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显示：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著述甚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为其影响最大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
拉铁摩尔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里与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斗争关卷得最深，因而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学者。在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里，拉铁摩尔是最核心的参与者之一。这都是其苏联特务的身份所决定的。
而到了１９７１年，共产党也没有忘记拉铁摩尔的功勋，当中美两国紧闭２０多年的大门尚待开启之际，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有关渠道，邀请美国的４位曾对中美关系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来华访问。他们之中有一位叫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
一、“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的美国学者，到延安会见匪首毛泽东
拉铁摩尔于１９００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父亲执教于上海、保定、天津等地，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外语。１２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他便由母亲带着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欧洲读书。他在１９岁时，由于未能实现“惟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只得返回中国”。他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久而久之，还是和中国人打成了一片。后来他父亲携家人回美国，他依然留在中国。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夫，都打过交道。
１９２８年，２８岁的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美国，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１年。后又回到中国东北、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温床》等有预见性见解的论文，受到美国朝野中关注亚洲问题人士的欢迎。
１９３３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在民办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担任该会会刊《太平洋事务》编辑。该刊还大量报道了以往被封锁的中共和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真实情况。拉铁摩尔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
１９３７年，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学者菲力普·杰夫等人邀请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他们访问延安。拉铁摩尔也渴望了解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变化并亲自考察延安，遂接受了这一邀请。他首先找到因报道延安而出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写信问延安的态度，延安的答复是“你们将受到欢迎”。６月，他们从北平出发，假装成旅游者到太原游览，然后辗转到了西安。他们雇到了有能耐的司机——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车行老板埃菲，也不退掉旅馆客房，装作去游览古陵墓，到达了延安。中共方面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使我（“我”指拉铁摩尔本人）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我们）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毛泽东是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访问期间，应主人邀请，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由于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接待人员安排了他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干部、战士进行了座谈。拉铁摩尔传递了中共领导人希望其他外国人士也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延安迎来了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客人，扩大了和外界的交流。
二、被共产特嫌罗斯福看中，当上蒋介石的顾问
“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不要发生内战。”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并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存在大量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连美国驻华使馆、美国财政部驻华顾问组都无力制止。罗斯福为此担忧，要求白宫的经济顾问居里想方设法。居里于１９４１年二三月间访华，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认为，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一位美国人当政治顾问，自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和制约，可能会使大局得到补救，甚而可能指导蒋遵循罗斯福“新政”方针前进。但是，这位顾问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个体使命？他能获得白宫多大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居里均未确定，他只是把“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推荐给罗斯福，获得罗斯福的同意。
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会晤拉铁摩尔后发觉他和罗斯福素不相识，大失所望。居里告知宋，总统虽不认识此人，但十分器重其学识声望。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得接受了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他认为：“蒋介石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不愿投靠日本的领导人的象征。我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主要是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再者，我的工作是为民主欧洲和北美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利益服务。我认为在这项事业中，中国将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更重要。”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准则：“虽然我由罗斯福提名，但我毕竟是蒋介石任命并(向他)领取报酬的。而一个诚实的外国雇佣兵是忠于他的报酬的。”
三、不受蒋宋欢迎的洋“师爷”，与周恩来畅谈统一战线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５日，拉铁摩尔飞抵重庆。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尽管蒋的浓重奉化口音连许多中国人都难以听懂，但却难不倒拉铁摩尔。原来，他幼年的中国保姆就操这种口音。蒋派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担任他的秘书兼陪同，给他配备了仆人、小车。但他既不必坐班，也不必定期去见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需要向他咨询，则派人通知约见。如果蒋介石要向罗斯福传递信息，则和他商定并由他起草电报稿，拍发给白宫的居里转呈。电报的密码只有２份，分别由宋美龄和居里掌握。这种保密方式在当时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蒋、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所以对他的器重和亲密程度远不如以前的外国顾问端纳。蒋只向拉铁摩尔咨询过一些宏观问题，有些是长远的战后问题，未让他参与重要决策，而常让他坐冷板凳。但拉铁摩尔并不介意宠辱得失。作为一个学者，官场上的逢迎拍马不是他的特长；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很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和自己的能耐，“在那样的形势下，你越是想多提建议，多发挥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不过，忠于职守的拉铁摩尔还是力所能及地向蒋介石交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答卷”。如他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呈蒋的一份备忘录———当时各有关国家都想摸清日本的进攻矛头指向何处。拉铁摩尔在备忘录中否定了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向东南亚进攻。“英国或许会冒险让日本切断滇缅公路”(此路是“美援”进入中国的惟一通道)。理由是“英国希望，即使这么做会导致中国的最终失败，但至少日本会忙于巩固胜利”，而无力进一步侵吞英国控制的其他地盘；而且，“即使英美以实际行动参战(也许只用空军)来支持中国，所给予的这种帮助也许‘太小太迟’，无法拦阻日本切断滇缅公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战况基本上印证了拉铁摩尔的预见。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的，既对英国的“以邻为壑”予以揭示，又没有一味对美国唱赞歌。这对中国方面早做安排，日后形成中、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共同抗日的格局，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
拉铁摩尔在写给居里、罗斯福的报告中，客观地汇报了中国的状况，反映了蒋介石的切肤之痛：中国被排除在英、美最高级会谈之外，也没有被西方国家接受为盟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用心是“坐山观虎斗”；英、美推进“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战后中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战胜国及大国的地位和待遇等等。为此他建议美国和中国正式结盟，以激励中国抗战到底。
蒋介石指定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国内事务上与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联系并与他们定期会晤。蒋要求拉铁摩尔除了他指定拜访的一些要人外，不要主动会晤别的人；但却希望他跟周恩来保持联系。“这对(国共)双方来说，意味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有一条不受中国内部政治纠葛影响的联系渠道。”周恩来主动拜访了拉铁摩尔。会晤时，他们“谈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能够使中共确信，罗斯福总统非常希望中国避免发生内战”。以后在重庆的交际场合，他们又多次见面，拉铁摩尔曾问周恩来：“你是否认为我在这里做蒋介石的顾问是浪费时间？这是否只是一种字谜游戏，是在演戏？”周恩来马上非常直率地说：“不，我认为你在这里是有作用的，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
应蒋介石的要求，拉铁摩尔对云南及滇缅公路中国地段作了一次巡视。他在巡视中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政府争权夺利，以及发国难财的大小官员虚报筑路民工名额、在运输业务中搞钱权交易等大量腐败行为；甚至他的陪同谢保樵都利用此行纵酒猎艳。同时，他也对筑路劳工愚公移山般苦干和工程技术人员高效率工作作风产生了敬意。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但奔走呼吁的结果却一无所获。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所说“拉铁摩尔以及派驻中国的美国技术顾问为何未能发挥影响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力求清除滇缅公路沿线发生的贪污事件，建议进行税收和经济改革。但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国民党正是依靠贪污以及同现有的上层士绅互相勾结才得以生存的。改革这个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冒整个机构互解的风险。蒋并不需要关于改革的外来意见，而只需要枪炮、飞机和金钱。”逆耳忠言既然不被采纳，拉铁摩尔只好不常露面。他利用清闲之便，干起了与其身份不符的“老本行”，写出了一些论述东北、内蒙等边疆问题的论文。
由于拉铁摩尔在许多方面所持观点与蒋介石格格不入，而与积极主张援助中共抗日的美国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尽管他俩在重庆从未私下会晤过)，他受到了国民党报刊的攻击，暗示他的立场亲中共，说他的使命是迫使重庆同延安达成妥协。日本人也欲置他于死地，派间谍摸准了他的住所位置，用飞机投弹，但只震坏了一堵墙。几小时后，日本电台的中文广播竟说已将他的住房夷为平地，“相信他已丧命”。敌人的炸弹并未吓倒他，但面临的两难选择却迫使他不得不打点行装。由于蒋介石不让我走，我最后作了安排让自己收到一份要求我回国领导战时新闻局旧金山办事处的官方文书。蒋考虑到能有一个熟悉中国的人从事太平洋地区反日宣传工作并不是件坏事，终于同意了我的辞职。”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７日，拉铁摩尔与出访的宋美龄同乘一架专机飞往美国。当飞机一降落，“她(宋)马上对我置之不理，从那时起便假装不认识我。”宋到旧金山演讲，为当地要人、名流举行招待会，也不邀请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不邀请曾担任(蒋)总司令的私人顾问的人是个错误，因为人们会误以为其政权内部出现了分歧和麻烦。”当他在招待会上轮到与宋握手时，她不置一辞，也不伸出手来。
四、提出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建议，受到指控和迫害
二战结束后，针对美国政府及势力不小的“院外援华集团”对国民党的偏袒，正直的美国人士纷纷发表不同意见。拉铁摩尔更是挺身而出，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致函杜鲁门总统，指出如果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支持一方打另一方，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有招致中国的政治危机甚至领土分裂，并进而引起美俄(苏)之间冲突与对抗的危险。”杜鲁门于７月３日召见了他，和他谈了３分钟，但态度冷漠。后来，拉铁摩尔在国务院的朋友建议国务院吸纳他为亚洲问题的顾问，艾奇逊国务卿答复：“拉铁摩尔是记者而不是学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他。”
拉铁摩尔虽未能对美国官方产生多大影响，但其著作却不胫而走。１９４５年初版的《中国简明史》通俗易懂，材料翔实，观点新颖，包含了他担任蒋介石顾问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自感受，使许多美国人耳目一新，作为让美国人了解自己盟国的启蒙读物，仅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就发行了１０万册。《亚洲的出路》等论著也成为美国当时的畅销书。但他的主张受到美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后，他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加入联合国，而且美国也不要干涉中共去解放台湾。这显然是因为他的共产党主子如此命令。
19５０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身瓦共产党特务集团的“麦卡锡旋风”。拉铁摩尔堪称首当其冲。从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日开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对拉铁摩尔等９人进行了３个月的审查。对拉铁摩尔有三项无端指控：一是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的头头；二是导致“丧失中国”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三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又遭受一轮又一轮审查。
由于在美国再也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远走他乡到了英国，任利兹大学中文系主任，直到１９７０年退休才回美国。他后来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奖励他为共产党立下的汗马功劳。
拉铁摩尔于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０日逝世，享年８９岁。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将得到继承和发展，并把所有的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的“蒙古和中亚研究所”。
五、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旧译赖德懋)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900出生在华盛顿，父亲是语言教师，精通多国语言，欧文的语言天分或许就是从他父亲那儿遗传来的。当他还未满周岁，就跟随父亲来到中国，先是在上海，后来去了天津。欧文在上海的时候，父亲请了保姆照顾他。可能因为童年时就听惯了浙江口音，多年以后，他在给蒋介石当私人顾问时，至少在语言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欧文的父亲却感到有些不安，欧文·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是这么写的：“由于父亲的保守态度，他不想让我们讲着中国话长大，把自己同中国打成一片……他说他的原则是，等我们长大了，如果想回到中国，我们可以替自己作出学习汉语的决定；但同时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一种能够使我们适应美国生活的教育，如果我们想在美国生活的话。”当然啦，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多少让欧文产生了一些白人的优越感，当12岁的欧文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被送到欧洲读书时，看到白人在干活，就引起了这些孩子极大的好奇。
欧文先是在瑞士，而后又去了英国的圣比斯学校，当欧文在18岁那年，没有争取到牛津的奖学金时，他的学校生涯其实已经基本结束了。此后直到29岁的时候，已经发表了给自己带来极大声誉的《通向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一书的拉铁摩尔才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了8个月的进修。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并没有多少学院气，更多的是从他在中国实地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体会。而拉铁摩尔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使得对这些体会的解读又有别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拉铁摩尔是19岁那年回到中国，他在一家英国的进出口公司找到负责保险业务的职位。25岁那年，因为一次业务，拉铁摩尔接触了西北的骆驼商队，他立刻被商队散发出迥异于现代社会的气息所着迷。
他于是立刻决定跟随商队做一次穿越草原戈壁大漠的长途旅行，当他的想法未能得到公司的支持时，他立刻辞职。只是仍然有人能暂时让这位“浑身流淌着游牧民族血液”游子的脚步停留片刻，她就是拉铁摩尔后来的妻子埃丽诺。他们于次年结婚，而拉铁摩尔的第一次远行就是他的蜜月之行。这段冒险经历在拉铁摩尔的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和埃丽诺的《突厥斯坦的重逢》都有详尽的记叙。值得一提的是埃丽诺在这次旅行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和拉铁摩尔是分开动身，拉铁摩尔是经内蒙古到达新疆，这是条古老的商路，但军阀横行，盗匪出没，很不安全。埃丽诺则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经苏联到达他们约定的Semipalatinsk。但因为当时苏美之间发生了一些外交争端，到达新疆的拉铁摩尔无法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埃丽诺便孤身一人，乘坐在没有任何御寒措施的雪橇中，在西伯利亚零下四十多度的低温中走了17天，终于在新疆塔城与拉铁摩尔的相会。不过这段传奇故事太离奇了，很可能掩藏着他们夫妇同为苏联间谍的秘密。
夫妻相会之后，沿着联结中国与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南下，穿越天山北路到达南路，接着在成功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后，二人经历了近一年的行程到达了克什米尔。而在途中对中国边疆社会生活的观察，启发了拉铁摩尔对于的整个中国历史的想像。这趟花费想必很大，没有组织的资助是很难实现的。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拉铁摩尔一直游历著述的学者生涯，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边疆》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巅峰巨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拉铁摩尔在1937年对延安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他见到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拉铁摩尔声称那时他对政治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在此前的记录中，他甚至对左翼人士反对国民党镇压感到厌烦，他称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并不懂政治，只不过是冲来冲去的说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道理。而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见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拉铁摩尔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而毛泽东愿意花上几个小时与他们交谈也使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认为中共的领导人表现得非常有耐心而且很聪明，更让他惊奇的是，在当晚为他们举办的文娱晚会上，这些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并没有特权阶级的痕迹，在拉铁摩尔的笔下，毛泽东被描述成智力超群并且带有农民血统。
显然，这种回忆录是在掩盖什么东西。在他访问延安之后的一个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当时美国的舆论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日本将会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拉铁摩尔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凭借自己对延安访问带来的印象，坚持认为这将是一场耗日持久的战争。
而1941年之后，拉铁摩尔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受罗斯福的指派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蒋介石之所以需要一个美国私人顾问，是因为他希望能借助这名顾问直接和白宫打交道。而罗斯福则不希望由白宫的工作人员出任这个职务，一来难免瓜田李下之嫌，二来罗斯福也不希望蒋介石通过这名顾问知道白宫的虚实，比如说谁得势了，而谁又失势了之类。于是拉铁摩尔成了合适的选择。但蒋介石却有些失望。虽然拉铁摩尔本人自称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是一名合格的老雇佣兵”。这一点在他对美国媒体怀疑蒋介石是否有能力和决心领导中国抗战的驳斥上可见一斑。而蒋介石对他有些冷淡，只在一些国际宏观问题上作些咨询。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和蒋介石及宋美龄的一次晚宴之后的谈话，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拉铁摩尔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当他和蒋介石对话时，使用汉语，而宋美龄和他对话时，则使用英语，当他话音刚落，宋美龄总是抢先将他的话翻译给蒋介石听。直到宋美龄起身休息，他和蒋介石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他后来发现，国民党政府中人和他交流时，会说英语的总喜欢秀上几句。而最令拉铁摩尔感到不解的是，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宋美龄，当他不在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后，和宋美龄同机抵美，下飞机之后，宋美龄仿佛已经不认识他了。显然，嗅觉灵敏的宋美龄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不久开始，美国人士就开始撰文对他进行攻击，其中柯尔伯格的《欧文·拉铁摩尔：专家中的专家》一文，直指拉铁摩尔是苏联的崇拜者，影响或试图影响美国舆论以颠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当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兴起后，拉铁摩尔被这场政治风暴直接冲击。
六、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到：
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
在早期的西方学者眼中，文明是延着以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线型模式发展，这种解释方式简单有力，在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
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
具体到游牧，摩尔根进一步阐述：
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 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可由下边的事实得到证明……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 在幼发拉底河谷平原，在印度平原，在亚洲草原上，由于饲养动物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畜牧生活；最先实现饲养动物的地方可能就在上述这几个地区中某一处的边缘地带。雅利安族和闪族最古老的传说以及他们的历史记载都同样指出他们生活在这些地区。……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
在摩尔根的观点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将游牧当成是从狩猎社会进化到农耕社会的中间环节,迪尔凯姆在描述社会结构的变迁时,将游牧社会当成是最简单的社会,而农耕社会则是在简单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指的就是“游牧部落从其它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汤因比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游牧生活“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有选择的体系。”
而拉铁摩尔对游牧，特别是中国游牧的起源有着自己的看法。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的文明进程中的农耕文明并非产生于游牧文明，这一点得到今天考古的证实。当代的中国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曾发生过“游牧部落从其它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现象。直到70年代之后，在大量的考古发现的支持下，很多西方学者关于游牧的认识才得以改变，而拉铁摩尔在没有考古发现支持的时代，是从民族的习俗做出的推断，他注意到中国农耕社会的饮食记忆中没有食用奶制品的习惯。如果说中国的农耕文明源于游牧文明，那么中国的文化记忆中，应该会保留有使用奶制品的习惯。拉铁摩尔进一步推断中国游牧文明是在农耕文明的冲击下产生的。
这个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它对《史记》中将游牧民族上推至远古时代的说法提出质疑。拉铁摩尔将中国游牧文明的产生时期设定在公元前三、四百年。而对“华夏”和“蛮夷”的解读，在拉铁摩尔看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代表农耕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华夏”指的是从混合经济时代较快的进入农耕文明，而“蛮夷”发展则相对迟缓一些。当这种发展差距随着历史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就形成“华夏”和“蛮夷”两种文化结构，“华夏”社会相对于“蛮夷”来说是同质文化的进步形态，当“华夏”社会因其发展，必然对土地资源提出要求，“蛮夷”社会的因应策略可能是主动或者是被动融入到“华夏”社会中；也可能选择保持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抗或者避让。从拉铁摩尔的观点出发，上古史里中原与蛮夷戎狄的争端，与后世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争端有着本质不同。
在“华夏”的压力下，“蛮夷”向更贫瘠的土地退让，一直退到草原，当“蛮夷”来到草原后，中断了向农耕文明发展的进程，而选择了适合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活方式，并逐渐发展成为游牧文明。由于草原并不适合“华夏”社会的农耕方式，“华夏”的领土扩张，至此停下了脚步。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拉铁摩尔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及文化结构是由当地地理环境所决定。这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或许由于游牧民族的前身来源于中原文明进程中的失败者—蛮夷（这里是就拉铁摩尔的观点来说，不代表本人的观点）。中原对游牧民族带有文化上的自信心。当中原在政治军事上被游牧民族打败后，还能在文化上找回一点自信。而拉铁摩尔以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事实上不存在孰高孰低的说法，所谓游牧民族被中原汉民族同化，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游牧民族改变了其生活环境，即从草原来到中原。生活环境改变导致文化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反过来。比如蒙元在征服中原之后，在中原实行农耕文明，而在其发祥之地则仍然保持固有文化形态。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影响对历史的解释，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文化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2008年《人与生物圈》2-3期的合刊上，刊登了“走进阿拉善”的专题报道，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中，戈壁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而在阿拉善大戈壁世代生活着的人，游牧被当成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自然利用植被的一种最合理的生活方式。而在国家大规模的建设生态公益林地之后，试图让牧民改变生活方式，或者农耕，或者定居放牧，而调查发现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地区，戈壁草场普遍比禁牧的要好，而禁牧定牧不仅使环境受到了破坏，而且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习惯早晚都吃肉的牧民，连肉都吃不起。调查报告最后提出疑问：
离开大戈壁的时候，我们在极力理清头脑中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些旨在改善大漠环境，改善当地人生计的项目，却使当地牧民陷入了进一步的困惑。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也受到强有力的理论挑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提出过：
“（欧亚草原和亚非草原）两个地区的人民过的都是游牧社会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如在动物驯化方面的不同—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游牧生活是很相似的。可是再进一步研究，那种交互作用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世界上其他具有游牧社会环境的地方—北美洲的牧场，委内瑞拉的利亚诺斯(草原)，阿根廷的彭巴斯(草原)以及澳大利亚的草地—却没有出现他们自己的游牧社会”
当代学者倾向认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是复杂的，以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形成了理解环境的不同方式，而人类理解环境的不同方式也决定了与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这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如果仅关注一面，其理论甚至有可能引出某种灾难性的结论。中国传统历史观过于注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对游牧民族文化理解的漠视，甚至是不尊重。而拉铁摩尔的中国想象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一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的理论甚至成为“分裂中国”的理论根据，事实上，今天所谓”中国几块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正是拉铁摩尔的理论。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地有一个中心，就是长城。和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把长城理解为中原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压迫下采取的一种防守的政治军事措施，所不同的是，拉铁摩尔把中国长城理解为“文明”边疆，拉铁摩尔注意到长城的产生成型时期，是中原农耕文明的扩张时期，秦始皇修长城时并不具备很大的边境压力，相反根据史书，此时：“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从拉铁摩尔看来是农场的围墙，长城内是适合农耕文明的地理环境，长城外则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长城代表了中原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的最大限度。长城首先是生态地理的分界线，其次是文化的分界线，最后才可能是政治疆域的分界线。长城的产生隔绝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互动，渐渐使得两大文明处于互相敌视的态势下。双方的摩擦乃至战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演不衰的八点档大剧。而双方的战争并非由游牧文明一方发动，事实上在农耕文明强盛的历史时期，也会主动对游牧民族发起攻击。
在确立了分界线之后，拉铁摩尔的研究重心聚焦到这边界线的周围。边界地区存在一种特有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对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两者势力的此消彼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既可能导致草原政权的分裂和团结，也可能导致中原政权的兴衰成败。拉铁摩尔把这种混合型态称为“蓄水池”。从这种理论出发，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理论必然偏向陆权，他在《Open Door or Great Wall》一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从中国出发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想象。他把亚洲力量的崛起看成是欧洲中心论的挑战，在未来，亚洲必将成为世界冲突与称霸的中心，当然这里也可以提一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类似理论的影响。
当然拉铁摩尔的中国学说,这里只是粗略的介绍，从他的学说能引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文明？ 是把它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并列当成整个中华文明的渊源，还是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将它视为落后的，有待同化的文明。
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如何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同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七、为什么是拉铁摩尔？
这个问题很难找出一个标准答案。历史形势与个人际遇都有可能决定一个人后半生的命运。而我无意给出确定的答案，只是分析一些可能的因素。
首先，并不仅是拉铁摩尔。美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像上个世纪的4，50年代那样，如此热情的关心中国人民，只是这些关心来自于一些歪曲的想象，事实上虽然截至1949年，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据说已经超过“百年”，但整体质量不高，研究人员主要由传教士，外交官及商人等群体组成，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游记，书信及回忆录等。虽然这些成果包含了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经济概貌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原始史料，但多出于对异域的猎奇视角，很难说是客观的学术著作。在三十年代，美国汉学家施赖奥克((J. K. Shryock)谈到：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能够以科学的方式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同时又具备保证能为汉学作出真正贡献所需的汉语和中国知识的学者目前还是少数，但这样的学者数量正在迅速上升。
而比较严肃的学术机构，大概只能从1928年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哈佛燕京学会算起。根据太平洋学会对全美546所大学关于开设中国课程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有111所大学开设了中国课程，这其中90多所大学的中国课程只有1-2门，学期时间也非常短，很多是2-3小时的课程。师资力量也非常薄弱。
对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
甚至研究亚洲问题的美国学者中总体上也缺乏在亚洲本本从事主要研究工作的人员，如果你想在美国大学里成为亚洲问题专家，会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使你的研究生涯奠定在研究外交文件、条约等基础之上，对亚洲国家人民的生活有真正的接触和感受的人是很有限的，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那些主要以在亚洲的生活经历为专业基础的人，像我本人，在学术准备上就要逊色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传教士，从中国回去的传教士们巡回讲演，谈论整个中国都皈依基督教的辉煌前景。在这样的氛围中，当1949年12月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最终不得不逃到台湾避难时，“谁使美国失去了中国”便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热门话题，在费正清的笔下是这么描述的：
随之而来的争论当然是通过传播媒介来进行的。它引起了公众异乎寻常的可以说是病态的关注，恰似25年后的水门事件那样。全国所有参加这场争论的人都充满了激情，似乎在做戏一样，然而这却是真
的。
这个公共话题的讨论，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其一是中共的胜利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其二则是美国国内政界学界新闻的一些中国通，长期以来刻意隐瞒这项事实，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于是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包括一些右翼人士）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拉铁摩尔受到调查自然不足为奇，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何他受到的冲击如此巨大。
其次，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为何成为麦卡锡的靶子做了分析。他认为：
我成为麦卡锡的靶子，很可能部分的是由于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响。但即使是最肤浅的初步调查也会显示我在国务院里没有什么影响；我是一名大学教授；而且我没有高层政治朋友。这意味着我将遭受最疯狂的指控。自相矛盾的是，这也说明了一个不重要人物的重要性。我估计麦卡锡晓得我不是那种重要人物；我只是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倒的牺牲品，因为在攻击我时，他不会冒与某些保护我的强大组织或个人对抗的风险。
这里拉铁摩尔提到了两点原因，其一是因为他没有强硬的后台，当然这里还有层没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拉铁摩尔大小也算是个名人。一个没有后台，而又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天生是政治运动最好的祭品。其二拉铁摩尔指出了院外援华集团对麦卡锡的影响，而这里的影响不仅指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科尔伯格向麦卡锡提供指控拉铁摩尔的“证据”（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而且也指这个科尔伯格使麦卡锡大发横财。
这个科尔伯格为什么如此痛恨拉铁摩尔呢？这个人是个犹太人，是极右天主教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亲台的院外援华集团的财政守护神。他的发家历程最早是在爱尔兰开设血汗工厂生产和刺绣亚麻布制品，当这条劣迹被左翼报纸批评之后，他就把工厂开到中国，利用天主教会开设在中国的孤儿院中收养的孤儿生产丝绸刺绣制品。而拉铁摩尔则一直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保持攻击的态度，这源于其一贯以来保持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当科尔伯格和拉铁摩尔同处于太平洋学会时，两人在一些场合曾因此发生过争论。（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
当然和拉铁摩尔有私人恩怨的还不止一个科尔伯格，原德共中央委员魏特夫（1933年被捕后脱党，1934年赴美，著有《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等书）与拉铁摩尔也有过节。这个人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被描写成，“在你得势时，他会来舔你的靴子;而当你失势时，他就会用靴子踩你”。当麦卡锡主义兴起的时候，魏特夫毫不犹豫向联邦调查局告发包括拉铁摩尔，费正清在内的多名学者。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说：“我不想怀恨什么人，也不想为任何人辩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是对魏特夫，“有各种各样实际上的脱党人士，或曾经与共产党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竭力谴责他人，以显示或证明自己是多么深刻地反对共产党。”，“如果要我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的，因为他企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我来促进他自己的发迹。”
第三，除了时代风云与个人所处的地位及人事恩怨纠葛，拉铁摩尔本人的理论学说也使得他更容易被人攻击。如亨廷顿所说，关于冷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站在那一边？你可以站在苏联这边批评美国，也可以站在美国这边批评苏联。但如果你批判的是帝国主义……呃，也不用这么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吧。而事实上拉铁摩尔对帝国主义保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就算他来到“永不称霸”的中国，估计也会有人提醒他是不是该检讨一下关于支持蒙古独立以及附和台独的言论。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报告中，拉铁摩尔被描绘成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天真的大学教授。直到麦卡锡提议下国会组成了泰丁斯委员会负责审查拉铁摩尔是不是潜伏在美国的头号苏联间谍时，身处阿富汗的拉铁摩尔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甚至在对记者的访谈中提到，这样的审查或许能让他多卖几本书。
拉铁摩尔也算是有点大不幸中小幸运。
大不幸说的是他成为了麦卡锡的靶子。小幸运呢，有两处，一呢是最先成立的泰丁斯委员会的主持人参议员泰丁斯为人还算正直，而且和麦卡锡很不对盘。二呢，拉铁摩尔获得了有力的法律援助，帮他在听证会上辩护的是大律师阿贝.福塔斯。这个福塔斯很有名气。后来还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宣判过关于进化论的案件。我记得在克林顿的回忆录中也提到福塔斯，大概是说在一次审判大赛中，因为希拉里的奇装异服，福塔斯把大奖给了她的对手，于是希拉里从此不穿黄色皮裤上法庭。（记忆而已，未核对原文）
应该说，拉铁摩尔还有第三点幸运之处，这是来自于联邦调查局，这当然不是说当时的局长胡佛多么的古道热肠。事实上在麦卡锡之前，胡佛已经安排特工对拉铁摩尔进行全面监控，根据柯特勒书中的数字，仅仅是一份呈送给局长的报告就花了2059个小时(要不就是2057个小时），在这些报告中基本排除了拉铁摩尔是共产党的嫌疑，更不用说是苏联间谍了。
不过，在联邦调查局对拉铁摩尔的监控中也闹过乌龙。曾有一次，拉铁摩尔用蒙古语和蒙古朋友通电话，当这通电话被截获后，FBI中却无人通晓蒙古语，只好求助局外人，通过中间人几经辗转，这录音最后被送到美国国内公认的蒙古学第一人—拉铁摩尔的手中。最后的结果的就是，拉铁摩尔自己破译了自己被窃听的电话录音。
同时麦卡锡用来指证拉铁摩尔的主要证人，前共产党员，工人日报的编辑（名字一下记不起来了）。此人早被联邦调查局所掌握，联邦调查局前后花了几千小时询问此人口供，此人当时却并未提到拉铁摩尔。如此一来，胡佛觉得他的权力受到了冒犯。于是下令，FBI在拉铁摩尔的听证会上保持为一个沉默的旁听者。
因为以上这些“幸运”之处，泰丁斯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听证后，最后做出了非常有利拉铁摩尔的结论。而泰丁斯本人就没这么幸运，在后来的选举中，对手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而制造了他和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照片，最后，泰丁斯因此而惨败。
让拉铁摩尔始料未及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当时太平洋学会的秘书长把太平洋学会的档案运去自己的乡村别墅。准备用来写关于太平洋学会的回忆录。而这批档案在被人告密后，被全部查封。而利用这批档案，以拉铁摩尔和太平洋学会为主要打击对象的一个新的听证会成立了，这个听证会的主持人是参议院的反共老手和重权人物—麦卡伦。麦卡锡和麦卡伦之间的差距可比刘德凯和刘德华的差距还要大。麦卡伦当时身兼拨款和司法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臭名昭著的《麦卡伦法》就是他主持下通过的。而麦卡锡终其一生只是参院的边缘人物。麦卡伦为了把拉铁摩尔送进大牢，做了精心的准备，特别在法律程序上让几个名律师反复推演。
具体的过程就不细说了。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证明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而是成功的将拉铁摩尔引入伪证罪的圈套中。麦卡伦委员会最后准备提起诉讼的6条罪证，又经过反复研判，最后确定两条比较靠谱，其中一条是拉铁摩尔否认自己知道冀朝鼎是共产党员。伪证罪在美国确实是重罪。但真正想证明拉铁摩尔做了伪证也很困难。应该说拉铁摩尔还算是有些小运气，几个联邦法官顶着巨大的压力，连续驳回了他的案件。而从最初的调查到最后麦卡伦委员会无可奈何的结论发布，时间已经过了5年多。据柯特勒统计：为拉铁摩尔辩护的代价据保守的估计为250万美元——按1950年的美元计算。
拉铁摩尔最终幸运逃过了牢狱之灾，但却没有任何地方敢聘用他，他只好离开美国，去了英国。
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欧文·拉铁摩尔回应麦卡伦委员会指控他是苏联间谍，并导致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失去了中国”的观点时，反问道：“你怎么能失去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其实，他在这个玩弄了一个诡辩的花招，因为“失去中国”，显然是指把中国丢给了共产主义独裁。而本来，中国作为美国的战时盟国，确实是并肩作战过的。
1950年代注定是个清洗的年代。海峡两岸的政权忙着清洗各自心目中的异己分子。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因为中国出现的政权更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大清洗。政治事件的发生通常来说，既源于现实又源于想象，而政治的现实与想象总掺杂在一起，互为因果。现在看来这场风暴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逻辑的起点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种想象，如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好像中国曾经属于美国似的”（书中“属于”一词下还打上了着重号）。中国的权力转换，终于复活了国会中长期存在一个怀疑，即美国政府中存在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而具体的推理过程大致来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实力对比上弱于国民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不可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唯一的解释就是苏联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下一步的推理就是，国民党也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为什么会输给获得苏联支持的中共呢？→结论就是苏联的势力已经直接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并影响了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最后，这些苏联特务毫无疑问应该统统清洗掉。
而这种推断在美国高层内部，并不以为然，因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到了那里。比如说艾奇逊在1949年12月政府的秘密商讨会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毛不是真正的卫星，因为他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权力的，不是依靠苏军获得职位的。”但在公开场合，由于杜鲁门个人的态度，国内的压力（这主要是指国民党的游说集团），信息的不完善及对中国政策的含糊，艾奇逊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在白皮书中指责蒋介石的腐败，另一方面在呈送白皮书的信中，谴责中共领导人屈从于苏联。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用“斯拉夫式的满洲国”称呼中国开始，在公开的场合，“共产党中国就是苏联附庸”在美国朝野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同。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政客或出于意识形态，或出于乘势攫取更多的个人利益等考虑，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清洗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时的共和党领袖亲切的称麦卡锡是“战斗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美国的自由”。其实麦卡锡算不上是个成功的政客，在他找到共产党这个敌人之前，因为收受贿赂、为纳粹辩护以及酗酒等丑闻的影响，政治生命岌岌可危。阿赛思·西奥哈里斯在《镇压的萌芽：杜鲁门与麦卡锡主义的起源》一书指出，杜鲁门政府是推动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早在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成立了部际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处理忠诚案件，该委员会可以通过调查，宣布某位联邦雇员有忠诚问题，而提出永久解雇的建议，但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解雇的权力。而在1946年之后，为了应对冷战带来的内部颠覆的恐惧，以及共和党带来的竞选压力，杜鲁门成立了临时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在1947年，杜鲁门正式组建中央忠诚调查委员会，这一部门负责协调对美国200万文职雇员的忠诚调查。只要有“合理的根据”，就可解雇联邦雇员，而在50年左右，在国内反共的压力下，杜鲁门签署了10241号行政命令，将解雇联邦雇员的标准由“合理的根据”放宽为“合理的怀疑”。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2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此后艾森豪威尔的洁身自好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5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麦卡锡于1950年2月9日在惠灵的演讲中，将矛头指向国务院，他声称自己掌握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都是国务院里已知的共产党分子。
这个205人的数字到了盐湖城变成了57人，当麦卡锡回到华盛顿时，再次变成了81人。这些魔术数字，麦卡锡后来做出结论：“让我们忘掉这些愚蠢的数字游戏吧。”确实，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况数字乎？
事实上，政治斗争确实不是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多少过硬的论据，简单直接的政治口号，比细致深入的现实分析更能打动人心。而在纷繁芜杂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需要的不是客观冷静的中立分析人士，而是旗帜鲜明更有力量的政治人物，正如如罗大佑的“爱人同志”里所唱：“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是个未知力量的牵引/使你我迷失或者是找到自己”“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冷战的全部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你选择站在那一边？”(亨廷顿)。约翰·布里克曾对麦卡锡说“乔，你是一个卑鄙小人，很多时候你必须充当一个卑鄙小人，而现在正是时候。”
在支持麦卡锡的政治势力中，台湾国民党的游说集团“院外援华集团”显得尤其活跃。麦卡锡自然投桃报李，反共的剑锋首先指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根据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和磨难》一书估计，从1925年到1949年来华的美国记者至少是184人，或许在麦卡锡和国民党看来，只要是了解中国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成为共产间谍的嫌疑，至少也可能是中共的同情者。这些记者中的绝大部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当然，汪公垂训，蒋公奉行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不一个”麦卡锡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从“中国通”记者到包括谢伟思，范宣德在内的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都受到了麦卡锡主持“专案组”的调查，而史迪威、马歇尔也不能放过，甚至艾奇逊，包括罗斯福，在麦卡锡的演说中都有通共的嫌疑，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被麦卡锡称为“叛变的二十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成了“叛变的二十一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直到越南战争仍然余波未平，当美国外交官们后来反思越南战争时认为“麦卡锡对被他指控为‘丢掉了中国’的人进行迫害得到了普遍支持，这才是杜勒斯、肯尼迪和约翰逊陷入越战泥潭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会因为‘丢掉’另一个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断送政治前途。”
对麦卡锡及麦卡锡主义的研究，在今天美国成为一门显学。除了前引的阿塞思的著作是从政党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米切尔的《麦卡锡与知识分子》一书，则从社会冲突角度来解释麦卡锡主义是如何获得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戴维·考特的巨著《极度的恐惧：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清洗运动》（《The Great Fear:The Anti一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更是一本全景式的历史著作。在我有限阅读过程中，常免不了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去理解历史的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欧文·拉铁摩尔”。
谢选骏指出：小时候读书，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里面提出了“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概念，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这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后来读书渐多，才知道拉铁摩尔所观察研究的中国，主要是清朝遗留的中国，他对历史上的中国应该知之不多。尤其限于时代，他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地带”，而无法了解良渚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附录之一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国)拉铁摩尔
内容简介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目录
原序
第一部分 长城的历史地理
第一章 中国及其周边领土
历史上的大陆及海洋时代
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中国文明的西化
区域与人口
中国的边疆扩展
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问题
第二章 长城边疆的地域构成
第三章 黄土地区与中国社会的起源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地带
古代中国文化与黄土地带的土壤气候之关系
从黄土地带向外的早期发展
向北方发展的弱势
中国历史的形式
贸易、矿冶与官僚
中国历史的循环
19世纪——西方的侵入
第四章 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
黄河流域与蒙古地区早期文化的差异
草原游牧社会的兴起
草原社会兴起的功能解释
草原社会经济与中国本部情形的比较
草原历史的阶段特征
游牧经济的种类以及羊的重要性
财富与移动性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统一与其后的崩溃
喇嘛教的再输入(16世纪)
喇嘛教与满族势力在蒙古的兴起(17与18世纪)
满族统治下的蒙古：固定疆界的建立
满族统治下的蒙古：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19世纪末期的蒙古
20世纪的蒙古
第五章 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
满洲在历史上的分裂
东北南部与中国的关系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环境与经济条件
清朝始祖努尔哈赤
16世纪末东北地区的政治
东北边疆上汉族统治的衰微
努尔哈赤的功业及清朝的建立
清朝开国时的军事与政治组织
清朝初期汉人在满洲的影响
对草原及森林居民的影响
19世纪的满洲
铁路的影响
日本在与东北及中国内地关系中的地位
第六章 中亚的绿洲与沙漠
中亚的辽阔地带
绿洲地理及农业
从定居发展到游牧
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次级绿洲
汉族向中亚的渗透
行商路线与贸易
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新疆的回教
中亚的满族与回族
新疆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911—1928)
中国边疆发展的高潮
苏联近期的影响
第七章 西藏高原
地理因素
西藏人的社会起源
西藏的农业与游牧业
早期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西藏的政治统
喇嘛教的政治作用
藏人对中国西部及新疆的占领(8世纪)
喇嘛教早期的支配地位
蒙古势力控制时期(1206—1700)
清朝统治下的达赖和班禅之地位
近代中英权益在西藏的冲突
第八章 过渡地带
边疆与边界的区别
印度西北边疆的情况及政策
亚洲内陆部落南侵的“贮存地”
第二部分 传说时代与早期历史时代
第九章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特征
新石器文化的两个区域
铜器文化的产生
“发明”铜器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化
第十章 农业的进化与游牧业的反复
现代学者与中国历史传统
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古代传说的地理证据
传说中的社会及文化证据
夏、商时期
周代
黄土高原及大平原居民的早期分化
文化发展与灌溉起源的关系
汉族第一次向东、西两方的横向扩展
南方——中国第二中心的兴起
中国文化向西方及西北方发展的障碍
游牧经济的起源
游牧与定居人口的关系
第三部分 列国时代
第四部分 帝国时代
参考文献
索引
谢选骏指出：尽管拉铁摩尔有其局限，但是应当承认，二元中国的分析还是影响了我的“现代南北朝”思想，并推动我做出了相应的研究。
附录之二
中国本土（又称中国本部；英语：China proper 或 Inner
China）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由于汉族强势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洲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民国初年的“中国本部”，也时常包括内满洲。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范围的扩大，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中国本部”一词受到抵制。在现代英语中这一用法有所减少；而中文已少使用。
中国学者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这样的区分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以及中国史学家贾宁指出，清朝在意识型态方面主张内外一家，认为在“外部的”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等以及在“内部的”汉人都是属于“一家”。历史学教授彼得·珀杜（Peter C. Perdue）亦指出，清朝官员会见了土尔扈特蒙古领袖阿玉奇后记载土尔扈特蒙古人都“不像俄国人”，认为他们像“中国（dulimba-i gurun）之人”，这里的中国之人亦包括清朝疆域内所有民族。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Outer China”（中国外围、中国疆部、外部中国）。近代随著中国及华人地区在现代地缘政治及经济等的变化发展，“Greater China”（大中华）一词在商业领域开始兴起。
概念起源及英文涵义
“中国本部”与英文“China Proper”是对等辞汇，但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本部”是否是由“China Proper”翻译而来，仍待进一步考证。但英文概念及名词“China Proper”最初使用的时间，难予考证。根据美国的中国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 1946-）的研究，该词早于1827年即有使用。但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 1763-1829）在1795年介绍清帝国统治下之中国（the 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的书中，已经提出了“China Proper”（现代才由某些人翻译为“中国本部”）的概念。在第二章“中华帝国概述”（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的起始，他说：
“In attempting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is
vast empire, we shall pursue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 1. China Proper—2.
Chinese Tartary—3. The 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
（为试图对这个庞大帝国做一概括描述，应进行下列解构：一、“中国本部”；二、“中属鞑靼”；三、“中国的册封属国”。）”
温特博特姆将明朝之十五行省的疆域归入中国本部概念（China Proper）作介绍；而西伯利亚、满洲（东北）、蒙古、东鞑靼（含今日之新疆、阿富汗、北巴基斯坦等）等地归入中属鞑靼（Chinese Tartary）作介绍。中国的册封属国（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则包括西藏、朝鲜、琉球、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等。
英文“China Proper”的字面意思，是“严格、纯粹、本质、自身意义上的中国”。
有人认为，“中国本部”的概念，并不一定来自英文的“China Proper”，而是直接来自“十八行省”；另一些人认为，固然有“十八行省”的先行事实作为西方人创制“China Proper”名词的概念基础，但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本部”的名词与意指十分生疏与模糊，这一词汇应该是随著近代中西交流、西学东渐、及后来大规模西化的过程中传入并在中国使用。但这些论述目前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也有人将“China Proper”翻译为“中国本土”。这种称呼容易跟殖民时代的英国及法国的“本国”或“本土”概念类同；然而清朝的领土扩张与英法的殖民领地扩张有诸多不同之处，中国的新领土也未被简单视作中国本部在外族地方的殖民地。同时，也有人将“中国本土”一词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中国本身的领土，即“中国疆域”，而与“China Proper”的本来意指形成较大偏差。
在中国的使用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清代中西交流大幅扩展之前，“中国本部”这一词汇未在中国通用。不过，清朝“十八行省”作为满洲中央集权统治汉族地方的政治架构，是已经存在的。（“行省”来自于“行中书省”，即行动或外驻的中央机要官署，是承袭女真族金朝与蒙古族元朝的体制，为汉族明朝与满洲族清朝所沿用。）
清末与民初，革命党人与共产党人都接受并使用“中国本部”这个概念，见诸邹容的《革命军》第四章“革命必剖清人种”，孙文（孙中山）的《实业计画》，中共二大达成的大会宣言与“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第一章“历史舞台”，以及许倬云等人的文章。
后来，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范围的扩大，中华民国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中国本部”一词受到抵制。1950年代，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明代”中，指责“中国本部”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现代，英文的用法已相当有限，主要用于历史或地理研究；而中文已绝少使用，不为多数当代中国人所熟悉。
“中国本土”的范围
（2015年9月17日）
新疆、西藏、内蒙古、外蒙古等地区通常被视为在“中国本部”概念以外，而台湾则存在不同理解。
清朝把统治区域分为内地十八行省和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因汉人地区共有十八行省，而被命名为内地十八省。这十八个省分别为：直隶（首都所在行省，现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安徽。17世纪以来，西方著作中常将清朝建省地区称为“China Proper”，用来表示汉族的传统居住区，对此，有人将中文翻译为“中国本部”或“中国本土”，该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但该译名则从未曾被广泛使用过，该中文译名何时出现也有待考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内地十八行省已不再构成汉族的法定居住区域，但“中国心脏地区”的概念继续流传了下来，其意义也就有了很多争议，难以界定 China Proper的概念也更加被人遗忘，因为随著时代变迁，这个概念实际已经没有现实讨论意义，属于历史概念，而却常常被革命人士提出，用来支持他们的政治观点。
“China Proper”的一种可能被接受的范围是中国人观念中的传统疆域，或者说是汉族人所建立的朝代所统治的范围。但这是个模糊不清的定义，因为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疆界，汉、唐等朝甚至延伸至不被视为“China Proper”的地域，或甚至现代中国版图之外。而东晋、南宋则偏安一隅，当时的“中原”（即华北全境）由非汉族国家统治。清朝时期，全国粗分为各以不同的方式管制的五大区域：满洲、内地十八省、蒙古、新疆与西藏，而内地十八省则成为一个对“China Proper”疆界的传统定义。可见，该概念属于明被清所灭后，反清的汉人为了号召其他汉人抗清而设计，刻意提倡明时汉域，并不能说明该概念的地区范围是中国的固有疆域范围。但是，这个定义极为粗略，因为中国的文化、人种、与政体复杂度远非界线分明的五大区域足以解释与描绘。另一个暧昧情况由该18省自身导致：许多后人所排除于“China Proper”之外的地区，如台湾、西康、内蒙古中央与邻近缅甸边界的地区等，在清朝的部分时期的确属于18省的范围内。
“中国本部”概念下的十八省范围大致如下：北面以长城与内蒙古为界（有时将辽东边墙内土地计入），西与西藏与新疆相邻，西南至缅甸，南达越南及北部湾，东南至南中国海，东抵东海、黄海、渤海。其面积约400万平方千米。
中国外围为众多中国非汉族部落所在，如匈奴、突厥与其它存在于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其他非汉族。其中有些曾试图入侵“China Proper”，但有时会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改变。
另外也应当提到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2002年之前一直认为外蒙古（主要包括现在的蒙古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另外一种被认同的中国本部的范围较内地十八省为小，而接近秦朝的疆域范围。其不包括河西走廊和西南云贵地区，但包含河套地区。
汉文中的“中国本土”与“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又称为“中国本土”，英文的对应词同为“China Proper”，但中英文概念的来历都有待考证。有人说旧指清朝的内地十八行省，清朝将领土分为中国内地的十八行省和外围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共五部分。内地十八行省，作为汉族的法定居住地区，其范围和历史上的中国正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大体一致。在清朝末年，十八行省被一些中国人称为“中国本部”，意指历史上中国的心脏地带，或相对于不断变动的中国外围之边疆地区（包含亚洲内陆地带与其它地方）。该名称的出现，具有政治意味，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民族主义，亦以中国本部的十八省作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范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族居住地域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清朝末年汉族人口大量移民满洲，有些人把满洲看作也看作中国本部的一部分。而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全国的统一，对汉族的居住范围的限制逐渐取消，汉族的居住地域扩大，以及政治家的同化民族统一全国的需要，中国本土的概念被较少提及。
现在对知道“中国本部”这个词语的少数中国人来说，具有冒犯性，因其暗指中国的部分领土并非“本部”、“本土”，“中国本部”一词由此可作为分离主义者的论据。另一方面，支持西藏、新疆、蒙古独立甚至台独者则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区别，且更习惯于以“中国”直称。
中国心脏区域十八省的范围在清朝时期，和民族分布有一定关系；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亦以十八省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范围。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分布、行政区划颇有变迁，“中国心脏区域”已不再对应于人种、人口统计、或中国内部的行政区界。中国人觉得“中国本部”的观念可能暗示中国的心脏区域与满洲、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原本是分离的。
有一个解释是认为“China Proper”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等词句是用以将像英国与法国这样的国家区别自其殖民帝国的同样架构，然而“China Proper”以外的地区不同于英法的殖民地，这种说法通常会使中国人解释为冒犯，甚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但其实使用者不见得有如此的意图。第二种方式是参考使用“汉族聚居地”或“汉族区”，但由于汉族已经成为内满洲、内蒙古大部的主体民族，于新疆与西藏也多有定居，但中国西南部却有许多地区为少数非汉民族聚居的地方，因此这一说法亦不确切。另一个可用的说法是“中原”，在古籍中提及蒙古或满洲入主“中原”时，代表他们占有“China Proper”，但现代“中原”主要指的是华北平原，或者单指河南地区，因此此词过于狭隘。最后一个可能的称呼方法是“一十八行省”或“十八省”，其为清朝治下，约略等于中国心脏区域的十八个行省。但“十八省”的说法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相对陌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辖有包含22个行省在内的33个省级行政单位（不计入台湾）。
近代中国一词的定义
清朝征服明朝后，便以中国自居，将清朝的领土包括“中国本土”、满洲、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区都称之为“中国”，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否定“中国”仅为十八省的概念并且宣称无论是汉人还是非汉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官方文件、国际条约和外交事务上亦将汉语、满语、蒙古语称之为“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在国籍条例中亦将在清朝统治下的汉、满、蒙等民族列为“中国之人” （Dulimbai gurun i niyalma) 。
谢选骏指出：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与中国的二元性是否相关？我认为有一定相关。因为苏联间谍的身份呼应了中国的二元性：为苏联入主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说明。反过来说，正是中国的二元性，给予苏联干预中国事务的可能性。在此种意义上，苏联和中共是作为蒙古和满清的继承人出现在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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