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文明的冲突只是部落文化的最后挣扎

《美国政治对话已经破裂》（2018-12-24 美国之音）报道：

离任的参议员抨击美国毒化的政治对话氛围——从国会山传出的信息直截了当：美国政治对话已经破裂，让国家的健康受到威胁，也可能让民主本身受到威胁。这是美国即将离任或者已经败选的参议员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前发表告别演说时传达的信息。

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我这辈子有幸报效国家，有幸为佛罗里达居民效力。”

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说：“我会永远珍惜在参议院结下的友情。”
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说：“我爱这里，也爱你们，你们几乎所有的人。”
参议员们经常忍住热泪。
参议员们向同僚告别，反思他们任职的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曾经搭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傲游太空，此时他以参议员的身份发出了呼吁。
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拒绝党派刻薄的诱惑，拒绝分裂的势力。部落文化是我们的麻烦。如果不纠正这种文化，我们的国家就会滑坡。”
代表犹他州的参议员哈奇（Orrin Hatch）是美国任期最长的共和党参议员，1976年就当选参议员了。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说：“如果我们分裂，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如果我们放弃文明礼貌，我们的选民们就会效仿。所以，这个国家要进行改良，就必须首先改良参议院。我们必须恢复参院曾有的礼让文化、妥协文化和相互尊重的文化。我们要改变国家，就必须从自身做起。”
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的发言更加直率。
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说：“美国参议院有太多的大叔令人汗颜。很多事情都很丢脸。美国参议院不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议事殿堂。我们必须摆脱这个阶段的党派两极分化，对投下艰难一票的政治后果不再担忧，才有资格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议会。”
代表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也呼吁参议员们不要恐惧。
民主党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说：“我们必须摆脱两党都存在的失败文化，认为我们无法进步。我们可以进步。我们一旦相信自己能够进步，一旦拒绝接受失败，我们就能真的大有作为。”
代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经常公开批评特朗普总统。他表示，参院改革事关国体。
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说：“民主之路并非不可逆转，在莫斯科可以逆转，美国可以逆转，其他任何地方同样可以逆转。美国此刻政治机能障碍，政治动荡。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们来之不易的传统，好好想想我们的民主规范。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这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为之奋斗才能延续。”
并非所有的发言都如此冷峻。不少参议员都十分忧伤。
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与朋友告别，与我热爱的工作告别，的确难分难舍。”
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说：“我此时充满感激，也十分乐观。”
有些过去常说的话语很快就不会再用了。
民主党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说：“非常感谢，我的发言就此结束。”
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说：“主席先生，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民主党参议员海迪·海特坎普说：“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这是我无比的荣幸。主席女士，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说：“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谢选骏指出：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拒绝党派刻薄的诱惑，拒绝分裂的势力。部落文化是我们的麻烦。如果不纠正这种文化，我们的国家就会滑坡。”——说的多好，尽管他们做不到。但毕竟证明了，哈佛大学所鼓吹的种族主义的“文明的冲突”只是一种落伍的“部落文化的最后挣扎”！全球现在只有一个“现代文明”了，以及这个文明所包含的各种部落文化——拒绝部落文化的分离作用，全球才能走向统一的和谐！不论这种部落文化是以传统宗教的面目出现的，还是以前卫浪潮的面目出现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

《五蠹》原文及翻译

【原文】

（一）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啦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不足为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厚薄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之言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驿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辔金百溢辔，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廉贞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译文】

（一）

上古之世，人民稀少而禽兽众多，人民敌不过禽兽虫蛇；有圣人兴起，在树上构筑巢棚以躲避禽兽的危害，人民喜欢他，便推举他为领袖统领天下，号称有巢氏。人民吃的瓜果蚌蛤，腥臊难闻，伤害脾胃，人民多病；有圣人兴起，钻木取火，用火烤煮食物除掉腥臊，人民喜欢他，推举他为领袖统领天下，号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洪水泛滥，鲧和大禹开掘河道疏导洪水。近古之世，夏桀、殷纣凶暴，祸国殃民，成汤王、周武王征讨桀、纣。如果夏朝有人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如果殷、周时有人开河道排洪水，一定会被成汤王、周武王耻笑。然而有人把尧、舜、汤、武、禹王的治国之道用在当今而加以赞美，一定会被新圣人耻笑。因此圣人不是期望学习古代，不是效法古代的制度，不是遵行古法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世情的变化发展，经过分析研讨，设施和制度才完备起来。宋国有一个耕田的农夫，田中有个树桩，一只兔子跑来，一头撞在树桩上，脖子折断而死。农夫放下翻土的工具而守着树桩，希望再来兔子。兔子不能再得，而他却被宋国人耻笑。如今想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今世上的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

古时男子不耕田，草木的果食足够人吃了；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毛足够人穿衣了。不必用力而营养就会充足，人民稀少而财货有余，所以百姓没有纷争。因而丰厚的赏赐无处用，严厉的刑罚无处使，人民就能自治。而今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爷爷还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因而人口多而货财少，为了生存用力多而供养薄，所以人们争夺：尽管加倍赏赐，加重处罚，还是免不了作乱。

帝尧治理天下时，苫房上的草都不修剪，椽子也不雕刻；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用小鹿皮做袄，夏天用粗葛布做衣，就是看守城门的小吏的吃穿也不会低于帝王的。大禹治理天下，亲自带着锹叉，作为人民的首领，大腿上磨得没有汗毛了，小腿也不再生毛，就是奴仆也不比这更苦了。由此而言，古时揖让天子之位，那是辞去看门的俸禄而远离奴仆的劳作，所以让天子之位并不足为怪。如今的县令，有那么一天死了，子孙几辈子都驾他用过的车，故人们十分看重。因此人们对于推让，可以轻易辞去古时的天子，而难于辞掉当今的县令，这是由于供养厚薄不同的缘故。在山里居住的人要到河谷里去挑水，腊月祭神时相互赠水；住在低洼沼泽的百姓，困于水涝，还要雇工排水。所以在饥荒的春季，有了吃的连小弟弟都不让；而丰收的秋天，关系疏远的来客也必须吃了饭再走。这不是对待骨肉不亲而喜爱过客，是由于收成多少的缘故。因此古时看轻财货并非仁义，是由于财货丰盛；而今争夺，并非卑鄙，而是财货不足。轻易辞去天子，并非品德高尚，而是势薄；看重为官，寻找依托，并非品行低下，是因为官位权重。所以圣人治国首先要考虑的是财货多少，然后制定权势的轻重。因而惩罚轻微不是仁慈，诛杀严厉不是暴虐，这是根据习俗而定的。所以事物都是本着世情而行的，各种条例都是适应实际情况而制订的。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之间，地方不过百里，推行的是仁义之道以安抚西戎，于是统一天下。徐偃王地处汉水之东，地方五百里，推行仁义之道，割地献土而朝见徐王的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有害于自己，举兵攻打徐国，就把徐国灭了。所以周文王推行仁义而一统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义而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仁义适合古代而不适合当今的缘故。所以说：社会变了，而治国方略也得变。当帝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要举兵征讨，帝舜说：“不可，君主的德行不够而动用武力，是不道德的表现。”于是修教行德三年，举行干戚舞以庆功，有苗这才臣服。帝尧时与共工作战，铁铦短的都打倒敌人了，铠甲不坚的身体都受伤了，这是由于干戚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世事变了而军事装备也得跟着变。上古追求道德，中世角逐智谋，当今较量气力。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要的是土地，不是要你说的那些空话。”于是举兵伐鲁，距离鲁国都门十里划为国界。所以偃王推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有辩才又有智谋而鲁国被削弱。据此而言，仁义辩智并不是保护国家的工具。抛弃偃王的仁义，放弃子贡的辩智，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让他们对抗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意图，在徐、鲁就很难实现。

古今的社会情况是不一样的，新旧的设施也不一样。如果用宽缓的政治，治理困窘急迫的百姓，如同没有缰绳和马鞭而要制服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的。如今儒家、墨家都讲“先王兼爱天下”，那么看待百姓就和父母一样了。怎样才能证明这点呢？有人说“司寇行刑，君主为此而不让奏乐了；听到有人被处死的消息，君主就为之流泪。”这就是所举的先王兼爱的例证。君臣的关系有如父子，国家就必然会治好。由此类推，就是没有父子关系不正常的了。个人的感情，没有比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更早的了，父母虽都被敬爱而家庭未必就治理得好；君主虽厚爱百姓，怎么就能不乱呢？而先王之爱百姓，怎么也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未必不乱，百姓怎么就能治理得好呢？况且依法行刑而君主为之流泪，用这种办法去表明仁义，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流泪而不愿行刑是仁义；然而不可不行刑的是法。圣王战胜仁爱而施行法治，而不去听那哭泣，这样说明仁爱是不可以作为治国之法的。

况且百姓本来就是慑服于权势的，很少能以仁义为胸怀。仲尼是天下的圣人，修道讲德而游说海内，海内看重他的仁爱，赞美他的节义，而为他服役的才七十人，这就是说以仁为贵的人太少了，遵循节义太难了。因此，天下之大，为他服役的才七十人，而讲仁义的只有一人。鲁哀公是一个下等的君主，面向南的朝堂掌握一国之政，境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本来就是慑服于权势的，权势也确实容易服人，所以仲尼反而得称臣，哀公反倒称为君。仲尼不是服从于哀公的仁义，而是服从于他的权势。所以按仁义来说，仲尼是不服哀公的，而依靠权势哀公就能使仲尼服从。如今所谓有学识的人游说各国君主，不是依靠必胜的权势，而是致力于仁义，说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这是要求君主都和仲尼一样，而以世上的普通百姓都如仲尼的弟子了，这种道理根本行不通。

如今有一个不肖之子，父母申斥他他不改，乡里父老责备他他不理，师长教导他他不听。要说父母的爱，乡里父老的德高望重，师长的智慧，三种美德加在他身上，根本不能动其心，连一根汗毛都没有改变；等到州里的官吏，带着刀剑，来执行公法，追查坏人，然后才知道恐惧，遂改变他的陋习，改变他的劣行了。所以父母的爱是不足以教育儿子的，必定要在州衙的严刑管教之下，百姓本来就是越惯越骄，越严越老实的。所以说，十丈高的城墙，就是楼季都无法翻越，那是太陡峭了；一千丈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可以放牧，那是坡度小而平的缘故。所以明王制法严峻，刑罚严厉。为了几尺布，一般人也不会放手不要；闪烁的黄金百镒，闻名的盗跖却不去取。没有什么危险，几尺布也不放弃，要断手就是黄金百镒也没有人去拿。所以明主不得不厉行诛罚。因此，奖赏一定要厚而且坚决守信，让百姓得利；刑罚一定要重而且不能赦免，使百姓畏惧；法令一定要统一而稳定，让百姓都明白。因此君主的奖赏决不改悔，行刑决不宽赦。有美名就给与奖赏，有毁谤紧接着就受惩罚，贤与不肖就都能尽力遵法了。

而今就不是这样：因为有功才授予爵位，却又因他求官而受轻视；因为尽力耕作而给予奖赏，却又轻视他的家业；因为不愿为官而疏远了他，然而又看重他隐居的清高；因犯法而判刑，却又赞叹他的勇敢。毁誉、赏罚之所行如此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都被破坏，百姓更加混乱。如今兄弟受伤害，必然帮助兄弟还击，就认为是正直；朋友受侮辱就与朋友一起报仇，就认为这是坚贞的行为，然而却犯了君主的法令。君主尊重正直、坚贞的行为，却忘记了犯禁的罪行，所以百姓逞强斗勇而官府禁止不了。不费力就能得到衣食就叫能，不上战场立功而受到尊崇就叫贤，贤与能的行为盛行了，军队就会疲弱，农田就会荒芜。人君喜爱贤能的行为而忘记了军队疲弱、农田荒芜的祸患，于是私人的行事成立了而公利也就灭绝了。

【原文】

（二）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镰；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倚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日“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日“可以得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者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国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舌乙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倬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利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脩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二）

儒生以仁义扰乱法制，游侠以武勇触犯禁令，而人君都加以尊敬，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由。违法是有罪的，但是那些儒生因为有学问而被录用；犯禁是要处罚的，但是群侠却受到豪门的豢养。因而法令所反对的，却是君主所看重的；官吏要诛戮的，却是权贵所豢养的。法之所办，君之所重；上之所爱，吏之所诛；这四种情形，全然相反，而君主又没有定规，就是有十个黄帝也治理不了。所以提倡仁义的，对他们不能赞许，赞许就会影响为国立功；所谓有学问的，根本没有用场，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父亲偷羊而他报告了官府。令尹说：“把他杀了！”以为对君主虽然正直，对其父却是叛逆，所以就加罪于他。由此看来，君主的正臣，却是父亲的暴子。鲁国有人随同君主去作战，三次参战三次逃跑，仲尼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有老父，我死了没有人养活他。”仲尼认为这是孝行，把他举荐给君主。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逆之臣。所以楚国令尹诛戮了偷羊之父的儿子，而楚国的坏人，君主就无从知道了；仲尼奖赏了逃兵，而鲁国的百姓一作战就逃跑。上下之利如此不同，而人君对百姓的行为均加赞美，这样要想国家幸福，就必然无法做到。

古时苍颉造字，把围绕自己谋利叫做“私”，和“私”相反叫做“公”。公私根本相反，苍颉早就知道了。时至今日人们还以为是同利，这真是不明察的祸患。然而如今还有人为百姓打算，就不如修行仁义而学习儒学了。修行仁义就会被信任，信任就有了官职；学习儒学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能光荣显达：这是个人的美事。那么没有功劳就可以得到官职，没有爵位还能显荣。如此理政，国家必然混乱，君主也一定会遭到危害。所以互不相容的事，不能两立：杀敌者受奖赏，却又崇敬慈惠的行为；攻占城池的得爵位，却又相信墨家的兼爱学说；坚甲利兵以防危急，然而却以儒生插笏为光荣；增加财富要依靠农民，作战抗敌要依靠士兵，然而却以学习儒学为贵；抛弃敬上畏法的百姓，却豢养游侠剑客之辈。有如此举动，想要富国强兵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豢养儒侠，有了危难才去依靠士兵，应该用的人不用，所用的人得不到国家利益。因此从事耕战的人懈怠了本业，而游学的儒生日益增多，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况且社会上所谓贤良的人，要有坚贞守信的行为；所谓智人，要会说那些玄奥微妙的言词。微妙之言，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很难知晓，却让众人来效法，而最聪明最有才学的人也很难知晓，那么民众更无从识别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想什么细粮鱼肉，连破布短袄都穿不上的人根本不会去想什么绫罗锦绣。所以治理国家，紧急要办的事没办，不急之务就根本谈不到去办。如今的国家之政，民间尽人皆知的要做的事不做，却羡慕那最聪明的人的言论，这对治国来说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种微妙的言论，并不是百姓所需要的事务。如果说要用贤良正直守信的人，就一定得尊重不欺之人；而不欺之人，没有不被别人欺负的办法。布衣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相互利用，也没有威势相互畏惧，所以需要不欺之人。而今君主有制服人的权势，有一国的财富，又有赏罚大权在握，只要明察上下，虽有田常、子罕一类奸臣也不敢欺君，何必去求不欺之人呢？现在正直守信的人不过十人，而全国的官吏数以百计，一定要用正直守信的人，则人不够用；人不够用则治国的人少而乱政的人就多。所以明主之道，是统一于法治而不求有智谋的人，坚守法术而不羡慕有信义的人，所以法治不受破坏，而群官也就没有奸人了。

如今君主对于言谈者，喜欢他的辩才而不问是否正确；对于他的使用，只是赞美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功效。因此天下众人，在言谈上只务巧辩而不顾实用，所以称颂先王、宣扬仁义的满朝廷，而政治还是混乱；修行德的互比清高而不顾功效，所以智谋之士退居山林，弃政归禄，而士兵还是不免于疲弱，政治还是不免于混乱。这又是为什么？就因为百姓所赞颂的，君主所尊贵的，都是败坏国家的事。如今国内很多人谈治国，收藏商鞅、管仲之书的几乎家家都有，而国家却越来越贫穷，这是因为讲耕田道理的人很多，而实际耕田的人极少。国内很多人讲兵法，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家家都有，然而士兵疲弱，就是因为讲战事的人多，而实际披甲作战的人极少。所以明主使用他们的力气而不听他们的言谈，奖赏他们的功劳而禁绝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才能尽死力而听从君主的法令。耕田要费力，也是辛苦的，而百姓努力耕田，说这样“可以富足”。作战是相当危险的，而百姓愿意从军，说这样“可以尊贵”。而今学习儒家的学说，练习言谈，没有耕作的劳苦，而有富足的实效，没有作战的危险，而有尊贵的荣耀，这样谁不愿意做呢？因此上百人追求智谋而一人用力，追求智谋的人多而法治又遭到破坏，出力的少而国家贫穷，这就是社会混乱的由来。

所以明主之国，没有书简文籍而用法制教导百姓，没有先王的语言而以官吏为师，没有剑客的凶悍而以冲锋陷阵为勇。是以国内之民，言谈一定要符合法令，行动要见功效，勇敢的人尽力去作战。因此无事时国家富足，有事时兵力强盛，这就叫做“王业之资”。既然有了“王业之资”的储备，那就可以乘敌国混乱之机，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统天下，一定是这种法治。

而今则不是这样，士民在国内肆意行动而无视法令，游说之士在外造成声势，外内放纵而待强敌，不是非常危险么!所以群臣谈论外事的，不是与合纵连横各党徒，就是有复仇之心而要借助国家之力的。合纵是合众弱以进攻一强，连横是事一强国以攻众弱，这些都不是维持国家安定的方略。如今人臣之谈论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而遇敌就会遭殃。”侍奉大国未必就能保住国家，一旦有难那就只好捧出版图献上玉玺而请兵相助了。献图就得割地，纳玺则国家地位更为卑下；领地小了国家就削弱，名位低下政治就会紊乱。侍奉大国是连横，并不见得有利，反而得失掉土地而政治紊乱。人臣谈论合纵的，都说：“不救小国以征讨大国，就会失掉天下；失掉天下，国家就会危殆；国家危殆，君主就卑微。”救援小国未必有实效。而起兵与大国为敌，救小国未必就能保住小国，而结交大国也未必没有疏忽，稍一疏忽就会被强国挟制。出兵就会打败仗，退守则城池也会被攻占。救援小国而合纵，未见收益而会失败被割地。因此侍奉强国要依附外国的权势，救援小国就会有国内的重臣求利于外：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得到，这些人就已经得到封地和厚禄；主上低微而人臣尊贵；国家失去领地而私家富足。事情成功，这些人权重而且长久稳固；事情失败，这些人富足而退。人主听凭大臣的谋划，事情未成而爵禄已经尊贵；事情失败也不诛戮，则游说之士有谁不用矰缴之说谋取功名富贵而希图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免祸呢？所以破国亡君愿听言谈者的浮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原是人君不明公私之利，不察对与不对，而诛罚又不能在罪名成立后坚决执行的缘故。他们都说：“外交活动，大可以一统天下，小可以安定一国。”所谓称王称霸，是能进攻敌人，而国家安定又是不可攻的。国力强才能进攻，国家太平是不可攻的。国家强盛，不是靠外交活动，而是国内治理得好而取得的。而今在内不施行法治和权术，而讲求智谋于外交，就不可能得到国家强盛。

谚语说得好：“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钱多就容易把生意做好。所以说国家强盛就容易谋划进攻他国，国家弱小而又混乱就难于运用计谋。所以用于秦国，谋划改变十次事变而很少失利；用于燕国，一次计谋也难以成功。并不是用于秦国的谋划就必然明智，用于燕国的就必定是愚鲁，总之是治还是乱，国家基础不同。因而周室离开秦国而讲合纵，一年就被秦国吞并；卫国离开魏国而讲连横，半年就灭亡了。这就是说周室灭亡于合纵，卫国灭亡于连横。假如周、卫暂缓使用合纵连横之计，国内严加管理，严明法规禁令，赏罚有信，尽其地利，备足粮草，使百姓以必死之心坚守城池，天下得到他们的土地而利少，进攻他们的国家伤亡要大，就是万乘大国也没有敢于进兵而困顿在坚城之下，而使强敌受挫，这才是根本的不亡之术。舍弃根本不亡之术而采取必亡的行动，这是治国者的过错。智谋困于外交，政治紊乱于内，这是灭亡之路，也就无法解救。

为了百姓谋划计策，都是要平安、有利而避免危难和穷困。如今为了攻战，进则和敌人拼死，退则死于诛戮，这太危险了。放弃个人的事而去争汗马功劳，家里困穷而不加抚恤，那就没有路可走了。穷困危急之所在，百姓怎能不逃避？所以侍奉于私人门下就可以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能远离战场，远离战场生活就安定了。给当道重臣行贿就可以得到所求，得到所求就可以安生了，这是个人利益之所在，怎么能不去争取呢？因而公民少了而私人门下的人就多了。

明王治国治政，就是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且名位卑下，因为从事根本农业的人少而趋向末业游食之民多。而今世上近侍的请托而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官爵可以购买而商工就不卑下了；奸人的钱财、商贾的财货得以上市流通，商人就多了。奸人商贾囤积居奇、搜刮民财而得以尊贵，且超过耕战之士，于是耿介正直的人少而奸商就多起来了。

以此混乱的国家的社会风气，所谓的学者称颂先王之道而依托仁义，穿戴华丽而又粉饰他们的巧辩，惑乱当世的法令，而迷惑君主之心。纵横家设下诈伪，借助外力，以谋其私欲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带刀剑的人聚集徒党，立下节操，以显示他们的名声而触犯官府的禁令。逃避兵役的人群聚集在权贵门下，送尽贿赂而请托重臣，以摆脱汗马之劳。商工之民制造粗劣的器皿而聚不义之财，蓄积待时而谋农夫之利。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不除掉这五种蛀虫，不养正直之士，则海内有破亡之国和灭亡的朝代，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