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

《我与刘晓波往事》（刘水，2017年9月30日）这样写道：

（此文文图版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7/10/201710041449.shtml#.WdTvv8B97VR）
这封电子邮件通过民主中国网刊的公共电子邮箱来往。原由是我投稿《街头政治家刘祥章》给民主中国，未被采用。随后，我致信该刊创始人、主编刘晓波，询问退稿理由。于是，他回复这封邮件，邮箱自动显示时间是2007年12月15日。我咨询的目的是试图抛开以前的个人成见，就事论事。显然，他曲解了我作为作者的权益。
（图1，原始邮件截图，时间显示2007年12月15日。）
为便于内容看得清晰，照录如下：
刘水：
这篇稿子不是我审的，但不管是否我审，编辑都有权决定是否采用。你这样投稿，很有点兴师问罪的的劲头，这样有意思吗？
笔会内的分歧，我从来不会与编辑民主中国混淆，你的稿子，我们也不是没有用过。包括阿海在内的许多笔会“反对派”的稿子我都用过。
既然如此，我还是想跟你说几句私人的话。我觉得你的心态不平衡，内心深处充满怨恨，这样的心态如果不调整，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自以为是个客观、大度的人，包括你在内的一些人对我的批评，都不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做了四年会长，我之所以不怕批判和攻击，就在于我自己知道我都作了些什么。
如果你能调整心态，再看看你所参与的那些笔会内部之争，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事实上的。
我们的编辑人员只有两人，不可能答复每位作者为什么不采用或为什么采用的的理由，请原谅。欢迎你继续来稿。
尽管你来信的开头用了“刘晓波主编”，但我已（依）然把你作为会友。
晓波 上
原邮件有两处错漏，我在括号内予以更正。
我做过10年报刊编辑、记者，在南方都市报，是记者、编辑（采编）同时干；也做过杂志主编。先后在八家大型报刊、杂志工作。从大学时在校刊蜡版刻字，手持蜡滚印刷，到当报刊编辑，在版样纸画版、铅字印刷；再到激光照排，电脑排版。报刊社的所有职位——记者、编辑、校对、印刷、发行和广告，除印刷和发行没有做过，但也了解，其它职位我都干过。我或非优秀编辑，但知悉流程。
1991年，我出狱失业大半年，进入甘肃一家文化公司主办的报社当记者兼编辑，重新捡起大学文学社当编辑的业余爱好。报社一位资深编辑教会我，如何审阅稿件，如何手书回信作者，如何画版样、校对。他说，一篇文章变成铅字，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编辑必须回信作者，提出编辑意见，不能简单地通知作者采用/退稿就完事。我也恶补新闻采访和写作书籍，扩展知识结构。此后，新闻人、写作者成为我一生的职业。
此次诉求主编刘晓波，我所为合乎职业流程。
采用或退稿理由，也即编辑对来稿的处理意见，可长可短，短者数句，长者可很具体。这是编、作双方正常平等的互动方式，当然也是尊重彼此。
编辑拥有来稿决定权，自是无疑。刘晓波当主编不专业，也罢；而他把自己的不专业，十分霸权地理解为作者“兴师问罪”，连带诛心“这有意思吗？”明显，他将我此前在笔会批评他的个人情绪，带入了公共职位的主编身上，尽管他在邮件中予以掩饰。
“编辑人员两人”，所以未给出编辑处理意见。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前述。当然，刘晓波说“请原谅”，态度诚恳。同时可见，他没有受过编辑专业训练，不懂编辑职业和编辑流程。写作与采访、编辑，这是不同的专业。普通人会错以为，有文化就会写作，会写作就能当编辑；写作的细分门类很多，编辑也均有规范。譬如，政论时政文章，其学术思想、知识点、文体结构、价值立场、文笔语言、事实论据等等，编辑可从这些方面提出用稿或退稿理由。
海外中文异议媒体，大多获得西方基金会等资金支持。民主中国网刊，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金支持，目的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刘晓波当主编定期领薪水，更应该按照基金会要求以专业水准运作该刊。
《街头政治家刘祥章》一文，是2006年4、5月间，我在昆明老街偶遇一位上访维权者，先后两次与他在街头交谈所写。这次西南地区流亡旅途，国保步步紧逼、毫无浪漫可言。在投稿民主中国时，我特意附上当时为这位乞讨维权者拍摄的一幅图片，以便编辑核查事实。
民主中国拒发此文后，议报主编张伟国先生采用。（原文链接http://blog.boxun.com/hero/2007/liushui/44_1.shtml）
（图2，访民刘祥章手拿收集的一叠贪官报道向围观者展示，口中不停大骂“共匪”。昆明，2006年5月。）
邮件里提及的“阿海”，即轰动天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桂明海。阿海北大毕业，留学瑞典，定居德国，是一位诗人和自由出版人。2015年10月，他被中共特工从泰国绑架回国，隐秘关押至今。阿海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笔会内部论坛对会长刘晓波多有公开批评。
刘晓波提及的我的“怨恨”和“批评”，实则是针对我批判他在“余王排郭事件”中，偏袒余杰和王怡，给笔会带来负面影响，作为会长而不出面公开澄清的作为；其次，他作为著名异议人士和写作者，也曾数次被官方“因言治罪”，而他居然在笔会“因言治罪”开除会员高寒，高曾批评笔会管理层、监督笔会财务和修改笔会章程。流亡美国的高寒，为此将笔会告上美国法庭，迄今仍未结案。刘晓波逝后，高寒不计前嫌参加了纽约追悼会。
这是我对“余王排郭事件”的一篇评论：
《在余杰王怡的伤口上撒把盐》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24_1.shtml
2006年6月，我作为发起人之一，专门起草了罢免余王笔会职务的联署信，依照笔会章程在笔会内部征集签名。
《独立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32_1.shtml
因笔会管理层不配合和网络小组摄于压力而不作为，联署信在笔会内部论坛被雪藏，部分会员未能看到和收到此信，为此被迫延长签名时限。
《独立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不定期延长公告》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ushui/36_1.shtml
此次罢免活动因笔会管理层阻挠，最终流产。
我的批评建立在事实之上。余王排郭事件，我是社会公众；开除高寒，我是笔会会员。两起公共事件，我均有义务提出建议和批评，捍卫笔会荣誉。我与余杰、王怡，特别是郭飞雄和高寒，均无私人交往，不存在利益关联，完全出于公心。直至2012年，我与首次出狱不久的郭飞雄见过几次面，忘记提及因声援他而招致刘晓波“怨恨”这档事。
我们追求自由与民主，当以公正、透明的民主规则行事，这是基本道义伦理。否则，我们与所反对的中共有何区别？
此文内容是访民乞讨维权，吻合民主中国刊物主旨。还在于主角刘祥章是医学专业人士，拿着贪官报道批判当局，有理有据；更在于他，长年盘踞繁华街头，以非凡的勇气，揭批当局。实话实说，除开八九民运期间，我没有刘祥章长期坚守街头的批判勇气。
刘晓波回复的这封邮件，让我大怒。怒在非他不专业，而是带有极端个人成见，并乱扣帽子——将自己作为主编的不专业，以一种臆测思维和傲慢指责，强加给作者。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在回复他此封邮件时说出：“我当主编比你更专业。”和“假如有一天你当选总统，我照样会批评你！”他勃然怒骂：“你不脸红吗？”；我以“脸红的应该是你！”回击。
两人从此再无来往。一年后他被重判入狱。

（二）
我依然对刘晓波抱有基本信任，他是值得尊重的同道。原本期望等刘晓波凯旋出狱后，有机会与他继续探讨，未料生死永隔。
刘晓波是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介绍人之一。在我2004年第四次入狱时，他曾两次撰文，为同道呼吁和声援，还曾委托律师代向我问好。在出狱后，他协助我出国，虽然最后未能如愿。就事论事，不涉私情，这是处理公共事务应抱持的基本立场。异议组织及领导者的公共权力，同样需要监督。何况“余王排郭事件”，我判断是当事双方出于观念、品行和行事方式不同的非常对峙，远未到利益之争。
这些个人情谊，我记取在心。尤其在政治环境残酷的中国大陆，异议者情谊更来自不易。更须警惕私谊的圈子化，防止演变为党同伐异的工具。私谊与公共事务，各有边界，我自认分得清。我批评的刘晓波，是担任公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民主中国主编的刘晓波。就批评权利而言，我仍将坚守。至于批判恰当与否，各位读者依据上述事实，可自行判断。
权力需要监督，对于异议民间组织和民选会长，更应带头践行民主原则。而作为专制的反对者，却不愿接受监督，甚至滥用开除权力，有违民主底线。如果将公共监督和批评等同于个人“怨恨”，那的确是他的狭隘。这两起公共事件均已公开披露，当事人均在，自有公论。
瑕不掩瑜。我对刘晓波的敬重，非与他的个人情谊，也非他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敢言不屈，屡次入狱，拒绝流亡，直至被谋杀。一个思想者、反抗者，在黄金年龄莫名而逝，这是残暴专制者向每个良知者举起屠刀，也是施加于异议者集体的莫大人格谋杀和巨大侮辱。
美国知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先生，2017年9月8日，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刘晓波与中国未来”纪念研讨会上发言：“我们不该把他的人生写成一部圣徒传。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在回顾人生时为过去的错误懊悔，纠正它，克服它，之后才成为一位民主铁人。”
林教授眼中的刘晓波不完美，但更鲜活、真实：“他是个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与众不同在于，11岁学会了抽烟，也因此学会了撒谎和偷窃——偷爸爸的烟，骗父母的钱。”（原文见9月9日VOA，再祭刘晓波：民主铁人是如何炼成的）https://www.voachinese.com/a/how-liu-xiaobo-was-tempered-20170908/4021649.html
刘晓波的命运，实则就是六四以来，坚守在中国大陆，披胆沥血，推进国家民主化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最勇敢、最决绝的表达。但是，由于遭受长达二十多年的封杀，他的人生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和文章不能出版发表，他的思想不能得到传播。他的一生就像一股风潮，荡起几圈涟漪，却未能荡涤堤岸，就复归平静。这并非他个人之不幸，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损失。他的价值将在未来逐渐被人们所汲取。
（三）
刘晓波年长我10岁。平心而论，他对我的思想成长没有直接影响。1989年6月3日，他等“四君子”绝食当日，我和同学冒着枪林弹雨，出现在长安街抗争现场。当年正逢我大学毕业，当夜我与部分兰州高校同学匆匆撤离广场、北京。
我记不清楚，是从纪念碑座“四君子”绝食宣言广播，还是在从北京返回兰州的京包—包兰铁路上，甚或是我不久后入狱，同学送来的官方“六四平暴”小册子，第一次知道“刘黑手”这个新鲜的称呼。“四君子”其中的侯德健，其知名度远远超越其他三位。侯德健等台湾音乐人，带有自我意识和反抗传统的清新气质，在八零年代中国大陆校园，掀起巨大震动。我对八零年代的“文坛黑马”刘晓波，一无所知。可能跟我学经济专业有关，也或是我孤陋寡闻吧。
1994年在海口，我因编辑出版六四作品，二次入狱。然后，1997年辗转上海、深圳，并在深圳长期工作和生活，首次从港台报刊，读到刘晓波的文章，但是了解仍很肤浅。
感谢翻墙利器自由门。我在2002年初始翻墙，方才陆续读到刘晓波写的文章。次年，机缘巧合，一位朋友跟刘晓波熟识，将刘的电子邮箱告知于我，彼此才开始联系。但是，刘晓波至逝，双方从未有机会谋面。
2007年年末，两人断交，接着刘晓波入狱、获诺奖。我撰文并以行为艺术方式，传播被封杀而鲜为人知的刘晓波、零八宪章和诺奖信息。这并非出于私谊的回报，而是无怨无悔的道义责任。
《与刘晓波在一起，我们从未被专制征服》（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091838.shtml）
（图3、图4，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当天，我在艺术村传播获奖消息。）
我公开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供刘晓波研究者所用，还原一个全面的刘晓波和他所处的时代。于我个人，也是放下压抑10年的心结。断交，于我成为自省和自我完善的激励，也是新的勇气的起点。
民主作为异议者的信仰，但尚不能在社会中普遍实践时，人们对其纯净度要求极高。但它天然又与异议人士的社会成长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民主规则易于被忽视和践踏。践行民主，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当局高压和同道批评中获取养分。更应该以公开化抵消组织圈子化；以公开的民意替代个人神化。
刘晓波是个具有自我道德感的人，同时又秉持诗人浓烈的率性气质，二者常在他身上产生冲突。他的率性气质成就他的真实和勇气，而过分的自我意识又限制了他的视野和自醒。因此，他仅是一个民主前行的呼号者，而非合格领导者。
我们还应看清，自刘晓波2008年12月入狱，就被那些自称的朋友们，以零八宪章首签者、代领奖者和病危探望签名朋友等暧昧面目，定义他的公众形象。对此，他保持了最后的沉默。在他弥留的十多天，我每天趴在电脑前发推文，真切地体味到同道的共同命运，那份焦灼、愤怒和期盼，不亚于他的亲人。
其实，全世界在刘晓波危亡时刻，所做极为有限，整个地球弥漫着厚重的功利主义和懦弱自保气息。所有人只是被动地跟从中共官方“消灭肉体”预案，发出无奈和绝望的声音，采取微弱甚至与官方合作的祭奠行为。那本是正面对抗的时刻，全世界却被专制政权打败。好在刘晓波在最后的十八天，非常清醒，他没再给那些围绕他的朋友们留下一句遗言。我理解为这是他在狱中近10年精神自省最精彩的部分，符合他惯常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尊严。他的61年生命，就是一个透明的事实存在。最为遗憾的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黄金年龄，付诸监狱；他更为成熟的思索，连同当局刻意安排的癌症和骨灰罐，都被精确地抹杀在深沉大海。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展示的，是一种“民主中国的共产党文化”——不仅是以往的《民主中国》这个刊物已经体现出来的共产党文化，而且是未来的“民主中国”这个政权所可能上演的共产党文化。这并不奇怪，所以也非孤证。在第一期中国文明那里，“汉承秦制”就是如此，取代了秦朝的汉朝并未回到先秦文明，也未达到反秦理想，而是继承了秦始皇的下流，许多方面还不及秦朝。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那里，“唐承隋制”也是如此，取代了隋朝的唐朝并未回到唐虞之治，也未达到反隋理想，而是继承了隋炀帝的下流，许多方面还不及隋朝。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抱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人性的罪恶永存，所以需要基督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