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1957年的中国右派的历史定位

1957年的中国右派的历史定位
谢选骏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总结从来都是由“后一个朝代的人”写的，因为后一个朝代的人在总结前一个朝代的历史时，才可能获得相对的言论自由，以及由于置身事外而拥有的超然立场和客观角度。
现在，“反右斗争”过去了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名存，但已实亡；我们这些在那个时代以后出生和成长的人，可以开始写写这一段历史了。

（一）右派人士形形色色，成分复杂
1957年反右运动，北京大学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处决：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被处死；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76年被处死。物理系学生吴思慧1970年被处死；哲学系学生黄宗奇1957年被处死；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70年被处决。
19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
如此庞大的受害人数，他们在历史上具有一个怎样的定位呢？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右派人士的成员十分复杂，所以他们的历史定位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同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于其他方面，则形形色色。
右派人士虽然作为“反右斗争”的受害者是一致的，但其中也有许多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施害者、积极分子、为虎作伥者。因此，许多右派人士在1980年代陆续“改正平反”后，就有不少继续害人，甚至变成了著名的左派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所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运动”，是他的军事集团在控制了中国大陆以后，打着“追求进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维持其统治权力的、反对进步与继续革命的“不折不扣的反社会行动”。
我来粗分右派，大致具有以下成分来源：
1、共产党内民主派，王蒙、朱镕基……等。
2、中共的同路人，章伯钧、罗隆基……等。
3、中共看不顺眼的顺民。
第三类虽然包括了大多数右派人士，但他们基本属于放弃了“抵抗暴政”的遗民、顺民。若非如此，他们早就会在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消灭了。例如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受害者，根本活不到反右运动开始的那一天。
《从一些“右派”的改造经历看1957年反右》（“党史博采”2016.10，作者：胡新民）说，在《作家文摘》报评出的2014年度十大影响力图书获奖作品中，有一本诗人邵燕祥写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于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作者记述了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特别是“摘帽”以后的经历。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显然就是写出了“顺民的故事”，大家不妨找来，作为史料一读。
2016年4月14日，河北的《沧州日报》刊登了一篇纪念3月21日辞世的原沧州地委书记郭枢俭的文章，标题是《一片丹心为人民——深切缅怀郭枢俭同志》。郭枢俭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77年底获得改正。他在2015年写的《我当右派二十一年》中，记述了他的右派生涯和“摘帽”后的工作经历。
这两位当年的右派分子，在1958年下放到河北省黄骅县的同一个农场——中捷农场劳动。当年的右派分子，大都有着相似的接受“改造”，或者接受“教育”，或者是“下放劳动”，甚至或者是与广大转业官兵、农场员工一起搞“建设”的经历。然而，他们的感悟感受又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大不相同。
——因为，右派人士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他们来源不同、成分复杂，后来的命运也大相径庭。

（二）案例之一
下面，我们可从网文《1957年：人民大学的反右斗争》，看到右派人士具有的毛派渊源——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高潮期间，全校大约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民大学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19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谢选骏指出：因为她本来就是毛泽东的走卒，总不能挖自己的祖坟。这一点后来在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身上，也得到了再现。）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民大学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佩琦就去找到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佩琦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3篇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佩琦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了。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佩琦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做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担任了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三）案例之二
网文《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则呈现了另外一个侧面——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老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刑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北大学生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政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杨毓东，是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劳动教养。1986年，杨毓东在政府答应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任“三自爱国会”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师。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教会不学习政治；第二，讲道唯独根据圣经；第三，宗教局当众承认当初对其右派定性是错误的。“六四”期间，杨牧师带领的青年团契，组成了天安门广场上唯一支举着十字架的救助队。1994年，杨牧师与三自会决裂，从此服事于家庭教会。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肉体折磨，但他仍然成为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主席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予以释放。但吴维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知识界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不完全的统计：
1950到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在1957——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批遭到处决的基督徒人数，也就是第一批1950—1953年间遭到共产党处决的10690人，和第二批1957—1958年间遭到共产党处决的2230余人，呈现的就是两个时代的殉难者：第一批主要是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他们因此无法活到反右运动；第二批是共产党曾经的同路人，他们因此活到了反右运动及以后。
（四）分析之一
韩战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共产党“政府”逮捕。国内伪“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这一切都对“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很大。基督教叛徒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一文，重庆神学院院长、基督教叛徒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了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文中最后的结论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基督徒变成了共产党。
另外一些吃教会饭的“领袖”，则在共产党“政府”发出三次威胁之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之道、对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的话，吃饭的教会就会被彻底摧毁。于是他们因着吃饭的需要，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了信仰上的背叛。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公开加入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了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当然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因为他的影响太大，共产党还是决定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基督教的叛徒倪柝声还是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
其他更多的“基督徒”，则在压力下现出了原形。其中还不包括本来就是共产党很早之前派遣、渗透在教会中的地下秘密党员。这和他们在20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升任全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才亮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要红卫兵给周总理打电话，证明自己其实是共产党的特工。他的秘密身份暴露后，只好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改革开放”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继续从事特工。
叛徒或是内奸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根据“政府”的指示，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是经特务头子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并由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直接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共产党的扶持下，三自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卖主的运动。
当时全国约有10,000间教会，8,000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才能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成了“反革命”。到了1951年4月，签名者达到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签下自己姓名的基督徒有41.6万余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一半。
谢选骏指出：从《圣经》角度看，中国基督徒虽然叛徒众多，但还有相当伟大的一面。因为毕竟还是有相当比例的基督徒拒绝了变节投降，选择了殉道者的命运。
（五）分析之二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说：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件令人震惊的灵魂事件和中国大地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属灵争战。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无神论的极权者到来时，却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
共产党的价值，就是让所有知识分子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会被折断。连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所信的“上帝”也任凭了他们的软弱，他们曾宣称的“信仰”就这样轻易跌倒了。这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了耶和华神。但亦如圣经所言，即使在这样的全国性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个时代，圣灵都预备了他的见证人，好使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总有“七千人”不会向着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教会史上、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敬畏的篇章，就是在“三自爱国运动”中，上帝在黄皮肤的子民中也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了家庭聚会，拒绝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从而开创了1949年后共产党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和良心的缘故抵抗专制的一个活生生的传统。这不是靠着人的道德、血气可以坚持的，因为许多骨头比他们更硬的人都屈服了。这是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超自然的保守，才可能成就的神迹。
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不服从，在地下坚持秘密聚会。但也有个别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为信仰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福音辩护的人，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曾被称为“护教士”。在1950年代，共产党中国的教会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共产党中国基督教之“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他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了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年底发表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
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告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一个根基。
这两篇文章，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已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都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
对基督的信仰，成为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的勇气源头，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归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从此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召开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店教会的传道人林献羔。
谢选骏指出：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说明，如果不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至少是顺民，是无法正常地活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开始的。所以，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补发工资以后，有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只有像王明道这样在1957年以前就落网的传道人，还会出人意外地拒绝出狱。共产党“政府”用了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带拉地扔出了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可是他们誓死不从。
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迫于舆论压力，点名要求释放王明道。邓小平答应年底之前解决此事。于是狱方告诉王明道，只要作一个“服从改造”的表态，就可以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我必须顺服“政府的判决”，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
后来邓小平下令，不管他认不认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于是在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百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把它扔到大街上，在他身后关上黑暗的大门。
（六）结论
其实，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的恐怖政策，比反右运动是更为凶残的。正如1983年的“严打”，其实比1989年的六四屠杀更为凶残、文革又比这两者更为凶残。
上海的主教龚品梅神父，在1957年以前的处境下就公开反对“三自运动”。后来，他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共产党中国”也就是所谓“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告：“共产党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事实证明上，在1954年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开言论比他更清醒。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没有“正常活到”反右运动的开始。随即，共产党在全国天主教会内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到1955年，中共就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展开了一场全国性大逮捕。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政治逼迫其实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逮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反右前的恐怖政策”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还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真正基督徒。反倒是针对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的基督教叛徒。虽然，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其实是反右运动之前的扫尾工作，基本上与反右运动无关。
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坚持基要信仰的基督徒。1957年后，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了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的背主带来的咒诅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了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三自领袖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上述基督教界的情况，其实也是整个共产党中国的一个社会缩影。
据此分析，“1957年的中国右派”，其“历史定位”应该是：惨遭共产党利用、玩弄、揭发、批判、斗争、蹂躏、下放、劳改、虐待、整死、处决、株连的“共产党的走卒、同路人和顺民”。
在后来的1964年“四清”和1966年“文革”中，这一“利用、玩弄、揭发、批判、斗争、蹂躏、下放、劳改、虐待、整死、处决、株连”的程序，从右派分子转向了1957年制造右派分子的党组织成员，把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他们，也都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在这一整人程序之下，大家发现，原来“所有的共产党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1976年以后，连中共首领毛泽东本人都遭到其党徒的“三七开”，无法逃脱大卸八块的历史审判，变成了“纪念堂里”的“蜡肉”。
1980年代，他那位自称“毛泽东母狗”的妻子江青，先是遭到共产党自己判处无期徒刑，后是被共产党自己“自杀”于秦城监狱。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影。
这也是“1957年右派”的缩影。
缘此，我给予1957年的中国右派以上述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