保护是应该的，但不可干政，搅乱时局。用过渡的尊荣来危害老年的幸福、用强逼上马的平等来对付疲弱者、用男女平权的幌子来作践妇女、用危险的说教来毒害儿童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了。

 

青年，应该拿出全部的精力为中国解除这空前的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种人口危机、文化危机……都要解除，让它们去见卡尔马克思。青年们！精力过剩、蠢蠢欲动，不让他们为善；他们便要作恶。因此，限制青年的发展，就是对社会的最大犯罪。必将殆患无穷。

 

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与青年人执掌政权的程度成正比。一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和青年人对这个社会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成正比。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在正发生的事例都足以证明这个论断。

 

要为中国解除危机，必先依赖青年并进而仰仗他们！他们的精力，必能填平中国大地上深深龟裂的鸿沟！使中国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统一；使中国国家实现政治上的真正一统。而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并非不可兑现的海市蜃楼。唯一的条件只是：青年中国的兴起！

 

未来属于青年！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老头子老太婆们垂死的阴暗心理；他们是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也是毫无希望者们的唯一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他们，他们就恨恶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在许多势力的活动中我们都看到了这一表现。

 

他们要的是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非常年轻、充盈著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非常年轻、在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的朝气，向垂死的世界秩序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将惊动历史、回响宇宙。

 

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统率的中国！

 

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

 

它将把中国的劣势一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是所向无敌的。它要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要拷打人类物质身上的层层锈蚀；它要切除蔓延在动物庄园里的爱滋病。

 

“国家”的本质，决不像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欧洲人所设想的，仅仅是个“统治权”问题。例如，中国人对“国家本质”的最高理解和最后解释──统统凝聚在“天命”一辞之中。在中国人看来：承受天命者必能承受地土；丧失天命者必将丧失地土。可见：统治权和统一的心理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先是体现着天命、而后获取了统治权的崇高象征和铁腕人物身上──既闪现着新宗教、新理想、新观念、甚至新学说的耀眼光辉〔当然有其时间性〕；又预示着新国家的精神威力和心理倾向。

 

天子，往往以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着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耄耆者。国家和文化是真命天子的可爱孪生子。它们是互相依存的。马基雅维里矫枉过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历史表明：二十一世纪已经是“纠正”这个历史性错误的是时候了。

 

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叛乱势力和割剧势力──尽管手持强大的统治权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延续了十几年之久并占用广袤的领地：却难以被承认为“国家”。人们只能用“政权”〔“×××政权”即一例〕一词来称呼它们。可见，“统治权”只是“国家”的一个基础；并非“国家”的“本质特征”。

 

舆论与天命──在大多情况下是誓不两立地对峙着。舆论总力图抹杀天命的存在；天命则要驱迫舆论向它投降，为它效命。在历史中──有时舆论抑制了天命，有时天命奴役着舆论。前者是繁荣的和平时代；后者则为混乱的革命和战争时代……支配前者的是习惯；鼓舞后者的往往是一种图腾的崇拜。这里无所谓优劣；只有季节而已。当时则行，过时则易──岂有它哉。

 

中国要创造自已的新生活，必须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入手。这种基本价值观念，既非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或专政主义，亦非传统中国式的家长制；而是根据现代中国在国际间的处境，切实制定出来的一项战略。 用最简单化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以一元化之名，行多元化之实；以中国复兴之名，行现代化之实；以乌托邦之名，行伸张国势之实。

 

在这种意义下回顾“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由伦理社会转向技术社会的关键。思想上的排斥异已从来没有这么激烈与彻底，中国历史来看。比如，使毛泽东“伟大”的，不是他在1949年以前的暴力夺权；而是1949年疯狂改造。1949年以前的“理智时期”，他不过是一个精明的土寇与流贼而已；1949年以以后，他才成长起来，成为中国野蛮化的旗帜、颠乱纲常的始作俑。虽然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残暴性和迫害规模相对说来还比不上隋扬圣人。所谓相对说来──显然是指现代中国的人口比隋代已有十倍之巨……杀人利器和“软刀子”〔颠倒黑白的宣传技术和红白喜事的鼓动吹手们〕也高妙许多了……不论这些创新活动的价值到底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尤其对历史而言。须知：社会意义上的价值与历史意义上的价值根本不同，往往甚至是互相对立着。它们彼此都渴望着能吞噬对方。把对方从后代的心目中抹到。在这一点上说──成功的往往是“历史价值”；因为“社会价值”的寿命往往超不过一代人〔三十年；至多一个甲子：六十年〕。除了历史视野过于狭窄的西方记者、失败政客外，谁不同意上述说法？

 

而二十世纪的僭主们之所以敢于玩弄舆论、践踏社会价值──这正是他的伟大与不同凡响的唯一实在基础。至于说到他曾经统治过大部分中国──那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尤其就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漫长、兴衰无定、充满来去匆匆的野心家与争霸者；并经常因为无原则、无新价值标准的争权夺利而搞得精疲力竭、举国残破的国家”──而言。

 

就全球而论，中国居民在这种状态中陷得最深。不但是信息系统的严重紊乱，以至于文化建筑的全部崩解与堕落──而且连语言系统亦由于一系列社会地震而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人群中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有各自为政式的孤立门阀──这些门阀间多是声息不通的，流行的语言不但鄙俗，而且词不达意、足以酿成混乱。

 

由于信息系统的全面紊乱和崩解，整个区域实际上已陷于分裂状态，整个区域显然疲弱不堪，这种分裂不是那种积极的、竟争性激烈的分裂，而是被动的、不足以维持自身统一、向心的那种分裂……我们时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可归结到“信息系统遭到人为屏蔽以致全面紊乱”，这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癌症”。这一癌症难以治愈，还会长期扩散，把社会系统的扰乱活动进行到底、扩张到极限，然后才可逆转、消退。

 

 

八、公民精神论

 

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对于一个农业民族以及工商业化已脱离了个人本位主义的社会而言，真是多余的赘物！个体工商业的兴起发展之所以需要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因为不这样则将导致个体工商业的窒息。此即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在近代于地中海──大西洋一角发展之原因。然而从历史上视之，则此种个人自由与政治民主鲜矣暂矣。可知此种制度与风气不可长久。但亦非从此逝去不复用者，其必与人类历史合流，施其强大影响于未来之新世界！

 

公民化过程，与新文化阶层的重建过程，实际上一致。社会的公民化，也就是国家的法治化、政治的文明化。这不是抽象的“道德化教育”，而是具体的“社会化训练”·不是奴化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成全人的“习惯优化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成员之间，陌生人不再受到排挤，因为熟悉大不再受到袒护;社会运转不再阻碍重重，因为裙带关系不再营私舞弊……这些，并不是由于人们“道德高尚”了，而是由于社会结构变了。建立在血缘主义、人情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终于让位给团体精神、法治精神支配的尊重地方自治的民族国家。中国人，将再度焕发祖辈的活力、保持祖辈的秩序、在自治中发出文明扩展的辐射。

 

其标准为:

 

1、对国家的页献，而不是对党派或是某家族的效忠。

 

2、受教育程度。而在现代条件下，这首先体现为掌握标准国语，否则一切免谈。国家公务员甚至高级官员竟然说不好或是故意不说国语，这肯定是一个国耻。

 

3、保证不对社会构成财政负担的经济能力。

 

4、公益心和良好的社会行为，“公共道德”就是”公益心”。是旧中国人最缺少的优秀品质。它是国家主义的基础。

 

看来，公民权决不应是天生的，而应是通过努力争得的权利。如果给予每一个人以公民权而不问其人之优劣，则必将导致世风之日下、道德之沦丧。因为群众永远也不会获得控制自已的能力，他们只能听命于在上的智者之指挥。同样，个人的自由权也是要不得的，无论如何个人的自由总不能越出礼的范围，礼仪、礼制、礼的精神应成为一个健全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而不是什么个人的什么自由权。人是缘罪而生的，以任人欲纵横那还了得，我们应从人类历史〔即人类的进化──向善运动〕的立场出发审查一切，而不是从人的动物欲望出发去大谈什么天生的个人自由权。有些个人的自由行为似是不违背法律，实际上起了一种败坏风俗与道德，终将破坏礼制也破坏法律的作用！

 

普鲁士精神──国家社会主义与儒教有一根本差异，即前者重训练，而后者重教化；前者重征服，而后者重文化。因此我们宁可视前者为欲化之亚述、现代化之斯巴达，而不可视前者为儒教复兴主义，否则其结局则令人膛然不知所指。当然，如此立论并不排除德国政治思想曾受过儒家思想的若干感化与影响，然而如将这一点绝对化，就太可笑了。须知，这两种东西在其本质上有某种极为深刻而不可逾越的差异：简言之，前者是进取的、强盗式的、充满表春活力的、无畏的军人；而后者则是守成的〔中国式的〕、礼仪式的、颇富老谋深算的、畏天命的君子……

 

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据我所知，古人云，天下以逆取而顺守之，即此意也。取天下之前者，守成天下以后者。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被称为“霸道”的，我们知道：“王道”这种理想国中的精神，要想取得现实国中的物质是必须以“霸道”为后盾的，此谓礼表而法里乎！

 

普鲁士人，以中国式的王道作为其霸道的装饰品。但“王道”决不是“开明专制”。王道，既不不开明它〔王道〕不立于个人品性，而是社会均势的必然结果〕，更离专制甚远。王道不是仁义道德；而是施政的原则。

 

一切人间奇迹，均于平凡中创出，军事奇迹亦然，军事天才之所以能制敌以胜，不在于他是个神话人物，而在于他能从平凡中创造奇迹，在危险中求安全，在失败中求成功，故历史上决无不失败之统帅〔特别没有完全以其军略而避免失败者〕，亦决无一遭失败即成懦夫之天才。天才之天在于其运，其才在于不怕失败，敢以最后之力量拚搏去争取最后的成功，此殆为万世之通典？

 

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纪律是不够的，严酷的自我训练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所谓纪律及训练等等都是一些外在的克服物质的手段。真正的君子所需要的是道德的自律及道德的修养〔道德决不是礼俗，而是自觉、自信、自律〕。如具有了这两种可能性，则必然外焕乎发为纪律〔外在的自律〕，训练〔外在的修养〕，从而进一步成其伟大的人格及单纯的适应能力。从这种意义而言，君子比”超人”更伟大。因此，公民化运动是建立中国法治国家的必要阶段。公民化运动，要逐步惟广，把全体中国居民，变成合格的中华公民。其方式类似于历史上的罗马公民化运动：通过一套量化的指标，把合格的、可以吸收为罗马公民的国内居民，逐个的或是逐个家族的，授予罗马公民权。

 

［1992年1月2日］

 

参考一下日本曾经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教育运动，也许对中国人自己创立公民社会有所借鉴。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式揭开日本对中国东北长达十四年的殖民教育。尽管日本在“九一八”之前就已长期周密地策划了文化教育的侵略步骤。

 

在所有的侵略中，最彻底也是最隐蔽的侵略，莫过于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传统的破坏和扭曲。满洲人在对汉人进行麻痹和奴役方面是杰出的典范，日本人则继承了满洲人的行为方式。研究表明，在对中国的殖民过程中，日本极力通过殖民教育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力图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早在1895年占领台湾后，日本就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要使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破坏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要求“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这开毛泽东“教育革命”之先河。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余万册，同时展开镇压反对意见的运动。1936年，日本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逮捕辽东教育界人士三百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这和1950年代的“镇反”、“反右”十分相似。从1933年到1935年，日本主持出版二十二种三十九册的“国定教科书”和二十三种二十九册的“审定教科书”，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中国人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小学开始强制学日语，大学课程全部用日语讲授。为推行日语，日本于1936年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各级机构对合格者优先录用。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尽忠诚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这和文革非常相似。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拥有文化和知识被侵略者认为是危险的，他们需要的只是愚昧的劳动者，这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非常相似。于是，中学被改成了技术学校，大学被改成了专科学校，除“建国大学”外，满洲国并无综合性大学。

 

不仅在台湾和东北，从华北地区、蒙疆地区直至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焚书坑儒”式的奴化教育也像后来的文革一样展开。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关内的占领区封闭十三万所初等学校、将近两千所中等学校和一百一十所职业学校，近千万名的学生失学；全国九十一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用以代之的，是政治教育。

   

公民化的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和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共产党的“学富锋运动”相似，沦为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公民化不是要造成某种表面的、轰轰烈烈的“风气”，而是耍扎根，要实现社会准则优化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化。不是凭掌权者的好恶来笼统认定，要是依靠法律的授权实行量化的裁定。公民化过程，就是要把法治国家的理念，落实在每个每位居民──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一点，授权一点，落实一批，授权一批，不能落实，不能授权，完全依法淮迸。不求多，不贪快，谁各以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中国居民的公民化。而决不能像军阀僭主那样，希求以三五年时间，来大功吉成，结果过不了七八年又一次全部惟倒重来。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作为，不能再尝试；君子的做法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官员流动制是一种官员个人形成势力，抑制派系发展的强有力武器。不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军事机构、 机关、经济部门均应实施此制度。帝国时代曾经实行过这种制度，效果是好的。当然，不能其他方面的梦幻也归之于此项制度。有人说，官员轮流的换制，会使官员对所属部门部下不熟悉，这是多余的顾虑。官员很快地适应新环境，他阅职愈多其见识与经验也就愈丰富，才能为做好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当然所谓官员流动并不是 换越频繁越好，而是要杜绝官员固久在一地区一总门工作而的“独立王国”。有如死水不流而腐。官员不但应成为制度，而且有应不断地淘汰不称职和腐败的官员，以保持纯洁与活力。流水不腐，之所谓也。

 

 

九、立宪中国论

 

儒家的“行为规范”比其“学说”更加重要，因为其实际作用是“用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不是像西化论者所说的“体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即，并非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在我看来，中国文明要在整体上复兴，还是离不开儒学甚至儒教以教化大众的这一途径。此语出自吾口，非同小可，因为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儒家。但作为精神的载体，我必须说出自己个人并不喜欢的真相。在日本，你可以看到，日人比华人的优点，多是合乎儒家之教的那些部分。所以，日本并不需要“弘扬儒教”，儒教已经控制住他们了。以致于人们认为，“并不是日本人学习了儒教，而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那样。”相反，中国人失去了儒教的行为规范，所以需要“弘扬儒教”。

 

“一切文化都是奴隶们创造”──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比这更能传神的秘语。此语的潜台词无非就是：没有奴隶的存在，就没有文化的创造；奴隶阶层一旦清除，文化就趋于毁灭；因为，因为“奴役现象一旦减缓，文化就是现出虚脱的症状”……所以，所以，“新文化的创造者有必要重建一个奴隶阶层，一个‘心甘情愿的服务生阶级’──否则一切高等文化都是不可能诞生的”。

 

确实，一个“心甘情愿的服务生阶级”，是任何高级文明的诞生所必需的条件。一种文化越精深越伟大越富于生命力，它所仰赖的奴役状况亦必越严酷越广泛越惨无人道，以致到了出现了一个心甘情愿的服务生阶级的程度。

 

一种新的奴隶文化就要继西方文化的虚脱疲惫、惰怠、衰之之后沛然兴起了。它的伟大原则却是以一句模棱两可的古语来表述的：“中庸之道”。

 

东方人是特别适宜做这种新文化的创建者。因为东方人是一种特别优秀的“政治动物”。东方人的服从性，耐受力确实不凡响，这样，就为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文化体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奴隶基础，服务者阶级。

 

现代中国的混乱，一方面是由于文化阶层的崩溃，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有无法发挥文化阶层的功能。结果一批未经消化的食客、毫无精神创造的社会活动家，支配了中国，其影响力造成了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广泛破坏在。另一方面，服务生阶层却被贬为“苦力”、“劳动阶级”、“下等华人”等，丧失了荣誉感和服务精神。

 

中国的瓦解，第一步是文化阶层的丧失创造性精神及其本身的崩溃；进一步则是服务生阶级的惰怠，这是共产主义统治的重大恶果之一。可是，在这场大灾难大悲剧下，却酝酿了新野蛮主义的强劲精神──这就是曙光、这就是希望？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曙光！──新文化阶层并不等于现代人所谓的“知识分子”，新文化阶层将从新野蛮主义的冲天火焰中熊熊升起，回答中国两百年的文化中落状态。真的，中国文明的解体崩溃所招致的巨额灾难，其收获将是一个新文化阶层的兴起和一个新文化核心的酝酿，以及，新的天子冲天而起。

 

1971年林彪死亡之后的中国政治形势显示：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日益浩大，且将进一步扩大，特权统治阶层对此已是阻挡乏术。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视，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们有几许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仔细地剖析一下著名的民运人士的案例就可以了：他们更多是旧制度的反对派，而非新制度的修筑者。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态度或素养所致，而是由于自由主义百年来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中国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而非整合者。所以，百年来拥有整合中国社会的机会者，均非自由主义者。换言之，自由主义者缺乏整合社会的能力。

 

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到底代表谁？“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民主主义者在中国，只代表了百分之一的人。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当然在中国，百分之一的人统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从来就不是例外，而是通义；但是，如果民主义者胜利了〔姑且不论是多么不可能，多么容易“在过程中蜕化”〕，谁来监督、尤其是制衡他们？就凭那不以“民主自由为终极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九”？

 

结果不难设想：民主主义蜕化为民主集中制，自由精神演变为先锋队〔或曰“精英”〕精神。

 

无可讳言，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极可能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则最多只能代表着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就是，占总人口白分之十的城市人口中的最多白分之十五的受过较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散布于广大农村与乡镇的少数先进分子。而且就是这个百分之二也不坚持“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

 

中国农民的生存需求，迄今停留在“求温饱”阶段，中国市民的生存需求，只是“寻求小康水准”。论者有言“少数先进分子常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不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可领导一个专制的、对自由并无内在需求的社会。当少数开明人士领导一个对自由与民主并无迫切需求的国家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变成“新权威主义者”。

 

尽管如此，但我们要求新权威主义的政体：必须进行自由选举，哪怕仅仅一次！否则你们的政权在根本上就是非法的。因为，神权政治已经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君权也就不再神授了。除了选举体现的“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阙如。哪怕进行仅仅一次的自由选举，这是出于“合法整合的压力”。

 

唯有基于“合法的整合”，中国的立宪国家才能收恰魔瓶、抵御贪欲，带领中国走出近代历史的困境──一种夹缝状态！它的左边有一座深谷，右边有一座高峰：左边是父辈传统中紧紧依靠的皇权，这一轴心在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中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却不合于现代意识，不合于现代化压力；有边是西方政治生活中紧紧依靠的法治，这一轴心在社会运作和发展战略上适于现代化压力但却不符合中国的民间习俗，即，不符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乘积。只有这样两线作战的成功，所以，才能解救中国于绝境，解救中国于两座大山间的谷地。不错，西方人打开了中国封闭千年的“魔瓶”．这不是中国人请求的解放，而始于西方人贪婪地“掘宝”，因此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但是，现在这整个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远没有接近尾声。百年来受害的是中国，但历史的报应将会指向哪里，这却是很难预测的。

 

种种迹象显示，一旦中国恢复了正常状态，其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积，将会提出下列要求：

 

1、肃清汉奸思想，复兴中国本位，驱逐以外国文化为宗的奴隶主义，驱逐以外国偶像为宗的叛国思想。

 

2、中国如果再像二十世纪宗法苏俄思想那样去宗法美国思想，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再也完不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3、既反对集权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因为我们不要这些方法上的区分，而要民族自豪感的复原！再不重入“共产国际”或是标榜为其他牌号国际陷阱，如“民主国际”、“自由国际”、“人权国际”的陷阱。全球整合的时代已经开始，《国际歌》的时代必须结束。

 

 

十、立宪的起点

 

有人曾经指出过，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虽然被辛亥革命所切断，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起点。这场运动，其实可分析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两条线索，其背后所依据的是两种颇不相同的立宪理论，但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势之下，在政治文化的传统语境之中，二者之间却有着一种共同的逻辑，而这其实又在迄今为止中国立宪主义的全部展开过程中，投下了深长的暗影。〔林来梵、凌维慈：《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察》〕

 

1898年6月11日，满人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下，毅然下诏“明定国是”，仿效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展开了把清王朝从上至下改造成君主立宪国家的变法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但这个变法运动不久就失败了，当时满人代表西太后发动军事政变，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实质上并没有实行正式的立宪。中国人开始接触立宪主义，并关心宪法，正如梁启超的论文《立宪法议》〔1901年〕的发表所显示的那样，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之后才开始的。

 

中国在接受“立宪主义”这一源于西方的理念和制度的过程中，本身有无形成何种内在的变革力量？这些力量之间存在何种的张力关系？这种关系的动态结构又是否导致以及如何导致西方式的立宪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变形？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镇压戊戌维新的满人亲贵集团，就不得不发布上谕，提出“新政”，恢复“戊戌维新”的一系列变法政策。1905年和1907年，满人亲贵集团两次派出大臣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各国的宪政。其间，清朝于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诏书，同时为了实施立宪政治，还开始改革官制，设立宪政研究会和法政学堂，改组宪政编查馆，到1907年8月又“钦令”准备设立中央一级的“资政院”作为将来“国会的基础”，地方上各省的“咨议局”为地方议会做准备。在多方的呼吁以及革命气运的压力下，清王朝于1908年8月27日公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作为“延命之策”，开始实行言不由衷的君主立宪。

 

除了这个上层路线，还有一条“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的线索。这主要表现为，民间的汉人“立宪派”呼吁立宪改革，并呼应清朝的“预备立宪”而组织的立宪团体，并进行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进程。特别是1909年11月，各省成立咨议局，大量汉人进出该局，不仅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地盘，而且由此形成了此后中国立宪主义最初力量。

 

上述作者的上述看法很有见地，不过在我看来，由于运用了“阶级分析”的错误教条，他的论述并不清晰。在我看来，问题简要得多，那就是“满人的立宪主义”与“汉人的立宪主义”，或曰“体制内的立宪主义”与“体制外的立宪主义”。这就像现在中国的“党内观点”与“党外观点”一样，貌合神离，因为同床而异梦。

 

满人操纵的“体制内的立宪主义”两次派遣大臣巡游日本、欧洲等国，考察它们的宪政实况并学习立宪理论。通过这样的渠道，他们将海外考察所得与其自身原有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意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传统绝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君主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可见诸分别被派遣去海外考察的载泽和达寿这两人所写的归朝奏折。

 

正像史家所熟知，载泽第一次被派遣去海外考察宪政时，是清王朝的贵族大臣。他会见了日本的伊藤博文首相，从伊藤那里听取了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帝国宪法的介绍，并得到了很多的“教示”，诸如：贵国是君主国，主权必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断不可旁落于臣民；臣民的自由权由法律规定，是政府所给予的，而非按照人民的意志的自由，云云。返朝之后，载泽以日本明治宪法为例，阐明了君主立宪的意义在于“尊崇国体，强化君权”，并进一步指出立宪的三大利点，即皇位永定、减少外患、灭绝革命。其中，载泽力陈立宪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行政上的责任乃由大臣负责，根据议会的弹劾，政府还可引咎辞职并成立新的内阁，这恰似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中“相位旦夕可移，君位万世不变”的运作原理。载泽的这种立宪观尽管颇为粗陋，但由于其本人在政治上的独特身份以及成功的话语转换技术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当时清朝的统治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真正更加体系化的也更加深刻的君主立宪主义正统理论，是形成于第二次海外派遣考察之时。当时被派到日本的学部右侍郎达寿，对此作出贡献。有关其人其说，中国法史学界长期没有详加考究。其实，达寿从1907年9月到1908年7月一直滞留在日本，在伊东巳代治的帮助下，得到了穗积八束、有贺长雄、太田峰三郎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回国后归纳整理了比较宪法、日本宪法史、议院法、涉及司法、行政、财政等六个方面的材料，凡五编十五册，不仅对清末的君主立宪，而且对此后中国的立宪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达寿回国复命的上奏文书中，体现了他以下两个主张。

 

其一是国体论。他首先基于当时的日本国权主义宪法学家穗积八束所创立的所谓“国体和政体”的区分理论，指出：“国体”指的是国家统治权，因根植于历史之中而不发生轻变，但存在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两种类别；而政体则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亦有立宪和专制的区别。达寿以日本的情况为例，论述政体的转换和国体没有关系，即采行立宪的政体可以照样维持君主国体。他还介绍了从欧美宪法的发端到日本宪法的成立这一段历史，指出建立立宪制度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当今是国际竞争时代，所谓立宪，无非是赋予国民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同时也并赋予其参政权，这可以养成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中的国家思想和国际竞争力，并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达寿甚至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指出立宪制是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所建立的基于“间接政治方式”的制度，日本虽然也是三权分立，但元首通过总揽大权，皇室超然于国家之上。因此，如果采行君主立宪，清朝同样可以安固，“国体”自然可得维持。

 

其二是钦定宪法论。达寿在日本学者的指导下已经获得了以下看法：宪法的形式可分为钦定、协约和民定三种，相应于这三种，国家的统治形态也依次分为大权政治、议会政治和分权政治。他指出日本是大权政治，即君主位于权力的中心，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分立，由君主进行统一。达寿从前述的国体维持论出发，论证了日本的钦定宪法在有关君主、臣民、政府、议会、军队五个方面上的优点。

 

〔1〕有关君主权方面：与欧洲各国皇帝相比，只有日本的天皇拥有由宪法明确记载的十二项大权，中国应该加以参考；

 

〔2〕有关臣民的权利方面：在日本，臣民的自由权利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加之行政处分的强制权和下达戒严令的非常大权也都得到宪法上的承认，为此臣民的所谓自由权利大多只是宪法上的装饰，或曰不过是安慰臣民期待的装饰品而已；

 

〔3〕有关政府方面：表面上国务大臣的权限很大，但立宪君主制的微妙就在这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乃是宪法的原则，国务大臣不是对议会负责，因为天皇保有对其任免权，因此国务大臣实际上只是对天皇负责。当然，为了防止专制的弊端，对于违反宪法的行政命令，大臣拥有拒绝副署的权限，而没有大臣副署的行政命令则是无效的，这实际上类似于中国古来就有的封驳制或中书省的制度〔所谓封驳制，据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指出，原则上，皇帝旨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门下省给事中有权对皇帝指令实行封驳制］，二府在颁布诏令的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皇帝不按程序办事，不经宰辅下令就会引起臣下的抗议〕；

 

〔4〕有关议会方面：君主国体下的大权政治国家，与民主政体下的议会政治国家，其各自的议会制度是有所不同的，根据日本的宪法，国会除了行使“协赞立法权”和预算议决权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明治宪法的确可被称为是“纯粹的钦定宪法”；

 

〔5〕有关军队方面：军队的统帅权和国务大臣的行政权之间的调整是立宪国家的难题，但关于这一点，日本的明治宪法却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属于天皇，这是“世界上无比之善例”，是日本强大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本钱。

 

从达寿上述的立宪论中可以看出，其出发点主要在于延长和强化已经濒临危机的满人绝对支配权。但与载泽的“卑见”相比，达寿在理论层面有所精进，技术层面上也更加具体，为此就成为当时满人亲贵集团立宪论的完成版。达寿回国后不久的1908年9月清朝就制定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而从该大纲的内容看，达寿对明治宪法所进行解读和说明的立宪理论对当时“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达寿的立宪论对之后中国的宪法理论、政治理论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就受到日本近代天皇制很大的影响。在“君上大权”的部分，除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两条款外，其余十二条明确记载了君主的“大权”，包括君主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还有统帅权、戒严权和皇室自律权等。这里的“君权”其实不是中国传统意义的君权。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中存在某种“普遍的、包含一切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这种秩序即是“一种以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的普遍王权概念为中心的秩序。”但君权一旦实定化，即被宪法列举并明确加以记载，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然减缩。在中国社会中，正统的“天子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君权天授”，另方面则是“有德为君”，所以缺乏“德治”的失德君主，应该面对“异姓革命”。而日本的天皇制度，却立足于秦始皇主义的宗教性的万世一系。满人想在中国杜绝异姓革命、推行万世一系，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臣民的权利和义务部分中，“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在法律、命令的规定下，“臣民”可以就任文武官员和议员，具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受非法的逮捕、监禁、处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受专门法院的审判，财产以及住所不受侵犯，以及必须纳税、服兵役、遵守法律。一如达寿所言，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这些权利自然只是君主立宪主义的“装饰品”，而且“臣民”的权利比起作为范本的明治宪法的范围还要小得多。大纲将“遵守法律”作为臣民的义务加以了规定。这是“法律”只是为政者治理民众的“器具”这一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构想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表现，对后世的中国影响至深。但与“钦定宪法大纲”不同，1911年11月3日陷入窘境的清王朝所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在内容和效力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也指出了“大清帝国的皇统万世不易”〔第一条〕、“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二条〕，但明确记载了“皇帝的权力由宪法规定进行限制”〔第三条〕，大幅度地缩小了皇帝的权限，同时扩大了国会的权限，将立法权、宪法的起草议决权〔第五条〕以及宪法修正的提案权〔第六条〕委任给了国会，皇帝只是进行公布〔第五条〕，还有国会拥有了财政预算案的议决权〔第十四条〕，皇室经费的决定也由国会来议决〔第十五条〕，在行政权上，还规定了官制“以法律定之”〔第十三条〕，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第七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它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第八条〕，并且规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国会闭会期间，进行宣战或媾和的，“必须由追认之”〔第十二条〕。更有进者，该文件第十一条规定“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第十四条规定“预算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对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很大的限制。在统帅权方面，规定了“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第十条〕，而在司法权方面，第十七条规定“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其它还有明确记载了，皇位的继承顺序由宪法来规定〔第四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十六条〕。

 

尽管“皇帝的权力”仍然继续存在，但通过国会对其进行有力的制约，并在国会的基础上成立内阁和“国务裁判机关”，这种政治体制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国会优位的特征。

 

在“十九信条”中，皇帝的权限被大幅度地缩小，即使继续存在，也处于不得不被“弱化”的立场，类似于梁启超所期待的“虚君”。绝对主义的色彩比之前的“钦定宪法大纲”淡了，甚至比“大日本帝国宪法”还要淡得多，特别是从责任内阁的导入和“国会优位”的性质来看，“十九信条”意味着二十世纪开始萌发的中国立宪主义，已经从当初日本君主立宪主义的舞伴的身份中摆脱出来，而接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主义。与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许诺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十九信条”有了某种法的效力，具有了所谓的临时宪法的性质，尽管它还是没有涉及国民的权利，从而显示了满人的祸心。

 

二十世纪初，1905年至1908年在上海、广州、日本东京等各地相继成立的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等各类立宪团体，以促进立宪为目标，通过政治团体的形式来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承担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的责任，培养国民的参政能力，集合国民对立宪的态度，以国民的运动监督政府，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自上而下”地推动立宪的实现。各地展开选举，设立咨议局，立宪派人物纷纷投入到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中。在各省咨议局的筹办下，城镇乡开始地方自治的改革。同时，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全国掀起了国会请愿的热潮，先后四次，长达一年之久，尽管其运动方式还在体制内，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但作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宪政思想，对为政者产生了压力，同时促进了各地方代表和立宪团体在政治上的成熟。

 

在立宪主义推动下，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法律改革不断深化，虽然辛亥革命切断了清朝君主立宪的美梦，但是中国的进步没有停止。

 

在南京的“国民政府”1927—1949年二十二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期是实行“训政”的，国民政府力图把管理国家的手段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与1949年以后在北京的“人民政府”正好相反，后者是力图把管理国家的手段从“法治”转向“人治”、进行专政、政策治国。从1928年到1936年，国民政府集中进行频繁的立法活动，最终建立起“六法”体系，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干。

 

所谓《六法全书》简称《六法》，狭义是特指宪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广义是指上述六大法典及其他附属法规，亦即整个法律体系的通称。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特指1927年4月18日建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训政时期制定的六法及其他法律的整个法律制度。就其内容而言，除参考西方一些法律原则外，也继承了清末和北洋政府的法律传统。

 

但是《六法全书》摈弃了中国历史上诸法合一的法制，采取了欧洲社会诸法分立的原则，并且仿造欧洲大陆法系的模式，是继受法与固有法的混合。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的长处在于，它延续了清末以来的中国法律改革，进一步把现代国际通行的某些法律制度引进中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发展，从而把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推向最为完备的阶段。所以对于未来的宪政中国来说，《六法全书》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思考获得了更为纵深的维度：中国君主立宪的起点，不在清末的伪君主立宪及其《钦定宪法大纲》，而是在西周的礼乐制度。而未来的君主立宪要在中国变得可行，一定是因为中国社会舍此而外，已经走投无路。然后通过一场“武王伐纣”那样的脱胎换骨，获得新的起点。因此看来，中华联邦也罢，君主立宪也罢，若不经过一番更大的洗礼甚至洗牌，也是缘木求鱼的。

 

 

十一、第三中国的声音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两个中国”〔新的南北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者来到我们面前的。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而柔和的光……第三中国将在两个中国的废虚上，建成自己的奇妙结构。它的诞生甚至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要延伸为文明意义第三中国的破晓黎明。

 

第三中国，决不是群魔的“舞会”〔Party，又译为“党”〕及其硬造的国家〔“党国”〕。它既不是中华民国的“城市游民”组成的“会党”化的国家，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痞子”组成的“地下党”式的政权，它应该而且必定建立在一个更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民族基础上。这样，中华民国的上层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层的政权，整合为第三中国的全体的民族。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太僵硬，它们全部不合乎中国民族生活的全面需要。它们因此先后堕落为人类历史记载而不仅仅是中国记载中的“腐败典型”。关于“典型”的塑造、宣传和教育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

 

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只能是走向第三中国的中继站。第三中国不要赘词，它的名字就是简单明了的“中国”。就此而言，两个中国的罪恶应该得到赦免和宽囿，因为第三中国的出现，就是对它们的彻底清算。不是人间的清算，而是历史的清算；不是悲剧式的清算，而是喜剧式的清算。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必定的”，因为两个中国是悖逆的逻辑，尤其是第二个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本体”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

 

〔1982年6月27日晚23时的纪念〕

 

第三中国意识到了“民族”在国家和政权之上的整合意义：

 

1、民族，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单位。所谓“英语民族”、“西班牙语民族”以至所谓“阿拉伯语民族”──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们基本上只是一些文学上的新一厢情愿。政治与文化的统一实体，而且是活生生的共同生活、正在创造中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

 

2、民族，有同舟共济的命运，利益和灾难都在会心一笑中。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于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内部──根本不会有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一个民族若是容忍内部长期存在导致分裂状态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状况──它的共同文化背景就已经破碎不堪、不复存在了。因而这样一个“语言共同体”已不再构成一个真正的民族、一个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和文化创造单位了。

 

3、从政治上看，国家比民族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因为民族若不能创造文化价值和文化体系、不能开辟共同的命运和经历──那么它最终只是一个虚构的幌子。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时刻──“民族”这个幻影怎么可能不让位给有血有肉的国家实体？而这样一个国家实体──提供了共同的命运和经历，就形成了坚强的集团、构成了精悍的“新民族”。这是在“语言民族”这一汪洋大海里的孤岛，是“统治民族”。它破土建造的“亚文化”就是“新的政治”。

 

4、旧的民族主义已经死了，因为它只为衰颓的“语言民族”的事业作宣传、打广告。这种招张毫无新义而且发霉发绿……旧的民族主义只是保护和维持那样一种历史遗产的防腐手法。这种历史遗产早已丧尽了内在的活力，它们本身不过是早先的创造者们的活动遗烬。那些创造者们曾用自己的生命作燃料、点起光艳夺目的文明之火，并自称“中国”──只是到了如今只剩下一堆毫无生气的火后劫灰和宫中颓瓦。这些颓瓦南辕北辙地自命为“中国人”，正如埃及人把宫殿叫做“法老”，和国王、天子等同起来，法老于是成为古埃及君主的尊称。其词源是埃及语的希伯莱文音译，在古王国时代仅指王宫，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起作为颂词开始用于国王自身，并逐渐演变成对国王的一种尊称。第二十二王朝以后，成为国王的正式头衔。习惯上将古埃及的国王通称为法老。法老是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掌握军权、政权、神权。法老自称是太阳神阿蒙之子，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

 

5、超越“大汉族主义或汉族沙文主义”，正如拒绝“满清余孽”、“朱明败类”、“元蒙屠夫”，“留着长指甲的老中国人”之斩尽杀绝。在我们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汉族”，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汉族对称的“满蒙回藏”以及其他所谓“少数民族”──这些从苏联输入的概念及其“民族自治区”〔“自治共和国”的翻版〕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且是亡国灭种的陷阱。俄国人的可悲下场已经清楚证明了这一点。“民族自治区”不仅是过时、陈腐、虚无主义的鬼域伎俩而且阻碍中国的复兴，妨碍正确的民族概念之建立。正如有一个“英语民族”的存在，也有一个“汉字民族”的存在，即人们所说的“汉人”，而不是与“满蒙回藏”对称的“汉族”。而现代意义的“汉人”，其外延必须扩大到使用汉字的“满蒙回藏”，扩大到现今位于中国版图内的所有居民。

 

6、只有一个中国，因为两个中国是语义矛盾：“中”只能是一，“两条中间路线”因而也是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国民族，及其统率下的、即将被同化的其余中国居民，及其衍生出的家族细胞及其不可分割的文化阶层。只有一个中国的天子，而不是契丹或苏联扶植的所谓“领袖”──不论是粗糙的暴发户，还是善于乔装打扮的凡夫俗子。受命于天的精神冲动，将要磨合一切历史遗产，包括十几亿生口，在粗暴的文革打烂一切之后，在诡诈的改革绞拌一切之后，在蛮横的掠夺侵吞一切之后，再造国魂……

 

7、尽情从心眼里蔑视传统吧，但，一定要使居民和百姓甚至许多徒众和干部……都深信他是尊重传统的，甚至是在为了可敬的传统而战。不是为了浅薄庸俗的“革命”和粗鄙腐败的“夺权”而蔑视传统；因为“革命”只是向西方的文化价值投降、“夺权”只是和哥萨克人的恶风劣俗看齐。蔑视传统，是为了实现天子精神，是为了扫除一切障手碍脚的“历史因素”和“历史渣滓”。

 

8、“聚歼历史渣滓”和“提炼历史因素”，是创造历史的前提。“聚歼”和“提炼”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其运作于第三中国，难免要给“反民族的共产主义”和“非民族的三民主义”以双重的有力打击，从而开出一个“两个中国之外的第三选择”：促成一场虽然奇特但却并不费解的“双重革命”。

 

9、我们理解，由于满洲人与中国人的对峙，导致中国社会中坚在西方入侵面前彻底崩溃。因此在中国，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无法通行；天皇的权威被党派的专断取代了。但是党派比天皇更不灵，天皇是空洞的，他很少私利〔只有一个皇室需要满足〕；党派却是一个实体，盘踞着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

 

〔1982年10月3日〕

 

埃及历史能给中国什么启发呢？新王国是注重军事扩张的！因为受到了好战的雅利安人〔喜克索斯人〕的殖民统治。“喜克索斯”一词来自古埃及文的“heka khasewet”，直译的原意是“异国的统治者”。他们于公元前十七世纪侵入埃及东部，推翻了定都孟菲斯的第十三王朝，建立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统治下埃及一百多年。喜克索斯人将新的战争技术如复合弓、马和马拉的战车引入埃及。从而为新王国复兴之后的对外扩张，准备了物质基础。“解放战争是底比斯的第十七王朝的末期开始的。后来新王国时代的文献称塞肯瑞·泰奥二世与他同时的喜克索斯国王阿波比是这段历史的开始。传说喜克索斯国王阿波匹派人到底比斯要求底比斯人将当地的河马池拆掉，因为这些动物的喧闹声使他在远方的阿瓦利斯都无法入眠。这个传说中唯一的史实可能是当时埃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虽然喜克索斯人只统治埃及的北部，但整个埃及都向他们进贡。有人认为卡莫斯的解放战争实际上是阿蒙的祭司们对赛特的信奉者的战争。但这个说法的证据不足。卡莫斯开战的根本原因是民族自豪感。在同一文献中他抱怨说他被北面的亚洲人和南面的努比亚人夹在中间。他们都占据着“他的埃及，与他分享着这个国家……我的愿望是拯救埃及和粉碎亚洲人！”因此，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他整顿船只，带领着他的军队从底比斯出发北上。卡莫斯的进攻出乎喜克索斯人的意料，他们南部的兵营很快就被克服了。卡莫斯带着他的兵一直到达阿瓦利斯，他未能占领阿瓦利斯，但将该城周围的田野摧毁了。上面引述的文献是刻印在在底比斯发现的一根石柱上的。它还记录了这场战争的中断。它记录了卡莫斯捕获了一个阿波比派出的信使。阿波比向他南边的同盟者努比亚请求急救。卡莫斯下令占据西部沙漠中的一个绿洲来中断南北之间的道路，然后沿尼罗河返回底比斯。他在底比斯庆祝他的胜利。但实际上这次胜利只不过是一次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而已。这一年是关于卡莫斯仅有记录的一年。阿波比是喜克索斯人的第十五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之一。他的统治结束时喜克索斯的军队已经被驱逐出了中埃及，他们向北撤退并重新改编。阿瓦利斯失陷后，埃及军队追赶逃亡的喜克索斯人，越过西奈半岛，一直到巴勒斯坦南部。根据士兵阿赫摩斯的报道南地的一个堡垒城市沙鲁亨在被包围三年后才被攻克。从阿瓦利斯被攻克到沙鲁亨被攻克一共享了多少时间并不十分清楚。埃及人可能在阿瓦利斯失陷后很快就开始追击了。”

 

既然人们把“前马其顿时代”的古代埃及的文明称作“法老文明”；为什么不能把“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的古代中国文明称作“天子文明”呢？是的，外来的军事征服经常使得文明变质，但也注定要给未来世纪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这是超越暴力和超越诡计的！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必须澄清这一历名真象！必不辜负“天子文明”的期望！

 

就我们的初衷来说，我们清醒地知道：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没有到他冉冉升起的时刻──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在字里行间。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他将以此弥合，此前两千年的民族分裂。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存在力……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这才是“消灭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中国”！第三中国。宪政中国。新王国。

 

 

 

十二、新王国需要统治权分离

 

新王国需要统治权分离

 

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开创先秦王政时代〔古王国〕、秦后帝政时代〔中王国〕之后的新王国的宪政时代，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他将实现治权与统权的分离，以此背反中王国的主要价值，如君主独裁、官僚制、中央集权的霸道，而代之以立宪君主制、代议制、地方自治的王道，从而形成“中国社会政治的双层抗震结构”。

 

所谓双重抗震结构，需要统治权的二元化，然后共同合组：

 

1、统权如果是一元的，便于提供精神纽带，贯彻监督意志、维护真理、促进国族的自豪感、社会的归属感与价值感。统权“最好有一个人格化象征”。

 

2、治权如果是轮替的，便于进行政治操作，调整治理权柄、强化法律秩序、健全民主机制、促进宽容精神。凡此种种，“治权最好避免人格化象征”。

 

如果不能实现统权与治权的分离，则多党制并不比一党制高明，因为它们都是单层结构。举例说来，正因为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可以代行天子事，但却无法代践天子位，所以合理的宪政才能实现。

 

无一元则不免于乱〔故所谓“一放就乱”〕，而一元的独大则不免于僵化。唯有统权的一元与治权的轮替之间的有效平衡，才能使中国社会统而不死，放而不乱，达到历史上的最佳状态，超越西周，成为模范国家。

 

中国需要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建立统权一元的精神向心力！治权应该轮替，故不僵死；统权应该稳定，故不动乱。正如思想应该多元，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应当同一，价值多元论必然导致社会动乱解体，唯有价值互通才能促成社会和谐。价值不互通，则无从对话；思想不多元，则无以对话。

 

再者，治权更迭时，统权起到稳定社会的过渡作用；统权发生问题时，治权亦可以依据程序、习惯法协助解决之。

 

最后，依据中国的传统和民情，在中国实行统权的多元化则易动摇国本，很容易分裂中国社会；在中国实行治权的一元化则易导致僵化与腐败，如秦、隋、明，结果都是暴政，不甚理想。

 

第十三章

中国文化之宿命

 

一、欧化者必须反对欧洲

二、中国的命运浮沉

三、国内局势源于国际形势

四、民族主义是新国家桥梁

五、民族主义是周期现象

六、中国的无能与社会主义

七、现代化还是新文化

八、历史的幻觉

九、新锁国与新王国

十、双重标准与双重道德

十一、一劳永逸的复古主义

十二、“处士的条陈”

 

人的本性不喜欢变化而喜欢稳定，除非遇到严重麻烦、没有路可走了，才逐渐升温，开始变化。单纯的“变”的冒险太大，而收效却难以保证。因为“变化”的依托，永远是某种稳定；例如正是传统的庇护，使革新的事业事半功倍。

 

我的理想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复兴。这样一来，无疑就改变了几十年以来“以俄为师”的恶劣习惯，只有驱逐俄国在中国的残余势力，中国才能扭转民族堕落的持续走向、杜绝大多数人的奴性基础。在以俄为师或以别的夷狄为师的“大孙中山时代”，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通过摧毁中国的传统来实现，建立新城必须用拆毁旧城作为代价。谬哉！ 即使夷狄自己也不是这么做的！俄国夷狄拆毁了莫斯科旧城吗？日本夷狄拆毁了京都的旧城吗？欧洲夷狄拆毁了伦敦巴黎罗马？为什么中国的师夷者要拆毁自己的祖国？！仅仅因为要欧化？为什么要比自己的洋人老师做得更加过分？仅仅因为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代理人？“一个比国王还要激进的保皇派”？“一个比鬼子还要卖力恶毒的汉奸”？于是一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便开始了。可是到头来，无论从哪方面观察起来，这些师夷者除了在中国造成社会毒化、环境破坏、生态灾难、文化沙漠以外，似乎都是一无可取。

 

 

一、欧化者必须反对欧洲

 

从欧洲人自己在争霸过程中互相反对的激烈程度来看，真正的中国欧化者，必须反对欧洲；反对欧洲才能超越欧洲。正如真正的美国欧化者必须反对英国。正如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就是在最为地道的欧洲国家之间展开的。自由是要以牺牲自己的“老师”为代价的，所以日本知道：只有攻入了中国并尽情蹂躏，才能和中国取得平等的地位。

 

中国百年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自我毁灭，这是不行的。必须扭转这个堕落趋势，开始中国的上行运动。这个自我毁灭说得好听一点，就叫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其结果却是环境破坏、人心破坏，“改造了中国民族”的结果，不是使之更好，而是使之更坏──而原本应有的的“使之从天下国家的臣民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还是遥遥无期。这一点只要看看外国城市中的“中国城”就一目了然了，那都是毫无责任感和羞耻心的地方，因为那是既毫无公民意识、也无臣民意识的地方。

 

“从天下国家的臣民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这一过程，远未完成。百年革命实际上只在破坏意义的“改造”上留下了痕迹。中国百年来的建树实在太可怜了，除了破坏、模仿、盗版，就没有别的了。因此可以断言，二十一世纪中的某个十年，中国无论在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建设成就，将会远远胜过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业。这将证明中国逐渐走出了破坏时代，而我们就是这一破坏时代的终结者。

 

从建筑上可以看到，欧美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几乎与他们的国家同时兴起的。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特色……日本也是这样，甚至印度、阿拉伯、东南亚……都有这样的痕迹。只有中国不然，它的许多伟大的建筑都在八夷乱华和内战运动中被毁灭了，而且未能即刻重建的希望。现在唯一进行的建筑就是厂房、贫民公寓和达官贵人的别墅，都是“洋式”的、粗制滥造的低劣模仿……

 

在这种惨淡的景象中，我从反面看到了一线光明：这种绝境在迫使中国开创一种新的文明，因为师夷者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一穷二白，那么除了向前狂奔、脱离荒野，就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这时，鼓舞我们前进的，就不是主义与教条，而是纯粹的本能。我们把这种本能的力量叫作“自己的骄傲”、“中国的希望”！

 

如果说欧洲的建筑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中国的建筑似乎将在二十一世纪获得某种定格，那样，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苦难就会或多或少进入它的建筑思想，甚至化为后代前进的动力。我们不需要恢复过多的古代建筑，而是要着手创造未来建筑。一座通向未来的桥！后人们将说中国历史新篇章是在二十世纪──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受难的世纪，揭开的。

 

在中国建筑的命运里──岂不暗含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和中国民族的命运？例如，现在中国的心灵被西方文明的水货〔走私品、劣等货〕压挤得透不过气来──这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也是一目了然的……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对城市和文明缺乏理解，开发商对利润的无耻追求，导致了毛老大的“一张白纸论”泛滥成灾开来，文盲领导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历史城市、改造城市建筑。这种不受约束的放纵以“他者”的文化认同摧毁了中国城市的文化认同。

 

有人总结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中有“十大败笔 ”，分别是1、强暴旧城，2、跟人较劲，3、假古董当道，4、永远塞车，5、乱抢风头，6、窒息环境，7、盲目国际化，8、攀高比傻，9、胡乱标志，10、疯狂克隆。建筑师贝聿铭说过，“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建筑师无路可走了，在这点上中国的建筑师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中国人为什么出尔反尔？在我看来这无非因为，中国至今还处在革命时代的痉挛中，中国的建筑风格当然就在只能痉挛中不断抽搐。

 

所谓“革命”即“鼎革天命”，或曰“天命的转移”；这是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来予以物化的。虽然革命的可能、条件甚至需要早已储存在历史的易化过程中。所以，天命而不是阴谋意义的造反有理，当然也就并不仅仅是破坏，也不仅仅是革除旧物，而是“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鼎定新物为结束。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完成上述两项历史任务。后者的完成较之前者更是一项重要的考核：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议礼、制度、考文”，这就是一切成功的革命的完整结构。

 

“革命形势”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谁赢得了它，或曰占了上风，就可以主宰一切！而这种胜利，这种占上风，又是非常微妙的、变幻莫测的，有时是根本莫明其妙的，好像是命运在捉弄人。人们往往把这种胜利、这种“赢得上风”，笼统地归之为“对于形势的把握及利用”。而“形势”这玩艺儿却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乃是“一切因素的总和”！“形势”从来都是一个未知数，往往取决于偶然事变，并叫胆敢“预料”它的人们，常常失望。说起来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后世的人们，更可以置诸苛评，什么“失策”啊、“错误”啊、“疏忽”啊甚至“命运注定”等等。可是“形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连这些事后聪明的战略家们自己也不大清楚吧！以我度之，最有天才的人应该拒绝探究“形势”之实际状态，而只是凭借优越的本能一味把握形势以求得胜利、造成自己的旷世杰作。

 

如果谁还是不甘心，想探究一下“形势”及其所属的“政治”、“斗争”、“胜利”等等玩艺儿的实质所在，那他只能做一个理论家，而无法成为幸运儿。结果他也不过是发现来令人失望的真相：这一切的偶然虽是奇特而费解的，但其实还是基于人性的贪婪，而且正是由于人性的追求利益，才促成了心理活动的错综复杂，这一简单的规律，使得一切“形势”变得离奇与神秘。因为人们的预期和基于预期的种种行为，会极大地“改变形势”，而改变了的形势又会反过来促动人们的新的预期和行为，结果造成连锁反应。古人把这一切归之于“天”，我却把具体化为人性；说到底人性也是一种“天性”，是天然的天赋，和天赋的天命。

 

俗语说：“人心是肉做的。”所谓“人心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是瞬间变幻的”。“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一旦一方“得势”，众人就会归之；一旦他又“失势”，多人必将弃之。此人心不固的现象，亦为政治的核心。人心不固，才由政治运作的空间。政治作为“人与人的关系”而论，其前提就是“人心易于动摇”。没有人心的动摇，即无政治可言；政治艺术家之艺术，即在于动摇人心：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塑造人们的希望，抓住、镇慑、利用人们的心理。

 

政治的上、中、下三略：上略是塑造及促成社会心理；中略是把握及利用社会心理；下略则是被社会心理裹挟驱策而前。

 

可谓：政治的成败是由形势甚至“时运”造成的，形势是由人心造成的并再造成形形色色之“人心”，社会现实又由政治运作的结果造成并迫使新的运作相应出现。政治艺术的策略就在于，把握各种条件造成的形势使之有利于自己，并“以己之长击彼之短”，避免“以己之短趋人之长”，此之谓“韬略”。

 

［“韬略”一词来源于《六韬》、《三略》这两部古代中国的兵书。《六韬》托名殷末周初的姜太公吕望所作，实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是秦汉之际的作品，由张良而传世。宋元丰年间，两书编入《武经七书》，定为武学必读，明清两代继之。前人多将两书相提并论，以至形成“韬略”这词。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三略分为上略、中略、下略。］

 

黄石公《三略》的“上略”认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如果说，领袖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心理，则显然没有掌握上略。这时，他也不能贸然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行事，否则将因为超前而留下血的历史教训。思想的任务则不然，思想就是要超前，从而改变社会心理、造成社会心理。正是在思想的引领下，配合宣传、事件尤其是“战而胜之”等多项方法，终于创造了历史。在我看来，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所亟需的社会心理者，即为“上略”的运用。

 

黄石公《三略》的“中略”则是“差德行、审权变”，其秘诀在于把握及利用社会心理。当然，权谋的运用要特别小心，那就像高度杀伤性武器，不巧者反被其害。所以说，“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进一步看，能有效运用权谋者，必须配有完善的组织作为工具，方有效率，方能利用形势之便，且有成功的希望。

 

下略则是被社会心理裹挟驱策而前：“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黄石公《三略》的“下略”还指出军事行动之不得已：“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动武是三略的下略。

 

而中国现代史则是以动武为轴心的历史，是军阀建国的历史。中国现代史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政治理论及其商标主义，都是动武的借口、军阀的理论，它们贪乏，十分小气！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的苦难。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结果都是为中国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中国哪里需要它们的“百年大计”、“五年计划”？即使那些军政训政的“十年设想”、纸上谈兵的“建国大纲”，也不过是把中国一次又一次拖入了更深的深渊。从军事危机到政治危机，再到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最后迎来了末日狂欢一般的生态危机。

 

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真的白费了？或者，它已经并还将进一步化为新宗教的热能。它的诞生，将是旧的“理论世界”的葬礼。今天，情况似乎越来越清楚了：没有这种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无法创造一种社会心理，中国的巨轮也就很难驶向遥远的地平线。没有这把新宗教的一意孤行的快刀，中国的乱麻不可能断为生长的线索。但有了这种热能，整个社会又困难被它不幸烧毁。所以重要的问题是，需要一部好的国家机器，作为性能优越的发动机。

 

1980年代我开始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很少有人已经认识到上述的宿命。在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深不可测的星空却显然已经安排了它的注定。新的宗教将谅解人性的贫乏、小器。它知道不论哪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也无法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这些不能语秋的夏虫，能落在认识的后面、不被甩出生存的轨道，就算生存的万幸万幸了。

 

1980年代流行的“反传统”，其含义是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给对立起来，沿用毛派的“不破不立”的痞子“思想”〔痞子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发誓要把中国的传统彻底砸烂，以绝对斗争来造成一种惨烈的变局。在这个把西方文化当作工具使用的破坏过程中，必定会发生一种蜕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并不如此流氓”，传到中国后才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的工具。

 

诚然，一种价值观念若被工具化，必会发生质变。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到中国它被用为暴力夺权的工具。它对中国传统进行冲击与颠覆，但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在建立政权三十年以后不得不宣告失败，重新“改革开放”。如是说，并不是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那是一大块想抹也抹不掉的伤疤。如是说，只是想确认：马列主义对中国的颠覆〔“翻身”、“解放”〕，已经在1980年代实际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何时回到以及如何回到传统的时候了。“回到传统”不是刻舟求剑，主要是利用传统，不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在阶级之间制造对立，而要调和纷争，使得内耗更少。

 

这一点日本人做得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被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祸害过。例如日本人利用天皇制来为现代社会的变革服务，利用了天皇的威信促进日本人的团结。长期亡国的中国人没有把握好分寸，让革命失去了控制，让自己走上了破坏性道路，现在看来还没有彻底结束革命、结束专政、结束暴力的迹象，但大家已经认识到，单纯破坏传统，并不能使得中国进步。唯有回归一个秩序的状态，才可以创造社会的财富。

 

处于当今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调整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的合理态度是：在第一领域即在理智的、文化的、意识的领域中抛弃它。不论我们的背离多么彻底──在第二领域中即在习惯上和心思上我们都将与它始终厮守。

 

欧化者必须反对欧洲。

 

 

二、中国的命运浮沉

 

〔1978年10 月31日〕

 

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来的难题是：怎样才能既不扼杀民族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如果不能保持着两方面的平衡，就将鼓励其他民族侵略我们。很遗憾，宋朝的中国虽然绵延三百一十九年的创造性文明〔960年—1279年〕，但始终没能解决这个难题。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社会生机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秩序。所以，不论明清，一旦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们就陷于软弱的地位和劣败的局势，这岂不哀哉！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止没有消失，它还融合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我们对此的思索可以归纳为三条：

 

1、《中原人与中国人》：中原精神应成为整个中国的普遍精神：这也是气候、土壤、人种综合混成的后果之一。

 

2、《论中国文化的再造》：不是复古；而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3、《对地方施政的特许状》：在全面中国化的前提下──不反对地方施政甚至支持地方自治。具有地方自治能力的社会如汉唐，才有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抵抗力，不会像明朝那样黑暗和脆弱。

 

尤其是上述的第三条，对地方施政的特许状，是现代政治的显著特点。参考一下美国市政府的权力空间，就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州内单一制”曾经使州政府置于市政府之上；但“地方自治”扩大了市政府权力，州政府与市政府的权力出现了交叉。1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更使联邦政府也介入了市政，形成权力的三重交叉。目前的三种交叉呈现一种“各级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但这很可能只是暂时的过渡现象。

 

地方自治是指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地方事务的管理由地方人民和地方政府自己规定，不由州和中央政府规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地方自治〔Homerule〕：“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授予其下级政治单位的有限自主权或自治权。多民族帝国或国家所经验的一种普遍特点，对地方的活动予以一定的承认，并给予相当的自治权，但要求地方居民在政治上必须效忠于中央政府。”不少美国人也认为，Homerule是“地方政府在州政府的监督下管理自己事务的法律能力”，或者“地方自治是通过州向地方政府发布特许状〔charter〕，允许地方政府在执行自己活动中拥有处理权和灵活性的一种法律安排”。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是“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德国法学家格奈斯托认为地方自治是“遵国家之法律，以地方税支付费用，而以名誉职员办理地方之行政”。日本法学博士织田万称地方自治为“被治者自为政治之意”，“不烦政府之官吏，由人民代表出而执行一切公务，即所谓人民自治之观念”。

 

综上所述，地方自治可定义为，国家特定区域的人民，由于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在国家监督下自行组织法人团体，用地方的人力财力物力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政治制度。这样的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国家发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论，大体有：保护说、钦定说、传来说、固有权说、制度性保障说、人民主权说、人权保护说、法人说、地方政府论、权力分立制衡说。地方自治被认为是对中央政府过度集权的一种制衡力量，其理论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对立，作为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前提，发展和确保地方自治权力的实现，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参与愿望，实现生动、活泼的地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地方自治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开的。自治，其字面意思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从表面上看，自治与“他治”相对，有人就持此论。但其实不然，自治非与“他治”相对，而与“官治”相对。日本学者阿部齐等人认为，“自治”与“统治”是分别位于两个极端的概念，它的本来含义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负责处理。而“地方”一词与中央相对，因而“地方自治”的反义词是“官治”〔中央统治〕或中央集权。此处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与国家分不开，须从探讨和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处着手。地方自治是在与国家概念相对的意义上展开的。有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它是对集中制的突破。”因此地方政府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有助于分散中央集权的危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集权似乎可以帮助渡过危机；但过了这个阶段，自治则更有益于中国的发展。自下而上，使得中国的复兴更加牢固，且有基础。

 

在危机时刻，极端分子可以认为“为了化解大的悲剧，可以容忍小的悲剧出现”。在他们看来，小人物只是历史运动的物质材料，而只有精神上的价值才谈得上悲剧问题。故小人物的命运不配称为“悲剧”。但危机过后人们很快就能看到：所谓大的悲剧其实就是小的悲剧，因为这些遭遇触动了某些具有社会影响的人物们的心思，就改变了社会对这些遭遇的评价，并重新构造了“悲剧命运”的基本观念。须知和平主义者们也并非麻木不仁，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敏感。正因为敏感，他们才可能知道民族的利益、整体的命运，其实是基于个体的利益、局部的命运。公德其实也是基于私利，而且只有私利保障公德的执行。

 

中国的革命，不应一直堕落、沦为以俄为师的乱党运动。更不应该在乱党运动的基础上，建立永远动乱的政治制度，如“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的革命，不应背离“鼎革天命”的自然主义传统，不应辱没先贤的精神与光荣。中国的革命，应在新的基础、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意识来复兴先贤的精神与光荣！

 

也许，我们将为祖宗的罪孽而偿还其沉重而惨痛的债务；也许，我们还将为孙子的需要而预支鲜血淋漓的牺牲……历史，也许还对我们充满了微词；人们，从来对创造者就是这样横加指责。不过我们不应该计较这些，个人的损失不仅不算什么坏事，而且应该被视为奉献他人的一个好事：我的损失就是他者的收获。

 

亚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s〕的《和平祷词》如此描述他所理解的基督精神：

 

上主！ 求您使我作您和平的工具。

 

在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爱情，

在得罪的地方，让我播种宽容，

在分裂的地方，让我播种团结，

在错误的地方，让我播种真理，

在忧苦的地方，让我播种快乐，

在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

不求他人安慰，但求安慰他人，

不求他人谅解，但求谅解他人，

不求他人关怀，但求关怀他人。

因为在施予中，我们才得到满足，

在宽容中，我们才得到宽容，

在死亡中，我们才得到永生。”

 

创造者的问心无愧，来自他的价值颠倒，以苦为乐；而不是来自他的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他知道，“不辜负自己的良知”是消极的，“树立一种更高的欲望”才是积极的。

 

那么，中国在近代百年革命中所经历的文化转型，到底有哪些组合呢？

 

1、中国社会的转型亦即中国革命，完全是外生型的──这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德改革，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土耳其的共和革命等同样具有由外部势力触发的外生型特点。这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的宗教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例次文化转型的内生型特点根本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罗马帝国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也属内生型。

 

2、中国文化转型走的是无组织的路线，而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凯末尔造反、英国革命甚至尼德兰和美国的独立革命，都是走了有组织的路线。诚然“所有成功的改良都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但所有成功的革命岂不也是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例如在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会议即国民公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路线中的代表。明治维新中的天皇和拥戴他的文臣、武士们，也是这种有组织力量的代表。

 

3、中国社会的转型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即革命的方式，它与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不同：康、梁百年之前曾断言，共和式的革命将使中国超过大乱八十年的法国，大乱百余年而不止，这似乎已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中国的大乱好像还是见不到“隧道那边的亮光”。但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将导致长期混乱”，并不是一项公理，因为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正是依靠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较为迅速的实现了社会转型，而没让土耳其陷入长久的社会动乱之中。

 

4、中国在近代的文化转型是汤因比意义的“内部无产者”促成的，这与中国历史上汉代与唐代这两大文化交峰之间历时四百年之久〔186年—589年〕的文化转型以及所借助的力量“外部无产者”略有相同。尽管中国近代的内部无产者〔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外部无产者〔苏联共产党〕的插手而获得胜利的。同样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之间的文化转型也是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但现代世界的大多数革命，都以内部无产者为主力，虽然中国文化转型的诱因和革命形势的创造者都是来自外部，但革命的主力却不是直接来自外部，而是通过外部力量转化为内部无产者的动乱。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第四项和第二项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当文化转型采取了彻底的无组织状态时，内部无产者或外部无产者才能登上主导的舞台、重要的不是事实上的组织，而是这种组织是否为法律所接受，是否被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地下组织，在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与无组织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是完全相当的。

 

1981年5月的旅途中，我在云南的勐海旅店中写下这样的话：

 

──坚持就是胜利。因为绝对的胜利、永恒的得救，是没有的。生命的原理就仅仅在于坚持。正如“不朽的生命”只是一种虚无，一种思想、一个事业能多维持一天──就算得一分胜利；正如一个病人能多存活一天──也就算得一分胜利。

 

人们常说时间能毁灭一切；在时间面前一切存在都是等量齐观的脆弱。正因为如此──能拖延时间的，无非就是胜利者。一个城寨虽然注定要被攻陷──但坚守的时间的短长，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个人、对城寨的命运而言是如此，对民族、对文化的命运亦复如是。抵抗是永恒的。对任何存在物、尤其对生命体〔文化、民族也属于这个范畴〕而言：抵抗乃是最高、最终、最根本的命运。

 

既然抵抗是一切生命的最终源泉，那么放手一博、英勇而顽固地抵抗一下吧──也许不能挽救最终覆灭的结局，因为这是一切存在物及生命体的必然归宿；但这种抵抗的本身，就足以创出一片新局。这种抵抗的本身就含有莫大的力度、莫大的价值……

 

一种事物抵抗的力度愈大、倾向愈强；抵抗的时间愈久、涉及的范围愈广──这种事物对未来的影响也就愈是巨大。他的抵抗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新事物的种子。他的抵抗不是过去的坟墓；而是未来的摇篮。所以，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对外抵抗的时间愈久──其价值也就随之而高。不是作为“光荣之过去的化石”；而是作为“未来文化的先声”。

 

 

三、国内局势源于国际形势

 

2004年，我着手完成断断续续写了三十年的一部书：《黄金时代的重来──论礼制的天下统治》〔又名《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我常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格局下来观察，如此看──每次近代革命，都是国际形势变动的结果：

 

〔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

〔二〕洋务运动──二次英法战争

〔三〕戊戍变法──甲午战争

〔四〕孙文革命──八国联军

〔五〕袁世凯复辟──一次大战与二十一条

〔六〕巴黎和会激起五四运动

〔七〕十月革命导致北伐与中共出现

〔八〕抗战同盟国苏联支持与美国旁观导致中共接管中国大陆

〔九〕韩战──镇反

〔十〕中苏冲突──文革

〔十一〕美苏缓和──改革

〔十二〕美台帮助稳定六四以后的中国局势，台资进入中国、填补六四镇压造成的国际资本空缺

〔十三〕台湾解严，也是逐出联合国的结果

〔十四〕目前惟一可以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国际形势，就是美日军事同盟与台海局势。相形之下，单纯的国内局势，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中国近代的重大变革，都是在对外关系遇到决定性挫败之后才发生的。所以，海外的努力比国内的努力更形重要。

 

看得远一点，自然不难发现类似的国际相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外来性质，从欧洲的奥得河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到亚洲的朝鲜与越南，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俄罗斯—苏联这个第二蒙古帝国的卫星国体系。

 

2、这个卫星国体系的治国方式是权不是法，是初一与十五不一样的政策与运动，而不是有制度的国家生活，因为是按照外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干活的。

 

3、杀俘虏〔镇反〕、宰肥鹅〔三反五反〕、整肃同路人〔反胡风肃反〕、杀鸡取蛋〔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集体化〕、全民表情欲〔反右，文字狱〕、全民忠字舞〔文革〕、对本国首都的军事征服〔八九民运〕、国家财产的私相授受〔国企改革〕甚至它的政治继承人方式，无一属于中国传统的所谓“封建”，而是明显移植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是外来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扩大版，是在外来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力量有计划支持下的一场红色割据，其惟一不是外来的，就是依据中国农村的特点而自然生长形成的那种类似黄巾军和太平天国的“秘密会社〔“地下党”〕支配下的军阀统治”。

 

5、迄今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卫星国无法形成自己内在制度的原因，是任何国家哪怕是专制的制度对无限权力和政策治国存在的限制，所以，要确立中国正常的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国家生活，必须切断这一自产自销的循环。

 

毛泽东与忽必烈的比较：

 

1、毛在种族上是汉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的代表；忽必烈是由蒙古大本营的核心中直接产生的；

 

2、二十世纪的文明扩散和民族解放大背景，因此连法西斯轴心国甚至西方老一辈殖民国家都必须培植各国代理政权，斯大林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一背景；

 

3、毛的阶级斗争居委会，比忽必烈的民族压迫保甲制更注重文攻，即宣传技巧和洗脑、思想改造；

 

4、毛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比忽必烈对中国社会的征服，所造成的解构作用更大，所以，明朝复国比较简单，而未来中国则需要重建，较民族复国远为困难，如对知识分子同样定为老九，农奴制，工奴单位制；

 

5、自忽必烈第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以来，汉人已经异化了，并逐渐习惯外来统治，所以有满清二六七年的稳定，和第二蒙古帝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际阵营来自东北地区的顺利接管，因为这种对外来统治的习惯，我们也就可以把毛当作佛祖一样来拜，以致毛泽东死了以后，还能发热。

 

罗马尼亚化，正严重威胁着东欧的民主进程，如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取缔之，也就是对西方式法治与民主原则的一个致命打击，激进的极端主义与反动的极端主义，很有可能分裂社会，并使和平主义的改革进程最终失败

 

在古代中国传统和毛主义现实之间寻求一致性，有助于揭示“中国不变的特性”，进而预测未来中国的走向。例如，“民主集中制”这个斯大林主义的语汇为什么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因为“民主集中制”表达了中国的一个传统：圣听的裁决。对应于它的是西方传统中的“开明专制”。可惜毛派份子本质上是一些冒牌份子，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可以搜刮成千上万的民脂民膏，输往境外，去进行他们所谓的世界革命即共产国际的联合颠覆行动。他们的“世界革命”不是中国本位的，而是俄国本位的；是与苏联竞争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兄弟阋墙”，是“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厮咬，与中国毫不相干。

 

中国为什麽这样穷？因为意识形态的指向错了！民族目标被人故意模糊了！

 

中国为什麽这样穷？被国际政治资本的极权主义、国际经济资本的自由主义交相吸干了！

 

我们要把“中国”重新放在心上！

 

即使“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也不等于说“中国的利益在于世界”，任何“国际”甚至联合国组织，都是以它自己的利益为利益，而无法以中国的利益为利益。中国人最好还是抛弃对于一切“国际”的幻想，哪怕它是共产换妻的国际，哪怕它是的自由民主的国际。

 

国际主义决不能成为听命于外的思想藉口！

 

在外国主子的唆使下，宣扬“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是非常下流的欲念表达，即使比起两千年五百前开始形成的孔孟思想，也是极大的退步。不仅比孔孟是退步，甚至比秦政亦是一大退化，而是陈涉刘邦之类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秦政毕竟是贵族政治之遗绪，他承认天下的自在性，不仅大自然应该对一切人开放，文明传统也具有其自在的价值，因此统治者应该掌握平衡，不可“与一切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可像刘邦那样在儒冠中撒尿、毛泽东挖掘祖坟、破坏文物。

 

留学日本的绍兴文人鲁迅〔原名周树人〕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时代，求为奴隶而可得的时代和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显然，鲁迅这样说，是基于满清的遗民心态。他的祖先是政治汉奸，其祖上做过满清知府，曾祖做过满清知县，为虎作伥；其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作弊住了八年监狱，以至家产败光，儿子周凤仪病倒、孙子鲁迅、周作人外出避难。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是文化汉奸，他本人则是著名的思想汉奸。尽管他在日本学校里的成绩平均分为只有65.5。显然，鲁迅对中国历史的上述“划分”，仅仅适用于蒙古和满清等“蛮族入主”的亡国奴时代，而不适用於汉唐！汉唐的中国，是自由的中国，是社会民主的中国，是文化统治的中国。

 

满清的蛮族入主造成了中国无君状态。到了满清遗民的统治时代，袁世凯和北洋南洋的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的共产党，都是由这样无法无天的生态环境的产物。其中最年幼的邓小平，生于公元1904年，须知，邓小平七岁的时候，头上还拖着满洲鞑子强制留下的辫子！这种起源和生存状态，怎能不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

 

“五十天民主”，这是我对“八九民运”的概括。其失败，正如九十年前〔1898—1989年〕的“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权前后共计103天〕一样，因此是必然的，前提性的，并非偶合的、失误性的，因为这是蒙古与满清等蛮族入主中国的必然后果。对此，用西方式的民主运动，如“攻占巴士底狱”、“1848年革命”诸模式，均无以解释之，只有诉诸中国式的“党锢之祸”模式，方能得到近似的理解。

 

党锢之祸的起源，是从统治阶级内部最后一次调整社会构的努力，党锢之祸的爆发，证明统治秩序已陷入难以回避的天命移易──革命，历史上每次党锢之祸之后，皆继之以摧枯拉朽的农民起义，实为社会结构的总崩溃，受治而非自治的子民纷纷游离。即由于此。

 

就中国社会而言，一个步入末路的政权之不能复兴，正如一位朽翁之不能返老还童，即如“同治中兴”这类罕见的幸运，亦不过推迟了革命，使地方割据主宰此后百年的中国。而同治中兴的可能，还基于党锢之祸这一课的阙如，即洪秀全造反之前，并非发生文化阶层叛离的运动；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尚未导向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开辟庞大军营运动的前提条件。

 

党锢之祸中的头等角色，不可能在下一轮革命中扮演头等人物，因为这两个运动的性质如此歧异，以致难以互通。何况在欧洲文化的光芒下──全球现代化的来临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不能不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中国社会的走向。所谓“内因决定论”显然是一个门外汉牛头不对马嘴的信口雌黄。而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国内局势的演变源于国际形势的演变。

 

 

四、民族主义是新国家桥梁

 

国内局势的演变源于国际形势的演变，并不违背这一事实：民族主义是继往开来的新国家桥梁。尤其考虑到：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现代化就没有完全实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实际操作中时常难以绕开民主与民族主义是否对立的困惑，最极端的例证为：“专制的祖国”与“民主的异国”这二者必择其一时认同哪一个？

 

其实，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始终是“民族主义下的民主政治”。

 

一个现代国家要是不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是很难进入民主政治的，因为他首先要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意志放在一个本体的位置上，而不是把阶级的利益、国王的意志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个意志形成了，才能形成民主意识。这在普鲁士也是很明显的，普鲁士经过1848年革命以后，王朝政治垮了，国王认同德意志民族，把德意志民族的力量放在第一位，推动民族统一战争，然后才获得整个民族的拥护。是有条件的拥护，即国王效忠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效忠国王。如果你国王叛国，我们就绝对不答应。当时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的就是叛国罪。这时王朝政治显然已经结束而进入民族政治了。之所以法国当时民族主义高涨，整个社会的基层都动员起来了，就是因为把整个王朝政治的专政与帽子给拿掉了，全民都平等了。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要是不保障人民生活的话，你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是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政权呢？那只能是一个特权阶级利益至上的政权，或者是一个王朝政治利益至上的政权。所以必须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生活，保证社会的公平。

 

此外，民族主义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情绪，也不是民族主义下的情绪，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国家利益至上，而民族又是世界秩序中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单元。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区别会越来越小。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不是古代的王朝国家主义，而是在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的现代国家主义。在某个现代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要求把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加以共同的开发。当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已经在这个民族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后，当然是向国家主义演变。在这个国家中间，包括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单一的，日本、德国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这时你如果再提倡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就会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不能提倡民族利益至上，只能提倡国家利益至上。象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就提倡国家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它可以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求同存异。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没有什麽区别，都是Nationalism。但我的意思是先有民族主义，然后进入国家主义。

 

任何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地要经历民族主义的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者共产党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民族主义兴起。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旧时代的产物，有点象西欧中世纪快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之后，取而代之的当然就是民族主义的利益导向了。而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但是这个思潮到一定时候也会过去。那时，一些落后国家，包括中国、俄国、东欧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还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其特徵不同于政治民族主义，它首先进行文化认同。比如北欧国家，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后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后再形成挪威的国家。先形成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国家。民族主义应该先是一种文化运动，然后扩展为一种政治运动。意大利也是这样，意大利国语不是以罗马方言为基础，而是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德国的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把圣经翻译成德语，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政治民族主义。

 

即使现在不赞成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在文化上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民族取向，不希望变成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地，这样总得认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例如，使中国人成为一种不但有教养的，而且是说自己语言的，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文化成就的人。

 

语言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徵。例如五四白话运动。文化民族主义不仅要对民族有文化认同，同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普及教育。因为在王朝时代，教育被少数人垄断，文化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少数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还带有一个全民主义的意思，是民族的，而不是一个小集团的。比如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实际上和政治民族主义兴起是同时的。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已有新文化运动，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被过早激发了，因此这两个太快地并轨了。

 

在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爆发之前，按照欧洲的例子看，德国经过一个一百多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阶段，北欧也是好几十年，意大利更长，经过了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先有文化民族主义，再有政治民族主义，然后形成民族国家，之后变成国家主义，然后才进入一个国家联盟阶段，搞起世界大战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国家联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意识形态阵营分割成两个营垒，开始冷战。这就是从封建主义变成大的王朝国家，然后变成民族国家，变成国家联盟，最后变成两大政治营垒。中国历史走的当然跟这个不一样，因为中国在二千年以前本身早就是一个大一统世界了，所以它走的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就是从一个大的世界帝国重新融合为一个民族国家。同化方式有两条，一是在国内庞大世界里进行民族同化运动，或者叫民族同质化运动；还有就是分成比较小的民族国家的规模，这两条路哪一条更好？我认为在理论上可以讨论，在实践上最后只有一条道路能走，这条道路是什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分裂的道路很难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虽然讲现代化，但是中国人一千年以来受外族压迫，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怀着很深的民族屈辱感和亡国意识，特别害怕再度亡国的心理很强，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外部危险，宁愿忍受内部的一个专制暴君，也不愿外人统治，这个你说他非理性，那也没办法，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存在。

 

 

五、民族主义是周期现象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有一句名言：“民族主义就是战争。”这是因为他不懂历史。从历史过程看，民族主义是周期现象。例如以中国历史为例，春秋战国时民族主义时代，秦汉以后主要是世界主义时代。现在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并不明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公婆辩论的不是一个东西；第二，不同人的处境说的问题不一样。比如密特朗说的话对不对呢？在法国人立场上是对的，民族主义就导致普法战争，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民族主义就是战争”这话没错。可是请问一下，法国不经历民族主义阶段，他能够建立海外帝国吗？能够形成现在这个社会系统吗？能够建立现代文化和经济吗？当然不可能！也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他这个话要放在二百年前说，那就是胡说。应该说，是民族主义在法国推翻了王朝政治，带来了法国民主，但是在完成历史作用以后，如果再来搞民族主义，那不就是把好事做过了头成了坏事了吗？

 

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没有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民主，也没有经济发展。所以不一样。比如一个法国人在意大利说民族主义，说爱国，人家会说你是法西斯。我没有意大利人的经历，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说爱国主义，你就说这个人是法西斯分子，那大家看你就是汉奸。因为中国跟意大利的经历完全不同，意大利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被侵略国家，连自己的家园都保不住，首都南京大屠杀死了好几十万人，在这样的民族背景下，你跟他说“爱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就反了。

 

所以我说西方发达国家，少来点民族主义，多来点国际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多点援助，多转让点市场出来。就像美国白人跟美国黑人做的交易那样。被压迫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多搞点民族主义，这样才可以追上发达国家。就像美国黑人要跟白人争取人权。少数民族跟多数民族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刀切，那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的资源分配技术发展就永远固定下来了，他已经捞足了，靠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了，他叫我们别捞，别搞民族主义，这不是害我们吗？让我们永远落后，永远处於一种被压迫状态，这是行不通的。

 

1990年代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多少是一种“伪装的民族主义”或干脆就是“伪民族主义”。因为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美，不反苏，这算什么民族主义？只反美不反苏的知识界和只反苏不反美的知识界一样，都是伪知识界。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当时一些政治需要，而搞的一些个人的发展战略，即升官进爵战略。还有一种代表了国内社会压力的改变。比如有一些朋友，“六四”时还没有遭到伤筋动骨的清算，只是被单位要求写检查这样的皮肉之苦，他们就可以一下子从翻译西方著作跳到研究国学了。这说明“六四”事件给人们灵魂中造成的震撼之烈，大家都去当隐士了。后来发现不行，还要活，还要在社会上获得影响，所以就开始提出一些让宣传部门感到可以接受的，同时又能自立新说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态度是很随便的，很多情况下带有明显的吃饭动机。1989年因为支持镇压而变得声名大噪的何新也是这样，他的观点经常变，有人指控说他的作品都有问题，引用的材料都是剽窃来的，或者是漏洞百出的，但是这都不妨碍他吃的饭越来越好。

 

这一点其实在我们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也许在其他人看来，我个人说不定还比他们严重呢，但由於我出风头的机会不象他们那麽多，所以可能这些问题不凸显。他们出风头的机会多了，这些问题就明显些。分析其原因，这跟我们几千年的亡国传统有关系，一千多年来是政治亡国，一百多年遭受西方人的文化摧残，连文化也亡国了，尤其在“文革”中就完完全全地亡国了，都拜倒在西方的偶象面前，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完全丧失了。在这样一种彻底的亡国奴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显然是见风使舵的。一千年来我们嘴上说的都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实际上干的都是张宏范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行为和言论不时地带有吃饭的考虑在里头，而且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从这个角度，中国现在没有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只有伪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专制的中国无法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独立意义的知识分子。而1980年代有人曾鼓吹要在中国培养独立的知识分子，结果1989年枪声一响，他们跑得比谁都快，有的人甚至六四之前就逃到香港。这些“学者”就这样用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一些怎样的可怜虫。能不能仅仅他们自己呢？我说也不能够。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绝不一样，它怎能培养出同样的知识分子呢？

 

西方的知识分子，其直接来源是修道院，是教会办的大学，那种大学本身都是高度自治的，是脱离世俗政权的，而且经常培养反政权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不然，中国知识分子是从有钱人家里的庄园，由那些私塾先生培养出来的，和政府官员是合流的，一方面为政府官员做预备队，另外一方面，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也包养一些大知识分子，这跟西方的结构完全不一样。而且中国的政权是政教合一的，皇帝既是政治的最高领袖，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所以看中国的皇宫和欧洲的王宫不一样，如法国的王宫都是平面的，没有一种升天的感觉，中国皇宫是相当於把西方教堂和西方王宫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从人间升往天堂的感觉，皇帝就好像坐在一个天堂里似的，接受臣子来自地面的朝拜，他是代表“天”的。欧洲的国王，都没有这麽大的权力，他们稍稍越权，就被老百姓推翻了，比如巴黎卢浮宫允许周围和它同样高度的建筑存在，这样的皇权还能确保长久吗？在心理上就没有神秘感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跟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很难一样。

 

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还是吃饭第一的可怜虫，就是跟现实社会政治进行一种妥协的，同时又表达一种向钱看的趋向，否则就发表不出来。这要归之于共产主义国家跟法西斯主义国家不一样。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你发表以后他给你禁书，共产主义国家根本就不让你发表，你什麽声音都发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从现在发表的资料去看大陆思想界的动向。如果看作是大陆思想界全部实况的话，就要犯更大错误了。我们以前在中国搞过民族学调查，民间记录的许多史诗、神话故事都是经过篡改的。

 

当然，大陆的思想理论界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时不时有些动静，但这些动静在很大方面是失真的，不代表大陆实际思想状况。因为这些作家和理论家们，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发表的，都是经过删改的，他们经过看风向、自律、妥协等一个很复杂的程序，并不代表他的真正想法。另外，还有很多东西根本发表不出来，被压死了，变成地下抄本或投往海外发表。而海外投稿，由於特殊处境也容易变得偏激，或者为了投合海外刊物的需要来写。海外刊物尤其是中文的严肃刊物，它也不允许你发表跟它的倾向相反的见解，比如，你不鼓吹几句自由民主的老生常谈，它就不给你发表。这就叫无所逃於天地之间，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有了。真绝。

 

我的思想，因此不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是写给“民族良心”看的。也就是说，从我而出的一切──和传统文化的奴仆们是决然无缘的。不论这传统文化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文化，还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我的著作是为新一代写的。这代人将从传统文化的囚车中解放出来，从自我放纵的荒唐中挣扎出来，也不再扮演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一个心理上的归宿，他们是新型的自由人。

 

 

六、中国的无能与社会主义

 

然而二十世纪的百年乱世里，中国毕竟完成了一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心理解构，其疯狂程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了。在这个万恶的时代，心理解构被誉为一切新建设可能成功的最佳保证。这个解构，其实就是一个野蛮化过程。这个心理破坏的过程，还被叫做“破除迷信”、“勇于斗争、勇于胜利”，并被誉为古往今来一切新理想、新哲学诞生的前提……

 

只是在二十世纪一亿多中国人惨死的尸骨上，我们才获得了新的理想与新的哲学。宣诰者只能是悲剧的产儿，我们将使中国的帝国传统来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服务，这一融合性的新秩序一旦建成，可使传统的力量化为革命的动力，并为结束革命的“议礼、制度、考文”──建立合法的框架。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一种认识、 一种周易主义的认识、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把“中央王国”那伟大而独特、曲折而离奇的命运讲给我们听。于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越来越离经叛道的怪物”，正是中国传统得以返回正确方向的、“相反相成”的绍继者，是“中国之道”、中庸之道的不折不扣的体现者。在这种再生的、返回正确方向的意义上，甚至可算得上是“发扬者”。

 

中国近代思想的无能与彷徨，是近代中国社会自相分裂与走投无路的写照。

 

思想不是归宿。它是走向“创世”的中继站。这“创世”不是某个原始民族的神话──而是每个文明民族每隔数百年就要重来一遍的“革命行动”。没有这生动而惨烈的全民运动，个体的生命势将腐朽；个体的活力也将枯败。

 

标语与口号──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强有力形式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成功地改变了中国民族的心理状态。它的作用，相当于图腾在缔造一个原始民族过程中的那种作用。尽管显得“抽象”些──但“血性”似乎并不稀少。

 

有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民主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征服战略。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分析，十九世纪式的分析；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玩弄，二十世纪式的玩弄。理论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有理性的优势；实际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有非理性的优势：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构成钳形攻势，足以粉碎任何正常的社会。要反抗社会主义的奴役，只有一个办法：阻止其理论和实际的致命的结合。

 

实际的社会主义，十足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谓“总体战”的最尚武的思想，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强大的国家与战争机器。它本来命定要结束自由世界的发展的，可惜原子弹的发明阻止了常规战争下的兼并运动，同时也粉碎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战略优势。

 

核武库和洲际导弹的建设从根本上粉碎了马克思主义策动世界革命这一“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原先，两次世界战争表明，世界正趋向统一。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五十年后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是两个阵营的国家集团〕了。眼看苏联就要占领西欧、孤立美国。这时，具有“共同毁灭”功能的核武器发明出来，使任何全面的总体战“将不再有胜利者”。这致命的武器，导致了“冷战”也导致了四十多年的总体和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以之战、两伊之战这些猥琐的“代理人战争”，在核子阴影下遭到一再抑制，无法扩散为全面战争。冷战造成的战略对峙，完全瓦解了实际社会主义即军事共产主义的战略优势，使其原先的征服能力大打折扣，也逐步暴露出理论社会主义的虚假、伪善、不切实际。

 

很显然，在核威慑下，常规军备的作用降低了。而以社会主义之名的那些总体战国家〔比“要大炮不要黄浊”尤甚的全民皆民”是其实践。〕过于军费过于庞大、社会管制过于严格〔这在常规战争时期都是“优势”〕而削弱、限制了文化发展，从而根本上破坏了技术和生产力的长期发展的前景：

 

1、总体战国家既牺牲了社会文化、技术、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无法把集权获得的庞大军力投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解放全人类”〕，就使自已的存在陷入了一个悖论。

 

2、新技术国家却因节省军费和社会自由〔这两项在常规战争时代都是“劣势”〕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3、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原因。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力图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原路退回去：先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退回到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此路不通。

 

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伦理其实是反对商业主义的。不仅社会主义伦理如此，几乎一切高级文化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反商色彩。即便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一个经商的民族或一种交易生活里生长起来的高级文化──也不例外。文化寄生虫和其他寄生虫一样，当其一旦能够自立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它的宿主。

 

在高级文化看来：它的宿主对它而言是一种耻辱、一个堕落的里程碑。所以它决计不顾一切地反对自己的宿主──即使这意味着自己遭到事实上的颠覆也罢。所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自由社会，所以许多专制主义者反对专制社会。历史表明：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或支持；而在于分寸。不在于倾向；而在于程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不是别的──正是欧洲的高级精神对欧洲商业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一种抵制之一。从这点上说──社会主义的出现确实是“必然的”。尽管它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为流行的东西，却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这种不幸本身就是高级文化的一种内在需要，伟大的灵魂喜爱悲剧总是胜过喜爱喜剧的。而离开了悲剧的魔力──一切社会的凝聚力反倒趋于瓦解了。

 

有必要区别社会主义伦理与社会主义实践──前者在中国几乎是一种传统；后者在中国只是历史上几个偶然革命的时代里出现过，如秦始皇、王莽、张鲁、王安石、洪秀全、毛泽东等强人时代，而且都以惨败告终。它们的反传统，最终成为“变态反应”的著名病例。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却不致力于取消商业主义。这正是它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它贬斥商人、诋毁商业活动、污蔑商业生活──但它却不去毁灭它们。因为它知道那样就会瓦解自已的基础。它既要充分利用人们的商业本能；又要压抑这种本能，使之甘拜下风。这种矛盾其实显示了一种狡黠的政治本能：理论脱离实际，而且“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这种狡黠的本能集远大的眼光与灵巧的策略为一身──为实现一种政治阴谋而效劳。

 

我知道未来的中国又会采行这种“社会主义伦理”、这种“反商业主义的政治交易”。它不同于1949—1978年的极端作法那样──取缔一切真正的商业活动、把商人变为工奴、把商业变成军需……它将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商业活动、恢复商业阶层、─取消“社会主义试验”。但同时，它还是从政治上压迫商人及商业活动；从道义上谴责商人和商业活动；从法律上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也就是说──它不杀鸡取卵；而是养鸡劫蛋……

 

“社会主义伦理”推行的却是“反商业主义的政治交易”，它明确了，政治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需要建立在二者互相妥协互相调和的基础上；但其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只能侧重一个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对现代中国而言，道德似乎比艺术更重要，艺术只是作为某伙人的独占品，创造乃是无知者的使命与特权。但未来的中国或许并不如此，创造活动将被置于更高的位置，艺术成为全民的兴趣，道德将被明确为某种妥协的产物，而不是天然的圣物。

 

在目前，社会主义及其社会隔离，仍被目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它带来生活的诸多不适和观念的严重失调，说明一个厉行社会隔离政策的社会，不得不实行双重道德。乃至多重道德准则。对于“专制阶层”的政治来说，肉食动物的道德是天经地义；对于“专政对象”的经济来说，草食动物的道德是永恒伦常。一个只有狼和羊的社会是多么枯燥的社会，除了杀机和驯服外，没有人性的表露。

 

中国如果想要摆脱社会主义的荒漠状态，就需要超越于狼和羊这两个阶层之上的“文化阶层”。“文化阶层”是一个未来概念，他们并不“为政治服务”，他们从本质上说是独立的。另外的“政治阶层”则应为保证“文化阶层”的存在而存在；“经济阶层”则应为这两个阶层提供养料而存在。这与文化阶层所产生的文化力量相比，不是“得失相当”而是“远远超过”！因此从人数上所看到的一个倒金字塔：文化阶层──政治阶层──经济阶层，是可取的。

 

文化阶层应当奉行教士阶层的道德戒律，而不是奉行中产阶级的贪婪物欲！有了这个前提，才能“以目的而定阶层，以阶层而定归属”。为政治服务的文化事业、经济事业人员──属于政治阶层；为文化服务的政治事业、经济事业人员──属于文化阶层；为经济服务的文化事业、政治事业人员──属于经济阶层。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在其各阶层之间维持一个势力均衡及合理的比例。

 

“从一而终”──应当成为新中国人的第一道德！不仅女人这样；男人也是这样。不仅个人如此，阶层也是这样。女人服从夫主──直到骨消形灭；男人服从人主──直到牺牲殆尽。这种崇高而坚毅的道德──成为强固的国本。忠实于自己的初衷──永不变灭。即使效忠对象已经变化、不复昔日之面目──但效忠的热情却不稍逊：有如永不殒落的心星！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喜与众人交际，他的喜好也与众人大相经庭，他也不能理解寻常的幸福；他视之为幸福的东西也被人们视为痛苦。他是谁？

 

他的道德原则不是习惯与惰性的产物，而是发自良知与天性。他不为众人所理解，因为人们太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了。他却知道众人，正如知道自己童年时代一样，他不会高估众人的存在。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们不能论断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他的心与天心相通，他的命与天命相连。

 

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多么奇特；他的命运多么神奇；他的精神何其旺盛；他的幻想何其飞扬！可是他却心若死灰而形如槁木，好像自己的生命力已经完成耗竭了。其实他的生命力是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场所。他要使不朽注入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个人！他是生物学上的突变类型、易学上的卦主，他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类进化的需要。他是一枝火柴，毁灭了自己却点燃了圣坛之火……这样的人将解除中国的无能状态，驱逐社会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

 

 

七、现代化还是新文化

 

〔1981年2月19日〕

 

要“现代化”还是要“新文化”？按照传统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无疑会选择后者。什么“现代化”──无非是一种毫无生命的拼盘、一大堆充满噪音及心理污染的杂烩：这是与中国文化的精魂格格不入的。更何况“现代化”之于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种精神上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苦痛的民族性溃疡的植皮──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文明疗法”……

 

新文化则有双重功能：一、它包含着“现代化”的种种要素，包括精神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甚至经济要素等等；二、它能解救“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危机，包括精神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等等。在这样的意义上，以下的想法并非极端主义或是感情用事的：为了新文化的实现──我们宁肯推迟“现代化”的种种好处甚至牺牲“现代化”的种种好处。因为这种推迟乃至牺牲是在落实“安全第一、发展第二”的纲领。何况在新文化的引导下──“现代化”的来临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呢！

 

新文化还着眼于后现代社会。它知道富足的生活使人羡慕……但富足的生活也使人软弱还使人堕落。中国──还谈不上会有全面性的富足生活，如美国式的生活。富足生活的“灿烂阴影”还没有远远不到笼罩在中国头上的时候。这也许是“不幸其表、大幸其里”。因为即使如此，我们已经感觉到局部的腐烂开始威胁民族的生活了。因为中国不是不羡慕美国式的富足生活；但是中国确实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世界也过不起这样的生活。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足以使美国式的富足生活，变成世界性的公害。中国不能要这种生活，中国要抵制这种生活；这样中国的才能获得安全，这样的世界才能获得安全。中国甚至要反抗美国式的富足生活的可能性：并对种种趋向这种生活的倾向展开持续的克制，就像一个肥胖者必须时刻克制进食的欲望，才能保持健康的体型。这无需残忍酷烈的斗争，但是比残忍酷烈的斗争更加熬人，更加难以完成。这就是百年之内中国历史将要铺展的基调。

 

对人民来说──富足的生活是唯一的“理想”，欲望的乔饰只是阶段性的伪装。但对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中坚而言──富足的生活并不是必须的，甚至还是有害的，如果不能把“追求富足的生活”仅仅作为实现高级战略的一条杠杆。但愿新兴的创造集团不要屈从人民欲望的压力，更不要用富足的生活作为诱惑，诱导人民误解政治合法性，诱导人民忘记自己的权利并不包含“卖身为奴的自由”。是的，人民没有卖身为奴的权利：这就是自由社会的基本规则。如果一个社会赋予人民贩卖鸦片和奴隶的自由，那个社会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尽管这样的压力有时显得很强大，毕竟是可以“引导”的、即可以“移情”的。

 

但愿新兴的创造集团──不要使自己陷于这种“自由的悖论”中。不要诱导人民走向邪恶；更不要让自己走向富足。不使富足的生活腐化人民；更不使富足的生活软化自己。这里的“更”字──当然需要远大的眼光、持续的魄力、剧烈的勇气、沉默的耐力……等等。

 

等中国有效完成了民族的自新运动；等中国已经成为创造文化而不是盗版文化、复制文化的发源地；等到中国已是新的世界凝聚剂时──那时候再让人们忘掉我这些“病态时代的呓语”吧！

 

在此之前，适当的“新锁国政策”必不可免──这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大人及毛大人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类似隋唐的新未来。中国如果愿意作为现代文明的尖兵出现在历史的晨雾中，仅仅“赶英超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打出充分的提前量，紧紧提问：现代化以后该怎么办？难道我们永远停留在盗版时代？先是盗版马列主义，后是盗版自由人权？

 

在我看来，中国如果愿意作为现代文明的尖兵出现在历史的晨雾中，势必经过百年修炼，而且多少需要某种程度的“闭门苦修”。对于中国：这是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着更好地复出。

 

〔1981年4月8日〕

 

“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的一体化：中国民族的同一化、中国文化的重新振兴、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不是一个古老帝国的遗存。中国现代化的后果，则是一个新民族的诞生。如果中国还没有实现一个民族国家就已经现代化了，必然是作为国际殖民地、公共殖民地如“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伙伴”等等而存在的，如果中国还没有现代化就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必然是未老先衰的怪胎。

 

中国的基本命运──就是变生活圈为战斗圈；将中国变成国家。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一种新道德规范、新行为守则、新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系的诞生活动。从各种意义上说：中国应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兵站”。从文化创造的意义上尤其如此。军事并不与文化格格不入，体育并不与智育和德育冲突。它们的有时相克，最终达到相生。甚至许多科学、文化上的创造活动，也往往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未来中国这个庞大的军营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都是围绕着某些特定的主题而运行的，正如现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所谓“外生型社会的转型特点”。

 

这个军营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外生型社会的转型特点，“军营”只是一个工具。它的主观目的是所谓“最高效率的现代化”，其客观效果则促进了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中国可能像是先秦的殷顽和地中海世界的埃及那样，无法成为全球政治统一的先锋，但却可能像它们一样成为被动的基石，作为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的压舱石。仿佛是“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民族的一体化、先秦国家精神的光复、中国国家的重建……这其实已经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基本努力方向，而且还将是中国未来一百余年的基本生活内容。

 

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自新运动在各个领域中共同遵循的座右铭。

 

“一个民族”的目标是：将中国锻炼成一柄全球意义的政治利器。结束两千年多来中国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的、统一的世界政治实体的时代。中国的基本命运──就是变生活圈为战斗圈；将天下变成国家。

 

在这个“变生活圈为战斗圈”的现代化、野蛮化的过程里，政治的因素当然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政治的异化，将自己变成一个貌似实则残酷的祭坛──并吞吃一切作为自己的牺牲。

 

“文化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本来只是一个近代社会形成的“历史的变态”──但是这一变态已在中国逐步生根：并在未来的一百年中继续膨胀，从而缔造、酿成了一个新政治实体。

 

“文化必须为锻炼中国这一历史性的目标服务。”“锻炼”的目的：变中国为一架高效率、重秩序的政治机器。在“一个中心”的精神诱惑下，去完成撕裂、挤压过程下的世界宿命。

 

“有害于一个中心这一目标的文化必须铲除。”在这一军营式的要求下，最低限度的标准也是：必须冻结不和这一要求的文化，至少也不许它们繁殖滋生。被冻结的文化因素也许为未来的发展所需要；但为了应对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战略压力，必须有所割爱。“不要求彻底销毁”的结果，是出现了“博物馆政策”和“假古董现象”，考古学代替了历史学和其他学术，像体育运动一样得到了畸形的繁荣。这在客观上，具有“将之限于某些特定圈子”的作用──或许“作为未知的种子能够等到复发的契机”。

 

这是就“高级文化”、精神文明的范畴而言。至于那些“低级文化”、民俗学意义的文化”──难道就应当严禁不贷、彻底灭绝？甚至根除它们复燃的可能性？其实不然，虽说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到头来只有两种命运在等待它们：死亡或演变；但这毕竟是两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马克思主义式“历史必然性”或历史宿命论：灭亡。能够自己变质而成为促进“一个中心这一目标”的战略工具者，才有继续生存的权利，不能完成这类质变的文化现象──尽在销毁、禁绝之列。百年革命的压力如是说。

 

在百年革命的压力所形成的惯性面前，类似的销毁、禁绝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可惜。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都如漫生的野草一样，俯拾皆是，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经过劫难民俗必然变幻其形态──但人民永远只是在“讨生活”，结果民俗学意义的文化，又会不断冒出来，就像排泄一样出来。

 

现代化还是新文化？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新文化，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形成新文化，就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模仿、盗版阶段，还没有真正开始，遑论完成？中国民族、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刻挑战，不许再有丝毫的犹豫。

 

 

八、历史的幻觉

 

〔1978年10月31日〕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多么可悲：它阻滞了人类多少进步！同样把人人视为有灵魂的人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的翻版。我们应努力祛除这种可笑而可悲的迷信──为一切可爱或可憎的存在还其本来面目。让一切存在〔包括人〕得到它们本应得到的一切。既不多也不少；各得其所。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面对掠夺性的贸易、未经认可的征税以及广泛意义的继承人战争〔其最激烈的阶段就是“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即日本试图成为清帝国的继承人的“侵略战争”〕……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撕裂挤压下，中国兴起了良知运动，反省自己和自己的历史文化。

 

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中国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剽掠烧杀。不论这些劫夺者是日本人和亲日派，还是苏联人和亲苏派。中国文化尚未死去，它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因此不需要“处理文学遗产”的那帮歹徒对它上下其手，偷偷摸摸。中国哪里有什么遗产让八国联军来继承？中国和那些打着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西方或东方的列强国家，本不属于一个世界。它们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目标，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心理素质。作为老大的世界帝国，中国只能藐视那些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只会拒绝那些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而不懂得如何应对它、迎战它。

 

1、“中国人的良知”近乎宗教情感。但它却基于理性主义，是成熟的智慧之光。用镜片师傅斯宾诺莎的话说，这是“对神的理智之爱”？

 

2、这“良知”比责任感更强有力也更原始。它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所以古人们将“良知”与“良能”相提并论；还用伦常、天道来伪装自己。

 

3、用我们的话说，中国人的良知是业已升华的“道德情操”。它是比“权力意志”更加高级的人性表现，是一种经过文化薰陶而非赤身裸体的权力欲。正如生存欲和繁殖欲是一切低等动物生命形存在的前提，是类型及个体所必须的；权力欲则是高等动物所特有，而道德欲则更是人所特有的。因此，道德是一种“生理现象”，因此，“中国人的良知”也是一种生理现象，是经过中国色彩和中国味道“烹调过的人性”。

 

4、这良知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民族的源头、中国历史的起点。在一穷二白的当代中国，它是中国人唯一的遗产了。也许，在未来它会成为“使世界达成一种更合乎人性的普遍秩序的心理助力”？假如中国人的子孙们最终明智地保留了它并阐释了它、发扬了它、运用了它……

 

5、深沉的复苏能否传遍中国的肢体？“复兴的中国”能否使世界充满宣诰的德音？这有待于中国的子孙们去解答。即使不是种族意义的中国子孙；也是精神意义的中国子孙，一如居住在日本的人们。

 

6、新时代将告诉人们：凡是具有中国人的良知者──就将被视为中国人；凡是没有中国人的良知者──就不被视为中国人。而不必问其血统及种族来源。新中国人应该是──作为天下砥柱的政治实体的公民，是中国良知的拥有者！

 

明白了“中国的良知”，那什么是“中国民族”呢？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之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扩张中原文化。在东亚大陆上作辐射状的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张。这一文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礼制，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混合信仰。专制帝王的合理性，就是对这一文化秩序进行有效保护。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次唾面自干、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地理上的主要遗产，但文化则被马列主义作为遗产大部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产业的天生主人。甚至从民族敌人的立场和观点来批判自己的文化。但其实，中国文化却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

 

4、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我改造的历史，这改造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压力。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这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

 

5、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召唤全盛时期的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稳定和持久的去处，就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这一新陈代谢的进程，变得日益健康、饱满，一扫千余年来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自我消耗和自鸣得意。

 

6、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其实空洞无物，并无实际内容。其各自的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团结群众、刺激领袖的临时借口。中国革命的阶段及其运动，其实只为中国民族恢复其生活能力和生命节律，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努力。中国革命的“远景”无非是一种刺激新的生活热情的招魂幡。

 

7、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的生活状态与西方人的生活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是相反的，所以它们两者可以互相补充，这样中国对西方构成的现代世界的主流也就有了意想不到的补救功能。因为所谓现代世界、国际秩序，无非是欧美化的世界。一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后数百年的希腊化时代……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到末代凯撒罗慕洛斯差不多有八百年之多。

 

8、中国革命者将努力促进“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使中国的欧美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既能保证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现代文明；又能不失中国的国本。历史还期待中国的一国本，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

 

9、为此必须三条腿走路：

 

A、销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B、社会主义〔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对非统治阶级〕并行的双重制度。

 

C、以封建等级〔对统治阶级〕为基础的伦常思忱观念和以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对非统治阶级〕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如果不能理解上述所言，“历史永远在我们一边”最终将被证明只是一个幻觉，因为命运从来不和任何人结盟。“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波助澜者”，那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所以要抓住机会，才能成为“天命的仆人”！历史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有超越主观的“易化”，所以相信命运者最终无不被命运颠覆。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周初的创造集团最为明智，他们只是运用命运，小心翼翼做事；从不信任命运、仰赖命运、放肆狂妄地任性胡来。

 

 

九、新锁国与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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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1日我写下这样的笔记：

 

《略论中国进入“新王国时代”的几大步骤》

 

［1974年，我很崇拜希腊雅典城邦的立法者梭仑，希望同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中国。现在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是我本人却觉得中国的变化太慢了。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面积太大，人口太杂，不像雅典那么富于效率？无论如何，以下是我十年来在这个蜗牛国度里的蜗牛思考：］

 

一、瓦解与重建

A、革命精神崛起

B、权威中心凝集

 

二、新锁国政策

A、新权力的第一步：内在的封锁，反抗与压制

B、新权力的第二步：对外联络的相对闭锁，中国一体化政策

 

三、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禁

A、正常生活的逐步恢复

B、各种高级文化的复苏

C、经济结构的民族化

D、政治结构的现代化

E、宗教政策及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及文化意义

〔1〕反基督教而“天子化”；〔2〕反伊斯兰教而“教派化”；〔3〕反佛教而“修道化”。〔4〕推崇、赞助、规范并深化民间道教。

 

四、建设宪政

A、一切有活力的社会都是相对封闭的社会。

B、一切上升的社会都是权力分享的社会。

C、隋唐的分权与明清的集权之比较。宋朝开始企图垄断权力，后果是受迫于辽、金、元。

D、罗马公民权与雅典公民权的不同性质。

E、“公民权”还是“教派组织”？前者易趋官僚化，后者易招分裂之虞。

F、一百年内用党派的特权与教派的秘仪，限制“公民权”。

G、贵民社会的立宪君主。〔所谓“贵民”，是与“贱民”对称的。“贵民”一词兼有“尊重人民”和“高贵的人民”这双重含义。而与“仁政说”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贵民论”，不尽相同。〕

H、最高法官与军队统帅的任命仪式。

I、“一人之下”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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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17日我写下这样的笔记：

 

为什么说“新锁国政策势在必行”？

 

这是因为，中国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而如果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就必须先让中国完成某种回归，从老大的世界帝国“退回”到民族国家，就像俄国正在经历的，就像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阿拉帝国已经经历的。

 

中国建成一个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回归，就是指向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列国并存的社会竞争，这是先秦文明中所固有的“日新精神”。周易和易传，都表示了这样一种变化的精神。先秦时代是活生生的，它讲究要适应时代潮流，那种春秋战国精神不同于两汉时代僵化甚至退化的董仲舒神学。我们说“回到传统”，首先不是回到秦—清的中央集权，而是回到秦以前的地方自治。

 

观察一下现代社会，欧洲民主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具有类似先秦的地方自治，也被叫做“封建社会”。我们看到，现代世界一切乱源都是从封建社会瓦解、民族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产生的，那时，人才流通竞争，国家激烈争夺，文明高度发展。俄国和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就是因为它们向民族国家转型很不成功。而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也是因为分别受到了俄国与中国塌陷时刻的致命吸引，被卷入到一个深不可测的革命黑洞中。

 

那么，如果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呢？首先就是要彰显民权，使贱民成为贵民。〔所谓“贵民”，是与“贱民”对称的。“贵民”一词兼有“尊重人民”和“高贵的人民”这双重含义。而与“仁政说”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贵民论”，不尽相同。〕贵民不是一个观念和态度，而是一个实存和阶层！

 

只有保证一个新型贵民社会而不是贱民社会的发展，并有效地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受贱民的毒化；世界秩序的支撑力量才得以在中国形成。

 

如此说来，中国正是应该加大推行开放政策，怎么可以反过来实施锁国政策呢？

 

这是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条理分明，上等国家与下等国家泾渭分明而且很难“翻身解放”──二十世纪以来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所有努力其实全都是失败的，不论苏俄还是德日，不论文革还是伊斯兰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现在很明显，中国走向世界的结果仅仅是加入国际贱民的行列。“中国品牌”在国际上就是“劣等货”、“冒牌货”、“伪产品”的代词。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荣誉。例如中国人在日本的声誉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深入过程，而日益败坏的。

 

未来的中国如果甘心继续败坏下去则已，如果不愿继续堕落、继续革命下去，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而要改弦更张就不得不厉行某种程度的新锁国政策。

 

1、新的锁国政策是民族自新运动的有力杠杆；而民族自新运动的能量将折射回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杠杆的作用。

 

2、新锁国政策还有待于一个保护机关、实行某种程度的文化隔离。其目的就是像建立一个苗圃，保护新型贵民社会不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污染。

 

3、新锁国政策意识到：一切新兴的、年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它充满自信，拒绝感受异己势力的威胁。甚至像美国这样的极端开放社会，在它走向世界舞台、扮演霸主的角色之前，也还是奉行孤立主义的！它要求“内外有别”；它渴望“文化隔离”；它追求“不同于人”〔与众不同〕。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摆脱欧洲的控制和影响，走向自主和主宰地位。在美国自己实现贵民化以前，它并不汲汲于去同化别人──因为它还要养精蓄锐，所以表现为孤芳自赏、自相愉悦。

 

只有逐步走向衰落的社会才是“开放”的。例如美国的全面开放其实是在它获得霸主地位的“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期间，尤其是在战后以及冷战期间。那时美国开始扮演英国在十九世纪积极扮演而被十九世纪的美国严词拒绝的角色，也就是开放社会的角色。“开放社会”诚然是强大的、富足的，但同时却具有生命开始没落的一切症兆。它已丧失了严格的自我约束力这一“强劲生命力的有力表现”──它也就失去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威慑性和持续不衰的吸引力。因为巨大的生命能量永远在“含苞待发”的状态下蠢蠢欲动！

 

关键不在于是否执行锁国政策，而在于执行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锁国政策。一切创造集团其实都在实行某种积极的锁国政策。不论他们的政治制度如何。对内保持肃静、对外鼓动骚乱，这是他们的共同态度。这和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基本上属于生物与捕食战略。而全面开放，则促使文化及秩序不断走向颓废与瓦解，这也和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基本上属于生物与传染病范畴，尽管这会影响到政治与意识形态，使之患病。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自己的活力；对外加速他人的腐化，引导敌人犯错误，使之率先毁灭。

 

如果真能这样，一个国家对外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形成强大的压抑力量：这是可被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这种“隔离政策”。例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准许人民自由离境，更不允许自由进出。这样的自由，只是有条件地授予那些远道来华的外国商人，那些“朝贡贸易”的使节。

 

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于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有等到敌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已再度确立并茁壮成长之际，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不是作为被迫的贱民，而是作为主动的贵民；不是被世界同化，而是去同化世界。

 

中国人不可忘记这个瑰灿的国宝，因为它能赐福给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并不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那是列宁主义与纳粹主义的道路，已经失败。新锁国政策仅仅需要“贵民”二字，然后根据贵民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设计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中国在不利情况下继续贱民化，同时不断提升中国人自己的品质，包括生活品质与人种品质，然后等待一个历史机会再来返身〔而不是“翻身”〕进军世界：以贵民的而不是贱民的身份进军世界。

 

以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贫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成长中的故事，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了。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故事，但切不可为这些故事而损害甚或放弃了“两面战略”。否则中国的血就算白流了，而且世界的危机也无以挽救了。

 

“内外之分”两面战略──就成为中国的罗马法。这种战略的精神内核不仅是罗马法意义的“公民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崇拜”。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即使在罗马，这两者也是并存的。

 

从“公民精神”与“天子崇拜”在罗马的并存，回溯以前的贵族制度，不难发现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有三大类型，从时间上讲既是相继而起的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独身的贵族制度

 

1、由独身者、不顾“家庭”者统率的社会。

 

2、两种独身贵族：A、劫贼、海盗、冒险家；B、哲学家、修道士、僧侣。

 

3、独身为常人所难──因此独身者似乎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尤其当他以哲学或是宗教的名义这样做……就是老子与道教的起源了。

 

〔二〕非世袭的贵族制度

 

1、这种制度主要存在于古代的奴隶专政和现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里，许多僭主都利用这种“制度”来强化个人崇拜的力量。

 

2、因为类似绑匪的能量常存人类社会组织中，强有力者、有统治能力与胆魄的人们，虽然一时窃取权力，但并不能将之传与子孙后代，结果导致非世袭常居上风。

 

〔三〕世袭的贵族制度

 

1、世袭的贵族制度是文明走向稳定和成熟的表现，也是原始生命力开始衰落的表现。

 

2、世袭的贵族制度的精髓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结果却把“礼”与“权”绑在一起，使得夺权者必须篡改礼。

 

上述对“三类贵族制度”的描述也许失之于笼统，但并非“宰割历史”、“任意胡说”。我之所以如此提法──是因为我希望未来中国社会能够走上贵民道路，而不是沉浸在腐化堕落的贱民主义中不能自拔，听凭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那样的野蛮军事强权来蹂躏自己，为自己制造一个外来的军事贵族阶层！

 

如果中国不能自己创造一个贵民乃至贵族集团，就不得不把中国拱手相让给外国征服者，让他们来为美丽的中国提供一个丑陋的王冠。

 

为了避免这种周期性的恐怖，我把最赤诚的希望寄托于第一种贵族也就是独身的贵族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独身贵族的虎贲团”，如果他们能够形成“天子的臂膀”，就是中国的至幸，百姓的至福。中国人民不是那种能够有效自卫的人民，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某种内部的秩序，他们就会被某种外来征服所压倒。为了避免外来的征服，让我们欢迎内部的秩序！

 

第二种贵族即非世袭的贵族仍然能够成为新文化的有力开拓者与宣化者。他们的表现形式最为灿烂，但其末期已有衰落之兆。

 

至于第三种贵族也就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的贵族──有识之士对之嗤以鼻，称之为“蠹”。如今中国就被无数“叫花子出身的蠹”所叮满。

 

新锁国与新王国的关系为何？

 

──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社会如当代中国，其进入民族面临根本的文化转型时，它要在以下两条道路的中任选一类组合，以构成自已的转型方式：

 

1、内生型的、外生型的；

2、无组织的、有组织的；

3、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

4、内部无产者领导的、外部无产者领导的。

 

内生型的、无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内部无产者领导的，叫做“国民革命”；外生型的、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外部无产者领导的，叫做“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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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22日在日本东京，清晨的梦中，我兴起并记下这些提纲：

 

《“新王国”的线索 》

 

1、“八九·六四”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2、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建立民族国家”。

3、中国文明的几次变形：王国──帝国──宪政〔新王国〕。

4、中国革命是制度之争还是文化之争？

5、联邦之梦：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在分裂割据〔联邦〕与中央集权之间循环。

6、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礼乐之邦”的本义是“王道”。

7、新王国的历史意义：建立君主立宪的宪政中国。

8、新王国的现实功能：传统与现实的最佳结合。

9、新王国对急速进行的后现代化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十、双重标准与双重道德

 

〔1982年6月16日〕

 

统治者及其宣传家为什么号召“以孝悌治天下”？答案是：出于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

 

表面上看，提倡孝悌而非提倡忠义似乎对统治者不是最为有利，因为这无形中扩大了家族的政治权势、增强了家族的道德威望。反对者因此推论说──自从西晋颁布这一法令后，南北朝的分裂和家族割剧状态就不可阻挡了。因为这一法令可算极大的蠢行。

 

但是公平地说──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 以后，就开始走上“孝治”的道路， 两汉因此号称“以孝治天下”。回顾一下，刘邦就“重孝”，“孝”还被确立为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问题的“推恩令”。《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用人也以《孝经》取士。

 

当中央政权的官僚机构势力趋于独大之际，提倡“孝治天下”这样一种伦理，有助于利用家族力量、以达到巧妙的间接统治的目标。间接统治非常省力；同时也能保证相当的秩序；对文化的发展还有广泛的刺激作用和“顺乎自然”的有益影响。

 

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们──要重新学会掌握这一策略。尽管这与革新的强烈要求互相抵牾。──但这岂不更加现出驾御者的能耐了！

 

从“孝治天下”想到“天人合一”。 所谓“天人合一”，不但具有宗教意境，也能满足政治需要。何谓哉？因为基于汉朝的特殊情况，汉朝起于“布衣皇帝”，不得不用“天人合一”来解释自己的权力。皇权下面的学术，不论公学私学，对于治理社会而言，单靠一己之力必显薄弱。社会的治理，既需公学式的权威又需私学式的良知；单靠公学无以服君子、作先驱，单靠私学无以服小人、为表率。于是天人合一就应运而生。

 

而先于汉朝的私学在春秋时代的诞生，就已经表明中国民族“良知”的大彻大悟……这种觉悟的特点就是超越于阶级的分野〔所以中国二十世纪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暴行运动，首先就要求人们泯灭良知〕。良知传统，不但得之于史官文明的觉醒，也得之于中国神话的自然主义，还得之于这二者的中庸与调和之道──易理及其派生的易学。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年〕曾说过：人民像是猎狗，既不能让他饥饿，又不能让他吃得过饱。因为饥饿使人丧失劳动能力，而吃得过饱又会使人懒惰。〔大意如此〕从这个“驾驭逻辑”延伸开来，二十世纪的商业民主社会则推行了一种更加险恶的办法：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使得群众负债累累──但不要逼债过急，不要让他们失去还债的希望；否则就会逼使他们破产，甚至铤而走险，结果导致经济萧条，甚至天下大乱。但无论如何，千万要用欠债的方式，强行绑架，免得群众失去追求，失去对于生活的依恋之情。

 

那么，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使人民群众对生活充满兴味呢？红衣主教黎塞留这个狡猾的拉丁人，还有一段名言，可以作为执政者的座右铭，大意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当下。”在我看来，使人民群众对生活充满兴味的主要途径，要由国家这个不得永生的利维坦，来提供。不能永生的国家却要负责拯救可以永生的个人。这不是黑色幽默。国家必须对个人负责、为个人服务，就像永生的工具必须为必死的人们服务一样。

 

作为国家代表的“天子”和他的仆从们，因此应该过一种够得上“苦行僧”称号的日子。他们应该摒弃生活的一切诱惑；他们应在生活之外建立他们的快乐源泉……但对人民群众却要实行另一重标准──人民是国家的目的！人们是国家服务的对象。而天子和他的仆从反倒是工具，是“国家机器”。而反过来，正因为“国家机器”是人民生活的附庸，所以具有超然的地位，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护，就像公共交通工具那样。而生活的节拍、交通工具的速度，则完全操在天子及其仆从的手中。就是这样，国家机器、文化工具、民族列车的驾驭者，就通过操纵生活的过程而操纵了人民。 “天子”及其仆从有必要切记“双重标准”、“双重道德”的有效性。“内外之分”──不仅适用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适用于“天子”及其仆从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新锁国政策”要想获得成功，须辅之以“礼制──社会隔离政策”；双管齐下，一个新文化民族的曙光就冒出地平线了。

 

文化力量的制造，有赖于社会隔离政策；但是这与反文化势力之鼓动阶级斗争、破坏社会秩序的做法，完全不同。鼓动阶级斗争、破坏社会秩序，是为苏联侵略中国甚至是为某些寄生民族的利益服务的，其结果在中国所造就的阶级专政而不是阶级和谐。中国的“阶级隔离”比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的隔离政策”还要恶劣，破坏性质严重，是因为具有“阶级隔离”具有种姓制度的性质。在“阶级隔离”和“群众专政”的教条下，各行各业的居民都彼此尽量在隔离状态下生活，不敢越雷池一步。“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秩序”的有力信条。

 

新的中国人将会拒绝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以众暴寡”、“以愚害智”的非道德状态，而还原文明之邦、礼义之邦的固有道德──中国以此必能在支离破碎、朝秦暮楚的现代世界，建起一座长治久安的大厦。

 

新中国人！愿你们像祖先一样，捍卫自己的效忠对象，愿你们珍视自己的初衷，绝不向外来侵略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低头认罪，不论它们叫做主席还是书记！

 

没有了主席和书记，中国人民会不会“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沦为“没有归家的流浪狗”？尤其考虑到：中国向有崇拜圣人的传统。

 

在我看来，不可崇拜活人。因为崇拜活人就要连同他的污秽和邪恶一同吞咽。崇拜活人的结果因此会造成邪教，“个人崇拜”就是一种邪教。崇拜古人或是空灵则有所不同，至少可以寄托最好的思绪。并把归属感引入一个比较无害的方向和精神形式。

 

归属感源自人生的软弱状态。人生中的软弱时刻往往多于它的刚强时刻〔其余的时刻则被它们的惰性延续所支配〕所以归属感便上升为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

 

人人都有自己的归属感──表现形态不同而已，普通群众的归属对象为家庭、工作地点、职业习惯等等；中间阶层的归属对象外加兴趣爱好、“事业”；上层社会的归属对象为“权力意志”。

 

人的归属对象，决定这个人的价值观念，人的归属对象也决定这个人的宽容程度和软弱程度。在机遇的未知数或曰“命运”的神秘性后面，往往隐藏着恒定的归属对象。

 

流浪感与归属感正好相反。一个人的身体可能并不处于流浪状态；但他的心却可能处于流浪感的包围之中。他感到无归属、无所凭借，他感到前途茫茫，这时他失去了方向感。可是从外观上看──他的生活仍颇安稳呢。礼坏乐崩、传统破碎之后，整个社会也会陷入了流浪感。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就是如此。流浪感是精神危机的重大征兆。这不仅席卷个人，也席卷整个社会、民族、文明世界，精神危机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精神病”。像世界大战、苏共的大清洗、中共的文革，都是典型的社会精神病的急剧发作。

 

哥伦布与麦哲伦之辈的远渡重洋、背井离乡时，并不是流浪感使之然也。相反，他们的冒险精神背后有顽强的归属感在支撑。而现代中国的一个工奴或农奴其身体虽然被迫依附于工厂或农田，其内心却充满了无所依归的流浪感：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归属感”是一种心理状态。

 

社会的归属感的基础其实是一种信仰，就像货币的流通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这两者都是基于某种依赖之情或坚实的信心。社会的流浪感则是幻灭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归属感是人生软弱状态的产物；流浪感则是人生破碎和分裂状态的产物。人生不可能毫无软弱之处；但人生却可以不再破碎而相对完整。这就是“新人生观”的基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心态在漂流的人生之上。因为新人生观意识到：要建设一个东西必先建立对那东西的归属感！要神化一种东西必先建立对那东西的归属感！而只有建立了某种东西──人生本身的破碎状态和流动状态，才能被有效地弥合与稳定。只有神化了某种东西──人生的软弱状态才能被克服被超越。因为人生没有“永远刚强”的无机状态；只有“超越软弱”的有机抵抗。

 

超越软弱的人们！请用自己的生活热忱──谱写一组新型音乐；请用自己的双臂──合成虚空交响乐队：请用自己的双足──击出铿锵的节奏、眼花缭乱的精灵之舞。

 

不同的耳朵能从同一个乐章听出不同的曲调：同样的音色激发不同的意象，同样的本体产生不同的人欲，同样的自然涌现不同的思虑。所以说，是人们创造了这些──或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终曲和一个序曲！

 

从社会的规模说，中国之所以落得今日的可悲下场，还不是人们对中国文化精魂的误解所致？中国文化的精魂是什么？就是对于“天子”的信念和期待。如果这个精魂被歪曲了，其余被人称为“中国文化”的东西也会遭到误会及曲解：因为那不是它的附庸就是它的皮毛。

 

对于天子的正确理解之一：尽管“天子”和他的仆从仍蔑视生活、嘲笑生活──但确有必要使人民热爱生活。要使人民深深地陷入生活的可爱罗网──不但在情感上和心理状态上；而且也在事实上和物质环境上。要使人民陷入生活而泥淖而不能自拔；要使他们因此处于依附状态而不是虚无状态。虚无状态对于伟大的心灵是有益的，对于人民的幸福却是有害的。不但在事实上与物质环境上处于依附状态会导致人民的幸福；而且从此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愈陷愈深也符合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瞒天过海的艺术效果确实需要世间头等的大手笔、一种超级的艺术气质予以创作，非寻常之辈可以为之；但更需要天子那种“民之父母”的仁爱胸怀。

 

人民群众一旦陷入了生活，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义无返顾──那样好吗？至少那样他们不会构成破坏性力量；而只能在偿还债务的希望中默默劳作。美国的“分期付款”制和中国的大办红白喜事──具有同等的社会功效，他们不但从物质上〔事实上的欠债〕使群众被牢牢束缚；也从精神上〔心理上的束缚想象力〕使群众强烈的依附感。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使前者得以实现的，一种对物质的欲望；使后者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前者较为强烈；后者较为特久。

 

 

十一、一劳永逸的复古主义

 

〔1977年11月10日──1988年10月5日〕

 

“我们要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精神及新的手段来重建伟大的汉语国家。”──这个复古主义的口号后面即将展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要在电脑时代，废除不伦不类的简体字，复兴汉字的典雅和荣誉。”

 

当然，如果我们有一点历史哲学家的眼光，就会看破这个辉煌的障眼法，而透入了它的底蕴。根据对人性的理解，我们知道“种族潜意识”的潜力是多么雄厚强韧！什么“民族主义”，什么“怀古幽情”，什么“复古之美”，什么“反归原初”，不过生命扩张的借口，是表现，是支流，甚至是多余的枝蔓。……为了振兴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股至今尚未开发的复古潜力；这种潜力并非物质性的，但却胜似物质性，因为它不可车载斗量。

 

问题就在于我们民族的骄傲不愿跪地求饶：凭什么我们要按照苏联人的意愿来改造汉字？为什么我们要按照欧洲人的胃口来切割中国的文明？

 

中国革命之所以迄今一再失败，未能达到其振兴中国的原始初衷，就在于我们的革命者们都在按照外国人的爱好行事。呔！这样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只是加剧中国的混乱，翻身运动往复循环！其结果，“刷新民族”这一历史性的目标，由于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也就是按照外国指示办事而不是从自我本位出发，非但没有将野蛮主义吸收纳入，反而被野蛮主义驱策使唤，成为苏联的奴仆、马列主义的门徒。

 

野蛮主义作为一切真正革命的原动力，本来应该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这是一切文明民族在创建自己的新文明之际惯常运用的斗蓬，实际上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他们决不会到中国来找一些破旧的东西，供奉在他们自己的广场上。只有我们中国愚不可及，不去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复古的材料，却把欧洲的破烂拿来供奉、顶礼膜拜，像无知村妇一样病急乱投医，真是国耻！

 

使野蛮主义与复古主义二者对立，并进而互相摧残──这是一个可以理解但决不能继续允许其一再重犯的巨型错误！中国革命的野蛮精神，若不披上复古主义的外衣，是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不用说进而创建一种能给世界带来新的功能的文化结构了！除非再作苏联的殖民地。

 

拒绝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拒绝成为外国教主的“盲信者”，即使还有超级慧眼，也难免要翻下深渊。一个“梦游者”无论如何富有天才，也还是把国家民族引向毁灭。所以中国的复古主义需要拒绝苏联式的盲信和德国式的梦游：以此获得辉煌胜利的人，一方面是个“不知餍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天赐的感应，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边界……他必须止于至善，而不能继续革命。复古主义只是被作为一种创建新生活及新文化的工具、招贴、蛊感性宣传来使用──它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目标”。除非人们在追求车毁人亡。

 

止于至善并不是“一劳永逸”和“长治久安”，而是一个高明的战略；“一劳永逸”和“长治久安”则被当作目的本身。于是，“劳”被目为不得已的苦差。而“逸”才是生活的可爱目的。“一劳永逸”的思想透溢着一股虚胖的荡妇哲学的余韵，这种可怕的风骚甚至把“肥”与“美”生拉硬扯到一处，组合一个“肥美”的永逸世界。

 

中国人如果还想使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使自己的生命变得矫健起来，就得同时拒绝“继续革命”和“长治久安”，而用一种冷静的眼光看一看自己周围的一切。由于民族的没落，民族的成员们也都堕落了，像盲瞽般看不见光明，充满社会病症的表现。于是有志者只能转向远古，那是更为理想化了的黄金时代的传说。说穿了，这不是被古人束缚，而是要古人为我作证。

 

不错，许多人憎恨西方影响在中国造成的腐败与堕落。但我知道就我们的灵魂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了。不信，看看我们身上的浮士德精神就会相信这一点。这使得我们崇拜西方，尤其景仰日耳曼精神，仿佛那是我们的第二天性。于是我爱自由、爱大海、爱太空、爱幻想，爱一切古代中国人惧怕的东西。我们好冒险、想过动荡的驰骋奔放的生活；只是我们不幸生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的悲惨现状，于是这种第二天性在我们身上激起了一种相反的动向：由崇拜欧洲转而热爱中国。爱那个本来不值得我们爱的祖国。爱我们想象中的往古、金色的赤县神州。这种爱其实是由怜悯和自怜造成的，所以相当强韧。

 

这可能就是我们毕生的矛盾吧。然而，矛盾归矛盾，我们必须进行下去，为了不愿认输的意志、为了不甘失败的理想，也就是说“为了历史”、“为了天意”！“我们爱欧洲也恨欧洲，我们恨支那也爱支那：这不是无法用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轻轻一语而带过的！”

 

中国二十世纪变风大盛，进入二十一世纪又变本加厉，力图把世界近代史在一夜之间重演一遍，这种“演习”最后必定付出惨重代价。康、梁当年断言，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1789—1870年〕，中国比法国大得多，情况复杂得多，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非得大乱百年不可。这种可怕的估计现在看来是远远不足的。因为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大乱百年，但是看起来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在近代遇到的深重危机，是用传统方式无法解决的，所以只能向西化方向继续前进，手忙脚乱一次接一次地“变脸”，其幅度之大足以令西方国家瞠目结舌。俄国从彼得开始，推行三百年欧化政策，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专政，中国从康梁政治变革才半个世纪，就开始仿效布尔什维克专政，速度是俄国的六倍，比西欧的变化更是快得多。西欧社会还保留的文化传统，从建筑到各种仪式，远比中国当代丰富得多，这并未破坏它们的现代化事业。

 

这很值得中国当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思考。中国现代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而且破坏了人伦的基本规则，即使如此也并未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立地成佛”。美国还保持他们的传统即美国宪法传统二百年之久。可近现代中国哪有一件二十年寿命的东西？二十年不变的宪法都没有一部。

 

有人指出，顾颉刚一类的“疑古派”，走得比章学诚更远更深。在他们的眼中，《六经》甚至连史料也不是──只是一篇篇政治谎话、一堆堆历史垃圾。他们说，这些经典大都是出自政治考虑而伪造出来的。在我看来，他们至少有一些地方可能把古代生活充分“现代化”了，受了康有为等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影响以为孔子和康有为一样无赖。其实孔子没有受到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奴化，不可能那么无赖的。

 

我为什么说“康有为等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而不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因为有人指出《新学伪经考》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廖平的《辟刘篇》，而《孔子改制考》则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的论点和形式。所以我称之为“康有为等人的”，把《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看作廖平与康有为的合著。我并强烈地建议未来的出版家们，在中国获得出版自由以后，把这四部著作合集出版，让读者自己对这个版权官司的纠纷和思想发展的线索，作出最好的判断。

 

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兼任一个精神上的猥琐侏儒，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他作为“疑古派”的私生子倒很匹配，所以他公然为奸臣和暴君翻案！因为他把“疑古派”的学术明目张胆滥用为“古为今用”，并把这一民族自贱心理推向了极致。他说，中国文化除了一部《红楼梦》，什么也没有。他还发狂地推荐言情小说《金瓶梅》给国家公务员，用公款和上班时间来阅读，直到“把我党一大批干部都培养成了衣冠禽兽”〔他的下属陈云揭露〕。他还把中国的圣典打入马列主义的可怕地狱，盘剥殆尽以分析其所谓的“人民性”和“阶级性”。这是中国文明的黑夜。伴着”雄鸡一唱”而飙动了精神的沉沦……

 

 “疑古派”的后继者，是所谓“批判继承派”。他们其实不懂“继承”，因为连“批判”还没有学会，他们只知道跟在几个半瓶子醋的犹太难民如卡尔·马克思后面，鹦鹉学舌。但是古代中国的那种良知却在无形中告诫我们：中国尚未完全死去，它因此无须外国劫夺者们其及中国走卒〔“斯大林的学生”〕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剽掠烧杀。中国文化尚未死尽，它的精神财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至今仍有其生动有力、鲜艳润泽的一面──例如我们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拒绝外国强盗及其中国走卒前来“继承中国遗产”！ 我们和打着欧洲旗号的强盗不属一个世界，我们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目标、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心理倾向──我们因此藐视那些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拒绝那些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掠夺性的继承”、“未经认可的征税”……总有一天会被觉醒的中国驱逐掉。

 

我们知道，中国所急需的，不是某种“正确的政治理论”，而是某种“新型信仰的基础”！政治理论的救世，已经太滥也太晚了，已经太多太假了。“不断的思想改造”，哪有“行为规范的定型”来得重要？“新的社会制度”，怎能与“新的生活方式”相提并论？干瘪的定义、枯燥的条例，还是去见卡尔·马克思的阴魂吧！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内在醒悟。它势如燎原，不可控御。它类似于历史上的“人民道教”〔从“五斗米教”到“白莲教”〕，是真正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运动人民──没有这种来自底层的活力，中国的彻底变革和巨大建设所要消耗的超级能量，如何产生呢。

 

这个巨型的人民运动，不仅席卷“寻求个人温饱的流民”，而且打动“寻求民族出路的志士”。它以全新的符咒指引全新的方向，它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但支持新的国家。这场既超越政治又超越信仰、既囊括政治又囊括信仰的人民运动，将把外在的崇拜和内心的服从有机结合。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是武装夺权的掩护；它是为中国精神的复活而斗争的唯一武器。它延伸出，“从中王国走向新王国的桥”。桥，并不是新大陆，但能通向新大陆。

 

它说：宗教是人生战略的终极形态；战略的人生，则是一切虔诚者的归宿！

 

它说：往世的宗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创教者的内心战略──一个征服潜意识的“水一般的利器”！新的信仰，则不执著于自己，而是自觉于自己的人生战略！它乃是至高者的思想星空，而非宗教实相的终极目标。

 

中国必须恢复自信。中国必能恢复自信。中国的自由繁荣，必从精神的独立开始；它将拒绝做“晚期欧洲的学步者”，而宁肯成为“自说自话的新蛮族”！

 

中国的自由，将是民族的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因为任何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民族的自由为前提！中国人要获得个人的自由，还有很长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要走，而它的第一步，就是焚毁“殖民地时代最后的遗产”──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中国的奴性枷锁、特洛伊木马！

 

为了扫荡这一枷锁和特洛伊木马的残渣余孽，中国人民必须实现全面的动员──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在这特洛伊木马的枷锁粉碎之后的真空里建立秩序，就需要“恢复”对中国传统资源的某种尊崇。天人一般的汉官威仪，才能使世人重新侧目。

 

不是“新儒学”，不是“新礼教”；而是有“更广背景”和“更深根须”的人民信仰。只有这种广泛的基层运动，才能重新唤起全民的热情，并使之持久、无法“被证伪”。一切具有实相的人、组织、制度、生活方式，都难逃这慢性撕裂式的证伪过程。一切社会上层的政变、中产阶级的革命，都难以在如此的深广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使他们走向自觉。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方能“使中国民族回到她原来的出发点上”，并通过“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获得自然的生殖能力。而“儒学”也好，“礼教”也好，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作为“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同时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使中国民族获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同质性”。

 

如果有必要，新的信仰可以把国粹派奉为国粹的繁文缛节一一送上祭坛；正如把考古家视为瑰宝的文物古董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只是在鼓动活力而不是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精神”，请允许我们：把“代价”一词从新宗教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十二、“处士的条陈”

 

“处士”就是没有出任过公职的人，“条陈”就是公务人员写给上级的报告。“处士的条陈”就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心得，是违背中国古人的教训的，但是也许并不违背复古主义的原则。因为在现代中国，只有没有出任过公职的人，可能还保留了最后一点的良知，这点良知于是成为未来中国的起点。

 

〔一〕

 

文化特征是生活特征的集中表现。若欲创造一种文化；必须首先建立一种新生活……而所谓生活的特征，进一步探究其实又是种族特征的集中表现。所以我们说：欲建立一种新生活，必先拥有一种潜能，然后还要提炼并锻炼这种潜能，使之成为新的主流能力。

 

所谓种族特征──不以皮肤的颜色和骨骼的构造、更不应以肌肉指发的特点来区分；种族特征应被理解为智能、体能、心理素质和意志形态。

 

所谓生活特征──不以食物、居处、服饰、建筑的不同形式来区分；生活特征应被理解为具有不同对象的生活方式。

 

所谓文化特征──则是上述意义的种族特征、生活特征的集中表现；它关注的不是市民和农民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生活水平”、“精神财富”等语无伦次的梦呓，它竭力效劳的是：在历史的苦海中矗立一座经久不息的灯塔。这灯塔注定点燃焦渴慕义的心。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的命运，我们的心眼就倏然一亮：它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好像未卜先知，揭示中国革命历程的三部曲：

 

1、新潜能的提炼，心理素质、意志形态的形成，这花费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的末期。

 

2、新生活的建立，民族目标、社会方向的确立，这将花费整个二十一世纪，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的开始。

 

3、新文化的发育，历史谱系、宇宙图景的完善，这将在二十一世纪之后逐步显明起来。

 

在这以后，才可能是所谓“西方的瓦解”和“中国的复兴”。

 

〔二〕

 

两千年来的中国，把皇帝及土霸、流寇与贼酋都称作“天子”，这真是对“天子”的莫大嘲弄，也是对中国文明的冰冻封存。现代中国因此收了报应、遭了天谴，丧失了抵抗西方文明的能力与精神，尤其是丧失了创造能力及开拓精神。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追随潮流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兵、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上面三类玩物其实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不是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本身是天子精神，而前面这些东西只是“对于天子的深切信念和永恒期待”，是副产品。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一切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至于其他的国粹，不是“经验的语言”，就是“生活的亵渎”。

 

对我来说，天子是思想的出发点和生命的核心。天子是“历史”以及“历史感应”、“历史记录”的源泉。天子的功能曾被董仲舒渲染为“天人感应”，但那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民的风尚和口味……因为那个朝代是由一个平民出身的无赖皇帝开创的。至于古人爱戴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天子的辐射。中国传统中最为重要“历史”，尽管过份实用化了，其实也是对于天子的传说。

 

天子或曰“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就是“归本于治”。这样的天子，也是我们在这片开发过度因而野蛮贫瘠的土壤中，所发现的。如此绝境下的我们，兴起了焦灼的探索，赫然发见了生命的元祖。天子！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精神和宇宙精魂，因为超越了方向本身，抵达方向后面的精魂。

 

〔三〕

 

关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无非有三种意见：一是神秘派，把历史的原因归于神或命运；二是直觉派，用自我观照的精神来指示历史的奥义所在；三是实证派，以各种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念。

 

第一个神秘派最高级因为最抽象、意义分歧因而最多谬误，人自己可放弃任何努力，把一切都归于上帝。第二个直觉派只是少数优越者所能心领神会的，别人难以信服；况且这部分优越者中间关于这直觉的对象究竟为何，也是各执一词而有天壤之别。第三个实证派则太狭窄、太拘泥、太支离破碎了。在直觉派看来，实证派也只是表达了其自我观念而已。正如在直觉派看来，实证派割裂了历史，再拼凑成自己所需要或自以为真实的那种形态。而在直觉派和实证派看来，神秘派最可恶，他们假借上帝发言，不仅愚弄下等群众，而且亵渎神秘。

 

那么“历史形成的原因”究竟怎么回事呢？

 

在我看来，“历史形成的原因”这一根源不必追究，而且也追究不出一个所以然。人如果一定要追究这个原因，只有使自己的智力陷入泥潭而不自拔。何况要想达到其他更为超越的目的，那是想都别想的，更不要说能够谈得清楚。我想，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观察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现象，体会“已经形成的”包括在“正在形成的”之中。因为一切变化都在继续变化不已──包括我们自己的感觉、思想，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已经形成与正在成的历史中，发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与世界，本为一。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自以为真的；甚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东西。我们达到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说出的其实只是我们的欲望或欲望的影子，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四〕

 

我们是否还记得，中国与俄国在历史上是有过两段“命运共同体”的遭遇：1、蒙古人的残暴统治；2、共产党的全面专政。中国和俄国。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

 

蒙古矮种马纵横世界的时代，中国忍受了一百三十四年〔1234─1368年〕，俄国忍受了两百四十一年1239─1480年〕。值得注意，继蒙古人势力从中国与俄国的退却，首先来到中俄两国的不是解放，而是名声狼藉的恐怖统治：中国的朱元璋和俄国的伊凡三世。 由此可见，蒙古统治在中俄两国的社会发展上，留下多么恶劣的深远影响：

 

1、比较一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与秦汉唐宋时代中国社会的差别：君主专制的制度化与严格化是怎样在蒙古蹂躏之后急剧发展起来的。

 

2、比较一下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与文化与基辅罗斯的差别：自由气氛的稀薄及“亚洲传统”的影响等等。

 

3、中国领有云南、西藏、青海，是蒙古统治的重要遗产之一。而内外蒙古与满洲南部〔北部现在还是俄国的“远东地区”〕，也是在汉蒙争斗中日益汉化的。

 

4、俄国向东方〔伏尔加流域、克里米亚、乌拉山以东的大平原、外高加索、中亚细亚〕的扩张，也是对蒙古统治的反应：沙皇自认具有可汗式的统治草原民族的“权利”……中俄的分界，终以瓜分蒙古和远东其他游牧民族而告一段落──外蒙古的“独立”是这一势力划分的活化石。

 

5、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满清统治者自觉与沙俄统治者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及彼此了解。这是因为，中俄都有蒙古统治这一“中介”；且都为不同于欧洲半岛国家的大陆帝国。东欧和亚洲大陆曾经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所以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可能一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正如蒙古大汗的铁骑汗国一样，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完成欧洲列强未能完成的大业，进一步瓜分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列宁主义”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为止积弱不振的局面。

 

〔五〕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不但体现他的古籍之中谆谆告诫人：兵者凶器，兵者火也，不义将自焚等等以及他的古籍中决无别的民族，尤其是暇夷人古籍那些好战的神话，不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在于他伟大的政治传统，光荣的礼制之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独特梦想。

 

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中华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六〕

 

“党天下的举秀才”制度的彻底失败〔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整个旧中国也就是“中王国”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漫夜之后，新王国其兴乎！以法律治国，国之大幸。以政策治国，国之大贼。

 

中国的全面复兴、立体复兴，亟需一个强悍有力的图腾标志如饕餮，和一片嚣腾泛滥的情感汪洋如饕餮……新武士阶层的精神徽记，他们心中最诱人、最刺眼的神秘，就是饕餮……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并不皈依防御的禁忌，而是顺从进攻的图腾。他们拒绝回教式的并重禁忌与图腾〔可兰经是禁忌；黑石是图腾〕。因为他们是天子的仆从！他们就要给中国带来新的秩序。他们就要前来“议礼”、“制度”、“考文”。

 

〔七〕

 

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最终在于恢复被打破的生态平衡。

 

1、自然生态，有待于空地运动。

2、人口生态，有待于废除供养。

3、社会生态，有待于宪政制衡。

4、文化生态，有待于恢复多元。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的病态，消除它，是中国病痊愈之标志。

 

谁能把中国带往新的、全球化的未来？新锁国政策决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洲人及毛大人的时代。毛大人依托苏联，通过第三次从满洲入关接管中国的苏联红军〔尤如吴三桂依托满洲；前两次从满洲入关接管中国的分别是满清和日本〕，把中国推入一个深不见底的附庸国状态。

 

中国若欲拯救濒临绝境的现代文明，势必先行解放自己。百年革命仿佛闭门苦修，对于中国自己，这是隐退；对于世界各方，这意味更好地复出。

 

〔八〕

 

中国一定不要参与现代世界的“强国逐鹿”。这不是从力量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很有力量了：它也不这样做。这不是从道义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寡廉鲜耻、唯利是图〔这几乎与“强盛”、“握有权力”同时来到〕：它也不这样做。这不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这“不要参与”本身还是一项美学原则。中国不应受到“称霸”的诱惑而改变自己创造历史的方向。中国不该为了应景而败坏自己的文明。中国不能因为盗版而放弃自己的爱好。时候不到，中国像一条死龙； 时候到了，飞龙御天的景色将震惊世界。

 

〔九〕

 

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霸权的资本；所以不该在“对外斗争”中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中国还缺乏一个统治民族所必备的品质，所以应在“对内斗争”中加强自己的薄弱力量。这两个方向决定中国需要新型的“精神皇帝”而不是屠夫领袖。一个不要身家性命的精神主宰，可为中国重建文化，而不是市民娱乐的委婉说法。他的秩序将终止绵延百年的无情厮杀、流血舍命……命运最终是否将这一资源与这一品质赐给中国？必须承认，这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有些希望的征兆。在此之前，妄谈世界霸权者，该斩。

 

〔十〕

 

文化的命运，将在无文化或反文化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决定──这似乎费解，但却是历史的常态！我不得不怀着一种深刻的悲观，注视这一现象、思考这一现象：这个费解的常态对未来的中国将有多么巨大的毒害！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背上这一段孽障；并以此潜移默化自己的特征！但愿中国人健忘的劣根性能稍微减轻它？这似乎又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还是具有积极的功能，起码具有自我保护的优点。

 

时候到了，一个崇拜武士而非崇拜戏子的时代，就会被恩降在中国了。让我们为它祈祷！新的武士阶层的特征不是在身体上披铠载盔──而是在心理上全面武装：组成强大的文化方阵。孔夫子关于“四勿”的伟大教言──就要在他们身上应验！一种自我克制而不是被迫收敛的道德曙光就要洞彻全球。新的武士阶层──不以枪矛冲锋陷阵：更无须舞弄新式武器，他们最有效的兵器乃是一种朦胧的原初精神，一种渴望文化甘霖和精神阳光的原始热忱，“中国文明的原教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