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平民二战自发参与屠杀集中营囚犯 致25万人死》2011年2月05日 记载说：一些年轻人还挥舞着猎枪大叫道：“让我们去打猎吧，开枪打死这些‘斑马’（囚服为黑白竖条衫，颇像斑马身上的条纹）。”
屠杀集中营的囚犯只是纳粹党徒干的？有以色列史学家认为并非如此。最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出版的新书揭露，1945年初，随着盟军不断推进，位于前线的纳粹集中营的５０万囚犯被迫向德国内地迁移。可迎接他们的，却是受纳粹仇恨意识影响的德国平民举起的屠刀……
布莱特曼估计，在整个“死亡行军”期间，不包括参加了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军”、“德国国民义勇军”等纳粹组织在内的凶手，约有数以万计的德国平民参与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而从1945年1月到5月，在纳粹进入垮台的最后阶段，共有２５万名集中营囚犯死于“死亡行军”，在他们当年走过的线路上，至今仍能不时掘出遗骨。
被迫“死亡行军”的囚犯有５０万
二战打到1945年年初，随着德军节节败退，苏联红军与美英军队在德国中部会师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此时的希特勒已嗅到战败的气息，他下令将设在东西两线的纳粹集中营向德国内地迁移，以消灭虐待、屠杀犹太人的罪证。
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境内外一些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样被赶上路。仓促间，集中营的看守甚至不给囚犯收拾行李的时间——尽管他们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许多人在从事完繁重的劳动后便直接上路了。据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的新作《死亡行军：纳粹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介绍，共有５０万名来自德国境内外集中营的囚犯被迫进行“死亡行军”，有２５万名囚犯在迁移过程中死亡。
这时行进在逃亡路上的，除了集中营的囚犯，还有躲避战祸的德国平民，以及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德国士兵。一时间，德国境内尽是急急如丧家之犬的败退德军、神色慌张的德国平民和一群群穿着单薄黑白竖条纹囚服、面黄肌瘦的集中营囚犯。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惊恐中，很多囚犯们并不清楚，自己踏上的是一条被称为“死亡行军”的不归路。那些躲避战祸的德国平民在安定下来后，将很快拿起屠刀。
平民参与屠杀完全是自发的
前线接连传来的失利消息让德国人感到前途渺茫，无助的绝望心情又催生了针对囚犯的暴力。于是，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屠杀便发生了。布拉特曼在书中称，参与屠杀的人除了纳粹政府官员、纳粹党党员、“希特勒青年军”成员，还包括一些德国普通民众。用布拉特曼的话说，“战争越接近尾声，囚犯就离德国人越近，德国平民参与杀害囚犯的事件就越普遍”。
1945年年初，在东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如今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来自波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3000多名囚犯被德国平民驱赶至封冻的波罗的海海滩，以便让纳粹党卫军用机枪进行屠杀。
几个星期后，德国符腾堡州一处集中营的囚犯踏上了迁往巴伐利亚州的路途。路上除了病饿致死外，德国平民对囚犯的攻击也造成很多人死亡。战后，法国占领军在囚犯行进的路线上发现了逾百具遗骸。
据英国的一份军事报告，这些囚犯“被像动物一般屠杀”。共有300多人被杀，其中策勒市“希特勒青年军”一名17岁的头目就杀死20多人。布拉特曼经调查后发现，“没有证据显示党卫军或纳粹高层下令那些人如此行事”，也就是说，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完全是自发行为。实际上，当时的德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各地几近“自治”，地方长官有权对进入本地的囚犯随意处置。
“让我们开枪打死这些斑马吧”
几天后，类似的一幕又在德国中东部的加尔德勒根镇重演。当美军解放这个镇子时，在一间牲口棚里发现无数具被烧焦的尸体，有些尸体上还冒着烟，有的则仍保持着生前的姿势。布拉特曼在书中写道，这些尸体有波兰的犹太人，有法国的抵抗组织战士，有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还有被俘的苏军士兵，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集中营。
美军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一些目击者的叙述，大致还原了这起屠杀的过程：当这些囚犯被火车运至加尔德勒根镇后，暂住在一所空着的骑兵学校里。一些德国人志愿担任看守，其中包括普通的德国平民。一些年轻人还挥舞着猎枪大叫道：“让我们去打猎吧，开枪打死这些‘斑马’（囚服为黑白竖条衫，颇像斑马身上的条纹）。”
就这样，在德国“国民义勇军”、警察、看守、驻扎在附近一个伞兵师的士兵及平民的驱赶下，这１０００多名囚犯挤进了牲口棚，随后门被从外面锁上了。德国人在地上点燃了浸透汽油的稻草，还向棚子里投掷手榴弹。一些犯人挣扎着逃出棚子，却又倒在弹雨中。
眼见逃跑无望，这些囚犯在生命最后时刻发出了悲壮的吼声——法国抵抗组织战士唱起了马赛曲；苏联战俘唱起了国际歌，波兰犹太人唱起了波兰国歌……场面极其惨烈。
最终，有１０１６人死于这场屠杀，幸存者只有２５人。而参与这场屠杀的德国人，却没有一个在战后受到惩罚，全都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和英国人是同种的日耳曼人。布莱特曼估计，在整个“死亡行军”期间，不包括参加了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军”、“德国国民义勇军”等纳粹组织在内的凶手，约有数以万计的德国平民参与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而从１９４５年１月到５月，在纳粹进入垮台的最后阶段，共有２５万名集中营囚犯死于“死亡行军”，在他们当年走过的线路上，至今仍能不时掘出遗骨。
德国平民为何下得了手
按照布拉特曼的说法，纳粹政府官员、纳粹党党员、“希特勒青年军”成员担心一旦盟军打来，之前曾残忍对待囚犯的罪行便将曝光。为避免被“秋后算账”，索性将他们赶尽杀绝。可是，德国平民为何在希特勒吹嘘的“最终胜利”成为泡影后还参与屠杀呢？布拉特曼称，这跟纳粹党对民众持续十多年的洗脑有关。纳粹党一直宣称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则是低等民族，屠杀他们如同杀猪屠狗。这让德国平民在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时没有负罪感。
德国平民参与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还有现实上的考虑。
二战前半阶段，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再加上被占领国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较高的。到了１９４４年，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餐桌上荤腥日渐减少，面粉的供应也紧张起来，纳粹政府为此还规定，必须在面粉中掺入大麦粉、土豆粉及其他成分。
中国学者季羡林当时正在德国留学，他曾回忆：“面包……里面完全不知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甚至连土豆皮也成了宝贝。纳粹政府通知民众，土豆“应当只以带皮的形式上桌”，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饭馆和餐厅里，不可使用土豆削皮器”。可想而知，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大批大批的集中营囚犯到达某地时，当地德国民众便会很自然地把他们视为来抢夺资源的“入侵者”，那些为躲避战祸而迁移的德国平民更会仇视他们。
“对此负责的应是整个德国民族”
当然，并不是所有德国平民都对来到他们身边的集中营囚犯持仇视态度。一些好心的德国人在自身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还把省下来的面包或土豆送给逃脱的集中营囚犯。另外，正如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电影《钢琴家》中所描述的，还有德国平民或下层纳粹军官拯救逃跑的集中营囚犯。例如，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律师和一名下层纳粹军官，联手拯救了很多囚犯。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抵消德国民众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在加尔德勒根镇那场屠杀“斑马”的惨剧之后，美军按照军礼埋葬了那１０１６名受害者，并勒令当地居民参加葬礼。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美军第１０２步兵师的乔治·林奇上校对参加葬礼的德国人说：“一些人会说，纳粹应当为这一罪行负责，其他人则指责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他们都无法对此负责，对此负责的应是整个德国民族。”上述平民成为纳粹的帮凶，屠杀“低等民族”的行为，在二战中并非孤例。据波兰史学家杰安·格洛斯２０００年末出版的著作《邻居们：波兰杰德瓦伯纳市犹太人社区的毁灭》一书记载，１９４１年，杰德瓦伯纳市有１０００多名犹太人被他们的波兰邻居出卖、殴打致死，甚至活活烧死。虽然波兰国内对被本国平民杀害的犹太人数目有争议，但类似德国那种将囚犯赶进牲口棚并放火焚烧的事，却千真万确地在杰德瓦伯纳市发生过。
被公认为二战中受害最重的波兰人，为何又转而对犹太人犯下如此耸人听闻的罪恶呢？有史学家认为，这或许是出于在德军淫威下的自保，也可能是报复犹太人之前和侵入波兰的苏联人有过合作。分析者称，在失衡的社会体系中，人性中的恶迟早会冲破道德和法律的藩篱。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仍值得今人深思。
谢选骏指出：“德国平民为何自发参与屠杀”？还有一个比上述研究结论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人的原罪。所以德国平民的罪行，不是孤立的。在文革中，中国平民也同样犯有如此罪行。那些参与抄家的，那些进行武斗的，都是平民。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的“平民有罪论”、“平民该死论”，就是从中出现的。而“全民皆兵”的强制革命，更是火上浇油。只是，比德国的“种族斗争”更为劣质的，是俄国和中国的“阶级斗争”，在一个民族内部进行屠杀。着实可悲。纳粹德国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共产党中国人尚未认识到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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