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网络更新: 谢选骏全集第四集

五本各加题记：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这本书的保持现有行距，每段之间空一行就可以了。另外，这次改为“集”，不叫“卷”

照片切掉右边有人的部分，保留其余，要完整的水车图像。

（封面+照片）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75年——1995年

（谢选骏全集第四集）

（内封+照片）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75年——1995年

（谢选骏全集第四集）

（内页总目录以及内容提要）

第一卷Volume I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Green to the East-- A Book of Spring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Valley of Life-- A Record of All Round Quests

第二卷Volume II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Red to the South-- A Book of Summer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Sweet Spring on Desert-- A Dissertation on Cultural Proprioception

第三卷Volume III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White to the West-- A Book of Autumn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The Historic Dome-- A Dialogue Between a Soul of Qin and a Ghost of Chu

第四卷Volume IV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Black to the North -- A Book of Winter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Philosophy of the Null Point-- On the Circular Image of the World

第五卷Volume V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 Taiji of the Mind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 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1986年）

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一章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一章文化的本体论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第二章压制与反制

一、浑沌之死浑沌与宇宙之光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制

五、压制的秘密

六、内在的力量

七、真理与认识

八、荒漠里的生命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第三章心灵界域的暗礁

一、心灵的压制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三、他人的目光

四、自我的分裂

五、理性与非理性

六、情绪的形成

七、梦幻的力量

八、灵魂之火

九、“王”的原始含义

十、天才与病

十一、含苞待放的时刻

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一、分化中的生长

二、个人与社会

三、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四、反差的意味

五、活力的源头

六、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

七、从国家到文化

八、大角力者

九、爱的阴霾

十、机械的爱

十一、传统的阴魂

十二、宗教与信仰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四、求生与不朽

五、求安与占有

六、求食与储存

七、情欲的哲学

八、转换的功能

九、排它与利它

十、“突变”的诸层次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一、现代人的迷惘

二、“时间”与压制

三、“空间”与反制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七、“统一”的预兆

【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三、人的双重性格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第三卷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1986─1987年）

第一章二十世纪的悼词

一、存在与意识

二、超自然的信仰

三、世纪的杀戮

四、禁忌的哲学

第二章二十世纪的遗产

一、论宇宙存在

二、矛盾的主观性

三、存在的含义

四、宗教、信仰、社会信任与生产力

第三章全球化的病态

一、关于真理的探讨

二、人文现象物理分析

三、符号化的时代

四、医德的丧失

五、压力的教育

第四章边缘国家的悲哀

一、主仆与归属

二、两种知识分子

三、早熟与性的伦理

四、能力的标准

五、战国逐鹿的格局

第五章后现代社会

一、自杀中的哲理

二、死刑与人生

三、死后前途的探讨

四、虚幻的尊严

第六章半开化的尴尬

一、自我是宇宙的心

二、理性与直觉

三、论时间的社会规定

四、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五、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第七章社会主义的病态

一、怎样运用贪欲？

二、乌托邦

三、没有污染的精神福利

四、欲望之王

五、精神变革

六、社会的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

第八章中国与世界

一、神权时代的再来

二、佛性与神性

三、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

第九章历史中的现在

一、历史的遗物

二、现在的处境

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引子：玛雅人与中国人

第一章零点时分

一、彼岸的星光

二、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

三、《乾》与《坤》、《屯》与《蒙》

四、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

五、零点并不是中庸

六、当人倒下来的时候

七、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十、一个寂寞的时代

第二章世界是圆的

一、宇宙是圆的

二、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

三、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

四、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五、哲学不该反对自己

六、天命是圆的

七、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

八、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

九、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

十、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雳

第三章理解之圆

一、珍珠是贝类的病

二、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三、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四、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

五、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

六、近代中国的悲剧

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八、世界上有两种撒谎

九、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十、“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第四章宿命论

一、“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

二、“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

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五、诡辩家们乘机作乱

六、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

七、真诚的宿命论者

八、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

九、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

十、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第五章生存歧路

一、光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六、学者的病态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九、“相反即相成”

十、要歧路，不要羊

第六章尽性论

一、大自然的指令与“神的要求”

二、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三、“历史经验”对人的裨益

四、“顺乎天性”与“顺乎本能”不同

五、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

六、有“天性”，有“天价”

七、什么是“罪恶”？

八、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

九、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

十、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第七章简单的感情

一、孤独的索居

二、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

三、真理是不能引伸的

四、一缕晨光破晓而出

五、我们，不是智慧海

六、“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

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德化”

八、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

九、人众所追求的

十、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

第八章 “〇”的故事

一、“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二、整体性

三、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四、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五、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六、增熵趋势的加强

七、“永恒者”

八、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九、“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十、深沉的“〇”！

第九章虚无之君颂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零点哲学》后记

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开篇

一、生命之谷

二、论本体

三、论圣人

四、真的作者

五、当代游魂

六、论梦想

七、论爱情

八、论翻译

九、论革命

第一章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英雄时代

第三章文化运动

第四章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太极之神

结语

一、三个“人”

二、解脱论

三、两种解脱

四、婴孩的力量

五、出殡的生命

六、再论解脱

七、文明也要排泄

八、和平之死

九、年轻的命运

《五色海》总后记：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一条通向零点的归途

抹掉一切，

从零开始。

一切自我而始，

一切以我而终：

我开创圆周，

我是一个零！

零点哲学也就是“全球哲学”（Global philosophy）

引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一、中华精神复国宣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国家在拼杀中，文化在冲突中……

一个席卷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无数地方文化和许多主权国家的遗体，铸造自己的纪念碑。

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

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

假晶现象（pseudomorph）本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观念，特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之假晶。再如晶洞（Geode）则是一个孔穴中长满矿物晶体的构造，晶体以石英为主，少数含有方解石或其他矿物。

文化上的假晶现象，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明样式之间的竞赛、征服、杂交变形与暗中的反抗。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的什叶派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的外观（伊斯兰教），注入本民族的精神。为什么日尔曼地区（北欧、丹麦、荷兰，日尔曼部分的比利时、瑞士、英国，非日尔曼部分的巴伐利亚以的德国大部）的宗教改革都“成功”了，而拉丁地区的宗教改革都“失败”了？“假晶现象”使之然也。对于日尔曼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就是摆脱假晶现象，但对于拉丁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则是叛乱、谋反、异化。正如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希腊语地区和拉丁语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形式。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比如，十九世纪俄国精神界在文学、音乐、思想、绘画方面的重大成就，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十八世纪半自愿地（在沙皇彼得的强制下）与西欧文化圈之间进行的这类交汇。从长远看，交汇的主要得益者，似乎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而文化的侵略者，只是通过顺行的途径渗透，一时受益于扩张而已。尽管在近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扩张活动中，文化扩张势力对广大不发达地区滥用私刑，没有限制的武力征服，一时间摧残了许多文化实体。

再如，在古代地中海区的历史上，希腊人之所以在短短数百年间取得那么突兀的惊人成就，主因即在，他们从米诺斯──迈锡尼、埃及、巴比伦、赫梯诸种更先进的文明实体那里，纳入了不少文化因子，充分利用它们发育了自己，从而主动地设计了新一代文化模式。希腊的海上商船队和希腊的陆地雇佣兵──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精神扩张活动的真正先驱。苏格拉底本人当过雇佣兵，柏拉图则数次远航海外，甚至使徒保罗也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在帝国内部四处旅行布道……从埃及的新王国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希腊雇佣军在整个东地中海区驰骋了好几百年。这就是希腊文化与他种文化实行交汇的最早使徒。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对整个地中海区的渗透和统治，各种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灭顶之灾，反被插入了希腊的稚幼清新的“古典文明”。希腊这个原先的文化受施者，这时变成文化的施予者。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各区域民族文化的交错融汇时代。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内就有四、五种大文化主流和十几种小文化支流竞争、兼并。在新的压力环境下和新的异源撞击中，传统的区域文化开出了惊艳夺目的花：从楚文化的天地中，流生出了神话意象和《楚辞》风韵；从齐文化的海市蜃楼里，走出了仙话、方术和稷下之学；晋文化，是刑鼎和法家的发源地；宋文化，则是墨、道诸派的发祥地；而鲁文化，则与儒家的缙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大批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交汇的硕果，它为新的远东世界大一统文化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经济政治的争夺，促成了文化的交媾。到战国末年终于演变成为军事政治的一体化。秦是一个缺乏文化传统的政治实体，楚、齐、晋、宋、鲁则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最后，是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类似于“总体战”的虎狼秦国，活活撕碎并吞食了文化过于成熟的关东诸国！一如蛮野而刚健的罗马战胜了过于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腊化诸国。这种历史归宿的含义，是可怕和清楚的。

不论罗马帝国的一统文化还是秦汉皇朝的一元文化，比之希腊城邦的多元文化和春秋战国的列强竞争，都失去了朝气与锐气。

在汉、唐两大政治强权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的一片政治废墟。这片社会的废墟，却成为新文化得以分头滋生的沃壤。这无非因为：印度与佛教的文化势力（后者还挟带着西域胡文化的诸多因子）不断东渐，与业已一统僵化的秦汉本土文化（这是以往四夷交汇于中原的产儿）之间，重又开始了一场新型的交汇。其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辉煌建构和明清社会体制的严谨完备。

文化的交汇乃至迫不得已的“假晶现象”，有其无可奈何的必要。它是文化力量的流动，由高向低、由强向弱、由新兴的向没落的运动，往往采取了征服、同化，或主动吸收等形式；因此是文明样式竞争吞食兼并消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很少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长盛不衰、拒绝其他民族的强暴般地给予；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在文化交汇的大战中置身事外。即便是以传统文化的极度丰富性而无限自豪的印度人，也曾在穆斯林文化的强暴下被迫“吸收”了许多令它厌恶的“东西”；以致印度人被分裂为几大教族。名扬四海的泰姬陵，以中亚风格见胜，就是这些行为的一个象征。

而十八世纪以来自命为世界主宰的欧洲人，自以为欧洲的社会文化模式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民族的欧洲文化心灵（“欧洲中心论”），在此之前，却曾绝对屈服于从亚洲传来的基督教势力长达一千四百年之久！那么，是“欧洲中心论”对呢，还是“亚洲中心论”正确呢？！

文化的交汇、甚至以他者的文化为美，有力地促进过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然而，没有一个内在生命力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民族，会长期蛰伏在假晶现象的驯化之中。即便像波斯人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虔诚的穆斯林们也还是采取了什叶派的形式，以抵抗阿拉伯逊尼派的讨厌压力。什叶派的形成，表明波斯文化的传统更强大，它因此所遭受的压力也较其他非阿拉伯人为大。而在中国佛教文化的盛衰消长的百花园中，则崛起了南派禅宗这一有力的抗议形式。六祖惠能，不过是其开山大师，他的精神影响极其绵长，十分适合中国人的脾性，甚至到了中国佛教大大衰微的二十世纪，西装革履的美国博士的永远就读生胡适之──也还被禅宗大师深深折服，尽管胡适的研究与赞叹，多少囿于“白话文学”的框子，未能向精神复国之转折的纵深度，全面展开。

惠能，实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明史上又一次文化转换的触媒，他是中国人的实存精神向印度文化的繁琐性进行历史反击的一个象征人物。在他之后，印度佛学在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逐步消解了。中国精神，开始了一场脱去洋装的解放运动──精神复国运动。中国要求从假晶现象的压制下挣脱，不仅是换季更装的周期表现，也是精神独立的结果。不久，韩愈的辟佛之声及其“文必三代”的喧嚣，开始响起。这表明，中国的精神不仅要洗心，也要革面了。

最后，周敦颐来了。他宣告中国民族精神数百年冬眠期的终结，精神复国实现了。他和他的后起之秀，使中国文化从假晶现象的蛰伏中腾跃而起，翱翔在宋明诸“儒”精神苍穹的自由之中。你能相信这样的民族会长期信守外来的教条为奴吗？而这中国精神的翅膀，是类似先秦中国全方位解释《易经》的“十翼”──十面之翼。《易经》及其《十翼》成了宋明诸儒的灵感源泉。

《易经》作为先秦典籍中最模糊、最富于象征力与启示力的一部经典，它所感染的“时代色彩”，较之当时的其它经籍和诸子群书都少。它的风格深奥古朴，耐人寻味；它的形式有律多变，随时而“易”。这些特点，使它更能与时俱化，便于容纳新的精神、新的理解，使其文化生命获得了“不朽”的异能。

从唐人韩愈的辟佛意向到宋人柳开的古文运动──这是一场绵延不已的、通过古代文体形式的复活而达到新的精神解放的进程。正如从龚定庵的思变到邹容的白话《革命军》，是近代文体形式的解放，所象征的民族精神的复苏；后来的“白话运动”反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摘桃派。而就精神复国的活力言，它们具有相等的价值，但落实到具体的方向、方案、方位上，这两大文化运动的含义可能却是截然相反的。

白话运动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大体类似魏晋南北朝的讲经活动和佛学运动，其首要目标是“引进”、是“吸收”、是类似被强暴地被迫接受。而唐代的辟佛思潮到宋代的古文运动，却是对外来佛教的文化渗透进行的历史反思和实际清算。新儒学并没有抹掉佛学佛教，而是将佛学要素纳入自己的洞天中。与此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异体蛋白系统，进行了中国式的消解。

外来文化的渗透（“文化侵略”）曾有积极价值，它起码在大一统的岑寂中，激发了中国文明的再生运动。但长期匍匐在外来偶像的石榴裙下（这裙子，曾经多么令登徒子们神魂颠倒、倾心向往啊），却是令人真正感到内心羞愧的。终于，他们不再愿意虔心朝拜那些面目怪异的西天之佛或是长毛胡僧。他们突然发现，对外来的偶像──尽管在趣味上也许还有欣赏的雅兴，但要奉之为生活价值的准则，却是日益困难了。洋人精神，这时最好是作为点缀品，而不再能够填充人们的心灵。洋人胡僧，不能作为民族精神的归宿，最多只能从侧面，激起灵感罢了。

新的中国精神，终于从舶来文化的烟雾下跋涉了出来，借着全方位的十面之翼，超越古经和洋人的局促──它飞到了东海之东、南海之南，划出了远东文化世界的新天新地。

这是中国旧瓶新酒式的“古典复兴”。它的文化势头一度不亚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的主人们从佛教和印度文明的形式限制中、从鲜卑的压迫和北方民族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的复国运动。不幸的是，在后来蒙古铁蹄的摧残下、在后金马褂两百年的裹缚之中，中国精神再度低沉，以致当西方的风暴再度（从印度转换到了欧洲，换了一个源头）无情地袭来之际，中国的精神由于长期的麻痹与萎缩，而打了无准备之仗。死死的官僚制度使得人们心灰意懒、死气沉沉。群体社会的桎梏和陈年旧俗的羁绊，严重挫伤了创造意志的锋芒……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尽管其思虑相歧、途道各异，但其归宿却不免指向于：力图把中国精神的活性，从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逢的泥淖中超拔出来，让它重展迷人而雄健的纵深度。

十翼！十翼！！十翼！！！

相传孔子作《十翼》（易传）。不管这传说具有多大的历史真实性，它的文化启示价值却无庸置疑。孔子之成为“素王”和中国文明的精神领袖，原不在于区区一部《论语》中的几条语录，而首先体现在他对《易经》神秘意境的“韦编三绝”式地反复探索之中；继而投影在《十翼》的神奇意象和理解贯通。他“述而不作”，但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原创之作。他以“中庸”精神，把握了当年中国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冲突。他的人格，中和了时髦的思潮与未来的趋向，使中国精神，从当年诸侯的贪婪与血腥中超脱出来，奠定了两千年间中华世界的基本法。

这正是玄虚的“宪章文武”的实际含义。这心理法规，这精神礼制，是中国民族特有的。近代以来被洋人的学徒目为沉重的枷锁，但在当年，却是一朵活脱脱的精神之花，它几经枯荣，但其脉息不绝如缕。

中国文化的灵魂，在全方位的、不偏执的十翼精神的鼓荡下，一直飞到甚至连自己也不曾梦想过的遥远时空。庄子近乎本能地预感到这一梦幻般的未知之地，他赋予十翼以“鲲鹏”的意象。正因为他如此深刻地浑融了各涯际，故两千年来一直保持原始的魔力，激发艺术的想象与哲学的灵思……基督教艺术中两翼天使的造型，与十面翅翼的精神相映之下，可以成趣。尽管拉斐尔们仿佛亵渎圣灵的艺人，曾以魔鬼般的美丽笔触渲染过天使的肉体……

十面翅翼的精神也不是“浮士德精神”的东方形式。它并不渴望穷尽人力不能穷尽的宇宙神秘，他有自知的智慧，他不肆行无限制的扩张，他不倾向于星球大战思想。他应时而作，注意保持社会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生态平衡。“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规的产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范例？

他的十翼具有自身的系统协调力。悲剧性的中国现实是，近现代以来，我们自己在应对殖民主义文化的挑战方面，显示了无能。结果，为了推诿失败的沮丧，我们放弃了对民族的信心，我们沦为精神的亡国奴隶，并放弃了精神复国的希望。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中国精神由于受到长期的一元闭锁造成的萎缩，终于暴露出来了。对外闭关是对内专政的自然结果。但外部压力没有像内部压力那样轻而易举地被降服，它利用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冲倒了闭锁的竹篱。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西方文明，已从十九──二十世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欧洲中心论，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充满疑惑的多元主义的大迷惘。未来恢复了精神祖国的中国人，则负有这样的文化使命：要从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双重沦陷，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复国。这精神国度必定不同于西方二十世纪的玩物。因为这是两种相反的文化潮流，各自运动的结果。

中国人是否准备好，重新穿起自己精神祖国的服饰？如果中国人有了能力，重新开始用自己的精神语言，表现自己的青春和艺术──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尽管如今的一切多少还是尘蒙着的，还缺乏一面无所不照的驱魔（真主与撒旦；佛陀与罗刹；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与恶神安格拉·曼纽；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统一的连体）宝鉴，来重新调和这个充满疏离、仇恨和困惑的“文明冲突的”世界。

请相信吧！中华文明的灵性创造力量，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蛰伏冬眠之后，也许会沛然复苏？中华精神国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会呈现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精神独立的声音。他在诉说精神复国的奥秘……但你却无法确认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这无关宏旨。重要的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想说、他敢说，并且说了……于是，有价值的、可确认的东西，才得以随之而出。

精神复国的力量，宛若劈开宇宙之雾的利剑──他将要找寻解剖活动与切割活动的对象。他用热爱来回答宇宙的冷漠，他用硬骨去支撑全球的浮沉。荣辱休咎、得失臧否──并不在它的数学程式中。他对这些淡淡一笑，甚至不屑一词以对。

中华精神的复国之光即将劈开中国现代史的阴黯猥琐，洗掉中国现代史所蒙受的种种羞辱，他会借助艺术的形式，宣告自己的降临。他的轨迹纵横恣肆，他的语言很少师承，他像一个真诚的孩子，凭着自己本然的天性去做，却是做得那样自然、有力，天衣无缝。

在那里，条理化的“分析”，干巴巴的“论证”，再加上种种习用的细如游丝的叙述方式，都难以倾吐他那宏大而多样的气象。因为那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气候，是一些非常细腻和无所不在的明敏感受：单凭一种感官及其特限的艺术方式，你如何去宣泄他的激情呢？同样，依靠固定的分解程式，也理不尽它的全部头绪。

那时，千百万人怀着朦胧但巨大的希望，抱定焦灼但坚定的期待──在悄悄等候他。你让他们说，他们说不清；你要他们讲，他们讲不完。也许，对你的询问，他们只是淡淡一笑、不予置答──他们的心思已经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不在你的眼前了。

不要以为你是孤独的。精神复国的新潮正席卷所有个体，并冲出传统与习惯的堤防。他澎湃不已，发出时而严肃、时而嬉戏的声音──那满怀着童贞的羞怯，和急于破除这羞怯的矛盾心情。

初起的精神复国之光，总不乏朦胧的深度，它像早晨初泛的“鱼肚白”，给人以梦幻般的新鲜之感；一股清风，注入世间。凭着它看清世界的全貌，也许困难；用它来照见宇宙的细节，也为时过早。但它已把，那因再次的青春而狂喜颤栗的众多心灵，召唤到它的微熹中。这，就是精神复国的力量。

在各种精神形式中，艺术更适于表现这初升的光。文明的方向感和节奏感，在艺术的欣喜中，得到了无声的预言。这预言不露端倪。你可以尽情感受他细腻的震颤，但却说不清震源确在哪里。你可以用自己的心灵之眼，去窥探他的奥蕴，却难以用科学的仪器或方法，去定性定量地分析、测定他的弹性与力度。

他的生成，不是任何学院里的学术所能指导的。他自成系统，有自体的规律──精神复国不同于国际贸易，不同于理性世界，也不同于审美意识。精神复国是一个沸腾着特殊熔岩的特定岩层！他既不可以替代，又无法去强求。任何指令（不论是权威教义的还是电脑程式的），都无从划定他的命运。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种子，就能化生万物。他先天地而诞生，带着许多信息、种子、动因。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征服，就能荣耀万物。他是一切能源中的能源，是一切核子中最精纯的核子。

这片广原无需休耕，他的内力没有止境。他是一切生命的发祥地，一切生命力的活泉。这片广原沉浸在狂喜与陶醉中，他永远在起伏、翻腾、思想、创造、再生。他有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快乐，因为他就是自主的、拒绝为奴的、君子日新其德的“中华精神复国”。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现代文明，仿佛夏日的闷热窒息，各种活物仿佛奄奄待毙。一切生机都粘滞了、死寂了。……突然，从看不见的远处，传来阵阵连珠的雷声，丝丝清风似有似无地掠过酷热的荒漠。具有超级民族精神之风范的宇宙唤魂师，开始施展秘不示人的法术了。当文明大气候发生大规模转形时，情形仿佛于此。

在一派透骨的清风中，耳目为之一新的暴雨降下了！落在这曾因久久的焦渴而濒临绝境的荒原上。天空黑沉沉。电闪与雷鸣、群龙齐嚣腾，江海驰涨、氛围紧张──这是令人激动的困扰，这是创造了希望的危机。

暴雨变为霖雨，霖雨经久浸润。他洗去世界的尘蒙。一面，他有弥赛亚般的献身精神；另面，他有隐逸之士的孤傲与戏谑……他软化了坚硬冷酷的心。

大地更生了。枯燥的沙漠奔涌出浩浩浊流……不要蔑视他的污浊，那是迟早会沉静下来的生命之水，沉静为湛蓝的智慧海。

有一个神话曾经讲到，荒漠中有过一位孤独的猎人，以其勇敢赢得了女神的敬意。于是女神向他许下宏愿，赐给他一个特权：每当他焦渴需水时，只须默祷女神的名字，顷刻会有甘泉奔涌而一天，勇敢的猎人渴了，他默念女神。谁知道，面前出现的不是美丽照人的女神，而是一个丑陋肮脏的老婆婆。她拿出一个臭皮囊，递给猎人。恶臭使猎人恶心，他拒绝了这不洁之水。突然间，老婆婆显出了女神的本相，她告诉猎人，是她在使用恶臭考验他的意志力量。由于他失去了对女神的信念，从此也就失去了那个特权。在意志的考验中，体力上的勇士变成了信仰上的懦夫。

唉！洁净癖使人失去了生命之水。为了人的生存发展，甘取浊水与糟粕的精神，可以使人获得再生。古人的糟粕也许正是我们的精华！懦夫的名言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勇士的名言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这是新民族的精神冲动，对旧道德规范的胜利征服。

当历史潮流开始发生大规模逆转时，文明潮汐的最微妙征兆，首先被一些敏锐的心灵所捕捉。可是，旧有的语言和其他既成的花式，却很难淋漓痛快地倾吐这些崭新的感受。这些心灵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新的体验与旧的程式协调起来。在万般苦恼和千种踌躇中，他们像耶稣的敌人扫罗，在瞎眼的苦恼中，终于以遮盖原改辕易辙，弃绝一切现成的语言，担负起新的使命；又像狡诈的禅宗六祖惠能那样，不着形迹，经过师法自然的运化，他们终于像是古希腊的名歌手克里昂那样吹出了激越的笛音。新的心灵之笛，是性灵的天籁。他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神韵，又给处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新民族精神形式，以生命的颤栗──以微妙的变化，导出文明潮流，排山倒海的移易……

旧传统自以为光荣，满足于自己的历史，满足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业绩。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包，他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年轻。其实，这是衰竭的征兆。新文明势力则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生命和精神都是有限度的──于是更加渴望用创造来充实自己，去展示生命的海洋……

旧文明盲目认定自己就是世界。其实，它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且是行将消失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它行将消失，所以才认定自己永存。尽管它有时标榜自己很新、很新。

新兴的文明，宽容甚至崇尚超乎理性解释之外的民族精神之光。他不是没有理性，而是不满足于理性。他并不“生而自由”，但他渴望自由。不是纵欲的“自由”，而是创造的自由。新兴的文明，不习惯唯理的限制，他深受限制与束缚，长久的蛰伏使他厌烦。亟思变革的心情因而崛起了。他渴望创造是因为他感到了自己的贫乏。他从旧传统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儿”！没有援助他的手，没有怜悯他的心……现在，一切都必须靠自己了！“不创造，便死亡”──这是支配着新文明势力的黄金意志。

博大精深的思想与烛照天地的民族精神？他们的背面，刻着什么？刻着伟大灵魂的痉挛。这痉挛映现着宇宙之日趋无限制的动态。

民族精神是人格之光的流露。大的人格极丰富，他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形式则相对狭窄。大的人格所以流露为这种特定的民族精神，是因为生活的某一契机触发了他。空前的膨胀力，把别的冲动、别的契机、别的形式抑制了下去。人格的根源埋藏在自然环境和文明历史的深层中。个性的价值即在于揭示了、并用民族精神再创了这一根源。因此，否定或抹煞个性，就包含着否定、抹煞这一根源的危险。

民族精神无法脱离他的根源，只有立足于此，民族精神才可能超越时代和民族精神代言人本身的局限，升华为普遍的、前兆性的精神先导。

乡曲之士们只是抓住并固守民族精神的皮相。他们称平庸无奇的临摹为“真实”，他们视粗浅的描绘是“为生活写照”。伟大的民族精神却是在引导生活前进的方向──他在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生活的指导者、历史的活路标。

有人只是生活涟漪的摹写者，有人却像是生命内部的光，甚至能够照亮了生活的外在本身！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意境，而不满足于寻求新的题材。生命的奥义是这样一种主体所捕获的滋味：“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诗》其五）

真义，是生命之味，是民族精神之味，是喜新厌旧、朝秦暮楚、自我扬弃。他拒绝摹写生活、服从生活、舔舐生活──他照亮生活、塑造生活、抛弃生活。

超越旧传统的民族精神之光，扫瞄着旧理性所把握着的全部表象世界，并以内在的生命力，穿过了它。他用“光”，为自己和来者，开拓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新的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可能的新的理性世界。就像是《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那样：说有光，就有了光；解开黑暗的浑沌，造就新天新地。

民族精神能与人类同在，是有不可能替代的代偿作用：不仅鼓起懦夫的勇气，也能弥合破碎的心灵。只要一个人“有灵魂”，民族精神就会对他施行感而化之的“魔法”。

一个人喜好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他的生活圈子里，大都缺乏类似的实存。他首先感到了现实的匮乏，然后才觉察了民族精神的饥渴。卑鄙小人，比伟大行者，更需要伟大的激励！因此他才需要民族精神──或创作或欣赏；或宣泄或沉缅。民族精神是在个人生活陷入失落状态时分的一个有效的招魂手段。他用民族精神之美，召唤对生活的绝望。拂去良心上的灰尘，使之重新光鉴万物。这良心曾因生活的困扰，而蔽塞不通；曾因人事的纠纷，而晦暗不明。

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招魂手段。他从宇宙精神的深层，重新发现被世俗的群体生活遮覆以至不幸遗忘了的重要内核（文化核、文化魂）。这内核，一度产生又一度失效，但在文化的循回所产生的新的需求下，他再度成为急世之用的要质。切入要害的民族精神，正要招回这业已失落的民族精魂。

新文明初起的时代，人们既对旧文明深恶痛绝，因而又有恨自己无力摆脱的心情。旧文明的残迹刻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一种社会性的涤罪要求，体现为追求异境的新民族精神，是不奇怪的：他渴望以此遗忘过去的阴影。这时，民族精神上升为超出民族精神形式之外的光，甚至是宇宙之光！

辉煌的民族精神，不是“对灿烂生活的反映”；而是“对暗淡生活的反应”。民族历史的文化复兴，本发自社会失调和精神衰竭的连锁困境。“多难兴邦”的启示告诉我们：宽阔壮观的河流，必定来自崎岖险恶的崇山峻岭；强盛多元的民族文化，只能孕育于心灵界域的绵延暗礁。此时的不幸，当催发彼刻的幸运。

千百万人屏住了呼吸，用灵魂静观这精神的变局。这变局激起的震波，深入地表、上贯九霄，席卷一切、再造万有。没有生灵能逃避他的左右。他陶冶现在的心灵，铸造未来的历史。

狂飙！狂飙！！狂飙！！！

作为精神运动的先驱，确有必要适度地“脱离生活”。没有一定的距离感，他如何引导文明新潮？如何手指那洪波涌来的神秘方向？试想，如果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之流的艺人，以及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等骚客，没有从那超现实主义的中世纪生活主流及其教会理念的模子里适度地“脱离”出来，那么意大利哪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哪会有文明新局？只有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罢了！

脱离生活，远较深入生活，困难得多！他不是钻到生活的细枝末节及其永远雷同的是非堆里去，而像是一只矫健饥渴的鹰或是一匹荒原上的饿狼，从生活的沙滩头上奋飞而起，盘桓在脱离了沙滩的碧蓝天上。他并没有忘掉大地，他的目光如剑，始终搜寻着沙滩上的尤物。他热爱大地上的每一个动静。他还要回来的！回到生活的沙滩上，但不是服从它，而是蹂躏它。那是另一种风情另一番意韵的“服从”──恺撒服从了小小不列颠岛夷：“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出现在历史阵阵痉挛、文明苦苦分娩的神秘时分。这是上品与真品。他的价值，在于提供了生活本身既缺乏又亟需的要素。这种精神循环系统中的“维生素”，所具有的再生力，使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板块渐渐绽裂开来──新的萌芽带着新的消息，生长起来了。哪里有过什么“脱离生活的民族精神”？正如，与生活无缘的思想，哪里会发生呢！思想的致命处是太切近现实；民族精神的致命处是太亲昵生活。任何民族精神与思想，不论他多么惊天动地、深邃透彻，不论其构造多么奇特、怪诞，都只能起自生活的原野。因此，民族精神、革新思想的要质，是努力挣脱生活的诱惑与威逼。要是流失了民族精神的甘泉，世界将露出荒漠的本相，生活将成我单调的劳役。不错，世界是美丽的。但若不以一颗民族精神的爱心去体味它，美丽又将是什么？不错，生活之象似乎妙趣横生，但若没有一双民族精神之眼去再生它，我们就只能看到“美妙”的虚幻性、短促性。是民族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生活与世界的存在本身，给人以永恒之感。甚至那些低劣的民族精神，也能使心灵觉得时间压力的弱化。民族精神的麻醉功能，超渡了尘世的苦痛，洞开了“无我”以至“坐忘”的天国。常人以民族精神与“夸张”划上某种程度的等号，其实民族精神有着更多的“省略性”──他将凡庸猥琐短暂的东西，从自己天国般的明彻驱逐出去。在民族文化的招魂民族精神中，省略性尤其重要！若无恰到好处的省略，民族精神将是什么呢？一片现代派杂种的狼藉而已。高贵的省略，本身就不失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夸张。省略得恰到好处，即夸张得恰到好处──这是各种民族精神精粹的“第一原则”。省略与夸张，这是民族精神真品的里与表。民族精神的力量并非外来的，他早就潜伏在人心的底里。只待适当的招魂形式和有力的民族精神手段，将之唤醒。省略去除了芜杂，而将锐利的矛尖，逼向精神的最敏感处。

民族精神中有宁静，民族精神包含着镇痛作用。但民族精神的第一功能，却不是上述的麻醉性，而是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摇篮能力。民族精神的力度和民族精神的宁静，同样可嘉。摇篮的作用比镇痛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生成的方向。健康的、正在兴起的生活，需要积攒力量。而镇痛对受伤者和失败者才更有用。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力量，但不是每时每到都需要镇痛。更何况，镇痛效果也是内力对外力的慑服。

陶醉于伟大希望的一代新人，是推进新生活、促发新文明的动力。拂去了历史灰尘的新人们，抛弃了历史专家强加给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能预感到：“过去”与“未来”正在“当前”这民族精神的汪洋恣肆中，交接、转易。他们不是背负着传统的绅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行者，是激荡世界历史的正负电极。

凭着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种过程的精华与糟粕，到了他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为灵感之“极”。他们，也许是貌不惊人的一群，但却是新文明电光之阳极。精妙的民族精神和壮阔的灵性思想，将在他的手中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飘香在历史的原野。

新民族精神宣告新时代的破晓。霞光与长空，露水与花蕊……没有人能从这活力的拥抱中，逃开。他的无限宽容和谦卑，一如“水之就下”，使人无法拒绝他。他潜入意识的深处，别的精神样式，如何替代？

再造历史的民族精神，免不了疾视甚至讥诮。哪有一个大思想，能被轻松地理解、吸收？大思想的出现，意味着人开始与“过去”的影子分离掉。这时，民族精神从母体中脱胎的剧痛，折磨着他。民族精神越巨大，他为自己的诞生，所付之代价也相形越大。他是活生生的──一方面，他是“继承”的；另方面，他又是“创造”的。他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一个文化系统、某种文化生活可以消失，但它遗留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却以其类型特征、风格魅力去打击后人的心，并俘虏他们。

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以文学为例，初起的文明爱好诗歌，而成熟的文明更爱小说、报告文学。这是因为，前者较后者更富主观色彩。而在文明的衰颓中，心灵则更注重“功利”──

初起的文明甚少关切直接的功利目的。不是由于它的智性薄弱、虑不及此；而是由于他的心思太高迈，眼光太深邃了。因而视功利如尘土、视富贵若浮云。他并非与功利无缘。他，是在更大更根本的方面去把握功利：以精神上的狂放迂回，完成对实存的会战围歼。

只有没落的文明才以其鼠目，直接为寸光的功利左右，只有当一种文明再也看不见天国的前景，才在细节上大做文章。这样，他的道路日窄一日，以至于蠹败。

就哲学领域而言，初起的文明更喜爱富于智慧的只言片语；如赫拉克里特；而衰颓中的文明则崇尚富于理性的系统学说；走向结束的文明，大多趋于经院之学。在古希腊世界，第一类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第二类的代表是柏拉图，第三类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在古代中国本土文明时代（魏晋以前），孔丘、墨翟、老聃是第一类代表，庄周、孟轲、荀况、韩非是第二类代表，吕不韦、刘安、董仲舒是第三类代表。

精神现象是互相沟通的。种种精神之花的形式，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科学……在各时代各文明各气候之中都不断生发着。但是，它们各自的花期、色彩、状态、气味却受时间韵律的规范，而呈现参差不齐、五光十色的特异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极盛时代，哲学和科学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与味。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奥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时代的中国。而在科学和规范至上的时代，连艺术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味与态。这是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当前的希腊化即美国（相当于马其顿）化时代；以及中国的两汉经学时代以及明清理学时代……当今的世界与中国，并不同属一个文明周期，尽管，中国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两条来源与去向并不相同的轨迹，正在接近异体交叉的时刻……例如，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时代还没有开始！因为民族主义乃是步入现代社会的必要途径！

a，当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始酝酿时──它的心灵朝向纯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礼法，也首先作为执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现。

b，当它的有机生命趋向萌动时──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与追求道德完善的趋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对立面。

c，当它勃然兴起时──它的民族精神强烈剥蚀着道德的阵地：有如飞沙走石，有如新株挤破了板结的硬土。

d，当一种文明臻至鼎盛时──民族精神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二元并立、分庭抗礼。但同时，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灵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们独立自主，但并不厮斗。

e，当一种文明的内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变得放纵起来，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f，当一种文明无力应付各种压力而僵硬了──那最后的道德热忱又会变态地炽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一切有独立倾向的民族精神表现。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内在的紧张与窒息。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个隐秘的文明圆周的表象绵延。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哪里有缺憾──哪里才会出现文明。

文明是对缺憾的反应与弥补。缺憾不属于事实的世界。它是在与他物相比较时产生的“不足”的意识；是心理上自我鉴定、精神上自我观照之际涌起的饥饿感。它标志着，各种文明上的奇特创造，都起源于精神上奇特的不平衡状态，起源于感到了“缺憾”的自卑感，起源于对这令人苦恼的感受进行反抗。

就是这样。一切文明从尚未诞生落地的时刻起，就被吸人与“病”周旋的命运了。天才是人群之病的产儿，文明则是生命之病的产儿。不同寻常的病，是这样一种命运：它逼迫或挑逗着你去进行反抗，去逐步走向不同寻常的反抗。病的系统及其特征、性质──决定了它相应的文明特征和文明性格。

美，是几种压力交互挤迫时，所萌发的一种精神的亢奋与陶醉。法国人孟德斯鸠对此曾有一句极端化的表述：“美是精神的某种错乱的结果。”（《论趣味》）

在我们看来，美，不是古典主义式的“精神错乱”，而是战国精神全球扩张的一个升华，它来自特大压力下的反抗，来自焦急的欲念。当代一位心理学家《残疾与性》一书的作者谢松龄，对此曾有以下见解：“现代的科学主义使人丧失了传统的美感。只有在焦虑与绝望中才知道美为何物。……焦虑、恐惧、绝望，无非是一种体验，对体验是无法分析的。”尽管动物主义者犹太人弗洛伊德，以分析焦虑恐惧绝望为终身职业。正如牧师的儿子德国──波兰人尼采，以反基督教为终身志业。

文明是医学精神的最初结果：医术只是把文明的精髓具体化、身体化了。医术救治个人的生命，文明则救助种族的生命。医术救治实体，文明救助精神。就此意义言，文明的创造者们，首先察觉到自己的缺憾及病态，然后再把对此而发的救助式文化推向社会。

比如音乐就是一种时时发挥着逆反及补救功能的力量形态。它的音响（低层）是物理现象，它的结构（中层）则与有机结构有奇异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愉悦生物的听觉──而不限于人类），它的曲式（上层）则随着文明史的波澜而潜易变形。最后，它的蕴涵则与人心的潮汐合拍，并引导后者进入座座殿堂……

音乐是这样一件“武器”：以周而复始、自成一体的声波，展示一个个新世界，用以驱散现时的寂寞。以旋律，去疏导精神的“颅压”，消解足以致人于死的郁闷。所以，有不少医士真的用音乐去医治身体的病痛、调解心理的功能。

文学也具有音乐式身心治疗的文明功能。作为文明的支属之一，文学成为不幸者的忠实朋友。就像虔诚的基督徒背负着献身的十字架一样，文学背负着解脱危机感的使命。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引尼采的名言，以说明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被哲学家喜爱的文学与被哲学家理解的文明一样，是欠缺感、自卑感、危机感的产物；是追求升华、摆脱习惯势力、反抗统治规律的总体冲动的系列表现。

有个人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庄子、司马迁、陶潜、李贺。

有家族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谢灵运、曹雪芹。

有国家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屈原、文天祥。

有文明大时代的危机感：建安七子、龚自珍。

王国维《人间词话》又给李煜以特殊的眷顾：“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李煜的人格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实有过分偏好之嫌；但促使王氏如此评价者，则由于李后主的艺术乃是多重危机感的交织：个人的、家族的、国家的，最后凝为普遍的“离恨”──因其朦胧抽象而获得超越时空的人类意义，此所以肩比释迦、耶稣？──“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此离恨有更多地属于个人的侧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相见欢》）也有更多属于家族与国家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还有家国个人集于一身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促成一代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现世绝望（它的结论是一个反问：“此恨何时已？”）。缺憾与危机感既无不时，则艺术从此为人提供了一条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

但丁的《神曲》是基督教会的传统世界观，面临自我怀疑而陷入悄悄瓦解时，所做出的辉煌反抗。故《神曲》之后，文艺复兴开始，传统世界观终于崩析。《神曲》因而成为这一大危机的诗化表现，获得了纪念碑价值。

《浮士德》则相反，它是另一种精神──北欧海盗无限的时空扩张精神──在其空前膨胀的征途中，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危机心理时，迸发出来的一个生动写照。如果说《神曲》是中世纪的谢幕；那么，《浮士德》就是现代文明最令人苦恼的一面──在“林中路”里进行抉择──在艺术中的较早表现。现代文明在对待人的价值上所特有的矛盾、疑虑的心理，早在中世纪德国民间的这则故事中，就有如此深刻的表现。这是令人惊奇的，也清楚说明了艺术与危机心理的关系；而放荡的诗人歌德，不过是将此现代精神（它孕育在中世纪的民族内心）表述得更充分罢了。

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末路时代极端乐观主义的最后一朵奇葩。但在他的悲剧中，我们难道嗅不出一种深沉的危机气氛吗？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最终完结。他那无孔不入的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之余辉，仅仅不过半个世纪，便消失在英国清教革命的杀人血泊之中。取代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至尊地位的是另一精神：弥尔顿的复仇呼声。弥尔顿是危机感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莎士比亚则无意识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危机。要是只认定弥尔顿是危机感的化身；而看不出莎士比亚也是这化身的另一面相，就表明文明探索的心灵，已然迷失在历史的迷津之中了。

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精神”在西方文明的不断侵蚀（横亘整整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下，终于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时代的苦痛表现。你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像他那样矛盾、那样充满自我否定（这是自我肯定的变态表演）精神的作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那样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又充满整个民族的蛮野；既侵略一些民族（如亚洲民族），又承受另一些民族（如欧洲诸族）的极大压力；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着活力……民族存在的危机，化为艺术的危机，透过作家自身的危机（读一读《托尔斯泰传》就知道了），而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酝酿着相反动向的同一力量。

较能代表李白风格的诗艺，也许要算《蜀道难》了：“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梦游天姥吟留别》也同样能说明问题：“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李太白青莲居士是以讴歌“名山大川”著称的。但奇怪的是，此人并不生在剑阁或天姥山的烟霞里，而是长于秀丽平静的蜀中（今天被叫做“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李白在讴歌那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迥然相异的存在与事情。

使李白作成著名诗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他的“自卑感”（近乎精神分析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他矮小的身材，使他热衷于歌颂高山，来路不明的家世使他到处宣扬自己出自西凉“太祖武昭王”李（日高）之后；但实际上，他的祖先是隋末的罪犯，被流放到西域，李白五岁时才“逃归于蜀”──据李冰阳《草堂集序》，以及异乡人的自我意识和流离之感──混成而后激起那追求相异相反的之“在”之“事”的热情。

使李白的艺术“鹤立鸡群”的，不仅是他落落寡合的风格、奔腾无稽的幻念、狂谵四溅的笔触、令人震惊的意象……更重要的还是他对公认的权力机构的大胆反抗。这是他从先祖那里遗传得来的骚动性的血液，以及融汇在这一血液中的“犯罪意识”（对封建礼教与“权贵”的反叛，等等）造成的。如果只研究艺术家的生存处境，而不研究他的血液（如现代遗传学所谓的“基因”），那么只能算得上是半个唯物主义者。血液的物质性，应是强似食物；而食物也是通过血液起作用的！

异端的血液和反抗的冲动，本来只是个人的事件，属于生物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是，当它升华为特大的艺术，并在全文化圈激起大波澜时，就值得我们的文化史家们好好思索一番了。就李白的案例言，一面，这艺术产自个人的危机，即缺憾、自卑感与加倍偿还的雄心之间的持久战斗及其节奏。另面，它在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冲突中得到多向的深化。

例如，李白的个人危机，经过社会化形式的滤透，就成了反抗权贵、反抗既定秩序的文化精神。这表明，在开元──天宝盛世的背面，埋藏着重大的失调危机。不久，李白的叛逆精神的合理性，就被“安史之乱”从事实世界的界域予以“证明”了。唐初，北朝贵族残余势力甚为强大。女皇武则天为抗衡它的威胁，大量起用平民出身的士人。比及李白的时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势力空前膨胀，同步，唐代中央集权文化臻至极盛，史称“盛唐”。

新力量与旧结构间的冲突，导致旧结构的坍毁，这就是“安史之乱”的文化含义。安史以后，社会政治的大一统告终，但唐文化继续发展。唐代文明的雄浑气象，实得力于多元的社会力量。传统的道统观，几乎把藩镇力量视同极恶；因为藩镇并存有着无序攘扰的一面。但是，较稳定的藩镇格局的存在，却给予文化的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比两汉文化优越的地方。

歌颂远古黄金气象的诗人，多是生在乱离之世中（如中国的屈原、罗马的维吉尔）；歌颂天堂的澄彻壮观者，多是生在世俗的流放中（如圣保罗和但丁）；歌颂山川之美者，多是生在平原中（如谢灵运、李白等等）……人心向往异境，艺术亦然。艺术补充着生活的单调，有如盐对于高山居民比对滨海居民更为珍贵──文化亦然：边区对流行性文化的倾慕，往往比京畿之地更为热烈。总之，陌生者的体验比熟悉了某种事物的人更深湛；匮乏者的感觉比餍足者更敏锐。他们创造的艺术与学说，起源于他们心灵的特有焦渴。什么样的创造，暗示心灵经历着什么样的焦渴。没有焦渴的、“坦荡荡”的心灵，也许是属于“君子”的，但却是无力从事创造事业的。

对自己文化圈内（即自己寄身其间的社会）普遍而剧烈的危机发生感应，这是使伟大作品被社会迅速接受、理解的最大前提。当危机酝酿时，大艺术家以自体的敏感首先知道了它，并对它做出急切的反应；当危机全面爆发后，群体才开始知道它，并以普遍的危机感，对预先报导了这一危机的大艺术品，产生共鸣。就我们的文化视野来看：接受先于理解。理解，仅仅是对接受的行为所做出的理性说明罢了。而接受行为，主要并不取决于智性的沟通，而取决于对压力的共通感受。

理解，从功能上说，是沟通了对危机的认识：即，唤醒了危机感。

“理解了他”，也就是“被他唤醒了危机意识”，同时，也是将接受者自身对危机的特殊感受，注入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这里的双边关系是共生的、不分离的。

就智性的或纯粹真理的意义而论，伟大作品对后人（尤其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后人），是个永恒的谜，一部不可获解的“天书”：因为，在作品与众多的“理解者”之间已没有共同的危机压力了。共同压力这一联络纽带的消失，使共生的体验随之而逝。而缺乏共同体验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语言的猜谜而已。估量、猜测、臆断、引为同调、以己度人等形式上的理解与猜谜，统治了艺术评论和审美体验的王国。客观“破译”的分析，最终还是被卷入了主观创造的旋涡里。尽管他自称能够“灵魂附体”，知道他人和古人原作何想！

大作品作为文化危机“先见之明”的表现，必然对旧有的形式做出革新。他不是要改新，而是出自这样一种“低能”──无法用旧瓶去装新酒。故只得为新酒创制新瓶。因此才在形式上有突破，意境上有开拓，表现上有异彩。对危机逼近的感受和焦虑，使他再也受不住形式的约束──伟大作品往往不是唯美的、形式主义的，反而是颇为粗犷的、有时失之粗鄙的反形式之作。不是刻意反形式的新形式主义（《庄子·刻意》篇把这叫做，“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矣已──此山谷之士。”）；而是到了忘却形式（庄子称为“忘言”甚至“坐忘”）的无我之境。有时，甚至达到了“非艺术”、“反艺术”的极端程度。

但另一面，在形式上或表现上囿于特定流派的作品，也可能跻身于伟大之列：这时，造成一个伟大作品的，是它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它对危机感的表现力，而不是它对流行性艺术规范的恪守或背离。要完成一件有内在独特性的作品，践踏流行规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归宿却在与危机的关系──这是“有原则的践踏”！

文明的同一危机，在不同艺术心灵中，有各异的折射。同一危机，触发各异的危机感。历史的压力，规范并选择了特定的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让它对后世文明发生较更为持久的渗透力。

在各异的文明环境中，历史压力对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的形态的淘汰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仅凭现有的智慧，是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更有生命力的。

对危机的感受，先天带有某种夸大，这就是“敏锐”的内在含义。危机感的表现，发自某种意向，这就是“魅力”的关键。伟大作家因此需要“变态”的人格，甚至“夸大狂”、“荒诞色彩”、“梦境情调”等等要素。此不寻常的怪僻被历史（古代希伯莱人称之为“上帝”）拣选后，就构成了超常的“典范”。这既是英雄艺术的显然特点，也是反英雄艺术的隐蔽特性。即便是最最“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也需要把他的艺术冲动、理想、规则、范式、表现手法等等，注入艺术作品。

危机感不仅来自危机的客观性（事实世界的危机），更来自危机的主观性（心理世界酌危机）──取决于某位灵性与危机的关系。危机感是个反馈中的混合体。

他不仅受着社会危机的刺激，还受着艺术家人格的塑造。艺术的直接来源，是危机感的形态。危机感形态的直接来源，是作家的性格。这是个“内因论”。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事实世界内的同一个危机，能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中促发共同的危机感。

正如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个性才是最终决定艺术的东西，社会是只能扼杀而从来不能制造天才。

就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或为地理的，或为超地理的）而言，发展中的不平衡，带来了周期性的危机，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灵性痉挛和宇宙艺术的洞天。

有春天的宇宙艺术──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往往直抒胸臆。这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主流。是《诗经》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史诗时代。古代希腊、印度的大史诗与中世纪欧洲各族的民族史诗，都是这个季节的产物。

有夏天的宇宙艺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表现手段如修辞等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楚辞》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古典文学”的时代。如希腊的悲剧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罗克时代。

有秋天的宇宙艺术──自我意识压倒了一切，技巧至上、语言崇拜的来临。这是西汉辞赋铺叙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承楚骚遗绪而予特优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时代。如希腊化时代的喜剧主流。这时，艺术流派的纷纷割据与各自垄断日趋激化。理论开始侵入创作的领地。“文以载道”开始成为一项明确的纲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具有上述的秋天性格。有冬天的宇宙艺术──文明的自我意识开始衰退，让位给更“崇高”的东西。这是东汉经学抑制下的文学主流，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等学者哲人、史学家科学家，占领了文坛。这也就是各民族历史上都有的所谓“庄严文体”时代。如罗马帝国维吉尔的文人史诗《伊尼特》，被奉为国家的经典。二十世纪的纳粹运动，神化那位浪漫小丑瓦格纳的作品；而纳粹主义的俄国先师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则自创“钢铁式样”的“无产阶级的不朽经典”……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涣散敌人的精神！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文明，是否也正在朝向这个政治正确主义的方位移动？

宇宙艺术的季节，启人深思。

第一卷第一章

*一、痛苦意识**

001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零的时代”。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零的体现：现代广告行业、政治行业的种种演技表明，许多人为屈指可数的利益，可以把自己糟蹋到什么地步，而为了屈指不可数的利益，则可以把糟蹋转化为幽默，美化为时尚，甚至升格为身份标志。“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说法，可以换成“出钱能使伟人做广告”。

在现代社会中，不愿做广告的人们，像古代社会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从各种屋宇下被驱逐出来，沦为无家可归者。这就是“现代文明的特性”。不仅演艺界和体育界（包括“商界”和“政界”），而且科学界和宗教界，也都如此沦为明星的疆场！这就是促使种种血腥的“邪教”（（从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到日本的“真理教”，以致到中国的“”──我们不便在此点名），盛行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于是，一个新的思想在思想的十字路口诞生了：痛苦意识是“零的时代”的授精者。

002

痛苦意识不同于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消极，痛苦意识则积极。

消极的禁欲主义所要达到的是禁止，而积极的痛苦意识所要达到的则是争取──无比的热忱，某种要把自己与“做广告的人们”区别开来的距离感：这就是痛苦意识的基调。它“寻求痛苦意识”！而不是快乐意识。它服膺不可视见的灵性宗教！而不是可摸可触的爱欲的宗教。

痛苦意识的岩浆，在心头酝酿多年，自从意识诞生的那一时辰，它就深不可拔地殖根于灵田，构成我们时代心潮的主旋律！然而只是在今天，孤独的梦幻把我们驱逐到街头时，它才得以像一座积久的火山突然迸发，用眩目的烈焰、冲天的烟尘，宣告自己的疯狂问世……

003

明星，不是你们的理想；删除明星，才是你们的理想！诚然，人人都畏惧痛苦，一切生物亦然，这是生物的自保反应，如何非议？谁要否定这生命本能，岂不是连生物本身也要否定？痛苦来自欲望，人人都想以满足欲望来减轻痛苦。然而，一欲未平又起一欲，以满足欲望来减轻痛苦，无异以油灭火，油愈多而火益旺──满足愈多而欲望愈多，痛苦因之愈趋激烈。所以，追求快乐以避痛苦的大众习惯，只不过适得其反、愈增其苦。

004

纵欲者，是爱走偏锋的群众──以纵欲来逃避痛苦。

痛苦形影不离地追随他们，直到死。于是纵欲的大众，就用自我麻痹与进一步的疯狂，来制造疲惫，忘怀生命的可畏。

在他们看来，禁欲者是自寻苦恼的蠢货、不可思议的疯子，竟敢与生物的本能对抗，并妄图战胜之。“他难道不知道，禁欲下去就会克服了生命本身，以致的末日来临了？”所以，禁欲者被视为仇恨生命的厌世者。其实呢，禁欲者又何尝不厌恶痛苦？只不过，禁欲对他们而言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他的禁欲是为了避开欲望及纵欲所触发的更大痛苦。禁欲之所以能成功，因为禁欲者在不同程度上信奉来世，通过对来世的期待，克制现世欲望，用禁欲方式，摆脱生命的扩展带来的不协调、烦恼。

005

而纵观古今，最“合理”的生活态度，也许莫过于古代中国的圣贤们所阐微发明的“节”。节欲，是礼的精魂；它主张“致中和”，并相信由于节欲，可以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自然和平。

节欲态度，也同样希望用节欲来消除痛苦。由此可说，痛苦是一切人的大敌。中国圣贤的和平理想既非涅槃，也非伊甸，而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用节欲，求得现世生活的和谐，尽力降低生命的扩展带来的不协调、痛苦（“和为贵”的意思，是说人际关系的不和，为万种灾难的根源；故天下万事，以和为贵）。对“人和”的信仰，中国堪称举世无双。欧洲人和印度人、巴比伦人（包括犹太人）甚至埃及人的智慧，均不足以致此。

推其根本，节欲主义善于守常而不足以应变。在我们这种因为充满剧变而极度痛苦的时代，节欲主义不是一副解决问题的有效药剂，它不能应对“中国三千年来空前末有之变局”（虽然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距我研究，其实一千五百年前即有过一次）。故节欲主义在当代世界，不是引起经济贫困，就是招致社会淘汰。

006

巨变的时代何所需要？需要应变，需要“无所畏”。无所畏即痛苦意识的精义──爱痛苦如爱幸福，视变如常。这样，任何痛苦不仅无需你设计种种方法加以逃避，从而徒增其烦恼；反而可以通过欣然领受一切苦难，找到前所未有、难以替代的殊趣和超级孤独的优越感。“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故能应物而不伤。”（《庄子·大宗师》）

痛苦又是什么？痛苦是身体的不适及心性的不满。这是痛苦的原始意义。

痛苦意识是什么？是以痛为快，以苦为乐，从而消解痛苦，达到快乐，立于心身的不败之地。

007

低级的痛苦都是关于肉体的；精神上的痛苦是奢侈意义的痛苦，是精神扩张以后才会面临的虚空感。因此，一切精神上的痛苦，其原因恰恰是前此的胜利，是“乐极生悲”。

肉体上的痛苦是生命的持久属性，而肉体痛苦又往往导致精神的迷惑、追问及幻灭。因此，认为精神痛苦均可通过心理调整来解除，是心理医生的自欺欺人之谈。

面对痛苦，持续不断的痛苦，我们将何以应之？

须知，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条欲壑。因此，许多人的精神，也都沦为痛苦的渊薮。要逃避，无路；减轻，反加强；只有“以无动于衷应之”，视“现在”为“幻觉”，才是唯一的出路。

008

痛苦意识，要求不惧苦难，而是由衷地欢迎苦难──这人生不可缺少的旅伴！并以与之结伴而感到有幸：“痛苦愈大，幸福愈大”──因为幸福不是别的，恰恰是包容痛苦、消解痛苦。这只有少数人才能领悟到的幸福，虽是多数人也可以享有的，但他们的智能却只能视之为痴人说梦。

痛苦意识，是自觉的领悟。

痛苦意识是为敏锐者的生存所预备的哲学。对于能够理解它的少数人而言，它是盐，可以保护并激发生命；对不可理喻的多数者而言，它是砒霜，足以摧毁生命──所以要慎用。想以它为装饰品，难免遭到不测后果。

009

痛苦意识的天然承受者！他的苦难远多于常人。若无痛苦主义的宗旨来应变，生活将成为他不堪忍受的负担。为了解释不可解释的生命怪象，要以痛苦的宗旨，来扩展精神的根须和应变的枝叶。就这样，他们成了“不可解释的自然”（命运、规律等等也是属于类似的范畴）的直观者甚至体现者。这些天生理解自然的生灵，也天生能承受痛苦。他们知道：唯有爱痛苦的波折胜于爱幸福的平稳，爱孤独的优越胜于爱世俗的荣耀，才能匹配上帝、命运、规律的无情严酷，超越世俗的利益与偏见来发言。

创造之子是命运，当人类面临巨大危险的时辰，他，也只有他，奉天承运，起来予以救助。所以，创造之子的命运是应变的──守常者不可能是他，只有创造者方能追踪他。应变，需要耐苦，而不是节欲（守常才需要节欲）。创造之子超乎人类的巨大痛苦和极大幸运，结合成他强烈的创造性（否则他还算他吗？）！他的创造性不是别的，正是不可测度的命运本身：他承载命运的重负，并以痛苦为生命的宗旨。

创造之子是胜利者（这胜利不是指世人眼中的成功，而是指塑造历史的功能）。他带来狂热的旋风，挟着怖人的闪电，卷着震天动地的巨响：完成命运的交响，和交响在人世的展现。

他是革命者：以革命为生命的形式；以生命为革命的内容。

010

痛苦意识是革命的哲学，也是哲学的革命。

从这种意义上，“痛苦的哲学”实在是对（中国哲学中的）中庸之道的新的、相异方同的推展：

中庸之道包含了对于痛苦意识的承认──中者，成功、适中（包括折衷与妥协）；庸者，常道。

中庸之道，当然也就包涵了非常时期的革命之道。但百年甚至千年以来的老中国人（因为太老，就被年轻的强盗民族如倭人贬称为“支那人”），力图否认中庸之道先天包涵了革命之道这一基本事实。

痛苦意识的宣言，将击破老态中国人的迷信与偏见。中庸之道的完成，须由痛苦之道来联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痛苦意识宣布老态支那人（也就是满清的亡国奴）的死亡、青年中国人的新生。

而这么一个衰败的民族和古老的文化，要取得新生所必付的代价，可想而知。新的中国人将伴随痛苦意识的声音而兴起，直到获得新的能力，直面这冷酷的、技术成性的现代。

直面痛苦，有大宁静；直面痛苦，有大陶醉；直面痛苦，有大沉思；痛苦有大觉悟、大超脱──只有痛苦和基于痛苦的醒觉，才可以达到不可言喻的圣境，是以热爱生命的人，必热爱痛苦。

老态支那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就这样即将死亡。

青年中国人即将缔造新民族，缔造对于世界的新的理解！

第一卷第一章

*二、生灵的命运**

011

生物是离不开“命运”的。因为它只能循着自己的特殊轨道前进，既无法倒退，也不能旁行，受制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所形成严密的网络。人也是这样。生物性，构成人性的基础，迫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反应，不得不基于预定的人性──所以，人就把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生物性投射到外界，从而发现了“客观规律”……

人的生物局限性，使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他的可能性又带来意外的喜悦（发现时的喜悦、创造时的喜悦、尤其是获得成效时的喜悦）──这两者互相牵制，有助于“命运”观念的确立。

“命运”也体现为“意念”——意念是一个内在的命运。在落实自己意念的时候，我主张在认真的前提下，不必“顶真”。生命何必那么沉重？人们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最终会被时间擦掉重来，“从零开始”。让我们有时间嘲笑一下的意念吧。

局限性使我相信“必然”，可能性却使我获得“偶然”的观念。人生在根本上只有一种“必然”──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的一切，纯属偶然。所以，必然论是死亡的逻辑。相形之下，人生的可能性极富潜力，于是“偶然”就被目为一个多头的、不可捉摸的活怪物。

012

为什么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因为人生虽有众多的可能性──但最后都不得不归于最终的冷峻，它代表人生根本的局限和遗憾。终极意义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是以毁灭为归宿的。

但是偶然论者不甘于此，他们的乐观精神使自己相信“人的自由精神终能战胜死亡”。如果这个理想最终能确立并被证实的话，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命运”的羁绊……从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与虚无的人相对应）。但这是难以证明的。

013

宗教，表面上是这类乐观精神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其敌人。宗教并不相信人有全然超脱死亡的能力，因而它才创造关于不朽的神话──用以满足人类自找肯定的心理消费模式。宗教，经常出之以否定人类及其现世生活的形式；但其中却掩藏着人类更高形式的自我肯定。人所认识的神，不就是人自身的愿望吗？想象力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生的质变！例如“最虔诚”的圣经宗教（后来分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性，其实还是更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如比之佛教和道教）。这仿佛是说，越虔诚，就越自我中心？

而所谓“人的自由精神”，不过是以完全世俗化形式，表现了类似的自我肯定；它不假于神，而是赤裸裸地宣告人欲的宣泄。只是，完全世俗化的自由精神，最终只能是落荒而逃的受伤的野兽；自由精神开始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盟友，但结果却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沦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叛徒，托庇于各种形式的超验的精神。人，尤其是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而披上了宗教与必然论外衣的集体情绪的产物，则类似羊群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的倾向；可以提供安全感。

014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015

他面前有两种命运：大命运和小命运。人们常说的“命运”，是指“小命运”而言。书生说，“命途多舛”，老妇说，“我的命苦”……他们的“命运”，是指生活遭遇和生活环境而言。俗话说，“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这里的“命运”，同样是生活遭遇意义的“小命运”。生活遭遇是可以改变的。性格，之作为一种内在的小命运，即使已经“成形”，如风云际会，仍可导向截然不同的小命运。这就形成了“运气”观念。因此，“小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而世间也不知流传过多少成功地反抗了小命运的故事。

在“小命运”显而易见的桎梏后面，隐伏着难以察觉的“大命运”。对它，人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命运，是大命运浮幻的表象。人的能力，把握不住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一个勇士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完成了他的复仇使命──成功地反抗了常人对之俯首帖耳的小命运。可他怎么知道，他正顺着大命运的隧道乖乖滑行呢！这大命运，把他吸入他自己和他的邻人根本茫然的深渊里。那深渊里，既有可人的幸福，又有灼人的苦难。

人与人的气质不同。人与人的天性悬殊极大。人与人有着千差万别的“小命运”……但“理想社会”却强求一致，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模式的压力下。这是对人的生命力施加的最大酷刑。这难道不是宇宙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它必遭人的天性之反抗。人在追求生命的不停冲动中──终将摧毁这等陈腐的限制，将人的生活重新带入有声有色、万珍汇集的历史之天。

0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我们的理想世界，不是一个凝滞的画面域横断面；而是一条滔滔无尽、万化千变的“流”。我们的理想，就是各种理想的对垒、厮杀！

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穿梭在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美妙的截面”上……停留，就是腐朽；腐朽，就是罪恶；罪恶，就必予驱逐──以便再次跃入大清湛鉴人（或浊流滚滚）的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

不要斥责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它，更无从判定它的含义。不要以横断的镜片，自以为是地批评比我们更伟大的“流”吧！无论如何，人只是一“点”──即使所谓的集体，不也只能是一“线”吗？而惟独一切集体之总和，才构成一“面”！（离开“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更别说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些系统。）

而我们人自以为“美好”的一切，不过是“适应”的结果！

017

适应性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全部秘密。这种适应性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更多是我们无法意识而且还是被它（适应性）支配着的东西。如有学者就认为，生物的适应性，是导致生物进化的主因。他们甚至把器官的“用则进，不用则废”，推演为宇宙的真理。

018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019

在中国，最具有连贯性的明显观察事例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可谓受三干年不断之教化；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所有家族中最富智力的。“用则进，不用则废”这个科学市侩炮制的“伟大的真理”，在这里似乎并非站得住脚的。

我们知道，在生物演化或叫“进化”中，有一种惯性使得某一物种恒常向一个人方向演变，如无特殊的变故及外力迫其改向；物种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会推动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下，沿着这方向一直进展到灭亡的日子。生物史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种演化的方向性，在开始时，可能是由特殊环境、偶然遭遇触发的。但这并不能导致“用则进，不用则废”的结论，须知，有时不仅无“用”，甚且有“害”（至少是无用）的特点仍在“进化”不已，最后给物种送终。如恐龙过于庞大的体型就是这样。

生物不是命运的理想制品，更非自在自由之物，而是“命运那无穷好奇和无限残忍的心肠的试验品”！经验地说，则是环境、命运的偶然产物。

为什么在饲养场中，人工杂交禽兽的结果，可产生姑且称为“进化”的现象（如果产生了比较肥胖的公猪或产蛋较多的母鸡），而人种之间的社会杂交，却只能产生被有识之士称为“退化”的现象？因为──

A，禽、兽的人工杂交具有人为目的，故可以测度其成效；虽然这种杂交对禽兽本身是有害的。但人种之间的杂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却是盲目的、无从测度其成效，或只能测度其失败的。因为促使人种杂交的是乱七八糟的性欲，而往往不是对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种杂交是基于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那么，人又怎能确知其长期的后果呢？

B，杂交的禽兽，是在人为条件下生长的，而且往往只能生长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中，饲养员要的就是它们的“畸形发展”，因为这才符合饲养者的私利（坏牧人是不会为畜生舍命的）；而人种的杂交就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饲养者在“做主”；所以，人的畸形（这是杂交的必然后果）不仅不可能成为他生存的优势（如饲养场中的禽兽），反而造成他的劣势。

对付禽兽的方法（如为达到高产而进行的杂交），之所以不适用于人类，是因为人类对自身和对禽兽，采取了“双重标准”──其观点、要求及做法、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人不会把自己工具化而只能把自己目的化。

人种间的杂交，会使种族特性消失或减弱，这非常危险，在人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样，种族特性混杂了的“中性的家伙”（介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杂种，最典型的如印度某类型人种和拉丁美洲的某类型人种）之所以罕见，不是不能在社会的退化条件下出生，而是难以在真正严格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为消灭了种族特性，也就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与环境间在长期的协调过程中培植起来的适应力！

尽管有那个退化的社会在提供人为的保护，但杂种毕竟还是显而易见的劣种。

020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021

再换一个角度。

“生命流”观念的产生，说明作为生物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喜欢设想它是不变的（即把环境也多多少少生物化了），正如不论人种多么混杂，都喜欢设想那是无害的。其实，谁规定“人类生命是生命之流的最高表现”？真实的情况只是：“生命之流是生命（人）的作品”！正如柏拉图所谓洞穴说不自觉地表达的那样。其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偶像，亦复如是。

正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永葆其自我调节能力，

“好制度”和“永葆其再生能力的人间事物”既然子虚乌有，于是生命的要害问题只好在于，鼓吹某种富于调节力的哲学，激励不断更新的精神！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生命所造就的这个千奇万妙，变化莫测的世上，即使有“必然”，也无法被平庸的、残缺不全的人眼所认识啊。而人们所谓“必然”──不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考察的想当然吗？

第一卷第一章

*三、生命的意识**

022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苍茫众生里的一粒尘埃，因此变得不可代替。

生命的高贵就在于，虽渺小，却不肯屈服——尤为重要的是，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这一意识，和宇宙同呼吸、同命运。这样的意识就是“灵魂”，不会再朽灭，除非宇宙一起朽灭了。

“美感的特质，乃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现。”这句话其实还是说得太空洞也太含糊了，远远不足以表达实际现况：美感的特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某种表现──而不是所有表现。此外，美感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而是发生在意识之前，是触电一般的感觉！

人类的生命意识，如此丰富而芜杂，头绪万端，远较美感来得复杂。但在其中，只有一个特定活动才能体现美感──那就是运用创造的冲动，来灌注精神于对象之中。

这里所说的美感有两种：一种是针对物体的、感官的美感；一种是针对精神的、意象的美感；而后者比前者更主观、因而更难以传达。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不论何种美感，若我们稍有性灵就会承认：人们实际上是抱着一种主动的、投入和创造的心，在感受美，而不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意识美。所以美感不是别的，而是“创造冲动的向外投现”。

也许，在许多情况下许多人是在被动地、无可奈何地承认美的，其中不含有任何创造性冲动……不过我想提醒──这种美感是官能的感受，只是一种对过去美感的习惯性延伸！而这种美感，在以前曾经体现了你的创造性的、结构性的动能！

诚然，多数人并不意识美感的超然，因此他们所谓的美，仅仅是一种社会的习惯标准；他们对美的感受，因此只是基于于动物的本能，而不是意象的飞跃。

例如，当我们初次被一种陌生的美所感动时，深深的震惊、诧异、怀疑以及狂喜、陶醉、幸福等诸种情绪之综合体（“世界上竟有如此……”），袭击了我们──这就是创造的投现。综合了这些情绪和感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形式：这些情感，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的存在。

由此不难看出，精神美感的特质不是别的，而是从属于生命活动的特定类型的创造。唯有创造中的美感才是针对物体的美感，也不是寓于外物的美感。由此美的至福，完全仰赖创造……哪怕是基于感官、针对物体的美感，也是从创造而出的！

在创造的一刹那，你感到了美！这就是创造的冲动。而持续性美感，并非真正的美感──它只是一种欲念的习惯，一种被缚于过去的死灰。

愈伟大的心灵，他陶醉于一种美感，愈短暂！──他的心灵如此难以被习惯所牢笼，于是当创造中的、动能的美感一旦减弱或凋零，他的兴趣就它移了：新的创造开始了。

023

在创造的意义上，人具有两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可以概括为：

顺从还是反抗？顺从是创造意义的无，反抗是创造意义的有。

但好的顺从与好的反抗同样珍贵。虽然群众习惯于事实上的服从与理论上的反抗，以为生活的调味品。

好的顺从与好的反抗，都充盈了自我牺牲精神，舍弃一切以达到意象之美。

如此，这两种生活态度在“认识论”上也就相应地化为：顺从──理性主义的；反抗──神秘主义的。

──特别就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心理气候而言，甘愿为一种较自己更崇高、更广大持久的事物，而献身，已经被目为“年轻人的冲动”。

老朽们不是把这看作美丽的托辞、甚至诡诈的遁辞；就是将之视为幼稚的病态。由于生命力的衰退，已难回顾生命力的旺盛。尽管老人也自夸曾经历过这类旺盛，但其具体感受以及由此得来的决断力，却永劫不复了，唤魂术也重获了。这时，他们用一种佯装的惊诧来表达自己的腐朽的蔑视，或用一种无言的假笑来嘲弄青年的热忱？其实，谁都清楚，老朽者是用这些蔑视与嘲弄，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苍白和面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

真的，在“以老卖老”后面，隐藏着日薄西山的恐惧！行将就木的日子既然所剩无几，只有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现在，他们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在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上继续单色调地苟延残喘下去──“活着”成为老权威们的首要目标。随着日益加剧的衰老，日益堕落，直到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024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不。唯物主义，是衰退老迈的象征，它践踏青年的梦想，假装漠不关心，替行将败亡的势力打掩护。

不断创造中的生命意识，对异己者的宽容其实已经是超然的同化！这不意味着反应迟钝，因为“报应”的规则在生物界，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我们试图在观念中理解神，从而也就宽恕别人，但作为活生生的战士，在行动上却不得不遵循“行动的原则”──“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只有这样，宇宙生物界的演化才会愈演愈烈，进程才会有增无已──这就是趋向于善。

这样生在反馈中的人，其行为显然并不全部出于他自己，而是出自反应：他最多只能有一点儿选择的余地，而这一点可怜的余地，甚至也往往是预定的！尽管人自己并不清楚这种预定性，但他还是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论这行为的结果是什么，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既然各人的命运不同，哪有什么可抱怨的？

025

“和谐”、“和平”之所以成为人的恒常理想，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自在的性、最高的值；而是因为人类恒常遭受战争、不安、骚乱、磨难，所以对之颇为关切。试想，要是真的有一种长久不变的“和谐”、“和平”──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将是多么可怕的苦役啊！

要知道，人，总有一天会弱不禁风的，何必过早期待死寂般的和平呢！

而个体的强大，坚定──往往是以集体的软弱、犹疑来作基础的。理智上明明判断出一种论点的虚伪性、腐败性，但情绪上却受到了这类论调的干扰。这就是人！有时候，情绪比理智的判断，来得更深刻。类似的情绪比之理智判断，虽然较不稳定且较易变化，但常比理智的判断更富于直觉性，因而更为有力。所以，有时是情绪先于判断甚至决定了判断，而不是判断先于情绪；虽然情绪和好恶常常决定了判断，但有时则是判断决定了情绪。在情绪的汪洋面前，理智判断不过是一个航标；这条浮标必须随时准备适应海潮的方向和暗流，不然就可能被随时吞没、限时抛弃。

这就是生命的意识之本相？

第一卷第一章

*四、唯心派的忽视**

026

考察历史上“唯心派”之流弊，不在所谓“认识论”方面，而在所谓“伦理学”上。

心学派的谬误是把人神化了，这些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可能并不知道，少数知识分子固然可借用心学方法完成或是接近修练，但大部分人却并不适宜这样。心智没有受到开发因而灵性发育的人，如何凭借直觉去接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启示”？

但心学派的创始者们怀着不切实际的遐想，使得他们的后学不得不却流于作伪和卑鄙，他们的传道变成了假见证。因为当心学盛行之后，大部分学者明明没有天才也都趋之若鹜，其后果就是吹牛的流行、灵性的麻木。正如某种宗教的流行，利益勾结腐蚀了人性和信仰，职业化的结果使得神职人员们的传道变成了假见证。

我们不是唯心论者，在伦理学上尤其反对唯心论。我们反对那种主张“只须恢复与发扬理性或是信仰，便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吹牛专家。理性和信仰能决定一切？但却不能决定自己（而要加上外力如训练和“神恩”），这不是很荒唐吗！实际上，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是社会形态发展转向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其原因！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其实有赖于社会秩序的恢复（“衣食足而知荣辱”）──然后理性与信仰才有立足之地，不致流为笑谈；然后才可发挥巩固新秩序的“教化作用”。

此种意义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并非指强暴的秩序。强暴的秩序，是指少数人违背社会的涣散趋势而以强力来贯彻自己的集权意志。由于强暴者违背趋势，此秩序便与人心相悖，故事倍功半，难于持久。应当承认，掌管者涣散社会的人们，往往代表了腐朽的势力，其垂死挣扎也就被视为“强暴的秩序”；从长远看，这种“秩序”其实是“反秩序”；仿佛宣布死亡了的东西就是非法的东西。

027

社会秩序与个人理性（包括良善的信仰）是为表里的：社会秩序井然且顺乎自然人性，个人就可以着手恢复道德良知，而不致因此反而受到伤害；而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因此有待于新兴力量提供的秩序重建。由此循序渐进，从而达到更积极的良性循环。

在此关键时刻，心学派所说的“良知良能”（而不仅仅是所谓“反思”），可以触发这类良性循环。但这必须得到社会效果方面正反馈的持续支持，否则，一切“觉悟”、“倡议”、“良心发现”迟早付之东流，说教沦为骗子的勾当、神汉的道具，天才人物也不能力挽狂澜。

028

秩序的要素是宗教，秩序的基础则是教化。但不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教化，都不纯属心理范畴，而同时具有社会功能，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不断反馈实现的。如果只是单向地教化教化教化──那其实心学的勾当、神汉的道具罢了。

而外在的秩序（相应于内在的理性和信仰），又必与某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励相关，这等级制度不是强暴的、人为的，不是靠少数人的专政维持的，而是靠多数人的认可、服从，且积极投入、支持，才得以良性运转的。

029

一切兴盛的富于活力的社会，一切初起的潜力深厚的文明，其基础都是基于能力的自然等级制度，它容纳各种社会成员的工作和效忠；而一切衰落的社会，一切颓废的文明，都是由于能力等级的崩溃，社会因此腐败，然后某些人物起来，消灭腐败，恢复秩序，但这秩序已非“自然的能力秩序”，而是“社会的强暴秩序”了，这强暴力的“秩序”（其实是“反秩序”）的末流所产生的弊端，足以导致一个社会丧尽天良、趋于瓦解（无论其专政力量多么残暴和强大）。

是能力等级制度，造就自然的活力秩序，在更高意义上，作为宇宙意志的体现，它的最高表现是所谓“普遍的和谐”的理想。能力等级制度因此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础，且是灵性宗教和社会教化得以有效的持续性要素。而能力等级本身，则是按照个体的不同，予以区别待遇，在法律和习俗上以资奖励，才得以形成的。

这样的能力等级制度，通过其良性的社会反馈宣告了：因为人们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强求一样，无异杀人。其实一切生物也都如此。如强求众鸡一致的养鸡场，就是杀鸡的地方。因为养鸡场里的秩序不是能力等级的，而是人为的强暴的专政力量，因此是为杀鸡服务的，因此也是反自然的、泯灭良心的。

强暴的人为等级则是不按照能力原则来运行的，因而是反秩序的、反自然的，犹如“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反对别人，人人可以亵渎神圣”。它的强暴秩序下，掩盖着各种弊端，贪污、受贿、欺诈、狂傲、昏庸、下贱、腐化等等，使社会丧失生气，进而僵化，最后崩溃。这种无秩序，是社会总体毁灭的前兆；这种极端病态，往往为阴谋家所用，导演社会悲剧的扩大化。而这悲剧，正是能力等级的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的恶报。

030

人与人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当然对一个社会而言，不应使贫富悬殊，更不能使二者隔绝甚至对立。等级可以表现在社会职责上，但不表现在夸耀欺人上，以避免社会过早分裂。为富不仁，穷人当然日益仇恨富人；尽管，财富的差别是正常现象，但过分奢华和极端贫困，则是罪恶。而能力等级，正是要控制这类罪恶的蔓延。

由此可知，一个缺乏能力等级的社会，是不会有稳定秩序的；只会停滞、万马齐喑，因此不是秩序，只是死寂！而一个能力等级的社会，才可能导向正义。

031

正义是什么？

正义不是万事如意，不是人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正义是各本其分、各安其位。例如对先知而言，屈辱、痛苦的遭遇，是他的正义。对罪犯而言，苦刑亦是正义。对辛勤的白领蓝领而言，恰当的报酬即是正义。简言之，正义和秩序，是心与物的两面。正义因此是思想而并非现实，所以人类渴望多年但从未真正实现过（正义）──而较有正义的时代，被人称为黄金时代，令后人充满不尽的怀念，因为治理这时代的是一个能力等级的秩序，而不是强权等级的秩序，因而是“仁政”的。

032

被心与物的两面所支配的人，总是矛盾百出的，结果导致自己的支离破碎。人的一生，不但在环境的种种压迫缝隙里求生存，往往也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丛中（在自己纷纭缭乱的意念中）讨生活。所以，有时候一个“偶然的因素”或事件（就在人生的历程中起决定的影响，并且）比之“必然要素”──更富于启示性，更能“体现命运的精髓”。

这样的生命是被命运摆布的一叶孤帆！尽管努力保持自己的航向，却不会挑选最艰难最危险的航道走，因为这将使成功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这样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哪里，哪里。

这样的人是不由自主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早已在我们心中还原为初始的神话。而且，它还将伴随个人主义精神的历史性衰退，而发生世界性的破产。无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潮流，既使得现代社会取得了触目惊心的扩张，也使其日益沦入难以解脱的泥淖……兴于斯者必亡于斯──仿佛命运的精髓、历史的报应，在无数问题上向我们如是显示。

而“东方哲学”则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基础：宿命论。若无宿命论作为至高的安魂曲，谁愿意为了一些“空洞的观念”去压制甚或损伤感官的快乐和基于这种快乐的“理性判断”呢？

033

如果说，人在宿命的阴影下依然可以保留一线希望的话（仿佛一片黑暗中的属灵眼光），那么，我们现在希望梦幻盘踞的心灵，也可以让重负者好像在梦中遨游那样轻盈……这也就是创念的良辰！仿佛从无线电不期然传来一首心爱的乐曲，潜意识的浪潮也突然滚滚而出，充满陶醉！生活与梦想，合而为一！

意识和无意识的和谐无间──诚然不失为诱人的理想（称之为“理想”，实际指出其不可能）。然而，这种和谐无间，不可能以无止境让步而取得。恰恰相反，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是以无意识对意识的不断征讨和意识对无意识的不断伪装这样的双向运动，来构成的。现代人终于认识到无意识的大力，远远胜过人们一向自诩的意识。这不是说，意识鉴于自己的无力必须向无意识让步；相反，这表明意识必须不间断地向无意识进攻，以便达到妥协。

文明的发展，使得意识在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显赫，它占有、支配的活动范围不断增加。有人希望意识有一天会支配人的全部生活（哪怕在深深的梦中）──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那时，人们没有了梦想，没有爱情，只有功利的算计。……事实上，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意识无论怎样强大，始终不过是欲望的仆人；而欲望的势力即使日渐局促，依然不失为人体的主人。因为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说到底都是工具性的（为欲望服务）。意识统治一切？不。无非是提高了“意识为欲望服务的效率”罢了。

034

如此看来，意识与欲望的差异，颇似文明与生活的差异：

文明是不同于动物生活的部分，生活是类似于动物生活的部分；意识是不同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欲望是类似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文明是生活的结果，生活是文明的基点；意识是欲望的结果，欲望是意识的基点。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生活的期待不是生活，而是为了诞生新的文明；意识的目的也不仅是意识，更是新欲望的先导。这就是文明与生活的差异，也是意识与欲望的关系──唯心派忽视了人的矛盾？

第一卷第一章

*五、人类不是中心**

035

人类并不是生物界的“酋长”！不过是生物海洋的滔天浪涛的某个高潮罢了。人对生物世界完全不负责任的“征服”──完全是强权政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而根据人类迄今为止的表现，未来的生物世界是否继续由人来做主，是一个太大的未知数，尽管命运的安排早已注定了。人类历史的百万年，在整个生命史上不过是一个瞬间，而且这一时间序列还可能更为长久地延续下去……

而没有生物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的文明，人类及其文明，不可能脱离甚或“疏远”生物世界而存在；正如海浪的最高潮也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大海（即使连最阴暗的海沟）！即使高潮的文明已经形成，情况也还是这样。人类及其文明，只是生物世界序列的一个环节罢了──不论你给这个环节以何等的评价，反正它只是一个环节，它不能离开序列。相对文明而言，生物世界的伟大奇妙，迄今被知道得很少。但是它不仅是人类生存及文明的对象性资源，也是各种文明的内在性资源：人的种种神妙观念，脱离了生物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036

现代生态学，把一个我们在匆忙的现代化过程中忘得一干二净的事实，重新显示给我们。这个事实曾被许多古代宗教和哲学以各种形式反复描述过，只要人的良知末抿，他总会正视这个事实的：

人类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只能是心性的。如果生物界毁灭，人类会饿死；地球将变得不适于居住。人类也许根本就不能重新适应环境，就会灭种。

这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使我们认清：“生物界是一个不可能分割的整体”！这一事实，甚至连犹太这样自以为是的宗教，也都不得不承认。《旧约全书》七天创世的寓言说明生物界的状况与人类命运戚戚相关。

生物界又是什么呢？不过是地球序列的一个环节罢了。而且并非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生物界，地球还可以存在，虽然面日全非，但核心并无不同……然而，反过来却行不通：没有地球环境，生物不可能存在，没有生物的世界，人类则将乌有……

地球又是什么？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环节罢了。太阳又是银河系的一个环节。银河系又是大星系的一个环节……一切都是更大实体或更大运动的一个环节？一粒微尘？

据此，可以认定，如果人只想为自己而活，并仅仅以自己为目的──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如果对此一意孤行，将会由于违反生命的宿命，反而使得生命充满痛苦的。不独个人如此，作为类的人也是这样。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为人谋幸福”的一个过程，则其结果只会使人感到迷惘！相反，我们只有把人类历史看作生物史、地球史甚至星系史……的一个环节、片断、微尘，才能得出首尾一贯的安慰人的结论。尽管这结论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许诺、幸福的幻觉；但可以使人免除面对无底洞般的恐惧感。

037

人类的历史，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人，甚至作为人类的天才，你不妨认为，人类历史最高度地体现了宇宙史的精髓？天才，则是这金字塔尖的最后一方石？我们无妨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何必本末倒置，像犹太教的传统，自以为是这一切的主宰和受福者……因为越是“高级”的东西，就越是“末端”与支流；而不是相反。

让我们重新学习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吧！我们并不需要高举自我，才能找到幸福。──让我们使自爱，成为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的一种体现、一种延伸；而“爱他”则是“自爱”的更高更纯净的体现。

最理解自己、最珍视自己生命的人，也必然最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没有受过虐待的生灵，或是成功克服了这类虐待的超神者，才能成为生物界的爱的使者？“泛爱众生”，成为他的高贵性的明证，他是“宇宙的最高精神状态”。

让我们更协调地和生物界共存吧！这样，科学的发展就不再使我们贱视生命，反会使我们更加感到宇宙的伟大神秘，高不可及！因为我们看见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属性、一切片断──都只是不能自我约束的傀儡。但一切傀儡，无论在旁观者看来多么可笑滑稽，其本身在神气活现地表演时，总会多少有一点“自由感”与“自主意识”的──这就是猥琐者所谓的“主体性”？！

否则历史哪有如此有声有色、充满“感人”（其实只是感动了别的一些傀儡）的意味？难怪“学习更谐调地与生物界共存”甚至“与超越生物界理想的宇宙形态相调和”，成为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它仿佛揭示了：人的意义无非在于，为更高超的生命形态，提供一个阶梯。

对此，现代科学向我们指出两种可能的道路：

A，通过定向的遗传工程，逐步达到；

B，通过一种非生命、复杂的拟人机械。

但生态学则给我们另一种启示：生物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按照人类的意愿来任意宰割而无副作用，更不可能被人随意割弃。如果人们执意违反自然平衡，一意孤行如此，那么他们将惊诧地发觉，在这种愚妄的目的实现之前，自己的生存却受到致命威胁。而简单的悔过，可能已经无法挽回灭顶之灾。生物界这个大系统，是会报复的！

这正如任何道学家与乌托邦梦幻者必定耍失望；如果他们的愿望仅仅是在历史上留下足迹，并不难遂愿；如果他们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宰割与割弃的有机体，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不论被评价为“善”、“恶”、“卑鄙”、“高贵”──其实缺一不可，都对构成整体生活这一首要课题，起决定作用。任何人如果执迷于“实现乌托邦”、以强化道德戒律的方式宰割其他人的生活，同样会在未达目的时，就瓦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历史上不乏此类“志士”──残暴的独裁者，他们达不到自己的伟大纯洁的目的，但通过此类净化的努力，已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灾难的影响！

038

梦幻、乌托邦的实际功能，即在于此，而不在于“真的实现了乌托邦”。所以天才人物“改造人类”的努力，与人类改造动物、生物的努力一样，最后达到的只能是“始料不及”的后果，结果是使笃信他们并奉这些幽灵如神明的追随者们，深感愕然！错不在天才，而在追随者的盲从！阴错阳差里，暗寓神奇，激励人的“能动”，来实现巧夺天工的定数。这样的人力岂不也是更高的自然！这样的人力，其实是自然力的分化。

天才人物对人类的“改造”、人类对生物界的“主宰”，也是“自然自身演变的力量”。天才的自由意志怎么可以随便塑造的人类命运呢？天才的愿望及观念，可算宇宙自身的运动，尽管并不是物质化的那一部分（他们是“物质世界的晨光曲”）。

如此灵性的人，当然不同于求食的人──

灵性的人的意识，一旦从贪食求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开始被类似冲浪感的创造冲动所支配。

“灵”的意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

不但验之于个人如此；即使验之于其他类人，也莫非如此。多数类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于暗淡的生命地狱而永无超生之望，就是因为无力摆脱贪食、求偶的枷锁。任何类人，只要一旦摆脱了这一枷锁，立即开始一种个人的生活，这就是黄庭坚所说“士可百为，唯不可俗”的真义所在！“不俗”，就是摆脱了这一枷锁；而当代特别流行的“媚俗”，就是为了贪食、求偶而不择手段的大众趣味。

故，论人是否“俗”只有看他是否与贪食、求偶的大众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

就在此时，小孤山的奇影，映入天才的眼帘……奇峰孤独地耸矗，宛如一个孤傲而不知屈服的怪桀！

让我们永远记住你的影子，那与你相对的彭泽！以及你们在这深刻的对比中，所播扬的风度！

039

“地球已老了！山陵已经开始夷平，平原愈来愈大地蔓延扩张……总有一天，地球一片平川，有险峻，没有沟壑，只有令人生厌的平平坦坦！

当汽车沿着黄山崎岖的公路奔驰时，我们四周的景象是：循环中有新颖，新颖中有循环！是的，地球进入同一地质与同一气候的历史周期，已经过于持久。从这意义说，地球确实老了。一个新的地质及气候周期将来临，不但深刻改革地壳，也在根本上改革地球的一切附庸。对于地球而言，高山深海、江河裂壑，才是常态。如平原，反而是变态。为什么？因为平原的形成只有两种可能：

A，江河雨水的冲积；

B，人工的改造。

它的“变态”在于，这不是自然的真面！而且，这只是在间歇中。这种改变，终将被革命性的沧桑剧变，取而代之。

人类是什么？不过是在两个地质周期及气候革命的夹缝间，偶然发生的生命现象罢了。人的文明，也无一不与地质及气候的巨变息息相关；人的文明，与其说是这过程的“主人”，甚至如普鲁士人与波兰人混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地球的主人”，毋宁说是这一过程的“产品”。

可怜的人类，不过是在大自然的缝隙中，辛勤求食的两脚动物、贪得无厌的无毛野兽。而有些人种，却自诩为“金发碧眼的野兽”，就是《明史》所谓的“红毛番”。如果一个新的地质或气候的剧变来临，这种旧时代的宠物即使凶恶，又将何以应之？西方的没落。哀哉！过时的人类，恐龙先生在新的末日的代表，还能自高自大？！

040

人们都说“中国人惰性十足”，然而，我看到一种并不很遥远的恐怖：有一天，中国人的惰性，一旦消失甚至减弱，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全世界很可能被某种巨大的震撼所席卷！我们当然不在这震惊的行列之中。这不仅是因为，那还很遥远，而且由于预见，我们已经不会诧异了。千年的惰性所郁积的能量，将是可怕的。但愿上帝的儿子起来，善自利用这一力量，来实现千年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上天对中国的重新起用！

041

谁说“有钱可以办到一切”？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办到一切！谁说强健的体魄能办到一切？有不怕痛苦，爱痛苦如爱幸福的体魄，才能克敌制胜、荣任一切磨难！痛苦因此感泣神鬼。──痛苦至高无上，他说：“不要比收获，不要比人家都追求的东西；而要比牺牲，要比大家都逃避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少，而弥足珍贵。”痛苦，只有痛苦，不仅能赢得生活，同样也能换得幸福！低潮，只有低潮，不仅能破除纪录，同样也能赢得高潮。

没有痛苦，哪有人生？因为人生乃是：宇宙间最深刻、最不屈不挠的反压制力……没有痛苦，哪有幸福？因为幸福乃是：对压力的解除……没有失望，哪有希望？哪有音乐？哪有艺术？因为艺术乃是反压制的活动……没有痛苦，哪有理想？因为所谓理想，正是敷在血淋淋伤口上的止痛膏！

痛苦是生命的第一属性，它伴随婴儿的呱呱坠地而开始。作为能感知、有记忆尤其是有丰富的想象力的生命的第一属性，痛苦，乃是人生的轴心，人生的一切活动，一切抑扬顿挫：都围绕痛苦而旋转，都为躲避痛苦而旋转。

042

可怜的人们，自以为逃避痛苦，追逐幸福：其实只不过围绕着这个永恒的轴心，做万古如一、不断重复的单调舞……直到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坟墓。所以，与其逃避那逃避不了的痛苦，何如迎接那逃避不了的痛苦，并以最虔诚的感情竭诚以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痛苦正如王师，是意义的体现者。

痛苦中有大镇定，痛苦中有大知足，痛苦中有大思想，痛苦中有大解脱、大超越──痛苦是沃壤，痛苦的间歇是乐土，是以创造之子也热爱痛苦：他把流血牺牲，当作补药，当作人生最高的享受。

043

逃避痛苦？

只要当权者稍带怜惜地斜膘他一眼──他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每个人都有一段“浪漫史”。那浪漫史又是什么东西？“艺术的真实”──就是使人上当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就是使人迷醉的真实。至于“宗教的真实”以及诸如此类的“升华”──那是社会心理大医师（其实是“巫师”）们对畜群肆行心理治疗的真实。真实从来就不是唯一的。人与动物的真实就不一样。不同的动物之间的真实也不一样。庄子，他十分优美的故事中，对这一点早已做了十分精辟的表述。

044

艺术时代的灵魂人物独立不倚、狂傲不羁。他们，不接受世俗权力的约束。政治的、习惯的、德行的甚至宗教的规范，对他们算得了什么？痛苦是他们自己的天地，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是在生活圈子中！他们不是“毛”，不假外求，所以无须依附他人的狗皮以行事。他们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青春偶像；甚至在无形中，也给予某种艺术化了的权力形态以有力指导，甚至“支配”。他们自相磋磨、互相砥砺──构成无形的但富于活性的“团体”。“许多精神”就从“这些团体”中流荡而出……最终，“艺术形态的创造之子”──就从他们中间跳荡而出，并以梦一般的魔力，鼓起举世的震撼和奔驰天庭的冲力……

045

无论什么宗教、信仰、哲学、学说、主义、理论……其实都是一个更广袤运动的道具，归根结蒂还是从属性的东西。只是对常人的心智而言，那根本性的东西过于荫蔽（也可能是过于公开）了，因而不得不通过这种“间接战略”去实现认识的过程……

046

只有不怕谴责的无赖──才是好的无赖！他决不逃避痛苦。这就是痛苦的智慧！自以为是的智人发问道：人和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应该告诉他们：人与猪的不同，在于人比猪更接近人们常常用来形容猪的那些特性；在于人比猪更善于实现自己猪一样的欲望；在于人比猪有着更强韧的生命力或叫“动物性”！

047

记忆，这是创造的大敌。记忆的负担越重，人就越难以向前迈进。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这样。记忆，这是文化世界和历史世界的“遗传性”，它压制有益的“变异性”──而对文化和历史的世界而言──变异性（比对生物界）甚至更加难能可贵！这智慧带来的痛苦。

048

“最富于诗意的”，往往不是“最好的”；更不是“最有价值的”或“最高贵的”。这些本是不同领域的桂冠，不属一个世界，更不可能同属一个人！……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它们分属不同的命运管辖。

049

勇于承认自己否定的东西；也敢于审判自己尊崇的东西；甚至乐于嘲笑、揶揄它们：这唯有具备创造之子般的智慧的人，才能够。这，也是命运功德无量的动人流露。在创造之子的思想里，闪动着最优美的“舞姿”……这是湿婆之舞，梵天之舞，毗湿纽之舞……“自相矛盾”的绝伦之舞？它创造、它保护、它破坏：它一切都干……他干出了一切。在这里也不仅仅在这里，“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都是可能的。因为上面引号里所引的“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实有”或“现实关系”──这两个东西（绝对自由与强权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只有朝向不同方向的差别，自由是就尚未达到者的权力而言；权力是就业已到达者的自由而言……

不明此理的“自由派”终将得不到自由；正如不明此理的“权欲狂”终将得不到权力。

第一卷第一章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050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胜利者”！

怀孕是一个胜利。诞生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成长是一个胜利。长成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胜利”固然不失为胜利，“失败”也不失为胜利。若无某种程度的前此胜利，根本就谈不上有所“失败”。你若没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争取，“失败”又从何谈起呢？然而，崇拜胜利者，并不等于崇拜每个活着的人。胜利者之上还有胜利者，正如强中还有强中手……正如山外有山、楼上有楼。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人杰”；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胜利者的源泉和护符。

怀疑胜利者的人们，像病人对风流女子的奇妙吸引力那样──吸引多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众，吸引多少心地狂妄和想入非非的大众情人。战国时代，是“迷信”最少的时代。因为处在此刻的人们，最讲求效率，以在紧迫的战斗中，击败对手，把那些不利于发挥自己优势与力量的神秘情绪，彻底扫光。

051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有两种文化并行，流行性文化和暗流性文化。流行性文化的主要用途，在娱乐时人。或为官僚主义的，或为商业主义的……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色彩各异──但总是向大多数人的情趣献媚，来交换自己的影响力。而大多数人的情趣，不论处在哪种社会的框架里和哪种文化的光环中，其性质都相去不远。例如，各民族的习惯虽然差别，但人性却是共通的；所以流行性文化，尽管形色上不同、味道上差别，其“水向下流”的趋向，却极类似。

暗流性的文化，则更多从文化的积层本身发展而来。这种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虽然也受当代重大事务的直接刺激；但它的蕴含，却来自几千年文化所固有的内驱力和重大母题。文化有机体，也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其自身的内驱力，且受内部压力、内在欲望的驱遣，并在这驱遣中完成它的宿命行程。

这类暗流性的文化，并不著称当世。因其所能赐与同时代的快乐，比流行性文化要少。相反，它们往往还缺乏流行性文化的那种“轻松的情趣”和“快乐的刺激”。暗流性的文化，不是迎合，而是忤逆大众的爱好；且正是在这忤逆中，引导着未来世界的趋向……

052

人本来就是惰性十足的：愈趋向什么就愈容易趋向什么。于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于是，“马太效应”等等，不论是趋向或是善还是恶，是功还是罪，都证明了人的惰性。超人不可能变为凡人？这是否也说明超人也受这一生物规则的支配？但我们的善恶功过观念，毕竟与世俗大相径庭！我们所说的恶，是劣败；善，就是优胜；罪，即逆天命；功，即顺天命。

而世俗所谓善恶功过，本是割裂客体以为自身的利益计，以为自欺欺人、互相蒙骗的把戏？上述所说的“惰性”，并非懒惰、消极，而是接近于力学上的“惯性”：没有一种强大外力的推动，已经落实在生物身上的惯性，是不会自动改辕易辙的。为了能毫无遗憾地死去，必须创造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必须接受一个心理上的归宿。

这是人生的“心安理得术”。一切创造者，都是此等意义的艺术家。

053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54

在一个更新的阶段上，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霸道为体、王道为用？这里的体用，有别于一般的体用吗？一般情况，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却是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

革命者的目标在于王道的实现──德音的普及、礼乐的成就，也就是同化力量的扩张、被同化者作为“奉献牺牲”……这是表，十足的王道。但王道社会的建立，却需要排除不义（不义，即被同化者之的拒绝奉献、拒绝被牺牲），这时就不得不仰仗霸道了。霸道是一种生存能力，但仅有霸道的人却不堪称王，不论他技能多么优越，都无法征服不义，达到“霸”的成效。在这意义上，征服“不义”和征服“不廷”，是一个意思。但一个真正的王者，毕竟不是为了征服而战斗的，也不会沉溺于霸道而流连忘返。他采行霸道，是作为手段来作成王道的冠冕。

055

精神附庸的层次：征服不义，须有仁的引力。

乐观主义者之乐观，是由于不明白人生的底蕴。

悲观主义者之悲观，是因为对人生有过多的奢望。

悲观的乐天者，是爱好悲剧的幸运儿。

乐观的悲天者，是聊以自慰的潦倒客。

056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天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天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天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天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天使和神汉、神棍，没有多少瓜葛。天使为上天服务，神棍为人民服务。

057

世人总喜欢用善恶来匡定人们的行为，结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分为善恶两造。然而，这是一时的价值标准。神的使者懂得神意，永远朝向终极的善；他懂得历史，世人的价值标准因而对他无用：世人确立价值标准，是为保持社会的和平；而天使的价值标准，则是为了打破社会的和平，打破“阴”的局面，开始新一轮的向善的运动。对天使而言，善是绝对的、永恒的，恶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关“恶”的一切，可以在无穷的易化、神意的广大中，化为虚无。所以，对天使而言，善恶永远是模糊的。他尽管“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但却不象罪犯那样作恶多端，又非议善。他确乎超越善恶，善恶观念对他而言，已是镣铸；尽管对世人那是规矩、是楷模。

他的至善，就是用刀插入历史的脊背，把人类推向百炼成钢甚至万劫不复的向善运动！

058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059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60

“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里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那普鲁士人与波兰人后代所婚配的产儿、牧师之子哲学家尼采，评论“小民”与“强有力者”的关系时，发出的论断。这个论断同样可以比喻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主观之神（百神）的灾难，除了在客观之神（命运）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感情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任何伟人的想象，正像小民的苦难一样，只是个别的、贫乏的、自生自灭的、没有宇宙意义的；而“客观的神的存在”却像君临万众小民面前的伟大天才一样，是普遍的而浑然一体的！万众小民无法设想伟人天才的感同身受；伟大天才也无法设想客观的神的完美善良，超然和谐。

这就是我们有关“阶段性的胜利者”和“痛苦意识”之思索；也是对客观神意的可能领略与实践？

第一卷第一章

*七、客观的神**

061

是“客观的神”产生了世界和万物。而“神的造物”即我们所说的“现象世界”之间，虽然存在貌似的因果关系，但其实宇宙间的总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神”。一切“神的造物”即现象都是神迹与神的果；神的任何造物，都不能成为神的其他造物的原因，虽然常在现象上有联带关系或伴生性。

当人们说X是Y之因时，我们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X并不能构成Y的真正成因；因为构成Y的，除了X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复杂是难能一一探清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还可以发现，即使这些构成因素、“原因”都探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X＋（X＋X）……＝Y的时候，又会很快发现：这些X的总和，又必然各另有一个“原因”或一系列构成因素，而这些“原因”又各自有其“原因”及“原因”的“原因”……

当人们说父是子之因时，我们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父并不能构成子的真正成因；因为构成子的，除了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复杂是难能一一探清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还可以发现，即使这些构成因素、“原因”都探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父＋（父＋父）……＝子的时候，又会很快发现：这些父的总和，又必然各另有一个“原因”或一系列构成因素，而这些“原因”又各自有其“原因”及“原因”的“原因”……

徒劳心力半天，最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弄清这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弄清那最后的、亦即最初的原因，我们根本不能谈论任何“原因”，我们以前谈论的那些所谓“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原因，只是“一条无限长的因果之链中间的一个小小环节”，而这条无限长的因果链之所以无限，就在于人们永远也无法（即至今无法并毫无希望有法）认识它有多么长、它的源头（原因）是多么复杂，它的末稍（结果）又是多么紊乱……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忘记：这些网状的链子是如此紊乱（至少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地交织一起，常常使得最高明的理性能力（理性因此只能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因此无法认识客观的命运）都陷入困境，无法清理。正是从此，人才获得了神秘的命运观念──“命运就是那错综复杂的链条交织而成的永恒秘密！”

062

我们既然无法清理因果之链（最多只能惟断它的存在，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承认神是万种造物之共因，神与神的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因果关系），只能对它们的源头望洋兴叹，更对它们的末稍感到不解──这就是人生，就是人的处境，除此谁还能妄谈什么因果关系呢？

有人可能对这种“不尊重生活的态度”感到愤怒？因为“因果关系”不仅是理性的错觉，也是生活的强力工具。它教人有所趋避，还解释所以要趋避的理由、“原因”：人们常将理由与原因混为一谈，由于“因果关系”这种可资利用的价值，才使这种错误持久占有多数人的心灵，并厉兵秣马，四处扩张。他们不仅逼迫我们承认生活的绝对性，还要我们承认宇宙是为了人的苟活而存在的，他们一心一意从自我中心的角度解释宇宙，并把这种解释奉为“客观真理”。解释的牢不可破，生活才能成为牢不可破的。这就是“真理”，而且是“客观的”，尽管是臆造的。但他们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因为一旦承认就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好像尊重生活，其实只是尊重自己的心安理得；他们仿佛尊重常识，其实只是尊重社会的顽冥不化。

那么，当我们说只有神与造物的关系，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时，是将之作为一种真理呢还是作为一个假设？

从实验的角度视之，这当是一种假设；从启示的角度视之，这就成为真理。它之所以真，就在于不这样便解释不了世界！而这样解释，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活下去，而且还能使我们活得富有意义（这是因果观念的错觉做不到的）──超越生活的羁绊，升华、接近神、与神合一，从而避免支离，获得不朽。

如果不这样认识世界，我们要么认为“无因果关系”，从而使宇宙进入无序状态；要么乖乖向物质的刻板规则、生活的必然规律降伏：两种情况，都会使人沦为一团物质……要避免无意义状态──精神的无政府状态──只有接受神，或者，归入原始物质……

063

这样看来，所谓宗教，其实不是由知识诞生的，而是由选择诞生的。知识之殿仿佛子宫，而选择才是使子宫充实并获得生命的那个契机。知识能使宗教得到发育、完善与修正，从而拥有生命之形骸；但那宗教的本质，却是本能、意志、呼召、顺服的产儿。

这正如，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也不是知识的结果（因为知识越多越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而是选择的结果，它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意志基础”上：人人（即类人之间）共同爱神，即人人爱自己的及他人的共同本原，从而人人感到别人也与自己一样，是神的亲属，……除此之外，一切关于通向普遍之爱的途径，都是知识的因而是空洞的与不切实际的。

在“选择”的意义上，人类对共同本原的认识（达不到对本原的完全洞悉，而仅仅是尊重与爱戴本原），也许还需要千百万年的世界性苦难，为其前锋。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放弃哲学的怀疑，并视之为世纪的病态。

064

须知：哲学上的怀疑，不是从逻辑上的推理发生的；尽管它经常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哲学上的怀疑，更经常是通过哲学上的“证伪”来实现的，当生活和哲学原理产生冲突，当现成的哲学图解不再能解释生活的谜语：旧的哲学即将死亡，新的哲学即将诞生；“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的谶纬口号）。

065

人们用什么来证实哲学之伪？用体验，用事实，用一切使人欢笑或令人哭泣的东西（当怀疑被证明的时候）。例如，面对生命的幸福与意义，兴起了最表层的怀疑，并形成了几乎每个活着的人都加以关切的问题。人在此创造了各种以个人体验（有人将此误解说成“经验”，其实，经验多是共同的，体验多是独特的）和个性原则（个性原则的差异造成了体验不同于经验）为核心的人生哲学。

可以说，诸种哲学反思的重心，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对“生命”的关注上。热爱生命、力图挣扎──这是各种互不协调的、甚至竞相对峙的哲学，所共同拥有的原始出发点。这个“反思”是奉人的生存需要，为价值坐标系的中心。因此，你翻一翻历史的书籍，它用不同的文字（象形的、表音的、会意的……）写在不同的质地上（从石质与泥版的、直到金属与帛纸的），表达的方式各异，但关注的内容却是同一的。即使连《圣经》这部号称来自神的启示，叙述的竟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尽管，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与雅利安式的畜道轮回思想，大大相异的。

066

千百年来，鼓励人们从一个反思走向另一个反思的，大约有三层疑问：

A，生命的起源与毁灭。这在原始宗教神话中就开始了。终于，人类创造了各种以“道”“命运”与“逻各斯”观念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

B，关于生命的成长与安全。这在古代部落制度中，就显露端倪了。不久，人类创造了各种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哲学。

C，关于生命的去向与归宿。这在各种“高级宗教”中得到比较充分的探索和猜测。渐渐地，人类开始进入“以痛苦抑制痛苦”的阶段：惩罚的地狱被发明出来。

人的理性最终无法面对：一个好端端的人及其“高贵的”、“审判一切的理性”，为什么会突然死了？一个逻辑存在（道──逻各斯──命运），为什么会突然不存在了？难道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完全没有界域吗？……这里面有待思考的问题其实是思考不出固定结果的！而当某种暂且固定的结论（定论）重新确立之前，怀疑的迷雾早已侵吞了人们的心灵。所以人心就在定论的愚昧与怀疑的惶惑之间摇摆（怀疑因此也许并不都是有害的）。

看看历史，便不难明了，任何一种精神的革新运动，都是从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开始起步的。怀疑是动态的、不稳定的；但其实它在内心深处却总是不自觉地向往某个归宿、某个新的结论──尽管那又是再度静态的，且常被设想为相对固定甚至一成不变的。

067

怀疑论者其实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客观的命运！怀疑论者所拥有的证据，只能摧毁主观的命运。

068

在这样的怀疑论看来，一个人的死，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一个人的死亡，它会顽强地保留在其他人的心灵中！所以杀人犯最怕的就是“死者阴魂不散”，甚至普通的活人也经常受到死者的扭曲。一个人的死，也不是那么断然的，死亡仿佛会绵延下去，通过各种无孔不入的毛细血管，去改变历史。梵高和尼采为什么特别打动人心？因为他们死得太惨了！如果死亡的渠道被鼓胀得太厉害，就足以形成某种冲击历史的潮流：哲学上的怀疑，也正是这种潮流的一端。

例如，从“客观的命运可能是存在的”这一背景来看人生的奥秘：

A，当巨大的创伤开始时，人必定是麻木的或半麻木的（经验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这是“生理与心理上的自我防卫机制在起作用”呢！否则，人便会因为极度的痛苦而衰竭。这时，人凭着“习惯的力量”坚持着。

B，但当创口稳定下来并开始痊愈时，剧烈的痛感却降临了。这同样是防卫机制在起作用，以便使人重视创伤，促其康复。

C，而当创伤已然愈合，并成为“过去”时，痛感却并不随之消失。“隐隐作痛”甚至会从身体上以致心理上折磨一个“久已康复”的受害者，更不用说在“精神性”上，这种“痛苦的记忆”就将更为持久了。这同样是防卫机制在起作用，为的是让你“活着，并记住”。

D，在这样“完美的复原机制”面前，人凭借自己所能做出的额外调整，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第一卷第一章

*八、公理与启示**

069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070

原先，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可能是些超乎庸众的天才人物，所以，他们所讲述的个性与自我，不可能是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因为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只能是天才与庸众的平均数），而是他们的超乎庸众的个性与自我。结果他们发扬个性、扩充自我的普遍号召，导致了名实不符的：他们这些聪明人难道理解不了，许多“未经发扬的个性”、“发育不全的自我”，即使是走到其潜力的尽头，也不可能再发展一步以达到天才的边缘，以理解天才世界的皮毛？世界的秩序原是这样等差安排的，但鼓吹个性与自我的宣传家们却公然无视之。

这就是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所面临的陷阱。如果不能理解生命的差别为何物，如何振振有词地谈论它！

071

个性、自我，并非最高的判官（伪判教者），亦非根本的归宿：个性及自我，不是自为而是被造的，最多只是被造之物的表现。

个性、自我之真价值，在于体现了自然的差别性。否则，个性与个性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无从呈现如此巨大的不等呢？这正说明，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力度，体现了天道的特性。正如一出戏里须有各种角色，才能从不同方向促成剧情的交织发展，各种角色的价值，终于殊途同归。

梦与醒觉的区别，也是如此。梦可以促进醒觉，醒觉也可以深化梦。

这样，“梦”成为生物界的最高象征之一，也洞然开启为艺术的不朽源泉……

在梦中，可有许多新的生命，突然涌现，仿佛诞生。生命体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自由结合；生命体的各种要素可在梦中自由同化；生命体的各器官可在梦中随意组织。好像是在说，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神怪们（异象），也是先在天才人物的梦中出现，而后才成为群众宗教的崇拜对象的。

这种自由拼接，体现了生命的最高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如，人或是神），意欲创造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神或是人）──如神话与宗教一再重复的……（或兽、虫、菌类等等）──如现代生物遗传工程正在试图做的……的最早尝试与最美建树。

072

艺术是梦境的外化？梦境是生命的表现？不同的生命形式有其特殊的梦境，不同的梦境都有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所以，人格特立的艺术家，并没有共同的表现形式。

“梦”──因此成为“上天给予的艺术”，也有人把梦占看作上天的启示。梦境因此是人渴求而不可得，欲避而不能免的。

古人相信“梦兆”，良有以也。在梦中，有不同凡响的创造，这是人们在“清醒时”无法达到的。当然，单纯的梦境往往无法“完成”这类创造，也就是难以按照现世的规则和需要加以编排组合；所以才有了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科学。但无可否认，许多创造的契机，是在神秘梦中埋下的。“梦的内容”可能已被“遗忘”了。

可是，“梦”还是改变了生命，并以一种奇特而难以明了的过程，激起持久而剧烈艺术灵感──神奇怪诞的“拼凑”、不可思议的“嫁接”，惊人魂魄的“混合”……──可笑！这些贫乏而干枯的词语，怎能再现梦境的丰富情状于万一！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却令人陶醉。”──也就是说，好梦只能给苏醒后的人带来“得不到”或者“失去”的伤感，恶梦却能令人生起一种快感，一种终于避祸的“庆幸感”，一种类似看过悲剧后的轻松感。

《南华真经》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正是对人奇特的心理转换过程的良好表述。

一个梦，一个大梦，一个破碎了的梦，一个不断“物化”着的梦，一个不断挣扎、不断变形的梦──这就是上帝之子……这就是创造之子的临在人间？

073

那么梦与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者而言，怎样破除“死”这毒刺的威胁？

对寻求荣华富贵等尘世欲望之满足的众人，生活可以是麻木的、顺从习惯的、因而是机械的──他们并不会因此切感死亡毒刺的威胁。甚至许多现世的杰出奋斗者也多属此类。然而，对帝乡（彼岸、乐土、天国等等）怀有深切向往的心灵，却将众人称颂的此岸看得轻轻，仅仅因为这经验中的东西已经不足为奇。

他们寄希望于自己不知道的世界，所以愿意相信个体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端，否则，这世界的无聊就是生命的全部领域？不堪设想！对此世的倦怠，只有用超验的信仰来克服！而信仰者，又怎能不鄙弃此世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思不能忍受“规划好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是真实的甚至是肉体复活的，就好像但丁的《神曲》描写过的那样。

死亡的威胁，说到底是基于对此世生活的依依不舍，就好像要和一所住惯了的房子永别那样，“纵有千种风情，更待与何人说！”──也是那样依依不舍？

但这只是“感情”，是只对具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而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意义，消极而无法医治，积极而无从生长。

074

最切感死亡痛苦的，曾是留恋生活的人！这些智者仿佛具有穿透生活的眼光，他们的代表是庄子，释迦；对于他们来说，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而物理上的此世，也不真实。所以他们寄情于心理革命，造就僧侣的迷幻世界。如，真实的永生，并不是肉体生命无聊而平凡的延续；真实的永生，是将一己融于超然神示。过去的人们，把永生幻想为肉体的复活（如古代埃及人和某些基督徒）；更为高级的，把永生幻想成自我精神的孤独永存（“灵魂不灭”）或“活在人民心中”（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职丹心照汗青”）。

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实的永生，也许还是囿于一己的幻想，尽管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从一己变成了类人──人民……但这“人民”是渺茫的，“类人”只是在某些具有超然想象的个体的心中活着！“活在人民心中”，说到底还不是一种新的灵魂不灭的想象：这些狭隘的永生观念是无益的，反倒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仿佛说它不是出于知足的爱，不是出于对神恩的感念，不是设身处地的义举──而是希图获得加倍的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无限的幸福？──这是什么？这仿佛超级的罪恶。

这实际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要善于伪装，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075

是神的道路，使我们降生世界？只要真的体认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就可以成为完人？

用知足的、感恩的、设身处地的爱来回报世界，茫茫众生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日臻一日于光明世界。那儿完美、和谐、幸福。在那儿，痛苦经过知足、感恩、设身处地的涤除，成为献给上天的最好祭品。这就是“无罪的羔羊”。

正像神的道路所启示的春天那样美丽。无需等到此世结束而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无罪的羔羊能在此世实现比众人幻想的天国更加美丽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关怀弱者和不幸的人，实际上具有和观赏悲剧一样的灵魂疗效！因为它通过更惨的经历，净化了你心中的不满足！这就是“慈善活动”的不慈善内情，这是真实无幻的──它的实现，并不期待超然命运的额外恩典，而是早已授予我们在万恶的天性中了。驱除人间罪恶，光复宇宙正道，竟要期待这样的一闪念？

076

客观的神恩久已降下，是我们的不满毒化了他，使这光明世界原本的完美、和谐、幸福，未能实现，反成为科学家们的笑柄。

呜呼！天国就在我们的手边，可是我们却不能得到。这天国，得来甚不费力，只要知足，只要感恩，只要设身处地，心里必定得平安。当爱充满，洁净即实现。

077

痛苦常有，即使在光明里也免不了痛苦！但借着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就能以“爱心”与“和谐”而克服它。这就是“爱”的止痛功能，这就是“和谐”的医药性。痛苦常有，只有神的道路在激励人，永远奋斗，日臻完善。“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当然，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得救，所有的得救只有在死后也就是在人们无从感知的地方，才有希望兑现。即便乌托邦是现世的，也要在千年之后至少也要百年之后再兑现，否则就将被无情地证伪。所以说，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一番意义：它不使人畏惧，而使人欣喜。

078

真实永生的意义：一个人虽然死亡，可是由于他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把生命看作一个意外的收获，把死亡看作是意外收获的证明。结果，他不是“死灭”了，而是“将一己融合于神的道路”。这听起来令人振奋多了。由此看来，一个生物的自身反应，才是“决定一切”的。这和动物主义者所谓的心理原则一样──相似的境遇在不同个体，结出不同的果；不同的境遇却可在不同个体，得出相似的结果。这全视那位个体对境遇的反应，这种反应，事实证明，才真正决定下一步命运。所以人们说，“一个人的遭遇加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于是，“命运”是比“遭遇”更深刻的遭遇。这正如所谓“痛苦”、“幸福”等感觉，以主观感受为转移。对敏感的人，痛苦不堪，幸福也不堪。但事实上，带给他痛苦及幸福的那个事物本身，与带给他人的，并不相同。

079

伟大天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的遭遇异常特殊，而在于他的反应与人不同，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命运”。伟大的命运，渊源于奇特的反应。此之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所谓“苦”，却是依据不同的人而有不同感受，决难从外观以放四海而皆准的反，去衡量。所以在他者看来极为顺利的人，自己内心却吃尽苦头，结果也就可能和吃尽苦头的他人一样，获得真正的考验。

所谓“小我”，称为“生存欲望”，所谓“大我”，称为“升华倾向”。小我的规范是“情绪”，大我的规范是“理性”。有人号召他人“斗私批修”，仿佛听命者必须打破自己的小我才能确立发令者的大我，于是这二者似乎是对立的。发令“斗私批修”者差矣。须知，小我是大我的基础，如感情是理性基础；若非人人都有小我（即“私”、“修”），生命早已完结（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打破听命者的私、修之后，听命者已经被迫沦为发令者的家奴。难道权力可以使得发令者达到神明之境甚至超神状态吗？抑或权力只不过使发令者养成最大的自私与最大的淫恶？

080

天才不满人的卑下生存，必推动小我的质变；小我并不自我毁灭，而是攻入大我。没有小我，谁能在这充满危险的世上生存？又何超越之有？

现代生物学的巨大进展，已摧毁了二十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是十九世纪了）的藩篱。现在，二十世纪（更不用说十九世纪了）哲学的社会桎梏已经被证伪。这些过往的哲学起过作用，但需要指出，时至今日依然被这些哲学阴魂所缚，或被这些灵魂的梦魇压服，将无异于僵死。社会生物学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催生新哲学的契机。

081

就公理的意义说，“正反理性”似乎是值得留意的孪生现象。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其实只是假象。真相只是──反理性主义的内容常常由理性主义的外衣来包装；反理性主义的外衣常常被目为“理屈词穷”的同义词。而信仰者的学说是：“由反对旧的理性主义出发，以达到新的理性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发展，轮转在“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之间，而生命哲学其实是某种反理性主义──在这永不消沉的一张一弛中，不断流传易形，不停日新其德。

从文献的观点看，理性主义较之哲学，更多思辨的建设性；但也许生命哲学倒比理性主义更接近宇宙的真实？因为极度的建设性，难免导向精神的僵化与窒息；而极度的真实性，又纵容虚无与混乱。所以健康的生存，要求在这二者之间求取平衡。

理性主义会陈旧，所以需要生命哲学刷新它。生命比理性更真实，尤其当他相对超脱动物生活的时候。

通过人的生理演化，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无法通过生理演化自动达到理性的生活，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理性的约束或是命运的怜悯（或干脆是现今人类灭亡，一个新种族的继起，正如人类发展史上各种古猿的灭亡为智人的继起），来奠定基础。──先有新的种族，而后有新的道德。

082

结构？一切结构都是人造的！在自然界里，哪里有什么结构。为什么？因为所谓“结构”的言外之意，是指某种固定的、有案可察的东西（否则还谈得上什么结构呢）？而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固定的而有案可察的东西的。所谓“结构”──岂不也是人的观念或观念的产物？

自然界是存在各种形态的，但是，其“内在的结构”并非可被我们这些作为动物而存在的单纯形态的“人”，所能把握的。人所知道的结构，始终只是基于人自己的形态，依据其生物特性而制成的“普遍结构”，即伪结构。

再者，即使自然界真有某种可称为“结构”的东西，也并不与人依据自身形态设想出来的结构相似：自然的结构永在万花筒般的易化中，不会固结，也无法观念化，因此如何言语化？如时间和速度，只是人的感觉，无法在人的观念世界以外得到验证，所以，事物排列的顺序，并不等于结构。

083

人的感觉、情绪、思惟、心理、意识这些所谓“主观”的东西，除了能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并没有独立于人的意义。所以，人类凭借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和客观世界相切合的真实”感觉、情绪、思维、心理、意识等等；只能达到“自我感觉仿佛真实联贯于客观命运”。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走到了：

还有什么比“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对人更重要和更真实的呢？于是，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和梦想，直接替代为“最大的客观事实”吗？

在上述道理的思考者看，人的主观其实要比流变中的客观（即相对于人的“外物”）──更有意义也更实在。

于是，“历史”、“世界”、“宇宙”，不过只是人的梦幻。然而如此一来，任何其他的生物类型，也就会有了它们自己的“认识模型”！它们自己的方式！并画出不同的梦，从中提炼一个新而奇特的历史、世界、宇宙！

084

“存在的──流变的客观”，不但比人的主观所画出的梦与认识──即“主观化的客观”更加真实；且比人类自己的主观本身也远为重要──人的主观不也是宇宙客观的一个类型吗？因此，1人的主观──2主观化的客观──3假定是脱离了主观的客观：实际上也是高于人的力量的逐渐升高的层次……某种对人生坦然无畏的接受（不是试图用伪饰来降低恐惧感），某种深沉的凝视……是不应该被打入虚无主义地狱的。

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哲学：由于困顿、丧气的煎熬，人的精神结构垮掉了；于是他盗用上述的“清彻如玛瑙的认识”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并称自己丧失结构的惰性，为“看破红尘”。因此，虚无主义有可能被庸人的头脑，沦为无聊的遁词、卑微的呻吟。虚无主义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认识不是认识，生活不是生活，两者之间丧失了距离；清彻的认识，使生活索然无味。其实，认识与生活，分属两个天地：认识是观念世界的现象，生活是生命世界的现象；认识与生活不能彼此取代。群众可以没有认识而去生活，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未入观念世界的生物世界中；可是哲学家有了认识却还不得不需要生活，没有人能够逃避生物基础而只进入观念的象牙塔中。

生活比认识更为基本：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者”会被淘汰；而神汉们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吹牛而稍稍舍弃他生活中的蝇头微利。神汉们不是在逃避生活之后，被迫拣起一个理论来作掩护，以便溜掉；而是把自己不信的东西也就是不要的东西，兜售给听众。如果他是神甫或是牧师，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出卖基督”。

让我们否弃“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但奉行那清彻如玛瑙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者，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激浪，而以冲浪激情投入生活苦海！尽管他知道，宿命不可免，但并不气馁，反而激起更加激荡的激情。

085

二十一世纪，可能流行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们，失去信仰及希望，只为低贱的本能而活，没有观念世界的高贵属性──其希望已经霉烂，也许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永远在动物界轮回！一生被生物欲望驱策！

好的信仰，则需要另一种虚无主义来洗涤；那洗涤来自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没有经过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洗涤的实在论信仰（宗教），结果沦为群众膜拜的偶像。僵硬的化石也许显得坚强，但却没有生命……尽管生命之流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而言，它的现代版本则可以是：“穷而独善其身则虚无主义；达而兼济天下则帝之玄观。”

虚无主义在此成为低级生活的慰藉和解毒剂──虽然服用过多会导致麻木不仁（因为解毒剂本身往往就是某种毒剂）。但愿清醒的、玛瑙般虚无主义，沁入头脑，给以透彻的认识；而让烈焰般的帝之玄观，给我们以行动的神韵！

虚无主义的功能还在于：旧瓶不能装新酒者，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产生出来的余孽，而是从新花中获得的精华。旧瓶装新酒，一者使旧瓶破裂，二者使新酒变质，三者必使得人们还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待新酒──新酒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我们要求分别为圣，纯洁，分道扬镳；新酒，新世界，于是诞生。而新的公理，是从启示的个性中，而不是从述而不作的个性中，出生的。

第一卷第一章

*九、灵魂的历史：零**

086

灵魂不灭吗？肉体质量的彻底毁灭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的不过是序列的重新构造罢了。不错，每一个新人都是一个新的序列，一个永不重复的、有其特性的序列；但每一个体序列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重组之中，直到这序列最后解体……

灵魂也是这样──每一个特殊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又是特殊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普遍的灵魂，而只有特殊的意识流。许多意识流都互相交通，不论方式如何。因而，所谓普遍的灵魂如何存在？

传统意义的灵魂存在吗？哪怕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心理学意义的？哪怕只是意识流的，而由于意识流的功能，渗透、感染、返观、抽象、扩张、臆想、投影、归纳、远近法、透视法……所呈现灵魂的假象。

087

个体生命的终止，被认为是意识流的里程碑，但这不等于意识流终结。此意识流，已永远侵入彼意识流，并将其中某些元素，顽强传递下去……这样传递，才构成“灵魂”的要义。是否可以认为：意识流在跨越个体的程序中跳跃易化，仿佛流浪徘徊……产生某一意识的生命体，虽改组而不复延续，然而这并不等于意识之流的消解，也不等于这意识之流的运化本身业已毁灭……

所谓意识变成潜意识等等，即缘此而发。但其机制的复杂，到今日人类不能解释的程度，更不必大言不惭去“彻底认识”了。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程度，只要能够中立，不以生命的终结而伤感，不以意识绵延为灵魂而自封为神……就是活脱脱的人生。例如天命，岂不也是类似灵魂不灭的绵延吗？

088

“天命”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理论，似乎非常高明。历史何以呈现这种状态？而不是那种状态？历史的命运，将会怎样？等等。这些不断骚扰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官们内心的永久的谜，逼迫人们用各自的意向、方法、论据，一一解答。而惰性很强的中国人并不像乐于探究的西方人那样乐于探讨“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结果便提出最终的观念──天命。这不仅是懒惰，不仅是所谓“不懂科学方法”──而且含有省略的习惯与意向。西人重测量，而形成科学；华人重感觉，因而形成艺术。

西人的科学方式，是基于其社会之外向扩张方面的需要，故可以“针对发展性的问题”；中国的艺术方式，是基于其社会内向统合方面的需要，故是“针对稳定性的问题”。而西人的科学所留下的漏洞与片面，可以通中国的艺术来贯穿与弥补。在相异条件下，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问题的科学崇拜，应该抑制。新的中国艺术，将在新的信仰基础上，向前推进，依据对历史的自觉与领悟，也就是依据“天命”，来展开自己统合全球的行事──天命。不是通过传统的迷信与独断，不是拷贝宿命论与教科书上的“必然性”；而是活生生的，追随情境的流异、思想的迁化而推移的易化冲浪──因而有生命，可调节。新的艺术说：“天命”、“气数”、“时运”、“易化”，名词并不神秘，现在，请以最现实的全球化现实，来充实之！

089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等等，是由阴阳的互动互补而形成的。阴阳的消长，本是万古如一，问题仅仅出在，运动所造成的空间的变化及其时间，可谓与日俱新。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是阴阳调和（阴阳搏战是其变奏）的结果。阴阳有其各自的上风，但没有最终的胜利，因为阴阳是依靠对方而显示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的胜利”只是人的单一性观念，而不是宇宙的交响性事实。所以，社会拥有胜利者，历史没有胜利者。

090

“历史因素”是指历史过程积累的泥沙，与“传统”的有形不同，历史因素缺乏形式。历史因素的来历四面八方，它没有去处，要么分解，要么堕落。角度与方向，是传统的特性，也是被排除在历史因素的领域外，它也不会传递任何精神。

历史的生长，是伴随大量死亡而来的。没有死亡，生长可能吗？而死亡制造了历史因素，使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阴阳消长、此起彼伏的运动罢了。历史的幸福？这是关于理想状态的观念集丛：历史中没有客体的幸福，历史迫使一切人的幸福感变得相似，因为幸福和苦难一样，也是彼此模仿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称彼此模仿的陶醉本身为实在的幸福。由于人间的利害冲突，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上；而只有举世的陶醉才足以构成举世的幸福；只有超越历史的陶醉，才构成超越历史的幸福。巨大的难题之解决，构成了巨大的幸福：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幸福的思想及争取陶醉的实际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全球的人带来幸福，反使实际存在的舒适和安宁，遭到局部的解构。而实际上，不论多么巨大的幸福和陶醉，也是依据实际存在的舒适与安宁，逐渐扩充而成的。

09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命运已经注定，争取幸福的思想、赢得陶醉的行为，除了导致更大灾难外，势必一事无成？幸福啊幸福，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鬼怪？

这也许证实了悲观主义者的断言：人间的幸福，是互相对立的；人类的陶醉，是一团把握不了的鬼火，它的功用，只是把人引向隐秘而更大危险的未来……

犹太人是这样歪曲《圣经》的：幸福要到原始社会找，到那浑噩不辨善恶，没有知识没有羞耻的伊甸园里找……因为心灵的安宁和听天由命，使人们对一切都不抱希望，没有追求、没有热情。那么“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岂不也填充了弃婴者卢梭和一切复古家的乌托邦？惜哉。归返伊甸园之不可能。太阳可以由东到西，再由东到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不会遵循旧路哪怕仅仅一次地“由西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宿命，使人为的强制归返，不仅不幸，反而使得苦难雪上添霜。

那么，道德评价和利害权衡，仿佛只有趋向虚无的“零”，才是更为圆满的？

092

“零”，是对“绝对值”取消。零的使命，判断了世界的“正”、“负”。在零的上边，“正值”增多；在零的下边，“负值”就增加。“零”的上下移动，则决定了世界，决定了文明体系的成败。

人们津津乐道的“客观标准”，其实只是这个零！

093

一个文明体系倘若坚守自己的零点，保存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它就不可战胜？一个文明体系倘若丧失自己的零点，丧失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则将不战自溃。

多少外加的数字，并不能赐予他生命的力。在这种意义上，零点乃是不增不减的灵魂，因此也就是不灭的灵魂！

094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源已荒废，流安在哉？

所以，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攻击它的源泉（零与灵魂），从而分裂它的源与流、撕裂它的骨与毛。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指陈它已背叛了自己，它已丧失了最低限度的秩序和内在逻辑……如果放弃这“最小阻力的征服之路”，而以另一套价值来攻击某物，必定事倍功半。韩非早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用：它刺入人心的弱点，所以战无不胜。

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权利去攻击那保持着自身张力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体系本身没有陷入紊乱和自相矛盾，如果它还能继续创造而不是仅仅只制造悲剧──那么，请原谅它的“阴暗面”。

095

对某种文明的正面攻击，只应在这样一个前沿阵地发起：它已开始毁灭自身特点和价值，所以，即便是为了保卫它或拯救它，也应该努力攻击它。这就是《书经·仲虺之诰》指示给我们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

争取局部的社会幸福如民族幸福的途径，还是以庄子式的退避、孔子式的互让为上策？

大家若能退一寸，全社会就比开发出了一个新大陆，还更宽裕？

可惜的是，互让如果不是出于单纯的礼貌，则在理论上行得通，在行动上却行不通。不仅因为真正的退避多么违背人的生物本性，而且因为人的大部分快乐，是来自与邻人的对比中。一个人的优越本身，就会剥夺其他人的快乐：“你的幸福，只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于是，随着个人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在总和上反而只能生活在幸福的总量也越来越少的互相残害的空间里。

096

既然社会和谐与民族幸福的目标，根本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努力促成它们的行动，就要落空。伟大的例外仿佛在于：用不和谐的行动去促成意外的和谐，用反幸福的手段去创造不期而遇的幸福！

我们借此警告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尤其要警告利用乌托邦的幻想，来进行诈骗活动的用心者：当心，身（实践）首（理论）异处！

097

悲哉，我们看到太多血，仿佛白流了；太多精力，遭到浪掷！拯救人类整体的努力，从来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人们，只是从一个苦难的历程，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历程……陪伴人们的是一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苦难之花。除此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呢。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长久？是苦难？不，那似乎太消极了。是追求幸福、摆脱苦难的努力？不，那似乎注定要落空，从而带来更大的幻灭与消沉。那么，是那些在沉沦与挣扎的不经意间，生出并留下的注定要毁灭的花？仿佛是的。在人们走过的片片不毛之地上，惟有这注定要毁灭的花，发出苦涩的清香，安慰疲倦的远人异客……同时告诉我们──永远的虚无和永远的实在。

098

遵循天命的人，并不抱残缺或是眷恋那永劫不复的“过去”……他们的目光热切但不迷惘、专注但不痴情。他们的心中装着超然的谋图、不欲的恋情。他们的爱，投向历史，投向历史的主宰。愿他们的罪，得到特别的谅解。这就是灵魂的不灭？

第一卷第二章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099

讨论人类命运的历史哲学，有两大趋向，一是导向目的论，二是导向循环论。虽然作为当事人的目的论与循环论者，自己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历史”是意识的产物，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它表达了对运动的感受。而运动呢，每一种运动都可比喻为跑步：跑步要么是为达到目的地，要么是为锻炼体质；前者是运动领域的目的论，后者是运动领域的循环论。抵达地非起点者近乎目的论，抵达地就是起点者近乎循环论。不论这循环花费的时间多少、空间几何，方位、形态各出奇谋，但都不失为循环。

有人在生命活动中看出了某种大的目的。也就是说，任何生命的活动，似乎都遵循某种途径，以某种遥远的事物为自己的目的（或曰归宿）。──这样，在生命活动中便体现出某种深刻而难以否定的方向性……或曰“天命”、“命运的意志”。这超验的观念却有大量的经验为其坚实基础，且被自己的内省一再证实无误。令人惊奇的不是这目的及趋向（或走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目的及趋向（走性）却不断改变，难用理性甚至难用直觉来揣摩。尽管对某个体在某特定时刻而言，确实能感到目的及趋向（走性）的作用；但同时，在这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趋向后面，仿佛隐藏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一股永不虚脱的力，来支配并随意变换万物运动的方向……

据说，是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构成上述目的、趋向、走性的基础。因为意志活动的方向，就是整个生命体活动的方向。但是，意志的趋向又怎么产生呢？

说穿了，意志的趋向，就是生命体运动中的阻力最小的方向。也就是说，意志的方向对他寄居的生命体而言，是“付最小代价可达最大欲望的道路”。这种解释虽然会使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勃然大怒（因为他们自命是在按“付最大代价以达最小欲望的道路”在生活，并以此窃窃私语，颇为自得），不过这种怒气或接近怒气的不良情绪，也实在太过分了。因为“最大欲望”、“最小代价”等所指，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型号，也无任何外在的、物质的尺度，可以度量；而完全是就其内在需要而言，是适合于个体而不合于普遍的。

100

所谓“阻力最小”也是相对的：不但要看阻力本身，还要看对抗这一阻力的动力体。如果动力大于阻力，则阻力本身再大，也只能看作是阻力小的。一个人，总是被包围着他的各种内外因素潜移默化，即使自己做出的决定，也不能免去“受命于天”的种种嫌疑。同时，我们还可以说：动力最大的方向，相形之下就是阻力最小的方向，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意志的方向、生命体的目的所指向处。人的动力往往集中在某些方向上（如酒、色、财、气），并因极大的动力而使这些方向成为阻力最小的。

一切被人说出的“客观目的”，其实都十分可疑，而大言不惭的“主观目的”，庶几近乎生活的真实。人，为历史规定的目的，当然都是主观目的，而与客观无缘的。

101

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社会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两者间有无冲突？本来，这两者间不应有抵触，否则必有一者为荒谬（或二者皆荒谬）。但经验却告诉我们，社会生活所追求的目标，经常被历史的发展否决，而历史的目标（如果说历史确有目标的话）则为社会的意识难于接受。即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而在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永远是被他力拖着或是逼着，走完自己的一生的。

总的说，社会生活的目的（或叫“时代精神”或“理想”）应服从（或“协调”）人类历史的目的（即实际达到的“现实结果”）；人类历史的目的则应总括及吸引社会生活的方向。但事实则不然，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历史上，这两种目的各自呈现不同状态，二者间的关系有时缓和有时紧张。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不可以等同，却是至明的。

我们可能协调这两种目的吗？可以使它们合为一体吗？

102

“历史的目的”？也许应该根本反对这样的提法！

“社会生活的目的”？相对上面的提法，反对这个提法的程度也许可以轻微一些：因为人们关心自己总胜于关心他人，即使这他人是最为亲密的；人们关心片断总胜于关心全体，而关心此时总胜于关心所谓的历史！因为人首先是动物，而后才是人；首先是此时，而后才是历史；首先是片断，而后才是全体；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他人！

人心相异，有如天壤。有些专家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不惜皓首穷经，然而，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写上二百印张的著作，但结果却是徒使世人聚讼不休。

103

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任何单项的社会生活之目的（享乐、纵欲，战争、疯狂，沉思、学问，建设、保守……）也有其独立价值，但由于它们只是具有短暂的命运，各自只能归于瞬息即逝，结果也导向人们欲望以外的超目的、超价值。

可以说，活力论也像目的论或是循环论那样，可以被归属于某种“生命哲学”。即，对世界进行生物性的观察。这生物化的世界观，是为人这一类生物的生存服务的，好像公仆。因而生命哲学可被称为“强调主观的哲学”。（至于那些“强调客观的哲学”则是另一大类的“主观哲学”，盖一切哲学无不是主观的。）实际上，强调主观的哲学也并不否认世界的客观性，而是或谦卑或狂妄地将这种客观性予以生物化。谦卑的做法叫做“悲观主义”，狂妄的做法叫做“乐观主义”。

这样，它们就通过不同的做法把人置于相同的世界中心了，人成为宇宙主宰的爱子。它们这样说出来的话语，是人的耳朵受听的。而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哲学的核心意志，也正基于人的“爱听”上。这时，在人的面前出现了世上不曾有过的光明，出现了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诗情画意？人在世界中心的感觉，给人提供了生命意义，生活希望，生存动力……

104

生命哲学，倾吐了生命积极向上的精髓。这样看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的基础与其说是头脑的迷妄，无如说是身体的诱惑。所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等的思想，永无根除的一日，只要人还活生生存在。但是，被囿于生物本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自己挖掘的防护壕，活活憋死才好！

生命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因此不是自在的世界，而只是人的世界，是人的众多观念的集丛。

自在的世界，不论对什么头脑和什么哲学都应该是个永久的谜语，永远对一切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闭锁的洞府啊！因此，生命哲学的巢穴是不得不然的选择。“相对主义”因此成为“科学态度”的最好证明。它对我们人类居于世界中心的幻想，提出必要的清凉剂。

105

在现代，最新颖的活力论者和目的论者都只能是个生物哲学家，因为其余的活力论及目的论都在科学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了。但不论古今，活力论者与目的论者都是些生命力特别充沛的人，他们也较一般人更渴望不朽。相比之下，循环论则是衰微时代的产物。毋宁说，活力论与目的论的说辞本身，也正突出体现了所谓狂飙突进的心态。

任何事物，有如生命，若其本身没有失去内部平衡，甚至达到自我毁灭的危机，则反而不善于抗衡外来的威胁……一个社会亦复如是。试想，若无内部动态酝酿的破坏力量，就会缺乏对外进攻的“矛头”，如此则新社会的出现反将推迟，旧社会的种种罪恶就会“建设性地得到保留”──其苟延残喘，不免成为新社会的通病，这才构成最根本、最恶毒的破坏。──与此相比，致命的“死亡腺”，有时反倒成了慈悲为怀的“生命腺”！斩草除根与大慈大悲，是相通的。

第一卷第二章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106

偶然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偶然的、完全是巧合的因素，能一举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如此，则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又偶然消失的。是一些偶然事变的偶然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人的解释欲望的不甘寂寞，才强为之说，于是在偶然中找到“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偶然的偶然再加上偶然……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发现“必然”；也只是事后聪明而已，除此之外，一切枉然！所以思想骗局的制造者们也只能在事后说必然，因此所谓的必然，既然是无法预知的，又从哪里去发现呢？相反，世界从来没有按照人们臆测的去发展。既然如此，人们谈论必然性，就不过是在谈论一种希望──有时是一种谎言，有时是一种疯狂。这种谈论不能带来清醒的认识，不能增添真正的力量；只能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昏庸，以及希望落空爆发巨大的幻灭。人们津津乐道的“必然”，是些过去的经验，一些通过观察所得知的现象联系，如果凭借这些来预测经验之外的规律，焉能避免马夫前蹄？

必然论者的观点：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局部的偶然性，在全局而言就是必然性？”一切偶然因素，只对一个小圈子而言才是偶然的，如果放在宇宙的宏观之下，所有偶然都由必然联结一体：没有一物、没有一点偶然，是无来由的！我们能否在一事上成功，这也是被必然性的体现──种种已知或未期的条件，预先注定的。你可能会说：“不，那与我们的努力程度有关。”也许是的。可是甚至连你的努力程度，难道不也是被其他条件和可能性给预先注定了的吗？你哪怕为了使神的预言破产而去改变自己的行径──但是，这种超常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出来的──仿佛注定只有像你这样一个人，才会这样做。而你的来临，又因此“绝对不是偶然的”？

107

有人说，世界上最偶然的事，莫过于一个人的诞生了。是的。如果我们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人的诞生，都出于必然，也许人们就会更容易相信世界上的一切，莫非预先注定的。下面，让我们就这个“偶然事件中最偶然的事件”，看一看必然性的实质吧！

你的诞生，不过是一长串（长到人类无法想象）因果链的一个环节。因此，你的诞生是必然的。你的父母具有他们那样的素质，这也是“必然的”，甚至你的父母的偶然结合，也“并非不受必然性的支配”？他们的结合也是一长串（或二、四、八、十六等等长串因果链的汇流……）因果之链的一环。这是无须论证的。

一种偶然的动作吗？不！偶然的动作，那也是被必然的刺激决定的。这种刺激何时发生，以及对相关的反应何时发生，以及反应的强度与形式，也都是必然的、早已被决定的。人是什么？

人就是被那无数的线给死死牵制住了的活傀儡！

许多线索未被发觉，有些线则永远不能被人们察觉，剩下的许多线，则被人们涂上了臆想色彩。

但是，哪里有什么偶然呢？

况且，论证“人的诞生是基于偶然性”，其尽头，还会使人沦为没有尊严的畜生。我们当然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论。但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必然论者：人人都是被必然性宰割的，都是被无可摆脱的必然性，约束在绝路上。即使你想摆脱命运，那也只是必然性挑唆你这样做的，以便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108

我们被一面名叫必然的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我们看不见它而只看见偶然，也就是说，只看见必然性的支离破碎的头绪，却看不见整个的网络。我们迷惘着……有些人被偶然性给征服了，沦为屈从的、堕落的仆役；有些人臆想出自我中心的必然，抓住一些可怜的头绪，堆砌一个乌七八糟的思想体系，来安慰自己的幻想，甚或为自己的特定目的，骗取流氓群众的信仰……

这一切在亿万年前就注定了？……无穷的互相影响，像是天罗地网笼罩宇宙！任何一点偶然，都出自它的微妙决定？甚至连生物种类的随机突变，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在别的个体上，而在此一个体上，发生突变！是此体的天生素质和后天机遇（机遇不仅在个体且在宇宙命运上，都“不是偶然的”）相乘，突变才得以发生──

这一切都无可逃避，这一切都命中注定？且注定到这样的程度：必然性本身，永远无法被人洞察！人们探测它的一切努力，都在真相意义上枉费心机；因为人们从中仅仅能获得盲目的陶醉，并达到“无痛死亡的快乐”。因为，向人显现出来的“必然性”，也并不是“客观神的必然性”。

109

我们所感到的这无所不包的网，它在无限的残酷中，有着无限仁慈的威力！它那无始无终的“道”──（感谢命运）使我们有幸认识了“命运”。

和上述必然论不同的是诡辩论的观点：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诡辩家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那个东西是那个又不是那个。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的又是偶然。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夹。”……

啊，这是多么无聊的系列废话！德国式的，犹太式的，还是俄国鞑靼式的？！痞子运动哗众取宠的辞令，只对驴的耳朵有些用处。所以有人说“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牛克思”──悲哉！中国！你的灵魂已经死去？

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派哲学的兴起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与柏拉图的洞穴理念！诡辩论是替唯心主义而不是替唯物主义准备土壤的？不见得吧！唯物主义不是还发扬光大了诡辩论吗？思想史的发展，虽然需要诡辩师们的辛勤劳动，但这并不等于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的。

110

超越在偶然论与必然论之上的论点：如果我们撇开了“偶然”、“必然”这些人造的藩篱呢。例如，“轮盘赌”的偶然结果，也体现了“宇宙必然性”吧？乍看之下，把上述两个打了引号的概念硬扯在一起，是骇人听闻的！但这决不是荒谬的。因为，被摇动的轮盘会在哪一点上正好停下，是完完全全受到“力的交织”的支配的，推动力、阻滞力、感觉不到风力甚至难以验证的意志力即巫术的力等等。……也许，偶然的风力和神秘的巫术也并非偶然的──而是若干年代之前就注定要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正是一些我们的认识鞭长莫及的“力之交织”，决定了格局之美！所以，“必然”与“偶然”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其实说的却也是同一东西（也许是其不同侧面？），正如盲人之摸象。

从哲学上言，所谓偶然与必然并不是世界运动的属性，只是人心企图解释这种运动，以求在其中发现规则时产生的一种心灵属性。人们对有规则的可以预料的世界运动称为必然性，对无规则的仿佛猝发的世界运动称为偶然性。

A，就实存说，偶然性与必然性可以这样理解：越是小的、敏感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偶然性（小的感觉体往往比大的感觉体更敏感）。越是大的、迟钝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必然性（人的感觉体往往比小的感觉体更迟钝）。

B，越动荡、越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越安稳、越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必然性。

C，在理解力方面，自我感觉越片面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自我感觉越能全面理解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

也就是说，小的、敏感的、飘泊的、自我感觉狭隘的感觉体，感到的偶然性多；大的、迟钝的、安稳的、自我感觉广大的感觉体，感到的必然性多。

若要举例，从蚂蚁到猛兽；从庸众到圣人；从技术专家到通才：梯级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111

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性”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112

创造者为什么获得自由？这伟大的特权之被创造者领有，是因为他身上储蓄了丰盈的“历史力量”或叫“报应的数”──这综合性力量所具有的动感，甚至使他渴望为此死去并且也真的能够为此死去！这样的死亡可使历史生辉，也可使他心满意足。

──“绝对必然性”作为信仰，因此不会成为天才人物的障碍，反而成了他的保护者：命运注定他实现使命，并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一切工作！

天才能认识客观的命运、宇宙的真实或所谓的必然性吗？并不。但他却有一只独特的慧眼，足以直觉自己的必然于瞬间，这样他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去获得心灵的自由。这自由是桂冠：先声夺人，博取易化的无上宠爱！

113

哲学家作为生活者，较常人远为迟钝，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容易感到必然性。他通过必然性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富于对于生活的耐受力。耐力的另一面就是迟钝和愚蠢，这也是报应──特别在民众看来。

在一个迟钝和伟大的感觉体视之，宇宙被必然性支配，甚至最不可逆料的事他都能理解，最微妙的蛛丝马迹他都能洞悉！那么，在他面前，还有什么是偶然的呢？心理变化？不。这神秘变化的曲线甚至已经定局于他降生之前！虽然他的人形限制他，使他说不出这“必然”是“什么”。

114

一个优秀的行动者，不会因为命运已经的前定，而感到失望、沮丧，好像他的奋斗多余，并且无意义。恰恰相反，他知道奋斗乃是他的本能活动，是他命运的契机！

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命运的契机，并不过分。所以他的奋斗不是多余，是“命运得以显现的前提”。

115

行为是命运的关键。命运人人不同，不仅在于环境差异，更在人人的不同反应及其构成的“行为差异”：这正是命运及历史寓于人身的终极秘密。优秀的战士尽管知道一切前定，仍然勇往直前，因为他要对得起“身上凝聚的历史力量”！除此，别无选择──只有这“必然的命运”，可以使他喜悦：

问：既然一切都必然（尽管人类不能认识和说出这必然），一切都前定，仿佛安排好了，那我们的努力和向善奋斗，还有意义吗？

答：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属于自己，但这力量毕竟体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体现了什么！不在于我们能怎样，而在于我们所体现的力量是怎样……命运前定，所以没有必要忧虑。要逃避那最终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企图逃避，也是命运给你的安排；为什么有人就不企图逃避呢？这是因为你与他的命运不同！

如果你知道了前定，就消极无为，这也是你的命运。真正的战士，即使面临必败的命运也会以高傲的反抗，去迎接死神的光临。所以积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逆境，最终还会积极；消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顺境，最终仍是消极。乐天安命不是消极的哲学所致，而是基于本能的惰性：天才的命运虽然和反抗、战斗、征服、同化紧密相连，但他们可以乐天安命──乐于反抗、安于战斗，对流离颠沛的激赏！因为乐天安命，不是逆来顺受的同义语。

我们信仰命运的前定，因为我们信仰终极的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命运的具体，虽然我们得以创造种种信念，但摆脱不了生物的根性！这时，命运的力量显现：我们被造就成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都是那终极的善，为实现其秘密意图而应用的工具！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光辉，我们的罪孽，都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主宰。所以，我们各就各位吧！各守其分，各安其序吧！

116

如果我们过的是合乎秩序与伦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就能够产生新文化，所以这种生活就是新生活……然而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位、我们的分、我们的序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都知道，因为现存的一切都要变化，并非“常驻不变”的。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什么生活才合乎终极的善？我们当然并不可能全能知道。但是，在这索然无味的世界上，要是没有天才的创造冲动所赋予超然玫瑰色，生活将是多么阴沉可怕！人人都变成行尸走肉，我们的激情沦为和死人的亲吻！如此，沉浸在感官的满足中，永在动物界轮回。

在幸福美满中了此一生，让高贵的情感麻木不仁地死去……这并不能与“太上之忘情”相提并论，这只是仿佛爬行的小甲虫。在某种意义上，上升的小甲虫，比之堕落的人类还要高贵──因为它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它们也许将占领全世界：用它们的创造，奉天承运地占领地球。

117

当一个天才人物意欲躲避命定的堕落而另有所图时，他一定会痛苦万分、进退维谷。命运不可抗拒，命运终于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勇敢地自觉成为命运无情的工具。这一切也许是随着鲜血，一起淋漓而下，但我们早已认定：命运所安排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念，而成为不可征服的生灵！

我们所理解的天意，就是某些通天者所感到的启示，正如命运的语言就是先知的书。天意要求创造性天才“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他的命运不是占有，而是创造；不是享受，而是付出；不是安平泰，而是流离颠沛：唯其如此，他不失为一个天才，不在创造的路上停下休息，拒绝毁灭自己的创造性，拒绝提早结束创造的生命。他的命运，是在千秋万代的历史上打下烙印，他于是无法休息，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安息日。日常的休息不能带来轻松感，反使他备感沉重。这一方面由于心理原因，因没有尽到责任而焦虑；另方由于生理原因，因缺乏刺激而无聊疲惫。大倦怠的时辰来到了，幸而，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呼唤他，使他不至于沉沦下去，并终于振作起来……于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他身上珠联璧合。

第一卷第二章

*三、文化史的定律**

118

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庭、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分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做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119

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120

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121

“报应”，这个弥漫多种民间信仰的信念，其实也包含文化史的高度智慧。它以前是被理解得过于狭隘和个体化了。“报应”，不仅是十分微妙的心理转化过程，也是人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平衡过程。但传统上对“报应”的理解却是单向的，它常以卢梭式的消极色调来一贯到底。确实，它看到了“各种文明都将生出它的阴暗面”，但却忘掉了，“也只有各种阴暗面才能激发新的文明”。如果这样理解了“报应”，也就这样洞察了文化：一切文明的成就，都要向人索取可怕的“报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不付代价的午餐。在文化史上，没有不付代价的逆步？

“报应”的图景，是立体而流动的，它是难以捉摸、分析甚至难以指认的网络──它的“消──长”“盈──虚”、“凸──凹”，不仅是对一个外在过程的描写（如针对月亮、潮汐的周期性变化），且是对一个内在生长的机制解析。用消长、盈虚、凹凸等相对关系，来比喻文明的阳面与阴面的对应作用，尽管有些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但却有助于对“报应”观念，做出容易被现代意识理解的描述。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122

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做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123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十全”不仅意味着“十美”还暗示着“十丑”，尽管后者常被悄悄地掩饰起来，甚至被说成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失足。但实际上，“十丑”不仅坚韧、深刻到了不仅要与“十美”并存的地步，而且要凌越“十美”──所谓“十丑”，岂不恰恰寄生于人们对“美”的依恋中？在这种意义上，大团圆可以说是最糟的结局：仿佛混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中，文明的上述特质已经得到朴素的描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马列学者，认定这段文字仅仅流露了“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或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描述。其实差矣！这段文字，重在揭示人心中“追求相反要素”的特质，以及发自这心理特质的文化要义。

124

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拔，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125

我们面对着一个：永远都只是得失相抵的世界。充实是以空虚为代价的；高出水平的度数，恰与低于水平的度数，惊人相似。美好的东西，需要付出艰辛；痛苦常会得到意外的补偿──主观感受和外在情境，交融于此。

只看到文明的阴暗面，说明我们已被文明“宠坏”了。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事实上的可贵。这仲可贵当然包括它的阴暗面本身。文明的发展是超道德的，如果强调道德本位，那么，就算阴暗面是“超道德的道德吧”！阴暗面甚至还是维系文化有机体、保持文明水平的必要手段。从寻常的道德评价出发，去攻击文明的存在──正是王国维所谓“以奴仆命风月”。风月浩荡，难以从命，结果道德与风俗被文明的浪潮冲激得面目全非……而不是道德与风俗指导文明的发展。

这很说明问题的要害。其实，道德、正义，又从哪里来？从文明的阴暗面中来！它为矫正人性的偏颇而设。所以，大凡被列为“恶”的，都是人人急于投入的，为维持秩序、缓和焦虑，故把它打入恶；大凡被列为“善”的，都是人人急于规避的，然而，为鼓励勇士、为填充空白，请把它奉为善吧。

126

“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贯穿人类命运的始终。借用神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起初，人类生活在原始的、虚幻的“幸福”里。这是“阴”的、静态的、死气沉沉的伊甸园的幸福。接着，那个阳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恶魔撒旦”来了，他“诱惑了人类”，逼迫他们去寻求与既定的幸福相反的要素。于是，人类有了“罪恶”（原罪）被剥夺了乐园里的居住权，并受到“死亡”的惩罚。

尘世的悲苦，激励着追求相反要素的灵魂，去创造那种甚至在“命运的天国”里也闻所未闻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就其原意来说，不是建立什么什么的天堂，而是建立不折不扣的机遇帝国。而“命运的国”──天国，却是要毁灭世界，甚至以最后审判毁灭我们如此爱惜的地球。

机遇的帝国即人的文明里，充满了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永生与死亡的鲜明对比，怵目惊心的反差，构成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驱使人们蔑视已经获得的成就、蔑视这“尘世”中千奇百怪的机遇帝国。对“天国”的向往之情，正是燃烧在世俗的犯罪和厌倦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因为，如果让一个年轻的心灵真的生活在“天国”里，连最迟钝的人也会憋死的！

127

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128

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幸福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衰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和谐难实现，幸福终归是泡影。这样，“价值规律”得以发挥：越是受到珍爱的东西，恰恰越是难以抓住的东西。一时的“得到与满足”，并不是真正的抓住，因为缺憾依然常在。而一时的、肤浅的“得到”──只使缺憾更深，命运变得更难捉摸。

假定在人的文明中真有“幸福”，那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幸福又有几何？人们生活在各个时代，但仿佛同在受苦受难。所不同的，只是用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拍在呻吟。呻吟的形式变了，至于呻吟本身，那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一切被称为“高级文化”的那种精神现象的持久性基础。

即便是恰逢“黄金时代”的新兴社会，它的“幸福与苦难之比”究竟是多少，也只有躬逢其盛的人才能知道！强大的社会并不总是幸福的社会，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对外胜利扩张，奠定了“世界和平”，但内部却战火连天，苦难重重。而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堪称幸福的社会吗？哪里哪里。

粗略检验一遍，就知道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和暗礁，所以败亡不旋踵也。可见，富于巨大文化创造力的社会，常常也并非幸福的。它们也许很优雅，很有创造的力量，但并不“幸福”。

幸福，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它不能实现，假定实现了，反而失去了幸福的内质。如其规定人类必须“永远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恕我们直言──这样的幸福，就不幸福了，且将成为超级的苦难。

129

“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作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饰，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甚至“低谷”。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历历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130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恣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

第一卷第二章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131

构成文化史的“阴”、“阳”两大要素：

一，作为“阴”的，是以生命附加层出现的文化要素；它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二，作为“阳”的，是人类自身的素质。这素质，既包括体质，也包括精神素质（如意志、毅力、决心、悟力、想象力等等），它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这阴阳两大要素，近乎孔子所说的“史”（“文”）与“野”（“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顺便说一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读不懂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132

当生命的附加层丧失其主要功能，并反过来压制人的生命素质时──文化史就进入了“阴”的、“文胜质”的“史”的时期。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奉某种人造的文化附加层系统（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技术系统）为至高的偶像。而作为其创造者的生生之源的人类生命素质本身，反被贬到次要的、从属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

逐渐地，由于塞本绝源，文化趋于停滞，社会趋于僵化；大多数人的生命素质被凝固住了。但是，不要绝望，无论何时，总有一小撮反抗者（“反动派”）的生命素质，始终不能抹煞，他们顽强地冒出头来，抵制并削弱那些危害生命的人造系统──他们的努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运动的过程常常是矫枉过正的过程。这种抗议与抵制亦然。当其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并发展到极端，文化史就进入了“阳”的、“质胜文”的“野”的时代，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对一切人造系统或多或少采取厌恶与鄙弃的态度。人们崇尚人的生命本身、视身心的健康和幸福为高于一切的目标。

在可能的范围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利用人造系统，但目标不是发展这些人造系统本身；而是急功近利的为我效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旧时代的沉闷、压制，刺激了文化的继续生长──文化的生命附加层性质，这时被真正的理解和准确运用了。

133

人们是在追逐生活优势时，不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创造的运动：目标不是文化，而是生物的人。不是“文”的形式，而是“质”的功用，逐渐使得新的文化层出不穷，但旧的社会却趋于解体。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绝对化，在这时对这种变化起了决定性影响。

用“善恶”观念来解释“阴阳”观念，是陈腐可笑的（如：阴为恶与黑暗；阳为善与光明），并将陷入拜火教徒的善恶崇拜的二神论祭坛。同样，用“高贵”与“卑贱”分别解释“阳”和“阴”，也过于狭隘，在古代黄河流域冬季的农村可以这样理解，但现代中国的都市则无从这样理解。说到底，阴与阳只是对宇宙力量的两个要素所进行的描述，本身并不带有也不可能带有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的意思。用人造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价加于它──是对社会危机的过激反应，必使我们失去明敏的目光和内在的清醒。

134

人，蔽于己而不知天。当他在探究宇宙要素时，免除不了人为的色彩和痕迹；如果他着意注入己意的话，那就离实际更遥远了。所以，必须反对历史评判中的道德化倾向。喋喋不休的老处女，可以休矣。

由此可见，就文化史的形成而言，“阴”与“阳”同等重要。尽管就生活的意义而言，“阳”（人类生命素质）是“体”，“阴”（人类生命的文化附加层）则是“用”；文化（用）是生命（体）的表象。

135

人的生命的活素质，对附加层（文化、秩序、社会）的反抗，造成了附加层的变化。但人的生命素质也在反作用中逐渐变化，尽管幅度要小得多。

外在附加层的变化，则可以比较迅速地达成。内在生命素质的改变，缓慢微妙得多。迄今为止的人们，只注意附加层的变化，却忽略了生命素质的改造。

比如说，中国革命之所以长期达不到它固有的目标（富国强兵并夺回文明的主导权），而一再呈现出徘徊、反复、回流、僵化的现象──就在于中国革命不仅针对外在的附加层，而且针对人的内在素质。现代中国人，若不向自己的生命素质开刀，其奈外在的附加层何！这里的生命素质包括，体能素质、智能素质、意志素质、精神素质等等。而改造生命素质，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不仅需要严格的优生学淘汰，还需要人向自我的宣战，是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你们要斗私批修”。（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何以长期踉踉跄跄，像酒鬼一样忽左忽右，摇摆不定。）

136

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社会史。广义的文化史之所以每每呈现出“停顿”乃至“退化”现象，是因为人本身不再适应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至少是跟不上那种变化频率了。换言之，这是人与人造物之间的分裂所造成。有如现代人对“机器”有一种恐惧，深怕有一天机器会反过来主宰人类（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种恐惧感）──是为上述“分裂”之征兆。

对具有哲学眼光的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眼光的哲学家来说──那些推动历史前进或者阻碍历史前进但在根本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暴力革命、恐怖活动，是无法用谴责、赞许或同情等简单范畴来肯定或是否定的。事实上，恐怖生活本身是纯净的、没有道德（正与反）方面的意义的。现代国际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是现代世界的危机正在重组未来世界的征兆；也是现有的人类感情已经进入无助而癫狂的白热化状态的表现。它的作用，正如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地中海区域的海盗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结果催生了帝国时代的来到。恐怖份子成为文明历史的夏季即将消逝，其秋风即将萧瑟的预告。

137

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138

社会时尚（正如个人感情），可以把一个丑妇变成临时美女──嫫母式的西施诞生了。时尚，也可以把一个美女变成暂时的丑妇甚至永恒的骷髅──西施式的嫫母被制造了出来。时尚变来变去，为什么总是划着“圆”？它环绕的轴心又是什么？这些自以为可爱的“新潮少女”──竟把自己视作学者、思想家、艺术家、明星、领袖人物！

悲哉，今日之中国！悲哉，今日之世界！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些风云人物啊，愤世嫉俗者称他们为“影星──文化X女”。不，他们还不是X女。公平地说，他们是些“新潮少女”；当然，还有那些年近半百的新潮老太、甚至年逾古稀的新潮老顽童。他们竞逐时尚，其实是心旌神摇自己的欲望。

139

文化迁异的轴心是“性”？是人作为生命载体的基本冲动。“表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灰尘”）、“深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精魂”），思潮的波动、心理的结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面对这基本冲动，连朽木都会随之而舞的。

文化就是这样“脱离了人的生物性”。但“脱离”只是皮相，如果太远了，就会无所附着，“物极必反”的原始意义，只这样适于文化界，而难推及自然界的。文化抑制人的生物性的那一面，但在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时间中，予以成全。

“新潮”所追求的，是手段；其目标，依然故我：在新的文化气氛中，如何确保并发挥古老的生物潜能？这才是“生命的内涵”。

140

辩证大师们嘴下的“真正历史”又是什么呢？那是一些对已成的“历史定论”的乌托邦式的愤懑。

他们相信有一种“真实的历史”躲藏在“被篡改的历史”的背后！当然，那样的历史更合乎他们的心愿。而流行的历史定论，是要使他们的存在价值打上一个很大折扣的。这是他们的“历史良心”根本无法忍受的。

但事实上，“真正的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同是一厢情愿；不同的只是，它是在野一方的一厢情愿。而“流行的历史”则反映了在朝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样是为了某种生存价值而进行的辩护。过去了的事件、变故、遭遇等破碎的片段（这被流俗目为“历史”）……是构不成所谓“历史”的。除非它们具有某种有机核心作为“脊椎”，这脊椎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历史共鸣的心灵中，所腾现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体现一贯到底的气运。

过去的事件、人民生活的故事──只有在“有情者”的眼中，才具有一贯性。本来，他对于这种精神上的豁然贯通，应当缄默不言的。可是许多号称“智人”的低级野兽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用人造的真理喋喋不休，其杰作，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因果关系”的发明。

141

“因果关系”像日历一样，是人为的规定（假定），所以，任何一个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需要重新换幅新的因果关系的图解，以备掌权者的解说。这业难怪“工具主义者”们振振有词了。可见，历史的真相是人的智力没有办法抓住的。对“客体历史”的信仰，是天下最大的荒诞。因为它用那主观创造的“因果关系”，代替了永远消失的客体；并以过去事件的记忆、传说、理解、辨认……拼凑历史的七巧板；从而使得“历史”在我们心中，不是僵死的遗迹、消散的烟云，而是具有某种人格，仿佛近似古代英雄那半神半人生命的延伸。

正是在“历史上”──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心灵！

第一卷第二章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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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代表某种高度的内心和谐状态。即使这音乐狂暴、骚乱、惴惴不安、充满痛苦的痉挛──也还都是内心意义的某种和谐。没有这内在的和谐，音响怎能变成音乐？如果那样，任何一种音乐，都是难以激动人心的。

音乐于是成为“内心的秩序”；足以与“礼”这“人世的秩序”交相辉映、水乳并融。此中义理，早在《礼记·乐记》中，有充分的古典阐释。

音乐是文化的激动人心的象征。每一个民族的庙堂音乐，都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灵；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代表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及其对未来的希望。某种文化的“特质”（如果真有这种玩艺儿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体现在它的音乐色彩、音乐形式、音乐方向、音乐所表达的欲望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的主流音乐是缺乏超越性和终极关怀的、而且是现世意识主导下的享乐主义的“靡靡之音”。

143

一旦内心的秩序（“乐”）与人世的秩序（“礼”）这两极之间发生了龃龉；内在的灵性与外在的规律怒目相向，文化的和谐状态就完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分化状态。这分化给人们以繁荣昌盛的印象，并崛起旺盛的创造力量。于是人们说，“这是文化的黄金时代”。继文化的大分化时代而起的，则是文化的分裂状态；这时，文化的这一部分试图吞噬文化的那一部分；文化的某一枝桠试图毁灭文化的其余枝桠。各部分、各枝桠之间的互不沟通、不屑理解、对垒分明、亟欲决一生死……最后，某一派别胜利了，在其枝桠意义上，然后吞并、消化了文化的其它“残存”。

一场伟大残酷的扫荡战，就要展开了！继分化分裂的时代而后，风起云涌。韩非子的《五蠢》，是一部典型的宣战书。在硝烟弥漫的厮杀后，巨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的帷幕，就要降临。对此，无须好与坏的评价，只须有与无的事实描述。

144

和谐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基本世界观是“宗教”；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军事性质的。分化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艺术”；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商业性质的。分裂时期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界观，是“科学”；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政治性质的。宗教带来和谐；艺术带来分化；科学带来分裂。因为它们分别提供了“凝聚力”、“分化力”、“离心力”。伟大的政治创举，是产生于反抗文化分裂状态的努力；普遍的商业冲动，则是对文化分化状态的反（所以商业主义，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而频繁的军事活动，是对文化和谐状态所带来的深刻寂寞无聊进行的排解。

──这就是历史的“阴阳面孔”！

145

大众的科学，是强化政治的有效手段；大众的艺术，则成为商业的广告；宗教为军事活动的惨酷性质，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凡此种种，真是各得其所。

任何文化，都是逃不脱上述的连环宿命；甚至甘心于此，陶然自得；甚至乐于孵化出文化之蛆！

过于热烈的“文化阳光”，孵化出繁殖过度的“文化之蛆”：这是一幅幅现代市民的生活的“疯狂剧照”。而这些“文化之蛆”，正是“文化生命的内在机制”埋伏或是派遣来彻底解构其文化机体及其一切创造品的。好一幅可敬可畏的宿命图画！

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从粮食到石油，从电子装备到心理兴奋剂一一使得人口疯长，人们的活动目标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类似某种生产过程；于是，酒足饭饱、肥肥胖胖的家伙，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和焦虑不耐烦。因为精神力量本来是为支持身体力量的不足而准备的，如果身体上的困难降低到零，那精神反因无用武之地而变得狂躁不安了，这就叫“饱暖思淫欲”。─这也是文化史上必定要发生、必定要来临、必定要过去的“能量大释放时代”。一个疯狂的解放、宣泄的时代：它注定要将历代的文化积累、心理积累、精力积累总之是能量的积累，统统挥霍殆尽；迎来一个苍白无力和气息奄奄的“虚脱的世纪末”。在新的世纪中，将有许多极端的心理事件和一些富于征兆性的事物来临，落在四散惊逃的人民的头上。他们将为其父辈的纵欲无度的“大释能”，付出可观的、惨不忍睹的代价。

146

这不仅是关乎“善恶”的永恒问题，而首先是哲学意义“历史力学”的课题，此消则彼长，此长则彼消。

“体验”是什么？体验是最大的虚无：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自觉与否而已。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敏感程度不同而已。而人人都有的东西，不会是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体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一个人的体验既不可被人感知、也就无法作为真理受到举世接纳，又如何征服人心、催化历史、陶铸天地？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不求遭到无谓的理解，这是对的；但还是要取得支配历史的地位，否则，除了徒然还是徒然。

147

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标榜为“反对唯心主义”的，术士而已。巴比伦的星象家（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发明者（科学家）、印度的巫师（数学家）、中国的方士（化学家）、近代欧洲的发明家们……并不是客观主义者，但确是十足地道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对自我心灵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身外之物的信仰上的。同时，他们对自己官能可靠性的信仰已经远远超过智慧的范围。所以，适度的“怀疑主义”的智慧补剂对他们的心智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即使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多数情况下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法则”的认识基础上。随着社会变化和社会法则的移易，自然规律也永远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

148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第一卷第二章

*六、罗马史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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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罗马文化”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某种特殊的秩序。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的。然后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退出罗马的历史的。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才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体现为（或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坚定、简朴、头脑迟钝、感情简单）。也体现为（或评价为）“原始性”。此美德与原始性，实是同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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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原始的美德远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羹）；但无美德的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是开不出鲜花，而只能烂掉的。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的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者们比埃特鲁里亚只会经商、做手艺的仿效者更有魔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

那果子，是他们的世界帝国；而他们的花，却苍白无力──从希腊学来的文化与技艺是罗马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他们的果子也先天不足，这给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埋伏下了精神上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纯朴、迟钝等等高贵的统治本能，而且与他们的“正义”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

他们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和被统治的“同盟者”。

151

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东西南北的变通要冲。周围各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文化的成分，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

伟大的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

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商业文化──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罗马人终于联合拉丁其它城市和希腊的殖民者，驱逐了他们的文化先师埃特鲁里亚人，重新回到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商业文化的失势，无疑为罗马日后的强大政治势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为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或是对民族传统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其它民族的历史亦然）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

我们的结论是，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构成国家强大、文化昌盛的障碍。而绝对拒绝混同、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则是文化老化、国脉僵硬的表现。由于民族自尊心（这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是不会自动地、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准则的，对于有悠久历史的国土尤其如此。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对于一个衰败民族的复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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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能达到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复兴，则将具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那名为往日的光荣实即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过，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历史的激流之中。

为了中国的兴起，我们必须有勇气埋藏（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朽的回忆”。只有在数十百年之后，新文化底定之日的晨辉已经透出，那时的人们，再来“重新发现”我们古老的中国──这是为了获得新精神的补药；而非退回到死去的传统。

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淖。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适当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会趑趄不前。

153

“多难兴邦”的真正要素，在于唯有现实的灾难，方能使人的心灵从对往日的沉缅和幻想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效地把握实在之流。相反，若是失却了现实的压力，任何灵魂（包括个人的灵魂和“民族的灵魂”或“文化的灵魂”）都难免蜕化得浮泛、空洞、和奢华，它也许在审美上有价值，但那只是失败的、纪念物的价值，是博物院星的价值。

新一轮世界性的统治民族（基础广泛的统治集团，如“罗马公民”），不可能像罗马人那样从相对的“自然状态”里凝聚崛起了。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面临的文化压力（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所面临的文化压力（希腊化）为大。

这样，未来的罗马式集团所仰赖的精神形式的力量，将要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式（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人造品。它的训练性和灌输性，要远远强于前者。

对伟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类似于罗马共和时代的“民主运动”──这正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恰恰相反的表现。天子，不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在更大程度上，他是一位“旧约的弥赛亚”，现代世界的弥赛亚。

154

在古代神权政治下，耶稣基督的应时表现（“世界服饰”或“历史形式”）是“拯救人类”。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压迫下，天子的历史形式将是以优生学的方式，重振人类的精华、刷新精神的世界……他的忧虑，将不是古代的“数”，而是现代的“量”：逆转现代的滥竽充数。

155

中国的情况则表明，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

A、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三晋、齐、鲁等地；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鄙的大国为优。只是小国决定论的时代。

B、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地球村世界而言）等，一一都兴起于文化边鄙地带。

C、文化激励个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赖个性卓著的人格；因而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社会的离心力也往往演化为文化上的创造力。文化的创造者往往与社会上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有抑制文化发展的功能；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D、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无不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可以随手扔掉许多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这些在世界征服者看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如此珍视的成就与偶像！而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主人，才是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不是播种者、耕耘者、栽培者……他们当然不会像是美国、不列颠帝国、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的实体，它们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确然，不列颠帝国与迦太基有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纳粹、苏俄或是未来的蒙古之类等大陆强权。尽管，它与大陆诸国生来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

E、要对文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收获，甚至“处理”、“围剿”、“聚歼”等等某种纯净而普遍的秩序，才可能出现并胜利。纯净是普遍的前提与内容；普遍是纯净的保障与形式。秩序终究难忍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等等。而收获文化的壮举，也并不是豪情使然，倒是需要水到渠成，需要冷酷的魄力与无忌的手段。而这魄力与手腕，决不会产生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这些文化的民族！所以，历史的定律说：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决不会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历史的收获者，怎么会是历史的拓荒者：文化的贮藏者，不是文化的酿造者。

F、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许多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

156

“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诚然受制于杠杆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人民运动”倒也不失为值得重视的开山斧钺。

历史说：那些莫测高深的“学术著作”，成功地用一套无聊的术语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那些闭门造车的“理论著作”，只有无情冒险家才极力运用它，只有乐于受骗者才愿意相信它──这些著作，对人民的运动历来殊少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则几近于零：它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装饰性的。

它们用烦琐的分析及其讨厌的枝蔓，压制玲拢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大彻大悟的大体。它们用喋喋不休休地说“理”和谈“天”，泯灭良知，杀害自然的人。这不可取的文明病，“老去不知花有态”。

这样的人民运动，需要那种透明但不失其神秘的“宗教”，以凝聚超凡的力──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

第一卷第二章

*七、新时代的图解**

157

A，我看到了新时代的“蒙娜丽莎”──这是一位瘦削而贪婪、疲惫慵倦而双目欲火灼灼的女巫（物欲至上的解放牌）。包围这位美丽的女强人的，不再是那层淡淡远雾，而是炙热的现代感（“地狱之火”）。这现代拜物教的女巫──已经恢复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本来……这是生机衰竭的淫乱状态……

B，我看到新时代的“西斯庭玛利亚”。那是绝望的母亲怀抱着一个流产的婴孩。平和雍容的气象，早已让位给紧迫得发抖的现代气氛。这婴孩应出之以第三世界那些饥饿的死婴的图象。双重的寓意！人口爆炸的肇因，从技术上说是医术的发展；从哲学上说是人体崇拜（人本主义的偶像崇拜）的终局。

C，我看到了新时代的“大卫王”。他是集中营、战俘营中的垂死囚徒。他双日深陷，眼光呆滞、颤颤巍巍，弱不禁风。他不是“胜利之王”；而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生动显现了现代文明的破产。对“人”的过度尊崇，除了导致“人”的更大堕落以至灵魂破灭（被盘剥殆尽）以致最终的世界屠杀（如秦坑赵战俘四十万，项羽杀秦降卒二十万）外，无一用途。正如女性的“解放”，也是这样毁灭了妇女的存在。现代的时髦女人，以在职业、风尚、心理上变成男人为时尚，其终极目标是在生理上也变为男性，所以女权运动的方向，是从产房到变性手术室？性的模糊，性的多余。（复制克隆人的诞生。）

D，有哪一位画家，能用他的线条来展示这样的图解：他就是新时代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裴尔。他，将不再为一个纷争的宗教（罗马式的）打点行装；而是为新时代曙光──驱逐那久已失色的残星（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的偶像崇拜）！他必定不是区区艺人，而怀着对“现世”的厌弃；以及对“来世”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朦胧、神秘、无边际──但其力量正在于此！

E，如果有一位政治家（而非各类牌号的政治食客）像是身患梅毒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那样深刻理解并全力赞助这些新时代的图解，就会有一股文明新潮，反转过来，冲裂雅利安肉体崇拜的海岸？古希腊形态的、印度教形态的、虾夷形态的、意大利和近现代以来西方（包括一切“欧化”即西方化了的地方）的人肉崇拜──要被更高的崇拜取代，泛神论将被还原为“邪恶的欲望”……

F，感性的美还能让位给灵性之美？哲学理性关于既成世界的种种冷酷分析和刻板断言，还能让位给超理的关于将来世界的热烈憧憬及其生动造型？人的文明还能再次返老还童？

G，“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尊严和隐私权开始死亡的记号，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原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复制人”的出现表明，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的生物存在所提出的挑战、做出的控制。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凸现了新的含义？

第一卷第二章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158

A，任何文化系统、任何社会结构都会崩溃，不是暂时的混乱、失调、革命；而是永久的消解：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基本事实。现代人的历史经验已经很少对此质疑，但对导致这一终局的要素，却少有共同认可的解释。有人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民族性格方面寻找原因……等等。总的说，所有的解释都缺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灵验。

B，革命，作为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内的各集团性暴乱，有时菲有明确的宗旨和严密的组织，当然也并不是这种崩溃的导因；相反，它只是这崩溃进程的一个个里程碑。革命象征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的病症，而非病因。最深刻、最隐秘的病毒和死亡线──应该到更深刻和更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寻找。成功的革命可以政变社会结构并改造文化系统；从而使得这两者具有相对更人的容量、使其潜力大大增加。所以一个成功的革命，不会危害文化系统的活力和社会结构的弹性：成功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建设者。它推进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生长、发育；而不是打击它、抑制它、甚至阻断它、破坏它……

失败的革命则不然。我们评价、回顾一个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切不可以革命者的口号、纲领、理想是否得以实现这一点，作为有效的标准和尺度。而应该看，它对于它所借以兴起的那个文化系统、那个社会结构，是否起了建设性的作用。有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个革命所借以煽动群众的那些口号、纲领、理想……失败得愈惨、愈彻底──这个革命再实际上和功能上取得的成功也就愈大。因为许多革命所凭借兴起的煽动工具与其历史使命之间，天生就横亘一条深刻的鸿沟。而真正的革命者在命运彼关的历史转折关头，应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已经过时的煽动工具与前期革命的徒众，以便勇敢地跨越鸿沟：去实现这一革命的“实际使命”。──这不是“背叛”，这是历史感和大器度的表现。

诅咒革命、厌恶革命、反对革命的人们──不仅由于天性与利益使然；也由于不理解革命对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命运，至关紧要。所以早期阶段，革命的宣传要比革命的暴力，更重要。革命的宣传不仅应当聚集徒众，更应该深入敌营、涣散统治阶级的优越感、摧毁他们的良心、使他们产生罪恶感与孤立无援的感觉，并最终被恐惧感压倒！

159

当一种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气数已尽、“恶贯满盈”，已经迫近它的末路时──为了挽救它（尽管革命者们在意志方向主观上是意欲摧毁它的），而发动的各种革命总是一再失败。当社会本身全面精疲力竭之后，这类革命终于流为毫无希望的宫庭政变，整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就在这种最后的、微弱的痉挛状态中，渐渐麻痹、死去。

相反，当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还充满生机，定数存在充足之际──为医治它一时的病症而发动的革命总是能够大功告，继而开创一个繁荣、相对稳定的生长期。因为每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都有其“定数”。这个定数，体现为它先天隐藏在种种表征底层的框架、结构、“关系”。

这些框架、结构、“关系”的形成与确定，是基于这个文化所力图应付的首要而基本的生存问题。一旦形成就不易更改，最后确立就不能更改──除非主体已经宣告消解。

促成这类形成、确定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偶然的机缘又占极突出的分量。对此，可参照儿童心理的发展：偶然的事变，不仅为以后的发展定形，而且影响能量的分配。类似的偶然机缘，已经构成先天的限制，并最终将使得文化丧失活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毒素”或“文明隐秘的死亡线”。

160

一切艺术创造、科学发见、政治建树、经济状态、宗教情感及哲学观念……一切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都被严格限制在这先天的牢笼中。在人类之间，又哪里有什么能够跨越时空的共通的“文化财富”呢？

不同文化实体的居民，若不曲解别人、差强人意，又从哪里去“互相学习”、“相互理解”？而时间上先后时序分割错开的文化体，就更是如此。

先天的限制，诚然被后天的创造一再突破，然而，不论这余地多深、弹性多大，总有一个极限：当这极限已达到，文明的恶贯业已满盈，势在必发的全盘毁灭，终于降临。

161

人是一种心理动物。按照生理学家说的程序，心理活动，本是从属生理需要和生存要求的前提的，但不幸，有时这类程序也会颠倒过来，心理状态向生理需要和生存要求提出反建议，甚至是最后通谍！也就是所谓“哀的米敦书”（Ultimatum）。采取这样光明磊落的宣战行动，足以堪称伟大的灵魂，他以自己的独立宣言对身体宣战，抵达“自胜者强”。这当然要远远胜过一再躲在阴暗角落里偷袭对手的“大日本帝国”。这些精神上优越的人物，简直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他的所言所行，在在透露天启。天启的优越性连朱元璋的后代都能领悟。结果成了一个明朝的年号。不幸的是，盗用向来不会有好结果，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东北土司努尔哈赤洗劫了辽沈地区，拉开了偷袭中国的序幕。努尔哈赤的后代不仅偷袭，而且趁乱窃据，他们利用李自成造反，声称自己这个明朝的宿敌要为明朝报仇（多么无耻而可笑的借口），而潜入中国；并冒充明朝王室成员，诱骗明朝百官前来朝贺，再威逼分崩离析的汉化人群一一接受他们的“统治”。然而，根据“盗用向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原理，三百年后满洲人退出明朝故宫时，其民族也完全消亡了。这就是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命运：蒙古人是明火执仗的土匪，满洲人是偷偷摸摸的窃贼，所以蒙古人逃离北京后还能作为一个野蛮民族继续生存，而满洲人离开故宫后就只能融化于汉化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了。

162

精神要求扩张的强劲冲动，足以把人从一个地方抛到另一个地方，从已知的环境抛到陌生的天地。全部种族、全部文明，都是这样一部精神扩张、繁育天地的历史。

这不是全部内容。

精神扩张除导致身体的运动（及其带动的历史运动），还是精神本身的成熟过程。精神运动既向空间伸展，又向时间伸展。向空间伸展的结果是“文化”，向时间伸展的结果是“历史”。“历史”是连续的“文化”，“文化”呈片段的“历史”。

扩张的精神运动，要求有建树，要求有创造。它不仅充塞当下的空间，还要垂范于后世的时间。渴望不朽的冲动，已经涌到天堂与地狱之外的模糊地带。

163

人性不知疲倦。尤其对文化创造这高级游戏，更乐此不疲。否则它就会感到无聊，无聊将演变成压抑感，特别当创造欲被严酷地遏制时──于是空虚、绝望，就会乘虚而入、接踵而至。

心理学认为，强烈的压抑感会使人变得抑郁、烦躁，进一步则令人失去耐性、扔掉克制的美德甚至丧失理智，以“复仇”为名的精神病，流行四海。我们不可轻视“复仇”，因为它是宇宙反压制力最强表现。希腊人将复仇的蛇怪女神奉为至圣，非无来由。虽然“复仇”的结果大体都是破坏性的，而只有不世出的天才，方能以“复仇”开始，以创造告终。这是文化与历史的例外幸运？还是不幸？

考察了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危机永远潜伏：当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可伸缩性之极限，已经达到，而人性又强烈要求继续创造时，社会灾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类大灾难趋向于“经济过热──通货紧缩的循环”，也趋向于“极端腐化与新野蛮主义的循环”，野蛮进程的咚咚战鼓，并非来“结果文化系统的命”，而是“从骨子里更新它”，尽管为了布新，不得不除旧。这时，主要的创造性，体现为毁灭的技巧。这“大毁灭”，是终结，但归结为启始。

总之，社会也像个人：它需要不断扩张，否则就会被内乱吞噬。正如个人若不扩张，内在的生长力量就会转过来反对他自己，直到活活杀死他。说到底，个人与社会的内压，需要外在目标来发泄；否则将自戕。

164

当一个社会由于外力而被迫停止扩张，它唯一的出路就是，用日益加紧的文化建树，来减轻社会的爆炸性局势。而等到文化系统上的空隙已经饱和之后，这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于是社会就在重压下默默度日，静等那个大毁灭的时刻。

“极少数人”因此是永远不甘寂寞的，他们会在“反抗不合理”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向僵化的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发动一场足以致命的攻击。由于长期压制的作用，这场攻击经常会蜕化为野蛮主义的风起云涌，完全失去人力的控制。因为它失去了控制，才是天意。

在这种意义上，最后的胜利难道不总是属于最初的吗？……

这不是一个玄理，而是一种经验。

就拿“印象”来说，人对某物或某人的印象，“第一印象”必与以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印象有所不同，然而，“第一印象”不仅较逐渐积累起来的印象系列，更为深刻。而且最后被验证的，几乎都是“第一印象”的正确系性。这似乎有两个原因：

A，人们深受成见的支配与主宰，而成见则受“第一印象”之极大影响；

B，逐渐积累的印象系列，是由于种种互相交往中的干扰而愈来愈缺乏原始性，但也愈来愈片面、愈来愈失真了。因此最后的印象倒与“第一印象”甚为合拍。只有“第一印象”能脱略交往造成的干扰，以后的印象则愈来愈深受这种干扰的影响。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165

那印度哲学家，与大雄同时的“邪命外道”的异端之祖拘舍罗，也号称宿命论的前定主义者。我们的“宿命论”当然与这位纵欲大师的“前定主义”颇有不同。他的前定主义，是为自己的纵欲寻求理论的支持，而我们的前定主义则是为了安慰这饱受创伤的世界，并激励永不放弃的向上挑战的精神。为此，我们应该成为“比之拘舍罗还要彻底的宿命论和前定主义的信仰者”！我们的思想不是导向纵欲，而是导向创造：我们的定数既然已经注定了现在的状态，惟有创造的突破，方能抵达超越欲望的天国。

我们的宿命拒绝消极！迎战积极！宿命论决不说，“一切已被注定，就该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而是说，“一切已经前定，所以不必心怀戒惧，而应勇往直前，去揭开命运的底牌！把命运给你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尽性”。

宿命与尽性，尽性与宿命：别无二致。

这样就是我们的宿命论：对那不可知的神秘，保持最大的虔诚。

第一卷第三章

*一、历史是什么？**

166

历史之天，从人生之谷的忧郁中，冉冉升起。

它的寥廓，是来自谷底的局促；它的清朗，是来自谷底的阴沉。

历史，于是成为人生的“完成状态”。

“进入历史”乃是死亡的代号，是人生价值已经结束的可怕标志。

一切有价值的人或物，都怀着各自秘密的意欲，“渴望进入历史”，然后在那里被固定、被存储起来。“历史之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容了，自人生的谷底升腾起来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并通过神秘的机缘将之中和了，它交汇那些在世俗之称上全然相反的存在，在它无尽陶冶之下，一切歧异全消泯，一切渣滓全廓清，一切矛盾恰到好处，一切煎熬人的苦难，化做沁人心脾的福泽。

它是雄浑的，又是清癯的；它是无碍的，又是严峻的──它严格排斥不配进入那无形圣殿的存在，又放纵那些敢于翱翔于苍窍之上的超越者。

167

历史之天的纯净性，不在它空无一物、纤尘不染；而在它具备一切，使它包容的万有在它里面互相抵消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位焉。”中和，这是历史之天终归清平的无敌酵母。“历史之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困于人生谷底的灵魂，在无奈的心中酿出一片精神。就像那被圈于神瓶内的古代恶魔，在千年的孤独之后，迸发出的响彻天穹的狂烈笑声……

但它又不仅是幻想。它还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之最终归宿。不论是怎样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辉煌是暗淡，多么坦荡或多么崎岖，多么丰盈或多么贫乏──都无一例外地汇归于斯、泯灭于斯……成为沧海一滴、云雾一缕……不论这人生与历史之天的奇观清彻，有多大抵牾与不协，都无可幸免地归入它那苍茫无际的沉默中。

历史之天，并非人生之谷的陪衬，也不是遥远、空洞的背景；它是自在的独立的统御者。人生不过是在它那永不停歇的巨型剧场中，不时上演的、一个个小小的剧目。有价值的人生，才得以上升为历史之天的微小但实在的组成部分──极端的苦难才能造就极端的人生，逼使它们上升到达常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历史之天，是人生之谷的归宿。因此不能计入历史之天的人生，仿佛并不存在；而是很快地消亡。人生的精华，保存在历史之天无污染、不褪色的苍穹中。

168

历史之天，正是我们意义的来世。明彻而悲凉的智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存在与这来世无缘，那么还有什么来世与我们结缘呢！历史之天的空灵而非物质，使它决不容纳活人。“历史人物”因而成为亡灵的代词，因为活人的血肉之躯实在而无常，不合历史之天的铁律。历史之天，是要索取人与文化的精华，而把不合其苛求的渣滓，尽行剔除……不，简直远远排斥，不是剔除，而是根本就沾不到边！仿佛渣滓无力承受苦难，如何升到令人惊诧的广寒之境？

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幸福，是在历史之天获得全新的形态和含义的。生存的波折，不是在那里消失掉，就是扬起疯狂的风帆。历史之天充满希望之翼的“来世”，并不同于各种宗教许诺给无知细民的“西天极乐”的另一种形态的来世！

历史之天有它的神秘感。它无穷的星光和不衰的引力，强烈吸引着那些配得上“伟大”称号的灵魂。这样的称号不是霸权者活着的时候自封的，而是基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它面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胜利者的评价”，并且，还要透过描述，才能品出！尽管这种“寓评价于描述”的诡计往往也是下意识的。天真的人，自欺欺人，他们自以为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其实那在是发挥自己的评判。

而常人所说的“历史”，甚至还够不上以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它往往只是“对回忆的回忆”；甚至是“对回忆的回忆所行的再回忆”……因为过往的一切业已模糊不清定，亟需读者的想象力使之生动、活跃起来。想象力，因此十分可笑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169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的历史透视”，其实只是我们的思想，却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

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170

啊，历史！就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171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172

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制──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像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至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第一卷第三章

*二、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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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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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做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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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按照一个极端的唯物主义理论，无论如何，虚无应该就在世界中。否则，岂不等于承认了“另一世界”的真实性？

按照另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宣布，这世界却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世界的真实性，仅仅是我们感官的某种属性；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真实”又指什么，却不是我们的感性所能断定的。因为它只是空间性的存在，而达不到时间性的存在，所以时间能让真实变形。所谓理性，其实只是时间在人心中的绵延，正如感性是空间在人心中的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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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活着”──“我看到”──“我觉得”──“我欲望”这些，我们的感性究竟还知道别的什么呢？而“我”以及关于我的一切思想──岂不都是瞬息即逝的！这时，一个新曙光突然洞彻：“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一回事。“虚无”，是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的断定），对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的世界）所做的判断。而以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去看，世界便是实存的了。如此，存在也是虚无；虚无也是存在──哪里有什么一定之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象与本质”：“现象”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现象”。除了“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存在”；因此，即使最为荒诞无稽的幻想、稍纵即逝的念头，也被列为“精神现象”。

177

“本质”？这是别有用心者杜撰出来的神话！它的功用在于屈折人的常识和本能。一般人所说的“本质”──已经全部透露在“现象”之中了。而理论家所说的“本质”──只是他们强加给现象界的语言霸权。

现象世界的“矛盾性”，只说明了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在面对世界的时间性的时刻，所表现的软弱无能、摇摆无定；而根本无助于证明有什么“物自体”的存在。

在这种意义说，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

岂有它哉？

第一卷第三章

*三、历史多歧路**

178

在全球化的混乱局势下，当人们谈到“历史”时，概念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有时，历史与“过去的实况”而不是作为命运的见证和存在之王的历史……等同起来；有时，与“文化的记录”而不是作为精神之花和观照之镜的“历史”……等同起来。这含混造成许多混乱。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有时取其前义，有时取其后义。这在诡辩论者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历史”，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正是利用了“历史”这一名词的双重性乃至多重性。

但是，我们要求对“历史”的概念作内在一贯的理解！历史，不是作为精神之花的“观照镜”，不是图文并茂的学术；同样，历史也不是“过去生活的实况”或“已经逝去的一切”，它甚至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发展过程”。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充满了生机的有机过程。它历经盛衰兴亡、度过自己的春夏秋冬（春，兴；夏，盛；秋，衰；冬，亡。）……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神秘而圆满的自我实现过程。它既不受一个外在的至高者的操纵，也不是（作为表象的）人的观念。它的自在独立于庸庸碌碌之辈的是是非非之外。

历史，不是浅薄狭隘的线索；而是波澜起伏的巨流。历史，甚至不是雄浑的长河；而是万珍俱备、泥沙俱下的无边汪洋。在它无生命的汪洋中，暗藏生命、含蕴生命，汩动生命的活泉、泛起生命的色泽。

如果把“历史”与“过去的一切”等同起来，那“历史”沉浊、混乱的本相将表露无遗，因为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得足以选择精华和裁汰废物。

而我们对历史的单纯理解则告诉世界：“历史”，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过去的一切’”。什么是“渣滓”？什么又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这些并不在人的视野之内，不是人的感性甚至理性所能判断的。人所擅长的只是接受既成的事实，并聪明地适应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是无根的虚无，而是一片〇的苍天；不是黑色的死亡，而是无色的来世。这来世，集一切生命的精华，奉持“太上无情”的光。

这光，漾溢在历史之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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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时间！你是一只无情的手。你毁灭一切。随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运动──美的成为丑的，善的成为恶的，真的成为假的。一切都在消失，一切又貌似重来但终不重来……

然而，时间还有另一功德：在使真、善、美，成为假、恶、丑的同时，也令假、恶、丑，产生新的真、善、美！时间不但毁灭一切美好的，也医治一切损伤！时间令一切重来，还令大道永远轮转。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只有苦难、孤独、劳顿、痉挛、绝望──得以成就伟大的人格。相反，世俗心目中的“幸福美满的日子”，却只能毁灭有价值的人格。因为，只有越过时间的无形壁垒，人格真伪才能被鉴别；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长恨生命短促，不能及时行乐。对饱经苦难的勇敢者，永生才是莫大的苦役。对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躯体，长生不老是无止息的刑罚！“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由于人性，常开的，就不是好花；常在的，就不是好景。关于“好”的论断，无不极残酷的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时间是无情的手，它剥去一切伪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指，时间无情的剥蚀，足以使万般本象，尽情暴露。

180

“愚人”的哲学是必要的！人并非单靠智慧长得壮大。人并非单靠智慧去博取高超的战略、攫取世俗的胜利。人，是靠神奇的怪质，走完他的征程、鉴定他的命运、试练他的力度。

智慧只是这怪质的表现，有时仅仅是调料装潢而已。恰如在一位身段优美、擅长歌舞的绝代佳人身上，著上一款新颖的装束。但归根到底，“佳人”的身体和她那炽热的本能，才是真正的怪质。又如一匹千里之骑，鞍辔金玉相辉，然而，是它的驰骋能力，使那装潢引人注目。而劣马的金玉其辔，不过是幽默与讽刺的写照。

《阅微草堂笔记》（清·纪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49页）云：“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及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使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在现代世界绝对主义的苦海里，古代的真知向我们透露：智慧不能救人，强健不能救人，惟有不可思议的命运，始能宰制人、左右人，决定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

181

“无往不复”的观念，古老而生命力旺盛。天道轮回，人道亦然，历史上有无数事例。在历史中，万物并无优劣。胜利者，惟有“幸运”二字可写其德。此理昭然若揭。“社会的不幸者”，常常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些“愚人”凭强健的本能和完美的天性，尽性而为，拒绝听从智者的劝告。他们认为那劝告里有陈年的酒糟，当心酒精中毒！在一篇叫做《死亡腺之谜》的文章中谈到“DECO激素”，并称为“死亡激素”（谢谢命运，这个理论毕竟还知道“人体是复杂”的）。如果把它切断，足以替人们增加寿命若干。文章还举了“八腕章鱼”为例来说明。我并不像该文作者那么乐观。人类延长自己寿命的一切努力，终将招致无情的报应，可能得不偿失。至于切断“DECO”而无严重的副作用，更是匪夷所思，否则人类及各类动物的进化，为什么没有将这种自生的“死亡激素”淘汰掉呢？

这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必有其人功用，不然，人体以及一切动物体的“经济原则”早就把它排斥掉了！这种分析，并非“事后聪明”，从最浅处说，这种激素，虽对个体可能不利，但对种族的代谢必有极高的价值。任何物种限于生物链的束缚，只被允许定量的个体生存世上。超过这一数量，首先是饥饿的火神来“替天行道”。在生物链的外在制约下，若无“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作为生命的内在制约，怎能保持种族的青春并借以保持种族在生物链中的优势呢？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其实是对个体而言。如对种族，则适得其反，是使得种族再生的必要杠杆！它避免将整个种族的生存优势，押在一场危险的赌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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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北宋象数学家邵雍，在其巨著《皇极经世》中，宣布了一种“退化史观”。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乃是一个生命力不断退化、越来越失去道德的过程。他临终大书《病亟吟》，很能说明他的历史预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他反复强调的太平世，已经所余不多了。在达尔文主义尚未式微的现代中国，邵雍的观念自然成为各种互相对立的官方学者们（如极左派与自由派）交相诟病的口实。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深入这一历史观念的底里去探其究竟，就能发现它十分有趣、并且不无道理。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邵雍的错误，不在于他指出了历史过程的退化性质；而在于他的这一论断建立在含混不清的道德基础上了。也就是说，《皇极经世》过于倚重《春秋经》的精神，却未按照编年史行事，架构上属于历史神话。可使是上，历史根本不按任何意义的道德来发展，是人的智力和诡诈，在历史的力量对比中，发现了道德的轨迹，并奉为至尊。因此，把道德作为历史评判的尺度，是事后的聪明。而所谓理想，则是复杂的历史力量借以实现其构图的心理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指导力量。毛泽东语录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他的谦虚或推卸责任。理想哪里可能是什么归宿或主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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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历史在退化中”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宇宙爆炸”的事实，驱使玉碎为瓦，再驱使瓦碎为土，从核心到劫灰，怎能不是退化呢。历史也因此陷入无限的沉沦之中。仅就历史截断面而言，历史似乎是“进化”的。但这促使它进化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反压制力。历史作为压制作用与沉沦过程的派生物，是人的归宿，但只是神的表象。──这难道不是彻底的退化吗？

文明历史，是反压制、抗沉沦的摩天宝鉴，但即使在它的深部与核心，也正遭受沉沦的剥削之苦！潜藏在文明历史内部的“沉沦”，是堕落中的，它不得不显形为“历史因素的不断沉淀”。我们因此看见，文明历史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丧失其天真自然的情趣。形形色色的繁杂而惰性日强、烦琐而含义日少的“历史纤维素”，像梦魇一样侵凌健全的人生。它们以传统和文化的名义，不断奴化我们的意识、戕害我们的发现。我们看见，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及其文化，就越容易受到这类“历史纤维素”的捆缚。困在这纤维素之捆绑内的居民们的生活，也就越变态、越不自然。这样看来，一个创造了某种文化的民族，比一个未曾创造（而只是借用）某种文化的民族，更易受到这种不利影响（如中国比日本）；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越伟大、创造的时间越接近现代，则其也就越容易背上这该死的包袱。

这就是“成功的悲哀”。相形之下，“失败”也许倒更有益，失败可以帮助人们去掉包袱、轻装前进。失败者总是能比成功者学得更多的东西。而半开化民族的活力，也总是比文明民族更强大。例如历史记录表明，在文明门槛边上的野蛮人，是最富于“侵略性”和集体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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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在沉沦之中。但处在历史流星雨中的人，还会时常升起某种上升升腾的感觉。这无非因为，人的努力和奋斗，可以推使历史暂时对抗沉沦的厄运。正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人，感到历史沉沦的压制之苦，所以他便起而反抗这暗淡无望的既定命运。从终极意义而言，人的反抗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创造了光怪陆离的痉挛！──文明的动力，使得活在其中的人信心倍增。这些激情相信宇宙的根本命运，可以上升；人类历史的趋势，可以进步。

如果相反，则文明历史将沉沦，其标志是：在历史纤维素的层层重围、不断困扰下，反压制力越来越弱，抗沉沦的意志越来越淡。如果，我们只愿以古人那样的态度和力量去生活，便根本不配生活下去。如果，我们只付得起古人那样的努力与代价，我们的生活就注定要失败。要知道，现代人所面对的历史之流，要比我们的祖先所曾经面对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暗礁和压力。活着的人，必须付出日益大的牺牲，方能抵消加速度的沉沦！

第一卷第三章

*四、王阳明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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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并不领悟历史的残酷性格。如果历史的每况愈下，真的像这位官员学者表明的那样，只是人心日非及功利之心日炽所致的错误，而不是历史演变、文明沉沦所致的宿命，我们岂不是可以通过教化和修养，来扭转乾坤？那样，宇宙的主宰，我们的造物主，将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

虽然我们无法反对王阳明贬功利而崇王道的精神，不过也想指出，所谓王道，无非是世界意义上的“盖世功利”罢了。此义与利之关系，《孟子》早有论及。阳明先生为了教化而解释历史，结果使历史的轮廓更为模糊，不亦陋乎！难道那些伟大的帝国，真的像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年）等犹太人所说，除了大规模屠杀与国际无耻外，别无一物吗？难道犹太人自己，不也是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大卫王朝吗？其实，卡尔波普的宣传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样，以是犹太人的国际流浪经历为蓝本而制作出来的。犹太人试图以经济决定论，来掩饰他们特殊的“上层建筑──民族性”，也就是那种对金钱的不择手段地执迷不悟地贪婪。如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甚至信仰上帝之后，还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妻子，使犹太人的老祖母永世蒙羞。

难道早期文明与自由时代，真的那么辉煌吗？既然辉煌，为什么还是不免要沦落到屠杀与无耻的境地呢？还是让我们原谅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吧。原谅他不能摆脱时代的偏见，正如我们这时代也有我们自己的偏见。当然，有些人想“复活阳明学说”，更有人想发展他的学说作为治世工具，就另当别论了！习惯和权威的奴仆啊，难道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还是自己不会操练一种语言？阳明与千万哲人一样，时至今日，列入哲学史，我们从他们那儿能得到什么呢？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之外？

而所谓“抽象继承”，则是为了欺世盗名而篡改历史，每个权势集团己经这样做了，够了！我们拒绝这样。我们的思想斗争，是要澄清，而不是加剧混乱。天之明命的体现者，并不害怕澄清一切。他不讳言一切的暂时，正如相信惟有如此才是“圣之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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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命运是奇特的（我不用“悲惨”这个词，因为真理必将得胜，变成统治的思想，然后又将再被新兴的“真理”所粉碎，沦为废墟和垃圾）：

一种真理在诞生之初，如不遭到整个社会公理的逼迫，也就算不得“真理”了。这才是“福音”的命运。福音是这样，天命也是这样：它必遭苦难波折，然后才被接受：而取得统治地位，就意味它衰颓的开始。伟大天才，不经搏斗，哪可取而代之。这是文明的惰性、生物的惯性所致。

187

不可忽略“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尽管，人自诩为拥有自觉意识的生物，但仍然是一种生物。生物性不仅没有被人放弃，反而被做成人性及文明社会的根基。而遗传性──传统，惯性──惰性，因循──保守（三对的前者为生物性，后者为社会性），才是生物赖以生存和节能的特殊技巧！

换一个角度：为什么伟大的先知、真正的圣徒，作为上帝的仆人，却落得极为悲惨的下场？正因为他们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才落得如此下场；正因为他们落得如此下场，才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

命运用他们的血，觉醒世人？或者，只有把流血侍奉上帝看成无上荣耀的人，才可能具备先知与圣徒的职分。他们不仅拒不媚俗，而且不可能拥有听众，因为他们带来天启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被世界懂得。在政治、思想、艺术方面，亦莫不如此。这是生物界的惯例（所谓“规律”），而人又是这样一种生物──等到伟大的政治、思想、艺术以及人格已经确立的时候，世人是只会拿它再来阻碍新政治、新思想、新艺术、新人格的兴起，专从败坏伟大的婴孩入手，使举世荣耀归于朽灭。

就“日新其德”、“不凝滞于物”而言，古人做得很好，但伟大的明君久离中国了，使人民对明君的信念已经完全落空。

188

历史的规律历史是什么？历史有“规律”吗，是必然的吗？或者，历史有“生命”吗？历史是偶然的吗？

最好的答案，是否定上述一切提问；像禅宗那样没有答案的应对，当然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中纷纭繁复的现象，往往以其重复或是偶然，体现出某种“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不同的观察眼光下，同样的历史现象可以用来证明不同的规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必然性”。好像是演员，完全可以适应完全不同的客人的特殊爱好。所以，用所谓“阶级观点”、“利欲熏心”，完全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复杂性。

由人观之，历史是盲目的。由具有某种坚定立场的人观之，历史是可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的情感无济于天地之事，尽管人事需要情感的润滑。历史在可恶之余，还有可爱之处，因为一切都可以反转过来。有时，历史也会顺着人们的心意发展，但不会持久。历史，背叛一切、出卖一切；历史不是人手中的如意，历史把人作为如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谁能“持盈保泰”？而苦难也会开花……中国的智慧就此评论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定论，何况百年之后、千年之际呢？

189

历史现象纷纭杂沓，就人的局限性，不具一定眼光和观念，便无法透视历史和领悟历史。可是，具有眼光者，则为眼光所累；观念反而成为进入实况的障碍。真正的洞彻，也只是瞬息的事：既难于保留又极易忘记。直觉与顿悟的局限即在于，既难传递更难存诸来世。这些特性，使越好的天品也就越是缺乏世俗的价值。

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眼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眼光。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眼光。有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眼光。更有文化论、人本论、宗教决定论或情欲决定论的历史眼光。以及数不清的、无以名之的、难以归类的历史眼光。

但“史实”却只有一个，同样的史实，可以被不同的眼光所引用。而且说到底：“史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暧昧不清的、难以把握的、无法归类的。”不妨把人的文化史，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史”加以比较学意义的研究（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组织，虽带很大的有机性质（毕竟，它是由“有机体”而非由“无机体”组成的），但到底不同生物。社会不是个体，而是一个集体：它建立在超个体、超生物的基础上。因此，把二者比较研究，只是人为的“方法”，并非可靠的“真相”（流俗喜欢误用“真理”一词。其实真相不是评价，而是事实；真理则是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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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想的一大迷误，在于常把暂时有用的“方法”统统贴上“真理”的标签。其实这些真理不过是主义，是医治软骨病的药方。而滥用真理，其结果对于未来的人们，却是贻害无穷的。历史，怎能用眼光或观念来加以“科学地分析”呢。历史不是一块柔软的生日蛋糕。它是无休无止、超善超恶、既无永恒方向又无肯定目标的运化流荡。在历史面前，一切“历史时期的划分”多么可笑；一切褒此贬彼的“评判”、一切预定未来的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蓝图、一切断言宇宙结局的弥天大谎……是多么庄严而又多么滑稽啊！

人应当保持清醒，应当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当前的任务，因此要认清观念的工具性，要还原眼光的功能性。眼光不是真理，观念不是真理，人不要为其迷误，奉之为不可动摇的偶像……一切历史的纤维素，皆对历史进程有影响。至于其具体方式、比例及影响的量，那不是人的智力可以弄清的。人们根据需要做出了自己的理解，现代的历史学就像远古的神话与近古的宗教一样，成了“心战”的战略角斗场。“忘掉不利于你的九九；牢记有利于你的一分”──这是历史武士的剑上铭。

191

历史不是“永恒的运动”。

对于生命中并不包含“永恒”的谈论者，经验的历史不能冠诸“永恒”的名字，否则就太亵渎神圣了。“永恒者”是超验者的封号，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文学上的夸张、哲学上的欺人，使我们一度相信“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现在我们知道：短暂的“历史趋势”可以基于观察的经验，而持久的“历史必然性”则变动不居，甚至逆转直下：使得迷信经验的人们，沦入迷惑绝望的苦境。

至于对超验者的信念，则无法证伪。无法证明为迷信的思想，就可以成为信仰。

192

“历史发生学”，是一项探讨文明论意义的“历史”何以发生的学术。文明论意义的“历史”，仿佛液态的变化。就此言，原始社会没有“历史意识”。迄今几千年，才有人生活在“历史意识”中；而今，几乎所有的人类集群，都生活在文明论意义的“历史意识”中。如果有一天，人类重行退化到未经分化或人为抑制了分化进程、人为地消除了社会分化现象的社会形态，正如社会民主主义乌托邦理论家拼命鼓吹的那样，甚至被制成合乎人权理想的社会标本：那时的人们，将重行脱离“历史意识”的液态变化，成为文明论意义的“化石存在”。

乌托邦理论认为：“世界处于绝对的运动中，‘停滞’只是想象的观念。所以，人将不可能脱离液态的变化。”但“化石文明”毕竟是存在的，化石可以被理解成本体论意义的液态，但在文明论上，化石毕竟区别于液态。人创造化石观念，就是为了描绘心中的静止状态。因为即使在冰封的大河、厚实的岩层下，也有潜流的移动！即便一潭死水，也暗暗沸腾着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甚至生命运动。但化石毕竟是存在的。难道用生命哲学的眼光打量世界，“死”就不存在？“死总是继之以生；灭总是继之以兴：死生兴灭，循环往复，互为契机；而且，此一结构的死，总是彼一结构的生，人体的死亡，演化为微生物世界的复兴”……即使如此，生死毕竟是不同的。

193

“历史有阶段”，由于人的鼻子上有眼光，头脑里有观念，即便面对“历史”的整体、不间歇的“流”，也能看出“有阶段”。历史，因此处在“不断发生”的状态里。有变化才构成“历史”，而“变化”就意味并要求新的因素不断“发生”。新因素以各种面目，通过各种渠道，注入实存，迫使新的历史发生。一段“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发生的契机”；一个历史发生的契机就是一颗种子，化育出流线型的绵延：根──茎──花──果。可是，人的生命经验却不同意理想化的生命哲学。死，于是被确认了“它不再被新的生命所抵消，它也不见得就等于新生命的前奏，灭种的悲喜剧是生物史的日课”。

“历史”一词的本义，就不是静态，而只是动态的；它是依赖新的东西而被称颂，在人们的心灵中激起感应、想象以至创造。而感应、想象、创造，正是文明诞生的三部曲：它来自动态的生活，“按规定办事”的生活，不是肥沃的；秩序要是过于严酷，就会失去它原先的保护作用，而退化成为生命的敌人。

194

历史舞：历史是这样奇特的“舞蹈”，如何描述、分析、留驻甚至如何“再来一次”？历史的舞蹈，是世俗意义的盲目舞蹈，尽管它的动力来自不可测度的宇宙深处，茫然而不知底细的深处。一种不衰的“阳”，莫名其妙地鼓动它。历史中前进不息的力量！驱逐渣滓，甚至面对渣滓出于自保而苦苦哀求历史停滞不前的惨状，它也无动于衷。

历史舞，既没有“主要因素”，也没有“次要因素”：因素就是因素。“主要”、“次要”，只是某些观众对它的观感。把这些飘忽不定的观念，粘到作为实存的因素上面去，就犯了逻辑上的根本错误。他们就这样把“客观”与“主观”语无伦次地结合了起来。既然是因素，就可以改变：增强或减弱，显扬或压制；但同样既然是因素，就难以真正消除。一切“被克服的因素”实际上只是不自觉地转入了地下状态，潜伏着，悄然等待重新萌动的机会。

对“历史”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历史的可塑性。而且，正在变。再僵化的头脑都无法否认这一现象。至于它怎样变，那只有天或正确领悟天意的心灵，才知道。历史的唯一含意（如果承认这含意的存在的话），就是“变”，不仅仅是变动，不仅仅是变法，而且是一切的一切的变质。“变质”，就构成“历史”：历史就是变质；反对“变质”的，就是反对历史，就是历史的敌人。消极于“变质”的，就是历史的渣滓。这就是历史的舞蹈，这就是历史的自我否定。

195

反省民族性的反省，逼迫我们思考：是否我们的历史太长，是否我们的习惯积层太厚，结果我们的惰性才这样强，使我们的刨造力遭到无情的扼杀：悲哀的现实，几乎迫使我们承认民族生命的尽头已经在望，但我们的良知却拼命反对。要知道，人的生命力和人的智慧有时是互相对立的：生命力以简单而明确的线条伸展；智慧则向公认的传统宣战。

为什么老人的思想易于“僵化”？除了生物性的因素如脑力衰退、感觉迟钝之外，心理上“历史纤维素”的严重沉积，是最大的成因。历史上还没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永葆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也永葆青春生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倡导一种不凝滞于物境、更不疑滞于教条的新哲学，从而恢复最宝贵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新其德并自强不息的青年精神──就成为哲学革命的第一环节。

196

就人类的历史视野来说，没有“必然”的东西；正如没有“不可能”的东西。人的经验与眼光还太局促，难以逆料“命运的意志”。历史的原野迄今还是懵懵懂懂的！天色刚刚微明……亲爱的人们，一切还有待于我们去拨云见日。而对那尚未被利剑劈开的浑沌，请“存而不论”吧。不要结茧自缚，空谈“必然”……与“不可能”……是多么愚蠢！是灼热的灵感，逼迫人的大脑暂时遗忘那些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时过境迁，当新的需要来临之后，它又迫使人的大脑重新回味，想象它、甚至夸张它。个人生活这样，民族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健康的历史感还指示我们：社会与民族的历史越长、包袱尽管越重，但由于含量的空前巨大，潜能也格外丰富。丰富的历史之海，可以提供较多的培养基，新生活和新历史的潜在力量，因而大大增强。这无奇不有的历史之海，既成为新文化的灵感资源。只要创世者善用，就会献出无限情义！

第一卷第三章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197

任何一种“存在”的发展史，都有就其本身而言的“黄金时代”──会在特定的时刻呈现较有韧性、较有力量、发展趋势较豁达的样态。而在各个实体之间，又是无法比较其“黄金时代”的，不同的案例之间，毫无共同规律可循。一个五岁夭折的儿童，其生活史中的黄金时代，当然不会近似于恺撒。而耶稣的黄金时代更是旷古未有：活活钉死在十字架，受到全世界的嘲弄，因为他的事业是在他死后（复活）展开的。

“黄金时代”，也和一切历史分期，始终并且将继续是仅仅属于个体的（某个人、某家庭、某社会、某民族、某国家……等个位），其间哪有普遍的范型、肯定的样式之可循！

198

黄金时代的答案，不能到所谓客观领域去寻求。因为说到底，“客观”仅仅是那些拥有强大影响之个体的狂妄虚拟，它的背景性质是“强大的主观”──这当然要比“小人物的思念”拥有决定性，但在性质上却依然不脱为主观之物。

这主观的特征是：当此个体面对存在的压力并进行最大抵抗时，体内的反压制和抗沉沦的力量，上升到最大限度，它的黄金时代就来临了。然后，它把这一内省体验，幻化成某灿烂的客体，“光荣归于造物主”──当然，这一幻化的能力始终只在极少数人身上。

极少数人的特性，只对产生出它们的某个体才是真正亲切并不可舍弃的。因为特性，既非浮面的装饰，更非赏心的玩物，它与某个体的内在生命的结构紧密相联。一个被迫取消特性的个体，其内在力量必遭同时的戕害、损毁。自由人与奴隶相比，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的内在力量还保持完好。而奴隶们为了适应征服者的要求，已被迫或自动（这是“改宗者”的嘴脸）放弃了自己的固有特性，从而将自己力量的基础，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亡国之后，其军事力量也就在本质上遭到削弱，汉人已经沦为一打就垮的群众。

199

无论哲学上还是生活上，特性都是最高贵的天赋。特性是存在的生命线。丧失了特性，也就沦落到非人，沦为无边浑沌的一颗微生物质。与一切流行的见解截然相反，人的特性决不是某种可以随意搬弄的“物质”。从学理化和最通达的意义说，它的性质该是有机的生命，且是不可移植的。如果强行移植特性，其结果，不是毁掉了这些特性，就是使它们蜕化了。移植的结果，除了生出面目全非的杂种，冒出梦想不到的幽灵，还能有什么？就增进世界的丰富性而言，这兴许不是坏事。但与移植者纯洁美好而自私自利的初衷，却相去太远了。

现代教育系统，最能展示这一悲剧的真正悲剧性。其中，尤以大众传播媒介或宣传运动。它们的发起人，按照自己的特性中派生出来的“客观规律”匆忙行事，结果造成一个个己所不料的“悲惨世界”。消灾弭祸的愿望，反而加剧了险情。

他们渴望按照一种理想的标准来“造就人材”，完全抹煞了“天性的差异”这自然的成命。结果，他们造出一批“莫洛博士岛”里半人半兽的怪物。他们渴望成批量生产“精神产品”，他们根本不懂得“精神产品”这个可笑的名词就暗藏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全部荒唐，而精神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特性不可重复。工业生产的“规律”，怎么会是精神创造的“捷径”？精神创造怎会受到“规律”的束缚？

“效率”在它面前，是苍白无力的。要知道，任什么清之规、戒之律，都只能堕胎而不能助产，在成批量炮制精神产品的忤逆中，精神已经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心灵的惨白、文化的沙漠。我们必须反对非人性的教育！

200

这样的“反教育”可以有双重含义：

A，“反对教育”；

B，作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的“反向教育”。

这双重语义的统一：“反教育”不是为了回到纯野蛮状态，即卢梭之流所谓的“返回自然”；“反教育”的意义，在于革新腐败的现代教育，代之以充满活力的“反教育”──为形成新型的教育系统与教育精神准备道路……

为什么要“反对教育”？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批量生产作为工具的人，这是就教育的社会功用而言；同时，也在锻炼谋生的手段，这是就教育对个人的价值而言。教育的本质因此是被动的，不论“教育”一词本身作为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使用着，它的所指大致都是被动的。

“他教育别人”与“他受教于人”这两种说法，尽管在语态上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然而在所指的性质上却都属被动，为什么？因为不论“教育别人”还是“受教育于人”──都是以某个现成的教育模式去塑造人。

语法上的主语虽然都是“他”──可是语义上的“主语”却是“教育的模式”。上述两种表达的核心词，都不是“他”，而是“教育”。

这样，一切“教育”（“现代教育”更突出）都不得不体现这种病态：不是按照天性来发育人，以主角（受教育者）的需要来决定配角（教育模式）的应用；而是反常地以配角（或是社会需要的压力）来规定主角的发展：由配角来规定主角的发育，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病态癫乱吗？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因为，历来的教育都没有办法把“人”（受教育者）自身的发展作为目标，它甚至无法知道“人”自身应该如何发展，更无力知道“人”的理想状态应该如何；（如何不是作为社会工具的话）其结果，只能把社会对“人”的需要作为目标，这种“教育”在人类的漫长经历中，按下了抹不掉的长长阴影。这也许不值得惊奇，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对此为什么很少疑问？

201

无论如何，任何社会，之所以建立教育事业，乃是由于它需要维持并推进社会生活的工具，需要各种型号的、足够数量的社会配件，而不在于它需要“人”自身作为优秀个体的发展！教育，因此是用来巩固社会秩序的。而社会，也正如一切存在物一样，一旦诞生便即刻产生强大的自保力；最终，它也像任何实体一样，自保的倾向变成目标。因此，社会并不真的关心受教育者，更不在乎教育事业本身的命运，它只关心自己怎样更有效地利用它们。

在这种阴影下，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教师与学生双方也并不在乎如何发育天性并获得幸福。教育，成了是他们跻身社会的阶梯，而不是达到快乐的目的本身。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教育”的两大特性：

A，教育是使人陷入被动状态的行为，且在“人”的意义上被动到病态地步：主角受到配角的宰制。

B，教育使人成为社会工具，除了在那些成功地反抗了教育从而成功地发展了自己天性的极少数例外，教育本身（而不是教育系统）也并不受到尊重。

请不要争辩，“教育的被动性，系于它的工具性。为了更有效地达成工具性，教育必须基本被动，我们并不否定其有限的主动性，即主动地实现并强化其被动性：但仅仅是作为工具，否则，将有害其作为社会工具的使命。”

为此，我们不妨先放下教育那近乎病态的被动性不谈，来看看它的工具性究竟又是怎样。首先，假定这前提：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福利，促进人们的福利总量；而不是为了发展更高级的人，不是为了创造更高形态的文化。至于这个假定的前提能否成立，暂且不去讨论，因为这牵涉哲学上的人问题，在较细小的藩篱尚未清扫之前，不宜触及这一问题，免得劳而无功，陷于混乱。那么，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的福利呢？无疑，社会的福利系于许多社会事业的存在。若是没有医院，病人的福利将怎样维持？若是没有饭店，客人的福利怎样维持？若是没有工矿企业，居民的衣食住行怎样维持？这里的社会福利并非一个抽象的宣传术语，而是具体的社会事业所发挥的具体的社会效用。社会福利的总量，即指“社会事业所发挥的效用总量”。

那么，社会事业的维系又依赖什么？无疑，首先依赖“习惯”。习惯，引导最低级的动植物直到人类的命脉。动植物的习惯更多依赖本能，而人类的习惯则依赖教育。如果人们一旦失去祖辈相传并在一生中不断强化的种种习惯，世界体系即将崩溃。人类社会与其说建在理性与智慧上，不如说建在本能与习惯上。

而最重要的，社会事业的维系依赖于教育。如果没有教育，社会无法向各类事业输送可用的人体工具，所有社会事业难免陷于衰境。事实上，教育的起源正是由于社会这需要的压力：这就是教育的工具性质之所在，也是它的极度被动性质的原因所在。

进一步的探求可以发现，所谓教育，正在于培植牢固的社会习惯。教育系统，也就是社会习惯赖以延续的遗传工程。教育的过程，无非就是用强制或半强制的手段，诱骗或半诱骗的劝说（这并不带贬意）来使“受教育者”，被迫或被诱接受社会的习惯，通过形形色色的“训练”。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但人人却是如此习惯这样的训练。最初（原始社会），是关于劳动、纪律、服从、风俗、传说、禁忌、战争、掠夺、偷盗等方面的训练；以后（文明社会）的发展又逐步增添了有关艺术、文字、宗教、学术、政治、哲学、道德、技艺等方面的；而进入现代则偏重思想方法与实用技术的训练。

说穿了，这些“习惯的训练”就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上述名目也就是人的教育扩展的名目。教育也者，就是文化样式的习惯训练；一切习惯都是由各种“教育”促成的；不论多么无意识的教育或非正式的教育。在“习惯”之中，确实含有众多的“非系统教育”的因素，且由于系统教育的反作用，易于养成“非教育”乃至“反教育”因素的习惯。

而教育之作为社会习惯的有系统的遗传工程，必定具有极大的保守性。这不是巧合，是由教育的本性注定的。教育的本性是社会习惯的有系统的遗传，而不是社会习惯的革命性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教育的势力构成社会上最保守的势力，尽管这种保守有时是以激进的、甚至革命的面目出现的。教育界的主导势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社会反动势力结盟的。当然，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学生运动”一概归诸“教育界的主导势力”。我们还可以看到，任何社会革命的风暴，其最初预兆虽是在天才的预言中崭露头角的，却结束在，对于教育系统的革命性改造中。因为教育的改革常常滞后于社会的变革。被革命风暴冲刷过的社会，其首要目标在于培养新人，作为巩固革命成果的有效手段，而要达此战略目标，就必须改组教育系统并刷新教育精神，所以任何革命的最后任务，就是建立一套适应自身需要的教育系统。

202

社会的不断变化，使各种势力、各种冲突在调整与角力中……社会的需要、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动向消长起伏，这一切都如风中狼烟，永无定时，只有“教育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中，而当一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也发生崩溃时，此社会的全面解体已经不可避免。这也无可非议：教育界有如社会的压舱石，教育界的更新，涉及社会再生的大问题，人们本能地要求持重，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注定了教育界要把革新势力与新兴思潮，从自己的领地中驱赶出去，而当教育界终于被改造而成为新权力的仆从，革新势力已经坐上新保守势力的轮椅了。至于学潮，并不能算做教育界崩溃的征兆，因为学潮是激于政治的因素而不意味新的教育精神、教育系统的出现。

这样看来，当问到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福利时，我们将回答：有时能，有时则不能。这要看当时社会处于何种时期，社会越旧，教育界就越不利于社会福利；社会越新，教育界就越有利于社会福利。现代的教育界虽然分裂，但名异实同，都不代表明天的革新势力。也就是说，革新势力，还没有进入这些“神圣的庙堂”。现代教育界，从不同方面反抗革新，或采取行动使革新流产，或败坏革新势力的声誉，制造反革新的社会暗示，等等。

203

现代教育的危害还在于，它以降低质量来扩充数量，用机械的训练和不知其所以然的模仿，来代替真正的敏悟；它以大量的“学位人”充斥市场，这些“学位人”全都符合“扼杀天才”的标准，所以，随着学位的泛滥，现代社会的天才日益稀有。学位人的主要长处，就在于他可以大批生产。现在看得很清楚，学位人的浪潮，结果把文化的良田变为技术的堡垒，从而达到精神的避孕、文化的不孕、灵魂的绝育。

现代教育不仅是孽因，也是苦果：教育成了文化走向衰落、僵化、腐败、毁灭之途的前奏曲。所以想拯救文明的人们，不妨像老加图在罗马元老院每次演说结束时高呼“必须毁灭迦太基”那样高呼“必须毁灭学位教育”！──这是创立新文化的第一个步骤。

204

综合看，教育对“维持现状”（包括“在现有模式、现存结构下有所发展”）来说，起有益的作用。但是，若以根本革新生活来看，它就成为社会惰性的渊薮，成了反动势力的存在基础。人生的目的，不是维持现状。不论是否把人生看作一场实验，是否故步自封以至于沦亡还是不断革新以求自存，毫无疑义，应摒弃维持而采取攻势。

如果我们的勇敢足以驱走诡辩与宣传造成的困惑，我们就能公开出来“反教育”。教育，并不是像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和蛊惑人心的诡辩家们宣称的，足以消除社会的罪恶和个人的不幸；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现代的一切罪恶、不幸、紊乱都或多或少导源于现代教育的失败：因为学院教育甚至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够得上质量的配件了，这在所谓发达国家已经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论现代教育背后的驱力，何等复杂与强大；不论人们对这些驱力的描述如何千差万别，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教育已经日益成为这些力量的不称职的傀儡；现代教育也加强了这些矛盾力量的旋涡般的冲击波。现代教育的深刻危机，决不是现有结构下的“教育革命”可以解决的。现代教育的危机，早已演变成无可挽回之癌症：若非脱胎换骨，一切无从谈起。──而“反教育”，就是对此处置方案的最好解说。“只有反教育，才能挽救教育”：这是我们送给酷爱教育者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拯救文明”：这是我们送给文明卫士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消灭社会罪恶”：这是我们送给致力于改革的人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获得安全”：这是我们送给广大沉默的群众的最好箴言。

205

A，“教育”是驯化，教育是磨灭人的野性的系统方法。它不仅用来使人“文明化”，而且更多用来瓦解人的生命力，教育，对极少数人也许不失为兴奋剂，但对人多数人却具有十足的麻醉性。

B，由于人性，由于建立文化体系的需要，对人进行驯化是不可避免的。狗不驯化，则不能猎物；马不驯化，则不堪拉车；人不驯化，不能组成社会及其文化。然而，“教育──驯化”毕竟也如一切人间事物，是双刃剑。人间事物莫不打上悲剧性的烙印，因为人性的双刃剑，使许多人间事物，也成为双刃之剑：用得不当，对文化的作用将是害多于利：它好像人造的消毒剂，不仅杀死病毒，也杀死生命本身。“教育──驯化”这毒剑往往不仅杀死文化的灰尘，也要杀死文化的精魂，把它寄生的社会投在僵化而缺乏生气的阴影中……

C，人的能力多数不是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根本的知识与能力，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教育虽可加强能力．增进知识，但经常的，它加强多少也抵消了多少，增进多少也就瓦解了多少……人们所能做的，是以商业价值当作评判的唯一标准。于是教育也是被当作赢利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来使用的。

D，当“教育──驯化”被作为破坏工具来使用时，它反而具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性”。一旦“教育──驯化”为建设的工作效劳时，它反而成为阻滞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压制力量。我并不否认压制的重要及必要，而只是强调“教育──驯化”对文化的影响，这影响具有窒息创造性文化的危险！也许窒息本身是文化复兴的绝佳休息，但毕竟是窒息。相反，当“教育──驯化”作为破坏性工具而出现，倒能加速冻土地带的瓦解，推动新种子的萌芽扩张。所以，为建设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消极的；为破坏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积极的。

E，而这种意义的积极的“教育──驯化”过程，应该是“反教育”，“反教育”，是为了社会破坏的工作而施行的教育，这种破坏当然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反教育”的核心，是“反动的教育”。反动的教育，是为解救这个世界的深刻病态而施行的……这种意义的反动，也就是“反对流行”。

F，在这种意义上，因受教育而致无能者，乃是得了正当的报应。因为越出了上天的划定的界限而招致惩罚，正像夏娃偷食智慧果而招致堕落一样。现代教育及其造成的大脑僵化和道德堕落，必将导致社会的僵化与堕落。这刺激新的社会力量，冲天而起的烈焰，震撼大地，照亮天庭。

而要想在历史的原野上，获取珍贵的自由，以作为上升天宇的不可缺少的氢气──就必须从“历史因素”的捆缚下解放。这解放的前提，是对“传统”和“流俗”保持距离。例如，我们不妨用“距离感”来理解有关“中庸”的思想！

206

“中庸”，产自殷周文化夹缝中的孔子，决非偶然。孔子，殷人的后裔，对征服者周人，深怀贰心。但这位“圣之时者”，深知周文化的力量，于是他拒绝了徒劳无益的“颠之倒之”，而是巧妙地“述而不作”，以重新理解的方式，建立他文化再征服的战略。孔子为什么“梦见周公”、又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宣告，来抑制自己的反周情绪！（而对于周人，这些口号却是多余的；结果，这种自白反倒令人理解孔子对周的根本贰心。）因为，他对殷、周都保持了适度因而是健康的距离感，于是，“中庸”的思想发明了。当其时也，周文化的力量强大而富于生长的力量，单纯反对已无济于事，必须有取代的东西才行。周文化形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为结构即使过时，但许多精彩的片断依然因其地缘政治条件，拥有不死的生命。孔子最伟大的艺术就是：以新的凝聚力，把这些片断重组为一个前途无量的新结构。历史上其他的创教者，也都是这么干的。

历史，就是上述意义的“真实的艺术”。而其他一切艺术，都是符号的夸张。并因其夸张性，而被分析家称为“谎言”、“骗术”。于是，艺术活动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有时甚至是崇高而壮丽的撒谎：这是由艺术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人生的暗淡，实在需要艺术的狂飙予以驱散；生活的贫乏，实在需要艺术的灵思予以开荒。这是明白宣告的欺诈，它说：真实若不以虚伪为背景，又何以见得？

历史则不然。历史是“真实的艺术”，它的夸张与虚饰，是潜在的，它自以为真实，它不仅自诩为真实，还要强制人们认为它真实，否则，它就不是“历史”了。与此同时，历史无论作为文明人对自己活动的总结，还是作为这种活动本身，都与人的身心特点结缘。没有谁会怀疑：作为总结的历史，是人的创造，例如“宇宙史”、“地质史”、“生命进化史”、“人类史”……都是人创造的。

207

离开了人的观照、反思，哪能有什么自然史呢？又哪能可能出现什么文明的历史：第一方面，作为“记载”的历史；第二方面，作为“现实”的历史。但对于这两方面而言，都需要感情的真切移入、做出选择的决断力量，否则，历史就将充满混乱，没有任何条理。

历史仿佛马基雅维里的权术：“统治者不可相信宗教，但必须使人民相信他是虔诚的。”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是真的，但必须让人们觉得它是真的。这是它与艺术区别之处。作为“真实的艺术”，它不是已经造就的固体，而是永远等待我们去无畏塑造的液态。它永远处在生动的气氛中。再者，人们为什么注重“结局”？不仅出于功利的本性，还有一种亟待证明的好奇心的热望潜含其中。

208

人渴望知道：自己对“前兆”的敏感和对“趋向”的判断，是否正确？人们希望自己正确，而这只有“结局”可以“证明”。尽管这“证明”也还需要未来的历史不断证明。人心对于“预兆”有歇斯底里的感应。“预兆”比“结局”更能激起希望或恐惧。预兆的魔力在于：一旦应验，它造成的心理压力反倒减缓了。结局的恐怖，即使比预兆所显示的更加厉害，但对人心的压力反而为低。这是因为，未知的东西已不存在；而只有未知的，才是真正恐怖的。另方面，尽管“预兆”比“结局”更有力；但“预兆”的意义必须到“结局”中去寻找。是结局，赋予预兆真实的力量。

“事后聪明”一语，不是对某些人的讽刺：而是对整个人类和全部文明的揭露！从结局逆推开初，这是人性的一大特点，也是所谓“经验”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因为人们习惯从“结局”反观、追溯“前兆”和“全部历程”的特点，赋之以本无的含义。著名的“意识流”理论，曾从心理学角度对此作过说明。而这一现象在历史观念的领域出现，则意味历史永远处于“有待创造”和“有待证明”的“未定之天”。

209

从作为“记载”的历史来说，“历史永远被重写着。”后代的理解、甚至的描述方式和书写形式，都赋予“过去的史实”以崭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些“新的意义”。哪怕仅仅是“新的意义”，也会派生“新事实”、“新现象”。后人，总在历史记载中增添他们视为当然的“新发现”。每一次“新发现”总是伴随着一阵河伯的狂喜──这是“创造的激情”和“艺术的冲动”……

作为“现实”的历史，其变易性更浅显。它在创造历史的人手中，宛如一块柔软的胶泥。这是一块不会干化的胶泥，它永远保持可变性和湿润性。对创造者以外的人们而言，历史是坚硬而冷酷的。“历史因素”的作用，便它日益僵硬死板、日益缺乏活性和可变性。但这危机对于创造者并不存在，他在粘滞而沉沦的历史浊流里，正发挥日益大的反抗力。

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宏大的史诗吗？这样的史诗，难道不是真实的艺术吗？这样的历史，不是科学。“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只有当它们已成为上述意义的艺术时，才获得应有的价值和尊重。除此之外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

这样的历史，不受人造规律的制约。相反，“天才创造规律。”历史规律，是众学者从旷世天才的胡作非为所制造的奇峰异岭等怪诞地貌中，归纳出来的。规律，哪里是像现代人假设的那样，是什么本质或本体之类的客体？恰相反，规律的假象仅仅是作为“人的表象”而飘浮无定的零碎矛盾。

210

对规律全能的迷信、对科学全知的幻想，早就应当废弃了。“按照科学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过。这无非因为，创造历史的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科学的主人、科学的发明者（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发现者”），并不是科学的仆役、科学的遵循者（这只又一个胆大包天的假设）。

第一卷第三章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211

我们的历史观念，要“等万物”。即，对历史之天的事事物物，一视同仁。从终极意义说，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善”的。它们事出有因，构成了历史之链的众环节，尽管有时并非赏心悦目的环节。没有那些“坏”的环节，则“好”的环节不会兴起；正如没有死亡，便不会有新生。

历史是“矛盾”的。这并不可恶；也完全不必为之悲观。新一代的人们！不应奢望历史会顺从你的意愿，而应学会：它没有矛盾，正在于它充满矛盾、并在矛盾的漩涡里，才涌现出可惊可叹的力量。杀害与生殖同样伟大，破坏的功德并不低于创建，暴力的蛮横，有时比灵性的光芒更优越──因为在那时，只有前者（杀害、破坏、暴力）是“可行”的。

212

资治通鉴意义的“历史”，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归宿、人间万条江河所汇集的汪洋。《庄子·秋水》中河伯的欣喜，被一切翱翔在历史之天的心灵所体验。一切善恶是非，只有放在历史之镜的显影中，才昭彰起来。后世的评价，永远改变前代事物的含义与价值。

在严冬，苔藓比牡丹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牡丹毫无生气。不是博物院中的标本，就是温室里的弱者。在浊水中，泥鳅比金鱼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金鱼是奄奄待毙的可怜虫，泥鳅却以充沛的生命力闪烁骄傲。中国思想参透此中奥妙最深。它拒绝接受那些违背生命直义的信条。而生命的真又是新陈代谢，抛弃陈旧、酝酿新颖，化腐臭为神奇。《周易》对“时义”的注重，有力揭示了中国精神的这一特征。

历史的全部特性就在于“变”。追求新颖，不仅是艺术的第一要义，也是生活的第一原则。新颖激发想象力；想象唤醒创造力。这良性循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因此成为生命的“德”，而不是什么人性上的弱点。作为文明的源泉，它当然是“原罪”，但在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运化中，生命之水才不变质。这浅显的道理，却被那些闭门造车的幕僚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偏爱死水的气息。

213

我们不把意志、心灵、思想的记录，当作本体来崇拜。我们不相信某种信念、情感、智慧，能够独立改变历史的容颜。它们虽替不断沉沦的历史添上有声有色的磊磊丹青，但却无力挽回日益严峻的堕落，无法根本消除历史内在的紧张。人们，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反抗性，不停提炼自己的精粹，方能应付“进退维谷之局”。

214

在二十世纪末叶的绝望中，我们望见了历史的神：人的文明史，就是人不断寻觅、追踪、乃至创造“神”的历史。神不是偶像；而是精神的向往。有各种各样的神──有宗教的神，有宗教以外的神；有仁爱的神，也有邪恶的神；有和平的神，也有战神；有神论的神和无神论的神……

偶像不变，神却与时偕行；偶像风化，神则万古常春。神的价值，不在它的独立（这对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神的价值，只被“天人合一”意境的领悟者领悟。神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人把自己最灿烂、最神秘、最有力、最纯粹的精神，投注于“神”，以安慰自己的脆弱。

“神的状态”生动、不断流易，它开启人的想象之翼，却又不疑滞于物：它因此不是偶像；是处于生命和超生命的临界点的某种综合。人的文明，并不是背叛神的历程，而是在对神的渴求和对现行生活的厌倦中，创造出来的。厌倦生活，则趋近于神的启示。

215

谁能把群众改造成为“受启示者”呢？群众只能适应受启示者，并成为其追随者……人的最高的德，就是创造新生活也就是受到启示。除此之外的伊甸园和乌托邦，是乱世或无政府状态的梦想，因此只能是僵死不变的──作为乱世之弊的病态反应。创造新生活者则完全相反，他的存在是动态的，是对僵化的社会做出反击。永恒的青年精神也就是永恒的生命精神，也就是永恒者的流露。而不变的伊甸园和乌托邦，则是衰老民族渴望休息的心理产物。

216

人类历史之所以体现出“方向性”，并非形而上的“超自然力”或形而下的“经济力量”使之然；而是由于人性的努力驱使它这样。从表象上看，是为了应付某些亘古不变的需要；但在实际上，还受到积累中的“历史因素”的压力，即前人为了满足上述需要而应用的手段本身所产生的负作用、负压力。

历史所呈现的节奏、周期、反复、规则等等，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中的“动静”这一旗帜下，是阴阳的消长，决定一切的节律与周期，而具体的分析则可以没完没了。动、静，阴、阳，各有各的胜利时刻表；但却没有“最后的胜利”。因为这不是对立的“斗争”，而是无对立的“调和”，阳从阴中来，阴又阻滞阳的冲动，阴阳的搏战与动静调和，永远持续，万物化生。

在其中，“目的”，只是人的观念，并非实存。

217

“真理”？这只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的外在形式，是符合真相的。宇宙若有真理，那肯定是唯一的，但这真理只能是神即人类最高精神状态。世俗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只是它的分化形式，包括背反形式。因此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人只能是历史的盲目奴隶！在历史的运动中，一切人的作为，岂不都是历史使之然的？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历史趋势、历史命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而历史的以上四种形态（需要、趋势、命运、精神）的造势者，则是英雄的主人！实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鼓吹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说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人们，都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生活”，也就是在“蝇营狗苟”……这哪里还用得着谁去鼓吹？因为这些受到遵循的“务实原则”像是病毒一样，是生命的低级本能，是不需要鼓吹而只需要抑制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他们理论方式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地道的实用主义者都是受到商业主义支配的！孔方兄的经济决定论迷住了他们的眼睛，这是所谓的“犹太人性格”。实用主义没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性格，习惯用些假惺惺的词句来建立论证。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理论也放在号称公正的唯物主义称盘上称一称？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诡辩？还怪别人误解了自己！实用主义因此变得不那么“实用”了。一切带上了“主义”的东西，就变得虚伪起来──要做诚实的人，请先摒弃主义。

218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抽象的思辨，空洞追寻“永恒真理”。因为世界，已不再是创业者的世界了，虽然中国正面临历史的三岔路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乌托邦，需要的只是动员、动员、再动员！我们不是哥伦布，不需要谈论东方的神话，我们是麦哲伦，只要沿着已知的方向前进，仅仅需要探知一条新的航道。

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在演戏。并把人生看作“精彩的表演”。这是时髦的。这是文明的。这是罪恶的。这是要遭到报应的。人的历史表明，历史过程是多数人模仿少数人的过程，甚至连姓、氏的起源也是这样：起先，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后来人民模仿之。如果少数历史人物都是在无耻地演戏，那么多数人民将如何堕落！所以结束戏子统治的时代，必有革命。革命，就是用来自人民和底层的少数佼佼者，作为新的生物贵族，来代替已经腐败的社会贵族。只有这样用生命来更新社会的方法，方能使得革命修成正果。

建立一个新事物，比破坏一个旧事物，艰巨得多，同时，也有趣得多。当然，建设的影响，比破坏的影响，也要持久得多。请看嬴政的血腥建设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一事无成的破坏性！其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观念。嬴政好歹算个贵族出身（尽管有人怀疑他是个私生子），而文革的始作俑者不过出身于小经营者（还有回忆录说其父是个高利贷业者，其子最后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印子钱，号称“人民币”，把全体大陆人民都变成了高利贷的借贷者）。而我们知道，出身贫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慈善家的；而盘剥高利贷的积习，更会让革命事业完全变质。

第一卷第三章

*七、孤愤**

219

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的时候，不禁要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来斜视之！一万年的历史，不过建立了一堆貌似成就的废墟！且是日暮途穷的废墟！──谁来充任新一届救主？谁能完成“新一轮拯救的使命”？

──“人类根本无法救药。”答曰。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一群动物、一群比爬虫更为贪婪的欲火之载体。

在超越人类的眼光看来，也许，人的文明如荒漠。那么，有什么可以叫做光明或“希望”的东西？

尽管我们也像多数人一样学会了自欺，为自己建造了可使自己鼓足勇气活下去的思想或是海市蜃楼；然而海市蜃楼烟云消散、思想的幻象尽失后，留下的岂只是更为彻骨的虚空？

这个真相好似毒鸩的相，使我坐立不安、恍然若失──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220

我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用来填充欲壑的新废品：人们自以为是“善”的，不过是巧取豪夺的辅助手段──假冒为善的人群啊！甚至就连这种对人类的重新发现，也只能是动物的呼号与另一种欲念。我们于是不得不与别人一起蠕动、爬行、生活（尽其可能饰以美味的桂冠，是为了继续蠕动、爬生活！）──却要自视高贵：自视杰出，甚至是最超拔的一个，多么虚伪的人！

人类除非让位给更特别的物种，否则仅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人类的梦想深度，适足以从反面证明其灾难深度。人类的无梦想状态，又足以证明其僵化及近乎朽灭的停滞状态。是青年的血，使我们渴望创造，这渴望使新文化的曙光，成为可能。我们正在干着自己有时都会对之哑然失笑的“事业”。这事业也许提供人们新的感觉，然而却不能对人性也就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做出什么彻底的改变。如此看来，即使为了自己，人也需要把世界的王位让给更完善的生命。

只有遵循这命运，人才能融化于自然，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天才的踪迹将成为“人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人对新的生命类型的过渡。尽管他们的数量诚如沙中之金，但却是“金沙”。命运珍视“人”，因为金在“沙”中，沙中有金……多数人是沙，少数人是金。对沙的关切超过了金？那是因为，一颗金就可以使一大堆沙土成为金沙，而一大堆沙土却不能使一颗金成为金矿。金，类似于人的完成状态；沙，类似人的未完成状态。

221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222

现代社会的紊乱、骚动、文化失调及种种刺耳的叫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源远流长的曲线。正如生命，社会与文化也有一定的“年龄征候”，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征候。尽管，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还十分稚弱，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经验来鉴别社会、文化的“年轮”……毫无疑问，现代的世界的千奇百怪，只是某种“年轮”的体现，而不可能是不变的终局。所以，现在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必衰，楚楚动人的西方思想文化必亡──剩下的，只不过时间问题。

223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救赎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恺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224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做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225

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226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者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进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叫花子，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者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要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227

英国人伯兰特·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说，“建立一种哲学，能应付那些陶醉于权能几乎无限度这个前景的人，同时也能应付无权者的心灰意懒，是当代最迫切的任务。”其实，这样的任务基督教神学早就完成了；但当代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哲学吗？当代人需要的是官能的刺激和疯狂的自恋癖，就像罗素本人一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所描述的那种既承认“神”的最高主宰地位，又予人类行动以积极肯定的哲学，已经被西方社会给唾弃了。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虚伪透顶的。

伦理与政治并不同一。为什么？伦理，是教化，施之于民者也；政治，是心术，存之于治人者也。这两者并非无所间隔，而治人者受统治欲所驱又岂能遵循伦理？至于小民，则不得不成为伦理的恭顺仆人！否则，他们就将作为社会的垃圾，就像遭到遗弃的美国黑人那样。小民的伦理与治人的政治，都只是那个政治（即“社会的治理”）的一部分，小民的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治人的政治。

现代僭主政治（其中尤以托洛斯基主义在亚洲的变种最明显──文革的“继续革命”），由于其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性，在治国方面无所措手足，结果，只能经常抓住一个外部的假设敌人为对象，来加强内部压力。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没有抛弃中国；而是借用来自西方的残酷活力（“西方的真理”），把中国人从一千年的腐败堕落中抽打出来。因为中国缺失了欧洲的中世纪一千年的所谓黑暗！新一代中国革命的再出发者们──将为中国的复兴，培植无情的但负责的伦理观。惟其无情，方能负责；惟其负责，方能无情。

中国为适应现代秩序，已经付出极为可观的代价，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空前。这种绝境下的努力，将化为中国民族再进军的强劲动力，只有再出发、再进军，方能把中国的命运，推上一条新路。让我们抛弃过去的美德，让我们面对凶恶的海洋，中国革命，不仅要承受过去的“罪”──也会化育未来的“孽”！

第一卷第三章

*八、天神的阴谋**

228

天神预先培育“善”，以便为“恶”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否则，“恶”会因为受不了饥饿的困扰，而趋于消亡了？既然是天神，就不会这么不仁慈的；天神既需要善，也需要恶：以作为世界的两极。

天神，既“造善”又“作恶”：他为作恶而造善，又为表彰善而纵容恶……这就是“正义”的原始含义？

人们都称颂“爱”的伟大（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生活本能和生活热情）；但似乎忘了“恨”比“爱”更有力。“爱”固可充实生活，使生命盎然、饱满。但唯独“恨”，才赋予生活以意志的坚韧。“爱”给生活以轻柔的玫瑰色和梦一般迷人的幻觉，“恨”却使生活变成庄严弥撒。

“爱”不需要连贯，可以不要因果性，结果沦为杂乱无章的“意识流”：“恨”却具史诗般的结构，具有雄浑的气息、夸父式的献身精神。所以“复仇”成为人类情感中最强力的一种。正是它，促使许多民族从极度衰弱中奋然崛起。而“爱”呢？只不过使一个民族走向孱弱。或说，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孱弱的过程中，必定要表现出他们的爱之心理病症。

若是失了“恨”，生活将成为没有盐的空虚。──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真理。是“恨”，使他们对人性的痛苦有了推卸的去处。他们把属于人性的苦难，归在他们“恨的事物”上，就像命运把世界的罪，都归在救世主身上。对乐观主义者，“爱”的作用也是一样。他若失去了他的“爱”，等于走向毁灭，所以他极力制作有关“爱”的幻梦。

悲观主义者，若失去顽冥不化的“恨”，就临到虚无的深渊，并开始下滑进入自杀的山麓……为了活得有力，无论如何也要学会“恨”！为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要能够找到足够“恨”上一辈子的对象！使自己的一生不要迷失方向！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惜人们对此殊少认识。

229

尽管，一切道德信条都异口同声地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哪一位道学先生敢于否定“复仇”的神圣性？没有。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复仇，就是最正当的防卫！因为“复仇”（它的底里就是那普遍的“恨”；“复仇”不过是“恨”的合理乔饰。一切“恨”都以“复仇”为借口，以强化自己、软化敌人）是深入人心的本能。只有佛陀、耶稣等伟大超人才具有否定它的资格。但耶稣献身十字架本身，不也是对法利赛人的末世统治所进行的强烈抗议吗？这抗议中有刻骨的憎恨，尽管他出于“神子”的口，而讲了一些相反的充满怜爱的话。

230

对自己人的爱和对异己者的恨，这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何须统一。

“爱意味着平等。”但是，平等却不能等于爱。爱的基础是互补，而不是平等。尽管世界上有两种爱，但它们都与“平等”无缘：

第一种是向下的、俯视的。它开始于同情、怜悯；诗人叫它“怜爱”。

第二种是向上的、仰视的。它开始于尊重、崇拜；诗人叫它“敬爱”。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压迫感的变形。

压迫者、充满自傲和扩张感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一种爱，即俯视的怜爱。它给人宁谧的享受，使人变得深沉起来。它有助于证明优越感。它在冷静中倾向于自制，对他人的施舍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要知道，无论怎样充满自信的心灵，总有空虚衰弱、自我怀疑的时刻！所以任何心灵都需要不断的自我肯定。这是“政治家的爱”，是需要巩固新近胜利的爱。

受压迫者、受到自卑感控制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二种爱，即仰视的敬爱。它给人升华的感觉，使人进入想象的幻境，将事物没有的丽质奉献给它，又反过来希望受到它的保佑。要知道，这有关解放的幻想多么刺眼！对它的憧憬，是人的头等动力。这是“艺术家的爱”，是一切自觉缺陷者的爱。

231

社会，不论处在何种“制度”、“意识形态”、“道德系统”、“文化色彩”、“时代风尚”的笼罩下，总是“充满罪恶”。至少，从布道家和纯洁派的观点来看，只能如此。否则，还有什么“社会生活”之可言呢？

于是，请把一切个人的哀愁、血泪、愤恨、心绞、肠断之类，都抛到一边去！只有当你投入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存在中，你，才可能纯洁起来。

第一卷第三章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232

“太阳从西方升起”？是的！总有一天，太阳会从西方冉冉升起，以其独特的形态、奇异的光芒、神秘的微笑、盖世的功德，临在世界！

否则，这句盖世咒语，岂不成了一句谎言？因为人们所赌咒的“除非太阳从西方升起”时发誓不干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都被许许多多的家伙毫不犹豫地一一做下了。所以，必定有一天，新的太阳将以出人意表的姿态、惊世骇俗的形势，显现天罚，引世界进入全新的纪元──它将不偏不倚正好从西方升起，作为对世人玩世不恭行为的回答。这残酷无情的报复，是“历史的报应”！是“在循环中求得巨大无匹的新生”。

作为秘密的坚信者，我们期待一切都会获得公正的报复。直接的没有，间接的也会有。即刻的没有，明天也会有。此地没有，他处也会有。这种角度的没有，别种角度的也会有！难道命运会让它一再应许的事物，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就付诸东流吗？大约不会吧？难道命运会扼杀天子吗？大概不会吧。

233

血泪无声，但并不因此就失去血泪的功能。

无政府状态，也未尝不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文明初生而尚未普及广大的旷野时，无政府状态，会给冒险家提供天然的刺激，然后有利文明的普及；只是在世界普遍文明化以后，随着生存空间的争夺战日益严酷，无政府状态就成了万恶之源，它只能带来自杀性的破坏，因为破坏的对象已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同质量者。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应以断然无情的手段，结束无政府状态。以便在整个文明世界，建立统一有效的秩序。

如此看来，进入历史之天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无我。只有达到无我之境，才能透过尘世的迷离，看到真灼的太极，感悟相对的恩泽。人们蔽于我而不知天，把主观的臆想予以客观化；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了。这就造成人间如许的“不义”与“痛苦”。因为我们深信，只有相对的信徒，方能消灭不义，消除不可忍耐的痛苦。要达到纯粹的、绝对的无我，可能吗？除非那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结束？可是我们知道什么？为达到“无我”而自取灭亡？不论这崇高的理想在表面看来如何美丽（因为世间缺少它），实际上仍是“我”的冲动与体现啊！我们要求的仅是精神上的无我？这种无我必会高出凡类、达到“灵界”？

234

缺乏无我的精神，连对历史的评价也流于虚伪不真。历史作为后世的评价，又怎能免其孤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比人略高一筹的生物，看待人类岂不像是人类看待恐龙？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评价──尽管是可怜的评价。这种生物性的评价，除了对其自身的生活有所助益外，基本上是虚伪不真的。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生物性需要而动员起来的虚伪，为什么不能成为真理？人类所谓的真理，由全能全知的天神视之，岂能不是拙劣的赝品？

历史的评价也是这样。成败不足以论英雄。难道历史的“定评”就足以论英雄吗？历史虽然由胜利者撰写，然而一切定评，仅仅适合于写作它们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又只是注定要朽灭的泡沫。

宇宙寂灭了，世界空虚了。只有尽头的黑暗与不停息的风……命运啊，你在哪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终极的、必然的善面前，静默融合，并获取新生？

235

人生与历史，其实际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伦理学预先规定的那个目的！

人生有目的吗？答案似乎只能是：深不可测。

A，人人各有其生活目标，歧异状况令人困惑，所以说“人类要有共同的目的”，那才是天方夜谭。“我要生存”这个目的，并不能团结人类，只能使人们自相残杀。

B，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随其死亡终不免落空。即使一度达到，最终也是徒劳。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人生没有目的，只有一厢情愿”。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生目的”──那该是“神的工作”，并永远包藏在天神的秘密中。

在宇宙尽头没有来到之前，人生的目的难以显明；结果，人只能以自己臆度的理由，强行理解无人知晓的“命运”。这更确凿证实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生的目的及人生的去向，除非他说的只是假定。

236

可怕的远观：“背景”就是一切。“来历”几乎决定一切。对个人而言，有两种“来历”：生物遗传的来历与社会环境、机遇、条件、时代等等的来历。

对民族来说，也有两种“来历”：种族的来历（生物物种意义上的分化）和地理（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社会地理又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如，与某几个文化实体过从甚密）的来历。

这些“大背景”决定了一切、垄断了一切，其余都不过是它的偶尔表现或注定了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的决定论”？由此观之，改造，有时比创造更难……它受到的掣肘与限制，何其多哉！所以，改革比革命，成功的概率更加微小。因为“改造”，意味必须遵循或至少承认某些业已僵死的前提。这些前提此刻已经豪无价值可言，完全堕落成生命的敌人。作为创造者，可以完全不顾它们，完全撇开它们去铺开自己的世界……但对改造者这却不行，他不得不在它们构成的狭窄圈子中活动。他的这些改造活动，从根本上说不会有长远的功效……于是他不得不陷在两面受气和两线作战的“进退维谷”之中。

“我宁愿献身给一个强人；不愿接受一个弱者的献身。我宁愿革命也不愿改革。”──但愿这成为新的中国民族的最高伦理！

第一卷第四章

*一、人的三重天**

237

人的第一重天是“动物”，第二重天是“人”，第三重天是“思想者”（而不是亵渎者所说的“神”）。第三重天，是从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演进而来……因此，人甚至在思想上也喜爱使用官能的解脱手段。只有当官能不幸被阻甚且招致灾难时，人才会转而采取心理的解脱。

心理的解脱比官能的解脱较为空灵，因而较少招致物议或抵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属于自我”的。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色彩”极浓厚的心理解脱，反而传布极广，其影响经常超过了官能的解脱。特别是当它采用宗教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有时，它甚至很深地支配着官能的解脱，虽然它无法取代后者，但也可以改变后者的形式、色彩、方向等等。

心理上的解脱，受到社会压制的限制。生物上的解脱，受到物理压制的限制。社会上的解脱，受到生物压制的限制。即使有更高的解脱，就还有更根本意义的压制，在等着它！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38

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万物有灵，它认为人是靠着图腾动物的力量活着的，它把人的存在全然客观化了，并追溯到一些强大、朦胧、神秘的客体上。

现代的拜物教，也产生了类似的幻觉。尽管它放弃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但却捡起了“物质万灵”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压制下，人成了某种异己力量的附属物，生存的条件成为生存的主宰。其实，人并不是那种可传而不可受，可思而不可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人生也并不依赖“物质”。对人的生活而言，实在的、有意义的、可感觉的物质──是神授的、不需要自己努力获得的。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却无一是必须的！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人是否依赖物质”这个荒诞的、不存在的问题。

239

“人，是会死的！”这是多么令人震骇的事实。

尽管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事实，并以各种态度接受并至少默认了这事实。

但当我们沉静下来凝思默想，这事实就会激发一阵阴霾似的观念，令人窒息。当你感受并认识到这一点时，“英雄时代”就开始了，心理上的恐慌反应发生了。仿佛一只野猫在心目中乱抓乱挠，它把剧烈的震颤、极度的绝望，扩散到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条血管、使人脸色惨白、眼目失神。这不就是屈原所谓的“肠一日而九回”？但要比那更深刻，因为这不是由于人间事务的压力，因而无法排遣！一切可见的东西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间势力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都不能救你！甚至连天神也不会来救你！生命的动机瓦解了！

240

人的原始冲动本来只有一种：占有。创造的冲动，是在占有的冲动受阻以后，才开始发生的。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说明，何以在秩序和法律的镇压下，人们的占有冲动受阻之后，文化作为创造冲动的产品，才成为可能。新文化的行动者，应该迫使人们的占有冲动，转化为创造冲动。

在当前礼崩乐坏、秩序解体的社会现实中，占有冲动已经畅通无阻，这当然削弱创造冲动，且互相冲突的占有冲动将破坏许多人间事物。我们称这种社会态势为“灾难临头”。只有新国家的“议礼、制度、考文”，即建立强力的新秩序，人群的占有冲动才能被有效地转化为创造。与生俱来的占有冲动不是被消灭，而是转变发泄方向。新的历史进程，占有冲动合理化，即按某种规则（体力的、智力的竞技规则……）来平分秋色。如此看来，占有冲动大致两种去向：

A，尽量发泄从而互相抵消；

B，被法律或强力所扼止，转向创造冲动。

我们发现，人的创造冲动及其文化，起源于占有冲动以及为了规范它而设立的法治（或曰国家）。国家的发育是一轮一轮的，其中相隔不断爆发的占有疯狂；文化的发育也是一轮一轮，文化创造期即将由于缺乏占有的刺激而逐渐虚脱……以致它的文化成品（作为占有冲动的变形），被新的占有冲动的疯狂冲毁。所以文化的发育只能一轮一轮，而无法不断发展。

人的文化之所以给人以“不断发展”的印象，是由于它的继承性；但并不能由此印象得出“不断”的结论。对原始人，文化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目的，尽管到了今天，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有机部分。创造性的方向性，使其在表现形式方面，似乎富于变化。任何创造性，都为某种需要而发，为弥补某种缺憾……而无目的性及方向性（因而不可能有“用途”）的创造，则无法体现“建设性”。创造行动必有“动”的性质，所以，缺乏建设性（目的性及方向性的创造行动，必有强烈的破坏性。而在任何创造中，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比例又互相消长：建设性强则破坏性弱，破坏性强则建设性弱；其根本的制动机枢，全在这创造性的方向性如何。任何创造行为，只要它的方向性鲜明，不论它所造成的后果如何惨烈，都可以视为长期建设。反之亦然。

我们在此，不过是陈述了一件“冷酷的生命事实”而已。

241

人的本能有两种：个体的生存与种族的延续。如求生与繁殖，自保与扩张……前者属于纯生物界，后者则导致观念界的诞生……在许多情境下，这两种本能相通，但更多的情境下，这两者区别：“求维持”及“求发展”。“求维持”较单纯，“求发展”较复杂。生命的发展不仅呈现在空间，还呈现在时间；不仅体现物质的因素，还体现精神的因素。

“求维持”支配所有的物种，从蚂蚁到人，没有根本的差别；所有的动物为维持生命，采取的步骤也呈现惊人的一致，它们都能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坚忍地苟延残喘，以惰性或者冲动，分别像狗熊或者英雄一样活着。

“求发展”则在各物种之间体现不同：愈低等的动物，它们身上的这种特性愈弱，许多昆虫综其一生，似乎都是为了准备在临死前，进行一次绝望的播种，这种描述特别适应那些不能越冬的植物和动物，它们的生殖活动大都属于被动的。相反，愈高等的动物，其生活中这类垂死挣扎式的交配就愈不重要，它的身上，扩张中的本能如此强大，因此获得各种形式的体现，其绚烂的状态，足以使它的生活变得主动……

242

动物的高等、低等之分，其生殖量及生殖的频率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标准：其繁殖量（生殖量加生殖频率）与其等级之高低，成反比，繁殖量愈大的，等级愈低，因为低等动物为保持自身的种族延续，就必须用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尽可能大地占领自然提供的任何一点生存空间，以扩大种族延续的机会。而高等动物（尤其是哺乳类中的肉食动物）则没有此种被淘汰的恐惧，而过多的繁殖量反倒使它们因为“人口爆炸”而失去数量平衡，导致种族内部的危机。所以不难看出，越高等的动物，其用于直接生殖方面及生殖准备活动方面的精力，就越少。这并不说明高等动物“求维持”的本能弱，只说明它“求发展”的本能强。高等动物的“性欲分化”使它得以实现某种社会群体的文化形态。人作为高级动物、两脚兽、无翅禽，性欲分化得最严重，求占有的欲望，求创造的欲望（包括“求美欲”及其外延“求知欲”）作为间接的情欲，使人的性活动有强烈的返祖现象，即向低等动物特征的退化，甚至，比低等动物为性生活做准备的时间更长。因为人的性活动之无时限，虽然类似鼠类，但是其频率，却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仅就人的某一文化集团（如民族等）内部而言，显然还是“性欲分化越大的”，即平常用于性交的精力愈少，其能力与智慧才是越高。如贤明的君主，很少淫欲无度的，因为他的性欲已经深入分化了，分化为形形色色的欲望。而只有出身卑贱的乱世僭主，才由于缺乏分化的低级状态，而饥不择食。

在人类中，“求发展”本能更强的人，当然达不到性交的高记录，而且可能记录很低，这是由于他的性本能已经得到充分的分化。而性本能愈强者，性功能在他身上分化的程度也可能愈深。人的性生活，就如此不同于动物的性活动，因为其主要目的已经不在生殖，而在文化。人就是这样，把许多文化特产，附加在性的活动上，使之赏心悦目，直到把性的活动变为文化活动。所以，人的性活动中的心理因素，经常强过生理因素。性本能更强烈的人，其心理因素也就远胜于生理因素。这种人的性本能要求，难以用动物式的交配来满足。否则，他的身体又如何满足他的意志！

243

随着文明的积累，总趋势是，人用于谋生与生殖方面的精力，日益减少。其余的精力日益转向文化性的性活动方面。而性本能的分化得最显著的人们，以发展精神为更高的职志，不像是群众那样消极地享有文化，仿佛动物们享有食物。例如，群众无法从事任何创造工作，甚至连创造性地理解也不会，因为一切真正的理解与欣赏，都必然是创造性的，尽管不一定都是独创性的。所以，群众以他们的方式，“正确地”称文化为“精神食粮”，而不视将为伟大的诱饵、探险的奖赏……

毫无疑问的是，越伟大的创造性天才，其精力耗费在“间接性欲”上的越多。所以，他能创造经久不息的事业。耗费在“直接性欲”和动物生存方面的精力越少，他就越显得古怪并不近人情。可笑的是，正是这批人创造了人的文明。多数人于是用矛盾的心情看他们，既恨他们与自己不同（这多是从近处），又爱他们带来的兴奋剂（这多是从远处）。所以，他们活着时，多数人迫害他们，他们死后才受到多数人的顶礼膜拜如天神。

伟人预示着人类的未来？若然，则人的未来，性本能将进一步分化。甚至连人民群众的性欲分化也会出现，不再像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在西方裸体文明的利欲熏心下，所发生的返祖趋向。

第一卷第四章

*二、佛教狂**

244

人的精神，要比人的肉体具有更大的适应力、更大的可塑性。我们的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崇拜强权、仰慕成功、追求实力（在自由社会即商业社会，这主要体现为财富）……它锱铢必较地渴慕形形色色的“现实”。精神的活力，与它的可塑性成正比。

为什么许多文明民族的精神，都失去了光泽；而一些半开化民族的精神却大放异彩？因为后者还没有被驯化，且很少系统地“调教”过，所以没有机会失去它的活泼与好奇；而前者，却已经受到文明习惯的强奸，被弄得心身交瘁、死气沉沉。光有精神的可塑性还不够，可塑性还只是一种被动的能力。想象之翼，才是进一步的精神活力。想象力，是飞腾在“现实”前面的精灵，而不是紧随在“现实”后面的仆役。

对精神人物，安贫乐道并不意味牺牲或自我放逐；相反，是占有，是放肆的劫夺，因为，“安贫”虽被目为牺牲与自我放逐，但“乐道”却是占有，是放肆的劫夺。只是，乐道者的劫夺对象已经不再是人或自然；而是“命运”、是宇宙的本质。乐道者的劫夺方式，是皈依、顺服。乐道者以无比的虔诚，潜入宇宙的本质、绝对的精神、无边的智慧海──以实施其占领权。

245

按照某种的解释，吃了禁果就犯了大罪：因为劫夺了上帝的财富。对强盗，命运肯予宽恕，对天才，反而毫不容情。所以命运借用罗马总督和犹太人民的手，放走了强盗巴巴拉，却活活钉死了人类的救主。在但丁的《神曲》中，古代的圣哲，会受到比耶稣更大的刑罚，和更难理解的事后审判。在我们看来，安贫乐道者并非和平的鸽子；安贫乐道者把战场移位了，通过变换自己的战争对象、战争方式：安贫乐道者们的欲望矛头，从空间的征服，转向时间的征服。

由此不难对权力感做出以下几个分析：

A，人的潜在精力之得以发挥强度，与他感受到的权力感的强度，有天然的正比例，所以越是自觉成功的人，就越有干劲。而激发权力感的那个实际诱惑，对不同的个体甚至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却又是不尽一致的。例如，你要“检验”一个人的权力感（其大小多少与雅俗高低）吗？试看他的精力去向，试看他对自身精力去向的满意度。

B，责任感，是反抗压制的扩张形式。也就是说，是扩张的冲动，把被压迫者的反抗压制，变成提供社会保护的统治形式。这统治形式，就是责任感。

C，天意，是少数人感到的命运，所以天意只向这些负责推动历史的少数人，才显露出来。而这些少数人的精华又往往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天意选择他做中介，由他负责天意与少数人之间的联络工作。于是他知道了天意，但必须保持缄默，背负这令人激动的负荷。如果他过早泄露了，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行动领域的失败。但有人却命中注定要付这个代价，以便为后来的行动家们提供指南。于是，历史之轮依靠他的润滑又缓缓前移了。

D，只有海浪之巅，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线。使高水浪向低水浪看齐，绝不可能拔高那低水浪。因为高者，只能是极少数，而低者却无数。所以，只有堕落的、趋向死亡的社会，才鼓吹平等。而伴随平等社会出现的，除了巨大的萧条，还能有什么！人造的平等，不过是强权的结果罢了。中国历史证明，皇权越是专断强大，万民在皇权下就越平等，社会也就越僵化，越充满死灰，文化创造力也就越趋于低潮。

246

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俨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247

要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群群的人，除非“当全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时”，“人类”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而这个时辰，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时辰一旦出现，全球性世界国家的影子，就将成为现实。南海老人的全部骗术，就明显地建立在关于“人类幸福”的虚幻的沙滩上。他哪里拥有生物学的眼光，他的观念完全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生态危机。

当代“兵由此起”的危机，是由于各种族、各民族国家、各利益集团之间疯狂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激发──故偃兵世界者，天子之明命。

248

要创造就必须有所牺牲。“人的权利”在“全球需要”面前是多么苍白啊。正如“鸟兽的权利”、“昆虫的权利”、“植物的权利”，只是某种“社会心情的投射”，或是作为争取自身权利的口实。

人生是为什么？是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而做出的某种牺牲。既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圣人的命运，就是勇敢地承认“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叔本华这位“欧洲最早的佛教徒”，视人生为逃避：所谓在环形跑道上从一个清凉地点到另一个清凉地点的亡命。但这个虚伪的家伙却不能首尾一贯地解释，人何以不能停留在某一个清凉地点上，享受人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他那样充满内心焦虑的。相反，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的最大多数人，都是以享受清凉地点上的清福为自己堕落的起点的。人们把“稳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当作“幸福”的别名。这也突出地表明，英国人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与历史的发展（在环形跑道上勇往直前）毫无关系的清凉地点上的困死。

249

对极少数负责推动历史的人来说，人生当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环境”、“条件”的，而给予他们最大压力的，并不是环形跑道上的炎热，而是迫使自己不断向前（常常是对自己的幸福绝对不利的向前）的自身机能。是他灸热的机能把自己从这里驱赶到那里：“我被命运从一个港口扔到另一个港口，就像你被命运从一个女人的床上扔到另一个女人的床上”……这是因为，基于生理机能的欲望，是有限的、周期的，所以人生的跑道，才成为环形的！

因为“意志”本身是受机能牵引的傀儡，所以意志无法指挥意志，除非它通过机能的中介，即通过制造一种外部形势的方法，来说服内部的不同意见。

如此看来，人人都是身体机能的仆役。伟大者与渺小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机能。而身体机能本身，又是天赐的遗传、无法选择的环境。人在特定环境下，最能发挥自身机能（而非他人愿望）的选择，往往就只有这一种。既然上如此非此莫属的选择，那还算什么选择？！如果你的“选择”失败了，那么说明你命该如此，“天仁我，非战之罪也。”（项羽的遗嘱）而前此的形势，甚至禁止了你的“改宗”！“如果我们战败了，愿上帝能饶恕我们。”──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向德国宣战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的二号首领戈林这样说。但命运不会饶恕他们，因为命运需要残酷的惩罚，来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如此看来，人所能做到的，横竖只是发扬自己的机能，或是扬长或是避短，以成全自己的机能。这就是叔本华这位佛教狂所要告诉我们的？

250

叔本华认为“生活意志”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殖。

生存的较高形式，是争取权力；生殖的较高形式，是爱情的专一、对异性的独占。而按照尼采的理解，权力要求与独占追求的最高形式则是“献身”，是俯视，这体现对世界的终极征服。

“意志是对身体的先天认识，身体是对意志的后天认识。”这句话的通读，花费我整整两个钟头，尽管在此之前的两年就已经读过，但一直无法理解。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浅一些的一层，不妨说成：“意志对身体的认识，是先天的；所以意志状态是对身体状态的适应。身体对意志的认识，是后天的；所以身体状态是对意志状态的延伸。”而这两种认识都是基于内在关联，即在自我范围内达成认识。对外物，包括对别人甚至对最亲密的友人，主体也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直接认识，即使身体借助于理智，也无法认识他人的意志。意志对身体的认识，不必借助于理智（理智只能用于外观即对外物的考察），而是通过体验；因为体验是“内线作战”，而理智分析下的意志对身体的认识，只能是“外线作战”。意志对身体的先天认识，并不能支配身体。

身体对意志的认识，则是后天的，其表现为：

A，身体是借助理智，才发现了意志本身；否则，它会听凭意志摆布而不知所以然。

B，身体是借助理智，才发现意志对身体的认识（即意志对身体的天然适应）是与生俱来，因而是先天的。如果身体不是借助理智发现了意志的奥妙，那么意志对身体的先天认识和与生俱来的支配，就无法被身体发现。

以上为其浅层含义。

那深一层的意思则表现在语法上：

意志是什么？是理智对身体的一种认识。换言之，意志不能直接认识与支配外物，而必须透过身体。这也表明意志对身体的依赖。

身体是什么？不过是意志的一种延伸罢了。所以，可以通过对身体的打击来砥砺意志、加强意志，潜移默化以改变意志。

另方面，生命（即人或别的身体）的一生，就是不断在对意志的认识过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为认识（最终的认识就是“行”）意志，或者叫做顺从意志、满足意志，即达到意志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身体对意志的此种认识表现为：一，为“生存的欲望”（叔本华氏称之为“意志”）而刻苦谋生；二，为“争权夺利的意志”而顽强奋斗，其顽强的程度常常危害到自身的福利；三，为实现“献身的精神”（这是最顽强也即最变态的强权意志），甚至慷慨赴死，其激发生命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身体是对意志的后天认识”，身体可以抽象为：一种不断实践的对于意志的认识，在此意义上，人不能一分一秒没有意志，旧的意志消失，新的意志起来；旧意志的抛弃，是由于新的认识，而不是旧意志本身的自我扬弃。如果有一天，某人决定放弃旧的意志，那就是他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新意志，诚如叔本华所说，“只有支配行为的意志，而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尽管在许多时候，这位法兰克福的伪君子经常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百出。可以说，叔本华的意志论是贝克莱的感觉论的另一种发展。叔本华的意志论之所以比贝克莱的感觉更加投合现代人的口味，是因为其学说精华的伦理学成份十分浓重，“世界之为意志的表象”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深厚的伦理学色彩而非纯粹的认识论。所以他的结论归向佛陀主义，因为二者同样具有深厚的伦理学基础。

第一卷第四章

*三、人性论**

251

人有三种心的本能：欲望、意志、精神。

欲望以其动物性追求外物，意志以其人性追求理念，精神以其神性追求梦想。

寻常的人有植物性神经与动物性神经，伟大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寻常的人受植物神经与动物神经的支配，伟大的人受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的支配。而所谓灵魂，就是“神性神经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没有神性神经，没有灵魂，谈不上有精神生活，灵魂所居之位置，多数人不是空白，就是罪。

252

灵魂又是什么？你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不良思想，他还能忍受，但当你说他灵魂肮脏时，他就不免勃然大怒了。灵魂是比大脑更高级、更抽象、更纯粹的所在，现代解剖学还不能发现它。灵魂不是感觉，是接近神的心理状态，非物质的，像真空那样不可感触。它不是希腊哲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团火，而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正气是灵魂的外延，灵魂是人内心的神。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隐藏的神性，才能发现真理、激荡正气。神秘感认为：知觉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灭，灵魂却不会，它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直达遥远的天际。灵魂的不朽在于，它超越现象世界，它反抗物质而亲近精神。俗人没有灵魂可以消灭，超人的灵魂却永远不灭？如果真的如此，则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再是“争权的意志”，而是“奉献的灵魂”！

253

若说“谋求生存的欲望”不足以概括“争夺权力的意志”，那么，“精神献身的灵魂”又是如何呢？

“强权意志”若不升华为“献身精神”，则不可能获得更广大的征服力、更持久的同化力。“献身精神”若不以“命运的诰命”为归宿，则不可能万古常春。献身精神的人形载体，爱那“神雾朦胧的世界”，但是他依然立足于这个世界……难道他就是救世主？

争夺权力的意志，起源于“雄性嫉妒”，所以，女性是没有强权意志的，她们从来没有努力推进历史，个别的例外，大概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即由于她们缺乏女性特质，以致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那拥有马阴的武则天……但即使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寻找驴胎，而不是创造历史。尽管坚持那争夺权力的意志也是如此难得，它毕竟还是人心的第二层次，而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灵魂层次，不仅女性不屑一顾，以致终生隔膜，而且绝大多数男性也望尘莫及，所以拥有灵魂的人，是希世珍品，同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254

“人生如梦”，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在于：生活也像梦境一样，是人心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梦境对人生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由于人性的这个特点，在德国，宗教哲学革命要先于社会与政治的革命。十九世纪德国在社会政治上的无能状态，提供精神革命的沃壤。因为在政治大一统时代里，官方的镇压会使一切非官方的宗教哲学的革命，化为乌有。中国先秦的王国时代，学术昌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当分治的政治世界一旦统一，它的精神爆发力量就会空前强大。这样看来，德国和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早就埋藏在它们的宗教哲学中了。而日本比起德国来，还不肯认罪，这都是因为，日本的宗教相当低级，缺乏罪恶意识，不知罪恶为何物，当然无从认罪。

255

世界上最麻烦的就是人！

人，既娇气又贪婪（这些名贵的品质，如“娇”、“婪”，不知为什么都被古代智慧的化身──造字者们，加上了“女”旁），他嗜欲无穷、不厌其烦。

温饱、爱情，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欲望的两个追求（如两个犹太思想家马克思与佛洛伊德斯设想的那样），人们的行为，还受制于虚荣、青春、气恼、发奋、嫉妒以及倾慕（非性的）。那时候，曲折的心理的内素，要比单纯的生理因素，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人，一方面隶属于“集体”（种族、国家、民族、社区、家庭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阶级、组织、俱乐部、朋友圈子），另方面仅仅属于自己……而在新柏拉图份子和基督教使徒看来──这两种“归属”又都是靠不住的表象、一种偶然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真正的所有权只属于那“永恒而深不可测的虚无”，或者叫做“命运”……

这三种所有制（“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命运”所有）互相龃龉、彼此争夺，有时甚至兴师动众、舞其干戈。使人不禁疑问：在它们后面，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人性？其实，它们都各有“有道理”，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的三个年龄段。

256

文明的童年，在集体意识下生活。自我对他而言只是生理上的自卫武器，却不是心理上的扩张工具。对原始社会中的野蛮民族、半野蛮民族，乃至对文明社会中的新野蛮民族（以重新原始化重获生机）的考察，使我们相信，它们都奉行一种真诚的集体精神。

文明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成长。文明以致某系统的文化也是如此。当它进入盛年，经历某种类似个人经历中的“青春觉醒”或“自我意识觉醒”的骚动，伟大文化的种子，在此孕育并绽开初次的蓓蕾——春秋时代的中国便是如此。这时，自我保存就从被动抵抗的生理体制，变为主动进攻的心理体制了。

257

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东西。它，只是盛年的意识。同样，集体主义也非人人叫好，它只对那些急于保护臣民的僭主而言，才具有超常的价值，地地道道的宣传价值……当一个社会体制、文化结构度过了自己的盛年，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某种有毒的怀疑主义便会刻入骨髓：“我们以前信奉的目的论，靠得住吗？”其起因在于，这时的社会体制与文化结构日益感到自身的虚弱与匮乏……更糟糕的是，它已经无法通过寻常的调整以补充自己。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生命元素活活失去了；而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反元素”死死地沾染上了。怎么办？

往日的年华，犹如泡影，犹如嘲弄你的梦魇……尽管呼天抢地，却无回声，可怕的沉寂已经逼近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笼罩在头上，但已经包围了、困住了、只等最终的一击……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日渐稀薄，它知道了，它日甚一日地知道了：个人无力回天，自我太有限仿佛一个可怜无助、行将遗弃的孤儿。宿命论兴起了。独行回天，力挽狂澜，那只是青春时代的幻想、癫狂。在宿命论的时代，它成了可笑的谵妄，虽具审美的价值，却无生活的意义。它于是成了某种神话。

258

原始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通神，文明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宇宙。但衰老的文化、被迫再度落入野蛮化的社会，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出路在于“回归”，回归得更接近本原。这不是向前的“信仰”，而是无可奈何的顺服。

老年的神话和童年的童话是不同的。前者较关注自己的“归宿”，后者较关注自己的根源。童年对世界的好奇，发自面对根源的兴趣，而老年对往事的眷恋，却发自面对归宿的震惧。他们用这些阳春时节的熙暖，来驱散那他们既想回归（以摆脱辛劳和病痛）的永恒、本原，又对之充满无名戒惧的空、无、黑暗。──四大（酒色财气），不就是生命的代词吗？四大皆空，不就是死亡？

只有盛年之美，以其阳春时节的喜悦、仲夏之梦的骄矜，踌躇满志，独奉“我即一切”的个体化原则。仅就此言，个体化的原则无可厚非。因为，生命初开的形态是种族，其盛开的形态却是个体，只是当落幕的时候才又回归到种族的摇篮──命运。由此可见，种族是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鲜花与硕果则是由个性迸发出来。而命运，则是种族与文明的收获者。创造者们，前进吧，你们是真正的献祭者！

259

从生物学上说，越低级、自卫能力越差劲的物种，其繁殖的数量就越庞大，以“量”的富裕来抵偿“质”的欠缺，保证种族绵延，不致断绝。这可名之曰“均衡的自然法则”。据此法则，是否可以认为，越孱弱的个体，才越需要仰赖种族的势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保？而越强人的个体，反而越容易感到来自种族本身的压力；种族要求他循规蹈矩，不越种族法律的雷池。这些限制，本为保护种族成员；现在却反过来压迫其中的佼佼者……

在克服这些限制、压力的艰辛中，最奇特的个体又从种族困境中生长起来，他无可争辩地高于种族水平，然后把推进种族生命、承担种族疾病，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样，种族困境未能绞杀的佼佼者，成为种族的代表，君临天下。

他说：“生命的完美形态，不可能出现在体族整体的生存状态中，而只能通过佼佼者超越生存的形态来体现。他的完美不可能永恒，甚至不可能持久，所以他必须汇入种族，生命发展的奇妙结晶，仅仅一瞬就足以更新种族的命运！”

从这意义言，我们还要感谢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它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结果实行的是专制暴戾的个人独裁，似乎表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还没有走向最后的黄昏……如若没落的社会表里如一地推行“集体意志”（而不是由暴君制造的集体意志的假象）──那么，命运的天国、世界的末日，可能就来临得更快了。

第一卷第四章

*四、奴性与英雄**

260

人与人，“生来是敌人”？不但在同性间是如此，在异性间也如此。人与人，之所以结成友谊，成为互相需要的伴侣，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着更大的敌人、更大的共同危险。这样，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教养，促成敌人的和解、友人的结盟。人与人之间，一旦拥有朋友的关系，这“朋友集团”则将内部排挤出来的仇恨，全数甚且加倍地转移到它与另个“朋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根本没有消除，而且也没有减少：它只是被转移，而且是加倍地转移。说来可悲，迄今为止人类的仇恨，似乎还没有转移到人间以外，因此承受仇恨怨毒及惨祸的，还是人们自己。

人之所以充满仇恨，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害者，所以他需要仇恨来减轻他的受害感所造成的重压，来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仇恨中，人可以感受到超常的力量，如愤怒时，人的激素和体力都会陡然上升，野兽也是如此。

261

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262

从元明清黑暗政治延续而来的当代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是现代人十分关注的题目。本来，个人利益加在一起才是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必将分散为个人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明晰的、清楚的。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它，不会对“个人利益”一词发生疑问。例如，这个人想吃饱穿暖，那个人想获得荣誉，第三个人则想受人爱恋──这些都作为“个人利益”的经常内容，跃入观察家的视野。但是，作为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各种集团利益和政党帮派的利益等等，则经常是模糊的、笼统的、含混的。因为它们很难和（控制这些集体的“龙头老大”的）个人意志分别开来。

“某某阶级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国家利益”指的又是什么？某某政党、某某帮派团伙的利益，究竟何所系之？……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人各一词”的状态，结果使得答案的真实性，变得十分可疑。

263

离开了“个人利益”，哪里看得见什么“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帮派利益，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则不仅空谈无益，且在事实上没有可能。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的幌子”。而“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则通过对所谓“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个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损害”，终于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攸关的大人物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这么一个可言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的无形妖怪！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促进个人利益！也就无形中促进了真正的集体利益。”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可以操作的集体利益。

264

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而且要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引诱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是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265

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266

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267

“感官的解脱手段”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因为有人说了，“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当然，那感官的解脱手段则必定诉诸行动。而且是看得见、有成效、具有实际后果（即物理后果或生理后果）的行动。而如，“尽管失败了，却引起人们的景仰并激发了后世的灵感”……则不在此列，除非，失败的震撼冲击了人们的神经，达到举世颠狂的地步，从而直接转折了历史。

集体性解脱与个体性解脱，尽管都是个人所需要的，但在形式与表现上，则大相径庭！现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并未达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从集体意识的观点看，宗教和革命，是最明显的集体解脱的运动；而处在宗教大潮和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是恢复了他们内驱力的人，这时，他们摆脱了平时那种习惯的奴仆的身份，至少在自我意识中，不再麻木不仁。而集体性的解脱行为，并非人类仅有。在许多群居的哺乳类动物的生活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关于鲸群和老鼠集体自杀的报道、研究（《新约福音书》上还有关于猪群集体自杀行为的记载），生动揭示了一个动物集体的所有成员，是多么团结一致地奔向它们的共同死亡。虽然，这可能是共同受制于压力（如疾病或是饥饿）的结果。

268

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1、道德情操，是作为强权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2、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3、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强权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强权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强权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269

求取权力的意志，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指向主要还是目的物之占有（而正如犹太人斯宾诺莎说过的：一切支配，都是消极的。）。而道德情操才更积极，因为它的指向已经是目的物之创造。道德情操的拥有者，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其自我牺牲，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其最终创造。也许在他的自我牺牲与舍己创造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老子》的“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已经划出了求权意志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界限。

“道德情操的化身”──就是所谓“精神化身”、“理念人物”。

为了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可以放弃生存欲望、甚至放弃强权意志的。

在他们看来：视生存高于权力者，即那些脱离了求取权力的活动仍可苟活下去的人，只能算作“生存者”而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视权力高于道德者，即那些脱离了道德追求仍可洋洋自得的人，只能算做“权能者”而不能算作完美的人；只有那些视道德高于一切，并不惜为之舍命、为之弃利者，才是完美的人！

270

求权意志，是生存欲望向道德情操过渡的中介。要达到道德情操的圣境，必须经过求权意志的熏陶，否则这道德情操必是伪幻的。然而首义的天子，不会让自己长久滞留在求权意志的尘埃中，“帝，出乎震”，他将继续升至道德情操之孤岭。不论那境域多么寒冷，他却以其不想的创造之火，点燃这里澄彻的天。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的阳光刺眼，这里的风说着命运的语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世界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恺撒与命运之争！这是耶稣基督的命题。而哲学家们则称为“恺撒与耶稣之争”为“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权力是一种道德──在世俗的恺撒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权力──在神圣的耶稣的意义上。在欧洲蛮族的历史上，“皇帝属下的权力的道德”与“教宗属下的道德的权力”之分，时有争斗。在中国费拉的历史上，儒家正统也以其“道德的权力”向流氓皇帝们“权力的道德”断然宣战：名份战争、明君昏君之争、正邪之争，说到底是“道德的权力”与“权力的道德”之战。这战争的原动力，被那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称作“正气”。由于这位孤独的中国费拉被成群结队的蒙古蛮族所激怒──不免产生了这种偏向：“正气”的矛头所向，不是没落的皇帝，而是新兴的皇帝，也就是，是指向那些更加流氓、无产阶级化的“蒙古皇帝”。

尽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文天祥迄今还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人格极限，他的光辉超出“中国人”能够想象的亮度。但在“正气”的熏陶下，强暴的权力总会蜕化为平稳的道德；而沉默的道德，也有一天会张开血盆大口，喷出强权的火焰，作为对那冷酷世界的热爱。这是易经式的、历史的阴阳交替：权力（阳）向道德（阴）的演变，是衰落、沉寂；道德（阴）向权力（阳）的演变，是复炽、重新升起。──这就是奴性与英雄的双重变奏！

第一卷第四章

*五、意识形态伪装**

271

“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强权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强权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272

新道德论者不是古代的道学先生，对于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及其说教，他从根本上是当作神话来看待的。从语义学的角度说，他不欣赏一切道德，因为他从它们独断的绝对论中，除了偏执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愿意遵循一切道德，既不是因为道学家们的打动，也不是希望求得好名声；他对道德的喜爱，源于克己的要求，而他的克己要求，则濒于祝福：祝福自己保持强大、发扬强大。

他深信，恪守道德，可以使人克己（否则就很难做到克己），而克己，则使人强大（克己将节省许多精力──他只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克己，对损害自己的克己他并不赞同）：所以，他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一种更高的“卫生”。

正是把道德作为心理的卫生的手段时，他才愿意恪守一切道德──只要它富于卫生性──并不辞辛苦地默守那清规戒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足够的压制（心理上的，或终于转化为生理上的），伟大事业所需耗费的庞大精力，是积攒不起来的。所以，即便不为了其它任何目的，“仅仅看在命运的份上”，就必须实行一整套严酷的自我压制！这是“个人意义的道德”，也是通向伟大胜利的崎岖小路，打下的第一夯……

273

自我完成，不同于自我表现：不是主观的努力，而是客观的命运。它像是苏格拉底内心的呼唤：是不得不予以实现的“神的命令”。

从较深的意义上看，一切外向的努力．一切要求索取外物的呼声，岂不都是自我完成的形态？自我完成因此可以理解为：自我潜能的完成式展现。它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极限，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人体及其官能的欲望：都是自我完成的附庸与手段……

自我完成的终极──就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完成、世界历史的自我完成。在这神秘的定数中，实在蕴藏文明人类的全部骄傲。其余的一切，作为自我完成过程的附庸与材料，哪怕是“天神的命令”！至于别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我们就是拼了吃奶的力气想弄明白，又能知道什么呢？

274

人民生活所依据者，不是文化的精魂，而是文化的灰尘。残骸及余烬，成就了人们所说的“真、善、美”。真善美的本相，即是不可捉摸范围，神秘无度而又壮阔无涯的“超一切理”，而人民生活所依附的，却是死板僵硬无生气、平庸中正徒具表的“习惯”。习惯的结构，看起来生气勃勃，弹性十足；转瞬就成昨日黄花，哪里抵得住时间的冲刷？任何结构，只要形成，就日趋僵化，可选择性日小，“它的道路愈走愈窄”，直至墓地。任何结构，都无中兴的希望。自我调节的再生能力，对一切结构而言，都是高昂而不可企望的奢侈品。人民生活所依附的，竟是如此危险的海市蜃楼！

生活之流是庞杂的、壮观的──它几乎就是一切。但它却还不是一切，它还够不上一切。它还缺乏某种生活以外的凝聚剂、一股团结的力量、那条使它免遭支离破碎、随风飘零之厄运的“道统”。也许，动物的知觉不需要道统；植物的感受不需要道统；无机世界的宇宙情感与此更是大相径庭……但允许我忠告一句，作为良知未泯的人，他的知觉、感受和基本的情感，却是“只能如此”的──没有“道统”，他怎么能生活下去？

275

──历史将怎样？未来应怎样？

──这当然无人知晓。如强为之解，大肆宣传应当如何所以如何，不过是平添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也许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或脆弱或愚钝的心灵……但神志清醒如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悲哉，甚至连希腊意义的天神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这就是“现代人的答案”？虽然高超的本能指引一条战无不胜的征途，也就是说，引向历史的归宿，不论什么归宿，都是好的！而一切好的道路，都是通向生存斗争的。

世界上何种斗争最重要？不同的结论当然大异其趣。以生物言之，则生存斗争至为重要。以个人言之，此斗争则为社会之竞争。一切伟大的天才，都与潮流对立并战而胜之。而进一步，若以社会间的斗争言，则文化斗争最重要。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种族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必以文化斗争为背景。何况人世间一切斗争，其结果之持久无右于文化的斗争。文化斗争的结果，影响、主宰人类长时期之命运。而相形之下，政治、军事、经济诸斗争之结果都不甚久远，最长也不过百年。文化斗争的结果，则深深影响数千年。

如此看来，中国的革命，实在需要置文化的革命高于一切──不是文革那样以文化革命为幌子的政治斗争，而是以政治斗争为方法的文化革命！这样，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建立新文明。《礼记》上说：“王者之业，议礼、制度、考文。”议礼、制度，要以考文为归。只有新文化的确立，方能巩固新制度、新秩序（新礼）。《礼记》的潜在结论因此是：对文化斗争的重视，应远在诸斗争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应远在其他建设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将使政治清明，社会理顺，百业俱兴。反之，舍本求末之途，转瞬即逝。

276

新的中国文明，必定是“独立的文明”、“自由的文明”。所谓自由，即是摆脱奴役状态，在哲学意义上，尤指摆脱自我奴役状态。因此新的中国文明在逻辑上必定独立于西方的、异己的文明，它也因此而是自由的文明；而不仅仅指它可以独立于感觉的世界、以自由的心灵即不依赖外物的人去创造文明。

古代的文明起源于奴隶制。试想，没有大批奴隶来进行专业化劳役，以便让主人榨取剩余价值，以供生活所需，高级文明的出现是否可能？幻想仅仅通过理论、学说或教义之类的东西，来加速历史进程，甚至通过精神与哲学的活动来逆转真正倔强的现实，其社会后果无疑是徒劳并适得其反。想想看，从老子到韩非只差一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

277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文明都起源于自愿服役甚至是自愿的奴工──以苦为乐甚至“以工作为消费”的精神。这就是使得种族与文明再度纯洁起来的关键秘密。

我给纯洁的定义是，“涤除了罪恶”。所谓罪恶，原指有害的因素。因此，没有“天生的纯洁”，只有经过痛苦的洗涤与化合而后获得的纯洁。否则，天生的纯洁，岂不与“无知”混为一谈？

278

新的“宇宙论”应该服从“伦理学”。这该比“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更婉转一些。这也是宇宙论不同于科学的模糊之处：因为一切宇宙论总不免猜测的成分，而善的猜测，总比恶的猜测要好。伦理学的需要，也是为新文明的生长提供保护，新的文明，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最高需要。精神的贵族，就在于指示这个需要并导向这个需要，以完成历史的成长。

在生长的意义上，只要恰当运用生物性，就能消除“二律背反”这因偷食智慧果而堕落的人所产生的心智迷误。所谓矛盾其实产生于心的“二律背反”，除此之外世间万物的摩擦激荡只是“冲突”而并非“矛盾”。

279

在矛盾意义上，可以集中注意力，去理解“公理”和“正义”：只有当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均衡，从而消除了独霸与独霸的威胁，公理、正义，才能作为经过多数人同意的“道德观念”而宣告成立。人的历史的既在不断发展中，绝对均衡当不会有，所以，只有永远的波动、不断的调整甚至出尔反尔的消长，才是“公义的”。而在这样的回合与循环中，“强权即公理”、“胜利即正义”，就不是偶或的而是经常的了。

280

一切都变易，没有长久不变的心与物。只有人类以外的神，没有客观的善恶。新的生命仅仅注重──“保持自我调节能力并抗拒历史因素的腐蚀。”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守旧，是衰退的表征，是死亡的印记，在不断变化的挑战前，不开创新的道路，与死何异？所以，彻底的破坏要比彻底的僵化好，盲目的革命甚至要比理性的反动好。认清天命，顺服天命，以创造新生活新文明。

281

没有“受过天命的奴役”，如何成长为一个“不受诱惑的自由人”？自由人之所以自由，正在于摆脱了奴役状态，而不在于他从来没有受过奴役！

天生的自由状态，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谎言。没有固结的善恶，只有生成中的善恶。换言之，得当者，恶成为善；失当者，善成为恶。

第一卷第四章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282

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283

奥斯曼帝国的事业，不是发自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的壮举，而是土耳其民兵（加齐“贵族”及其武士们）首启其端。而罗马帝国也非恺撒的杰作，那是罗马贵族和罗马平民在实现了内部和平之后，协同攫取的世界成果。大英帝国，与英王的意志也毫不相干，那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的流氓商人、逃命的清教徒、以及罗德西之类的探险骗子的组织家才干。即如日本德川幕府的“岛国世界”，也是倭国南北朝浪人武士们的血汗播种的，和那纤弱的“天皇家族”何干？

在《强权意志》一书中，弗利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犯了一切理想家、乌托邦份子、教条主义书记们常常犯下的老毛病──把“教育”和训练等机械习惯的重要性，提高到首位，企图以非人的物质力量，制约人的生命及其内在世界。

当然，这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甚至必要的，但想以人为努力战胜自然法则的努力，终究要失败的。这与他的一贯思想不无矛盾，因此只能解释为“组织力量对精神力量的再度胜利”。

284

“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恺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285

升腾于历史之天的渴望，常常借助权力之翼。这权力并不消极，不是占有性的，而是再生性的。例如，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它终于破除了沉沦式的“幸福状态”，是因为它继起反抗“顺水推舟”这无机世界的宿命。

历史利用了参与历史的人们对权力的向心力，利用“权力”的抗拒沉沦的天然倾向，来增进自己的高度：对一种权力的离心力起源于对另一种权力的向心力，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永远都需要某个权力。

历史，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科学史，本由权力促成。权力，还将改铸历史。而限制权力、追求平衡的理想，根本上是“反历史”的，除非它实际上推进了另一种更大规模的权力集中，除非它仅仅意在换取一个喘息，以便为更大的权力和更高创造，铺平道路。否则，平衡一旦确立，权力一旦消解，历史之天反倒混浊不堪了──历史之天的这一脾性，与老子倡导的“水”性，是正好相反的。仿佛历史借以确保自身清澄的那些巨大压力一旦不复存在，清澄的历史之天就会被再临的浑沌状态覆盖掉。

286

意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权力。必须注意不断保持自己权力的健康状态。消费的并因消费而变得病态的权力，将毒化历史，从而导致消费性的社会和病态的历史。而所谓“病态的权力”，就是以自身为最终的目的，以占有和享有为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权力是狭隘的玩物，是堕落的权势者们所能理解的唯一权力。而恢复权力的健康本性，就是还权力以工具性质，用权力来增进权力，用权力来推进历史，用历史来“实现命运的意志”。而不是用权力来腐化社会，用权力来糟蹋历史。只有“命运的意志”，才是最根本的强权意志。只有恢复了对于这样健康权力的向往，权力才充满反抗精神而非浸透压迫性格，才能抵抗历史的沉沦，把历史变成天路历程！而保证历史之天的澄彻空明，就要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作为史的渣滓、道的尿溺，逐出天穹。

287

历史的败坏，源于权力的误解。社会的糜烂，来自权势者的滥用力量：既来自被治阶级对罪恶的趋附，也来自知识份子对暴力的阿谀。社会也是权力的外壳与形式。有怎样的权力，就有怎样的社会。静观社会之流从我们的身旁潺潺流过……体察社会之流在我们身上汩汩翻腾，就不难领悟，社会，仅仅是各种力量的会演、撞击、相摩相生、你争我夺，所形成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外观。

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权力记录”，而历史，就是权力形态的变迁移易。宇宙史，就是宇宙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地质史，就是地质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人类史，就是人类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文化史、民族史、国家史、区域史、家族史、个人史……亦然。

在那些对于历史和权力持有上述理解的心灵中，“权力”已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权力已从世俗的、狭隘的人生之谷的谷底，升起，阴沉地翱翔在寥廓苍茫的历史之天。权力，从此已不再是勾心斗角的等义词，而成为一种永恒力量的代号，所以，这样的悲剧应该可以避免：一个握有权势的人不幸犯了错误，于是他自我解救的方式就是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错误坚持到底，就是绝对正确。”这种无耻的权力要求，必须铲除！

而越是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往往包含越是可怕的含义。明确而直捷了当的权力要求，虽然容易遭人反感，但毕竟是有限度的，它的明确性就规定了它的有限性。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和朦朦胧胧的希望一样──则隐藏着无边无际的野心和幻想。它们的贪欲是很难满足的。它们的逐步明确，会使它们的劫掠对象，感到日益深刻的惊恐不安。如果一个人说，“我要一、二、三、四、五……”──即使胃口大到千万亿万，也是不难予以满足。因为他既然开得出口，多少带有相当的“合理性”──否则，他岂不是拿自己开玩笑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求正义、公平……”──试问，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知道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这是十分危急的信号。有时，整个世界都填不满它！因为他得寸进尺，巴蛇吞象。

而作为其贪欲对象的人们，这时往往不是昏头昏脑地上了当，就是在这虚声恫吓前屈服让步了。所以我们说，越是“道德化了的权力要求”，就越是富于上述侵略性。道德性和正义感──为权力要求所内藏的炸药，提供了坚强的弹壳；从而使得这种权力要求，对现存的力量平衡，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288

世俗功能的道德准则，往往是有意模糊了其内含的权力要求。其实道德要求，往往是更难填平的权力要求：它不是直接的，因而更不明确，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说，这是更加巧妙的“间接路线”。

“我无限爱你”和“领袖爱人民”一样都是极其无耻、强暴有力、胆大妄为的权力要求，它体现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高级动物的全部情感的登峰造极：完全彻底的占有。

对食物的爱如狼对羊的爱、对异性的爱即“色狼”对“色羊”的爱、对同类即“一丘之貉”的爱以及对自己领地（“祖国”、“故乡”甚至“第二故乡”）的爱，表明所谓理想也是“权力的呼声”……而道德不过是克敌制胜的权力要求的伪装，一种变态的戏剧表演。例如政治骗子宣布了他模模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权力要求，叫做“不断革命”。据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富首创精神”的，其权力要求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求“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从那时以来好几十年，就一直造成思想规范和社会行为骚动不安。这个以“西方真理”包装起来的“底层革命宣言”，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演出了权力要求的一个双向的极端形式。这种双重社会瘟疫的传播，使得“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受害者要求报复的途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谎言。

289

在宇宙的一切形态和一切漩涡里──都有着权力，都充斥了权力的要求。从这意义说，可把权力解为压制或反制，即宇宙的根本动力。这样的权力，是不仅仅局限于生命及其属性的。这样的权力，超越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这样的权力，超越市民哲学和急功近利。

对权力的世俗理解，源于人对生活的肤浅感受。这些感受给人的错觉，使人觉得权力是人生的特产，而权力在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又最为显著。但实际上，权力在人生活中的表现，有力渗透一切人间事务并起决策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切生存活动无不汇归权力，并据此揭开一切生命秘密的最终谜底。

权力，还不仅是“归宿”和“谜底”，简直就是生活本身。人们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人们在追求金钱、势力、爱情、他人仰慕、后代称颂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权力是生活本身？不，权力且大于生活。尽管权力造成生活，但权力毕竟是隐藏在生活的背面。

生活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权力、体现权力的运动。

生活和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活是有形式的，权力则无固定形式可言。权力不断借用其它有形的事物，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然、社会、人、文化、政治、爱情、灵感等等都是这类“事物”。权力支配一切而不出头露面：人们看到的只是生活，人们追逐的只是有形之物；但权力支配生活、宰制有形之物。这就是权力的狡诈根性！

290

强权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压制的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强权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291

就我们所见，“权力的奥秘”仅仅在于：

“没有人来压迫你，你就浑身不自在了。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中的一些“贱骨头”，而且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整个生命界。而对特别具有冲击力的人，尤其如此适用。生命的全部功能，在于抵抗压力，当人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态竭尽全力周旋的时候，他的生命力被调动得最大最美。一旦压力失去，人的全部功能系统将陷入空前的衰退甚至紊乱。因为生命的源泉──压力没有了，生命的节律也就随之减弱乃至消失了，生命实体因此面临空前危机。为了寻求自身的平衡，生命需要追逐压力（而不是什么权力）！四面树敌、到处冒险的生活，可以“帮助胜利者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躺在地上纵情声色）。

由此可见：

A，欲追求权力必先反抗权力。不从旧有权力的逼迫下解放，就不可能实现新的权力集中的优势。而若不实现新的权力集中，便不能有效地粉碎旧有权力。

B，因此，权力和反抗是一对永远处于“反馈状态”的孪生子。而反抗权力的行为，若不发展为争取权力的斗争──则始终停留在低级的、破坏性的水平上。

C，权力，这也是一个“圆”：反抗旧权力，是开端的“半圆”；争取并建立新的权力，是完成的“半圆”。二者合璧，权力的太阳方能升起。否则，留下的只是并不完满的“残月”──那又如何照亮人生的谷底和历史的天空？

D，追求权力与反抗权力，是对一个过程的两段描述。两段，构成一个过程。其实又何止两段！权力的阳光，可被分析为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但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也并不能拼凑成一个圆满的太阳。这从相反方向，充分显示出人的理性的狭隘与片面。

E，“维护权力”是腐朽的。其腐朽性在于：它阻滞权力的更新，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流，遭到暗暗毒化。因为流水，方能不腐，流动的水，要比人为的消毒，更好──它不截断生物的链，而是成全生物的链，使得一切造化各得其所、各安其序、各取其乐。这样的造化，就是天国的影子？

第一卷第四章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292

古代的学者喜谈“禁欲”与“纵欲”的问题。为此，他们写出了一本本有关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洋洋大作，这些著作说到底是纵欲主义的产物而非禁欲主义的产物：没有欲望的人是不会写作的。而在我们看起来，这些著作不是多余的，就是过于冗长。

简捷说来，“禁欲”并非无欲，而是某种较复杂、较间接的欲望的表现：这些表现往往还被抹上了非生物的以至文化的色彩。所以，纵欲主义冲动下完成的书，往往是被当作禁欲主义的楷模供奉起来了。

293

“禁欲”，意味着“精神形式的生活”已经对人体的权力分配学提出了强劲的要求，并最终在实际分配的程序中得到了远较“感官形式的生活”为大的份额。如此看来，“纵欲”，则意味着“感官形式”在生活中占有了压倒性优势。所以，“禁欲”并不崇高，“纵欲”也不卑劣；二者只是生活的形式，之间并无严格的分际、性质的异样，不同的仅是表现形式和风格布局。

决定性的事实在于，人的状况表明，精神形式的生活对感官形式的生活，有日益大的影响力。而感官形式的生活，尽管在人体上仍是根本的归宿，但却深深受制于精神形式的生活的变迁及其影响。如，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被彻底击败的民族或个人，就很难取得物质上、人体上的优势。另一方面，而物质、人体领域的兴衰，往往先在文化、精神领域获得鲜明的预兆。正因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禁欲”才受到人们的景仰，而“纵欲”却遭到唾弃；尽管人们生来就爱慕后者而戒惧前者。这足以表明，为什么正是在“禁欲”与“纵欲”的激烈搏斗中，民族文化的命运始能获得强劲的动力。如果一直“守中”，一直奉行儒家式的“节欲原则”，文化进展的势头反倒孱弱了。如果那样，人们的苦痛程度或许有所降低，但文化也将一筹莫展、萎弱不堪。这种因果仿佛是在说，必须为文化的存活，付出艰辛的代价；否则，将没有文化。文化之果，正是硕硕于灾难之丛而非流蜜流奶之地；文化之花，从来绽开在蛮荒的处女地。

294

精神类型与感官类型的生活也是这样，它们尽管外貌对立，却在事实上暗自沟通。而“此种生活类型”的根本败坏，足以导致“彼种生活类型”的萎缩以至瓦解。一方面用力过度，不但致疾于自己，而且传染瘟疫。

例如，要考察精神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到它对感官生活类型的作用及影响上去探究！要考察感官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看看它究竟是使精神类型的生活变得更有力还是更软弱？

“穷奢极欲”之所以不足称道，仅仅因为它是软弱之源。穷奢极欲，乃是对可贵的反制力量的无谓毁灭，所以是令人厌恶的“增熵行为”。这类增熵行为，由于和生命的“凝聚”之精义背道而驰，而沦为罪恶的。

295

“罪恶”意味着：它并不创造什么，而只是一种容易陷入的因而是低级的消耗。而反压制力、抗沉沦力的艰难的因而是崇高形式是：新的宗教、新的艺术、新的科学、新的政治。

其“中庸形式”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坚守世俗的善而远离世俗的恶。而这两等级间的媒介，就是“禁欲”。通过这媒介，后者得以朝拜前者，前者得以支配后者。尽管这两等级间的差异是难以混同的。它们可以互通，但本质特征不会泯灭，它们之间的权力的争夺战永远不会平息：这是不同的生活式样对同一能源提出的权力要求。“能源分配”成为一切斗争的焦点。

然而，从来就没有“公正的分配”。一切“现行的分配样式”，总在不断强迫人们承认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所以，“能源分配”的斗争不会停止。于是，人们竞相确立自己（尽管伪装以复数的形式）在感官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优势，“分配能源的特权”中的谈判和休战，只是备战并使战争升级最终达到征服的某种手段。

296

世俗的权力，是一切简单的、直接的生物欲望的对象。在世俗的权力中，储藏着简单的生物欲望得以宣泄的可能性。精神的权力则反之。它与世俗的权力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要求──它们驶向不同岛屿的航船，尽管出自“同个造船厂”。

权力意味占有，权力导致占有──这是由人性中的惰性和物欲肉欲决定的。劣根性驱使人类，仿佛不实行占有，权力就是未成的乐章、不完美的风景画。这样的权力，与“反压制力的不断增长”势同水火。如此堕落的权力，与反压制的使命成为敌对势力。结果，原来反压制的权力，现在却无谓消耗，直接导致权力的没落。

这就凸现了权力的罪恶性。

297

“丧钟为谁而鸣？”为占有权力的人们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

为那些踌躇满志心宽体胖的家伙而鸣。

──虔诚的人们！永远不要“寄望权力”！更不要寄望于任何社会结构的核心！他们只会用你的虔诚做成可口的佳肴，用以款待他们肮脏的同伙！

──虔诚的人们！你们明白，在权力辉煌灿烂的背面，是那永远朽败的虫蠹。不要对虫蠹抱奢望。他们不能挽救你们。他们，只懂得以善良的无力者为食，甚至干脆以食尸者的技能来互相炫耀。

298

权力的罪恶性，还在于它的消极性而非它的积极性。

权力的罪孽不在于它制造的暴行，而在于它导致的软弱。所谓“权力”，就是通过大量的、使人感觉良好的消耗，来使原来的强盛力量逐渐虚弱、虚脱，进而走向彻底的衰落和毁灭。

而堕落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压迫”：压迫它物、压迫异己势力。而被这样的权力压迫，则是一切向上的生长中权力之起源。各种升华和净化，都是以堕落者的迫害作为自己的助产婆的。因为说到底，升华和净化，就是把堕落者的攻击，当作自己的养料，从而完成新的新陈代谢。

299

“权力”就这样，与“罪恶”结下不解之缘。罪恶，就是无谓消耗反制力量，向沉沦的趋势步步退让。

下面，也让我们略论“罪恶所拥有的价值”：

罪恶所拥有的价值，是终于激起了反抗，从而迫令“为罪恶付款”，包括“付出生命的和灵魂的款项”。这就是何以人的本性中有罪恶因子、但人又不甘心于罪恶的基本来由。一切罪恶，说到底无非是由于它们导致了或加剧了软弱状态因而才成为罪恶的……而“付款”是要从外部进一步加深其软弱状态。“报复”的理由是基于，人的本性不喜软弱而好刚劲，为了这个也仅仅为了这个，人开始学会，恨罪恶而慕圣洁。他从本能知道了，圣洁是刚健的前提，圣洁能“蒙神的宠爱”。

人性中这些深刻的矛盾，是基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于是“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两面性，于是，圣洁与罪恶、反抗与顺服、解脱与压制、以及权力与创造──成为不可拆散的同体姊妹……

而所谓权威，又是权力的人格化。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决不会产生权威。因为权威是人格化的权力。权力的人格化，有时落实并体现在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身上；有时则不然。在后类情况下，它可以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军事机器或国家机器的力量的人格化。结果造成自然崇拜、社会崇拜、文化崇拜乃至、军事机器及国家机器的崇拜。这些崇拜也是基于对宇宙根本力量的忽视和背离，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偶像崇拜，也是会削弱人的内部力量的。

300

通常人所说的“权力”，主要是就权力的狭隘的、表面的形态意义而言（即权力的社会形态）；而实际上的权力，则是无所不包的，如自然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甚至精神的权力等等。

无所不包的权力，真实而完满，他不是生命活动的附庸，而是超越生死、支配宇宙的能力。它既是爱又是恨，它既崇高又卑鄙，它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涓涓细流：它跃出作为生物的人们的思想、语言，它的作用，使自以为超越了生命及其派生物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实证主义者密密麻麻的近视眼看来：如此广泛而脱俗的权力，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样超凡的权力，如何“用生活和实践”的鼠目寸光来加以验证？

301

实证主义者，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只有能力承认使人感到痛苦和不适的社会权力。因为社会权力是人造物，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实证主义者只会承认经过习俗或法律认可的权力，然后再以阿谀奉承的态度，视伸缩的演化的力量，为“直至万世”、不应更改、不该变化的天经地义。

实证主义者的权力狂哪里知道，历史之天，乃是无经无义，无道无德，无恒常无定性的永久混乱？永远迁化、永不凝固的混乱！蠢蠢欲动、生机盎然的混乱！在这绝对的混乱、相对的秩序中，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可以依靠──除了那充满悲剧性的怀疑精神，而“上帝则是最根本的怀疑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一点只要看看《约伯记》中上帝在旋风中的出现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耶稣要对门徒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背上十字架，也就是把自己托付给神，坦然面对彻底的不可知性。“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背上耶稣的十字架一语，已经否定了传统教父学强加给“十字架”的僵硬意涵。

十字架，也许是宇宙生命那无限但并不确定性的隐喻和象征？所以，十字架能驱魔。因为机遇的威力，在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畏惧，如果我奉不确定性为宗主，从此何惧之有？而实证主义者们根本不能理解：除了荣耀和升华之外，痛苦和不适当然也是权力的有机部份，也是来自权力的运用。除了值得称许的荣耀与升华、痛苦与不适，微不足道的生活、平淡寻常的事务，也一一来自权力，来自对权力的运用和抵抗。

这里只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区别，而没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区别。这就是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第一卷第四章

*八、权力论**

302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迷惘”。例如，一个人在目标明确、信心坚定时，可以忍受大量的痛楚、非常的折磨，而不以为苦。甚至一个摇摇欲坠的病躯，也可以在此等意志状态的驱使下，焕发可惊可泣的光辉力量。但“迷惘”却足以使一个健壮的躯体，弱不禁风，并使幸福平和的生活暗淡失色、满目尘埃。

“迷惘”起源于归属感的失落。比如，在许多亡了国的遗民中，就普遍弥漫迷惘的情绪。在某些社会性或国际性的巨乱（比如世界大战和革命浪潮）使原先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时──迷惘的情绪也会起而主宰人心。这仅仅因为：原先牢固的归属意识，这时全然崩解了。

303

人和一切动物，事实上都有极强的归属感，这往往现形为故乡的眷恋。从渊源说，这是从植物对土壤的依附发展而来的。人和植物甚至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眷恋物质环境外，还依恋文化形态和精神事务。对此，自杀前夕的诗人屈原一语双关地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对动物来说，这只是一种本能；而对人来说，除了本能还有意识的作用。这样一来，生活的需要，就上升为精神的需要。这就更加使得社会性的归属，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精神上的故乡”和归化的第二故乡，往往比事实上的故乡更加可爱。非可爱也，乃是文化上的故乡，较之生物上的故乡，能够激起更强的归属意识。

这是为什么？这仅仅因为，“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人们，不论奉行怎样的教义，总是倾向于崇拜更大的权威。即使从事实上说，经济的活动影响了心理的活动，但在人而言，经济的存在却是模糊的、间接的、它只通过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去影响人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理论脱离实际”（“他说的话，自己都不相信。”）的虚伪性而感到“迷惘”了。

304

口头上宣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抄手们，当他们讨论世界历史的演变（“社会发展史”）时，却十分奇怪地不以经济形态的变化来划分他们的“新纪元”，而是坚定不移地以某个政治制度或政治事变的开端，作为他们的“历史分水岭”，如“奴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他们甚至把最大的热情，倾注于某个政变（如十月革命）的讴歌上，这时，“经济基础”的神话，已被贬为可以由政治力量任意改造的丫鬟了。到底是政治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政治？个人崇拜随之兴起，而且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

这突出说明，权威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和主宰者。尽管，有自然的权威，有社会的权威；有世俗生活的权威，有精神生活的权威。但是什么样的权威，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无机世界的生活，有机世界的生活，社会世界的生活，心理世界的生活……就是分别来自星系的权威，地球的权威，他人的权威，自己的权威……地球的主人，还要服从星系的权威。

人，终究还是要通过人格权威，去认识无人格的权力的。人，只能这样发现并理解人格化的权力。所以，即使我们不妄谈所谓的“因果关系”，我们仍能发见，权威，在人生和历史的进程里，拥有决定性。权威，就是作用于人生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那种权力。如权威之支配历史，是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历史。于是，所谓历史，就是从这个权威过渡到那个权威的流程。

305

任何“历史时期”的划分，实际上都以某一权威的崛起或陨落，为其标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哪个学派，无论它如何宣称与此相反的“平民化原则”（如高唱“奴隶创造历史”、“人民革命万岁”），其实余与专制暴君只有一墙之隔。人们实际上都亦步亦趋、像走狗一样遵循着对于更高权威的承认、叹服和阿谀奉承。例如，是秦始皇的出现，而非什么新经济结构或新生产技术的出现，一举结束了战国、开辟了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同样，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而不是透视法，给予近代油画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为透视法早在几万年前的洞窟壁画时代就产生了。但洞窟壁画时代没有达·芬奇、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而正是这等“权威人物”的来到，才有力支配历史的发展，岂是简单的宣告或是“标志”而已？

“历史的发展”，就是通过此权威对彼权威的“取而代之”，而实现、展开的。在两个权威之间的空旷地带，历史的清晨显得多么荒凉。在项羽的言行所显示的项羽意志中，“取而代之”的躁动及其塑造历史的奇妙功能，充分而鲜明地呈现出来！取代里，有承继，正如破坏中，有建设。但取代仍使人耳目一新，犹如破坏将顽固的障碍一扫而光。人们是通过取代，来理解历史，并把握历史的。犹如通过对原始土壤的打破和耕耘，建立自己的良田。

306

历史，因此是从彼权威到此权威的纽带。权威，就是历史盘根错节的中枢。历史的乱麻，只有到权威的底里去探究，方能理清。历史之谜的获解，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人格权威的心理学”和“权威势力的发祥”。

307

世界上有多少“权威”？以其对世界“历史时期”的划分，宰割了我们对历史的完整理解？因为这样的宰割，可以证明他们的趁乱夺权的趁火打劫的“造反有理”？新权威的光临，有时把历史一截两段，有时却要接续断烂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前者为“破坏”，而称后者为“创造”。尽管在事实上，这两种作用是彼此渗透、互为表里的。

308

某段历史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只是某个权威的黄金时代！这权威被后人奉为公认的鼻祖。

某段历史的“黑暗时代”，也是就某类权威而言的黑暗时代。

没有普遍的黄金时代，正如没有普遍的黑暗时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他们”的黄金时代，正好是“我们”的黑暗时代；于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也就意味“他们”的黑暗时代……

309

既然权威必不可少──他是一切生活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润滑油，他是一切生活的指导者而不仅仅是宣传家，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权威，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权威；有什么权威，就有什么世界。欲摧毁一种生活，先摧毁其权威；欲建立一种生活，先建立其权威。权威后于生活，权威先于生活：权威是两种生活之间的媒体！

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羊群有自己的首领，狼群也有自己的首领；凡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自然形式的权威。这不是灰色的理论家们可以一笔勾销的。

权威之所以经常流为僵硬而殊少活力的偶像，权威之所以经常成为扼杀新事物新人物的卑鄙杀手，是因为权威一旦形成，他的主要职能便是自保，拼命压制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威性构成挑战的新权力。我毫不怀疑，如果耶稣今日重临世界，还是会被正统教会的权威宣布逐出教门，并被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宣布驱逐出境，最后依然还会遭到死刑判决。区别只在，这次不是钉十架，而是坐电椅！杀害的手段文明了，这就是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这样不断宣布革命者死刑的权威，第一要义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在事实上已经成熟到腐败的程度。成熟，并不像功利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那么美妙。

310

从成熟到腐败，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这一步是必不可免要迈出去的。

“熟透了的权威”，比之熟透了的文明，更是历史发展的死敌。

311

在权威领域内，“扬长避短”是不可能的。权威和万物一样、且比万物更甚，携带可怕的惰性。这惰性使权威变得格外有害，越伟大的权威也就越有害，报应丝毫不爽。要想从这命运下逃脱，只能求助于奇迹；而自以为是的补救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历史的风暴之所以令人感到清新爽快，无非因为它扫荡了熟透了的权威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霉气，和使人发憷的温热。

如此看来，唯一的希望在于新权威的继起！他打破古旧权威与成熟权威的垄断，犹如厚厚的乌云，闪现一道湛蓝的天。尽管新权威也会成熟、腐败的，但他现在毕竟尚未成熟与腐败，他还满含活泼的生机，他还没有学会矜持和官腔，他尚未颟顸蹒跚──他正专心致志反抗使人窒息的一切，义无反顾，使人感动的一切，就会来自他的足下。

312

对权威的滥用并非强大的标志，而是腐败之尤。这不是“激愤之辞”。因为，每当不顾场合与时机而滥用权威的力量时，就说明权威的内在力量已经结束了。这时，起作用的不是权威的实际功能，而是他的形式本身。他利用多数人们对其形式上和习惯性的服从，来横征暴敛，而再也吸引不了明敏者的注意，无从激励他们的首创精神。如此，权威的灵魂已经瓦解了！

这样的权威决不是什么万妙灵丹。权威原是有所为而发的，任何权威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为解决某种危机而来到世间……当一种权威被“普遍运用”时，可悲的暴戾时代就降临了。权威的内在空虚，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整个社会和全盘文化，染上不可医治的虚胖症。当代历史中的实况，有力地论证了我们的思想：某个权威的“大器”及其影响，并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仅在他似乎满足了人们的权威感！天神、国王、英雄们内在力量的度数，取决于它所唤起的权威感。所以，某某形式的天神、国王、英雄都难免衰微，但天神、国王、英雄后面的“那力量”永不衰颓。形式在变，但内含的力量常在。人的权威感于是出之以不同的假面，借用任何光灿夺目、喧宾（形式）夺主（内在力量）的时髦装束……但权威感本身，不会消失。

313

权威感背后的“那力量”，反压制、抗沉沦，鼓舞我们，创造了有关“天神”的种种灵魂学说。人为了更有力地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把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如“宇宙的主宰”），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可以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投效形式），也可以是“负”（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形式（“合”）。但人却无法真正“中立”，他必须对此做出某些“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与上述势力结合。否则，环境的压力将使他粉碎，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孤独、沮丧、颓唐、崩溃……这就是“权威感的妙用”！

314

人，生而渴望权威。不是渴望自己成为权威，就是渴望寻求并归属于一个权威──以满足自己的“权威感”。

天神、国王、英雄──就是“人的权威感所造就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喧宾夺主的工具。并不是有形有性的天神创造了世界！也不是人的幻想创造了天神！而是创造了人的权威感的那种力量：塑造了命运观念的千奇百态。形形色色的神王或霸主、古代英雄和现代领袖──在那深而又深、玄而又玄的力量看来，只是些飘浮不定的影子、人的权威感的影子。

由此看来，特别强大的权力来自三方面的综合：

A，尽天性而有逢其时──来自天；

B，内部的协调一致又不扼杀创造潜力──来自人；

C，对外关系中的为而不有──来自地。

这样的权力论，是古老的而不是新颖的。这样的权力，更加腐蚀人，而不能使人强健。如此系统的权力，在中国生活中已经成为扼杀灵感的一个借口，因其披上了“理性与科学加命运的面具”──而变得格外有害了。而真正的自由，倒是死亡的儿子（而不是权威的儿子）。哪里有了死亡的影子，哪里才会升起自由的曙光……一切自由，归根结蒂都是生命的自由。不但是人的自由，而且是“动物的自由”、“植物的自由”、“原生物的自由”甚至是“众神的自由”。那渴望摆脱命运的努力，那充满狂喜精神的斗争……自觉不自由的人类，才欢呼那致人死地的斗争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为了这样的斗争，“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已经奉为金科玉律；而对于自觉自由的亡国奴，如此奢侈的自由，是不可理解的，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汉奸思想的表达。在腐败的权力论熏陶下，亡国奴个个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1236—1283年）理论，但个个躬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张弘范（1238—1280年）“实践”，形成“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的千古奇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亡国奴的理论历来如此。

第一卷第四章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315

探讨这一题目，首先需要定义这里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弱者”与“美德”。

“弱者”，顾名思义是指躯体力量尤其是精神力量薄弱的人。

体现在人类身上（尤其是作为“社会人”）的力量，有各类名目繁多的分化形式。如，权力（即支配别人的力量）、服从力；体力、意志力；想象力、一般的智力；对其余人类的诱惑力（包括对同性及异性）、对其余人类的反抗力；交际能力、战斗能力；道德力量、反道德力量；情绪的冲力、克制情绪的自制力；忘我的能力、唯我的能力；适应力、固执力、探索力、忍耐力……等等。

316

一般说来，由于是各种形态的人们组成了社会，并试图发展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所谓“合群性”的自然结果），于是人们身上的许多个性受到了阻遏，有时爆发为公然的反社会倾向。合群性使个人的力量很难不体现在他和别人、他和社会的关系中，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往往反映了他具有的力量状态。又由于没有两个人的力量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各人在近似环境中的具体处境实际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上面列举的生存力量的分化形式，因而也是相应的。人类心灵深处的利害观念（它派生为：美丑、真伪、善恶、阴阳等等），都正好与对立的分化形式合拍。

最有趣的是，在一个人身上，这些互相对立的力量往往是并存的。这些并存的对立力量还会抵消，有时也会互为助长，例如，一个人力量的总和，并不是各类对立的力量分化形式之间，绝对值的相减，而是各类绝对值的相加。也就是说，体现在人身上的力量，尽管可以人为地分为若干对立形式，但它们本身却是生存力量的体现。

317

“弱者”，就是指在上述力量上绝对值上较小的人。一般说，人格及人性上的弱势，总要体现在其社会关系中，并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如，世袭因素、帮派关系、意外的幸运等等）。“弱者”一般有其软弱而难以平衡的弱点，以致他的强点不足以弥补；而他的强点与他人相比，又可能还是太弱。

318

什么是“美德”？如果不带任何成见，就应该承认美德就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那些特点与品性。真正的美德不能通过训练来获得，最深刻的美德，在最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不失其真的美德，不是由于“群众心理”的作用，而是来自人心深处，仿佛受到神的感召而突然说出许多方言的使徒。

319

“弱者”有什么“美德”？

据上述定义，“弱者”比之“强者”，本无所谓“美德”可言，就力量的角度说，“弱者”原先只配被视为“恶德”的人格化。那我们的用意是否权在搜求“弱者”的残余美德以供世俗的观瞻呢？是否仅为证明弱者也有强者的特长（即“美德”）呢？

不是这样。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在弱者身上才蕴藏真正的美德，是因为弱者比强者更有成长的希望：弱者的希望在于未来。凡体现为“弱”的人，是正走向“强”的人；凡体现为“强”人，是正走向“弱”的人。现在的弱，为前此之强的报应：由于表现为“强”而消耗过多，未来只能逐渐弱下来。反之，现在的强则为前此之弱的回报──由于他一直表现为“弱”而有所积蓄，现在才可能逐渐走向强大……

其实，这种理解并非自我而始，在耶稣纪元前五百年出现的《老子》中，早就如此闪烁着如此智慧的光芒了：“强弱相形，高下相倾。”《老子》揭示了，在人的生命中，“不幸的创造”对决“幸福的中庸”的。尽管这个权谋专家是谴责创造而赞美中庸的。（在这一点上，老子和儒家沆瀣一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320

“中庸”的本质是什么？是节欲。

所谓“中”，就是处乎禁欲与纵欲之间，不是作为瞬息即逝的过渡（从禁欲之寂静向纵欲之喧闹的偶尔经过），而是作为长久、稳定的驻屯。

能守“中”者，方能致“庸”。庸者，常也，用也，平安也。所以，“中”是道路，是方法；而“庸”是目的，是归宿。

“中庸不可能也”（《中庸》语）里的“中庸”一辞，是指绝对的中庸，也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于恰到好处的节欲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理想状态。这理想，是在激于苦难而动摇不定的战国时代而兴起的一种理想（不仅是古代的战国，而且是当今的全球化），所以根本“不可能也”去付诸实践。

还有另一种可能实践的“中庸”，不是上述绝对的理想中庸，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庸：此种作为生存技巧的中庸不仅可能，且早就被人广泛采用为生活的原则。生存技巧的中庸原则，不仅适用人类社会，且被整个动物界乃至整个生命的适应性普遍采纳和施行──人的理性正是受到这现实的启发，才发明诸如此类的“老子理论”（其要义也如官方的“理论原则”，归根结蒂无非是“谋生的原则”）……在这意义上，“中庸”就是平衡，“中庸”的实践可以帮助达到社会的和谐。

那么，“创造”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是反抗“压制”，是打破平衡，是“改变结构”──凭空的创造、精神的弥漫等等，并不存在，除非是作为庸人们自欺欺人的白日梦。而有依据的“创造”，则是生命的现象，是有机体的特性。

321

“创造”，是主动改变自己以迎合环境，但不被动等待环境来碾碎自己。照此看来，两性繁殖及奇妙的基因配备，实为一切“创造”中最大的“创造”。所以周易颂扬阴阳调和的夫妇时义。说出生命世界中一切可以想象的创造的源泉。

这样一来，争夺基因的传布几率，便成为生物界一切战争的焦点。这也是一切“精神创造”的焦点，且扩大为人间一切痛苦与不和的原由所在。改变结构（生理结构或心理结构；组织结构或认知结构）的目的，原不在于“纯粹意义的创造”（这本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于争取自己基因传布的各种机会！在许多场合下，这要通过改变各类基质的原有结构及序列而实现。随文明的进展，基因也已经不再是指“生理──繁殖系统”的本义而言，而更多是指“心理──交感系统”的衍义而言。

322

“中庸”与“创造”的对决性在于：中庸致力于维护现存的结构，创造致力于改变现存的结构。中庸与创造因此水火不容：在中庸失败的地方，创造力才有用武之地；创造力已经枯竭，中庸的敷衍才开始……

中庸的成功，体现为现世的、物欲的成功、中庸的成功，壅塞了创造之途。对创造者而言，“罪莫大于中庸”，不失为绝顶的真理。

323

“创造”的成功，体现为艺术的、精神的成功；创造的成功，是对中庸的无情诋毁。中庸是生命的普遍原则，中庸，就是“走最小抵抗的路”，但更多是流于所谓“水向低处流”的生物惰性。对中庸者而言，“罪莫大于创造”也是必然的，因为创造行为必使中庸力图保持的平衡归于解体，正如中庸抽掉了创造的底薪。

大凡创造者，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一般都是作为失败者至少是失意者，而登场的！也许只是为了挽救原先的失败，为了弥补内心的失意，他们才致力于创造。世界给他们太多的苦恼、太毒的剧痛，他们才在创造中找到安慰和乐趣。他们的创世记，起先是逃避、游戏，而后经历多次的重复，才形成牢固的习惯、“天生的冲动”。他们用创造慰藉自尊，并获得复仇的力量，酝酿卷土重来的意志。复仇，这是多么优美的创造借口？

而中庸者却与此相反：这些今世之子，不是趾高气扬、心满意足的主人，就是心甘情愿、低声下气的奴仆；他们从中得到同样的满足，感觉同样的生活乐趣。所以，他们对维持现存结构，要比改变现存结构，具有远为巨大的热情。如果说他们也知“热情”为何物的话。

324

经典的《礼记·中庸》篇所表述的那种理想的、绝对的“中庸”，是生于乱世之极的思想创造！而不是生物真实的实践原则。《礼记·中庸》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魂”，但是它的中庸论述何尝不是“披着中庸外衣的创造阴谋”？如此这般的“中庸之谋”，当然应该排除在我们的上述谴责之外。

“中庸”是阴，“创造”是阳，阴阳对立又互渗；中庸与创造，实为历史的两仪。中庸与创造，本无善恶与优劣之可言，唯其“适时与否”而已矣？

325

创造者越是稀少的时代，则创造者的价值越高。

这时，中庸是体，创造是魄。这时，创造与“生命的歉意”相连，中庸则以“生命的满足”自诩……是啊。“慕虚名而处实祸，君子不为。”曹操的这句名言，宁愿摒弃生命的满足而趋向生命的歉意？于是，他便以血腥的创造来回答内心的歉意？──这就是弱者的美德？这就是曹操家族这个托庇于宦官和阉逆的“新兴篡权者系统”得以臻于强盛的秘诀？

第一卷第四章

*十、底层的活力**

326

为什么社会的新生力量常常来自底层？“压制”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为什么佼佼者常常出身穷乡僻壤或远边小镇？因为那里的人们尚未彻底分化。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血液里还蕴藏着神秘、原始的蛮劲。

“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有前途，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压制状态，因而得以凝聚内在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属于未经彻底分化、多少“浑浑噩噩”的一群。浑浑噩噩，也许是“蒙昧”的同义语；但现代人或许忘了或许不敢承认：这，才是远大前途的真正保证。随着现代产业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也要日益分化，那时，情况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生活在“社会核心”的人们，在分化已到尽头的现行框架里，仿佛还能应付裕如、出人头地。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过度分化的灵与肉，就难以临机制变、起而创造了。那些没有负担的“乡下人”或“野蛮人”，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无知是他们的应变能力的真保证。

327

生活在蒸蒸日上的文化天地的人们，才是“万物之灵”。他们精神饱满，目光熠熠；他们胸中满注灵感，行路时脚下生风。这是一群多么健康、完全、无拘无束的动物啊。而没落文明中的居民呢？不过是一群奄奄一息的行尸，一堆等待拍卖的处理品。他们哪里是什么“万物之灵”，他们是一切生命类型中至低至劣的“药渣”。……最高级的药渣，还比不上最低贱的植物。

328

等级观念的淡薄、距离感的瓦解，是剧烈的社会疾患就要疯狂并发的前兆？它会使一个好的集体（从抽象的“人类”到具体的“社区”），逐渐式微、失去优势；也会使一个坏的集团，不堪一击、迅速消解。这是心理病毒的滋生与蔓延的结果，而且往往是从“上流阶级”开始的。而这种开始本身，也正是上流社会业已腐化堕落的证据之一。

纳妾、尤其是在下等社会拈花惹草，然后将其列为自己继承人的母亲，就是这心理病毒的强烈发作之一，也是心理病毒的扩散最容易借助的社会生物的表现形式。而在妓院里穷凶极恶地搜寻花柳，与之相比之下倒成为无伤大雅的闹剧了。因为这对社会距离感的破坏程度，毕竟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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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文化的精品，只能在闲暇中、有距离的闲暇中产生，决非碌碌谋生者的“产品”（如某些外行领导内行的政客大言不惭的“精神产品”）。它们的作者，多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幸被抛入闲暇深渊中的人们。像现代阶级论的口头禅说的，他们要么是“奴隶主”、“剥削者”；要么是“自由职业者”、或“流氓无产者”甚至“残疾者”。例如在文化意义的中东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从北非、中东到印度甚至马来群岛链的那些“伊斯兰教”部分），古来就一直有许多人士自愿加入上述行列中，他们采用出家的托钵僧形式，在宗教全盛时期的“两端世界”（即上述文化中的西方如希腊、罗马、西欧及东方如中国文化圈里的华、日、韩、越等）──这类自愿弃家出走变成“无业游民”的运动，也曾给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和战争以深度影响。

330

闲暇比劳作更痛苦，犹如疾病比健康更痛苦，因为闲暇与疾病，是动物生活中的变态：动物本来该是忙碌而健康地劳作着的。这劳作有时表现为“劳动”──有时表现为战争，有时表现为游戏与消遣，等等。

人们所以共认“老、病”为人生之大不幸，正是因为在风烛残年与病弱衰竭中，人们亲口尝到闲暇的真正苦果。闲暇于是成为不可排遣、难以缓解的慢性绞杀。而在其它人生情境中，闲暇之苦至少是可以排遣、转移的；相对的派遣、有限的转移，无形中就使闲暇的苦痛得到了某种缓解，尽管并不“治本”。

331

“文化产自闲暇”，这就是说，正是对闲暇之苦的反抗，催发文化的萌芽，如果正视被称为“历史”的那些经验，我们就会明白，高级文化不同于工艺美术和科学技术之类的应用性文化（在古代文学上，高级文化被称为“文”；应用性文化被称为“笔”）：它的功用在使人“忘忧”。欣赏它并陶醉其中，固然是“忘忧”的一重天；而开创它、为它狂喜，则登上“聊以忘忧”的九重天。无论宗教、艺术、哲学甚至某种战争和“大政治”，都是这“忘忧世界”的使者，它们都是“非应用性”的，和现代的经济动物的意识大相径庭……所以，它们都被现代的经济动物诋毁为“前现代化时代的遗迹”。

例如“礼”，是社会行为的规范，它的心理形式被宋儒表述为“理”（或“天理”）。礼与理，在生活意义和精神意义上，为人的精力之外向的放射，规划出无形的方向感。这，乃是一切高级文化的基础，也体现了默默无闻的代价。

再如说某某精神人物如何圣洁，其含义无非是指：他用明确的自律，代替了“普遍信仰”的抑制及防腐作用，从而造就了一个慎独的例外。

332

性格越独特，行为越不凡，则越有价值，于是也就越是难以推广。有价值的事物，是推不广的；推广了就乏味了，推广了就变质了，推广了就完蛋了。能够推广的事物，先天就缺乏真正的特异；否则，它独力对抗外部世界的强压，岂不将使所谓的“推广”成为水月镜花。

还有，哲学的黄金时代，社会是呈现开放状态的。这时，哲学生活与社会生活，浑融一体。如希腊古典时代、欧洲近代以来……中国春秋战国、唐宋时代。哲学的衰落时代，逐渐退居于书屋。这是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两汉．明清时代。

罗马国教时代、西欧的中世纪，中国秦代、隋代以及现代中国，则是哲学消解的时代，哲学的残余活动和最后闪光，被迫陷于“地下状态”。新的生命，就是这样从地下状态开始出发的。早期基督教的地下礼拜堂，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来自底层的活力，终将冲毁地表的陈腐，形成蔚为壮观的异象。──这就是“弱者的力量”，来自底层的活力。

第一卷第五章

*一、强权意志说的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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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力在三大领域中的体现：

A，对自然界争取平衡的也即对“非人势力”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平衡自然压力的防御手段，时常，这种防卫以进攻的架势装潢着……打卦占卜、命理八字、风水堪舆、星象学、骨相学、手相学，也属这种“权力”。这些，大体属于“生存欲望”的领域。

B，对人世间获得优势的也即对所谓“同类”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军事征服、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其比较现代化的、文雅虚伪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表达方式为“统帅”、“领导”、“企业管理”以及“公共关系”；“互助合作”、“献身赎罪”等等，也是相似的意思。这种权力的形式，更为复杂，即使恋爱、婚姻、家庭甚至偷情、通奸、私生子，也在它的控制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意味着权力的运用。所以，性欲比其它欲望更危险，因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是具有欲望和意志的另一个活物。这一方面使得性欲变得更有挑战性，另方面也使它更为捉摸不定：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焦点。而秦始皇式的“四个伟大”，则是社会权力的登峰造极。而所谓社会，是以权力为纽带，并进一步以谋求权力为目的。社会压制，反而膨胀了权力、权力感、权力欲，从而也产生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即无情消耗了反制的升华力量。这些，大体属于“强权意志”的领域。

C，对自我进行限制的也即所谓“返身”或“修身”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神话、哲学、宗教。我们今天已能确认：人仍然是动物，人这物种与其它动物的最大相似，是同样摆脱不了欲望的奴役。而欲望作为本能的反制力量，本是维护生命并持续扩张的工具；可是，人的权力过度加强，却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权力的增长，意味压制的减轻，结果，人不仅没有解放，反而用腾出来的手反对自己、作贱自己，用自杀的方式进行“高尚消费”，导致文明的解体。人间的所谓“权力”，原是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手段，这时却恶化了人的生存状态。其罪恶的黑色魅力在于，诱使人自己扰乱自己并瓦解“人向高处走的创造途径”。越是庞大的权力，就越给人生涂上虚假的色彩。这色彩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桃、红的；可能灿烂，也可能阴惨──但总不免虚假之一途。以纵欲代替创造、以占有代替革新，就使得生命流为形式，使得生命得以兴起的根本要素，被严重削弱，甚至暂时消失了。生命的基础抽空，生命的灵魂蛀空。这时，神话、哲学、宗教等人对自己的权力，代替了人对自然和人对社会的权力，成为“唯一的救赎”。这时，人的良心开始拒绝把“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启示──作为宣道和诈财的幌子。这些，大体属于“道德情操”的领域。

334

道德情操的载体说：“有一天，我将被人们庸俗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即使十字架上的苦难也不过如此？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过程的循环性，并把“压迫与反抗的哲学”视为道成肉身者的道路。

一种作为压迫结果而出现的反抗哲学，这哲学又将以新的压迫及新的反抗──激活世界史的阴沉……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挣扎，最后不过凝练为几个字样。

压迫是消极的，是阴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积极，是阳的状态。

反抗是积极的，是阳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消极，是阴的状态。

此谓阴阳调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反制对压制的抗争，造成生命状态的高涨。正如一个人如果处于完全被保护状态，日久天长必丧失生命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特权地位一经巩固，其命运立即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统治者凭借世俗权威而不可避免地自我放纵，可是他究竟是否知道：他维持权力及享受权力，在在都耗费其精力，直到他重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囊饭袋。

尽管这对一个阶级或集团来说，不是几年的进程，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进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同样，一个较和平、较幸福的时代，其人民的精力也较为衰弱；因为享受和平就意味着丧失精力，这其中“一进一出”的差距之大，触目惊心，崛起与没落之间的剪刀差！

335

如果我们的一生，既无苦难来积存精力，还要通过幸福来耗尽精力──我们的子孙怎能不孱弱呢？

在积累精力的意义上，“社会奴役”有其积极意义：它提供新的生长所必须的新的压力，并为新的积蓄提供必要的监狱般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大都是风行中庸思想的时代。历史过程其实不讲中庸，所以理论上风行中庸的时代，实际上只是维持现状的过渡时代：从严酷的压迫走向普遍解放的过渡时代。

336

在我看来，普遍的解放，即接近社会的普遍解体──这是与更严重的社会衰落为伍，从而为新的转机、新的压制准备了土壤。这过程对个人也许太漫长，但它的起伏线索在历史学的透视下十分清晰，没有某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文明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诞生也无法长大；所以在奴役现象削弱之后，文明会因为釜底抽薪而濒临覆灭。消灭奴役，就是颠覆文化，只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变态反应”，因为差别待遇是任何结构的前提与基础，结构中这部分对那部分的奴役，合乎自然法则。尽管一切制度都必衰落，但制度的衰落毕竟是漫长的过程；黄金时代甚短，而且常常处于制度的半衰期：文化大炽，是制度这种社会监狱和社会压制的“半衰期所特有现象”……因为衰落是个完美的休息！

当然，从烧火到开水，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所以，文化鼎盛的时代（相当于水开的时代），不是最严酷的奴役时代（相当于烧火最旺的时代），所以文明的鼎盛时代要稍居于严酷的奴役时代，并体现为奴役状态的不断缓和；因为自由的创造，实际上是释放那严酷的奴役时代大量积蓄下来的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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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奴役的来临，将构成（继当今的自由放纵而后的）“下一回合的世界历史”，世界将体现为“全面的衰落”。不过没有惊慌的理由，这不仅是迟早要来临的，而且也是过去数百年繁荣的事后“代价”，更是数百年后重新繁荣的预先“投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怎么能说自己“懂得历史”呢？

今天，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伦理意义上吹嘘社会奴役的无量功德，而是从历史功能来说明“奴役对文明的保姆作用”。过去的评论家仅仅注意：社会奴役提供了文化的物质基础，并使精神贵族从贱民社会的埋没中脱颖而出，并通过社会分化（这必导致并强化社会奴役状态）来实现文明的崛起；而我们今天要特别指出：社会奴役状态不仅提供了物质的文化准备（剩余价值和社会距离）；它的最大贡献还在于造成了心理上的革命：封闭一切可以“正常发泄情欲”的孔道，从而开辟了“社会精力的金库──银行”。

而天下最大的社会奴役状态，莫过于普遍信仰对人心的桎梏。普遍信仰的时代实际上构成文明社会的休耕，一个重新野蛮化的时代。普遍信仰可使文明、堕落的人们恢复其野蛮本性，在身心两方面重获生机，聚集再出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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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其社会权力依然不是把人导向生命的积累，而是把人导向生命的消耗。本来作为生命的工具而出现的东西（如欲望、快乐等），现在篡位为生命的主人。乱臣贼子，统治天下，杀手成了大救星。

对人而言，大多数压制都是自己有意无意为自己寻找，并心甘情愿加诸自己身上的。其情其景，甚像“自鞭教徒”的盛大游行。

人为什么自寻压制？

尽管这自寻压制的倾向，不容易被人察觉，也不容易自觉。但确是真实的。因为人类和一切动物相似，天生需要压力，没有压力，他就活不成。人比一切动物更甚，为了在压力的世界里活下去，并发展生而具有的强大反压制力，他必须沿着“生存欲望”──“强权意志”甚至“道德情操”前进。因此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欲望受到环境的严酷限制，所以，内在的反压力（欲望、意志等）与外在压力之间，达成平衡，互相抵消。动物们，既不会因为内在压力过强，而焦虑、自杀；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过强而窒息。相反，人尤其是文明社会的居民，尤其是文明社会中的富人和闲人，其内外力量对比，就因内压过强而丧失平衡。为什么人们说“文明的发展使人的道德败坏”？不能不联系到这一点来看！“富贵思淫欲”，许多荒淫行为，就起源于丧失身心平衡及内外平衡，而这在动物世界中就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人的内在反压力，已经借助文明手段而远远超过了外在压力。所以人们要求过量发泄以致达到病态程度，且永无餍足的一天。这种失衡，构成人的“自我毁灭”。

但人控制环境的力量，又比动物更大，他学得“以夷制夷”的法术，来左右外界。所以，相对说来，外压对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压难以驾驭：他的身体欲望、野心冲动等等，才是他的主要杀手；不像困扰野生动物的，主要是饥饿及不安全感。所以，人比其它动物更需要神话、哲学、宗教，以便在控制了环境以后，再度实现自我控制──免得因为控制环境之后而变得多余了的内在压力，反过来伤害人自身。

339

明智的人，也就是“不愿如此伤害人自身的人”看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于是开始行动。可以采取的步骤有二：一是禁欲或至少节欲，以抵消控制环境后变得无拘无束的欲望、意志；二是自觉自愿寻求某些外在压力（如“自鞭教徒”那样行动）以求平衡，以求解脱，以便从内在的骄奢淫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挣扎出来……这就是外在压制的巨大功德！

禁欲主义，就是人类如此发明的、具有社会形式的外在压制。只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全社会已然失却这内外平衡（“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强制的压抑降临，扑灭行将淹没社会的人欲滔天：“天国”（即完美的压制）近了！没有解脱、没有超渡的一劳永逸的可能！一切都注定了，一切都无从改变，一切只有“唯一可能性”即等于没有可能性。而唯一可称为“主观解脱”的方式，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苦难！同时学会欣赏自己的创造，来排遣苦难激发起来的抑郁。这也就是艺术的起源和精神的滥觞？与此相比，吃饭的“经济”需要，哪里会是文明的动机？

340

强权意志不是本原，既不是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本原，也不是我们生命活动的终极本原。如果说，人的活动是为满足强权意志的渴求（据说犹太人医生弗洛伊德找到了这强权意志的基础，就是淫欲；或是犹太人政论家马克思找到的经济基础也就是食欲）那么，这样的“强权意志”当然只是一个影子，而不是本体。所以要把强权意志看作影子，而否认它的本体性，拒绝承认它的自在性及独立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强权意志不论对人生、历史，都只是一个工具或是催化剂，所以它只是“杠杆”而不是“目的”。

表面看来，人生、历史的具体内容，都在强权意志的推动下展开，似乎最大希望和最亮火炬，向“强权意志”蔓延，并以“强权意志”为归。

但我们若有反思的能力，就不免想到，“强权意志”作为心理属性，至多是生命界属性罢了，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的本原呢？除非，仅仅把强权意志作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的本原”。

341

现代心理学证实，人的心理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在与环境的往复反馈中形成，并变化。现代生物学对物种演变史的揭示表明：人体也非“生来如此”，不但人造物在演变，就连人本身也是“流”，永远在易化的潮汐中飘浮。人的“强权意志”又何尝不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何尝不是种族历史的产物？犹如那一天，还没有生命，没有人，没有“强权意志”──强权意志也是从无中生出，又回到无中去的。

强权意志是一个引信一根导索，它不是炸药本身，也不是爆炸活动，但它引起爆炸。强权意志其实只是人的生理功能，尽管居各功能之首，却也并非其它功能的“奴隶主”，而只是其它功能的“代言人”。

342

人在种族历史的演化中，主动性日强，选择的机会日多，命运反倒日益飘忽不定，对未来日益丧失把握的力量。因为人的智慧硕果，也就是人的智慧负担。没有智慧的物种，依其本能行事，却对命运放心，对环境似有把握。拥有智慧的人，反倒看穿这主观意象的虚幻性；而人的智慧又不足使他把握未来、洞察命运：从此，人陷于进退两难的人生之谷。正是在这关头，强权意志的黄金时代才来到了。

是争取权力的意志，使人在迷乱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划出无形的生命路线：尽管它“非理性”，但往往“超理性”。强权意志，是压制的苦果，是在宇宙间普遍压制的无孔不入的重压之下，逐渐形成并不断易化：不但是普遍压制的一时结果，也是普遍压制的持久结果。这能证明，一旦压制消失，强权意志亦将随之削弱。所以人们说痛苦是巨大的资源，是因作为内外压制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调，痛苦激起强烈的情愫，得以重建此项平衡。人们说磨难与阻遏，是升华的关键，因为升华乃是内压对外压的“棋高一筹”。

343

在强权意志与普遍压制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零点”存在。正于此零点，则压力越大，强权意志越高涨，越旺盛；负于此零点，压力越大，强权意志越萎缩，越孱弱，以至消失殆尽──生命也就随之寂灭了。

这零点因人而异，并无统一标准，所以，没有人能够度量天下的强权意志。人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不同的人对各类问题的反应能力，来判断其强权意志。

强权意志与普遍压制“关系上的零点”──有如人类活动中的“最适点”，既是转折点、分水岭，也是事后的聪明与假定，对此，其实，没有人能够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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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意志”──是人的内在压力，亦即“反压力”的派生。反压力不仅分化为强权意志，还分化为各种意念及生理功能，用以抵御外来的压制。而“内在压制”又是普遍压制的分化，普遍压力作用于人，分化为“我的”和“世界的”。所以，“强权意志”作为普遍压制的影子，一个投石入井时的反响声──这就是强权意志的别名。

强权意志对个人，不失为定数。你的命运寓于你的强权意志中！从这意义看，强权意志说，是一种宗教。但恕我打破庸人们甜美的梦！强权意志的崇拜，是迷途，因为只有投影为强权意志的那实体，才是永恒的谜。

那永恒的谜，是我们的智力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我们只能凭借内在的体验、本能的直觉去感受一二！我们是被限于上天为动物划定的天牢中，最伟大的新发现，只能通向“天人合一”。而进入“神国”一切生命种类，也将继续承担那自然界残酷无情实验下的牺牲！人类又岂能独逃乎此？作为生命自体，由于上苍赋予的本能，它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是头等大事，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但对可能的客观观察者，也就是与观察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观察家来说，“觉得自己的生存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只是幻觉。

345

有部关于天然公园的纪录片，其中的弱肉强食的过程，生动体现了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留给我印象，经久不忘：追捕者全力出击，竭尽智慧设计圈套，用尽浑身解数，搬运猎获物；逃命者拼了最后一点力量在飞奔，分秒不舍地竖耳谛听，以绝望无益的垂死挣扎，试图摆脱宿命……它们各自受到求生欲望的“欺榨”（欺骗、压榨），努力奋斗，获得掳物的胜利者，自以为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一切，确实的，要是它稍慢一步，猎物就可能轻轻滑走了！而牺牲者在“濒死感的电影”中，可能播放了自己的某项疏忽、某次失足。──这两方面都没有意识到，在它们背后，还有一个无比冷静的“最高指挥者”、“客观观察家”的存在，这冷静者不但存在，还通过各种极复杂、极隐秘的牵线，在决定这一切进程。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生死荣辱，除了提供给这位冷静者以“实验数据”外，还能有什么意义！人能认识他，是因为人不幸有了反思的能力。尽管，这种意识到超我力量之存在，又自觉极端无能为力的悲切，可能就是宗教的起源。

当我看到那血腥而优美的场景：鲜红的血，洁白的筋肉，绿色的草地、黑黝黝的树木，映着那些湛蓝的天空、朵朵悠闲的浮云，还有金色的阳光……一切都显得幽静、亮丽……仅仅除开被食者的感受。这时，我会想，这一切，不都是宿命吗？不都是被他那无形手，一举策划的吗？对人而言，只能这么拟人化地理解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天天的常规：肉食者天天要食，草食者天天被食。问题不在相遇的机会、不在捕食者与被食者各自的暂时力量对比；问题的要害在于，那无比冷静的客观观察家需要这样，需要这种必然的秩序，需要这有声有色的戏剧，又哪里顾及当事者由于自己的幸运或不幸，而产生的不同的感受呢！

这些必然的秩序、热闹非凡的连台大戏能够证明：生命的各种品类，只是自然那无形的手中一团团柔软而随意搓捏的蜡丸……各类生命，既是冷静者的产品，又是冷静者的牺牲品；总而言之，是冷静者手中的实验品。生命之作为实验品，永远都只是不完满的实验品，并永远以其不完满为由，被冷静者一再陷入“再实验”的厄运──人类亦为一种生命，与无机的实验品的不同处，是以伸缩的“反压力”对环境进行适应，表现为反抗环境。适应是消极的反抗，反抗是积极的适应：但在质地上，人还是诚如一团滚热的蜡那么柔顺。

346

尼采“强权意志说”很糟糕：它唤起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乱党；它预言超人及新秩序，掀起的却是社会渣滓连根拔起的大翻身……关键在于：虔诚者的宗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鸦片”！适度的麻痹，比过分的刺激更为重要！英雄不会被鸦片的麻痹所征服，而“宗教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镇定骚动的群众。显然，尼采没有机会读过《老子》，所以他不懂得“过分刺激”的危害性。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他们的野性苏醒过来，投入振奋的活动。这种苏醒、振奋的因素，不仅来自内心的天良，而且来自环境的遭遇。对那些受到天良感召的人们，这批人就成了“破坏力量”。“超人学说”，就这样成为“破坏者的工具”，从此堕落为“群众性的宣传”。

尼采的自我表现经常过度，结果直接侵害了他自己的学说。很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能够医治尼采病的药方：那就是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强权意志说”，当不难发现：

如果强权意志真是人与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说强权意志以自身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本原不就是“上帝”的另一种名称？否则请问，权力存在的依据为何？权力的占有又是为何？如果强权意志既不是上帝又不是被造物，那么就只是过度受到压制的心理变态者。

“权力”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直接快感？如果说，一个人除了从“权力”得到纯精神的满足而一无所求，那他的“强权意志”岂不成了过度压制下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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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看来，“强权意志”不是本体，而只是手段。强权意志作为手段，来满足身体欲望及心理欲望！尤其因为，中国神话就缺乏创世观念。中国思想可以理解创造欲、游戏欲作为心理欲望的最高境界，但不能理解作为创世过程的日程程序。否则，“强权意志”就一定不是日常语言意义上的。游戏欲不仅是作为“消化的功能”而被发扬着，也作为一种“实战的演习”而操练着。一切游戏，不仅发泄了被压制的愿望，也为将来实现这愿望在预演、打基础……只是在缺乏游戏的快感者哪里，游戏，包括形式各异的艺术与创造，才变质为谋生的手段。但这一情况却不足以抹煞游戏的固有功能，而把它简单归结为强权意志。

中国思想所理解的、日常语言的“强权意志”，是那种用来满足“广泛的游戏欲”的消费手段：而这种高尚的游戏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简单归结为“性欲”的。在中国之道看来，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是些性欲受到过度压抑的犹太传统派的性变态者。而强权意志说的宣传家，是些无权无势或是失权失势的东欧流氓无产阶级。正如经济决定论者，多是刚刚破产的叫花子。

在中国之道看来，哲学意义的性欲是从属于游戏欲的；而不是相反。

从中国之道的角度判断，性欲要比游戏欲更低级。如果让性欲来“领导”游戏欲，正如让外行领导内行──只是小贱人的脾性。而且，即使连小贱人，情绪低落、心理抑郁的时候，也是性欲减退的时候，因为这时的游戏心情荡然无存了。中国之道相信，许多哺乳类动物的性欲，都与游戏欲密不可分，而不仅仅是人。所以，对高等生命而言，性欲实在是游戏欲在生殖问题上的体现，而不能反过来说游戏欲是性欲在非生殖行为上的体现。文化是游戏欲的产物，而不是性欲食欲权力欲的产物。对于心理重心落在灵魂的游戏欲（而不是作为生理器官的食欲、性欲，也不是作为食欲前言、性欲后跋的权力欲）上的人，“游戏人生”可以化解（即重新解释）一切苦难，并以黑色幽默的自我嘲讽，来看待自己对死亡的畏惧！面对死亡这连宇宙众神也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你必须嘲讽！因为你掌握不了世界，只能自己游戏。因为你战胜不了死亡，只能嘲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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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者、唯理念者甚至唯事业者，实际上都是各种版本的游戏论者。

游戏，不仅是新生活的渴望，还是新文明的预习，是精力的无情消费，也是无偿的体育锻炼……不仅是为了健康，而且是为了享受！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二、多数人的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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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压制减弱到相当程度，多数人统治所开放的人欲横流、天理丧尽，就会成为时尚。原先的创造力，这时堕落为纵欲，果子开始熟透，文化开始腐化，有形式的创造成为无目标的发泄……这时所谓“天理”，就是全社会规模的精神压制。

A，“多数物质人”的纵欲，即构成对“少数精神人”的压制；B，“少数人”要成功地反抗这压制，必转向创造世界的活动。唯经由创造的途径所实行的反击，才具有持久的抵抗效果；C，此种创造性的反击，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形成对“多数人”的新压制；D，此种新压制，对“多数人”纵欲后的虚脱状态，是休息和补药；E，随着“少数人”的新压制而来的，是“多数人”的休耕及复原；F，新压制的创造性，在多数人的休耕和复原中一旦变成“人人都可从事的工作”，就逐渐转为多数人的纵欲；G，新压制在发挥其权力的过程中，从多数人的纵欲一开始还打着创造的旗号，逐渐走向多数人统治；这时就抛弃创造的旗号而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压制新的创造；同时也就走向衰落，这是由“权力的罪恶性质”决定的；H，新压制的这一衰落，导致“多数人”中的佼佼者起而创造，他们在使自己升为“少数人”的同时，也使新的压制沦为旧的压制。I，多数人的纵欲是与败德相连的，所谓败德，就是败坏了少数人的首创精神；所谓败德，也就是德败，即旧的压制开始崩溃；J，新的轮转就这样开始：多数人纵欲──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创造──多数人堕落──少数人革命──多数人顺服──少数人骄傲并成为多数人的代表──新的多数人重新纵欲──新的少数人开始反抗。

350

可以说，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社会”，是商业主义横行无忌、肉体崇拜到处泛滥的时代：这历史的定数，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驱散的……

“少数人创造的新压制”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是所谓“贵族社会”，也就是神权主义笼罩世界、责任和克己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这历史的气候，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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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潮流，都是各种可说或不可说、可见或不可见的力量，在互相搏击、抵消、妥协、融合中的“战史”。从根本说，历史的法则是力学的法则。社会的力学，文化的力学，心灵的力学，还有“超验与无言的力学奥秘”……在等待我们发现。

这样的“历史”，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摄在胶片上的图象，可以一目了然的。读这种历史的人，应有“力透纸背”的眼力，以穿透学术权威们所散布的自命为“真相”的谎言与自命为“真理”的迷雾。

352

我们不是在权力的框架下重新评价优劣、再度颠倒历史的；我们只是点破人类命运中被权力垄断的上述黑幕，并揭示其循环过程。

这样的历史还有相对的黄金时代吗？当然。

历史的黄金时代，既不是“多数人的纵欲期”（民主时代），也不是“少数人建立新压制的时期”（君主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奴役走向自由，或从自由走向奴役！因为多数人的纵欲，破坏创造力；而少数人的新压制则是文明的完成状态，完成了就开始没落了。正如果子，熟透了就开始烂了。

我们给予黄金时代的特征是：多数人尚未从旧压制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已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进军。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乃是一切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生命创造的活泉。

353

问：历史是什么？答：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永恒战争。问：什么是“反历史”？答：多数人在无情压制少数人的创造活动。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反抗，就叫做升华、进步、兴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就叫做颓废、堕落、衰亡。

文明的第一个火花，闪击在少数人求新的意志；蒙昧的最后一颗晨星，消失在多数人守旧的尸骨。

少数人的新意是怪物，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它是命运赐予人类的生命契机；它出尔反尔，是难以捉摸、不可把握的永恒动态。

只有一点堪称定数：少数人的意志百折不挠，具有野草般的生长强度、扩张能量、改变世界的潜力。他们的创造模式和意志趋向，可以改变也经常改变，但其强度、能量、潜力，“永远如新”。

少数人的意志在其受挫、败北之后，也会转向，却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他们的金言是：“可以消沉的意志，不是一个可靠的意志；除非它在酝酿一个新的转向，除非它本来就是死的或反借能源的月亮。月有圆缺，而太阳则在周流中圆满，在圆满中周流。”

第一卷第五章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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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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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美洲大陆那样的输入外部奴隶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反客为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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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357

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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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压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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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下流。

360

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361

“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气指颐使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362

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363

伟大的心灵，是由于极端的优越感（“拒绝媚俗的超俗感”）而不是由于恪守道德箴言簿，才不屑于追逐这一类的幸福（１，损人而不利己的疯狂游戏；２，损人利己的赢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追求这类幸福的倾向。事实上，他只不过给予这种追求以更辉煌、更博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的陶醉中，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伟大的心灵因此显得仁慈、博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残酷和仇恨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陷入残酷和仇恨中，他便被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他怎么能与小民争利呢？他怎么能去正法一个普通的罪人呢？所以伟大的心灵可以发动世界大战，但对讨厌的邻人却不得不礼让三分；他们流血漂杵，但脸上却是肃穆的，心里则带着谦卑的微笑。按照同样的道理，他面对群众的崇拜，也感到由衷的厌恶，尽管他呼应这种热情，但他清楚，群众哪里懂得敬畏他的价值？群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狂欢，就像是幼童的“过家家”！

354

根据“禀赋”、“本能”、“内在压力的生来度数”、“隐秘渴求的基本方向”等方面的不同──每物种、每个体都有其扩张的领域，尽管具体的领域对每物种、每个体都极为不同、五光十色，而且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个体，渴望不同的标尺。

A，如果达不到他的领域之极（包括空间的深度、时间的绵延两方面），他就会感到压抑、欠缺，就会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愤懑、毁灭的热情。B，而如果达到了他的领域之极，他也会感到满足甚至幸福的。他就以充满和谐的情调去遐想翩翩，如庄子之乌何有之乡、柏拉图之理想国、但丁之天堂，以及许许多多的近代乌托邦（这是人的内在和谐精神的外延？）……而如果超过了他的领域之极，他就会感到放纵与放纵后的虚脱，然后被烦躁、懊恼、悔恨甚至虚无精神，给吞噬掉。

“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人啊，你们差一口就饿，多一口就饱的畜生！

365

──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这也是“殉教者”的秘密与“十字军精神”的底里。）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366

所谓“种族特征”：其高级形态不是指物种的、群落规模上的肉体官能方面的特征。个体的“精神类型”、“意志力度”、“欲念倾向”等等；不也是“种族特征”吗？甚且是更深刻、更本在的种族特征？正如“强有力者”，也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含混的概念，它决不等于身强力壮、筋肉发达，也不等于性欲亢进、食欲旺盛，甚至也不等于心地冷酷、手段残忍，或精明强干、厚颜无耻等等。虽然一般人认为，“强有力者”应该具备上述特征。

真正的“强有力者”，是能创造出别人力不能及的“始作俑者”。体力、意志力、想象力、行动力的王冠，都是他的，而这些气数是无法在他的体貌上预先推算、未卜先知的。“强有力者”的名号，是由结果追认的；除非命运的神迹……

367

善解人意：能够满怀同情的理解去体会别人的意思；善于倾听、吸收不同的意见，能对别人的境遇做出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些，诚然不失为美德，是合群的人类品种的优良特征，但是，这却与能够创造历史的品种特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368

创造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压力。这有时体现为外压：环境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便不让他活下去。但更多体现为内压，苏格拉底式的“内心的呼唤”，如果拒绝这呼唤，人就会因空虚、惶惑、内疚甚至精神崩溃，而悲惨死去，为了顺从这内心的声音，除了动员主观感受、在空前的磨难下坚持明确的方向感，别无办法。

这种主观的感受，经常体现为“拒绝”，唯有拒绝外压的气势，才能获得创造的喜悦。“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都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直截了当的“拒绝”，使主体孤独，使客体感到突兀、费解、隔阂以致愤怒。“拒绝”将招致“拒绝”，如此循环往复、日甚一日。这使得世界分裂了，社会分化了，文明分叉了，而分裂却正是历史运化的基本形式。所以创造历史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生硬的狂态，作为社会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程，促成整体的优美。不信，要是缺了不和谐音程，整部交响乐反而会流于平板、单调以致庸俗，使人发困的。

369

“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摒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己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370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藉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371

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尔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亲生的下贱儿子康茂德。这一动作，使他装模作样的“沉思”背后隐藏的伪善，暴露无遗。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糜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372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373

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压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374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强权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375

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伽，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第一卷第五章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376

当“阳”的巨灵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朝阳就升腾而起。它消解晨露，杀害夜梦，超拔多人于陷溺之中。

“历史的悲剧”仅仅在于：最大的敌对、最激烈的斗争，往往是在极优秀的少数人之间，展开。他们在这热烈的厮杀中，耗尽大部分精力，而多数人却以他们的腐败，来坐山观虎斗，等定局之后，再把自己的惰性，注入少数人的创造成果，使之害病，使之变形，使之腐烂。少数人之间的斗争，是通过无情的厮杀，为明日灿烂的文化，预行选种，孕育浩大的文化精魂。而多数人的趋附和秧歌欢迎，却是以阳奉阴违的方式，实现“好事变坏事”的雌性谋略。

只有当少数人联合在一个旗帜下，以同化与歼灭的双管齐下，把受到旧习惯捆缚而举步维艰的多数人，从游离的散沙状态，催化为有机的生长结构。这样，文化精魂的构建告一段落，明澈的哲人政治就来临。如是，历史悲剧，应视作历史喜剧，因为历史是只要“结构的更新”而不问“细胞的代谢”的。

377

少数人之间的无情厮杀，为他们之间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前提。这不仅是政治结构的，也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是走向哲人统治的必经道路。

一切胜利了的革命，都是上述意义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光辉胜利”，是极为残酷的征服和践踏。一切革命的失败，都是多数人的惰性成功地阻遏了少数人的锐进精神，从而继续保持社会的腐败和懒散状态。因此，一切客观意义的“专政”，都先天带有“革命”的血腥性质：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强制、鞭策等等，其功能是实现某种社会振兴与文化复兴。

如果这些少数人成功了，就被后人叫做“周武王”、“唐太宗”，受到万世景仰；如果他们失败了，则只配当上“陈后主”、“隋炀帝”，受到千古诋毁和唾骂。其实在私人意义上，这两造也许并没有什么差别，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同样都是杀害父兄的邪恶之徒，但前者却被定义为明君，后者则被定义为昏君，岂不谬哉！其实呢，是上述的历史机制定夺了这一切。因为只有卓有成效的专政，才够得上“文武之治”的雅号：因为这是历史的改轨，所必需的。

378

“革命！”──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并非历史波澜的变态，而是其有机构造。而革命力量得以崭露头角的背景，倒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病态。所以，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该是造成破坏的革命者，而是制造了革命者的那些社会，是使革命成为正义化身的社会习惯。在顽固地拒绝革新、拒绝勤勉地努力、拒绝不断微调地积累与进步的民族中，革命的道路，成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变态法宝，成为“逼使懒猪出圈”的极端手段，成为“起死回生的毒药”。

革命的专政，专政的革命──此刻成为“继绝世”的文化肇因；最野蛮的革命于是成为创造最文明的社会的主要动力、唯一杠杆、无比丰饶也就是无比血腥的培养基。这一点古代神话早由预示，所以那里的众神都爱好血祭。

379

战争的两大形态：荫蔽的与公开的。

荫蔽的、和平的、没有硝烟的革命和征服；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前者；民族战争、国际战争，是后者：但这两者都是更新文明、代谢社会的垂死挣扎。而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则是“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因此理所当然也是被长期的旧习惯宠坏了的懒蛋们，在迷梦中醒来突然面对一群国际野兽之际“被迫着发出”的。这是历史意义的还债，是对懒蛋们以往惰性习惯的严厉惩罚，是他们仅剩的活路。历史的幸运在于：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的惰性与“暴政”，则可以采取“不流血的革命”、“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道路。历史的不幸在于：和平的革命与征服失败了，社会被迫进入那流血漂杵、硝烟弥漫的战地。

所谓宗教，其实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所进行的一种“隐蔽的战争”；而新宗教的胜利，则是少数人的灵性对多数人的动物性的暂时征服。而多数人对一个新宗教的投诚、皈依等等，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仅仅是多数人的动物性对少数人的灵性，即将发动侵入、腐蚀、败坏的前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颂歌，是荫蔽的“哀的米敦书”（最后通牒），是来宣告那曲解、附会、存其身而亡其政的“人民战争”，业已爆发。

只有遍布炮灰的“人民战争”，而没有自觉自愿的“人民革命”，因为多数人不会自觉革命；只有少数人才会阴谋造反。历史上虽然有的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领头的永远是少数人的狼性而非多数人的羊性。动物性只能充当动力（如“马力”），而不能把动力引导到建设的方向。成功的革命，必有灵性引导；而灵性对畜力的驾驭、成功的革命对群众运动的充分利用，虽是采取了“人民战争”的形式，并非获得了“人民革命”的实质；也就是说，其性质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380

在一场规模宏大、形势混乱的内部革命或战争中（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堪称在全球历史的规模上，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大范例）──敌对营垒实际上应当这样划分：

A，具有王者气质的首领及其具有灵性的助手。

B，交战各方中不成气候的首领、他们的部众以及王者之师的部众。

这种划分，不是出自无聊可笑的阶级归类法，而是出自“少数人──多数人互为因果；多数人──少数人交替作用”的新历史观。

少数人的灵性，是要以自己的趋向也即“命运要他们这样坚持意志”来做成历史；多数人的动物性，是要以自己的惰性也即“机遇要他们这样玩弄诡计”来涂改历史的帐本。少数人的对手，不仅在公开战争的敌方营垒，也在荫蔽战争的己方营垒。这两造乃是多数人惰性的联合阵线，它构成两线作战的严峻局势，贯穿并推动整个历史，而不止息于正朔的更迭。

381

具有王者气质的各派首领及其助手，虽然互相残杀，却是真正的“同志”：他们都固执自己的灵性而极力排他，多数人的动物性作为促成他们意志的动力，则是服役的刍狗。这些灵性互相角逐又互相钦佩，公开厮杀又私底下敬重，虽然怯懦的刘邦只敢要项羽的尸体而不敢面见他的灵性。

灵性交锋的结果是历史的报应：多数人死伤狼藉、社会更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率、主宰、养育、抚爱──是隐蔽战争的新形态。

382

统治者与被治者间的共同利益，仅仅在于他们之间的生态关系：宛如狼与羊，仿佛乌鸦与狐狸。只有当统治者的灵性已经趋于黄昏，他的灵性沦为多数人动物性的代表，而被治者中尚未涌现出新的少数者灵性的那一个空当，这种生态关系才体现为头羊与羊群、老乌鸦与小乌鸦、老狐狸与小狐狸之间的“同志式关系”。这类似于庄子的“相濡以沫”，是平等的、动物性的废墟，而不是玄峻的、灵性的建构。

只有社会衰落的时分，这两造才有短暂的休战。这时，双方都精疲力竭，势均力敌。这种“可耻的休战”，被利益相反的各种官方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叫做“黄金时代”、“太平盛世”。所以一切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并无转型意义的文化创造、社会更新。相反，历史是在这里逐渐停滞、无形变质、有形蠹败。于是新的少数人又乘势崛起，大张旗鼓奏起狂热、虔诚的进行曲……或隐蔽或公开，新一轮的和平与战争，又爆发、轰响，以虎狼之势突击霉烂的平原──开辟高山，制造峡谷，万里江河切开峡谷，奔腾的分化世纪，在此起动。

383

多数人的动物性存在本身，对于少数人的性灵已经构成一种压制，特别是在这人口过剩的、蜂窝般的“文明末日的社会”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罗马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采取了新宗教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在太平洋岸边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秦汉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形诸于新宗教的宝卷（释迦牟尼的开悟等等）。各种“高级宗教”，都是作为少数人的叛乱宣誓，出现在历史的绝望中。尽管这种宣誓，经常采取出世的或来世的形式。

少数人的初级反抗形式，叫做“犯罪”。所以，精神上的创新无不被列为重大犯罪，故历来的先知先觉，“都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尽管多数人的动物性，才是对历史的真正犯罪，但他们却反过来把少数人的灵性，列为犯罪。罪魁这样，耶稣和悉坛多──分别以“救主”和“佛陀”的身份闯入历史，代人受过，以其时间性征服空间性，完成空间的刷新。

384

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成吉思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成吉思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铁木真这样的蒙古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第一卷第五章

*五、野蛮与贤明**

385

“康熙”（这小子的鞑靼姓名“金玄烨”倒经常被人遗忘），常被前清的遗老遗少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一个统治者。当然，这也是在亿万亡国奴匍匐在地的衬托之下的时候。

而这恰和他的蛮族背景有点关系。近亲交配向来只是产生弱种？而远方的杂交却能获得意外的生命力？唐太宗、周武王，其实也是如此的半开化者。至于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秦始皇，就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来路不明者了。正因为他们生在边缘地带，所以获得杂交的优势。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湖南，其实也是因为在汉族内部的这种边区性质，因为苗瑶的混血，而得以在日益萎靡的汉人中间称王称霸的。

统治者的政治命运，常也与这一生物学现象暗合。特别当一个文化实体的内力已经十分衰弱、颓废之际，外来的侵略，也可能起到类似杂交与嫁接的作用，从而唤醒其内在的某些生命力；反过来，也可以本地的特性，使侵略者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至于针对文化实体所进行的具体创造，这种分析尤为切合。基于社会文化的相似而在和平礼貌中进行的近亲交配，要么不能生育，要么先天不足；而由侵略的强暴为后盾的杂交、嫁接，却能基于受体的极端痛苦，而开辟新的生命道路。历史上还有许多所谓的文化大师，是作为外来者，以“客卿”而显身扬名的。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发现，所以每个够格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理解，列出一张极长的人名目录来……强暴和卖身，在历史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被我们的观察力一直大大低估了。

是“侵略”，通过播种、催化、刺激、杂交，传播并创造了一切号称为“文明”的残忍东西。没有侵略动机和侵略行径，哪里会有文化上的创举、精神上的升华？而最辉煌的文化之果，往往正是侵略之果（或对侵略的有效反抗）。所谓有效反抗，即“实现反侵略的鸿图”。“反侵略”不是什么“反对侵略”，而是“反向侵略”！如俄国人向亚洲的扩张，就是出于反向侵略蒙古帝国和中国；而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扩张，是出于反向侵略回教帝国，结果使得中国人的亲兄弟印第安人遭到池鱼之殃，亡国灭种。

386

成功的被侵略者，不是消极地停留在反对侵略的初级阶段，而终于深入到“反向侵略”的高级阶段！反向侵略，在道义上是对侵略的复仇，在生命上则是纯粹的自我伸张，是以“反侵略”为号召而进行的侵略扩张。根据这些事实，可以说，被侵略者（而不是侵略者），才是下一个历史周期的最大受益者！

这样看来，“反侵略”（反抗侵略和反向侵略的各种形态：反军事侵略，反政治侵略，反文化侵略，反经济侵略，以及最终意义的反人种侵略……）──作为生命的高贵本能诚然可歌可泣；但“侵略”作为更基本更强大的本能，就更加必不可少！

“反侵略”的伟大斗争，诚然具有高尚的道义性和宣传价值，并因其道义性和宣传上的激励价值，而格外成为文化的酵母、精神的动力；但我们不要忘了，“侵略”才是“反侵略”之父……侵略因而是人类行为的循环链条中，高于一切的始作俑者。

387

“祖宗欠下的债，必须由子孙来偿还”──这是困扰现代中国的宿命式咒语。我们的一生，都在祖宗欠下的、积重难返而无清偿之望的债务之海中，被煎熬着。这冷酷的定律（除了“命运”，我们不知道它是由“谁制定的”），以其在我们身上种下的古老荣誉、顽固习惯、没落贵族的心思，把我们的生活逼人绝境，令我们的灵魂窒息，并毁掉一切希望，同时点燃众多无谓的疯狂：也许命中注定，这无谓的疯狂，竟然能化为新生的希望？

我们所继承的债务，无比沉重，浩如烟海：它并不体现在可敬的祖宗们，曾经的伟大光荣及其导致的妄自尊大、麻木不仁上，而是体现在我们今日的行为特征上。

文化分析学者（民族的文化分析学者，犹如个体的精神分析学者），把这些特点归结为“支那人的劣根性”，因此毋宁说，我们最可怕的债务就是我们自己！而所谓“我们”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可敬的祖先们，在他们的幸福生活里种下的孽种罢了？我们，是作为龙种的子孙而孵出的跳蚤！因此，我们必须受到惩罚，被龙种的梦想和感觉，与跳蚤的处境和能力之间的巨大剪刀差，活活剪成碎片！尽管我们自己仿佛并未作恶，甚至未能分享罪恶的利润，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的利润啊！所以，我们必须为祖宗负责，必须承受他们行为的全部后果！这就是“乱世的真理”：它既然如此冷酷，又怎能不是真理呢？

388

报应！报应！！我们无法躲避报应的阴影！！！

报应无情，尽管从个人的、时代的断面看，它不公正，甚至盲目、专横、强暴、蛮不讲理。它是如此缺乏我们的头脑所说的“理性”，这说明，我们通常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相应的感情，是虚幻的、有害的、应予废除的。报应，仅仅是报应，在强力推动历史剧目，我们因此只能承认它的大德，并顺从它的蛮横，如此方能“顺应历史的潮流”（“顺帝之则”）！否则你的“生存权利”即刻剥夺！须知一切“理”都是报应的造物，并是为证明报应的合理而存在的。

佩带髑髅的历史女神，以其特有的冷酷微笑，使现代支那人沦为债务奴隶。最惊人的事实，并不是我们必须清偿的超巨额债务──最惊人的事实，是我们命中注定“没有借贷就负债累累”，“没有作恶就陷入奴隶地位”。面对嗜血的历史女神，不满足她荒淫无耻的要求，我们甚至会失去“被奴役生活”的最后指望。如果谁敢揭示这破天荒的秘密，就将因此受到全方位的无情放逐。所以我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世界各国的驱逐，从一个港口被扔到另一个港口。这样的奴役状态和奴隶身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389

我们可敬的祖宗们，为对应当时的挑战，而形成他们的行为方式。但他们的有效努力，并没有随着他们的退出而烟消云散，这些行为方式的模型，因其过时而具有毒素：我们所面对的，是与古代的统一天朝截然不同的战国世界，结果古代的营养物质成为现代的毒素，像死神的影子一样紧迫我们，丝毫不舍；像基因一样深入我们的骨髓，支配我们一切的言谈举止！是的，古代行为方式对今日的生存斗争的巨大的、阴影般的笼罩，乃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陷阱。能否实现新生，能否清偿债务以摆脱奴隶地位，取决于我们自己；能否超越陷阱，而超越的程度，决定了新生的程度！

如此，我们所经历的，为什么都是悲惨世界，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生而负债”，如不努力奋斗，债务还会刊上滚利，越来越重，直到我们把子孙万代拍卖干净……这巨大的恐怖，震慑并抑制了我们追求幸福的全部冲动，所以，我们焦虑，无法解除彻骨的威胁。我们知道一切努力毫无成效，尽管我们虔诚，试图建立新的信仰……但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击败，我们的还债行为，将制造新的债务。这恶性循环，贯穿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骨髓，深不可拔！

390

请不要把“报仇雪恨”之类的概念，定义为“人为的有意识的报应”，因为，是自然的规则、天神的意志，使人间的报复成为永恒的报应！面对酷烈而骇人听闻的复仇，我们非但不应谴责，反视为高贵行为。复仇不仅是“结账”，还是清洁的工作，因而有助于卫生。最有生命力的人，必体现最炽烈的复仇、最微不足道的顾虑。请欢呼一场彻底的复仇！它为历史演化，提供最强的催化剂。他倾慕亚历山大宝刀──一刀斩断祖传的死结。

“人人都生而有罪”──这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理论，而且是生命的真实。稍加变通，也许有助于我们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必须为我们未曾参与的事件，承担后果；我们只是无穷的“因果之链”上的小小一环！生于报应，死于报应：报应是人的命运！

391

生命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又何尝不是灭亡！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它作为灭亡的前兆，早在两千年前就俘虏了中国的心，使之麻痹。人作为生物，也像其它生物，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不变性，需要适度的僵化、偏见、谬误、武断，才能集中力量、以一当百。作为“生命的局限”，它当然算是提供了必要的保护线。然而，局限也得有一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日益增强的局限，已经造成“尾大不掉”的危机，使我们的巨龙奄奄待毙。

“停下来”是美丽诱人的，然而也是腐朽的伊始。许多未亡的支那人，像八旗子弟般，他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在冬日的炕上，抱着一个小老婆，并由小老婆替自己点燃鸦片烟枪。这是最极端、最过瘾、最支那式的“停下来休息”。即使暴发户也像心满意足的破落贵族那样停下来休息，却完全不懂得：停下来之所以是美丽的唯一理由，无非因为一切美丽的东西，只有当观赏者“停下来”之后，才有充分欣赏的可能。若不停下来，即便连最美的视觉对象，在观者的视网膜上，也只是一片浮光掠影而已。哪有丝毫的“美”的影子！所以停下来时为了欣赏美，而不是为了抱住小老婆抽大烟！

“美”这感觉如果真是独特的“美”，那就真的不得不是感觉、彻底的感觉也就是幻觉──是必须求助于某种程度的静态的。即便常人所谓“动态的美”，若无静态为其辅佐，何以捕捉？“停下来”之所以诱人，还因为“停下来”就是惰性与舒适的最终胜利。一切运动着的个体，终将“停下来”，并接受惰性的拥抱、舒适的奴役──这也是生命界线之一，是动物世界的普遍规律。因为对惰性的任何抵抗，都以青春为背景，而且也以青春为代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春有限，惰性无限。所以青春终是惰性的俘虏，“停下来”的麻木，才是生命忠实而形影不离的伴侣。

392

青春的人，在冥想死亡时，感到恐怖的痛苦；而惰性的人真的面对死亡时，却恬静，因为停下来的麻木已经攫住了他！因为旺盛的生命力及其抵抗力，早已消失了。“停下来”因此成为宜人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虽意味生命过程的衰落，但也包含着痛感的减弱！无怪乎，尽管公众恐惧生命的衰落，却愿意在减弱痛感的条件下走向生命的尽头！而公众对生命衰落的恐惧，也是基于对痛感的恐惧；哪里是出于对“停下来”、对“生命衰落”之抽象的恐惧！

衰落本身，其实也不像强盛者想象的那么痛苦，强盛者由于精力旺盛，由于敏感的洞察，而夸大了衰落的痛苦！

393

人们说“记忆是苦恼的根源”。这话语的真实性通过以下事实而证明了：任何衰落者，不论其为何种等级，都必经历其强盛期，而他们在衰落期中的痛感，更多是来自他们对强盛期的片面记忆。尤其是，大自然为了欺骗人们继续勇敢地活下去，使时间美化了过去的一切，因此任何记忆都带有极大的省略性。更尤其，人得到某物的快乐，远远不及失去那物的痛苦大；而人又很容易习惯快乐、不习惯痛苦，所以人永远，容易痛苦而不容易快乐。这样，人对强盛时的强盛与衰落时的衰落的鲜明对比，并而完全来自衰落当时的感受，也来自他对强盛期的省略记忆和特别美化！这使得衰落期的感觉，痛不欲生。

394

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兴起”过，更谈不上“强盛”，由于这样的人对痛苦过分趋避，因而总是“停下来”。这种人的一生，是不断衰竭的一生，这衰竭从他们发育成熟之日就开始了。他们的生存，实在有违“人”的定义！其实，“停下来”并非衰落、腐朽的肇因；“停下来”只是衰落、腐朽的预兆罢了。至于这种惰性的原因，迄今笼罩在生命的神秘之中。生命的定数，使得那一天，“停下来”的愿望，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升腾的、光荣的帷幕，冉冉落下了！

如前所述，“美”，总是和某种程度的“停下来”，同一步骤的。因此“美”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某种的腐朽。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女性化的现代社会的习惯而讳称这一点，毕竟，即使连最伟大的英雄，也是由女人抚育而成的！“美”的称号，就如此意味着某种女性化的陶醉，某种阴性的沉缅，某种充满表现欲的凝固：“停下来”，像模特儿一样展示……

尽管如此堕落，但诸如“美”、“和谐”这类精美的玩艺儿，却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道具呢。人需要休息，需要调剂……即使最顽固、最勇敢、最伟大的战士，即使“天神之子”，只要他是由人投胎的（“太子”），就不能幸免于难。如此一来，“美”与“和谐”这类的儿童玩具，就成为人生不可或少的调味品、装饰物，甚至“理想”了！

究其实际，“美”造成的舒适感，与创造力勃起时的兴奋感相比之下，就只是被动的感觉了，它较多取决于对象，而很少取决于自己──这是与创造力的唯我独尊，正好相反的。“美”只是丑恶之链的较为可爱的一环，“女性的美”是需要不断勃起的创造力，来予以鉴赏的。

日本俗语：“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观赏。”这岂不是说，“女性的美”也与英雄的本质，根本对立呢。所以，为了得到“英雄”的本质，就必须舍弃近处的“美色”。而所谓“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的那类英雄，也必须首先经历舍弃美色的考验，否则，他从哪里获得英雄本质呢？一方面，邻家姑娘、唾手可得，并不能满足英雄的想象；“美”包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判断。另方面，距离及其造成的模糊，有助于“记忆的省略”；而“惊鸿一瞥”、“记忆省略”，则是飞升到“美”的双翼。

395

生命的秘密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也是灭亡。因为无敌，作为“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会削弱抵抗的力量，所以是灭亡的前兆。

人，作为生物，有一点也像它种生物，须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变性，生活才能延续不断。也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僵化和谬误、偏见和武断，就这样成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不足为奇。既然是生命，哪里能缺少“生命的局限性”？然而，这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随历史发展，历史因素日积月累，人的局限不断强化；人的文明，由于“尾大不掉”而遇到越来越大的危机。过度的局限就像没有局限一样成为生命的杀手。

396

中国是一个“自我限制”的民族。因为中国是一个早已“停下来”的民族。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起动，命运一定不会饶恕我们。只要重新起动（哪怕是以极端手段起动的，哪怕是以疯狂方式起动的），命运必能赦免我们的衰颓、消除我们的疯狂、中和我们的极端，然后饶恕我们，赐予新的创造力，使我们得救。那时，一种伟大而酷烈报应即将在中国显灵。伟大得酷烈，酷烈得伟大，让我们为之肃穆而不是为之发抖！

是的，我们在肃穆中祝福，祝福这报应的彻底而完美：中国所负的债，可能一了百了？阴性的沉重历史，可能被勃起的创造力逼向颠狂的极端？新的生生不已，洞开了；坦途中，奔跑出快乐的婴儿。如果我们发抖，那么只能在发抖中灭亡？为此，我们需要回到野蛮，并奉野蛮如康熙者，为贤明。

第一卷第五章

*六、怪诞的认识论**

397

洁净癖的最大危险，是冲淡了神圣事物的圆满内涵？从更深刻的意义说，则破坏了伟大事物的完整性？

神圣事物的神圣，并非就人的卫生功能而言；伟大事物的伟大，并不以其是否合乎某类道德准则而移易……

囿于一己观念的洁净，而驱使观念的宿主，远离伟大与神圣，固然是危险的；但若以人的寻常观念，来分析神圣、宰割伟大，甚至以“消毒”为借口来侮辱生命，则是亵渎的……如此岂能称为“科学”的呢。

神圣、伟大的事物，往往独立于我们这些瞬息即逝的动物所具有的道德之外。越是神圣伟大的事物，它们的内涵越是复杂，但也越是需要受到完整、有机地对待，而不可随意扬弃。妄图“扬弃”较自己为巨大和复杂的存在的人们，自己反倒会被判入扬弃的地狱。

398

在“易运浩荡圆融的运化”中，一切“恶”，不复存在；因为一切“恶”只有当它们对人们构成危害时，才是恶。在超越了我们渺小存在的“运化”之中，一切“恶”，无不回归为“善”，因为易化才是“终极的善”。这不是乔装生活的罪过，不是把衡量“善恶”的标准暗地更换，不是以“无标准”代替了善恶标准，所以不是将“恶”粉饰为“善”。我们称此为“易化”。

让我们做一个譬喻：世界上最有用的和最有害的，都是有机物；而人视为污秽的腐尸、粪溺之类的不堪入目的事物，正是一度作为美人食物被人极力追求的东西。是“易化”的决定作用，使它们分解变质，并继续分解为不再令人厌恶的元素。人的判断和价值标准未变，但它评价的对象本身却改变了。改变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被终止”的，万物将永恒运化绵延，化易变形，直到重新转化海阔天空，一片原始纯粹的美……

对人的历史行为言，这也同样适用。“历史行为”，是对历史发展的形态具有影响的行为，历史行为不会由于它“已经发生了”这一事实，就在实际上“已经终结”的；换言之，一切历史行为在它们已经发生并产生影响后，并不“到此为止”，而是通过“死亡──再生”等变形、化易，在人们难以察觉但毕竟可以察觉的形态下，继续发展，充分展示其影响力。所以人们说，评价越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越是漫长，因为要看清其主要影响是困难的。而实际上，许多历史行为的全部影响要完全展现出来所需要的时间之长，已经超出人们的耐受力，所以人们迫不及待地做出自己所需要的错误结论。可以想象，如此短促的人生，要弄清历史行为的性质和影响，是近乎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只有易化的完整过程，才有足够的长度可以衡量天才的作为，而真正天才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完全不顾大众的评价，一意孤行在命运指引的道路上。因为他是人中的较高者，一切低下者的认识，完全不应干扰他。只有那凭其智慧即“命运的恩赐”而洞察天意者，即一个新的天才，才可以恰当评价他。

善恶问题也是如此吗？一切恶是暂时的，可以被易化为善。这并非由于判断标准的改变，而是由于易化的过程长度，足够将恶转化为善。社会的“恶”，对易化所起的催化作用，往往要大于自然的“善”；因而越是邪恶的，也就能成为越是善良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种牢骚也从另面说明：越是后来投入革命的，对革命的贡献也就越是新近，越是有力。晚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都还可以再被革命所利用，而已经被革命所用过的，却无从再被革命利用了。在这里，“绝对值”的概念，不妨成为衡量历史行为的一个工具，而不必把革命当作封官鬻爵的“道德判断”。在易化那崇高而无偏袒的裁判中，“正”与“负”，“早”与“迟”，并不重要。

399

易化对“恶”的转化功能，不是通过物理学意义的分解功能而实现，而是通过历史学意义的综合功能，而实现的。所谓综合功能，也就是“历史行为的性质，受到完整展现的功能”，尽管物理学的分解功能和历史学的综合功能，都落实在它们的“回归”功能上。《老子》云，“归根曰静。”这回归的功能，是在宁静中净化，净化中宁静，从而揭示世界的本谛。

所谓“回归的功能’就是：”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文雅说法。也就是“回到事物的本来状态去”，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境的偶然，以致弃本。而所谓“恶”，就是以偶然、弃本的现象，抽离易化之渊；而只要易化继续潮涌，一切恶，无不善。

400

有纯宗教天地，却没有纯道德天地和纯艺术天地。这是为什么？因为宗教是道德与艺术的妥协。宗教，和道德与艺术于一璧，熔禁忌与图腾在一炉。人世间，没有另外一个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充满惊人的自我矛盾、自相冲突。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满足形形色色、互相反对的人性要求。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在光怪陆离中还能保持内在的完整与形式的纯一，还能通过某种神秘的恐怖，涌现高雅脱俗的风格。

纯道德的天地，失之枯燥；纯艺术的天地，失之放纵；所以碍难形成圆满的天地──以俘获各色人等的灵魂、肉体。主观的天神（如大乘佛教徒所崇拜的观音）或是“善”的，或是“恶”的（如中国民间所崇拜的魔怪）；客观的天神（如殷代《卜辞》或周代《大雅》中所崇拜的天神）则无善无恶。主观的天神，具有人性或人性的升华，如爱、慈悲、救苦救难等等。客观的天神则没有人性，更为远离希腊──日尔曼──印度等“雅利安神话”中诸神的荒诞放纵。

401

要人对一个事物（无论客体存在还是主观感觉）有所“认识”，必先要那事物对人已经构成某种压迫：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没有能力去“认识”并不压迫自己或并不吸引自己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吸引”也是一种压迫，甚至是更大的“压迫”。所谓“渴望”，不是出自认识，而是出自本能！但“渴望利用某物”，却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渴望利用某物”的动机，还进一步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尽管它的原动力仅仅是，“对来自某物的压力感到烦恼、愤怒、敌视等等，进而需要把这些有害的情绪转换成为有益于卫生的反应，以便因势利导、控制环境。”

402

科学认识的对象，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压迫。艺术认识的对象，构成心理意义上的压迫。对物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科学家；对心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艺术家。政治认识的对象构成社会意义上的压迫。宗教认识的对象，构成精神意义上的压迫。对社会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政治家；对精神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宗教家！余可类推……总之，没有压迫，就不会有对应于压迫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认识”；有什么样的压迫，就有什么样的认识。

──认识的形色纷纭、时装各异，但，都是针对压迫而发的“某种反抗形式”。没有“客观的认识”，因为没有“客观的压迫”；在这种意义上，压迫，若不能化为“压迫感”，就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对“认识”的萌发与演化，可谓并无裨益。

──欲“提高认识”，必先“深化压迫”！请听这首“哀兵之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他们尚未被权力腐蚀！哀兵的元气郁积于衷、没有外泄──他们因此还能“惟精惟一”、竭尽全力。这样一来，胜利不用“夺取”，而是自动落入哀兵的掌中。

有朝一日哀兵们“胜利”了，伟大的哀戚和可贵的警醒，就削弱了──权力的毒素从此乘虚而入……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再度遥远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胜利和最后的胜利，并不存在。所谓“胜利”，无非是一个漫无止境的进程，而非一个断然的终局。

403

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该忍气吞声？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朝拜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目的，而不是朝拜比人崇高、比人经久的存在？该是结束那些诱使我们火中取栗的荒唐说教与恶毒阴谋的时候了！那样，只有当我们朝向自由的象征，并激活不断的灵感，我们才拥有力量。但愿这就是我们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

当我们朝向自由之敌，但以奴役集团为主人，生命的灵感会窒息，冲击的力量会递减，谁能谴责我们的由衷的厌恶！这时，我们希望走向旷野、到无人之境，去追踪落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主人是尘世的代表。所以，我们不仅仅对主人，而且对尘世间一切事物亦复如此：你是自由的象征还是奴役的工具？你是激发灵感者还是扼杀灵感者？──这是我们判断取舍之的基准。尽管永恒不变的普遍尺度，并不存在……

404

“她”永远在那里……“她”永远焕发青春的活力……“她”永远在激励你每一条神经……企图诱使你脱离轨道、背弃命运。“她”扰乱你的平衡、使你陷在矛盾的苦淖中。“她”要你。“她”要你去屈从“她”的一切奢求。从最细微到最根本的……“她”什么都要。“她”有她的世界；“她”和你不属一个天地。但“她”要你屈从、要你投降、要你变成“她”的仆从！神秘而却浅薄、动人而却危险的“她”……仿佛永远闲散，逍遥在那儿──对精神的探险者，构成致命的诱惑。

她们都酷爱暴露自己的肉体……用最精心的或伪装成最漫不经心的方式。最细腻的煽动和最高傲的冷漠，作为诱饵……最自相矛盾的举措和最言不由衷的语汇，以扰乱情欲猎物的心──尤如一条善解人意的野狐狸。她甚至用最复杂的迂回倒退，来摆脱坚忍不拔的猎人或使之落入死亡的陷阱……但对落入罗网的猎物，狐狸们却又是毫不留情的。她们都喜爱乔装自己的感情，用最相反的言辞，倾诉最使人陶醉的“蒙汉药”。这群历史的奴隶，不知反抗为何物，却要装作高傲的主人。但命运却给她们最奇特的随遇而安之能耐！以此，逼使那屈从她们的人，也沦为历史的奴隶。女人，就这样成了创造者的试金石。甚至连一个无畏的海盗，一旦被这些貌似主人实为奴隶的尤物羁縻住，也将立取败亡、死在断头台。所以使那位“英雄竞折腰者”，并不是分外娇娆的江山，而是上海滩头的娼妓（或用现代语言说，是演员）。难怪许多亡命天涯的汪洋大盗，为明哲保身起见，反都避女色唯恐不及。

她们是文化周折里的浮渣。浮了上来，引人注目；但却身不由己，听候摆布。作为明星，她们并不真的参与任何文化，因为她们脱离创造的意识和自觉的历史。尽管诗人们阿谀说，“她们才是创造之源。”是，她们挑起战争，如在特洛伊城；但并不参与战争，置身在史诗英雄的行列之外。她们激发荣誉感，但距离荣誉则遥不可及；她们刺激文化，但自身却并不包含任何文化的要素。

她们都喜爱暴露自己的肉体！因为这已是文明的末世。但逼使她们戴面纱、穿长袍、立牌坊、成“沙蒂”的时代，已经遥远但又已经不远……历史的钟摆又将摇向另一极端。因为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总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在高喊“自由”……一道新自由的曙光，也就是恪守道德乃至恪守禁欲生活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跃跃欲试了？尽管那样带来的，依然不过是新一轮的无聊透顶。

405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406

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合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407

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

第一卷第五章

*七、把握与理解**

408

对那些“有力量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即相信时间或命运站在自己一边的心灵，不被生活腐蚀、拒绝人群的随波逐流、对既得利益弃如敝屣……并不是出于所谓“理性上的克己”，而是发自本能上的“厌恶”！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厌恶”更加接近“克己”的呢？

理性说：“精神从肉体里长出。”“但只要它存在了，它就是从此独立不羁的……”──本能回应说。“陶然自得，义无返顾”：这是打在每个灵魂、每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灵魂上的金印。

409

光，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仰赖的源。也许正因为这样，人的各种文化，都充溢了对于光的寻求和渴慕。

有自然之光，有人世之光，有心灵之光。日、月、雷电，是古老的自然之光：它是各色动植物的生成者，也是初民的主宰者。所以，在原始宗教中，也都充满了这样的崇拜。日神、月神、雷电之神，是这崇拜的结晶。火、电、原子能，是人世之光。火是各色人世之光的本相，火的使用被视为文明的起源，并在神话中留下这类“回忆”。普米罗修斯与燧人氏，是火的人格化。直到今天，文明依然离不开各种以火为本原的动力：蒸汽车、内燃机、发电机、原子反应堆、太阳能……

对文明的人类，或对那些厌烦并抛弃了文明的繁文缛节的“再度原始”的人们──还有一种“光”，也许是更高级、更纯粹的光。这，就是心灵之光。是《约翰福音》开篇处所说的“光来到人间”的光。

各种文明，即使再原始的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心灵之光。太阳崇拜、月亮崇拜、雷电崇拜，不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心灵之光？火的宗教、电的哲学、原子能的科学、太阳能的环境保护，不是心灵之光的递进？各种哲学、科学，不论它们如何自我标榜，也都是且仅是某种“心灵之光”，而决不是什么无法验证而只能用或然性猜度的“客观真理”。“注重灵魂”是心灵之光；“注重物质”岂不也是心灵之光？只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清浊之分、优美粗鄙之分，而所有的分别都起源于“时”分。

410

宗教，也是心灵之光。且是更明显的性质显露。但科学又何尝不是呢心灵之光？艺术又何尝不是呢？例如，不同民族的建筑，也就是不同心灵之光的流露。不同的建筑，浓缩某个人类集群的过去，又预示他们的未来……心灵之光，还是自然之光与人世之光的媒介或“中和形态”。人把自然之光如日、月、雷电，吸入肺腑，然后释出沸沸扬扬在文明急流中的人世之光。而不得不受光的致命吸引，这就是人命中注定的局限？

说来可笑的是，有时候“朴素”也是一种光！不美的，达不到“朴素”，那是丑陋。朴素，不是蔽陋，而是升华了的美，是有力美感的外在流露，所以美不是贫乏、软弱、乡土气息的代词。朴素，是高雅，是文明没落时代对文明初生时代的回眸……有如文明兴起时分的“高贵”，或文明鼎盛时分的“怪诞”、是文明没落时分的“妖冶”。在这一切都完结之后，“朴素”才作为临终的美丽，出现。

411

人，永在寻求自己的理解。其中许多理解复杂，许多理解独创，许多理解富于启发性，但没有一种理解能够脱离自己。在人的心灵间弥漫开来的理解之路，正如在人的脚下延伸出来的生活之路──并无尽头。它在期待人的理解，努力捕捉、控制、运用的对象，有未知的空间，还有已知的事物。即使熟知的自然象、社会、文化、心理事象，也会在不同时刻与场景下，唤醒不同的理解。这周而复始却日新月异的程序，茫无际、漫无边……而有限的心智、情感、灵性，宛如一叶永远追寻新境的轻舟，它的好奇来自需要，它的冒险来自想象。

人和人之间只有互通本能的生物基础，并不存在互通理性的心灵基础。因为人在生物需求上虽然近似，但在心灵需求上却大相径庭。所以人们所说的“我理解你了”，不过是“我同情你了”的代词。──既然理解的基础仅仅是自以为理解的同情，那么所谓同情又是什么呢？同情无非是互通本能，是交媾，交际，交往。而这三交里面，交媾又是首要的，关乎种族的延续。除此之外，人们甚至“缺乏自知之明”。试想，人对自己都不了解，更何况互相理解？更何况对他人的了解以致理解？既然如此，人和人的“结为一体”、“牢不可破”，如何能够不是基于利益和感情，而是真的基于理性和理解呢？除非，那是基于虚伪的说教与自欺欺人。

亲密的人际关系，所能拥有的，只是某种利益联盟。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夫妻，至交、死党、忠实信徒，甚至庄子书中那些神秘的道友……都是如此。对他人的情谊和所谓的理解，永远都只能基于自我中心，并以自己的视野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感受为终审判断。这，都是人自己改变不了的局限性。

412

人就是如此，始终是孤零零、赤裸裸的。使之不孤零、不赤裸的，是一些后天的、另外的附加物，如感情和文化。但这些附加物其实要比它所附着的生命还更脆弱，随时随地都会脱落下去，被外力或时间或由于自身的衰老凋零，一举歼灭，从此暴露出人和人生的贫乏本相来。

男子说，“女人都一样……”女子说，“男人都一样……”其实他们之间并不一样，她们之间也形形色色……“一样”的，只是他与她之间的关系；“不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感应。“不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暂时感应；“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结局。而使得人们最终分道扬镳的罪魁祸首，则是内驱力；促使人们同情、貌似理解、协力并进的，也是内驱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内驱力的大欲缸，里面欲火熊熊。而天才的命运，反而好像是“力求不被理解”。常人不知此中消息，不解此中盈虚，才牵强附会成“天才的命运，就是‘不被理解’”……事实上，天才不是没有，而是不要。因为他知道，世人所谓的理解，就是肢解，尽管是打着理性旗号的肢解。

理解了，就死了。被理解了，就不是天才了。天才永远被一层淡淡的神秘，笼罩着。天才的作为，永远都值得回味、余音袅袅。所以，他显得“如此矛盾”。当然，天才的“成功”──在于他绝妙的限度。套用庄子的话，是“处在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天才是活生生的，他拒绝遭到肢解，尽管如果不遭到某种程度的“假性肢解”，他就无从获得承认。天才的“成功”即“获得社会承认”。所谓“历史的承认”也是“社会的追认”。所以即使连最伟大的天才，也都还是渺小的，渺小得足以让社会承认他甚至赞扬他、崇拜他。因为我们所知道、所津津乐道的天才，都是被过滤了的、通过了社会承认这道死亡之门的检验！

第一卷第五章

*八、超级诈骗犯**

413

人，生而喜爱掠夺，为达目的，乐于采用诈骗手段。这种人性，即使从儿童身上也可以一目了然。

道德、教养、文化的熏染等等，对这生就的欺诈倾向实行文饰，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但在根本上却是支持并进一步增强了它。因为这倾向抹煞不掉，它转过来要求道德、教养、文化等等力量，反过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效劳。

414

“谋大业者，不计小利”──并不是不计小利，而是企图以小利换取大利，大业至德盛矣哉！不掠夺、不诈骗，并非目的；而只是积累信誉，以便为遂行大掠夺、大诈骗而积累必要的能量、信誉。多少禁欲者、多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坚忍精神、道德光辉，足以照亮阴沉的宇宙千万世纪……可是我看见：他们的左颊上印着“掠夺历史”，右颊上刻着“诈骗众神”──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儿，使我茫然。

415

“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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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合群，他们的个性不强、干劲不足、主动性不够并缺乏抵抗精神。“少数人”天生有反骨，他们个性独特、充满斗志，内心奔腾着想象和创造的冲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予以检测。甚至在动物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和分庭抗礼。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变成了“某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心灵塑造了某种文化的精神？局部地看，仿佛是这样的。可是展望整个文化史，我们就发现：统治阶级可以被摧毁、推翻、瓦解、取代；但文化的精神却依然强有力，征服一代又一代的统治人物。由此可见，可能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塑造了文化的精神，而很可能是它们共同受造于更大的压力。比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西欧，它的统治阶级先后是：教会、封建领主、专制帝王、国民议会、工会、政党、新闻媒体……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文化精神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并不产自统治阶级的心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心灵也是派生物，虽然看起来像是独立创造的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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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以他的远航新世界，来反抗他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虽然他割不断与旧世界的种种联系，最终还成为这些物理的与心理的联系的牺牲品，但他毕竟是离开旧世界的第一人。现代的美国人，为了标榜自己自别于欧洲和旧世界的孤立主义──就奉哥伦布为理想人物，但这正好反证了哥伦布命运中的那种性质，即唾弃祖国又被祖国唾弃的气质。

一切冒险家和探险家，都是这样忘恩负义的反抗者。他们的进军，是出于深切的厌倦和果敢的叛逆，这些特立独行的反抗者们，反抗社会，也就是反抗随波逐流、惰性十足、喜爱合群、毫无创造精神的“多数人”，其反抗行为的特定形式，也就决定了文化的形式。换言之：他们怎样反抗，文化就怎样形成；他们反抗了，文化就诞生了。

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绝对服从”的形式。对旧世界的厌倦、反抗，产生了对于新世界及其主宰者的空前崇拜和无条件服从。而“无条件服从”毕竟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未被察觉的条件，那就是：对旧世界中异己势力的蔑视和反抗。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勤恳营造”的形式，例如建设一个新国家等等，就是这样。建设，意味着某种破坏。任何建设一旦出现在空间中，必对其它东西起到瓦解作用和破坏影响；甚至对地球环境的现有平衡，发挥某种悄悄地腐蚀。不论我们这类生物，能否对此见微知著、认识总结。

历史的节奏，就以人性中这“反抗──压迫；再反抗──再压迫；再反抗──直到灭亡……”的基调，产生。归根结蒂，反抗会蜕化为新压迫，它激起新反抗，又再蜕化成再压迫……“呼吸不停，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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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419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420

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421

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第一卷第五章

*九、争雄与守雌**

422

有两种时代在历史中交替，这就是“争雄”与“守雌”。

争雄时代是唯物主义趋于上峰的时代，它的基本倾向是外向的。守雌时代的特征是“退藏于密”，它的基本倾向是向内的。无论就个人还是就社会整体，这两种倾向都可谓鲜明而一贯：前者使社会沸腾，后者使社会沉寂。

争雄时代的终结，是由一些伟大的收敛性哲学宣布的。战国时代《老子》的“守雌”哲学，预告举世滔滔的国际争霸时代，即将结束。在希腊世界，斯多噶哲学、犬儒主义，充当了相似的导师角色。在印度，则是佛教和耆那教。

守雌时代的结束，却不见得要由某种明确的哲学来宣布，毋宁说是通过“宣布放弃某种哲学”来预示：它通过社会的灾难而实现，像匈奴人西进欧洲和后来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再如中国的黄巾暴动、五胡乱华，以及洪秀全以降的近代中国──都是文明转型引发的社会灾难，也是“争雄”时代不宣而战的开始。

423

政治的永恒基础是什么？

是细民们对强权的畏服。这，也是各种“社会性”的有力表现，是各种“社会功能”的基础。于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沉默血液，尤其是像汉人这样不久前还屈服在蒙古、满洲、日本、苏联铁蹄几乎不间断的蹂躏之下的可怜族群。这样被强暴的命运，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仁慈的神明、自主不自主地崇拜胜利的魔王。

尽管由于生理作用的反弹──这沉默的血液也要做出某种反抗，发出零散和微弱的抗议……有时还以同情弱者和失败者的婉转形式，偷偷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身相殉地这样做，而一旦有了，就被迅即灭族；这样，我们的奴性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日益深重，牢不可破了。

424

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创造者和宗教领袖在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精神，而是人们如灯蛾扑火般地趋奉于创造者的信仰、宗教领袖的文化精神。这一趋奉，才是真正的权力基础。只有在权力出现以后，才会发展出强迫现象──所以，趋奉总是先于强迫。而盲从和信仰，对少数人的灵魂虽是极深的痛苦，但对多数人的皮肉却是适意的安抚。没有盲从、信仰（尽管有时体现为反对传统权威、反对传统信仰），多数人将无所措手足，甚至不知道如何表情，如何自我观察……区别只在，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是些什么样的盲从和什么样的信仰而已。

人民对强权的态度如此具有两面性，这使他们对政治和统治势力，也具双重感情。

对强权，一方面畏服，另方面嫉妒。通过畏服，使自己获得认同感，从而增加自己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存在。嫉妒，是恨铁不成钢，恨自己不能把握这一强权，或从中沾取更多的荣耀。这嫉妒往往通过否定当前强权的正义性或干脆怀念并颂扬被自己的内心完全不齿的失败者，来实现。畏服与嫉妒的两面性，错综复杂搅拌一起，难以辨其马牛。尽管它们的形式，经常披上某些冠冕堂皇、叮当作响的家畜辔饰。──让我们同情并理解这类被征服者的悲哀吧？

生活的这种两面相，一旦进入较高级的政治领域，就化为双重感情。

人民，一面崇拜社会支配者；另面又心怀不满。所以不论怎样英明、廉洁、朝气勃勃的支配者，都不能根除人民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学会用舆论把戏和宣传伎俩来愚弄百姓。反之，不论怎样昏庸、腐朽、因循守旧的统治者，都能多少唤起人民群众某种程度的崇拜……这样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台不久的统治者成为世界上最堕落、最死皮赖脸的低等动物。

于是权力，就意味接受崇拜，不论这权力是否“干净”（就像是商人们从不过问纸币是否干净）或者还能维持几天──于是，一切统治者都学会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直到洪水滔天或是玉石俱焚的刹那。

理解了人性的这些侧影，也就为新的统治原则指明了方向。尽管还不太清晰，但人的方向已朦胧预示：政治，不该顺从或假装顺应（一味顺应，往往导致假装顺应）人民的无止境的要求，但要多少带给人民不断的福利。完全顺从人民要求，政治秩序将不复存在；如果不能带给人民不断的好处，则终会招致来自人民的消极抵抗，结果从根本上扼杀现有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而革命的推动者在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时，千万不要忘记给予人民某种恩惠，甚至是激发人民的参与感，以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否则，“欲速则不达”的独角戏，是不能持久的。

425

有胜利者，也有胜利者的先驱。胜利者的先驱不是胜利者，但也并非失败者。革拉古兄弟的平民化宏愿，由恺撒和屋大维的独裁变相地完成了：平民和贵族在独裁统治下变得平等了。和近代西方世界和现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罗马的贵族不是由平民革命消灭的，而是由僭主政治消灭的。古代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陈涉、吴广的平民野心，在项羽尤其是刘邦的身上得以兑现。

在宗教领域，情况更妙：施洗约翰的头颅，奠定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并通往使徒保罗的死囚牢，最后在罗马阴暗的地下礼拜堂里，才升起了教牧系统的宝座。

A、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的压制──这些少数人的心灵敏感，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三者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由于放纵和解放态势而在尽情释放能量时，受到压制的少数人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极度反感，而在积累能量。

B、随时光流逝，多数人由于无拘束的放纵而空虚，并精疲力竭，少数人却由于压制，积累庞大的能量，进而铸成组织。于是力量的对比，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少数人储存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多数人储存的总和，少数人于是构成“对于多数人的优势、吸引和不言而喻的权力”。──普遍的压制时代悄然来临，取代前此的普遍的放纵时代。

C、这普遍压制，是需要以“能量的释放为后盾”的。少数人尽管奉天承运地施行这压制，仍需付出他们在经久的压制状态下所悄悄积累的能量。而多数人却因被压制而敛迹，从而开始再度积蓄他们的能量。于是力量的对比，再次反转过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渐渐的，少数人所体现的那种普遍压制已经镇不住多数人的能量勃发，于是普遍压制又开始出现裂隙……

D、这种被压制状态下的能量勃发，慢慢开始采取一定的途径，在薄弱环节进行渗透，随力量对比的进程及其“剪力差”（少数人因“控制局面”而消耗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多数人因继续受压而不断增加力量。这样，“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角色又开始再度互换了……）──旧有压制的裂隙越来越多，从中流失掉的能量越来越大，逐渐导致旧有压制的全面崩溃。

E、这全面崩溃之势一旦形成，能量的释放（解放）就变成毫无目标的四处流溢（放纵）了！创造性于是变成破坏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追随，使得数量上的“少数人”日益得势而变成“多数人的统治者”，结果堕落成滥用权力的先锋。

F、随同新的多数人而四处流溢的放纵行为，使得新的压制效应又对新的少数人形成……于是，一个重新凝聚、重新压制、重新破裂、重新放纵……的进程，再度开始！

G、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他们心灵敏感）的压制。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三者是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因为放纵和解放态势，而释放能量时，少数人再度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抵御而积累能量。

427

展读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西方人作为整体而言（而不限指某阶级某区某国的西方人），已经日渐耗尽他们数百年来亢奋不已的精力，而陷入类似马其顿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晚期那样疲软不堪的境地。有一天，西方人将再度成为一群丧失意志、缺乏活力的木偶，仿佛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那时的人们会大声叫道：“他们一千年间的创造力哪里去了？”真的，他们五百年间的嚣张暴戾哪里去了？被他们得志猖狂的纵欲，给活活葬送了。

心的力量，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任何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几百年时间的涵养，是成长不起来的。而西方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极端“黑暗”的五百年间、以及随后五百年间（公元500─1000年的前文艺复兴的“灰色”时代），千锤百炼涵养起来的元气，已经被最近五百年间即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扩张，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压制时间越长、压制程度越严、压制的感受越痛苦，则报应来临的一天，反压制的创造力，开出的精神之花也就越是疯狂，醒目、馨香、经久不衰。

428

我们毫不怀疑，西方人在一千年间（公元476——1457年）的“黑暗时期”积蓄的心力，现在已经几乎涣散。所以在二十世纪继西方之绝世者，已经落在西方以外的重心上：作为西方世界的蛮荒边疆而出现在历史中的苏俄、美国及东亚。这些半西方化的（美国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犹太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苏俄半蒙古化、半回教化；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欧洲化）族群，其衰落当然也会稍稍落后于西方的主体（即西欧，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不过，苏俄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本人由于他们岛国的偏狭（地理的、心理的以至于生理的），基本上只能处在配角的地位。我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严酷压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八国联军压制，有助于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国家，有助于中国有一天返回去、挥发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影响。

我们怀着更大的惊喜、更大的感恩，来预言中国也许要遭受的更大、更全面、也更符合奖惩原则的严酷压制。因为我们确信，这中国的涤罪祭，将使新的中国人获得更大、更全面、更符合奖惩原则的能力！现代中国的痛苦，上承祖宗的余孽，下启后世的生机：我们欢呼更大的危险、更大的机会！

到那一天来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世界正好相反。那时的人们会承认：罪恶感……自卑感，并不是“心理病态”，而是在不利的生存状态下，即身处“逆境”时保护机体免受过度损耗的某种自卫机制。自觉有罪与不洁、自觉软弱无力，尤其是自觉渺小卑劣，可使受害者们的采行类似“冬眠”的举步不前的方式，自我保护起来。如果没有低调形式的自我谴责，主体反会由于与自身能力不相乘的过度的支出与扩张，而陷入虚脱──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智慧，对不甘受害的受害者来说，意识天神、承认天神、依赖天神、崇拜天神，才成为生存平衡所必须，成为“人类得以保持其尊严”的前提。尤如持续的焦渴，是意识清泉、承认清泉、依赖清泉、崇拜清泉的生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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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理的压力，就不会有切肤的认识。没有切肤的认识，就无法兴起皈依之情。如此所谓“病态心理”，已从两方面构成人生的“力量源头”：

A、保护自身机体，不受“透支”的伤害；

B、对低水平的生存，进行合理化。

总之，病态心理，通过对于生存的贬值评价，而更有成效地维持了“危机中的生存”。例如，这突出表现为“原罪”观念是如何持续鼓励了生命的罪恶与痛苦！并在根本上原谅了人的罪行。

须知人内心的最大痛苦，不是来自悔恨犯罪，而是来自感觉自己犯罪不够：“被别人欺侮了。”悔恨犯罪的痛苦，是来自“过”的不安；它因为惧怕惩罚而激起良心动乱，于是这被人设法补救：教会里的赎罪券、寺庙里的“功德”，因此都卖得很好。而犯罪不够的痛苦，却是源于“不及”的缺憾，它或是激起疯狂的嫉妒，或是触发低能的自卑，由于人的自私性格，这“吃大闷亏”的挫败感所招致的痛苦，当然要比“占便宜”导致的内疚，远甚。而教父们发明的“原罪”学说，却可以减轻人的最大痛苦──因为人人都是罪犯，例如虽然你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与人通奸，但你在心里犯过奸淫吗？犯过，那好。那么你和那些通奸者一样有罪，你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你杀人越货吗？没有？不要紧。你总恨过某人吧？甚至恨不能杀了他？那你等于犯了杀人之罪。还有，你再廉洁，总会偶然地、悄悄地想过，想要得到某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吧？那好，你和小偷一样有罪，你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了。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思想？那也不要紧！因为你的诞生和生存本身，就是某种罪行（比如亚当、夏娃的堕落）的结果，所以你生而有罪。心安理得吧，你虽然没有犯罪，但你一点都没有吃亏：你本身就是就是一个天大罪行的结果。所以你占了天大的便宜，以后，你可以自称为罪魁，成为自我卖弄的伪君子了。

430

“原罪”，与生俱来。在原罪面前，最好的人都是没有犯罪的罪犯。原罪拥有超乎生死之外的性质，死亡都无法赎取原罪！原罪因而使得可怜的人们获得了比个体生命远为持久的镇静功能。死，因此不再是罪人们行之有效的逃避方式。

但是，这种彻底的绝望，不是在极大程度上反倒提高了人的生存勇气吗？从而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恶人犯起罪来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心安理得，更加有恃无恐，更加振振有辞。尼来说什么基督教弱化了人的本能（也就是原罪的罪性），完全是误解！基督教，不过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不过是使强盗披上了骗子的外衣、狼披上了羊皮罢了。以传道为谋生职业的人，既然连死人都不放过，生存的罪恶与痛苦，反倒因而减轻了。尼来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将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倒是体现了更充沛的“他爸爸的牧师精神”！要是没有更多的罪恶痛苦，救赎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急迫性呢？

罪恶因此不仅仅是死亡的儿子，还是死亡的父亲！死亡，以及对死亡的畏惧和无限性想象，诚然令人产生了加倍的罪恶感，并产生虔诚忏悔、彻底赎罪的冲动。但“良心不安”这种“对强烈原罪的惩罚”，却在无形中保证人可以“净化”生命，也使世俗的惩罚摇身一变，为神圣的赎罪。

这就是“文明”？！

431

对一个陷入罪恶感的心灵来说，死亡只是转换了罪的形态，但不能绝除罪的阴影。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尸骨和鬼魂，仍因生前的罪性、罪业，而遭受苦难。于是，他便渴望从根本上逃避生存或是逃避“现世”。但逃避生存，如佛教徒所实践的及叔本华所鼓噪的，在永恒的罪性（而不仅仅是罪业）面前，也同样软弱无力。因为原罪先于生存，它像无孔不入的病毒，潜伏在一切现世中，与一切“生物原则”同进退。所以，高级宗教要逃避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是整个现世！

生命就是原罪的父，现世就是原罪的子。原罪因此也是宇宙间唯一自由的力量？撒旦是由于争取自由他不该拥有的自由而堕落的？原罪，是先于实体而存在的遗传密码和永恒阴影……按照使徒们的说法，死亡，仅仅是原罪伸出的一个手指，意在恐吓人？天堂、地狱，生存甚至非生存……都不能助人脱离原罪的奴役，更无从超越阴影。惟有依托天神，始能跳出原罪的煎熬？

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如何不可思议的天神啊？他全能全知，但却听凭人类犯罪，听凭人类痛苦。可这样的天神据说还像慈父一样爱着人们？崇拜他，结果是唯一的归顺，代替万般的奴役；用特定的光明，凸现普遍的阴影；用暂时的希望，种植永久的毁灭……除此而外，据说一切人造的、许诺的解脱，还都无济于事。

无神论者更从怀疑论出发，推论说天神的仆从因此要制造罪恶感，要扩散自卑心，要完成病态心理的塑造工程……。这是为救世主的到来，做最精细的思想耕耘。在乱世的骚扰中，浮现心海的浪花。没有罪恶的洁净状态、没有骚动的宁静状态，并不是神圣。神圣，是针对罪恶和骚动，进行极严格的控制。其前提是，罪恶与骚动的存在。所以为了创造神圣，必先制造罪恶。因为神圣，不是自然的平衡，而是机体的牺牲。……

第一卷第六章

*一、民族的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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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433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434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435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436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437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尔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尔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尔曼野人。这类日尔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蹈矩。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438

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方面，不论高级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形式具有多大差异，它们都起源于民族意识的区分，即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看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意识，不仅是高级文化，也是习俗性文化的基础。如果缺失了这种“认同”或“追求差异”的意志，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将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吞食、消失殆尽……因为“模仿”的引力是巨大的，而抵抗“模仿压力”的，惟有尊严与骄傲等固执的力量。

439

民族身份的丧失，其实是一种“惩罚”，不仅仅是一种“代价”。是加诸一个民族头上的过分沉重的勒索。

对快乐的惩罚，不仅是“付款”，且是快乐过后的深切失落！对憧憬的奖励，不是“努力”，且是憧憬过后的终极幻灭。这并不体现任何人格意味的支配，而只是心情转换、焦点移易。没有过快乐，就不会失落；没有过憧憬，就不会幻灭：命运是很公平的，有幻灭比没有幻灭好，有失落比没有失落好。生命毕竟在此搏动过。

紊乱令人痛苦，是因为它打破生物遵循的节律。但生长总是伴随着紊乱，它一笔勾销“氓之嗤嗤”的安祥、宁静，所以人们憎恶它。紊乱，令人绝望，但绝望的感觉并没有把人尤其没有把某个群体，导入实际上的绝路。绝路与否，取决于人对绝望感的反应，反应好，绝望感将是新的转机，展开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有希望、有潜力的发展，都孕育在紊乱，激活于绝望：是绝望而非信仰，逼人思考：是紊乱而非秩序，迫人调整的生活方式。人是苦虫，他受益于痛苦，也只有通过痛苦，才净化、升华，使自己成为人而不再是兽。假如压力消退了，他的生活反而迅即腐化，原形毕露。所以，为了生活的力度，请保留我们的痛苦吧。

第一卷第六章

*二、群体的召唤**

440

群体（家庭、社团、民族、国家等等）是很重要的“意义单位”。但意义的单位并不等于“实存的归宿”。这可以从逻辑和事实三方面得到说明：

A、作为实存的归宿而被认知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感觉和思想的结果，它是某个有机体（如“我”、“你”、“他”）的所有物，即来源于某个“意识”。

B、所以构成任何群体的个体意识之间，却并不存在共同的感觉和思想。群体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多个有机体的统称──它的共同意识并非共生的，而是由多个意识汇成的“互相冲击的力量海洋”。即，它的共同意识只是外力诱使或强使的结果。

C、因此，任何群体都无法创造并维护有关生存目的这类“完全统一的群体意识”。而创造（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和维护（这是“工程师”的工作）的使命，到头来只能落在某些个体的身上，他们开辟或完善这类硕大无朋的思想，以便为自身（个体）的超个体存在，找到一个可以被他人（“本群体的成员”）接受的立足点。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说：“民族”是一个有力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实存）。它能在个体的思绪低潮中，促人振作，为命中注定的孤独者，祛除旷世寂寞的感觉，这是“民族”在思想世界中的主要功能。

思想家在运用民族的精神功能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以免陷入自欺：

A、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机体的盛衰，取决于它的成员们尤其是那些主导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精神状态与它的生存处境之间的反馈，这些生存条件包括内部环境如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如自然条件、种族特质等。这种反馈的外在表现及其痕迹，被称为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

B、但实存的民族精神，却是无法实录的活体，它永远在迁化、易形，不断在回答自己的生存处境所提出的新挑战。

C、为研究的便利，人们不得不暂且把精神“固定”下来。所以，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精神，即使他奉天承运，“受命运的感召”甚至具有再造一个民族的力量。

441

精神不同于哲学。哲学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记忆的产品，而哲学则是理解的产品；哲学不是关于事物的甲乙丙丁等描述，而是对甲乙丙丁等描述的进一步领悟，尽管在甲乙丙丁的描述中，已经包含对事物的粗浅的、感觉性的理解。换言之，知识是对“现象”的把握，哲学是对“本质”的把握。所以古人把知识称为“小学”和“器学”，而把哲学称为“大学”和“道学”。正是在这意义上，知识与哲学的并称才是正确的。知识与哲学仿佛智慧树上两朵花，不可偏废。历史上某些哲学家专崇学问而贬抑知识，是无知，至少是矫情。

何以见得？

A、知识是哲学的根，没有知识，任何哲学不能成立。哲学若不扎根强固的知识，即成为虚妄的臆说。

B、知识人人得以享有，知识是人应付生活所必需，且是不教（专门教育）而能的生活技能，是人的第二本能。然而哲学却不是人人都能享有，唯具有特殊禀赋的人，方可担负哲学。哲学作为精神结晶，脱离人的生活、脱离动物本能。由于哲学与知识的这一根本区别，那无知又矫情的哲学家们，反倒成了学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少数人的负担强加给多数人，结果朽木不可雕，反而招致“民怨沸腾”。所谓普遍教育的结果，是造成教育的退化，形式上的大众文化，造成实质上的无文化。

442

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简单明了的模仿。而且，模仿也能导致一般意义的“理解”，虽然模仿不能达到真正的领悟。获取哲学的途径，则不可由模仿来完成。因为，哲学是创造性的活动，模仿的道路无法达到。获取哲学的途径，在培养一种人格，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人格。独立的人格必同时是创造性的人格；无创造性的人格，必在本质上依附其他人格，故其不能独立。而对创造性人格言，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字一句，一吟一咏，一个理论，一篇诗章……虽然可能遗忘，但所有一切对形成新人格，则人有助益。

哲学切需融会贯通知识，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若无“惟精惟一”，何以融会贯通？这“一”，就是独立的、创造性的人格，是“道”之本。进言之，一切学问皆可视为此人格的外延，而人格又是天性遗传相关联。所以，创造性也是一种命运，是不由自主，且推卸不掉的。我们的理解是：知识人人都有，也必定会有；但学问则只是特定的人才得以担负。所以，单方面抑知识而崇学问，甚至幻想普及学问以代替应用知识者，非痴即愚。

443

人格哲学的精义：人格哲学对多数人毫无用处，因为多数人没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少数人与生俱来的抱负，是多数人无法承担的重负。从另方面说，多数人也无力形成独立的人格。所以，人格哲学无益于多数人，人格哲学仅仅适用于少数特殊禀赋的人，这种人由于天性中的强劲冲动，而被评论为“天才”，天才其实就是不由自主的创造冲动。

人格哲学认为，培养新人格是重要的，但新人格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以新人格达到新创造。没有新人格，所谓创造只能是因袭前人、剽窃他者而无进取。为创造，为新生活，为在这艰难世界上活下去，且要充满进取精神以创造新我，就必先铸造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因为世间最大的创造，即在创造新我。这也是世间最难的创造，且是一切外在创造的前提。新人格的最大特点，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只要有这个两特点，新的人格就能逐渐胜任创造的艰难。人格是出自天生有德的心灵，再通过艰难的自我铸造，而逐渐完满的。

444

锻铸新人格，既然是伟业中的伟业，一切外在创造，都是由这内在创造，奠定始基的。那么，怎样锻铸新人格呢？

在我们看来，铸造新人格的活动，需要人的一切生活都以之为轴，新人格的锻铸者，必提取一切世俗意义的生活：即便他的生活外观与世俗类似，但也有崭新的意义，并从属新的炼丹目的。他来到这世上，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创造；对铸造新人格的活动者，生活就是创造，而唯有创造，才真是生活。单纯的模仿，不能锻铸新人格，新人格需要“涵养”、“感动”、“潜移默化”，并遵循“熏陶”、“觉悟”、“灵感”、“冲动”、“创造”的途径。唯有创造者，才能完成新人格的锻铸。故不能创造的人者，实无新的人格。

445

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446

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447

多数人受限于动物的本能，无法理解太极乃是生命中的生命，结果只把纵情声色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仿佛生命与生活的真谛只是享乐、纵欲。这充分体现了人生的谬误，或谬误的人生。我们不把仅仅具有生存欲望及强权意志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更不把感官欲望特别发达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因为这只是动物层面的人。感官欲望的仆役，未有主动的爱，而是被生命的工具、感官的欲望，牵着鼻子，被动地走。

“存在──意识──欢喜”，不过是被动的自我陶醉，它导致生活热情的由衷减退，因为创造新生活的冲动淡化了。除非人能从“欢喜”的陶醉下复苏过来，用暂时的沉溺所积聚的超常能量，更为疯狂地前进。

第一卷第六章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448

A，一个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应该形成两大结构。第一结构可称为“知识结构”或“分化结构”。第二结构则可称为“反知识结构”或“一贯结构”。

B，多数人的知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第一结构，第二结构对他们不仅陌生、隔膜，仿佛离奇、不可获解的谜……

C，分化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的不同点越多，得以识别的事物越多，就越有广度。第一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识别不同和相异的东西，认识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

D、一贯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找出的相同点越对，得以概括的事物越多，就越有深度。第二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确立相同和普遍的东西，认识共通性是事物的本质。

E，上述第一结构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而第二结构则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学问”。第一结构代表知识要素的积累，第二结构代表知识结构的确立。第一结构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第二结构的使命是消解知识。第一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世界本身的分化作用，它的方法是分析，即《老子》所谓“有名，万物之始”；第二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知识本身的一贯作用，它的方法是归纳，即《老子》所谓“万物归根，归根曰静”。故又可称此学问为“反知识结构”。

F，第一结构的峰值称为“科学精神”（古人所谓“器学”）；第二结构的峰值称为“哲学”等（古人所谓“道学”）。前者自己终究归于世俗生活的应用，后者终究归于精神生活的阐扬。地道的科学是基于实验的，地道的哲学是基于虚无的。科学的方法是理性控制的观察、实验；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推动的概括、抽象。以科学统帅哲学是哲学的僵化，正如以哲学统帅科学是科学的腐化。

G，对精神性的生物物种来说，知识发展的过程应当而且必定是完整的，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必从第一结构转向第二结构。对人的肯定，迟早会升格为否定；从而不再将人生作为一个归宿，而作为一个阶梯……

H，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对在精神生物的个体发展中，扮演上述角色。而在文明体系的知识发展中，亦然。一个文明体系，一种文化结构，在其命运深处，都存在这两重结构。（第一结构）令人欣喜的诞生和（第二结构）触目惊心的毁灭，并存。实验主义的开幕和虚无主义的闭幕，轮番交流。

I，知识的发展过程，一旦达到第一结构的饱和，即开始走向第二结构的消解。一旦达到第二结构的完满，即向第一结构反转。每结构一旦凌越了自己的中庸，即走向自我否定。它常常表现为“自杀性的炫耀”。“中庸”何在呢？中庸啊中庸，人们无法事先发现你；只能事后猜测你。

J，什么是“一贯”呢？用倭化的现代汉语说，就是“主义”，即理论体系。理论若不“一贯”，则失其力度。而如果一贯到底，又不免成为偏见的渊薮。一贯之道，不仅是第二结构的特征，也是力求简化、把握环境的“生理现象”。

K，知识发展的尽头，出现了各种知识学科之间界限泯灭的现象。这在不知不觉中，为“齐物论”的时代做了开拓工作。知识的发展尽头，是虚无主义。正如劝人为善行爱的宗教之尽头，横亘着超级专断甚至残暴。不妨认为，虚无主义乃是第一结构的膨胀迟早造成的结果，当一个知识系统膨胀过了它的“中庸”极限之后，就会进入虚脱状态、产生虚无思潮，文化的内力趋于衰微，这时第二结构就兴起，振聋发聩。

L，这时，如果虚无主义还不够，那么野蛮精神将继起，虚无与野蛮的联盟，用否定理性习惯的神秘催眠，唤醒人的本能──“大理性”（也即“非理性”），而此本能的复苏，将引导人，重新进入第一结构。

M，这样，虚无主义就成为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大厦”、集大成的“一贯之道”。根本动力在于总结纷纭、归于纯一的“意志”。所以，尚未经历虚无迷雾之困扰的人，又怎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正如不知道“死”，又怎样理解“生”呢？

N，当世界陷入虚无感，被净化或抽象为“道”或“主义”时，它原有的生命元素，也就丧失殆尽了。在此意义上，抽象被叫做“抽筋”也许倒更贴切些。如此，第二结构终于向第一结构回归了。

449

那么，作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的“艺术”，又是如何呢？

尝试论述我们的“新艺术论”如下：

A、艺术是（1）人的心智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2）人的心智对这些感受的艺术性的特殊表现。所以一个艺术家不一定必然创造了艺术品──他可以只是在内心有高妙的艺术感受而不表现出来；而一个制作了若干艺术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艺术家──他可以是徒具其表即艺术形式而毫无灵魂即艺术真髓的匠人。

B、艺术的真价值不在于所谓的“社会功用”即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这种东西只是消极保守的卑微价值，其创造精神是显然易见的贫乏。因为一切社会道德之为物、为工具，其生命都不是持久的，艺术若成为其附庸与装饰品，则艺术的价值也就则逃不过“卑微”二字的局限。此种艺术怎么能够不随其主子的衰微而衰微呢。

C、艺术的真价值更不在于所谓“娱乐”及“消遣”。堕落的价值标准来自所有的娱乐和消遣，其虚幻的满足感，使庸众昏昏然，在陶醉中，顺从惰性的驱使，从而阻塞了奋发有为的途径。我并不否认娱乐与消遣具有休息的功用，但把艺术的真价值视为娱乐及消遣，则系“堕入惰性的掌握”。

D、艺术的真价值也不在于所谓“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因为这种观点是被某种粉饰贫乏的心理状态所支配的。这种心理状态虽不满于人类低下之状况，但不思谋根本的前途，却只津津于现实的粉饰。可是，任何粉饰都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粉饰与创造不同──粉饰只能依赖于某一客体，否则无法成立。而创造却能够是独立的。创造能够毁弃它所由生的客体。而陶冶性情正恰如一种粉饰。

E、艺术的真价值与真精髓在于“创造”。“人类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尽管是未经表现的艺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在外界并不存只存在于某一部分人类的（具有艺术性的）心智中。所以人们说，艺术是需要天才的，即遗传学上的某些要素。训练可以培养机械活动，却不能培养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尽管，如何使你的艺术感受为别人接受，是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的，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并不是艺术的真髓。

F、我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真髓在于‘创造’”的：人类的一切创造──制作、宗教、哲学、科学（幻想及艺术本身当然更不例外）……莫不起源于艺术。人类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创造这一切的！“吃饭问题”（“经济”）岂能将人类携至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原始人会被饿死，但又是什么动力使原始人成为文明人的呢？是创造的冲动，是艺术的冲动。这种例子在孩子们身上再清楚不过了，小孩子亦未为饥饿寒冷所驱使，却在游戏中不断的创造，以进行艺术活动。我们可以说，若无艺术的冲动，人一切的创造都成为不可能。所以“艺术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艺术”。

G、一般人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美的”，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以“艺术品”代替了艺术。应当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创造性的”：因为艺术的本质不是美，而是创造。“美”是会死亡的，会随着观众趣味的变化而变成“丑”的。可是创造却不会死亡：它永远是一个脉搏，以前的创造将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美，最多只能是一个形式，一个躯壳，而创造却是使美这个形式和躯壳得以形成的冲动，也是使美这个躯壳和形式终于归入腐朽败落的冲动。

H、艺术就是创造，就是重新构造的活动；所以唯独在创造中才有艺术，才有美。因为创造活动能给人心带来最大的愉快和刺激。创造活动是人生最高的意境。这是真的美，而不是艺术的躯壳和美感的习惯延续。

I、知识，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之一种，和艺术与创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知识是艺术与创造的凝聚体，因而是没有生命的，激不起承受者创造冲动的艺术品。任何艺术品，都是人的创造品，故一旦丧失其活跃的生命力，不再能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冲动时，它即沦为“知识”。换言之，则任何“知识”，只要它能重新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即成为“艺术”──“知识是凝固的、无生命的艺术”；“艺术则是活生生的知识”。

J、道德之为物与知识近似──那亦是“丧失了活性的艺术”，所以任何道德从根本上说来都是消极的，无生命的。如果它不能重新化为艺术，从而激起感受者之创造冲动的话，它简直就是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有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才应受到道德的辖制，而创造性人物却是可以不受这种消极之物的羁绊──因为命运要求他从事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动。而道德作为丧失活力的艺术陈迹，因此无权来限制他那充满活力的创造之路。道德为什么会过时且被扬弃？因为道德的消极性质。道德被创造之初，是作为某种艺术而出现的！它是一再被多人的惰性所重复之后，才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被沉寂下来。这时道德就丧失其艺术特征，成为十足消极的东西了。因此在新生活文化的预示者看来，道德不过是创造、艺术、生命的点缀和附庸──并不是生活造就了艺术，而是艺术造就了生活，创造、艺术、生命的生活。

照此来看，一切艺术与精神的创造活动，都是对现实及生活的嘲讽与诅咒，甚至是污蔑、揶揄、绝望的挣扎。环境往往窒息了人的生命冲动，人要求解脱就必须从“艺术与精神的创造”中去寻求。生活即人与环境融和，其本身是无从宰割的一体，所以伟大天才的梦幻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他的梦可以片面走运，从而创造了历史，并被人们称为“成功”；但他的梦幻既然是纯洁的观念，就不可能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完全物质化。生活有其本身的物性特点，观念上的灵性拿它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上一切纯洁化运动，在物质意义上注定是要失败的，纯洁派最多只能为生活留下一堆光荣的废墟。这也使得艺术成为一种不可或离的需要，一个不朽纪念碑与墓志铭。

450

人既然对生活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生活的物性本身又不可能被割弃、净化，所以艺术就只能成为群众惰性的调味品。为艺术献身的人发展艺术，是作为自己生命超然状态的另一面相；他们爱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提供生活本身不能提供的陶醉，故世人常以酒与药物，来和艺术相提并论。酒与药物用物质来刺激神经，艺术则用灵性来刺激神经──相对来说艺术为人们提供了较为无害的冲动空间，使人从压制下得以解放……

451

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射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452

在各种用文字织构的作品中，大约小说最富于“一家之言”的性质了。流行性的看法似乎认为，“理论”必须严谨、清晰、富于客观性；而“创作”则不妨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总之，创作要求“有我”，而理论则要求“无我”。在这里我们想指出，这种二分观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转换的时刻。事实上，在小说中、在最富于主体感受的文字作品中，往往透现着最能超越自我的内在隧道，它是客观的、它是清晰的、它还有真正的严谨性。其表现形态的一种，就是以富于个性的描述，勾勒着内容：每当生命遭到大规模的折磨与伤害，以造成大量无辜的死亡时，哲学的怀疑气氛得以流行的大气候便也形成了。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叹息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读者的目光也许更爱逗留在那些短命而有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上。短命、不幸──与天才的艺术之间，似乎有种亲缘关系。这里，一串是真实，一串则是想象；一串是对天才的留恋，一串是对夭折的伤逝──因为没有什么比“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更能打动人心。为什么“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倒霉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以前的老牌思想说，因为人一倒霉，思想和艺术就变得纯净起来……这是“少数人的说辞”，是贵族主义的逻辑。而身在大众社会，如果代多数人立言的话，应该这样说：只有倒霉的人，才喜欢阅读或是从欣赏艺术的活动中，寻求解脱！倒霉的人当然容易与倒霉的人产生共鸣，而他们的共鸣，又像宗教经典专向下层社会传播一样，进一步传到其他倒霉蛋的耳朵里……而那些幸运的人却脑满肠肥、终日忙碌，他们与这一切倒霉艺术的传播过程，始终绝缘！“评论家”也属于这种倒霉的人……至于问道那少数养尊处优的家伙，为什么也推崇那些倒霉蛋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青少年时代的苦难情结”甚至以“附庸风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类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否则，他怎么会纵情文字呢？权力和财富，是使人天然趋向于纵情声色的。除非，那是像纳兰性德一样的病秧子。

当然，少数人将本能地反对这种代多数人立言的“下流说辞”（顺着本性的向下流动），他们总认为自己并非“身世穷而文章工”，而是天生就纵情梦想、拒绝声色的特殊材料。

第一卷第六章

*四、老公猩猩**

453

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454

不是“红颜，命薄”，而是“命薄的，才算红颜”。不是“良辰美景留不住”，而是“留不住的才是良辰美景”。──人的进步和人的不幸，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焦虑一手造就的：如“一切道德都是暂时的伪装。是弱者保障自己所有权的临时屏障。”

人性，摒弃已然、追求未知，爱恋瞬间即逝、而厌恶长相缱绻的。多么缺乏常性的人！

455

“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456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457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分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458

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459

新时代的耕耘者，常被目为旧时代灾难的触发者，因此创造者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但明敏的历史家，不会把捍卫旧事物的保守份子，视为生命的卫士，因为保守份子只是伟大传统的渣滓。为了驱逐这些渣滓，新的恶棍将起来，用新的创造作为协调的利剑，剔除渣滓。

如果我们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创造历程，能发现什么启迪呢？一切人造系统，都属于人的领域；正如人属于自然，而自然又归属于某种不为人知的超级存在……所以，野蛮有时比文明更“进步”。例如，关于中世纪黑暗、倒退的种种说法，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宣传家们有意无意间杜撰的新神话。中世纪，就其整体而言，决不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现代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往往持有矛盾的看法。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们，一面攻击中世纪野蛮、愚昧、黑暗；另方面又谴责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并据此提出中世纪的经济秩序来得进步、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种双重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虽然生产力在古典时代末期已大大萎缩了，根本不具备“突破生产关系”的能力）……类似这种出尔反尔，对持有“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形态”的教派来说，是家常便饭，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史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洁明了的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崭露头角，预示一场世界范围的空前风暴就要袭来！小小的电脑已经使得世界天翻地覆，而更灵巧的新一代机器人，势必激发更大的风暴，不仅一统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构造，亦必给一切现存文化和流行心理，以系统性的变形。

世界潮流，要转向了。天变，道也变，人变，一切世界图景，都要变了。

460

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艾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461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糜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五、国家与革命**

462

一个全球性的精神崩溃的高潮，早已揭开其序幕。社会意识形态的瓦解与个人观念支柱的夭折，互相交叉，剪碎整座整座文明的世纪末。因为必要的社会约束，日渐败坏为私欲的工具；人性对奴役的反抗，造成礼崩乐坏之局；精神病发病率和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又反过来刺激奴役的绞索越收越紧；奴役带来的私欲反过来又激化了反抗，结果使社会局势更加趋于爆炸性……这是一个进退失据的时刻。文明越发展、内容越丰富、领域越广大，它所需要的维系力及维系一个事物所面对的压力，就越大。与此相应，个人自由及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否则，整座整座的城池，在破碎之后就再也无法重建。

463

人，毕竟是作为个人而出世的，人的先天遗传，也促使人们首先顾及个体的需要而不是种族和群体的需要，“从自我出发”，这是最低级的本能，几乎等于“命运的命令”，尽管同时，命运的命令还以“良心”、“克己”、“利他”等另一些逐级高升的形式发布之，以便取得“综合的平衡”！于是，个人不得不与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力，相抗衡，直到他支持不住而崩溃，直到被追悼者誉为“反抗者”。

社会并非只是个人与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也并非社会中独处的平等者，而是分别承担着不同功能的细胞！细胞的综合，并不等于有机体本身，决定有机体的是“来自结构的指令”！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如此，它有独立的潜能，而创造文化的那些个体，与文化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恰似某些特殊的细胞对人体的关系。而地理和文化环境对文化有机体的关系，恰似水．食物、空气、外部刺激对人体的关系。一个文化有机体的起源、诞生、成长、潜能发扬及特性衰落……也都像人的寿命一样，由自然的指令（如细胞的衰老速度等）或命运的推演来排定的；其中任何要素，是易化力量的现身，它甚至创造“说法”以弘扬命运的意图。相反，文化有机体决不会按创造性天才的类型来排定，创造性天才及其创造中的文化，反而是仰仗历史的秘密消息，或是兴，或是亡，不可穷尽。

社会为其自身的某些特定要求，根本不把“个体”放在眼中，不论什么个体，一律遭其践踏，并在必要时予以毁灭。社会的潜能，往往由天才的活动来达到极限，并突破极限；天才把神秘的社会潜能称为“天命”──天命若不充分表现自己，誓不甘休，而从不过问“代价”究竟如何。

464

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且是这巨大无匹怪物的食料、燃料，社会无情地塑造个体，不论这些个体看起来多么显赫，甚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像天命无情地塑造社会，不论这些社会看起来多么稳固，甚至具有万古长青的假面。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有情，也不是道德、正义；社会，这生物集合体也像生物一样采行生物的第一原则：是吸取食物、化出营养、维系生存并为绵延自己，而践踏英雄的尸体。

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社会及文化的本性！精神病高潮的起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如前所述，在崩溃的极限到来前，这压力只会继续增大。谁来堵遏这历史潮流？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堵；无能力的人，不足去堵。所以，把命运托付给命运吧！尽管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所以，精神病者淘汰了，不让谬种继续播恶。而放松或减轻社会压力的希望，只是玫瑰色的图面，不足为训。赤子之心，不会昏乱到“让希望冲乱头脑”的地步的。谁能借用法律的巨压，实现有序的淘汰、推广种族的精选？而放弃在二十世纪已经宣告失败的宣传熏陶、思想改造……

这样也许就转祸为福了，精神病的空前发作，就会变成全球整合的巨大动力；社会的吃人本性，就会变成精选个体为世界公民的优良机制，文化的反人性倾向，就会变成再造人性的驱动器。“消灭精神病”的口号，要远远胜过空想家所谓的“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纲领。消灭，是通过精选，使人在文明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465

“品种”，不仅是生物学的一个要素，且是文化、政治、思想等诸种领域的一个要素！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品种，往往决定了他的文化特征、政治特征、思想特征……这些特征，一旦作用于他所面对的环境时，就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例如在政治领域，某个集团或党派的成败兴亡，往往取决于其领袖的生理与心理要素，“领袖要素”的影响，当然会潜伏很长时间，但等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势不可挡了。请不要由于害怕“突出个人作用”而故意忽略甚至无视领袖要素吧。

由于人的狭隘性、偏执性，现代人也依然和古代的原人一样，并不清楚好坏善恶的系列意义与结构价值。在永恒秘密里，人如同动物，是为生存而生存的，是为思考才思考的。所谓“人比动物优越”，在永恒里成了谎言，是以表象代替了内质。对于人这“类”而言，并没有任何值得推敲的“永恒”──因为人这类动物本身太分散了，事实上构不成“一个整体”，而每个人又瞬息即逝、微不足道，结果，“人类的永恒”成了个人的短促自我的简单加长……所以对思想深入的个体来说，世俗奢求的“永生”反倒成了一项最大的恐怖、最大的惩罚，成为西西弗斯的故事。

如果“人类的永恒”只是把人作为类而造就的，那么，除去世俗生活的刻板重复外，还剩下什么？除去把生活简单加长到令人厌恶的长度外，还有什么！人类的永恒，不过是菲薄的愿望反复相加（好一个“薄积厚发”！），是私欲的类化。所以，它如何可以充作“命运”的代词？！

466

许多思想家煞有介事，振振有词，说人们应该如何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如何认识世界。这时，我不禁生起孤愤。不知道是哪一代鬼胎，用什么器具做下了这群恶棍，并放任这些受到册封的理论家前来说教？他们的教导是一种毒害，他们的逻辑是一个陷阱，他们欺世盗名时一点都不脸红，还常常做出拍案惊奇的表演。但他们的理论却抹煞了一个常识：面对无数个体和无数品种的集合称谓──“人类”，哪有普遍的、始终如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呢？纵或有，那实存的“人类”又有什么能力摄取这犹如幽灵的原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确实很难沟通。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齐一的品性和共同的需要。纵或是有，更多也会触发争端而不是增进合作，除非他们面对更大的外敌、更大的威胁。只因资源有限，而人欲无穷！

467

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回事，社会经济制度的风格又是一回事。

游猎的、游牧的、牧农的、农牧的、农──工──商的以及工──商──农的（再加海盗类型的、商业类型的等等）──这异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固有天壤之别，足以构成不同文明的基础。但，其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又有多重风格。这些风格肇因于地区条件（偏重于地理自然因素）、民族性质（偏重种族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偶然事变以至于伟大的人格特征的示范等等。

风格就是文化。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风格”。

试以当代的情势而论：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游猎型的到工──商──农型的，都是灿然大备。但无疑都向着那工──商──农的最后结局不断一体化。而工──商──农型的，被称为发达社会类型的内部，又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如美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两种。明眼人都承认，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接近甚至互相渗透，它们之间最终混同的结局，看来是注定了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命运将昭示我们这一点。（上述文字写于一九八0年七月──著者。）

下述两种矛盾将减弱甚至消失：

A、不发达社会（它的典型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所谓“南半球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发展到工──商──农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达社会（现代工──商──农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南北之争”，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典型证据。

B、发达社会内部的自由经济型与计划经济型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东西方之争”，将作为政治垃圾被抛弃。于是，全世界将被大体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起来。

但不要忘记，风格本身的差异却不会消失，文化不会消失，尤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许还会扩大。高级文化的容器和象征物，诸如宗教教派、哲学学派、艺术集团、大学城堡、科学壁垒……仍将有力存在，在漫长的、走向世界统一的过渡时期……而高级文化本身，尽管受到科学技术的市场压迫，甚至受到“全球争霸”这巨大诱惑的胁迫，而日益丧失民族特性，或是仅存形式……（但仍能呈现某种个性和创新精神）……否则，我们怎样设想还有一个未来的、并不乏味的世界呢？

对，即便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仍然会兴起多种不同的风格和个性的努力。在这里，也将像一切原始的地方一样，人的求新本能，仍将顽强地出头拔尖。

这风格就是文化。风格的色调，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哪一种文化及形式，将占全球的上风呢？

468

恐怖和希望，这是两帖新国家借以健全成长的心理补药。

恐怖：因为国家是无情与暴力的儿子，虽然强大的国家常常装得有情和慈悲，但这常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后患无穷。所以，恐怖不仅是新国家诞生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它借以摧毁旧国家的必要条件。

希望：新国家是文明得以再生的可靠温床。某种程度说，新国家本身就是新文明及其势力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保证了新文化的继续膨胀和实现。所以新国家所激起的希望，就不仅是新国家的成功诞生的一个徐波或回响，它本来就是那孕育未来的新生命的表现。测量某个文明的内在力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激发起来希望，到底有多么大？而它带来的实际恐怖又是多么剧烈？这种反差越大，一般来说，其文化的表现也就越是强力，社会的内在痛苦和内在力量，也就相应越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浮沉，也就越是波澜万状、起伏翻腾。

469

国家与革命的声音说：在危急关头，“盲目的行动”如果凭借优越的本能，虽不用算计，也能取得辉煌成功？但请注意，这行动必须和行动者的“天性”及“能力”十分相称，若无此神奇的“配套”，不以天性的能力作后盾，请放弃那非份、僭妄、逾越因而是“有罪的”行动吧。其实，“失败，这才是我们对‘有罪’的主要理解”……

第一卷第六章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470

制度的工具性，是明显的。

凡把某种制度目的化、从而把制度当作一种偶像予以崇拜的人们，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特殊权益投射到了制度上，这是“爱屋及乌”的移情作用，而不是什么普遍的客观真理。比如，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态度就是如此，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态度也庶几近之；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古拉格群岛制度”、纳粹主义对“铁血崇拜”、文革主义对“红色恐怖万岁”的向往，更是一系列显赫的事例。

471

任何制度都是“应运而生”的，即是所谓“应用而生”的。任何制度，都在实际上处于永不停歇的“生成状态”：由于环境或多或少不断变化着，所以任何制度的长久固定化，实际上都是该社会的机体趋于僵化的衰兆。道理很简单，“制度”本是某社会在面对它的内部生活（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和外部生活（与其他社会或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时，所制定的行为守则，这些守则像动物的植物神经活动一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实现合理的能量布局。而作为制度之先导思想观念，则如同影响植物神经活动的人的心理意识之反馈。所以，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横亘着犹如神经反应的各色人等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是观念与制度间的壁垒与陷阱，有时则为联系的渠道与桥梁（同为“中介”）。

因为之故，任何制度大体上都暗含两种性质：一，可用性；二，不合理性。

第一点是显然的。没有相当的可用性、实用价值，制度既不会创造出来，也难以推广、延续。

第二点虽在生活中被人们一再发现，但人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人们总以为，制度的缺点仅仅在于它的固定化所引起的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而经过修补或改造，这种脱节是不难克服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不在它与现实生活的上述时间意义的脱节，因而需要弥合、修补、改造。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是从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存在了，例如，甚至当某制度还处于酝酿阶段，它的不合理性也就同时酝酿了。制度的固定化及其与生活之间的进一步脱节，才显明了这一先天的不合理性。诚然，这些不合理性一再爆发为社会运转方面的危机，但那毕竟是到了制度晚期，才日益显著起来的现象。

472

以下说法也许刺耳，但大体上是真实的：制度的力量，不是通过它的合理性体现的；而是通过它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的！因为，某制度所据以产生的不合理性，恰恰赐予某些特定的人与集团以特殊的不合理的利益，从而激起他们的疯狂欲望。这些兽性及其兽行，才是林彪题词所谓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等疯狂的实际需要，使得社会遭受了种种压制，说明制度先天的不合理性，正如某观念所据以流行的动物性需要，如何能说明那观念的真理性？

制度的最大的不合理性，还来自它的“齐一性”。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物是极其矛盾的……总之，一切“生活”都是“活生生”的，但制度却以自己的无私面孔“一视同仁”之，试想，这是仁还是不仁？这“合理”吗？合理？除非你承认，最大的无私，起源于最深刻、最隐蔽、最被人所讳言的私心！个人的，集团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私心。

473

安于制度的人们，沉默地认可了制度崇拜者们即该制度的受益集团关于现存制度永远合理的天才假设。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存在”与“合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前者是宇宙现象，后者仅仅是理智现象。沉默，并不总是力量的标志！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情况和那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此刻与彼刻是不一样的。但制度却要求一样。制度不是像庖丁那样见缝游刃，而是大刀阔斧地横切竖劈，按照自己固定的模式来宰割生活、宰割实况。它要人适应自己，它要生活随从自己的变态……它在强暴万物之后，还要万物颂扬它！这就是制度的合理性？

474

大家都承认，理性有助于改进生活。那么，理性如何改进生活？借助于针锋相对的批判，而非盲目放纵的称颂。因此，理性的第一使命，是寻找并发现生活与制度的冲突，并理解制度的天然不合理性。即使“实际补救”是无望的，但寻找、发现、指出、理解等活动本身，就含有疏离甚至弱化制度之恶的作用。这才是理性的力量之所在。

理性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仅仅在于“分解世界”、“批判世界”。认识，就是分解，就是批判。所谓科学发现，其实也是一种批判活动，它否定对生活（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无用的东西，而肯定有用的东西。

批判不仅是一种“剔除”，还是一种“融入”。认识也是如此──它把不利的东西，开除出自己的精神视野，而将自己的美意，融入“客观的世界”──于是，“凡是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我们的思想苏醒了。

475

存在与理性（“道理”、“情理”都是理性的派生物），其实分属两个领域：存在是“宇宙现象”，理性是“精神现象”。而后者的任务，即在于指摘前者的“不合理性”，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独立、更清醒、趋健全（在基督教的原罪意义上，这当是更罪恶、更堕落、更接近死亡的状态）。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让我们忍受并发展这种区别吧！

如果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为存在辩护，从而沦为存在的附庸──这样的理性完全是多余的、十恶不赦的。这样的理性，不再是独立的理性，仅仅构成“存在”的不甚了了的一部分。现代世界以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及其自我标榜的种种学说──正是如此这般的“权力附庸”，它们为永远有理的“宇宙现象”大唱赞歌。无怪更高、更真实的理性，不得不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资与这些可敬的、养尊处优的理性主义“分别为圣”。这也是现代大千世界最能迷惑人类动物性的花哨之处。

如果理性藏起了针砭现实的锋芒，它还有什么现实功能呢？它还可能拥有什么“超现实意义”呢？即便理性已经沦为“权力的理论附庸”，也并不能证明存在或权力的真正合理，而只是表明这样的理论，自己已经沦为理性的针砭对象。

476

制度如此不合理，它为什么还能存在？

可以说，制度的产生和推广，源于解决社会压力方面的需要，本是一种“两害（无秩序或制度化）相较，权从其轻”的选择结果。

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各种制度的建立。这是避免无秩序状态的主要途径。最好的秩序，无须借助于制度，但这毕竟是理想。人的惰性是借助于制度而非理想，来克服的。“有理而无弊”的制度，是没有的。既然制度起源于实际需要，世间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因为制度既然有所针对，那么，它的针尖背面，难免存在许多迟钝与许多阴影。

477

各种社会与文化结构，根据它产生的背景及前提条件，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各种社会与文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各有不同的起源及背景，使其各自的局限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无论就社会实体或文化有机体的普遍状况或是特殊状祝而言，有些局限是不可克服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的起源与背景中，成为先天构造的有机成份。如果克服了这些局限，岂不等于消灭了整个结构的基础？

理性的能力仅仅，区分哪些局限是可能克服的，哪些局限是不能克服的；甚至说，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赘疣，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内核？而理性的这一“鉴别能力”，也不仅仅来自训练，而是来自某种异乎寻常的高级本能。

每个曾经创造出优异文化和强大社会的民族──都在它们的黄金时代，表现出这一“区分”的本能。这本能越强健，文化就越明彻、简洁，它的文化就越富于可塑性，社会也就越单纯、越有活力，这样的社会很少受到内部斗争如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的削弱。反之，这样的民族能够抵御异族的侵袭，包括那种输出阶级斗争思想、让自己的邻国陷入内乱，以便趁乱袭击的侵袭。否则，抵御能力一旦削弱，将使自身的文化由于受到外来病毒的感染而患病、社会冲突日益激烈，人的猜忌和心的病态积重难返。终于，残酷的内战导致社会自杀，使得异族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灾难道路。

478

一个民族得以抵御异族侵袭、保持自身的健康状态，需要具备两种能力：

A、它鉴定并排除那些异己的局限，不仅是渊源上外来的、时间上新生的、功能上混乱的赘疣，使之不能毒化并危害自己的机体。

B、它鉴定并保护属于自己的局限性，从而强化了“以这些局限为前提”的本民族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

但任何鉴别、区分、克服、以及创造等等，都有限度，并难以逾越，因为模式本身就加强了限制。而等到某模式所容纳的创造、克服、剔除、融入……已达到最大限度，仍然无法帮助采行这模式的社会实体解决危机，那就意味着，“末日来到了。”

479

如果真的有一种完美的制度支配了社会生活，那么，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生，反而在无形中被消灭了。因为伟大的人生本是对恶劣环境的反应，而良好、公正、稳定、优裕的生活，适足以在根本上摧毁伟大人生的基础。

48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制度却强求一致。制度，要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进行相同的处置。“去人化”，是一切制度的共同特征。但历史的新潮，却是由少数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格，触发、指明、表彰并夸张的。脱离了新潮，历史就将沦为一潭死水、臭水、污泥浊水。脱离了少数的佼佼者，新潮既无，历史成为腐尸。而非人化的制度，所具有的天然使命，就是拼命压制少数人，让他们胎死腹中。在这种扼杀功能上，各种制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压制创造的不同形式，至于它们的压制性，则无不同。

掀动新潮少数人，不但与多数人处于深刻的对立中，且与“保护多数人的权益”的制度，处于全面的紧张关系中。他们要突破制度，制度则“把他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理想的处方，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因为个性层出不穷，这使一切条件变动不居。理想的处方即使有，最后也只能堕落成为某种“制度”，即僵硬死板、强求一律的桎梏。

481

这是创造者们的十字路口：向左，则遭到来自右边的射击；向右，则遭到来自左边的射击；向前，遭到来自左右两边的夹击；而退后，则使自己痛苦抑郁。

482

谁怀有彻底净化世界的企图，谁就注定要遭到惨败。想对历史、对那制度的历史，也就是被制度主宰和宰割得片片残破的历史，和历史的制度进行消毒的努力，也只能流于徒然。因为形成制度和废弃制度的种种压力，自身也是陷入无处不在的压力包围下。同样，反抗制度和扭曲制度的那些黑暗势力，也给这世界带来暗淡微弱但却不绝如缕的希望、希望、希望……像猛兽一样永远年轻的希望。

483

所谓毒，被定义为对生活有害的因素。这样看来，毒无所不在。彻底消毒既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毒攻毒──在“毒的平衡”中，确保人的一线生机。例如，想根本废弃制度、或对制度施行有效消毒，哪里可能！除非，你承认那将导致一个混乱时代或革命时期的来临。或者，你承认那只是某种力图挣脱混乱时代的一个尝试。革命，本质上虽说是一个势力取代另个势力的全力以赴，但往往表现为“反制度”，或以“创建新制度为宣传口实”的反制度。

事实上，只有巨大的人格之毒，才能适时抵消、中和那普遍的社会之毒、制度之毒，众人的求同倾向、模仿本能，作用于文化的致命腐蚀，将被伟大的人格一举消解。这人格之毒，虽然体现为破坏，但它的作用不是终止世界之毒，而是使之改辕易辙、开启新的轮转。换汤不换药。

484

一切来自异族的纸面而不是本族生活洪流的制度，都是有毒的。它的毒害具有两种含义：

A、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新奇怪巧，携来变态的热情，激发名为理性实为兽性的“运动”。

B、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比基于习惯法的本族制度，带有更大的人工痕迹、更复杂甚至更笨拙。因此，它可能取胜一时，但难以持久，尤其是它缺乏自我调整的根基，故出了问题，毛病难以修复。不论俄国的命运还是中国的命运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铲除这样的制度，将被证明是对民族生活巨大奉献。

第一卷第六章

*七、思想家的苦恼**

485

在纯粹的思想家看来，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伦理、道德、思潮、观念、秩序、制度甚至习惯、风俗、神话、宗教……的独立价值，因为这一切都被大众社会给毒化，沦为多数人生活欲望的用具！

486

我们所看见的仅仅是，历史的四季，潮汐起伏，风云变幻。至于促成“文明大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较为聪明的说法是：“有个伟大的主宰，不断变换文明周期的四季背景，我们则爬行、挣扎在这可以感受、无法理解的永恒运动中，仿佛夹缝与裂罅中的小昆虫！”

历史循环，并非像头戴猪尾巴的满洲翰林们所臆断的，是简单而无新意的轮回。谁又能说年年岁岁四季循环、日复一日昼夜循环，毫无新鲜内容：简洁不变的形式中，有变化万状的内容……西方人的科学，也开始觉悟到庄周关于“大年小年”的论断具有确然性。天文学这么说了，地质学这么说了，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也这么说了……无数小年的循环，在庸人看来竟是毫无新意的雷同！（剽窃他人著作权的奸贼宋之问的剽窃之作“年年岁岁花相似”的说法，其实极为浅薄无聊，花若有知，也会勃然大怒的）但实际上，这是“大年”（周期）的不同片断……循环中有发展，正如反复中有生成。无数“大年”的循环反复，构成“超级大年”的存在。生活与休息，引诱与痛苦，诞生与死亡──这是循环。创造与毁灭，生殖与屠杀，诋毁与颂扬──这是反复。这虽然是些永无休止但永远单调的故事，但若失了它，更伟大的建树的基础，又在哪里？

历史的“进化”不同于“进步”，它不是生活上或政治上的褒义词：“进化”仅仅意味定向的分化，所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它可能既有利也有弊。

“进化”既不朝向善恶，也不关乎得失；它仅仅与“精”、“粗”结下不解之缘。在进化的精粗疏密中，偃伏着宇宙生活神秘的节律……可悲的市，进化观念在近代，不是作为科学，而是作为宗教被使用着。宗教作为信仰，作为凝固的结论，对群众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推而广之，也许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种广义宗教的俘虏吧？

487

名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固是文明大年的附庸属性，仿佛烟花与风气……。即使所谓“经济基础”（生产力也好、生产关系也罢、经济活动的动机、动力、目标的总和也罢），也不过是作为文明周期的傀儡而升降起伏。所以，社会的衰落，是由生命力方面的要素促成，非关经济的营养物质。

到那时候，一切都会莫名其妙地衰退，一切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论风靡一时的意识形态，还是兴旺发达的经济基础，至于主控生命力的宗主，仍是那古老的宗教与巫术、现代的哲学与科学永远在祀拜、研讨的对象。

488

如果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生命力，而不是社会的生命力决定了经济基础──那为什么，经济基础会突然崩溃？为什么经济形态会有周期的循环？这些“为什么”并非永远是哑谜，永远也找不到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不少人习惯于犯贱，经济基础一旦好了，人们就要花天酒地，让局势再度败坏。人的贪心，徘徊在自以为知道与自以为不知之间，只能永远在这迷津中消磨白发。

道德不是神圣的，但却是必需的。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等等，都不是神圣的而是必需的──它们与其说是人的智慧外溢，不如说是人对自身弱点的补救，是人的“精神珍珠”（珍珠生于病态）。

珍珠，是蚌类的病；思想，是人类的病。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都源于人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大。但消灭人类弱点的前景，迄今还被包围在一片昏暗中，所以“珍珠”被美化了，这是迫不得已的慰藉。

489

宗教，是某种形式的对于“神”的追求，但却不是唯一形式，所有企图从物境的奴役下解脱出来的心性努力，都可归结为追求“神”。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艺术、战争、博弈、爱情、政治、学术、思想、冒险……当然，这必须是心性的而不是物性的。

宗教的功能多方面。当我在峨眉山看见成群结队的老妇女上山进香的热情，看见她们爬山时刻的不畏辛劳，不禁得出一个结论：宗教不仅可以促进群众的道德观念，也有利于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

试想，老太太每隔一月就爬山一次，不是很益于延长她们的寿命吗？而且，她们会因此活得更充实，更快乐。从广义健康的角度讲，宗教使人淡于嗜欲、益于养生、清心寡欲、心平气和，想必对于二十世纪的精神分裂症，不无裨益吧？

十九世纪末叶的狂犬主义者如牧师的儿子尼采，也许会疯话连篇，说由于宗教的麻醉作用，降低了人体活动的兴奋指数，导致人种的退化等等。但拥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甚至直觉基础的人类，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自我平衡吗？所以《老子》说：“有名，万物之始。”所谓存在主义的反现实原则，固然盛情可嘉，但其距离“真”，则十万八千里矣。

490

须知一切存在，其实依赖“超存在──天神──命运”，所以“有生于无”。如此不再局限于感性世界的理解，才算得上真的“哲学”。所谓存在主义，其实是执迷于感性世界而不能自拔的，所以陷入了崇拜感性的绝境。这样该死的主义，并不是哲学，而是情绪，绝望的情绪。

“知识越多越痛苦？”或是越罪恶？越可悲？知识与痛苦、罪恶、可悲之间，并无因果联系。因为知识可由对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关系，而分为真知与妄念。真知，是由内在的体验而发现，非因他人灌输而接受。妄念，是传承于传统与习俗的迷信。真知每进一步，人就越宁静、越纯粹、越超脱；迷信，最后只会使人沉沦，进入痛苦、罪恶、可悲。而因为追求真知的意志而招致的折磨，却会在不停息的向善运行中，化为乌有，在神的明达、创造者的恩惠平安中，升腾为众星之母。

491

意志与知识，在人的精神发育史中，缺一不可。没有意志，不会有知识。没有知识，意志只是冲动。毫无疑问，意志是知识的母体，知识决不是被动接受下来的某种外来物，而完全是因着内在意志，而必定要怒放的鲜花灿烂。

我们不做“意志本位论者”。所以知识的作用，不可一笔勾销。传承、教育，熏陶、训练，当能强化意志，且可调整意志的方向。这不能视作“意志的自我调节作用”，因为这是外力。如“客观的知识”即人人都承认的知识，虽然也是意志的结果，但因为获得了“普遍的主观”之认可，所以对个体意志而言，就成了外力。知识的体系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成为个体意志的干预者，并决定意志将如何实现。

意志譬若生活，知识譬若理论。知识为支持意志，而作廉价的甚至免费的服务，是常例。知识于是既沦为集体意志之子，旋复贬为个体意志的奴仆。

492

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合。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第一卷第六章

*八、认识天人**

493

诺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的《创世记》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性。他们也承认，感性的世界（即《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七日所创的世界”），是神造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这位创世的神，不是全能全知的宇宙至上神，而是一位名叫亚勒达包斯的“劣等神”。这位劣等神，正是信徒对《旧约》中的“上帝”的称呼。这位“劣等神”，是一个更高的神──索非亚（SOPHIA，意为“天之智慧”）的“叛逆之子”。而恰恰是这叛逆的、劣等神在其“对超理性的叛逆”中，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感性的世界”！

对这感性的世界，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曾经正确地称之为“感觉的复合”。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上述理论，人类苦难的种子，并不是埋在“失乐园”的灰尘中，而是埋在“创世记”的光明中。按照如此逻辑，那位遭到万人唾弃的“狡猾的蛇”、《旧约》中的“恶魔撒旦”──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基督的救恩所不可豁免的中介！因为这蛇警告过夏娃，要她食取禁果、获得智慧，以便把自己和后代，从“劣等神”创造世界、对人类进行“感性欺骗”的罪恶中解放出来。按照诺斯底派的邪说，作为劣等神的、创造感性世界的耶和华，他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以至上神索非亚的“允诺”为前提的。但是，至上神索非亚不会永远容忍劣等神耶和华限制人类净化感性世界的奋斗──终于派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类从耶和华创造的感性世界的泥淖中拯救出来。……

像诺斯替教派这样的创世观与救赎观，是希腊人接受犹太背景的基督教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混合体。因此，它是两种古典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相遇时，击迸出来的精神电火。透过神学的飘忽帷幕，它向我们发出如下的文化信息：

A、各种创世记，即以感性世界为基础的创世景观，都不是永恒的。所以，至上神（最高的精神状态），终会派下他的“儿子”（即某位道成肉身、体现了最高精神状态的人）──前来打破已然的、既定的感性世界的僵局，他即将（和已经）把人类的命运，带入超感性的境界，从而构成“世界的毁灭”与“最后的审判”。

B、创造了感性世界的“神”，或说感性世界所创造的“神”（圣经正确地称之为“偶像”），只能是自私的“劣等神”。他在一次性的创世之后，就懈怠歇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懒惰，为了维持自己的领主地位并享受人类供奉的香火，他刻意软化人类，意欲永远将之囚禁在感性世界的笼子中。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禁止人类服食智慧果，是要他们固定在蒙昧中。他不让人类享有生命树，是要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伊甸园”是片极美极美的乐土，但那是感性世界的因笼。生活在乐园中的人类，是没有个性的囚徒。他们不自知，并以受奴役、被保护，为乐事。……

C、被动的人类，终于在某个“不安定因素”的鼓动下，行动起来，打破了感性世界的沉闷。

“世界是怎样的，对于更高超者来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上帝是不会在世界上显示的。”──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逻辑哲学论》6.432，

多么绝望！正因为他拒绝显示，他才是上帝？但基督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他为毫无价值的人舍命！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新宗教的兴起取决于两个条件：A、群众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安慰与寄托；B、天才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升华与陶醉。因此，宗教的兴起，有待尘世生活的令人绝望、使人厌倦。这时，历史的需要，才来到我们身边。历史不是由少数天才随意创造的，因为越是伟大的天才，就越是命运的恭顺奴仆！

494

人生的最高成就，甚至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活下去？面对反复无常的世界，人们终于可以明白：人可以达到的，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超越感性的世界！征服，是肯定，是对感性世界的吹捧：人的每一个进步，都体现为征服，人的每一个动力都由征服的意愿来提供。这样，每一个事业都意味着征服，例如克服一个壁垒、解决一个问题、爱上一个女人──无不意味着“征服”。

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甚至演说、演戏、做人、做梦，无不意味着征服。如果没有征服的刺激，人生将何其平淡？世界将何其荒凉？文明有何意义？然而，只有征服而没有超越，犹如只有收获而没有对收获的使用，除了使自己沦为守财奴之外，还有什么呢？“金玉满堂，莫能保之”（《老子》），此之谓也。感性世界的消解，将使金玉沦为败絮。

495

在种族秩序中的人民生活，仿佛大为不同，但还是属于同一范畴──受基本肉欲的驱使。群众的物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仅是一种生物现象。所以，人民运动的性质，也是不会改变其物性的。一切试图改变人民生活和人民“精神”的努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谁也无法改变上述的物性，更不能遏制这种物性带来的肉欲。受限于感性世界的人民生活，完全是一种物质运动。从精神现象看，各时代、各区域、各种族的运动，仿佛性质不同；其实呢，大同小异，任何认真的精神载体，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一个实干的战士，因此用人民的物性来达到自己的精神。因为他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是以天作为调整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的一个标尺。在他看来，天与人，实际是同受一个最高造因的支配，对其中一造（如“天”）的认识，有助于对另一造（如“人”）的调整。当宇宙形态出现特定倾向，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也会出现相应的倾向。所以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感受到不同的宇宙形态，地区与人的差异，使天与宇宙形态，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时间差异，又给表面相似的空间形态，以各不相同的特性。严格说，这既非人受到天的移易、感应，也非天受到人的感应、移易，而是它们同时受到更高造因的感应，据以调整了共同的状态。

496

如果使用更洒脱和超越的眼光，并借助更高级的角度来看，有理由认为，土壤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并非谁决定谁，或谁决定于谁：而是共同受制于一个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因素，某个就人的感觉而言的“虚无之君”。并不是“天人交感”，而是天人受制于更高的造因，这“虚无之君的造因”，能够使得天人同时现出相似的特征。

由于人容易习惯社会状况的改变，所以自然状况的突变──灾异，才会对人暗含一种警告意味。现存的社会状况，既然已经背离常轨，那么对文明人类而言，社会感受已经不足以像自然感受那样直接、敏锐地射入灵魂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社会灾难，不再察觉它对文明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损害。暴君可以把暴政美化成仁政，也可把恶意曲解成慈悲；但他决难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上天的赐福。所以，用灾异学说来对暴君进行最后的制裁，不能不说是西汉今文经学家们对文明世界的一大贡献。其合理基础在于：人的动物本能比人的社会习惯，更基本也更强大，且还派生了前者。因为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是动物本能而不是文明习惯，所以对社会状况的认识，不得不受权势者宣传左右摆布，但对自然状况的感应，却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因为天毕竟高于人。

497

水土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这是不可分割的两造。没有植物，水土是什么？没有飞禽走兽，大自然又是什么？没有了人，天是什么？天之骄子又是什么？在这“不可分割的两造的对立”中，有深刻的统一。是土壤决定了植物的品类及繁萎盛衰之理？还是植物改变了土壤的成份及其质地？是环境（水土、气候、经纬度、毗邻的生物链等等）决定了动物的种族特征？还是动物及其连锁活动改变了环境的风貌？

天人感应，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不仅天决定人，人也改变天。天人交感意味着：A、天的态势及运行，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B、人的希望及命运，对天的状况及天人关系的再影响。这里的机制是有机反馈的、生龙活虎的，无法用西方的机械观念来解释。理解的金钥匙在于中国式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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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地学”起码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居处、住宅，对居住者的生理、心理，可能没有影响吗？这一点无须精明的心理学家就能认可。而精明的心理学家，只是可以对此做出更精细、更系统、更有趣地分析罢了。而不同的生态和心境，又将酝酿不同的行为方式、思想风格等等，以至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而这一切，又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命运！──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影象和模式，因此大相径庭；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也因此发生微妙而不断的变化。任何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可对上述所言做出自己的注解，难道不是这样吗？

宅地的位置、建筑的样式、水流与朝向、大的背景环境，从此与人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风水”也是如此。它对心理动向、行为反应、世界图景的形成等等，影响巨大。不但活人周围的“风水”是这样，死人周围的“风水”亦复如此，特别是在一种崇拜祖先、深信死者境遇将影响活人命运的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了。

至于更深一层，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宅地、这样的风水，就是一个更重要、更是休戚相关的问题了。例如，古代帝王对祖坟以及现代独裁者对故居和寝宫修葺盲，也含有宅地意义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修葺不失为一种破坏，穿凿不失为一种泄漏。所以，极盛的穷奢极欲，实为破败的预兆和伊始。

499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压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结束）

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开始）

第二卷第一章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001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认为：“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除非人们预先得到危险警告，而尽力增强自己，以防御它们的猛攻。”（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l卷38节）

培根的这一警告，发出已经将近四百年了，但是，“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与“真理”这两种力量对人们心灵的争夺并没有停止，相反，还在各种新的形式下，日趋激烈地展开。一系列心灵争夺战的绵延持续，显示了文化观念变迁的节奏。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培根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估价，他指出：“培恨哲学中一个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举出他所谓的‘假象’。他用‘假象’来指让人陷于谬误的种种坏心理习惯。他举出四种假象。‘种族假象’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假象，他特别提到指望自然现象中有超平实际可寻的秩序这种习惯。‘洞窟假象’是个别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见。‘市场假象’是关乎语言虐制人心、心意难摆除话语影响的假象。‘剧场假象’是与公认的思想体系关系的假象；在这些思想体系当中，不待说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家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实例。这些都是学者们的错误：就是以为某个现成死套（例如三段论法），在研究当中能代替判断。”

培根所揭露的这四种“假象”，实际上在他以前很久很久，并在他以后很久很久，都是不断困扰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多面怪神──像是印度教神话中多头多臂的梵天造像那样。每个人，包括培根在内，在面对这个感觉的世界时，很难不陷入这个伟大神祇多手的拥抱和多眼的缭乱中……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存在。称之为“假象”或幻觉，仅仅是立足于“批判”的态度，立足于文化潮对旧文化模式的冲击。而在更新的心潮看来──培根所倡导的实验哲学又岂能全然免于他自己所揭示的诸象的困扰呢？现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们，正陷入新型的“剧场”、“市场”假象而无以自拔；至于“洞窟”与“种族”假象则是连那原始民族，也难以回避的。

002

原始的巫术曾是当时的科学；现代的科学也总有一天会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各个时代的科学，都有过它的功能，又都是不完善的。各种形态的科学（现代科学只是它的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部分），都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是人类智慧本身。

而许多流行的见解，却把这二者随意混同起来了。这一混同，是“科学迷信”的核心。但事实上，一种科学体系可能寿终正寝，但人的智慧之源却不会随着一种科学、一种文化的蠹败而枯竭。科学（它的派生物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物质价值──相当于宗教对人的生活的精神价值：本质上都是启示性（科学术语则是“启发性”）的。

这一事实还决定了“科学”具有先天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奇异光芒；另方面，对这一光芒的崇奉，又可能压制人类智慧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科学的光辉遮蔽了人类智慧的视野，使智慧的视线因之扰乱了，这是可悲的本末倒置。而不适当的“教育”──往往扮演着这类悲剧促成者的角色。

003

任何科学或文化的结晶，都不是人类生活藉以藏身的强固堡垒，而只是人类智慧动人行程的纪念碑。从长远看，它的历史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信守它是极其愚蠢的。因为结晶是有限的，可智慧却相对无限。同样程度的智慧，既可以创造这种结晶，又可以创造那种结晶。同样类型的智慧，既可以凝成某种结晶，也可以消融某种结晶。因此，好的继承发展者往往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而坏的继承人却去阉割生生不已的精神，以垄断自己对精神财富的继承权。这样的“剧场”比比皆是。但说到底，智慧是“本”，结晶只是“末”。人们对它们的无理倒置──往往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这代价就是生活的僵化。在愚人的心里和手中，结晶变成了负累。它，本应是新思想的源泉；现在却零落成复盖活智慧的厚重尘埃。这些尘埃互相纷扰，沸沸扬扬。它使现代人感到“迷惘”，感到自己正在“沉沦”。它还表现为科学备学科之间的矛盾和各种科学理论之间的深刻歧见。本来，应该从这些暂时性的形式（结晶）中超脱出来，从而打通自然与智慧之间的层层壁垒。但现在，人们却被困在这些形式之中，使科学的结晶成为人类智慧的死亡之谷。

004

人生不是通向来世和乌托邦的阶梯。人生是本位，是目的本身。而各种科学或文化的“认识”，都从属于它。

“认识”的本体是什么？科学不是本体；哲学不是本体。宗教不是本体。唯独的本体是人类的智慧。它充满真诚的喜悦仰望无穷的天体。它用敏锐的精神触须──向环境发出一串接着一串的奇异问号……这，才是永远汹涌和永远宁静奇妙交映着的汪洋大海──我们的“智慧海”。

在人类智慧的汪洋中，浮现出科学之岛、哲学之岛、宗教之岛、艺术之鸟……它们，象水手传说中的“魔鬼之岛”一般忽然冒起，倏然消隐……它们飘浮无定，踪迹无凭……它们轮番出现，轮番沉没，有时成为时尚，有时沦为“糟粕”。但是人类的智慧海却默默长在──时而发出惊天动地的神秘光彩；时而任凭岛屿摆出一副白作多情的“永恒姿态”；时而满怀善意地把众岛消隐在它那无边的沉默里……体现出令人震怖的“母爱”……中国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就是如此时隐时显，与时俱化的。

005

科学之岛，本在发展、飘移之中，永远都变化无定，兴替无形。神话中的大力士，砍断了系缚众岛的铁索，自然的潮流迫使科学之岛转形于天涯海角；使岛上的众民，学会了谦卑的态度固定的或半是固定的科学系统，很少不违背真正的“科学精神”。那些假冒科学的现代法利赛人的煌煌杰作──不但有违真正的科学精神，也和一种健全合理、节制适度的人本主义相冲突。他们之理解不了这些高级文化的结晶。一如古代犹太的法利赛人，理解不了先知书中启示出来的伟大气质；而视上帝的福音，更是如寇仇。

“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如果说，“科学性”只是指敢于承认新发展、新事实的一种态度──那“科学性”就不是一个神圣的、保守的（神圣与保守向来都结成强大顽固的同盟）字眼；而是一个新奇的、革命的字眼。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滥用“科学的……”之类的词组。这，才是尊重科学的态度。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许多“科学的……”事物采取重新思考、重新估价的态度。现代人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他多疑的敏锐日光抓住了“科学性”常有的名实相续的矛盾。“科学性”与“科学的”──不应成为陈旧事物或陈旧思想的护身符。它是，它永远是人类智慧向前探望的一道光束。人，应该成为“科学性”的主人，而非奴隶。

如若不然，科学与巫术在本质上就全然合流了。我们可以尊重原始生活中的巫术（！）──因为它不失为一种心理疗法。但原始巫术却顶替不了现代科学，代替不了科学在广阔领城里的发展。──这是两个文化时代的精神表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的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更不可能是普遍的。这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但它毕竟为新一轮的创造扫清了路上的垃圾，斩断了林中的荆棘。科学的具体活动，用辛勤的汗水辟开一条条的幽径。尽管，社会意义的、高级文化的创造──这不是科学份内的事。

006

科学至上的信徒，并不真正理科学的工具性质。

科学至上的阴影──正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内在活力。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一起被倒掉了。

007

科学本位是与人的本位相对立的。这一阴影，早在四百年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文化斗争中献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盟，没有意识到经院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诸多谬误，恰恰是扎根在人注的局限之中。在这一点上，培根可以说是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化视野的：

“种族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大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新工具》第l卷41节）

培根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可谓一语中的。但是，在根本上，他依然是科学本位、科学至上的孝子。他没有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他还缺乏足够的智慧去理解，既然种族的特性是人类文化的出发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什么“假象”，而是任何人和任何文化都无法摆脱的大前提、大真象。为了科学，去谴责人性是错误的。如果认定“科学的认识”是人生的目的，而凡不合此目的的生活与美，都应在摒弃之列──这样的世界观，是热爱生活的人们不愿接受的。同理，如果用认识论去取代伦理学，用功利去扼杀美感则是一种哲学的病容，它是文化有机体失调的结果。

008

“科学”，这是一个统治着二十世纪各文化圈、各阶层意识的一个时髦字眼。就像明清时代流行于中国的“理学”、巴罗克时代流行于欧洲的“理性”一样时髦，甚至更加普及。可是又有多少个心灵真正参透了科学？他们理解了科学在文明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含义吗？如许硕学鸿儒，又有多少人能给“科学”下个较确切的定义而不陷入自相矛盾或片面说理的窘境呢？

就我们的视野所及，那真是太少了。

科学，不等于“逻辑”，不是“逻辑”的奴婢。

科学的发展，并非逻辑推理的结果。逻辑和数学一样，只是一种被规定了的思路。它既不意味着“真理”，也不意味着“错误”。它们和“事实”并无必然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无法验证、也无法反驳的东西。

009

科学起源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不同于宗教、艺术、道德、哲学，仅仅在于它后来是可以用实验室手段加以验证的。仅此而已。可以验证的东西，并不等于是“验证的结果”。而在现代学界的普遍误解里，却把二者混同起来了。科学，起源于“幻想”，完成于“验证”，并在技术化的运用中“被理解”。没有“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社会化的理解”。

逻辑，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决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现代学人的又一误解，在于把一切“不合逻辑的”或“不见经传的”事物，一概斥为“荒诞的”。而新兴的东西，总是不合旧有逻稳的逻辑是死的，事物却活生生。同样，圣经贤传本应成为新事物的“使用说明书”，结果却馏越到不属于它的领域，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新兴事物的“建造蓝图”。

我们的心理习惯是，从对一个事物的论证方式，去评判这个事物的真实性。就像从一篇文章的写作方法，去判断这文章所陈述的是真是伪。在古代雅典的民主诡辩时代，苏格拉底被唇舌杀害。而罗马的屋大维竟凭安东尼的一次演讲，成了神圣的“奥古斯都”。这都是由于对论证和逻辑的迷信占了上风：

“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作为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新工具》第l卷69节）

010

科学万能的信念、科学本位的理想正在发挥着类似于古代宗教教义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的社会功能，这使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迷信。它根本不顾这一情理：人，不是机器，也不是长着“大脑”、带着“精神”的物质。人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有着广泛要求而又爱好新奇事物的智能动物。人，是被好奇心支配的动物。人，爱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历史不断“重演”、不断划着巨型的“圆”。是人性而不是培根所谓的“宇宙的量尺”──给文明之流如此之美的活泉，激起五色交映的层层涟漪。

不打碎这些压制生命的现代迷信及其标准化的枷锁，寓于人性中的创造力，就无法自由展开它雄奇的“十面之翼”。不驱除这些碎片残骸，中国的精神之化，就无法开在历史的原野上。中国人，就闻不见它的奇异。

第二卷第一章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011

有两种哲学：“年轻的哲学”与“年老的哲学”。年轻的哲学是主动的、开放的哲学，它常常作为科学发现的前锋出现在历史之中。年老的哲学是被动的、封闭的哲学，它只充当“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与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趋向统一的不断运动。前途伟大的统一，须是发展中充满活性的统丁。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结果”；而是一粒精妙绝伦的“种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它，含蕴着能动的生机。年老的哲学，不仅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抱住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哲学，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

世界哲学史的例证和世界哲学界的现况可悲地显示着，年老的、封闭的哲学比年轻的、开放的哲学更易于统治人们的心灵。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还和少数人的既得权益与虚荣心理纠结在不起了。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为人类现有的视线打开一片又一片的新视野。这种灵魂，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

012

宗教，在很多场景中，是对年老的封闭哲学的极端反应。它发自人性中要求新鲜空气的需要，它闪动着人类智慧中简单但纯朴的光辉。它厌恶年老的哲学及其论证逻辑和板结了的术语，以至于不屑于采取条理化的和学理化的批判方式。干脆直接诉诸人的直觉。在历史上，新兴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背脸不看古典世界的宗教、哲学；新兴的道教与佛教，就是这样扬弃了（包括同化式的吸收，两汉经学的系统。这些集大成的封闭系统，曾经那么深刻、全面地抑制了人性，从而招致启己的衰败。新的精神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宗教形式，但并不全盘否定过去的遗产。因为，它渴望排斥的，仅仅是种衰朽的气息和顽冥的结构体系：

“当基督教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有文化的新的归依者，古典世界的许多观念便钻进了它的教义。……在基督教的早期岁月里，科学和一般学问都是被认为同那可憎恨的异教上层阶级相联系的，并且因此遭受猜疑。但这态度并未延续下去。一旦教会期望在文化上登峰造极，耶稣的那种平常人说话式的训言，便很难满足教会了。像崇拜圣言的‘约翰福音’所指出，那把LOGOS视为神秘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发生了作用，并且，柏拉图主义在圣保罗传道的话里确实也已经露了头，不过是在一个比较冲淡的形式之下。”（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3篇5.3节）

精神运动采取的这类复杂形式表明，具有实实在在功能的文化运动的共同指向，是“更新”，即通过否定与再否定（间接的肯定）的痉挛，来为文化注入活力。否定是为了再获活力，间接的肯定也是如此。例如，当宗教的形式能够引进活力的时候，即便最有理性批判能力的心，也会接受这一事实。历史上宗教战胜理性的时代，为此提出了证据；洪秀全也正是借助于非理性的基督教义，严重打击了儒家的合理主义世界观。

013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己。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当活宗教变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条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这时，它也像过时的科学系统（如托勒密的天文学、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等等）一样，没落成为一套套固定、繁琐、滑稽可笑的“教义问答”。它的仪式充满压制人的气氛。它的规矩顽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化复兴运动的使命。

哲学的理论，当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研发现的事实。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学前进，有哪一代的前进中的哲学，拒绝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养料甚至灵感呢？它要以此冲破传统的层层壁垒；它注定要劈开当代迷信的云山雾障。

“拔本塞源”──只能导致腐化颓废。

014

哲学，有时作为扩音者来到科学面前。因此，它必须吸取最新的科学结晶，使自己更加光彩照人、娓娓动听。有违最新科学常识的哲学，只是破旧的扬声器，它使科学的声音大大走样，并把自己的刺耳噪音，灌输到世人的耳朵里。这样的哲学很少可取之处。仅仅作些调整、修正之类的努力，无助于改善这类哲学的没落之运。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已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二十世纪的科学根本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科学。如果称十九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二十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折衷怀疑论了。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十九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力图说明科学边缘之外空间的绝对独断论。两种科学的哲学反响，就是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和唯理主义和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和反唯理主义。尽管这么说，显得有点儿粗疏。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以马赫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物理学观念的过时。

以奥地利隐士孟德尔和美国的摩根为代表的现代生物学（它强调“遗传”并建立了“基因”学说）宣判了拉马克之类古典进化论（他强调“习得”）的过时。也许，分子生物学还将宣判“华莱士──达尔文”学说的过时和谬误。

二十世纪的动力心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机械心理学的过时。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纪。无数的“浮士德”在竟相争夺这个世纪。他们，拼命争夺看不见的“时间”，以期压倒对手。

015

文化的本体论对科学常识全面开放，它在科学之岛上起飞，进入寥廓的文化天穹，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学岛上的荆棘丛中。因为它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现在流行着一种学术的时尚，是用系统论或工程学的方法去分割、解释人的文化活动，将人的有机活动与无机世界的运动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开来，竟产生了以“科学的方案”去构建人类意志行为的冲动。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里，我们曾看到类似的表演，即，为了使人服从宿命论的压力，而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机械原理的支配的。他们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创制新奇、“越轨”之事。现在，这种重新流行起来的宿命论，却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和“方法”，畅销一时。这种科学宿命论，有窒息人类创造力量的危险把人当作无机物来对待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亵渎（亵渎了创造之主），而且会招来新的蒙昧主义浪潮。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分属两个界域。

文化的创造当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启示；但文化的研究却不可与自然的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分寸的外交关系，应是“礼让三先”的互相宽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冲动，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学，不应充当杀死人的性灵的凶残表演者！

评判一种理论，须进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体察其根部状况。因为理论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系于它的文化功能。具体说，对待流行的理论尤应慎重：随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压制性增强了，它的弊端开始显露。种种文化的假象，开始成为对世界进行评判的依据。

“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也叫剧幕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着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新工具》第1卷44节）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话，则发现，“公认的学说”由于受到了无条件的认同，而免受怀疑的检验和运用的限制，因而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头脑对于流行性见解必须加以格外的反思。

016

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017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活力的。

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所谓“来自西方的真理”）会保护它、拯救它。

唐僧的时代一去不反了！我们若不醒悟，西方的胡子们是无法代我们醒悟的。

对西方事物的盲目崇奉（即便它采取了“科学”的形式或“进步”的口号），对中国的命运是不利的。就是对现代科学，中国人也不能过于拘泥地接受它。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

人们对待这一悲剧性分化的不同态度，分别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高度。从科学的两重性中，一方面产生了作为扩音者的哲学；另方面产生了作为抗议者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尽管形式不同，用途迥异，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倾向：力图弥合、统一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认识和人类理解所造成的分裂。

第二卷第一章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018

人是在文化史的大气候中塑造自己心灵的。同样，人也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塑造自己的哲学理念的（哲学的冲动和方向，则来自生活压力本身）。因此，如何看待以往的哲学，是一项既有趣又严肃的活动。对哲学史的研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一条道路上，不可能看到自然界和历史界丰富多彩的四维空间。在一条道路上，不论它多么“宽广”、“四通八达”，都只能看到一些不甚联贯的侧影与断面。它看不到伟大自然与丰富历史的真正全景。但对深沉的灵魂和邃彻的目光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参透各种有形及无形。

019

在体会前人文化与哲学的反反复复的思维运动中，个人的心灵之光是“理解”的前提和杠杆。“洞窟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窟，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窟的形成，或是由于这大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爱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以上可参见《新工具》第1卷42节）

文化史、哲学史还表明，“公共的大天地”与“个人的小天地”并无质的不同，相反，二者具有反馈的关系。小天地构成大天地的出发点，大天地则是小天地的归宿。人类的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大洞窟；其“假象”，即为各时代、各文化的表象世界。认识到表象的时空局限，就无异打开了智慧的巴比伦（意为“众神之门”）！

020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

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的对垒与渗透，来观测整个哲学史的变幻无已，能看到有关认识论的一些侧影。至于哲学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另一些侧影（如本体论、伦理学、审美体验等等）就全然看不到了。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四世纪，是心理学诞生前的伟大腹痛期。这充满焦灼之期待的剧烈阵痛，吸引了哲学的大部分注意力，于是哲学家竞相以“认识论”来显示自己的深刻与博学善思。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哲学上的“世纪病”。

中国人就不把认识论抬高到哲学王后的宝座上。中国人更注重哲学的伦理价值（以儒家为盛），更注重哲学的审美性质（以道家为盛）。中国哲学家，向来把认识论作为论证伦理哲学或审美哲学的一种方法。他们不让有关认识的理论，去垄断自己的智慧。这是可以借鉴的典范。而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也在向着这个更为健全的方向缓缓移动。

这里，似乎预示着某种大规模文化气候的转变。

022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023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像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024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己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025

哲学和生活相似──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026

二十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压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象耶稣和甘地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冲突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027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祟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压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028

“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尔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十九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尔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二十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二十世纪初时的柏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气候。

第二卷第一章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029

不论人与人之间纷陈着多少深刻的差异，并由此生起多少层面的力量比试与文化波澜，在以下这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稳定的近似：

1，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意味着流动、变化，对各种刺激进行特殊的反应。

2，每个人都在活生生的存在过程（这被叫做“生活”）中极力表现自己，用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

3，每个人都努力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上绵延自己的存在，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只是其手段。只有当人确切知道了自己的极限之后，他才学会克制自己（所以，让人格守社会规范的灵丹，是用一定方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极限）。

4，意识到上述三点，并通过语言和范畴来思索它们，从而形成群体的文化世界和个体的意识世界。

由于人的文化意识的泛时空性（我们现在思索这些问题，正是文化意识的结果），上述四点，事实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什么是动物的人，什么是文化的人；什么是基于科学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相对说，区别它们恰恰是摆设在思想者面前的一个令人神往之谜──它诱使思想接近它。

030

文化本体论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的本体论。各种本体论虽在体现宇宙观念方面，有着深层的一致；但当人类的智慧以其不同的侧面去探索不同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光，投影到了不同界域中的刹那之间，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视象。一种真实的科学本体论，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实验的（而不仅仅是“实证的”）基础上，它尽量排除猜测或假设的部份。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空白献出现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时空诸相的繁复则显得相对无限。在“实在”的背后和四周，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这虚空，是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的。

这一虚空，正是文化本体论所意欲探索的空间。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科学已经证实了的实在世界远为广袤、远为神秘的地方，但它又是近乎无所不在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极力在生活中表现自己，以此来赢得自己也赢得生活，这是现代人已经瞥见的普遍的文化精神动力。它不同于科学的精神，即便是在那如此千姿百态、充满生气的动物世界里，人们也看到了（并用摄像机悄悄拍下了）这一精神的冲动。人们观世的眼，决定了他所捕捉到的视象。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儿，注入他们不再对之感到恐惧的动物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发见了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人性”：这就是自我表现。人自己，无愧于那顶自我表现的大众情人一般无异的无耻王冠：他比四脚畜牲有更强烈的动机、更明确的意识、更耐久的毅力。不可否认，这正是帮助人类这种两脚动物得以战胜群伦、垄断地球的最大力量。

耶稣早在他短短三年的悲剧史诗般的反击生涯中，就发现了这个“精神决定物质”的现象，他认为这是“魔鬼”迷惑住人们的感官，从而蒙蔽了人们的真知。耶稣想完成人间的驱魔仪式，结果，反被魔鬼的子孙、毒蛇的种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再一次取得了实有世界里权力核心必定拥有的光辉胜利，为自己的饕餮贪污的晚餐又多上了一道“纯洁的菜”。

耶稣的错误在于，他的乐观主义，认定人类有能力战胜自己“精神决定物质”的（充满幻想气质的）文化天性（就上述意义而言）。而现代的生理心理学却证明了一个又一个反耶稣的定理！──人必须先对某物感受到兴趣，然后才能将之纳入视觉注意的中心；人必须对某物感到了“需要的压力”，然后才会把关于它的深刻印象，输入到意识的库存、行为的反应中去。

031

活生生的人，是随时随地（哪怕是在梦境中和玩笑里）运作着一整套“生理心理程序”的个体。在有机与无机之间不断反馈（完成其感知、体验、反应、行动、逃避、转移……）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意识的基础，也是集体行为的文化出发点。离开了个人的精神，集体的文化要么失血并瘫痪，要么抽象为一个禁锢活力的符咒。

个人的文化精神的扩展，并不像是流行的看法那样，仅仅起着分裂社会和科学的规程作用。其实，它也是社会文化乃至科学规范本身得以更新的头等动力。当个人与个人在文化的荒原上相撞，他们要么两败俱伤，要么联合起来，学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因为在一个人烟日益稠密的世界上，孤独者很难找到自己的乐土。甚至连立锥之地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掉。当个人的扩张采取了时间的形式，就促成了被称作“精神文化”事物的起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文化心灵的最大恐惧；而文化绵延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安慰这“无名的悲哀”。人，不仅希冀后人铭记自己（哪怕是刻在一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印在一条褪了色的条幅上），还渴望从援引前辈的遗言、遗迹中，汲取支援意识的力量。这就是“典范”的吸引力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创造精神上堪称是贫弱的，这可以从他们以“述而不作”为典范，以“注家”自居──不敢涉猎“开创先例”的文化表现──上看出一点端倪。缺乏原创力的表征，恰恰说明文化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以致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启示变成了桎梏。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032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取决于人与其它动物间的区别。古代神话说，人是上帝从动物世界里挑选出来，用以贯彻自己意念的优秀者。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断：人，是上帝与动物之间的一个中介？或是上帝与动物的混合体──精神上的神，肉体上的兽？无怪有句谚语说，人具有半神半兽的双重构造。

意识与语言，也许并非人的专利（现代生物研究表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人类的独特成就却把它的发展推向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理智的判断（趋利避害）和情感的冲动（以欲力为基础），更不是人的专利（这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前提）。但人的文化表明，它们是在人的活动中，得到了迄今最充分的发育。而综合了人的这些超动物特征的“有机文化”就构成了“人的本质”。人为自己创造了“文化”。文化的本体论，事实上是人在探索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巨大空隙时的“道路”。每个文化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本体论，每个文化时代，也都扬弃了前人的文化本体论。

这种新陈代谢，正是“人的本质”的有力表现之一。

所谓真理是多元的这个命题，其含义是：多个真理可以相悖而共存。关于多个真理的观念，是否属于怀疑主义的一种羞怯表现？凡此种种，都很难确证。有关的论断与证明，常常取决于语言（及其定义）的安置及其巧用。因此，那只是语义学上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但“世界观”与“真理”则不同：世界观是无法检验和公认的。那是一种存在。即便在一元真理控制着整个文化意向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在“一元”的旗帜下，也是各各不同的。

“世界观”与“真理”的关系是这样的：真理虽然来源于实践的总结，但其具体形成却受到世界观网系的严重过滤。因此，就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它并不把自己的观念世界升格为普遍的甚至局部的真理；而仅仅自认为，是诉说了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气氛之下，某个心灵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有机的看法。

033

这里展示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甚至不是一时的、片断的真理。因为这里诉说的一切，与真理本不属于一个范畴、一个界域。这里提供的，仅是一些有趣的说法、别致的思想而已。它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而仅只表现了精神探索的多项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宇宙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为的文化构造，都有其特定的限数。许多古旧的哲学原理，也像是文化本体论一样，在理论的原则上是承认文化乃至文明实体本身的这一新陈代谢的。差别在于，文化本体论还勇于兑现这个文化论上的承诺：它在实践上对异己的新文化力量，持发自内衷的宽容态度。这样做，不是出于文化道义感的克制，而是发自对文化命运的洞识。文化的嫉妒心是与缺乏自信，是成正比的。文化方域中的狂热嫉妒，是一种类似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之类的心理冲动，它来自潜伏在文化人类身体深处的攻击性本能。它的各种极端表现，在古代的暴君、排除异己的教会集团（以犹太会堂和基督教会以及他们的现代世俗化的继承人──政党，最为“杰出”）、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攻击着的尼采主义者（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表演中，早已为人熟知了。但新哲学并不出此下道，它知道过无济于事──建立在沙滩上的纪念碑是不可靠的。它看到了掩蔽在文明光彩后面的漫漫黑暗，它指着壮人视听的文化实体后面的无边虚无，对所有的“耳朵”（包括他自己的）悄然而说：学会宽容！

它的话语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开拓性的。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现在流行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现在流行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

也许，科学本体论的规范无法实现的文化功能，要靠文化本体论的探索去实现。

文化本体论，只是在追求着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大时代的文化本体──“我所自任的角色不是一个裁判官，而是一个向导员。”（《新工具》第l卷32节）

为此，需要区分科学的本体论和文化的本体论，即绝对的本体论和相对的本体论。

第二卷第一章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034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关系。文明，很少能建立这一协调的关系。能建立，就兴盛；不能建立，就衰败。个人主义的原则、个体化的原则，在有些人看来是万恶之源；在有些人看来是历史发展的必备条件。

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停滞的可怕口实。大多数人于此甚为冷漠，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而这对立的两造之伺又无法达到一项统一甚至妥协。

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是这一文化对立的背景。除非统一的世界秩序来到我们中间，否则，文化上的较量不会有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思想的分歧不是理论的证明可以解决的问题。

035

现代世界的一切矛盾、冲突、混乱、光辉，乃至力量和升华，都以上述的焦点为其核心。现代世界的一切光荣和腐败、伟大和受难、圣洁和刁钻，都在这一背景下充分展开。关键在于：社会虽是个人的母体，但它的存在却离不开个人；它的生动发展，更离不开有价值的个人。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社会”还剩下什么？连那玄妙莫测的“关系”也不复存在了。“社会关系”只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角逐与合作上。否则，“社会”就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水平上。而卢梭大言不惭的那些“正义”和“集体的意志”，就成为纳粹式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的“精神先导”。就是这样讽刺性的，“启蒙运动”，以极为曲折的方式，为独裁政治准备了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气氛。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曾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分析。

个人主义虽有种种，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种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对力量的崇奉、对权能的信仰，产生于一种简陋而庸俗的“现世主义”。它说：“既然没有来世，每个人都只有这一次生命，那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一番，尽力争取在这个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吧！”于是，起了分化，起了厮斗，起了不遗余力的“竞争”。

在印第安人那儿，则没有这类情形。对于原始民族颇富永恒意味的宇宙景观来说，“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所以，附属于紧迫感的权能崇拜也就显得浅薄可笑了。我们应该从我们的亲兄弟印第安人那儿学得一点智慧。就像我们正在欣赏他们的神话与美术、吸食着他们的烟草一样……而不要学习那些残杀他们的欧洲海盗。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因为不这样做，全体人类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当代人类生存的基础，它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

036

构成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正趋于沉沦。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废墟上。犹如那在原子弹爆炸过后的一片烟尘中，无力摇摆或疯狂痉挛的小草。现代工业社会的奴隶们，所能“选择的自由”除了“沉沦式的生活”，就是“升华式的死亡”。而许多糟糕的情况还会导致“又沉沦又死亡”的惨淡结局，一种致命的“锈蚀感”侵袭着无望的现代奴隶。

然而，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灵！我们为什么不奋起呼唤我们自己的精神风暴呢？我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力吗？

037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38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互不相容。不是哲学的静观扭曲动态的世界，便是动态的世界碾碎了这一静观。在这之前的“综合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它不是凝固的体系，而是被某种强烈的幻想热烈激动着的“一片智慧海”。我们的五色海。它的狂涛将随着世界的统一而逐渐平缓──最后凝成博大精深的“综合哲学”？

039

“生物圈”里的生态平衡，仿佛是当今地球上至关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一平衡态中，而且，没有“超脱”于它的真正希望。这一事实，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接受。这是新希望和新哲学迅速崛起的有力前奏。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从绝对的现世主义及其绝对的权能崇拜下，解脱我们业已横遭毒化的心灵。如其不然，绝对的权能崇拜将进一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为子孙后代着想”将成为某种新的基本信念的内核──就像古代的祖先崇拜，曾经有力地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半文明史；对未来的希望、对后人的殷切关心，也将给这焦渴的世界遍施甘霖。否则，现代世界过度的紧迫感，它的权能至上的信仰，它尊崇暴力的习气，它“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善”的偏执狂，将通过无止境的军备竟赛和环境污染，沉沦性的道德原则和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毁灭我们寄生的文明世界。

040

“生物圈是圆的”！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周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中。既走不出去，也不会真正迷失掉。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悟出这种处境的价值。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生物圈的现实，协调无间而又莫逆于心的新范畴。我们，还缺乏“圆融的心灵之光”。对生物圈这个包揽一切思想、文化、科学、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大圆”而言，方向是没有的。方位观念，本来起源于“大地是方形的”这一古老的信仰……人生的真正方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次直线型”的，而是“不断回归型”的。是随右这“大圆”的自我运动而不停旋转的“反复其道”。《易经》的《复卦》，对这一真理做出过有力的阐述。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互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不是用原始质料进行创造的物质化创造，而是用现代文明世界再创甘泉。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041

我们，并不来铺陈一套算卦式的“综合哲学”。决不像卡尔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那样用自然哲学去“推算”行星的运行或“指导”宇宙的秩序──“绝对精神”。我们所欲陈述的，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四通八达、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些思想也许不乏矛盾之处，但它是真实的。它不力图掩盖这个全球划时代日益混乱的世界状态。在这个商场原则和金币目的受到无限尊崇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诚实更罕见因而更可贵的呢？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悄悄看见：两个心灵纠缠一起……

这个是骚动着的、“艺术的心灵”……

那个是升华了的、“信仰的心灵”……

前者以后者为表象，后者以前者为动力。

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后综合，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初闪电。

我们，难道不是这综合的最初闪电？

我们，不敌视科学也不拒绝科学；我们，来自对待科学的“人性化努力”。敌视科学、拒绝科学的心灵，是老化的心灵。青年的心，则在科学的基础上，力争摆脱各种现成之物（包括“现成科学理论”）的诱惑与束缚：它，向往着寥廓无际的自由时空，而不是那个被无祖国的犹太人规定好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王国”。

不断更新着的科学结晶是这两个心灵之间的媒介──是那多彩多姿、难以描述的“反馈通道”、“奇妙导体”。

042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它明明暗暗、斑斑斓斓；它不系统、不规则，但却暗含着天生的系统、天成的规则。谁能说，伟大肃穆的天穹所映现出的众星之图，没有一种庄严的秩序在？谁又能说，在它忽闪忽闪莫测高深的微笑里，没有一道深刻的寓意在？

星空，无奇不有、万珍俱备，又空灵透彻、难以捉摸。

但是，在几亿光年之外看来是如此和谐与如此宁谧的众星世界──如果潜近其旁就会发现：那里同样遍布着混乱，矛庙、敌对、甚至暴动。那里有着更大规模的疯狂、更彻底的荒谬及不可思议的一切……甚至还有黑洞、白洞和超级太空。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

二十一世纪的一切光景，还处在摇晃不定的样态里。这一样态，固然提供不了什么“静观”的可能性，却激起了对大自然“超然大圆”的深切感悟和由衷礼赞。一种无言的顿悟，代替了繁琐的分析。尽管，为了表达这一顿悟，现在还不得不借助于分析式的描述。正如为了仁慈的目的，现在还不得不借助于相反的方法。

而回首二十世纪的种种罪恶和非人倾向，也并不使人消沉。反而，激起了对大宁静和大自然的向往之情，是这情感的如此虔敬，充满敬畏。它发自肺腑深处，丹田之底。这向往是如此恳切，它透过纷扰的现象世界，看到了明净澄彻的时间隧道那边的世界。它透过现代地球犬牙交错的分裂倾向，感到了天人合一的宁谧可能就在眼前了。

只要我们敢于伸手去取那甘泉，她就会欣然涌入中国焦渴的心里。

她，向中国发出神秘的微笑。一种完全不同于蒙娜丽莎的微笑……

第二卷第二章

*一、浑沌之死──浑沌与宇宙之光**

043

千百年来的迷误使人确信，命运是“线型”的。它被描述成一根红线或黑线，贯穿于生活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有形无形地支配着进程。

命运不是线型的，而是一面罗网。它不是一面罗网，而是一泓汪洋……且是沸腾着的无限珍异和无穷苦恼的迥深汪洋……

鼎沸，既意味着“上升”，也意味着“下降”。

命运，既包容着“沉沦”，也包容着“反沉沦”。

命运，是“压制”，但又表现为“反击”。

“反击”──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作为表象和存在的现象世界……这个“无穷动”而不可言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命运。

沸腾的命运不同于特定条件下（比如地球的海平面）的沸腾之水，它不必是100℃；它可以是O℃的，也可以是任何温度的。

水，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它“鼎沸”之前很久很久，悄悄的“沸腾”就已开始，而且逐步加剧，直到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它，直到我们的心眼能够判定它！

044

在茫茫的宇宙里，在纷扰不定、无可归类的万象摇荡背面，我们的心灵之眼依稀窥见一个“稳定的静态”。某种原始的浑沌状态。它拼命地吸引我们或排斥我们，威胁我们或安抚我们。

有人说，这是“自我的外化”，是某个生物的自夸式“投影”……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感应说”，倾向于认可有一个不破不灭、恒常而又死寂的超然者，我们，承认它是我们的“感应之源”。

它时显时隐，忽明忽暗；倏而出山支配一切，倏而退归幕后暗中操纵：牵动一切存在，而不使之自知。透过无限迷离的云山雾嶂，谁能察觉它那永恒的作用：它，与一切“存在着的现象世界”之间的互相作用，仿佛并不存在。

中国即将发生的精神革命，又何尝不是作为上述“感应之源”的感应之镜，而发生的一种“精神现象”？

045

这“稳定的静态”就是“浑沌”。

早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什》中，那横征暴敛的征服民族就描写过浑沌初开、宇宙方生未生之际的神秘景象：

在上天还未被提及，

下地还未被想到，

那时候就只有天地之父，

太初的阿佩苏和摩摩

以及万物之母的提亚玛特

混合着各自的水流；

那时候，沼泽还未形成，

岛屿还无处可寻；

神灵还没有出现，

既未获有名称，

也未确定身份，

在这混流当中，

后来才被造出了神灵，

才出现了拉牧和拉哈牧，

并且获得了名称。

那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赫希俄德的《神谱》，已对宇宙生于浑沌、动态源于静态的观念，用诗化哲学的笔触给予了阐述：

首先出现的是浑沌；第二出现的是胸襟宽广、作为万物永恒基础的大地；再后出现的是不朽之神中最可爱的爱神厄洛斯，她对神灵和人类一样，既酥软了他们的手足、又慑服了他们的神志。从浑沌中产生了黑暗和夜晚，她和黑暗交配之后，又从夜晚中产生了天和白日。于是大地首先产生和它本身同样广大、点缀着繁星的天宇，将自身团团围住并作为幸福神灵的永恒居处；此后，她还不经性交而产生了高山、栖息于山谷中的宁芙所光顾的胜地和波涛怒吼的海洋。然后，她和天宇交配，产生了众神和世界……

在原始灵魂的投影中，《圣经·创世记》对浑沌的描述堪称一种典范：“太初的时候……地上一片荒凉，空无所有；黑暗笼罩着深海；圣灵在水面上行动。上帝说，让光明出来吧。光明便出来了。上帝看见了光明，说是好；上帝将光明从黑暗中分了出来。”──其中的“黑暗”、“深海”，接近于古代中国心灵洞天──《周易》中的“阴”；其中的“圣灵”、“光明”、“上帝”，接近于中国的“阳”。空无所有的荒凉，则是太初的浑浊。

046

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的神话中，也有着比现今流行的各种科学主义和哲学教程的本体论，都更为真切的本原观念。它远远突破了“唯物”与“唯心”的概念切割，其目光一直扫射到“前宇宙”的奥秘中。

排在神话序列最前面的形象，是那无形无光、无质地感的“原始质地”。它被描述为“雾一样的”，因此，被命名为“浑沌”、“黑暗”、神秘的“水”与“汪洋”……

记录人对世界的认识，似乎始于神话。而各种神话，则似乎都以对原始质地的描述，作为首页。原始质地是超现实超自然的神话形象；它虽超乎人类的经验，却与现代哲学中对于“物质”的观念根本不同。它是对原始存在的逆反式探源──原始诞生观念常与生殖行为，紧密相连，而原始质地，却前于生殖模式。它与我们经验到的这个有光、有形、有声、有色的感觉世界正好相反：它是无光、无形、无声、无色的“一团浓雾”、“浑沌黑暗”：

远古的时候，天地还是一团浓雾，没有山河，也没有任何生物。（《人类和石头的故事》彝族创世记）

那时天上还没有日月星辰，地上也没有江河山岳，整个宇宙都处在寸草不生、浑沌黑暗的情况当中。（《创造万物的巨人尼支呷洛》，彝族创世记）

这种前于感觉世界的特性，使它必然超出人的经验：

“远古的时候，天和地紧紧地重叠在一起，结成了一块坚硬的岩石，不能分开。那时候，没有风雨雷电，也没有人类和村庄。”（《布洛陀》，壮族创世记）。

“没有天，也没有地，更没有草木和人类。到处是一团团黑沉沉的、飘来飘去的云雾。”（《顾米亚》，布朗族创世记）

这些创世记没有直接回答──人怎么知道人类产生以前的宇宙形态？

但它有一个潜前提：人受神启，故知自身的来历。同样，从原始质地，到形成宇宙之间，也须有个“第一推动者”。否则，世界怎么运转起来了？这个曾使牛顿大惑不解的问题，神话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它的答案并不科学（正如牛顿的答案也不科学，他说是“上帝”首次推动了世界），但以强烈的人格化力量，使原始动力获得鲜明的形象性。

原始的动力，就是破开浑浊、反抗浑浊的力量。它从浑浊产生，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因此被各种哲学本体论，奉为创造者。就此论，哲学乃是神话的一种退化形式──它忘了“创造者”的后面还有一个更高更早更有基础性的本原：浑沌。正如光明乃是基于黑暗的！

047

“浑沌”，冲漠无形。它无形态，无轨迹，无体无用，无生无灭。

浑沌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时空法则的役使。

浑沌又“绝对不自由”──因为它毫无活力，毫无能动精神。

浑沌是阴性的。浑沌是永远下坠、沉沦的。浑沌是阴沉麻木、无善无恶的。浑沌没有历史。浑沌充满混乱──却把混乱奉为至高的秩序。

浑沌是黑暗。

浑沌它没有法则，不受约束，是一个沉默无言的女性暴君。

浑沌不是可以看到或感觉到的宇宙或世界，但却是一切法则的母胎，一切宇宙、一切世界的原生者。

浑沌是一片不可睹见的海洋。浑沌无力地但却有效地促成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浑沌的作用不可“描述”，只能猜测。

浑沌，既不是“物质现象的衍生体”，也不是“精神现象的衍生体”，更不是“文化现象的衍生体”，它是一切本体中的本体，一切核心中的核心，一切理念中的理念，一切“物自体”中的“物自体”。

浑沌，不是“意志”，但它是“意志”的驱使者。正如“阴”不是“阳”，却是“阳”的激发者，“雌”不是“雄”，却是“雄”的诱惑者…¨它，不“高”于意志，但却“先”于意志…

宇宙只是现象，万有只是“影子”──柏拉图的智慧已经照见了这一点，我们不必为此惊惧不安。因为，这里毋需我们承担精神上的风险。精神上的风险，只有极少极少的特异者才担当得起。

浑沌，才是这个世界的本原。是这个宇宙和那个宇宙、这个众神之天和那个众神之天的沉默主宰。

048

过去的思想家们，在幻想“本体”并设想宇宙、历史、人生的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有意无意将此总源人格化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幻想，投注到这本原上。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本体是空灵的、纯洁皎透的；它是某种提炼的宇宙精华，正处在上升的或寂然不动的历史进程之它是一个极小极小但极强极强的“核心”──世界由此流淌出来……

这是可怕的幻觉。这幻觉的可怕在于，哲学家们常用它来对比现象世界的污浊与混乱，从而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贬到了某种类似阴曹地府的境界，并据此理所当然地把人生看成毫无价值的退化。生命变成了“肮脏的”，生活变成了“罪恶的”──只有本体才“洁净无暇”？

这种荒诞的迷信必须驱逐──为的是使我们的生活健康起来。为使中国恢复明彻之眼、扩大现代中国本极狭小的视野，我们有责任更真实地观察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有权利更清醒地审视我们所流落的这个充斥无耻的国际主义时代，并进而为自己民族创造一个可以生存的方式或心态。

我们看到的事实，远远不如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么明朗。

他们用自己的观念，把世界和历史幻化了。而我们，宁愿更为真实地把明朗的因子保留在它的本来天地我们的心中。而不把它无谓地投放到那个阴沉冷漠的高踞在宇宙创造者之上的本原──浑沌──之中。

049

“宇宙之光”、“世界之光”并不是本原。它，即使确能独立于我们的心眼而存在，也是发自对那阴沉冷漠、在在弥漫的本体（那“无限浑沌”）的无声抗议。哲学家们，却为耸人听闻而将鱼目混珠──把这派生出来的抗议本体化了。为什么？是为了得到些许的安慰？

“宇宙精神”或“绝对理念”并不存在。

各种传统哲学中的本体──宇宙之光、世界之光决不是外乎人的独立自在体。它只活跃于某个心灵的幻想之海里。

在这心灵的明镜上腾起了一团可人的精英……

这精英映见了宇宙和历史的无限秘密。

并为自己的以及他者的生活之流，施抹了不可祛除的魔力。

我们称这精英为“精神之花”，它破开浑沌之雾，它看见了分化中的宇宙──但精神之花却不是宇宙本体。它是本体的派生物。

050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内篇·应帝王》）

“浑沌之死”，在庄子的笔下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予以描写的。

但就世界、人与文化而言，“浑沌之死”却是新纪元的一道曙光。

“浑沌”要是不死，将没有宇宙，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没有中华精神之美，没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正因为“浑沌死了”，天地才得以开辟，万象才得以化出。

中国的“浑沌之死”，其实也就是《圣经·创世记》里的第一天故事。

牧师的儿子、身患梅毒的叛教者尼采盗用民谣说，“上帝死了。”（无独有偶，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位神汉，则盗用陕北民谣展开造神运动，自称是“中国大救星”，仿佛要填补信仰真空）──不幸，这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卑贱化和文化粗鄙化的堕落借口。除此之外，它哪里具有什么更普遍的内涵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帝死了”本来是描述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无上业绩；结果成了现代西方人堕落的信仰状态的隐喻。

不幸，“上帝”，在光头党的精神领袖尼采那儿，是作为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浑沌状态”而借用的。浑沌状态，也就是“极阴状态”、“死寂状态”，是语言中的“完成时态”。反过来说，也是新社会、新文化开辟之前的原始态。光头党尼采所想象的上帝，是静态的、阴柔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路德派的宗教蠹虫。而希伯莱先知书里的上帝耶和华，却是动态的、阳刚的。就这一点，尼采并没有从《先知书》上学到他本来应该学到的东西。可见，信仰和吃饭经常是对立的，吃教者常常叛教，牧师的儿子光头党尼采，就是这样讲述了他的疯狂故事！

而中国思想的觉醒却告诉我们：

文化，社会，是在彻底破除了浑沌的魔法之后，才卓然生发的灵性之花。灵性，是在克服了，至少是成功地抵制了物质的惰性、人欲的阻力、权力的压制之后，才诞生、存在、发展的。

在与那阴沉浑沌的对比之中，它们是多么娇柔而脆弱！

但它们毕竟存在了，它们的存在，就是破除了浑浊势力、蒙昧意识的“禁忌”和“诅咒”的结果（“启蒙”），它们的发展，也必须仰赖对禁忌的不断破除和对咒语的不断废弃。禁忌，这是文化的死敌。

051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化”，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052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做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053

浑沌，只在人的视野和人的意义上，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灵性之花”的意义上，才是业已打破并被消灭了的。

浑沌不会真正死亡。“浑沌之死”只是庄子那光怪陆离、自相矛盾的寓言之一个特例。浑沌本没有生命，所以谈不上死亡。

浑沌，本来就是最彻底的死寂状态──它既然不会“亡故”，又怎么可能“诞生”呢？

但是它永远潜伏着，像是无耻的不知疲倦的阴谋家。它从人类的视野里远远逃开去。它阴郁无声地绵延着，它不哭不笑、不喜不悲，既不奋进，也不期待……但它在实际上，是永远等待着：在它下面发生着的和骚动着的一切生命与文明──终于平息。复归于它缄默无声、死气沉沉的伟大宁静中。

这宁静，不是大爆炸前夕的沉寂。而是某种更深刻、更不可转换的回归。天才而短命的哲人王弼（226──249年）对此有透彻的洞识，他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

第二卷第二章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054

哲学家们的最大迷误，在于把本体微型化了。其典型态度，正如《老子》所说的，“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好像那本体是个玲珑精致的摆设，一个精雕细琢、温馨可人的玩物。

但浑沌却是庞然大“物”──她无所不在。她充塞在一切不可窥见的缝隙中，她弥漫在广大无垠的她自身里。她是唯一的“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印度教中最全能、最矛盾的神，兼司生殖与破坏之使命。）

她不仅支配着现象世界及其千变万化，而且她本身就是现象世界的“质”。正如在老子哲学中，“朴”是“器”的质一样。

朴是相对的浑沌，浑沌则是绝对的朴。二者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是“质”的，质与现象，尤其是与文化现象相对立的。《论语·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揭示了这一对立。君子的文化使命，原在于中和这二者。

朴，是“乾──坤──屯──蒙”（分化之前的象征性易卦）式的原始状态。

055

《尔雅》也把“朴”解释成“质”。也就是说，朴是那未经雕凿、未经分剖的原始状态。《尔雅》还把匠人的工作概括为“治朴”。也就是说，造成一物，就意味着打破某种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被古代的语言学家称之为“器未成者皆谓之朴。”可见，在生活语言中，朴是器之反，犹如质是文之反。

这种无可名状的原始状态，却被《老子》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老子》书中多次以极神秘极推崇的口吻谈到这作为“众妙之门”的朴。

而在我们看来，这一推崇是完全颠乱的世界观。

《老子》认为，“常德”的最高表现就是“复归于朴”。所谓“常德”，指的是“存在的特性”。而一切存在被认为理应回归于它所来自的那原始状态。

《老子》感慨说：“朴散则为器。”他认为，朴是本体；器则是现象──现象起源于本体的分化。而《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显然是那个“大制不割”的原始状态，即毫无廉耻的浑沌。

这种原始状态的最大原始性，表现在它是无以名状的。《老子》也找不到一个更妥切的概念表述它，只好称之为“无名之朴”。

《老子》赋予朴以如此崇高的本体地位，在三十二章中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他的迷误不仅在于推崇阴柔，而且在于把精神之化全然世俗化、政治化了。

056

我们的“太朴”，不是《老子》式的阴谋家之朴。正如我们的思想，全然不类《老子》的雌性的玄牝思想。我们的太朴，不是来自侯王的殿堂，而是来自宇宙的底层。太朴是阴性的、坠落的、永远下行的……它广大无边，哪里是阴谋论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守”得住的。

作为主宰，太朴是沉默的。正因如此，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反而把它当作无谓的浑浊、无用的“渣滓”、驱散不掉的“阴霾”。这种评价，与《老子》的思想可谓两个极端，尽管两种评价，都不足确切的描述。太朴潜伏在现象背面，比康德的物自体更为隐蔽。它是不主宰的主宰者。《老子》称它为“长而不宰”……关于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作为本原的太朴，映在中国灵性之眼中的基本属性，在是普遍的压制与永远的沉沦。中国的灵性决不像《老子》那样推崇它、赞颂它，相反，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和挣脱不了的本原，一个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认可的“无名之朴”，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〇──可以说出我们对它的感受。

057

雌性的恐怖大王“浑沌太朴”──是高于阳性创造者的文明本原、人类本原、宇宙本原！

“雌性的恐怖大王”──用以表述、象征我们对“本体”的感受。

“浑沌”的形象色彩更浓。它使人想起一片窒人呼吸的阴霾。

“浑沌未开”──这是多么可怕地粘滞着雄性想象之翅的雌性之泥沼啊。

“太朴”的哲理意味更浓。“太”使人感到它是“唯一的”；“朴”则给人以无形体、无色彩、甚至无性质的感觉。“太朴”，引起人们某种简单但重大的联想。这联想难以名状。

两者混同起来，形成一个朦胧无匹、绵延无稽、不可言传、难以想象的本原；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本体。

“浑沌太朴”──这是用极度的压制迫使中国的灵性之花起而反击的阴性本原。

她，是中国灵性的迫害者与激励者。中国的灵性之花，则是她的反抗者与衬托者、映现者。尽管，作为一个观念说，它并不是无限度的。

浑沌太朴──不是“始动者”，不是“第一动因”。因此，她不是上帝、造物主；而是原始母神。她这貌不惊人的“最初者”，像是生育的陶俑，大腹便便，无形往来的根本之象……怎能与威力无匹、目标明确的“造物主”相提并论？！

而作为造物主的创造者，始动者、第一动因──在中国哲学中用“阳”和“乾元”来表达。

而浑沌太朴，则被形容为“阴”与“坤元”。浑沌太朴是完满的，她因而无须乎创造。可是阳性的“乾元”却感到自己的脆弱性，它看见了自己是反击者，是派生物这一事实。正如在人看来，宇宙是完满的，而人自己作为一个派生物却很脆弱。

058

中国的灵性之花，久已枯萎、久已凋零了。

但是，他注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重放异彩，洞彻天地。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了要把中国的自信心从国际犹太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的垃圾堆”里拾掇起来，高擎过顶。

有一个仿佛无声息的天籁，已经吹彻天涯海角、回荡在宇宙的茫茫深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059

人们古来崇拜的上帝与众神；近来崇拜的“绝对精神”和“理性”；“物自体”和“物质”──仿佛都是人的生命力的幻化形式，是“阳性的反击力量”的不同变相……

阳性反击力和反沉沦，只是“后来者”，而不是“最初者”；是“激起者”而不是“第一者”。

用“阴阳”观念区分世界性的力量或形势，远比用“善恶”来得贴切而实际。后者是道德构架的评判，前者是力量形态的描述。

060

“上帝”与“撒旦”，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自然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我们新哲学之光的观照中，却不失为同一之物：同为“乾元”的化身。它们都是朝气蓬勃的、能动的、创造的（或积极地破坏而非消极的摧磨），总之，是阳性的。它们抱负着巨大的意志与热情，创造的使命。

如果，谁把“上帝”看作和平的、消极的、慈祥安静的“老人”，那显然将之误解为雌性的“浑沌太朴”了。所以称之为“误解”，是因为浑沌太朴也并非总是和平的、安静的、完全消极的，因为她永远向下沉沦着，挤压一切。她，充满着人间意义的“不自觉的恶意”和“无意识的刻毒”。

第二卷第二章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061

浑沌太朴──犹如无边无涯、不见端倪的“祭坛”。

她，阴沉沉地通向一切存在，并力图压碎他们，使他们顺着命定的轨道沉下去。她，要求一切存在为她无偿地献身……

她，只有一种顽固的倾向：

要把一切宇宙、一切世界、一切可以睹见的形体，都搁置在她那无形的、永恒的祭坛之中。以便慢慢盘剥他们、细细咀嚼他们……直到把他们重新拉回她那冷酷的永恒中……使他们重行变成她那广漠无垠的一部分……在无动于衷里，她好像哈哈笑起来了……

可怕的宿命！这就是她！一切存在都在为她默默地“流血”，直到耗竭虚脱而死。不止是生物，不止是人类，不止是思想的精华，不止是灵性之花，而是一切存在与现象！一切已经存在的，以及一切过去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现象，都要为这最基本的（而不是“至高的”，暴君而默默牺牲，毫无报偿。因为她的本性如此：强行牵引万物下沉、并粉碎之……

她预支给存在物以报偿，那就是他们的存在，然后再夺去这存在的权利。幸福与不幸，在此汇合。

062

悲哉！印度人的“轮回”观念，并非仅仅强词夺理。浑沌太朴，默默“赐予了”一切，然后又同样默默地“夺走了”一切。这里有一圈又一圈的旅程，一个又一个的巨型之“圆”。

她既是可怕而沉寂的祭坛，又是喧闹而无形的摇篮。她不住地摇、摇、摇……终于摇出了一番又一番新的光景。摇灭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宇宙。

在她的“摇”中，我们才得以窥测出那个“稳定的静态”。如果她不摇了，就化为一片连静态也不是的“冲漠虚无”。

对浑沌太朴最贴切的描述，只能是：“〇”。因为具体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不可知”，并不是不可直觉，而是“不可说”。因为一切知识都立足于语言，并通过语言来传播。

“〇”──这是浑沌太朴的徽号。

“〇”包含着无限的神秘，不可言说的感受，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她。我们的心说，她是“〇”。

063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064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已！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065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第二卷第二章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066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067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068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069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070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071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072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073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073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己，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075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反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076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压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压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彻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漩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

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第二卷第二章

*五、压制的秘密**

077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对别的存在，必构成一种压制。也许，是微妙而无形的压制，但只要我们留心体察，就会发现那压制是无所不在的。人们称呼它为“刺激”“羡慕”“嫉妒”“鄙视”“怜悯”等等。

此外，一切存在的压制都受制于“〇”的普遍压制。压制的程度，与压制体的“质”（各自的“朴”）成正比；与受压制体的“质”成反比。两个存在（或“〇”对某一存在）之间的特定压制程度（反过来说，就是“反制程度”），与两者之“质”间的对比相等。

压制程度，随着空间的和时间的绵延而递减。时空相距越远，则压制与反压制的作用相形越弱。当然，起支配作用的毕竟不是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而且主体与客体的各自质量。距离，只是一个从次的因素。强大的压制与反制，足以抵消距离的作用。这样说，也许染上了一些辨证唯物论的气味。但对于阐明我们的观念，还是必要的。

078

世界上有些事物的存在，甚至有关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就给我们带来沉重闷人的压制感。甚至是深深的恐怖感。往往，我们会因为听到一些好像与我们全不相干的人与事而感受到极大的刺激与震荡。情绪为之波动，心境为之一变……甚至“世界观”也会莫名其妙地移易了。这是些明显的证据，证明事物之间，有许多很难被人们的感知、思维、语言所捕捉并把握的微妙联系。还有许多易受忽略，甚至不可感知的现象也在暗示着它们给我们和我们的生存：以奇妙的阻力或可恶的阻力……

总之，只要我们看到一个人，或是知道某种事物的存在，这个人、这些事物，就构成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有形无形的压制至少是“影响”。这，还是就心理的、可感的意义上而说的。

若就事实上的、流变中的意义而观，这些渗透更是不胜枚举。它无情地侵袭我们，使我们屈服于它们的影响。不必把“压制”简单化或公式化。压制有多种表现形式；压制，不等同于“压迫”。它有时是一种摧残，有时却是一种扶助甚至成全……它，是超越于语言范畴的……通俗的说法称压制为“影响”。这是强制的或半强制的影响，一种使人顺从的“诱导”、一种迫人就范的“教育”、甚至以身作则的“示范”……

对于一个感受性较强的心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一件物是与他“无关”的。一切存在，都透过各种渗透渠道──无微不至地与他发生超感知的神秘联系，对他施加无形的影响。这一切都构成压制，即使是出之以“吸引”和“诱惑”形式的压制！反转过来，他的存在，对于其余的“一切”，不也构成一种有形无形、难以名状的压制么？

079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就是这个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因为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

人们渴望压制尤其是追寻适当的压制，以逃避生命史中的沉闷无聊（人生中的浑沌状态……）。这时，他们称压制为“刺激”、为“调味品”、为“新事物”。如果，缺乏压制，人们甚至人为地制造压制与纠葛，以劈开人生的浑沌状态，以废弃那困扰人生的超然大朴。

人又逃避压制。特别是当压制超过了他们的内在需要，难以忍受……他们称这压制为打击、迫害、倒运……

可怜的人们！

其实，沉闷无聊的生存才是最大的压制。没有外来的压制，内在的反制将成为一种同样致命或更为致命的压制。没有刺激，缺乏周折、全无“外来干涉”的生活，却弥漫着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到的折磨与虐杀……这才是最阴沉的地狱。

这是“自由自在”的地狱──你丧失生命的目标。

这是“自由意志”的坟墓──你无从做出选择。

080

人类的“感觉网络”上面布满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压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压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旦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081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压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摒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82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第二卷第二章

*六、内在的力量**

083

一切高级文化，诸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其最大的社会功用之一，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内化为人与自我的斗争。这样，社会趋于相对的安定。文明就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可贵的喘息。

而宗教、哲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即在于使人终于（即一度）战胜了自我，达到“无我”或超我的境地；本不可能的“和谐”，竟成为现实。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心境的和谐。这样，大和平的帷幕就降临在这块焦渴疲惫、因过度兴奋而趋于衰竭的大地上。

而“客观的世界”似乎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根据。因为那个“稳定的静态”，那个“缄默的浑沌太朴”，在布道家看来不是“上帝”就是“天命”（圣灵）；在哲学家的心中，它就成了“物自体”或“真如”、“佛性”；而艺术家的眼睛里，则映出了“永恒的美”与“生命的骄傲”……尽管在实际上，他们全都搞错了！

084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拥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085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086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第二卷第二章

*七、真理与认识**

087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压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088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可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迷惘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又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089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崛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己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090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极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091

是苦难造就了人类，而不是幸福。幸福，只是苦难的间歇和偶尔停步。苦难，则是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普遍压制的一丛丛感受。“要是”没有了苦难，人类怎能生存下去？“要是”没有苦难，人类又何从诞生呢？基督教的原罪说，以最模糊的方式认识并肯定了这一宇宙事实。虽然它意欲用赎罪的行为，摆脱这一摆脱不掉的宇宙事实。

人和万物一样──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他要反抗并力图否认他的主宰、他的至圣造物主。这一反叛倾向，在文明人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本主义，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经典思想。功利主义，就是摧毁人类生存、进步之原始基础的精神推土机。它们都意欲通过消解个别的苦难，去逐步完善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却是与人的生存基础，背道而驰的。

092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霾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压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也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压制的特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压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环，这只是反压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093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设想的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压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094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一元论者老是企图“总结”这个世界，自欺欺人地为这个世界制订蓝图、规划。但是请问，这个世界如此容易总结吗？强调是可以的，但论断就过分了！不论尼采的“求权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还是费尔巴哈的“物质”、李嘉图的“经济力量”、圣西门的“新基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十九世纪欧洲迷信的呻吟。他们的乐观主义本质在于：以为用人的语言可以说明宇宙的实在。从而，陷入了一种“语言崇拜”的信仰中。一元论者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们力图沿着一条固定的路数向上攀登。结果到头来，却顺着它飞速地坠落了下去──这是精神的死亡，这是到了家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真正的升华，只能在不择途径、不囿于言词崇拜的锐进中，才能实现。当我们把某些手段（如语言、逻辑、理论、科学等等）升为目的时候，活生生的存在便告凝固了。

095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制力原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第二卷第二章

*八、荒漠里的生命**

096

生命界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生命界的普遍规律就是“压制”。没有“压制”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进化（甚至无从继续生存）！没有“压制”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甚至没有沙漠、没有真空状态。反言之，不论生命、进化、历史、文化……甚至于我们今天阐发这一新观念（而并不自奉为“真理”），都无非是“压制”的结果，都是严酷“压制”下绽开出的强笑之花。

对于生命而言，有两种之压制：内在的压制与外来的压制。人的一生，无非也就是在这两种压制的缝隙之间讨生活：谁要是屈从于内在的压制，他就必须去对抗外在的压制，从而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谁要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制，他就必须贬损自己的人格，从而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诚然，这只是两个极端；而在“生活中”，人则是摇摆在各个级别的中间状态里。

“生活”是什么？生活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犹疑、彷徨”，试图调和。要想逃避压制是不可能的。即使“逃避”的念头，也是压制的苦果……我们只能见到这一事实：凡是愈多地摆脱了第一种压制者，就必定愈深地陷入了第二种压制的陷阱中（反之亦然）。所以，从一方面说是“减轻”，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加重”，其“总量”永远不变。压制之总量改变的唯一条件，取决于生命高涨的程度。而生命力的高涨，乃是反制力高涨的表征。

097

压制是没有“选择”功能的。“自然选择”只是生物学者的假定。压制是盲目、随机的，因而更使人们无法预先设防……它到处袭击猎物和“受害者”。它对万有一视同“仁”──凡是经不起压制的，无一幸免于难。压制不知道“善听恶”，它既不会扶助辞者，也不会惩戒恶者。所以，佛教“因功报果”的断言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同样值得怀疑。唯一的“原则”（假定它是存在的），就是要拼命地反抗压制。必须凝聚足够的“反压制力”。其余的说法，都是安慰性的自我暗示。

所谓“摆脱了……的压制”，那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屈从了这种压制，因而也就不再感到这种压制了。对一种压制越善于屈从、驯服；对另一种压制就愈是敏感，就容易引发另一些烦恼和另一些不安。这无可讳言。因为压制是永恒的“在者”。只有形式的移易，并无功能的质变。在压制力与反制力永远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涌现出这样的“正成反比”……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样态，就是世界的秘密底蕴。

说穿了，这两种压制都来源于那个“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分化。只是关于自我的意识，能够（或说“喜好”）区分“内”、“外”、“物”、“我”，就将一种压制（即普遍的压制）分为“两端”了。试看，“内在压制”源于什么？源于对“外来压制”的抵御、抗衡。若没有“内在压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反制”，人恐怕早就被“外来压制”碾为齑粉了。如果“真是那样”，连诞生都很成问题。人的诞生（其他生命形式也莫不如此）只是“内在压制”惊人崛起的一种形式。人，何尝不是自体压制的产物，和奴隶。

098

老子所谓“自胜者强”，实际上说明了这个道理，要克制“内在压制”并不容易（只有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外来压制”）。谁能克制盲目的内在冲动，谁就是强者与好汉。可悲的是，内在压制是作为人的伴生物与先导者出现的，帮助人在宇宙间的普遍压制的迫害之下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到头来，却化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新暴君。

人和其它的生命形式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普遍压制下寻求生存的空隙，就必须接受这双重的压制。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忍受、应付这内外夹攻的局面。人及一切生命，真像一只可怜的壁虎，为了逃避那迎面打来的一拳，只好躲到墙缝里去找一个安身的所在……

传统的中国人算是深刻地参透了这一背景。他们把“安身立命”看作人生的第一大业。

099

什么是“斗争”？斗争无非就是对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反击。所以斗争哲学是变数的哲学……“零点哲学”是斗争哲学的升华。宇宙的“大圆”泯灭了斗争、超越了斗争，也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体现了斗争的精义。斗争的精义就是反抗压制，“大圆”的精义就是成功地抵御着压制的围剿。谁能有效地抵御压制，就是昂然不屈的强有力者。圆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它抵抗最严峻的压制。

我们敢于承认基本的事实，连幸福、快乐、美满也无不源于压制。若是没有压制，也就没有压制松动、转移时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满和快乐、幸福。快感，无非是压制的解除感。

欲望起源于“压制”。作为人及一切动物的本能（需求是它的具体化），欲望本身针对压制而发。天地自然把这“不学而能”的本能授予人及一切动物──因为生存只是对压制的抵抗。人及一切动物都需要强固的本能，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人及一切动物是非常功利化的。幸福及快感（幸福偏重于精神，快乐偏重于身体），只是给予欲望的一种报酬。它们的存在是一种“诱饵”：用来引发欲望，而且用来犒劳欲望──使生命在茫茫苦海中得到些许的安慰、片刻的宁静。

100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廉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01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护。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冥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02

二十一世纪的新思潮，应该摒弃这种奉文化为神圣偶像的古老错误。应从“人的生活”的全价值上去考察文化；从一个文化对压制的抵抗强度和抵抗效率，来判断它的盛衰和它的价值。由此，可以从一个文化圈的现行状态，去追溯文化圈内的居民过去遭受压制的种种情状──这里透出了一道新历史学的曙光！

历史是什么？历史无非就是──文化人类在压制下不断挣扎……并拟构出各方式和各办法来逃避压制的连续运动。可悲的是，逃避不可能，压制像影子一样追逐着逃避者：逃得愈快，影子飞奔得也愈快。最后，奔跑者倒地而死，影子才悻悻离去，暗然消失。从这里，我们悟出了：最强有力者所承受的压制必最大；愈坚忍愈旺盛的生命，他所承受的压制也就愈为长久。

反之，一个生命衰落了、腐朽了，他所承受的压制指数就会自然地降落下来。一个生命如果死亡，他承受的生物压制就会消失。一个物体若被消灭，它承受的物理压制也就不复存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要生命存在，压制就不会消失，生命愈来愈旺盛，压制对他就愈来愈沉重。衰弱者为什么容易心平气和呢？因为他的内在生命力衰退了，他承受的压制反而减轻了。

103

新的历史学，既不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剽剥历史，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新的历史学，是通过文化的现状去透视生活的过去，并在这一透视中窥见历史的节律。历史的密码音乐因此得而破译。历史，是一首雄奇壮阔的交响乐，它在本质上十分和谐，但这和谐是用剧烈的冲突构成的。没有对立和发展的主题，就没有动人心弦的乐章。人类的耳朵，有着追逐振频的听觉本能！卫道士们对此大惑不解：他们只要和谐、不要构成大和谐的冲突纷扰。他们只要安静而无生气的蛋，而不想要咯咯追逐的鸡群……殊不知这是一个欺人之念。

骚乱者们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否定和谐而将冲突本身偶像化了。在他们的无稽狂想中，“不谐和音程”成为历史交响乐的唯一内容。这哪里是什么音乐，这是噪音的合成。

本来，文化的形态取决于各种压制的综合。文化在根本上不是主动的，它是应战的因而是被动的东西。它最多只是“主动的适应”。而适应，从根本上说则是被动的。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合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制，反制因应仿照压制而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文化，不管它显得多么辉煌灿烂，都是一种被迫行为的苦果。也许这苦果散发着动人的芳香、沁人的甘甜，但创造者却付出了很苦很苦的代价。他们各有难言的苦衷！

必须撇开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以便深入一层地考察人类生活的得失利弊。

文化，不是目的。任何文化范畴，都只是反力的精神化形式，恰当的评论，应从精神来评价形式，从功能来评价工具。

104

生命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承受的压制总量。承受的压制量愈大，这个生命也就愈伟大。一个人，若能经得起别人经不起的波折磨难，无疑就是一个最坚强的人。一个人，若能干出别人无论怎样也干不出的事情。无疑就是最伟大的人。先我而出的人们，凭着他们本能的直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抹煞了力量的绝对值指数，而拘泥于道德习俗的框架去评断历史人物。

在生物圈的丰饶天地中，“下降过程”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各种生命的劫数与归宿。生命蓬勃向上的锐进奋发，只能通过不同角度的沉沦而实现。不在某些方面先行衰落甚至萎缩，就难以在另些方面取得扩张。同样，生命本身在衰落之中，却也伴随着某种范围的“上升进程”。在这里，扩张反成衰落的先导生命的力虽是复杂的：它富于弹性、善于转化。它时而收缩，时而伸张；时而顺从，时而反抗……但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力图压倒它的外部世界。对于生命的某些类型（例如“人”或“伟人”）而言，尤其如此。

一切生命的上升进程，无非就是把“压制”化成“反制”，从“抗原”得出“抗体”──从而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一切生命现象的下降进程（或曰“衰落”）无非是：由于种种情状，反制不断转成新的压制。有益的抗体成为新的抗原。这使生命受到摧残。

105

“水”，最形象地体现了存在的特征。质量越大、体积越大，它的“浮力”也就越大。它因此承受的内外压力也越大。这里，有着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循环之链”。

生命的真道也凿凿显示：

越伟大，压制越大。

越伟大，承受的压制和施加的压制就越大。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

“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

106

这就是生命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观。什么“美”，什么“善”，什么“真”，什么“伟大”，什么“永恒”，什么“至高无上”说穿了，无非就是对“反压制能力”的赞美颂扬。这些颂词，发自人对自己本能的激励。为自己活得更有生气、感觉更好，能够成功地抵御、排斥各种压制，就对我们视为“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生命力本身，进行了充溢着敬畏之情的咏叹！人的精力，在这儿得到升华与净化。

什么是“美”？抵抗了被目为“丑”的压制势力的，就是美！

“美物”是什么？就是那抵抗住了（使之变丑的）压制力量的存在！余可类推？……

有一天，这些“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存在，再也抵抗不住那压制的渗透、摧残，就会沦丧成为“丑”、“恶”、“伪”、“渺小”、“暂时”、“卑琐无聊”，一文不值。余可类推。

107

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宇宙间的处女太多了！她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心神不宁……更何况，在今日人们的眼前，还有什么“成”呢！还有什么“盈”、什么“泰”之可保呢？有的只不过是一片片广漠无垠、有待绿化的荒漠。这引起我们的沉思。锐利的反省揭破了这个大千世界的薄薄面纱，将其最实在的底蕴暴露在我们眼前。这个底蕴可以给我们震荡；也可以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虔敬。

虔敬，起源于震惊和恐怖；起源于圣洁的解脱欲。

第二卷第二章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108

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罪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109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110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制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111

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112

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113

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114

“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115

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116

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117

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制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压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118

压制力与反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119

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制力量；反压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压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制力的“善良天使”。

120

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121

“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制”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制”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122

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

第二卷第三章

*一、心灵的压制**

123

晴空与大海，没有烟云与风暴，两片无边的蔚蓝，相互拥抱纠绕。一切寂静，这就是宇宙的真面目？在于如镜面的海水下，掩映着嵯峨的海底世界；在万万干干的暗礁中，正穿行着强大的潜流，不为人所见。这才是心灵界域的真面目。

秋雨潺潺。窄小的门帘之外，是一幅广阔的雨幕。人类在自然秩序中的渺小，意识在文化洪流中的倏忽……反倒诱使有限的心灵去遇想无堪的宇宙之流生命之流，文化之流，意识之流，浑然于此交汇。此刻此地，“此在者”：望见了心灵的潜流。

124

埃及的《金字塔文》和《亡灵书》、巴比伦的诸史诗，希伯莱的《旧约》，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印度的《吠陀》，波斯的《阿维斯塔》，中国的“五经”以及马雅人那些尚未完全被破译的“铭文”──诉说了一部部心理压制的史事。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心灵界域的暗礁与潜流就有了。文明的分层分化，也许加剧了心灵的骚动（同时又提供了若干类型、若干剂量的止痛剂），但并不是文明创造了这些骚动。相反，骚动乃是文明之源。

往昔灰飞烟火。时间的巨斧把生活之流、文化之流、心灵之流、幻梦之流切为片段零章，时间的巨磨又把它们碾得模糊变形。恢复原貌，是历史科学（尤其是考古科学）的一个理想，但现在看来，我们离这理想还十分十分遥远。

125

《韩非子，大体》篇有段名言，道出了历史的本质：“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筹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这就是说，至安之世的幸福，是建立在没有历史的前提上的。历史越丰富的社会和民族，就越背离了法家关于社会幸福的认识（尽管有人认为《大体》不出于韩非之手，但总观全篇，依然代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的幸福，在气质上极近道家的幸福（无怪传统上认为法家出于道家）──那是一种消解压制与反制的无力无为之境界。一种以顺乎自然为手段，而力图长葆自然力的神秘境地。

但对生活中（而非理念中）的人类而言，这理想也许是太高了。我们看到，对卷入了历史涡流的文化人类，一切幸福都来源于并体现为，对压制力量进行消解；而不是听任压制力量自行消退。而压制力量的各形态，都以心理的压制为枢纽。对过于敏感的心灵，无论是无机界域的压制、有机界域的压制、社会界域的压制──都只是心理界域各种反击力量的外射与假定，只是心理压制所借用的一些“影子”。惠能就是如此。当众僧争论说到底风吹幡动，还是幡动显出风吹时；他站出来指点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举座闻之，无不惊服。因为这是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宗旨统治人们的时代，爆出的新电光。

126

各种唯心主义者（尤其是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纯洁派人士）都是这样一群“一元论者”──他们把不同的界域混为一谈了。心理的界域升格为主宰的界域。其实，它本是诸界中的一界而已。究察一元论的主因，在于他们的心过于敏感。敏感了，就过于推崇感觉；就过于认定某一元素的主宰性。但一无的绝对观念，又使他们的智慧，洞察到感觉世界的虚幻性，发现了人的感觉在大千（即诸多）世界的冲突挤压下，是飘忽不定的……出自幻灭的深刻悲怆，出自安慰心灵的无能为力，他们起来宣传，其余的世界才是飘浮无定的，因而形同子虚；只有把得救之道，寄托在心理界域的构筑上……

诸如此类的一元论，其基础是有关“唯界域”的大胆假设；此等假设，以繁多的名目、自相标榜的对立，流行于世。公平地说，这可算是文化人类一大通病。表现为唯心主义的那种一元论，并不是糊涂或蒙昧的结果！而是过于自我中心、又过于明敏的心理产物。唯心主义看到心理世界对哲学和生活的某种重要意义，于是便将之绝对化了。力图用心理世界，去代替并主宰其他世界，从而陷入新一轮的迷误。这在根本上无助于文化人类直接增进自己在其余世界界域的生活优势。唯心主义的理想精神和功利主义的狭隘精神，就这样构成了生活态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来自生存上的病态反应。

实际上，人对其他生物的优势，不仅在于他有“一颗心”；而且在于，这颗心又是人的社会性需要的曲线投影和生物性需要的隐蔽所。

127

心是切实有用的。它不是观赏品或供奉之物；它是人在面对（与自我对立的）诸个世界（社会、生物、无机等世界）时，千锤百炼出来的一点灵犀。这灵犀起着判断环境、指导生活的功利．作用；同时，也通过宣泄情感来实现自我平衡。心的这种有机能力很难分析。电脑发展的前景，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无限的。但很难设想电脑时程序，能顶代人心的变化而替人设计生活的目的。

没有必要把“心”和“理”混同起来。心是理的原生态，理不过是心的一时一地的表现。用理去研究心，是现代学术界的一项时尚；它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去捕获科学语言以外的东西，以便在各个精神领域，确立科学的绝对秩序。用这种方法（“心理学”）固可弱化心、理之间的不和谐音程，但也潜伏着一个隐患：用一时之理去框架万世之心，用文化的素养代替了本能的素质；用社会性去平衡生命性。

什么是灵魂？灵魂是高于心智的某种东西。那么，既然灵魂高于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完全不能理解的了；因此也就是我们无从谈论和认识的了！

任何决定，包括科学的判断在内，都难以尽除感情的作用。感情的深化与异化，导致意志的改变和观点的转移，以及行为上的重新抉择。人的心理场本身，被迫在各种条件下，成为《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的实验场地。

128

是心理上的压力驱使着人，对前人、他人及其文化做出理解；同时，又是心理上的反压制力，阻隔着人真正接近他人及其文化的核心部分。客观的理解，要求把心理上的逆反力量降低到近乎零度，而这，是与人的理解功能互相矛盾的。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大功绩，就是教人如何去摆脱心理上的压力，以此补缀那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破碎的心。但心理治疗是有限度的。碰到社会壁垒的压力时，一切分析与医治，都只有缓解、麻痹、转移的作用，而无根本的疗效。我对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兴起于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一点不感到奇怪──那里有的是神父给人听忏悔的传统！巫与医，在原始民族那里共通，在现代文明中也存在这种归一现象。“精神分析医生”正在扮演着世俗社会里的科学神父的角色！罪人的忏悔与病人的述说，都在喃喃低语中减轻了自己的压力感──这就是近代至现代的忏悔仪式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129

新弗洛伊德主义更强调社会因素，它比较聪明地看到了另一个界域。它甚至有这样一个雄心，通过社会改革，去实现精神分析术所达不到的疗效。因为它发现，社会的压力对人的影响，是人类病态的一大根源。

“人本主义良心是我们的全人格对其机能正常或机能失调的反应……良心评判我们作为人的机能活动；它（正像conscientia一词的词根所表示的）是人本身内部的认识，对我们在生活艺术中各自的成败的认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为自己的人》162页）

生活艺术的成败，对身心健康，比医学的治疗，具有更根本的作用。这一点，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看到了。尼采在他的《朝霞》中用一句格言写出了对此疗效的认识：“精神病的急救方──胜利！”所以，耶稣不能实现的拯救，恺撒倒可能予以完成。耶稣承认“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撤的东西归恺撒”。耶稣区分了两个界域。

更深入一层地研究及认识，当能发现新弗洛伊德主义也不能解决人的精神出路及心灵病理问题，各种社会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最大的限制还不是来自文化的传统、心理的惰性、技术的贫乏、思想的枯竭等方面（这些已经够麻烦的了）；而是来自生物的世界。不仅是在人之外的人与共存的生物世界；还是人自身的生物场！这个无言的裁判，却是社会的至尊。人及其文化的基础是某种特化的生物性，这种特化生物性使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但更不同于一部理性的机器。它决定了人在社会性的创造中能走多远。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等人研究并宣传的社会生物学，正有补救新弗洛伊德主义之疗效。尽管二者所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

130

科学家们说，人类的远祖，是某种在宇宙的汪洋中遭遥自在的浮游生物。迄今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它的残余特征。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禀赋，使人的高度文明，建立在一个韧性极强、难予摧毁的基础上。你可以推倒文明的大厦，但堵塞不住重建它的要求。人所拥有的潜能难以捉摸，这使他变得“复杂”：人，可能十分渺小，但正是这渺小促成了他的伟大；人可能十分卑劣，但崇高恰恰来自卑劣。有的人身上的反压制力，甚至达不到理性水平，仅止停留在一般的生物水平上。他们的心理世界，只是他们生理需要随唤随到的仆役──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有的人身上的反击力量，却超过一般的理性水平，达到了令人眩惑的灵魂水平。所谓灵魂水平即使有，也是很难保持的，有时，它下降为理性，甚至为生物……崇高的气象，毕竟是短暂而脆弱的。

把其他世界的压力形态转换为心理世界的压力不仅人类有这天赋，许多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动物也有。尤其在人类亲缘的灵长目动物身上，人类学专家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某些虽非灵长日但具有高级智力的哺乳动物（如海豚、鲸、象、狗等等）身上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情绪压力。

131

心理上的压力，用其他界域的力量标准难以衡量。这就是测谎仪常常失灵的要害所在。社会、生物、无机世界诸压力，并不等量转换为心理压力；就像心理的承受力是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心灵所能感受的压力以及就此而发的内驱力，也各不相同。外部处境相似的人，所感的压力的形态和内驱力的形态，也有天壤之别。

心理压力除了来自其他世界的压力转换外，还来自此种心理动向对彼种心理动向构成的压力及其冲突。即人的或生物的内心冲突。人的内在动力，既是人格发展的结果，又构成文化发展的杠杆。自找的分裂，延伸为心理的自我压制。在许多心理场中，自我压制（即一种心理动向的挤压）要比外来压力更为严峻。它性心境陷于内乱，它使“主体”失去“主体性”──无法对外压进行有效抵抗。这是处于“失恋”和“幻灭”中的心灵常有的心态。这是一切心理压制和心理征服中最厉害的压制和征服。许多顽冥的宗教，都通过“灵魂内部爆发革命”的方法，去完成它们的心理征服。它通过施加压力去成功地“说服”人心，使人们接受了它的禁忌与诫命。然后，又把这人间的禁忌与诫命，升格为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以此迫使受到文明压力而骚动不安的人们，把斗争场所从外部世界引入内部世界，从而为文明的定式，排除了一个个障碍。民间传说中晋代的大豪强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堪称这种心理征服的范例之一；而罗马帝国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第二卷第三章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132

在人的心灵深处，存在极反的心理动向，它们共存共荣、互相滋补。诸如，爱与恨，行善与作恶，受痛苦与寻欢乐，绝望与希望，求生存与觅死亡等等，这些对立面都在“我”的名义下奇妙地融合。越富于创造的活力，他内部互相对峙、冲突的心理动向间的反差，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克服世界，原本发端于克服自己。在这里，反差的存在，以及为协调反差而行的努力，成了心理驱力的源泉。大有抑制并称合反差的能力。为了生活，他必须寻求有效的行为方式，他必须做出确切的判断与反应等等；这就要求内心的反差尽可能不要外露。换言之，外露的言行，尽量避免以反差的形式出现，以降低不必要的阻力。具体支配行为的是一种当时主要的心理动向；相反的动向则经过抑制、转换而曲折地显现，担任隐秘的配角。这就形成了心理形态与行为形态之间的不同。因此，各种言行本身，都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环境之间的一项妥协、中和、或装饰。是个人试图适应环境或改变他人行为的一部分。各种言行在根本上都是随机而变的，具有试探性、即便在极为原始的心灵中，就已共振着动向相反、互为生成的颤音。

133

我们知道，在许多民族早期神话形象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并非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而是与人疏离的爬行类和鸟类。例如，在古王国时代统一之前的上下埃及分立时期，上下埃及的各自守护神分别为蛇神与鹰神。古波斯宗教的象征性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期德，一手执蛇、一手执鹰，代表两种相反力量的并存。《圣经》中的恶势力是以龙蛇一类的爬虫为代表的（撒旦）；而正义的天使们则身上有翼。至于古代墨西哥城的城徽更富于戏剧性──那造型是一只雄鹰征服了并践踏着一条负隅顽抗的蛇。龙蛇与鹰鹫，是通过互相对抗的力量化身，去占领神话鳌头的。

在古代中国文化心灵的梦幻世界（这常被称为“原始文化”即理性文化底层下的精神世界中），沉沦与升腾两种力量动向，分别投射到龙蛇（沉沦）与凤鸟（升腾）的象征体上。蛇，是原始阴柔力量的化身，浑沌势力的代表，它使人望而生畏。它能以人所没有的耐力渡过严冬，“死”而复生──春夏季节一到，再次隐现在草莽之中。它的眼睛闪着幽冷之光，它的嘴中含着把人带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鸟则是原始阳刚力量的化身，它是生命冲动的代表，令人神往。它能以人所没有的冲力脱离大地之母，周游天际，达到空前的自由。它的翅翼鼓荡着未来的风，它的眼睛满载着天庭的秘密。

龙蛇潜隐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凤鸟飞旋到极高的天穹──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激动着滞留在大地平面上的人们。人也许不得不中庸──他的生态就决定了这条道路──但他憧憬着相反的存在。

学者们有一套观念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的东夷部族是信奉凤鸟（包括“玄鸟”）的而西戎部族则信奉龙蛇。这种分类，就某个时期的历史横截面看，也许有道理。但任何道理都是属于人时一地的；龙蛇与风马的对立亦然它们逐渐开始了融合，完全打破了族属界限。例如，在信奉龙蛇等爬虫类的周大执天下牛耳的大时代（八百年的“周朝”）中，蛇神和爬虫神（以鳄鱼或它种类别为原始模特儿，在演化途中，大大吸取了鸟神的诸多特征，构成一种新型的龙神。龙不仅具有蛇鳄等神的幽潜能力，更具有凤鸟等神的飞翔能力。此外，更获得了作为两者之中介的变形能力。龙神，成了一种出神入化、潜隐无形的主宰：相反的力量集于一身。大的力量，来自协调与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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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创造性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庸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下要又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做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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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所以他使要综合不同的映像，以求得统一的理解。这个刺激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的智力活动。从此他学会分头从两个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世界应付同一个生活和“矛盾的世界”。否则，世界则无法理解。从行为的世界看，人必须面对一个不容疑惑的世界。你不是顺从它，就是抵抗它，二者都是“适应”的过程。总的原则，是采取一条相对稳定的“路线”──相界的心理动向，必须在这里求得一个实行的妥协。这妥协的方案，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是“中庸”。因此中庸不是一项理想，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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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创造力就相形逊色。已形的东西抑制了未形的东西。它使人不容易从经历和记得的事物中脱开去，开赴到比较新颖的境界里。我喜欢这句格言：“忘却与记住同样重要。”思想特别深奥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反而软弱──思想总想突破语言的囚牢，而最后又不得不蛰居其中，既痛苦又混乱。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他所表达的思想，只占他实际思想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于言论的恐惧，而是由于言论的无力。爱因斯坦的事例更能说明深一层的问题：他直到五岁才学会了自己的母语！《老子》所谓“大辩若讷”，真是灵验了。看来，语言不仅限制思维，有时还妨碍思维。一种表达越“精确”，对智者的启发反倒越少。

人的总能力是个恒量。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优的表现，对其他表现潜隐着牵制的作用；甚至抵消。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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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

信仰，是危机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危机感的产物。生命面临无所不在的挑战，每到力不胜任之际，危机就发生了。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是某一经验、感受、信念的特化，它因此有助于人在变幻无定的生活世界中，维持一种恒定感，以此去抵消生活的动荡。尤如在波涛中，压舱石显得特别重要。相反，在生活中跋涉过久的人们，也因极其疲惫而失去生活的节奏感、失去作为依托的信仰本身。这时，危机依然存在，但危机感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人们对危机的感受力已失去曾有的敏感度，故用以克服危机感的信仰本身亦随之冰释瓦解。这是因为，过深的危机反使危机感趋于淡化人们知道救助无望，反而不愿正视危机，只求醉生梦死，以求逃避现实了。每到这种时刻，虚无与纵欲结成孪生兄弟。这就是二十世纪现代风靡全球的“末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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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压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

第二卷第三章

*三、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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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目光，不仅是社会准则的表现，也是生物准则的表现。它暗含着嫉妒、敌意、爱慕、欲求、崇拜、鄙视……它是通过相邻的心理体验的方向延伸过来的无形绳索，它羁绊着、支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这一心灵窗户所透出的压力，对于不同的人，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古代的隐士，在孤芳自赏、睥睨世人的时候，为了逃避这透过“心灵的窗户”放射来的压力，他们不惜躲藏到深山老林里，忍受寂寞之苦。或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或是孤独地与鸟兽同群，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是被“千夫所指”的目光压力赶走的心理难民。他们躲入陶渊明式的田舍──那里虽清贫，但耳目却少。或是爬上谢灵运式的“山间小路”──那里虽崎岖，但口舌也少。“个性孤僻”是“不善于社会化”的结果，而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善人，舍此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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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目光还会凝聚成一种“群体的注视”。它紧紧追随、跟踪各种社会的生灵。它甚至能从最古最古的书籍上注视着你。它甚至透过最寂静的山林──默默地盯着你。儒家的圣贤们被这无形的群体注视给镇慑住了，他们发出了“慎独”的呼叫。社会的注视，化为内心的良知、良能。超过了策略范围而达到了洁癖的“慎独”，奉承着想象中的社会注视──唯恐这目光伤害了自己。

在他们的慎独中，悄悄藏匿着一个极大的妥协。这就是，把社会的注视予以特化，将之升格为普遍的真理：不仅是社会的道德真理，还是宇宙的秩序真理。庸俗的主宰（他人的目光，披上了神圣的衣冠；对它的屈服也就不显得那么屈辱了。神化自己的主人，为的是提高自己。

因为有了这层乔饰，“君子慎其独也”，就不是向他人的世俗群体力量臣服，而是向内在的道德良知、向崇高的天命天道的虔诚皈依。但在事实上，任何崇高的归顺与光荣的臣服，都是以自身的软弱与对权力的敬意为基础的。任何貌似虚无飘渺的理想，都是缘起于极其卑微的生存纠葛中。所以，“君子有三畏，畏大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惧的对象分别是世俗的偶像、神圣的偶像、世俗与神圣的混合体──而首先受到敬畏的还是世俗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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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曾经阐述过一种带有“仿生学”意味的社会心理观念：“尺蠖之屈，以求信（意为“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的委屈，龙蛇的冬眠，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自然和文化气候的转变。理想，目的，原在经世致用；而和光同生、与世浮沉，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发扬自己的天赋之性（“崇德”）。

这种对社会心理压力（透过各种“注视”交加而下，既屈服又反抗、以求最终征服它的古代“方法论”，不仅取自原始仿生学的启发，还得自天象的垂范：“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主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在《易传》作者的智慧中，天象的节律，成了宇宙间对立力量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流的象征。这一象征，促成了一种弹性战略意识的诞生。它要求一个人在进行此项奋斗（力量伸张）时，必须在彼项有所敛息（力量收缩），以此确保行动的有效性。

人生的艺术、社会行为的艺术，因为弹性战略而成为一项“妥协的艺术”。它注重针对性、阶段性，以及与各种力量的广泛联盟（结成统一战线），以确保在“解牛”过程中游刃有余：对各个障碍，各个击破。实践的艺术家与灵性的艺诛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正系于此，他不把经过升华的自我（理想）与他力图制服的世界对立起来；而是把经过贬损与隐蔽的自我，投入到一个大群体，通过此群体去制服世界；最后，可能的话，再让自我显现出来。

《礼记·大学》篇宣讲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艺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让行为的主体即便处在社会的注视下，也要显得无可指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同“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只有通过“明（显示）明（明智）德（天性）”式的收缩，才可能把力量集中到“新民（征服社会）”的大业上。这是实践的艺术，因为它承认“至善”的存在，并以“止于至善”为理想的境界。在流动的灵性看来，至善是不可企及的，更无法留住。但实践的艺术却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被奉为归宿。

这意味着通过克制并牺牲更高的精神要求，以满足居中状态的“多数的世俗利益”以减缓他们眼光中射来的压力，并认为这是合乎实践规律的良策。《大学》与《中庸》从两个相异的侧面阐述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沉重的原理。二者有些细节看起来矛盾，其实却圆融一体、互为表里。例如舆论，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注视。它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受到操纵的，但同样都发挥着保障、监督和施加压力的社会功能。任何人都不能超然舆论之上。虽说日本有句俗话叫作“谣言过不了七十五天”，但要紧的谣言，却足以致人死命，使你活不到七十五天。这是真正的“软刀子”，“以口杀人”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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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创造历史的人，须得打破社会的成规，这就会遭到舆论的压力。因为舆论毕竟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代言人。

创造者既然摆脱不掉异己势力和他人日光的注视，则只好取法于儒家的社会心理方法，对之做出，“一屈一信”的反应。屈与伸的方法是自如的、可创造的。但效果则限定了它，有些方式更起作用，因此，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到头来总是以社会的承受度为尺度的。即便是“金钱社会”、“西方民主社会”也无从例外。

关键在于：不要被这一压力吓阻住，从而放弃创造的意向，退入庸庸碌碌的生活圈子里去。生活是容易的，创造则很难；人的本能大多是舍难而就易。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提供给敢于破常规的人。创造性的生命是，利用社会舆论与他人注视的压制，在承受中将之默默化为一种变态的动力──以此逼使自己的反压制的创造力，乘势集中到特选的突破口上。

完成这种转化，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列表作为杠杆。一种全新的方向感，一种对自身的全新意识，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特殊感受，一种善于折射他人眼光的天赋──这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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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人为主体（表象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消长势力中，心理的力量往往胜过物质的力量，决定着各种物质材料的取舍及命运。通俗地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沙利·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此颇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向罗马宣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二章）

而后来的罗马人为什么先盛而后衰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个谜底永远在变化中的谜。但我们注意到，罗马的衰落是与少数优秀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公共事务的冷漠，成正比的。他们终于疲惫了，肩负不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终于屈服于正在沉沦的大众文化的压制下；而一切上升的文明，却要求少数英勇无畏的精英，在孤独和贫困中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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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折射、转化他人目光中的普遍压力，才可能从生物群体准则的支配下和沉沦中解放出来。进而再从社会习惯准则的钳制中，解放创造的精灵。人类文明的各代先行者们，不论其动机、动力是什么，都是这么表现的。以此为先决条件，然后根据精神潜能的雄厚度，才可能升到众生的生命之海上他们如是摆脱了（或叫忘却了）旧有的纠葛而面对一个新境。他们把原先射向他们的社会注视的目光聚集起来，经过独出心裁的重新酿制，反射到他人、成规、历史等茫茫夜海的深处去、投向天宇的无穷黑洞中……

在震惊与迷惘造成的一片沉寂过后，群体的阻力突然变成热情；“他人”变成了崇仰者。热情与诅咒同样盲目，但却给新的光提供了迅速传播的机会。新的崇仰把该诅咒的异端，变成了必须皈依的新巅极。这巅极早先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现在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的眼光，并对他们的眼睛构成一个强烈的刺激。我们把这种怪现象叫做“历史力量的对流”。峨眉山的金顶上不时隐耀在人们眼中的“佛光”，就是自然力量之间的这种“对流折射”。而所有的圣者、大师、先驱，所有为世界历史的航道树立航标的人们，就是那折射并对流在文化心理界域的“佛光”。

第二卷第三章

*四、自我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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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情世界，是人出发认识世界的基础。无论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都把人的心灵叫做“镜子”。但在无数个互不相同的镜像中，又有哪一个接近真象？又有哪一个可能获得“真理”的身份？──“理”本在象之外。人类这面充满缺陷的镜子（就认识的真实性而言，的最大缺陷，就是认识过程中难以抑制的“情感投射”、“价值预设”等圈套。这使追求“客观认识”的心灵，常陷在自我冲突的困境中。它面对的那个压力世界是干变万化的，它必须应付的压力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但它却力求把这些形态变化纳入统一的模式中，这无疑会遇到极大麻烦。这既是智力的陷阱，但也不乏智力上的乐趣。因此双重身份。致使心灵很少能摆脱它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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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世界、要是消除了内在的噪音与不协调，达到了一片纯一的宁静，是否有助于人类的文化事业？回答是，不。那样，只会令人落入更险恶的困境中。冲突的精神触须、分化的心理动向，以及自我的分裂……在实际上为人提供了多种选择、多层活动的心理天地。自我冲突的痛苦，换来一个阔大的精神场。冲突的痛苦与阔大的豁然，长相伴随。孔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坦荡荡”才是“常戚戚”的结果；戚戚赐福给荡荡──自我冲突可赐于人类一种内在的免疫力，使他为世界的多变性提前做出准备。以免在宇宙风暴的突袭下，成为毫无防御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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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反压制世界的心理表现：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变幻。

恨，这是以互相排斥的形式兴起的心理抵抗运动。

爱，这是以互相吸引的形式兴起的抵抗运动。

爱，并不象惯常的看法那样只是一种顺从。相反，它比“恨”包含着更多的反抗性、容纳了更多的反抗力。它以进取的热忱，去要求控制环境和他人，只有当积极的爱已经宣告失败的地方，人们才去转而恨──退缩到用“憎恶”的名义筑起的心理竹篱下。

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

作为理想家的庄子，对世俗的爱是蔑视的，他在《大宗师》中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他以深入浅出的寓言活画出了，人是如何以“爱”来减缓自己压力的。基督教的“爱邻人、爱仇敌”也许并不是一种虚伪的态度，而是发自深深的无奈──力图在充满敌意的异教世界中，先为自己找到一个立锥之地。这一论断是否得当，人们只要看一眼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够了。他如此谦卑，竟也难以避免世界对他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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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比恨更是一个有力的抵抗方式，它能达到恨所难以企及的抵抗高度。抵抗的最终目标是支配并占有先前所抵抗的那个对象。成功的受，意味着成功的占有。这早已不是心理世界的秘密。爱上帝，就是意欲占有上帝。越是爱得强烈，就越能占有得更深。爱艺术，就是意欲占有艺术，占有艺术品或占有艺术过程。两种占有方式，一被目为卑下，一被目为高尚。因为前者威胁他人的利益，后者则为他人创造财富。区别仅仅在于：有人用创作行为来强调自己对艺术过程的占有，有人以欣赏或收藏去宣告自己对艺术品的心理占有或事实占有……共同的功能是“提高自己的占有感”。这样分析人们的动机和动力也许是可耻的，但生命现象并不从属于礼义廉耻，相反，是生命活动制造出礼仪廉耻为己所用。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

恨（这是对嫉恨、怨恨、仇恨等的总称），作为消极的抵抗运动，更多地被角力场上的失败者所采用。人们常说恨比爱更有力、更持久、更深刻，这是不错的。因为，促成了恨产生出来的失败，比促成爱产生出来的胜利，更能激发人的愤怒。自觉受到伤害的人，当然更急于报复。复仇的渴望暗合着很强大的力量。但恨的力量虽强大，却是“不能生育的女人”，希腊神话中的蛇发的复仇三女神就是这样，她们可以把人变成石头，但不能让人返老还童。可见，“恨”若不重新回到“爱”的怀抱，则难以有建树，难以转败为胜。仇恨使人只知破坏而不知创造。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不能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尸体、废墟与浩劫外，还能有什么呢？因为“对应的情感范畴”──它们随时转换角度、视需要而定──除了在形态上、方向上有所差异，别无二致。分析的“理”，是很难套住流动的心的。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原则”的伟大胡说，实际上只是把人自己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自相冲突，投影到整个宇宙中去的一个哲学结果。这个发现，也并没有排除“主观”的偏见，因为对事物的“一分为二”，毕竟是通过人来进行的。

至于情感因素的其它分子，也因其分别是对有利之物或有宙之书的反应，而被归到“爱”或“恨”的名义下。一切情感的伸张可以根据主体与外界的关系而分为两大类：

a：外向的、进攻性的、创造性的；

b：内向的、防御性的、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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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破坏狂，就其最深的根源说，是感情上（而非性格）的退避症患者。当一个人自觉受到了既不公正又无法弥补的伤害时，才会立意去破坏一切美好的东西；“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才会成为他的反社会信条。他开始退避到无目的的、阴郁的破坏王国中去，以隐藏自己久久不愈、鲜血淋漓的创伤。他要用破坏世界的行为──来与世界“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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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插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拿撤勒的耶稣似乎到了消除内心的压制，因为他背向着他那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他继续走下去──但这次社会不再容忍他（以前容忍了他的贫困），给他扣上狂热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最后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报复。从心理的动态要求看，他的狂热具有充分理由：作为被征服社会中的非正统派，他的尊严遭到双倍的拒绝和蔑视。他怎能不为之动容、因之升华？在更高、更寥廓、更纯净的天地中，有他的圣父和归宿。那里可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这些欲望一度并不焦渴，也不纯然属于“内心的”），怪异的心理力量崛起了。君王之怒，流血千里；英雄之怒，天昏地暗；而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发怒的时候（据《福音书》说，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宗教开始显现了──“那时，人间就要发生很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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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心理状态，会使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障碍和紊乱。这是生理力量对情绪和意志活动的无声抗议。

意志经常无偿地掠夺肉体。它强迫躯干肢体劳累过度，逼使身心负荷力不胜任的事。因为意志最关心抽象的、被热情和幻想鼓动的“胜利”。许多神经病症，就是超常的心理压力对生理需要的过度干涉的恶果。失眠是最经常的例子。许多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与心理力量的失去平衡有关。心力的滥用，会削弱心力的生理基础。这里，同样在上演着一出循环悲剧。

要说精神病主要起源于习俗的限制，及其对生理与心理所造成的压制，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先有过头的欲望存在，然后才会感到特别的压制，以致精神失去常态。欲望本无所谓过度，所谓过度，是就其或难以实现，或得不偿失，或根本不可能等等。

生命的欲望本有护卫有机体的天生功能，它所以会“过度”，是因为欲望原先针对的那些压力源突然转移或消失了。例如，为某人所钟爱的一个友人或情人突然病故或不辞而别；某人所献身的书业突然失败、破产等等。这样一来，原先的强烈欲望，突然之间成了一支流矢在充满幻灭和百无聊赖的漫漫岁月中，他使开始渐渐流于自我戒害的病态。

进一步的压制当然是不行的，而与其用“疏导”之法无谓地耗费失去目的感欲为，勿宁用寻求新压制即新的欲求对象的方法，去重新取得内外之间的平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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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也是如此。希望，这是人类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的一种心力。它为人类创建了无数个动人的宇宙──精神的宇宙，内心的太阳，想象的天地，梦幻的月色……同时，通过希望，人们还真的创建了各个作为实体的世界。希望，使人做成许多本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希望中浓缩着最原始而未经充分分化的生命力量。浑沌状态的希望之焰──会逐步冷却、固定下来，成为对生活的各种展望和遐想，草成幅幅激动人心的宏大蓝图。这些迷幻（半是迷人、半是虚幻）的蓝图，给人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和多少苦难！

“绝望”是什么？绝望是内心反击力量陷入绝境的结果。由于绝望并不是出于对外部压力的清醒认识，所以，各种各样心境上的心灰意懒，都只是暂时的。

只要有机体尚未停止活动，只要意识还存在──“意识存在的时候，就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绝望”就不会长驻不衰，牢固宰制人的心灵。无论多么严重的挫折，都可以恢复；苦痛也将逝去──时间会治愈一切创伤的！有机体不断地分泌出新的力量，把绝望的心绪驱散，而代之以新的希望。只要一面巨帆未被撕毁，它就迟早会重新鼓起，驰骋长风，奔向天边……

大勇大智者有时也可能陷于绝望境地。但不会被“绝望”征服和吓倒。人在世上的奋斗表明，勇气比智慧更重要气可以生出智慧；智慧却无法生出勇气来。

被绝望所征服的人，将面临两种抉择：

1，麻木，趋于颓唐，自暴自弃，一蹶不振，甚至坐以待毙。

2，自杀，或自我流放（逃避）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去忍受孤寂之苦。

陷于绝望境地的大智大勇者，却蔑视这两条道路。他宁愿开辟第三条路去孤注一掷，以期博得最后一线的希望，去争取另一种可能──绝望之境中，才有希望的星光！无论情势如何，胜利的希望总不会灭绝。在极端困窘中，人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向天上，投向未来，投向来世，投向灵性的地方。希望总能救赎绝望，这时，就是测验你的意志力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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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的自卑感。也许是激人奋发的要素；但强烈的自卑，却使人难以振作；严重的自卑，则使人变态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在他眼中，别人对他的笑容里，含有蔑视的意味！别人对他的安慰中，都含有拎悯与优越感。他人的任何言语、表情，都可能引起他的烦恼与怨恨。另方面，凡能激发心灵的抗争精神的臼卑感，则是有益的。它充满了锐进精神，要用“前无古人”的壮举，去掩盖并弥补启己的缺憾。觉得自己连一个平庸之徒都不如的感受，深深刺进他那深闭的自尊心里，撕心裂肺……使他焦躁不安，愤怒得几乎发狂。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段绝妙的文字，生动不过地写出了这一体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伟大的史学家只因直言而被暴君施以宫刑，莫大的侮辱，演为终生的自卑感。也许我们不该称汉武帝刘彻为暴君，因为他的宫刑比人民领袖对人民实行的“斗私批修”要仁慈多了。

并不是人人都会因为自卑而奋发自强的。在同一个挑战面前，不向的人，反应的差异之大令人惊奇。事实上，必须有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才使受到打击的心灵更易于走向“疯狂的”奋发。他的疯狂不是病理的，只是心性上的。是心的发狂而不是智的癫乱──这是一切充满过强烈灵感的心灵都体验过的。没有这点“狂气”，各种创举又从何谈起！没有这点“想象力”，人类可能现在还停留在“幸福的原始社会里”。那是压制激情、遏止创造的一片荒漠。

154

再看嫉妒，则是比自卑更有刺激性的心理动力。嫉妒出于某种酸溜溜的怀恨。与自卑不同的是，嫉妒的矛头是外向的，而自卑的锋芒却更多地自我谴责。因此，嫉妒比自卑要消极，更难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力量。较好的嫉妒方式则是与自卑凝成一体的“焦虑”。一方面，它对外界和他者的优势愤愤不平；另方面，它又通过自我谴责来自我施压，力求达到与他者相匹敌的水平。

苏格拉底认为，“嫉妒是一种苦痛，但并不是因为朋友的不幸而感到的苦痛，也不是由于敌人的成功而产生的苦痛；只有那些因朋友的成功而感到苦痛的人，才是好嫉妒的人。”当有人对他关于“任何人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的成功都会感到苦痛”的论断表示惊奇时，苏格拉底就提醒他们，许多人对别人抱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当别人遭遇不幸时，他们是不会不加闻问的，且总要予以解救；然而对于别人的成功他们也会同样不安（《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这表明，嫉妒的原始动力并不是仇恨，而是对他人优势的一种恐惧。它有时可以表现为“抑强扶弱”的侠客行径，通过抑制强者以维持自己的心理优势；并通过扶助弱者以表现自己作为恩人、施主、大救星的优越感。

对比之下，劣势感则可以使人感到窒息；它甚至令人莫明其妙地悲痛欲绝。一种难以言传的淡淡哀愁常绕心间，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给整个生活世界涂上了一层时而灰暗、时而鲜红的嫉妒色彩。“灰色的人生”这类悲叹，是疲软的失意者，通过令人萎靡的“对比”，得出的错误的人生结论。对比之下的劣势感，还可能激起“血红的嫉妒”，这是带有攻击和破坏倾向的“撕裂魔”；他渴望毁灭──毁灭一切比他更有教养的事物和人物。

155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那种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1，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2，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而言。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却同时认定，某个勤勤恳恳工作以积攒财富的市民是贪婪的。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把贪婪和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对自己的危害要超过对他人的危害。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人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极力。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人都是严格地身体力行、以侥幸廉洁的。

你想要毁灭一个人吗？──最阴险的方法莫过于鼓励他的贪婪无厌，诱使他跨越自己的极限。就像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阴谋家埃古，竭力煽动奥赛罗的“爱的贪婪”（疯狂的嫉妒），以此毁灭了一代英雄。人们都说狼是贪婪的，其实在这种评价中，又何尝没有寓言的成份和主体投射的影子？现代对动物习性的研究表明，狼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贪残无比。贪婪是一种心理行为；人的心理分化程度远高于狼；人因此常常比狼更会克制贪婪的冲动，也常常比狼更加善于施展贪婪的阴谋。

狼的贪婪无论使人如何厌恶，但它毕竟是属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贪婪，这种贪婪作为一种生物习性，大体上有利于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贪婪则相反。如果说狼的贪婪是遗传的、集体的、正常有效的、本能的生存方式（只因这种生存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故而被称为贪婪）；那么人的贪婪则显然是习得的、个人的、适得其反的异态心理。狼的贪婪，对群体是有益的；人的贪婪对群体则是有害的。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人的剥夺。只有一种贪婪对群体有利：即把自己的贪欲转换为创造与生产的力量。从而，把自己的身心变成贪欲掠取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创造者。

156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禁忌视为，利用外在压力给人的贪婪设置一隅禁地。所以禁忌的形态，是随着贪婪的变化而改变的。禁忌，还是人心对外在压力的不明晰的恐惧，以及在这恐惧之下产生的阿谀逢迎的脾性。在特定的心理土壤中，禁忌往往事出有因。大智的贫弱，使之难以穷尽神秘、以理性判断究其所以然，于是，他就用神秘来回答神秘──用奉行某种禁忌，去避免某种后果。

奉行禁忌，是自我克制力量的表现。它用得失利害，去迫使人们就范。用神秘的恐怖，去控制人的行为。没有禁忌的人生，将是一事无成的人生。人必须有所不为，而后可能有所为。禁忌固然压制了人的冲动，却也是人类经常运用的一项节能措施。各种禁忌的共通功能是禁止“人欲横流”，而仅给人的精力留下有限的发泄孔道。只有这样，精力的外在溢现才变得更集中、更动人、更加耐人寻味。

第二卷第三章

*五、理性与非理性**

157

与隐蔽的潜意识和动荡的情绪相比，意识是种既带从属性、又较合规范的思维程序。在有些科学幻想小说中，它被描写成有一天意识终于消亡，起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善而全自动化的植物式的神经调节系统。那时人类控制自己意识，有如今天人类调节呼吸与心律那样，自然省力而合乎程序。但这一天还很遥远。意识，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独立，它还陷于和潜意识及l灵魂的“三足鼎立之势”的苦苦缠斗中。

潜意识比意识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与生活。因为它更接近本能，更接近原始的生命动力。它对人类意志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智的分析与判断、选择。潜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它不可以理喻；但比各种纯智力活动更为本能地卫护生命。其表现之一，就是所谓“心理防卫机制”。

158

人之所以不同凡响不仅在于他有“意识”，有“理性”；而且在于他的意识与理性乃是从那潜意识丰富而茁壮的盘根错节中，灿然开启的一枝花。它的理性是从不规则的、未经条理化的情感迷宫中，支撑起来的一座灯塔。尽管灯塔的背后是一片昏暗。

159

理性，一个狡猾的两面神。

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弥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是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它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实施压制。对外部的环境、异己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暖昧之物，实施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的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或律师。无怪理性自命“智慧”，在身心之间做仲裁。

即使在充斥神经气氛的宗教团体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

160

人们为什么甘愿接受理性说理的统治或庇护？这是由人性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有谁一生只会扮演单一的生活角色呢？他必须从儿子、丈夫一直“做人”做到父亲、祖父……从兵士、曹长、一直做到将校元帅……从婴孩做到母亲。或在得与失的浪涛中反复浮沉……这种变化，使人在各种深切的矛盾冲突中，不断地徘徊、犹豫、前进、后退，诸如此类。有谁，敢于直直面对赤裸裸的单一自己──即使只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良心上”？

人，是在受到教育之后才产生了公益之心和利他行为。他的行为一开始只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也以自我的种种折皱作为自己的掩体和归宿。其差别只在强烈的程度不同。这本是被生命的本质与自卫的本能预定了的。但是，道德的驯化则要他反其道而行之，为的是辫保障群体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以便节省更大的力量以应付群体外部的压力。于是，人在群体内的行为表现上，就尽力呈现为一个利他者。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出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或大损人而小利己的事。等价交换是受鼓励的，这体现为爱情与友谊；小小的欺骗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体现为种种交易；而为他人做出牺牲，则会受到人们由衷的赞誉。在这一系列难以分析的纠葛中，性格的力量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坏的性格，是做不出好事的；坏人干好事，是要引出更大的邪恶来。这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就一目了然了。至于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因素，仅作为性格的参照与激素而存在。性格的群峰充满了痛苦、疑惑、矛盾。为了摆脱或至少为了解释（以便心安理得）这些摆脱不了和解释不尽的纠缠──人们便再次求助于理性。

161

绝对的持平，只是理性的自我感觉，决不是理性的实际使命。

理性的实际功能，是使情感合理化，使个人意志趋于社会化，是对性格做出说明。这一切本来仅限于语言的天地之间。而语言作为一种被言语和逻辑发展起来的东西，便也受到言语和逻辑的先天限制。

“纯粹理性”是没有的。纯粹理性是对性格、对生活、对历史过程不发生实际功能的虚无幻象，一套纯文字纯概念的封闭系统，一套有趣的智力游戏。而可能发生实际功能的心智活动则被冠以“实践理性”这个矛盾的字眼（下面将谈到的“非理性主义”这个字眼也是如此）。可是，各种争相撕裂人们的意识的教授们显然忘了（为了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理性），实践与理性原属两个分立的世界。实践所需要的是接近并把握那作为性格、生活、历史和人的宇宙的文化“自在之物”（感情和意志），而不是供奉这个作为表象说明的理性。

“实践理性”的发明，也许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为了弥补启蒙学者的不足），但现在看来，它却代表着一个语义学上的错误，一个逻辑学上的矛盾，一个对事实世界与性格世界的大误会。尤其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精神天地中种种超乎语言文字之上的蕴涵，其剽剥之害，尤为剧烈。

162

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会走向一个极端──要求损害生活的丰富性，以成就理性的纯洁性。这种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现象，仅用“变态”来解释，是太皮相了。实际上，号召抛弃生活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活（如克尔凯郭尔）；号召独尊理性的人，是因为除了空虚的理性外他已失去了对实存世界的感受力（如黑格尔）。还有另一种情况：极力宣扬一种理念的行为，意味着行为主体企图用这号召来抵制他内心更强大的相反动向；或用这号召来抑制他的外部敌人。理念是不可能剥夺生活的，剥夺生活的是生活自身。

人们经常容忍绝对理性主义，是因为，许多人在放任自己情感与意志的奔腾时，也有一种暗暗的恐惧同时萌发。人们虽然追求生活的丰富性，但又对丰富的另一面──动荡──怀着原始的恐惧。这种矛盾心情发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惊怖──不少智能较高的动物身上均可见到。但人类智慧的自尊却迫使他自己标榜对未知事物的热忱（其实是满腹狐疑和满怀戒备），以此和他们所认为的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区别开来。他需要宣称热爱生活的丰富性和可变性；而反对“不安定”、“无秩序”等。秩序与对已成事物的承认，是连在一起的。至于方成未成的事物，多被习俗认为是无序的动乱之源。

其实，理性主义也是人身上潜伏的一种原始力量（存在的、反抗的本能）的表现，即此较弱的，尚可为习俗所容纳的力量，采取了合乎规范（理性）的形式。

163

“非理性主义”，是一个荒谬的悖论。“非理性”与理性的产物──“主义”──如何凝结一体？但许多大师以及他们的信徒正倾泻着大量的精力，去泡制诸多悖理的理论，以便建筑哲学的殿堂。“非理性主义”，就是用理性的方法去论证超理性的主题。其结果如何呢？应该说，那既是辞不达义，又纯是多此一举。辞不达义在于它用两种不同范畴、不属同一的观念互相论证，带有诡辩的性质。多此一举在于超理性的意念，怎能用理性来证明？“非理性”这一含混的字眼，引起诸多的误会。以致流俗几乎将之与“疯狂”、“丧失理智”等同起来了。在实际运用中，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语，就是用它来为极端行为辩解。二者都可悲地指示了人类智慧的一般界限。

大智者，想突破这界线的限制，他试图说明，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与理性的不同或对理性的超越。不完成此种超越，智慧将为理性所缚。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荒谬感与它的实存地位，交织成一幅发人深省的怪诞画面。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存在？显然，这说明实存之物（现象）有相当部分是在我们的理性视线之外，是在我们的理性所能企及的视界之外。超出人类寻常理性之解的东西最即为荒谬。

164

非理性的精神世界，是理性主义与神秘态度（它常被理性主义者叫做“神秘主义”）之间的中介。神秘态度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失去的世界一个被理性的视界遗漏了的存在世界。神秘态度也有它的局限它的超语言的非逻辑性格，使它难以被拘于语言和逻辑等一般文化界线的知识所理解。因此，非大智者不足以语此。而大智者寥寥，而寥寥者即为荒诞。

谁曾想到，“荒诞”却也为人类视界提供了一个个冒出了于一般文化界限（“知识之格”、“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等等）的奇怪现象。

165

什么是“主义”？对于这个当代生活中得到过度使用，因负荷过重而疲惫不堪、面目模糊的词汇，在权威性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里，竟然不列条目、毫无解释。倒是那本通俗的《新华字典》根据流俗的习用（而非从词源之根上）对此作了一番解释：

1，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

2，思想作风。

显然这两个定义相距甚远。

尤其是后者，在“思想作风”的名义下可以无所不包，根据任何一种“思想作风”都与他种“思想作风”互渗的事实，那任何一主义都包含着反对自己的因素。因此，“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一种难以确认的东西。而根据“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的第一层含义，则各种主义必然遭受两方面的批判：

1，一个主义中不无包含着与主义对立的“次义”、“再次义”等。

2，主义，一般意味着以线型的理论与主张贯穿意识，贯穿难以被线型贯穿起来的意识片断。那么，非主义的“理论与主张”（它以众多的平行次义构成一面非线型的意识之网），算不算主义？

非理性的精神和神秘的态度（态度与“思想作风”相近），不同意对意识进行线型的分割。既然如此，它当然不能算第一层含义上的主义。它们也许不失为一种“思想作风”，但思想作风的模糊，与线型切割的清晰，正好相反。可见，“主义”这一语汇本身就包容着两种并不相容的内涵。

第二卷第三章

*六、情结的形成**

166

星术家、相面者们说，从一个人的脸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看到他以往的经历。任何一点生活的快乐和苦痛，都融刻在你的面颊上！每个人的遭遇和情绪，都是个代化的、不雷同的，它凝缩在内心世界，打成一个个感情的结。现代心理学，哪怕是习惯以普遍规律去以偏概全的精神分析学派，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对人的情感变化作具体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了在心的世界中，个体化的原则是至要的。用齐一的理，去规划备异的心，难免陷入玄学的陷阱中。如果，科学只是研究“一般的”；那么谁来研究“特殊的”？对特殊之缘（包括心象、情象、“情结”之象）的研究，须以相近的体验为基础，尽管这并不切合于科学的方法……

167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结”），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纠”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168

伟大的人格，则必有其特殊的情纠作为心理的支撑物。是情纠的波涛与浮力，为人格的出现，开辟了心理的空间。就像是神话中上帝的意志，为万物的生成，开辟了宇宙空间。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向上的力量。伟大的人格，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感世界的一个个结晶体。这是由一系列难以分解的因而不可思议的感情纠葛，形成并变幻着的──他波澜壮阔、浮沉万端，满挟着历史的消息虚盈，悄悄来到人民之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力量重新塑造社会的良知！他不是用物质手段改造人，而是先用登山宝训去转折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而后，新的物质手段自然会从中涌出。新的态度，自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人心，自会产生新的世界。他不用理智去造化人心，而以泣鬼惊神的超级情感──设立新的理性规范。新的理性不是靠说服别人实现的；而是来自更大的综合压力，和对此压力的群体反应。这个命运负载着伟大人格、伟大情绪的使命。

探索普遍规律的心理学，如何探测这洪波涌起的独特汪洋？伟大的人格，对心理学来说是怪诞的、不规则的；而心理学对他则是陌生的、遥远的。心理学家试图剖析伟大人格的结果，无一不是新观念的发明和新规律的发现。因为每一伟大人格都是新颖的──足供学者们从中总结出若干条新的“客观规律”。

169

心灵越发展，越难寻得同道。“曲高则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飞得越高，就越孤独。同样，越孤独，则飞得越高！他力图用质的提高，以弥补量的丧失。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经过特优发展的心灵时，一般的心理学方法是否依然适用？进一步说，用分解自然现象的普遍科学方法，去分解颇为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否灵验？

越伟大就越孤独：因为可以与之匹敌的事物越发少了。越伟大的人格，就有越奇妙的感情纠葛，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纠，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和五色斑斓的奇观。

他的心不是生来面对芸芸众生的。他不思俯视而更愿仰视。他仰观自己的天地之精，在他的往来观照中，有欢乐之源汩汩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羡慕的酬劳呢？他宁愿流浪也不愿长驻，因为他所看见的世界秘密就是“流浪”，而不是恒定的滞留。在云游世界的秘境中，他谛听自然的节律。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得不到理解，而只能受到“故乡日以远”的误会。

170

伟大的人格、超凡的天才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具有新颖奇异的结构，已经与寻常样态的人类情绪格格不入，致使无法沟通。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乃至心理层面上的沟通还是可能的，不过灵魂的对话却是太困难了！以至让人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灵魂”。

没有此种特异情纠者，又从哪里去就其本来状态地理解他呢？有的人说，天才往往在俗务上显得幼稚，甚至不近人情。这是因为天才与寻常人之间有道鸿沟──难以捉摸的天才情纠，使他面临一个世俗化的“障碍”。从此，孤独成了天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他们生前被遗弃、遭扼杀，死后被捡回来，分解后，腌制起来。“这只风鸡味道美极了！”后人就这样品尝着他的遗骸。

171

世界那么广大，而他却倦缩在可怜的一角里，他能心甘情愿、泰然处之？宇宙之流滔滔，可他的生活却像死水（闻一多的《死水》歌颂过这一悲哀）一样，他能心安理得，听天由命？于是他要冲决这樊笼──投身“他应该前往的地方”去。他不喜欢这熟悉了的一切，而更憧憬那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类，在那里他或许可以扇动一下想象的翅翼……

世界虽然广大，但却是圆滑的。没有一个角落作为支撑，不去品尝某片死水，你就无法接近这圆滑的世界。于是你被迫牺牲自己的年华，等你巩固了你在某个角落里的地位，等你已经学会被这个狭小的世界接受的时候，你却成了这世界之角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它的观察者、感受者和判断者了。就这样，改革者与再生者的候选身份，早已离开行尸走肉的躯体。

这就是“扩张者”和“理想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须做出让步，达成某种可以忍受的妥协，或者，是在一意孤行中化为一股无名的历史力量，一阵轻烟似的无名英雄。

无怪乎，怎样评价一个“超常”的历史人物（即“非常之人”），就是古往今来学者们聚讼纷纭的问题。而人们却更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不懂，失败者对历史的贡献经常远远多于所谓的胜利者。人们太容易被视觉的感受束缚住，我们因此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许多失败中，体现着极深的个体力量和勇于尝试的锋芒；而往往，在世俗的成功中，却陈列着连串的陷阱与墓穴。

172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己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制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173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第二卷第三章

*七、梦幻的力量**

174

强有力的人生这是最高的目标。寻常的目的、世俗的成功，反倒只是为了促进人生的强有力状态而使用的必要“诱饵”和刺激方法。

强有力的人生！不论它出以什么形式。即便从一时一地看来，是“罕见的形式”、“反常的形式”、“可怕的形式”──这三种说法在日常语言里的含义，实际上非常接近──但只要能使人变得更强健就行。不必顾虑“他人目光”投下的各个标尺。基督徒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这句话甚至折服了反上帝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x，1818—1883年）！而更加适合21世纪的语录则是：“让别人的非议，变为你前进的动力！”

强有力的人生常常体现为人生的独特性。宋代诗人黄庭坚对此曾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干什么都可以！但必须要与众不同！──这算是领悟了人生的旨要。物以稀为贵，人与文化亦然。稀有的人格、稀有的文化对文化史尤为贵重。“俗”，就是屈从于他人的目光，屈从于实体世界的压力。“俗”，就是“沉沦”，其含义十分接近佛教徒所谓“永世不得翻身”。即在众生轮回的“西西福斯运动”中永远沉沦。西西福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暴君，死后被罚入地狱，他每天的工作是把巨石推到山上，巨石随后自动滚下；他再重新推到山上，如此循环，毫无结果，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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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到哪里去寻找往日梦境？”人们很喜欢听，人们很喜欢想，但决不喜欢真的去找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为那些希求弥合矛盾、消除冲突、解脱智性困境的大师们，所预备的一瓢浇头凉水。人们并不要梦境，除非他抓不住生活；人们并不要往日，除非今日遗弃了他。“往日的梦境”也许还可以求得近似的“复得”，问题是那复得又有何意味。当它无一例外地变了味的时候？那时，你得到的盐巴诚如《福音书》所说，是失了咸味的盐巴，不仅毫无用处，且破坏了你对盐巴的动情向往。况且，要是人们真的寻回了失去的往昔，那不等于陷入了西西福斯式的永无休止的苦役了？

梦幻的力量，是与实体的世界相对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很难重复的东西。梦幻的力量，与实体世界既分离又沟连。就其与实体世界相异的特征而论，可以说，“梦”是生命世界的高级象征。因为它是心灵世界可以相对独立的一项证明──独立并不意味着与它者失去联系。相反，独立是平行关系的前提。如国家的独立是国际间平行交往的前提；个人的独立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正是在梦中，许多新的意象，可以通过无拘束的组合形式，突然诞生。许多实体世界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正是在人类的梦幻中，开始萌动，并走向完善。工程师在梦中构思了建筑的蓝图，征服者在梦中酝酿了他的革命运动。这仅仅因为，梦是相对自由的，它可以脱离实体世界的种种限制（“规律”）而自行运作。

生命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剥离开去，然后自由结合；心理动向（“欲望”）的诸种要素可在梦中充分展开，然后随机化生。甚至身体的各器官也可在梦中重新嫁接组合；整个外在世界的形状、声音、颜色、温度、硬度、气味等等，会在梦中发生戏剧性的怪异之变。

现代生理心理学所作的“幽闲试验”（即把人幽闲在一个无光、无声、无动静的黑箱子里，使人丧失各种感觉的刺激；以观其生理心理的变化）表明，由于内在活力的驱动，人在这黑箱里会自动创造并体验到一系列幻觉的世界。从而看到、听到、闻到种种不属于实体世界的幻象。此幻觉世界，是人在非梦的清醒时刻体验到的，但其形态却与梦幻的世界十分接近。

梦与幻觉，无疑都借用了实体世界中的感知材料：就好像人类的建筑借用了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但人的建筑并不因为取材于自然而从此臣属于自然材料。梦幻与实体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它借用了后者的材料；但促使梦幻出现的动力，却不是被梦幻所借用的那些材料。因此，你即便切断了梦幻者与实体世界的各种联系，他依然在用梦幻创造着幻觉的世界。幽闲试验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人人郡可以重复的试验。它还表明，人被隔离得越久，他的幻觉也就越丰富，变化的频率也就越快。这意味着确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在起作用；它用梦幻的活动，去补偿被抑制了的感觉场中的活动（人在实体世界中的活动）。

人本来是为在实体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诞生的，为此，大自然赋予他许多精力，以资应付。被抑制，就意味着精力不白然地过剩了；于是它就情不自禁地要寻找一个出孔。其形式或为梦与幻觉（这是最极端的）；或为其它种类的与实体世界纠葛甚少的心灵活动，如想象、单恋、自我牺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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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这种特性使我们相信，诸如神话宗教艺术中的各种“异象”，正是人的精力在实体世界中受到抑制之后，为自己创造的一些“孔道”，它们之所以长保其青春般的活力，是因为代表了生命希望：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努力！它卓越奇谲。正因为生命在最基本的方面（如要求活动以宣泄精力）受到了无情的抑制，他才调动了更大的动力去追寻自由。这种追求在实体世界中常常落空（除非它有幸完成了先行一步的转化），但却创造了另一种世界：梦幻、想象、单恋、艺术、宗教、自我牺牲等。

古人相信梦的占卜，今人相信梦的分析。前者试图预知未来，后者试图解开心的奥秘。两者本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下一点上却不期而遇了：它们都承认梦具有一种非凡的力量。这力量或可以捕捉神秘的预兆；或可以显示人的全部灵魂。

梦是人在无意识条件下创造的一种艺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并都大力创造着这一艺术。它常常冲破习俗的禁忌与道德的规范，表达了人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愿望。通过梦对于欲望力量的宣泄，人可以变得轻松一些，不再那么深地陷于难以自拔的紧张与专注。这，实际上也就是各种艺术的根本功能。相反，如果在清醒的状况中，心灵的力量就会受到意志的控制，很难获得这么淋漓尽致的自由活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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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令人心碎，恶梦令人陶醉”──这是就梦幻的另一效果而言。太圆满的好梦，只会给清醒过来（即脱离梦幻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人，带来过多的惆怅──失去好梦以及不可能实现这一好梦的惆怅！相反，恶梦却会给苏醒过来的人，以庆幸自己逃脱恶境的欣喜感。《庄子》对这一“心理转换机制”有过形象的表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梦幻世界与实体世界的隔绝；另方面展示了建立在这隔绝之上的互存甚至互补。人的心理过程充满转折，有时就是这么奇特。

“拼凑”、“嫁接”、“混成”──这些都是对梦幻现象的特征描写。而梦幻的力量却来自心灵的不停顿的感受和运动。如果没有外在的刺激，它就创造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感受世界──为存在而感受，为活动而感受，为感受而感受，“无目的”的感受……所以，梦的“过程和内容”很可能迅速遗忘了，但梦的作用却已充分实现：梦幻的力量已经改变了心灵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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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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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的世界通过各种心理的渠道，渗透同化的压力，迫人就范。例如，人在面对广漠无垠的时空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有时有人会帮助他，有时则没有。有时别人可以帮助他，有时则爱莫能助。也许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从未体尝过全然无人援助的滋味。而当他真正孤独、无人救助时，梦幻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及时雨”的超渡功能。梦幻助人渡过无法在实体世界中即刻渡过的难关。而当梦幻消逝时，实体中的困难也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了；也许因心灵的迟钝而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梦幻就如是完成了救助；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改变实体本身，却可以改善人对实体的感受。

“梦话和呓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愿望的流露即所谓“梦是心头想”。同时，通过语言的流动，内在的反压制的焦虑，得以缓解。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去和虚无进行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在者获得解脱，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放与片刻的宁静。阿们！

第二卷第三章

*八、灵魂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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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被种种软弱状态困扰着，而这以较能感受、体察到这一处境的心灵为尤甚。大汉奸周作人的兄弟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也许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大约总是免不了要杀头的。”这种对灾难的超然态度，使他竭力画圆画押的圆圈。以往人们多用苛刻的眼光，术盯住这句死囚口里吐出的真言，并讥笑他无意识的黑色幽默式的反应。但我们却发现，这是他心灵的唯一一次真跳动。是唯一一次稍稍脱俗的行为。是的，人生在世，总难逃离形形色色非己所愿的事件。欲望之高，与实现度之低的冲突，想象之美与现实平淡之间的反差激起种种苦恼。人自身，怎去克服源于自身的种种困顿？──他最幸运的时刻，也只是击败了源于外力的挑战。于是艺术产生了，崇拜产生了，信仰产生了，灵魂之火喷发了。阿Q的悲剧，不在于没有灵魂，不在于没有灵魂之火，而在于他的“愚昧”──他最后还想完善自己，努力画着圆圈，作慷慨就义状。

人类坚信自己有“灵魂”。自我意识的扩延，不仅遍布生前，还要延及死后。但对灵魂问题，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因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消灭不了以科学工具去算命、招魂的习俗！尽管对于“灵魂”的具体定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况而存在的意识。也许灵魂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神秘，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神秘。所以，宁可把“灵魂”当作一个形容的词汇使用，不把它作为一个代表实体的名词来使用；在此也仅仅仅此层意义上，灵魂才存在。

有一点应该无须置疑：人大体具有动物所具有的各种察赋，但还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某些素质。正如天才具有常人所拥有的；各种优点和缺点，但还具有常人所无的某些素质。“优点”和“缺点”，“这样”或“那样”──在天才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天才身上的反差，尤其是心理上的反差和气质上的反差，要比常人大得多。反差越大，来自反差的动力化的能量也就越大。反差越大，触碰冲撞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也就越大。

诸如此类的层进，极易使人确信：人具有动物所无或所缺的灵魂！而天才则比常人更可能不朽。虚无飘渺，不易捕捉的“灵魂”，就这样作为现象世界的补充物而被人的意识活动推出和设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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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世界的压力，必须通过心灵或是灵魂的转换，才能化为心理上的压制感？心理上的压制感，必须通过并不常见的转化，才能在少数心灵中激起那种被称作“灵魂之火”的动力。对于这两种转换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现代心理学作了许多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因此，有关这两种转化过程的诸多讨论，大体还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立论与反驳总在交叉不断地进行之中，要想清楚地讨论它们是困难的。但从这两种转化过程的结果来看，情况还是清晰的，几乎人类的各种高级精神活动、各个浪潮的文化创造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心理上的压制感和灵魂之火的动力作用──而闭目不论灵魂之有无！

如果承认“灵魂”的定义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态而存

在的意识活动，则通常可见的病弱得奄奄一息的肉体，而能发生强大意志力量的现象，确使人极易产生关于“灵魂”可能存在的想法：肉体与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绝对臣服的关系！从肉体状况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意识状况。所以，即便最低限度地讲，也还是可以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这灵魂从肉体产生，但却能相对独立地活动──他，不必事事征得肉体的同意，他有独立的意志与独立的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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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他常常盗用恩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话）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生前，身体是灵魂的牢狱；而灵魂只有脱离身体的羁绊，方有完全的自由；死亡便是这两个互相依存的实体相互告别的仪式；因此，对哲学家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柏拉图的这种观念是被动物主义所支配的现代心灵很难认同的。再者，柏拉图更认为灵魂有两个部分：一是理性的或不灭的部分，是灵魂的本体；一是非理性的或将灭的部分，是和身体发生联系后“沾染”的。如意志、情感等等。这种二分法显然从属于灵魂独立的原始观念，更难被现代心灵所接受。因为现代的各行知识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理性是对非理性进行约束的结果。而决非心灵的本体。况且，意志和情感既然比灵魂低级，又如何能认识灵魂呢？

与柏拉图相比，还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关于灵魂的观念，更近于现代人对“灵魂”一词的抽象理解，虽然二者的文化内涵气质诅然有异。普罗提诺这样阐述心与物、万有与本体的关系：

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哪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唯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然而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要摒弃万事万物。（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三篇第十七章）

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之火是外来的，而非自发的。而且，外来的方式是直接的灌注（“被照亮”），而非间接的激发（反击压制）。这表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比现代人更为悲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人的命运的信任，而把目光移到了永恒的天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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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灵魂之火”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动力，它起于压制的底层，但却不同于反抗原先的压制源。它被某种压制触发；但一经出现，却不因为原先压制源的消失或压力的他移，而自行减弱甚至消失。它这时所照见的，并不限于先前它意欲反抗的那一物；它这时所要焚烧的，也不仅限于先前逼迫它兴起的那种势力。它充满了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热望。它变得想要为整个人生驱除严寒。从百接的实用立场看，灵魂之火也许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业已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它的目标足不再受到世俗性和物欲性束缚的宇宙之象。它因此被常人目为变态。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他注视那茫茫世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只知道他必须向前、向前──至于究竟哪里是“前”，他却无从知道。至于如何向前，他自己更无权决定。──这是一个权力狂热开始冷却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牺牲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未渴望得到报偿。最好的报偿，就是千年一度的喷发。除去万世罕见的“自由”瞬间，他根本不再奢望其他。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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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火，以那些陷于不幸而臻至伟大之境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燃料。伟大的灵魂在自己的牺牲中，射入一道闪闪发光的力量──成为历史的超渡者和灵魂的打捞者，这样的牺牲、射入、发光、超渡、打捞，是孤独的。

灵魂之火，燃尽了灵魂本身。它一经发出，就不再属于这个界魂。他扬起无数张翅翼，向整个被压迫的世界纵情跃下……他给其余的灵魂，送去星星点点的激活；他激起他们死区已久的热情，他擦亮他们久已暗淡的智慧和皑甲，他鼓荡无数的灵魂，发泄最大的精神动力，向心域的规范展开攻击，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的利他主义者。

灵魂的力量，冲破了心理规范的禁锢──这就是灵魂之火兴起的预兆。

当心理上的规范禁锢突然发生地震式的根本动摇，反制之心也就突然照见了禁锢以外的广袤天地。那时，“豁然开朗”的感受，对规范的残余约束力而言，是最后的扫荡。当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从而看见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新视象，新一轮的文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类似于“河伯望洋兴叹”时的狂喜，席卷心界。这种心境，是各个灵魂曾以层进式的方式不断地体验着的：一个接一个的豁然开朗，一个接一个的河伯兴叹……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几句词，点破过“一个接着一个”之间的过渡情态：“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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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然开朗的情境，是富于目的感的心理动力，经过久久的幽闲，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目标时，所特有的喜悦与安详的交织。它因为成功而带有清醒的、有节制的情调，含有激动与宁静的混成。

它的表现及预后，与灵魂之火的熔岩状态大不相同，它更有建设性和目的感；它不意味剧烈的突发，只是自然节奏的渐进。凡是分别体验过这两种情境的心灵，都能接受这种比较。从心灵的角度看，正积极吸收外部刺激的心灵，更易体验到“豁然开朗”的心境：正在抵御外部压力的心灵，更易体验到灵魂之火的存在。后者的原创性、主宰性，要大于前者。──但它们都是同一心灵可能先后经验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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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健康的、幸运的人，容易陷入乐观主义情绪。他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宿命论是消极有害的，不利于人的奋斗。这种非议者，可能没有看到生活的另一面相。在那里，奋斗是没有用的。陷入泥沼的人却能理解生活的这一脾性，在那里，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这时，唯一的救助只能是心理上的。在那里，宿命论不仅因此变成了神圣的，而且因此是有用的它使你下沉得慢一些，或许拖延到可以迎来一个转机。所以我们看到，在各个急趋没落中的文明社会里，宿命论成为一种继怀疑主义而勃兴的文化心理现象。宿命的思潮，使无法摆脱困境的人们，更易于忍受那失去希望的生活，那不以你的意志与努力而移易，反要一再任意摆布你的“生活”。宿命论的兴起，并不是消极的思想禁锢；而是积极的思想运动所触发的。

在文化趋于没落的各个时代中，宿命论的统治，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灵魂之火不愿意自我否定，只要它敢于走向自我肯定（哪怕有时披上了宿命论的语言外衣），就势必点燃起高贵的精神。生命的全部希望和文化的各类精华都被集聚在这一点，形成一个不期而成的热点。这一超白热化的灵魂运动使各种生命力找到了自己共同的出路。在宿命名义下的窄窄夹缝里透露出新的宇宙之光，照见了受到侵逼而灿烂自如的异象，即此世所无的“大象”：

至高无上者在其进程中，是绝不能乘任何没有灵魂的车而前进的。但他也绝不直接乘驶灵魂：他是以某种不可名状的美为其先导的。在伟大的王的行程前面，最先走出来的是较小的行列，随后出来的就一行比一行伟大，一行比一行高贵──越接近于王，也就越富于王者气象；再后便是他自己的尊荣的近侍。最后，在这一切荣耀之中，便蓦然出现了至高无上的君主本人，于是，一切的人──除了那些只看到在他来临以前的景象，便心满意足地走开了的人们而外──便都匍匐下来，向他欢呼。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五篇第三章）

普罗提诺在此所言，与《老子》三十五章的开头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他们都强烈暗示了灵魂的“执大象”者或投影于“大象”者，也就是“看到了大象的心灵”，所具有的浩大力量。

第二卷第三章

*九、“王”的原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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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观相同的情境中，在气质相似的压制网络中，样态不同的心灵，感受到根本异样的宇宙洞天。以此可以区别三种心灵：

1，天才；

2，疯子；

3，常人。

这是心理生物的三个品种，彼此相视如同陌生的异类。也许在深处，彼此怀有比对异类更多的困惑与隔阂、蔑视与厌恶。

通俗的看法常认定受到承认的天才无所不知。如认为天才能恰当理解疯子与常人；而疯子不能理解常人，更不能理解天才；常人则能理解疯子但不能理解天才；因此，天才是最孤独的──就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等次的分类，是一种科学迷信的遗绪。因为在这三种心理生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就其本来状态而言的“理解”。天才之不能理解常人，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常人。常人之不能理解天才，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天才。常人不能理解天才，有如教徒不能理解教主。

天才有特殊的情绪和禀赋，疯子有特殊的情结与禀赋，常人亦备有自己的情绪与禀赋──如果不从功利的角度去辨别，那就无法划出其间的分际。人们隔着天河相望──无形而又无限的鸿沟比王母娘娘的“天河”还要难以逾越。没有七夕的鹊桥盛会去一年一度沟通这些寂寞而彼此隔绝的心灵，徒使隔河相望的两造常怀迷惘。他看见了对方，但无法走上去，拥抱在一起。于是，社会分裂了，历史断烂了。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不仅仅是语言隔阂造成的──更深刻的心理隔阂（上帝分裂人类、使之不能成就通天之塔的计划）是语言隔阂的动因。

心理的铁幕，使操“一种语言”的人们，尽管热切地交谈，却不能理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导向反目、操戈，走上备异的命运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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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类之间的幽闲，是个体之间幽闲的延伸与扩大。“类”，不过是个体差异的典型化与夸张而已。分类的幽闲终非静态的完成，它是方成与方生、方生与方成之际的动态。因为力量的增长，迫使心灵去寻求同道，迫使心灵去创立同道──把自己的力量投射给对方，使力量在心理生物的品类内部实现流通。在压力下，在各个文化圈子的空旷中，迟早会升起一个“通天下之志”的灵魂，他的风度生气勃勃，在千年酣睡中恢复了元气，修炼了金丹，仿佛无畏的游龙，潜隐在死水的深处。

在古代中国的智慧海中，对这个“通天之志”（《周易·系辞传》）的灵魂，用“王”的符号予以表现。王道之王，不是裂土而封的君王；不是割据一方的山寨之王，而是作为心灵世界的精英和反击力量的象征。

王是新奇的沟通者。

“王”，是一个用来描述沟通作用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一个奉献给沟通者的称号。在“王”这个符号中，代表沟通主体的，只是那贯通三个（横）层次的一道灵气──即那一竖。从上方起算的第一层次（横）是无机世界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的那种实体。自下方起算的第一层次，是有机世界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地”的那种实体。居中的那一层次则是社会界域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人”的那种实体。而贯通三界的一道灵气，作为心灵界域的大动源，一种类似“神媒”的创造者──化为古代中国人称之为“王”的那种动态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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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宇宙层次和一道心灵动力，构成古代中国的“四维意识”。《老子》对此有过明确的阐发：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

因为《老子》标榜“道”，所以把“王”的原始内涵，嫁接到了“道”的名号之下（“王”的一竖，正是“道”的表达）；而仅把“王”作为“人”的集中体现──这是对原始宇宙论（“王论”）进行政治世俗化（“道论”）的一个结果。与此同时，也就在“道”之上，又延伸出一个更高的本原──“自然”。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老子是“道家”，不如说他是“自然家”！

春秋以后的政治权谋者，已经忘却了古代精神领袖们对于“王”的原始理解。在政治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神秘感减退了。在附庸风雅的政客中，流行起了关于“王”的新见解──“王”成为那种玩弄屠刀、假冒斯文、裂地自封的空间盘踞者。贯通宇宙层次、协和万邦的精神领袖，于此变而为称霸一方的世俗僭越者。春秋以降，中国各地大小统治者纷纷自立为“王”，就是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堕落的显著迹象。再后来，半开化地带的僭主（如秦公、楚子），由于不太懂得文字的精密意义，以至胡乱用起“帝”与“皇”的名号来。

“帝”与“皇”的原始观念，本富于中华精神世界的特定内涵，是指某类宇宙本原（如上帝）而言，这时也开始遭受政治化、世俗化的沉沦之运。战国晚期，世俗已有称“帝”之举，如秦自称“西帝”，而赠齐以“东帝”名号。战国结束，赢政的自大狂心理恶性膨胀（这是对他的身体软骨病的心理补偿──伟大光荣正确的秦皇原有鸡胸之疾），竟嫌一个“帝”字不够痛快，必欲重叠使用“帝”与“皇”、自封“皇帝”而后快。这与二十世纪的某人教唆他人连用四个伟大来颂扬自己的心态，是一致的。当然，自封四个伟大的心态更为自卑就是了，道义上的破产，似乎是与名号上的尊贵互为补充的。

宗教观念的沦丧，则是和无休止的徭役一同降临──降临到日益衰弊的中国大地和日益卑微的中国人民。

“王”的厄运来临得更早些。周人的领袖姬发为了宣扬他是鼎革天命的力士，就取了“王”的名号。为了抵偿世俗化的不良影响，他又以“天子”自居，并仿效殷王兼行大祭司的神事。而殷王的世俗权威，本是从属于他的宗教大祭司这一神秘身份的。殷王是由神圣而渐趋世俗；周王却是由世俗而突袭神圣。这样，“王”，也就从宗教哲学的象征符号，蜕变成了世俗政治的一个压力源。这个宗教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大革命，包含一个源远流长、由微而著的大浩劫。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它的进程和细节，只是意在指出，“王”、“帝”一类的称号，原有更深邃的精神特质，在高贵的个人精神被下贱的群体实践所规范、吞噬的沉沦趋势中，它们的本义才逐渐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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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关于“王”、“天子”、“皇帝”的多种迷误，如果不被澄清，新一轮中华文明的精神太阳，就再也走不出历史尘埃积成的深厚阴霾。如果不对历史尘埃进行清扫（这是“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太阳与群体之间的反馈通道，就会被病态所壅塞了。古人暂时的政治手腕，被劣等子孙当作“精神遗产”继承下来──还有什么比这荒谬的事？罪不在古人，而在我们自己，在我们无力摆脱古人的阴魂。

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在我们的血液中沸腾，他告诉我们：

“王”，只是心灵界域的精英，而不是任何其他。“王”是心灵界域反沉沦力量的大象征，而不是任何其他。“王”是沟通天、地、人各层各面，贯通无机、有机、社会文明──于一道元气之中的超然生灵，而不是任何意义的执政掌权者。

对中国的良心而言，“圣人”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不是篡夺政治权利的军阀，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因此无形迹，因此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大做“圣人”遗体、遗教的殉葬品。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也许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1，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2，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3，“灵”能激起更广泛的灵魂之火。

191

中国人通过王符，早就建立了精神的“四维空间论”──无机界域的一维（天），有机界域的一维（地），社会界域的一维（人），心灵界域的一维（灵）：

这是不怕洪水之神红色共工予以撞击的宇宙四维。

任何异族的铁蹄，都无法踏碎他，更无法消解它。千奇百怪、形态不一的反压制力，在各文化、各时代的“王”的精神气质中，得到了示范与显现──最隆盛的会演，最激切的再生……集于一身。神奇的沟通者。凝缩着有弹性的反抗力量。他，是作为那“永恒的阴霾”、那“普遍的压制”、那“沉沦的网络”、那“冷酷的女暴君”──热忱而灼目的对应者：在贯通宇宙诸层的洋流中，崭露头角。他反击不断趋于耗散的命运与沉沦，并不像海德格尔等生番所论述的，多半只是文明现象或心理现象；相反，他早在比神话还要古老的时代，就已是宇宙的根本宿命了。

有各式各样的沉沦。但最根本的沉沦是宇宙的沉沦。我们的热切希望在于，一息尚存、正在活动的人们，能够反抗投影在“我”身上的沉沦动向。我们的活力，使得腐败趋势的蔓延，得以抑制！

192

对于沟通各界的奇才来说，对于那些最终以自己的人格去左右文化潮流的奇特人物来说，气质比才具，更重要；才具是从气质的充分发育中，产生的；才具顺应气质；而压制气质，则从根本上阻碍了才具的成熟。天才，懂得并获有足够的好机运，去弘扬自己的气质，以改变文化圈内外的大小气候。这是天才世界中的“以战养战”。

行动比意志更重要。叔本华说，意志不能支配意志。但这位研究意志问题的德国人却似乎忘了，行动的后果，常能改变意志的环境，因此，行动及其招致的事件，含有推移意志形态、改变意志发展的特效。我们据此做出的判断是，意志是可以改变意志的！只是，那不是通过直接的口令，而是通过行动──一种间接的口令──去迫使已然的意志，改弦更张。

第二卷第三章

*十、天才与病**

193

求生存的艰辛，使人心蒙受了极大的压力。人的天生，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爱占上风、喜新厌旧；但生存的压力却迫使人们屏除这些“性恶的要素”，而去发展各种不乏苦痛意味的“性善的要素”，如勤勉、坚忍、谦卑、忠贞等等。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利于人在自然界中争取优势地位；而明目张胆地爱占上风、喜新厌旧──不利于人在社会界中容忍和争得他人的支持。人由此不得不克制自己。自然和社会的压力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地强制个体就范──这从童年时代的“教育过程”就开始了。教育，有一半是教给人以生存的技能；另一半则教会人学得就范于社会规范。前者称为“智育”和“体育”；后者则是“德育”。品德高尚的人，就是学得了很好的自我控制的人，而不是生面性善的人。

这样，求生存的外部压力与行动压力，就转化为人的自我克制与内心冲突。它使人感到“不自由”的苦恼，感到连续袭来的各种“不如意”，甚至感到无所不在的“奴役”。

然而，与疾病造成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听到病人的呻吟：“给我健康，我宁愿去做苦工！”因为，过度的谋生压力最多也只是损害有机体的健康、影响有机过程的正常进行，而并不等于健康已被损坏、有机过程已被打乱。

而深沉的疾病则体现了人类命运之神的深沉性格──它表现为一切奴役中最厉害的奴役、一切苦工中最严酷的苦工。沦为病态的人，甚至无法直接和外界压力作斗争，他已丧失这种能力了；除非他先和深入自己内部的“病魔”苦苦争斗。“英雄也怕病来磨”这句广泛流传的谚语，意谓着社会的英雄征服者，在自然的压力下也只能是可怜的被征服者。生命与健康，最终只是对死亡与病态的临时抵抗。

而那些能把自己的不幸和疾病的责任，推卸到他者或“命运”头上的病患者──等于求得了一半的解脱。他至少以此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荷。把伤害身心的“自我悔恨”转化为较为外向的“憎恨世界”，这样，他就把生理形态上的劣势感，幻化为运气上的不济感──对人的心理承受力而言，命运的不济要比身心的劣势稍为轻松，因为，归咎于“运气不好”，较之被迫承认自己缺乏能力或天生羸弱还是要好受些。对无法救治的病，心理上的安慰成为唯一必要的。所以，天生的残疾者，比伤残或病残者，在心理上更为不幸。

他们必须面对无缘无故就变得如此冷酷的世界，必须去加倍努力，以取得同等的权利──他们因此承受的心理压制。远远大于伤残病残者。

名噪世界的奥地利籍犹太精神病医生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生平就提供了一个案例，充分说明天才与病的关系。他三岁时从捷克迁往德国莱比锡。在迁居的路上，他因火车的瓦斯灯光而联想到“人的灵魂”，从此患上了妄想症及神经衰弱症。这病折磨了他半辈子，直到他发明了“精神分析法”之后，才用自我分析予以医治。这表明，精神分析法乃是一个心理异常者为了克服自己的病态而创造出来的自我治疗的呓语。

甚至著名的“俄狄蒲斯情结”（恋母情结），也是弗洛伊德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创造的。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特别仇恨自己的异母兄，却无明显理由。经自我分析后始发现，其原因是他暗暗嫉妒异母兄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嫉妒的动力则是他自己对亲生母亲的爱恋。在弗洛伊德的生活里，异母兄代替了父亲的位置，恨异母兄，其原型是恨父亲。……弗洛伊德的这种体验及其呓语，虽与许多人的心理体验根本不同；但这病态的恋爱癖，却促成了一种风靡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重要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虽然不是实验科学的，但却不失为一项富于艺术气质的创作。天才与疾病的关系，促成了一个理论的诞生。

叔本华和尼采是两位大力讨沦过天才问题的德国“非传统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天才是至善至美的，能够达到超我的客观，“这种主体已不再按根据律来推敲那些关系了，而是栖息于、沉浸于眼前对象的亲切观审中，超然于该对象和任何其它对象的关系之外，达到“自失境界”──“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忘了他的个人，忘了他的意志。”尼采则认为，天才和伟人有权利牺牲缺乏价值的庸众，以大力发展自己，等等。

但在我看来，这两种关于天才的看法都有缺陷。首先，天才为病所苦而不可能达到客观──越痛苦就越主观。“超我”、“自失”，只是一时的解脱，并非长久的归宿。再者，天才所牺牲的，首先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人。尼采本人的生活史，就充分表明了这一切。尼采其人，恰是其哲学的“头胎儿子”。

头胎儿子，在宗教上常常用来献祭，天才也比常人更孱弱。历史的开创者只有在自我牺牲的示范后，才可能召集忠诚的追随者。

196

天才与病，是不乏永恒意味的孪生子，在文明历史中构成一个浑然的交响主题。“病”的阴影为什么对天才如此偏爱？这是心灵的大秘密，也和文明的动态压力有关。病，有时属于生理上的，有时则是心理的。文明的压力，把“天才”这响亮的字眼与“病”这沙哑的字眼强行归类，使之成为一株怪异的“并蒂莲”。许多大天才的一生，是作为想象的殉葬品而始终的。这类史例，不胜枚举。他们为自己的想象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了生活的代用品与指导者。另方面，病也刺激了想象的活跃。所谓病，无非是失调或“缺陷”。一种病附降临，也就破坏了一个活动天地，堵塞了力量的一个发泄孔道……一个病，象征一个遗憾。一种生理上的病，引起一个心理上的“忧郁”和“焦虑”，病因而与想象的过度活跃粘连着。

197

在病的意义上，有两种天才，一是由灵魂之火燃烧出来的天才，一是由病引发的天才。其余的天才处于两极之间：很难分清哪些是天才致病，哪些又是病致天才。天才都有病，但有病者不都是天才。不论病对于天才而言是“因”是“果”（如上述“两种极端的天才”所示），它都是辅助而非“原因”，是表象而非本原。

想象作为心灵力量的自由奔驰，意味力量的消耗。想象力的发达，使体力受到无形削减。对具象的个体而言，力量的总量是大致不变的：此起则彼伏，彼张则此弛──想象力的过度驰骋，将导向身体的病──天才就是病。

想象致病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们知道，有关人生危机的想象，可以引起神经衰弱；有关野心和冒险事业的想象，可以引起亢奋与抑郁的情绪交错，导致各种身心疾病。有人会反驳：想象除对身心有害，但更有积极影响。

但消极的影响正是继积极影响而后出现的。神经衰弱和精神抑郁源于过度兴奋与亢进。高潮继之以低潮，力量的宣泄招来力量的衰竭。想象，作为剧烈消耗的人生活动，其代价可观。最大的苦痛和快感，最大的恐怖和希望，最大的破灭和优越无一不在想象之火的燃烧中，达到了各自的极致。

198

病造成的无能为力及其遗憾，要求想象去展开翅翼寻求慰藉、补偿、解脱……想象的泛滥源自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在百无聊赖的苦闷中，在无计可施的气恼中，在找不见解救之路的昏暗中，想象之火突然勃发，以其在实体世界中无法体现的特异光彩，穿透并嘲笑实体世界的困惑。天才的想象与特化的病态，结下不解之缘。

天才若不将自己典当给“病”，那个阴森的权威──沉沦与压制──就不会对他慷慨解囊、有所赐予。他有过坚强的体质，健康协调、充满活力，随着想象力的漫天邀游，天才的锋芒显露。

可他们的体质却迅速孱弱，以至于病。另一面，他也许生而孱弱，为了弥补这种病态，为了争取“同等的权利”，而沉浸于“只此一道”的梦幻之中，终于迸发出灼人眼目的火──天才。因此，幸福的天才，多是已经熄灭了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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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对立面不是无知，而是疯狂。那么，什么是疯狂呢？他认为，人们并不把在人所不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相反，是把那些在众所周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视同疯狂。正如人们把强烈的欲望叫做爱情，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叫做疯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

如果这种希腊式的静态观可以成立，历史上的许多天才就与疯狂同列了。你看他们，就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突破陈旧的规范。而促使他投入行动的，恰恰是那炽热的想象力，而不是清醒的“理解力”。

想象力的飞腾，是各种天才的共同特征。超常的欲望，出众的精力，恒定的意志，只是天才的皮相；其内核，则为想象得不凡。是想象的“主题”创造了天才的“总谱”。他有复合得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他针对文化世界的内在弊病而发。他的存在因而具有潜在的功利价值。对自我而言，他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但他排解了心灵的困惑，淡化了文明的困境。──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的想象，既是一种天赋，也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既类似游戏，又是自甘的苦役。

200

天才与病确实有缘，而文化的发展又与天才有缘。那么，整个文化岂非染上了“病”的色彩？与众不同的存在形态是否即意味着病？如果肯定了这一点，则生命当为宇宙的病症，人类文化当为动物世界的病例……

一种文化的病。首先体现在某些“先知”的个体身上。他把自己对“病”的感受、对“文明”的反应、对宇宙形态的体验──注入文化之流。尽管这是“微量元素”，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明暗与色调。这就是“偶然性”的历史功用？

绝对的治愈，只能来自想象。许多宗教的兴起显示：宗教领袖的祈祷和符水，以及洗礼的施用，竟使许多身体的疾病“不治自愈”。医生们对病人的心理疗法，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的天才操纵者，对虞于群众的召唤方法，如出一辙。首先，建立病人对主治者的信仰；然后用这心理的能量激发他人的精神活力。用想象之火去烧烤他们，治疗他们本已无望的“不治之症”。汉赋《七发》中楚客的游说，竟使太子的病霍然而消，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不是想象产生了力量，而是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心理的治愈机制，在于能量的转化、输送──由施予若问受施者的流动。想象，就是用幻念的形式流动着的反现实、超现实的力量。对天才而言，这力量是近乎自发的，是被某种很难分析的契机触发了的。而对比较被动的心灵，这力量则由天才的闪电而启动：二者的关系，犹如发电机与导体。导体通向的输电末端，则为历史之流的“积淀”。

201

天才或许表现得勤奋，但天才却并不是勤奋。天才，无非是由着自己的天性去做。但在自然而然中做出来的，却又是精妙绝伦的。勤奋之至而一事无成的人有的是──他们的存在，否定了工蜂等于天才的假想。他不随遇而安，他顶逆众人的目光，他不为环境的压力而扭曲自己的天性，去学会“做人”；否则，他更愿意做施洗者约翰，而死在希律王情妇们的口舌之下。

他的辛勤，不是外在强制的结果，而是从他的天性之田中，自然流溢出来的甘冽之泉。天才有一种气质──文化需要这种气质，犹如生命之需要空气。不同的生命需要迎合不同的空气；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潮流抓住不同的人格。至于人格本身，反倒近乎“盲目”。

其次，也不是缺陷造就了天才。缺陷与遗憾，只是为天才提供了一种内在强制的集中手段。它迫使天才把精力集中于此，“背水一战”、作定向突破，不去他顾。而依照人的本性，精力原总是顺着最容易、最舒服、最合乎沉沦方式的渠道宣泄掉。但世俗的缺陷，却迫使天才采取更稀奇、更高贵的途径去消费精力。消耗得具有文化史价值，就被群体承认为贵重之物；消耗得具有启示力，就被历史奉为文化的里程碑。

202

文化上的特征，扎根于人格的特征；心理的特征，则要到生理方面勘探渊源。人格意义上的天性与宋儒的理论中的“性命”完全不同，它起源于难以重复缸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交织，而不起源于既定而普遍的道德秩序（“天理”）。用严实的目光看，天才并不神圣。在辽阔的原始背景和世俗生活中，他们都是些“不平衡的怪物”。有许多，还是生活上的失败者。他们被迫退出公共生活，只把心灵留下。但等他们终于气绝之后，社会却突然发现十分需要他们──不是需要他们本人，而是需要他们的遗产来为自己增色。接下来的步骤，便是道德化、神秘化的“热处理”：经过这道“工序”，天才就可以成为颇实用的东西了。可是，本来面目之下的他们，并非从高贵的信念出发，而是来自暗淡无望的荒凉背景──他们的前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他们的后边，是可离而不可脱的洪水滔滔。他们的心中则永远充满了焦虑。

203

绝望出天才。或，空幻的超级希望产生天才。

绝望阻塞了精力的“正常渠道”，而大希望则抑制了精力的“平常分散”。它们的共通作用，迫使心力收缩在某几点甚至某一点上。难以药效的大病态，有器质性的，也有功能性的；有神经性的，也有心态（“变态心理”）性的。这些痛苦的异常“姻缘”、灾难深重的“婚配”……需要心灵的解脱去救助──无可救药的大病，需要新颖的文化去抚慰。抚慰了伤痛者自己，也抚慰了受到伤害的时代。

天才所以能够特立独拔而又价值连城、不去求同却被奉为圭臬──因为他是苦海中腾越而起的一道光亮；芸芸众生都在此苦海中浮沉。他对于群体的含义，决不仅是一件可爱的纪念品、一幅赏心悦目的装饰画……他是生活方向的暗示者；是智慧的启迪者。他是文化反制集团的海上堡垒──在流动中见力量，赐给动荡的洋面以超越的平衡感。

第二卷第三章

*十一、含苞待放的时刻**

204

最有力的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那含蕴的反压制力量──已经完成了他的空前凝炼。初期的开放也是值得赞慕的。“放而不肆”、“含而不露”，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这难道仅仅是“想象力”的作用吗？不。这是生命力。

历经磨难而得以集结的力量，肩负着使命来到世界上。不完成彻底地自我宣泄（这意味着相对的胜利和相对的毁灭）他飞会消声匿迹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又不因熟透了而趋于朽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物！一个因其美好而格外短暂，一个因其短暂而格外美好的事物！他保持着高昂的欲望，却又不让这些欲望得到弗洛伊德式动物主义的充分满足，从而削弱其力量的势头，以此久久保持一股静悄悄的冲力。在事实即在生活的层次中，获得一种主动的饱满。这饱满，这饱满状态，不是人为的紧张，而是长期的压制集聚起来的宇宙之精，是大自然的丰盈赐予（虽然在世俗标准下，它不乏“苦难”的意味），是特殊灵魂“无为”本性的天然流露。他由此升腾到震慑亿兆而令万人景仰的高度。他，也许采取了冲宁淡泊的形式，但内含的力量则是波潮浩荡。

205

释放多余的内应力的消解行为，作为处置过剩精力的本能活动，有积极意义。过剩的内应力（反压制力）需要消解，否则将从内部危及生命。生命本能中自保性反应的功能虽然一致，但因条件各界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消解方式。

消解行为可依其对象而分为两大类：

1，发泄；

2，解脱。

发泄是侧重于生理层次的、有对象的消解方式。解脱则是侧重于心理层次的、无对象的消解方式。或者说，解脱行为的对象是行动者自己。众所周知，发泄欲望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通过对此对象的追逐与占有，依据生理、心理的过程实现发泄。解脱则不然，它不仰赖外物，它可在行为者自身的生理心理场内，通过心理活动及与此相关的生理变化来实现。对有意识的动物而言，发泄行为常由生理因素直接开启，并在生理的天地中求得归宿和满足。而解脱行为，虽也原始于某神生理压力，但却诉诸心理方式的解决。

正如生理天地与心理天地本来相通，发泄模式与解脱模式本来也彼此渗透，互为表里、因果。在心灵的海上礁石丛中，摇曳着一艘谋求安全与平衡的人生之舟。这舟上有两杆巨桅，这就是“发泄”与“解脱”它们为人生之舟摄取了动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决定了这动力的方向。所以雄伟的创造者和优越的精神人物藉以兴起的环境，一般并无特别的引人注目之处。和他们“共同享有”那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成万。但结果如何呢？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青莲出污泥而不染。一枝独秀，所藉者并非油泥与气候，也不仅是可见的遗传特质，而是科学至今分解不出的某些恰到好处的要素。许多出身微贱或生活贫寒的奇士、圣人、英雄、企业家等等他们久经周折的生活史足以说明，科学尚不足以预先指导人们去怎样做，才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这种神秘性，使人类的行为迄今还停留在全面的机遇性和具体的盲动上。

如此看来，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了。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位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

206

“发泄”狠狠地嘲笑“解脱”，“解脱”则报之以无比的蔑视。“发泄”认为“解脱”不切实际，隔靴搔痒；“解脱”则厌恶“发泄”的卑下贫瘠、一览无余。它们彼此试图压倒对方，以便把对方贬为补充自己模式的一种调料。如果脱出二者的固有轨道，而作超然（当然也超越不了人的精神状态）的俯视，当能看到，二者在生命历程中常是互补、互通、交相作用的。

而极端的发泄式行为，被称为“纵欲主义”。它常是极为广泛的，决不限于现代人津津乐道、专门留心的情欲领地。甚至有精神上的纵欲主义者，有以利他主义为假面的纵欲行为。而极端的解脱式行为，则由于它抑制自我的外部表现，被不甘于人生寂寞的学者们戴上了“禁欲主义”的冠冕。但真正的禁欲行为，只不过是对欲望的表现方式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使其具有社会习俗中的禁欲外观而已。试想，若无强大的内驱力为杠杆，像是禁欲这样违背本能的行为，又根据什么决定，从何做出呢？

207

禁欲是什么？纵欲又是什么？它们都是消解压力的行为。历史告诉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禁欲行为是对纵欲所造成的虚脱状态进行的一种“补助”；而纵欲则是在厉行禁欲后的过激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应是一种“使用”：使用、消解那些郁积过多而发生着变质危险的过剩精力。此外，历史还给我们另一层启示：心理方面的过剩精力，却并不能通过“发泄”去排遣哪怕发泄到了“纵欲”的地步也无济于事。平衡心理方面的过剩精力，只能留待“解脱”的途径，通过转移、净化的方式去实现。

208

生命是这样一头怪兽：具有自我平衡、相互平衡、与环境相平衡的杰出能力。不论是发泄及其标尺下的纵欲和禁欲，还是解脱及其标尺下的转移和净化，都以根本上的平衡为目标。有些极端行为乍看起来是违背了一时一地的平衡，但那是对长期压制的反动；是“以夷制夷”──以惰性去报复惰性。从久远而观，起作用的仍是追求根本平衡的倾向。否则，有机体又将何以立足？

209

禁欲和纵欲，是同一行为天平上的两个秤盘。它们都是用以描述过度行为的形容词。禁欲的深居含义，是强化反压制力量的冲动；纵欲则以减轻内在压制（即过剩了的反压制力）为至上需要。唯一的准则，是创造并维系作为生命基点的双边平衡。二者汇合于内外平衡、身心平衡的生命海。由于深刻的平衡需要，一旦外在力有所缓和，人们马上转去释放内在压力，体现发泄和追逐欢乐，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自保形式。所以诗人们常感叹说，“富贵思淫欲。”实现了欲望，意味着内在力的紧张获得了缓解。

其机制在于，消除了饥饿、安全、温暖等方面的外在威胁后，原先聚集起来以图对抗的内应力，就成为相等多余的过剩之物。消耗它，就成为生命努力追求的首要目标。这时，“享乐主义”便会抬头。所以，一个成功地完成了外在扩张的民族，往往立即面对着内在的腐化。而逆境较之顺境，较易避免内应力的流失。

210

问：生命的最高丽质是什么？

答：是“日新其德”。

日新其德就是不断更新生活者、思想者的心理样态（而不是“结构”）──德，以更有效地把握环境。除了心理样态与生存处境相对应中形成的诸德之式，既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也没有永久生存的品德。生命的最高德与各种乌托邦、理想国、乐园或净土的设计根本相反：它决非固执不变，而是追逐新颖，以“变”为“善”。而作为生命之至善品德的求变的能力，则又不离其“宗主”。这宗主，就是生命藉以诞生、存在的自然压力及其启示。人所讴歌的“师法自然”，不仅是画匠或艺术家的诀窍和顿悟，且是各种生存样式自古以来就默默遵循着的大道。师法自然，乃是日新其德的不朽依据。如现代的仿生学，就是这方面的杰作。

211

不离宗主的迁异，师法自然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文化的观念中，被表述为“易”。《易经》就专门发挥了这一无穷变化和无根迁异的宇宙观。《周易》把生命默默遵循的大道哲学化了，浓缩为思辨的轨迹。师法自然、不离宗主的周易哲学，因而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架和灵感之源。从此，不懂得、不参与《周易》式的精神活动的心灵，就无法探悉并不悟中国文化的基本奥妙。

当然《易经》作为一部人为的作品，尽管讲述了师法、不离与变化、迁异的基本原理，本身却是处在一种不完满、未完成的生成状态中。这不是幼稚与粗糙，这是深刻智慧的证明──它为自身在未来的持续发展，准备了众多的方向和充裕的空间。它保持着生命的弹性与结构的可塑性。一部着墨无多的《周易》，与其说是“体系”，不如说是“启示”，是中国式的“上天垂象”。它和围绕它而形成的易化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启示录”。

212

在这样的启示看来，点到了，就够了。能够理解的心灵，就足以理解了，也许还会因此而理解得更深、更透、更富于生命的丽质。若是接受者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再细再密的阐释与证明，也难以使他理解，反会把繁琐的语言变成义理的迷宫。而对生命力活跃着的心而言，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讯号──整个宇宙的秘密就突然打开了，对着他那正在开启的心扉。

《周易》使我们避免了陷入迷宫的危险。它以简约的语言和启示的图象，向千万年的历史和各种族、各文化的心灵，展示了一种普遍的原则──“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新精神）。这一经典精髓，是对来者的启示，对往者的总结──“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周易》哲学从人性和宇宙的深处，捕获了生命用以自立立人的普遍枢机。这枢机承前启后，功盖天地。对实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言，它都不失为一个普遍的动力和一个持续的场。对于人的生活（不论就其动物模式的方面，还是人所特有的方面），这已构成各种价值均可附系的活坐标。

他告诉我们：生命只有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比压（或以东方式的“克服自己”；或以西方式的“降服外物”的方式），和对应形式，才可能处于有效的生长状态。什么时候他松懈了这类调整，什么时候没落之运就毫不容情地降临了。什么时候他因为躲避辛劳而放弃了这类调节的努力，被动的奴役状态，就会攫住他的身心。

213

这种意义的“东方式的克己”，不仅是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策略的运筹。它的真正目标是通过克服自己去同化他者与环境──“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西方式的降服外物，则是又一类型的战略方案，它的目标是通过“征服宇宙”来“扩张自我”。其功能在于重建自我与上帝、个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表面上，意在改善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但其实在目标仍在通过这类提高自身力量的努力，取得对异已势力的战略优势。可见，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在“体”上极为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用”上而已。

不论是中国农民式的“行中庸”、固守乡土，还是北欧“海盗式”的走极端、远涉重洋，各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就其本身状态言，都可以是健全的。不断的自我刷新，不停地因时而易，是使生活趋于不腐、不死之境的要素，这就是“易化”的本质。在保此丽质的前提下，各种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价值，是同等的。有人把生活分成“坚强的”与“软弱的”两类，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泥古不化者，坚强却无益，徒令腐朽弥甚而已。而勤于思索、与时俱进的人，即便是“软弱的”，也不至于脱离生命之水。而对文明有机体说，坚强的停滞比软弱的弹性危险得多。因为这将吸尽、耗干生命之水。如果把坚强与坚硬划上等号，那就更是灾难性的了。

214

“太阳底下很少有新的东西”，因此，新的东西就近乎好的东西。即使新东西本身并不等于好东西，也因其新鲜而不失为好东西的象征或预兆。一切好的东西，都只能是从新东西包括新挖掘的旧物之中来。有价值的古代文物，有价值的往昔精神，其价值在于，新人们从古老的尘埃下，发现了新价值、掘出了新意义，并对新生活的生成，起了“资助”的作用……

如此可见，“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说──都是精神的迷误。

任何学问，都只是人生的工具（“用”），怎能成为人的本体与主宰（“体”）呢。

各种传统文化名义下的本来价值、固有属性也许是有的，但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受到自己感官的无情限制，因而很难认识它。因此，这些遥远的价值、隐秘的属性，对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是近乎不存在的。正是基于此种前提，认识的价值和功用的价值，几乎是同一的。这样，被人评定为“新”的事物。意即人们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功用的事物。而意义和价值，说到底，也只能是作用于当前的──或当前预测即体验着的。

“新”，有时是创造，有时却是循环。前所未有的创造固然是“新”；光复旧物的循环，就其动用层面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新”！至少，它给人们免除了生活上单调延续的劳役，和文化上刻板重复的苦楚。循环中的新事物，比人创造的纯新之物或许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若是没有昼夜的轮回与四季的更迭，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中的节律和美，将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但我们说，“每天清晨劈开黑暗的太阳，都给人以一次清新之感。”作为新民族的缔造者，我们前来反抗犹太人衰老智慧的压制：太阳不但使漫漫黑夜为之驱散，还是宇宙节律在地球上的步履声！它不断启动我们的心扉，使之充满喜悦与激动，并迎合着宇宙周期的颤栗──感受比实存更重要，因为实存是通过感受起作用的。

215

含有最大能最的“德”，对生存活动不是禁锢，而是一项有效的保护。如果说保护本有禁锢的成份，那么“德”对生命的保护性，远大于它的禁锢性。简言之，“保护”以抗衡外力为首要使命；“禁锢”则以约束内力为根本趋向。“德”的良好状态，其标志是把矛头指向外部，在此前提下，甚至可以变禁锢为更高意义的保护。也只有在此前提下，生命的日新其德，自然而然成为他与时俱化的自我保护。他在顺乎本能的试练中，切合了宇宙的节律，得以在时间的摧残下，绵延自体的盎然生机。

216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

净土观念，原作为各种教徒的一个纯粹梦想（以来调剂他们不那么纯粹的生活）。这只有从各种宗教是对乱世的回答这一前提出发，“超凡入圣的净土”，才会引起人们的同感和向往（而不是世俗的所谓“理解”）。除去这种严格意义的“净土”，一切净土观念都只会导向更深重的沉沦！因为从本性上说，它们是敌视生命的。它们蔑视并排斥了生命所必需的种种血腥气。在他们迂阔的眼光（严格地说，是伪善的舌头）看来，压制力量是宇宙的罪恶（“相”与“魔”）；而反击力量则是个体的罪恶（“欲”与“业”）。如此推论下去，只有“涅槃”，才近乎真如，才算得真正高贵。可是，那涅槃又是何等的境界？对此，也许只有入了涅槃的圣者才能做出确切的回答。然而，入了涅槃的人还会说话吗？还屑于说话吗？因此，涅槃除被世俗化为谋财害命的勾当，别无出路。

217

流俗的涅槃是懒散的借口，是半醒午睡之间的睡眼惺松。它是被不懂得涅槃、从未接近过涅槃的手，捏造出来的梦呓。那些泥、石、金、木的佛像，都长着一双老也睁不开、老也睁不大的迷茫睡眼，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梦，一个作为净土之反像的世俗之梦。正是这种历史的破产，使得佛教式微了。西方的冲击来到中国，西方的天国观也随之而至。我们发现，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来世论与马克思──托洛茨基式的现世净土观之间，在犹太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过分远离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所以当某些数典忘祖之徒说什么“死后去见马克思”之类的临终呓语时，他们的“马克思”不过是“阎罗王”的代词。

这些阎罗的信徒大概觉得，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行动迟缓、步履蹒跚了？他们大概以为，世界也像他们一样骨质疏松了？但世界的进步是通过个体的死亡，逐步实现的──这包括宇宙的节律、生命的进化、文明的演变、心理的转折等诸层诸相。

第二卷第四章

*一、分化中的生长**

218

一艘陈旧的巨轮，飘流在似知未知的洋面上。它的乘客疲惫到了麻木的程度，麻木到了聪明的地步，聪明到了互相算计、准备自相戕害的程度。这使他们更加疲惫、紧张、焦虑、恐惧，以致极度厌倦的思潮兴起了。谁都希望那黑沉沉的海上驶过来一只救生艇，管它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堂！谁都想弃船而走，连船上的老鼠、阿猫、阿狗也都纷纷跃入似知未知的汪洋──“晚走不如早走”，他们奔走相告……

但是在大潮流的涌荡中，逆流毫无例外地产生了。这就是反作用力，或曰反压制力（潮流构成压制）的“玄妙”之所在。对巨轮的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这是在普遍厌倦的压力下，逆行而兴起的。轮上乘客群体中开始了剧烈的分化，分化引起了争吵的喧嚣。但争吵，却也带来了活力，引起了对轮上状况的关切与注意。于是，一股新的精神意向开始萌动。最后，一批最绝望的人，还是弃船而逃。一批最激进的人为了回答他们，开始确立自己的新希望，并动手修补巨轮，重新确定它的方位。大多数人员，则在观望着，犹豫不定……他们似乎在等着，听凭摆布。

出走者，去追寻他们未知的命运。留下来的人，则就地创造自己的命运。意志的不同，把人引导到命运的不同沉浮中去。在富于戏剧性的大规模分化中，命运女神的身影逐渐显露出来，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文化模式逐渐清晰了起来。分化过程，迸发出形形色色的力量。

219

新的文明初起时，社会内部的反差开始扩大。文明走向鼎盛，反差日益增大。反差，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和文化创造的直接动力。社会的反差，还是生长、分化的结果。它在人际关系上，不免会造成多重的隔阂、疏远、乃至紧张。生活者与观察者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观察家指陈说：看，这就是反差，反差对进步是必要的。但生活在反差之两极的撕扯中的人们，感到的却是幸福与不幸、踌躇满志与嫉恨不平、欢乐与悲痛、狂妄与自卑等极端相反的感情。他们分别断定现存秩序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感情的压力，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着行动者的意志步伐，或使之紊乱或使之坚定，但在历史观察家的天平上，这种激荡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前进运动。

面对这微妙的格局，关心人类幸福的思想者，应考虑一下“走钢丝的艺术”。社会的发展，宛如行进在一条悬空的缆绳上，两边是幽深的峡谷。一边的峡谷是反差太小导致的停滞与僵化，另边的峡谷则是反差太大引起的磨擦以至爆炸……如何使一个社会不因恐惧或大意轻敌以及软弱或意外事故，而不慎跌入缆绳两端的峡谷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严肃到了致命程度的问题。

220

阶级的分化、集团间的斗争、乃至个人意识的抬头，带来并加剧了种种痛苦和磨难，但同时，这又是文明得以滋生、拓展的前提条件。如果承认悲哀、愤怒、激动、绝望，乃至感恩的心情是艺术与史诗创作的大前提，那么，如果从审美活动中抽掉了它们，艺术还可能存在吗？艺术的创作还可能继续发生吗？艺术的作品，还可能得到他者或后人的理解吗？没有体验过悲哀的人，是读不懂李贺的诗的；没有濒临过生活绝境和心理绝境的人，是读不通《离骚》的。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故事，曾经招致众多史家的讥笑，其实，这种嘲讽完全是多余的。

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就其内在机制而言，有惊人的相似。即，“不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的基础、背景以及出发点。当一个事物的成长，超过了它的前身、掩盖了它的源泉，因而在实际上近乎否定了自己父亲的时候，人们就会奇怪地指称它的父亲、源泉、前身为“邪恶”的。因此，我们说，没有黑暗，便没有广袤；没有邪恶，便没有圣洁；没有苦难，便没有幸福；没有绝望，便不会有伟大的创造。阶级斗争的罪与罚，因而成为美的乐章。它有痛苦但也有文化，文化的程度随着痛苦的程度的深刻而提高。交错着的巨大反差，构成了乐章（而不仅仅是单线条的旋律）的结构，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雄浑意境。

躯体上的懒汉，不想付出艰辛的劳动就想收得丰盈的收获。精神上的懦夫，不想担荷罪恶就想获取文明之果。为此，他们在古代创造了天堂、乐土的神话；在近代创造了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空想。精神上的懒汉，更出于求全责备的奢望，想不付沉沦的代价就得到文明的浪头，想避免社会动荡而得到社会的进步，想抽掉食物的“糟粕”而只留下食物的“精华”……这是一种良好的奢望。如果尽取精华而尽弃糟粕，则有机结构的贫弱、病态以至瓦解，会比进步与文明更迅速地来到。没有糟粕的精华不是精华，它只能弱化人的肠胃，以从根本上毁掉人的抵抗力量。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地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开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

221

在文明史中，往往是随着社会反差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日益低落，作为各种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也不免日渐退化，它们的功能趋于衰竭。每到此时，以往的高级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受平庸的理解，动人心魄的精义只引起平淡甚至近乎麻木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活跃着的精神文化被偶像化了──化作或恶或善的泥塑。社会生活的极端停滞，与独立精神（及其扩大的投影团体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失落，一同降临到由于过度的垦殖、收获和过度的禁止施肥催化，而变得越来越贫播荒芜的文化土地上。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进程在秦汉帝国、元明清帝国，各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紧随其后，魏晋南北朝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混杂、价值错乱的精神状态继之而起。在这两个社会系统崩溃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自体的没落，而非他山之石的敲打、撞击。甚至个体的心理性征也会随着文明结构的衰落与解体而被夷平！男不男，女不女，两性的异化成为文明败血症的日常表现。极度的专制，诚然有把君王之外的男子都变成太监的危险，但雅典的民主也同样培养了大批的男妓和同性恋者。文明的困境同样困扰着置身其中的人民。对个体而言，这近乎一个宿命，但对思考的人来说，这却是和社会细胞（个体）的职能消解同步出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父亲暴戾、儿子叛逆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机体的有机过程，就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我们听到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历史叹息声。历史的反思打开了有关“散沙”的秘密：国民性中的“一盘散沙”，是来自个体特征的日渐磨灭。大家在恶霸皇帝面前都一样地丧失了人格，那社会的结构也就夷平了，社会的职能也就瓦解了。大家都“平等”了，反文化的风潮也就涌起了。文化史的废墟时代，也就在毁灭个性、倒置构架、颠倒历史的运动中降临了。

222

当文明的锐气衰颓了，社会内部正常的反差、活性及其创造力，会突然间急剧下降。如果观察家来到这个时刻、这个季节的文明社会中，他将发现，此社会因其弊病太深，再也经不起活力的冲击了。充足的创造力，给它带来的不再是以往的福音，而是突如其来的灾祸。社会自卫的第一个冲动当然是“遏止它”。作为心理防卫机制的一个本能表现，文明社会及其芸芸众生，会十分省力地转嫁危机与责任，转而诬告创造力不洁净、诬告创造者破坏了社会平衡。制造动乱──这已成为大海沉船时刻的普遍真理。走投无路、动辄获罪的生灵们开会学习，尽其一切卑劣的、暗示的、拙劣的手段与言辞，向创造力宣战。这是一个日趋封闭日趋猥琐的时代。

223

当文明衰颓了，社会内部的反差趋于弱化，反差激起的力量对比日渐萎缩。岩石的棱角日益磨平，个性流失于无形的群体。有活力的等级差别，被社会的元秩序腐败取代了。而为了抵消无序的破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暴政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他们的长处仅仅是比法王路易十六更野蛮，也更善于激发群众的歇斯底里。新的专制，成为对旧的等级模糊的一种报复，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就这样，历史等于说：“平等”与“暴虐”、“无视权威”与“专横无忌”，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交织为一头反文化的怪兽。它不仅蚕食文化之果，也吞食人性之真。它赞美新的原始状态、新的浑浊。它把有灵性的人，贬到病态、麻木的陷阱中。它吞吐的雾气，成为新野蛮冲动的预兆。这野蛮，并非真能退回淳厚静止的原始时代；其结果，只不过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法王路易十五的名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他死不久，洪水真的来了。──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路易十四的光辉与暴戾、路易十五的奢侈与放荡，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所幸的是，洪水退后，留下的不仅有荒芜的败草，还有一个重新分化、重新生长着的饿狼充斥的新世界。

陷入了此种轮回宿命的文明社会，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危险之所在。反会担心合理的反差，将招致社会的分裂。这好像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不知道自己需要合理的休息，反而拼命用脑以求疲劳，暂时摆脱失眠的困境。他用这盲目而可怕的临时陶醉，戕害着自己的生机，迸一步打击了业已憔悴的神经系统，从而进入更深的病态。当一个衰弱的文明社会已抱定成见，认为任何休生养息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那么，它的病灶深层只会加速溃烂。

第二卷第四章

*二，个人与社会**

224

如果社会不把榨取个人精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它又到哪里去取材，以堆积文明的大厦？如果社会不立意于压迫个人、强制个性，它又怎能去维持有效的普遍秩序？社会压力的症结并不仅在于什么“制度”、“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强权意志”、“贪得无厌的经济力量”、“穷凶极恶的生产矛盾”等等……这里的症结要更深刻；它是沟连着生物底层世界和生态平衡枢机的关键性表象（而不是随时随地可以验证的“实存”）。即，把原本独立自存的生物系统（个人），贬作一个更大机体（社会）的细胞。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弊无数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是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死亡与兼并。

文明的系统、社会的结构，正象一架压力大机器，它是人造的，但到头来却不是人能控制自如的──它一旦确立，就有了恶魔般的非人“意志”（或叫惰性）。这意志和人的生存意志、创造意志之间，发生了绵长而剧烈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形形色色。但结果多是，人的个体意志的损耗、落空、毁灭；社会、文明意志的转形变相；以及人的总体意志（生物界城中）的胜利。而这一意志的胜利，体现在历史过程中往往通过击碎文明的系统去实现。故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衰亡、崩溃、消失的一天，尽管它的片断可以被后人捡拾起来，移作他用。

225

“在上帝、真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从可能的角度讲，从反抗僵化、反对固定模式、反对为既得权益而牺牲社会进步等角度讲，无疑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失为一个激活横遭压制者生命潜能的生动口号。但是，要把它真的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伟大的诺言。这一“食言”的原因初看起来很“玄妙”，说透了十分简单：各种形式的社会正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势力所能保证的，更非一项抽象的原则可以担保：不论它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多么纯净并富于效率。因此合理的期待是：只有在多种原则的相互对峙所造成的势力均衡中，社会正义和法治状态才可能实现。

人性中追求着支配世界和把握权力的倾向，使其一旦失去压力状态就有趋于沉沦、腐败的危险。人在物理的失重状态下，如不被保护，将迅即死亡；人性在生理方面、文化在心理方面的失重状态，亦复如此。所以，生理的压力使人性变得可爱；心理的危机则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多重的社会组织产生出来错综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两大功能：

1，它提供了社会正义的保证力量；

2，又不至于因压力的单一化而使格局富于爆炸性。当然，社会组织的存在又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化，尽管是尚未僵硬的等级化。

226

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与个人独处时的个体，反应与表现何其悬殊！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是个良好的公民、模范的丈夫、优秀的父亲和贤妻良母，但独处时刻，人独自面对自己的良心、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宇宙……时，扪心自问却不免发现自己终究是个罪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尊神秘莫测的两面之神！社会中活动的“我”与独处时的“我”，哪个更接近“真正的我”？而真正的我到底是实有还是虚无？社会的我与独处的我之间，又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渗透？凡此种种，都可以思索，但却很难论断。

可以说的似乎是：人，作为一种在社会形式的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能使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社会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因而社会政治的艺术，成为协调个人与社会的艺术。它不以牺牲个性、牺牲人的天然价值（这是文化价值的活泉），为其生存代价。如若牺牲了大自然赋予人的天生丽质，那就从根本上牺牲了这些人寄身其中的那个社会，牺牲了它的文化潜能、堵塞了它的活泉。有效率的协调永远具有两个指向：个性向社会妥协；社会也对个性相契而莫逆。单方面的无度诛求，则对双方都是致命的，致命的暴力、或致命的腐败，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227

社会中的个体，有如社会有机体中的器官。在社会中，各个体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占据着相对稳定的位置。随着这种关系的展开，紧张状态产生了：人这种社会器官，恰恰是会思考的。不仅思考，他更乐于开展独立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群体不同于其它生物（蚂蚁、蜜蜂群体，的地方它必须驾驭一大群具有“自由意志”的细胞。个人的意识、意志、意念，对社会仅仅是个离心力？不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整合考察，社会向心力的源泉不是别的，恰恰也是个人的主体力量：是个人赋予社会以超越个人的气质。是强大得足以超我的个体，把自己的热，投诸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进行连续运转。

228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压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229

群体，曾是人的反压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230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就看到一个大体相应的现象：密度越大的社会：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互相牵制与挤压的程度就越强。在古代，人口稀松的游牧民族比人口密集的农耕民族，从来就享有更广泛的内部自由。尽管那不是现代社会在法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自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人迹罕见之地，当然也就很少社会界域中的诸多压制。这时，人们更多面临的乃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压制。如，无机世界的风雷雨雪、山水距离，以及有机世界的毒虫猛兽。为了抵抗这种不利，人需要结成团体、加速繁衍──社会压制是作为自然压制的反抗者，而诞生的。

231

人是一种有智慧、能进行设计并通过实施设计去改变环境与自己的生灵。因此。当人口的密集达到了彼此妨害的程度时，他便规划出种种行为规范，以把密集造成的损害，降低到一个比较能够忍受的水平──于是，克己的道德便产生了。当道德已经约束不住人们（以抵消人口密集带来的副作用）时，法律就产生了。在仅仅依靠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繁复的国家机器便被逐个发明出来，以限制罪恶的蔓延并镇压个人的自由。《庄子·马蹄》篇以激烈的反感，质问群体的文化说：“纯朴不散，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原始的和谐）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人的天性）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哲学的揭示使人明白了，文化的创造是基于（对那先于文化状态的原始浑沌的）大肆的破坏之上的。是一种强大的追求文明的压力，毁灭了白玉、道德、性情、以及天然的声色，使之化为人类文化中的圭璋、仁义、礼乐以及文采与六律。遁世的庄子看破了一点天机，但命运为此而惩罚了他：不让他把天机全部透露出来。

事实上，庄子的反文化论点是头足倒置的宣传──返真归朴在整体上是合乎不可逆转的宇宙宿命（沉沦）的，但正构如此，在可以视见的文化界城中，它却是一股逆流！这逆流的动用仅仅在于，有助于周期性地澄清文化的气氛，使人不至于沉迷于文化之象，自溺而不能自拔。

232

文化之过失，非文化之罪愆。并不是文化破坏了原始的和谐；文化，只是原始和谐被击破之后，产生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它多少带有无可奈何的味道。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看，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创造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体制如果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只能逐渐衰微。如果社会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恒定值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

233

对黄金时代的各种期待，牵引着人类的梦魂。每代骄子，都对黄金时代倾泻着自己的倾慕与热忱。社会的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它建立在激励、保护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用革新生活去使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因囿于有形而丧失活力。次一等的社会，已经不再注意无形的个性，而只注目于有形的效率；它习惯于通过压制主动精神，维持着社会的固有效率。斯巴达的军事纪律和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未能阻止斯巴达社会的没落。

234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创造性的价值。它仔细保护他们、精心培植他们，倾其养料、促其生长以此间接的方式，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生长。生长势头较差的社会也还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力付诸实践。因此，它更经常地对此保持无奈的缄默。糟糕的一种情况，则是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但无法接受创造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然而，社会的转机因此会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社会压制的结晶（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攻击并反对的封建礼教和官方说教即其一种典型），原是文明的象征；这时，却成了文明的死敌。

上述情况，就其文化活力而言，分属三个年龄阶段。即，各个文明史──经历过的初起、中盛、末衰之运。从这特殊角度去测最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即考察此一社会与生活在此一社会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已经发现，创造性透过社会以对文化施加影响，利用“社会效益”促进文化变迁。从各个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杰出个性才是文化的“体”，而各种社会效率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文化的“用”。唯有体用结合，方能汇成气象万千的生活之流，结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之构，呈现浓淡相宜的文化图篆。

第二卷第四章

*三、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235

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蔼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跟，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卢梭主义者认定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236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237

文明与野蛮这样会师于时空之间：

1，当文明鼎盛时，野蛮潜入地下冬眠。

2，当文明衰颓时，野蛮开始四出游荡。

3，当文明解体时。野蛮跃居统治地位。

4，当文明再生时，野蛮变成催化力量。

5，当文明拓展时，野蛮悄悄随之扩张。

238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默许着自己的掘墓人存在并活动，甚至相对容忍地宽待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作为旧秩序的掘墓活动的创造行为）。这种容忍不是恩赐，而是迫不得已。就此言，社会的腐败也构成一种“宽容”，腐败激发了廉洁的力量。若不然，新的社会动力是无从出现的。社会的生机随着代代新人而降生，这终将打开桎梏，注入股股清新强劲的风潮。没有他们，连黄金也会被侵蚀得锈迹斑驳！

正在生成上升中的社会，对此则是另一种态度，不是出自无可奈何的权变，而是来自明智的制度规定。容忍精神和多元文化内外相辅，因而为社会和文化向高级阶段进行的历史转换，铺上了一条和平（或低暴力）的道路。

239

使后人为之赞叹的，不是那如群星灿灿一般济济于历史天穹之上的创造者群像，而是那些终于容忍了他们并藉以实现自己和平演变的社会。社会待他们个人尽可以苛刻，以便大大激发内含的灵魂之火，使他们的人格趋于完满，使他们的冲力更为雄浑。──掘墓活埋也许算是一种“野蛮”，但埋葬尸体却是“文明”的体现。

240

“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并不是变态的中国“封建文明”（小脚文明、辫子政治）所特有的怪现象，而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自豪的普遍成就（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明方式的杀人与吃人（并以“道德文章”为其特征），也许在中国发育得更充分，引起了某种普遍的感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流行的景仰、畏惧之情，一变而为“五四”以后的烦闷与厌恶──尽管后来又有若干次的“回潮”）。世界各个文明体系所共有的这笔遗产，是再狡诈的史笔也推辞不掉的集体遗产。弗洛伊德这个性意识为尊的犹太动物主义者，从性变态的角度发现了欧洲社会与文明对人欲的控制──在他看来是某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

但动物主义的悲观却也是多余的。文明能杀人、道德要吃人，但却不会杀光人类、也无法吞灭人类。相反，它们只是杀掉并吞灭人类的渣滓与败类，最终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

241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242

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既创造了被称为“善”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也创造了那些被称为“恶”的准则、范畴与实践。人的自我选择，虽是被迫的（它总带有根本的功利目的，并奉行节能的原则），但却是文明及其种种后果发生、发展的直接杠杆。就此言，文明的根子扎入蛮野；而野性的触须也同样深入文明的王国。它们彼此渗透。有时候，外表上文明之光四射的人，内心却很黑暗；有时候，外表粗野的人，倒有一颗温柔的心。

243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第二卷第四章

*四、反差的意味**

244

神经衰弱症的表现是：患上这种病的人，醒来以后仍然昏昏沉沉，睡入梦中却是飘飘浮浮。整个生活失去强劲的、等差分明的节律，处于半醒午睡的浑沌态中。宛如心电图的曲线，业已消失掉高峰与低谷的区别，生命也就近乎中止。你说神经衰弱患者得不到休息，但他却终日都在“休息”，无所事事。你说神经衰弱患者不在工作，但他却终日蝇营狗苟，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人的大不幸之一。

而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也有它的神经衰弱时代。每到这时，社会、文化的反差不禁减弱，各种节律的曲线平板得索然无味。文化的精神，因而陷于半醒午睡之间的病态里。

245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因为，是人的价值判断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属性评断为善，而把另些打入了恶的另册。故而，人为地消除罪恶、即有意识地从评断的标准出发去消除社会生活的一些属性并扩充另些属性，只会促使社会的失衡甚至导向结构的崩解。一个强健的社会，当然有它习用的善恶准则，藉以运转生活之轮。但它也能正视罪恶，即承认罪恶可以含有积极的因素。罪恶与圣洁是孪生姊妹──罪恶生圣洁，圣洁生罪恶。历史上的大圣人，无不生于大罪恶的时代。

246

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而实亡。高额遗产税的发明，是自由企业精神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象征了它的彻底衰朽？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对此论定。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Lenin］，1870—1924年）的预言仿佛对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已在二十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不是分裂崩溃，就是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与精神早已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遭到社会主义化了，正如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化了，二者正在趋同，这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还是各种利益的妥协？

247

只有在茫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或在壮烈而残醋的战斗中，优秀的文化（即强健而清新的灵魂和震人心弦的精神）才得以显现出来。在习惯的坚土上构筑起来的壁垒中，它的灵眼只能被彻底埋葬。需要埋藏多少世纪？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只有藉着“因祸得福”的意外，文化的甘泉才得以奔流在人世的荒漠上。诗人们常悲叹生活的变幻莫测，富贵宛如浮云；但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人生却显得过于稳定了。虚假的和平令人厌倦，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僵持状态。于是，世界上就起了争端。而那真实的和平却是来自胜利者的和平，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调整了的新和平。这是在喘息中度过的片刻宁静。它的静态、它的安定，只是各种力量之间一个耦合的均衡，一个富于创生性的交换。它与虚假的和平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不生育的死寂中度过残年、没入沉沦；而前者却指向一个新的生成。

248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249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衰世的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250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暴政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第二卷第四章

*五、活力的源头**

251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并将继续有所降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的预演。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做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充满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固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却在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天性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表现了新的含义。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252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直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253

社会的困难、人类的痛苦，一个深层的造因并非来自文明在时间上的延伸（这造成了顽强的传统）和空间上的扩张（这形成了标准化的惰性）及其造成的反差扩大。，来自人自身的疲软；来自人面对自己所创建的文明形迹时，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贫乏、越来越不主动的力量对比。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不明此理，反倒由于尴尬而更狂放地追求外物，希冀借外物去抵御外物对自身的压力。这就陷于外物更深的包围、更多重的压力中。自身的解放越来越渺茫了，却在变本加厉的侈谈“征服宇宙”──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表现。

作一个对比是有趣的：长城时代的清国，对内弱化民族活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叫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明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死亡，但却给中国民族带来更大的灾祸。我们的文明已经死亡，但我们的民族没有死亡，我们的精神没有死亡！精神要激活民族，民族要创造新的文明！

外部压力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

出路不在于责詈对方，而在强化自身。放松对自然反差力的人工管制，必要时甚至默许它在文明环境中的自然扩大；同时，用新的反差力量与之形成多维互助（而非互相抵消）之势：这可以帮助中华精神复国。

254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255

以“人类的”即多元的文化浮沉去透视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自由；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而这些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所剩无几。这时，效率与稳定，已不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其余一切的大饕餮，甚至把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千年以前，还是西欧的“中世纪”，那时的欧洲社会，除巴尔干半岛一角的拜占庭帝国之外，以“黑暗”着称。同时代的中国，正当唐宋盛世。两个社会，一个民生凋弊、文化残破；一个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然而，五百年之后，局势开始了逆转：先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开始“平起平坐”了，郑和“下西洋”到了东非，比利牛斯人越过好望角前来远东。但这也并非真的“平手”──而只是一上一下两个进程之间的偶然交叉而已。郑和的东非之行是个终点，比利牛斯人的东进则是地理大发现的起点。然后又过了四百年，一切对比差不多颠倒过来了。区区英伦三岛凭其一文小舰队，就破毁了大清国全部的海上长城。这种迁化浮沉可以使人思考，唐宋元明清的效率、稳定与中国的近代衰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西欧中世纪的黑暗与其近代的光明之间，是否大有“关联”？一个旁例可以显示：横跨巴尔干与小亚细业的拜占庭帝国，与隋唐宋元明诸朝同时显赫，但在十五世纪却遭复灭。与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几乎同一个世纪，一度黑暗的西欧则开始文艺复兴，再度崛起了。满清是外来入主中国的野蛮统治，正如奥斯曼是外来入主希腊的野蛮统治，它们的出现是中国与希腊的终结。

256

当历史气候发生大变化时，统治力量会因无力实现相应的转换而受到削弱。逆反的再生的力量开始上升。经过千百次的试探、冲突、失败之后，它终于胜利从而化为压制的力量。原先的压制力被粉碎或被遂入“地下”（即被压制状态）；但它虽散犹聚、虽死犹存──历史气候的“循环往复”与重行演变，终将赐它以复出的机会。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构成宇宙生活的古怪节律。正是在这“反复其道”（《周易·复卦辞》）的节律中，宇宙一次又一次地诞生了，又破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确立了，又解体了。这种运动因其宇宙性，被佛教徒叫做“轮回”。艺术家们，则本能地体察这一宿命，他们以充满苦痛的本能、极为细腻的感受、出神入化的手法，总之，是以各种艺术的回声，表现这令人敬畏的宿命。尽管艺术家们看不见这一宿命的完全线索，只抓住它的断断续续。大宿命的往复运动则暗示着，社会不断地生成、毁灭，以及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裹胁了、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这种大张大弛是不以人的喜怒哀乐而易其节律的，人充其量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触及了它。人人都渴望幸福，但有几人真的获得幸福？

历史的气候是微妙难明的，它常常“欺骗”许多人。但它瞒不过明敏者，反而它会蒋自己最细腻的端倪和最神奇的预兆，显露给人类命运的预知者，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看到为的是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说出。正如自然气候中的大季节，大冰期：的存在，会被天文家、地质家所“探明”；生物史、文明史上大气候及其转折，也被渐渐“认定”。尽管这都是学理上的“事后聪明”的追认，并非“先见之明”的预知。“验诸以往而征诸未来”的体验，却对历史气候不会改变的成见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不但历史的气候、潮流会变，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希望也会因之而易图像不断，扭曲、破碎、重组，以致新的显像……这边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边的确然性只能有一个，居中的可行性则有几种到底怎样，大智难穷，而变易本身却无可置疑。

历史也像人和社会一样，有其“需要”吗？其实，通俗意义的“历史需要”取决于历史家对历史趋向的理解与评价。而为历史创造需要并满足这一需要的人们，则对其趋向有趣俗的感知。

这一感知，超出许多人察觉和明了的范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去理解、不愿去接受。回过头看，历史的需要是唯一的，清晰的，不可能纷歧无定。它超越于个人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甚至全民社会的需要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之外……只是藉着这些需要之力的“和”显现出来。但在当时当地的生活者心目中，情形恰好相反“凡是遥远的，都是虚幻的。”这一流行性见解抱定了盲人摸象式的经验论宗旨。

对历史需要的明晰判断，难免会忤逆许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他们的幻想。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而断然拒绝事实，曾经造成了悲剧中风格的崇高。

257

乐于体察气候的微妙变化者（无论体察的结果与实际的变化相距几何），才有兴致谈论“历史的趋向”、“历史的需要”。但人民需要什么？尽管具体要求年年不同、岁岁翻新──但性质无非是对“幸福生活”和“太平盛世”的永久性向往。这不是因为“和为贵”，不是因为“宇宙秩序”至高无上地监护着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而是由于，幸福生活太珍贵，太平盛世太可贵了。人们厌弃到手的东西而追求难得的奇货，对不可能的事物，则往往会迸发出献身的热情。乐于体察历史气候者，往往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失意者。

由衷的惊叹正为此而发，因为一切存在着的社会、秩序、结构，先天的具有深刻的惰性。这是由宇宙之力的游涡注定了的。而力量转换的体现者们，那些对历史气候见微知著的预感者们，凭藉宇宙的另一些力量，前来打破已然的“宁寂”。其最强大的是创造动力，世界缺乏什么，他们就舍命地为之提供什么，这已经几乎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自然律”。他们自己本来也是一贫如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大气候的转换中，他们首先为自己创造出原本没有的奇观，而后又在无偿中与整个世界共同分享……

258

社会组织得好，宛如一架上足了润油、开足了马力的大机器，不再象解体时代那佯发出生涩的嘎嘎嘶嘶的噪音。这时的社会，各部件间磨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无疑，这种令人振奋的社会状态，对于生在乱离之世的灵魂，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更宏大的历史场景、从更多的和平时代的立场来看，难道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境界？这种状况也许能够提高社会的产量，却无法创造文化的质量；可以给多人带来物资上的丰收，但无法向思想者提供思索永恒的动力。动力，是来自危机，来自危机触发的对“命运”与“永恒”的探询。这探询有助于群体从根上调整人的生存模式，以建立更富于自省能力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灵魂的价值。而文化的灵魂，则是从众多的有一时性锋芒的个性中淘汰、拣选出来的。社会的进展和历史的转机是要从某些个性提供的内驱力出发的，这个事实表明了某一些个性甚至是某一个个性可能具有的无上价值。

社会的生生灭灭无异于是在说，这种不断兴亡的东西，是难以作为一个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坐标而存在的，因为它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归宿。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断交易着的、不断自我否决着的；因而也是无法用语言、概念去牢牢把握的。比社会更大的归宿，是历史的流动，是历史气候的转变，那是超出人力之外的宇宙之象。到头来，不是社会的舆论决定了历史气候，而是历史气候决定了人类的喃喃声。这就构成了“悲观论者”的论据，这就构成了否定意志可以是自由的论据，甚至构成了否定自由选择的论据。

259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另方面，迄今为止，菩姜如尔的窖智之士，尚未发现一种能够永生并具有不可征服之禀复的现行文化。退一万步说，文化的永生之路即使可能出现，也要验之于“未来”，而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神化，并迷失于对“现在”的偏执。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坐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260

若想振兴一个衰老的民族。就需要整整一个世代乃至连续几个世代的虔诚者，为之赎罪。这是一种文化力量转移、替补的外在形式。即，虔诚者把自己的力转换到民族的机体中。民族的衰老，不源于自然的、生物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由误信自己的创造物具有天生的真确性、不需重创的永恒性而不幸摧致的。这类有害的设信，对自体创造的情绪、经验进行异体化、神圣化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本质。用凝固的、人造的偶像（如某个恶魔符咒、某件艺术作品、某种祀拜仪式、某项科学原理等等），去抵挡流动着的生活、“变易着的精神”──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实际功能。只是在异常的危机中，偶像崇拜才可能收到安定人心的一时效益。而在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崇拜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被腌制了起来，如此深重的罪孽，是灾难探重的真正祸因。反躬自省，并准备以赎罪的行动去实行自我更新：这是一条最接近“本质力量”即大地母亲的出路。

第二卷第四章

*六、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

261

反击力量越强，感受到的压制也相应越强。生命力越弱，生命对外界的要求反而越低。社会压制是社会存在之母，但儿子只有与母体分离，才能实现诞生。好的儿子，就是那最终超越了他的父母的人。

对压力的抵抗力，是衡量反压制力的唯一尺度。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格言的新理解表明，人的反压制存在，作为宇宙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是宇宙间两极化万物的审视者。审视的结果发现，有两把尺子：一是超验于人的（即人们信念中的“客观”）；另一是体验于人的（即所谓“属于主体的”）。尽管人类“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人又是一种不甘于不知、充满好奇与自信的生灵，于是他便拼命发掘“其一”，即属于主体的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像觅宝者搜寻看不见的宝物那样，以便从中分离出“其二”（即超验的那部分）。这就是三千年来传统哲学观念中“一分为二”的心理渊薮？

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所说，“普遍的主观”就这样创造了一个“客观世界”。这种极富慰藉性和实用性的统一界定，构成了好奇心的界限，殷切地探询，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嘎然中止。这一中止，对人的世俗生活诚然是有用的，完全合乎节能的生命原则；但对人的精神历程来说，是否是个缺憾甚至不幸呢？说起来，哲学意义上的怀疑主义的价值、证系于上述的统一界定的反面──它打破了又一个心安理得的静态满足，开辟了一个个动态的搜索。怀疑主义的局限，在于“不生育”。如果怀疑主义不导向某个以“树立”为中心的变奏，那么，它的南音响终将消逝在人类理解力的神殿外。怀疑主义看透了的“空寂的神殿”只是一个过渡，它最终会重新充满一些异态的神灵，有力的神灵。

262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压制──反制──压制。这无可逆转、无可切断的永恒之流（希腊人称之为“命运”），注定了，和谐只是源于不和谐的一个反应。不幸乃是幸福之母。看得更远，则不幸、不和谐也是幸福、和谐的归宿．正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万物都将归回浑沌之母的阴郁怀抱。对发生在社会群体中的文明（而非个人心中的灵性），反差萎缩，压制与反制的力量也就趋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内驱力、外扩力等等也就低落。

要测度一个社会的外在力量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要测定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却殊非易事。谁想准确地测度，只有到此社会内的各种反差中去寻找答案。如是，凡渴望赋予一个社会以特殊的力量，必先力求赐给它以特殊的反差。要给一个社会以多大的力量，就需给它以多大的反差。应该协调这些反差所造成的冲突，以便把它们汇合为一股更强大的总体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过犹不及。

263

反差及其不平衡创造的一系列力量形式，构成了社会运动、生命万物的起源。文化之象，也并出其中，粲然可观。反差不仅升化为生命世界、自然宇宙间的“第一善象”，也蔓延为社会世界、文化宇宙间的“至善之源”。如果反差给人类带来了痛苦，那并不是反差的过错；因为人及其文化本是反差的产物，人怎能奢望，“只要河水的这边而不要河水的另一边”呢？

264

为了更有效地抗拒外来压制以保护自己，人必须团结成集团，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以增强抗拒压制的内在力量。但社会的外壳一旦成形并开始运转。本身就悄悄化为对其它自己成员的压制。存在就是压制，存在就是反压制。一个存在的诞生，就开启一场新的压制与反制的角逐。存在，从此成为一项自行其是、享有自己特殊要求的压制之源。

一个社会的存在也和字宙间的万般存在一样，一方面扮演着反制的先天角色；另方面行使着压制的后天职能。这双重的脸谱、双重的力，激起了无机世界的浪潮、生命世界的喧嚣，以及引起了社会的多重困扰。

压制与反击抑随时随地、时空交错地互置、移位、转换与升沉，构成了各种折磨．痛苦、悲剧、荒诞，以及宁静、再生、和谐、庄重……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社会本相。这也使缺乏理解力的人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际感到迷惘。

265

社会、文化也像人自体一样，无法“战胜”更不能消除自己承爱的压力。它的最佳状态，是创造相应的内力，抵抗这些压力。至于这些压力本身，在根本上是超验的、无法干预的。这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局限，创造了各种美与善？甚至创造了被人目为“真”的可畏之象？人和社会干预不了、无法消除自己面对的神秘（因其不属感知及语言的此岸，因而在根本上是超验的）压力，他才在此岸创作了反压制的众多品种与花色，以迎接强加给他的命运。

266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都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那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

社会的压制力，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主力，尽管它的归宿是反抗更大的压制。古代中国人曾用“三纲五常”之类的概念概括过这些压制力量，并在各种经典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压制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礼”。与“礼”并称的“法”，也是社会的压制力。礼、法的本意，都在于制约人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冲突并把社会总体的力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为在理论上促进这一点，古人通过大量的著述，详尽地阐述了他们为这些社会压制力所作的辩解。他们给这压制力披上了神圣而光彩夺目的道袍，并把它升格为不变之道与天地之极。这曾经是中国文化自我证明的装饰，它给了中国民族过去的生活以有力的启示与巨大的鼓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不朽名篇《正气歌》中，就以肯定的口吻谈古论今，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崇了这些压制性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天祥的不幸遭遇已经把这些压制性的规范，变成了反击性的楷模！“正气”已经不再是人的生物本能，不再是升华了的文化情绪，不再是带有特殊社会含义的特定文化圈内的生活指南，不再趋向某种形态的社会压力。所以，文天祥的正气称为文明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无上纪纲。

素以思想激越著称于世的反满志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却也给予这些压制性的规范以极高的正面评价，他们宣布丧失这些范畴比丧失个人的人格还要可怕。因为个人的人格被认为只能附属于这些规范。压制的规范、生活的守则，被目的化了，被升格为客观存在的“天理”。天理不再是人性的投射与运动对象，而成了人的绝对本原。严格说，这是由唐宋文化的衰落导致的哲学大迷误。应消除这千年误解，把主体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进行反省。

267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268

潮水上蒸为云雾，云层下落为雨雪。天地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甚至没有一线固定的、公认的界限。近视如坠十里雾中，远视则漾溢着朦胧迷茫的美。有时候，正在上升的水汽与正在下降的水汽看起来竟是十分相似，不分彼此；尽管他们正在奔赴不同的宿命。唯独慧眼的人，方才有幸（或不幸）窥破此中的玄机。

社会的沉沦与反沉沦之间，也是如此纠缠、混做一团。没有截然两断的鸿沟，反有随时随地的转换。种种形势，被超乎世俗善恶之外的大力量左右着。局部力量的分合、升降，受着生成趋势与死亡趋势的牵扯，受着主仆关系的制约，受着爱与恨的交错。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反压制力成为新压制力，被驱于地下状态的沉沦力量，再度化作新生的来源或盟友……

26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或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抵御沉沦的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既济──未济”的生长，也有此起彼伏的冲突。因而，“时义”成为决定一切的尺度。《周易》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整部《周易》也可以说就是一部阐述“时义”并发挥时义的经典。

所谓“时义”，是指一物的存在取决于历史（时）的需要（义）。

在它看来，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景观中，因含相异的功能，常有相异的含义。故历史的挤压所显现的历史需要成为至高者。这种观念含有实用的气味吗？但千万年来的人们，却正是在此沉默无语的准则下生存过来、发展起来的。在可以预见、想象的未来，人们仍然难以摆脱。需要，不仅是创造之母。也是真理之源。而历史的挤压，就纯知和真理意义言是不可预测的，其本身更是飘忽不定的。尽管种种有关社会、文化的预言会出现，并通过暗示去影响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迁化，但那与“科学的预测”毫无关系。

270

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原出于一。只是从不可见与可见的区别上，我们才能区分它。压制，对社会意味着维系力；反制则意味着解体和再生的力量。维系力不一定具备生长的功能如果它只维系腐朽了的秩序；解体力也不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它瓦解的对象是那阻碍生长、破坏再生的秩序。在这里，促进生长的功能应是无条件的高于维持和平的评价。我们应当根据功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其残垣碎瓦。

社会的压力手段，本来是为了应付另一些更严重的压力（如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而发明出来的抵制物。为了维系群体的存在，这些压力手段曾是不可少的。因此人们并不觉察它的压制性，也未探询它的真面。但当它的使命完成、功能衰退之后，只能作为累赘而被人认识。对于渴望创新的心灵，这是不能无休止忍受的一项苛捐杂税。

271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中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正因为内在的力量已经衰微了它才外散并凝为一个有形的“存在”。

“存在先于本质”一类的说法，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就其矫正经院哲学的弊端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此命题并不完整。存在以外，还有先于存在的力量（如上帝），上帝不是本质，而是非存在，是无──无形的存在。这种非存在的存在与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先知可以说上帝但不可能说尽上帝；上帝终会再度显现出来。

第二卷第四章

*七、从国家到文化**

272

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顿，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

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273

各种广义的社会组织，是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由它集结而成的压制源，在人的心灵世界中不断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这就是“道理”和理论说明的起源。进而综合而成法律、规矩、道德、礼仪「风俗、宗教、信仰等传统力量。并构成了那种被学术界的流行术语叫做“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社会生话中，它通过正规的舆论、市井的谣言、他人的目光、风俗的侦探等干预方式，发泄着指导、规范、控制的欲望之力。

这些源泉挥发出的力，通过互相间的支持、制约、磨擦、冲突以及协调，大致形成一些凝重的框架，这被叫做“文化的模式”。它用柔韧的、体操般的艺术，钳制着生活在这模式中的居民们的公开的行为、判断、言论，以至隐秘的思想与欲望，瞬间的情绪与冲动。这种艺术打入人心的程度深刻到了令人感到“美”的地步！以致每个民族都会对他们的传统，产生深刻的爱慕、虔诚的崇拜等等审美体验。这种艺术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功能，使它对每个人、每一社会部件应该如何运转，都有不成文的然而是细致入微的规定。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做出”的判断、决定、选择，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具有”的气质、性格、才能──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下，由看不见的“集体的力量”，代他做出或迫他产生的。因此，就其深刻性言，集体主义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业已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的激素。

群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城中，无孔不入地渗人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曾经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274

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制的“力量的凝结”。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敌人，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就是试图把国家目的化）。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它们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反对宪法的言论。

275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

27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以便延缓自己因统治而力量流失所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277

英国保王党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利维坦》一书中对国家观念的概述，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组成前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整个社会都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订立契约，自动把原无限制的自然权利拿出来，交给一个统治者，形成了国家。统治权是绝对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让渡。人民不能反抗统治者，一切生杀予夺、宣战媾和大权须由统治者掌握，他们任意杀戮平民也不算不义。

这种理论和支持这一理论的那些论据，都是陈腐的。根据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资料，人的群体本能的产生，远远早于国家的诞生，因此即便在前国象的“自然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误了的判断，理由是，人早在国家出现前的上万年就已脱离了真正的自然状态，里，人也不可能“象狼一样”。互助精神和利他行为是古已有之的。其次，统治权的建立既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无害。

对此，完全可以引述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经典”的预告性文字以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对立之上的……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隐蔽的或公开的斗争。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共产党宣言》）

278

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己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压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酷，反压制力也愈激烈、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秦、隋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279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280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281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升华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282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会贯通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展露新颖的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特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283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以下和其他被删节段落参见本书《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第二卷第四章

*八、大角力者**

284

任何一个大社会，都不是功能单一或结构单一的。它由众多社会组织以“成员”的身份复合而成。正如，大型的社会组织本身又是由若干小型的社会组织合成的，小组织则又由若干来源不齐、成色歧异的社会成员交相合成。这层层的等第，以联合、牵制、支配、拒斥等往复的运动，结成自体的网络或金字塔结构。等第之间通过密切程度不等的接触，产生了强度不等的压力量。这力量构成了社会界域中的大角力者。大角逐所产生的挤压功能，既造成向心与联合，也造成离心与分裂；既产生了需要和爱，也创造厌弃和恨。研究大角力者，成为揭示社会界城里的诸多困扰的一种途径。

前国家的、创造活力尚未遭到抑制的社会组织，发挥着更广泛的文化功能；而到了国家时代，这些颇富活力的文化功能，则可能因其不合国家机构的脾胃，而被抑制或催眠。因为国家与文化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从社会的长期发展看，这里潜伏的冲突，有助于社会从整体上避免朽蠹之运。力的积淀总不是一件好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致使形式的硬化与力量的腐化。

例如，在教权与政权分离的国家中，教会就发挥着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文化功能，因此成为一个在文化上起着调节作用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地给教会带来了另一种命运：由于权力的集中而招致的腐败因素增长了。但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中，反差力量间的对峙与平衡，体现为通过教权与政权间互相竞争的社会组织功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了更健康的文化空气。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政治（而不是反文化的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

285

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沦下去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学生想当然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86

有一种社会集团是在集权国家持久压力下形成的，为的是在无法治的状态下，使本社团成员尽量少遭到集权国家机器盲目的非理性压力。一个国家是在若干数量的社会集团群的互相撞击中组合而成的，其形式或是契约的，或是强力的。但总的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

上升中的社会，由各集团间的协调，去中和国家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危机中的社会，为集中权力以便扭转不利的危局，才把大权托付给某个集团甚至某个人。如罗马共和国虽是民主制度，但在战争条件下，却把内政外交的大权统统交付给一个选举出来的“独裁官”，让他决定军政大计。与专制政体不同的是，战争一旦结束，独裁官必须交还人民借予的权力。罗马人的智慧无异于宣布了，集权有助于国家渡过危机状态。自治的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的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自身危机的解决程度：危机小了，自治反而会增多。

社会集团的原始功能是自保的、为本集团谋利益的。因此，它对国家意味着一种反作用力；而对其它社会集团，则施加着自己的压力。社会集团因此在根本上是一种“压力集团”。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邱吉尔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践踏法律的独裁权力。但战争结束后仅仅两个多月，英国人民就在大选中一下子把好战英雄邱吉尔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用其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去代替国家利益，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就通过这样个人意义的无情无义的方式，得以维持住了。

287

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某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决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压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288

在由各种大角力者组构的国家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于自我封闭的衰兆。一个机能健康、生气勃勃的国家，自然会倾向于对外伸展自己的过剩精力，同化、吸收更多的空间与资源。除了军事的侵略行动，更多的还是经济的吸收和文化的同化。但当国家自身萎缩之后，再无余力对外施加影响。可是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总得要生存下去，所需的能量从哪里来？于是它加倍从内部进行超经济的“开发”，把臣民的福利当作了吸收资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作为主要的支持力量）。南宋朝廷就是一个显例。它对外一再“忍让”，对内巧取豪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集团如此表现出这种“外干中强”的特征时，离其解体的日子必定已是为期不远了。只需有个小小的新兴力量核心给以轻轻的一推，它就会不战而溃。这样的事例，在长城时代的化石化岁月中往复出现，几乎构成了一个“规律”。例如，不可一世的唐宋明清诸朝，都是这样溃灭的。

第二卷第四章

*九、爱的阴霾**

289

爱，充满内在光明和外在的温馨，因为爱是能量的巨大释放，它照亮自己的空间也中和了世界的冷漠。人们依据这种能量释放的形式，分别称之为“情欲”（生理）与“爱情”（心理）。在很多场合下，道德习惯把这一分类绝对化了。然则，巨量的释放之后又是什么？是空虚，还是更为充实？也许不可以一言蔽之。但爱的释放既然作为力的一类运动形式，就会引起另一种收缩、另一种防卫、另一种反运动。光明于此，渐成阴霾。

行吟诗人笔下的纯净爱情是什么？是克已与追求的一个交错。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但克己的爱情是受到最多赞美的，因为“天下莫能行”，故而尤为珍贵。人人都希望对方克己，自己则得到“克己的爱”。人人都想以规范去抑制对方，以便在催眠状态中尽量地占有。

这就是“爱的秘密”？爱的艺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率先总结了它），难道就是运用自身的优势，施加一种催眠般的魔力，以“掳获对方的心”？宇宙力量的竞争，也在爱情的场城中展开来，并涌现了大大激起行吟诗人们灵感的那种潮汐。诗人的爱，是生活中太缺少的“盐”（借用耶稣的一个比喻）！它的力量，是提供了一个稀有的型式，一个仅供驰骋梦幻的洞天。

290

世俗的“爱情”，不同于诗人的美幻之境。越是在情意诚挚、表现无私的爱恋里，越是隐藏着深刻的禁忌、无法解释的抑制。要想摆脱这情场之力，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生理──心理法则上的严厉惩罚在等着渴望“挣脱”的人们。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从所有的陷阱里同时爬出来。对于井蛙来说，陷阱是连绵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因为人性就是最深的井，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

爱与恨是一双互通有无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渗透、亲密无间。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此井，就入彼井。再没有一个其它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此界表达得那么充分……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画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9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像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292

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等等血缘社会，这是最初级的社会机构，也是最早的社会集团形式。它堪称最原始的“国家”，它制订法律，执行法律，安排集体的公共生活。它的生物基础比它的文化基础更为雄厚。社会的最小单位可以说是“家庭”（“社会细胞”），而家庭又是大家族的一个部分，以原始家族为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渐次发展了起来。一个社会的最大单位则是国家或国家联盟。所以国家并不类似于霍布斯念念叨叨的“巨怪利维坦”；国家只是家庭、家族、社会集团的联合与扩大。尤其在农耕民族的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家庭。在各国的封建制度下，家族甚至成了个人与社会的中介。

在汉语中，把“国”、“家”并称，甚至构成一个紧密的词组──并不是出自巧合或误会，而是有其社会文化经验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压力的存在，为此意识提供了依据。

事实是，在抵御共同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心理压力的古老斗争中，家族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其自身也正是在这一亘古不息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家族势力的不断延伸，最后促成了雏形的国家。封建主义的国家，乃是各大豪强家族互相瓜分社会的一个口号和工具……国家落入某大家族之手，它又转过来限制其他大家族的活动，将它们的扩张活动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就是“王权”的巩固过程。

293

原始的家族（氏族）主要以自然力量为运作的对象，发展自身的系统活动；文明的家族则以国家和大社会为主要的运作对象。从这种意义说，东方世界从古以来就比西方世界较为“文明”──它较早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实体方面的巨大压力，并以抵御这一压力来为自己的形态发展、为使命感的生成定了向。

《礼记·大学》篇对此有一段基于中国家族政治的深刻理解，它认为“齐家”乃是“治国”的前提。这种社会哲学认为，没有对家族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则不可能具有治国的才能。中国式大家族在基于血缘的生物纽带下联合起来，因此婚姻行为也就成了家族政治自我强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超越家族的地缘政治组合中（这在工商业民族中特别多见），大家族的联姻，被社会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关系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代替了。家族对社会的垄断终于结束。这样，生物的基础完全社会化了，而亲缘关系则顺理成章地让位给文化关系了。生产者的财富与非等级的法律，从此跃升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依据家族势力积敛财富的古老方式，终被淘汰。《大学》死了，《大学》的时代澌灭了。

294

在礼教时代或礼崩乐坏而遗存犹在的时代，农业式家族有些已经脱离农村住在城市里，但其组织原则都是从农村里搬过来的。为了对抗外部压力，要求其成员服从内部习惯法，即族规、家法或秘密帮会的内部纪律之类。而奉父母或帮会领袖之命的婚姻，则是服从这一内部法规的起点。随着传统大家族原有社会功能的衰竭，自由婚姻的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蔓延了，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新的教化，而是旧功能的衰竭这一事实本身。反对它或赞成它，表面上是相异的道德准则的冲突，但在深层，却是全社会在为自己寻求一个更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它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取代封建家族旧有功能的新的社会模式，用它的力量去推进现代的诸项事业。

近代兴起的争取婚姻自由的运动，事实上是对家族、帮会等传统势力的一个重大冲击。传统的集权和半集权的国家反对流浪的自由，因为它需要集权以维系家族势力、帮会系统以保证它们对自己的传统效忠和稳定支持。近代革命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这一自由，是因为它们担心旧的家族势力，会成为全面的社会动员、集中权力的障碍。

295

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和多元竞争的近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不同的战略需要，形成前者的相对封闭性和后者的相对开放性。面对开放的世界环境，加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就成了特别急迫的需要。君主专制的集中失败了，所以人民民主的集中就应运而生。例如，从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开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其结果无一不是打破了封建家族的争雄，而把全民的精力集中到更大的、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对外目标方面。在集中民族精力以便献身给一个共同目标方面，代议制民主比之任何开明的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如果它不甘居于代议制的配角地位的话，像英国和北欧那样），都更有效率。它唤起了全民的参与精神和以便激发其献身热情。正是这种格局（而非空幻的理想），成了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正是在此趋势下，家族的命运与化石王朝一道式微。尽管有人不断唱着伤情的挽歌，但大劫式的“众神的末日”还是降临了。家族政治及其种种派生意识和衍生制度被战国时代的隆隆炮声狂得土崩瓦解。随着旧家族的没落，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了。其余力也促使普通的家庭被卷入一场社会化的解体运动。现代人实在是过多地从道德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结果是大大地失之于浅薄。

力量转换实来源于功能的转换。道德的崩溃是社会解体的伴生现象。意识形态之战的动因，是对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变了。而大变化引起的大分化，则为寻求新出路的所必需的精力再凝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侧翼。家庭结构，是被战国时代的集权倾向和社会动荡（用革命的方法去适应战争时代多元竞争的压力，的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任何悲叹或不满，也无法使家庭再度“团圆”。因为这只是历史力量魔幻式运动中激起的小表象而已。

是社会化的巨大压力，把许多失去传统屏障的妇女们，从家庭被赶上了街头。应该同情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那些走南闯北自谋生路的弱女子。是因为她们固执的父亲和无能的丈夫已无力在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下负起传统式的保护她们的责任，她们才被迫走出的。娜拉的出走是由于心理的压力（或叫“诱惑”），而心理压力则是由社会压力转化而来的。诅咒女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许只是些自觉受到伤害的弱者。他们无力在新的求偶环境中获得主动。于是，就片面谴责使自己失去原有机会的一些表面因素（如妇女的男性化）。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压力，不是任何人为措施可以缓解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诿过于妇女们的“出走”行为更为方便和更为轻松的呢？因为男子没有尽到自己对历史应该负有的责任，女子才去要求解放并力争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对她们来说并不轻松，甚至颇为苦痛。但这毕竟有助于去结束“得不到保护的被保护人”这个尴尬的处境。那是双份的难堪和加倍的压力。难怪她们要抗争，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解放。她们也许走得很远很远──但随着战争压力（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竞争造成的）的缓解，她们是否还会再走回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296

旧式的家族结构由于面临它无力承受的新压力而崩解掉了。而在此之前，它却安稳地渡过了上千个没有异态压力、没有意外挑战的静止年头。以致自己的应变力降低到零度。从没有压力到压力突增，使之无法从容调节，只有急剧坍毁。这一“悲剧”向探索宇宙秘密的心灵发布启示说，过人的压力与压力不够，同样不利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健康。如果有人问我们正在思考什么，我们将告诉世界──为了一个事物的健全生成，就不仅得为它寻找合理的借口，还得为它寻找必要的压力（以抗击有害的慢性腐蚀）！

可以预见到，当世界规模的战国混乱告一结束的时候，家庭结构也会随之重新确立。家庭生活也将由之变得稳定起来，而不会像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所描绘的，归于彻底解体。小赫胥黎的思想，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之一。它的前提是战国竞争的压力。而全球规模的战国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在新的外观、新的功能之下重新崛起，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耐人寻味的谜。

说各种家庭形式都已过时，认定家庭本身将要解体、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战国并起时代的思想写照。古希腊文明大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了消灭家庭共享财产（尽管他将之限定在“治国者”的圈子内）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因其“深刻”，而是由于他生当希腊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但后来，全盛的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家族政治的新浪潮，却打消了理想国内的清规戒律。新的家族政治是与罗马帝国的“世界和平”一起来到的。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巧合”。从此以后，直到工业革命（及其大大加剧了的列强竞争的格局）兴起、（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的重来，家族政治又“复兴”了两千年之久。

第二卷第四章

*十、机械的爱**

297

现代文明的巨大压力，要求唤起并团结各种人的主体力量去抵消它，由之求生存；进而求发展。于是打破尊卑长幼之序的横向联系，在封建等级制的废墟上发展起来。“联合起来”取代了“统治下去”，公平竞争代替了万世一系成为新的社会组合原则。横的社团联络，取代了纵的家族阶梯。人们离开了血缘纽带的庇护与束缚，走向共同利益的冒险与自由。这种大变化的理由，倒不是由于其合乎社会正义的抽象法则，而是由于它在压力下的有效性。“人类进步”的道路，是循着力量增长的渠道蜿蜒向前的。历史评断那个能够赐福（即力的有效性）给人类的道路为“正义之路”。

横向联合已被近现代史证明：它能够有效地聚集现代社会的力量，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去提供一条不可舍弃的手杖。在古代的航海民族那里，横向联系一贯比较发达。因此，航海文明为人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更易于聚集力量的模式。近代想从农业社会跃至工业境地的民族，都在（自觉或不自觉、迅速或缓慢地，从纵式的家族政治向横式的党派政治实施过渡。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此种过渡，而依然居留在政党政治其表、家族政治其里的混乱混合状态里。政党政治比家族政治（分封的“封建制度”）或官僚政治（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便于调节社会冲突，更适于现代化的多重压力。因而，更与现代国际经济的竞争性、现代国际政治的战国格局、现代文化的非道统性（从教皇、东正教教长的正统到儒家等等各式道统）相契合。力量之“极”，从天庭（或为上帝之庭、或为皇帝之庭）下落到人间但这一“沉沦”也是人间力量升华的结果。

298

社会生活中，近代以前的党派团体的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罗马帝国和两汉帝国都在很大规模上发生过这类社会现象。甚至早在希腊城邦时代，哲人毕达哥拉斯就组织过半宗教化的政治社团。而在早期文明中纯宗教化的社团；则更经常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层面。但是，社团运动真正取得对全社会的稳固的支配地位，却是近现代以来的一桩大新闻。对此，我们也许并不惊异，因为已经习惯了。其背景是：封建的主人已无力保护并支配自己的纵向臣属。相反，为了维护自己日渐衰弱的地位，它不得不超常地榨取自己臣属的血汗。这一消解式的循环，促使纵向结构的金字塔愈益迅速地坍塌。天柱绝、地维折的神话，像是梦一般降临大地，成为一股世界文化大洪水的先导。在金字塔的坍塌与大洪水的泛滥中，横向结构显示了它增强竞争力的优越性。个体自治精神是反封建（即反对纵向统治）的横向运动的动力。而民主政治制度，则是对其历史的总结。正是在横向联合而非纵向统治中，近代文明发现了自己的立足点，现代意识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以横向联合为机制的现代社团，对内保护“现代游民”免遭“礼崩乐坏”的袭击，对外则扩大其影响力争主导地位。这一格局所带来的社会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对外争强，并提升其居民的生活。“既然古老的主人业已朽败，就让我们自己来”──这是新时代的内在呼声。《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正是个体自治精神的高度体现（以致到了超越个人的程度）。家族、血缘、封建世袭的纵向继承制，让位给个体自治、横向竞争的社会择优制。

支配家族政治的血缘之爱，让渡给了党派政治的机械之爱。

这后一种爱，是建立在冷静的利益权衡之上的。尽管过人的危机压力，也会激出热情之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甚至走得比柏拉图更为遥远，在更大的迷偶之中把手段变为目的；但总的说，这种爱毕竟不同于血缘之爱。它所承受并创造的压力形态，也是完全新颖的。

299

在还能容忍多元并存、纵横（而不限于横向）竞争的“浊流（即激流）时代”（它因此而道人诟病），还存在着创造历史（而不是被动地受造于历史定式）的机会。这时，社团还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独立力量。高级的社团生活，是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准备或缩影。它对刷新文化、增进国力负有使命。认识这一使命并倾全力促成它，则同时可以增进社团的活力。反之，社团的偏安收缩不但使国家受损（因多元竞争受到抑制而抑制了民族的活力），也令社团本身日渐凋弊。社团的活力不是天赋的，而来自它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来自参与社团生活的广大成员的活力。

什么是好的社团？那吸引着具有最有社会活力的成员的社团，就是好社团。它因此才可能握有推动历史、更新文化的力量。它以最大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去兼容并蓄大量精力充沛的生力军。这样的社团，谁能遏制它勃发的生机？它身不由已地向前挺进，代表着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主流内驱力。除非体育能力阉割整个文化有机体，否则，便压制不住这样的集体活力。

300

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从现代社团那里得到的并不都是自治的愉悦。个人从团体一再地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比他们从封闭的阶梯式一元秩序那里感受到的，缓和多少。

他可以选择团体，这是“进步”。但却无法摆脱团体，这是“仍旧”。

301

到处都是压制与反抗的力量起伏，它们交互相长。在爱的界限中如此，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也是如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猛烈地攻击了一元的封闭社会奉为神圣的“五伦”，唯独对“朋友”一伦笔下留情，认为朋友之伦合乎近代精神，即对中国重新适应现代战国争强的世界挑战，颇为有用。说穿了，这是因为，“朋友”一伦是社会横向联合的产物，而不同于金字塔阶梯上的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圈子的进一步扩大与紧密，即可构成社团的起源。

朋友圈子，是自觉孤独或不自觉孤独的人们，为求得心灵上或实体上的互相声援，自然而然结成的一个自愿的联盟。因此自愿结盟与非自愿结盟，可以用来衡量横向联合与金字塔层垒结构的区别所在。例如，你可以和一个朋友断绝往来，却无法轻易摆脱上下级间的隶属关系。除非体育能力与整个社会生活脱钩，隐迟到旷野山间，据弃文明，成为山野之人。嵇康可以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不受友人惩罚；但皇权的压力却使他粉身碎骨，追悔莫及。朋友圈子较金字塔远为自由；但是那些最微妙因而也最有效的压力，也正是由此透出的。对于过度倚重者，尤其深受其累：它用亲密和友爱迫你就范，自愿接受社会的压力，甚且不得不带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这些压力若是通过其他渠道，也许是很难被接受、认可的。

要抵制明显敌对的压力只需要匹夫之勇就可以了。但要抗拒来自朋友的良言忠告，却需要更坚韧的勇气，更明晰的分辨力，更浩大的决心。

信任和友谊赋予朋友的语言和行为以超常的影响。最最困难的选择，莫过于此：为违拗许多良朋益友的殷切期望而做出的决定。仅仅是“莫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这一句箴言，已可使无数勇士望之却步。尽管有时情况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抗拒来自“内圈”的社会压力，需要更强的力量和一颗更明敏清湖的心。因为，来自朋友圈子的社会压力，早已通过友谊的交往，渗透到主体的血液中去了。朋友的期望和父母的嘱托一样，具有扭曲钢铁意志的奇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扑灭多少创造性的火花！──那本来兴许可以照亮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

302

踏破铁鞋，四海寻觅──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摆脱了社会影响和社会压力的“朋友圈子”呢？孤独者并不寻求孤独者，它反而不自觉地寻找更为社会化的友人，以安慰自己、变相沟通与社会的联系──只是多了一层友情的过滤而已。特别处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其实在的、实存的意义言）的战国漩涡里，纯乎其纯、有古君子遗风的“朋友圈子”又在天涯何处？越是现代化的“朋友圈子”越是有效地输送着社会信息的压力──防卫的圈子成为攻击的渠道。试看那些特富说服力（因彼此了解而特别强化了）的开导，直直切中你心灵的要害。那些富于感情的劝诫与交流，与其说是对个性的支持、赞助，不如说是对创造力的打磨与戕害。否则，仿佛便不算是“君子之交”了。

人，即使是十分孤独、十分争强的心灵，在这超级穿透力的攻势之下，也难于长久地招架、顽抗。社会多层面无形迸发的压力，都被巧妙地调动起来，磨平那尚有棱角、闪动着神奇（但却不规范化）光泽的个性。这一圣洁的使命，被一再强加在“友谊”的头上。

创造的欲望原本发自对流行性尺度的怀疑和不满意。但社会的群体为运作自己的程序，却本能地要求挫平这些有可能妨害机械运转的精神棱角。为此，它不仅动员了情爱与家庭之爱，还动员了社团的机械之爱（为谋利的冷静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以及朋友之间基于一度之间的共同语言、志向而形成的友谊纽带。

第二卷第四章

*十一、传统的阴魂**

303

传统之所以具有某种怪诞的生命力，能再度发酵、发芽，仿佛真的活起来了，与人的文化具有先天的局限有关。先天的狭窄，使群体的文化极易定式，使个体的创造极难施展。“假如有人又从作坊转入图书馆而惊异于所见书籍门类之浩繁，那么只需请他把它们的实质和内容仔细检查一下，他的惊异就一定会调转方向。因为他一经看到那些无尽的重复，一经看到人们老是在说着和做着前人已经说过和已经做过的东西，他就将不复赞叹书籍的多样性，反要惊异于那直到现在还盘踞并占有人心的一些题目，是何等的贫乏。”（《新工具》第1卷85页）培根以他划时代的敏锐，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局限。但他尚未认识到，这种贫乏并不纯是题目上的，甚至不仅是思维方式上的。

事实上，文化的贫乏与重复，源自人类在生存需求上的单调性。只要看看这些就够了：大量的文化分泌物，始终处在不曾社会化的半死亡状态里，它们虽然诞生，却无法流通，无法变成社会的财富，无法进入文化史的界域。是什么力量扼杀了它们？是社会的不需求态度，扼杀了它们！那么，这一事实的另一面相又是什么？它无异是在说，传统之魂之所以顽固，还与社会对人的文化和人的活动的规范影响有关。越是单调的文化模式，就越容易陷于传统的捆缚──这一特点在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众多变奏中，清楚不过地一再显现。文化冲动的单一，使人缺乏足以抵消、突破传统模式的文化多样性。文化通货的贫乏又会反转回来，对人的精神活动造成先天的限制，而将各种探索活动，窒息于胚胎之先。并不是“不需要”，而是被取消了需要！以致感觉不到、意识不到所谓“需要”是不断涌溢的欲为：需要是动态的，喜新厌旧的！

热情消失之后，剩下的只有习惯。创造力衰退之后，残留下来的陈迹便是“传统”。人们日常用语中断说的“好的传统”，并不是一个真的、旧的传统，而是被代代新人的生存需要，重复发明、重新创造、不断扩散的必需品。它涉及行为、文化、心理诸方面。它不是被动承受下来的，而是主体积极发现的结果。而一个仅仅作为“陈迹”横亘在活人面前的传统，只是一切创造者的事业不幸面对的大梗阻。罪过不在于创造者的热情，也不在冷漠的习惯和僵硬的传统，而在于热力尚未克服冷硬的存在。死亡不是生命的罪过，也不是生命的归宿；死亡只是生命的中转。

304

有创造者，就会渐次产生出以创造者为食的人。初听此言也许使人震惊，但细细寻思之下，这类悲喜剧目已被千秋万代的历史证明无误，且一再重演。这就是大自然的残忍之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宇宙不让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处于绝对的安全之中；宇宙要让每一种生命成为他者的食物──以此实现更高的净化、更纯粹的能量转换。创造者在含辛茹苦之间遭逢到的大悲剧，只不过是类似于“生物链”的那种过程。这是宇宙间伟大戏剧性的表现，尽管它震撼人心，但仍会继续演播下去。

305

创造者如果停止了创造，就化为一颗阴魂。文化如果失去了活力。就化为一个传统、一套习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传统”、“阴魂”；而在于活生生的人。兴衰之机，生死之会存于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之间的关系上。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创造者们，就只记取和发扬古希腊的现世精神与快乐主义，而全然“忘却”了希腊宗教秘仪中的阴森气氛与献祭热忱。

“忘却”，这是个推进自我更新的杰出本能。不善于忘记过去的心灵，怎样去相对轻松地开创未来？流行于东亚文化圈的祖先崇拜，却把“忘本”视为大罪，把“荣宗”看作大德，这是本末倒置、自我弱化的价值观。这一扼杀生机的价值判断，只有助于文化的干涸和停滞；无助于激发竞争中的民族潜能。因此，不利于一个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志者施展宏图。在我们看来，适当的忘却和适当的唤魂（再创意义上的）──这是现代的生活者们即将面临的大抉择。在深层文化、表层价值的重新大抉择中，含有动人心弦的创造之声。在这抉择里，跳荡出青春的气息与艺术的风格：它检验我们冲向未来的勇为，看它到底具有多大的压强。请勿诿过于“传统”、“古人”──而是完全看你自己的。

306

一个民族的风俗或一个社团的内部习惯，并不像是小说家、猎奇者那花哨的笔锋下所托出的那么赏心悦目。任何貌似别有奇趣、令人轻松愉快的风俗、习惯，背后总有沉重迫切的现实需要。正如无端端的游戏不会被人发明出来一样，也没有无端产生出的风俗习惯。即使纯乎其纯的“游戏”，也本为解除困乏、追求消遣而发！即使最使人莫明其妙的风俗习惯，也起源于某些古老的需要。不过因其年代久远，它的缘起已被遗忘。所谓“陋俗”，只是就其限于特殊的时空而言。当此“陋俗”起源时，必有其具体的实用价值。但时势的推移，使此风俗的元功能尽都流失，副作用却加倍显露出来。在此历史的迁化之下，再好的风俗也会因此沦为陋俗。陋俗之陋，在其现时已然得不偿失，不在其过去的“无缘”而起。

各种风俗习惯在其原初，虽对社会秩序超过稳定作用，但对富于创造力的个性，它是相当严厉的约束。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此曾生感慨：“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实际情况比他的断言更加严酷。抚今、追昔，禁不住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因为，在社会压制的层层加码下，即便是道德上的完人、才智上的能者，也是不堪困扰的。而善人和天才，由于他们更多地依据自己的良心而非社会的积习去生活，其后果与下场尤为不测。对业已定式的社会来说，风俗与积习已被奉为目的，而不再是一个可以损之并应该益之的道路。因此，凡不随俗者，注定灭亡，或在斗争中，与社会两败俱伤。

307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捩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是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霾，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像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308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协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压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压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309

反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一股股新的社会力量膨胀起来，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至。它们怀着半是留恋半是厌倦、半是喜悦半是愤怒的“忘恩负义”之情，力求挣脱自己受保护；受限制的养子地位。古老的保护者老迈衰朽了，新的势力就起来要求实行自我伸张，以便获得更确定的安全感。新的精神，在与传统阴魂的反复较量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互相妥协。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新的平衡、新的秩序……以使万民万物重新习于新的格局。反制的力量，再度化为压制的。

当传统的阴魂已被新文化的唤魂大师捏在手中时，就从压制人的创新精神的“符咒”，一变为“点化”人的求新本能的有力“魔杖”。

文艺复兴时代济济云天的非犹太化的唤魂大师们！就这样默默召唤着古代异教文明的“阴魂”。宋元明时代理学大师们辛勤的耕耘，就这样重新切开了先秦三代业已板结的文化土壤。死的阴魂，一变为活人的旗帜；传统的惰性，一变为复古革新的活泉。传统的阴魂消散，云开雨霁；凄厉之声化为雷霆万钧，动人心魂。良性的反馈、活性的循环，开始了。

第二卷第四章

*十二、宗教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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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感情曾是人类性格中最强大的生命表现之一。从表面看，它是违背理性的，带有超自然、超现实的幻觉性。但它的根须还是深深植入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压力内层。它依据主体拥有的可能条件，对主体面临的压力环境，做出特殊的反应。这反应也许是有效的，也许是无效的；也许是过时的。也许是恰当。但却无可置疑地创造了许多事物（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些事物），推动了许多进程。在信徒的心中，它高于一切，它包容人生最大的肯定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311

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量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压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312

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不信奉宗教，不屑于去信仰任何神圣或世俗的理念。这种宣称者，在神权政治时代被叫做“无神论者”；在科学的时代则被叫做“虚无主义者”。二者都拒绝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任何神明或任何实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等等）。然而在人的行为方式中，在他对命运的认同和对生活的捕捉中，却透露出了他在心灵深处所信奉的那个“目标”：谁都不会全无信仰。

信仰是心理力量的一个依托，是任何人都在赖以活动的指南。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非宗教的宗教”，这也就是巴斯卡所谓“人生最大的赌博”。人靠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各种各样的奉献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唯理论者与原始的唯灵论者并无二致。因为以往的信仰从根本上说都是超验的。理性及其逻辑辩证的手段，根本上只是证明信仰确实合理或确实谬误的论证途径。在历史上的“信仰破灭时代”，信仰还是悄悄地零散地存在着。这时的信仰形式是，人们竞相树起各自“本能的偶像”，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用感觉的享乐，代替信念的追求。

313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王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分”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314

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压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315

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黎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压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绑缚着先知者。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做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喝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第二卷第五章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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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像上帝耶和华，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制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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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318

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语言联想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压制化和反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

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因为时间是抽象的。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那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和心灵诸界的文化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做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宇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319

生命并非神话式地起源于梵天的造化。印度欧洲人关于生命之源的解释，再也不能使一个现代的头脑、未来的灵魂感到满意。生命也不是语学式地起源于《周易》所谓“乾坤屯蒙”的超级悬念，或孔子的古典不可知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对自己根源的探索，在当今巨型的宇宙冲突的背景下，实在显得过于静态化了。生命也不是来自十九世纪其乐陶陶的科学神话。各种过于清晰确定的图解，反倒凿开了战国时代全球化的疑窦。这个疑窦越来越深，它陷溺了我们的思想。又像一个无底之洞，向我们的胆量发出了挑战。但它又是一个摇篮，培植当代意识的活力。

320

生命起源于“被限制”的压力下。是压力，保持着生命的内力。浮动着视觉才华的法兰西，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浮的思想家：卢梭。他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这十分动人，二百年来有无数的白痴为之倾倒。但细究之下，这条口号却是假的，是热烈的意志与精巧的诡辩的结合。实际上，越高级、越精密的生命形式，往往出现在越深刻、越严峻的“被限制的不自由”中。结构与功能越复杂，表明他所经历过的限制性的“条件”就越多──这几乎是自明的。为了在限制苛刻的境况中存活下去，才发展出了精密的组织。正如在受圈定的迫害中，才诞生不被人们称之为“文明”的各种精巧的反应。人生来并没有自由（如，毫无选择自己诞生的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的状态创造了人，创造了各种使人被尊为“人”的属性与特征。就此，人生被迫成为一项争取自由与权力的不间断运动。

321

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开始推进的），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322

生命是欲望的载体，欲望是由种种悬念、快感勾连甚紧的内驱力的投射，它的原始功能是防御外界对机体的压力。欲望一旦产生出来，就梦想着突破各种对生命活动的限制。它追求自由，外在的和内在的。它醉心于自由的呼唤对生命，自由是个神秘而不可企及的字眼。克服限制，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

323

欲望以忠仆和卫士的身份随同生命而来，向“局限性”展开反击。它以盲日但执着的热忱，给生命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兴趣。它使生命忘却了孤独与死亡，使生命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原本的脆弱和虚幻之感，被欲望的膨胀所带来的辉煌之感，悄悄掩饰甚至一笔勾销了。

然而，无论多么强烈的欲望和多么辉煌的才能（它是为达到欲望的彼岸而施展的一种技巧），都消除不了生命的受限制状态。反而，它只能使生命更深地感受到受限制的难堪（尤其是在欲望落空、才能无用时），感到宇宙的漠然与浩翰。生命注定在他固有的圈子和他的奴役中消磨时日。你能转换圈子、改变奴役；但却无法跳出圈子、消解奴役。即便是永恒的放逐，也算不得全然的跳出；即便是死亡的消解，也不是彻底的自由：你还得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却不会与生俱往。

324

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325

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彻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利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第二卷第五章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326

生命是环境“逼出来”的，因而生为环境的奴隶，它最多只能被动地对抗环境。谁要考察一种生命形式，不妨先去考察它寄身的环境，否则就不免会对生命的。怪异。感到诧异。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剥离了人的环境去指摘人的“变态”。把人的适应性（主动地附属）诊断为心理的病。而在更接近全方位的观察家看来，“病”，也许不失为一个解脱，一种必须的反应。环境的压力迫使各种生命最后走上了“病”途，并从病中获得了可能的逃避与解放。对生命来说。环境的因素包括：气候、水土、食物链中的具体地位，生命群体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内在环境”（即其遗传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切综合成的行为特征等等。

巴斯卡清醒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称人类是“脆弱的芦苇”。是根本不堪宇宙压制力量一击的生命。人类并不像乐观者假想的那样，正在“征服”宇宙（除非你把这“征服”界说为“屈服与适应”）；相反，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运者。他获得的缝隙，较之其他生物稍为宽广；为此，他则必须承受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屈服与适应。有趣的是，八把自己从其它生物那里夺得的生存空间与“征服宇宙”之间划上了等号。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人人都乐于接受的假定：把八对同类（其他生物，的优势与人对宇宙的优势，进行了偷换。这假设者甚至想都不愿想：休说面对宇宙，即便面对其它生物，今天的人类也并非把握了全面的优势。虎豹也许不再为善，但老鼠与瘟疫还在嘲笑人类，而鲨鱼就不会染上致人死命的癌症。

327

巴斯卡发现了人类“会思想”。又说，宇宙可以压碎人类；但却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可是一个具体的人，却能知道整个宇宙的存在……由此他推论说，这是“人类伟大的标志”。在这里，弥补心理的机制起了作用！一个病弱之躯对自己的存在作了杰出的说明和安慰。直至今天，它还在对人的软弱存在和意志夸张之间的鸿沟做出填补。但谁曾想过，人类的“会思想”，其基础正是大规模地发生了巴斯卡式的“病”（比照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状态而言），和克服这种“病”的要求。巴斯卡的“病”，造就了《思想录》；人类的“病”，造就了文化：正是复杂的环境压力造就了今日人类的文明房屋。对于这些微妙的作用、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而最省力的莫过于自诩“天生伟大”，以安慰寂寞的生涯……可在当时，人类曾经历过多少优惠、磨难、变形，才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时间像个淘金者，它把痛苦与遗憾省略了，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优越感与傲慢的偏见。

328

生命的能力，只是抵御环境压力的内应力。没有实际功能的能力，是既不会发生、发展，也不会被注意，更不会受到赞许的。这从侧面证实，“多余的能力”，无论在生物界还是在文化界，从来还没有产生过。纵使它神迹般地产生了，也会迅即消失在节能法则的制约中，过剩的精力是只会花在奢侈的享乐中而不会花在艰辛苦涩意味的才能上。快乐，并不是没有压力的无聊，而是从压力中突然解放之后的一阵轻松与喜悦。因此，快乐本身是被动的，不自由的；人无法强使自己快乐。

329

在很大程度上，生物的命运和形态，取决于紧紧包围着它的气候。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攀登高山时的体验；在不同高度及其不同气候条件下，覆盖着迥然相异的植被。在这些形态悬殊的植物世界中，活跃着、穿梭着各自的动力，形成一个独立、分离的动物世界。粗看之下，动物们似乎相当自由，它毕竟可以逃避某种气候，选择某个环境，迁移到更易于生存繁衍的地方去……其实则不然，动物们可以“自由迁徙”，但却无法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一起搬走。这些特定的植物世界，牢牢依附在大地之上，承受着气候的压力，变异自身的形态。于是，动物到头来还是屈服在气候与水土构成的压力之下，能力再杰出，也只是一身“适应”环境的本领，它逃不出天赋的圈子。

有个普通的例子显示了生命的依附性。四十年代的《联合国宪章》提出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这套辞令并不赐人以行动的力量。人们也和其它生命形式相似，只有很少的可能与更少的机会，去利用这一张纸上的自由。他们要为吃饭（生活的基本前提）而规划自己的行动。生命终究是被牢牢地捆绑在特定的气候与土地之上的。土地是个神秘的东西，它有利于某些生命，而排斥另一些。每个种族，都有最适于他生存的特定空间，甚至连鸟类也不例外──尽管候鸟每年都要来个显示行动力量的大迁徙，但它最终还得回到自己的神秘故土上，生儿育女，默然死去。大诗人屈原曾以赞颂的口吻提到动物对土地的依附性：“鸟飞返乡今，狐死必首丘。”其实他是在描绘人性呢。故土的力量，有时大于自由迁徙的力量。若就人的生物群体而言，就更是如此。

330

在气候的威严之门上，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服从、变形，或是衰竭、灭亡”。

气候的压力蹂躏那些不适应它的生命。侵蚀它们、摧残它们，成为气候这个超级暴君的日常业务。孔子很明白这一威力，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大暴君并不说话，一切事都已办妥了。照此看来，发布最高指示的暴君，毕竟是矮了一大截。失败的暴君固然令人厌恶，但像气候这样成功的暴君，反倒被视为天经地义。万物都得以“育”，但那却是以绝对的服从为代价、为前提的。你可以对抗，你可以斗争，但你的对抗与斗争，终究只是一个服从的形式。“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最后的真理日渐清晰：“斗争”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是服从，是速率不一的“适应”。而离开了对压力因素的恰当估价，就难以对生物史、人类史、我们的文明史，做出有益的理解。

331

生命承受的压力领域，是无限广袤的。如果说它毕竟还有界限的话，这个界限也就是生命自己。有多大多久的生命活动，便承受多大多久的环境压力。我们再来看，水土的压力对生命的作用，也近乎气候。它的品质决定了植物的种类及其可能包括的“基因库”。植物的种类和质量，更是动物生存的基础。即使最善以“与自然对立”而自诩的现代人类，也还是得靠着吞咽植物的原始方法与咀嚼动物的粗鲁风俗维持生命。他与动物和原始人类的差别，仅在吞咽与咀嚼的具体方式上。至于对植物世界的依赖，人与动物毫无二致，也许还更为广泛。

332

水土与气候，同为打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水土，还对文化形态的特征施加有趣的渗透、影响。人们常常尽力改造水土，以适应生存的压力。但这努力的背后，则隐藏着那永远在鼓荡着的水土压力。水土甚至是能动的、有意志的。它不会被动地等着人来施加持续的压力，它会以奇特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从而破坏并延迟人类对水土的改良。例如，它一再用荒漠化去回答人类无休止的垦殖。在各民族原始意识的洞天中，水土还以种的表象对人进行可怕的复仇战争“洪水神话”中淹没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回击。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压力，只是环境对生命压力综合体的一部分。压力无所不在，压力的证明，就是生命欲望的存在。一种欲望和功能，是为一种环境的压力形态准备着的以便化解压力、保全生命。

第二卷第五章

*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333

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欲望，生命就不存在了。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应。如果把生命比作一个坐标系，那么，欲望又是游移在坐标图上的红色箭头，欲望的箭镞标志着生命的度数。

334

欲望，产生于生命的方成之际，有时它甚至是生命之父。在生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欲望就产生了，欲望甚至是生命的创造者。植物、微生物、原生物，无不具有各自的欲望，各种微妙的、超感知的欲望力和方向感。它们的形式多彩多姿，以致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并不能按其本然状态了解这些原始的欲望，更不明了它们对其载体的生活使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各种高级动物的欲望因与人欲相似，故被纳入人类同感、理解的界域。其实，它一点也不见得就比其它生命形式的欲望来得强烈。

335

欲望是有机体的一个充满弹性的“安全边界”。借着它的动力，生命不停顿地完善自己；满怀兴致地充实、扩张，攫取那维，系、发育生命（包括繁殖、并为后代的幸福做出保证等等）所需时：各种能量──食物、空间、异性、荣誉等等。在欲望的刺激下，生命的内核才得以发芽、茁壮。

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它必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一种文化亦然，它也有自己的“欲望”及表现，构成文化运动的松弛、紧张及其多方的变奏。

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在欲望的感召下，生活变得或波澜壮阔或涟漪微漾，形成迷人的景色。欲望是“生活之父”（阳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软件。没有它，环境与材料这类“生活之母”将永远是些静止而无生气的硬件。

336

他使生命变为一张巨帆，鼓满清新之风。风的压力，使生命之轮节节进展，宛如庞大的风车。欲望扮演了风与帆的双重角色。他不是简单的风、帆。他是风中的帆，也是帆上的风：在互相鼓动厮扭之中前进的“风帆”……

失去欲望的生命，就像一张孤单而薄弱的帆。落在地上的帆，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皮革和布匹徒然被人藐视，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充满悲切的失落感。美丽动人的孤帆远影，突然之间荡然无存。只是到了风把船帆高高扬起的时候，世界之帆才突然包容了新的气象。他突然抓住了存在的价值感。

失去强劲磅礴的风，帆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欲望，生命又在何处呢？生命不在医院、化验室、解剖间里，不在阴暗的标本柜中，他正潜伏在欲望这个充满春天气象的野性身上。

337

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个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338

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339

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俗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340

生命的平稳状态，是各种欲念的平衡和满足，是骚动相对宁盗的境界。单靠自我克制、自我平衡，难以臻至此境。即便历史上最杰出的和尚、修士，也还都借助外力，如寺院的屏障、修道院的氛围等等，去实现内在平街。因此，即便纯然的精神宁谧，也是内力与外力之间的一个对峙下的和平，是两种势力永恒搏斗的一个暂且休战，它并非像许多乌托邦的理论家们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完美的理想状态……

各种欲望，作为反抗环境压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活动……不顾及这些需要，有机生命就会遭到解体。故欲望成为维持有机体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积极形式。“欲望很好”，因为它很有用，但当欲望走过头，超出生理需要的限度，它就成为一个威胁主人安全的“杀手”了。这种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似乎成了人类欲望（特指人欲中那些与自然欲望如动植物的欲望相区别的欲望）的一个特征。

第二卷第五章

*四、求生与不朽**

341

求生欲是各种欲望形式的核心，是形形色色的欲望之王。其它形态的欲念，是待定情状中的求生欲。有机体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活下去。如何活，活得怎样──那毕竟是从次考虑的。只是围绕着活下去这个主旋律，局部的快乐，全盘的幸福，以及终极性的理想，才交织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乐章。而这一切声音的要质，无非在于鼓励生命去承受生活历程剧烈的折磨，爱与恨，饥饿与满足，痛苦与欢乐，消沉与亢奋，平庸与杰出，夭折与长寿，以及那贯穿始终的期待与绝望。

342

活着，不一定就意味着“有”什么。但死却意味着“无”，意味着一切的一切肯定地结束了。一切生命都本能地觉察到这个生命的世俗真理；求生欲支配了生命和意识的全过程。它的压力，塑造了人类千奇百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型。在达尔文看来，对求生欲的这种奴性依附，正是高贵的标志与进步的准绳。若是失去了这种本能，种族和个体的奇观，统统将不复存在。也许这会使世界变得荒凉起来，成为既不洁静又不新鲜的场所：洁净是水和植物创造的；而新鲜则主要是动物的功绩。人则攫二者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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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的冲动，是生物结构及其存在下去的支撑者。它追逐养料，养料则趋顺于它……一为主人，一为宾客，养料服从于欲望。但是，作为主宰的求生欲，不也迫害有机体吗？为了屈从于暴戾的秩序，许多戕害之举就是在“保护”有机体的仁爱名义下横行无忌的。它的无边权力和贪婪要求，迫使有机体常要背弃自己的天性、远离更高级的存在方式。以实存为至高的务实精神；由于看不见世界之海的另一边而沦为虚伪的福音。许多人为求生的蝇营狗苟，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了。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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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的附属欲望或衍生形式是各种形式的不朽欲。精神形式的不朽欲；并不像诗人所讴歌、或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精神的巅峰表现。相反，它只是平凡不过的求生欲力的变态形式，即一种超现实的梦想形式：“物质”于此，演化为“精神”。不朽欲的梦，是要抵抗时间，抵抗生命的属性，抵抗生命的结局。它永远动人，因为这是虚幻不着边际的，是无从证伪的！

不朽欲的物化形式，是广为繁衍（生殖）的欲望。“复制”自己的冲动，不仅是生殖本能的直接表现，还含孕着心理上对死与毁灭（这是个体归宿）的恐惧与拒斥。复制得越多、越高级（甚至超出自体），则“我”的不朽（延续）就越有保证。教育后代，因此不仅是保种的原始本能，还是提升自己的间接战略。故许多对自己的生涯已感绝望的男男女女，就竭力于子女的繁殖与教育，以此抵拒没落过程中的惊惧、幻灭；以此遗忘那不堪回首的往昔之梦。

就此而言，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把求生欲的衍生形式（性欲），规定为生命最强有力的动因，只不过是出自其身的特殊体验及其思想。追求快乐与不朽的欲望（及其繁衍欲），诚然强大，但已证明不是人类行为最原始的动机。实际上，自保的动机，比种族延续（性）的动机、寻求快乐的（作为艰辛生活之犒劳的）动机，更强烈也更持久，更接近人性的底层。

345

“生之不可恃”，这是千万年前就已注定了的宿命。这一悬念，像一把利斧悬在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头上，令人尝尽无奈的滋味。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在对生命即将幻灭的苦苦反省中，“不朽”作为一个超越生存之上的安慰，被创造出来。时时面对死亡的人们多么渴求能摆脱死之梦魇啊。不朽的理念，战胜了死亡的事实。种族主义以极为卑劣的方式战胜了个人主义。这广大的慰藉，助人渡过生涯中最灰暗的时光。它能赐给惨淡的生活和失败的尝试，以动人的光环：失败者被誉为道德楷模，屠杀者被称为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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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欲向生存者极力索取多方代价：可以想象的和难于明察的代价。人们为了“不朽”，支付的是自己实在的生活。往往，是预支了生活。对理想家来说，最大的悲哀无过于在不朽落空的时候，生活本身也已被蛀蚀得空空如也。生活本身沦为不朽的附庸。现在许多人，为自己的需要而不肯稍稍涉足的事，为子女的要求却一干再干了。一些人，年轻有为，中年精进，晚年却堕落腐朽──被绝望的自我延续欲望，给彻底征服了。他们在“为了后代儿孙”的名义下，交付出自己残缺不全的躯体和灵魂。

在高级宗教的各种形式中，在哲学的各种理论中，甚至连一般道德的教诲中，我们都可拾掇得不朽欲的各种惊人之举。不朽和“天国”（它作为“不朽的国度”而被人理解）；来世的梦想和最后审判的恐惧，逼迫人们献出尘世生活（即动物主义者意义的全部生活：肉体与心理）中的一切，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谁见过比这更富于喜剧性的牺牲呢？这些自愿的压制表明，人曾受到某些更大的威胁；以便用宗教、哲学、道德的沉重殿堂，来庇护自己。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第二卷第五章

*五、求安与占有**

347

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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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巅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匮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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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蜂窝状况，使现代居民因不断受到挤压而一再变态的心灵（如果还有一个器官可以被叫做心灵的话），不断向超现实的方面去寻求慰藉与出路。所以，电影、艺术、科学幻想，受到欢迎，甚至连远古的神话，也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之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餍足感，而是出于奢望！出于奢望与新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激起的空前物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达到了惊人的优雅、神秘，而现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却沦落到街头化（即流浪者化）的境地里。很显然，古代人用以抒写性灵的东西，被现代人一再投放到应因物欲高涨与精神苦恼之间剧烈冲突而起伏不已的文化市场上去了。于是，“市场规律”就侵入了性灵的领地。它使文化的外观徒增一时的光辉，而失却了原本含有的那种引导功能。那种功能不是投俗所好地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来自体验与本能中的真诚，而具有文化史上的永恒性。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症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原始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如爱邻人、宽容性、合作精神等等），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各种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这使社会的内部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再强固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这种压力的持久冲击。

350

占有空间的冲动，在农耕居民身上也许比在城市居民身上表现得更充分。它生气勃勃，充满了良好的自我感和永恒感（和大地母亲亲近而激起的一种感情）。农耕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切近人性的原始，他们渴望攫取空间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预防饥饿，而不是陷于人海中而实行自我隔离的冲动。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高的生存目标。因为，没有必要的独立欲甚至“孤独感”，现代的灵魂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因而，这又不失为文明世界中一个更有持久力的冲动。当然有一天，文明的大厦也许会倾倒，人们追求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倾向，也会随之消失；但控制生活资源的意志，却与产生了这一意志的生命本身一样，是永久不灭的。

351

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352

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己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第二卷第五章

*六、求食与储存**

353

食欲也是这种意义的生命反击力量：

追求食物的欲望，是为了维持有机体的能量水平及其有机体活动，而提供动力的一种机制。强烈的食欲会使生命变得“饥不择食”。即便人类这种高级的、自命不凡的生命形式，有时也为了克服饥饿造成的巨大压力，去很慷慨地打破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一般准则：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食谱。在饥饿年代，流行着“易子而食”的可怕习俗，在原始信仰统治之下，祈求丰收的仪式上，可以杀人献祭。饥不择食的人被饿感所驱，吞食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等无助于改善营养状况的“食物”。食欲维护了人的存在，也困扰着人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为了使生命在暂时的屈服、失节、羞辱之后有机会再度获得兴旺与荣耀，千万年来的人类及其文化，确实在不断改造自己的行为准则，以适应新形态的求食压力。“破坏是为了建设”──“失节是为了生存”──非道德是为了成全道德的目的：人。

354

现代悲剧是这种意义上的迷失，“人为财死，马为食亡”。即被手段迷住而丧失了目的，忘却了功能本身。如果说，这仅仅是不幸由于压力的过度而不是出于主体的愚蠢；那么，由于放纵食欲而危及生命的事件则无可辩解地属于愚蠢。或者，如许多变态心理的研究所表明了的，是属于为了摆脱别的压制（如焦虑），而过分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反制方法。过度食欲会变成戕害生命的食欲。这种食欲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它逼迫它的宿主（即人）去忘情地大吃大喝甚至“狂嫖滥赌”，以减缓焦灼之感。但到头来，这些吃喝行为不仅无益于生命，反而断送了食欲者的生命。在转换而无休止的交叉逼迫中，在这条走向快乐（即减缓压力）的行刑之路上──食欲同时也扮演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生命之泉变为死亡之渊。

355

食欲的附属欲望和衍生形式，是形形色色储存欲、积累欲。储存以及积累的愿望，又是作为食欲的忠实保证者，忙碌在人和动物的生活界城中。它四出搜索、全力聚敛，为的是“永远杜绝”食欲可能触发的危机。这种贪婪，激发起人和动物的活力、智慧与能力。由于食欲得不到经常的满足而引起的饥饿，诱使各种级别的生命样式（从各种动物到各种人，焕发出惊人的干劲。仅为吃饭而工作的人们和实验笼中的动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良好地显示了这种勤劳与智慧。而为了更高的“理想”（即更富于自主性的生活目标）去生活的人们，则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显示了这种力量。

356

是文化上的积累欲，促成了我们今日称之为“精神遗产”的整个知识系统的诞生。正如是物资上的积累欲，构成了文明体系的磐石般基础。说某一系统是按“一以贯之”的方式设计并建立起来的，只是一种事后追认的神话。实况更接近于点点滴滴的偶然积累才是系统得以形成和系统地得以转换的直接原因。有时，一个小小点滴的损益，会在不经意之间造成全部系统的革命性转披。而在更多的场景中，万万千干的点滴甚至板块，却也不过仅仅造成量的增加、堆砌。经验告诉我们，“质变”（即系统结构变）是由某些特定的量（点滴）在质（系统结构）中的移位突然促成。这一促成带来的新格局，是人们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357

在生命的动态世界里，储存与积累的欲望，是出自反抗的特种需要而由“造物主”先天“设计”出来的。这是艺术的说法。科学的说法应是：“逐步发生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因此，它是人间一切发明、设计、创造之母。在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储存的需要所起的作用，大于直接的需要。

但储存、积累欲的故事也和有关各种欲望的传奇一样，冗长、繁复、千篇一律（因此，完全可以用欲望的类型、强度、形态表现为尺度，去区分各种艺术和文学）。欲望反客为主，断绝主体的命脉。储存欲的过度发达，也会抑制生命的活力。以老鼠为例，它偷吃一点，人们还倾向于容忍；它若大量屯积，就会迫使人们诉诸围歼的行动。中国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只因他们过于贪婪与殷实，就难免碰上瓜分的命运，这是很好的注解性的例子。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不均”为前提的积累，确为人性所患，尽管那是文明的基础。故人性与文明，有绵延的战争。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第二卷第五章

*七、情欲的哲学**

358

情欲，对动物的以至人的命运，起着主宰般的作用。很多英雄都是断送在美人的手下。情欲是个两面神。它既保证种族力量的连绵不断，成为种族之链中关键的关键；但又以其特殊的激情，把生命的命运推上一条又一条难以预测的航道。那里有危险和快乐。它因此对动物和人的激发力，常常大于其它欲望形式。而在人类的故事里，以性为基础的爱情内容，更使之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升华。与此相应，关于它所引发的悲惨情节也就布满了人类的经验或逸闻的领域。在各种高尚的艺术或廉价的小说中，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描写。

色欲伤人，情杀案件，结局悲凉的动人艳遇……都表明，本意在于延续种族的情欲，竟也能致人于死地。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初看之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这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反击力量的双重面目。殊不知，现代文明对情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视之为心理的乃至于躯体的“娱乐”。而过于严肃的看法，又把“性”看成人所承担的一项义务。

359

情欲活动，远远不是一项对每个人都具有同一含义、同一内容的行为。不错，它常常体现为主动的、外向的（不论男女在骨子里都一样急切地求偶），但其根源却是对被动状态的内在反应。爱慕的对象，无非只是触发了性的活动。因此它必然具有较异性对象远为广泛的反应领域。情欲，首先是种族延续的保证。遂行性欲而附带的快乐和遂行其它欲望时所附带的决乐，就其快乐的功能而言并无二致：大自然给予人和动物的循环之苦，以一种节律性的松弛和补偿，以此答谢有机系统的多重烦恼，并诱惑他进一步踏入性的陷阱……但文明的压力，有时也会使自然的次序乱了套。阴阳易置、主客移位的颠乱，在性的问题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性的附属功能即性的快乐的一面，受到空前的注目；而其主要功能及其苦恼，反被忽视、抑制了。如，生育的功能，今日已在性生活中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性的狂热会强逼着有机体走上忘掉初衷的不测之途，使得具有更广泛使命的武士，沦为一个单项──性的祭品。有趣的却是，这种不幸的局面似乎分外加强了爱情的浪漫色彩，这里不乏刺激与冒险的韵味，也有危险的情调足供回味。性爱，就此从一个解放者变成了一个加倍的迫害狂。

这个迫害狂，有把生命变成祭品的专业化倾向。它像一个狡黠的大蜘蛛，以自己织造的粘湿阴暗的大网，罗致形形色色的牺牲品。这些牺牲品，也包括它的宿主在内。它的祭品不仅身陷囹圄，且在意志上完全屈从。动物世界里捕食者的严肃恐怖，被人类情欲中寻欢作乐的滑稽取而代之。

360

情欲也许左右有着人们的心理世界。但在实际生活中，在日常的角逐和斗争中，更大的压力则来自食欲和求安欲。每到这时，情欲会悄然隐退成为一个调解者。弗洛伊德等动物主义者有关性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及其科学神话，很大程度上只是犹太寄生的中产阶级心理形态和生活状况的一种自供：那是时代的、文化的产物，而非永久的、人性的法则。

同样，在食欲和经济需求之间、在捕食和经济基础之间划上等号，也是现代费拉民族（借用一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术语）特有的一种统治艺术。这些观念，与犹太中产阶级对世界和文化结构的理想不乏可互相比较之处。其根源，无非在于，现代文明正迅速地中产阶级化即庸人化。现代世界的这种发展，与十九世纪预言家（从自杀的圣西门到发疯的尼采）的欧式谶纬之学预言某某社会即将诞生的“社会科学理论”或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是恰恰相反。

尼采的强权意志，若仅被解释成空泛的“好胜心”那就比情欲更为微末：“荣誉”意义上的求胜欲只是情欲的衍生物。求胜欲不仅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一种心理动向；也是他们的生理形态上生就的本能特征。甚至在不少种类植物的生成活动中（植物并不像粗心的观察者断定的那样不动）也显现着求胜欲的影子！被古典世界观当作纯然被动的植物，每天也都在悄悄地争夺地盘，力图长得又高又大，以压倒同侪，攫取更多的阳光和水份。为此，它动员了一切枝叶、干条、根须中所潜隐的求胜欲，去伸展伸张，扩张自己。

361

在旁观的人类看来是凶恶的丑陋的或是阴险的诡秘的各种动物们，也都在竭尽全力地炫耀雄伟的躯体、娇媚的舞姿、优雅的气味，以及婉转而清脆的嗓音、绚丽而光泽的羽毛。它们用自己同类中的异性看来是优美而眩目的身段、矫健而白如的动作，互相迷醉的气味，娓娓动听的缠绵絮语，竭力想游抵爱河的彼岸。但对同类中的同性，它们的面目则不免有些狰狞了。同性作为对手，更多是用裂人肺腑的吼叫和张牙舞爪的怒姿相向，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追逐胜利的欲望和意志……以求压倒竞争者。流露出来的求胜欲，就不仅是内在的诱惑力或抵抗力，也是外在的强制力。求胜与炫耀的目的，不是“虚荣”，而是为攫取实利或传布基因所作的“暖身运动”。

人类是万物之灵、世界之长，在追求“实利”与攫取了“虚荣”的求胜意志方面，也不愧于上述身份：他兼取了动物与植物之长，加以融会贯通。生命故事中的双方角色他都拥有，镇慑群伦的权力，曲意逢迎的趋附者。人类竞争所使用的方术，其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生物界的老祖宗那里去；但技术与文明系统的发育，则赋予方技以人性特有的风格。

这一切穷智殚虑的狂肆究竟是为了什么？疲于奔命的设计，心力交瘁的竞争，其代价是否太昂贵了一点？然而，为了更有效地争夺作为配偶的“生产合作者”为了更广泛地传布自己所代表种族集团的“基因”（就像不少宗教社团的精神传道和商业机构的物资推销），生命集中了自己的精华，为了保证精华的有效性（不被无端地浪费），投入了自保以外的全部赌注。而求胜欲，恰恰从本能上替人生的博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它悄悄地但决定性地打开了通向种族延续的众神之门。啊，生物界与文明界之间的巴比伦（“众神之门”之意）！这是令千百年来的历史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感到亢奋的、有声有色的“反击压制的力量”。但同时，某些个体求胜欲的空前满足，岂不恰恰建立在他对其他个体的空前压制之上吗？一阴一阳、一弛一张的世界！超神之神的世界！

362

对于那些在竞争场中被淘汰出局的不幸者，不能遂行自己的求胜欲，就成了“耻辱”的同义语。夹缝与谷底状态中的焦虑产生并膨胀起来。他渴望报仇雪恨，或者干脆退出角逐。旧的欲求尚未平息，新的耻辱又激起新的欲海──他企图变本加厉，或被迫转移场所，实现“工作中心的变换”。这又构成了多一重的压力之苦。身心双面的罗网越收越紧，若不能抵御这影子般的追踪者，那就是心理（原始意义的良心）上的末日。“世界末日”并不是世界在生活意义上的彻底毁灭，而是世界在抵抗意志上的衰败，是世界规模上的哲学动向和文化动向的消退。这意味着，“爱”的世界被“恨”的世界消灭了；生成的、动态的宇宙，折服在静态的模式里，这实际上是对生活本身的审判，构成了隐喻意义上的宇宙大劫、世界末日。

第二卷第五章

*八、转换的功能**

363

“排斥”是压制，“吸引”也是压制，也许是更难以分析、更难以描述的压制。

所谓有机物质，首先是一种无机物质，然后才可能成为有机物质。所谓动物，首先是一种植物，然后才能成为动物。所谓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才可能成为人。所谓天才，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天才。……参悟了这层意思，也就理解了“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限性。“精神”首先是生命驱动的反击力量。“反映”是一种“反应”；“镜子”原是“心灵”。而被枯燥乏味的人们尊为“理性”的东西，又岂能“脱水”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

说生命、存在“起源于宇宙的异常态”这并不确切。应该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反压制力”。压制或顺从压制，被目为“常态”；而特强的反制，却被贬为“异态”、“变态”。变态起源于抗压的特别（而非“一般”或“正常”）的需要。推而广之，灵魂与生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即，灵魂来自生命世界特别的抗压需要；灵魂──是抵抗运动的激进战士。

364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365

生命的绝对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应付的压力本身的消失或转移；进而，也不取决于他对压力形态的成功抵御。这些外在的记录，并不是纯然的“主观努力”所致，许多结果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庄子因此在一种最深刻的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反问宇宙：“命矣夫？”他等于说，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世俗权力崇拜的遗留标准。衡量生命的成就，应该采取另一种尺度──即，以生命所包容的反制能力的度数，为至高的标尺。

纯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测度反击压制的度量，更难去破解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相互移值的有机渠道。生动的体验和直觉的静观相加，庶几能把握这充满动态感的消长盈虚。以有机体的器官为例，它既是有机体抵抗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又构成有机体的讨厌负担。它帮助有机体应战之后，又向有机体提出索求甚至挑战。手段，这是反压制力的功能表现；负担，这是力量转化的结果。这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矛盾？也许我们并不能知晓哲学上的“矛盾”一词，但我们知道，这里确是横亘着难以理喻的道道阻隔、距离；只有极为优秀的直觉，可以勉强穿透它！

366

知其然，这是“经验”。

知其所以然，这是“科学”。

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并不像现代人幻想的那样可以划上等号──经验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指向两端。前者来自特殊、推己及人；后者则重视一般、强调概括。前者要求举一反三；后者却追求省略。它们永远在相互琢磨着，比试着……经验与日俱新，它基于人的感知与体验。即使是原始人的经验（包括他们的巫术技能），对我们仍有裨益。原始的经验有时反倒显出长青不败的生命力，它更少受到智性批判的渗透，神秘得足以激发持久的想象力。但科学的“日新月异”，则意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因为它立足于普遍化的合理假定、排异化的逻辑推理；它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既是绝对的，则不免是荒谬的──如旧科学在新科学面前，就是十分明显的荒谬！

我们看到，科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对现象世界的概括覆盖面极广，而在于它自我否定的动态立场（如果把整个科学进程看作一个大系统）极其活跃。在中国的传统心理中，自我否定是最糟糕的幼稚表现，其义近乎“自相矛盾”。因此，我们的心灵不是倾向于去发现真知，而是满足于“自圆其说”、“前后一贯”。这就难免使我们的理论世界趋向于硬化、衰朽。这是智性的活力开始衰竭的理论化的表现。有活力的思想，则注重“转换的功能”。它确信，活力来自转换，形式的恰当转换可以保证功能的完满过渡。它的消息是：功能比存在更重要；功能决定存在。而不是相反。

367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己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368

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毫无生气的样品）了。

369

“疾病”与“缺陷”永远是生命的忠实伴侣。个体的“缺陷”被叫做“疾病”；种族的“疾病”被视为“缺陷”。

个体的缺陷显而易见，粗率的观察加上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种族的缺陷，却隐蔽得很深很深……你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怎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它们的活动空间各异，行为方式悬殊。这样，甄别赖以进行的可比性准则，突然消失了。种族缺陷的发现，往往通过群体的挫折，需要大规模的失败作为代价。连绵不，断的集体性失败，使勇敢的人产生了怀疑与扰虑，并急于罢揭示它的根源。“失败是成功之母”，固是不错，但二者间必要的中间环节“发现”与“矫正”绝不可少。与此正反，一般的种族成员却反对揭露而热衷于掩饰：唯恐暴露会对自己的心理带来震荡。保护弱点、颂扬缺陷，成为一种古老的风尚。只有战败的压力和耻辱，多少还能弱化一点这类顽固的“特性缺陷”。若不经历一次次群体性的挫折，谁能发现缺陷？谁能说出缺陷？又有谁去相信他所说的呢？这就是最深刻的疾病。

370

生物总是无法去彻底地“适应环境”。即使古老的“活化石”，也难以做到与环境协调得“十全十美”。只不过是它们太老了，无力再行改变，就此维持下去，直到自己的“世界末日”。要改变自己，比重新选择环境还要困难。它牵涉到基因群落、行为组合的遗传变异。人类好几万年没有这方面的进步记录了。

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压力，就多少带上了生存的包袱。负累给人的缺陷感。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构成了文化起源、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态，就托付给文化去平衡。人的生物缺陷（《旧约·创世记》对此已有启示），使文化成为必要的、“美”的。

生命的特点是：既然消除不了自己的缺陷、治愈不了自己的“疾病”；他使求诸心理的自卫：扬长避短，或以长护短。结果是所长日以长，所短日以短。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反压制力的不平衡态并未消除，反而加剧了。正如文化，本来用以调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冲突。但步步深入，在许多方面，反使冲突激化了。这是生物的悲剧，还是文化的悲剧？消除不了悲剧，人们只能以悲剧为美。战国时代（这次叫做“全球化时代”）的风格是追求“崇高”的，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371

心理的自卫鼓励人，以“过”弥补“不足”，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它是延伸到、支配着各条生命旋律的普遍主题。它渗透各种生命现象。在不接受遗传法则的拉马克学派看来，弥补的努力甚至构成生物进化的杠杆！有一个悠久的事实为他们的固执做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用发展优势的策略去抵消劣势这并非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战争智慧；而是生物界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有机体是个异常精明的投资者。它凭着本能的直觉，就知道去哪里进行博弈更可能一本万利。它并不用刻苦的专业训练，就知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最能发挥总体优势的角落，集中投注宝贵的精力。它善于对压力的网络作“重点打击”，以求在一个最有效的时空焦点，取得击倒一个就是击倒全部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胜利”。

这就是“弥补本能”的大部分奥秘之所在：

生命各形式，恰如《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各学派的历史总结，“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各引一端，是占领自己的位置时所取的表演形式；从其所善，即是在生物链上有效地谋求自身的延续。生命被简化为对空间的占领；而对时间的抵抗即为“善”。例如所谓的“事业”──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出口。反压制力，孵化出人的生命，孵化出精神的活力，孵化出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击，强大的反击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歇斯底里状态，就需要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全球化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而实际上呢，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量循环”。

372

人的最深刻本能之一，就是渴望准确、有力、见效的行动。他比低等动物的高贵之处，即在于他深受行动意识（而不仅仅是行动本能）的驱动。这就是人性意义上的“内驱力”。这种心理性而非生理性的力，是文化得以日新其德的活泉。哲学家们称这力为“意志力”。动物主义者则称之为“力比多”。一个体质上很羸弱的人，但可以有很强的心力。体质上强健无比的人，可能在心力上却弱得可以，有时游移得令人发笑。现代生理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悬殊。它只能说，“这也许是遗传……”正如古人说，“这也许是天意……。”

在我们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行动的意识，使人的能量完成了升华与移位：肉体的力，化为意志的力。意志的力又化为精神的力──精神在性格上比意志更富于群落意识！这样，力的转移也就引发了原有空间的相对空虚，强健的躯体变成羸弱的躯体；或是相反的，薄弱的意志变成柔韧的意志，定点的精神变成周流的精神……

第二卷第五章

*九、排它与利它**

373

排它性，带有破坏、减少的含义，它的“图腾”应是一个减号（“—”）。它带有排斥力、压制力，但这破坏力量的根子，却深植在创造的反压制过程中。这使排它性成为反压制力量的特殊表现。

为全面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为全面确保自己的生存优势，仅仅“自保”还嫌不够。生命，更经常地把自己的内力投射出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形地带，为自己提供一条足以游人有余的安全边界。这对任何种类生活者来说，都可说是一个不很奢侈的愿望，假若这愿望得不到相当的满足，生活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受“奴役”的感觉产生了。求助的希望，在于排它性的功能，在于创造一条标明势力范围的界限。排它性（以及支持排它要求的实际力量）越强，则势力范围越容易扩大。没有排它性的世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实在的情况是，较软弱的排它性被较坚强的排它性克服了。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同化。

374

排它的方法受到广泛的重视与运用。没有比这一矛盾的态度，更能说明生命特有的自我中心倾向的了。正是在排它的原则下，竞争才成为生物世界和文化史上的正常现象：不论在异类（生物的或文化的）之间，还是在同类（生物的或文化的）之间，都是如此。以致各种型号的进化论者，把“竞争”上升为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合理”（竞争中的）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不过是为了缓和排它性的泛滥而采取的“集团内部的守则”。超越规范限制的“合理”与规矩是不存在的。因为排它是第一值的；限制排它，只居从属的位置，担当排它的助手。

375

作为群落意识、群体生活支柱的集团排它性，具有类似但又相异的功能：为了更快乐、更有效率地活下去，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合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被动地屈从于外在压力，尽管“自己的意志”本来就是外在压力的变相的派生物），更富于自己的色彩纯一，就极力排斥群体内部的异己力量。这些异己者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目标，不雷同于居于主流的统治势力。它们的活动，对已然的权力结构构成了沉默的挑战。对此，统治的力量常常动员了整个群体的力量予以扑灭。它们被当作“抗原”歼灭。但任何群体都无法把这种运动进行到底，因为，限制排它（在集团内）的原则，同样在起作用。

376

从病毒、细胞、原生物的世界，直到动物群体、原始公社、近代国家和各种联盟，普遍存在着、不断发生着排斥异己者的永久性活动。内部（通过生物性的突变）自行分化出的异己者，与外部渗入的异己力量，也都是力图损害他者以充实自己。兼并、分化、征服这场环形的战争是连绵不绝的！战场则无所不在、战线则是模糊的。参加各派势力角逐的目的，就各人的利害而言是异乎寻常地一致，首先使自己生存下去，而且要生活得较为优裕和自豪。他们为此而满腔热忱、不遗余力地竞争，甚至流血。正如“合理”只是“排它”的补充，“道德”只是“斗争”的产物。它是用来缓和、限制斗争的天然残忍性，而不是用来取消斗争，不是用来熄灭战争本能的。这里的战争是永恒的，因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这里的战争是普遍的，因而“宿主”和“异己者”的角色，“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角色，是经常互易的。即使扮演什么角色，到头来也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

“异体蛋白”，对胃部，对消化、吸收热能的系统，也许不失为福音与精华；但对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却是可怕的魔鬼和可憎的糟粕。对前者的“营养物质”，对后者则一变而为“毒素”。前者所吸收的，恰恰是后者所排斥的。异体蛋白对不同有机系统的各自含义，具有广泛的启示性。“吸收”与“排斥”不仅取决于外物的质地，更取决于主体对它的需要！──需要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如果承认，真实的东西有可能存在，那么，这就是真实的东西。

377

排它性又是利它的──正如利它也是排它的。即，排它的原始动机，在生活的旋涡里常常发挥着利它的功能。如果暂时撇开生命力量的局限和人类情感的脆弱去看待排它行为，当能发现：受到排它势力的挤压，对生命的存在及其自我肯定，不是直接的祸患，而是一个巧妙地成全。因为一种生命形式之所以是“它自己”，得力于它被排出了其它的生命界域：使它不得不成为它自己，使它不得不在某个特殊的时空中去肯定自己。例如，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在原始时代不幸而被渐渐挤出了他曾经寄身其中的动物世界。又如一个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难以企及的大师，不仅是由于玄妙的“天才”，而恰恰是由于他实实在在地具有难以企及的苦衷和短缺，因而，不适于过一种世俗的普通生活，从此，他不得不到艺术中去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古往今来，各种精神创造者（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或各门类专业中杰出的专家，莫不如此。故最早从事专业文化工作的人，大都是些身手不全的残疾人；如早期的诗人和音乐家，多是盲人。只因受到正常生活的排挤，被迫走上了义无反顾的新途。

排它行为，因此并不消极。它为生活提供了惊人的丰富性，和可供选择的“样品”。排挤的动机，会促成始作俑者梦想不到的场所转移与功能转换，从而帮助了新存在、新风格的诞生。新人，不是自行生长的，他是从旧世界的迫害中逃离出来的“难民”，不得已登上了超渡彼岸的方舟。

检索历史，排斥与侵凌造成的新事物，也许要比正面的赞助、支持更为众多，这是由生命的本性决定的！他对敌意，较之对友情，更为敏感。故而，敌意与排斥，更善于激发生命的自我意识、自立意志、自觉行为。这，也就是生命斗争中常被运用的“激将法”的心理背景，这背景实在得自生命的抗争性。

378

排它力是不甘“止于至善”的，它是流动的、有潮汐的。它的进一步增强，则导致了同化力的出现。与通俗的有关见解正好相反的是，同化为准实质上并不与排它力相对立；它只是排它力大大增长之后，所采取的一个新的、更有力的表达方式。强者更趋向于喜爱“同化力”的形式，尚未被征服的弱者，则趋向于单纯排它力的自保形式。而被全然征服了的弱者，反以强者之仆自居，陶醉在被同化的温熙阳光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反以被同化的新角色为荣。“全心西化论者”即属此类。同化为，作为排它力的有力形式，在有机结构的生成中居于领导地位。不管它采取了多么富于诱惑力的姿态，本性上却是一种积极兼并的势力。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它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充足的内力，使他变防御为伸张。排它的力量，出之以同化力的形式。仁慈、博爱甚至是宽宏大量，取代了狭隘的提防与限制。“收刀入鞘”成为新阶段的“德充符”，因为这已然成为达到横征暴敛的原始目标的一条文明化捷径。

379

因旷日持久的压制状态而日益凝聚喧涌的反压制力量，如果寄寓在某个个性身上，则使他的宿主具有某种“侵略性”：威胁那些因反压制的流失而日渐孱弱的个体，这已成为宇宙力量藉以流变的一种模式。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可以认为，这种“力的流动”，正如水趋向于下而火趋向于上一样。力量强的，填补力量弱的；实在状态的涌向半真空状态的。但对具体存在的个体，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不带感情色彩”，是超越生命现象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无法“客观”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的。对力量过剩的一方，力的流动意味着“扩张”、“胜利”；对力量贫弱的一方，新的平衡过程则是“被侵略”、“遭征服”的连续记录。从发展和转换的角度着眼，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怆一样，何尝不是同样的力的消耗？感情处于其间，成为生命力量发展、推移的杠杆。

380

一般生物的排它性近乎是本能的、盲目的、一概的。人类却是更有理性的、更富选择性的、目标更为明确的施行排他。经验，使行动中的人们懂得了诸如“结盟”、“统治”效忠以及“同化”（它表现为仁爱）等排它行动的实际价值。这些战略是在对力量的更深把握中，在更大程度上成全着排它的使命，但比直率、简单的排它行为更间接、更精致，更有迷感性，因其采用了漂亮的迂回战术而更易于接近目标。因此，文明的进步使简单的排它行为越来越失去应用中的价值。与此同步，在道德法庭上，它也就逐渐遭到贬抑因为人们离开它也能活下去了。人们因为拥有更好的较量手段而变得更富于宽容精神──就这样，过分的排它行径作为双重的垃圾（垃圾都是曾经有用的），被唾弃了。

流俗有一种见解，认为生物界内各物种间的生态平衡状态，在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排它性是盲目的。但此种辩护掩饰不住排它的目的是在维持有机结构内的稳定与一致。而生态平衡所显示的物种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则应放到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下去观察。观察结果显示：生物链本身，作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来说，也是排它的。它严防外来者的渗透，它有自己严格的秩序；它有自己生活的特殊节奏──虽则这系统内含许多物种，容纳了各物种间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但从更超脱的视角俯瞰这纷纷纭纭的厮杀，其深层则透现出一幅井然有序的和谐之图！局部的刀兵之声，在全局则为大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不和谐音程”──尽管这和谐发自内在的系统化需要，而与异已者无涉。

“盲目的”，有时即“本能的”；盲目的排它性，即与生俱来的排它性这是有机结构和生物系统不可推卸的“宿命”。正因为它盲目，所以便无须解释、论理。盲目的排它性，是比一切“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争吵更为真实、更为有力的“理性”超越。文化的排它性，作为生物排它性的衍生物；文化的理性主义，作为生物非理性（“盲目的本能”）的衍生物──历史悠久且根深叶茂。

381

排它性压倒群伦的主旋律，构成了生物命运中形形色色的回声与“作品”。微生物的、植物的、动物的，以及文化、社会有机结构的各种奇观──无一不和它们的排它本能、追求自立的意向，息息相关。

物种和群落──是在长期的排它过程中，渐被塑造出来的。文化和民族──是在排它的作用及其激起的反作用（抗拒、排他）下，不断生成，尔后又趋向瓦解的。

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氛围，充斥了排它的要素，因此，受到了不知不觉的限制。这一既成事实，使我们的思想、行动，在自觉不自觉之间趋奉着排它的铁棒，顺应着它所铸造的方向感。理解了这一要点，就无异于看见了各种文化无法逾越的──条界限。任何一种文化，不论它在意识上多么富于宽容精神，但在本能上，都是漠视（这是最客气的一个姿态）异端的。理解了这一要点，有助于我们发见人的天生局限，以便用更富于想象力的探索精神，去实现压力下的文化转换。

从生物和文化的宏观，去鸟瞰人间的生生灭灭，即便被视为“天才”的人物，也只能是生物排它本能的忠诚跟班。他的特点在于采取了逆反的即不合常规的形式。他与流俗的社会对立。他与构成了社会风尚的“群体”之间，具有根本的趣味不同，故而相互排斥。流俗的排斥激起了他的拒斥之力。他因此要排斥那个已经排斥了他的社会文化，他用自己的理想图式去攻击群落、去斥责群人组构的流俗社会中的种种文化弊端。在这流俗社会占有支配地位而得意忘形、“蔽于人而不知天”的种种陈规，是创造的天才们亟欲冲破的罗网。尽管这些“规矩”在群落的意识中已是“生来如此”、不言自明，获得了天经地义的尊位。然而，在天才与群人的表层对立后面，到底还是隐藏着深层的一致！这种一致，是比对立更富于讽刺意味的现实，排它的一致，以及为确立本系统的自保、自存以及在自保、自存基础上的自由的地位，而艰苦奋斗的一致。因此，一部文化史，满载着这样的喜剧场景，天才的活动导致了新的群落意识；创造性成为流俗见解的新的母胎。一致比歧异展示了更深的宿命。叔本华式的超然静观的天才在哪里呢？

第二卷第五章

*十、“突变”的诸层次**

382

“突变”本是起源于遗传学的一个观念。它的原始含义，是指染色体和基因研发生的超常规、革命性的组合、变化。这种变化深刻支配了有机结构的发育，并决定其发育后的形态。先天天才或先天的畸形者即基因突变的特例。由于突变是非功利的、无规则的、盲目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突变对有机体具有致命的后果。但当外部压力发生特殊转移的非常时期，某些特例突变则于不期然中，恰巧构成新物种诞生的契机。由于突变造成的样式是那样繁多，由于突变在经常不断地进行，最后，总有一些突变的结果被选择出来，垂范未来。有些突变是由外部的刺激引发的，有些突变则按有机体内在的代偿机制而自行发生。

关于突变的机制，现代遗传学也还没有完全搞清，这使它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印象。但可以认为，突变现象和各种貌似盲目的生命活动类似，具有模糊的针对性和潜在的功利性。它是这样一种“本真”；为生命短时每刻所面临的那些茫无涯际的、未知的、不断变异着的环境挑战，保留了“种族性的变态反应”的余地，为新种族新形态提供了作为种子的“样品”。从长远的根本看，这有利于种族的自保、延续。尽管对“蒙主宠召”的当事个体来说，这往往造成生活意义上的巨大悲剧。

生命的历程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是生命自身无法从根本上予以干预的。因此，它便仰赖突变机制，在非常状态下为种族延续闯开一条新路。即便，这意味着对一些个体的先天牺牲，也在所不惜。幸运的是，当环境的压力重心发生了明显移易之际（如气候的剧变、食物的匮乏、地理上的沧桑迁异以及其他灾难），在原先的压力争件下属于病态的有害的突变类型，将有一两种被优选出来，通向新生命的众神之门，将为他们洞开。

先前（即旧环境中）的许多不成功的突变形态中，由于新环境的新型压力，会有少数者更能“适应”因而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样式被保留下来。他因此成为“始祖”，他因此承前启后，使生命的音响不绝如缕。使生物世界的库存避免了毁灭或锐减的厄运。

383

如果把探索事物本原的视线拓得更远，就能望见──突变现象，确是广泛生成着的万事万物崭露头角的大关键。不仅生物世界有它的踪迹，甚至非生命的无机世界也有它的影子。突变不仅涉足遗传领域，历史文化的社会界域同样也有它无形的王杖。它的威力也许常被忽略，但却超越时空的藩篱，而直入存在的堂奥。胚胎当然会发生不可见的悄然突变，“业已定型”的个体也会发生令人瞠目的显见突变。这在生物学、心理学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落实到文化史上，有些老迈的文明实体或是传统社会，竟也会像原始民族一样发生文化巨大的突变。例如，古埃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柯普特民族；古希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正教民族；古波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组成了什叶派教族。这种惊人的奇观，实际上遍及宇宙的每一角落、每一瞬间，永恒的生生灭灭、川流不息──投注到我们的心灵之眼，就是文明的再生。

384

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视那些被习俗的尘埃和群落的健忘所掩蔽的往事，就会在各个领域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现各色各样的突变故事。有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都曾被一个强烈的“心理突变”（它的特点是不遗传的；因此不属于生物学城的突变），所震荡、移易，使他们就此成为不同以往的“新人”，一个与旧时之我决裂了的“怪人”。伟人的生平由此裂变为二。它的前一半，在外观上与常人别无二致；它的后一半，则是伟人的特殊所在。作为木匠儿子的耶稣，竟以十分违背习俗的方式宣称，“没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接下来，他进一步自命为上帝之子兼为上帝的使者，以此宣布救世主时代的来临。剖析耶稣的生平，其裂变的契机，是发生在“施洗者约翰”对其使命的预言之时。约翰的预言，触发了耶稣的心理突变。这本来也许纯属私人性质，但终于，通过个人的超常心理这一媒介，而对人类群体的文化过程发生剧烈的辐射，并以此获得了神性。以致后代的研究者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一个人心理上的突变，仅仅是历史方向的一个征兆式表现呢，还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

385

除了生物上、心理上的突变，还有社会上、文化上的突变，作为前者的衍生或平行，作更大深度的立体式扩演。作为社会历史各层面的突变，除有生物、心理方面的突变为基础，还有现实生活、文化形态上的危机失衡，为其磐石式的前提。否则，个体的心理突变岂能迅速扩展为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广袤领域中的历史运动？突变是从个体发生的，沿着个体的路线纵横交错，最后才联成足以变换整个格局的网络。待定的个体，是社会、文化突变的种子，而社会文化的形态危机，则是一块适宜的土地罢了。没有这点个性，就不会有这丛思想，没有这片人格，就不会有这圈文化。没有这样一个业经突变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变换社会文化格局的群体运动。

386

突变的事实，揭穿了文化上的宿命论所依据的既成性与荒诞性。文化，并不是按照任何一条固定轨道去发展的。突变的发生，一再强有力地改变了文化、社会的前进趋向。正是基于这点，依赖于统计数字、消长曲线所做出的合乎变化规律的“科学预测”，绝大多数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把也不可能把突变的因素包括进它的演算程式中。这种意义数学的缺失，靠什么去弥补？

387

中国文化的内力，正在孕育今天还无法具体言说的一个突变。那出人意表的奇观终会一新世界的耳目。它会滋润沙漠里的居民、超度沼泽中的猎人，以其惊人的胆魄，把社会文化的命运推入一条新轨。使那些藐视它的人遭到遗忘；使那些拒绝它的人备受困苦。各种成功的突变，就其设计与完成而言，是“无为”的，就其功能与影响而言，又是“无不为”的。即它是被人所不知的机遇、意志，拣选出来并予成全的；又在人所共求的需要中，得以流通。不论突变的机制多么复杂，它都毫无例外地可有针对、可有补救──这就是庄子所问的“命矣夫”的真正答案。

388

“民族的实体”此“文化的形态”拥有更大的可塑性。即，民族实体可以通过重新“选择”去变易、变通自己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却无法通过重新选择一个民族实体去获得再生。因此，“民族”为有力的人格和有力的个性，提供了创造的宽阔余地。他们在群体命运的转折关头，自然奉献自己的突变之果、变异的品格──去回报群体所给予的富于远见的宽容。博大精神，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道德理想”，而是一个生命群落、民族整体的力量标志。博大，就是在召唤民族之力、突变之力、再生之力。

第二卷第六章

*一、现代人的迷惘**

389

把“无机世界”中的问题引入哲学，并把这一“引入”的结果处理为“客观的景观”，是现代意识中的一种大荒谬。有机世界在谈论（思想离不开“谈论”）无机世界；这谈论是无机的，还是有机的？“精神”在观望、分解“物象”；这观望、分解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象？谁能对此做出众所公认的“谈论”？

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他观察、感受、体验、思维、以及总结和创作的种种，都是生命过程的“症状”与表现。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五万年来的人类在体质上并无显著变异；而人类的灵魂在面对茫茫宇宙时，所面临的压力性问题，无论古今并无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生命和人类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诸如此类的神秘，以奇妙的吸引力和拒斥力，组构了诞生、死亡，以及作为二者纽带的斗争、爱情等系列主题构成的雄浑交响，在各民族、各个体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神话中，有力地攫取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人与人的文化所包容的这些特点，悄悄然而顽强地注入对无机世界的认识系统──科学──之中。无生命的世界与有生命的世界，在此交汇。

在各种神话中，在各种被打成幻想的古神话和奉为真理的现代神话中，都以不同的音调歌咏了这一交汇。古神话的共同大意，是说有机模式的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形体的或意志的），创造了无机的世界，从而给宇宙以普遍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古神话交汇了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相反，各种现代神话更富于经验论的素养，它用倒叙方式追溯因果，肯定了“有机生于无机”。这一结论与古神话的结论虽然恰恰相反，却与《老子》“有生于无”的结论相映成趣。在此，我们仿佛看到了科学与现代神话的原始出发点。

390

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压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391

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392

现代物理学，为什么要拼命寻求那白己未曾发现而又无从证明的“统一场”呢？这充分表明物理学并不能超越于人，它难以成为“非人的学问”。它不可能脱离人的需要而达到“客观”的彼岸，正如再虔诚的信徒也曾到过作为客体的天国。科学不只是对经验的总结，它还是现代的人类（古代其实亦然）在生活中感到压力和困惑之际，急于寻找自身根源、自我归宿和生活之本──相对于生命之本──的一种手段。

科学与其它文化样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方法是科学的，而非艺术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神话的。理解了这一点，对“科学”的全部实在性及其价值，就有了根本的参悟。

科学，与其它人文现象（人类精神之流的各色结晶）的共同背景，就是人的需要。在这宛如假面舞会之摇曳无定的世界上，为人生建立一个信得过的立足点，以及继之而来的生存网络。信得过，并不等于真实无误。因为，假如失去这个空灵但有用的基地，文明藉以生成的那种“良好气氛”就在无形中消散，文明的广度就不免倾斜。这种信任（信念、信仰亦然）和“真实”与否，只有神学上的但无逻辑上的联系。

科学与技术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打破了自古以来神话、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之间的平衡，传统的图解已趋瓦解。作为心理逆反力量的诸种文化传统结晶，面临崩溃。这使寄居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遭遇到空前重大的精神危机。它危险，但也提供了机会。

为了重获心理平衡以及外在的世界秩序，人们需要一切手段，其中包括科学的方法、观念：以作为披着科学面纱的现代武士。

393

正是由于这至上的功能所驱，现代科学还有着太多的假定和太多的幻想气质。人们先去想象，然后创造，最后证实。即以“四种相互作用的场”为例：

1，“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中的“引力子”，只是一个假想的存在：

2，“弱相互作用”中的三项，除了作为参与实体的“光子、轮子、强子”外，竟有两项（场及场量子）属“未发现的存在”。未发现，怎能肯定其存在？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说明科学不可靠？不。恰恰相反。它说明现代科学还不乏生气。一种知识的内在力量，是与它的假设性成正比的。知识的力量，在于它是对于力量的认识。假设，则成为内力的投射状态；它指明了精神潮的趋向，暗示着那种驱迫、诱导潮流运行的神秘力量，如何一张一弛地汩动着。准确无误的知识，即完成了“非人化”过程的知识，但那是僵死的遗迹！

394

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制）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压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395

而“场的作用”又认为是无所不在、近乎万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蔽于己而不知它的宇宙。只有永恒者能贯穿起各个互相游离的场。场，“抓住”万物，万物则力图“挣脱”它。支配着两种相反的运动趋向的这二者，仅仅是我们观察者的心灵之力呢？还是无机世界中客体的力量？或许，是这两种势力的混合？对此，活着的人也许难于得出绝然的最终答案。真要义在于两种相反的力量甚至在人自身、在人的心灵中也永存共处，混成混生。物与人，人与灵，灵与神──某种程度上都是两端力量相互牵扯、抗衡、分离、拥抱时涌起的层层泡影。这样说不是基于辩证法，而是出自先于法则的“事实”。或者，是先于理性悟解的“本能体验”？科学（而非“技术”手段）世界力欲解释的对象，与神话与宗教的对象有何不同？

396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像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397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398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399

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恺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己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恺撒”。但我们的上帝与恺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恺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恺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恺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恺撒。

400

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401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第二卷第六章

*二、“时间”与压制**

402

有三种时间：数学时间、物理时间、生物时间。数学时间是我们想象的，它的气质接近艺术。物理时间是我们经验着的，它的气质接近科学。生物时间，则正在我们身上流过，它的气质近乎本能。人，作为一种勤于思考的生物，是从生物时间出发去体验物理时间的，再从物理时间（由感知物体的移位、变形而来）中，抽绎出关于数学时间的纯理念。因此，生物时间是一切时间的内核，正如本能的力量是一切文化力量的内核。

人对时间的最低级感知，是通过对空间变化的感知间接获得的。动物也很懂得迎合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它“顺应自然”。人对空间的致命感知，又与运动及流易，即构成时间本质的要素相联系。因此，在流失中追求稳定、在万变中寻求恒一、在幻灭中找到永恒成了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对人的命运而言，时空本一体。时与空的观念，是人的理性对宇宙力量的分割式认识。空间形式的生生灭灭……使我们的心理世界中有了“时间”。无机的空间──有机的流变──人类的时间。

403

时间观念，起源于人对压制力的感受。人，总想为自己的存在及延续建立点什么依托。他甚至渴望树立某种历久不衰以至永恒的东西……以此巩固或纪念自己的存在或曾经存在，悼念自己的前辈与同济的已经没灭……可是经验警告说：时间正在毁灭一切。它对有形迹的东西都不容情。甚至“精神”也逃不过它的狠狠剥蚀和默默劫夺。它无情、执拗、始终如一。它的禀性与人的禀性有趣地相反：凡是人所建立的，时间无不极力侵蚀。而时间最倾心剥夺的，就是人的精力与青春。

时间是恶魔。因此，古代的天神无不企图超越时间井否定时间。

时间，不断毁灭着过去的空间──世界。有多少光辉景物，经它那无形影“巨手”的抹煞，早已形消迹灭。时间是空间的敌人，又是盟友。它以自己的固执，抵消空间的固执；空间则以自己的变化，显示时间的刻度。

时间，是正在毁灭“现在”的时间。它，改变万有容颜：使之苍老、憔悴；或使之欣欣向荣，神采奕奕……它，易化着万般存在的灵魂，赋予它们各不相同的“内容”、“方向”；灌注截然相反的“冲力”、“灵感”……它用无形压迫，激起生命的活力。过甚的压迫，使活力趋于狂热。“死亡”的阴影“唤醒”了（死亡──唤醒！）许多无机世界的奇观，正是在流水的无情点滴下，科斯特地貌的绮丽怪俏，才呈现出来。它用亘古常在的压制与反击，创造了独特的空间，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美！

404

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但是，印度教徒的不彻底、爱调和的混杂论倾向，使他们又予湿婆以“创造之神”与丰产之神的神格。于是，“湿婆天”变成一个集一切矛盾之大成的三头六臂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陷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狂舞之中。显然，印度教徒看到了时间的生产功能，还看到了，破坏现在意味着开创未来。时间，作为独立运行的审判者，既区别于世俗又不同于神圣，它不断给予存在以新的意义、新的形体。

高级宗教，总是满蘸着慈悲仁爱的色彩。活跃在高级宗教中的凶神、恶煞，是为衬托仁慈的主宰，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个具有超度功能的陷阱。而一个专司死亡与破坏的。时间之神，只使人“畏”，不令人“敬”，他还缺乏圆满的精神偶像所具备的另一层要素。为了获得景仰，印度的智慧赐给邪神以双重的吉祥金箔：创造与丰产。于是，一个以其夺人心魄的矛盾，而愈益称雄于世的大神，就此诞生。

各种宗教（不论看起来多么柔弱、顺从）的本性在于追求力量，以其上升或下降分头体现为反抗的形式；或统治的、压制的形式。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在此并无分歧；各种宗教自身都经历了由反抗到统治的沉沦过程：除非它半途夭折！因此，没有一种宗教能免于衰亡。

在现代人看来，原始宗教是粗犷、血腥的，高级宗教则仁爱、圣洁。然则，此种区别不过是习俗使然：原始的习俗与“文明的”习俗。习俗，给予唤醒力量的活动以不同的假象。而不同的习俗，需要不同的力量，因此召唤着不同的力量。宗教的召唤，采取了把主体客体化的路线，即对无机世界进行十足有机化的处理。把自己的灵性投放到宇宙的存在中。

405

全方位地看，“破坏”与“创造”是齐头并进的怪兽。有时，你很难分清哪是创造行为，而哪些则为破坏行为。尤其，当所持之标尺及所怀之目的各不相同时。

如果一种破坏行为替创造的运动扫清了障碍：它是破坏还是创造？一种创造行为如果是在替长期的破坏运动效劳，它是创造还是破坏？凡此，向我们可敬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不无讽刺意味的挑战。湿婆天的矛盾性格，毕竟充溢着古代睿智的“宇宙之光”……他的性格与使命，被那宗教的说法巧妙润色过了。但仍然流露着对时间的深刻洞识：对宇宙生成、毁灭的直觉印象。

时间的压制性力量，令星斗崩颓、山岳瓦解；它激起的逆反力量，又命地震频起、火山喷发重新涌出新的山岭新的海壑……新的众星、新的地狱。时间这双刃的神剑，有时光芒万丈（这时，既定的“空间”就解体了）；有时晦暗不明（这时，已成的空间变得相对稳定）……它是令人费解的、不可捉摸的。所以希腊人称之为“命运女神”──肯定了时间的阴性（即压制性）和神秘性──不可言说的蛇发女人啊！

406

“时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一个杰出的假设。它不仅鲜明，而且有用。任何人、任何生命形式都可以利用它调整自己的节律、制定自己的刻度。这是一个明智的假设，但却不是一个脱离了感知者的“真实”！它比“人所寄寓的空间”更神秘、更难以捉摸。初具智慧的原始民族比现代人更懂得时间的随意性。在神话中，时间被赋予超常的弹性，主体性支配了时间，使之还原为人的仆役。与他们原始的支配力相比，现代人是孱弱的。深陷在文明的成规与习惯的泥淖中的现代浮游生物们，被物理时间的压力弄得神魂颠倒，以至奉之为主宰和归宿！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感”？！

407

我们理解并把握着“我们的时间”──只是在本能上，而不是像原始人那样同时在理念中。人和一切有机生命，都是从反制的活动中，获得活力并认识自己的。他们生来就有着对抗时间侵蚀的本能与命运。有趣的是，只有在时间的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他才得以益寿延年……所以保健师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也就是在于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诉说生命的起源与壮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和舒适，是全然相背的。人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在说明了这一点。吃食是为了维持，繁殖是为了延续自己。举凡争斗、游戏、遐想、设计──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与延续；而延续和维持，无非是对抗时间的“抹煞”。

408

“我们的时间”固是生物的、主观的时间。其它各种意义的时间，也都祛除不尽那些生物的、其他主观的色彩。因为时间，永远附属于它主人的定性与形态，服从他的个体性呼唤。

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需要产生了不同的“时间”。

庄子对此十分了然。他对“大年”、“小年”的论断，迄今还令不少人折服地道破了这一点：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令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逍遥游》）

“朝菌”虽不知“晦朔”，“惠蛄”虽不知“春秋”；但却有它们自己的“时间体系”（“小年”）……而“冥灵”的一个季度长达五百年，“大椿”的一个季度长达八千年──它们的时间体系（“大年”）既不同于朝菌与惠蛄的小年，又不同于人类的中等长度之年。

此外，即使同一个体处在不同情景下，对“同一时间”单位的感受却有所不同。而“同样时间”的表象，最多是比“社会契约”更深一层的“生物约定”（生物时间）而已。即同一种类或相似族类之间的共同节律。这种假象的功能在于，它是与生物圈体系的脉搏协调一致的。使习俗的头脑把这一切主体性格视同客观布局的理由，是“生物契约”不仅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节律，而且从先天和本能上左有着人的体验及其投向世界的“眼光”。于是，其他假象的时间（数学时间、物理时间），就此派生出来。

第二卷第六章

*三、“空间”与反制**

409

我们所体验的空间，起源于人对“反压制力”的感受。空间的形成，依赖有形及无形的“支撑”。大厦，没有栋梁就须有拱顶，要不然，就借助某种支架……否则，倾覆只在须臾间。人，没有生理的支撑力就无法站立、行走。没有心理的支撑力，人的精神就会枯死：星球要是失去了无形的力，就会坠于宇宙的“黑洞”。所谓“心理的世界”或“精神的空间”──若是失了“想象力”、“假设力”等“支撑”，也将崩解无遗。有个诗人说的好：多亏了梦与幻想，我们的世界、生活才连成一片。否则，只有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画面。

反制的力（逆反的功能）的支撑作用，使人获得他的生存空间；各种生命也是据此诞生并成长的。

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原始民族对“支撑”的理解。他们还用这一理解，附带解释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特征。“精神之柱的崩溃”之所以可怕，就是在于它使心灵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支撑点。宇宙的支撑点、精神的支撑力、生理生活的网络──对人都是重要的。

“食物”，作为人和动物迫切需要的内在“支撑”，随时决定它们的生存状态，如精力、情绪、意志、行动等等。一旦失去这一力量，作为空间形式的人和生命便会死亡、解体……

古代神话中的“天柱”、“地维”，是一种想象中的物体支撑。但丁《神圣喜剧》里面层垒式的宇宙模式，是另种支撑。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时空变形，则是更为奇怪的支撑形式。所有这些模式的功能是一样的，对空间形态做出智性的解释，差别在于：知识的形态变了，故方法、观念、术语随之而易。“天柱”、“地维”是建筑学式的；《神曲》层垒，是神学式的；万有引力来自天文学的经验；时空变形则源于物理学的灵感（据说还是爱因斯坦从他的前妻那里剽窃来的，所以他离婚另娶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创见了）。

410

支撑，赋予我们存在，人们终于理解到支撑是“力的表现”（严格说，是“力的结果”）。它是力，是反抗压制的力。它反抗那浑沌之雾弥漫的压制。它追求独立与生长，它天然地寻求对立的形式，并在对立的支撑中创造了空间、生命、文化，创造了结构。

人，不仅在物理上、社会上、肉体上需要他的“支撑”，也在心理上需要支撑造就的“空间”。缺乏空间感（俗称“自由”）的心，是要破碎的。于是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态度，赤裸裸地宣布，“要是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出来……”这表明了他也懂得心理支撑的重要价值。上帝不仅对人奴役，还给人以自由──他是一个支撑：空间的创造者。虔诚的信徒、《创世记》的作者，早就这么断言过了。

要是失却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支撑”，就只会剩下无形无窍的“浑沌”，不会有形迹清晰的“空间”。对支撑物形形色色的解释可能不乏虚构的成份，但那也是出于对支撑力的悟解。“浑沌之死”的古老故事，正是以浑沌之死隐喻了“形迹”世界即全部空间的诞生。而“日凿一窍”的七凿，正是建立支撑点的活动。没有“支撑”哪有世界？哪有宇宙？哪有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触摸到、感应到（六种感觉！）的一切？甚至，哪有我们本身？但支撑既是反压制、逆沉沦的，又是压制与沉沦的──它双向而无是无非。“这是一张矛盾的命运之网”，古老而常新的智慧这样说。

《圣经》中的上帝，正是这样的两面之神。他创造了宇宙与人类；但反对进一步的变易。由此，从反压制势力，沉沦为压制势力。从阳性之神退化为阴性之神。这时，新神或以撤旦之名崛起，或以基督之号响彻云霄。“上帝死了”的现象──早在《新约》时代就已发生了。所以新约前面几百年，被基督徒称为“沉默时代”！

411

“空间”，被人们理解为，反压制力活动的“形迹”与“产物”。若无压制力的压制，若无反压制力的逆反，既不会有“空间”更不会有“空间观念”。可见，我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制与反制：它使我们生存。

“空间”，这是物理观念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它的收缩态即“解体”）。它也是生命界、社会界、心理界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收缩态是“死亡”）。离开了生命，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

法国人巴斯卡对这一点有进精微的论述。“毁灭”是人的想象。他用“毁灭”这个词对某一类解体状态（即失去支撑力的状态），表达了自己不乏恐怖感的观感，缺失了空间，则沦为最可怕的寂灭。

没有支撑力的空间是荒谬的。正如没有想象力的思想是荒谬的。

反压制支撑的普遍存在。它“不拘一格”、“不定于尊”。庄子对此采取了一个极端化的表达方式──隐喻。他说：“道在尿溺。”而《旧约·以赛亚书》则认为，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是被世人藐视、受到社会摒弃的孤独者。

412

山岳的高耸，显示了岩石的逆向的压制力量。这力不是自在的，而是储存了干百万年的神秘：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古人面对巨石下跪崇拜，正体现了这种神秘感。可借本能在我们身上退化了，所以我们便自作聪明起来，火焰熊熊，显示了燃料的反压抑力，我们把这叫做“热能”。星空的寥廓，表明天体相斥的逆反倾向，它浩荡无涯。而人类灵田之间的辽远想象，显示了精神上争夺自由的逆反之力……“我们的”与“他们的”之间的“文化积层”，是压制力的变形层垒又是反压制力的累累结晶。它，还鼓动着未来的心灵新的反压制库，去争取“属于他们的自由”！那心灵深处的永恒呼唤。

这些侧影，在在闪现着“空间”的千奇百态。如果淘汰了习用给心灵蒙上的尘埃，则具体化以至到了确定的刻度的空间是“没有”的。对人而言，彻底摒弃人的因素，人又怎能做到呢？人类的语言和思想又怎能企及？只有持续变形的感知、综合，以及我们对这“综合”的片断体验，对那些交错感受的──幻想与梦。

这一意识流的特性使片断的感知凝成一个幻想意识的整体，成为无所不包然又甚为飘渺的“主体”。这就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体性”？某种本末及因果倒置过来的夸张？

413

人的本能智慧替我们建立了空间及其观念。建立了说明自己生存处境的“宇宙”……进而，将宇宙、空间客体化了。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它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赖以活动的空间观念。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着强大而复杂的外部压力的挑战。同时，它们投出的应战则为近似度的反压力（维持不了这一平衡便意味着“死亡”）：以求有效地抗衡。

人类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得更强烈和更自觉罢了。出于“本性”，他努力把这以极大的痛苦维持着的平衡，升华为“宇宙间普遍的和谐秩序”：好像那“秩序”是可以离开人的感知而独立存在似的！运用这种潜在的安定感的目的，是为抵消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乱离世态。这种禀性，既是人的高贵之处，也是人的卑贱之处。理学家们，是其代表。而千秋万代的说教家们，是其遗孑。

314

“空间”，展示出“时间”；“时间”，消蚀着“空间”。它们是如此相反。它们对峙、比试着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决一雌雄……我们对此“知其所以然”吗？人类的智慧（而非习得的知识）三千年来没有产生可以称得上“质变”的进步，尽管人在技术领域的积累和发展是辉煌的。文化积层厚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里增添了不少陈设；但坐享其成的人并未成为古代神话中的“超人”或“圣人”。而逆反的情形或则有之：过多的陈设阻碍了人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老子》的那句话好像还是灵验的：“相反者相成。”……因为相成者，正是同一个人心中相反的力量──此起则彼伏，此落则彼涨。

啊，时空错落、物我融汇的海洋。

第二卷第六章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415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熵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背教的虚无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其被他妹妹阉割过的《强权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417

狭义的增熵，仅是热力学上的说法。但广义的“增熵趋势”却关系宇宙的全命运。它有形无形、或此或彼支配着：顺应它或反抗它的各种过程。它早已超出热力学的世界，而成为对宇宙沉沦趋势的大体描述。已经、正在、即将发生的各种现象，已经、正在、即将形成的各个实体，都在这笼罩一切的阴影下勉力挣扎，不时爆出灼人的回光反照，辉耀着我们。这回光反照就是“局部的减熵”的过程，也就是被我们“力量增长”的一切表现所追求的境界。

418

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419

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强权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420

柏拉图被那些依靠哲学分类混饭吃的教授专家们叫做“反动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罪过在于预告了一个衰世的来临。雅典的盛世消泯了，马其顿的方阵和罗马的军团将成为文明世界的主人。

“熵”在增加，反增“熵”行为日益成为徒然，它的破坏大于创造，实际上恰恰加剧了增“熵”过程。柏拉图贬低艺术，是因为他这个早年艺术家清楚不过地体验到，那个著名的民主时代的艺术，拥有的徒然与颓废。其背景就是雅典晚期“民主派”以及城邦传统的堕落。柏拉图，希腊智慧在其巅峰状态的闪耀，看破了此中的征兆。他没有试图抓住业已开始消逝的东西。相反，他勇敢地走向未来，哪怕这导向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野蛮”。对“理念”的肃穆景仰，鲜明不过地展现了伟大灵魂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这是另一种以不幸为幸福的“救世主态度”？

421

“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压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撤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压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的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422

“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强权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强权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反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熵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423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通过其间其里的种种过程，生存者和思想者，匍匐在增熵趋势的脚下。

人们可以反抗。存在，就是反抗，是“反抗的结晶”。但对抗增熵还是存在的前提。不同的存在，区别仅在自觉（人）与否（物）、力度不等（伟人与俗子的界限）。

但是沸腾欢欣有什么“意义”呢？须知，没有最终的胜利。只有“无可长葆”的深切悲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这构成了各种哲学的心、各种宗教的魂、各种艺术的性、各种科学的精──吸引着解答而没有找到确切答案的“谜”，正是一系列充满着诱惑的动源。

424

“增熵”──这是“阴”；“减熵”──这是“阳”。这里的消息盈虚除了得自我们的生机，还能得自什么呢？是它，赋予我们以探询的希望。

希望告诉我们：“阳”从“阴”中来；“阴”是“阳”的永恒故乡。

“减熵”从“增熵”中来；“增熵”，是“减熵”的永恒海洋。哪里有“阴”，哪里终会萌发奇妙的“阳动”。“增熵过程”，到处激起“局部减熵”的浪花。宇宙充满了阴霾……但阴霾经常伴生着星光。这就是希望？无限的星光。

宇宙的崇拜论者、星空的歌咏者、生命的扶助者、文化的创造者……在那沉默的宇宙过程阴郁的笼盖下，显得多么脆弱、值得拎借。在他们自命不凡的豪迈之情、续密之理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无可奈何。若辈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分化过程之副产品。像那些被柏拉图嘲笑的“艺术家们”──他们只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影子的皂子”上面……我们知道他们。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新的眼光，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成他藉着诗人哲学家敏锐的气质强烈感受到的──“增熵趋势”。他所说的“影子”──即作为表象而存在的宇宙和人则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增熵过程最终无所谓固定的“产物”。它的永恒功能是“产生毁灭”，为了破坏而创造；为了死亡而诞生。

看，这个百舸争流、万恶竞赛的世界！

第二卷第六章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425

生命意义上及心理意义上的“场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哲学观念中被表述为“感应”。如“天人感应”，即人在天的场中或天在人的场中发生的某种吸引或被吸引。在生命和心灵意义上，这两个场是混一的，它被设想为交融的“天人之际”。天人交感，就是在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不断反馈、互相刺激的“神秘的场的作用”。

这一传奇的作用形态，只是许多类似形态中的突出者。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有各种心灵之间的“感应”，有许多肉体之间的感应。奇异的“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感应”（如“天人感应”所示），甚至决定了人的命运。不仅是群体的，也包括个体的……这些，都很难用文字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例如，天和人，宇宙和文化，历史过程和个人事物之间，生成着微妙、互渗的关系。文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单相思”关系。人所创造的文化，正改变着宇宙的形态，至少是宇宙的某个角度里的形态，给宇宙注入某种未知的要素……这其中，有着不断增长的反馈。这种反馈，是各种碑视为“美好的事物”的源泉；同时，也是各种被视“灾难”之事的源泉。

426

天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论题。也是不断变幻着自己谜底的“谜”，不疑滞于物的谜。它的变化，象征着文明的兴衰。古代中国的哲人（如董仲舒）就坚信：天，不但影响人，而且也受人影响……尽管他们论证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时所运用的方法与观念，在现代人看起来已大大落伍了。这些古代的哲人过于通俗化地把“天”人格化、道德化了。孔子以来的儒学（法家和墨家就更不用说了）思想家的视野，遭到了浅陋的政治功利倾向的污染。这是与古代中国文明的衰落过程相一致的。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沦为单向的灌输、指令，而失去了双向反馈所含有的互补、调节功能。人，沦为“天”的奴仆；历史，沦为社会主人随心所欲的婢女（“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在更健全、更有活力的早期发展中，天与人的关系就其功能意义言，却是平行的，交互的。

427

增熵的不可逆趋势是根本的过程，是主宰万有的“大命运”。它左右着宇宙以及天上地下的历史进程，左右着文化和人生及其一切盛衰浮沉……任何反抗，从更深层看，都是变形变相地促进它、加速它。故而古代贤人伯夷叹曰，“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极”是没有的。而反抗增熵的奇观，终究还是融入到了不可逆过程的慢性死亡中。面对此景，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努力降低或努力提高他的感情。前者是技术与科学的倾向，后者是宗教、艺术的倾向，哲学则力图调和二者。至于其它，事实上是爱莫能助的。

428

历史过程受到个体和人类意志的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是“历史熟透了的果子”，这个果子恰恰是由活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它落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人类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再造者。谁说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的结局”当然会和参与者、再造者们的原始意图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最后的结局”已经受到其他意志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吧！它像闷夏里的瓢泼大雨──低落的或高昂的情绪，都能从中得到快意的凉爽！创造了过程的，就是胜利者，不论他在世俗的眼中显得怎样。“定论”，只是胜利者的昙花。而我们正在参与创造的一切，又何尝不给未来的历史过程以各形各色的“决定”？并赐予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以一种新的风貌、奇的风格？

429

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己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430

比文明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量的载体（人及其他）。在局部的减熵中，生成的转机是由满载着逆向力量的“卦主”（借用王弼解易之说的术语）直接促成的。他至少是个象征。他是星云中心、天体诞生的契机、“高能的热血动物”、“人类的始祖”以及形形色色的异乎寻常者（超凡入圣者、非平庸化的标志）──他是“天地的心”：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中介。

高能的卦主，是一卦的主宰，他决定了整个卦象的趋向，决定了其他爻位的命运。而卦主本身，则是被卦序，即事物的结构或我们关于结构的思想指定的。

晋人王弼（226—249年）在《周易略例·明彖》中对“卦主”观念作了这样的确认：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以上阐述，是本体论式的，颇富于现代人所谓“自然哲学”的情调。以下，还有对“卦主”观念现象学式的说明；其迹，不乏“社会哲学”的附会：

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也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

以上两段所论，行迹不同，关注则一：“一”与“多”、“质”与“量”、“超度者”与“乘客们”的关系。“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者，即为卦主。

由于时代、文化尤其是人的局限，王弼没有获得也无从获得对卦主的绝对把握。这不免使他的描述带上了一种机械论的、程式化的枯燥性。但他关于时势可使至贱者成为主人的宇宙流变思想，实富于某种永恒性：在繁扰的世事中抵消了无序，在流变的现象中驱逐了疑惑──这就是卦主的功能，他为无情的潮汐提供了有情的方向。

431

卦主载有生命力，也载有命运本身。不断的压制、沉沦、增熵，必使“载有者”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严峻而敌意的包围，隐藏着陷落的危险。载有者，其生成力与敌对者的瓦解，一同增长着。对立与分化，潜伏着广泛的危险和丰富的机会。救助只在他身上，除此之外，别无星光……

“载有者”的精魄、力度，使之具有“超一切理”的本能力量。这种与沉沦趋势对应的本能力量，在有限的特定过程中，可以是代代递增。此刻，这过程被目为“上升”。在极宽广的领域中，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力量，因而是不可解的，是语言及思想捕捉不住的。他的增长有无极限？比他远为有限的我们，对此并不真的知道。但他也有间歇，会遭遇定数内的休止。休止跳跃到人的观念之海里，便化为这样一个象征符号：“〇”。

“〇”是完满的永恒者。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周易·系辞上·第十章》）

432

“〇”不是无，而是“有”——他赋予世界（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新的光类似“宇宙之光”的希望之精、灵魂之火。他是力量的解放者，摧荡陈腐的压制性结构。他用一毁灭一生成的节律，促成历史之弛与张、易运的阴与阳……酿出精神的酒浆。他创其始而毕其功……既成的“定局”，因之倾覆；无形的“命运”，因之出动。所以《周易·乾卦·九五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中国的智慧海里，“载有者”变形为飞腾张舞、潜易无形的天龙。“龙”就是在古代中国圣哲的宇宙之光（观照宇宙的灵性之光）中，被形象化了的“载有者”？自然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卦主”！神秘的“龙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载有者的天赋”。

他超越生命，但他包容了生命。

一缕灵魂升起，穿越无限的沉郁……

多群的沉郁，爆出一颗宇宙的心……

他，不凝滞于物的使者。

第二卷第六章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433

有各种各样的浑沌态。我们是从生活的浑沌追溯到宇宙的浑沌的。是由经验的浑沌跃升到哲学的浑沌的。

人的诞生与壮大是减熵的结果。智能发达与思想之光是减熵的结果。言语和写作是减熵的结果。所以，我们是从减熵（即反抗浑沌）中获得对于浑沌的认识的。即，与减熵过程越是相反的，即越接近浑沌。比如，为什么在各民族古代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前宇宙”的浑沌描写？原始人是如何获得这方面的惊人的知识的？如果排除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猜想，应该说，是想象力得出了这种“知识”──原始人所猜想创世之前的情态与创世之后（即人们经验着的）的世界只要完全相反就行了：没有光，没有形体（无天地），没有引力（石头乱飞），没有生命、人、文化……事实上，一切神话也正是这么描写的！反抗浑沌（减熵）的各级象征，就是逐级与浑沌相区别、逐级从浑沌中跳荡出来的象征。

434

有各种等级的浑沌。由于社会分层（社会的反浑沌结果）、文明分化（人类行为的反浑沌结果），对人的心智的暗示作用；由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层次（就像沉积岩那样）；由于人的心智老是处于不稳定的、强度不同的兴奋状态中（否则便不会有意识；连潜意识也无从谈起），浑沌必然依其原始程度而被分为若干级别。它像易卦那样由下而上地序位，第一等级的浑沌不是最高级的浑沌，而是最原始的浑沌；然后是次原始的、再次原始的……最底层的浑沌决定最表象化的（人类视觉中的“最高”）浑沌。

我们今日设想的最庞大的、最底层的浑沌，仍是有限的，否则有限度的人智，便无法对此设想。同样，我们此处所设想的最精细的和最表层的浑沌，亦然。

有各个层与面的浑沌。如文盲，也就是处于文化浑沌中的人。南蛮惠能虽不认得汉字，却有天性,可以从《金刚经》中吸取了够多的文明因子。在各种神话中，对天神创造之前宇宙形态的描绘，都可以归之为大规模的浑沌。在每个人心灵的某个角落，则弥漫着他自己的浑沌态──“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那么，当意识“不活动的时候”呢（这种时候总得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显然，它就悄悄回归到某个程度的浑沌态中去了。这是规模中等的浑沌。微观物理学所描绘的“裂变”过程，则不妨视为小规模的浑沌。

由于人在认识上不幸首先是一个动物，动物本能的“过程”是人的认识过程的源泉。人们对浑沌的理解因此首先从“过程”来着眼，绝对的浑沌，当是人眼看不见、人耳听不见、人智捕捉不到的。

435

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436

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有一相似，它们的重大转折，首先发生在某些个体（生物个体或社会成员）──“载有者”身上。

“易学”（《周易》之学），曾以“卦主”观念，表达过古人对此的深遂理解。投合时尚的士们曾灌注了太多的道学气味，与无谓的政治色彩于“卦主”之上。但若一经剔除其时代性偏见，就会发见“卦主”观念披露了古老的历史感。它对各种“过程”中伟大个体的命运，作了预告与暗示。如前所述，这在魏人王弼对《周易》的注释中，获得了意韵十足的表现。

现代生物学已从生命演化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卦主”的真确性：

进化中的巨大变异，常常发生在突然之间。成千万的科学家们，用他们常常炫耀的方法，至今找不到物种演变的“中间环节”。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定型的中间环节。许多迹象显示，生命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要发生在那些敏感者或异常者、变态者的身上。环境中压力形态的变化，把伟大的使命降临到了这些原先不幸者的头上，他们成为新的时代、新的宇宙节律的大始祖。现代的历史心理学由此受到强烈的暗示，历史的开辟者、文化的原创者们大多是在当时社会上郁郁不得志的“异常份子”。唯其不凡（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他们才得以预先播下历史迁化、文化转换的种子。就此而论，“历史”是与“社会”存心作对。历史（相当于“时间”）总是要否定社会（相当于“空间”）上流行的种种习俗；社会形态的不断被否定，这才构成了“历史”。在作为各种“始祖”的“载有者”、“异常份子”身上，凝聚着令人敬畏的能量，这使得他们变得极不安定以至自相矛盾……

这些矛盾与不安，乃是发自对宇宙根本状态的感受与反应。他们身上鼓荡着巨大的反差，反差越大，动力越大。

437

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438

历史是对原本浑浑噩噩的时间的一种细细分割。分割得越细，说明历史的力量越强。一种历史表现得越细腻，它对付时间也就越是“残忍”──千刀万剐、锱铢必较；浑沌状态因此被推得远远的。随着一年、两年，一代、两代，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的节奏，时间──历史就这样被剖析为含义各异的单元；就像神话里化身创世的大神，用尸骨造成了空间的种种奇观。历史，因此成为“反抗的记录”：

没有对抗与危险，也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韩非子·大体》篇指明“盛世”的特点是，“记年之牒空虚”。尽管它对“盛世”的理解是阴性的、反历史的，但可能却是接近真相的。

对人来说，减熵是有限的，增熵却相对无限。人从自己的有限、有为、有形透视并反思（逆向的推理，如原始人推断“创世”前的情态）宇宙的无限、无为、无形、时间、历史一切过程，往往会给人以生成、升华、向上、日新的感受。但哲学家通过反思即逆向的推理，却发现宇宙间那个惊人的奇妙──漫无止境的沉沦，不断地把各种存在与光景的命脉（包括人类的命运、个人的遭遇），吸人它那无底的欲壑及阴部；但同时，它又不可思议地赋予万物与人类的灵魂以某种“自由”之感。“自己愿意的，命运领着走；自己不思的，命运拖着走。”罗马的哲人就这样哼哼。“走”，是免不了的；“领着”与“拖着”，只是感觉上的差异。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也许看破了这一宇宙性的欺骗，他因此议论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新的，新的，新的──也许早重复过千万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439

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拨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440

完整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过，有的只是压制性力量的形式转换。四个世界的力量，盘根交错地一同纠缠人、限制人。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句俗谚，以及《庄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至理，形象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深地陷入缧绁之中，陷入多么错综复杂的缧绁之中。他即便得以超越心理世界的海底万山丛，也超越不得社会世界的多层困扰。社会的困扰，能够打碎内心的宁静，在风暴之下，哪有不起涟漪的水？在地震之中，哪有毫不动摇的山岳？这是力量的对比，强的克服弱的，狂热的传染冷漠的。

441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也是叔本华哲学的至乐王国。在我们的理解中，涅槃是以自我暗示的魔术，唤起了某种文明人身上久已沉睡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助于减轻人的精神压力，使人通过减弱生存意志的活性，与外在的世界，取得力量上的平衡。

无疑的，涅槃是心理治疗的高级方法，是人取得精神净化的必要条件，是比一切身体的止痛剂都更无害的综合止痛剂，它甚至能治疗身体的疾病（如它的低级阶段：瑜伽术）。

心理上的强大，造成生理上的孱弱；精神的升华与社会的灾难往往并辔而行。这在涅槃方面，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涅槃能使人在心理世界的崎岖中，凭借最原始的植物本能建立起返朴归真的大平台；相形之下，道家的返朴归真，只不过是将人还原为非文化的本能状态而已，甚至没有达到禽兽所拥有的本能水平。但是，即便是半植物状态的涅槃人，能够超然于社会的动乱吗？涅槃的理想，也许源于社会的风暴或对大风暴的不祥预感，并发挥着健神补气（稳定精神）的积极功能；但在实践上，它却不是动乱的时代所能供养的。因此，在兵荒马乱、缺乏思想学术安全保障的年代里，只有在精神上、经济上、自治权上拥有独立地位的大寺院里，才可能出现涅槃的空间：“封建的庄园”因此成为文化的试验田。局部的失败不会带来大面积的灾难，而局部的成就，却能通过时空上的逐渐扩张被证明为有效，为新的文化模式提供选择的样品。

442

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决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压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压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第二卷第六章

*七、“统一”的预兆**

443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444

他从雾（浑沌之雾）里来。人们原本看不见宇宙之雾，只是由于他的宇宙之光，人们才知道“雾”的弥漫，才看见了他破雾而来的无限奇观……他是雾之子，但不是忠实使者，而是忤逆的儿子。

但千百年来的人们没有悟解此中的曲折。人们把他叫做“上帝”、“道”、“本原”、“质”、“朴”、“物自体”、“客观规律”……人们径直冠之以“第一者”或“第一性”的圣号。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然而，这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错误！

真正的本原和第一者不是上帝及其他（名号），而是那由于上帝及其他（如名号）才被人们悟解了的“雾”。那无限阴霾的原始状态。那“浑沌太朴”。

445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446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447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448

物理学，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爱情、战争……无不在冥冥中、浑沌里，寻求着自己的“一统天下”。就此论，宗教并不比科学“原始”，战争并不比爱情“野蛮”。两极的趋同，力量的中窗。物理学所面临的寻求“统一”的目标也许更艰巨，更难企及：它毕竟需要用实验室里的奇迹，证明自己的幻想。这，既是现代物理学的困难，也是它的骄傲。这双重性的后面，正在开启的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府之窗？

449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潜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上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可寻；因为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骗局！

450

宗教的“统一”，这是“阿蒙”、“马尔都克”、“亚述的战神”、“安拉”、“大自在天”、“弥勒佛”、“天照大神”、“惠能的明镜”……

统一与再生。

451

艺术的“统一”，这是“美”、“性灵之真”、“悲剧的崇高”、“升腾的无我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古典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无情节反情节小说。

统一与生成。

452

政治的“统一”，这是法老的长袍、亚述的铁蹄与枷锁、亚历山大的宝剑、秦汉的政治屠夫、罗马帝国的武装骗子、成吉思汗的烽烟与战马嘶鸣、八旗的屠杀并混一宇内……甚至是国联的理想和联合国的论坛？是列强的炮舰政策？是全球化的经济整合。

统一与衰落。

453

战争的“统一”，这是“胜利”，或废墟。二者在许多情境中是同一的。“统一”是不再有意义的“归宿”。寻求统一，就是剔除事物的原始含义。达到统一，就是达到无差异的寂灭状态。统一意味着终结；因此，一切统一都是隐含着的悲剧程序。但更高层次的生长，却注定建立在统一所造就的一片尸骨之上。

统一与荒原。

454

爱情的“统一”，这是“梁山泊与视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阿芒和茶花女”、“牛郎和织女”……总之，是悲剧性的因而是永恒的结合。我们看见，唯独在毁灭式的回归和回归式的情死中──爱情，才达到了它的纯一、独占和净化？

统一与死亡。

455

所有这些“统一努力”，这些狂烈地寻求着归宿的“怀乡热”──这意味着什么？

正像《庄子·天下》篇总结先秦的“文化乱世”（其特点是失去操纵、控制的百家鸣，其前提是传统宇宙景观的崩解）时写道：

“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种绝对良好的文化自我感觉，是乱离之世的特大压力──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促成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分裂状况，促成了柏拉图所谓“哲学家帝王”和庄子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神明之容”的兴起。因为人，总需要与环境平衡，并据此协调自己的思想感情。

敏锐的哲学“家”（他具有“历史眼光”）终于在文化乱世中看到了统一的力量，他说：“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是文明节律中“秋季”的来临，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尽管从直观上说，那也是文明衰歇的结果。

456

有一个新的预言将告诉我们说，物理学、天体论（宇宙学）等本体观念景观方面重获一统的时代，将消弭人的内心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状态。哲学的分裂、宗教的紊乱、艺术的门户、政治的壁垒、爱情的矛盾、战争的拖延、黎民的苦难，会宛如过眼烟云。使现代人感到深深苦恼的这些“战国时代的流行症”，甚至会因其消逝无痕而引起后人的深深怀恋！

在很大程度上，小赫胥黎笔下的“奇妙的新世界”，其中居民的佼佼者很可能以类似秦汉思想家看待先秦战国时代的眼光──不乏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残酷行为的“乱离之世”：革命与战争主导的二十世纪。他们甚至会为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躬逢其盛”、为我们不幸驾临这个血肉横飞的时代，而投来嫉妒的一瞥……

悲剧对亲身历经者当然是痛苦的，但对远距离的观众来说，却有着丰富的神采。甚至，以其崇高的风格和刺人的美，而流芳百世。呜呼！

457

彗星──孤零零──在宇宙间飘行

彗核与彗尾──难道真是宇宙的游灵

谁能洞穿──它的秘境

谁能追觅──它的轨迹

孤零零──是在比划自己的命运

彗星──游灵

向着太阳奔驰

游灵──彗星

背着太阳远去

轨道很长很长

发出轰鸣

留下阴影

悠悠

──周期没有穷尽的时候

它一会儿膨胀

忽而趾高气扬

一会儿收缩

──但却不动情

忽而藏头露尾

──韬晦光明

它是生命还是非生命

是沙漠还是甘泉

原始的信仰

──曾在其中

寄托了恐惧和希望

机器的回声

──则断定

它是一片荒场

人间的慧眼

──透过时空之隙

在天上的彗星

──找到生命的起源

【附录】　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458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集体主义的原则，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集权与停滞的可怕口实。

现代世界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还被这一事实强化了：在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关系上，优秀的人物显然分立成互相敌视的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各各囊括、掠取了不少才智之士；并把他们的生命和精力都浪掷在自己的争论厮斗中。他们之间的角逐，不但无助于世界性文化问题的解决；反使它更形复杂、更加严重了，使整个地球陷入了爆炸性的局势。多种暴力活动和恐怖活动，都是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的结果。

459

个人主义和集权主义虽然彼此对立、誓不调和（实际上，在现有的心理背景和哲学基础上也无法调和），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项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否则，世界将战乱不息。穷兵黩武，一再成为生活的首要内容。否则，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上的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人类生存的基础，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它激发了这样一种危险：使我们的子孙堕落成畸形的冷血动物。

460

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461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做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念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462

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463

上帝（梵、造因、乾元、天照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464

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465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466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467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468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469

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做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470

庙会活动是一种“由来古矣”的经济交流形式，形形色色的人们前来“赶集”，提着自己的产品，希望售得高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赶集的庙会性质”。贵族式的小沙龙溃灭了，修士的离群索居中所特有的精妙的文化形式，更早就受到了摒弃。大众化性质的文化活动（尽管它们是由学者、教授、作家等社会名流代表着的），也像早先的大众化经济活动一样，其功能是为文化市场的大多数顾客服务。而不是像修士（隐士）那样只为自己的灵魂服务（采取了“上帝”的表象）；或像文化沙龙那样仅为小圈子的优雅之士消愁解闷而作。凡此对象的不同，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化的风格与模式。因此，当我们看到，由千百人组构的文化集市上，各方文化的制造商或精神经纪人提着他们专为此文化庙会所赶制出来的“文化产品”云集而来时，我们不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工作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压力，才是所谓“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最深原因。知识的产量，是社会文化的商品需求量的空前增大，给刺激起来的。这使它带有过多的水分。

471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体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472

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474

除非现代世界的革命性骚动相对平缓下来──传统式的“新综合哲学”就注定产生不了。至多，也只能胎死腹中……今天，已经可以预言的是：一俟现代世界抽风式的“发展”相对稳静下来──凝固的综合哲学的精神太阳才会升起，照耀着废墟之间茁壮而起的新生命。他们，满怀着我们今日梦寐以求但又梦想不到的极大欣喜……在这欣喜与沉醉中──包容涵混着我们今日的多少苦涩之泪……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

这是“一切从头开始”的“零点哲学”。

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这是对世界不强求“端倪”、不造作“方向”的“大圆欣赏”……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475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476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三、人的双重性格**

477

人，作为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社会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对意欲维持静止的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不啻是个强烈的打击。在这冲击波下，各个精心构筑起来的设计方案酥松了；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任何社会模式，运转起来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人性奇妙难解（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仍然适用于全体人类），很难彻底纳入语言分析的程序。我们知道的事实仅仅是：一元的等级制（如各种封建专制结构），同样也会消除社会的活力赖以存在的反差。这是专制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大区别──后者是多元化的。只有多元竞争，势力均衡，才有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它维护着相对稳定的、自行生长的反差态，一种允许变化与调节、鼓励进取与个性的反差。这反差有助于社会的变化。

478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人们的学习能力，好像被某种看不见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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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深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480

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律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481

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坐标，是个违反人类创新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像，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482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483

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个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一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命运，并不像我们的观念浮萍那样易于随风飘荡，而是像莲花似的扎根于淤泥之中。它不随说客的口风而忽生忽灭。

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方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了──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这也许会──“直到永远，阿门”？正因为它们彼此渗透，你争我夺更显示出炽热而残忍。

484

年老的哲学，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是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能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犹如无限的阴霾，扼杀人的精神自由。

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怀疑现成的“科学结晶”。它，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它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它还是翱翔于已成的科学大厦之上的新设计家的慧眼。它，是宇宙最宝贵的明镜。

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

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哲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使命。关键不在科学与宗教──而是“年轻的”与“年老的”。

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不是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浮士德博士和浮士德战士──用各种武器,哲学、讲演、小册子、左轮手枪、大炮、飞机、原子弹、“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武装起来：以疯狂的气概投入“帝国主义时代”（现代的“战国时代”）的深渊里……在全球性的战国时代的血海里，无数生灵的肉体和精神在拼命翻滚。实施悲壮的双重“洗礼”。

一种哲学的原理，如果真是年轻而有活力的，就应对这些喧嚣不已、辉煌灿烂的“过时宣判”实行全面的开放──以容纳新的力量、适应新的文化需要。一种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乃至数种的死亡。“死”──这是“生”的必要条件。“怜悯”的可鄙──在于它是新生命的敌人！

一种哲学，如果仅仅待在书斋里，不肯扮演一下“文化兀鹰”（即啄食旧文化遗骸的力量）的“残酷角色”──它就只能永远待在书斋里。辽阔的世界历史不属于它！“丰盛的精神收获”聊胜于无……

十九世纪的哲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科学一同死去。正如十九世纪的科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技术一同埋葬。它已没有生机，它的唯一努力，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努力。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雕铸我们自己的新瓶？它也许更动人。它也许更美奂绝伦。它，起码更不受传统的束缚和习俗的羁绊。它，有着更大的气度和更富于弹性的容量。

485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并不是道路的附属品。人，不应成为定见的“方法”这奴仆。喧宾再好，岂应夺主？可惜的是，对这一点小小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太少了。人，不知不觉之中做了自己工具的奴隶。做了死人话语的殉葬品──这比之古代的人殉制，还要厉害，这是精神上的殉葬。

要想使中国健康起来，必须先从精神下手。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矫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会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政治化。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486

形象地说，用一条线（不论它多么漫长与繁复）──不可能穷尽一个球面。更难以穷尽一个球体。还没有一道哲学研究或历史哲学的“X光”──足以穿透那个遮蔽着二十世纪真性灵的“物质世界”……尽管伟大的希望和奇异的预感告诉我们──它快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汪洋，而非刻板的线条。我们看到的是“力量增长的标记”，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

为什么一种被称为“精神”的“心理意向的普及”（佛教把这叫做“佛光普照”，儒学称之为“普天同乐”）──竟会导致这种精神的衰败与没落？

啊，“精神”是“能”与“力”的升华集结；它一旦“普及”，也就趋于分散消解了。

“普及”，这是精神界的“增熵行动”。

正如物理界的无序、生物界的死亡、社会界的平等、心理界的中庸──意欲消灭一种高级文化，就请先去“普及”它！

以往的人们不解此中的奥秘。他们认定“误解”和“庸俗化”才是精神衰败的原因。所以天下嚣嚣然皆妄断在“精神普照”的过程中，应该努力求得“真解”（真理？）。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因为，误解与庸俗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普照”的结果。愚公认为，排除了“可以克服”的庸俗化倾向，文明就能重振旗鼓──这真是南辕北辙！

历史告诉我们，滥竽充数才是文明衰败的忠实向导。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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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鼹鼠的无视不值得炫耀。精神上不甘于衰朽没落的人们──让我们满怀“无私的坦荡”欢迎它。即使是用烧烤和鞭笞来欢迎它！它，就是闪动着我们生命之光的奇妙新瓶。

闭目不看是不行的，驼鸟钻进沙丘──却逃避不了它在这个世界的劫运。生活是严峻的，比任何残酷的理论还要严峻。生活充满风险，比任何危言耸听的理论有着更多更尖的暗礁。

热爱生活的人们！拿出全副热情来悦纳生活中的风险！热爱哲学的人们！奉献全部虔敬来默认哲学中的力量。也许是刚健、严酷的力量。也许是使人震惧的力量。而由于拔本塞源和闭目塞聪，生命的活力伴随着哲学的活力──正有从我们身上迅速消失的危险。

488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489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490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491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492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虚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垣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 “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493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494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殉葬“圣人”的遗体与遗道。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495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496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他却强作解人。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497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人怎么能知道呢。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498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陀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49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反沉沦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轮回”，也有此起彼伏。

已成的产生沉沦力，萌芽的产生反沉沦力；“正确”、“错识”、“正义”、“罪恶”之类的范畴，并不在它的界域之中。

50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触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501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做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502

有限的社会择优制，是古代中国唐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举孝廉”）。所谓有限，即指它仅限于选择官吏，并不选择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异者，更不选择统治者本身。所以，中国近两千年（若从汉代举孝廉的活动算起）的文化择优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还不及西方社会近二百年来的社会择优制那么大。西方的彻底性在于，在宪法保障之下，甚至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难以逃避择优程序的检验。而在传统中国的智慧中，择优原则只适于官吏的培养上。即便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大小规模的秘密结社与帮会组织，在首领继承上还是排斥而坚持以世袭为主。

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德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学家，曾赞扬中国官僚政治所采用过的这类有限竞争的原则，并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必为此兴高采烈──欧洲人赞扬中国人，只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以便获得更大的力量用来征服“东方”。而自我满足与陶醉，却一再堵塞了中国的进步之路。更何况，欧洲人并未止于中国官僚制的“至善至美”，他们继续前进，以分封的封建制一举进入了民主宪政，以而越过了封建大一统的泥淖。在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他们把一度赞赏的官僚制，也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503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504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末日邻近的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人民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5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507

各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它以崇高的名义要求献身。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社会性被认为高于个体性。

集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域中，无孔不入地渗入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508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内侵的持续需要。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制之源。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509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辟了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这个国家正在沉沦。它将从生命的台榭上跌落下来！

510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预测者可以从这个国家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两大范畴）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具体关系上，着眼体察：

（一）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否准备为保卫这一生命所系的文化而战斗、乃至牺牲？

（二）是真的愿为其文化的理想献身，还是仅仅利用文化的说辞口号去促进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或满足于一般群众的物质奢求？

（三）它所扳依的文化，是否具有无愧于其他文化的内质及效率？是否切合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它对该文化的信任是否足以胜任历史的暗礁丛对它的严峻考验？

（四）它所反对的异己文化，是否真的不合所需？进一步，又在哪些地方有损于本民族生命力？对此，这个民族是否已经达成足够的体验与认识？

这些体察的答案──决定并预示了这个国家的浮沉之运。肯定性的答案，表明这个实体还在上升；否定性的答案，则预示着正在沉沦的“巴比伦命运”正降临在它不幸的头上。、或许通过大批“仁人志士”的力挽狂澜，还能扭转天机？但真的沉沦，是伴随志者的毁灭一同来到的。“力挽狂澜”的难以成功，其症结亦在于此。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获得了永恒性的价值。它于此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以其貌似平淡的范式，吐露了生命含蕴的极浓烈的主体力量。但面对真正的“不可为”，又岂能为？

511

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藩镇成了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规模战争；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又岂能逃避明代那样黑暗的太监政治、清代那样腐朽的八旗制度？一元专制，很容易招来类似宋的退让分裂之苦，以及蒙古与后金的异族统治那样的社会倒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有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方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堵塞渊池缝隙，禁止鱼跃，后患之大，难以言说。

文化的政治，对比非文化的政治、反文化的政治，是一大进步，而文化政治又是社会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无文化，则无民主。无对立，则无生机。没有多头的社会组织，民族的活力从哪里来？

“文化的政治”、“文化的国家”──是新世纪即将破晓的标志。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新世纪将受到文化宿命论的统治。文化的宿命论，视文化为“人的宗主”，从而把人生推上了文化的祭坛。这是任何有活力的心所不能忍受的。

512

从历史上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竞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处于两极中间状态的，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绝对权力的支配地位──国家生活就趋于单调与沉寂；国家的命运就衰微了。

社会集团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压力集团”，这是就它对外的关系而言。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极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位战争英雄就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和“大救星”乘机用集团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由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而杜绝了某个领袖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的危险。这一危险，通常还以“替天行道”以为宣传。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因而得以维持住了。

513

社会民主，决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规定的。更不是一纸法律条文所能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自治势力为其后盾，方能信其然。如英格兰《大宪章》在十四世纪时的诞生，就是表达了中小贵族的自治意识，和要求限制王权过度扩张、防止其转为专制的危险。《大宪章》之所以能构成英国代议政体的开端，决不是因为它曾经被写下，而是因为不断有坚决要求自治的力量起而用生命保卫它。并以鲜血发展了它。

514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儡。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像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515

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像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516

突变在生命历史上频频扮演的角色，以难以驳斥的强度告诉了迷惘中的现代人类──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一旦趋于衰颓，就很难再逢“中兴之运”；很难通过其“结构内”的修补与调整，使之重获生命之力。它最多只能暂缓时日地步入死灭之域。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实体，却能几经盛衰，飘浮在历史的洋面上。依靠它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意志。超渡了一个民族实体于危机之渊者，并非它所固守的传统；并非这一传统的牢固程度和固守它的意志强度。而是它在危机状况里发生的精神与社会突变，是这突变的有效性及其力量的强度！

突变的潜力，比传统的坚韧更重要。所以，提供了突变样式的人格与个性，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可以判断，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生存潜能的强与弱，恰恰取决于它所储存的品格与个性的丰富程度（相对于个体内基因储存的丰富程度）。

517

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对自己拥有的品格与个性越能兼容并蓄，那么，它在自身面临危机时可供选择的应变潜力就越大，应变方案也就越多，突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人格与个性类型的贫乏，既是一个生物群落也是一个民族的致命弱点。这是一个群体几经奋斗不能摆脱积弱不振状态的深层原因。例如，由于秦以后两千年间交替出现的战乱与高压、混杂与凝固──中国居民的人格与个性类型被无情地减少了。居民结构的刻板化、单一化，使民族在面临历史大抉择时，只能做出比较单一而刻板的反应。“一窝蜂”，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特点之一。独立思考的匮乏，使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运动也在“乌合之众”与受到严格操纵的帮会之间左右摇摆。因为，适于各种气候条件的不同人格、个性，尚未再生。从此分析入手，应该说，弱化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其成员趋于单一化。取消不适于一时之需的人格、个性的生存，无异于杀掉这个民族的长久命脉。而虐待这些人格、个性，无异于杜绝了这个民族通向未来的突变之路。

中国人，已经剪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辫子，抛弃了自己精神上的裹脚布……中国人，马上就会与那些西方舶来的精神货物，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历史的结算──以便更清醒、更本位地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不这样，中国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精神天足──健步走入自己苍茫无际的精神天地！

中国，已经有了一种作为历史文献的《十翼》──那是相传中的孔子对《易经》做出的解释……一种富于文化哲学气质的世界观。中国，还有一种不着笔墨，含诸胸臆的“十翼”……它，几经盛衰浮沉，但又终于苏醒──正极力鼓荡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的意志而非世界主义的意志。

518

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渊博的预言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晚期思想中）曾盛赞，中国人传统中的“世界主义意识”是一项宝贵的财富，这项财富注定要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西方人的真知灼见与我们的恰恰相反，因为，西方人与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

使中国在近代蒙受巨大损害的，恰恰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消解，造成了国民性的疲软；类别意识的模糊，使生存者和奋斗者们失去了民族的方向感。这一绵延不息的混乱，正是当前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必须正视的一大历史遗产。中国人，只有首先走出冷漠了的世界主义，然后方能踏上民族复兴之路；只有以强大的民族意识作为中介，一种有活力的、真能左右历史的世界主义意识方能诞生。

这个“三部曲”（走出古老的世界主义──走入复兴的民族主义──面对新的世界主义），曾在一切伟大民族的历史中回响。

519

生活像一只果子，有人吃着它的这一部分，有人吃着它的那一部分。有吃果皮的人，也就有啃果核的人，也就产生了汲取汁液和贪图果肉的人。所有的这些人，也许是永不相通的。“分享生活”，就意味着你只能得到生活的一角。

人们何妨借用印度人的种姓区分以表示生活者之间的差异：吃果皮的是首陀罗，啃果核的是刹帝利，吸取汁液的是婆罗门，而贪图果肉的则为吠舍。等级外的贱民即无权者，只能看果子或冥想果子，只能咀嚼其枯茎或吞咽其腐败。一切高僧，也是如此。──这作为高级文化的前提，就构成了思想者的命运。

如此比喻不同文化阶层的差异也许是有趣的：婆罗门阶级吸取文化精髓，刹帝利战士攻克堡垒、掳获丰厚的战利品，吠舍商人占有生活的利润，首陀罗们则收得残汤剩菜。高僧和贱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尤其前者，甚至自身在此界也无从构成一个小社会。然而，人数最少的部分却创造了份量最大的文化。──这，就是生活之果的面面观。

520

如果说，身体的脉息是来自心脏；那么显而易见，文化的脉息则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一种古老的生命对迅速变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因而，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脉息，哲学则成为对文化脉息的集中表达。通过展示一种文化脉息的发生、生展过程，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思想微妙之处，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的精神即它的思潮大幅度地跌宕变化。

对文化脉息的把握，又必须根据在者的时代与思者的体验来获求一个基本支点。而这两者，是须要到本文以外去寻求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文明社会（尤其是正在上升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合作取代了内耗与“窝里反”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形式。我想告诉一切善意的人们，一切对中国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我们民族并不是命中注定甩不掉自己身上的历史劣根性的。总有一天，中国人能放弃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所养成的浑沌意识与利己主义，重振民族的意识以发扬合作的精神；让那些企图通过国难和社会分裂而攫取权益的人，醒悟到自己的罪恶。

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结束）

五色海第三卷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1986─1987年）

（开始）

第三卷第一章

*一、存在与意识**

001

二十世纪的文明正在经历一阵前所未见的痉挛，社会的、科学的、精神的阵痛，摇撼人间。从经济观念到诗歌哲学的广泛振荡，超越以致泯灭一切边境的躁动，许多固定的东西瓦解了，许多铁定的结构离异了。这种富于戏剧效果的大格局，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认。但上述骚动，究竟是新生命诞生临产之前的悸动呢，还是注定要死去的事物在垂死之前的抽搐？抑或二者混杂，兼而有之？对此，各种看法或截然对立或旁敲侧击，围绕当代命运的这一轴心问题，各种思想、学科，油然而生，似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始撕裂人们的肺腑，形形色色的惨叫回荡在全球上空，人们困在现代文明的幽谷中，四散奔逃，各自寻求生路，各种步入极端的变态反应，化作“哲学”甚至“宗教”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002

生命是“存在”，而各种哲学所说的“尊严”，各种信仰与宗教所指示的“生命价值”、“人生幸福”等等，却是一些意识的产物。诚然，在存在和意识之间架起桥梁，是人的智性本能，但在智性范围以外，这二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分际已定，因此存在决定不了意识正如意识也决定不了存在，唯物主义的荒谬正如唯心主义的荒谬一样显而易见，不论这个唯物主义是机械的还是所谓辨证的。

最为明显的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唯物主义者述说出来的自然规律和他们的伦理观念之间，展现了一条人为的鸿沟，他们无法一以贯之，常常拒不接受按照他的哲学逻辑（人是物质）必然推出来的那个伦理学结论（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体物质的作用），这说明思想处境之艰难。

再以“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来说，也充分体现了思想的艰难处境：把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错误。技术成就是针对存在而发，它以改善生存状态包括心理或是精神的状态为目标，而伦理行为却是针对意识而发，它以管束意识以减少社团内部的摩擦为目标。与此相应，技术成就和伦理行为所凭藉的条件完全不同，技术成就通过知识的进步予以积累，而伦理行为则是人的生物存在和人的文化存在之间的一个社会妥协物，因此无法通过知识的进步来积累，相反可能因此遭到破坏，即，因为拥有强大的技术手段而拒绝妥协。

003

社会的特点基于人的特点，而人的特点又基于人的遗传素质，从这个特殊角度说，人的伦理行为在不小程度上是一种“先验的知识”，受到人自身固有的生物压力的限制或推动，个人和集团对此是无力抗拒的，甚至人群动员全体的力量、“整体的意志”要想改变它，也只能是加剧了它而不是削弱了它更不是改变了它，因为人的伦理行为不是知识与文化，更不是技术与科学。

然而这意料中的事，对于乐观主义者却可能带有“致命的性质”，这种致命性不是来自道德含义，而是来自生命性质，不是源于意识，而是源于存在。

004

在现代文明中，人们依据本能力量的而发展而做出的伦理反应、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技术的积累、知识的发展，形成日渐扩延的距离，于是传统上围绕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而体现并大致稳定的那种比例，开始被打乱了。

这种错乱，造成了传统伦理和价值观的分化与移位，形成了某种所谓价值多元化的格局。其实，价值多元化，这体现为百家之学的争鸣。

各种对立思想的逐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从其漩涡里飞腾出了所谓“生命的尊严”，代表了生命中心论，尊严感因此成为现代规模上最广泛最模糊的价值观，它是自我中心论的扩延，是建筑在现代竞争的巧妙宣传上。

005

原来人是借助现代文明的展品，来满足自己最原始的自我中心论的视野，从个人、集团，扩展到整个人类和泛泛的“生命”如动物保护主义，如此巨大规模的自我中心论，经常出以利他主义甚至“殉道”，其实，它同样逃不脱“反宇宙”的嫌疑。“生命的尊严”怎能用来反对其它的生命呢？

生命的尊严怎能构成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共同基础呢？

在“生命尊严”的口号下，去贬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会不会忽略了其它生活者如许多深受人类之害的动物植物的尊严？

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生存如果失去了技术，也就失去了继续的可能。原始环境无法供养如此批量的大众。

006

和国家主义相比，生命主义的价值观显得宽泛而模糊。在强调生命至上的同时又强调生命的平等，是可疑的。如果人的精神不能像佛教讲经故事的“以身饲虎”那样充满怜悯（萨陲太子为了从饥饿的母虎口中救下羸弱的虎仔，避免食仔的悲剧发生，就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如果古代太子的风范不能行于今日的大众社会，那么“生命的尊严”岂不正是作践生命的元凶？

鼓吹生命的平等性，对人和人的文明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还是一个无聊的点缀？

以生命主义的概念去指控技术的发展──其性质何异于异端裁判所的教义去规范科学发展？

那是否是企图用某种精神现象去统治其他精神现象？这与科学主义试图用技术的铁拳去砸碎艺术和信仰的独立存在一样，是否侵略了它种领域？

007

人的精神发展，具有多面性，是并存而不是替代的。

例如，以伦理为尺度去衡量技术发展，可以将之分为善恶两种，但反过来，以力量为尺度去衡量伦理，则会产生大伦理和小伦理、强伦理和弱伦理之分，其绪论必是主张小伦理服从大伦理，强伦理并吞弱伦理。在技术的力量尺度下，没有善恶的分际只有大小强弱。

《圣经》说“信仰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培根时代的英国人则说“知识就是力量”。两段话体现了世界观的两个走向：前者“知识”一词显然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先验知识，走向上帝，因此，“信仰”便成了达到照亮这种知识的光束。而在英国人那里，“知识”一词则是以力量为基础的技术知识，走向自我，因此，英国式的知识不是以信仰的回归为基准的，而是以追求力量的运动为归宿的。而从现代人的观点去看这一切，不论是圣经时代的世俗观念还是培根时代的世俗观念，仿佛都陷入了“过”与“不及”的知识陷讲，知识陷阱的错误是把人类精神的半个圆去充当整个的圆，尽管现代生物遗传工程已在着手改造生命的遗传特征，置“生命的尊严”于不顾，甚至嘲弄了人类的自尊。

008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遗传工程甚至可以大规模地改变生命存在的形态，哪怕这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控。

如果有一天，遗传工程将获得“创造生命”而不是“改造生命”的能力（于是促使新物种的诞生），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达到了能够创造哪怕只是合成生命的程度，那么在这样的科技力量面前，这种能被随意改变并合成的“生命”还能拥有什么尊严呢？──生命的不可代替性消失了，生命的尊严也就没有了。

于是，生命也是一种特殊自然物，即人创造出来或说通过人体现出来的自然物。“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生命”的传统看法，正在日益沦为笑柄。新一代的试管婴孩会起来宣布：“生命与其他任何东西，并无不同。”即使撇开遥远的科技发展前景，仅仅是现代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局面，就已经使得生命的传统价值大大贬低了，例如，自杀性恐怖袭击这一战争方式的风行，说明“生命的价格”已经是可以通过抚恤金的价码来测量的了。在多灾难深重的社会里，生命不再是“没有任何等价物”，相反是最为廉价甚至如同垃圾般的废弃物，对于几百万人饿死、几千万儿童营养不良、更多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无家可归、死于沟壑，已经不再是预言家的超现实的信念，而是连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自己也无法全然相信的现实了。

009

人的生命，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首先必须控制自己的数目，不要使它像是印得太滥的钞票那样，超过合理的水平线而致使自我贬值。和野生动物相比，驯养的动物就是比较无法保持其“生命尊严”的，因为它的生命是主人恩准并维持的，驯养动物因此是为了他者的目标和利益而生、而死……抛开宇宙生活的这一严格价值律，而去空谈“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是否有些“反宇宙”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反生命”的嫌疑呢？至少，这是流于所谓“个人利己主义相似的生命中心论”了。这种“生命利己主义”说到底，还不是人自身固有的自我中心观的一个延伸？

科学主义现在已经独揽人类精神王国的狂热，以其忽视人性的倾向遗害深远而使自己成为有害的东西。但是，如用贬斥技术力量的生命主义去取代它，就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010

生命主义和科学主义一样，没有能力统治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特别是类似近代西方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印欧学研究开始的、严重佛教化了的生命哲学（例如叔本华、尼采），甚至不能以比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现象的两面性。例如尼采的生命观，由于受到“欧洲人新发现的”佛教─印度教教义和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夹击，狼狈不堪，原来的基督教背景土崩瓦解，变得浮躁不堪……

至于生命哲学以外的哲学系统，其概念面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主要成果，更是无所用心，这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相片，因而并不能激起人们的活力，反倒使得生命的能力萎缩在思想的桎梏下面。一种可悲的状态，即在所谓“宇宙生命”的旗帜下，无情抑制著人的生命，这种精神表现是西方文明在其“敌基督的五百年来的长途跋涉”的辛苦中，逐渐积累的疲劳所致，形象地说，每克服一个障碍，敌基督的力量不是增长一步，而是衰微一分，结果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困境，难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尼采要把自己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敌基督》（《Antichrist》不应该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那样翻译为“反基督徒”，而是“敌基督”的典型称号）。

011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时代精神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一个“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分赃），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掠夺），仿佛他们知道，任何创始的行为，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做出合理化的说明。文革的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那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做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得不像满清的仁义道德一样，开始使用明确的暴力，开始“吃人”。

它创作了各种道德的说教，比宗教的蛊惑犹有过之，为了突出伟大导师的前无古人，就需要烧毁一切前人的著作。这才能鼓励“对于一个师范中专生的无条件信仰和无条件依赖”。这位师范生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后，逐步封闭了所有大学。

012

人们对信仰的过度依赖，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实际是个躲避，这正显示了他们生命力在衰退的时刻需要休息。在类似文革政权那样的时代，由于革命、试验、制度和政策的全面惨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使得举国迷狂，这样，生命力的衰退，不再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它不是突发的，而是在整个文明史上带有转折的意义。文革政权体现的没落状态确实深刻，把整个民族连同拖入毁灭，这种深刻还表现为，文革政权已不再停留在公然宣布自己是野蛮的这一点上，而是深入一步，把自己的没落变成一种“哲学”，把自己的衰老贮存到一个新型乌托邦的洞穴里去了。

当人们大寄希望于乌托邦的时候，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存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迫依赖某种杜撰出来的“思想”或是“主义”的补药，来维持自己的活动水平了。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当陶渊明写下他的《桃花源记》的时候，中原文化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那时在佛教文化和五胡势力的侵袭下，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南北朝”的分崩离析中。同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代表了欧洲犹太人的绝望挣扎，在这之后，欧洲犹太人不是走向集中营，就是走向以色列，而不得不把他们在欧洲进行了两千年的殖民活动，做出总结。尽管《资本论》超现实的奇谈怪论，不论在审美的深度还是在滋补的热度上，都不亚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第三卷第一章

*二、超自然的信仰**

013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我有时会想，埃及人的木乃伊技术、中国人的仙丹秘方，和现代人的复制人技术在精神上其实完全一致，只是木乃伊技术和仙丹秘方的方法还不够精密，所以只是“前科学”、“潜科学”。为了这种不够精密的状态，秘方（如《资本论》）的操持者们，当然还得创造某种理论的附注说明，以便在失灵或是“露馅”时进行补台──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为救世主，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改变不了自身，就只得改变生存态度，例如那位由牧师的独生儿子改宗了印度教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是在无可奈何的软弱下（例如他的梅毒或是“脑瘤”），产生的一种升华，一种救世主态度。其实，尼采学疏才浅，以至分不清楚印度宗教和波斯宗教的区别，他以为印度人和波斯人都是“雅利安人”──其实此雅利安非彼雅利安也。比较纯种的波斯人倒是二元神论者，而比较混种的印度人（入侵印度北部雅利安人和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倒是一元神论者（尽管三位一体，毕竟都是善神）。那么尼采本人到底是一元神论者还是二元神论者呢？他的“强权意志”显然是一元的，既然如此，那么尼采为什么还要冒名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波斯拜火教始祖呢？显然，尼采没有完全搞懂。

尼采之所以痛骂基督教，可能因为他作为牧师的儿子，吃教会的饭长大，从小养成双重人格。伪善不如真恶，尼采的一生就是从伪善走向真恶，也算是人性的“进化”，可惜达不到“超人”，只是为二十世纪的独裁僭主，从列宁主义到纳粹主义再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崇拜霍梅尼），提供了炸药，这很有点像瑞典人诺贝尔，生前贩卖炸药，死后却要立文明牌坊，拉来一些知识分子冒充风雅，成立基金会，和尼采妹妹对尼采的包装和经营，如出一辙。

尼采反对基督教，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体现了基督教传统的复杂影响。例如，贯穿其一生的所谓“救世主态度”，就是以苦为乐，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死亡为永生轮回，以此实现对那不可逾越之事的“终极超度”。

014

为什么主张克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宗教和哲学，便被称作是“伟大的”？答案似乎是，这样的宗教和哲学，以“超自然的使命”安慰了人类被自然奴役的现实处境；其超自然的性格恰恰源于它力图克服那不可克服之物，那物甚至就根植在人的自然性之中。“舍去自我”、“消除自我中心的本能”，与其说是“一种使自己得到满足与幸福的途径”，是“一种真正充实自己生命的途径”，还不如说是“苦于根本无法满足自己、无法抓住幸福而产生的一种反向操作”，或是，“由于过分餍足而发生的‘反胃’”。如果问，“为什么说舍去自我是一种苦境或餍足中萌发的反向操作呢？”我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最终并不能使存在的人得到始终如一的张力、满足与安宁，即，无法让人抓住圆满无缺的幸福……于是，低落与幻灭随之而来，这时，自我中心的意识便会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以‘幸福的破灭’或‘满足之后的空虚’，指责了自我中心本能的有限和无力，即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种意识，不论其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论它付出多大的力量并如何追求他之所欲，到头来终究是‘空虚的’。面对这种情境，在一个苦境中浮沉的反思者，他能怎么办？唯一的解脱之路，就是把这个靠不住的自我予以贬低，并用这贬低的狡计和策略，再度实现一种充实──使‘小我’扩充成‘大我’。小我当然望不到大我之死，甚至看不见大我之误。”

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自我的困苦时，都会采取上述反应方式。同一阵风，吹在不同的管弦上，发出不同的乐音。面对同一个外物，每个人感受到的刺激、做出的反应，会有不同。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持别提出讨论的，显然是那种被称为“伟大的宗教和哲学”的反应模式。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更通常更动物性的反应模式，比如说，明明看到生活与自我的脆弱性，反而要在这些自然现象的幻影破灭之前，更加彻底、更加积极地“抓到并占有一点什么”，以便为自然的本能多少填补一点空虚。大多数生存在世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反应模式，他们的意志和生命力并非强盛，但由于采取了这种模式，反而显得生机勃勃。相形之下，强盛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反而常常趋向舍去自我，即用自我舍弃的方式脱离自然、反抗命运。他之所欲实在高不可攀，寻常之物无以满足，不仅如此，而且些微的满足和些微的幸福只能激起更多的焦渴和苦恼，于是他使想到，要消除焦渴和苦恼，不能采取向外索取的办法，不能采取“以油灭火的道路”──再大的掠夺，也填不满他那无限的欲壑，于是他就周折走上另条新路──贬斥自我，抑制欲望本身，即降低唐朝诗人李贺所说的“内热”……如此在欲望和满足之间，就取得了平衡，生命重新感到了些微的饥饿和它所带来的快乐，平衡不就是幸福的别名吗？

015

给“欲望”下一个定义吧：所谓欲望，无非就是“我想要”，你想要什么就是意味着你欲望着什么。你想要家屋，你的欲望对象就是家屋，你想要食物，你的欲望对象就是食物。而“你想要”的状态，就是“在欲望中”的状态。欲望当然是形形色色的，但可以简单分成两种：生理上的欲望，和心理上的欲望。前者比后者更实在、更直接，同时，也比较容易满足。庄子说过，动物喝水不过满腹而已。这种欲望，显然指的是生理上的欲望。但是“人欲”却多属心理性的。比方说，人们生活中需要的水并不很多，但有人却想控制水源，这种“人欲”也有大小之别，小的如控制一口水井、修建水库水电站，有时这种欲望在有人身上就大得惊人，想让江河改道。有的人欲大到这种地步，拿整个世界都无法满足他。这也有个发展过程，如历史上的征服者，在他们初期征服的时候，全都具有限定的目标，紧紧盯着邻国的领土、可供掠夺的战利品等等，但是，凡是那些欲望最大因而“最出众、最有名气的征服者”，他们的欲望，就不再局限于征服具体的目标，而是要完成一种“统一”，这种统一就意味着去占有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显然，这种欲望就是心理性质压倒一切物欲的超级人欲。

征服欲与生理欲相比，本身带有更大的心理性，而在不同强度的征服欲之间比对，也可以发现越强烈的征服欲，其心理性也就越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甚至两性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这样。

016

那么，有着这种强烈征服欲的人，究竟属于“越不满足越去追求以弥补空白”的人，还是属于“意识到不满足和自我中心的毁灭，而皈依了一种宗教哲学信仰的人呢？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征服者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战，如恺撒、阿提拉、铁木真、帖木儿等，有的征服者则是为了信仰而战如汉尼拔、穆罕默德、希特勒等。但一般地说，征服者们更多地扮演着前一类角色而不是后一类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属于那种“希望通过扩张空间、掠夺外物来充实自己”的人，而不属于那种“降低自己、牺牲自己，来达到一种更有智慧的平衡”的那类人。

像韩非子、马基雅维里或尼采这些鼓吹征服和“统一”的思想家，属于哪一类人呢？其实，他们本人与他们的学说可能需要区别开来。他们本人属于那种降低自我，从而把自己归属到更大的“存在”（大我）中去的人，但他们鼓吹的学说却恰恰相反，是属于扩张自我，力图通过掠夺外物来充实自己。这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又是十分有趣的。这里的转换，可能在于，他们没有实力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就通过宣传一种学说与希望，让别人按照他们所说的方式去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采用这种间接方式，他们宣泄了自己的“内热”。

本来，像是韩非、马基雅维里、尼采那样的人，如果说他们意识到自我中心是个实现不了的梦，而再度皈依了某种现成宗教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必再创立自己的学说，就不会那么极力主张实现征服和统一的意志……正因为意识到没有力量去实现自我之梦，于是才发明了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就使得他的遗憾心情，得到了宣泄或安慰。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学说，恰恰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实质就在于不是牺牲自我，而是去宣扬自我。这些观察用到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身上也是合适的。尽管这是一个升了格的自我，但毕竟是“我的理想”而不是“你的理想”或是“他的理想”。创始人与追随者的不同就在这里。

其实，这样主张自我克制的人格，与那些强调外力扩张的征服者，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征服者以军队、武力去实现自我扩张之梦，而思想家则是通过语言、逻辑、哲学系统、宗教仪式来实现自己的内心欲望。

这里，我们己经接近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思想的伪善性”被揭穿了。文雅的思想家与暴力的征服者，在表现生命力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的不同仅仅是精神形式的不同，而欲望本身却是类似的！这种欲望就是“我想要”，不是“你想要”也不是“他想要”，本质上是“由我赐予你和他的解放”。一种如（先是牧师的儿子后是叛教者的“通吃两头”的）尼采所说的“永远不知满足，永远不会疲倦”的贪婪欲望──救世主的欲望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世俗欲望不一致，它不断地转移目标、制定目标，为自己设计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蓝图”，但在“我想要”这点上却与世俗欲望、生理欲望，并无二致。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韩非、尼采式的思想家和佛教、耆那教等舍弃自我的哲学家、宗教家之间，其不同也是在表现形式上，而不是在欲望本身有何不同。诚然，这两组人物作为侵略理论和舍弃理论的发明者，他们的表达无疑是不一致的，前者主张扩张，后者主张舍弃……等等。但这两组的动力上都是“我想要”，一个是“我想人类应该扩张”，一个是“我想人类应该舍弃”。就“我想人类应该……”而言，两组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之间有不同吗？也有。不同之处在于那种可被称为“社会效果”的东西，如果大家都扩张，自我与自我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撞，如果大家都舍弃，冲撞自会避免，但社会生活也就会完全停顿。相反，只是在有的人扩张，有的人舍弃，而大多数人或中庸、或追随、或旁观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才会有张有弛，一紧一松，此起彼伏，奔腾不息。正如大自然使生物圈内具有各种奇妙的食物链和互相依存的生态关系一样，奇妙的大自然也使人类的心灵分化为扩张的倾向和舍弃的倾向，以及居于这两种极端倾向之间的形形色色状态。这方形成了社会、文明，以及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些正在扮演着具体角色的尘土般的人。

017

在我看来，所谓主张舍弃自我的人，不过是因为他觉得“既然注定我被毁灭，还不如转而寻求不容易毁灭的”；而主张自我扩张的人，则是“虽然我终归毁灭，还是要紧紧抓住毁灭之前的瞬间，抓住时间和空间，狠狠抓住它──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它爱毁灭不毁灭！”二者的不同，其实是反应方式的不同。所以，主张扩张的人有勇气，而自我舍弃的呢，则转换了一个形式，带上了一种仪式的味道，因而显得有智慧。

受尼采感召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中，完全排除了神的干预，而把神理解为人的精神，他因此对这两种人格进行说明：把主张舍弃的人，称为“僧侣式”的；把主张扩张的人，称为“贵族式”的。而在我们看来，僧侣中的扩张分子实在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生计委身的，这不仅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红与黑》里，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们身边也司空见惯，这些混迹的僧侣被称为“神汉”“巫婆”。

至于斯宾格勒，他先把贵族式的猛吹了一通，又把僧侣式的贬损了一通（他和尼采一样，真以为有这种自我克制的人格），继而又觉得不妥，于是又转而赞叹说，只有具有雄健之力的人，才能克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所以，斯宾格勒也承认了，并不是只有扩张者才有勇气。真正能做到舍弃自我的，哪怕是在很短的时间、很有限的空间里，都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违背人类的自然性格，也乖离了动物的本性，它要求一种超常的力量，在绝望中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如何自主地与宇宙结成关系”。

上述区别不仅是个哲学和宗教的课题，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在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活回答着的问题。

018

生物圈比宇宙渺小，人类比生物圈渺小，而个体呢，又比人类渺小。每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同意的这一点。但是，自我中心的倾向却要求人把自己从宇宙中分离出来，以确立自己的存在甚至永在。按照巴斯卡的看法，宇宙并不具备人式的意识，而人之具有自我中心的倾向，与其他生命把自保放在首位的天性，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宇宙存在的表现”，而不是他（生物）自身发明创造出来的。比如说，人，只能有限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却无法消除自己的欲望。这说明，人欲本身，并不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也不是源于人的，它是“一种宇宙力量的表现”。正如人们所说“孙悟空不论怎样四海翻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人类的欲望不管如何强烈与表现得如何“自主”，也无从超出宇宙力量的圈子：它只是“宇宙力量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尽管拥有“确立自己存在”的尝试，但任何一个力图从混沌中分离出来的生命，依然还是宇宙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他也许会认为自己和宇宙不同，甚至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命运”、“鞭打众神”，但这不要紧，他只能是宇宙的一部分，他的“反宇宙”，不过呈现了宇宙的博大，可以容纳相反的存在，而人们对命运的反抗，恰恰在更深的角度显示了命运本身。所以，只有那些企图用自己的拙劣来控制他人的家伙，才极力“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实际上他们的出发点，恰是“人与宇宙的对立”这一西方自希腊神话以来的传统观念。如此看来，要求他人克制自己以“服从宇宙”者，其实是以宇宙代言人自居，并企图用这种方式控制他人。

019

我们的思想出发点，则是“人和宇宙之间不可能不协调”，如此一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他们看不清的真相：

人类的任何冲动，都是宇宙运动的波纹样式；所以，人的运动既不可能出乎宇宙之外，更不可能破坏宇宙。他所能破坏的，不过是改变了宇宙某一个角落的前此秩序而已，即使如此，也还要在宇宙法则所许可的范围以内！他所能“超越”的，不是宇宙现象，而是他所知道的同类。至于超越同类生命的更广大时空，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更不会产生“去超越”的欲望，例如再伟大的登山运动员也无法逃脱这一命运。

020

在各种梦想“超越”者的内心深处，多有一道惊人的心灵挣扎的裂痕在延伸着……他们的生存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困境，正因为陷入了困境，才力图有意识地逃离这困境，去“超越”。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投身革命，大多数是因为他们遭遇了家庭的不幸，无法在原地立足，不得不从事颠覆活动。尤其在中国，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许多社会活动家，要么是孤儿，要么是浪子，要么是小老婆生的，要么干脆就是父母弃养的，或是父母穷得揭不开锅，他们不得不逃离家乡另找主子的。他们在社会上混迹的时候却是十分奇怪地“强调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其动力，是企图在新的主子面前表忠心，是出自更为狭隘更不择手段的自我中心。

他们的亡命活动，“超人的努力”恰是宇宙赐予他们的饥饿所激发的，如果不是家门不幸，他们又何必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呢？“在更大范围的运动”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城南二亩地”的需要给刺激起来的。乌托邦分子不明此理，他们把自我中心主义定义为“企图以人类中心来驾驭宇宙”，其实这种妄想从来没有现实性。

021

宗教与信仰的道德热情，经常是披着神圣外衣的谋生手段。使命感诚然重要，它美化了生活的龌龊的原动力，并给原先没有方向的生命指出一个生活方向，在文明社会的极端情况下，方向甚至代替了生活本身而成为主宰，所以不少人因此乐意刻苦甚至受苦。方向感经常对人的生命本身施行统治！然而，谁又能否认，各种使命感就其本来面目（而非其宣传辞令）而言，其实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不论是口称基督佛陀的使命感，还是口称主权在民的使命感，不论是明确公开的自我中心为形式的使命感，还是暧昧诱惑的宣传口号进行的利他主义的使命感，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它们都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更不是“他”的。即便像佛教式的“以一切有生有情之物作为自己慈悲对象的”极端利他主义哲学，其核心依然是“我的”或“我们的”利他精神、慈悲精神，只不过是，把有情有生的万物众生，处理成了自己慈悲心怀的客体，这就是使命感的坚实内核。

此外，在探讨使命感问题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各种使命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利他目的号召徒众的，而一个使命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正与其提出的利他主张的膨胀度，成正比。极瑞个体化的设计（如“阴谋”）因此和社会使命感（如“公益”）难以衔接，因为那不是一种可以公之于众的东西，不能煽动广泛的共鸣和动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就决定了，“阴谋”如果不能转化成“阳谋”，就无法登堂入室、盘踞中央。这种现象说明，使命感的形式和使命感内核，往往是相反的！所谓“说尽天下漂亮话”才能“干尽天下丑恶事”，就成了各个阶级、各种政体、各种统治集团甚至包括宗教的、学术的、商业的统治集团的活动分子们的从政必修课，似乎在人类的天性中包含一种“愿意受骗”的本能，所以被统治者最欢迎的仿佛就是那些最惯于撒下弥天大谎的统治者。

022

弥天大谎的内核是“我的、我们的盘算”，而形式却环绕着“你的、你们的甚至是他的、他们的利益”建构起来，所有的骗子都说是为了受害者的“谋幸福”的，而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相信了骗子的谎言，所以说“不想占便宜就不会被欺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力量，其实都是从“许诺─被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许多思想或行动的力量，也是从这种困窘和力图摆脱这种困窘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矛盾，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使命感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争夺，类似的撞击常能激起闪电雷鸣，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局。这种撞击同时也使各种使命感在事实上处于敌意的旋涡中，使命感天然具有的内在自我中心和外在利他号召之间的矛盾性格，在这里清楚不过地透现出来：一种使命感的诞生，意味对他种使命感的宣战；一种使命感要维护、发展自己，难免要与他种使命感进行较量，有时甚至是拼死搏斗，以达到事实上唯我独尊的势力，或者退一步，也要在思想和行为的广袤领域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023

使命感的产生，是受到某种诱惑或者压力的结果，是为了争夺某种社会资源或挽救某些人的生存危机，是自我夸张──人们面临的诱惑或压力，驱使他们行动起来，并“走得太远了”，像是古代神话的英雄一样树立标杆，建立了特殊的平衡，或是“秩序”。

这当然加剧了此种使命感与他种使命感之间的紧张局势，于是各种以利他主义争相号召的使命感，如神职人员的吆喝和恐吓，事实上也是从这种紧张关系中获得养料，从而壮大成长起来。人们常说，“思想需要撞击”，那么互相竞争叫卖的使命感之间，是不是也需要在对峙与冲突才能更有卖点呢？历史事例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竞争中的使命感既是分赃的敌人，又是推销的盟友，他们的存在等于彼此证明自身的必要性，诱使人们在“非此即彼”的恍惚中，选择一个。

第三卷第一章

*三、世纪的杀戮**

024

广义的宗教徒即信仰主义者，包括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否定了人类认知能力以外的“神”，所以也是一种信仰主义。有神论者认为神是神圣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是个骗局，其实他们都在讨论自己不懂也不可能弄明白的“神”。

现在我们脱开这种传统的对立，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有神论的宗教现象”，不难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宗教不仅揭示了人的原罪，而且体现了人的原罪；“宗教的原罪”主要的不是来自它的欺骗性的一面，而是来自它神圣性的一面。因此无神论者攻击神是个骗局，并没有击中有神论宗教的要害，而“上帝信徒的信仰表白”才集中体现了宗教与信仰是一个“人生最集中的罪恶渊薮”；而按照这一逻辑，越虔诚的信徒，其实就在宗教形式的原罪中就陷得越深：因为，每个试图用信仰来下注的赌徒迟早都会陷入这一罪恶的，不论他输或赢。

025

巴斯卡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问题是，不论我们持有性恶观点还是性善看法，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信仰型的罪恶”。我是这样考虑的：对彻底的性善论者而言，神几乎是个奢侈品，是个不必要的东西，人只要消除社会的弊端，放任自己的天性就可以达到至善。但对性恶论者而言，人却生而带有原罪，人既如此龌龊，那么人所创造的一切，岂不也是原罪的产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活动”（仪式、教义、神话），甚至包括多少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神明、上苍等等）。

例如，有些宗派领袖所注释发挥的大乘佛教的宣传，就十分清楚地凸现了“宗教的普遍原罪”，宗教的原罪来源于，它一定要把“人性的喧嚣”，用“超我与利他的彼岸义理”武装起来，再披上逻辑的铠甲，闪着普渡众生的火花……但所有这一切花样背后的动机，却与宗教自说自话的神圣性，背道而驰。同样，博爱的宗教家们，在对待宣传另一种博爱形式的“异端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最大的不博爱。例如加尔文之杀害塞尔维特，就很过分，其恶劣程度大大超过加尔文经常痛斥的罗马教廷，直比杀害耶稣的犹太人大祭司。实际上加尔文当时也正是日内瓦的大祭司。

这说明，“原罪”在竞争的时候才获得充分的展现，而揭示“争夺信仰市场及其构成的竞争压力”，是“揭示宗教原罪”的最佳途径之一。

026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原始的小乘佛教（现主要流行于南亚和东南亚）注重哲学思考，而后来居上的大乘佛教（主要流行于包括蒙古、西藏、朝鲜、日本在内的中国和东北亚）却由于混进了不少萨满教的东西而更多宗教神格的意味。

有的佛教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是一种全职的宗教，而小乘教却首先是一种哲学。也许正是基于此，所以大乘教自诩能超渡所有的人，而自目为一种“大乘”。而有些新兴宗教出自现代性的传道需要，更是对大乘佛教的内容作了不少手术，进行现代化改造。例如取消繁多的大乘佛教神话，进而把教义抽象化，使之更为现世化和世俗化。

027

大乘教和小乘数的区别，是佛教内部分化的结果，但我们真正感到兴趣的，不是大乘教与小乘教在实践方面的区别以及它们在义理上的争论，对我们的论题更有启发的倒是，主张大慈大悲的大乘教，竟然容不得小乘佛教或南方佛教的拯救理论，以致到了要把小乘教称为“在本质上是违反佛教拯救一切人的愿望的”。这种态度多么像是批判罗马教廷的新教，变得比天主教更加独裁专断。这样一来，无疑否定了以下的说法，即大乘佛教（以及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利他性格，因为连同属释迦和耶稣门下的同宗都容纳不下，怎会真的具有普遍的救世性格？

法国律师，后来充当“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在信念上认为自己是“在完全无私地为人类服务”，但在行为上却容不得自己的亲密战友，不断阴谋杀害革命同志。这种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充分揭示了“利他性格”的庐山真面目。

生活已经告诉了人们：越是强烈的利他动机，就具有越是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裹在里面；而越是富于利他辞令的宣传，也就越是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动机。正因为如此，大乘教充满比小乘教远远虚伪和远远虚幻的空洞许诺，它在群体性更强的东亚而不是个体性更强的南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想必不是无缘的。“大乘”好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无我境地，实际上是“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甚至是太阳神教的一种变相和伪装。

028

有人认为“大乘佛教中《法华经》上所指出的佛的目标也是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达到悟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更清楚表明了“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这里明显有“一种意志的存在”。这意志包含着某种强制倾向，甚至是“精神奴役的要素”在内，完全违背“涅槃”的教义，竟然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这便是精神独裁的思想内核：以所谓“达到悟性”的说辞，来掩饰“迫使所有的人跟佛本身一样”，而不论人们是否具有佛那样的天性和资质，就标出这样一个唬人的投标数额！这样就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接受精神上的宰割？

在精神生活中正如在肉体生活中，不仅“所有的人跟佛本身绝不一样”，而且所有的人彼此之间也无法一样。抹煞生命的这些差异（天性上的不一致），而要求所有的人一样甚至“跟佛本身一样”，这简直近乎“恐怖主义”！

除了精神奴役，上述要求还包含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如果所有的人都可能跟佛一样的话，那么还需要佛干什么？如果人性具有无限良善化的潜力，那么有无“佛的超度”、“佛的开启”也就无关宏旨了，如此一来，佛，与普通的教师还有什么区别？于是，人人得而佛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世俗生活的示范作用，就可以。成为“神汉”、“神棍”、“宗教作家”、“职业传道人”了。在可塑性的鼓动下，所有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发育成佛，或出于本能而努力进入佛界。可惜事实正好相反，结果所有的人在天性上和遗传上跟佛并不一样，强求他们“跟佛一样”才会造成真正违背自然的不幸后果，而不能达到理想的终极期待。当然，这种毛病并不限于佛教，事实上，任何一种高深的理论，都无法消弭自身的这类困境，这是由人性中的“完美主义”造成的恶果。

按照这类可怕的理论，菩萨被描写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救世主，他不顾别人的意愿而强行实现其超度的意志，这种以意志为务而不是以消除意志为务的“菩萨”，其实造就独裁僭主，尤其许多出身卑微的大救星，极力培养自己的“弥勒佛”（即未来佛）性格。而我们知道，这种性格在中国的帝国时代曾经触发了多次流氓革命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弥勒佛精神”驱动下，社会冲突白热化了，造成大量的流血。为什么中国人人容易接受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就很接近弥勒佛宣传，很接近大乘教所宣扬的“解放之路”，无独有偶，比中国好不了多少的拉丁美洲也流行所谓“解放神学”，直接把马列主义主义用基督教神学包装起来，还有那位参与政治暗杀、写下《狱中书简》的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也是解放神学的先驱。仔细体察一下，这种富于讽刺意味的“结局”（杀人的佛，不为基督死而的牧师），是宗教的世俗解放论很容易导致的。热情越高，结局越惨，因为它抹煞了人性的不齐，“向着解放的道路迅跑”，跌入奴役到死的陷阱。

029

所谓“摆脱不了‘小我’拘束的人就失去了逐步树立起‘大我’的过程，有的人就失去了可行的道路”，正是独断论的宣言。事实上，这个“可行的道路”已经成为“树立大我的斗争之路”，是强制他人摆脱小我的死亡陷阱。这种陷阱虽然具有哲学的掩饰，但其在社会功能上比军阀统治更加严酷，因为，它是握有笔杆子的军阀，是握有枪杆子的弥勒佛。古代暴君不过“钳民之口”，现代僭主则要“消灭人的活思想”。例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布，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挖掘人的活思想，然后消灭之。

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大自然给每个人打开的道路是不同的，正如人的面目与性格千差万别一样。为什么要在这种天然不同的丰富性之间强行一致呢？强行一致只是出于“控制他人”的需要，只是当一个社会面临解体时，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肉体黏合剂”，而根本不是精神世界的法则，而是动物世界的法则。分清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假定说，仅仅因为一种精神比较高级，而把持了这种精神的社会势力就具有强求统一的特权，那么，这是文明的不幸，是癌症晚期现象。独裁精神的统治其最严重的后果，是使这种精神本身堕落，堕落到人性的水平线以下──在其“普照”之前，率先沦为巴结世俗秩序的弄臣。这样的例子很多，各种一度强大的精神运动，在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都以各自的步态，走完了自己的堕落之路。

后果很清楚，“在宇宙背后并包含整个宇宙的那种法与大我”，由于它过于自信和急于强制的态度，必将成为一条精神绞索，这是一具近似汉代官学和天地崇拜的精神枷锁，它扮演着从反抗者到压迫者的连锁角色。反抗的成功使它不可抑制地想去压迫，而压迫过程则使他自己的精华逐一毁灭。原先的解放军，现在变成了相反的东西。

030

还有一个高论也值得警惕：“菩萨界是达到佛界的过程。”按照教义，菩萨界充盈着救世热情，因此未能脱俗，而佛界则是脱了俗的忘我境界──包括“我”的两层次：小我与大我。为了达到纯粹的佛界而通过不纯粹的菩萨界，难道不会阻塞通向佛界的道路？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而进行的全面专政”，最后造成了最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最僵硬的阶级划分。

在这里，“菩萨界”（全面专政）与“佛界”（消灭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像是人们常常提起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我们看来，手段的公正性是重要的：恶劣的手段必定毁掉良好的目的。正如，以强制为务的菩萨界，会毁掉全然解脱的佛界。人性的反应，往往是渴望运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但最后常是迷失于前者并糟塌了后者，正如在民间信仰信条中，我们被许诺说，炼狱尽管是可怕的，但通过炼狱的痛苦可以换来天堂的幸福，但弄到后来，其逻辑结论就变为：人们必须为了获得天堂的幸福，而甘愿忍受无穷无尽的现世苦难！然而到头来呢？人们发现那美妙无穷的净土、佛界、目的、共产主义，竟是虚设的、没有的，剩下的只是崎岖的道路和不光彩的手段。总之，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活本身──“生活的目标”则消失在血腥的生活过程之中了。世纪的杀戮开始了。

031

人们得到许诺，但发现那是空的。而为空虚的许诺，人们却走尽了崎岖的路，人们最终只是在菩萨界里生生灭灭……或者作为菩萨而驱策群众，或者作为群众而追随菩萨，谁梦想有天能走完这永远过渡的时期而进入佛界？他一定大失所望。凡是相信成佛的人，是永远享受不到成佛的福份的，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始终只是在菩萨界甚至畜道中轮回着，而且还得始终面对这样的危险：为了他在菩萨界中犯下的种种罪过，而沦落到比畜道更低的处境中，成为普普通通的凡人，甚至成为“阿修罗”、成为“畜牲”，成为“饿鬼”、沦入地狱。这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实际上就是“人类寻求超我的历史”，经常在我们身边上演。

人们先是迫于现实的苦难，而受到了精神的诱惑；然后又在精神的鼓动下，从事现实的改造；最后则在改造现实的活动中，迷失掉了原先的精神目标……所以到这一圆圈走完时，我们只能说，精神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意志，以至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物欲。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好像残花败柳。所以人们便说，精神的归宿在于物质，宗教的归宿在于社会，小我的归宿在于大我……但这些胡言乱语的人能够说请“大我” 是什么？当然不能，人们只能在“小我”中挣扎，即使伟大的舵手也是如此，他的与众不同只是在想象中把“小我”冒充“大我”，并用“皇帝的新衣法”号召八百万红卫兵都来观看。

032

确实，在人类的精神中，我们看不到新的出路，即使竭尽全力对各种教义和学说进行改装，并提出了神明一样的精神目标，但这种努力却只是愿望而没有可行性，因为人类依然是动物，即使可能的超人，依然是动物，而且可能拥有更多的动物性。例如，双手沾满了“坏人”鲜血（也是红的，而且可能更红）的“毛菩萨”，指给红卫兵一个古老的彼岸，但却只有一条死路通向那里，没有人去过那里，没有路导向彼岸，而为虚妄的彼岸挤压现世，并无意义。

这并非古人之过，缺乏可行性，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向不可能的东西挑战。”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达不到佛界（纯粹的精神目标），尤其无法在群体规模上、时间持续地“达到”，但仍然需要来“神道设教”，以便麻醉群众的精神，免得他们犯上作乱，并保证“小我服从大我”，尤其因为，大我其实是没有精神的死尸（“大我的精神”其实是各种不甘寂寞的小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不论我们把这种“向不可能的东西挑战”的人性特点，评价为弱点还是评价为优点，它存在并影响我们文明的历史倒是真的，这一点，初听起来很荒诞。

033

由于食物的充足，人拥有了很多剩余时间，因此需要填补自己的生存空虚，于是各种文化活动被逐渐发展起来。像某位“中国佛教的天台大师”，把菩萨的境界分成了五十二个等级，其作用也原出于此种填补空虚的人性，还利用人性中的好胜争强的倾向，驱使人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去。

这种状态，与其说是强调精神领域的探索能力，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虚荣和繁琐，甚至是把社会的等级制度化入精神领域的一个实例。这不是个孤立的问题，而广泛存在于各种号称“精神”的领域中，例如喇嘛教和各种世俗的思想运动。

菩萨台阶制发挥的是社会心理上的功能，与个人灵魂意义上的台阶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个人的灵魂本无台阶之可言，就是有，也不是人们的肉体如脑子可以想出、嘴巴可以说出的。这种“爬级学说”只要稍加变幻，就很容易被一些连不懂礼义廉耻都不懂得的动物给滥用，加强社会奴役和思想控制。

034

两相比较自可发现，“佛界”是个精神范畴，而“菩萨界”充其量是个实践的范畴，这两者其实同时在人的身心两面各自发挥作用，而并不是一先一后、一上一下地对人的身心起着同一作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人只能在精神上进入佛界，在身体上是永远也抵达不了佛界的。照此参看，难怪虚无主义思想伴随着科学发现流行起来了，因为“天国净土”只对“灵魂”有用，可是到底有没有“灵魂”还是个疑问。那么，“天国净土”对人的肉体生活也就是动物生活的价值，也就聊胜于无了。

然而，社会意义上“大我”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天国”，唯物主义的天国带给现代人的，不是“恐怖和希望”，而是“空虚的空虚”。

035

社会控制意义上的教义系统，不仅对现代人是个罪恶渊薮，古来的各种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堕落？宗教控制意义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论这一控制系统及其“神明”拥有多少理由，但毕竟只是人的理由而不是神的理由，人造的宗教和神，当然不免沾染上“人的原罪”，千百年来的神学家们，故意忽视的恰是这一要点。他们首先是把神予以人化，再把人予以神化。这种错乱，固然有利于在“人类动物园”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学说势力，但结果却把相对之物（如自己的思想）绝对化（神的启示）了。

而在教义绝对主义的帷幕下，其实掩盖并活跃着人的血性，但神职人员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把人性的某面抽出，无限延伸，奉之为万古不易的圭臬与律法。结果，不是造成僵硬就是激起了对立面，于是，多种教义的争端开始萌发，搏斗趋于白热化。

第三卷第一章

*四、禁忌的哲学**

036

哲学根本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学徒们（如替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实践论》的延安秀才们）灌输给中国学生的那样，“是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反映”。道理简单，因为同一客体反映在不同的头脑中何以得出不同的哲学？可见，哲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而不是客观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客观论，其实是为了强化社会控制而施展的障眼法。

这显示出，哲学家们无不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批判他人学说时，是相对的、开放的，他们建立自己的学说时，是绝对的、封闭的。不如此，便无以完成颠覆任务。

批判时刻的态度是毫无顾忌的，而建立时刻的态度则是充满禁忌的。这仿佛一个人，青年时无顾忌，晚年则充满禁忌，哲学家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就是他的思想已经接近死亡的时候，所以庄子嘲笑书籍是古人的糟粕。如此看来，《资本论》实为卡尔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糟粕。文明也是这样，文明越古，禁忌越多，所以近代中国不祈求野蛮之火燃尽禁忌（破四旧）的丛林，就走不出来。可惜文革在破四旧之后，树立了比铁器时代的四旧更旧的新石器时代的偶像崇拜，从灵魂深处完全彻底地毁灭了中国。

037

在文革政权的偶像崇拜里，暗藏许多禁忌，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许多禁忌中的一种。为了说明这些禁忌的合理，党校干部进一步发明了某些学说细则。他们把这些叫做“真理”、叫做“哲学理论”，甚至叫做“学术研究”！实际上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诡辩。这堆“光辉文献”问世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证明政权的合理性、其规范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任何学术的目的。

禁忌原本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是当它已经被作为“客观存在”给供奉起来了，那个社会就死定了。因为面对“客观存在”，你再也无法用诸如“好”或是“坏”这类形容词去批判了。相反，“存在的偶像”（“存在决定意识”）则是嗜血的，他要求牺牲品，来证明自己是“比真理还要大的存在本身”──这就是“客观论”的奥秘！

那么，除了上述的政治需要以外，“客观论的存在的偶像”还有什么道理盘踞人心呢？

038

作为一种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别发达的生物类型──人，他在生活诸相中找到了“因果关联”，然后，又从生活的体验出发，进行类推和观察，于是发现了“宇宙中的因果关系”。不巧的是，人们是通过对“果”的记忆和认知，去追寻“因”的，而发现因果之间的联系，不得不仰仗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联想力。就此而论，“果”是记忆活动的结果，“因”是理解活动的结晶，“因果之间的联系”则是人的思维过程。

039

我们常常注意到，社会的文化积累过程，和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明显不同：文明具有一种显著的“集体表象”性质，因此它比较抽象，排除了许多个体生活体验中的歧异部分，而仅保留其共相部分，并且是可以“传播─接受”的那些共相部分。因此，在个人面对因果关系的独特理解中，生活体验成了主要依据；但在文明这集体表象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上，生活体验的重要性让位给了某种可以“传播─接受”的共相部分，这种共相部分进而被描述成“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奇怪，人怎么能够发现“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客观”？实际上，“脱离人”不过是“脱离个体”的托词，因为真正脱离人的宇宙，人如何能够知道？归根结底，所谓“宇宙体验”仍然是基于社会横断和历史纵向的体验，甚至“自然科学”的原始出发点，依然不外乎人的历史经验，没有积累就没有科学。宇宙既包括自然又包括社会。而从生活的眼睛去观察社会和自然，其同为生活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因与果”、“宇宙与生活”互渗交融的“统一场”。人，始终生活在“场”里，超越，只是从“场”的这边滚到“场”的那边罢了。

040

相对看，在宇宙体验（如科学）的领域内，因果关系较少依赖个体人格而较多依赖集体人格，而在生活体验（如艺术）的领域内被发现和证实的那些因果关系，则更多依赖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因此，与前者（如科学）相比，后者（如艺术）难以定量定性地予以分析。不难发现，与科学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相比，艺术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较难把握。因此，生命界（包括文明界）中的因果律，不同于物理界中的因果律。在这里，语言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两种“因果律”并非同一种东西，但由于语言之故，人们用同样的名号（因果）加诸它们身上，使之背离其初衷而趋同，结果赋予二者“相似的性质”。

“世界及其意义”就这样产生了！

例如，有一种虚幻的误释可以混淆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区别。而基于“前世报应”的学说其实起源于印度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功能，其基础是一种哲学认识，认为生命形式之间具有生死相转、轮回相替的关系，如一种生命死后其灵魂投胎另一种生命，如此循环不已。以此为前提，印度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这种动物世界和生命世界中不断轮回的无谓过程，这种意向在佛教的理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前世报应的学说并不基于轮回的哲学认识，那就是虚幻的误释。如果只在语义上尽量切近这种古老的南亚认识，但其认识内核却是西方式的历史判断、并不承认生物之间具有轮回关系、并不承认人间具有轮回关系，那无异于张冠李戴。

其次，轮回观与历史观的差别造成了新的异样，那就是基于个体和基于群体的差别，在轮回观支配下的前世报应学说中，个人或生命个体是中心角色，个体的生命行为造成的后果，引起报应并由他自己在轮回过程中经历另一种生命形式时，默默承担，因此，行为者和受应者是同一的（同一个灵魂）。他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历史观念制约下的报应学说中，个体隐退了，群体突出了，个体不再具有不断轮回的生命机能，他变成孤立于群体的“分子”的，他只构成种族生命之海的一滴水，他的行为后果因此不是由其灵魂在来生转世形式下承担，反而是由其他的个体生命来承担，就这样，行为者与受报者不再是同一的，个体责任变成了群体责任，于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人生哲学的内在核心。

如此一来，模糊个人责任的暴君暴民思想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因为受到报应制裁的，将是种族群体或整个生命链，而不再是罪恶累累的行为者自己，所以在泯灭个人责任的专制制度下，没有个体的希望，因为没有“灵魂的拯救”这一前景，于是虚无主义和肉欲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个体生命的终极解答。

而在轮回观或是“上帝审判观”的支配下，生命则怀有拯救的希望，或是超脱轮回之苦、进入解脱之境，或是被圣灵提升到天国去，所以个体生命不会随同自身死亡而完全终结，希望因此成为永恒的盼望。

041

对拒绝相信轮回或是天国一类“超级生命机能”人来说，“解脱”不可能是灵性的超然，而只能是肉欲的现实，否则就是无谓的。面对这种无谓，他只会觉得可笑而不会害怕“报应的累积”，他知道在唯物主义暴君的专政之下，即使自己的行为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后果，那后果也不会像因果报应那样丝毫不爽，而经常是“好人受罚，坏蛋得势”，“罪与罚”的承担者极少是暴君自身，也不会是他的灵魂（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灵魂），而只能是他人，是那些被陷害的生命……至于所谓“报在子孙”倒是迟早的事情，只是那些受害者的子孙就一定得到“好报”吗？

042

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只有“现世报”行之有效。

所谓“现世报”，在中国民间谚语中是一句诅咒人的话，指的是一个人的罪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报应，而不是等到他死后由别人替他受过，也不是由他的子虚乌有的“灵魂”代替他肮脏的肉体承受罪孽之报，如印度教所设想的那样。

“现世报”比前世报应和来世报应优越的地方，在于他是原始的诅咒，不需要借助各种“高级”宗教的死后生命观来支持，同时它也不需要借助靠不住的法律和“社会正义”伪装代表。你既可以据此说它是“披着现世精神外衣的宗教希望”，也可以说它是“对法律和社会正义还有残存的信任”。这种复杂的心情，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脆弱面与矛盾，但同时也透露这比单项的前世报应或来世审判，具有更直接的吓阻力，它不同于宗教神学的是，更富于“习惯法”的特征而较少“成文法”的特征，这与中国人重惯例而轻条文的“非契约性格”也是一致的。

但“现世报”的观念也导致人们片面地追求现世成功。唯物主义暴君之所以急于“破四旧”，拆毁轮回观念和上帝审判的基础，正是如此迫切地基于极权统治的需要。然而急功近利的暴君行为既已撤去轮回报应和上帝审判的利斧，在其夺取政权之后也就缺乏威慑群众的利器了，所以只能仰仗“不断整肃”恐怖活动来“进行统治”，其权术秘密是用“剪韭菜”的方式来对待国民，只让心智不全的国民存留下来，其余的，或处决或镇压或监禁或管制或流放──暴君们知道，即便你真心承认所有生物都在积累着前世报应的“欠债”，但只要这笔债务不需要自己去偿还，那就没有人会把这笔债务“萦系在心”。当人人都得知了“可以借贷而不必偿还”这一暴君暴民社会的通则时，人们会开始拼命借贷而后宣告破产，让人去替他偿还。

043

在这种暴君暴民社会里，陷入了反复“轮回转生”的周期性内乱的，是民族命运的生命链，而不仅仅是个人灵魂。虽说个体生命原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但他毕竟拥有独立的意识，自觉与众不同，甚至可以推动命运，因此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位”，对他来说，别人（如暴君）歉下的债务要由他来偿还，这是毫无道理而且无法予以接受的。荒诞无理的强加，不能鼓起他的理性精神，只能加强他的复仇意志，他因此尽量借债以便抵消暴君的勒索，结果让更多的无辜者受害，在唯物主义暴君的草鞋之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变成了“前人挥霍，后人还债”，现今在中国，整个种族群落以至生命链条，已经就沦入了这种意义的“债务之战”中。

“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这不仅是生活体验的法则，也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

044

现代人是一种很容易感到上当受骗的生灵，因为他看到言不由衷的空头许诺太多太多了，可悲的不是死亡，而是为骗局献身，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骗局，牺牲了无数人命人权，结果只是造就一小撮官僚富豪。充当精致骗局的牺牲品，并不是“勇敢”，而是“智能低下”，如此看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其实被更为精明的权术高手所利用，做了智能较低的“基本队伍”。

“前人的帐要后人偿还”的债务循环，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莫大悲剧，甚至构成了某种“法则和惯例”，“寅吃卯粮”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难道是对各种被视为“因果关系”的思想，所做的一个“革新注解”吗？

人们已经习惯了“祖宗欠下的帐要出子孙们来偿还”的民族悲剧，所以人人逃避重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自己欠下的债必须由你自己偿还”的个人责任，无异让人重复还债，等于是加倍偿还。

045

只有当独裁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模糊的“集体责任”（例如对文革进行所谓“集体忏悔”）和“历史责任”（例如对于大量血债仅仅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历史决议”就一笔勾销，从而逃避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独裁者想到很快就得自己偿还自己的债务时，他才会比较审慎地欠债，而不会恣意修建行宫。如果当独裁者想到自己甚至要为债务付出高额利息时，他又怎会欺男霸女，纵情声色呢？那样一来，过度借债对他就将是一条畏途，就像沾染恶习的人对高利贷既依赖又憎恨。

前世报应或来世报应说，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低效甚至无效，是因为在科学主义的迷惑下，现代人已经被眼前利益引诱得发了狂，人们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甘愿一搏，何能顾及他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丘之貉，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显示了自己的真正内伤，那就是“缺德”，环境破坏、生物灭绝，使得传统的禁忌哲学成了杯水车薪，疯狂的“两头孪生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用羊骨头羊内脏来喂牛，结果使得“疯牛病”席卷全球。

046

两头孪生主义的怪胎（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头怪胎”）的各个族系，无不想用“哲学改造生活”，然而其努力却没有一个是好的，要么无效（实用主义），要么昙花一现（纳粹主义），要么适得其反（斯大林主义）。

比哲学更有效的禁忌力量，往往来自生活本身。半开化的德国诗人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才是常青之树”，现代社会中，危害生命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本身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涵义，例如艾滋病八十年代开始威胁人类放诞的自信，其世界规模令人震骇，比一切巨星更加耀眼夺目，但即使这样两头怪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然对之视而不见，“埋头抓经济”，毒品和卖淫，堪称上述这两头怪胎的两条怪脚，疯狂滋长艾滋病的世界旅行。

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引起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后果。

047

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间接产物，因为反战运动是嬉皮士和性解放的直接产物，而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性解放是艾滋病传播的有利武器。毒品和卖淫（性解放）的杂乱无章和亲密接触，赐予艾滋病空前的机会；在人们的性欲获得普遍解放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却受到了彻底的禁锢，医学革命的成就激励现代的“溱洧之风”（即“巴比伦─罗马─西晋之风”，也就是末世的淫乱之风），遍布全球。溱洧，是古代郑国的两条河流，每年春天，男女在此自由性交。《诗经国风》的《溱洧》一诗描写的古代郑俗的这一淫奔风习，与现代中国的“花儿”流行地区，有些神似，可能花儿也是此类古代遗俗。当溱洧之风鼓荡起来的时候，没有道德说教能够阻止它，甚至法律惩戒也不足以减弱它的势头。可是，最后致命的杀机以“自然惩罚”的方式来了，对性解放的热潮泼上了彻骨的凉水。

048

是文明过程，使人们形成了性的禁忌。促成这种禁忌的动力，众说纷纭。历史表明，各个文明都有其性禁忌松弛时期，其特征正如现代性解放开始泛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显示的，是典型的“知识普及·理性发达”的时代。这与中国历史上性禁忌松动的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代晚期，与西方历史上的巴比伦统治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十分相似。可见“知识普及·理性发达”往往是和道德败坏的淫乱，紧密相连的。更严重的是，现代的人们还掌握了淫乱的补台技术，如避孕、堕胎等手段。性禁忌的传统理由仿佛不再能够成立了，人们看到自己不必为性的放纵付出高昂代价，就开始以越来越大的幅度逾越禁忌：当禁忌的根源（即灾祸）消失的时候，禁忌的堤坝一触即溃。

结果直到艾滋病的兴起，人们的头脑开始逐渐冷静下。艾滋病击溃了现代医学神话，也就瓦解了破坏禁忌的集体冲动。艾滋病不是人间力量，自然就是“天意”。而在那些接受神能者的心目中，它也许就是超自然的造物主前来人间恢复道德秩序的天使，只有杀手才能建立禁忌和纪律忌。反过来，如果现代人不能从技术上克服艾滋病以及更强大病毒对人类放肆行为的惩罚，那么人类就必须保存某些道德。否则现代的艾滋病及其后继者就会像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疑为鼠疫）一样，制约社会发展。如此看来，如果说性自由、性解放是一种借债的话，那么艾滋病及其后继者的流行就成了还债过程。人们对那种由别人或后人去代劳的还债的行为后果可以漫不经心，但是对自己必须亲身为之还债的行为，则本能地慎重起来。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是比任何神道设教的道德规范，都更有效的禁忌来源。因此，“黑暗势力”是比“光明理论”更强大的道德禁令，它并不试图说服什么，它甚至并不直接命令人们去做什么，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的“禁忌哲学”则是苍白无力的，它如果仅仅具有现世的集体主义性格，则只能导致虚伪的“言行不一”，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而对你死我活竞争着的战国人民却既无理性说服力，又无感情的诱惑力。现今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片面追求利润和效率，以便在激烈的经济战争中获得上风、压倒群伦。谁还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不良后果？即刻获利的“追求”才是重要的。这种“破坏禁忌的态度”与唯物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成的。

049

生命既然诞生了，就有它的局限，有了局限，就有了自己的命运。生命无法抗拒命运，因为命运不是外在的，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样前来敲门，命运就在生物自己身上。

艾滋病毒是外来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人体发生作用，如果人体不是这样，艾滋病其奈人何？击溃了人的抵抗意志甚至改变了人的文明观念并重新创造一个个价值标准的，其实是自己，所以无神论者说人自己就是神，有神论者说人是神造的或神支配的，其实只是“代词的用法不同”，在不同宗教之间，这一“代词用法的不同”就更为明显了。

第三卷第二章

*一、论宇宙存在**

050

人是多么富于活力的生物！灵与肉的对立曾被认为是主宰人类命运的内部张力，但随着人类关于自身知识的扩大、随着自我体验的深化，“灵与肉的各自独立性”受到了怀疑。人们渐渐发现，所谓灵与肉的对立，不过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个创造物罢了。

灵与肉属于生物圈，是不可分的“宇宙存在”，宇宙存在不在太空，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人的思想将之“分开”，是为了“分类归档”，这固然创造了文化的奇观，但也产生了极端误解，意味视不幸、痛苦、焦虑，为神明的创造。

人类的精神在其面对自身存在时所表现出的极大困惑，曾激发出许多哲学与宗教。当然，哲学与宗教只是困惑的产物，它并不能铲除困惑的根源，它也不代表困惑的根源。应当承认，还有他种“精神”，如已知的动物思考能力、植物感觉能力等等。只是思考有关问题的哲学与宗教，使得人们意识到上述的焦虑，从而“发觉了灵与肉的对立”，结果，增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人的困惑。

051

不论多么优越的哲学或宗教，最终都要依赖语言去传播，并“住在概念中”，以语言为自己存身的屋子，这是不可逾越的，说是“限制”也罢。而许多的“困惑”，就是从语言中产生的，就像古代神话也是通过语言的困惑产生并弥漫开来的。

例如，各个哲学和宗教内部的“教派之争”，其直接原因，就是对教主的“金言”存在不同的理解，其间接原因当然还是利益冲突。而在面对茫茫宇宙和生命波澜时，除了语义的歧异之外，还有感知的歧异和反应的多样。有人曾经指出，大宇宙所以“仍为神秘的纱幕所遮盖”，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的感觉能力有限。就拿恩格斯所谓“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来说吧，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有局限性。实际上，由于这个话题太古老，可以表达的基本观念差不多都被人们说过了，不同时代的人，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再把前人的观念或祖述或重组一遍而已。尽管“新的配方”使之有了一个新的形象，但和原始人的拜物教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052

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度感染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与伦理的差别，但奇怪的是，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辐射下，人们却把这种差别用虚幻的“科学方法”掩盖起来，例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四五十年代产生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好像这样就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见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实质，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后封建社会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实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欧洲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难道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何新之有？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的白话吗？自二十世纪以来，马列主义一类的西方中心论已经受到扬弃，西方的意识已经意识到“西方的衰落”，并且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和死亡，如此说来，难道，西方文明的闻名因此也变得像中国历史一样的“超稳定结构”了吗？荒唐。简直荒唐。这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

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也因此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所谓“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是坏东西，但是它肯定不同于“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而不像社会责任的本质是求善，求真就意味不断揭示科学本身的错误，并突破以往科学的限度，求善则意味着“止于至善”，以至于拒不承认自己受到人类感觉和知觉能力的束缚和分裂，而把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打扮成“真理”，因此，八十年代的“新三论”虽然羞答答地不太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教条，但其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犯了“科学主义”的错误，制造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赝品，是必须予以揭露的。上述两种科学主义的迷信，都不是科学精神而只是政治要求的产物，这些“学者”虽然在智性上看到了自己的有限，但在本能上却拒不承认，于是用自以为是的态度去确保自己的优越感，企图确立对于社会演进和历史规律的掌握，这是完全徒劳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受物理规则的控制，更不受任何一种科学主义理论的催眠和奴役。

053

科学主义的迷信（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十九世纪旧学科，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二十世纪新学科），其实只是某种哲学，甚至是非常原始的神话，并不比世界几大高级宗教更加“高级”，如此“科学”，其心理渊源事实上只是“迷信”，而且是对权力的极端迷信。

从这种意义上说，宗教的发展甚至还是受惠于前一个世代的科学精神。例如在古老的法术科学活动中，人们通过经验的积累和智性的甄别，醒悟到自己的先天局限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朝向了当时高级的宗教或哲学，承认存在着比自己更优越、更智慧、更有决定力的“主宰”存在。在宗教中，“主宰”被叫做“神”或“上帝”；在哲学中，主宰被叫做“道”或“本质”──以便和“尘世”与“现象世界”区别开来。

与此宗教与哲学相比，迷信人类自己的倾向（自恋）应该是一种更古老更本能的冲动。高级宗教和哲学，可说是在克服了自恋冲动或自恋冲动不幸碰壁（如死亡意识）之后，逐渐生长起来的。即便在自恋的碰壁或克服之后，迷信自己的态度在高级哲学与宗教中，也还是强力渗透着。比如，各种教派之间的教义礼仪之争，正是迷信自己正确无误和迷信人力万能等古老冲动的某种变形──人们攫取了神，并把神和天国在心理和语言上据为己有，所以，在芸芸众生对神灵和彼岸的谦卑态度中，隐藏着他们对人、对世界、尤其对教外者或是新入门者的极大骄傲，例如传道人把自己从事的活动描述成一个最好的职业等等。

054

有趣的是，有些要求发扬宗教精神而抑制科学精神的人，其实也是在破坏宗教精神！他们迷信自己，然后要求别人迷信他们。他们曾否想到过，既然神仍然是神秘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全然了解神的意思呢？那他们如果不能全然了解神的意思，又怎该宣称了解了神的意思呢？有的传道人公然做出假见证，明明听众里就有人知道真相，知道他的“见证”通篇谎言，但是他一意孤行，为了“传道”给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巧颜令色，鼓舌如簧，他们真的“相信神”吗？他们真有“宗教精神”？

其实，他们相信的仅仅是自己的骗术，所谓“宗教乃是高明的骗术”，才是他们的心里话。正是这种迷信自己骗术万能的本能冲动，接近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所感叹的，“人类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生物”，自信心成了“进步的动力”。如果一个“成就了伟大事业”的人，在其起步时就已经了解他所要面对的全部艰难险阻，并清楚看见自己最后的结局与毁灭，他是否还有足够的“毅力”如此胡来？

055

自信、想象和某种程度的无知结合起来，才能促使人去缩小和克服困难，并把胜利的喜悦极力夸大……缩小与夸大两者结合起来，汇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人们去接近那无法洞穿的神秘。

056

从高空来俯视人间，人的力量何尝不是一种自然力？人的建筑何尝不像一个马蜂窝？人的智能岂不是一种“自然的愚拙”呢？人生而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如何超越？人的作为岂能脱离自然的藩篱？所谓把握科学力量、正确运用自然能力的基础，也是自然的赐予，而那正是许多“宗教家”力图破坏的。

例如不少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布道家，力陈“所谓物质，是通过感觉的途径直接认识到的事物总称”这一谬论，那么请问他们，“通过感觉的途径认识不到的东西”，不是“物质”难道是“精神”吗？古人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存在吗？例如外星，古人无法通过感觉知道它们是否真的存在，现代人也是通过仪器知道它们的存在的，人们又是“凭藉什么”去议论它？既然不到的事物不能构成“现实世界”。但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一词带有强烈的先验性，是一个和“精神”对偶的概念。

057

我们认为，现实世界具有其不完整的一面，而通过感觉所认识的物质以及它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始终都是通过知觉者的反应即想象活动力和重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现状，使它们得以构成为一个更“广袤的体系”──宇宙存在的体系。对于任何一个认知者而言，宇宙存在这一体系天然包括两个天衣无缝的部分：现实世界，即纯粹通过知觉和生理反应去认识的世界；神秘世界，即脱离直接的知觉和刺激而活跃的想象、重组、创造的世界，现代人所说的“虚拟空间”。

如果把“现实世界”作了不应有的扩充，以致取消了宇宙存在的另一半──神秘世界，反过来又用感觉不到的部分即神秘世界，来混入“现实世界”的范畴，从而把“宇宙存在”和“现实世界”混为一谈，进而否定神秘世界的存在，这在事实上不仅取消了认知主体的作用，也在无形中给“现实世界”注入了某种虚幻的、超验的成份。马克思主义者犯的就是这种错误。

例如马克思本人谴责他的老祖宗的宗教是“鸦片”，其前提就是假定整个神秘世界绝不存在而且推理它永远也不会被创造出来，这无疑是武断的，且充满了井蛙式的自信。这一武断的自信或说自欺，其实也扭曲了现实世界，既歪曲了“精神”，又歪曲了“物质”，导致“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等臆想天开，造成人类历史最惨烈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屠杀。所有这些“现实浩劫”，大多来自对于“宇宙存在”的单方面撕裂。

058

人感觉不到且无法认识的“物质”，既被称为“物质”其实就不再是“物质”而是“精神”了，否则，“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在我们看来，“物质”的来源应是“经验”而非“超验”，因此不在经验范围的“物质”是虚拟的，也就是“精神的”，这是一个常识。否则，唯物主义者便陷入了“辩证逻辑”的胡说八道之中了。认识主体无法感觉的“物质”，和拜物教徒崇拜的“图腾”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魔术意识的产物，是幻想与体验，而非知觉与经验。我们称之为“精神化的物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

为什么说“研究物质本质的理论物理学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哲学色彩”？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物质本质”的理论物理学，越是深入发展就越带有心理学的倾向，最后成为物理学家自己心理疾病的诊断书。其研究目标也不再限于观测可以把握和解释的现实世界，即物质现象，而日益进入了所谓“物质本质”即精神领域，进入了心理探讨。

物质本质不同于物质现象的，它是外部（精神）注入的，它是认知者“赋予”物质现象的一种理论说明，正是在这样的“二元”意义上，我们说理论物理学所探讨的对象正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宇宙存在”：它跨越物质与精神两个领域，既是科学的，还是哲学的、心理学，甚至还是审美的、灵性的。相反，仅仅可以用知觉加以把握、用科学观测加以认识的“现实世界”（物质现象，区别于神秘世界与精神现象），仅仅构成“宇宙存在的一半”。

059

人造的东西都有局限性，科学并非万妙灵丹，凡事凡物都有它的功用，这功用同时也就是它的局限正如我们不能强求一个技术人员去充当哲学家或诗人，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哲学家或诗人，成为比“老农”和“老圃”那样精湛的农业技术操作者，否则，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知识分子劳动化”乃是通向青海劳改农场的借口，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暗道路。

第三卷第二章

*二、矛盾的主观性**

060

前几天偶然翻阅杂志，看到上面有这样一段话，“二十世纪的思潮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一面性（单义性）走向多面性（多义性），从实在走向模糊，从因果性（决定论）走向偶然性（概率论），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个体性走向系统性，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空间性走向时间性。在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时，上述各种科学思潮将会更加深化，并可能产生新学科的雏形。”

无独有偶。据说“在通过经验来验证科学的推论中，现在人的智能所能了解的极小一部分宇宙当中，物质在其最微小的领域内，就具有互不相容的特性”。如此一来，则“人类思维中存在不可理解的矛盾”就是正常的了。这说明在某些方面，人的理解力已经达到极限，所谓“终极存在的本质”，已经超出人的智能领域。所以在无神论者看来，“佛教和亚伯拉罕宗教对终极的存在，

看法各不相容，这不一定说明某一方面是错误的，这只是反映出双方的见解都是人的想法，所以难免有局限和不全面。”

应该说，尽管二者略有区别，但确实道出了一个共同倾向，即当此第十九个世纪末，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精神地震”，以前人们惯于认定大地是固定的，结果后来却发现“原来大陆正在飘移”，这一惊讶非同小可。于是那一大堆“走向未来”的疯狂举动就再也抑制不住了，因为连脚下的大地都在飘移，人生还有什么可靠可信的呢？尤其像是对“终极存在”如此抽象的对象，从古以来的传统多少只能给以独断的解答，而礼崩乐坏的时代就难以为继，人们开始怀疑，何以如许之多的独断解答，竟相提出，却无法融合。

061

“终极存在”所具有的“互不相容的特性”，其来源如何？准确地说，是通过人的思考得到的。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思维中存在着互不相容的趋向？并构成了“矛盾的外射”。人的理解力在某些方面己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实际上人们以前没有解决而遗留下来的难题，今后也没有多大希望解决，除非人在生物学层面上得到改变。那时，人们可能不再需要“信仰超验之事”（作为“客观唯心论者”），而是直接经历超验之事，因为他的生物基础得到改变，可以感知以前无法感知的超验对象，他不必再面对亿万迟钝麻木的“同类”被迫发誓说自己认知的终极存在仅仅是自己的主观投射。那时，随着人在生物学上的革命性变化，人甚至可以把“认知终极存在的本质”这一精神任务所要依靠的工具或途径，都预先选定。

062

理解者（“主体”）所形成的投影（“终极存在”）所需要的那种本能或感情（“理解力”），才是那创造了终极存在的大本质（“现象界”的对应）？“揭示终极存在的本质”，是一项灵性任务还是一项智性任务？终极存在曾被认为具有伦理功能和伦理内涵，如果终极存在的本质仅是智性活动的对象，那么当我们没有理解到它的全部内容而仅仅理解其很小一部分的时候，怎能断定终极存在的本质是在那里完整地存在呢？如果予以独断地推定，则又显然超出了智性活动的范围，而成为一项先入为主的“意志活动”了。这好像仅仅凭借智性活动，人们并不能揭示终极存在的本质。而一味抓住某个概念不放，非要为预定的先入为主的“本质”找出一个固定的形式，就会落到柏拉图所说的“影子”里面去，还把影子误作了本体。

为了避免这样的陷阱，需要明确承认“终极存在的本质是伦理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是感情的皈依而非理性的探索”，因此探索工具也就不再仅仅是人的高级智性，而是生命底层的本能或叫做“人的感情”。

问题在于，这种公然的坦诚，会在现今科学精神特别昌盛的时代会引起一种后果：非信仰、非权威。于是，“人们对谎言具有本能的需要”就表现出来了。只有当宣传家们把“主观的投影”说成是“客观的实在”时，人们才会轻信他的假说，而群众对于自己承认自己是假说的假说，容易立即判为“不真实”，因为本能上失望了，智性上也就没有感到乐趣。相反，如果谁敢于把大众公认是“客观存在”的那种“主观投影”直接说成“本来就是主观投影”，那就无异于在那些愚蠢的公众心目中“抹煞了那个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因为公众的爱好总是喜欢把“主观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等同起来，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宇宙存在”中恰恰有整整一半是“虚幻的”精神世界；即超出人的感官现实的世界。

这样，人类的智力面临着无穷宇宙的永恒诱惑，既不能摆脱这种诱惑，又无力满足这种诱惑，人因而成为永恒的饥渴者，就像希腊神话中受到惩罚的青蛙那样。但人类的感情和意志不是这样，它需要在茫茫宇宙中确立一个立足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术语中所说的“建中建极”，这其实是一种创造行为而不是揭示行为。从经验上说，谁能确定宇宙的归宿、终极的存在呢？超越性的哲学因而只能是“以无为本”的虽然从道德的意志上说，人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归宿感。

那么，宗教的尤其是“非赢利的”宗教的最终任务是否上述意义的“建中建极”呢？建中建极的行为，广义上是文明的高级形式，它力图把“精神的归宿”转换为“社会生活的指归”，它对公共利益有宏观的襟怀，而对集团与个人的利益，则有所抑制，这种行为堪称社会规模上而非个人灵魂领域的宗教。

063

依据人性的不同和环境的歧异，归宿之间必有天壤之别，要统一它们是不自然的，且必交付人为的斗争，这些斗争体现了背离灵魂归宿和社会指归之初衷的特性，高级的气质被斗争的残酷性给扼杀了，凶手不是具体可见的势力，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起支配作用的“食色规律”，结果是人被物欲所宰制。

理想的悲剧起源于此：他“走得太远了”，想把精神的法则运用于现实世界的结果，徒然增添诸多的混乱。

064

社会世界的运动，能从精神活动里汲取某些启示，有趣的是，如从侧面甚至从反面汲取启示，其效果反要比从正面结论来的显著得多。这显示两个世界的“规律”大不一样。而沟通两个世界则需要一种极大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足以从内外之向和彼此之际悟解宇宙存在，并印合它。把这艺术的天赋能力付诸实施，也许需要科学的眼光和技术的手段，但要想取得出人意外的成功，指导科学技术运作的，还是艺术式的创造能力。这一区分往往被现代意识给忽略了，人们只顾重视井井有条的推论，而忘记去观看那别开生面的错乱。但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一再提示我们：精神与现实，与艺术之间具有错落乱的关系，所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才是“生生之源”。

第三卷第二章

*三、存在的含义**

065

当人类认识到自己是一种“存在”的时候，他的思想、艺术、科学就开始了，他就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了。当人们开始设想“人类应当是怎样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了，自然而然的生活就终结了。这些进程无异宣告了，能够意识到并反省自己，真是人的特殊性。“人”因此必定包括了“自己与其它存在的关系”。

因此形成了以下三种存在的含义：

一、原始人自然地存在着；

二、文明人思考地存在着；

三、创造者“以自己的特性去改造存在”。

第一种意义的存在，是必然性的阿题，因此必然论者原始人也；

第二种意义的存在，是偶然性的问题，因此偶然论者文明人也；

第三种意义的存在，是创造性的问题，因此创造论者类神明者也。

066

在必然论者、偶然论者之外，我们开辟了创造论者的视界！宇宙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宇宙是创造中的。因此正是在创造中，必然与偶然在生成的过程中，合一了。

几层存在当然就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了，也正因为这样，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从哲学上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在没有遇到显而易见的危机时，人们也不会依据对生活、对存在的理性判断，去重新规划自己的行为、决策自己的反应方式，是的，如果没有特殊困难促成的“危机考验”，人们自然而然地、顺乎习惯地生活，就足够了。

只有当久已习惯了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明显失其效用时，人们才不无痛切地反思，并根据反思的结论，根据失败的体验，重新规划自己的行为，甚至重新塑造自己的感情！

与此相应，凡人只要自身的局部活动正在顺利进行时，便不大会想到“整体”、“宇宙”之类的“类概念”。换言之，当一个人关心“全人类的问题”时，显而易见他对自身的孤立存在或自己小圈子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把他推入一个新的竞技场中。

067

我们进行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

首先，把人的自然而然的存在逐层剥离开来，然后再把它们组成大循环中的连环套，那么就可以发现，当人们自然而然的存在无法顺行时，他才获得了继续进击的动力──向“有意识的存在”猛力前进。当他把“有意识的存在”化为规划和行动之后，改变了他人或自己的环境之后，他方成为“对存在做出反应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从一个思想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其中间环节是“设计者”。但这个循环并没结束，接下来的步骤便是，他开始从“社会反应中的人”升华为某种更高形态的“自然而然的人”，而不是退回到原先较低的自然而然的原始状态下。也就是说，他将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新的行为方案，以形成新式的思想与生活，形成新式的社会关系、文化模式，然后再从这种新习惯中，生出新的自然而然的人，自然而然的存在，自然而然的作为存在的人。至此，由“智力游戏”所画出的连环套，完成了一个圆周的循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文明中的人”，终于有了新的出发点。

从这个出发点开始，他逐渐学会了“忘掉以前的自己”，忘掉以前的世界吧！“我已经死了”，他说。……

068

不错，我们现在正在探讨存在的含义，是基于人的存在。其出发点，只是关于“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这一特殊情景，因此看看其它方面，不难发现人所谈论的那些“脱离人的客观存在”，也都是“以人的标尺为轴心的”，这正应了希腊人的自嘲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人面对万物的存在，其实不是对它们的命运进行“客观描述”“无情理解”等“哲学认识论的概念活动”，而是从它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象和一切的总和。因此，人“通过语言”是难以揭示存在的，只能掩饰存在；“像镜子那样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一语，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们为了达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计划，而施展的战略战术。其目的是把水搅浑，以便“下手捕鱼”，因为阶级斗争论者内心想说的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在这样的混乱中，为了保持自然性质，如果用人的语言去说一点真相，还不如说“存在是无”，即，“存在无法用语言描述”，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就是无。这类有关“无”的肯定性命题，其实是对“有”的否定性命题的展示。然而，如果要把这个小小的展示中的肯定性，无边扩大到一个主流地位（像“存在主义”那样），那么，这个命题本身便成为无意义的，成为“命题是无”的悖论了。

069

“人就是人”或“人就是无”当然解决不了住何人的问题。

当人们为存在，确定了一系列否定性的命题时，才开始给了它一些新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限制”从来都是和“定义”紧密相连的。例如，逐项否定了作为符号而被认识的世界，或说尝试着去逐项否定它：可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因为我们现在所谈论、所理解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不如此，便无法谈论世界。谈论必须借助于理性，而理性的基础是语言、是逻辑、是符号化。因此，这个符号化的世界是个依赖于人的世界，是个幻生幻灭的东西，它不是脱离人的“客观存在”。

070

符号化了的存在不是存在。所以，纯粹的存在因其无法表述，而沦为“无”。但经过了符号化的“存在”，就与生活的实况大相径庭，它告诉人说，“你，不再是某某了，从现在开始，你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号码！于是，人们感受到自身独立的瓦解。

这种忧虑从古代起，也就是自“名”的产生就开始了。难道“我的名字”真的对我那么重要吗？“白马非马”的命题，早就指出名的虚妄。而语言符号化浪潮的第一个惊涛，就使人类失去了和谐的伊甸园，因为魔鬼利用语言的不清晰性，迷惑了人类。符号不等于世界，但人类只能通过符号去扩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互相交流并积累这种认知的成果……不仅通过名词，也通过动词，还运用象征方式和各种抽象出来的概念……人类只能通过“这些”去“这样认知世界”。如果说，这是悲喜剧的基础那么也只能如此了。

我们也看到，人类没有因为这种处境而毁灭，反而依据这种荒诞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也许这一命题正是起着一种解毒作用：否定那种把各种符号等同于存在本身的文明。它强调的是，存在只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任何对它进行表象的符号。正因为存在不等于任何符号，因此表述任何存在都不可能做到客观。哪怕最精密、最神奇甚至达到“超一切理”（禅语）境界的表述，都无法做到客观。画片上的石头只是画片，而不是石头！否则，存在主义者的活动本身就反对了存在主义：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写下这么多符号，因为存在本身是不可说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切历史著作．历史观念，都只是它自己，而绝对不可能是历史！而依据文献进行的所谓“历史研究”只能是“历史文献学”罢了！

071

人们从古迄今所承袭下来的，“我们仍然在进行描述着的世界”，只是人们眼中的世界，而且还是人们语言的世界。人眼人语中的和人们的思想中的世界，连人的感觉中的世界（例如马赫所谓的“感觉的复合”）都算不上，仅仅是在“感觉的复合上再加上思想的复合”，这个“符号的复合”其实是一个怪胎，就是“文明人认识世界的前提”，人对感觉和语言进行解释和传播，就是如此仰仗于“世界的符号化”，但这里的符号，恰恰不是世界而只是符号。如果承认世界上有真理，那么这真理也决不应是“符号化了的真理”，符号不可能是真理，而是不可说的存在本身！例如，谁能说清楚“神的光”到底是什么呢？

072

但从“真理”这一中文名词来看，真理，就是一种“理”，是符号系统，而不是事实。所以，真理本身一向就是一个矛盾的产儿，一个矛盾的词。它既然是客观之真，又怎么能是主观之理呢？这样一来，“真的理，就在存在之外了，真理不再被置于世界之内，而是在世界之外。”如果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与圣经“上帝是在宇宙之外创造世界”的结论很相似了，它认为神（真理）是在存在之外创造并不断改变存在与现象，一切变化并不是由存在内部生发出来，如果不同意这个结论，那么只能说“存在的含义”几乎是无法讨论的。即讨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存在”与“含义”是分属“上帝”与“恺撒”的，不是一回事。把上帝与恺撒拉扯到一起的，不是科学的知识，而是意志的力量。

第三卷第二章

四、宗教、信仰、社会信任与生产力

073

有人认为：特权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社会协作之所以能够成功，靠的是“精神上的纽带，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在言谈中，他们赋予这种共同体内的宗教信仰以超人的神秘性质为二。比如，认为即便把社会生产的产品进行了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而让少数特权者任意挥霍社会的共同财产，那个社会的宗教信仰仍然能够保证这种“社会协作”的顺利进行等等。

但我要说是，这显然低估了人类身上所拥有的自然力量，卫道士们显然忘记了，宗教信仰只是从人的本能中分泌出来的一种东西，尽管它受到社会制约的滋补，但它并不创造或是改变人的本能。论者尤其应当考虑的是：社会性的宗教体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纽带，就其仪式性和组织机能而言，就其成员的情感渠道和就其精神镇静功能而言，是在人的社会性中间发展起来的，它并不能像共产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任意改造人的社会性，因为其维系功能和沟通功能，只能是表层的、暂时的。

074

在“宗教信仰的纽带”这一表层之下，起作用的其实是存在于人性中的那种群体本能和“社会利己主义”（即“个体利他主义”）的信任。是这个心理基础，创造了社会规模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相反，所以，当宗教信仰的纽带还继续发挥着促进社会协作的作用时，只是表明这种心理基础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反过来，当社会信任已不复存在时，当一切都成了赤裸裸的唯利是图和“现金交易”，我们看到，在现金交易场中，常常挂着信仰的招魂幡的时候，宗教又有什么办法“挽狂澜于既倒”呢？

社会信任的心理基础越强大，社会协作进行得越好，就表现出某种共同的信仰语言。社会信任和群体本能，原是两个东西：群体本能是人的遗传因素甚至在哺乳类的亲情关系中；而社会信任，则在文明的环境中发育培养。对人来说，群体本能的先天成份更多，而社会信任，则得力于后天的栽培。社会信任是需要人们花功夫去建立的，这有赖于每人身心深处的群体本能，另方面还要依靠社会的正义和必要的秩序予以鼓励加固，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社会信任是无法确立的。

075

当文明如现代中国这样趋于衰颓之际，必定伴随着信任的解体。社会信任遭到破坏以后，群体本能依然存在，它的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将转而采取新的方向，落实到另外的表现形式上。例如，社会信任这时被严格限定在家族和忠诚朋友的圈子，完全成了个人之间的信任或交往，从而在特定的个人之间构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只在其中奉行信任的原则。结果在关系网里，法律和正义被抛在一边，重视的是所谓“义气”和“交情”，在关系网外，起码的礼貌和社会同情心、责任感，一概受到藐视和践踏。而网内的义气与交情，也是个人之间用来进行交易的筹码，它因此不同于社会信任气氛下广为流传殉道精神。

中国古代的五种社会关系即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就是在缺乏社会信任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即使连所谓君臣，也是一种蝇营狗苟的关系，尤其在帝国时代流氓皇帝的“统帅”下，人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打天下”的游猎态度对待社会，破坏性无与伦比。精神媒介不过是用来进行权力遮羞的旗帜，是可以随时抛弃的。

076

在权力遮羞的意义上，神圣的或世俗的“信念”，只是利益交换的媒介，正如物质商品的交换媒介就是“钞票”。把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是世俗主义和钞票联到一起，初看之下不免突兀，但其实确有其事：

一种信仰之所以成为“生命共同体”中的精神纽带，其前提必然意味着“它被信赖”。换言之，接受它指导的人，到头来不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被“枪杆子里面造出来的政权”给愚弄了。例如，人们先是被“公有制”没收财产，接着被“私有化”开除公职，这种窘境是否属于“上当受骗”，人心自有公论。社会行为者们自身的感受在这里没有价值，这种时代体验，无疑破坏了“马克思宗教”信仰在中国的信誉。因为如前所述，“信仰”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和一个共同体内部在物质交换上使用的“钞票”极为相似。钞票所以被共同体接受为流通手段，说明它受到信任，使持有它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尽管掌握钞票发行权的人（如政府）经常坑害那些被迫接受钞票使用权的人（如居民），是因为自身牟利的欲望，但是“钞票”本身正如“信仰”一样，依然是社会交往所不可缺少的。钞票与贵金属（如金、银、宝石甚至某些原始部落使用的石块、铁块等等）相比，更需要“信仰”的支持。否则，即使最正统、最庄严、最声势浩大的信仰和仪式体系，也都无法起到哪怕一点点“促进社会协作”的纽带作用。否则，社会协作就成了“政府进行的社会诈骗”了。礼仪系统，常常作为信仰语言系统的辅助工具而出现，无论多么完备，一旦失去社会信任，不管这种信仰系统经历了多少年代的发展和充实，变得多么神圣，都无法稳定社会秩序。所以我们看到，文明史上各种信仰系统无一不是终趋衰落，就像是各国货币一样。而这经常是伴随着它们礼仪系统和言语系统的迅速完备而同步进行的。其原由是，越缺乏社会信任，就越需要仪式的庄严、宣传的巧辩，予以弥补，尽管到头来就像是大骗子自道那样“伪装终将剥去”，尽管“隐瞒不能持久”，但隐瞒一时总是屡试不爽，在过程中不断伪装就可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如此一来，伪装一时就成功了一时，隐瞒了一时就是一时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相信什么社会信任，他们只是利用礼仪系统和语言系统，来拖延信仰的死亡，而从来不指望信仰的真实性，所以也就绝对不会为了维持信仰而花费一分钱的投资。

这样的“操作”，当然无法稳定秩序、推进社会协作，因为正是“社会信任”投射到人的意识中，才构成了“共同信仰”，并再度升华为“天命”观念的来源。没有天命（宇宙客观性的）、共同信仰（群体主观性的）、社会信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所有的人到头来只能彼此戒备、虚与委蛇甚至互动刀兵，而断然不会走在一起进行长期合作，而一切富于成效的协作都只能是长期的、不间断的。

从直观的角度说，要完成重大社会事业，当然需要集结大量的人力资源，这正如一位纯粹的精神创造者如宗教家、艺术家、建筑家、诗人、王者等等，也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才能取得精神活动上的重大突破。当然反过来，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并不足以构成精神的根源，否则世界就是雄狮称王而不是人类称王了。正如大量的剩余价值并不能转化出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奴隶创造不了历史，尽管创造历史的那个人常常被暴君赶到奴隶之中进行“全面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全面专政”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文革术语的发明，而且是古来一切野蛮制度的实况，是老的垂死的公猩猩对新兴生命的恐惧和压制。

077

创造性的精神，这是特殊的东西，其发育成熟，诚然需要体力和社会剩余价值的支持，以作为养料和外部的辅助条件。但创造性的精神自身，仍是独特的、自在的、外物无法替代的。

回到客观性的“天命”上说，如果它一旦失去其“货币功能”，不仅主观性的社会信仰（无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会还其本身的空洞无物，甚至连客观性的“天命”都失去任何实在性，难怪“众神死亡”的案例不断发生。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任何鬼故事中“闹鬼”的鬼，都是刚死不久的人，我们很少听说过闹了几百年的鬼，更没有谁真的听说过一千年以上的鬼！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鬼也是有寿命的。时间太久，就是连鬼也会死掉，彻底消亡。再拿各种宗教所信仰的“神”来说，神的寿命无疑比鬼要长，但很少有人发现，神也是有寿命的限制的。神的寿命一般比鬼要长几十倍，但很少长到一百倍。神的寿命从几十年、几百年到几千年不等，但很少有超过万年的神。因为神的寿命就是其信徒的寿命：如果一个神的信徒全都不在了，这个神也就消释了。所以为了神，信徒必须存在。现代考古学发掘出来的最早神像是大约两三万前的女性雕像，但是这些雕像到底是人像呢还是神像呢，专家们还莫衷一是。这表明因为供奉这些神像的那些人死亡许久，他们的神也就不复为人记忆了。

078

任何宗教组织，作为权力遮羞布，它的信仰内容完全基于社会成员的信赖，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时代过去之后，后人将很难理解他们所奉的“信仰内涵”（鬼、神、宇宙法则、社会发展规律等等），到底有何具体的内涵。因为随着旧有的社会信任的瓦解，其怪诞的信仰价值也不再能被后人理解了。脱离了旧有信仰的人们，只会把旧有的信仰及其价值体系，看作虚伪的骗局、陈旧的古董，就像目睹前一个王朝所发行的钞票，已经突然变成废纸。人们看到废弃的钞票，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感，只有文物的史料的价值而没有社会通用功能。其他信仰形式即新形态的精神钞票，取而代之。

079

“生产力”诸问题骚扰了中国二十世纪整整百年。如果就生产力问题发言，我个人认为：它既养育文明，是文明的必要的基础，同时它也破坏文明，变成文明的“克星”。古老的文明大多毁于它所“吃掉”的生态平衡，而“生产力”就是帮助文明吃掉生态平衡的尖牙利嘴。生产力无法直线转化成文明，观察一下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文明在其趋于衰亡的时代，所拥有的生产力都比其发生、发展的时代，远为强大。因此可以说，生产力并不能挽救文明。反过来说，与其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倡导“生产力促进了文明”，还不如像绿色和平运动那样倡导“生产力毁灭了文明”。甚至对于每个具体的王朝和政权来说，情形也是如此。

就中国的情势而言，秦汉时代比春秋战国时代的生产力要强大，比起传颂中西周成康之治的时候就更为超量了。而就秦汉本身来说，东汉末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要比西汉鼎盛时期更为发达，而所有这一切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能阻止汉代文明的衰颓和解体。看看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在帝国晚期，其社会生产力绝不亚于早期罗马，但它却无法重新回到乳臭未干的狼孩时代，重新走向强大。生产力的这种“发达状态”，并不能消弭整个罗马社会面临的浩劫。同样，当基督教世界在七世纪面临穆斯林入侵的时候，不知比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强大多少，但却无法阻止异教徒攻陷圣地、践踏圣地，甚至连四百五十年以后的十字军东征，尽管历时两百年，也无法收复基督教诞生和发育的圣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看看近代也还是如此：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社会生产力，要比沙皇政权最兴旺的十九世纪远为发达，而中国满清晚期的社会生产力，加上洋务，当然比满人入关之初甚至比弘历的年代更发达，起码它还引进了大量的近代生产方式，即机器工业，并大力倡导世界性的新兴“西学”。但这一切，却挽救不了中国社会完全颠覆的厄运。这一颠覆就是百年，迄今没有正常化的迹象。

就这样，我们涉及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即生产力是培育了文明，但不是简单地创造了文明，但同时它也起着一种瓦解文明的作用。关于生产力瓦解文明的过程，我想可能具有四个基本的步骤可以遵循：

第一，权力同生产力的分裂。本来，权力是从生产力中或从对生产力的控制中产生。但权力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的腐蚀作用，在人性中孳生一种好逸恶劳的倾向。两者的结合，使得权力自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从生产力中独立出来，并构成权力与生产的分裂，这最后会导致社会分裂，并以权力的虚荣，破坏生产力的生态基础。

第二，权力中心的腐败。随着权力与生产的分裂，权力中心日益孤立，越来越成为虚饰的东西，成为一种不是为了锐意创造而是为了纳粹消耗的贪欲。权力意图维护自己的吸血能力，即让不断发展的创造能力屈膝，为权力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不顾社会死亡也要巩固自身特权的前提下，权力对生产力的容忍是极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只要有可能（例如可以不受法律制裁），权力就会成为生产力的致命杀手，它甚至不惜通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把你的东西变成大家的也就是有我一份的东西）、“再度私有化”（把大家的也就是有我一份的东西变成纯粹是我的东西）这样一个“共产主义三部曲”，来不断戕害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第三，生产力的破坏或是生产力的畸形发展，瓦解生态、冲击社会，造成革命。由于权力负责维持文明的结构和运转，因此在很多场合下，权力被看作是文明的代表。这样，革命对权力的颠覆，就演变成了一种“自然力量对文明结构的冲击”。它所促成的戏剧性变化，也就成了天道循环中的一种重要节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代中国精神把革命叫作“鼎革天命”，并把革命力量出现在文明市场中的戏剧性场景，看作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星相周期。

第四，革命摧毁了旧的文明体系。正如《易经》乾卦的彖辞所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革命，就是乾元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把上述过程的四节律看作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具象化，其实是本末倒置，被改变的不是什么生产关系，而是权力形态。这意味着在新的权力形式（被马克思主义者误解成“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之前，将有社会解体、文明破坏、人命毁灭的时期。

080

生产力对于文明来说，不仅是保姆，而且是杀手，这初听起来似乎难以接受，但细细想想却十分深刻。因为生产力并不简单直接地改变生产关系，它是通过毁灭生态平衡、迫使社会做出抛弃文明结构的极端决定，来“改变生产关系”的。结果造成“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的悲剧。不幸的是，这种悲剧常在人这一生物物种的历史原野上，反复演出。只是，革命所泼掉的不是婴儿，而是文明的尸体。这也不是什么“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的宿命，从苏美尔人到玛雅人，从埃及人到罗马人都是如此。

实际上，生产力只不过是种工具性的力量，它既非善，亦非恶，既可用来为善，又可用来作恶，既导致兴，也导致亡，就像双刃利剑。各种生产力、各个生产中心，还在彼此竞争的大格局中，加速自己的末日尽早到来。就像是学生都想早日毕业，殊不知早一点毕业离开死亡就早一点接近了。不发展便要落伍，落伍就要被淘汰出局并被消灭掉，这是很严峻的事情，来不得半点含糊。但同时，不发展还有前途，发展了就连前途也没有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现存的文明体系是丧钟，对现存者的幸福是葬礼，划清这一界限很重要，用一句习惯的套话说，它们分别是“外因”和“内因”，外因如贫困可以消除，内因如衰老却无从逃避。这两种“因”，并不像毛泽东的秘书们代他写作的《矛盾论》《实践论》所说的，可以互相起作用，好事坏事互相变。因为《矛盾论》《实践论》的概念虽然是从《易经易传》抄袭所得，不过《易经易传》讲的是“吉凶”，并不是带有“善恶”性质的“好坏”。此外，《易经易传》所讲的是“卜卦”而不是“转化”，卜卦是独特的、主观的，转化是普遍的、客观的，二者不可混同，抄袭需要准确。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会抄袭上述的抄袭，是因为他们交替使用两种态度来解释历史，这就是“生产力本位”的态度和“生产关系本位”的态度。当他们在野时，是以“生产力本位的态度”来颠覆权力；并把生产力看作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以此出发去评判生产关系并企图以此改造整个文明系统。当他们执政后（多数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是以“生产关系本位”的态度来巩固权力，公然号召“用屁股来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权力决定真理），不仅从极端革命变为极端反革命，甚且进而反对一切变革，担心任何变革都会导致他们所擅长的夺权。

081

也许毛泽东是个例外？他不是号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吗？其实这是一个悖论。专政机器的操纵者进行革命？这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原名Eric Arthur Blair，1903—1950年）所挖苦的那种动物庄园里盛行的悖论真理。

道理十分简单：一切革命都是以推翻现行专政为基础的；革命怎么可能是巩固现行专政使之永不变色的工具呢？毛泽东是以自己的个人权力当作尺度，以此出发去衡量社会关系是否合理……显然，这就是其“继续革命”的谜底。如前所述，执政团（“党中央”）是不可能继续革命的，除非他充当革命对象；换言之，执政团从它执政开始的那一天所发动的“继续革命”，实质上只能是“形左实右”的阴谋或是阳谋运动，是名为革命的“反革命”。从这种意义说，毛泽东执政团是“雅各宾党人＋热月党人＋拿破仑＋波旁王室”，难怪其晚期自比秦王嬴政。虽然这也是一个蹩脚的比喻，但至少说明，上述玩意儿的实质都是自我中心的，并以狂热利己的态度进行着理论市场的争夺，而决不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正如古代名王罗马的沉思者所说：“只有当一个不愿意统治别人的人被迫充当统治者的时候，它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继续革命者”真是不想继续充当“永不变色的红色江山”的统治者吗？

082

就历史的已然经验，去评断前人的内心态度孰是孰非，也许是轻率的。但我们的基本立意在于说明：

1“生产关系本位的态度”，是倾向于维持既定的权力秩序，而2“生产力本位的态度”，则热衷于改变现有的秩序”。这两种态度的“理性依据”，都是立足于自身处境的“无理辩护”，是人的动物本性而不是理性能力的表露。

尽管这两种态度及其动力表面上如此相反，其实是互相依存的。“生产力本位的态度”，也许是一种推动力，但是如果没有“生产关系本位的态度”作为规范、为其制定刹车和方向盘，那推动力就会变得相当危险。相反，如果缺了推动力，规范则成了僵尸。

083

文明体正如生命体一样，按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反复流转，没有例外。以个人为例，四十岁以上的人已经进入了“超稳定结构”，但同样一个人二十岁时并不如此。同理，任何人只要不夭折，迟早进入其“超稳定结构”，然后死亡……照此推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臆说的提倡者，当时大约不到四十岁。四十岁以后的人，自身已经进入超稳定状态，因此不会感觉世界变化太慢，而去发明“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理论了。他们老了，就会害怕变化，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超不稳定结构”了。

这种现象从我们上面所着眼的角度讲，也就是这两种态度反复进行较量时，透现出来的脉息或叫“周期”。任何种族的文明史，都是一个不断从创造走向破坏和毁灭的过程，这和种族本身的最终命运完全一致。但有的文明比较幸运，还可以回到再生之路，这和那些种族本身的命运也是一致的。

084

我想，各种学说、各种制度，以及创造了学说和制度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在文明的毁灭和再生这总纲下，展开自己的细目的。两个对立的半圆构成一个统一的圆：细目的冲突，成全了纲领的一致。正负相抵，构成一个零。也可以说，这是对中庸之道的理解。研究颇富象征意味的“零点”，并用零点哲学的眼光去扫射我们寄身其中的文明体系，是件超然之事。它的难度惊人，但同时也揭示了零点哲学，也就是一种最善于理解人的哲学。理解人是最难的，而理解了人，也就意味着理解了一切。

第三卷第三章

*一、关于真理的探讨**

085

人生来具有寻求真理的禀性，这是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于是“一个献身给真理的人”成为对人的最高评价。但“真理是什么呢”？罗马总督彼拉多这样质问耶稣基督（见《约翰福音》三十八章）。人如何献身于真理而又不陷于自相矛盾以致流离失所的窘境呢？这些话题，以前有无数智者讨论过。所以，耶稣的仁爱真理却被组织和政权给导向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一如释迦牟尼的无我真理，却导向了以关心自我拯救为基点的有我之境，这也许不可避免，但对于人性实在有些讽刺意味！

086

“献身给真理”的观念，似乎把真理给对象化甚至偶像化了，而同时又给追求真理的活动带上了某种“祭祀”的味道，其结果是把哲学变成了一个祭坛，而哲学家就成了血腥的祭司。因此，这个观念似乎使人回到了中世纪的神权意识，甚至回到了韩非以前的时代。早在法家那里，“真理”作为本体已被消解了，变成了治世的工具，而善恶之性及惩罚原则，则成为治国烹鲜时的铲刀。

那么如果人是“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又如何呢？其实，这个看法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结果，事实上，人这种生物并不能从万物中分离出来，而假如这样强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自我中心观念之有害性”，那岂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生物只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是依附于地球外表的薄薄一层霉菌一样的东西。

这种处境对于人间流行的自我中心观念也许是个无情的嘲弄，但既然是嘲弄，就不能是无情的，所以连人类的上帝都有人类感情！

087

人在神明中间埋藏了自己的愿望，所以这种愿望只能落空。“人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是人的自我意识；“人又和宇宙万物连接着”，才是自然的存在。

有时，人需要用存在的压力来抑制意识的苦恼，而通过论证人与宇宙万物连接这一事实，可以缓和人要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能冲动（它现形为“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焦虑和苦恼，以此淡化那“命定的分离运动”所造成的罪恶感。为此，人特别强调了自己的“选择能力”和所谓“行动的余地”。

这无异于“以恶抗恶”，即“以意识去对抗意识”。但对抗意识的意识，也并不是“客观真理”存在，尽管人们喜欢如此自我标榜。这倒使我想到，有人并非缺乏智力，不能体察自己的学理所居的矛盾处境，而是不敢面对自己身体所居的矛盾处境。他的学说与他的身体是如此不一致：有良好的说辞，但那是为了说服别人，尤其是为了向智能中等以下的人去推销这些说辞，就采取投俗所好的销售策略，害怕失去听众就像害怕失去顾客，表演意识就像招待意识，学者们成了应召女，学说的纯粹性和不相关的事硬扯在一起，这种论辩风格和学术研究的所造成的“方法论”正在毒害我们的时代。学者们热衷于制造文凭，就像文革期间热衷于焚烧书籍，广泛的运用收到了预期的成效，那就是饥民的“发展战略”。现在甚至连饥民在行乞的时候也自称思想界的泰斗，真使人感到费解。

如果“思想界的泰斗”把自己的“理论应召”仅仅设限于说服一般的听众，而没有更高的期待，也就无从以真诚的态度和坦白的证据，去说服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也就无从以此推动一个富于扩散力的高级精神运动。要知道，智能较高的人能够独立思考，他们很难被大众宣传所说服，尽管这种高智能的人为数不多，但却是最宝贵的读者，他们是思想的种子而非思想的土壤。

思想的传播者则略微不同于上述的创造者，传播者相当于土壤（低智能大众）改造家，而非品种（高智能人物）培育者，而在高智能的人看来，不论人们怎样执拗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以此创造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不论人们如何放纵自己的欲望，如何表现出“恶”的特征，人和他生物兄弟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而为宇宙献身”！这不能责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而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圣经的作者智慧远在《老子》之上，他说创造者如陶匠有权利打碎自己制造的陶器重新创造。老聃则抱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可是现在竟然有人信口开河，说老子笔下的圣人和圣经里的耶稣基督十分相似！耶稣基督可不是像老子的圣人那样，牺牲别人来为自己献祭，相反，耶稣是牺牲自己来为世人赎罪（至少在教义上如此）。那么谁拿耶稣基督比作老子的圣人，岂不是说耶稣也像老子一样是为了圣人而牺牲百姓的权谋大师了？这样的人不该在讲台上“传道”、迷惑众生，而应该去写写《耶稣在印度》之类的小说，为敌基督者做些宣传。

088

回到刚才的话题，深入一层，不管人类如老子的圣人以多么凶暴的态度去牺牲同类和其他生物，也不管他如何热衷于破坏自然秩序和生态平衡……他在更高的意义上，都在躬行着宇宙的最高旨意。忠实担当自己刍狗的命运，仁爱地或乖戾地“为万物服务”，即“把万物推入它本来的宿命”，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人没有能力摆脱生命之链，即便他自杀了，他还是死在链条之中而不是之外？人也没有能力摆脱宇宙循环的锁，即便他胜利了，他还是被束缚得更紧？不管人们怀着恶意还是怀着善意，都一样，是“在不同方向上以不同功能”在为万物服务？狼即使吃了羊，也是在为羊服务，因为狼吃掉的是病羊弱羊，结果使得羊的种族更加富于活力？这就是我们时代对“服务”一词的特定理解。“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也应该如此理解，方不致使人困惑。

089

有的人愿意“为人民服务”（如饿狼为病羊服务），有的人却不得不被别人服务（如羊不得不被狼服务），因为每个人生物冲动的形态有所不同。正如不同的种族集团相遇，其冲动也会采取各异的方向，有的掳人像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有的被掳像中国人遇到俄国人。正是这些纷繁杂沓的“不同”甚至“相反”，促成了更高水平、更大活性的大同状态。大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经常是血腥的现实。不同冲动、不同意愿，不同意识形态，在血腥的存在领域获得了无情的大同。所以我们说，意识领域不同的国家，在统治人民的时候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倒是经常地惊人地相似的。

090

古人认为“太阳每天都要下降到深渊里”，今人认为“人类的精神习俗也在重复太阳的陷阱”。

心理学家证明“语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所以意识与存在的混用是无所不在的。就拿由来已久的“真理”一词来进行小小的解析，即可证明此点。真理一词是由两个部分合成的：“真”与“理”，什么是“真理”？常人根据祖宗传下的语义，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但这种说法却无法说明真理到底是什么。因此，古往今来有关真理问题的探讨，始终没得出一致的结论。如果把真理一词中的“真”作形容词看待，则只能得出“真理是莫衷一是的道理”这样的结论。因为在一些人眼中看成是真实的道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往往是虚假的道理，最后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只得诉诸论辩以外的方法去解决争议。要解决真理问题的歧异，必须还“真”以本来面目：它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名词！所谓“真”就是“本真”，即事物的本相。这样的这里是指事物和存在即使脱离了人的意识依然能存在的那一面相；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形容一种认识，说“这种认识达到了对事物的真实认识程度”，就等于说这种认识揭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真就成为本真，是事物的本相，是不折不扣的名词。而“真的”这一形容词，反是从“真”这一名词派生出来的。它的意思是指那种和事物的本相、本真极为相似的认识状态。所以，当人们说某事件是“真的”，实际上是在说自己对这事件的语言描述符合这事件的本相。

很明显，在概念的构成上，“真理”一词具有双重结构，它是“真”与“理”的复合，而绝不仅仅是对“理由”的一种形容或赞美。在早期文明所拥有的比较健康的观念中，“理”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它指的不是人为捏造出来的一些说法，而是指对本真、对事物本相的一种摹绘。也就是说，在原始质朴的时代，人们发自本能地认为，“理”乃是对“真”的一种表达和描述，在那种文化时代，人们所说的“理”即相当于今天流俗所说的“真理”。那时质朴的人们还无法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歪理”。但是语言的发展把这一切全都颠乱了，人们开始认识到“理”并不对本真、本相的无私摹绘，而是完全可以用来促进自己的私利的一种诡辩。而且，可以用理去折服他者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在谈判桌上可以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从此以后，“讲理”就成了一项专门的技术，而所谓律师就是那种“雄辩胜于事实”的家伙。

091

在语言发展的推移中，各种诡辩的学术应运而生，其最高境界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叫“唯物辩证法”，它把“理的淳朴性”完全打碎，代之以“理的征服性”，理变成了“明火执仗”中的那个“火”，即火把，是用来照亮征服道路的。人们开始反省到理的荒谬性，于是开始用形容词去区分理，把它们分别叫做“真实的理”或“虚假的理”。流俗所谓的“真理”就这样诞生了。

在类似的过程中，“道”也落入了相似的命运。

本来，“道”指的是可以支配和正在支配宇宙的命运力量，是人的知觉无法直接捕捉的力量。后来人们发现，通过人们的嘴说出来的“道”，和人们心灵中升起的“道”，是不同的。人们心中的“道”和作为本真本相的“道”，又有距离。于是，人们困感了。结果只能是对心中的“道”，产生了不信任；对只是在嘴里说出的“道”，谁能不投以怀疑的批判呢。于是，“道”也分化了术，分化为“正道”和“邪道”……但是，我想，在现代人冠诸别人以抬高自己的“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等词汇的背后，“道”的原始意义是否已经微乎其微了呢。古代文明的淳朴创造者，还没有那种想到要故意去设计一种“邪道”，他们的道，还是自然之道、宇宙之道、本真本相之道。也就是说，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的道，他们还相信自己说的话。

092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只要透视一下“真理”的本义，就会发现真理是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结构，一个是本真、本相（“真”），一个是对本真本相的理解和认同（“理”）。如果我们把“真”看作是存在和现象世界的最高典范；“理”就成为“真”的无私表述者，真与理似可并列为“真理”：它们代表了“存在”和“意识”这两个领域中各自的典型。（尽管并列不等于通融，更不等于混同；不周层次在事实上是无法合流的，我想指出的是：把真和理的这两层放在一起，只是假借罢了；如果要等同二者，正如下愚的精神生活中如此不断地误用，却是荒谬的。道理简单，“真”代表本原、绝对、自在的存在；而“理”则仅仅是表象、意见、看法而已，是相对的意识，是人对真的一个并不稳定的认识。而以下愚的方式泛泛使用“真理”一词，就等于把绝对存在与相对认识混合起来了，这就制造了大量的谬误。文化毕竟不等同于荒谬，在对真理的误信与误用中，实际上隐藏着文化的杀机。

现代哲学的众多流派，不管它把现象世界看作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共同承认一点：即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相对而又有限的；是不完善而又有待改进的……这就是各种“理”的现状，要优于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十九世纪思想的地方（至于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基本上是用于论战的道具。斯大林主义只是列宁主义的教义化形式。而“毛泽东思想”则是教义化形式的延安变种，“邓小平理论”则是变种的“改良”）。如果我们不是谨慎地使用“真理”一词，结果反而是以绝对肯定的方式否定了外在世界可能具有的真实性。

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认识丝毫没有达到终极态的可能，至于将来能否达到，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人类的理再是完美无缺、逻辑严谨，还是无可与宇宙之真相合，若贸然以二者等同并论，显然是下愚。

到现在为止，“真理”一词已经向我们的头脑展示了如此深刻的二元性质。

093

关于真理问题的历史纠纷，则起源于对“真理”一词的滥用，起源于混同“真”与“理”两大界域的错觉，起源于人们只顾追求而不惜动用任何辩辞的急切。

我们既然点穿了“真理”的二元性质地，就明白了所谓“杜绝不了的不道德的事”，是一种存在，属于现象的世界，接近于真理两层次中的“真”；而那“不许可不道德的事”这一禁令，却是属于表象世界，是一种意识，接近于真理两层次中的“理”。

如此，则某事不论其违背道德或合乎道德，同属“真”的层次，而批判或赞许则同属“理”的层次。真与理总不相合，也不能说是一件不幸，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经常体现为“不真实性”，尽管它时而拥有改变存在的能力。

例如，把欲望这一“真”一分为二，列入两个“理”为“爱的欲望”和“贪欲”，正和把理分成“真理”和“歪理”，把道分成“正道”和“邪教”一样，是人的意识，其根源是满足那终极期待的冲动。这尽管表现了人类思想的活力，却不表明人类思想是合乎真实的。欲望就是欲望，岂有它哉？只是根据一些意识的教条，人们才厘定欲望的性质为“爱欲”或“贪欲”，只是根据神圣的信仰，人们才把“牺牲万物”和“为宇宙献身”区别开来。

对沉默在现代漩涡中的生活者而言，意识的这些分类有其文化导航的功能，但对一个中立的观察家而言，这却是虚幻的。这一切都是思绪，与宇宙的存在并不相干。存在就是存在。用全面专政者术语说是它“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因此，它本身是属于“恐怖的大同时代”的，尽管它会表现为“不同”和“相反”。不同和相反的显现，说明意识在追逐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互相较量中的真理”？

094

在“真理”问题上，哲学阐释学可谓行家。然而再过一百年，人们将怎样看待哲学阐释学？看待这个解构主义的刽子手？

也许伽达默尔在一段话中所表达的那种希望，将是最有预示性的： “当科学发展成全面的技术统治，从而开始了‘忘却存在’的‘世界黑暗时期’，即开始了尼采预料到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人们就可以目送傍晚夕阳的最后余辉，而不转过身去寻望红日重升的最初晨曦吗？”（《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这位老人在盼望着最初的晨曦呢！也就是盼望结构的统治，而不是解构的自由？

只是伽达默尔忘记了：尼采并不仅仅“预言未来的虚无主义时代”，尼采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而他所唾弃的上帝，也就是他的祖祖辈辈曾经由之乞食的救主，就是结构的象徵，世界的创造者。到伽达默尔的时代，尼采所说的“未来二百年的虚无主义”恰好过去了一半，这个一半是由尼采主义者们统治的，他们用革命与战争，举行血腥的宴会，招待资产阶级也招待无产阶级，缔造了人类最大的屠杀工具，“革”了数十亿人民的“命”。伟大的导师尼采同志！不论你的党徒叫做布尔什维克还是叫做法西斯或是纳粹或是恐怖份子，不论你的崇拜者是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或是第三世界革命者（中国的那几位我们都懒得点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倒都是些绝望的虚无主义者。用你的徒弟列宁那句著名的绝望语言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

如此恶梦般的一百年过去之后，还要有一百年的虚无主义将要横扫一切？于是人们只能希望，但愿这将是伽达默尔的比喻所说，是“夕阳的最后余辉”和“红日重升的晨曦”交相吸引人心的时代。这样疯狂的双重引力，却在分裂现代人的精神。

095

在我们看来，夕阳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的象征，而红日则是上帝、良心、文化活动。在我们看来，哲学阐释学及其解构主义，不过是对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的一项补充而已。这正如科学主义、技术统治、生产力专政，确实摧毁了神秘的信念及其对精神客体的信仰，从而开辟了虚无主义的思想墓穴甬道，哲学阐释学亦不失为虚无主义交响乐中对应于技术统治的那一组和弦：所以“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伽达默尔如此坦白地写出。

这不由地使人联想到，“效果历史论”的意义，对“意义实在论”者来说，是毁灭性的也即是虚无主义的，在此，效果历史论非常接近韩非在《五蠹》中所指责的“儒以文乱法”。当然韩非的解释是直线性的因果论的：“儒以文变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事实上，很难以逻辑推论说清楚，其间的因果关系，例如人主的礼待儒侠之辈，到底是乱因呢还是乱果？

但韩非描绘的现象却是清晰异常的：“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这是一个“效果历史”、表演意识和大众明星宰制人类精神的时代，“宣传小册子满天飞”代替了“经典治国”，结果是把小册子奉为经典。例如，好像是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这样的小册子混编欺世盗名也不够轻薄，于是干脆来个《毛主席语录》才名符其实。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干脆让位给希特勒《我的奋斗》，因为我的奋斗岂不就是“高级物种如雅利安人或先锋队组织的统治”？

096

在我们看来，客体在意识中的消解，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病，而已构成文化革命（即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文化屠杀）中的一页血腥命运。例如，在“颠倒历史”的闹剧中，就可以明晰感觉到“效果历史”正在沐猴而冠的先锋队（纳粹叫“冲锋队”）脚下绵延不绝，“破四旧”的结果是用石器时代的玩意儿（如集体游行、广场检阅等等）取代了铁器时代的古董。除此之外的“重大的突破”并不存在。

正是在世纪之交，可以解答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著名难题了：“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恰恰是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对一切理解中效果历史要素的根本洞见具有了可能。”（《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当然，不是根据他的解说，而是根据五百年来西方精神堕落的抛物线。

要透彻理解现代阐释学的性质，必须缕一缕它的前身“古典阐释学”。像现代文化的各个分支一样，阐释学也扎根于“中世纪的黑暗中”，它最初是“文献阐释学”，目的在于考证、整理、注疏古代的文献包括世俗的与宗教的。后来，“教义阐释学”开始兴起，主要围绕对《圣经》的义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所说，理解的现象和理解者正确地解释现象，不单单是所谓“精神科学方法论”的专门问题；自古以来，这些现象就催发出种种神学上的和法学上的阐释学。与其说这些阐释者家具有明显的科学理论特质，不如说这些阐释者是与依循科学的法官与教士们的实践活动相适应的，并为这种活动提供依据的。

097

对比一下中国传统中类似于阐释学的那种精神方法，就可以发现欧洲的文献阐释学较为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派，它主要是以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文献（欧洲的古文）为对象；而所谓教义阐释学则更近于汉代的今文经学派，它主要以基督教二世纪的希腊神学文献（欧洲的古文）和中世纪拉丁文化（欧洲的今文）为对象，和中国的今古文之争这两套方式类似，希腊与拉丁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而现代阐释学，即所谓本体论的阐释学（其代表作是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与王弼等人的玄学经学派以“易老之理”去解释儒学经典的做法，获得了各自历史的相似性。这也可以暗示，“效果历史论”的历史意义，正是一种解构的功能，它展示了某种类似玄学洞天的效果，最终必将导致文明结构的全部夷平。

而从历史所提供的事态看，正如哲学阐释学的诞生是个渐进的、反复折磨的过程，玄学经学派的诞生，也潜伏在东汉的今、古文经学的长期论争之中。而以玄学本体论去解释传统的儒学（而非道家）经典，恰恰是魏晋玄学迈出的决定性杀戮。这一步与其说是与两汉经学（包括今文、古文两大学派）之间实行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两汉经学以玄学形式的最后延续。因此玄学经学派也构成了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中介点。也因此魏晋玄学成熟的标志，不是王弼、何晏等先驱人物的解易，而是向秀、郭象等人的解道（《庄子注》）。

可以预见，哲学阐释学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它之后，现代文明必将走向剧烈的变革，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五百年的西方传统。这将标志，某种异源于欧洲也就是“结构外的”思想方式，或将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全球化的世界在整体上不再单恋认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

那时，中国思想对世界精神的价值，就仿佛是佛教思想曾对中国秦汉精神曾经超过的作用：提供新灵感甚至新规范，我们如此寄望于中国思想，即使中国思想在中国灭绝一如佛教在印度灭绝，也不能杜绝上述可能。

第三卷第三章

*二、人文现象物理分析**

098

全球化时代，现代文明的病症，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病入膏肓，只是病中之人自己还在欢天喜地、不甚了了罢了。

文明病症之一，就是把支配此种文明的精神动力予以绝对化，尔后再以此文明之光去透视一切。其结果，难免发现一切存在都与此文明之光甚为契合。其实，这只是“镀金”，是一种彻底的（即发自心灵深处的）假象。

099

在假象中生活，或至少是部分地生活在假象提供的幸福之中，也许是安适的。例如，死亡对生存的否定、宇宙对人类的优势、物理力量对人文现象的摆布等等……揭开真相是会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心灰意冷的；而各种各样主观的希望，却可以创造一个个“假象洞窟”（弗兰西斯·培根），给人的心智以安慰。这样的“认识”，无非就是提供安全感而已。至于这样的“认识”是否合乎真象，相比之下倒变成次要的了。

100

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是依据统计学的方法；统计数学竟然决定了论点的正确与否，以荒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基点，塞入各种社会材料、社会现象，以佐证自己预定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统计的儿子，其实是统计的老子，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统计数字永远走在事实的前面。如果按照统计数字核算，中国老早就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了，而不是现在的乞丐状态。

这种非现实的“统计数字”，仍然是“属于现实”的即被操纵的，只是由于它孤立化了，并被静止化了，体现出脱离现实的性质。而这脱离现实的性质，正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通过对现象世界的概念化，把生命世界无机化，对心灵进行物理化处理，然后才能做出“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科学分析因而获得了神性。

101

生命现象是不同于一般物质的“特殊物质”，而人又是不同于一般生命的“独特生命”，社会就是由这种“特殊的有机物质”通过其活动组建起来的。这样一来，适用于一般物质现象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面对这种特殊有机物质时，尤其用于社会分析上，难免变得无能，发生许多误差甚至根本无效。组成社会与文化结构的个人，不同于物理世界中的原子，而是有感情、有意志的活体，而且他们的感情和意志是那样不同，因此，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必定产生不同的反应，这就使得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大得出奇的多变性，由此形成此起彼伏的多样性。社会学的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能够把握吗？

面对无法定性定量、难以分类的多变性，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只是擅长于排除或认定，即只能用统计的语言说话，而无法把统计数学显现不出来的各种因素，给充分估计进去。根据上述无能的方法，人们在预测未来时，更多考虑的是稳定性的因素，即所谓“共相”，并假定现实及未来都会按照现在居于主流的形态，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结果就把发展中的转折、把人在面对危机时的特殊反应等一系列要素，给排除出去了。同时，对自己结构内的要素则尽力认定，甚至尽力夸张，把它描写成主导的因素。用这种研究方法去探索大体处于同一形态内的社会发展，成效比较显著，但当超越了这一形态而探讨其他形态时，依据现行形态制定的尺度就会失灵，一切据此建立的预测变得荒诞不经，而无法把突变即巨大转折之后出现的新趋势，给估计进去。“河流都改道了，它还在废弃的河床上测量水深呢！”

按照它的定性定量的预测，黄河本应在河套地区继续向北，一直流到北冰洋去。真的，西伯利亚的许多河流就是如此，为什么黄河不“以俄为师”？

102

不论对社会、对历史甚至对个人的命运，“突变”和“巨大转折”并不罕见，而且经常起到主导作用。假如用统计方法去测量中国战国末年的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社会破坏度并测其预后，那么，就难免会认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相当于秦汉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和人口，都将毁于互相的攻夺杀伐。但事实上，当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人起来著手结束这混乱的时代，把历史推入一个新纪元。社会学的统计方法，又怎能去估计这种变局呢。谁能测出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们的心理承受力到底是“多少度”呢？由此可见，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当然能看到天与海之际的某些秘密，但又怎能看到天穹与汪洋的全景？又怎能预测海潮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种伪装统计学的现象存在。

简单的事实是，同样的统计数字掩盖着不同的态度与状况；而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感受，也完全可以并存于同一的数字中。我们的想法是，数词是共有的，量词却是独特的，量词后面的实体则无一雷同。

尤其是涉及到人的反应时，统计的方法很难测出事物的真值。事实上，统计方法有时故意忽略掉真值，以便把近似值提取出来，为己所用。

在很多场合下，人并没有表示什么，但他却已经成了什么。可统计方法却无从知道他具体是什么，而只想确定他表示了什么。在“表里不一”的分离中，伪装统计学更重视“表”而无法观测“里”。因为“里”较之“表”是远离了感官领域中的可知性，因其不那么通俗而减弱了说服力。

103

统计方法的这些局限性，在以内向含蓄、善于乔装、撒谎成性著称的中国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民意调查流行于西方世界，就不仅仅是个“科学精神”强弱之比的问题，更是个社会文化问题。

这种定性的分类、定量的分析，在方法上的缺陷并非孤立的，而是人类智能活动中比比皆是的局限。统计方法不仅在分析预测社会形态时具有先天的局限，即使在研究过往的历史时也同样受到牵制。在历史学的分析中，弥漫着更多的事后聪明，以弥补人对历史的茫然之感，但仍不足以获知历史的真相。而统治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文献崇拜”、“传说崇拜”、“遗物崇拜”等偏执狂热，却无时无刻不试图以僵死的文献、失真的传说和面目全非的遗物去“复原历史图景”，并依据一些残缺不全、以讹传讹的历史统计数字，去做出狂放的结论。最可怪的是，是专家们还要宣称这些结论就等于历史的真相！

104

“文献”是什么？文献再全面、再详尽、再是实录，都只是程度不同的片断而已。任何文献集成都无法把当时发生的事，完整地描述出来。这其中还排除了由于私利和偏见所造成的作伪，排除了遗漏、记录的散失所造成的断裂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那只能说，即使历代最完整的文献集成，也无法记录到当时历史形态的千分之一！如果仅以文献来研究历代，那也根本不是在复现当时的社会实况。因此，迄今为止，立足于文献研究的历史研究，多少是建立在一种“文献崇拜”的信仰之上。这一崇拜表现为，如果缺乏足以否定文献记载的证据，就必须依赖文献记录，哪怕这一记录是伪造的。

另方面，否定的证据本身，也只能来自文献。结果，既然只得用文献去否定文献，否则便是无根之谈，那么它所依赖的权威依然是那个扮演主角的“历史文献”！文献成了历史的代名词，而历史则不过是从文献中扒理出来的线索、拼凑起来的图篆。

105

脱离了各种文献记录包括绘画、雕塑、摄像等等，人们不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甚至无法对自身的来历有个明晰的概念……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文献的奴役，只得把奴隶主予以神化，以免过分辱没了自己。从此，就产生了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凡是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无形中是真实的，起码是可以作为“凭证”的东西。其实，这种信念是不堪一击的：片面的真实往往是全景意义的谬误，尤其是当人们接触的只是片断而无法接触全景时，好奇的本能就会驱使他以残缺不全去冒充完满，从而陷入幻觉世界。

除了文献的崇拜，对传说的信仰也举足轻重。人的本性中，热爱流言蜚语、不实之词。传说越广，走样越甚，传说因此不仅流行在人们的口头上和故事里，而且盘踞在历史文献中，毒化了人们的头脑，僵化了一根根神经、一个个细胞。通过传说，人们重构了对世界的看法，创作出历史的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经验，难怪心理学者说“语言影响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多种认识都是来源于先入为主的传说，逃避经验的权威说法。只有当后来的传说与先前的传说发生矛盾时，人们才会引起注意，发出疑问，进而才去甄别谁是谁非。……如果关于某个问题只有一种传说流行于世，那么空荡荡的心灵便会毫无防御地接收这一流言蜚语，当作“事实”。传说因而成为一种历史，一种在想象之光的辐射下发生了畸变的怪物。

106

对遗物的崇拜更是荒唐。遗物是褪了色的、锈蚀斑驳之物，它的价值十分有限，但是人的充满着想象力的意识救活了遗物，人凭借梦幻之翼在遗物上涂抹了新鲜的色泽。

于是乎，一种文物越是褪色、斑驳得厉害，就越能激起人们的神秘感和联想力，从而成为价值连城的超值宝物。这真是怪现象：遗迹破碎了，但象征性反而更强，时间的帷幕悄然垂下，在活人和遗物间筑起一道篱笆……人的冲动却渴望穿越这篱笆去探寻宝物，结果遗弃了垃圾被学者当作远古的宝物，拾掇起来。

考古学家好像个个都是恋尸癖患者，他们开棺掘墓，好像早期罗马国教推行“圣徒崇拜”（包括“圣物崇拜”和“圣骨崇拜”）时，到处发掘遗物。正是以遗物崇拜的信仰为基础，重新制作了远古的价值坐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想象，随意向上添置各种什物。

这种“创作历史的方法”，是左中右各个学派的历史专家，都在遵循的一条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一起走着，有分歧、有争议甚至充满敌意，但对这条道路他们却同样熟悉同样安然并倍感亲切。唯有作为历史文献、历史传说、历史遗物的俘虏，他们才能感到自信和安全。

107

无疑，语言概念以及各种分析方法、统计方法，影响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过程，“洞察历史的能力”和误解历史的程度，是相关的。人们一定不要忘了，在人们利用这些方法时，也就被这些方法结束缚住了。方法正如女人，总是在试图反过来控制人并把人的智慧纳入它的圈套。这种痼疾如此广泛，以致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垦殖中，也不能免俗。不论历史学家们的结论“在主观上多么客观”，但他所求证的材料本身，只不过是前人随心所欲的主观产物。只是在信仰其为客观记载的心性之下，这些主观之物才被客观化即普遍的主观化了，甚至被当作“事实”接收了下来。

用遗存现象来冒充历史，后来就演出这样一部滑稽戏：人们越来越深地陷入前辈的遗迹所织成的罗网中，人们把这罗网尊为“历史知识”甚至叫做“客观事实”。当代历史学界的最大癖好，就是无条件地信赖遗物，以遗物去代替历史，所以在历史学界中，考古学的地位最高，在考古学界中，掘墓者的地位最高。这种闹剧说明人们日益深刻地坠入前辈掘下的深井中，还把这眼死井尊为“学术”。这种“文明的趋势”其实是精神死亡的趋势，因为遗物的可靠性，并不比历史文献和历史传说更大，一件遗物乃至大批遗物本身并不能说明过去，更不能说明现在。

108

如果“结论”的得到，必须与遗物和历史文献相合，而对历史文成的审核、甄别、判断以及发挥又成了结论诞生的关键，甚至还要取决于历史传说对我们的意识所施加的催眠和暗示，那么精神的创造力就失去了余地，历史精神的神话基础，就成为活人的主宰者，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图式，就登堂入室，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基础上，文献学者们才开始吸纳各种材料，将之编排顺序，来构成各种“阶级斗争的画面”与“正确和错误的发展史”……总之是全面地阉割历史。在这过程中，主观的动机无所不在，构图的技法终于取代了实际的流变，而文献编纂学，也就代替了历史研究。恋尸癖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无数事例显示，如此这般的“历史”，在现代文明中的性质，已不再是一个“实况”，而成为一种“讲述”，“历史发展”已经化为一个语言陷阱，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人文现象进行无机化处理的范例。

第三卷第三章

*三、符号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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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孤芳自赏，很自然地就把对象都打入了“物质”的另册。既然是对于物质，当然也就可以进行无机化的处理，所以杀人不算罪恶，强迫劳动不算奴役，只是一个计划罢了，就像是任何一个经济领域的“五年计划”那样自然而然，甚至“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口钢牙。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即使在人际交往里，人们也是首先把他者当作物质现象而非精神现象去对待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一词的恐怖主义含义，不过是把这种唯物主义的无机性质、非人性质的倾向，系统化了，并推向了“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一切人性残余”的极端。

110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精神无法把握精神，精神只能通过把握的物质来控制其他的精神，所以强迫劳动不仅是必然王国的，而且是自由王国的；也就是说，对他人进行奴役，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的“自由”的必要基础和前提。就此言，难道艺术不曾把对象予以物质化吗？不首先物化对象，你怎能写出它？不首先把无产阶级当作非人，你如何对他们进行专政，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那位从无产阶级地位爬上来的独裁者终于统治了的所有人都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再对他们进行一概的全面的专政”。

只能这样。然后再通过物化形式去打动另一些精神，动员他们加入，一起参与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在这种“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的过程中，精神的个体性，不知不觉消失在党八股的规范化的表述中，这仿佛是可惜的。但若不如此，它岂不还是会被封死在某位个性的高贵灵田中？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万全之策安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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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并没有过时。它永远隐藏在人性最为黑暗的角落，以嫉妒的红色的眼睛死死盯住一切比自己更为高贵的东西，企图毁灭之，掠夺之。即使如此，我们对红眼病也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也还是有益的。它至少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动向吧！因为我们确信，时代并没有给谁以一种精神，而只是激发了形形色色的精神，然后以成王败寇的方式，“挑选”某一类精神现象，将之册封为“时代精神”。让我们照亮精神的黑暗处，让光明的精神层次（灵魂的等级制）耸立在历史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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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文明社会开始前后，人类已经在扮演着“理性动物”的角色，推算下来，少说也有几千年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一门学术开始冒尖：“符号学”。据符号学的追溯，甚至在史前时代，人们就开始产生了符号意识，因此，符号学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数万年。

但是我想，这种科学式的追认，和现代兴起的“各种学科史”一样，都还是以现代意识为基础的，其图景去古之远是必定的。符号学兴起的大背景也是如此。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竞争的白热化，致使人们狂热地追求效率，而抽象化以及定性定量的方法，则更能保障效率的实现。在现代生活中，对事物即研究对象的分类能力，几乎被看成是一个人的智能标志，例如某位学者对分类和转述的技术掌握得越娴熟，就越被认为是学识渊博的。这是因为人们面对的现象太纷繁了，简直没有精力去思考它们，急切需要的倒是首先把它们“档案化”，于是全球化的世界首先是一个被档案分类的法则给窒息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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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评价一个人“是一个符号”的时候，就含有轻蔑的意思，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形恰恰相反。人们把某人评价成一个符号是在极度尊敬他。不仅嘴上说，而是从心底里把他看作一个象征，还不够，在把他彻底当作一个符号以后，他的价值才会成倍上涨。犯人畏惧警察，不是畏惧其个人，而是畏惧他的符号力量，即他的“警察身份”。而在身份面前，人的本身价值也就默然失色了。例如一个富国的护照可以使乞丐成为穷国的贵客（许多来华的欧美人士就是如此），而一个穷国的护照则能让任何天才人物被各国驱逐甚至押入移民监狱。

与其说是“科学将人符号化”，勿宁说是社会的集约压力和生产管理上的效率需要，对人进行了符号化。管理一个越复杂的机构，就越需要对机构的各部分加以符号化，尽量排除人性的因素，尽量抹掉其本来具有的特性，将之顺利按入模式、以便推动“更有效的管理”。

在人们批评这种不幸时，谁又曾考虑过，为什么这种倾向得以流行并跃居为一个时代（例如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倾向呢？仅仅是一种“迷误”吗？其实，符号化的潮流并不是源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而是基于竞争的压力。不是冷酷的科学把人变成了符号，而是贪婪的人们把同类变成了符号；不是科学征服了人，而是人自己屈服于科学的管理──不是倾心崇奉，而是一心利用。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人自己把他者变成了符号，以便更简单、更有效地去对付他者。

和“外向的”态度相反，人们在内心却尽量避免将自己符号化。这从人们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异化”的议论和恐惧，可见一斑。强调保存自己的精神特性和非符号存在的价值，似乎构成了人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外对内采用的是两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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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符号化的时代，当然不像考古学和恋尸癖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业已由来上万年，而是近两百年内才开始逐步强化起来的。甚至即便在这个最近两百年内，符号的标签也并不是始终都在统治一切的。符号无法杀死、固定人的精神，符号无法削弱人对人的占有欲。相反，符号不过是人类行使自己的贪欲时所运用的工具而已。符号化的表现，仅限于推动群众对他人施行异化或诱惑强者异化整个社会的野心。但符号化不可能是彻底控制人性，其表征之一就是心情的冷漠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它使人孤独、窒息、厌恶生活，而这，则会反过去破坏对符号化的极权统治的基本信赖。

115

符号化与工业化、都市化的压力一起来临，形成一种人际沙漠，导致现代人在内心深处的孤独，无法缓解的绝望症，使得每个人都渴望自己非符号的那一面，得到他者的承认、尊重和同情，这甚至构成了各种卖淫行业的勃兴，从影视明星到发廊小姐，都在从事所谓“理解万岁”的活动。这一口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根源，就是都市化带来的极端冷漠。然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尽量少花费力气去对别人做出“理解”（其实是谅解）。于是，人人都在叫喊孤独，但人人又都不肯去为别人解除孤独。

结果能在符号化、概念化的操纵以外去认识社会，只是极少数智者的专业。与此种心理倾向相合，每个人都梦想获得自由，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想要限制他人的自由。现代中国人所理解“自由”就是喧宾夺主；现代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就是造反有力。例如毛泽东主义者一心一意要限制整个社会的活力，以便把垄断的权力留给自己。同时，他却强求整个社会容忍并支持他“限制社会自由的自由”。

这听起来矛盾极了，近乎不可思议，但却是自我中心这一生命本能在工业污染时代的特定体现。其实正如前面所说，对人进行符号化，决非科学之过，而是人本身的贪欲所致，这一贪欲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就体现为滥用符号，这一贪欲就像原始人对待神灵与自然那样，来对待科学与社会，在将外物绝对化的同时，外物却显出了它的虚幻性。但这种科学的偶像崇拜，并非神灵与科学之过，而是人自身的态度所致。例如“杀死了上帝”的，其实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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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中世纪之宁静的力量，难道是科学吗？

科学不过是人们在争取自由和权力的双向奋斗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系统而已，它本身没有独立价值。除了极少几个浮士德那样狂热的科学使徒之外，人们现在利用科学就像过去利用上帝，既然如此，怎么是科学杀死了上帝呢？

在我看来，即便是最狂热、最虔诚的科学使徒，不论他们在心里怎样崇尚科学的本位论，但在社会行为上，他们依然是把他们所占有的（或极端雅称为“献身”的）科学活动，当作一项权力或一项自由去大肆行使，这说明了科学的工具性质。我想不论多么坚决的人文主义者甚至信仰主义者，都承认符号的效率，承认符号化有助于减轻人的重负，降低体力劳动中的重复与浪费，符号体系因此显现为不可废弃的有效工具。现在的问题在于符号化的广度，存在着广泛争议。有人认为符号化不该无限扩张，应当有个界限。如果像极端的符号学家那样会主张符号的超界性，以致认为人的世界即符号的世界等等，就将走向人性的反面，例如符号的滥用加重了人的孤独感，诱发了大量的心理障碍和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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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宗教以及各种高级精神的需要，不是符号体系所能限制的，相反，是它们改变了符号体系，是它们运用符号达到了意识的交流。唯有在意识交流中，人尽管被符号所缚，但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人性。说到底，符号也是人性的派生物，符号虽然限制了人（例如古人早已认识到语言符号对思想表达的牵制），但人还是能在语言之外获得自己的“冥想世界”。

尤其在人际交往构成的社会生活中，文字的、表情的、声音的、造型的……符号，终究是意识交流无法离却的工具，它们充满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在一个开放社会或试图开放的社会中，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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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符号的统治地位则多少应该受到一些挑战，例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式的终极交往，就是超越符号的，然而却能补充社会交往中难以避免的怨气、敌意、孤独与烦恼，为人的心灵与人的实存，提供一片难得的净土。所以耶稣说“天国在你心里”。在这种人与自我、自我与上帝（或曰“人与大自然以及终极存在”等等）的无障碍交往中，符号成为彻底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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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存在”事实上是由两个单元构成的：现实世界和意识世界。在社会中活动的意识，因与现实世界有密切关系，而成为一种“公共精神”。社会活动使得附属于它的意识活动，特别依赖于物质化了的形式。例如，谈话是通过声波的振动实现的，读书是通过油墨纸张等可感的存在去实现的，听音乐、看图画、举行宗教仪式等社会性的意识活动与文化活动，无一不是借用物质为传播媒介而实现的。

对于人的心智，要有效交流就需要借助物质力量，就需要可靠的技术手段，以获得可靠的信息，而信息，则不得不以符号体系为导体。但在人的意识世界内部（即在宇宙存在的非现实世界的另一半中），却存有某种不依赖可感性而传播的自由，亦即可以脱离符号而存在的自由。有许多意识，是无法用符号体现并传播的，因此，它只能秘藏在个人的心中，与他俱生俱灭。这种东西超越了符号因此也超越了时代，从而成为“永恒的”，与人本身同样古老也同样年轻。

第三卷第三章

*四、医德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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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头脑是电脑很难模仿的，其最大难点之一就是，人脑可以受到“神秘启示”，而电脑却望尘莫及。所谓神秘启示是指：接受的讯号是甲，发生的感应却是丁。这就是启示。神秘启示正是运用肉眼不见的形象，去启示只有心眼才能想象的来世。

有宗教的启示录，这并不奇怪。奇怪甲是，还有“科学的启示录”。例如，人们从科学的系统中发现了艺术之美、性灵之真，甚至在无情的科学中找到道义的热忱！一切“绝对”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任何绝对也可以被人所软化，就像童话里的“冰姑娘”一样，终究受到阳光的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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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往往是和非人化同步的，唯物主义往往是和“缺德”同步的。有个问题共同困扰着每一个现代社会，这就是唯物主义阴影下的“医德淡薄以至消失”，医生成为冷酷的凶手，护士是则是折磨病人的干将。正是在这种趋势中，人们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急剧衰退，感到了忧虑。医护人员从事的工作，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和幸福，因此，医护工作不仅是一项职业，而且直接意味着生命的维护。可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水平竟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成为反比，无疑给维护生命的事业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然而从社会的其他层面去观察一下职业道德的淡薄以致丧失，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此，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们，如果结合其他领域中职业道德的失落，当更有把握弄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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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观察者认为，医生道德水平的降低是与国有化的医疗制度相关联的。根据这种观点，国有化的医疗制度使人丧失了主动精神。因此，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亦随之失落，职业道德也就随之失落了。此外，国有制度还在无形中鼓励了懒惰和平庸，它吸收并保举了一大批凭着私人关系而不是技术能力的庸医进入医疗岗位。这些“职业杀手”败坏了医疗空气，并压制了和排挤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整个医德就被这些白衣魔鬼给腐蚀瓦解了。

然而，对比一下国有化制度之外的英国和日本的医疗事业，同样也存在深刻的弊端，这意味医德日下的势头，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堕落的现象”。因此仅仅从医疗制度上探究医疗弊端的根源远远不够。因为科学精神和技术科学过于细致的分工，促发和助长了人性的盲点，看不见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一个人，而只看见一个肉体，一个物质，和实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这一“看见”正是科学方法论必定会得出的魔鬼结论。既然科学的基础，就是非人格化；那么医学沦为魔鬼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医学和魔鬼学都是主张尽量少用人的感情需要去左右科学的推论和技术的运作。而如果遂行如此逻辑到底，其后果必定就是把人还原为一种有机物质，人的特殊性在科学之光的辐射下，将几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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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每一个医生的恶劣的职业态度，都对医生伦理观的丧失这一现代悲剧负有责任。而如果我们推敲一下其逻辑，就知道这是把医生的态度归结到整个现代文明含有的普遍唯物主义倾向：“轻视生命”。然而，什么叫做“轻视生命”呢？如果说医生的职业就是轻视生命，这当然无法令人赞同。是不是一定要对垂危的病人大动感情的医生，才算没有失去医德呢？相反，如果一个医生大动感情还可能会牵制其技术力量的发挥。在现代医疗惯例中采取“亲属回避”的原则，尤其在外科手术中，不给亲属主刀是一个惯例。这是要防止他因感情受到影响而导致手术失误，这种惯例与法庭审理案件时的亲属回避，用意虽然不尽相同，但在要求主事人摆脱个人感情的羁绊上，却是一致的。这当然不能叫做“轻视生命”，否则，“轻视生命”一语就成了一个模糊得失去边沿的指控。

如此看来，所谓“轻视生命”，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生命的一个新见解之上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要想恢复传统的生命哲学，恐怕是充满了困难。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的发展，揭穿了生命的神秘性。另方面，农业和医学技术的发展，又促成人口爆炸的局面。生命诞生的神秘性既然消失了，又继之以人口膨胀的困扰，人人都生活在人海的动荡中，大家堆在一起互相竞争有限的资源，因而大家都感到世态炎凉、茫无归宿、缺乏稳定的一席之地。于是一种在城市文明中表现得特别强烈的冷漠，漫延到了几乎每一个文明居民的内心深处。这种冷漠，既体现为又被解释为“对生命的轻视”。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现在，“生命”不再是一个稀奇的东西，而是一个讨厌的东西，难怪生命价值直线下降，甚至成了难以逆转的趋势。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反复论述的，其实就是这一“人口价值律”，人口像是牲口一样，都是有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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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事物的“精神价值”，是与这一事物“未被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以往的宗教与哲学中，无不给予过生命尤其人的生命以颇高的评价。但那是出自古老的神秘感，出自对生命诞生的不解和幻想。可是在现代科技活动中，人们不但解释了生命的形成，且能透过实验方法做出来给你看，如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就和牛马的配种完全一样吗？甚至更不自然，更可以操纵。你说，面对如此具体可见、可以重复制造的生命，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还有什么和“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神秘感只能寄托到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因而是超越生命的观念上去。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实存的生命的意思。相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当然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恢复对生命这尊古老偶像的原始崇拜哪怕再多给它几顶文明的桂冠，恐怕已经绝了路。即便求助于类似柏格森所谓“生命之流”式的玄虚狂想，恐怕也是枉然。因为生命的神话被生命的科学取代了（而不是杀死了）。已经破灭了的神秘的大生命，却没有途径下凡来，超渡身处异化绝境的具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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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观”到底意味什么？用一句老套的话，它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促进人生幸福的杠杆呢还是一个应该无条件为之献身的偶像？即使独裁者能在新的时代恢复旧的伦理，他能使复活的旧伦理再度复活其原有的功能吗？如果能够，独裁者就不需要集中营与劳改农场来强制推行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运动了。

在新的多国条件下，旧的一国规范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这种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国规范还有一点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为研究旧人类缅怀旧事物的反动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当然也是血腥味十足的素材。孔子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绪兴许是高尚的，因为那只是思想家自己的高兴，对社会却说不上有害。但是专政者就不同了，他手中的刀枪使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变成“十年浩劫”和“百年孤独”。而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并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东西，而是一种反扑回来的东西，例如，袁世凯没有做成的“窃国大盗的事业”，毛泽东却做成了，而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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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医德的淡漠与丧失，也是在古代中国早就发生过了，可谓“文明晚期现象”，它表明社会的急剧滑坡使传统的伦理规范已不堪重负而支离破碎了。就道德史来说，现代世界面临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混乱时期。这个大时代的特点，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使得中人四顾茫然，愚人无所适从，智者则甘心堕落、与宣传家看齐，沦为大众偶像。没有一个人能在内心深处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就是现代社会！一种掩饰不住的惶惑，驱逐人们逃离家园。

但未来却是不可知的，这不是出自虚无主义，相反，未来是有待于现在的人去创造的。探测未来既受挫折，顶着生物的惰性本能，人们就把眼光自然逆转到了过去的时光，想从业已消失了的旧梦中寻觅某种稳定感，人们更乐意依据已然的坐标去判断变化中的现实，人们害怕自己手中握有那种可以开辟未来世界的巨大梦想。

把人看作一种物质，这诚然是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方程式，是人世间悲喜剧中的闭幕。其出现，说明人类已经拥有了多大的自我批判力。但人世间的悲喜剧并非始自今日，只要人不绝种，悲剧也好喜剧也好，还会不断地延伸下去。剧种可以变化，但演出行为却是恒在的。难道不把人看成物质而把人看成上帝，就好些吗？悲喜剧的讽刺性不会就此消失的。反之，如果把人当作物质，就一定不能树立一个新伦理的规范？我猜想，由于伦理实践与科学认识之间的二元性质，在一个消解了人化的宇宙本体的认识论基础上，是否绝对不能建立人格内涵的伦理规范？毕竟，没有人格内涵的伦理规范，说到底是缺乏凝聚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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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神话曾讴歌“众神的末日”，今天，生命的末日也来临了。因此，现代精神生活的一个严肃任务，就是在道德方程的废墟上勇敢向前而不是向后，以便为新魂的出世，廓清障碍。这样，伦理学才不至于沦为“旧时代的回声”。

可怕的不是缺乏规范而是缺乏力量，可怕的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少活性，因为后者总能带来前者，而前者若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则是可悲的。

当“力量”这个辞被理解为对他种力量的制约、削弱、局限时，它就起着规范的作用了。它已经预设方向，且成为固守自己方向的力量。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它本是无尽头的。但人的欲念却为它制定了一个尽头（教义规范），形成了僵死的结论。但思想之流终究要超过论断之结的，无数的结加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流。

第三卷第三章

*五、压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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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现代文明中的教育事业，已陷入病魔的手中。

这些病如此深刻地困扰着现代各个民族的生活，以致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之故，各个文明社会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酝酿着某种程度的教育改革。对于本来就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系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受到现代教育之弊的困扰和束缚，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从教育事业的侧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及其诸多纠纷的历史。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暴力夺取政权后就干脆封闭了大学，造成许多人间惨剧不说，更重要的是像蒙古入侵一样造成社会的野蛮化。

在这个野蛮过程中，白种蒙古──俄罗斯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看看日本社会，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其西化程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少人包括许多日本人把日本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尽管日本在地理上人种上明明属于东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黄种人位于黑非洲边缘完全不同，且日本文化传统也是在中国的熏陶下逐步养成的。你别看日本已经拥有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外表，其实日本的根子仍然是东方的。不管多少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习俗，也改变不了种族上地理上以及基本的文化样式上东方的窠臼……这就使日本民族陷入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日本成功地西化了尚且如此，中国失败地师从俄国，岂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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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绝对化和僵硬化。

我们先谈绝对化的弊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主张应该根据接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智力特点，去开展教育工作。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什么程度为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苏联教育的原则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各个教育阶段，苏联摹本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遵循机械的循序渐进，而实行统一教育。一个班级的学生约在数十人，因此，使得“因材施教”变得不可能。在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中如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者，以及博士后的课程等等，问题就更严重。在这里，分科是实行了，但受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统一课程的木偶。他哪里能像古代学者那样自由地钻研学术？他必须为了获得党员学士们的投票通过，而牺牲自己的天赋。等他适应了这一切，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已不复是他自己，成了同样的木偶。

其结果，教官不但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天赋智慧，反而把学生变成了专业的从属，变成了知识系统的导体。这就是教育的绝对化，它把受教育者群，看作同一的存在，并以一个工具性的模子去塑造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育的僵硬化所造成的弊害，它主要表现在强迫教育制度上，所谓“义务教育制”并不是义务的（免费的）但却是强制的，和绑架勒赎差不多。尽管强迫教育制是近代工业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公民教育，但苏联及其附庸国家实行得特别非人化。它规定每个儿童都有义务受特定程度的强制教育，这个教育的源泉即执行机构，往往是统一的。因此，僵硬化的强迫教育是与绝对化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连幼儿教育和普及教育，都要为这种专政服务，并和专政的特征结了缘，结果，使人格层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损害，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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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细节去推敲一下强制性教育制，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专政者放弃了它的愚民政策，发了鼓励教育、发展文化的慈悲。在现代国家里，普及教育是和政治的普选制一同来临的，其社会功能，是激发每个公民的社会投入，发掘每个公民的潜在能力，不仅是为了文化教养，而且是为了战争训练，以便把他们投入到增进综合国力的全民运动中，以便把整个国家投入国际竞争乃至世界大战的行列中。普及教育，因而成了世界规模的战国时代的特产，成了列强的人力资源的训练基地，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智慧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总之是一种压力的产物，而不是什么社会福利。

这种需要，具体为战国兼并时代的总体备战的需要，“文化”于此成为“战争的侧翼”。对于现代文明门外的半开化国家，所谓“教育救国”另有重要的含义：教育救国不是孔子式的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格水平和人性修养，把社会变成君子国或乌托邦，不，它的功能十分浅近现实，教育救国仅仅是把国民培养成战国的列强所需要的那种炮灰型人才，以便在适当时候把他们投入实际的斗争中去！因此有“文化战士”还有“经济战士”甚至有以爱情为攻防手段的“秘密战士”，尤其后者，如此富于象征性地说明了现代教育的“备战含义”。它不仅仅是“功利性”的，因为功利性已经不够，它还必须是制度化了的、绝对化了的，以便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合格的人员。这个“格”，不是道德与文化之格，不是人性修炼之格，更不是要去“寻求存在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中取得心灵交流快乐的神秘之格，而是一个现实得具有爆炸性压力的“格”──这就是“铁血国家所需要的工具人格和战斗人格”。

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中，竟然也鼓励人们进行灵魂对话，那么这时，灵魂对话比之直接追逐功利，肯定更符合了那个国家间接的功利需要。例如，当专政主义国家面临社会转型时，每每鼓励这样的对话，赫鲁晓夫的解冻，毛泽东的大鸣大放，邓小平的民主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里面有的是好转，有的是恶化，那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从专政者自己的角度，则皆非超功利的修炼，而是为了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免得它因为内部危机而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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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注意过一个问题：少数创造者和多数模仿者的关系问题。

少数创造者为了寻求知识而寻求知识，他们把灵性活动当作一件美好的事，人生的好奇心，因此具有同化环境的能力。而本体化的求知欲，往往是和改变气候的同化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求知欲也是一朵脆弱的花蕾，强加于人的教育反会窒息了人的智慧。

现代列国竞争和世界性的割据，竟然把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也化作了一股策动战争的力量！到处都是好斗的人群，以民族主义作为借口对他人进行工具化的改造，自杀炸弹是一个典型。否则仅仅依靠个人的热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成功的指望。凡此种种动态，都像是一些末日反应。而所谓的理论家们，不过是为这些末日反应造作辩护罢了。

追求感官的满足，是多数模仿者的幸福，多数人骨髓深处的冲动，就是实现动物欲望，并保护自己“人人都有的动物权利”。事实上，人们都是按照这种动物原则待人、接物、处世、祈福的，只有超越了这个阶段的人，才开始具备超越此际的力量，才可能以其余力去“争取精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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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代，教育都不应该是统一的，更不应该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在目前这个时代，这种古已有之的合理要求，在是绝对化的和僵硬化的教育制度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自学和自修的流行，尤其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用每个人的自我努力去填补绝对化与僵硬化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缺憾。

人和人的基因和环境是如此的不同，当然需要选择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教育方式，好在任何一个注重功利以致达到偏执狂热的时代，其中看重自己灵魂水平的人，也是不会绝迹的。同样，任何一个倾向精神价值的社会，渴望通过教育去攫取功利目的人，也依然是大多数。事实上，渴望满足功利欲望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肯定要比热爱精神价值的人多得多，哪怕是在教会统治的神权时代，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实际上存在着的交错性，使得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成为可能，使得一种潮流被另一种潮流所取代，成为可能。少数追求精神价值的人与多数追求物质功利价值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虽有消长，但核心的人数之比，大体上没有变化，这可能是由基因的分布决定的。只是许多中间形态的人士，随波逐流地漂移在两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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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类提倡教育改革的专家们，在他们的专业眼光中几乎都忽略了一个要点：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的多样性。因此，任何统一的教育源泉哪怕流量再足，也无法独力滋养文明的机体。对文明的进步最有害的，不是过时的教育方针，而是那种企图把一个教育方针推到绝对化和僵硬化的统一设计。这种意义的“设计师”，是毁灭性的死亡使者；他的所作所为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健康成长，流弊无穷。

即使以“非功利”相标榜的单一性，如果取代了哪怕是“功利性”的多样性，也是灾难性的，结果正应了伯夷所说的“以暴易暴”，不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心灵，都是如此。如果只是强调多元整合，而忘了多元整合是受到历史条件的支持或规范的，是不够的。多元论并不能导致多元的繁荣，而多元存在也无法独力保持社会的活力。人无法决定历史，正如生命无法决定气候；但是，人可以改变历史，正如生命可以改变气候，这是一种选择生命而逃避死亡的机会。健康的教育应该像生命改变气候一样改变社会，而无须为所有的活人，划出一个统一僵硬的模具。如同钙化的生活，不仅使人成为无本之木，而且在根子上削弱了整个文化群体的力量。

认为“教育的根本课题在于说明并回答人类应该怎样存

在以及人生应该怎样渡过”等等，其实是脱离现实的，是卖书者的广告。其论据是建于一个虚假的观念上：即人人一样，人和人的兴趣一样，人和人的需要一样，人和人的生存需要一样！这无疑是欺人之谈。因为这类超级假想与人的处境及其历史经验完全背道而驰。其实呢，文明越是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文化的层次就越是复杂。为了适应人类日渐分化的现实，教育也应在越来越深广的维度上，本着因材施教之原则，区分受教育者群体，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哲学上。

社会虚无主义者，就反其道而行之，经常通过伪装的平等主义宣传，来否定文明及其后果，企图用类似的痛风症毁掉文明扩张的势头。两百多年前的卢梭就曾大声喧哗过原始人的共产主义的田园牧歌。但卢梭的野蛮主义舞动，跳得太离谱了，通过对广泛的但却抽象得几乎没有的“生命本质”的肯定，否定并杀害了具体的实在的正在活动的生命及其生活。让我们唾弃卢梭的理想，因为卢梭的生活并不理想，他亲手把自己的五个孩子，一一送进孤儿院，后来许多“革命干部”都效法他的疯劲，为了发动世界革命而“牺牲”了自己周围最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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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些什么样的革命啊？生命不是空洞的宇宙概念，不是印度哲学中的“我就是梵”（或“汝即梵”）的哲学定理。生命是一个个易碎的珍珠，一串串生动的形象，是那些构成了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心理存在的泡影。因此，否定生命的具体性而仅仅强调它的哲理性，无异是否定了存在着的生命，是“用灰色理论对生命进行了血红的复仇”，是无产阶级革命。这种复仇的愿望，从古以来就在许多无力投入生活的哲学家的书斋里漂浮着，像是卡尔马克思那样用自己培育的经济学的数据，来堆砌了自己的书斋。

这种“以其肯定方式而进行毁灭工作的虚无主义”，比通常的“以否定方式进行推理的虚无主义”，包含更大的破坏能量。所以野蛮人没有做成的恶事，文明人全做成了，文明人的邪恶不仅是社会虚无主义的，也是更为根本的生命虚无主义，即，对生命，尤其是对人的实存生命，持有虚无态度。

与卡尔马克思们的社会虚无主义相反，热爱生活的人们热爱生命的多样性、并努力保护生命的多样性，爱，促使多样性长得更加动人，这也正是高级教育精神的使命。

第三卷第四章

*一、主仆与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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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生物的纽带，其基础是寻求归属并形成金字塔结构，其功能在稳定群体、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封建主义的名份，是用来固定归属关系的，但在生活中，主仆关系常常易位。例如阶级斗争带来的错落，暴力夺权的狂喜和生命剥夺的绝望，野蛮的颂歌与诡辩的哲学，登基（“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能够反思这些的人可谓寥若晨星，人们早已习惯了就事论事，只看颂歌与哲学的外表，不见促成它们的升沉暴力及其生死事件，人们仰望那位颠乱了历史的老猫头鹰（“枭雄”），却不见历史的沉默判决，历史判决那敢于主宰社会的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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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的基础，是人的知觉。而在人的整个知觉系统中，视觉所获得的信息量高达百分之八十。视觉的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移植到了思维与知识的结构中，例如，人的视觉有个焦点，也被叫做“视点”，一个视觉系统在下个时间瞬息到来之前，就把视觉大致集中在这一空间焦点上，一个时间片断基本就只能有一个视点，一个人不能同时观察两个东西。这个“视点现象”在思想过程中，也同样也有所表现，人在特定的片刻注意力投在一个对象上，而对其他的暂时忽略不计，或环此而转，或辅助观察。奇妙的是，由于过度集中，有时反而看不清它，例如文革中的共产党干部，目光过于集中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反而看不清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实质，结果许多头面党干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那么，“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来源于“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某人受到某组织的压迫并感到痛苦时，他才会投靠其它组织或自行建立一个组织，以图对策。他于此寻求抵抗力量并取得保护。正是这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某组织内部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是残酷，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是残酷。因此，要探讨个人与某组织的关系问题，就要先到该组织以外的社会关联中去考察。换言之，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形成史，不能局限于组织内部，因为这一关系的起源与动机，都是来自组织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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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神圣的组织”，都是起源于个人自保的动机，然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日益增强的、来自其他组织的挑战。这时，组织成员要么退出组织，使自己处于更无防御的处境，要么使自己日益异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渐加深，是与组织之间斗争的白热化程度成正比的。除非组织之间的竞争受到法律约束或合理限制，否则个人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既无法缓解也无法改善，最后只有沦为雷锋那样的奴隶主义标兵。文革的红卫兵其实就是发扬了“雷锋精神”：“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而对于一个战壕里的同伙，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也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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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个组织自己感觉受到其他组织威胁时，会加强对本组织成员的人身控制，黑社会、地下组织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行走在法律之外。它们用恐怖手段先从组织内部加强抵抗力量，以便强化抗衡其他组织的外部压力。如果组织之间的对立与竞争达到竞相兼并的程度，并成为组织关系的流行模式，那么也就迎来了该组织与其内部成员关系史的悲剧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共战争之后，连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都“搞起了白色恐怖”，因为不如此，就抵挡不了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并且吞没了整个大陆的“红色恐怖”继续前进，吞没台湾蕞尔小岛。而主导白色恐怖的蒋经国其人，原来就是苏联共产党员，是斯大林亲手训练过的，他后来选择同样共产党出身的李登辉担任继承人，也不是偶然的“失误”。这仿佛说明，只有被“红色恐怖”训练出来的干将，才能领导吓得发抖的人们，通过“白色恐怖”去自我保护。

若把这样的关系叫做“异化”，还是好的，正如承认“白色恐怖”确实存在，说明此人还有良知。如果把恐怖活动看作正当，甚至奉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说明此人异化程度之深，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完全成了组织的附庸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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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与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联系起来，看作近代世界的一大特点，因此是正常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个人异化为组织的杀人齿轮，异化为雷锋式的奴隶主义份子，作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精神现象，作为“文革”的预演，作为社会被异化为黑五类与红五类的奴化过程，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看法是过于孤立了。它忘记了放肆的“理想主义”故意不看这样的悲剧发生，其实是有重大的个人因素，那就是“战场效应”，那就是从战场上提刀还乡的屠夫，如果没有更高权力的监督，肯定会把刚刚用在敌人身上的“手段”，重新用在百姓身上。如秦嬴政杀伐六国殆尽并不满足，接着杀伐百姓，贪得无厌，残暴寡恩，没有能力进行追本溯源地反思，终于陷入异化的悲剧而不可逆转。毛泽东不如秦嬴政但模仿秦嬴政，他在“内战”、“镇反”之后，并不放下屠刀，而是“继续革命”，镇压同路人（反右）、整肃全民（文革的全面专政），结果血洗整个中国大地。他好像忘记了，秦嬴政就是由于这样“继续革命”而成为全民公敌，最终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所有草头王的通病，例如洪秀全对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的杀害、驱逐、疏远，结果毛泽东一死，他的家奴反戈一击，使其家族成员被彻底清算，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得继承人后来也沦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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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着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以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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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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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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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隶制度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星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现代的党派军队，都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的挤压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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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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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做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第三卷第四章

*二、两种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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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一词仍然像古典时代一样，具有颇为特殊的定义。这个词，像许多辞汇一样，既有原始义又有引伸义。原始义的“知识分子”一词，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它指的是“当本民族的文化处于劣势的时代，从先进的异族文化那里学习新知与技能的求学者们”，这些求学者，以往也被视为“文化买办”。例如从彼得大帝实行改革向欧洲开放以后，俄国的求学者，大部分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问题、希望和烦恼，曾被广泛写进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而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从明治维新或是洋务运动以来的“读书人”，也是亚洲意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知识分子都从当时比较新潮的西欧文化那里获得灵感。就这种意义言，现代不发达国家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也可以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了，因为现代文化确实是发源于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与通商中。对于不发达世界，这毕竟是一种外来（舶来）文化，这种意义的知识分子，与其说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还不如说仅仅是由于工作的性质而被命名的某种分散的人群。

如果放眼于整个全球历史场景，当会发现，知识分子的含义，不限于学术著作中应用的此种原始义，它的引伸义是更为广泛。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种专门从事高级文化研究甚至是社会批判的人们。比如说，白领工作人员的工作虽然也属脑力劳动性质，却无法把白领阶级归入“知识分子”的名下，因为他们并不从事文化创造活动。至于古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具有内聚力量的精神贵族集团，拥有相当密切的社会文化交流。如柏拉图的学园，西欧社会（尤其是法国）的沙龙活动、中国魏晋时代的清谈以及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讲学等等，都是这种“内部联系”的著名表现。以这广泛的联系为基础，更坚实的文化核心建立起来。在古希腊文化圈，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他的社团。在古中国文化圈，先秦的墨子创建了他的教团并组织了传教活动，这与孔子在泗下的聚徒讲学，都构成了当时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势力，起到了在文化圈内外交流部输送文化的作用。这些活动，无一例外地向当时的统治集团输送了治世之才，使他们奉献自己的才智于本土文化的生长。他们不是近代俄国人那样的外来文化的输入者与模仿者，他们是在本土的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从事创造的幸运之子。他们生长其中的那些文化圈，确实富于自新的活力，他们不假外求，只需内索，就能发见新的洞天！既然他们的创造性大于模仿性，那么其事业的直接功利性也就没有近代的洋务知识分子（狭义的知识分子）那么急切，那么富于工具性。

上述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在存其祖国的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处境。狭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于边缘文化，而广义的知识分子则产生于主流文化，并在整个文明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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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化的第一个步骤曾是区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区分思想和行动。策划和实施的分工，即使在最原始的战争中，仍然有战争的策划者和战争的实行者之别。有时，战争的策划者本身就是个强悍的战士，同时身兼战争的实施者。但是战争的实施者们却无法反过来代替他，成为战争胜利的策划者。保持人类组织的有效功能，意味着区分上述两种功能。

“脑力劳动”是这样产生的：当人类的群落在活动时，它在肉体意义上虽由许多单个的人组成，但在意志活动上，却要求单一性，因为意志的单一性与行动的有效性是紧密相关的。这便产生了“脑力劳动”。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上也是这样，要求人们去协调行动、互相配合。这无疑为策划者即脑力劳动者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前提。这种脑力劳动者渐渐发展为某种“精神贵族”，如祭司、史官、文化批评者等等。他们构成了统治集团的良心，是社会秩序有力的基础。统治集团的另一基础则是武士，身体与意志的强悍，使他们的战斗力化为稳定社会的均衡力量，而习惯的残忍性，则使他们的战斗力得以持久。他们和文化意义的脑力劳动者配合，是早期社会的基本结构，尽管武士的暴力也与“脑力劳动”相关，不纯粹是“体力劳动”，因为知识阶层提供的设计与诱导系统，在军事活动中大量存在。

在大自然面前，每种生命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起点，但生存的机会却是不同的；只是在死亡面前，每种生命每个人都不得不是平等的──这一无法改变的宇宙律，正是所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或“在被造的意义上人人平等”等信念之恒在基础。大自然始终是人的出发点，而死亡则时时构成人生的归宿；如果在出发点与归宿之间每个人都达成了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平等可言呢？

只是文明才创造了相对固定的等差，同时也为社会分化带来了动力，使得社会紧张日趋增长。因此，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区别与分离，是任何广义的文明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这个区别，来自起码的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消灭三大差别”，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而是文革迫害的先声，即“舆论准备”，随着悄悄布置的舆论准备，劳动人民不仅没有知识化，而变得更加愚昧了，“工农兵接管大学”这一闹剧，不仅为毛泽东个人雪了当年考不上大学之耻，而且为社会的野蛮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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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不明确，就无从发挥文明的力量，只能释放野蛮的本能。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社会分裂成知识分子和大众两部分，以致形成类似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也是灾难性的。从基因上看，人的遗传虽然相对稳定，但由于遗传中的两性和变异作用，往往产生难以捉摸的遗传后果，结果聪明的、意志强的人，不一定能生出优秀的后代，而平庸、懦弱的人也许也许生出天才或天才的父母或是天才的祖父母。这种情况使得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有必要建立种族交流关系。如果知识阶层绝对不从人民大众中吸收优异者加入自己的行列，作为一个集团，其素质日益衰颓是必然的。因此把知识阶层和人民大众这两部分隔离起来的社会制度，等于采取了自我禁锢。印度的种姓制，把居民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等级还有非等级的贱民阶层作为补充。其中，婆罗门种姓无可争议地居于知识阶层，而刹帝利、吠舍种姓也多少需要一些专门知识来从事活动。德国人从十九世纪受印度影响，开始信奉“雅利安神话”，先是从语言学和神话学，逐渐转到哲学和心理学，最后转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形成纳粹主义。纳粹主义企图在欧洲推行种姓制度，但结果被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种族最为混杂的边疆国家联合击败，当然还有英国这个殖民地分布很广的帝国，也是根本没有条件推行种姓制度的。种姓制度最严重的弊病，是束缚文化力量的流动，并造成永久性的社会分裂，以致外敌入侵之际，印度人常常因为不能团结，而无法形成共同御敌的全民运动，比近代中国还要差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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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素作通盘考察之后，可以发现如下三种情况：

一是原始社会的未分化状况，即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没有界限，而在文明社会中，存在以下两种性质不同的分化状态。

二是分野清楚但可以互换，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和西方的文官制度。

三是分野清楚而不可以互换，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埃及的等级制度以及纳粹企图推行的雅利安制度。

如果承认知识阶级的产生是文明社会的必然现象。那就无法选择原始社会的未分化状态，而只能在“分化并互换”与“分化并固定”这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总的来说，可互换的分化要比不可互换的分化，更容易保有文明的活力，这是就一般状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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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西方的殖民地和边缘国家（如美国、俄国、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特殊状态去看，买办知识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还存在更深刻的紧张关系。由于买办知识分子代表外来的文化势力而在本土文化中起的是解构作用，加之本土文化处于弱势、守势、破败之势，因此除了通常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那种隔阂之外，买办知识阶层还和本土文化之间存在广泛冲突。例如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十九、二十世纪的日本和中国，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半开化国家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种异源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战争引起革命”，就是西方入侵的战争，引起了社会革命，其中半开化的边缘国家甚至比正宗的西方国家更为穷凶极恶。

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无疑使得中国倒向共产主义，其中苏联的侵略是正面指挥，日本的侵略是反面刺激，美国则是最后总结（麦卡锡参议员后来想追究责任，但也不了了之），这三位很不幸都是西方世界的“边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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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接纳外来文化入侵的每个本土文化，其直接承受的打击就是来自输入外来文化的文化买办知识阶层，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角色，像是《新约圣经》描述的税吏和中国近代的“二狗子”、翻译官等等。当然日本比较不同，因为它缺乏真正拥有主流地位的本土文化传统，日本古代学习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只是变换了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就像从小学升到初中，模式是一致的。俄国（苏联）也是如此，美国更是始终只有一个主流老师（欧洲，而非主流的老师有印地安人、黑人、犹太人），但是中国、印度、阿拉伯就不同了，它们必须放弃自古以来的本土文化，师从西方。于是人们以复杂的心情来看待引进了“文化梅毒”的买办知识阶层。

首先，他们带来的各种技艺是相当有用的。其次，他们的价值观念却是过激的、颠覆性的。

当这些国家终于被颠覆了之后，情势逆转，人们不再根据知识分子具有多少优异的智慧，而是看他懂多少西方语言并以此去判断他的价值，如果他带来外国干预的力量如资金、武器、组织、训练等等，就更有喧宾夺主的声势，尽管这常常是“引狼入室”的结果。这种狭义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他的本土社会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这些文化买办，不是创造者，他们在多数情势下也不构成一个有机集团，而是单独行动，分别依附外国主子，或留学或接受资助或起着别动队以及广告作用。而这些外国主子不论是东条英机还是斯大林（以及形形色色的这类人物），都是不可能真正关心他们宣称要来解放的中国人民的。

在这种情势下，代表东条英机和斯大林利益以及各种公司行号特种机关的买办们，和大众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再是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化问题，而包含着异源文化异体政治之间的排他性。

这样的买办，由于他们是在从事文化的、商业的、政治的输入，而不是本土意义的生产，所以他们的社会行动力量既薄弱，又无法形成草根组织，那么，大众当然会说“知识分子能干什么呢”？因为大众对外在行动看待更清楚一些。这样一来，那些急功近利的买办忍耐不住了，就容易采取过激行动，甚至用暴力革命来改造本来就已经脆弱不堪的祖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但实际上，买办型知识分子（如布尔什维克）也是在通过输入文化这种方式去推动本土文化的历史转折并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奠下基础的，尽管这个基础过于血腥。但对他们自己而言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就此被夹在了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而他们的文化传道工作，也并不能消除本地社会在国际之间的劣势。

从短期看，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了。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各种政治领域中的布道活动（如布尔什维克传播犹太复国主义以前的犹太国际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又传播布尔什维克的变种斯大林主义），是无法长出民族自生力的文化果实的，带来的只是文化上的毁灭而缺乏任何建树。他们只是两个高峰之间的那道低谷，血腥的生命之谷，一个高峰是外来文化，另个高峰是本土文化已经消失的黄金时代。这些高峰矗立在那里使你沉思，却不让你亲近。谁企图调和这两座高峰，就会在它们的夹击中走向死亡。

由于买办们的文化活动并非内在有机的，而只是东拼西凑的临摹活动，所以他们至死也无法抵达任何一座文化高蜂，只能在生命的深谷里逡巡叹息。他们的心性，也在试图寻求某条通往高峰的路，但在尚未找到之前，他们的时代就结束了，所以苏联的瓦解如此突然，就是因为他们突然醒悟到自己的道路是虚妄的。

是的。他们注定了不是高峰上的人，否则，他们输入文化的使命就成为多余的贩运了。输入的时代过去了，文化的盛世却不能降临。一个人、一个时代，无法继续居于高峰（唐宋）又不再能够静卧血腥的谷底（文革）并安于这一低谷，结果陷入了世纪之交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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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意欲创造本土文化、实现有机自生的文化使命，这是无法委托给狭义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一个意欲自创新文化的民族，首先需要发展出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民族的基础，这就是文化阶层，即一个民族本位的创造者集团，例如美国，在二十世纪才实现了这一点，十九世纪的美国，显然是狭义的买办知识分子占据主流地位的。可见，狭义的知识分子若不让位给广义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创造出本土精神的、内在有机的文化。而等到广义的民族终于创造出这样一种文化，狭义的知识分子不是消失掉了，就是已经退出文化的主流地位。所以，“翻译家”的地位在西方世界远较不发达国家为低，尽管作为过渡时代的拓荒者，他们功不可没。但一个辛勤的耕耘者，却不一定是播种者和培育者。

关键在于，文化的种子只能来自本土，即以本土精神为种。而培育这种子的运动也只能立足于本土社会。狭义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至多是从外来文化“基因库”中输入新的因子，以供本土社会选择。

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属于本土的广义的知识分子，即在本土文化培育下成长活动，他们虽然创造性已经衰颓，但毕竟和本地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和行动的力量，例如，他们在所谓“反洋教”运动就曾经掀起轩然大波，他们之间也具有较密切的内部交往和组织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士人集团的瓦解，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和歼灭，他们的最后残余是在“土改”的屠杀中被扫荡的。狭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随之而兴，他们接受的是外来的新学，即舶来之学。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语言模式也是西式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圈子归根结底还是基于本土的。这种买办式的知识分子既有理论家也有实干家，前者如胡适，后者如毛泽东，虽然他们彼此攻击，但那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外国来源，如美国和苏联。尽管他们在各自的主人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如胡适连博士学位都没有得到就出来招摇撞骗，中专生毛泽东则被目为不入流的异端，他们不得不陷入内在矛盾的尴尬境地。当理想主义的热情暗淡以后，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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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因此也产生了一个买办印度─西域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传播印度文化的僧侣阶层和在俗的佛学拓荒者。而且早在东汉灵帝时代，西域文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五行志》“服妖”一节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作者看来，文化入侵显然是军事入侵的前奏，而董卓麾下的胡兵作为“国际主义部队”，在近代中国也可谓后继有人。不仅有八国联军，有日本兵，还有苏联红军，他们多少都有中国的内应即现代董卓作为同伙，例如北洋军阀各派往往依仗不同的外国势力；而孙中山在屡战屡败后就比北洋军阀更彻底地投靠一个外国──苏联红军这样的胡兵。引狼入室容易，驱逐狼群谈何容易，苏联红军迄今还具有左右中国局势的残余势力。

可以想见，那时中国肯定产生过一个活动广泛的买办阶层，否则输入如此之多的“西方文化”，并且在衣食住行的一切领域彻底改变了本土中国的面貌的，并非简单的“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轻轻一笔带过。这个阶层的文化活动和历史影响，今天的学者们还未能充分地研究和准确地估价，这是令人吃惊的，仿佛说明，现代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出于避讳、嫉妒、以为天经地义等种种原因而对于自己的同类项──汉魏晋时代的买办知识份子的历史功勋，故意视觉而不见。人们对于自己的同类项反倒更为漠视，但有一点却已经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与传统的本土士大夫不同。若是没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积极布道活动，那唐宋明的新一轮中国文化，将绝不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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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贩卖外来文化的成果并以此自我炫耀，那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卑贱。唐代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他毕生辛劳所得的成果却很有限，因创造性不多。他主要是从事翻译佛经、介绍印度文化的工作。说来可笑，后人似乎更加记得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而忽略了他呕心沥血之作。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同时代的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人是个文盲，别说是印度的梵文，连中国的汉字也不认识。但是通过传播自己的理论，他影响了中国佛教思想好几百年的发展，他的南派禅宗，对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有渗透。一个文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其历史价值岂不远在玄奘以上？

如果说玄奘还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的狭义知识分子，那么惠能就显然具备广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了。惠能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遥相呼应，显然是中国本土精神的脉动。如果说唐宋的“古文运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禅宗运动”就类似欧洲的宗教改革，虽然中国的这两个运动比欧洲的要缺乏戏剧性，因而容易受到忽略。但我们毕竟注意到，在禅宗的历史发展中，本土化与自生性的特点是其特征，所以禅宗的意义在于从西域佛教的形式下解放了中国精神，正如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从罗马宗教的形式下解放了日尔曼的精神。所以，禅宗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佛学的整个趋向，而且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至少是集中体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戏剧性变化，虽然其戏剧性不及欧洲的第二代文明（“西方文明”）那样强烈，但毕竟对唐朝以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包括宋明理学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看来，文化的贩卖和文化创造确实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业。它分别造就了买办知识分子和自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波之后，远方舶来之物毕竟不如本地的产品那么自然适应本地人的口味；其次，还牵涉到民族感情的温馨记忆。

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常常论证关税壁垒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生长过程中，也有一种深刻的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它要求恢复民族文化，要求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进行适当限制，甚至要求建立“精神文化的关税同盟”，像三代（夏商周）先秦中国的天子崇拜，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祭典，雅利安印度的吠陀文化，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的麦加朝圣（陨石崇拜）等等，但凡本土能生产的，就决不依赖进口。而凡是进口了的，也需要逐步经受本土风格的同化。

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奥秘。所以在中国，当儒学充分吸取了佛学尤其是中国化的禅宗的思想精华之后，就要开始排斥佛学以便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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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上述几个本土文化占有主流的社会，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主要由外来文明主导的社会，在日本的江户幕府时代，也兴起了类似文化本位运动的“国学”，它的形式是排斥从中国输入的佛学和儒学，而发扬日本神道的意识，其实，日本的神道也是从中国的道教变异而来的，只是日本人的自尊使得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而我们对于文化的这一“本位要求”，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

当然，有时文化本位的要求到达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例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时会碰到一些日本教授，硬说汉字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这并非不可理喻，因为日本人也把秦始皇甚至杨贵妃看作他们的祖先！这也许像是一个现代西欧人把希腊罗马的异族英雄当作自己的亲爹一样自然？因此，奇怪的不是日本教授，而是人们对文化领域的保护主义这一强大的本能，还未能予以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被征服的当代中国人还沉浸在“文化的世界主义”（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旧梦中，试图固守早先的舶来文化信条，或是稍加装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企图万寿无疆。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

例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杀害兄弟夺取政权的“英明领袖”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微服视察考试进士的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彀，音构，原来是张弓的意思，这里借用为牢笼、圈套及迫使就范的意思，“入吾彀中”就是“中了我的圈套”。《唐摭言》是一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杂事的书，其中记述之详，一般史志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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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诡诈程度甚至超过了汉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混血同样杀亲夺权的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娴熟地玩弄新的文化势力，其目的，是在野蛮的统治力量与文化阶层之间，实行历史性的大和解，即，军阀武士阶层与文化知识阶层的再度协作。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暴君时代，则充满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过于残酷的斗争，用现代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就是“思想改造”。大和解的结果，是军阀们重新开始从民间广泛吸取统治的力量。因此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狭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广义的知识分子。从此，松散的、负责运输文化业务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主角让渡给了有组织的、担负着社会文化创造使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推动中国文化再度进入一个高峰时期。

从直接的文化结果看，南北朝文化的原野似显荒凉。但从间接的文化效应看，即从文化的拓荒与土壤的耕耘看，正是南北朝为唐宋的多元文化乃至元明清的统一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基础。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社会样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代的漩涡中发现其相关因子。而奠定文化高峰这一事件本身，则是和广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意识，对此已经开始有所自觉，这是否预示类似南北朝的文明模式的转换，正在当代中国的荒凉历史上再度出现？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怀抱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然而它不仅在枯黄的史籍中，而现在就激荡在我们心中。

*三、早熟与性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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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两性关系。即使在以天下为己任在儒家学说中，仍列“夫妇之道”为社会关系的起点。没有一种哲学不关心两性关系问题，或为直接的讨论，或为间接的在意。这是因为讨论哲学的人首先就是一种两性繁殖所创造出来的动物。另一方面，讨论哲学的人们又愿意把两性基础对于哲学的影响，给悄悄隐藏起来，或予以文饰，或予以压制。一个建筑越是高耸入云，它的地基就越是深入黑暗的地下，尽管人们尽量不去联想黑暗的洞府，仅只仰望灿烂的云天。

人们关心两性问题，不只是从理性上把握社会关系的结果，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天然兴趣出发。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分析人们的爱情现时指出，一个人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与他自己的爱情经历紧密相关的。由此推导不难发现，讨论类似的议题不仅是哲学的逻辑，也是在展示哲学家的履历和性格。所以，这位离婚好多次的“前卫派哲学家”自己在两性问题上的哲学，就显得十分开放，而连带的在其它不少议题的讨论中也经常有点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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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学的调查数据和研究结论显示，现代的青少年是一种正在变得越来越早熟和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其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甚至在婴儿期，现代的婴儿较之几十年前的婴儿就更多显出早熟早慧的特征，这也许是营养过剩导致的，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可能反而是某种倒退，因为人类孕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初生之际是越来越不成熟。但无论如何早熟现在确实是青少年的一个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此趋势下，要求自立的年龄必定有所提前，这一提前容易削弱文化的传承从而容易造成文明的中断。这种提前在性早熟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这当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注意者自己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冲击。针对这些现象，各种解释性的假说被发明了出来。

其中有的假说非常有趣，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是电灯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尤其是与白炽灯不同的荧光灯的使用，使儿童接受光照的时间大大延长，除了睡觉的几小时以外，他们与成人一样地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人造灯光的辐射影响。不断的光照造成一种催化的作用，使现代人和养鸡场里的鸡一样加速生长（现代人为了加快鸡只的生长而采用了人工照明来“延长白昼”），大大加快了人体新陈代谢活动的节奏，因此儿童的早熟和青少年早熟也变成了普世现象。因此发达国家和尤其是城市的儿童与青少年，也就比不发达国家和农村地区的儿童与青少年，更为早熟。

另一些学者则更多从心理方面进行探究，认为现代社会比前工业革命的传统社会更富于刺激性，正是这种丰富的心理刺激带来的生理反应，使城市的儿童较之农村的儿童、大城市的儿童较之小城市的儿童，显得更加早熟。由此类推，青少年早熟时主委原因，自然也就是心理上的刺激增多所致。他们还指出，历史上各个大动荡的时代，都是注重人的能力（而不是注重人的地位）和人的智慧（而不是注重人的知识与资历）的时刻，同时也就构成了刺激青少年早熟的有利条件，例如战国时期秦国已故宰相甘茂的孙子甘罗，年仅十二岁就充当吕不韦的外交策士，出使赵国，挑拨离间赵燕关系，为秦国赢得巨大利益。结果“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太史公评论说：“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

实际上，这种分歧可以统一。生理上的刺激如灯光照射和心理上的刺激，是互相补充的，它们都是促使现代青少年早熟的动力，所以现代青少年的早熟也就超过了历史上各个动荡变革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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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青少年早熟的原因，非得到现代文明的肺腑中去找寻不可。不论上述的心理性因素还是生理性刺激，都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而且，这种强化刺激，还采取了越来越有意识的竞争形式。从现代流行着的一种时尚，即对儿童进行所谓的“早期教育”，就可以看出这种有意识刺激的理论总结和切实努力，如何疯狂。早期教育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快地把儿童变为成人，甚至把他们做成智能上的超人。早期教育的一个不利方面，是把儿童过早地变成了失去童贞的小大人，使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像侏儒一样被赶进了专业化的圈子。在很多实验中，早期教育一再被证明相当有效地提高了受训者的智力即IQ，但它对人的意志能力和行动力量即EQ能否产生积极影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实验的效果不同于生活的效果，因为生活本身不是一项可以分离出来的“病毒实验”。生活的漫长、广泛、曲折，常会抵消实验已经证明了的智能成绩。在社会成功的道路上，意志被证明要比智能更为重要。在人群之中混迹，一个智能中等的人就可以取得不凡的成绩，但他需要意志、厚颜无耻等等能力。而早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的效果，就是培养青少年的心理习惯，使他适应残酷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磨难，并获得对抗现代文明本身的免疫力，以习惯现代竞争求生的斗争。而实验教室里的训练方法，是培养不了这些致命的能力的。最为可怕的是，教室和父母常常教育小孩一些过时的伦理和失败的价值观，使得他们在失败之后，没有勇气去改善自己的处境，并用相当低能的方式，大谈自己只是缺乏幸运，以此来减轻内疚。

难道这样就能把希望之火传给下一代？其实这是把自己的失败感化成一股指向下一代的更为可怕的压力，结果他们迫使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去加倍投入激烈的竞争。他们往往把孩子的失败归之于懒惰，以便从心理上向自己证明说，自己的儿女之所以未能“出人头地”，并不是由于遗传上品种太差的原因，而是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够，似乎只要“加强开发”，就可以扭转乾坤。现代社会这种消灭诗情画意的功利性格，把每个人包括失去童贞的孩子都变成了市场竞争里的商品与电脑程序中的编码，其结果是抑制了儿童的想象天地，堵塞了青少年们自行选择的多样性，过早把他们纳入成人社会的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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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早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男女同校造成了“混养”的后果。记得小时候饲养兔子，就发现雌雄混养到青春期前后一定要分开饲养，否则兔子就不再成长。初看之下，男性青少年与女性青少年的同校与否，与青少年的早熟趋向没有直接联系，但作为现代社会竞争的两个并蒂莲式的结果，这二者还是发生了深入的联系。首先，不论男女同校还是男女分校，都表明有大量男子和女子进入学校接受齐一化教育。而这种生产商品式的大众教育，具体体现为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尤其是寄宿学校尤其是所谓“小留学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的完全是圈养动物的唯物主义方法，它以工厂式的技术手段出产人才，推进人的不正常早熟。在这种方式的笼罩下，学生们失去了原来就不充分的“社会钙质”，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家庭联系，因此、各种心理病态孳生，各种生理病态爆发，杀人的，自杀的，层出不穷。

青少年时代，一个人处在全面发展阶段，智能敏锐，感情丰富，精力旺盛，他们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寄托，实在需要那种“能够与青春的短暂相匹配的永恒感”，作为稳定器。那种“能够与青春的飘忽相匹配的超级稳定”，可以帮助他们渡过生命发育的激流所造成的险滩，抵达新的天地。这时，如果不能给予他们某种关爱的温情，反去剥夺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岂不毁了他们一生的情感寄托？如果他们把剩余的、无法奇托的感情转移到不适当的即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向上去，岂不“酿成一杯苦酒”？也许，这可以从社会学意义而不仅仅从医学上解释，同性恋这种现代文明中特别流行的现象。

正如其他各种社会制度一样，男女同校也罢，男女分校也罢，制度本身就会带来它固有的问题，人性宛如腐蚀性极强的液体，也会寻求制度的漏洞，从而扩大制度的局限。这是毫不奇怪，人性是丰富的、多面的，而任何规划好了的制度却是建立在单面的刻板之上，它要求不同的人遵循同样的规定，它要求丰富的人性适应单调的齐一化。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看，制度当然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却损害了个体的特性，扭曲了人的心灵。有趣的事情终于发生：当人性的一些方面被迫去适应一种制度时，他却在另些方面表现出相应的顽固与破坏性。而为了有效管束这种新的不适，制度本身就需要被迫做出重大调整。因此，某种制度的兴衰，取决于它与人性的关系，等到它无力调整这种防范与钻漏洞之间的关系时，制度本身也就面临了被废除的命运。一切制度都迟早会面对这一危机的，因为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制约的。而者之间的平顺是暂时的，冲突却是经常性的腹痛，常常导致社会规模的腹泻和虚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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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若以绝对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制度与人性的冲突，并把制度奉为不言而喻的标尺，是否属于某种精神缺陷？

我想指出的是，偏执的思想方法实具极大的危险性，应该充分提请人们注意，绝对主义的方法论正在成为现代文明特有的独断论，在价值多元论的幌子下，科学主义正在侵蚀一切意识，多么严重地腐蚀着人类灵魂的智慧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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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绝对主义的危险，一点不比科学社会主义来得低，在把评价投向外在对象的同时，它自欺欺人地把这种主观的光感予以客观化，然后再把这种客观化了的光感予以神化，变成一个绝对尺度。其实这种尺度你搜遍全宇宙都不会找到的，因为它只存在于现代人的“科学思想”中！

绝对主义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有其普遍的体现。例如，诗歌描述并咏叹了时间的流逝，宗教则创造把赞美了时间的凝滞，尽管宗教中也有诗歌，诗歌中也有宗教。

尤其是绝对主义的宗教，无论它是有神论的如亚伯拉罕系的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无神论的如佛教和马列主义，应该说，它们作为人生在世的一个精神武器，是颇为锋利的，但锋利的东西，却不等于真诚的东西。绝对观念可以像浅航道上的浮标，向人们指出沙滩和暗礁，依靠它的帮助，人们获得了时间的凝滞所创造的那种信心乃至勇气，获得了某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这是与敏锐地感觉出时间的流逝、从而明白人生真实处境的诗歌一样的相对主义思想，完全不同的。但凝滞偏执的绝对观念，也是终究要人们为之付出高昂代价的：它禁止人们的重新选择，它会阻挡更新鲜的活泉涌到人们面前，它甚至保守那些业已失其效用而亟待更新的观念或是器物，因为绝对观念最担心的，就是更新的事物取代了自己。由于这种害怕被淘汰的末日感，它不惜抵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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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种绝对观念本来的包容量就很小，例如马列主义的包容就远远比不上同样是无神论的佛教，人们就很快能够认清这个绝对主义确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马列主义无法像佛教那样两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佛教和马列主义的共性，在于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其途径是“禁欲主义”，在类似的在绝对的观念的压制下，即便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

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亲近苟且以及混乱的关系，其罪恶性毕竟属于“自然”的范畴。在许多未受文明束缚的原始民族那里，流行着早婚习俗，那些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以未婚先孕，等到生了孩子之后再举行结婚仪式，甚至，他们与她们在举行仪式之前，还进行过充分的试验性同居，以彼此测验性生活的能力，以致进一步测验彼此的生育能力，看对方能否胜任未来的夫妻生活……

甚至生了孩子之后也有因为索然无味，不再结婚而彼此分手。那并不被习俗视为罪恶。也许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这样的再度野蛮化也未可知。也许未来的世界不再算这是一种罪恶？因为判断罪恶与否的主体，毕竟只是风俗而非哲学。所有这些被现代世界最后的良心看作是早婚早恋甚至是乱伦乱爱的堕落习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它所绵延的时间亦非很短而是很长。

但愿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新婚俗，不要剥夺少男少女之间相互爱恋的机会，不要因噎废食。

第三卷第四章

*四、能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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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凭藉天赐的能力生存于世，于是人类也与其他动物相似，透过他者的能力去认识对方，通过对其能力的确认去评价对方的。能力问题因而成了社会价值甚至自然价值的核心，人们也乐此不疲地颂扬能力，演出根深蒂固的追求能力的习惯。

在对能力的具体态度上，不同的社会差别甚大，有的社会重视个人的直接能力，有的社会则重视个人的间接能力，如出身、家世、财富、权力等等，但没有哪个社会会对能力熟视无睹的。尽管不同的社会给“能力”披上了不同的伪饰，以此实现各自的社会功能。能力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也体现在整个群落的生活中。不同的民族整体，也会拥有不同的能力倾向。如犹太人善于盘剥利润，中世纪的蒙古人善战，现代的欧美人善于思考等等。这些能力，是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发育形成的，反过来又对民族命运的前途构成决定性影响,因为“能力”决定了文化实体、民族命运的盛衰兴亡，所以，思想家们对“能力问题”大感兴趣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本身，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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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过程中，当新的能力开始替代旧的能力时，旧能力就会退化，但是新能力往往不能全面代替旧能力在生活中的作用，因而一些可贵的东西消失了。

而进步，常常建筑在许多损失之上，因此那些反抗进步的势力，就自然产生并相当强大。不过新的能力在总量上较之旧的能力总是更为优越的，这也正是新旧交替的可靠前提，这也使新的能力逐步上升为统治形态。就人类迄今的知识所能谈论的，无论宇宙史、地球史，还是生物史、人类史、文化史，各种存在无不卷入了奔腾不息的运动状态，这是不由自主的漩涡。无限大的历史之流，对人的心灵展现了无限的丰富性，在这样的广延面前，任何人所考察的任何对象，再加上任何历史文献与任何历史研究，都只能是片面的真实、整体的扭曲。我们看见，许多新事物的萌芽在此过程中被毫不怜惜地摧毁了，但也有新事物的萌芽得以长成参天大树。细细观测这些幸运的参天大树从萌芽到成长而来的大致历程，往往令人吃惊地发现，成全了它们的，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如把“能力”分析到底，其“原因”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偶然罢了。各种历史表明，当“树”尚未成长之际，任何一点偶然的缺失、偶然的事故，都足以“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参天大树的莽莽系列体现出来的进步过程，带有根本的偶然性，而预言家的预言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无法预见到萌芽的具体过程，他们的真理因细节的失误而成为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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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时不在探究自己的未来，但未来永远以其不可测度的神秘性，蹂躏人的心灵。人们的命运必须是随波逐流的，缺乏预先准备好的标尺去衡量“能力的优劣”，因为无法通晓能力的长期效应。例如就业市场就是如此，等求职者准备好了热门领域的能力时，这个市场已经萧条了。前些年的电脑领域就是如此，随着世纪之交电脑热的退潮，大量过剩的电脑从业人员像是海滩上的死鱼一样无人问津。

人和宇宙万物一样，只是在这漩涡中的浮游动物而已。知道这波澜足以吞灭人，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这波澜，更不意味着可以达到自由。人的自由仅仅在于意识到漩涡，而对于人的智慧来说，这个来历不明、终结渺茫的大漩涡，是“永恒的”。它的永恒性向人类的思想能力发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形形色色的新能力被迫产生出来。那永恒大波的新波纹，总是在诱使或逼使人们焕发出新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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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延续，需要抵御时间恶魔的无情侵蚀。为什么说时间是恶魔？因为恶魔总是变化不定，而神明总是不变的。为了对付恶魔例如病魔，主体必须追求能力和保持能力例如追求健康和保持抗体，而这常常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刻去更换能力的类型例如改变抗体，改变能力的具体方向例如改变抗体的反击方向……

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颂扬新的能力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义务，以促进人类生活的适应性与创造性。为新能力辩护，实际上是为文明的新陈代谢辩护。例如，我们已经丧失了原始猎人的投石能力，丧失了新石器时代的造石能力，丧失了青铜制作的能力。历史上无数的技艺与耐力一一澌灭了……这些精美的能力作为审美对象不复存在，尽管它们的遗骸至今还令人惊叹不已。但谁曾想过，这些能力原来就不是为了审美功能而诞生的，而只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发展出来的。巴尔札克说过，拿破仑也不可能一天吃五顿饭，一夜睡三张床。正如一个健全的人不需要拐棍，无论那拐棍多么精美；现代人也不需要原始的能力，无论那能力多么精湛。

能力本位的“审美标准”是无用的，正如门阀本位、权势本位、金钱本位，作为能力本位的变形，最终也是无用的。甚至学术本位、道德本位、群体本位等等，也无法代替人的“生存本位”。因为能力之海的潮汐，是与生存环境的变迁相适应的，其自身，并不构成稳定的价值或恒常之美。

第三卷第四章

*五、战国逐鹿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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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里，“战国”时代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那段中国历史时期，记载那个时期的史书《战国策》，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那时，整个华夏文化圈通过几百年的殖民扩张，发育为数十个实力雄厚的区域性独立国家，其中佼佼者号称“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些国家被称为“战国”，即战争机器的国家，他们是为战争而存在的国家。《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现代共产党政府所谓的“中央党政军”之说十分相近，“党政”相当于祭祀；“军”相当于“戎”兵戎。这些战国以祭祀和兵戎，相似于一千年以后的回教徒，一手握经、一手执剑，伺机兼并他国的领土、资源和人口，企图推行世界革命，以解放的名义并吞全部人类。为此，它们动员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技术的全部力量。

有趣的是，日本历史上也有其“战国时代”，这不仅是模仿中国的称号，也是由于后起的终于在差不多两千年以后，也进入了战国时代。再从日本的例子去看世界各个文化圈，也能发现他们各自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这是由多元竞争向一元统治的过渡。例如二十世纪以来的全球，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全球国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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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的现实，支配那些生活其间者的思想感情与语言行为。

例如，急于增加生产，是战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焦虑并不全是出自“贪欲的诱惑”，而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必要。显然“贪欲”已经构成了生命的特质，越是“高级”的生命，贪欲越强；换言之，人这种贪欲特强的动物，本来就是“以贪欲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也就是以贪欲的强度命名生命的强度。既然如此（既然人和动物都受到贪欲的支配，有史以来的人类甚至是史前的人类，也生活在贪欲的支配之下），那么，最近这几百年间，各国特别地急于增加生产，并使社会生产力突然获得了迅猛的增长，一定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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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地增加生产，其实是“全球战国时代”为适应列国竞争的压力而兴起的全民运动，这与原始的贪欲并不等同。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还是希腊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并吞希腊各国），还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亚述帝国称霸前后到居鲁士并吞各国）──所有这些战国时代的一个共同而显著的特征，就是由于亡国灭种的竞争压力，促成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的改进、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增长，与此伴随而来的是普遍的战乱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

所有这些古典的战国时代，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近代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惊人的近似。它具体体现为多元竞争不断趋向一元统治。原先若干区域性文明的中心，散布在广袤的领地上，随着各自的发展，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兼并日趋激烈。它们之间的空隙缩小了，于是，争夺空间与资源掠夺变得日益尖锐。技术和生产的不断发展，又反过去急速推动了竞争的多元演化为稳定的一元。在这一漩涡里，不全力竞争便意味着被生活淘汰。有鉴于此，急于增加生产就不再是什么贪欲的一种表现了，而成为自保的最后堡垒。因为，凡是不能有效地增加生产力量的国家和民族，就只有在战略上沦入附庸乃至奴隶地位，进而因其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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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例举的几个典型的战国时代，城市化是个共有的趋势。以中国的战国时代为例，当时各个地方国家的都市大致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同时也迅速发达，这促使城市网络的出现。秦始皇建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绝后的创举。历史上，各大统一帝国，因此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和几百年之后的西汉乃至东汉相比，战国时期城市的文化与经济，毫不逊色。相反，随着长城时代大一统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帝国反而受到了打击。和大一统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有限的工商业繁荣，不再受到更高目标（战争胜利与国家兼并）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与消费。其原因是，随着战国时代的过去，军事需要锐减，大大削弱了生产的疯狂动力，工业也就退化为纯粹消费型的了。这样工商业不仅缺乏竞争动力，而且从根本上加速社会的颓废与腐败。

这种情况在罗马的帝国时代也有同样强烈的表现。在帝国早期，罗马城市化的趋势发展迅速，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世界的首都。而到了晚期，城市反而陷于普遍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自治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乃是战国时代激烈竞争和多元角逐的产物。它也当然会带来并加剧许多战国的流行性弊病，因此，其动力并不是可以简单用“贪欲”这个词就能说明的。实际上，城市膨胀和城市化的许多问题，是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形成的。这种斗争的加剧如前所述，还是由于人口技术和生产力的飞速膨胀所造成的生存空间的相对缩小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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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竞争构成了战国时代各种理想与各种暴行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动力。原先，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本能地懂得，为子孙后代保存一些必要的资源，是一项明智和神圣的责任。但对身处战国漩涡中的厮杀者们来说，哪有许多诗情画意去兼顾这些！因为对于他们，“竞争”并不是一个赢得多少利润和优势的问题，不是一个“贪欲”及其限度的问题，而是一个通过利润与优势去进行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的问题。在他们极力增产的冲动背后，实际上潜伏着凝聚雄厚的战斗力的战略。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去更大地增强战斗力，以期保存自己并赢得未来的生存机会。

只是从伦理价值上强调约束贪欲，既缺乏理性上的说服力，更少实践上的可行性。如果战国的竞争不获得一个结果，一个总解决，那么人们就无法听从伦理的召唤。“衣食足而后知廉耻”──何况是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呢！建立伦理的规范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让人们为规范去死。人要生存下去，对战国的人民而言，这意味着竞争的胜利要比伦理的健康更重要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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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能获得这样明彻的感觉，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只是，现代世界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工业自动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加速度。与此一同来到的，则是人加深了对机器文明的依赖程度。多种迹象表明，全面自动化将对人类生存状况给以革命性的冲击（姑且不论其是祸是福）。对这些变化的形态和幅度，今天的人们是无法做出充分预见的，但它显然已超出以往的历史经验所能概括的范围。因此，人类历史的经验本身，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在新的文明中，旧的历史经验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这本身己经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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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旧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人性的因素。人手中掌握的技术变化了，但人性并未随之而易。因此，人性就成了沟通旧经验和新形势的一条纽带。只要人们能充分顾及这纽带，就不至于迷失于未来。在池田先生看来，城市的工业自动化将使工业人口趋于减少，因此，剩余的城市人口可能向农村逆流，其结果，将使农业人口重新占据人类的多数。他的这个观点，如果纯粹从物质主义角度予以考查，似可成立。

但人却是一种心理生物。人，除了是个劳动者之外，还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人们被工业化的压力从传统的乡居赶入了城市，赶入了贫民窟。这种流离，是为了生存，为了觅得一条生路。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形态，在城市里他们培养了新的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接下来，当工业生产发展到自动化的阶段，而不再需要这些廉价劳力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者身份虽已消失或基本悬置，但作为消费者的身份犹存。让他们轻易地重返农村是会遭到激烈反抗的，除非有同样强大的压力（即与原先把他们从农村驱入城市的相等的压力），以生存与否的威胁相强制，否则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这种侮辱性的回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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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产生的强烈的刺激。人们生活在业已为常的刺激中，很难改变。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但对于一个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人，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却是容易上瘾的。重返乡村，那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至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农民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遥远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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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可能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这也许将是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但是，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却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代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如自耕农是罗马征服世界的主力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则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一方面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和兵源，结果只顾金钱的蛮族雇佣军取而代之，这些雇佣军很像当代世界疯狂涌入发达国家的移民，大大恶化；罗马社会的失业状况，并大大加速了罗马社会的腐败。另方面，城市失业人口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的许多部分成为多余的、过剩的。但是谁也没有能力和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的大量多余人口减缩或消失掉。于是他们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城市化的弊病这才“不治自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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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分析出来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文明中的城市化趋向，在该文明遭到最终毁灭以前，其实是无法逆转的！“回到农村去”，只能通过蛮族入侵来实现，只能通过第三世界的劣质人口大量涌入发达国家来实现。而绝对不是一个“体制内切实可行的办法”。

现代的城市文明不可避免地扩张着，并在扩张中丧失活力、走向衰落。

例如，自动化不仅对工业造成了革命，也对农业生产的形态造成更大的革命。现在，农村本身也像城市一样，被严重的失业问题困扰。多余、过剩的人口，将像是灰色的烟尘颗粒，在各个领域中弥漫全球。

然而想要“消除污染”？可是为了实现某种抽象的伦理健康而去牺牲许多人的实际生活，即使在哲学意义上可行，但那些注定要被牺牲的人们是不会接受这种安排的。况且衰退的文明也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而驱使这种伦理健康化的观念，却是那仍以人的劳动为其主体的古典劳作观，这又是与现代文明的整个发展格格不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讯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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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测，只有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通过继续的非理性扩张而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才会发生大规模的解体运动。那时，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国家的社会秩序已经失去结构能力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代。

我相信，只有等到世界规模的大城市已经无法最低限度地维持人们的生活需要的时候，才会被迫放弃自己在几百年的历程中拼命攫取到的人口。这也许就是未来所要告诉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返回农村去，是和他们的祖先早先从农村迁到城市来一样，是为生存的压力所迫，而并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在伦理上更健康的”文化生活。更不是去为了满足某种理论的虚荣。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以后很久很久的日子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宝贵经验才完全获得了预期的、甚至远远超过预期的发挥余地──它能帮助从文明状态中失落了的人们继续生存下去，而不仅仅是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因为中国传统文明，本来就是长城时代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全面统一的政治现实（如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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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人们当比今天的未来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能更准确地创造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今天的未来学家们还多少能够预见到未来，那也只能是在今天已显露端倪的问题上而不是在全部问题上。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和解决未来的问题。今人不必替他们操心。

人们需要规划未来，仅仅是因为人们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这就是渴望把握现在，而现在又是在流变之中。因此，探索未来的秘密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说到底，现代人无法包办人类的未来或未来人类的命运，他最多只能在自己的未来学理论中提出或试图提出一些设想而已，如果他想用这些设想去“指导”未来的生活，那么，一个理论越是完善，反而越难承受其细节与常识的不相吻合所造成的破坏性压力。正如一座建筑越是精巧，那么拆掉其中若干关键部位，也就越容易从结构上摧毁它的存在。例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过于完善而趋于崩溃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明社会，使得任何一个小小的措施失误，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更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性连锁效应。因此，当这些局部的改变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自立的时候，就会遭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强大反抗，经常不得不被迫终止。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之中，却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更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因而，“异化”的观念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人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特别是现代文明，不仅已经成熟了、结构化了，而且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那样一种方案即把人口大规模的从城市迁到农村去，其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都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失业过久的老农毛泽东由于年老体衰而突然怀念自己的童年种地生活，于是命令城市青年下乡垦荒，使得中国倒退半个世纪。如此小规模预演了“返回农村”，尽管还是半途夭折的，已经使得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三卷第五章

*一、自杀中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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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每天都有许多人自杀。那时我住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上海北面长江对岸的南通。那个长江河口地区，表面上风调雨顺，实际上是个相当阴暗的地方，充斥了可怕的迷信和人间的勾心斗角。那是个让人绝望的地方，1961年11月18日，我们从北京搬到这里，一下轮船给我的第一和印象就是无比昏暗的街灯。那里的人们说一种奇怪的方言，生硬而拗口，十分古怪，他们的表情相当怪异，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倒是十分吻合。一九六六年春夏季节，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早晨，河边都会围着一圈当地人，大家专注而沉默地看着脸色阴暗的人民警察，又从河里捞出了一具肿胀的无名尸体，那些尸体已经发出异样的味道，嘴角还不停地流出液体，死人的眼睛经常半睁着，和围观的人群保持了一种奇特的沉默。

1978年我才终于离开了这个噩梦一样困扰了我十七年的城市。我到北京以后，有位前辈听说我很佩服梁漱溟，就介绍我就看望他。梁漱溟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南通。他叹口气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难通’，现在你从南通州来到了北通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在南通的遭遇却难以磨灭，并迫使我思考，生命为什么如此阴黯而且毫无希望……这促使我思考生命的来由和去向……为了这个，我还应该感谢这个城市给我的折磨。

这种思考乃是理性与直觉的遭遇战，相当残酷。于是我读了很多书，从先秦哲学到希腊哲学再到佛经、道藏、新旧约全书，试图解决人生的疑惑。然而读书是需要动员理性的，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又是不言而喻的，理性并不能解决生活中常常碰到的问题，反而会削弱人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动用的毒辣手段，结果哲学家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当然，让人得以舒舒服服地逃避这一结果本身，也就算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因为人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大多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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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地触及一下“有关自杀的问题”，以求对人性做出更深一层的了解。自杀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不少历史上的名人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例如，美国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噪一时，后来不仅自杀身亡，他的女儿也在晚年自杀身亡，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家族病理性的自杀行为。可以佐证的是，海明威的幼子在六十多岁也就是相当于海明威自杀的年纪竟然做了变性手术而成为“女人”，并且当街脱掉粉红洋装、女性内衣和高跟鞋，赤裸裸走在街上，被迈阿密警方以妨害风化罪名逮捕，四天之后心脏病发作死在女子监狱中！法医解剖鉴定证实，海明威幼子作过变性手术造出女性性征。

此人深受性别错乱之苦，他三十多岁时撰写的《爸爸：个人回忆录》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1967年）。他在书中回忆，“我花大笔钱来克制变装癖。这种事错综复杂，不过追根究柢是有个超级硬汉作风的父亲。”这不仅让人怀疑，海明威的自杀恐怕也有相似的背景，“超级硬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不难看出，自杀与人生的关系错综复杂，已到了需要把它列为社会学、医学甚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项目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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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法学的角度说，其实，在“自杀”这个名目中，隐藏着多种不同的事实。即不同的动机使同样的自杀行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随着人对动物世界的日益了解，也揭示了动物世界的自杀现象。早在《福音书》中就记载了猪群集体投海的记载，虽然那被认为是鬼魂附体，现今则不时传来老鼠投湖或是鲸鱼搁浅的自杀事件。直到今天，人们对动物自杀行为的研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正如关于人类自杀行为的讨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自杀行为是生物体迫于内在压力或外在压力而实行的一种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戕害行为。由于自杀现象与活跃在各种生物身体上的求生本能，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成为引起广泛兴趣的一项研究对象。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讨论自杀问题的学术专著。我个人以为，这种学术繁荣倒不纯粹是出于猎奇或隔岸观火的心理；实际上，自杀行为本身业已构成对生命本质的某种否定。它似乎暗示我们，生命的第一要务并非实现那种“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本能，更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延续的意志”。、“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要义”，但自杀却证伪了这一要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统计的中国大陆居民的自杀比例，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这证明中国文化实际上正在脱胎换骨。

程颐（1033-1107年），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合称“二程”，以“理”或“道”为万物本原，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衡量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年）《与陈师中书》说：“昔伊川先生（程颐）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中国近一千年以来的亡国奴们，风行乞活哲学，既不理会二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不理会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努力实践“必须以一切手段、维持家族的生存”这一“识时务” 的生活信念。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自杀行为普遍化了。从而，也使生命哲学的雄辩蒙上了一层擦不掉的阴影，它等于告诉人们，即使在生命体内，求生能力也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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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以下问题的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存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种连锁的问题，使自杀现象获得了哲学反省价值。通过对自杀心理的揭示，人们将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比各种马列主义党校哲学教科书更为真实的人生醒悟。

古典式的看法认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把动物的自杀简单归到“魔鬼附体”的名下，而中国传统的鬼怪故事如《聊斋志异》也描述人的自杀与鬼魂急于投胎有关。但现代生物学的大量观察，却提供了很多不合鬼魂投胎解释的例子。研究表明，小至老鼠，大到海豚与鲸，其集体自杀的数量是巨大的，鲸类的高智能，并不能阻止它们窜上海滩等待死亡的来临。

动物集体的自杀行为，使自以为人类才懂得“生存尊严”因而懂得实行自杀的人们，不禁为之发呆，因为生命的常态毕竟是“追求生存”。人们知道诸如此类的集体自杀是不正常的，即罕见的、因而是变态的。因此按照古老的说法去简单指控它们魔鬼附体、精神错乱，也不失为简单有效的。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精神错乱。很难想象一大群动物会突发性地同时传染上了精神错乱症。除非，这不是指生理的病，而是指心理的反应。人类也有集体自杀行为的记录。和对动物自杀的了解相比，我们还是对人类的集体自杀行为的动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七十年代末，对发生在南美洲的美国“圣殿人民公社教派”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表明，自杀的动机，虽有宗教上的理由，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超负荷压力，而为了结束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屈辱、烦恼、压力等等，自杀是个简便的方法。

由此可以想到，集体自杀与个体自杀其实还是有某种区别，而集体自杀更便于我们解析自杀的性质。它可以否定古典式的解释，即认为自杀是疯狂消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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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的精神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说一个群体突然从生理上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或不可控驭的病理心理，则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个群体不是人类，而是前述的动物。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自杀行为尽管与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方向相反，但它的出现本身依然是这一本能的某种延伸状态。尽管从常识判断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变态的一面，以至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例如，自杀只是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果从动机看，导致自杀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这种更好一点至少有如下两种形态：

第一，怀抱逃避苦难的动机去自杀。

第二，怀着追求永恒的动机去自杀。

对一个远处的旁观者来说，要从自杀行为的结局去区分上述原始动机并推导其心理差异，虽然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还是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更有甚者，在有些刑事案件中，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为了栽赃复仇，其动机无疑是为自己的生命力量寻求出路，尽管这是最后一搏。这与出自对生命完全绝望而实施的自杀，是不同的。可见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还是要以每个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倾向作为轴心，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像流行病一样受到榜样的驱使，例如某些追星族模仿偶像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风俗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表面的、外在的。要透彻地理解自杀问题，必须盯视自杀中的哲理：生命反对生命；生物自行结束自己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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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人从“安乐死”这一特殊角度去看待自杀问题。这种角度受到现代福利主义影响，使我想到是否由于自杀含有这类福利贪图安逸的倾向，原始基督教才极力反对自杀。基督教的基本人生态度是殉教式的，而不是福利主义的。但奇特的是，基督教对现世的蔑视虽和普通的自杀者外观相似，但精神的动向却绝然相反：蔑视现世的宗教反对自杀，而贪图今生的哲学却支持安乐死。

殉教与自杀，貌合而神离。具体说，安乐死的含义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终结，追求安乐死的倾向，虽会导致自杀，却表明自杀者对现世看得很重，这与殉教的冲动完全相反。

再如，当一个人进行自杀时，旁观者出于慈悲的动机而砍掉他的头颅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他杀并不等于安乐死。因为有些为了承担责任而进行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在追求安乐死。好像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而为减轻其死亡痛苦的断头力量，也并非来源于其自身。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这种人生观，不同于世俗的福利主义，也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甚至背离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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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是一种最消极的自杀。而其它许多自杀则出自与安乐死完全不同的动力。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是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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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自杀，我们可以称之为承担或逃避责任的自杀，过去读《清鉴》、《清史稿》，看到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情节时，常能发现许多满清官吏在成败失地之后，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开始我对此甚感吃惊与迷惑，心想，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怎会有如此忠心的汉官为之献身呢？照理说，假定它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官吏，又怎会招致如此的腐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呢？但细想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满清官吏的自杀，是为了逃避他将为失败而承担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严酷惩罚，按照满清的律条，如果与敌交战不利而失去守地者，不仅必须赔上身家性命，还将面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妻子儿女沦为奴碑、充军边疆。但如果他事败后自杀了，那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尽职的官吏，一个烈士，甚至被追封什么烈士的尊号，家属老小当然可以免遭囹圄之祸。中国有句俗语叫“畏罪自杀”，在满清的事例中，它获得了生动的注解。畏罪自杀，为的是逃避比个体死亡更可怕的灭族命运。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僵死力量，才使得那批颟顸无能的“满大人们”竟然获得了“杀身成仁”的勇气。而在文革中，情形恰恰相反。与满清同样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林彪集团，横扫民国军队，直下海南，建成新朝。但是他们却把“畏罪自杀”视为更大的罪过和罪名，自杀以后的共产党干部，不仅家族不能赦免，还将进一步受到镇压。但即使如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还是自杀者层出不穷，多过满清千倍。何以如此呢？因为压力更大，即使株连家属也在所不惜了。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不仅在于追究现行责任，而且在于追究历史过失，所以把自杀行为的受害者叫做“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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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讨论自杀问题时，要分清上述不同的自杀行为具有各自的动机和动力，而不能从结果出发，将其混为一谈。

分清自杀的动机、动力和行为后果等不同现象，十分必要。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看来相同的自杀行为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动力。而另方面，有的行为动机并非自杀，而是履行义务，但行为后果却必须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如自愿殉葬、献祭或舍生取义的革命行动，如传说中的一些战斗英雄，因其强烈自觉的攻击性，演变出“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

下面我们要作的一个分析，在虔诚的信徒们听来也许是亵渎神圣的，但却是真实无误的。即，那种“全心全意献身给一种宗教或信仰的生活方式”，也带有自杀倾向。尤其各种新兴宗教，具有狂热气质的信仰形式，都鼓励自己的信徒向异端的思想势力作拼死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个体的必死无疑。这些新兴教义等于是在鼓励自杀，而许信徒明知坚持信仰将失去生命，仍然兴高采烈地含笑去死，因为根据教义，这种间接的自杀等于是选择了永恒的生命。他们是想进天堂，而借用敌人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狂热信仰者普遍认为，纯洁献身的人们死后，灵魂能进入净土。“信仰成了谋杀的工具”吗？不然，其实是现实生活的过度苦难，使人厌世，极度脆弱的心灵早已准备好，准备接受任何一种极端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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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教的死亡方式，看起来是他杀，实际上却是间接的自杀，因为死者是自愿的，否则可以随时退出这场死亡游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之为“借用他人之手施行的自杀”。具体说，当某人知道自己坚持某种行为就会招致死亡，他还是坚持不懈，就意味着他身上发生了两种情况：

第一，他是为了照顾某些方面的利益而决心自己做出牺牲。如为了帮助同伴，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去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等等。

第二，他是已经极度厌世并其实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或顾忌，他并不愿用自己的手去完成这一杀害，于是他就借刀以自杀。他很清楚，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坚持他人不容的行为，甚至通过触犯社会的绝对禁忌而走向死亡。而许多新兴宗教教徒的殉教行为，是基于他们对现世的全然绝望。“崇拜唯一真神”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也彻底践踏了一切已然的规范和社会的关系。而这，必定诱使主流社会去动手杀害他们这些异端，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已经榨不出油水的社会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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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直接的、名实相符的自杀，是稍微成熟的宗教教义所禁止的，否则这种教义就等于在有计划地削弱自己的组织力量。因为“上帝的意志”就被解说成“让你去忍受苦难，且无法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信徒”。而直接的自杀则被解说成因此阻碍了神明的意志和计划，反而妨碍离弃尘世的人顺利走向永生。相形之下，唯一能够同时兼顾尘世与永生这两个方面的，就只有通过上帝之敌的手去死，这就促成了传奇式殉教热潮风行一时。其神圣性，正如前面所说，是由现实苦难造成的。其超现实的风格，正是根植在自然的根基中。

看看佛教，并无明确的禁令以禁止自杀。但大乘佛教也没有直接赞同自杀的理论。但从自然的生命观去看，涅槃难道全然与“社会意义的自杀”毫无关联吗？涅槃要压制动物生命，只是允许植物型的生存，是瑜伽术的哲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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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去观察佛教与自杀倾向的关系。从“客观的”即自然与社会的而非文化与心理的生活层面去看，实现涅槃也就是达到了意识的自杀，而肉体自杀所要解决的一半问题，其实在精神的涅槃中，都可以获解。

一方面，从最消极的方面讲，安乐死式的自杀所求之境即无痛苦状态，当然可以通过涅槃来达到，涅槃甚至还胜过肉体上的死亡，因为涅槃可以容纳肉体上超然喜悦。

另方面，从较积极的方面说，涅槃却无法代替殉道式的自杀和逃避惩罚的自杀，因为它毫不涉及他人，起不到死亡带来的震撼和代偿作用。尽管在佛教看来，殉道与逃避的人，并没有摆脱社会的束缚，还是被现象世界囚禁着，无法达到纯净的超然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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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自杀行为、自杀动机、自杀心理的讨论，我们知道了自杀问题就像整个人生问题那么复杂和多样化。依据不同的内外条件，它拥有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内涵，而绝不限于自杀和安乐死的关系这些表面化层次。这样，如果再去争论“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自杀”，就如同一味争议“人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活在世上”一样没有意义了，因为无法通过争论给这些内涵不同的问题，提供统一的结论。自杀问题其实不成为一个问题，而是涉及到许多问题。正如“人们有什么权利活着”一样，也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包含着许多问题。如果我们空泛地主张“人具有自杀的权利”，就似乎在鼓动人们去自杀；如果我们肯定地断言“人没有自杀的权利”，则又似乎剥夺了人们干预自己命运的选择权，而这些选择权其实在许多微小的领域都已经畅行无阻，为什么要受制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呢？“求生不能”倒也罢了，而“求死不得”又必须在违背自己条件的情况下苟活，岂不比死亡更为沉重而阴暗？仅就人这种心理生物而言，在特殊情况下的自杀，并不必然通向沉沦，而是可以认为将导致更纯净的生活方式，至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范围确是如此。虽然人的智能比人的存在远为狭窄，以致形成不了举世公认的肯定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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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即便最专制的暴政，也无法阻止人们自杀，所以当斯大林知道妻子自杀之后，十分恼怒。当然也有人认为那是伪装，是斯大林亲手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尽管毒辣的全面专政可以给予人们无穷的苦难和不幸，也许正是这时的自杀，反而成为反抗壮举，从而使得无法继续施暴的独裁者像无能得逞的强奸犯一样恼羞成怒，大叫“这是自绝于人民”！。

我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中国的八十年代写道：“曾记得在一则现代神话中看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暴虐之神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他的残虐而自杀身亡。她死之后，这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暴君，这次却无法兴高采烈反而变得怒气冲天，因为他觉得他的杀人特权受到了挑战。妻子的自杀身死，使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蔑视。他咬牙切齿地诅咒妻子的亡灵永世不得超生……从这则东正教故事中可以看到，被压迫者的自杀，会使压迫者失去迫害的对象，从而陷入一种无法祛除的失败感。”（这是在影射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格鲁吉亚祖宗，是相当危险的冒犯行为，所以只能采用如此隐晦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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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而言，他的主体性是通过理性和感情的交错而体现出来的。一个丧失了理性自主且又丧失了感情自主的人，还能不能被叫做“人”，我想可能不。要求一个人的肺不呼吸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呼吸，让一个人的心脏不跳动而让他“更本质的生命本身”去供血，将是荒唐的要求。理智和感情，是代表生命整体去进行决策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决策机构。

这也许和佛教泛神论的生命哲学相合，但和常识尤其是和人的存在却相去甚远，因而处于无对之境。无对之境，如何纳入语言范畴？

不少对他人提出过高要求的教义如毛泽东的“斗私批修”，其实是发自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性格，它简直是一种“植物宗教”，要求他人消除一切动物特徵，当然教义的炮制者自己并不包括在内，这恐怕是最深刻意义的玩世不恭。无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释义还是应该有所约束，否则，“为人民服务”岂不等于“为独裁者的个人私欲服务”的代词？放任领袖个人纵欲无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当然要比法权框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远离原始社会，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呢。结果只是造就了现代化工业废墟。

所谓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自杀，而且也是刚刚入主中国不久的苏联工业体系的自杀，所以毛泽东一死，中共自己内部就发生军事政变，中共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指控他的嫡系党羽“四人帮”发动文革，使中国“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二、死刑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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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生命形态，而死亡却意味着彻底否定人，否定他所寄托的一切。所以死亡尤如“釜底抽薪”，其震撼人心是可以想见的。尤其那些非自然的死亡，超出预期，就更加具有震撼力，所以古往今来的暴君，没有不用“非正常的死亡”来恐吓他人的。如上面所谈的自杀，和下面将涉及的死刑，就常被极权势力用来凸现生命的脆弱性与荒诞性，以加强统治的力量。

同时，死亡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也是宗教感情和哲学思考的重要起点。“既然生存，为什么又要死去？”这是千古悬疑，正如世界上没有长存的生命一样，也没有长存的爱情，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死刑与自杀之所以能特别触发人的思想，还是因为这是由人自己的手造成的。支配这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非人力量呢？这当然耐人寻味。

“死刑与人生”是一个能够撩拨人们兴趣的题目，有的佛教徒认为“对杀人事件进行报复”或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以警效尤”，并不足取。因为死刑对犯罪虽有抑制，但基于“人不得剥夺他人生命”的慈悲信念，还是应该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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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三个民族曾经独力创立过自己的哲学，那就是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这三个民族的许多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过“人是理性动物”一类的命题。当然，他们也都认识到，在理性下面，比理性更顽强的本能在鼓荡之中。

与此相应，在人通过理性去辨认善恶的规范以前，他就通过自己的本能学会较之善与恶更为原初的观念：利与害；吉与凶。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古代中国的经典《周易》，是非常原创的哲学，非常政治化而较少道德化。《周易》是一部超越道德的书。尤其它的“经”部（如卦辞、爻辞，区别于“传”部的彖辞、象辞、文言、系辞等）更是如此。只是到了后学创作的解释性的易传易注易学里，才渐渐渗入若干道德化思想，这在宋学中尤为突出。可是在原始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善恶之战，而是吉凶的辨析与利害的选择。《周易》的最高理想念，追求吉与利，而不是儒家学说中的仁与礼，《周易》的经文本文，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种挚真的原始精神，即使在文献意义上也十分宝贵，显示了人类思想的原初出发点，是超越善恶规范、是非之辨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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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明社会”，常常就是“文饰社会”、“纹饰社会”，其特征就是广泛地运用象征，甚至以象征来指导、干预、控制生活。文明社会不仅充斥了贵族的纹样，也遍布了奴隶的烙印，高高飘扬的国旗下面是血迹斑斑的监狱，结果造成的“怪圈”使得人们的行为所追逐的是一回事，而人们的思想所煎熬的又是一回事，至于人们的言论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幸的是，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朴实的、口心一致地追求“吉利”的《周易》中，是看不到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人的原始动机是利害的选择，而不是善恶的选择。因此文明社会（纹饰社会）所显示的象征与分化，同样造成了其居民的灵肉分离甚至灵魂分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于是说教者们回避了行为的动机，而为粉饰行为的后果起见，他们启动一套套颇有逻辑性的推理，这些推理是些漂亮的象征，却远离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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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之下，善恶选择和利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直接，而是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运作的，所以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常常得利。

法律也是如此，常常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各个社会的监狱都不约而同地成为“罪犯训练学院”。而且不同的社会还有法律观念方面的不同，如中国和西方对犯罪行为进行报复的观念就有天壤之别。西方社会认为，对于残忍而变态的罪犯进行同样残忍而变态的惩罚，是不妥的，违背了人道精神。但是中国社会的“国情”却相反，要求对于罪犯进行加倍残忍而变态的惩罚，而为了获得口供常常使用酷刑。其逼供信的酷刑依据在于：通过树立恐怖，去阻止犯罪，结果政府自己成为最大的恐怖集团。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来对付政府不满的事宜，诚然可以通过“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结果却使得政府沦为最大的犯罪组织。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刑法和刑具一样发达，而民法和民权一样薄弱。这与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大陆法学观念差别很大，更与英美法系注重人权的陪审制度不同，所谓“杀人者抵命”的血腥含义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看来，仅仅用出于报复心理的惩罚理论去推动法律程序，也不能简单评断为“反人道”的，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力求公正的、像天平一样称量调和对立双方的工具。这么一来，至高无上的镇压之权，就获得了如何解释“人道主义”的权力。在斯大林的好学生、好儿子毛泽东看来，“人道主义”只是“救死扶伤”。其实救死扶伤只是动物庄园主人的善心，是如何使自己的家畜提高产量的技术手段，和人间的温情脉脉毫不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严酷的训练、激烈的战争、残忍的迫害，都是体现了“更根本意义的人道精神”，那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实，即使在传统的奴隶社会中，最残酷行为的动机，也是出自爱护和保卫某些人的需要，而不是反对一切人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以加倍牺牲另外一些人的生命来作为血淋淋的奠基石，那么它比奴隶社会的进步到底在哪里呢？况且，奴隶社会也已经懂得慈悲与仁政的重要性，所谓“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都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如此一算，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过于残酷了，那就比奴隶社会还不及，无异使人类文明倒退到新石器时代的茹毛饮血中了。

遗传学的研究显示，独裁者和惯犯一样，大多具有一种反社会的性格，甚至具有异常的生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遗传特征。这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和普通人之间，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会因天赋的不同而相异。

这些人对利害的直接选择更强，而对利害的间接选择即善恶的选择较弱，甚至没有。因此，他们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利害，而对他人的幸福或是痛苦几乎不予考虑，所以能够勇往直前，甚至战无不胜。他们冷血心肠，没有将心比心的同情，这种人十分危险，如果听凭他们“改造社会”，将是社会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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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

遗传学虽是最新的科学之一，但人类的古老经验中就已包含着类似的模糊认识了。如果从上述角度去理解各个古代民族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推行的“灭族”的惩罚方法，那就不仅是端报复心理的恶性膨胀，甚至也不全是基于“斩草除根以免后患”的策略考虑，而是获得了遗传学上的意义，那就是运用消灭整个家族遗传基因的措施，在生物学上有系统地降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用当时的道德标准看，这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也许有其治世的道理，但毕竟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消极措施。人的遗传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通过一对两性的配合，可以产出很不相同的遗传后果。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同胞兄弟都具有很大的天生差异。至于其他较为疏远的血缘关系，两性结合所产生的遗传变异就多得不可胜计了。因此推行灭族的方法或株连家族，

从遗传学上看，既杀了潜在的疯子也杀了潜在的天才，完全没有必要。于是其作用就更多体现在心理方面，如有助于专政阶级培育俯首帖耳的顺民阶层。

但另方面，这也从根源上弱化了民族的活力，是一项拔本塞源的反动措施，极端不利于“人的进化”。

202

就拿中国的帝国时代来说，各个王朝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定都北京的外来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竞相针对不甘屈服的人们实施屠杀，与此配合常常运用灭族的手段。其结果仿佛全民被迫吞食了麻醉剂，在社会“安定团结”的另一面，不仅损害了汉人原本极为丰富的英雄基因，而且使得中国无力对抗西方的入侵。

从这观点去重新审视清代汉官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不难在社会学的含义之外，找到遗传学含义，“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解为“抗议满清异族阶级专政镇压汉人的愚行、系统破坏遗传库藏的短见”。而在“专政条件下”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也是不服改造的人物大量死亡的必然结果。

如果用专政观念去衡量这些不服改造的人，这当然是些“阻挡历史进步”的反动派，但历史不总是按照专政观念去发展的，不论是异族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203

一个富于内部生长能力的社会，常常愿意保留自己的对立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精神”的问题，实际上，此社会恰恰是通过保留并“宽容”对立面的存在，以刺激与保持自身活力的。它明智地了解到，如果对立面被迫消失了，那么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就削弱以致瓦解了。

而原初的人道精神，是一种生命的联盟，因此强健丰满，不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样，以肢解敌对阶级、瓦解生命的联盟为宗旨。

实际上，阶级存在就像物种存在一样自然，阶级彼此依存就像物种彼此依存一样；要想消灭阶级差别，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阶级差别，要想结束阶级斗争，不过是制造了更残暴的阶级斗争，

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道精神”也患上了营养不良的贫血症。而唯有立足于阶级合作的积极意向的人道精神，才是推动文明继续发展的精神。

试想，未来是如此难以捉摸，谁全然知道明天的社会需要什么？谁全然知道未来的人们究竞走向何方？卡尔马克思说他知道，可是他连自己哪天死、如何死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世界的未来？他连自己可怜的私生子最后姓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未来的世界信什么？因此，卡尔马克思及其仆从的“理论”全是在圆谎，他们是靠“梦想”的谎言而存在的。

204

马克思主义者从十九世纪的条件及其局限出发，做出了某些判断与“理想”，它们已经被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饥荒、大清洗等悲惨世界证明是失灵而有害的毒品。面对苏、中两国相隔三十多年但却一一应验的大饥荒、大清洗（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国在六十年代，但都是在“建国”之后十几年开始），马列主义预言家们应该及早认识到，为后人保持活力，才是最大的人道，一种大人之道；而不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蹩脚理论去歼灭后人的活力。尤其，根据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滥用死刑，甚至推行灭族的株连政策，当然是危害整个民族健康的。

205

从遗传学角度看，灭族也并不能消除犯罪，只能削弱可供未来人类广为选择的生命资源。这种原始简单的方法，是对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生物资源──人的存在──所进行的彻底破坏。

从中国的帝国时代尤其是汉朝以后的蛮族的“军事阶级专政”的统治恶果看，其损失是很难无法挽回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俄国和中国等国畅行无阻？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曾经遭受过“蛮族军事阶级专政”，而“蛮族军事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成吉斯汗是斯大林的先锋队。用这种新眼光去观察中国帝国社会的没落，可以证实生物资源

的破坏，不仅限于自然界如对水土、植被和动物资源的破坏，且扩及到了人类本身，扩及到了我们文明的基因内部！以致破坏了整个群体的造血机能。

这是悲剧。这最终窒息了文明的活力，窒塞了社会自我选择的渠道。当近代遇到外部世界的多样化挑战时，自然而然就显出“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弱不禁风来，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努力也已经全面失败，我们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个政治制度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民族习惯问题，而且是个遗传问题，即，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传资源遭到了破坏，至少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因此，中国民族的复兴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调整并重建我们的遗传资源。但愿专政阶级对民族活力所成的巨创，可以弥补。

206

切记：良好的民族前途，只能在阶级合作的互相反馈中形成。某方的良好愿望包括说教者们圆满的理想图式，其动机归根结底也还是对利害的长期判断及选择，即使不是个人的利害选择，那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利害选择！这里不存在真理问题。正是由于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道德与自我克制才获得了积极的生活意义。而鼓吹阶级斗争并推行阶级斗争，事实已经证明是民族敌人给我们设计的危险陷阱，这个陷阱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蛮族军事阶级专政”，唆使我们在自相残杀中永劫不复，而让他们渔翁得利。阶级斗争万灵论，其实是丧失祖国的犹太人制造出来，挑动宿主国家的人民互相残杀，以便他们火中取栗、趁乱夺权的。

第三卷第五章

*三、死后前途的探讨**

207

人们关于死后前途的看法，多少表现了他对今生或是当前处境的看法，因此从一个时代的死亡观不难发现它的生命观。

“既然我活着，为什么会死去？”这样的疑问折磨人，同时也凸现出由于本能的生存倾向，人们多把自己“偶然而短暂的浮生”，看作某种“必然而永久的主体”。而进一步的推论自然就会令人震撼且耸人听闻了：“主体也会毁灭且将丝毫不留印迹。”这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实际上，这里的震撼与其它人生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过于心疼自己，从而把自己的影子看作永恒。

然而，那是一代代的人类不得不一次次面对的事实，冷峻而又不可折回：“你必须死去！而且得不到任何回报与记忆。”在如此彻底阴影下，人们如何才能宽心，并安然地生活继续跋涉？显而易见，人们必须回避死亡这一主题，而在回避不掉的时候，需要给予死亡以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或叫“开脱”，“宽慰”，甚至“麻醉”。于是，“有生必有死”，“人生如梦”，“视死如归”，以至“死是通向天国、通向永恒生活的大门”等等开脱宽慰甚至麻醉之词就创造出来了。

208

死亡观因而是和生命观互为表里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死亡，是因为他活着。然而“思想死”，比“死本身”更可怕，人的地狱也许并不在死后，而是在对死后恐怖的冥想中。

当然，从唯物论的想法说，人死后肉体还原为无生物，那么也就不存在“死后的生命”这个命题。但是即使按照这样的逻辑（它是否合乎事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讨论死亡的人都是没有死掉的人），虽然无法在“死后的生命”这一概念下讨论生命之死，但生命还是免不了一死，而还原为无机物的那个有机物还是不同于无机物，例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测量碳十四衰变的方法，来探知死掉的有机物的年代，但却无法对无机物作如此测定，由此可见“生命”与“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209

各宗教关于死后的生命观大体可分三种。

一种是由佛教、印度教等主张的灵魂轮回说，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的主张灵魂不灭说。例如佛教主张人死之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至于为什么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西方，有人认为与埃及人的太阳崇拜有关：坐上神舟前往拉神的永生国度。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比通常的冥府光明，但毕竟不是真理的发源地。崇拜西方真理的人们，可以安息了。

还有一种中国道教为中心的类似萨满教的民间信仰，所奉行的“白日飞升”、“尸解得仙”。这种理论也叫做“羽化登仙”。例如位于长江以南、鄱阳湖西岸的庐山，长约二十五公里，宽约十公里，大部分山峰海拔高度在千米以上，最高峰大汉阳峰为一千五百四十三米米。庐山古称匡庐，又名匡山，传说周代的匡裕结庐山巅，一心修炼，后来羽化登仙，庐山之名由此而来。羽化登仙说认为，人能经过修炼变成长生不死的神仙，《太上业报因缘经》说其过程：“始有天地龙汉之初，吾号‘无形’，化在玉清境，出大洞真经下世教化，……延康之时，吾号‘无名’，化在上清境，出洞玄宝经下世教化，……赤明开运，吾号‘梵形’，化在太清境，洞神仙经下世教化。”如此，人可通过现世的修行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净化，人的世俗生命结束时，就能以此获得生命转换的超人力量，保证灵魂的超度，也保障肉体通过再生而获得不死。以此为契机，人脱离世界进入仙化境地，人从“谷”中（“俗”）跃升到“山”上（“仙”），从俗人成为仙人。

千百来的道士和追求永生活动的人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富，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紧张的创造性活动。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说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从他们付出的代价看，道教型的中国民族特有的死后生命观，曾经深入人心是毫无疑问的。

210

利玛窦神父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对道教的这种活动大加谴责，因为他持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死后生死观（基督教型的），因而拒绝接受道教精神的方向。尽管求仙活动和炼丹事业的广泛开展，推动了医学和化学的发展，对现代世界的形成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医学事业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追求长生的道教活动推动医学的发展，十分自然，何况人的生命活动也还是一项“生物化学活动”，因此追求长生和生命永续的道教思想，最终推动了化学的发展也是一件合理的历史事件。用现代观点看，道教关于世俗生命经过巨大的蜕变而走向永恒生命的思想，可能比西方灵魂不灭观和印度的死后轮回观较为原始，有些接近埃及人。埃及本来想让死者复活的木乃伊技术，因为方法不对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在木乃伊技术失败的地方，基因技术却可能成功，通过基因复制人而使得死者“复活”。谁能说基因工程和木乃伊工程绝对无关呢？

211

古老的复活思想经过适当的扬弃，不仅可以推进宗教观念的革新，也会对现代生命科学如遗传学、人工智能的研究等等，产生出人意外的推动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设想这种作用？它的具体途径又是如何？

首先，道教及其基本理想，不同于西方的灵魂不灭论和印度的转世轮回论，而属于现世的生命观念。即使朝向永恒生命即“仙人”过渡的理论，也十分重视对肉体生命及其生活的改造和净化，这含有医学意义，不仅有助揭示人的新陈代谢活动，也可促成较为健康的精神生命，导入生命及其本质的研究。

现代意义的生命科学，离开灵魂不灭论或转世轮回论显然更远。倒是仙人理论，看成灵魂与肉体的奇妙结合。例如自然生命不能逃避时间的压力，但道教式的生命却可能转换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埃及人关于木乃伊复活的观念里，灵魂和肉体也仍然是可以分离的，例如死者的灵魂登上太阳神的船，航行到西方（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位一样）。但在道教的永生学说里，灵魂和肉体是互相依存的，和现代生命科学一样，灵魂并不属于肉体。

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两者同属更深刻的生命能力。道教相信这种生命能力经过净化和提炼，可以凝聚成为长生的内力，它现形为仙人。

其次，在道教的死后生命观及其生命转换的理论中，漾溢着一种感官的现象世界的甚至享乐主义的气氛，它珍爱现世生活，这与现代文明中的现世享乐的精神，倒有神似。正如道教是一种“后佛教文化”，现代的全球文明也有某种“后基督教倾向”，其间的相似很多，有心者可以一一发掘出来。因此，也便于二者（道教文化与全球文明）之间互相渗透。道教不认为现世生活是悲惨的，是令人绝望的炼狱；相反它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而不是被动地陷入炼狱，实现对生命的改造和对死亡的克服。道教的精神，与西方宗教、印度宗教甚至阿拉伯宗教的现世悲观主义不同，充满现世的乐观主义，道教所鼓动的，因此也不是殉道式的献身（或脱离物累的无我之境），而是“保持宗教戒律的享乐主义”。这在气质上，也与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全球文明，具有奇特的合拍之处。

212

道教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宗教”，而是“注重科学技术手段的人本主义宗教”，它受佛教影响也不赞同杀生，也反对违背自然地破坏环境，与“共产主义运动”等企图“改造世界”的信仰明显不同，可以免除科学主义的若干弊端，如忽视人性、忽视人的感觉世界等等。道教精神，因而不难转化为某种“以人为本位的宗教—科学精神”。

当然，在不同的宗教精神、不同宗教的死后生命观之间作本质优劣的比较，是相当冒险的。我们这里仅仅是说，道教精神及其对生命的观念与现代精神较为合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现代生活的发展，它似乎更加兼容，这不仅体现在它可能激发一些技术设计上，也体现在它可能导向的宗教哲学观念。道教关于生命本质以及对生命转换的设想，今天的科学还无法证实和操作，所以可能还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这就是其魅力所在。起码，先不要轻易地斥之为“迷信”。毕竟与它相比，许多传统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思想，更容易受到现代知识系统的证伪批判。

213

那么，各种哲学关于死后前途的态度是否仅限于“无灵魂”（还原为无机物）或“有灵魂”（包括灵魂不灭、转世轮回和羽化登仙）这两类呢？并不一定。还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可以独辟蹊径，例如孔子主张的“存而不论”。孔子尽管没有对死后的问题明确表态，但对超出经验之外的其它问题，他总是主张人们应持超然态度，把无法解决的问题悬置起来不下定论。

这样，关于死后的前途问题，存而不论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看法，那就是神秘主义道路或态度。它既不断言“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科学主义，也不断言“人死后生命不灭”的信仰主义，而构成似乎没有结论的“结论”，显然不比马列主义者区分的“唯物论”或“唯心论”更加缺少智慧。

不要认为这不可知论的态度和意见只是一种“犹疑不定”，甚至仅仅是避免在“唯物唯心”两种意见之间做选择的滑头世故。这“第三种态度”是独立存在的，作为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它搁置了判断，而现代实验科学（不是科学主义）认为，这种“搁置判断”的方法，才比较有利于人的认知最终接近真相。它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不是滑头或是逃避，也不是在这前二者之间的犹豫，而是同时否定了前面两种态度所包含的独断性。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活人来认定人死之后是有生命呢还是无生命，这其实是在同个范畴以内，即活人预知死人的世界，而存而不论的观点却是在这圈子以外，另成一体。

从这种角度说，犹太人批评耶稣关于天国的概念，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既然“活人可以预知死人的世界”，那么“永远不尝死味”为什么就不可能呢？活人，即耶稣所说的“没尝死味”的人：如《马太福音》16/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再如《马克福音》9/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以及《路加福音》9/27：“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约翰福音》8/52：“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

其实耶稣最敌视的并非“存而不论”这一造（可见耶稣并非搁置判断的科学精神的敌人），也不见得是唯物论的那一造，而是那些承认灵魂不灭（“鬼附着的”）却不承认耶稣天国的犹太人。

214

科学精神的首要敌人是科学主义，而不是信仰主义。因为信仰主义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分属人类意识的不同范畴，分头满足不同的需要，可以互补，必要时可以互构。科学主义就不同了，它窃取科学之名，干的却是信仰的勾当，名不正，言不顺。科学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搁置判断，体现为怀疑的、不可知的存而不论。

这是科学主义最喜欢抛弃并掩埋的。例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它假借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结论，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他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几十年，就公布了《共产党宣言》，这说明他根本不是以科学精神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而是一味为“改造世界”、“夺取政权”炮制理由。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偶像黑格尔所诋毁的孔子则比“普鲁士黑马集团”要“现代”得多：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失为中国精神投影在全球智慧的一道光亮。

“中国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比“希腊教育家”（“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早生了一百一十八年，因此孔子的“不知论”比苏格拉底的“无知论”（“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至少也早生了一百年，孔子到底有没有影响过苏格拉底？我们在此提出来，但存而不论，搁置判断。

不过既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可以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誉为“说希腊语的摩西”或“犹太化的哲学家”，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并不是独力创造了上述的搁置判断的范例。

215

活着的人，怎能知道死后的生命？聪明的人如何面对这个二律背反？对孔子来说，这可能主要出于习惯，如他梦见周公，相信灵魂之间会有沟通，但这并不确定无疑。

对苏格拉底来说，因为他信神，所以灵魂只能不灭（或是反过来，因为希望灵魂不灭，所以信神）。可见，这是习惯或是信仰，是不应该讨论的问题。反过来说，讨论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念咒，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明智。

同样，唯物论关于“人死后还原为无机物”的观点所涉及的，就更不是一个“死后的生命问题”了，它因为已经完全否决了死后的生命存在，从而拆散了“死后”与“生命”的任何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和“灵魂不灭论”同等独断的信仰主义。“存而不论”的搁置判断，比“唯物（无机物质）唯心（灵魂不灭）”的二分法，增加了整整一倍的信息量，并打开了通往日新其德的道路。

216

灵魂问题，是目前人的智力、经验、逻辑和推理都还无法解决的。存而不论的态度，是真正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反应，虽然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解答，因此其局限是无法满足人的期待，无法安慰人的京惧，这也正是“明智”的局限所在。

存而不论，能给人的智性划定界限，但不能解脱人在本能和情感上的焦虑状态。因此各种关于“死后去向”的猜测应运而生，以消解此生的彷徨（而远远谈不上是对来世的引导）。但这些说法都是一些假说。其根据仅是感情上的需要，而不是经验上的依据。

存而不论作为搁置判断的“无答案”境界，如果能与“假设”结合起来运用，对知识的进步更为有利，帮助人的思想进入更为明彻的一层，充分实现“工具理性”的功能。这样可以批判地进入“有答案”的范畴，例如“无机物质”和“灵魂不灭”这两个答案，其实只是纯粹情感的自然流露。

也许有人会问：“希望灵魂不灭可以说人的情感所系，但人怎么可能希望自己是无机物质呢？”其实这很简单。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Francois Marie Arouet ）临死时说：“黑暗，黑暗！可怕，可怕！但愿我没有出生！”因为面对注定毁灭的命运“现在就是假的”、“我从来没有出生”这一佛教式的经典态度，不失为终极的庇护。

在这种意义上，小乘佛教与唯物论相通，它的涅槃也不是来世的。但断言人死之后并没有生命，只是化为无机物质，这与人类的感情需求相矛盾，所以小乘演化为大乘，人生智慧演化为偶像崇拜，是少数人的意识化为多数人的宗教时，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因为人的感情和下意识总是希望死后还有生命的延续，所以，唯物主义关于人死以后没有灵魂的理论，会导致精神的颓废和生存目标的丧失，建筑在推论之上的“无机物质论”只能导致文革发动者那样的玩世不恭与暴虐人格。而对多数群众来说，不管他持有什么样的认知，都需要获得一个确切的答复，就像是获得了心灵的家一样，他要像买房子哪怕是租房子一样，使这个事情落实下来，这样才有安全感。

而往往，人的感情和好奇，确实渴望有个答复，尽管事实上任何答复都无法被证明，因为死人是不会回来告诉我们到底有无灵魂，所以人在面对“永恒”时的困惑才成了永恒的悬念。既然无法证明任何答案，“有答案”发生了危机。正因为科学无法证明死后前途的确然性，所以各种感性的证明兴起了，那就是宗教。在“答案”问题上，存而不论近乎“无”，而“死后有灵魂”与“死后无灵魂”这两种看法加在一起，才近乎“有”。有无相生，形成世界观的全貌。

217

现在，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一下死后前途。

不论那组“有答案”的想法（死后有灵魂或无灵魂），是否能满足人对死后生活的希望，显然一旦确立了死后观，就会对人的现世生活产生影响。一个有权势的人如果相信来世，他干了许多坏事当然也害怕报应的惩罚，于是，他就不倾向于承认有什么来世，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不必在来世付出代价。所以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论是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只此今世可活，就谁也惩罚不了暴君暴民。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受尽磨难的孤立无援者，却容易相信“修个来世”，他们哪怕做了自杀攻击的肉弹或是雷锋式的驯服工具，也还是需要领袖崇拜来安慰自己的不幸。

如果肯定没有来世，没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那么，“我活着的时候经历的一切对我就是唯一的”，那么这个生存对我来说就是不可交换的了。这等于告诉人何，生命只有一次，爱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能干出什么就应该去干出什么，干到什么地步就算什么地步……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唐·杜秋娘《金缕衣》）

“未来”既然已经成为“虚无”的别名，那么还能怎样呢？相反，如果肯定有来世，那情况就颠倒过来了，有权势的恶棍在现世的行为，虽然逃避了这个世界的审判，但却逃脱不了另个世界的审判，那里有一个不受贿赂的裁判员，使他从内心深处发抖。

有人把这种内心恐怖予以神化，叫做“上帝的意志”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历史规律”。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有灵魂”和“无灵魂”的世界观，会导致“有道德”和“无道德”的行为后果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像宋朝以后的儒家由于基本上属于无神论范围，所以他们的道德不是建立在“灵魂”层面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层面上的，在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指导下，人们用子孙替代了来世。“小祖宗”代替了老佛爷，父母君王代替了神秘主宰，人们自己所构成的种族存在之链以超越个体的绵延作了来世生命的替用品与仿造品。通过晚辈对长辈的服从，长辈获得了某种“永恒感”，即便这只是暂时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生存完全堕落到平面上，失去了立体性；整个民族的精神五体投地，完全瘫软了下来。

218

“孝道”成为宗教，老年人的保守性主宰了社会，青年人受到忽视，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和“教育”，是企图让晚辈活出一个长辈的样子来，甚至是完全长辈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样，长辈的垂死生命无形中遥接未来了。“灵魂”和“死后的生命”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是“自己子孙后代的存在”却是谁都知道的。因此，根据孝道的宗教精神，与其把时间精力花在死后前途的探究和灵魂的提升上，还不如花在栽培种族上，在后代的身上猛下功夫。这就是所谓“慈”与“孝”的一体关联（“父慈，子孝”）的儒教。

可悲的是，当人们把应该用来提升自己的精力完全倾注在后代身上的同时，反而造成“揠苗助长”，无形中扭曲了后代的发展。被监护人的地位，仿佛安全，其实并不自由。被“慈孝关系”互相羁绊住的人们所组构的社会及其创造出来文化，也就过于保守并因此而逐渐停滞。在家长制的定规下，个体的发展受到慈孝网络的抑制，社会的活力消解于无形。个人的灵魂得救，替换为家族的血缘关系。不考虑死后前途问题的人生态度，竟然与社会的化石过程发生了内在联系。

219

“孝道”宗教的奇特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在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有一些当时看来无害甚而有益的因素，经过曲折的变化，竟能转化为致命的毒素。

而对死后前途的考虑，从现实意义上说虽是甚少功利价值，但却能刺激人的精神向另一领域超升，激发热烈的探索精神，促成新事物。

第三卷第五章

*四、虚幻的尊严**

220

有位美国心理学家统计，平均每位美国人一天要说两百多次谎言。美国人如此不是特例，而是人类的一个缩影。当然，这其中有许多是白色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有的仅仅是掩饰，为了维护隐私，有的是出于礼貌，避免人际尴尬，而多数属于无意识的谎言。但不管怎么分类，这些总是谎言。谎言在人际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达到“自欺欺人”的深度，结果使得人人都戴上了假面，社会充分展示其“虚伪性的一面”。虚伪，在很大程度上是奉虚幻为真实，以暂时为永恒。这不仅是欺人的，也是自欺的。它既表现了人的创造力，又表现了创造力的误用与徒劳。

人们撒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遭到拒绝”。一项新的科学研究证实，人在遭到拒绝时会感到疼痛，和肉体疼痛的反应相似。很多失恋的人有过切身体会。而谎言的起源显然和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人有了自我意识，懂得打扮自己，希望在别人心目里有一个“美好的形象”，这个形象之美当然最好要超出实际，这就构成了谎言的起源。当然这是白色的谎言，诸如化妆、美容、职业性微笑，都是属于这类谎言。再如说，在人的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这反映了人们是多么渴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尊严又是什么呢？尊严往往大于人的实际存在，这是发展了的“自欺”。在不少社会活动家那里，“人的尊严性”，其实成了“虚伪”的别名。他们认为，人的尊严性是其它动物所无法具备的，而只有人迫切地感到必须维护它，而且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例如当人们想到自己的生活与这种尊严性不相吻合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羞耻或陷入“失去尊严”的心理打击之下。

221

人类学家们发现，大约在三万五千年以前，原始人开始用仔细打下的石叶制造形状精细的工具，骨和鹿角首次用作工具，以制作衣服和雕刻，工具开始成为艺术品。例如在角质的投掷器上雕刻装饰性的动物形象，珠子和垂饰出现于化石记录中，这是新的用于身体装饰的物品，而洞壁深处的绘画，表达出明确的精神世界。这个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信号，表明人类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

自我意识的人所拥有的“尊严意识”在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他也因为在生活中丧失了自身的尊严，而产生恐惧感。比如说，人在两性的求偶关系中遭到挫折时，所产生的反应和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人在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中表现的自律和他律，也都是由于“尊严”这一杠杆在起作用。

222

正因为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有了“尊严的需要”，而尊严性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已经无所不在了，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没有爱，没有尊严，而仅仅为了满足单纯的“动物欲望”，则人类的性关系只会带来精神的堕落。其实，连动物也没有这样的动物欲望，因为这样的动物欲望是人（即拥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动物）所特有的。

事实上，单纯的动物欲望，已经不再可能发生在人的身上了。人既具有自我意识所触发的“高级精神活动”，他的最原始生物欲望也就难免受到“高级精神”例如自我意识、尊严、面子等等渗透和左右，而无法再行割裂开。哪怕是人身上“最邪恶、最低级的欲望”，也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欲望”，如果一定要比较，那只能说，它要“比动物欲望坏得多、坏得高级得多”。如果不顾“尊严的表现及其功能”，不注意“尊严性的起源”，就无法对人的精神存在做出透视，更谈不上恰如其分地理解，从而很容易被零碎的表面现象迷惑住。

例如：

1，假定人的尊严性起源于他的遗传基因，即是天生具有的品质，这是一种情况。

2，如果人的尊严性并不起源于遗传，而只是从后天的学习中得来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那么，这又是一种情况。

223

根据经验，“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证据是，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圈中生活的人们，对尊严性的具体认知是大不一样的，精神形态和价值观，也都因之而异。他们为之感到羞耻和惭愧的事，也不一样。例如，有的原始民族在两性关系上丝毫也没有现代式的羞耻感，但在其它问题如在财产关系方面的羞耻感，却比现代人更为强烈。照此看来，“尊严性的规范”实与风俗民情关系莫大。

但在另一方面，“尊严性的因素”确实潜伏在人的遗传中。证据是，动物缺乏“镜象意识”，因此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动物也缺乏复杂的语言系统和数字概念，无法精确约束部落成员的行为，因此上述两个方面都很难接受社会规范的压力。

正如动物学家无法在一个动物身上培养人类的尊严感和精神性，无法使它感到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社会学家也无法在人类身上培植起完全的神性，无法使他感到神明特有的无我与超然。基于上述两方面，人的尊严性是不稳定的并且具有可变的表现形态。

至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什么范围，人的尊严性具有多大的可塑性等等，这些具体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224

人的禁忌不可能是超出时空的绝对禁忌，反过来风俗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虚无。

根据禁忌形成的尊严，是相对的、流变的。而强调一时一地的禁忌具有绝对性，只是人性中虚伪一面的表现。

禁忌与尊严的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的生活需要和功利目的在因时因势而易，趋利避害的途径，因之也在不断地修改中。许多神话为此提供了线索，如《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度生活在伊甸园里，那是个极乐世界，既没有禁忌，也没有尊严，人们不用板起面孔、夹起尾巴“做人”，既没有自我意识及其羞耻感，又没有可以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东西。后来，他们智慧果，才产生了羞耻感和尊严性，知道了禁忌才穿上了衣服。有了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生活的极乐状态也就破毁了。照此解读，神话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知道：

第一，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行为（偷吃智慧果）得来的。

第二，人吃了智慧果，就可以获得了自我意识及其尊严，这表明“尊严性的因素”早就存在于人，所以撒旦的诱惑可以奏效。

神话时代过后，科学时代的人们通过对动物生活的观察，发现动物也有它们的行为规范，例如，狼群之间也有边界，这是两群不同的狼或两只不同的狼之间的外交，它们一般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尽量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

而当某群狼侵入另一群狼的领地时，遭受侵略的那群狼就会因为愤怒而奋起驱逐入侵者，而这群入侵者竟然能感到理亏！所以它们侵略更多表现为袭击而不是占领，它们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用强盗逻辑武装自己，于是一旦被发现也就灰溜溜地逃跑了。狼群侵略者即使敢于抵抗，也是颇为无力的招架，不像人群侵略者那因为尊严受到伤害而做出激烈的抵抗。动物一般不会因为逃跑而感到羞耻和丧失尊严，人比狼有更明晰的尊严感，所以人群很难发动无理由的侵略，于是在人群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之前，总是要制造并宣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性谎言，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在对“尊严规范”的考查中，往往可以发现尊严规范的形成过程与人们对这种尊严规范的描述恰好是相反的。例如，尊严规范的形成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功能，然后才从功能上升为禁忌和行为规范，

最后再从禁忌摇身一变而为尊严规范。但当人们描述的时候，却是从上端开始往下顺延的，或从表层往里层刻划的。人们总是先从“尊严规范的神圣性质”开始，再谈到尊严规范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最后才涉及禁令的条目及其功能。这样，宣传家们就把尊严规范偶像化了，使之达到“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的神像地位。相反，倒把禁忌功能列为臣仆了，使之成为一个“使用说明”。尊严本来是基于爱美的自我意识用来管束人们的工具，现在倒成了主宰。

225

在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尊严范畴，很可能起源于一个很小的实际需要，而对这种尊严规范进行偶像化、本体化，就促成了各种精神世界的诞生，这就是作用于“人与动物不同”这一骄傲的杠杆原理。

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及其尊严，因此无法构成那种可以表述的、用语言去建造的系统化精神世界。

显而易见，在自我意识的作用下，人所特有的尊严性主要产生于后天的禁忌，而禁忌又是起源于社会的压力，结果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人们乖乖听从“尊严”的号令。如性的禁忌，是为了区分人类集团这样一个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才为此创造了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约束。可是当性的禁忌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开始独立于当下的实用目的。即使原先那些实用功能业已消失，一些禁忌仍然以其过时的理由非常顽强地图存，成为“陋俗”。这种陋俗也经常构成了人类尊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触犯了这些禁忌，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尊严，唯有恪守这些禁忌才意味着你在当时当地的那个风俗环境下，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

如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女性的经济独立以及避孕堕胎技术的发展等等，都使传统的性禁忌既不可能也不那么必要了。为防止苦果如私生子的降生或家族的指控等等而制定的性禁忌，因而不再受到遵守，这种新潮体现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上，就是所谓“性解放”。目前，只有伊斯兰教的社会还在抵抗性解放，因为它的富有阶层可以娶四个老婆，大大降低了通奸和买淫的需要。

226

如果只是像“原教旨主义”那样，只从思想上强调人的尊严性和精神性，是无法扭转禁忌松弛这一趋势的。而不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其实早已不再遵守教规，他们也进行偶像崇拜，也过着放荡的世俗化生活。只是进行“圣战”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禁忌和尊严，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所以任何一处两人以上共同生活的地方，就会产生禁忌和尊严）。禁忌和尊严，是要软化每一个体的棱角（至少使之变得光滑一点），而不是强化它达到彼此伤害的程度。

在现代这样一个道德失落的时代，也在悄悄酝酿一种道德的复兴，因为既然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存在，基本的尊严性因素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了。即使目前这个时代再堕落，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道德衰退的根源，并不在于培植尊严性的教育和宣传不够，而是在于社会变化过速。社会的变化过速使得旧道德瓦解，说教变得滑稽可笑甚至令人厌恶。但社会的变迁义会迫使新道德建立起来，于是新型的尊严和新型的精神性规范，也就会随之树立。所以，我们还是抛开“老年人的忧虑”吧，那只是一种旧时代的回声，老人所眷恋的，乃是一座瓦解中的神庙。这诚然含有一种悲郁之美，但最好不要忘记：

任何尊严性和精神性，都是为了护卫人的生活的。这就是“精神”的“至善之境”，多余的尊严与禁忌，只是虚荣，只是人的虚伪性，它会被生活击败，被迫退出舞台。

第三卷第六章

*一、自我是宇宙的心**

227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合称“新三十年战争”（前一次三十年战争发生在（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之间）。这次战争类似于古希腊史上分裂了希腊文明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同样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不仅毁灭了众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撕裂了西方精神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发出的“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惊叹，就使得那个时代所有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这次较之地震和火山爆发更为剧烈的社会震撼，动摇了许多根基式的信念。对西方文明可以不断生长的能力，开始了怀疑。

正如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情况一样，有病的文明肌体困于自己的危机，开始向外寻求出路，出路不仅是物理上的，还采取了精神上寻求药方的索取形式。这样，西方的实证主义开始向东方的神秘主义接近。这种对话带有历史性的含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对话”的明显结果。因为它仍在持续，它的建设性还未显露出来。但其破坏性，却引人注目了。

这种破坏性，表现为“从实证主义向直觉主义的转折”，甚至在科学实证论与宗教直觉论的矛盾中徘徊，而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夹缝中的心理处境，使得“多元论”和相对主义风行。多元论来源于多神教，它的流行对于一贯奉行一神教的西方社会来说简直是不祥之兆。

228

在一神论的传统西方社会，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或是“分庭抗礼”由来久矣，不像在多神教的中国，科学和宗教经常混合在一起，形成所谓伪科学。

宗教作为直觉的产物表现为信仰，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表现为实证。区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同生于人们的心里，自古以来又彼此渗透。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时代，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神学的论证还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与实证的方法“

229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程看，耶稣和保罗是两个重要人物，耶稣开辟了上帝的新约，而保罗则把这新的信仰推上了国际舞台，从《圣经》记载看，这两位都是直觉强于理性的。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St.1224─1274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代表，但他们的信仰内涵已被理性和实证的方法遮盖起来，甚至是用理性和实证的方法开路，去说明信仰与直觉。在东方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假象，即宗教的直觉与信仰，被装裹在大量的理性与实证的推导程序中，其程度较之基督教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教的创始人那里，哲学倾向从一开始就比宗教倾向更为明显。原始佛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依靠哲学的悟性来支持。佛学大师的信仰，依赖理性证明的程度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已经不再接受佛教的信仰，但依然对其派生出来的论证方法之睿智发出惊叹。佛学大师对人类精神现象所作的心理分析的精致性和深刻性，甚至远远超出西方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尤其是就哲学意义而非实证科学的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脱基入佛”，即脱离基督教而进入佛教，这个过程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

230

在心灵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这块腐肉又怎么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呢？

231

宇宙和幸福一样，都是无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予以测量的。对一个穷人来说，很少的一点财富和收获就能构成“幸福”，而对一个富人，比那穷人的财富大上几千万、几十亿倍的财产，也无法保证他的幸福。这无非因为，可以定量定性地予以测量的东西，对人来说永远只是外在的而且是较小的因素。宇宙的不可测与幸福不同的是，宇宙这个外因太大了，是相对脱离人的知觉和经验的。

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被认为是“具有严密性”的东西。其实，这种严密性是人自己创造并贴加上去，而非事物固有的。“严密”和“精密”，都是从人体生发出来的，然后再化为外在的尺度，人们通过这一转化所造成“理性范畴”对万物和他人做出了理解，并通过“理解”而实现了认知的把握甚至具体的占有。在这条漫长曲折的“理解之路”上，各不相同的“内在体验”在“齐一化的规范”下，被阉割甚至腌制了。万物和人被“理”所分“解”，这就是“理解”，这就是通过支解而实现系统化的戏剧动作。

这是科学方法特别不同于宗教体验的一点。但宗教也并不完全排除“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只是说宗教的定性定量，要以个体的内在尺度及其体验作为基础。在科学意义上，“每个人其实都怀有一个不同的宗教，但所有的人都只能握有同一个科学。”

232

科学的外在尺度和“客观的规律”虽然不可等同，但它在个体和不同社会之间还是可以通用的。而且由于它的可通用性，而被误认为具有客观的性质。于是“普遍的看法”成了“真理”，作为流通于人间的精神货币，它的可验证性其实只是流通的交换功能。但交换功能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交换功能的变异，科学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对已有科学的否定及扬弃上。现代的科学理论，也从认识哲学和历史经验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理论的可验性，并不等于它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严密性，会暴露出自己的阿基里斯踵，从而被新的范畴所扬弃和否定，使其丧失真理的身份。就像一条泥锹，又从渔夫的手中滑走了。对科学的客观性信仰，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纷纷破产的深层原因。

233

当然，强调科学的方法，对当代中国诚然具有应用方面迫切性。中国是个通用习惯法而缺乏成文法的“原始的文明社会”，在民族心理中，一贯缺乏定性尤其缺乏定量的观念。我们甚至在煮饭的时候也不是量水量米而是大概估计凭经验处理的，结果自然人人各自为战，误差很大。阻止科学精神在中国普及并成为一种新型习惯的，是原始社会带来的陈旧习惯，而不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状况。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就不是这样，他们连洗涤地板的水都是用量杯来调制的，所以既精确，又省事。如何培养这样的定性定量的“科学习惯”，并不是一个科学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此，理性方式再次陷入二律背反，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唯物主义圈套。

234

关于科学的利弊，无数专家已经作了透彻的讨论，我们想说的仅仅是，科学并非社会发展的杠杆，相反，是科学自身在思想宽容和社会需要下发展起来，而这两项条件，又只是历史中并不多见的珍贵场景，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宽容已经社会的需要都是无从模仿的。

现代人热衷于讨论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可问题偏偏是，只有在宽容或适当的压力下，信仰与科学之间同舟共济的命运才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如果一味排斥科学，信仰就会窒息了自己的活性，如果一味解构信仰，科学就会阻塞了自己的依托。因此，科学与信仰、理性与直觉，在人的精神世界中需要同舟共济。信仰与科学的关系，不该是二元论式的、分离的，而应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展示其同一性。

第三卷第六章

*二、理性与直觉**

235

区分“理性”和“直觉”，是人类很早就关切的问题，历史上众多智者进行了思辨活动，给出理性和直觉的各种定义，有时人们反过来根据这些定义，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精神活动！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我们自己在进行自我催眠和暗示，分裂人类的意识活动，因此，从语言可以自我规定的“特权”去看，说者通过这些规定，来操纵自己的生活。

直觉常被认为是神秘的，难以用理性的语言予以说明。事实上，理性和直觉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们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例如，理性活动所得出的结果是可以用语言描述的，而直觉活动所得出的结果则难以用语言去说清，因此具有相应的神秘感。而为了表达这一神秘感，往往只能采取象征性的或诗喻性的说法，去摹拟其意境。例如庄子就属于这类哲学家，被称为“神秘主义者”。其余的人们或认为自己拙于言辞而不善于表达自己已经洞察的东西，或者认为自己确实抓住了人类迄今持有的语言还无法予以类化的事物本质：由于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类化与概念化，因而，无法和他人互换有关意象和“确切理解”。

236

各种神秘主义者即察觉到各种压力的心灵，都倾向于认可“直觉的体验比理性的语言对人类的认知活动更有决定性”。直觉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比理性更深刻更生动也更难以条理化的“感应”：人无法确切说出它，难以将它纳入既有的语言思维的程序。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实证主义者的立意决非实证方法的结果，他们仅仅是运用了实证的证明方法而已。例如，考古学和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拥有强大实证主义传统的学术，以致早已退化为“历史的文献学研究”，十九世纪以来的人文研究早就如此。

在地道的实证主义者看来，结论是只能从材料中得到的，他忘了，“材料”并非“实况”，尤其是囿于材料，却等于遗弃了实况。然而许多结论，其实具有另外的隐蔽内核，那既不是出自历史材料，也不是出自历史学家的理性，而是发自实证主义者那潜于他自己意识深部的“直觉”。

237

是否可以认为，直觉更多的是一种“判断”或“抉择”，其性质富于肯定与认定；而理性则更多倾向于通过“分析”、“归纳”和“演绎”。如此看来，理性更富于“否定的性质”，而直觉更富于“肯定的性质”，直觉肯定了那些经历了理性的排除过程（“分析”、“归纳”和“演绎”）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是否可以认为，理性的使命近乎所谓“去伪”，而直觉的使命则近乎“存真”，它们的功能其实是各不相同的。理性活动，是整个意识的创造活动的前期阶段，而直觉，则是在其后期才崭露头角：直觉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所以人在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内，很难产生什么“直觉”。这种状况，很可能构成了神秘主义者的以下看法：在精神活动中，直觉比理性更透辟，尽管它无法言传。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如果理性不完成“直觉的前期工作”的话，直觉是无法施展其魔力的。

238

与其说直觉是从潜意识中生发出来的，毋宁说它是通过理性化的排除与集中，所汇聚的“意识焦点”。如果没有理性“作为表层意识所起的媒介作用”，人的直觉活动或许只能停留在动物的水平上。

推崇直觉的人们认为，直觉不能被创造出来，它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先验知识”。对个人而言，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仿佛本体那样生发不已，甚至是直觉创造了理性的王国，同时也成全了人类意识殿堂的完整结构。直觉甚至于被认为“就是宇宙本体在人们心中的一块投影”，所以直觉获得了某种“精神的神性”，具有超越头脑的异常能力……

但对这种说法，我却怀疑。理性虽然不能创造和产生出直觉，但有证据表明，理性是能够改变直觉的！理性不仅能改变直觉的形态，还能改变直觉的方向，甚至通过“对直觉施加强大的规范力，迫使直觉的力量集中或转向”。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经过训练之后，他的直觉能力却有所改观。

至于“人类的精神性创造活动来自直觉”这个命题，我更怀疑。什么是创造？创造是带有“无中生有”意味的活动。“创造”与“发现”不同，不是那种带有展示意味的显像过程，不是把事物本来就有的东西逐层透现出来的活动。

在这种意义上，直觉活动只能是一种发现的、展示型的活动，而不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性活动，尽管直觉还算是“从意识深层涌溢出来的不明飞行物”。我们看到，直觉所表现出来“创造”，并不是一味外化自己内在的蕴涵，而是顾及对象的特点、力切近对象的特点，以求完善自己。总之，直觉也是一项“追求客观性的认知工具”，而非“发挥主观性的创造工具”。直觉过程是“发现与展示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过程”。

239

直觉的特殊性还在于，由于它脱离了语言，所以是一种很难传授、很难社会化的东西。主观性的成份在理性中也同样存在，但那毕竟还是一种“可以沟通并传播的主观”；但是直觉的本质却纯然是属于个人，语言化、条理化和社会化诸种规范已被逐步挤出了直觉的范畴，正像新鲜的瓜果受到盐分的渗透，把自身的水分逐渐滤出。因此，越是纯净的直觉，也就越需要传神的理性化说明。

直觉得到的意象，也可以通过语言艺术的诉说、流经理性化的渠道，而被他者接触。他者出乎自身的直觉，本来是难以接受此种外来之物（他者的直觉），所以在不同的直觉之间的沟通使命，还是落在理性规范的头上：说出来的直觉，便不是直觉了，而成了理性之果。

240

理性和直觉作为意识的两面，理性被用来说明直觉，直觉被用来引导理性；直觉可以通过理性的媒介，传播到同类人那里去，两个直觉，可在理性范畴中结合。

241

陆象山的名言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作为一个“心学家”，他因此被马列主义者斥为“主观唯心主义者”。事实上，他说出的不过是认人的认知现象，正如马赫所说的“感觉的复合”明明是现代心理学的常识，却一定要被从事“哲学为政治服务”的秘密工作者乌里扬懦夫──列宁，打入“先验主义”的囚牢。陆象山和马赫的“错误”，就是他们把实存的现象，表述得很真实。这种极端典型化的措辞，对于指破人心所受到的蔽障十分有益，但却很容易受到肉欲的常识攻击。这种常识认为“太阳每天升起来”，而指责“地球围绕太阳转是邪说”。列宁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其实发挥了“二十世纪的教廷”的作用，莫斯科代替罗马，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传教热情，阻碍了心理学、遗传学、社会学更不用说哲学和历史学的进步，因为这些学科的进展正在解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义系统。

242

从常识看，“吾心”不是宇宙，而只是宇宙的心罢了，或者说是宇宙的感应者，没有“吾心”就没有介于宇宙和吾心之间的感觉场即我们一切的现象世界，但宇宙存在却不会因为吾心的毁灭消亡。吾心作为一种生物现象，是其原生物使吾心得以感应。但是对我们人类而言，吾心实际上就是一切现象世界的总和了，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现象以外的本体世界。

人们都从自我意识与“吾心”去认知一切、判断万有。因此，人们所说的“宇宙”只是围绕自我而确立起来的小宇宙。科学、哲学、艺术乃至宗教，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

243

人们发现世界，其实是在不断地注释自我；人们创造世界，其实是依据世界的发展为人类步步重塑自我形象。

这种对自我的永久性关切，在不同的思想乐器上，以不同的哲学曲调和意识形态反复播奏着。你来我往的历史，从这里流淌了出来。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说着同个命题，相异的风格，表达了共通的欲望。

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批判他人以自我意识为宇宙中心，另方面却以为自己可以逃避这种宿命，而把生存竞争（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即尼采主义的“种族斗争”修正为“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并超越种族斗争……结果呢，不过是造成了更为惨烈的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地方也没有和平，残酷的政治运动绵延不息，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之间，也没有和平，反而具有比“贪婪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为惨烈的武装冲突，例如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武装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长达十几的武装冲突，完全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因而是对那个理论之谬误性的彻底揭露和奇特讽刺。这充分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本质完全是虚构的。那么其内容到底是什么“其功能到底是怎样”已经在整人的运动和武装的冲突中，一览无余了。

244

从遗传与环境上的区别，对人的存在进行分析，是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它在十九世纪崭露头角，并在二十世纪达到鼎盛状态。这一方法随着遗传学的兴起而趋于完善，分子遗传学的开辟，使这个方法的运用获得了新的动力。而在遗传学尚未诞生的古典时代里，人们尽管注意到遗传的作用，但更多却是从环境因素去考察问题。甚至连达尔文这样的进化论者，都是强调“物竞天择”的环境压力。

尽管从先天和从后天区别人，并交叉解释人的行为和性格，古来就有，不论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都强调了教育的作用，不放过后天的教育机会，因为人在自己的经验中明显感觉，自身的许多遗传因子和先天素质是其它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人能进行学习，达到其它生物无法企及的智能高度，但另方面，即使拥有先天素质，但没有后天的机遇，人同样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三分本事，七分运气”就是命运的缩影，而如何抓住运气，也正是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

245

先天与后天这两种因素彼此交织的“混沌状态”，也是人类的理性语言持久面对的一个挑战。但即使面队混沌，人的理性还是坚持“要说清楚”，这也是理性的可爱之处，于是种种猜测和“理论”从中生出，因此我们要知道理性和理论的特性、用处和局限，都是基于语言的分析，所能提供的条理。

而分别从遗传和环境上去理解人（即以“理”“解”人这个不可理喻的东西），起作用无非是由此替人拼出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来。这就是“理性努力”的秘密！这个秘密也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即“人的自我意识要把自己设想为宇宙的中心”。他要求从这个中“心”出发，去理解其他事物并利用其他人。这样，“宇宙中涌现出众多的自我中心”，仿佛多神教的世界，无异于宣布了宇宙在事实上的无中心状态。无数个中心互相制约、牵引，纽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它们的力量不是被抵消了，就是被中和了。所以，当某一狂秃或是暴君“力图驾驭整个宇宙”的时候，这种企图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想象的。至多得到了他周围那批和他同样局部与短暂的蚂蚁一样的“人民大众”的拥戴，实际上也不可能普遍的。因为他和那些蚂蚁同样，只是在本能的幻觉中达到这种“驾驭”，最多将之扩展到意识的层面和语言的层面。控制自己的欲望都难以为继，何况驾驭他人？在事实上，伟大光荣正确的暴君也只是“无数个自我中心所构成的巨大感觉场中的一个小光点”，仅此而已。在行为层面上，即便他对万众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绑架、恐吓、支配，其“权威”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事实上他仍然只是这个场中的一个点而已，而不是这个网络本身。

从更深一层去理解这个局部的自我中心，也可看作是整个宇宙的活力，在宇宙的某一角落中的符号化表现：自我中心的意识及其优越感，无非是宇宙力量在其无中心的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点滴，“你我他”，行将陨灭。

如此，何必因为自我中心意识的顽固存在而焦虑？相反，我们倒是因为自我中心意识的行将陨灭而感到无限的空虚。实际上，意识的普遍分化并不会导致宇宙的分裂。从总体上看，这不失为宇宙力量充满活力的表现。正因为自我中心意识富有活力，它才体现出多元化的、多中心的特质。于是，每一元，每一中心，都是宇宙力量的一个焦点，而在各个焦点之间的广袤绵延中，则分布着力量的比较稀落的状态，在现代物理观念中，把这叫做“场”。中心越稠密，说明宇宙活力的水平越高。没有这些中心，则宇宙势将坠入混沌状态。

246

宇宙各部的相差不大，分布均匀，甚至接近某种无差别（或少差别状态），这难道不是死寂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临终状态吗？在宇宙运动中，这种境界所体现出的能量转移的规模，是比不上力量中心那样剧烈的，只有在力量中心，才有自由。

这里借用了一些宇宙学、物理学的说法，来描述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活动。

尽管，严格区别上述两个范畴才接近事实的真相。意识是不能思考意识的，正如意志无法支配意志；所以意识需要运用物理现象作为自我思考的媒介，正如意志需要通过身体去支配意志。

247

出生于维也纳的德语犹太作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年），在《我与你》（I and Thou）一书中，也涉及到了那种半是认识论半是伦理学的伪“宗教哲学”：

“它”之世界龟缩于时空网络。

“你”之世界超越于时空网络。

当关系世界走完它的旅程，个别之“你”必将转成“它”。

个别之“它”因为步入关系事件而能够成为“你”。

……

人啊，伫立在真理之一切庄严中且聆听这样的昭示：

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

（《我与你》卷一之末）

撇开他那种咬文嚼字的“诗化哲学”不谈，我想，他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

所谓“你”，就是各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你”的感觉使“你”的世界包容并超越于时空网络，因为唯独自我才是宇宙的心，因此在这“唯一的宇宙之心”看来，“它”即其他活人的世界都龟缩于时空网络。因为万般在者，于此都只是“你”的观照对象，都只是“你”的触角所触及的对象！各个对象，当然都只是依“你”的观照在按步就班地龟缩于你的时空网络的一隅。由自我中心出发，“你”把自我射线和触角，投向整个宇宙，迫使整个宇宙都在“你”的包容下。“你”因此从主体的创造中获得了生命。

顺着“你”的射线看过去，对象─对立面，龟缩在那儿。反过来，从对立面─对象看过来，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龟缩。各个自我构成的中心──“你”，实际上在那里交叉着射线并伸出自己的触角，这就是那遭到伪善者圣化了的“关系”。世界就由这些射线和触角组成了关系的网络，并将各个点和中心，以极为独特的方式，钩连在一起，组构宇宙关系的更大罗网。宇宙不再存在，化为段段关系，所谓个别之“你”，即各个自我中心，转化为“它”即他者。

这不仅意味着死亡或终结，也是随时随地的变色龙行为──互换角色、转化成一种被“你”自己的观照和射线所击中的对象，转化为客体。

而龟缩在时空网络，不再能超越等等，亦非实况，而只是他者心目中的幻象。“你”一旦失去了射线，此种意义的存在即不复存在。

……

其实，所谓在“你”的命运中，“走完了旅程”只能是一个虚拟的语法，即使“走完了”，不也可以随时随地“走回来”？这样的诗化哲学，已经僭越了诗，而成为一项以文字技巧为业的非哲学。它的出现，与古希腊诡辩学派是同一周期的。它价值难道在于，能引出一个后现代的苏格拉底？

248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我与你》（I and Thou）确确实实错乱了。正如存在无法靠关系获得永生一样，“你”之世界也不能靠射线和触角超越时空网络。如果说，永生和超越，都只是纯然的“你”，那么“你”也就失去了意义，即说了无用的言语，如有一鸟发出别鸟无法接受的叫声，这声音岂不失去了意义？

把射线和触角绝对化，难道不是“关系崇拜”的表现？这在依靠“国际关系网络获取惊人暴利的犹太人”那里获得表述，也许是很自然的。失去土地和祖国的“永恒的犹太人”，是一个国际流浪的群落，因此他们特别注重社会关系，最好以此复国，再度确立殖民计划，如果实在的土地消失，那也不妨假托出一个虚构的所有权关系，虚构一个跨国集团来。

这么说来，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物理观念中的相对论”，不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崇拜”的“自然哲学的梦呓”吗？要知道，相对论产生的时侯，并没有多少经验科学来为它撑腰，因为它是萌发于犹太人特别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心态。推而言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也是对“关系”乃至变态的乱伦的关系倾注了过多的热情吗“这不是充足的理由，但是一个诞生的策源地。例如，性的关系或性心理所构成的时空网络，就是犹太人弗洛伊德心目中成了人的主宰。再如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用“社会关系”论，造作了共产党宣言的鼓动。凡此种种“犹太精神”，若无“关系崇拜”作后盾，是很难推广到如此极端的。

249

在另一个地方，布伯先生又用了“关系世界中”这样一个模糊的说法，去推进他的描述直到极为狡猾的地步，这些模糊得失去了意义因而使人理解不了的说法，就像是马克思先生的“阶级社会里”的魔方一样，通过激发变态的想象力，鼓动了变态的狂热，推动别人作为自己的工具，完成自己描述的共产主义空洞蓝图。所以，布伯先生这里所强调的“关系”的两种过程，一个是“当关系走完的时候”，另一种是“当步入关系世界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多么相似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描述！所谓“步入关系世界”，类似于“资本主义的诞生”，此刻，被压迫的资产阶级成为压迫者，“它”成了“你”。可是“当关系世界走完的时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了。精神已死、上帝已死，这时，个别的“你”就被沦为统一的“它”，人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

250

而在两端之间的关系世界，又意味什么呢？意味着犹太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本能地恐惧一切精神活动，认为其中必定包括犹太人感到的混乱。这仅仅因为，“关系”是敌视生命的。

每个中心都有一个生命力潜伏在内，他的生命力越强，他的射线就越远，包容的宇宙也就越广袤，这让“关系中央”惴惴不安。每当生命力衰颓了，射线也就萎缩了。所以，当一个哲学家老了，他的哲学也就变了。“你”、“我”、“他”，不过是一个角度问题，区别只在生命力而已。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中央如此，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大师也是如此。以前，海德格尔花了极大的气力论述“存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显然，仅仅是（或主要是）一种语言存在。脱离了此种语言即自以为懂得此种语言的人一死，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也就烟消云散。独立于人的“存在”，则是人的语言无法讲述的，讲出来的存在就不再是“存在”而只是一种“关系”。难怪有人认为“存在即其本身，这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命题”。

开始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武断，后来理解到这一命题不失深刻。“存在即其本身”的命题，从语义逻辑上看，其意义等于零，等于空无，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们“认识到存在是不可认识的，至少是不可言说的”。

当然，如给予“认识”以另种定义，仅认为它是人的一种理性活动，那么，存在当然还是可以受到并非客观的“认识”的，但这意味着，所有认识的总和与极限，加起来也不等于存在本身。存在只是存在，而不是对存在的任何认识，而像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语无伦次的“关系世界”。什么“你”、“我”、“它”，不过是试图割裂存在，把宇宙的存在分头描述为各种语无伦次的“关系”。关系不过是运动呈现的状态而已，它当然也可以描述，不过那也仅是描述而已，而决不是那个“客观”，也非运动状态自身，而是人对运动状态的“认识”。例如马丁·布伯笔下的那个纷繁世界，其实只存在于作者自己的幻觉中，是智力游戏编织出无穷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在观念之海中编织了出来，旋即又消逝。

251

必须指出，现代全球文明所产生的规模空前的扩张，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焦虑，因此要求作为神明而被供奉起来的科学符号保持同样的张力，以便这个世界不被拦腰折断。

许多思想家都承认，现代文明将人异化的程度超过了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在无所不在的压力下，人不再是人，而成为工具，人不再是自己，而沦为一种编码，就像狱中囚犯，被称之“83411976号”。在发达国家中，人与人生已经成为计算机中的“信息”……叫做“社会安全号”；在落后国家中，人与人生也已成为国家监控的“对象”……叫做“身份证号码”。正是在这种焦虑中，信息时代也将是一个传统面临全面解构的时代。

用符号去代表并描述存在，是人的智力创作，它大大推动了“增产节约”的集约化过程；但，要使描述“符合于存在”，在哲学上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因此，我们只有从“否定语的层面”去理解这一代表性，才能比较细致地看出它的时代内涵，因为只有从它的“无意义”性的角度，人类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其中的符号化的陷讲，因为他实在没有能力接脱这一陷阱，只是由于它多少意识到这一陷阱的致命性质并试图摆脱它，就能“得救”。

第三卷第六章

*三、论时间的社会规定**

252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强调时间的客观性，尤其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前。通过这种强调，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时间的代言人”──客观的社会发展的理论家──以便为自己的暴力夺权的行为寻求理想支持。

253

时间问题是哲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怎样看待时间，就意味怎样看待生命，怎样期待自己和世界，这是因为时间既神秘又具体，它与人的生命感紧密相连。甚而，连孔子这样的社会思想家也有过一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时间论。时间不像空间那么具体，虽然时间的呈现也是通过空间的变化实现的，但时间比空间更吸引人，它不可逆，也不可能“第二次到达”。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其现代意义并不是说因为河水流动而导致河流改变，而是指出了人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到达同一空间。因此，人也不可能两次到达同一座山峰，人甚至“不能两次眨同一只眼睛”……

254

对于人来说，时间的不可逆性格，还是人自己生命的不可逆性质。对此，人是无奈的。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到达某个地点，一次又一次涌起某种情感，但每一次都不能重复，因为时间变了。

面对难以捉摸的时间，如果从个人的时间感觉出发，同一个体在不同年龄对相同时间单位的感觉，就有长短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物理时间和数学时间是同样的一年，但出于他处于不同的生命状态下，如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状态下，感受的长度和内容会完全不同。例如小时侯觉得一年很长，年老之后却又觉得一年很短，许多人的体验都能证实这一点。人生感到充实、生命处于能动状态的时侯，同是一个小时的物理时间，感觉上就很短，相反，如生命的活动处于缓慢、被动、压制状态的时候，感觉上就长一些。有趣的是，当以后回忆起来，就会出现一个逆转：生活充实的那段时间，在回忆中就变得长些，而生活空虚的那段时间却变得短了。这证明了时间的主观性、个体性，是每个人的经验都能证实的。

时间是生命所感受的，没有生命，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时间”？但时间的主观性却不等于时间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时间的社会性。我们理解的时间，既不是古典物理学上的那种自在之物、客观的东西，也不是个体之感、主观的东西；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的主观性”，也就是社会性，即人类群落一致认可的“对于时间的社会规定”。它的功能，不在于纵任个人的感情去抚今追昔，而在于协调群体生活的节律，这才构成了时间问题的真正轴心。

255

时间可以有很多种类，粗粗划分下来，可析为：

一、数学时间。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日、月、年，然后十年、甲子年、世纪或者更长的千年、万年、亿年等等。这是纯粹理智规定的时间范畴，它是绝对的。

二、物理时间。它既与数学时间有相似性，但又更为具体，是根据物候的变化制定的，如日月的升沉、万物的演化等等。它更富于相对性的时空二元性质。

三、生物时间。即生物体的生老病死所组构的周期，生命所感受到的物理时间和生命所创造出的数学时间，不同于生命自身的生物时间，而时间的社会性，其实就是生物时间的一个内容。就此而言，不妨可以认为生物时间是综合了物理时间与数学时间而形成的综合时间。相比之下，一般常说的“生物钟”倒更像是一种物理时间，一种体现在生物体上的物理时间。

256

如果突出强调时间的主观性、个体性、生物性，但忽略了社会时间的重要性，显然并不明智。社会时间，可被称作普遍的时间感，它不是个体私藏的时间感，而是群体通行的时间感，它当然也包含着物理时间、数学时间、生物时间等诸多因素，但其应用功能却高于一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值判断甚至决定了行为方式，并最终决定了依附于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世界观，决定了世界观所包含的时间观。

人们常说的“时间紧迫”、“只争朝夕”之类，就是受到了社会时间的规范及其压力的影响。社会时间的这些影响，激励人、催逼人去产生心理以至行为的变化，最终改变了世界。

从这种意义着眼，社会时间是更具决定性的时间范畴。人作为生命世界的种类，也是受到连续性的支配的，不仅在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次上连续着，也在物种进化的意义上连续着更为古老的渊源。一个人老了，通过儿孙保持生命的连续……从这种意义上说，生命的感觉是可以复现的，生物时间也因此可以通过基因复制在局部实现逆转的。

257

一个人之所以是“他”，不仅取决于“他是谁”，还取决于他的连续性和共生性。这二者所在的社会性网络，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摇篮与墓地。个人的主观固然可在时间的变化中产生种种感受，但如果这与他者的主观感受大相径庭，便不能在一起构成社会时间，无法获得连续性。

当一位八十岁的老人觉得那一年过得很快的时候，也正是另一个小孩，也许是他的孙辈，觉得那一年过得很慢的时候。个人的主观的小时间感，与社会的主观的大时间感配合，就包容了更多的意识，对个体的心灵来说因而成为客观的存在。如果抽掉时间的这一社会要素，个人的时间感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正是在社会时间坐标系列的压力之下，个人才可能产生对时间的细腻感觉。在一个脱离了社会的个人的生活中，时间也就失去内涵，人的节律也就没有了，因为他再也不必与他者保持一致。既然没有了社会的约定，个人的时间就丧失了规范，可见脱离社会规范去谈论个体的时间感，缺乏前提。

哪怕是物理学的时空观念，也是人所创造的体系。爱因斯坦的转折性就在于他把本来被分割开了的时间和空间两个观念又重新合并到一起，作整合的考察。相对论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宇宙论”，它把“宇”（空间）和“宙”（时间）融一了。但相对论的思想并未把人的因素吸收进它的通盘考虑之中。它的创始人仍然认为时空是个超脱于人之外的客观东西，尽管宇宙本身已失去绝对的神性，但在人面前依然保持着绝对的权威。

258

人的思想具有积极性，体现在于他承认了时空综合体（宇宙）不仅本身是相对的，而且宇宙与人之间也具有相对的可以变动的关系，如此一来，向人告别了时空绝对的神性时代。

正如与人告别了的任何对象一样，神性也不再能够进入现代人所创造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只是建立在人类知觉或知觉的伸延如各种仪器的原始基础上。超越于人的时空，人就无从感觉，更无法理解与无法讨论。因此《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也没有什么错。而物理学、天文学所观察的对象，也只能是以人为本的，因此，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话还是可能的，其周期性的殊途同归也是可以预期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来，时间是一个社会范畴，因此我个人对时间的具体感受，别人也会有的。但当它仅仅作为一种个人感受的时候，便反而不重要了。万物虽然皆备于我，但并不仅仅属于我，仅仅属于我的东西，既无法抽象，也无法表达。当我“说出”后而获得意义时，仅仅属于我的东西也就不再是纯粹属于我的了，而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社会化的过程。

一个时间观念，只要能被人接受，就必须是一个社会化了的时间观念，甚至个人体验中的时间，也是这种经过不知不觉地经过了社会化的规范之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个人的时间感有了依据，有了立足地和出发点。虽然所有的个体都在进行自我中心的活动，他们若要组成一个社会，则必须对个体的时间进行调整，让个体时间顺从社会时间。

立足于社会规范的时间论，因此是充满哲理的，即使诗人们的惜春、悲秋，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个体的时间，而是触及了一般性的社会化的经验。只是在这哲理中，时间的社会性和时间的个体性，被夸张地相乘，绘成了一幅哲理的漫画。

这也许不幸，个体时间感过强的某些个体，始终难以适应社会时间的节律，因而患上种种官能疾病，但这也没有办法。文明的飞速进步，是以大量消耗生命为动力的。

259

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中，都叙述了时间是如何形成的故事，这是生活的要义，抓住实在的美好愿望，社会时间是“常数”，而个体时间仅是“变数”；变数可以补充常数，但不能废弃常数。我们之所以强调时间的社会性，理由就在这里。

在生活中，我们要知道对象是什么，即使这种审慎的自以为是完全错误，也比完全不知所措好得多。自以为能够知道“它是什么”，就可以赋予生活者某种社会稳定感，某种汪洋里的方向感。

260

生活的艺术完全不同于生活的理性。生活的艺术，要在动荡中提供平衡感，并创造方向感。面对这一严峻的任务，纯粹的理性会陷入二律背反的窘境而羞于自拔，更遑论去超度他者了。但实践理性即生活的艺术却不允许人们陷入这窘境，它必须寻求一种哪怕在前者看来是错误的稳定感，给生活者制定一个哪怕仅仅是临时的方向。

回到时间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时间的个体主观性，我们就会陷入失去标准、失去规范、失去约定（即“真理”）、没有契约的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对少数智者也许无害，甚至具有激发智慧之裨益，但对大众却是令人窒息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和马克思同为犹太人的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给现代人的启发。社会时间可说是一种“时间的社会契约”，强调时间的社会性，能给人提供据此生活并思想的一个契约。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真理”，我们可以说，真理就是契约。约定的符号，就是真理的系统。“真”，即稳定与约定，只有在稳定中，真才显现。“理”，即符号。

261

有句成语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有一种社会时间存在，它也许没有什么味道，但却是任何人都无所逃的壁垒。人们按照这一规范去生活，虽然并不意识它。

只是在社会结构解体、文化心理动乱之际，人们才开始怀疑持久的真理，并思索“时间是什么”……孤独，使人们过度注意“自己的时间”。而当人们特化了自己的主观时间，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就难免反过去加深对于社会时间的不信任感。这时的“社会约定”既然已经失效了，人才发现这种社会时间是如此经不起批判的思考，仅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如果借用僧肇大师的术语，那是一种“非”，即一种符号，而不是一种“是”，即一种存在。关于“符号与存在”的讨论，其实在僧肇那个时代就很盛行了。古人已经思考过：

群体性支配着文化全部表演包括最隐晦的哲学，也席卷了所有人的时间感，而时间感觉方面的宽松和焦虑，最终都来自群体生活的压力。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各种专制主义者经常利用这种压力来证明自己的是对的，而这种压力的较高形式就是恐怖暴力和全面专政。其实，这是本末倒置，暴力的威慑力量并不能证明暴力的正确性质，而全面专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真理的论证”，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并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结果只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变成了“专政得逞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卷第六章

*四、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262

科学与伦理的区别并不是每个人都了如指掌的，但却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科学追求的是真实的认识，伦理则注目于良善的行为。

不仅在社会生活里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如此，即使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科学与伦理要取得完全静态的平衡，也是困难的。科学主义与人性论者的区别，是这种困难的表现之一。即使在许多科学主义者那里，起动力作用的其实还是隐蔽的伦理热情，只是他们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从这种意义说，纯粹的科学精神比起科学主义不知珍贵多少。

263

现代人类的语言艺术之一，就是动用科学的语言去讨论反科学的往往是科学主义的命题，人们企图以此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架起桥梁。从科学看，这是“混乱”；从人性看，这是“必然”。结果巨大的动荡感当然来自这个时代。由于现代科学对社会和人无孔不入地渗透，各种科学实验的活动所揭示的事实和现象，使得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古代宗教所提供的死后生命观了。这样，就在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人死后“物质不灭”的前景，并不能安慰人的落寞之情，因为需要灵魂不灭、意识不灭，饿而不是肉体不灭。否则，人们的灵魂也好意识也好，都仿佛面临一个无底洞，尽管人知道这是一个洞，却不知道洞有多深，不知道洞里有什么怪物在等着自己……

264

科学发现的空间，同样造成了强烈冲击波，冲毁了传统世界观赖以存在的超级假定，即生命的起源、生命与上帝的关系、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终极归宿等一系列答案。现代人的灵魂或说是“思想感情”所发生的严重的分裂，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是在那些发生了激烈革命和长期战争的共产党国家，一方面人们接受了科学乃至科学主义所灌输的许多信条；另方面人们又不能一下子从传统世界观的迷信母胎中完全游离出来，以自动放弃历来行之有效的心理保护伞。

至于得出科学信条的那些事实和现象，人们照例是不大关心也不甚了了的，这样的人还不能仅凭科学的知识去做出伦理上的抉择。在这些国家，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现象是最为严重的，充斥了过渡时代的精神病态。

265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要求，把科学知识即人从自然界获得的知识，一视同仁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贯彻到社会与人生中去，以完成其预谋的社会实验。而人本主义却基于自己的良心和文化的传统等伦理方程，极力反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们被视为“反革命”、“右派”。

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知识所拼成的新世界模型，是导向一种广义的不可知论的文化态度的，而不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确定论和宿命论的。同时，科学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及其伦理道德的破裂，并没有导致科学的统治，而是促成一种比传统宗教远为有害的迷信──个人崇拜的兴起，个人崇拜企图填补心灵的空洞，竭力在废墟上确立一个避难所。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面对但却立即受到奴役或迫害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疾病想要解决“不可知”和“要确立”之间的矛盾，强烈体现出现代人的无能为力和病急乱投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精神写照”。

科学的普及和宗教的破碎，使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生命只有这一次，其它都是虚无”的结论。尽管在“生命只有一次”后面加上了一句“我们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但子孙后代后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虚无！

266

科学意义的物质就是文化意义的荒芜。凡此前景，对自我感觉强烈的人格，是贫弱的，缺乏吸引为的。这样的前景，迫使人们脱离虚无的自我，而投入他个生命的崇拜深渊，好像这些伟大的领袖不会上厕所。

古代宗教的许诺，却不是如此干巴巴的，它开出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终极的奖赏，从而获得了能力，可以填写自己永恒的生命。

好的选择可以保证人们死后的永久幸福，但科学的发现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幸福。因此，现代科学在实际上瓦解的，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道德状态！这种局势是灾难性的。

267

现代科学造成了特有的心灵焦虑，成了二十世纪许多哲学的真正核心。但这些哲学所提供的回答和解释，又都是缺乏普遍说服力的，人们热衷于各类的矛盾的回答与重复的解释，“矛盾论”和“实践论”因而成为这个时代的哲学特征。

这个时代因为“矛盾的实践”而沦为一个“多元论”的旋涡，多元论其实是多神论的科学主义学说，多元时代的哲学特征就是无哲学！多元时代的哲学既不拥有超凡的神话，又不合乎充足论据的科学，它不过是力图调和神话与科学罢了，这种调和的结果，既不能赐人以神话般的持久陶醉，也不能给人以科学式的即刻功利。所以，它总是两边够不到，两面不讨好。

268

生命是一归事，社会又是一回事，正如存在是一回事，规范又是一回事。要沟通它们，需要艺术，需要创造力。而在科学和伦理之间，如何取得一种富于成效的对话，这就成了多元时代的哲学难以完成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任务。

不错，社会行为及其带来的道德结果，会给宇宙本身如生态环境带来各种影响，因而获得了“科学价值”，甚至获得了比单纯的科学研究更为根本的自然存在的价值。而所谓单纯的科学，是对自然的存在所进行的一种钻研，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比科学更直接关系到人生。所以有人认为“科学不过在研究宇宙而已，但伦理却能影响宇宙。”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例如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明确指出人的行为影响宇宙的运行，也许有其夸大其辞、故神其说的一面，但它的重要并不在它的“正确”，而在它的“规范”。

269

从“天人感应”发展到“天人合一”，人的伦理行为不仅获得了暂时的社会价值，而且拥有了永久的宇宙价值。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看看西方文明在最近一百年内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使用，大大超过人类过去历史的一万年。由此可知，伦理的创造者，因此成为一个永恒者。而纵欲败德的欧洲海盗，推动这一结论向下推导：伦理行为可能要比科学研究更加关乎人类的未来，即“行”比“知”更致命。

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发展，不完全是“伦理神秘主义”，伦理道德不仅影响人的世俗生活，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即永恒；在受到影响从而受到约束的人看来，伦理道德不仅体现在人自身和人周围的环境上，还体现在整个宇宙及其过程中，因为宇宙虽然看起来和人并无人格联系，但却可能存在一千种人所未知的关系。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学说探讨了这些神秘联系，也许现代人并不赞同他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我们共同，那就是如何更合理地生活下去。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获得了知识以后就必须诉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而只是停留在知识阶段，那么这种知识就不是真实和牢靠的。因此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最终要回归到他的社会行为上去。

蒋介石是王阳明的门徒，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门徒，但实际上，如果从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的种种作为看，他也许是一个比蒋介石更极端的王阳明分子。难怪有人研究说毛曾经受到王学左派的严元的影响，看来国共战争不仅是共产国际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之争，不仅是“中国内战”，还是“王学内战”呢。

270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上汉武帝的所谓《天人三策》就提出了系统的“伦理神秘主义”思想。这并不孤立，早在西周初年出现的诸篇《周诰》中，就已展现了有关“天子”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改变上天对于世界的态度。推而言之，人类的行为能够强有力地影响自然秩序，并迫使它改观！当然，为增强说服力，那里运用了一些特别能被当时人的经验所接受的论据和时人的理性判断所喜爱的合理主义说法。

周人把社会的统治者看成是人类的代表，而当人类行为的典型即统治者的行为，如果在伦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信息就会反馈到半人格化的“天”那里，从而招致天命的更迭移易。天虽然并不说话，但是天却通过自然灾难或失常怪异（它的专门术语叫做“灾异”）赏罚人类。天的这一特性，孔子的《论语》明确表述说：“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人必须自己学会倾听这种语言，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天意。

明智的人，尤其是明智的统治者会从自然的灾异即上天的语言中，汲取到足够的启迪，从而校准自己的社会伦理行为，以平息大自然的震怒。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已经恢复，灾异当会随之停息。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柏拉图说“大西洲”是由于触怒神灵而遭到毁灭的，《圣经》中的这类惩罚故事更多，这颇有神学即宗教哲学意味的理论，如果我们对它的理解放宽一点的话，则同样可能对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进行必要的校正。

即使放弃神学上的解释，看看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想想这一切正在反过来威胁人类自身，人的环境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都被脆弱化了。这种“反过来的损害”，未尝不可视为“上天的语言”，即以“灾异”的形式，对人类的不当行为严重警告。

271

现代人所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把握、不可捉摸的终极存在。除了诉诸个人的良心并怀抱随遇而安的态度外，人们简直无所适从。现代人因此被虚无主义击垮并俘虏了。虚无主义目睹科学的彼拉多杀死了上帝，因而起来否定任何超验的“终极存在”。

但有一点却需要否定者冒点生命危险：否定终极存在便否定了生命的永续性的认可和期待。从此，便对那“只有一次的生命”失去了精神上的约束力。社会上的约束力可以通过法律施加，但精神规范的崩溃，却无法通过严刑峻法予以替补。

现代的精神艺术试图在“非人格化的终极存在”这一空前假定和人的社会伦理行为这一无根之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显然，这座桥只能是信仰主义的桥，因为它无法运用科学论证的建筑材料。

272

信仰主义的根源，深深刻在科学发展所构成的环境破坏之中，现在这一破坏正在侵入人体本身，通过“基因工程”这样的魔术。现代生活的疼痛说：“科学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将损害社会的竞争能力，降低人的生活福利。”但同时，听任科学对伦理的批判，则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成为一片死寂的虚空。这不是真的真空，而是充满着死尸的废墟，散发着有害健康的气体……

现代生活的阴暗一面，构成一种“伦理的压力”，正如“内外环境的破坏”。

伦理不是装饰，它的产生和科学的产生一样，是出于社会需要，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果失去伦理约束，就会趋于解体。科学本身并不能代替伦理实现功能，但新伦理的建立却必须考虑到科学这一强大的新因素。没有一个时代的居民，能够脱离当时的科学发展去建立一种伦理，无论这伦理本身有多大的实用性。新的伦理，必须是科学与传统伦理之间的一个巧妙的综合。

273

“人生有无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言词和行为不断解答着的。解答是不断的甚至重复的，涂了又写、写了又涂，而迄今为止还远远没有统一的答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提法去中和一下：

科学所见的人生社会像宇宙自然一样，意义本无，唯有运动而已。但人的感情不能接受如此透明的答案，它需要潘多拉盒子里的希望留下来。正如人们都不愿意知道自己的死期一样，人们也喜悦动态的朦胧意境，而畏惧成熟的一览无余。透视的眼睛将取消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给热忱的行动泼上聪明的冷水。针对人性的这一特性，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就责无旁贷地归属于伦理而不是科学的职能范围了。这就是历史学们说的：“我的作为人的良心，在命令我要行善而不作恶。”其实这是从“上帝的命令”脱胎而来的。

274

善，就是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而肯定的解答，而恶，则是对人生意义的消极而否定的回复。善恶范畴既普遍又矛盾，例如善恶的矛盾性体现在人间是意见分歧的，但对同一个心灵，善恶则相当稳定，那就是对某项问题的积极性的回答和消极性的解答，肯定或否定是一目了然的。

出于这种“终极性的理由”（而非“终极性的存在”），人们才去设想那无从想象的死后生命及其即将归附的“终极存在”。

“死后生命”因此是活人意识的必然延伸，人既已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甚为短暂，就渴望延长之，以有限搏击无限，充实自己，为此而确立生活的价值，就是一个常新而不易厌烦的。

相比之下，科学的功能只是短暂的，科学所服务的现世易逝，而科学所瓦解的神秘则难再。

275

任何征服和统治，如果不与自然的节奏或“规律”相协调，则不能成功。而与自然的节奏相协调，对人类来说正意味着对其他生物的“征服”和“统治”。人与大自然之间共存共荣关系，取决于能否臣服于自然力。另方面，为改善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还是应该“科学的东西归科学”，正如“信仰的东西归信仰”。

第三卷第六章

*五、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276

人们把自己选择的东西叫作正确的，而把自己排挤的东西视为错误。以此种“选择—排挤”为轴心，许多理论说明应运而生，许多辩证逻辑飞速旋转。不错，有些人屈从于规范，作了语义的奴仆，听从“历史必然性”的摆布。但还是有人，即使在全面专政的威胁下，依然作了语义的主人，让全面专政从反面来严酷地训练自己。

总的说，对正确与错误的判别，可以基于两类不同的原理，一是语义的原理，一是生活的原理。前一类原理是每个成年人都能掌握的或都已经掌握着的了。后一类原理则只是被少数能抓住自己机遇的幸运者所拥有。在语义原理内有争端，在生活原理内有冲突，在两类原理之间有巧合、有中和、有融合。但毕竟，生活原理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语义原理则来自社会的教育、“党的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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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的思想家，是基于自身的体验，而创立了社会文化的广义教程，他们是“文明历史的立法者”。从他们的教程里孵化出各种语义原理。这些教程与语义原理本是体验与生活原理的结晶，但后来却被用来驯化人类。对于体验不足、缺乏生活原理准备的人们，驯化包含的危险是导致心智的消化不良症，尤其是专政下的驯化，不仅阻碍人们走向语义的理解，而且干扰人们形成真实的生活原理，结果只能像牲口那样理解语义，“服从命令听指挥”。

《庄子·天下》篇曾谴责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种指责在当时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它批判的恰恰是流行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国际性风潮。百家争鸣，构成了一种“乱世传统”，它是经历了一定时期就要再现一次的。对“争鸣”的批判，流露出对独尊“神明之容”的神往。神明之容，岂不就是独尊者之容？那是“治世传统”的象征啊！如此看来，“庄子后学”岂不也像荀子一样成了汉武帝文化独裁的至圣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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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大兼并时代对当今的全球化世界，具有启示性。这两个时代，同为“百家之学”盛行的时代，尽管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当前的这个文明世界。每个时代，都有与思潮唱反调的人，为精神的世界注入活力。其中佼佼者，可成未来神明之容的候选者，即精神领域的“选帝侯”。

不论是精神选帝侯还是社会选帝侯，以及未来人类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对于当代世界的流行性见解无疑是过于陌生了，所以当今人类要成功地渡向未来，必须进行精神的变革。

而要解决什么是正确的宗教这一问题，最好先弄清什么是“正确的”。我认为，“正确的”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第一是指“真实的”，如人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外界的情况，当人们认为“某某结论是正确的”，这意思即指此结论“合乎客观情况”，因而是真实的。

第二是指“有用的”，当人们说“某种决策或行动是正确的”，显然并不是指它具有对外界情况的确切反映，而是指决策和行动的有效性而言。

浮光掠影地看，一项充满了有效性的决策或行为，必定基于对外在环境的近乎真实的了解。因此，“有效的”和“真实的”似乎具有联系。但我们在此指出二者的不同，比如说，某项决策或行动从短期看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却是灾难性的，缘此，你能说它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

从正确的第二层含义即有效性而言，它是正确的；但从第一层含义即真实性来看，它显然未必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正确的”两种含义。

如果承认“正确的”双重含义，那么就可据此说明：正确的宗教只能是就其有效性而言，而不能就其真实性而言。所谓“不言自明的真理”只能是第二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有效性而言；而不是第一层含义上的正确即指真实性而言。各种宗教和信仰所描绘的一切，尽管它们在信徒的“宇宙洞天”即世界观中被等同于真实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主观的表象。这种表象，出于现象而飞越现象，力图把握“生活的本质”。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闪耀于心灵而且是某个心灵中的思想之光，它诚然驱逐了真实的黑暗，但它本身却并不因此成为“客观的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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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竟然认为某种宗教或信仰体系所提供给心灵的图像世界是“真实的”，那么就把灵性世界混同于物性世界了。那样如何在不同体系之间排纷解难呢？它们都执著地认定别的宗派皆不真实，而唯独我宗我派才掌握永恒的真理！

其实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种信仰虽然堪称一时之盛，但无非轮流坐庄而已，还没有在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出现过一位公认为至高的仲裁者。……即使同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由于它们对上帝的定义区别很大（例如有无“三位一体”），而获得的启示也很不相同，所以它们所崇拜的实际上是“不同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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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断定哪种宗教及其信仰是“真实的”呢？谁能用人来证明神呢？但是，对于这些宗教或那些信仰的信徒来说，这些宗教和那些信仰却是行之“有效的”。它们不仅可以左右人们的生活，还足以塑造人们的心灵。它们承担的精神任务，确是出色地有效地完成了。

如果说一个东西、一种思想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它和宇宙的本真、本相极为一致，因此它是相对稳定甚至永恒不变的，不需要变化的。但与此相反，“有效的东西”却需要变化，且是不断地变化，不仅因为它追踪变幻无定的自然现象，还因为人们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样式也在不断变化中，意识、情感随之迁异。在这万古不息的流变中，要使一个东西保持有效，就得使它跟上变化的节律，这正像朱熹的《周易序》所说：“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如不能随着宇宙现象节律而变化自己，那么行动的有效性就会失去，生命就会陷入僵滞之境。在这种意义上，“易理”显然是“有效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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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性的角度看，“正确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具有强烈的时间性，也就是说，那正确的宗教就是一种选帝侯的宗教。一神教和多神教，在不同的时节发挥作用。各种评价和应用本身并不固定，随着不同的社会压力及其要求，来到人们面前。这时，划分为“正确”与“错误”的评价，其实不过是人们对“利、害”二字的翻译罢了。

例如，有的多神教徒甚至认为，现代科技文明和产业革命，把地球环境开发得过分了，其证据是人与环境之间出现了某些严重的失调，再加上各种社会力量和国家集团竞相开发自然资源的结果，使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的利用，这就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生态失去平衡等恶果。当人们在惊俱之余探求其根源的时候，发现了一神教的“罪恶”。

其实，这种事后聪明实在要不得。我们知道，西方科学技术是在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以后伴随着宗教改革和反教主义一起发展起来的。一神教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而而是世纪的重大罪恶，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其实和多神教与印度文化息息相关的。当然，起内在条件还是现代文明由于自身的缘故，走到了险象丛生的境地。现代科学的绝对主义，关一神教何事？只是基于文明的这种逆转，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也逆转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位置和价值对比也要逆转了过来。原来极富开拓精神的一神教，现在被评价为“错误的”，而原本更保守的多神教，现在却被评价为“正确的”，且被冠以“更善于和自然相协调”的美名。

这样一来，“正确的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终点罢了。说到底，多神教并不是人类出于先见之明而采取的一个高明策略！那只不过是发自无可奈何的避难需要而采取的低姿态，一个心理上的俯首称臣罢了。例如，古代多神教，或叫做自然力崇拜，原不是什么明智的自我克制，相反是畏惧的产儿。远古人类不了解自然，故用神话的态度对待自然，这样形成了有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种态度与当时人类的技术能力是吻合的。而当人的技术能力突破了“与自然相协调”的俯首称臣的水平，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观上的革命。就此而言，真正对现代文明构成影响的，并不是古代的一神教，而是实验科学。一神教并没有引发古典世界的产业革命！因此马克思韦伯不得不找来“新教”充当垫背。其实，新教的诸多特点早在中世纪本尼狄克特教团的“祈祷与劳动”的规程里，就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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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欧人是在中世纪停留了一千多年，然后才缓慢地进入了近代的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时期。因此，关键不是信仰的辞令与说法，而是文明驱动力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激发了出来，生活在这种趋势中的人，自然会对社会和对自己采取新的态度。文明解构的压力，使得古代欧洲人放弃了祖先的信仰多神教，而改宗了一神教。

在罗马时期和后来的中世纪，尽管从基督教那里吸收了一神思想，整个南欧人民在内心深处，还是信奉土著的多神信仰，结果形成表面上一神崇拜，实际上有多神内容的信仰格局。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劣迹来看，信仰不足以阻止贪欲，甚至是促进了贪欲，或“使贪欲以信仰的形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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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宗教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当近代的欧洲人“没收和使用了宇宙万物，而且不是作为雇农，而是作为自耕农声称他们是大自然的绝对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干下了一件亵渎神明和前无古人的事，但他们为这种渎神的行为寻求了一个宗教上的证明，那就是在经过了改教和反教这两个阶段的世俗化过程，确立了自己“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世俗主宰地位，走到了科学主义。为此，他们宣布了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从而，把“意志”推到了精神前台，揭开了二十世纪大动荡的序幕。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伟大的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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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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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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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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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半男不女的毛泽东，扮男不女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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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第三卷第七章

*一、怎样运用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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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恶推动了历史，从而给予“贪欲”以正面的意义。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而用列宁主义的逻辑暗示人民是恶势力。难怪他下手整人的时候毫不留情，显然受教于曹操“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格言。但是，恶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美妙吗？

现在，我们可以先给“贪欲”一个定义，然后再据此估量它在人类行为和历史中的确切影响。这样，首先屏除的是“贪欲”道德内容，仅仅保留描述性的内容；如果减少一点道学化倾向，应当说“贪欲”一词，是指那种远远强于一般欲望的“过度欲望”，它不仅容易给他人带来损害，也容易招致自己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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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欲望的载体，正如“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人们是从后果来判断一种欲望是否属于贪欲，而无法预先指责。而像“人类本是贪欲的存在”这样的说法，却不是以人为尺度，而是以动物作了标准，这样，岂不把“贪欲”和“欲望”等同了起来？如此定义，带有强烈的反人类倾向，使得“恶”、“贪欲”、“人民”成为纯粹伦理性批判的牺牲品。难怪毛泽东要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和恶棍翻案！因为在暴君看来，“贪欲性是生命特质的主要部分”。

在我们看来，伦理和生命本不对立，道德虽然限制生命，但这一限制是更高的规范，意在为生命力找到一条更为持久的出路。因此伦理性不能被看作绝对的坐标，把它从原先的宗主──生命那里剥离开来，然后又反弹过去，以此来衡量生命、批判生命。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号召大家“斗私批修”，这对于一个鼓吹“造反有理”的人来说，真是现出老相了。自己干过的事却禁止别人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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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贪欲定义为“生命特质的一部分”，那么似乎就无法认为它是恶的。否则要使生命步入善道，就无异于逼他自杀了。生命特质是一种存在，可对这种存在给予或善或恶的道德评价，但这种评价却无法抹煞生命的存在。

当我们思考“贪欲为什么构成生命特质”的时候，不难发现“贪欲”正是有机系统机能旺盛的表现，是新陈代谢的血腥基础。通过贪欲系统，生命从外部搜刮能量，保持自身的活动水平。而如果丧失了这前提性的贪欲，有机系统将日益削弱，以至于死。人的文明积累业已证明，他的贪欲性，定然远远强于其他生命。正是由于人的贪欲强烈而实现贪欲的能力又无孔不入，他才建立了自己的地球秩序，并对其他生物树立了统治权。如果认为贪欲是“恶”的，那么人的文明也只能是恶的，人对其他生物的优势也是恶的。这种观点恐怕很难被现代思想所接受？因为人们正陶醉在自己空前的胜利喜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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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欲望和他实现欲望的能力，远远强于其他生物，因为他具有这种可以被目为恶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此他才获得了用以约束恶的伦理性以及基于这一约束的各种道德规范。这两股品质和力量，人的行为中互相平衡。与其他生物的相比，人更恶，但也更善。人有舍身饲虎的冲动，动物没有，动物习惯于偷盗，没有耻辱感。人则在两种力量的反差与较量中，获取了能量也担当了痛苦，因为他无法摆脱这巨额的反差，所以“反差本身就成了人的命运”。说到这里，情况不是很清楚了吗？伦理上的努力，并不是那么困难，“克己”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扩张自己？《周易·系辞》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人类的这一“收缩战术”，实在是取法于天：“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基于如此实际的扩张需要，使得伦理约束自从建立文明结构的那一天，就不断在实践中强化自己，各种形式的控制，使文明得以延续至今。

反之，则许多放纵行为，最终毁了文明。那是因为人无法在“自己行为天平上的两端”即贪欲性的一端和伦理性的一端，或叫“恶的动力和善的规范”之间，建立起持久有效的平衡。于是，他就尝到了苦果！破坏了文治武功。但人又是一种善于总结经验的动物，他很快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且有了长进。他知道，他开始“本能地知道”，如果抛弃善的规范和伦理性的砝码，恶的动力和贪欲性的砝码，就会吸干文明的元气、使文明的平衡颠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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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像黑格尔、列宁那样强调人性和文明所含有的罪恶，更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号召别人斗私批修，而应以积极的、贪欲式的努力，去转移贪欲、增加善意，从而保持善恶之间的平衡。简洁地说，私是不可能被斗掉的，修是比可能被批掉的，恶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们只能通过扶持公德来平衡私欲，通过确立善来平衡恶。须知恶的动力还可以使得善的规范保持活力，避免退化为一堆毫无生气的绳索。

历史的透视力显示，道德始终只是强者的奢侈品，对于无力自保的人们来说，克己复礼丝毫也无助于改变力量对比，而只会进一步使他的处境恶化。在这一点上，孔夫子和毛主席是完全不同的，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对统治阶级的呼吁，是“不让州官放火”；毛公公的“斗私批修”则是专门针对被他管制者的命令，是一种典型的“不让百姓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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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变革虽然源于外在的压力，但道德水平却是人对外界的相对优势下，产生出来的自我克制。奴隶的顺从不是道德，主人的谦恭才是道德。道德克制与扩张优势这两极，其共同的归宿都在《周易·系辞》所说的“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比方说，核武器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核武器的破坏力日增，军事和工业能力的加速度进展，使人们握有越来越大的破坏力量。但同时，国际间不仅没有发生核大战，甚至常规战争的视模也大为缩小了。这并不表明人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而只说明在核威摄的阴影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受到日益重视。结果是国际争霸战争演变代理人战争，甚至是“代代理人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代理人战争，北朝鲜的背后有中国，中国的背后有苏联，越南也是一样，所以才没有被美国打败。（而伊拉克就不同了，由于冷战结束，没有大国支持它，所以两度被美国轻易击败。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富汗，八十年代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的联合干预下，不仅顶住全力进攻，而且迫使苏联撤军，重演了美国在越南败退的一幕。但在二零零二年却因为缺乏他国支持，在美国的一击下宣告全面占领。在二十一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都十分谨慎，害怕重蹈朝鲜、越南的覆辙，事实证明完全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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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到底有没有自我毁灭的能力？我并不是指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带来的危险处境，而是指，执行自我毁灭的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的完整能力。要知道，“贪欲”的本身并不是自我毁灭，既不是自我毁灭的意识，也不是自我毁灭的行为。应该说，我们还缺乏人类规模上的自杀经验。人们的自杀经验，大致限于个人或人类小群体内部，而那是在外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的。可是整个人类就不同了，因为缺乏共同的敌人及其绝对的压力，因此，正如人类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上一样（所以有个笑话说人们降生的时候哇哇痛哭），人类也无法自行退出业已熟悉了环境。

二十世纪的未来学家们忧心忧心忡忡地算计着人类正由贪欲的指引而走向自我毁灭。不是有意识的毁灭，而是出于不过分的不慎而自取灭亡，例如由于意外事故而发生世界规模的核冲突，……这些并没有出现。但是，只顾追求眼前利益和感官快乐，会使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绝境，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恐怖主义、生物灾难等等，由过度工业化和过速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国际危机，这些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

但我认为，偶然事故、失去谨慎、缺乏预见等等带来的灾难，不足以毁灭人类。被毁掉的，最多不过是目常流行的文明模式，也就是当前这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所形成的现行秩序。也许是西方冒险家的贪欲创造了这一切，那么他们的子孙的贪欲所能够毁灭的，也最多就是这些了。既然不是这些贪欲创造了人类，那么这些贪欲也毁不掉人类。没有理由设想，这个冒险家所开创的秩序将与人类的命运相始终、共存亡。我相信，这种以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为开端的文明，其自身毁灭而不是危言耸听的“人类毁灭”之后，其余人类完全有能力依照其他方式生存下去，也许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要知道，以西班牙人为突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一五零零年代在美洲进行的种族灭绝，比四百多年后纳粹在欧洲本土进行的种族灭绝，规模至少大十倍，而且不是对外来人口而是针对地主国居民的暴行。这也清楚表明，以他者（如美洲）为目标的暴行，迟早会反转到自身（如欧洲），纳粹的屠杀不过是一个玉石的开端和凶险的恶兆，美洲的悲剧很难不在欧洲完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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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看，灭绝人类生存的不是天灾而是西班牙人这样的人祸（当然西班牙人之所以如此疯狂也是因为他们被穆斯林蹂躏了八百多年），但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以往数次几乎毁灭人类的灾难，却都是气候的演变所致。

根据我们的认识，灭绝整个人类生存，不仅在以往完全超乎人的能力之外，即便现在也不是任何科学技术可以达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依然如此。而局部地毁灭人类集团，像欧洲人对印第安人进行了三百多年的种族灭绝所显示的，才是人类自己可以做到的。未来类似的惨剧，当然也会在这个恶劣的示范下，经由“先发制人”的考虑，更容易发生。

说到底，经由人类力量产生的科学技术力量，并不是盲目的自然力，所以欧洲殖民者前无古人的贪欲和暴行，也未能彻底歼灭印第安人和其他先于欧洲人发现了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由于人的意志和自我意识起的作用，他把自己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区别开来，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伴推举成了科学技术的主人。这是低劣的科学迷信，这种思想习俗可以谅解，但确是一种忘本断根的观念。它不能成立的根据在于：人力及其所利用的科学技术力量，其实只能转化自然力而无法创造自然力。

297

人自身岂不是自然物？人力岂不是一种自然力？其证据就是：人不能脱离自然法则去发展自身的知识与力量，他只能顺应自然法则进行活动。换言之，人的各种活动既然都是在自然律许可范围内展开的，甚至人的遗传基因及其所思所行，也都是自然力量的派生物，他又如何能毁灭自然呢？他最多只能毁灭自己的局部的生存环境，而这一点他现在已经做到了。

至于人类的行为正在毁灭地球的推测，纯属杞人忧天，而我们将此理解为“文明危机感的象征性说法”，情况就比较清楚了。西方人预感到自己文明模式和生活方式即将崩解，而感到绝望，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人类”“地球”的末日，这种恐慌西方人自己的“濒死感”，而不是清醒的全面的判断。

298

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西方基础上，为现代文明恢复活力以消除它的弊病。我们欢迎未来而不是恐惧未来。

放眼西方既得利益集团因其无力根治弊病而日益暴露其无法自救的未来，当然更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一种持久的文化秩序。现代文明体系的崩解，终究是无法避免的。但在这之后，人类还要生存下去。向新的方向去延伸自己的生命力量。人类因此需要新的文明样式，以供养并约束自己，那时，他可从中国的经验里，吸取古老的经验和日新的智慧。人们多么希罕，他能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出全然不同于现代文明的东西。

如果仅仅要求未来的人担当一个现代文明的救助者角色，那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他的开创性智慧？未来人的智慧与现行的文明，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毕竟，文明的转换并不是理想主义的结果，而是“贪欲”加上时势的巨大巧合所促成。罗马人和秦国人一样，并不是理想家，而是握有实现贪欲的强力。历史的真理，不是指责贪欲，而在运用贪欲去创立文化，利用贪欲去创立善德，总之，只有用贪欲才能转化脉贪欲，制定贪欲之间的势力均衡，以造就“高尚”。

第三卷第七章

*二、乌托邦**

299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在“历史学家”的角色里活动着，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教进行“研究”，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乌托邦性质，其实，乌托邦的完美性和空幻性与历史学的具体性质是正好相反的。人类的尊严要求面对自己真实的过去，而不是为了现在的理论需要而故意扭曲过去的经历，学术是无法立足于乌托邦理论之上的。

另方面，人类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只是当人类与自然界或动物世界相对时，才构成“人类”这一美称，所以历史并不存在“普遍的规律”这个宽泛得失去了意义的概念。各个种族、各个文化圈、各个社会国家所合成的“人类”，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逐渐一体化，但即使如此，所有这些集团的自由、尊严、认识、要求，也还都是独特的和互相冲突的。这些认识和要求只在很少场合下才会接近，并形成共同的规律。在多数场合下，这些互相冲突并不能导致乌托邦的一致性。

300

各种乌托邦主义者之间都流行着一个通病：由于他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此格外迫切需要极力论证“它的现实意义”，结果在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理论过程里，也就不得不采用一系列的欺骗性方法，至少也是掩盖真相的方法。例如断言，社会可以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方式来运转，而人们所需要的自由和平等在“无阶级社会里”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们的生活可以依照共产主义的道路来进行。

我无法相信，一个具有学识和头脑的人，可以轻信这样幼稚的谎言。实际上，人们最喜欢的东西，正是别人也需要的东西！而为他人鄙弃的对象，大家也都一起不感兴趣了。

301

我们在观察儿童生活时有个经验，即所谓“争食”现象极为普遍，一个孩子吃东西速度很慢，而当两个以上的孩子一起进餐时，速度加快并互相争夺，可以当一个孩子重新独处时，父母虽然极力鼓励多吃、快吃，效果却不理想。成人也是如此，多人一起进餐，人人都会加快进食速度，无论食物多么充沛。心理学家把这类现象叫做“互相暗示”。成年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甚至精神活动，同样承袭了这个天性，例如泡沫经济就是如此，显示出儿童的特点。诚然，人的需要和最终于可在不同方面展开，但人的注意力和占有欲却很容易被时尚所吸引，所谓时髦恰恰就是大家都在极力追求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要，大家都想得到的东西，我也急切地想要得到。这就是“人的自由”，这就是人们追求平等的真正含义。这种群众心理的特性，无人能够超越。

各种乌托邦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上述人性，乌托邦理论的基础就是试图对有血有欲的人，进行彻头彻尾的非意志化。即，把有欲望的人，抽象成一个个木偶，然后用这些木偶叠起一个完美的罗汉国。乌托邦主义者把人当作机器，把个人等同于细胞，从而把社会运转当作人体循环。这样错误的概念比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人是机器”的论断还要荒唐。那些人还有用蜜蜂或蚂蚁的社会秩序来设想人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终将实现。其实，小学生都知道，人比蚂蚁和蜜蜂远为复杂，比细胞就更是“诡诈”。个人不仅具有蚂蚁和蜜蜂所缺乏的独立意志和创造能力，因此常常体现为“不合群”，而且具有单个的细胞不可能具备的活动空间和自我意识。人因而有了自己的“命运”，而“命运就是性格”。个人的命运既无法赐予，也不可由他人剥夺。凡此种种都使得社会结构不可能变得像蜂窝、蚁巢那样和谐，不可能像人体结构那样协调一致。

302

最荒唐的是有些善心人，为了消除马列主义的专制弊病，而提出一种改良策，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可以采行双重制度的混合并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和精神方面的自由主义。这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颠倒”。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精神上的专制主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定义，毛泽东曾挖苦墨索里尼“二十年前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其实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也自称过孙中山的门徒，还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但不论我们对社会主义采取哪一种定义，不容怀疑的现实则是各国都在走向“大政府”，或是福利主义的，或是专制主义的，由于经济技术的膨胀和地理空间被通讯和交通工具大大缩小，全球人类正在迅速统一，这种统一的含义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干预和专权，而无法是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自治实体。资本主义本身，不能构成下一轮统一的全球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意味着世界的分化。

303

所谓精神自由，不仅是一个人孤自冥想的权利，如果是那样的话，最黑暗、最专制的文革伪神权社会，也是允许“自由思想”的：只要你自己绝对保密、绝对保密，不要因为失言，泄露了天机，引来杀身之祸就可以了。

因为专政者再残暴，也无法一一打开人民群众的脑子，看看他们的脑浆里到底包藏了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祸心。因此专政者终于无法干涉这种精神由。那么精神自由的社会含义是什么呢？是说话的自由！精神不仅是一种思维，而且是通过语言流溢出来的思维。不能流溢就无法继续地深入地思维，没有语言刺激，哪有精神可言？这正像电必须成为电流才是电，思想如果不流动，就是死的，而“意识存在的时候就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精神的自由如果不流溢为说话的自由，起码是“自言自语”的自由，那它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存在，因而并无必要。而在暴政之下，自言自语都相当危险，甚至梦话都会引来批斗大会，那意味着社会孤立和终身监禁。

那么，说话的自由是否可能绝对不构成对于其他人的妨碍甚至侵害呢？我以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说话正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说话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自由的体现。当人民在谈论问题之前首先考虑到会不会惹怒政府官员，还他们还有什么自由呢。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全球规模的自动化、电脑化浪潮，将会把全球居民一概卷入史无前例的超级暴政？毛泽东与之相比，就仅仅是个小巫了。因为在那个全球规模的电子化的暴政下，人们连保存内心秘密的最后权利都被剥夺了，根本就不再需要文革式的告密者，机器将成为监查万民的居委会特务。不但监视人民的生活，也监视人民的思维过程……从而侦查出保存在灵魂深处的个性最隐秘的内容，进而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自由做出限制，甚至对大脑进行阉割……这可怕的预见恐怕不仅仅是纸面上的。

304

历史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心理学的问题：

一，历史学是一种视象汇编；

二，历史学是一种心理构图；

三，历史学是一种价值判断。

而有关历史的延伸、未来世界的秘密预言，绝大多数也都切近于当时人心中的希望与恐惧。乌托邦主义者最能利用这种希望和恐惧，来实现自己“穷人翻身”、“文盲控制大学”的“理想”。他们的思想不愧“时代的颤抖”。但令人费解的另一面却是，他们的“宏伟规划”本身，完全省略了这些翻身道情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拿“以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和精神上的自由主义”这种乌托邦混血出来的西方左派思想来说，它就完全切断了经济与精神之间的生理联系纽带！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乃是饥饿觅食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却使思想成为多余。

305

众所周知，以自由主义相号召的资本主义，其特性是鼓励竞争，重视效率和利润，为此它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价值。相反，社会主义在注重社会的公义与安全的同时，却降低了效率，人这种贪婪的动物，一旦看到利润不再是绝对价值，就会同时把社会正义的考虑扔到了一边。于是，即使仅仅为了专制主义的权力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在经济上实行统筹安排，通过“牵民之口（吃饭）”来达到“钳民之口”的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的，不仅把生产作为一项计划去完成，而且是要在分配领域动手脚，对社会财富实行人为的分配，用随意赏罚来巩固专政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受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原则支配的事业，它们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有机相融？正如水与油，无法融合一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在技术上互相学习，正如把油和水一起倒在海绵里，它们就“相融”了。这个海面就是法律制度，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现代世界的最新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从社会主义做法里学习了不少知识，例如社会福利的普及和政府干预的加强，甚至出现了“社会福利国家”这种照顾人民生活的制度。这是好的征兆。相反，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也开始从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鼓励个人积极性方面吸取经验，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进程。

但是，这种互补并不表明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二十一世纪融合一体。恰恰相反，这种事态发展表明，无论古典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发展中改变着自己、扬弃着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消亡着自己。而混合主义的乌托邦却着力把这种正在消失的东西分头固定下来，在一分为二之后又把它们堆砌到一起，凑出一幅看起来颇为美妙的蓝图。只是，这一理念性过强的蓝图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其超现实性，使它失去了任何可行性。

306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经济上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专权，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精神生活就必然会受到这种经济事实和社会生活的压力和塑造，从而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迫地消减以致取消精神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在精神领域中你奉行一种“法定的自由方针”而听凭个性发展，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产生解构作用。因为，精神上的自由毫无疑问会通过心理转换成社会经济的自由化。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心理转换的历史，乌托邦理论无力截断这历史之流，更无法取代人性。相反，任何乌托邦构想的最终职能，无非是通过鼓动人们的希望，使人们加速投入这不断转换的流动。

第三卷第七章

*三、没有污染的精神福利**

307

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西方左派”为指导方针的福利社会，通过提高民众的福利来赢得选票，成效卓著，但那却不是注重精神福利，毋宁说是相反的。谁要降低物质福利谁就面临下台，这表明了人类的精神弱点。而所谓“精神福利”的宣言，实际上宣布了社会福利政策的走投无路。因为群众认识的“社会福利”只能是物质利益，而非精神向往。人的心里对“福利”一词倍感亲切，那是由于食欲而不是求知欲在起作用，以致食欲把美好的想象都投放到“福利社会”这个建立在道德教育和科学技术这两足之上的现代天国中。

面对这种难拟抵抗的舆论也就是群众心理方面的压力，各种专制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富于市场吸引力，而盗用了“人民的幸福”之类的谎言概念，并把它变成了一种与“福利”全无关系的东西，即所谓“解放”。就这样，现代文明中受到芸芸众生广泛青睐的“物质福利”概念，变成了“精神福利”即“解放”，望梅止渴的解放成为一项因伟大而变得空洞的许诺。所以，听了党校理论家的报告，我们的心情不会释然，反而增加了一丝沉重。因为在这些专供展览的言论里，人性中自欺欺人的倾向过于明显。

308

政治宣传干部们有关“解放”的宣言所拥有的最大虚假性，就在于他们假定“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在解放以后都大大提高了”，“就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解放干部们还强调“劳动人民知识化”，好像每个人都会对艺术、学问、教育、宗教等领域精神活动水平的提高，感到由衷的兴趣；不仅如此，每个人还会把这种兴趣放在生活的首位，甚至放在衣食住行以及各种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活动的前面。

事实证明，这种假定所具有的空幻性是前无古人的。事实证明，普及教育的主要后果，是创办了黄色报刊，大学学生的扩招，直接导致大学质量的下降。

古人说“衣食足而后思廉耻”，事实证明也是十分迂腐的想法，许多人是衣食足了也不思廉耻，而比仅仅知道廉耻更难的高级精神活动，则是多数人吃饱了撑死也不会由衷感觉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奢侈品”对普通人过于昂贵了，“需要花费太多的脑细胞”（这是他们的原话）。

309

人人都在巴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因为人是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说他孟子是“性善论者”，真是有点冤枉。

孔子则惆怅地叹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说明只得与小人为伍的无可奈何。（《离娄下》）说他孔子是“性善论者”，真是有点冤枉。

在孔孟看来，人和飞禽走兽相差不远，乌托邦份子竟然要这样的存在物去“追求精神价值”，可能吗？

310

人，总是在次要位置上，供奉着“精神生活水平”。如果把这种并不是人人都稀罕的奢侈货色提到了首位，那只能使之加速贬值，没有别的。

这种胡闹如果只限于说说而已的地步，倒也罢了；但假若硬是要当成一种社会方针去加以贯彻，推行什么“劳动人民知识化”，则难免导致“犹如东风射牛耳”，造成专制主义下特有的阳奉阴违。结果，不仅造成纳粹式的社会专制主义，也造成苏联式文化专制主义，文革则是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既然把毛泽东思想提到了首位，那就是叫人们勒紧裤腰，比“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更凶残。

“要毛泽东思想而不要黄油”？黄油都没有了，那挤掉了黄油的思想，还有什么真价值？不过是假货罢了。

311

过去帝王时代，还懂得首先要“视民如伤”才能长治久安。而毛泽东思想却只是“精神原子弹”，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能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群众要求推到“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的学习班里监禁起来。

况且，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福利”不同于物质福利，它是不可见的东西，只能通过个人的感受发挥作用。因此，人们虽然可以通过可见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社会物质福利的水平，却无法衡量其内在世界的精神福利水平。既然如此，关于社会精神福利的许诺，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进而，如果人们的兴趣被迫局限在精神福利的领域内，那么又如何去实现物质充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虽然社会的进步与幸福的增多是两码事，有时前者还要靠牺牲后者去换得，但如果说，幸福不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而是某种可以测度的东西，那么除了体制和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幸福以外，人类还能通过什么来得到幸福呢？大概只有“精神幸福”这种主观感觉了吧！可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不就是否认这种感觉吗？不就是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吗？为什么一旦掌权就全部翻案了？

谁不知道精神的幸福并不需要文明的发展！甚至与文明的发展正好相反！文明越多，幸福越少，正如财富越多，幸福越少；知识越多，幸福越少；年龄越多，幸福越少。幸福于此，是一个心情与感受的问题。因此，为了获得这种幸福，完全可以通过吸毒去实现。无怪乎，现代世界的吸毒活动泛滥成灾，大麻已经被一些国家列为合法药物了，人们太渴望那老是到不了手的幸福了！

为了获得这样的幸福，最原始、最放肆、最黑暗的思想改造，也可以在群众专政的枪杀声中，予以实现。

这暗示我们，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得不包含这样一种原始血腥的意味。本质上，它带有反文明反历史的特征，它要求通过切割人们的“灵魂”，试图改变人性，扭曲天地万物。

以此为前提，灾难也可变为幸福，愚蠢也可变为智慧，野蛮也可变为文明，正是在各种古典文明的衰落过程中，类似的思想特征一再出现过。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就是这样，它公开号召人们背弃文明，返回原始。因为这时的文明已不再给人提供庇护了。好在希腊的犬儒主义不是由专制政府倡导的，否则就不会有希腊文明了。好在只是到了罗马晚期，要求人们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的呼吁，才变成执政集团的哲学，因为那时人们对改造外部世界业已完全绝望了。

当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民饿死之后，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像犬儒主义者那样，号召人民转向内部世界，通过自我改造，忍饥挨饿，低水准地适应外部环境。

312

精神文明，只是在物质文明已经失落之后的一剂补药。它像身患梅毒的教皇所贩卖的“赎罪券”一样价格低廉，可以博施广济……所以在文革中，红色的赎罪券──毛主席语录，发行的数额超过了教皇的赎罪券，这位韶山的高利贷者的儿子大概可以安息了，因为他的生意竟然超过了罗马！

观察毛泽东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福利社会的许诺，还能发现它并非精神情操高度升华的结果，而是在社会生活全面急速衰退时提出的止疼针，大鸣大放的盛夏已经过去，百花已经凋零，只有稀疏的蝉鸣在用生命做出最后的英勇抵抗……这很快就导向文革的收获时节了，秋风四起，人们开始准备仓库，准备把整个人类文明生长过程中得到的精神食粮全部收进监狱，贮藏起来，然后付之一炬。好在那即将来临的漫漫严冬并不很长，因为还有其他国家存在。为了度过这个即使短暂的严冬，人们不仅需要降低物质上的消费冰平，更需要在心理上时刻准备接受虐待（下放、劳改、批斗、洗脑、自我批判等等），而让一种新的奴隶主义，来补充业已枯竭的能源，包括日益羸弱的人体能源，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含义。

313

在文革之后，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例如一九八三年开始的那次，乃是针对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而发，而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又是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用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有关中国的说法，那是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后加速产生的腐败。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不会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一到无产阶级的人治社会就会？因为专政和腐败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只是在毛泽东时代，腐败行为是毛本人的专利，或是他亲自赐予某人的，而改革开放却导致腐败行为的普及化、规范化，导致社会解体现象发生。

不论封闭时代的小范围的深度腐败还是开发时代的大规模腐败扩散，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创造文明的能力，社会和个人相似，一旦丧失了创造能力，必然迅速趋于腐败。到了这种危急之秋，不对天然的创造力本身进行压制，那么，已经过于拥挤的空间将难免因为创造力的无处发泄而变得更加拥挤，以致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动乱周期。这正是中国西汉继战国兼并后，推行“抑商政策”的背景，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时代商业凋敝、经济衰退的一幅缩影。这是毛式的封闭时代的缩影，到了后毛的开放时代，为了解决商业凋敝、经济衰退造成的严重问题，不得不缩小大规模“帝政”为文明所穿上的寿衣的尺寸，但由于官员在主导经济活动，“党内资产阶级”也就迅速膨胀为“党外资产阶级”，进行官商勾结，使得禁锢性力量（“党”），变成腐烂性力量（“贪官污吏”）。党既然成为贪官污吏的集合体，改革开放自然也就成为暴君的同路人，成了不受监督地运用社会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盘剥来竞相掠夺社会资源的超级蠹虫，比罗马的元首制、秦汉的皇帝制，还要贪婪。

因为毕竟古典文明时代还是以一种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为其特征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却脱离了社会关系而存在，实际上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全由某个人通过内省甚至心血来潮的自我感受来决断国家大事，利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实际破坏，当然大于古典时代原始技术提供给暴君的破坏能力。

314

现代技术能力的空前膨胀，使得人的生存空间空前紧张，由于现代文明努力向外扩张的势头，使得现代国际关系正进入地中海区域古代的“希腊化时代”和东亚大陆的“战国时代”，各个主权国家迎头乡撞，互相兼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仅误人，而且误国，是没有国家的、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出来的国家，专门破坏压迫他们流浪生活的各国，现在，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相信马列主义了。马列主义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送进了坟墓。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阻止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西班牙侵占美洲得到教皇特许所开辟的主权国家至上的时期，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全球范围如果不能再开始一轮与此势头规模相当的“地理大发现”，通过再度殖民化，以便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恐怕现代文明也就只有放弃或削减外在扩张的努力，而改采“内在的发掘”了，在类似于老子哲学和佛教原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生态度来改善生态平衡，而不是在开创和掠夺的基础上，树立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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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再度殖民化”，也叫“逆向殖民化”，就是欧美以外地区的人口，对欧美进行强度移民，以便补偿早先被欧洲人夺走的生存空间。这是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对原先的宗主国和不平等条约的强制签订国的历史大反击。现在各种“东方人”向“西方”的移民，包括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向北美的强离渗透，和过去的殖民活动一样，经常使用“非法移民”的方式，说明问题的尖锐性。

我们的上述观察所运用的眼光，是通过展视整个文明史略而获得的。

第三卷第七章

*四、欲望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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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把欲望分为好的与坏的，佛教则排斥一切欲望，甚至达到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执著的地步，结果把万事万物和诸般观念都往“佛法”上硬套，形成新的绝对主义倾向。尤其是中国和韩日流行的大乘教徒，为了配合这种绝对观念的佛法，不惜违背历史的实情，把后来发展出的北方佛教即大乘佛教，简单解释成“更近于释迦牟尼的原意”。而按照严肃的研究结论，南方佛教或小乘佛教，才比较接近更为原始的佛教哲学。断言后来产生、发展出来伪教义却更接近创始者的原始意念，这是利欲熏心的政治判断，而非独立智能作成的判断。

有的佛教徒对北方佛教（大乘佛教）教义的断言，可以简约为如下的公式：“涅槃（Nirvana）”──“察觉佛性”──“无限的慈悲”──“利他的欲望”。把这公式再省略一下，就成为“涅槃──利他的欲望”这个更简练的公式。

这难道是真的？很难设想，涅槃竟成了一种欲望！尽管给这个欲望加上了“利他的”一类修饰语，但欲望毕竟是欲望。涅槃的原始含义，按理说是“把火吹灭”即寂灭的意思。“火”就是欲望，涅槃就是欲望的消解。但欲望毕竟是欲望，消解欲望和加强欲望（哪怕是“积极的欲望”）怎能等量齐观呢？

317

欲望毕竟是欲望。不管给欲望加上什么修饰性词语，“利他的”、“利己的”，“善的”、“恶的”，“个人的”、“集体的”，“社会化的”、“反社会的”，“高贵的”、“卑劣的”等等，都只是评价。而所有这些被评价区分为两造的欲望范畴，都只是欲望统一体中的并存物，它们是同一个事实。而人与人之间不同体验与评价，无论如何不同，都不能改变欲望统一体的事实。

被一些人称为“善欲”，可能被另一些人称为“恶意”，因为欲望就是欲望。何况释迦牟尼的涅槃和佛教徒众的“利他的欲望”之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印度的佛教深受前雅利安时代的印度文明瑜伽精神的渗透影响，缺乏北欧海盗那样的“浮士德精神”，并不主张以暴易暴式的欲望至上。在佛教的基本概念里，用欲望抵消另一种欲望，是无济于事的，可能导致更大灾难。把涅槃变成一种欲望，这完全是是雅利安强盗部落的思路，或者干脆是个黑色幽默。

318

所谓欲望，是一个生命体内部，透露出来的一股生命力量，由于它带有强烈的生物性，所以不论演化出什么形式，欲望在本性上只能是“以自我为轴心的”。以利他主义的形式推出的善之欲，其所利之“他”毕竟只是“我的他”，而不是“你的他”，更不是“他的他”，所以，由爱生恨的事不胜枚举，利他主义者常相对立、彼此厮杀，就毫不奇怪了，这也就是所谓“思想斗争”、“宗教战争”、“信仰冲突”的生物性根源。所以我们看到，“越是‘利他’得厉害，就越是‘争斗’得厉害。”利他主义者“为了你好”而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这就是“利他主义”的代价：无意间加剧了争权夺利。

利己主义者最喜欢泛泛地谈“利他”的，如果不是为了利己的目的，夸张地谈论“利他”有何意义？虽然一切高级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无不以利他的宣传招徕顾客，所以摒弃狭隘的利己主义，可以吸引更多的徒众。

另一方面，透视一下利他主义的空洞言辞和具体结果，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有许多恶劣的行径，正是在利他精神的支配或文饰下干出来的，高扬的利他旗帜，团结了大规模的破坏力，破除了习俗中的禁忌与约束，肆无忌惮地遂行迫害与杀戮。在社会齐一化的口实下，个性与个体被消灭了。参考这些史实，对“利他”和“爱国”之类的词汇，使用的时候，最好慎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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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欲望的力量，具有一种奇妙的转换性能，碰壁之后它会转向，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极端利己主义的人，有时却表现出“利他的倾向”。通过“利他”这来达到极端利己的目的，号称“曲线救国”。其实，是由“欲望的自我中心本质”和“欲望与环境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由于欲望的强烈主体性和自我中心倾向，欲望不可避免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东西。而自我实现，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直接利己的层次和间接利己即利他的层次，应该说，后者是更加隐蔽更加深刻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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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性的这一隐蔽而深刻的层次，各种利他主义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比各种利已主义之间的斗争，稍有含糊。而利他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斗争，相比倒是要温和一些。所以共产主义者把别的利他主义者叫做“反革命”，而把利己主义者叫做“小资产阶级”。而在“革命斗争”所制造的很多糟糕事例中，利他主义最后成了利己行为的仓库，“为了理想”成了谋财害命的借口。

例如，鼓吹消灭阶级区别、解放全体人类的利他主义宣传，在实际生活中却组织了空前残酷的阶级压迫。

精神活动的基本动力，不论形态如何都是欲望，涅槃的真切含义，因此不仅是降低肉体的活动水平，也是降低精神的活动水平──使活人脱出有我之境以入无我之境。而所谓的“大我之战”，终于演变成“欲望之王”，领导了规模巨大的集体坑杀。

这些显示了“人的言辞与行为之间的巨大鸿沟”，人们通常把这叫做“言行不一”甚至称为“矛盾”，在我看来，这没有矛盾，而是非常符合逻辑的食言而肥：“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文革中的对联如此写道，横批是“党委书记”。

其实，别说党委书记了，就是佛陀也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说教去做。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名实相睽已经构成了一个人性规律，一个反复出现的“身心关系的游戏规则”。

举例来说，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评论家们成群结队去寻找文学形象在生活中的“原型”，像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河谷地带的淘金冒险家们不择手段地拔取金羊毛似的，他们评论家也企图在社会生活的滔天洪流中捞出几个“金子一样的心”，以供自己的马屁理论分析之用。这种努力多么可笑，因为它完全忽略了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完全是政工干部们捏造出来的莫须有，而人的尤其是政治动物的身心关系，就是“正话反说”，正如“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这种奇特的共生关系，使得言行彼此依存，各自承担了特定的职能，在互补中，提供对方欠缺之物。共生关系使言行互相掩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文学形象和生活现象的某些相关，造成的主因却不是“生活的原型”而是作者的“心理原型”，即“创作意图”意义上的文学模特。

321

文学原型的问题，凸显了身心关系的实质。事实上，在学术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人类的建树，首先取决于心灵“受到诱惑的程度”，然后取决于“受到诱惑的方面”。人受到了诱惑，才会发明理论，平衡诱惑的力量。“价值”，就是诱惑业已消退之后，清醒估算后所剩下的那种东西。生活的作用，仅在于“诱发欲望”的有效性而已。

那么，可否认为一种理论所极力鼓吹的东西，正好是理论家自己的天性中所欠缺的东西？正因为自己缺乏这种东西，为了抵抗这种缺乏及其引起的饥渴状态，他才创立一套说法——这被叫做“理论”、“学说”、“哲思”，甚至“信仰”，以不断提醒自己去正视这种诱惑，并把这块石头从心头掀掉？

322

历史上的精神遗迹所显示的过程，不难印证上述猜测。对作品与作家的这种关系进行的这些分析，可以留备研究者们参考。

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极力抨击的东西，经常是牢牢控制他们内心的东西。这种心理奴役越使他们痛苦，他们就越想摆脱自己的主人，于是他便诉诸言辞的呼号，理论和艺术就这样产生了。但理论和艺术的诞生，也不能消除人本来的困境，不过在其心上提供了一个“分洪闸”而已。精神活动的分洪闸，把他的主体力量，从外部世界的关系网中，牵引到了内心世界的凝视静观上，使焦虑有所缓解。正因为这样，创作活动对于天才的思想家、艺术家来说，首先不是一件救世活动，而是自救行为，他们通过这种宣泄方式，成了自己的“主宰”，至少感觉如此，甚至成了宇宙包括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轴心。

感觉的世界便是一切！

323

有人认为释迦牟尼佛的言行不一，其实，那才说明他是真实的人，他所经历的，实在是人的身心关系的游戏规则的典型事例。从这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佛的内心其实还是真正充满苦痛的，只是人所不知罢了。”佛是个超级自欺者，但是他的智慧瞒过了人们爱挑剔的眼睛。

佛的困境，也是一切自命不凡的精神人物共同面临的困境，它预示着，人如果完全从欲望中超离了，精神的线索反而会断弦，没有风力的鼓荡，风筝的线索即使不断，风筝又如何飞向苍穹呢？“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词《小重山》）

第三卷第七章

*五、精神变革**

324

人最好的资源不在人的身外，而在我们身上，尽管现代人被文明所误，视社会身份的重要远在自身的价值之上，但古人却十分清醒地知道“身外之物”并不关键。同样，人最危险的敌人也不在身外，而在自己身上，尽管现代人被文明所误，而仇恨邻人。事情越来越清楚没有任何一种资源，比人的身体对人更为重要，甚至连妓女和首长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妓女善于出卖自己，而首长喜欢别人伺候自己──人的服务远远比机器的服务昂贵得多。

如果从此对杨朱的学说作一新解──以新眼光从新角度去透视一番──就会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智慧就发现世界上没有比人这一资源更可贵的资源了。所以杨朱同志“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因为人是活的，天下是死的，牺牲活的去拯救死的，太不值得了！

在对这点做出深入说明之前，必先澄清两点迷误。

第一，人作为资源的可贵性，不是由于他的体力或人数，否则作为劳动力，人与牛马无异。

第二，人作为资源的价值并不限于所谓“精神”。人的精神，只是其资源价值的表层部分，所谓精神活动，不过是人类遗传因子的一个必然体现形式，因此，人的资源价值就是那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点点滴滴积造起来的基因结构。正因为人具有独特的基因库存，所以，他使在“灵与肉”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自己的独特性，并可能由此出发创造自己的文明和“精神世界”，然后才发展出“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不是像马列主义创始人别有用心地宣称的那样，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开辟了“劳动改造思想”的集中营制度，所以把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暴行仅仅归咎于“血腥的开国领袖集体”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此也应当承担重大的刑事责任。

325

在我们看来，不是“劳动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劳动”。牛马不论如何努力工作，都不可能变成人，同样，人无论经历如何残暴的改造，也不可能重新变成动物。在专制制度下，人的价值经常比不上牛马，但牛马的价值却永远比不上人，因为它们尽管勤奋或是受到独裁者的表扬抬举，却绝不具备人在灵与肉两个方面都拥有的基因。

正是这种天生的基因而非学来的“能力”，使人成了最贵重资源，不是作为炮灰，而是作为“神的资源”。社会的资源价值，以及终极意义的自然资源，都是从“神的资源”的意义中派生出来的。

乌托邦主义者不理解这一点，他们重视乌托邦远远胜过了重视人，他们把人这一神的资源沦为乌托邦的五年计划的牺牲品，是本末倒置，是极大的浪费和犯罪。

陷入下述两种迷误都是可怕的：

一，要么把人当作纯粹的社会劳力；

二，要么把人理想化为某种“精神的存在”。

如果把人的资源价值分别搁置于这两个极端，而忘了此资源之本体，深埋于生命世界亿万年的历程中，那是一种多大的愚蠢啊。

人这一奇观，既无法用马克思社会发展史去解释，也难以通过黑格尔思辨哲学去说教。百年来的黑—马信仰，都力图把人变成一张白纸、纯净的精神存在，可以被社会改造者—主义独裁者任意涂改，但事实已经证明，所有的纯洁化运动都不能从遗传学意义上改造人性。所以改造运动才绵延不断，最终使运动本身成为荒唐的闹剧。

326

乌托邦主义者还有一个怪癖。他们自己本来也属人的遗传资源，因而有充分的机会认识此资源的价值。但是，他们却习于批判人的本能，或通过人类的社会表现，去批评人的生物存在。这很可笑。因为他们是在用暂时的东西去攻击持久的东西，并企图用派生之物去规范原生之物。

正是从这种丑恶的方法论出发，他们才分别对人性做出“性善”和“性恶”的评断。其实人性哪里有什么善？又哪里有什么恶？人性只是可贵的生物资源而己。而“善恶”，却是两种从资源里派生出来的利用价值和社会规范。

马列主义学者发表议论说，“如果没有社会发展史，那文明又从哪里来呢？”历史已经告诉了他们：“如果没有人性，那么社会发展史又从何启动呢？”社会只能按照人性的法则去运转，社会因此既恶又善，因为人性就是既恶又善的，因此人能行善也能作恶，还能认识善恶。

327

对人的命运来说，其自身的遗传资源是个回避不了的前提。要说有“本体”，人的基因才是真正的本体！对人生而言，这是比哲学上的“宇宙本体”更要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各种宇宙本体论不过是此生物本体派生出来的影子罢了。“遗传着的生物本体”，是一条恒久之链，它创造了生物的行为及其社会，包括非人的乌托邦社会的模式。而且建树了人们可能拥有的信仰之塔！其中还有沟连天地的“天梯──宇宙树”那样的基因派生物！基因孵化了自己的宗教、数学和多种意识形态，文明的整体据以繁衍下去。从此，文明被视为人的第二特征；但是请记住，第二特征（文明）是从第一特征（基因）里繁衍出来的。只是等到人在文明领域中陷入死巷时，他才异想天开地试图改变文明母胎──人性本身。乌托邦主义幻想的革命捷径，是无法超越基因许可的范围的。鼓起熄灭了的生机？那只是某些小人为了自我延续竟然想以出卖民族命运作为出路！中国人应该学会走出本末倒置的迷误状态。

离开了“劳动创造人”这一奴隶教条的中国人，终于理解了：人的遗传资源，即灵与肉构成的人性本体，比任何社会发展史、文明总结构，远为复杂、精巧、持久、稳定。可以设想，如果未来的遗传学有效改变了人的基因资源，那么这对文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比任何规模的社会变革或任何深度的精神变革，都远为重大而持久。因为，本体变了，依附在上面的各种社会和精神特征，能不改变吗？

328

通过社会训练和精神训练，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暴君已经对基因的表现形态做出种种规范，从而影响它的发育定形。但是企图改变基因本身的努力则一再碰壁，因为暴君并非上帝，只是和被害者一样的人，所以暴君死的时候，比被他还死的人们更加可怜，更加没有希望。

“指导精神”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不是原生物和派生物的关系；相反，精神与社会是平行地产自人的基因，虽说指导精神的不同，可以推动同一个组织或向善的方向发展，也可向恶的方向发展，但无法就此推论说，是“精神理论决定了社会发展”改造论是犹太巫师的咒语，社会和精神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基因的全方位需要──盲目的基因并不是为了精神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倒是精神本身在为基因资源服务时，获得了健全……

329

普罗提那在希腊文明的绝望时代说过的话，孟轲在先秦文明落入深渊时刻说过的话，是殊途同归的：普罗提那把希腊文明的出路寄托在精神上的救世主身上，孟子则劝导战国时代的君王们“行仁政”。仁政在他心目中不再是一项权宜之计，不是一个为了扩大霸权而推行的口号或策略性的“解放手段”，而成为神圣的目标本身。政治行为的这一理想境界，是孟轲试图用新精神去指导战国现实的证据，与乌托邦明显类似，渴望通过精神变革去改造社会。这种意向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论里，如劝说梁惠王施行王道，同样表现在这位理想家不辞辛劳地游说诸侯，宣传精神革命的方案。但不幸的是，不论是普罗提那还是孟子，其“伟大理想”都落了空。

解决了希腊文明历史危机的不是普罗提那的哲学之神，而是蛮族世界的嗜血酋长们。而把中国从战国大屠杀中解救出来的，也不是孟于心中的明王，而是更加贪残狡猾、握有虎狼之师的嬴政。是基因而不是精神决定了：促成历史变革和世界秩序诞生的，不是“仁政”与“王道”，而是苛刻的秦律、严密的组织、喋血的精神。归根结底，变革和统一的力量是来自一种比社会发展更古老的原始动力，它不是依靠任何人为的倡导流行起来的，而是扎根在一批乡民的历史中。它不是希腊的斯多噶主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等精神变革的产物，也不是中国的儒、墨、道，甚至不是法术势诸家的宣传辞令。

重要的是有了一批人，这批像是秦始皇陵的地宫中出土的兵马俑群那样的战士，他们被身上的基因而非心中的教条所激励，这批半饥饿状态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在没落的文明社会中，发出可怕的爆炸力。扎根在古老土壤里的基因，面对变化不已的妖冶世界时，有时会体现出某种高贵的肃穆来，这种肃穆被我们视同野蛮，而不是发自什么有意识的精神革命的规范，而是无意识的、来自生活本能的“基因规范”。

这是人的遗传资源，对自己创造的业已走入迷津的文明派生物的历史大反击！不是精神革命，而是扬弃精神！它通过自己的超级嗅觉探查到所谓精神革命，还是要用文明的派生物，反过去压制和“改造”那作为本体的遗传资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密谋，必将失败；以夷变夏的渎国方案，必遭谴责。

330

有一种近乎概念游戏的说法认为，“治疗社会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最终是精神上的。”他解释说，仅仅变革组织机构的社会改革方法，只能导致两种结果：第一是全面否定组织结构，导致无政府主义；第二是把一个组织结构变成另一个组织结构即“换汤不换药”。而这种看法认为这两种后果都是不妙的，“因此，应把希望寄托在根本的精神变革上。”其实，干脆明说岂不更好：人这种动物是根本不配享受什么没有弊病的社会的，换言之，人性的特点决定了两点：要么是他天生对社会的不满，要么是他善于破坏社会结构，必定制造社会弊病。

我们为什么说上述的“唯一有效方法”近乎概念游戏？就在于他对“治疗方法”的偷换。在我们看来，精神变革只能改变人们对组织机构的态度和感受，只能改变“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应方式，但并不真能触及社会存在和组织机构本身。在“治疗过程中”，只要有一匹“害群之马”在活动，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使得“一颗老鼠屎，破坏一锅粥”。从历史上看，即使基督教这样巨大的精神革命，尽管得力于殉教的热情，还是走上了与社会互相妥协的道路，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但他的门徒却活了下来。教会先是反对罗马的制度，后来却将罗马的官制吸收进来。国教化以后，一方面它对群众宣传摒弃尘世生活，加剧了大众对政治秩序的冷漠与背离，另方面主教和神甫自己却过上了豪华的生活，甚至还包养了妻妾。

331

从宗教运动的史例看精神变革，则它和组织机构的关系，说到底也还是走向了上述那两个出路，不能脱俗。即第一全面否定组织机构，或者第二把一种组织机构改变成另种组织机构。前者如号召出世，以便建立上帝的城，后者则没有建立起上帝的城，却建立了教会的世俗统治，并且像奥古斯丁提出的诡辩那样说世俗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城。结果有的教皇八十多岁，口水直流，歪着脑袋，话都不会说了，还是不肯退休，拼命提拔红衣主教，企图保证自己的江山永不变色，与敌基督的世俗暴君十分相似。

332

在亚洲，不论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还是传入中国和中国边缘地带的佛教，此类精神革命，最后也只有两个归宿，要么离开现实社会，要么是通过精神变革把一种组织机构改变成另种组织机构。

既然如此，“唯一有效”的性质体现在哪里呢？也许仅仅体现在信仰者们信仰中？即，面对最恶劣的社会现实而闭眼不看，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永远坚持党的领导”。或是“背过身去洞察自己内心的永恒神秘”？当然，在这种不依赖外物的体察中，特定的个人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最终解脱，但这种境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更不是一个社会群体可以据此“治疗弊病”的。

333

要断定一个社会或某个组织机构是不是弊病很深，是无法预见而只能事后判断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切社会改革都只能姗姗来迟。因为只有在积弊甚深之后，吃尽了苦头的人们才终于断定这里确实出了某种不得不改的差错，才开始萌动了必须改革否则不能自愈的念头。

社会弊病的根子正如它的对应物──社会功能──的根子一样，深埋在人的遗传资源里。当基因包含的某些倾向过分发展从而抑制了其它倾向时，如好战压倒了慈爱、独占排挤了分享、镇压代替了关怀，社会弊病也就发生了。社会弊病的发生和恶化，会从根本上危害人的遗传资源。因此，人的遗传源迟早会对此反击，除弊兴利，保护自己。至于反击的方式，当然多种多样，既有精神领域的，也有社会领域的。但是其原动力既不是来自精神，也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人体。但乌托邦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要求“根治弊病”。而我们知道，弊病之根正如功能之根，在人的基因资源里深不可拔，如果“根治了弊病”，那无异断绝了人性，那势必要深入到人的基因库存中去、挖掉那些产生了弊病的因子！这种作法姑且不论其预后价值如何，仅就目前人类的技术水平而言，还不可能。即便未来的人们能够进行这一手术，那也不再是“精神革命”，而是“生物革命”了。

334

看来，要使乌托邦主义者们称心如意，只有通过外科手术，通过遗传工程去改变人的遗传特性！在这里，乌托邦和科学主义之间倒也形成了某种默契！无怪乎科学幻想的乌托邦，可以成为一种特别兴旺的现代时髦。

乌托邦主义者的通病，不是追求文明的发展，而是梦想文明的稳定。而要彻底稳定社会，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利用科学技术来僵化人、固定人，如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描写的那样。

确实，挖掉遗传基因中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将会比任何一种精神革命都更能奏效。因为后者只是内在一面的变化，是面对不可克服的外物进行的对话，虽然被乌托邦主义者视为“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作为“不予治疗的治疗方法”，主要“临终安慰”是给绝症患者的最好出路。

但改变人的遗传基因，却能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进行革命，尽管那包含了过大的危险。诚然，人可以改变家畜、家禽和各种经济作物的遗传基因，以提高它们的人定价值，以增加人的利润。目标问题解决了，只需要适当的技术就能实现优化了。但是在对待人自身的遗传价值方面，问题却突然模糊了起来。对此，人不得不需要重温苏格拉底两千年前时时援引的那句神谕：“认识你自己。”因为从终极意义说，“人并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人迄今尚未看破自己。

当此之际，如果要人类自己改变自己的遗传资源，那将是非常凶险的凶险。

简单说，从生物遗传学的技术发展而言，培育一种“优良的人”是可以办到的，但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优良的人，尤其是从长远看。例如，社会化倾向较强的人，缺乏创造性；而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则相扰不安。这些相反的素质如何能综合在一个人体身上？进而，如果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就更难以确定一个合乎理想标准的“人的概念”。

335

如果目标是为了实现某种乌托邦，而以改变人的遗传资源和遗传形态作为代价，就等于说这样的设计师比大自然或是上帝还要聪明和有能力。于是才能把人的社会、人的精神、人的整个命运全都交在他的手里，这难道不够疯狂吗？本来，人的整个文明及其功能都意在保卫人的遗传资源，现在，却要为了某种有关文明的设想（乌托邦），去牺牲人的遗传资源？岂不是一大迷误！从更坏的方面讲，坏的社会革命其结果是无法持久的，它只是人的遗传资源在一时一地的恶劣表现而已，因此它所造就的畸形人无法遗传下去，甚至其恶劣性在当事人身上也无法稳定下来。而坏的生物革命可就不同了，它会谬种流传，贻害万年。为了恭维一个飘移无定的神座，竟要贡献人体本身，这种生物唯物主义与古代的血腥拜物教有何区别？二者都是崇拜了某种化身为神物的信念。

第三卷第七章

*六、社会的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

336

有些问题是需要澄清的。

第一，区别一下良心与道义。

第二，区别一下宗教精神与宗教组织。

第三，区别一下好的宗教与坏的宗教。

我记得，有学者曾经指出，十七世纪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宽容，是一种反抗的结果。反抗的对象则是那种“拼命压制个人良心的社会的非道义性”。就这样，他把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非道义性对立了起来，换言之，也就把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性等同了起来。然而，这种等同与事实不符。本来，这很可能出于学者在表达上的不严谨，但我仔细推敲，却发现不仅是表达上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看待信仰和宗教宽容的根本含义。

337

个人的良心与所谓的道义性不仅不同，在很多场合下还是对立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的父亲触犯了法律，这个人如果不去检举，显然违背了社会的道义性，但他和父亲的感情很好，如去检举而导致父亲的被捕入狱，他则又面临个人良心上的谴责……这是个孔子式的问题。在《论语》中，孔子涉及过这一话题，他认为，检举自己父亲的人是很难再令人信任的，因为他连父亲都可以出卖。显然孔子是把社会道义性和个人良心看作两元的。又如在战争中，出于需要，有义务去消灭敌方的普通士兵，这就是人们负有的社会道义性。但是杀死一个和我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会可能构成个人良心上的某种压力。

战争把士兵培养成杀人犯、爆炸犯、纵火犯、强奸犯、抢劫犯用二十一世纪的流行术语说，培养成“恐怖份子”，这样才好让他们去危害敌人，但是战争归来的军人，没有几个是精神正常的。如果没有心理医生和香烟、毒品、药剂，他们就无法活下去。

我记得在苏共模范党员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胆小鬼斯大林手下的那位“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曾经面对过类似的困境。

有段时候，他充当行刑队员，专门杀害政治反对派。他在“道义性”上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但是还是对此感到了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痛苦，显然他个人良心中还潜藏着人性，和喜欢杀人的斯大林完全不同，因此与他的“党的驯服工具”的政治角色，并不合拍。

这就是说，道义性是属于社会掌权者的，不论他是老沙皇还是新沙皇；良心却是属于个人的，不论他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因此，在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之间，有一个距离，这距离时时会使还有些个人良心的人们，感到痛苦。同时也会因此反过来削弱了甚至“损害了”社会的道义性，是不是？

我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信仰宽容本身，恰恰是一项“不合乎社会道义性的良心发现”！

338

每一个信仰都强制半强制地确立了它自己的道义性，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不择手段地建立了自己的道义准则和规范。因此每个政权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强制驱使个人，去身体力行为这道义服务，而不完全不在乎这种所谓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是否合拍；而且不管它们的冲突有多剧烈，都必须执行当局的命令，不论这个政治局挂着什么招牌。

在实际过程中，每个人的良心状态依据其性格、经历、习惯、所受的教育而各不相同，结果，有的良心和社会道义性合拍，有的良心则与之抵触。反过来看，在所谓信仰宽容的局面里，也包含着丑陋的动机。

从当局的角度看，宽容是对道义性的出卖，其动机是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害怕陷入无休无止的争端等等利益考虑，而不是出自任何一种纯粹高尚的理念。道义性本来具有相对普遍的社会含义，是用来约束个人行为的，信仰不过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性，个人的良心对此进行反抗是毫不奇怪的。而当这种反抗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道义性崩溃了，宗教的宽容就实现了。所以，像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样“诲淫诲盗”的作品都能被社会接受，“仁义道德吃人”这种反社会的观念都可以流行，礼教，就是社会的道义性，吃人，就是个人的良心对社会道义性的批判。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社会道义性迟早会反扑的，例如号称“文革疯狗”的鲁迅，他的反社会思想在“造反有理派”掌握了政权的文革中，被当作新的社会道义性给供奉了起来，从而开始其迫害新的良心的血腥使命。这个事实说明，个人的良心与社会的道义最终是在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交叉轨道上不断发展变化以形成新的关系，这两种东西在经常互相牵制的同时，更加经常起着互补的作用。

339

个人的良心首先以社会道义作为出发点，开始生长，由于个人的遗传与经历不同，对事物的不同感受就决定了良心的不同，因此他是在此社会道义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良知良能。

一方面，良心与它的基础即社会道义性之间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众多的个人良心之间的共性，又构成社会的现行道义性，社会道义性排斥个人良心中与己不合的特性，维持自身的规范功能……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里，双方都在彼此消长变化之中。

在这一永久性的对立中，道义性并不是总占上风的。比如，宗教的不宽容原是中世纪的社会道义性，但经过个人良心的反抗，终被一种新的社会道义性──政教分离、世俗化、宽容精神，给取代了，“理性”文饰着的宗教宽容，并信奉现世幸福、科学与艺术的真理。很自然，我这里是把“宗教的宽容”当作社会存在而理解，不是当作一种个人评价来理解的。

340

没有区分教义组织和教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在讨论问题时就容易陷入了自相矛盾。要知道，发动教义战争的只是教义的组织而不是教义的精神。任何教义本身，也不直接导致人们自相屠杀。杀人的是企图控制他人的那种欲望，而不是各种高级教义，后者都是倡导仁爱与和平的，尽管程度不同。

教义毕竟没有号召杀人以为手段来创建万世勋业。但各种教义战争时常发生，表明了各种教徒践踏自己教义的程度有多么深！

341

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各种“组织”的嗜血欲，它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影响，不惜诉诸阴谋与战争。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精神层次的，不如说是社会层次的，是世俗的、经济的、政治的伪装等等。由此看来，与其笼统说“宗教是有毒的”，还不如具体说“宗教的组织是有毒”。而以宗教为饭碗的人们，则经常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甚至是“犯罪集团”。他们党同伐异，互相包庇，通过操纵群众以维持并扩大自己的吃饭权益。相反，那种可以使人的心灵达到超级水平的信仰，只是宗教的精神罢了。

那不是通过组织系统起作用的，而是直接作用于个人的心灵。

342

宗教的精神属于精神领域，而宗教的组织属于社会领域，同样的一个“宗教”在不同领域却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因此，踌躇满志的宗教组织发动战争，争夺世俗的势力范围，而宗教的精神则使人进入超然净土。经常在同一个宗教内部，寓藏着各种人物：好人、坏人，坦诚的人、奸诈的人，以及各种职业的人，其中既有广告商人，也有甘愿奉献的人。从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一个人要脱离自身去“讨论真理”，该多么困难。

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不信某种宗教，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时，我想他指的是皈依某种宗教的精神，而不是特指必须去加入某个宗教组织，否则就不算是人。事实上，各种现实的宗教组织为了自己的存活，不仅没有成为强权霸道的障碍，而且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强权政治的强力支柱。

343

各种信仰集团，用形形色色的教义把信徒当作机械化社会的零件那样组织起来，并禁止了一切自由思想。确实，它们开垦了政治权力抵达不到的领域，有效排除了个性，挤入公共生活以外的私人领域，对人实行彻底的控制。这就是信仰集团手中的“宗教组织”的可怕性……和高级的、个人的宗教精神，背道而驰。正是它们假借镇压异端的名义，扫荡了宗教的根本精神──灵魂与超我之神对话的权利。尤其在世俗的神权政治下，也就是伪宗教组织控制的政权的统治下，非官方的宗教精神，会受到比非官方的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更为沉重的打击。不是因为它不信官方教义，而是因为它挑战了宗教组织对宗教精神的垄断性特权。因此，较之科学与艺术的挑战，非官方的宗教精神带来的挑战是个更严重的问题，它直接触犯了信仰的权力。

关于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宗教本身原无所谓好与坏之分。好与坏，是我们的感情所选择的，它根据一个事物的后果对我们价值而言。因此，宗教的好坏，在于它能否发挥有益的作用，即对个人的良心有益，也对社会的道义性无妨。除此之外，无法找到绝对标尺去衡量信仰问题的优劣是非。这也是信仰系统与科学系统不同之处。

如果说信仰能够使人安分守法，就被称为是好的，那同一个信仰也能让人为非作歹，又如何说呢？要知道黄金时代和黑暗时代，往往一墙之隔。

另方面，如果只因某种信仰引起了理论争端和社会动荡，就被认为是坏的，那么，德国宗教改革热潮所触发的战争，及其宗教武器和旗帜又为什么被现代人视为正义的呢？

344

好的宗教，能使一个坏人比他自己过去更好，但常常不能使他比原先就是好人的信徒更好，在很多情况下，只是给了他一层伪装。同样，好人即便不幸失足去信了某个坏宗教，他还是比同教的坏人为好，也不会改变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恶棍。

人性比思想的装饰更重要，关键不在信仰体系，而在人本身是否具有好信徒的素质。好的素质虽然无法使坏的信仰变好，坏的素质却足以让好的宗教变坏。因为说到底，社会的道义还是依靠人的良心推向前进的，尽管社会道义是个人良心的老师。

345

社会关系当然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但社会关系是由单个的人组构而成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是活生生的具象的人和他的良心。

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坚持对宗教（或“信仰”）一词作庞杂的理解，就可看到各帮宗教信仰都是劝人行善或至少是教人遵循戒律的（禁忌是宗教要素）。因此“坏的宗教”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而只是末路的宗教（或“宗教的末路”）。这种过了时的宗教信仰，流于迷信的陋俗。信仰世界中的习俗与普通民俗一样有陋俗现象。

大凡“陋俗”，在其产生之初，都有特定的文化功能，然而时过境迁，产生这类风俗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因此这些不再拥有功能的风俗，就随之成了“有害的”。很难设想，如果一种风俗一开始就是“陋俗”，它怎能流传开来？

宗教与信仰的系统也是如此。它既然能够诞生，就曾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一切历史合理性都会随着历史的流易丧失殆尽，最后剩下不合理性躺在那里气息奄奄地阻挡人们前进：一种“坏的宗教”产生了。它之所以能够发挥坏的作用，无非是有活着的权势者在给它撑腰打气，使这僵尸的气息，得以“不绝如缕”，甚至登堂入室，主宰活人的日子。只因僵尸的消失，可能影响某些人得以生存的社会权力基础，它就被人为地、毫无理性地供奉着。

346

如果承认“坏的宗教”（例如杀人献祭的宗教）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坏处就绝不仅是一个教义的问题。如果仅是教义不好，还可以通过活人的重新阐释而得达到调整。如果问题出在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家自己身上，出在他们的利欲熏心上，那么，这些“活的教条”比“死的教条”更可怕，他们不把死的信条向好的方向去阐释，反而出于私欲而强化它的消极方面。不难发现，一种信仰体系越是在发挥其坏的作用，它的背后就越是有个落伍而顽固的信仰集团，在充任其后盾。

说到底，坏的关键不在宗教精神，不在信仰的体系，而在那些掌握着宗教权柄的人们，他们杀死了耶稣也杀死了布鲁诺，禁止了彼得和保罗的传道也禁止了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并不是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宗教精神，也不是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学，甚至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反对科学，而是由那批业已失去信仰，也不再为基督教义殉道的高级教士组成的教会法庭，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脑满肠肥，罗马教皇如利奥十世身患梅毒，花天酒地，他根本不信基督，是个玩世不恭无神论者和大彻大悟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嘲讽说，耶稣基督的伟大就在于能给教会（其实是教宗本人）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他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宗教的组织破坏了宗教的精神，信仰的集团摧毁了信仰的真谛。

综合上述几个问题看，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受到了语言的愚弄。语言发明出来，既促进了人类的互相交往，又在某些关键时刻制造了混乱。这种情况给我们什么教益呢？

最大的教益是：宗教的绝对主义往往有害。“真理走过一步，就是谬误。”

当然，我们也记住：激发英雄主义和献身热情的，是具有崇高风格和巨大能量的那些精神范畴，却是属于绝对主义领域的。而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透彻却很难激起类似的精神力量。

独断的自信，比对审慎的怀疑，更能调动生命的内力。尽管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现中，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当人面临深不可测的选择时，审慎的怀疑主义却成为有害的举棋不定了。

第三卷第八章

*一、神权时代的再来**

347

全球化时代的预感是：罗马的万神殿时代重新回到人间。某种支配未来世界文化命运的新准则──用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是“各个民族面临的万神殿运动”──将预示世界精神的统一。这是各个传统文化圈合并成未来的地球文化圈的预兆。在其经济、军事、社会政治模式等诸领域中，统一趋势发展下去，自然产生精神的结果。万神殿运动，就是把各个区域、各个民族甚至各个宗派的“神”也可以说是“即其文化的根本信念”，集中在一起，排列成队，以便在世界范围内，不分畛域地团结信徒。

把世界文化运动中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形式，叫做“万神殿运动”，显得既清楚又精辟，是个很好的提法，古代的亚述和罗马，都经历过这样的运动，这是伴随政治统一的宗教统一，伴随社会统一的精神统一。

当然，我们注意到古代万神殿运动与现代已经露出征兆的万神殿运动之间，具有重大差别：古代万神殿运动的基础是城邦宗教，而现代万神殿运动的主要依据，不再是小区域的城邦宗教、原始信仰，而是那早已流布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几个大规模的高级宗教，以及从中蜕化出来的若干哲学系统。

348

古代万神殿运动，取材于前此存在的城邦宗教。如在欧洲，是从罗马时代开始的。而文明开发更早的亚洲，早在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时代，就有类似的运动兴起，以配合亚述帝国和后来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等等“世界统治”的社会政治需要。比如我们都知道，亚述人在征服战争中，常常把被征服民族神庙中的主要神像拆下来，运回自己本国去，并不是作为一般的战利品，而是作为一个神圣的偶像，重新供奉起来。他们相信，用这个办法可以获得那个神、那座神像所代表的神圣力量的保护。用现代人的观点看，这种保护在物理意义上虽然纯属子虚乌有，但在心理上确能凝集巨大能量。用这种方式，既可以征服被征服民族的心，又可以增添世界征服者的自信。

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说，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矛盾。但二者在根本上却是互补统一的。比方说，亚述人在理论上仅仅是为了获得那个神像的神力；但在实践上，他们的这种作法，恰恰获得了对被征服民族的精神统治力。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工作，这种万神殿运动，促进并巩固了世界的统一。这种统一，本来仅仅是通过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体现为社会政治形式上的统一，在经过万神殿运动的最后铸造，就成为浑然一体的“大一统”了。万神殿运动，使各个世界帝国达到了它们渴望已久的文化统一，从此出发，得以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时代。当然，这后一个结果已超越于万神殿运动的初衷了。

349

诚然，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进程，那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的天人互动所造就的“天人三策”信仰体系，确实气象宏大。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１，制曰：……

仲舒对曰：……

２，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仲舒对曰：……

３，于是天子复册之。……

仲舒复对曰：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

（司马迁《史记·董仲舒传》）

这个天人三策，可谓独步古今中外。既不同于阿育王之崇信释迦牟尼（收刀入鞘），不同于彼拉多之对话耶稣（“真理是什么呢”）；也不同于也不同于埃及法老的一神教宗教改革，不同于穆罕默德在麦加的独角戏，不同于罗马主教的传扬福音；更不同于孔子和柏拉图的四处流窜、兜售自己的学说；它是由帝王发问，由大臣作答的，而双方都是“哲学家”……总之这是一位“哲学家帝王”和一位“哲学家大臣”之间的对话，而且是由哲学家帝王首先发问的。

但他们之间所讨论的，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信仰，是用以凝聚整个帝国的新兴宗教。发问有时候比作答更难，这个由问答开始的新宗教，后来写成《春秋繁露》等书，把先秦各国的不同信仰与学说糅合在一起，造成中国的政教合一。而追溯先秦，不同学说确实具有不同的国家背景，如儒家起源于鲁国，墨家起源于宋国，道家起源于楚国，法家起源于晋国，诡辩家和阴阳家起源于齐国……

350

诚然，在古代万神殿运动的背后和在现代万神殿运动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宗教内容：那就是城邦宗教（包括原始宗教、部落宗教、国家宗教）和高级宗教的深刻区别。

认识这一区别，当然是重要的。这种区别不仅来源于各自舞台的大小不同，也宗教的范畴已经从“克敌”变成了“克己”。在克己的高级宗教所形成的文明中，它还突破了宗教领域而扩展到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领域，照克己的特点看，伊斯兰教远远比不上佛教和圣经宗教，而和犹太教通属部落宗教的老范围，尽管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通属“一神教”，且范围和深度要超过犹太教。这个公元后产生的“犹太教”不等于公元前产生的“圣经宗教”；其经典是“口传律法”即“犹太教的新约”《塔木德》。

351

参照以往的历史，未来世界的万神殿运动，将引起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意识形态革命。它将囊括各种“无神之神”、“非神之神”乃至“未识之神”，成为“超神之神”。

在社会功能而不是在宗教范畴上，一般地说，古代和代的万神殿运动的政治性质是相似的。我们知道，不管万神殿运动所采用的材料是城邦宗教还是高级宗教甚至是反宗教的世俗意识形态──无神之神、非神之神乃至“未识之神”──它们彼此的社会功能或文化含义，还是大略接近的：实现精神统一，促成人群认同。这种统一对于一个已在社会政治方面开始形成的人群共同体，可能是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说，正因为古代与现代新旧不同的万神殿运动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材料”，我们观察者才得以更清楚地发现，它们在社会政治上的功能和文化史上的含义，是十分相似的！它们是为了实现精神的统一，而各自就地取材而已。其原理，是为了减少实行方面的阻力，而尽可能地切近于当时当地的思想风俗和信仰传统──以便拓开“精神上的世界秩序”。

这种精神秩序多少是带有强制性的，否则就不是万神殿而是分散的诸神了。如此看来，那种认为“不同宗教与其说要采取形成一体的方式，不如说在采取相互承认的方式”，只是看到了当今“宗教普世运动”的延伸，而没有看到普世运动的逆转──最终走向一个宗教。因为，为适应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而要求建立的精神秩序，无论古今中外，所要求的，正是“形成一体的方式”，而不仅仅停留在“互相承认”的宗教宽容阶段。因为后者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

352

反观宗教宽容，各种信仰体系共存共生的格局，与万神殿运动在气质和趋向上，是并不一致的。例如，我们可以把信仰宽容、共生共存的格局，理解成每个信仰都还不具备吃掉他种信仰的力量，因此被迫采取了低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特种范围之内，以达成精神世界的多元性的“势力均衡”。但万神殿运动却不是如此，它的动力不是来自各个传统信仰的衰落格局，而是来自信仰圈以外的某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圈以外的某种信仰力量──两种力量的巧合，所偶合的新的精神，是万神殿运动的主力。

在万神殿运动的雷霆万钧之力下，各种本来互相宽容或不相宽容的传统意识形态，都被无形地粉碎，沦为一些仅供取用的原材料，而不再构成取法的对象。万神殿运动和它所取材的那些以前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在大风暴面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而被那动力等量齐观了。结果是万神殿运动消融了一切，同化了一切。

353

佛法可以拯救世界？

万神殿运动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智力上的或学术研究上的“纯粹理性”目标，而是一个意志上的或社会需要上的“实践理性”目标──它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智力上的好奇，而是为了填补人们信仰上的空虚。这信仰，不是个人的、传统的、分散的信仰，而是和社会政治上的统一格局相合拍的精神秩序与信仰规范。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万神殿运动所促成的，就不可能是一些互相承认、互相宽容的信仰并存；而是一个最终凝结一体的精神秩序。为此，它需要一个强固的堡垒，一个坚硬的外壳，这有时比内核更重要。

诚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作为部落宗教的延伸，比佛法更为偏狭浅，缺少精神的通用性。从信仰的角度看，也比佛法更富于排斥异端的热情，更接近巴斯卡意义上的“赌徒”──这是否可以说明，今天的佛教比耶稣以后产生的犹太教（不同于耶稣以前的圣经宗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于耶稣以前的卡巴宗教），更有活力呢？

其实，活力并不表现在排斥异端的热情上。相反，活力是某种能够广泛传播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活力是和这个事物的气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由其自我感觉及意志状态所决定的。同样，要评断佛法有无活力，也要看具体的内涵，而不能听其自我宣告。

例如，现代流行的佛教，其实已经相当驳杂，尤其吸取了基督教的诸多观念和做法，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佛教本来就是相当开放的系统，广泛吸收其他宗教的东西，也并不违反它自己的教义。

354

如果对现代的佛教传教活动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不难发现它具有两个特点：大众性和实用性。

它的大众性体现为精神上的极端平等主张和泛灵论立场，如它所强调的“终极存在”，是平等地分散于所有具象的存在之中，因此，一切人甚至动物和植物都能同等地接触它，也拥有同时和这终极的存在融为一体的能力。这种价值低廉的大众性并不新鲜，它曾是中国禅宗的一个突出特点。而禅宗的兴盛，其实是借助于佛教的普遍衰落，即，禅宗其实是作为佛教的“晚期现象”留在文化史上的。可是万神殿运动却完全不同，是新文明的早期现象，它富于统一和渗透性扩张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追求每个人内心的悟性。

禅宗的精神则近乎分散主义，也就和泛灵论一拍即合，它对人的内心世界，也许“极其可贵”，但作新的社会规范和普遍的精神秩序，过度分散是不能形成统一之力的，而只能作为装饰品出现在统一力量已经瓦解之后的精神废墟上。它强调个人的悟性、平等观念、精神自由的倾向──与万神殿运动追求的世界秩序，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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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大众性透露出精神衰弱的征兆，经常与实用性的俗气糅到一处，在此混同中寻求出路。孤立地看，实用性倾向与万神殿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合拍的，但如把它和个人悟性即强调“人的自主的意志”结合起来，则现出背离了万神殿运动的趋向。强调意志自由是世俗文化的特点，

因为十分显然，人的意志如此的不同，都要自主，又怎么能希望“人们所把握的终极的存在”竟会彼此一致呢！我们又怎能希望彼此之间能够无须经过感性的媒介，就能奇迹般地共同体察出、抽象出感觉世界以外的终极存在呢？

而万神殿运动，是要促成普遍的精神秩序（实际上各种小规模宗教信仰也都不同程度地这样做了），因此它的法则之一，甚至首要法则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如董仲舒甚至要求皇帝陛下都要克己。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首先要求君王的。君王克己，才能天下归仁，百姓克己，不过一家归仁。所以文革末期林彪提出“克己复礼”，目标直指毛公公，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闻讯大怒，把这位“亲密的战友”置之死地。如此看来，作为社会规范的“礼”，而不是精神规范的“理”，和万神殿运动的目标，几乎一致的。事实上就先秦的例子看，“礼”的提出，也是周王克商之后，为了协和万邦而作的。

356

礼的诞生是这样的：

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感知、体验，甚至各自的生理知觉状态，是那样的歧异，以致为了“统一人们的精神”，就必须拿出一个可见的媒体，一个感性象征物，以此为基准，去促进人们“为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而克己”。这个象征物，当然只是人造的东西，有时甚至是偶像，或是类似偶像的信念。万神殿运动所建造的那个万神殿，恰恰就是这个象征物，它清晰可见，宏伟壮观，而且具有一股崇高肃穆之风，足以慑定人心。正因为它具有堂皇的风格，才可能在自己的周围，凝聚起那些原本陷于分散和歧异状态中的“人类精神”。除此以外的“整体”是不存在的，“人类”不过是精神形式的想象之辞。

高级宗教的综合──新型的万神殿运动，是需要预见的，这场万神殿运动的形式和内涵，关系到未来文明的命运。

357

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强调意志自由的时代，而从宗教宽容到信仰统一，从分散的精神冲动到统一的精神秩序……需要漫长的时间，即使再有预见性的人，也是以现在的眼光去展望未来。这眼光中的许多成份，属于过去的遗产──这自然产生了某种“非纯净状态”，从而妨碍了观察的透彻性。它不幸而把过去、现在、未来混在一起，最终时间的洗炼，剔除其中多余的杂物，而成就易经的玄秘。

打一个比喻，如在一道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当人们还没有通过这座桥的时候，他们向前展望，看见的是此岸的纷扰、这座桥本身以及他们想要到达的彼岸等等。可是当人们历尽艰辛走过这座独木桥，已把此岸抛在身后，那时人们再度回望，就不再看见此岸，甚至不再看见那沟连鸿沟的独木桥，而只看见彼岸，甚至看见比现在可见的彼岸更遥远的地方──感觉世界的尽头。

当可以看到彼岸更远之地的时刻，那时彼岸的意义何在呢？在人的思想中，彼岸就是彼岸，彼岸似乎是纯一的终极存在，可事实上可能存在“比彼岸更远的地方”。

当人们终于渡过了现代信仰崩溃的鸿沟并着手实现更高的精神综合时，他们就抵达了万神殿的彼岸。人性注定了──抵达景色壮丽的万神殿的人们，还会发现它不如人意。人们站在万神殿上，就会看到更远的地方，那是个只有站在万神殿上才能看见的地方。

万神殿作为高级宗教的结合，是现代的先知先觉之士所追求的东西。有一天，它也会变为陈旧的、应该加以摒弃的东西。历史改变支配人们心理的铁律，“创造生活”是绵延不绝的超级诱惑，文化史上的喜新厌旧，既是人类堕落的原因，也是历史创造的锁钥。

358

哲学的困难是人性的体现。

在文化史上，哲学问题最能清楚体现人的“喜新厌旧”的禀性。例如，对于“哲学是什么”或“哲学不是什么”等不断的提问、不断的解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每个人的答案都辐射到一定限度，无法通行于世。每个时代都对“哲学是什么”做出自己的尝试，同时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一哲学家，也都在“哲学不是什么”的问题上猛下功夫，以扬弃前人的定论。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抨击与己不合的哲学观念及其人──评断其人其学为“不懂哲学”或“不是哲学”。哲学纠纷的关键，与其说是人们智力的贫弱，还不如说人们喜新厌旧。追求新奇的冲动，使人们不断推翻以前的定义，拿出自己最新的解释来。就像儿童的沙滩游戏！在沙堆上不断建筑又不断毁坏自己的作品。人们彼此之间，尽管分歧无定但还是十分相像的！

这种人性特点，使得最终的精神统一，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正是在这个关键上，文化史才表现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既济──未济性格。听那“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的涛声，它会使你醉心，同时又使你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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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意义、内涵、范围，以及那些先穷尽的学理纠纷和逻辑歧异，从表面上看都是语言、概念、思维框架的不同所致，这也是现代语义哲学家们所强调的一个重点。但在语义之外，显然还有体验的不同，以及由体验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性冲动，在这一切背后，还有利益冲突、意志冲突的远大背景……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因为照理说，人类几千年文明即使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也应把这些问题给固定化了。但近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不仅没有固定哲学，反使哲学越来越趋向于分化，混乱的分化……这表明导致哲学世界多重分化状态的，毕竟不是那些可见的因素，如利益的冲突、体验的不同、观念的违拗冲突以及语义的纠纷等等，而是更深的因而无法直观的一个冲动，那就是人们在心理上所遵循的一个铁律──追求变化、追求新颖的浪子性格，这个现实中的浪子是永不回头的。“空光徒流浪，铜柱从年消”──这样反过来再观察一下，就发现所有那些语义纠纷，观念、体验的不同，以及利益冲突等等，都是起源于“喜新厌旧”这一心理铁律的表象。

如果对此有了准确的认识，那么人类对“终极存在”的认识，就只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过程了，也就是说，假如有一天人们真的认识了终极真理，过后不久也会把它抛弃──以便继续前进。在伊甸园里，人们不就是这样抛弃了神的命令吗？否则哪里会有人类后来的全部历史呢。这样的流浪，也许才是人所面对的真实的终极？

尤其困难的是，纯粹智性的结论，与人类感情所追求的伦理目标又是不相吻合的，因而除了智者的圈子外，它不得流通。为此，实有必要把智性的和伦理的目标区别开。

如果把智性和伦理的目标全然分开，则会造成普通群众心理上的大幅度混乱──他们无法想象两个精神范畴在分庭抗礼中各自的生成变化。而这种人性特点与社会危机的配合，足以促成新一轮形式的精神风暴。

我们看到，除了原始时代缺乏文字记载的神权社会之外，在文明历史的各种神权社会的前身，都曾经历过形态不同的自由思想时期。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群众的心理无法承受的自由思想的真正压力，终于出自社会整合方面的需要，自由思想不得不缩编。“自主的意志”不得不让位给“遵命的信仰”，神权时代周而复始。

第三卷第八章

*二、佛性与神性**

360

佛性与神性是人类精神的最高状态？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化、法兰西文化、德意志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西方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

而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来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在“西方文化”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到了一起，进行着名实之争。

例如，在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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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达到可以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属于大头，此外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领袖崇拜的“邪教”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赞同奸淫、堕胎、吸毒、同性恋。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西方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东方人还没有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

而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还是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相通之处则甚多，甚至常常取法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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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摒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全球化时宜的东西被全球化过程给“扬弃”了。

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尤其是受到东方宗教的感染，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导致全球文明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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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目前，我想指出，精神上陷入困境的西方人纷纷转向东方的态度却包含着一个危险的迷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东方文化，其实比西方文化的没落程度更甚。正因此，西方文化才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迅速占据了国际角力场上的有利位置，并击溃了东方国家的反抗。现在，仅仅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没落，就来乞灵于气数早尽的失败者，这能有希望吗？比过时的西方更加过时的东方，能拯救全球人类吗？

显然，由于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急剧衰颓，就去转向更为没落的东方，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我们知道，这不是向生命之源的回归，而是一种摇摆，一种抽风。西方文化，只是西方人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东方人生活的产物，基督教文化解决不了的世俗化问题，伊斯兰教文化也同样难以解决，只是穆斯林社会发展滞后，这一点尚未充分表现、世俗化尚未充分发酵罢了。西方的危机不是某个教义形态失灵的问题，而是一切教义形态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压力下日益失灵的问题，这个压力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运动带给人们的头脑晕眩及思想混乱。而企图借用东方文化去反对西方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圈子内部的争议罢了。企图借用东方传统去反对西方传统，企图借助东方的过去以救助西方的现在，其不合理性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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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互补有时也许会采取类似的道路，但那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说法。其真相是，一种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轨道上向前运行，正如“全盘西化”的努力依然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发挥作用。这正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含义所在。

严格说来，不论哪一种“传统文化”，都与现代生活不尽吻合，甚至是有所脱节。沟通这两者，只有通过现代人活生生的努力才能实现。否则，传统只不过是僵死的东西，甚至无法形成一种有机结构，就我们所知，“外在事物的结构”归根结底只是“人类认识结构的投影”，因此，“客观的结构主义”的虚幻性，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结构主义者试图在事物中寻找出的结构，其实这些结构并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自己赋予事物的“结构”。“结构”当然还是有的，但那是严格意义的“人的结构”、“意识的结构”。传统文化的结构，也是如此，它并非一种“客观存在”，既不是发生在当时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现代人所面对的客观存在。脱离了人及其意识，世界何尝不是支离破碎的？多亏人的作用，支离破碎的片段粘合在了一起，结成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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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关键的东西不在外在的、已然的文化传统，而在于内在的、未然的生存意志。是生存意志和生存状态，决定了人的文化传统。反过来，文化传统也正是通过生存意志和生存状态而发挥作用。正是凭藉生存意志和生存状态的媒介，文化传统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主宰着他，并更新自己。

正是这样，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圈内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撞上某个文化传统的壁垒，并屈服在它的脚下。因为，那壁垒对于实现人的生存意志其实是有用的，人需要一个平台作为着力点。对于一个现代的东方人来说，他迎面碰到的不仅是缓缓行驶的东方传统文化，还有急速飞驰的西方传统文化。他渴望利用这双轨文化传统所代表所拥有的那种复合性力量，去促进自身的优势。因此我们说，传统是无往而不在的，人在其中，不知其面，偶尔神思其外，则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感慨──那既是心理障碍，也是心理壁垒。

为了适应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学习社会、文化内容，还需要接纳生命、宇宙的内容。人们的学习，相当于“建立智力的壁垒以实现自保”。因此，甚至作为动物的人类祖先，也曾经是通过不断地学习，走过来的。生活因此成了一项不折不扣的试验、一场永不间断的调整。而人的学习对象除了直接的经验，只能来自各种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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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库存的重要性仅次于基因库存。文化传统从此成了一面两刃之剑，它是知识的宝库、是经验的储存，又是一个可能的陷阱、非此即彼的选择。

单纯的学习也有两面含义，一面有益于人，另面损害智慧。人的智慧本以遗传资源为基础，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但学习比较被动的活动，是“有教无类”，特别是当学习者还不具备内在体验的时候。

第三卷第八章

*三、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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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基督和佛陀，由此比较投生为耶稣和释迦牟尼的那两个人格，是很有意思的。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象征，基督以痛苦的形象出现在人类面前，佛陀则把他无边的宁静展示给人看──但他们都不是突然浮上天际的孤星，而是给予了两种宗教以定型理论的人。

耶稣式的殉道者，是中东“教族”社会的特产，而释迦式的隐遁者，在印度也比比皆是。以这两位作为两种文化的象征，就像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一样，庄子一类的中国隐士则为另类孔子，既不殉道，也不出家，对后来的“居士佛学”影响深远。

368

基督和佛陀，作为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代表，虽然这里的“东方”并不包括本土时期（即佛教传入以前的）的中国宗教，而这里的“西方”也不包括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欧洲。欧洲作为泰西，中国作为远东，曾经分别从基督和佛陀受教，在概念上，由于基督教西传欧洲，以致亚洲的希伯莱文化也被后人归入了“西方文化圈”。而按照严格意义的界定，“泰西”仅指西欧一隅及其文化前身希腊罗马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者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除了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是“东方”，结果从中东到美洲遍布世界各地的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而除了位于亚细亚的诸社会，位于非洲的埃及社会以及美洲的印加社会、马雅社会──也都因为欧洲中心论者的偏见，被打入了“东方”这一历史的垃圾箱。

其实，事实早就打破了从马克思主义到纳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各民族的扩张及其交往的密切，促使各种文化和种族发生融合，种族与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合过程，使得各自的文化核心彼此渗透──越是临近现代，就越难发现一种起源纯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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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的新儒家学说（理学和道学）那里，就通过和佛学的广泛融合，发展了一整套新观念。这为中国社会文化此后近千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个标志，说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长，纯粹的本土文化观念只能受到日益增多的“精神污染”，而与世界文化日趋齐一。所以八十年代推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显然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逆流。

上述看法还可以在日本的事例中得到印证──它先后从中国吸取和引进了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甚至在隋唐以前，倭人们就引进了当时流行在长江流域的道教文化。最近更有日本学者认为，大和文化的原始胚芽，大约是发源于中国的云南省，因为诸多研究成果显示，早期日本和南方中国的交往比和北方中国更为密切，那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因此可以在日本的神道教中发现中国道教的许多要素。大规模地引进了道教、佛教和儒家学说，这一日本文化特有的现象，使得日本文化具有了双重性格，甚至是多重性格，使它在民族文化形成之初就面临本土文化与舶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兼并。这一现实，使得日本无法存在纯粹的佛教，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是相似的，也不存在纯粹的儒学，这一点与儒学在中国的命运就不同了。相反，神道则被目为日本特有的心理文物，这大约与它传入较早、融合较深、渊源已被忘却有关。

倭人比汉人因此更善于做文化的融会贯通工作，他们甚至对佛教本身进行儒学化，说什么“佛界并不存在于离开现实社会的某一地方，而是永远存在于人的每一生命中，永远存在于这个世界中”。──这是充满了现世主义的佛学宣言，只有善于曲解、改装他国文化的倭人想得出来，其显现出来的“入世”倾向与佛教惯有的“出世”倾向截然有别。所以此话决不会出自一个印度人之口，即使儒学祖国的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如此信口雌黄。因为佛教并不具有如此强烈的入世精神以致把其老祖的出世情愫弃置一边。只要对佛教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像是日本“创价学会型的佛教”，兼有儒家性格和现代功利主义，和佛教学理相去甚远。就佛教史显示的佛教内核来说，佛界当然只是远离现实的一块净土，且佛界的最高境界也是位于人的生命之外，而无法存于人的“每一生命中”的。佛，是在生活之外，只是在比生命更永恒的存在中。

例如，“世界”这个词是从佛学流入中国以后开始出现在汉语文献中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感觉的空间和时间，是指生命在世俗的界域之内。而佛教的精神，正是与“世界”对立，而要脱离世界，只有脱离世界，最低限度地说是从心理上，才能脱离生命的限制，进入“空”、“无”的永恒。

370

混同儒佛，且把近代路德、加尔文等新教实践中的世俗功利性格也用到佛教观念上，是明显的宗教混合主义。这不仅是某人或某组织的特点，而是企图急起直追欧美国家的落后国家荒不择路的一种表现。例如日本，其传统文化是由中国的儒、佛、道等三教哺育的，另外还受到不同区域的中国民间信仰的交叉渗透，者从日本语言具有中国南北方言两个来源的内容，可以看到。而日本的近代文化又受到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强烈感染，进入现代以后，再度受到欧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等诸多风潮的袭击──凡此种种都造成了杂交现象。

在多种文化相遇的地方，文化的混同和杂交是极易发生的，甚至会成为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东西。这时，混杂成了一种风格，成了一种类，甚至升堂入室，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371

实在说来，文化混杂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单一文化已经无法满足该社会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它种文化也就十分自然地楔入这心灵的半真空态。

显然，从单一文化观点来看的“异端成份”，实际上就是文化杂交的历史成果。否则，任其“异端倾向”多么严重，也无法跃出本土文化的樊篱。例如，佛教的“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同于法家的“法”的──佛法只能是精神范畴而不是社会范畴，所以，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佛法如“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尤其是北中国式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印度的隐遁者们所倾心的那种个人解脱。值得注意，中国尤其是北中国，正是儒家和法家学说的故乡，在这里，儒家和法家由于本土性质，因此比汉字文化圈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都纯粹得多，根深蒂固得多。察觉了这一点，也就能悟出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和儒学的“礼”的规范之间，具有一种正式婚姻以外的血缘关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佛教的法等于儒学的礼，或是佛教的法的精神等于儒学的礼的精神──不能这样简单的等同。我指的仅是一种倾向：大乘佛教关于法和法的精神等思想，乃是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成的混生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槃之境的大乘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否近似？尤其是考虑到二者都不以“人格” 或“神格”为核心，只是把自己托付给了一项抽象而普遍的原则。

尽管佛教化了的“法”的观念比纯粹儒学中的“礼”的思想，含有更多的哲学意韵，也因为印度背景而拥有更细致的思辨性。

这种融会贯通显然是一个革命，“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精神革命”──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汇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数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再度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本土儒学）──法（大乘佛法） ──理（新儒学）”这么一个三段发展的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尽管它遭到佛教的数百年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正如日尔曼异教精神尽管被罗马宗教压制了一千多年，在十六世纪还是再度崛起，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向天主教发起反击，并成功地混合为“新教”。

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之一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上述复杂关系，标志着文化关系的典型模式，尽管像新教的日尔曼异教背景一样，迄今被人忽视。它提示我们，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到的西方冲击，比佛教和西域文明曾经造成的冲击还要大而且复杂，很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文化融和──但愿它不至于丧失自我本质。这样，一种新的“理”或许将诞生，这理不再是宋明的“天理”，而可能是“仁”与“礼”的精神，在新的全球背景下的综合。它将是某种超自然主义风格（如基督教）熏陶出来的现世精神（礼制）？这种超自然风格的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宗教或庙堂文化中的信仰如祭祀天地的仪礼，更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及其科学文化，来源于已经主宰世界数百年之久的航海文明。

372

从基督教精神中破壳而出的文明，在历经了几百年的盛世之后，本身是已衰颓了。但是，这并不排除它在与异文明如中国文明接触之后，刺激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可能性。我想，对中国文化的振兴来说，重要的是应该接纳“基督”名下的文化冲击力，借用那种带有殉道精神倾向的现代动力──去实现中国自身的历史变革，包括中国社会秩序、文化结构的重建等等，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味袭用西方的现成真理模式或西方主教主义。毕竟，文化的这一特点在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史上，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过。

我们已经看到：基督的痛苦形象，是面对生活挑战的象征。他昭示一代新人：要在“无逸” （《尚书》的思想）中寻求生命，而不要在“安乐”中寻求毁灭，这一形象的启示比任何具体的教义，都更有启示力。因为基督的福音是用血写的而不是用墨写的。

是的，巧妙地运用来自“基督”名下的动力，是很重要的课题。有的人把这种动力称为“科学与民主”，有的人则将之叫做“基督精神”，有的人则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去考察，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动力只能来自列国竞争这一严峻的事实。

撇开这些分歧的说辞，有一点是可以共同接受的──中国必须从现代世界获得这种动力，然后经过转化，使之汇归于中国，使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中展开新一轮规模的运作。

373

“本土的中国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后者是包容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新文化，前者则是东汉以前的文化。现在，我们将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再度创建一种新文化类型，以复兴中国，并推动世界历史，这就得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

文化的冲撞及其核心观念的杂交，是文化史上不可避免的剧目。这无法被看作是一件坏事，因为历史将此强加于人，强加于古板的传统主义者。有活力的人们，并不像种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那样去追求种族和文明的纯洁性并热衷于捕风捉影的“寻根活动”。他们也将摆脱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因为那不过是某种文化形态的自命不凡，企图追求自己文化形态的永久价值。

追求所谓“文化的纯洁性”，从而把本位文化看作至高无上者，竟不计文化只是人生的工具，只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一个洞窟而已。为了振兴民族的活力，为了促成文化的汇归而不是“回归”，人们终会看到：活力，远比文化的纯正来得重要。而活力却往往不是来自纯净，只是来自宗教意义的罪恶。至于文化的纯粹感，信仰的圣洁性──本身却是活力的产儿，而非母体。

374

以“佛”为象征的印度文化已经汇归于中国了，并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地上树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厦。以“基督”为象征的西欧文化也在汇归于中国，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酝酿新一轮中国文化。

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这并不意味着削弱中国的活力，相反，只不过是使中国更富于文化上的适应力与变通力。我们希望，中国将以此“世界历史最上复杂的活力”，劈开世界文化的新纪元。因为早在现代欧美佛教化之前两千年，中国已经经历过佛教。中国将以最为复杂的精神历程，来进入全球化的战场。

第三卷第九章

*一、历史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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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而不仅仅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宗教是万水之水，文明的活力可以追溯到宗教提供的方向感。

宗教是“与环境的高度同化”，只要考察一下文明史，就知道这种说法决不是一厢情愿，对文明来说，宗教可能是一种伴生现象，但也是持续的动力。当然这里的“宗教”并非指某种具体的宗教，而是指人生的盼望，这种盼望，在文明史上当然也决不会只是扮演单一的角色，而是和各种复杂的动机动力搅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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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整体上缺乏宗教信仰的状态，导致缺乏社会信任、缺乏政治信用。中国的国家宗教已经随着皇权的瓦解一去不返，而传统的佛教也缺乏可以担保信用、领导社会的要素，所以几百年以来沦于极度衰落境地。

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佛教的消解并非近几十年来共产党无神论灌输的结果。比如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也都坚持无神论的宣传，但他们的宗教势力却比中国要强盛得多。这是指高级宗教而言，而不包括民间那种巫婆神汉跳大神之类的“迷信”。而在东欧内部，波兰的教会力量又比苏联强大得多，还出了一个教皇保罗二世，尽管这两个国家无神论的宣传均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宗教的势力和独裁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无因果关系。政府的压制或奖励只有治标之效，不会导致宗教真正的衰亡或复兴。

反观中国，佛教衰弱已有几百年之久，其实从宋代以后就气息奄奄了。唐代后期和整个宋代，禅宗较为兴盛。然而禅宗的兴盛对佛教并非一件很好的事，反而推动佛教进一步衰落。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哲学玄理意味较浓，但规范性的教义却所剩无几了。这导致严格的布道活动日趋式微。禅宗也不重师承，而注重内省与顿悟，再加上中国文人的那种散漫气质也渐入佛门。

第二，禅宗的流行和宗教寺庙制度的衰落也有关系。比如寺庙的经济状况，中唐以后一落千丈。它占有的土地与劳动力减少，直接削弱了社会影响力。在明清的话本里，可以看到大量嘲笑佛教僧侣的故事。说他们淫乱、卑贱、无知、不守戒律等等。这在气质上与《十日谈》中对天主教士的嘲笑十分接近。这也中国人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人向来难得献身给宗教，而仅是把宗教视为祈福的工具来使用。同样一个中国人，他可以既信佛，又信道，还可以同时娶几个老婆，扮演一个儒生的角色，例如孔子的父亲，至少娶过三个老婆，一妻，一妾，一个最小的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比孔子他爹小了四十多岁。中国人喜欢热闹，几教并行不悖，多多益善，只要能达到一个“综合治理”的实用目的就好。这样的“合理主义”倾向既然压倒了一切，宗教的组织也就很难特立独行。

377

中国现在的高级宗教衰落，与其说是宋明理学以后的儒学的复兴带来的一个结果，不如说是源于，中国士人内心深处的合理主义和大力推崇孝道，终与佛家的出世哲学相逆；而下层民众又迷信萨满教，巫师跳神。有些农村，视牧师为巫师，视祷告为降神，视信仰为迷信。

其实，即使连宋明理学也从禅宗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不是什么秘密。甚至理学的不少概念和哲学语言，多有从禅宗那里“化”过来甚至直接借用。除了从哲学上吸取外，还有一种比哲学语言更深刻的精神渗透，其结果是造成了用力方向的相似性。宋明理学当然是反对佛家包括禅宗的出世观念，而力主积极入世。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本土文明时代即汉至先秦的儒学是一致的，主张入世而佛教的出家精神。结果，是形成一种整体性观念，如天命、天理等观念都具有深刻的集体表象性质。而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倒是相当个人化的。

佛教也讲普渡众生，但其基础始终是个人的灵魂得救。普渡众生也是作为一种个体化的努力而展开的：这是“我”（即佛）来普渡众生，而不是众生一起普渡。中国儒学的用力方向，决定其问题的顺序是先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这显然不是逐个地普渡众生，而是对群体进行集体农庄式的处理。此外在宋明理学中，心学的成份日渐增多，越来越重视个性的培育，他们虽将此溯源于思孟学派，而奉《中庸》为至要经典，但其实是与禅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在根本的方向问题上，禅宗的影响还是受到抑制的，其影响大多限于方法论领域。举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中国人的传统是主张“多子多福”的血缘主义，这一点和佛教哲学是完全相悖的。佛教的六根清静带有禁欲的倾向，而不把肉体上的延续当作一个理想。因为，肉体上的延续，对灵魂摆脱轮回的理想，是有害的。

但在汉族的佛教中，由于汉族特别重视孝道，重视延续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终使佛家的出世学说、绝嗣实践，跟这种风俗发生了越来越深的冲突而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宋明理学虽然硬收了禅宗的许多东西，但在这个大方向的问题上，却与旧儒家看齐，而没有遵循禅宗的示范。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兴起，而不是佛教一个新支派的兴起。其实汉族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倾向，就是为了和孝道妥协而修改圣经翻译，把耶稣基督一些特别有悖于中国人伦常观念的言论，改为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说辞。其实这种行为就信徒来说十分不恭，而且无助于福音在中国的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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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同样和语言有关：思想是靠着语言之舟，在意识之海航行的，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而言，如果佛教要再度发挥活的文化功能而不是死的审美功能的话，我想，就得取决于一个条件：佛经的翻译、佛理的表达，要用一种现代中国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且又能引起广泛兴趣的形式去进行。

但可悲的是，现在不仅佛经的翻译仍是南北朝隋唐宋那套陈词，就连戴上了现代帽子的“佛教史”和“佛经翻译”之类，也是用最无生气的过气语言去阐述佛教思想的脉络的，这只能使人窒息，结果是佛教自身的窒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根本读不懂佛经，结果被各种歪嘴和尚乱念一气，甚至和民间信仰中的种种迷信合流，造成许多弊端。这和读不懂一般的汉文古籍还不一样，不完全是个语言障碍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佛教典籍有它颇为特殊的一套术语，它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中国古籍中的其它内容的“亚文化”，其中包含许多特殊观念，很多不见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在术语、观念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读通了这部分，就不难触类旁通于其他部分。但佛教典籍却不是这样，它的术语、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很特殊，比道教亚文化的那套观念圈更为封闭，这也是阻碍佛教经典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影响的因素。

中国佛学与佛教的可能复兴，大约要取决于上述要点，取决于对古代的佛学典籍进行重新翻译和有力阐释。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新的传播、研究、创新。新的佛家范畴，需要和现代汉语的基本哲学概念发生关系，甚至缔结婚约、造成融合，生出精神之子。以此为前提，它才可能在未来中国人的心中，萌发再度的感应，形成灵魂之火，开辟生机盎然的精神王国。否则，佛教即便能传入欧美西方世界，并在那片生地上繁荣，开出意外之花，也难以在滥垦和疲塌了的中国熟地上沛然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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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文献研究和独立创造这两种精神活动不仅区别甚至有其对立性。即，对文献研究得越具体入微，则自我阐扬的哲学活动就越受拘束，性灵被外物给缚住了。如此，则中国佛教学者的不幸，也许正是中国思想创造者们的大幸。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可能的佛教型思想家，如惠能，是糟糕的学习者，杰出的思想者。

确实，在死去的文籍和活着的心灵之间，开辟一条交感的渠道，而不是被动地整理文献是历史上各种文化振兴──大规模的再生运动的必要条件。适应当时当地的生活变化，就保有了自我生命的活源，在这一点上，自由行走较之严守师承，远为重要。例如，要是能应付当代世界对人们的心境提出的多重挑战，佛教的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那时，它远远不再是历史上的佛教，而是一个新佛教，一个“佛所预言的新世纪”。

我想，只要存在社会需要方面的持续引力，技术上的转化工作──从古代佛教转换为现代佛教──变古代佛经为现代佛书，将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而环顾这漠视转化工作的现代中国，人们不禁从心底感到寒冷，精神上寻求救方的冲动，经常“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现代中国不仅天天屠杀大量婴孩（流产、堕胎、引产、扼杀、肢解……弃婴），而且对精神的婴孩更是视若仇敌！有谁可怜他（她）们呢？其中的女孩远远多于男孩。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强度，还迎接自己的孩子。几百年来的世界性运动，都是从西方文化获取灵感的，其附带结果就是以排挤中国人和他的兄弟如印第安人为重大目的了。现在，用不着西方殖民者及其效颦跟班的更为凶顽的日本侵略者亲自动手，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就制定计划，除灭中国人的后代了！

至于目前兴起的霍梅尼“伊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试图在这方面提供一个例外，而且是数百年以来的唯一例外。但从目前的结果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并不能从根本颠覆西方思想，如果佛教的转化被证明为可行，则世界将出现另一个非西方的思想之源，也许可以合成更大的动能，改变历史的方向，补救全球文明的缺失。

380

思想和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了，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愿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可以安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不论世俗形式的还是神圣形式的信仰，逐渐从人的愿望分离自立，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压制个人愿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的愿望对另部分人的愿望的斗争……尽管是装在信仰形式里。

381

原始基督教当然不同于中世纪的国教，更不同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和现代基督教。

再者，即便同时代的同一教义，在每一个教区和教派那里，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基督教掌权的社会和基督教在野的社会，不仅基督教的内涵不同，参与教会的人色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例如中国共产党属下的居民，在移居西方“基督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之后，改宗基督教的人尤其是“传道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偏高，这可能因为，这些人的个性最迫切地需要与环境同化，所以同一个人，在中国就加入共产党，到欧美就加入教会，毫无“角色过渡”的困难，因为“适应环境”最为重要。不同的教义没有关系，达到目的皆大欢喜。

反之，则同一教义起的作用也可以常常相反。如果一位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者，到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他一定会对科普特教派的基督教的形态很感兴趣，但却难以从感性上承认，这种缺乏欧洲色彩的宗教竟然也是一种基督教。相反，人们却可以从佛教的念珠、焚香、袈裟、吟诵，看到天主教的某些影子。

382

仔细观察一下，“宗教与文明的动力”问题，可以发现更多的可以称为动力的因素，与宗教教义本身其实只有偶合的联系，而非必定的孪生。其证据是，某一教义体系，只在某些特定的时空点上，才转化成了动力因素，而在其他时空点上或非动力甚至变成阻力。因此，比宗教的表象更要紧的，是那种可以叫做“国民性”的文化气质。例如，不同的民族产生不同的基督教派，而波斯人的伊斯兰教就变成了十叶派。

近几十年来，文化人类学家们也越来越重视这种深层的精神存在。明白科学与宗教，对人类的生存同样重要，但现代人却过度追求科学技术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的一面。所以尽管现代欧洲对全世界建立了技术上的统治，却无法树立精神上的全球秩序，人类因之陷入一个精神的痛苦期，这种精神痛苦的最强烈表现，就是现代文化特有的那种烦恼与焦虑。据此，不少有识之士们就把人类的精神出路寄托在宗教上了，仿佛只有走上宗教之路，就能帮助现行的文明。

其实，即如他们所言，宗教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源泉，那也不是作为一种世俗生活的帮手而言的，而是作为生活意识的出发点而言的：当人们通过宗教制定了自身对生活的某个结论之后，就会反过来依据这种结论去厘定自己生活的航向，而不是在现有的轨道上继续颓废，否则便没有必要追随宗教提出的目标了。

383

这种广义的宗教是这样形成的：人们给自己生存以意义，当此信念确立后，人们则据此说明自己的行为。这叫“头足倒置的说明”。但事实上，人并无法真正依据理论说明去确立生活方针，他不过是极为聪明地运用理论说明来为自己的生活愿望披上了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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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应该是“纯粹理性”，原是一种扎根于本能中的东西，是人出于恐惧与希望等原始感情而产生的“肯定性假设”。如果说，肯定的态度是一种善至少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的话──则一切宗教都是善的；如果说肯定的态度是一种恶的话，那么一切宗教就都是恶的。

把宗教贬为“工具理性”是不幸的。

宗教潜伏着某种非自觉的、无意识的肯定。当某人对外标榜自己是某某信徒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对此宗教失去了信仰，不过在强制自己免于信仰的崩溃而已。或者更为下贱的是，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肉欲做出安排，甚至为世俗的权力效劳，使得宗教功利化、世俗化，并背离了它原初的样子。我记得在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把对宗教的这种态度，或把这种态度下的宗教，叫做“第二信仰”。

汉代董仲舒的学说，把天命再度人格化了，也属此类。他也许并非真信人格之天，不过是要这虚构的神，来为人的政治效劳。罗马帝国时代前基督教的国家宗教，像奥古斯都时代官方奉行的那种强制信仰，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它试图利用宗教去“巩固政权”，把宗教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去达到现世的而非彼岸的目标。这就是“第二信仰”，是宗教的真正死亡。

385

当以“追求稳定、秩序、克己的说教等为任务”的第二信仰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宗教内在衰落的时候，这时的“宗教复兴”其实是假象。现在西方世界则流行类似的时髦，将宗教的活动作为一种游戏来处理。狂欢节、复活节甚至伪造的圣诞节……哪里是在举行仪式，分明是在那里做游戏，把娱乐奉为新时代的大众偶像。

这是一尊“令女性化了的现代世界神魂颠乱的神像”人民需要它，不是为了献身，而是为了取乐：“主体”移位了，宗教或沦为一种习惯，比如他生为一个某某教徒，或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成了一个人对社会进行妥协的标志，无神论者因此诅咒宗教是一个骗局，造就了“伪装的好人”。甚至两千年前的耶稣已经批评当时的犹太人是“粉饰的坟墓”。

除了把宗教活动作为游戏以外，甚至连宗教神像都成了世俗欲望的发泄对象。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从何面反映了日本佛教的悲惨局面，很值一读。

《日本的佛像战》

在美国，各个公司用建造摩天大楼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在日本，企业家们则有另一套显示办法，那就是竖立巨大的佛像。今年五月，一家日本出租汽车公司的老板在福井的最新的一尊高五十六英尺的佛像揭幕。几年前，在青森县竖起了一尊八十英尺高的佛像。由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而发了大财的佛像竖立人更为关心的是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收取参观费，而并不是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之心。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说：“到底信奉哪一派佛教为好，我们尚未定下来；我们建了一座有五层楼高的宝塔，这在目前是规模最大的宝塔。”

一种用以炫耀自己地位的更为讲究的办法是竖立观音菩萨像：在田泽湖，一个贵族立了一尊高一百一十六英尺的观音菩萨像。

加贺的一个娱乐中心，明年初将为一尊高二百四十三英尺高的观音菩萨塑像揭幕。

在东京以北，正在竖立一尊高四百英尺的观世音像；在另外有一位日本企业家出来对此提出挑战之前，这尊菩萨像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摘自美国《新闻周刊》1987年8月17日）

对发生在邻国日本的这股假宗教风潮，而今也处在“宗教复兴”中的中国人，不知将作何感想？有的佛教学者研究中日两国的现代佛教状况，而说明日本佛教较为兴盛。从上面这篇报道看，这并不可信。因为，现在的宗教复兴很可能是商业动机驱使的，商人只是借助佛像来争夺市场，正如许多传教者的动机也在于今生。

这说明，宗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具体位置──不是游戏，就是挣钱工具。别说宗教精神了，就连教义也不为人所关心，“到底信奉哪一派佛教为好，我们尚未定下来”！这言论是多么富于“普世性”，各个宗教都盛行这一套。这是糟糕的宗教衰落，哪里是什么“宗教复兴”。这种表面的复兴，其实败坏了信仰的内质，可能构成进一步大幅滑坡的前奏。那意味着，超度人的、出世的、寻求另一个世界的宗教，成了束缚人的、入世的，巩固这个世界的邪说。上帝成了玩具，恺撒倒成了主宰。

386

第二信仰即使世俗化（商业化、政治化）宗教活动的意向，是要用宗教去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这并非新事。早在西汉初年的中国，就产生了有系统的、受到操纵的第二信仰。汉人的宗教精神与先秦不同，特别注重政治效果，结果他们把先秦的宗教当作巩固新秩序的工具，促成了天人三策天命观的诞生。他们需要宗教，以建立稳定的世界帝国。统治者自己并不需要相信他们向群众灌输的宗教信条，但却要群众单方面相信它。他们盼望通过灌输教义，促进政治上的利益。

把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是否就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必讨论的，失败的例子早就摆在那里一大堆了。像奥古斯都的政治宗教，以复兴希腊罗马的万神殿相标榜的官方政策，但结果并不持久，大约百年左右就百弊丛生了，没有改善罗马社会的长期状况。此后，就揭开了基督教徒发自本能而非发自批判理性的那种宗教激动。这是一个新纪元。结果是基督教超现世的运动打破了奥古斯都现世化的信仰秩序。也就是说，基督教徒以“非理性宗教”，打败了奥古斯都的“理性宗教”，人民的宗教打败了官方的第二信仰。

佛教在中国，也以类似的途径打败了两汉的官方神学。而后者，正是类似于当代世界娱乐性宗教的。

387

在宗教本位的透视之下，人的各种文明无非是宗教精神的表现，因此很自然，各种本位式的价值信念也就被等同于宗教了。

有人会认为，是罗马统治者确立了基督教合法的甚至是统治的地位。其实，这种合法地位并不是罗马统治者赐予的，而是基督教徒们特有的那种“非理性”的殉教热情，逐渐挤压并夺取了这种地位。从“君士坦丁大帝”的一生可以看得清楚，他本人到死前并不真信基督教，直到临死才装模作样地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做出的只是一个政治决定──历史性地宣布基督教信仰自由。为什么他要叛离祖先的传统信仰，而屈从于文雅之士们看来是野蛮、粗鄙、血腥、阴暗的早期基督教运动呢？一般认为，这样的“改宗”是出自政治利益的考虑。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压力太大了，军队中和宫廷里充满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基督教徒。为了取得军队的效忠，就得向基督教做出信仰上的让步。君士坦丁的选择虽和奥古斯都相似，皆出于政治原因，但他们所选择的宗教却是根本不同的，一为新兴宗教，一为没落的第二信仰。所以，奥古斯都只是“利用了垂死的宗教”，而君士坦丁却“被新兴宗教所利用”。

原始基督教的背景与现代复兴的那些宗教的背景也不同，原始基督教兴起前后的罗马世界是统一的世界帝国，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而现代复兴的那些宗教的背景却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前罗马世界帝国的宗教背景以希腊罗马万神殿为主，再加上当时波斯流传过来的摩尼教，虽有高级宗教的倾向，如超越部落宗教的一神崇拜，但一般来说，当时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原始宗教、部落宗教还是非常兴盛的。而现代世界各个文化圈内流行的多为高级宗教，讲求永生天国的基督教，讲求灵魂宴乐的伊斯兰教，讲求摆脱轮回之苦的佛教。这些重要分歧，说明原始基督教的目标不在建立世俗的秩序，不在树立教会的统治，“上帝的城”不是要建立罗马那样的世俗的永恒之城，教会在现世的统治仅是一个中继站而已，以便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符合永生者旨意的客房，以利于人类向永生过渡。但现代复兴的这些宗教，不论是打基督教名义的，还是挂佛教伊斯兰教招牌的，都是立足于人的现世生活，以及怎样使现代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精神上更愉快一点……即使他们的圣战，也不过是为了抢夺地盘、“争夺生存空间”。只是为了这个，他们才想起来动用宗教这个武器，这个经常变质为娱乐性工具的神圣仪式，来为战争和恐怖活动服务。娱乐和战争，不过是堕落的现代宗教的一体两面。这些变质的宗教，立足于现世的幸福，最终只能而成为第二信仰的前奏，成为类似于古希腊斯多噶主义那样的哲学。这样的信仰，也就成了西方文明或曰现代文明在其继续沦落时，所发出的“宗教型的抽搐”，而根本代表不了天国的回音。

388

天国的回音是新的精神萌动，即使不采纳是从欧洲历史抽绎的坐标，不把罗马帝国的当年拿来比喻现代世界，而采用另外的尺度，例如用现代世界与那奉行宗教世俗化的周代中国相比一下，也不难发现，即使像史官文化那样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动态，其精神萌动也是指向天国的回音的。尽管周人恰如现代人，对宗教进行工具化处理，但却取得了奥古斯都远未取得的成功。他们不仅稳定西周的社会基础几百年，且把这种政策成功演变为一种文化，从中化育了中国此后几千年文明的模式。尽管南北朝时代有几位暴君破坏了这一传统，妄自把佛教晋封为“国教”，然而其享祚之短，到了不值一提的地步，无法改变中国“不设国教且数教并立的宗教宽容传统”。中国的这一传统，甚至受到法国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们的高度赞扬。

389

宗教宽容的动机，其实并不那样高尚。实际上，这只能是“对宗教进行工具化处理”的一个结果。不强调宗教的纯洁性，是因为宗教已失去了本位性。所以“政教分离”、“宗教世俗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宗教本身的逐渐消解，而不是什么宗教的复兴。重要的是，宗教的原初功能丧失了，而依附性却增强了。原初的宗教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另个世界，所以，此世的竞争在无形中也就有了缓和，“爱”因此逐渐多了起来。宗教对社会的这一稳定作用，只是它的附带功能。但周初的宗教政策及其形成的中国文化模式，却驱使这种附带的功能变成了主要的功能。例如宗教的原初功能，使人能够更达观地俯视此在的苦难，而附带的功能才是使人得以用新的奋斗去克跟此在的苦难。

390

由于周代革命，宗教在中国就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西方，也在世界各地，宗教在文明中的地位是支配性的，但在中国，宗教则是辅助性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现代世界的宗教发展趋势，到底是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还是类似于殷末周初呢？如果类似于后者，可以设想，可能导向最终有意识地把宗教作为统治工具来使用，使宗教更多地注入人的现实处境；相反，如果现代世界的宗教发展趋势类似于前者，则真正的宗教复兴将实现。

从人性的需要讲，预先的设想可能容易失败，而超越理性、超越工具化、超越政治利用的宗教神学一旦崛起，如同原始基督教打破理性、工具化、政治利用的罗马国教，就能把文明推入一个预先未知的新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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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判断，当然“中国式的道路”要比“罗马式的道路”较少风险，中国模式比较平稳，而罗马模式则大起大落。但是，从罗马式多灾多难的道路上生成出的东西，则是一个充满新风的颖异者。因此，就历史的终极意义说，我们无法评论孰优孰劣，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此永远困扰着患得患失的心。但对熟知历史的人，它确实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其实选择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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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欧文明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宗教哲学被基督教取代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以后基督教就作为西欧的主要宗教，直到十七世纪后半叶行使着精神统治。但到十七世纪末，情势大变，这种统治崩溃了，结果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真空”，这种真空最后由另外“三个新的宗教”起来填补。

第一个是因科学技术有组织地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即我们说的科学主义。

第二个是国家主义。

第三个是共产主义。

他认为这三个变种都是用来填补宗教精神的衰颓，但结果却是非常的不理想。

这三种新宗教的第一种，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在一九四五年遭到致命打击。其直接原因，是原子弹的使用，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进步的两重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即能用来行善，也能用来作恶，因此科学只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范畴，这样一来，信仰科学就是很危险的。

第二种信仰是国家主义。他认为，在今天百分之九十的人类所信仰的宗教中，信仰国家主义的要占到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九八十一，所以信仰国家主义的人口，要占到全人类的百分之八十一。他把共产主义列为第三种宗教的变种，也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反抗。但是他认为，由于共产主义的“使命感”和“传道精神”，而使情势变得更为严峻了。

而上述三种“新的宗教信仰”，都继承了类似基督教的那种排他性的信仰特征。这三个新宗教和旧宗教区别在于，旧宗教是把控制人的欲望、限制自我作为根本，作为依归，相反，新宗教的方向却是解放欲望。新宗教以鼓动欲望为动力，创造和利用了对科学进步。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不失精辟，尽管有些“以论带史”的痕迹，但其要义在强调宗教与信仰决定了文明的节律与形态，还是对的，这是一方面。另方面，以“如何对待人的欲望”去区分新旧宗教的不同，意在讨论如何有效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如何具体行使宗教的群体生活使命，但奇妙的是，这种“抬高宗教”的作法，实际上却是“非宗教”的，因为其动机与结果都是“把宗教工具化”了，因而这种作法并非虔诚，甚至是“亵渎神明的无神论”，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打着宗教旗号的无神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教对人的欲望之所以采取抑制的态度，主要是从它的“来世观念”中引伸出来的，即认为人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只是一个暂短的过渡，是为了永恒的生命做准备的一种“客旅”，等等。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集中力量去消灭社会的不公正”，否则就陷入了现世主义的泥坑。

393

现世主义者认为人生仅仅一次，为了不辜负这个来之不易的唯一生命，应当尽量地享受生活，利用环境去增进自身的幸福。而这恰与虚假的宗教复兴的动机完全一致！且合乎西方思想几百年来的大趋势。在我们看来，这种“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区别，要比“无神论纵欲与宗教禁欲论”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因为无神论纵欲还是宗教禁欲论的态度，是从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世界观中派生出来的。

被称作“新宗教”的三种世俗化信仰，都是从所谓“新教伦理”中引申出来的，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它们虽然在社会功能上发挥着类似宗教的信仰作用，但在宗教的灵性上，在精神现象学上，却完全不同，完全缺乏灵魂得救等超现实问题的兴趣。

如果我们同意在基督教和“从它发生出来的那三种信仰”之间，划上一个线型发展的公式，那么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历史现象，是无法用这简约的公式予以解释的。

且这“三种宗教”之间的差别之大，几乎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各种类型的本位性价值的信念，如科学思想型的、社会归属型的、宗教皈依型的。

从人类精神现象的发展去看，宗教的排他性其实包含一种可贵的动力，它使信徒专断，但同时也赋予他们某种空前旺盛的意志力量。其效用，已经被圣经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扩张史证明有多么巨大。

正是这种排他性，促使“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得以向各种不合乎科学规范的陈旧迷信和超现实意识展开奋不顾身的攻击。这种现象，和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对科学的迫害，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相似，这种青出于蓝的排他性，使得世俗的国家主义向宗教的世界主义发起的反抗，也是相当激烈的，并终于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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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愿望被叫做“爱”，有的愿望被叫做“自我扩张”，还有的人拿自我扩张来冒充爱，或把别人的爱叫做自我扩张……认为把这两种欲望对立起来，是极为可惜的，爱和自我扩张并不矛盾，而是一对孪生子。人需要爱，也需要自身的发展。发展即意味着扩展和扩张；而爱，不也是一种发展吗？当人们去爱，并不是去爱对象本身，而是爱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爱就这样成了人的发展表现和扩张形态。绝无关系的对象，无法从中获得美感享受的对象，人无法去爱。谁能爱自己毫不感兴趣的对象？因此，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说明他正处于发展也就是自我扩张之中。一个人没有了爱，也就自我封闭了起来。从此，他的发展至少因为缺乏爱而处于一种暂时的停滞状态。

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于他者的爱，却有一种对抽象事物（对艺术、哲学、宗教或某个集体表象等精神范畴）的爱──就说明他在这一抽象中解放了自己受到抑制的发展与扩张！“爱什么”，就表明他正在什么方面扩充自己的存在……

把爱与自我扩张对立起来，或把爱等同于古典的利他，把自我扩张等同于古典的利己，都是陈腐的。利己与利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表现。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把利他主义解释为“种族集团内实行的利己主义”，是值得参考的。那是在一个较大的圈子里实行的利己排他，结果表现为一种个体的利他行为。佛教徒有迄今为止最博大的利他行为：“萨陲太子以身饲虎”，是个人类难以企及的典范。这种行为在现代人看来，已经超越了最广泛的博爱。

相比之下，泛爱人类，也不过是在人类内部实行利他行为；还没有推及到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去。在动物保护主义者那里，也仅是要求对动物实行保护，不要残杀，尚未达到萨陲太子的利他水平。但那无限利他的萨陲太子的行为基础，却是原始印度人的生命轮回观，所以，名为“以身饲虎”，实为“以身饲人”，饲那沦为虎身的人，一个人舍生而救了“一母”的道德与“数子”的生命，在集团利己的天平衡量下，还是合算的。何况还有来世的还报呢！难怪现在美国已经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人相信轮回学说，这么好的教义怎么能不相信它！所以，即使佛教徒把利他主义扩及到动物世界，也还是有个界限的：它严格局限于可转世轮回的生命世界内部，而不会要求用人的生命去换取一块石头。为了一块石头的完整性而把人牺牲了，似乎还没有人来颂扬如此这般的传奇故事。

只有在完全不顾他人人命损失的极权统治，才会号召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比如说为了打捞一根木头而献出了人的生命。这种赞扬显然是为下愚准备的，因为当权派们是绝对不会这么舍己的，事实上，在共产党国家，从来没有一位中央委员更别说政治局委员如此舍己救人的更别说舍己救物的了，舍己的都是小人物，大人物不会干这样不人道的事。只有对小人物，木头就不仅仅是一棍木头了，

而成为一个神圣的象征物，代表“国家财产”，“代表着国家和国家利益”，其大无比。此象征可以落实（相当于“投胎”）到一根木头上，也可以是投胎到一座发电厂上，还可以投胎成“整个国土”，所以“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远远比人民的生命重要得多，因为人死了还可以再度怀孕生产，国土丢了如被俄国人生生割取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就很难拿回来了。当官府说为了国土的完整性百姓必须无条件地献身，这难道不正当吗？只是领袖们的孩子是不会上前线当兵的，即使入伍也是在司令部里高就（毛泽东之子），或是当个死亡率较小的军官（斯大林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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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既然牵涉到民族的生存空间，当然比木头更为重要，所以民主国家虽然不会拿人命去换木头，但还要拿人命换土地。既然“国家利益”已经被视为整个种族群体的利益所在，就成了“超级价值的木头”，十分合算！然而，以“国家利益”为政策指针的民主国家，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全球秩序的，且不说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列国争霸的产物，所以不能脱离列国争霸的现实；就看以国内纳税人的选票上台执政的民选政府，又怎能超越国内政治的摆布而具有真正的全球眼光、布局、政策呢？民主国家的领袖因此只能拥有国内的代表性而不能拥有全球的合理性。

回到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为了纯粹意义上的物质如为了某项财产去献身，在票选的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再英勇也不会得到社会的赞许。因为依靠人民的选票上台执政的政府不得不把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依据同样的确保政权的原理，独裁国家的政府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依靠暴力上台执政的政府，可以忽视人民的生命财产，但是不能忽视它所依赖的物质力量，所以它必须把“国家财产”的价值放在人民生命之上，因为独裁国家的人民既然不是选票，就不必花力气争取，而且可以被政府视同废物和累赘，有一句流行于独裁国家的老生常谈说，“人民是靠政府养活的”，这与民主国家认为“政府是靠纳税人养活的”概念正好相反，因为在独裁国家，政府随时可以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更别说什么尊严和人权了，而政府今天开恩，竟然没有随意剥夺某人的生命财产尊严人权，岂不等于养活了他？！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残酷的现实，是独裁者轭下的人民每天都必须经历的噩梦，所以说“苛政猛于虎”。而独裁政府就是靠“虎威”进行统治的，用民主国家的概念，“政府的虎威”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这表明，国家不论民主还是独裁，在利他行为上同样存在一个“价值问题”。必须要有“较高的价值”，自我牺牲才会受人称道。例如，为国家的象征而不是为国家的财产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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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权力来源和维持权力的方式的不同，如独裁国家依靠暴力、民主国家依靠选票，所以在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日常行为中产生了也就产生了若干重大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是依据同样的人性原理产生的。

例如，现代独裁国家一般倡导禁欲主义，以便榨取人民的剩余价值，让他们变成无意识的工奴农奴；而民主国家一般倡导纵欲主义，以便腐蚀人民的不满神经，让他们变成无意识的投票机器。

独裁国家的意识形态是集体主义的，尽管它被个人把持；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的，尽管它被集体控制──人性就是如此复杂，相反相成，言行不一。因为分化了的自我意识总是要维护自己作为本质的生命。个体的生命充满“过度的扩张”，仿佛癌细胞那样违反了“组织原则”，不仅民主社会中堕落的个体如此，独裁社会的领袖亦然。生命体内部某一部位的过度膨胀，会导致整体的非正常状况即病态，从而危及整体，成为癌症。而“追求整体性”这一冲动，其实也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动物是根据本能活动的，既不是根据自我意识，当然也不会根据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发展到极端，会导致过度的暴行，种族灭绝、屠杀异端，都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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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截然的两分法，应该说“杀害异端”也是源于“某种追求爱的欲望”，因为它追求的是整体性而不是要求把小我从大我中分离开来，结果，强使求小我服从大我，就导致迫害异端和宗教战争。在此背景下，布鲁诺和其他维护自己信念的人，那些文艺复兴时代崇尚个性、崇尚个人发展的人文主义的浪子们，他们的“尽性的反应”中，岂不是有一些值得后人赞赏的东西吗？二十世纪末叶，这种追求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故流弊日显，所以再度兴起“整体性”，倡导“追求爱的欲望”，但是单方面追求爱的欲望，往往难以取得平衡，容易扑空，甚至遭到愚弄和欺诈，所以当代世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宗教骗子和意识形态宣传干事，因为这碗饭虽然清苦一些，但几乎旱涝保收。这种职业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为此一笔抹煞实情，结果造成违反历史主义的党八股、新教条，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第三卷第九章

*二、现在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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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行为中，惰性的表现无所不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习惯”。习惯不仅支配个人行为，也支配群体的命运；不仅支配人的偶然动作，也支配着整体的设计和文化。梁启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有趣的探讨。他说社会文化生活不得不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例如人们每天的上班上学吃饭作息等等。假定一切突然失去了习惯，社会必将沦入混乱。因此，他的结论说要塑造新人就必须着手培养一系列新的习惯。他的这种看法大约是取自日本人“文明开化”的经验，正如他的大部分想法一样。梁启超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就是日本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一个缩影，正如他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名词的翻译一样。与其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野蛮论”（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日本人那里间接贩卖来的。当然，日本人的东西又是从中国古人和西洋今人那里综合而来的。所以被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人叫做“东洋”。东洋就是东胡，西洋就是西胡，“洋人”就是“胡人”，就是“海上来的胡人”，也就是“海盗”，文化不同于以前从内陆沙漠地带进来的西域胡人，但种族上同属“高加索人种”，鹰鼻鹞眼。说日本是“东洋”，只是就其海盗行为来说的，是文化而非种族，正如“东胡”也是蒙古人种，而不是高加索人种。

梁启超贩卖的“习惯论”总结了东洋人亦步亦趋学习西洋的重要环节，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习惯”还有它的另一面相，使人们在受惠之余，也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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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而且人类身上一些最基本的生物活动，也受原始习惯支配。除人类以外，各种生物也无不受到各自习惯的控制。这些习惯在生物体内表现为生物钟，而生物钟的外围表现则为作息制度、饮食制度和行为的节律等等。其实生物的衰老现象也是属于生物钟的领域，所以有些研究试图把人的生物钟拨慢，以延长寿命。广义的看，即使有机世界以外的宇宙，也受到天体周期所造成的“习惯”的影响。

当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年）问道，是什么力量驱使那被枪弹削掉了半个头颅的雄狮继续向前狂冲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回答说，必是惰性而不是勇气。人类的文明，也是如此。为了自己的习惯和惰性，人付出巨大代价，苟安与死亡，而巨大的代价之后，也并不是文明的直线发展，而是心灵的欢欣交织着心灵的痛苦。这心灵力量的反差，是使诗人为之歌咏的绝妙题材，但却不是文明直线发展的助力。艺术起源于无能，起源于对惰性的哀悼。而文明的固定模式，则毁弃于斯。

远在希腊神话中，人们把这些周期神化为复仇女神、命运女神等等。仿佛是说，“周期”是阴性的。而母性的周期则带有某种“永恒的意味”，是它造就了人类的习惯。周期在文明中的投影，似乎构成了这样一种“规律”：特定的习惯总是顽强地保持其自身特点，一代又一代复制下去。除非步入了无以为继的绝境，它是不会轻易改弦更张的，更不会自我放弃的。而等到一种习惯由于极不适应环境而被迫做出重大的调整以至自我放弃之际，那时，一系列连锁变化，就会像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样，不受控制地发生了。例如，前述日本的“文明开化”必定倒向侵略战争，因为文明开化和侵略战争，就是海盗行为的一头一尾。在新规范确立成熟之前，整体存在──包括个人、社会、文化关系等等，都会陷入不停的动荡之中。

400

现在，海盗行为引起的环境破坏日益显著。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来关心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尽管如此千思万虑，但问题的解决前景恐怕是相当暗淡的。其原因仍在“习惯”二字。无论环境污染还是资源枯竭，其起因原先看起来都是好事而非坏事，即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空前膨胀，造成了污染与枯竭。此等好事，实为人类千万年来的梦寐以求和不懈努力所致。况且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以及文明所固有的竞争压力，迫使生存者不断向前探索自己的技术前途。此长期的背景，促使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象才日益醒目地呈现出来。

其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一起出现的古老问题，而不是海盗文明所特有的，亦非始于今口。只是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技术加速度地发展，这个问题的阴影才越来越大，以至覆盖了文明的继续发展的前景从而被思想家们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破坏趋势其实是无法逆转的，最多只是减缓一些罢了。人类所能做到的，只是减轻公害而不是消除公害，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公害”。人能转移问题与危机的形式，减缓问题与危机的压力，却无法消除问题与危机，否则人生就称不上是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危机了。

现代文明中滔滔不绝流出的公害，不仅威胁到现代人类的生存，且对未来人类的遗传因素，造成复杂的影响。这一切变化对人类来说，可称是危险而又未明的，因其前途未卜而更加危险。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后代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怪物，不知道他会怎么对待我们的遗产……人们对此忧心忡忡。其实生物史告诉我们，一个种族不会由于个别成员的荒唐行为而灭绝，甚至遗传受到改变也不足以毁灭一个种族的长远生存能力，除非它遇到类似恐龙遭到过的那种“天外灾星”的突袭。

有一句成语说得好，“两害相权从其轻”，那意思就是说，在两个有害的事物中，人们不得不选择害处比较轻微的那个。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诚然是不幸，但和历史上人类经历的饥荒和贫穷相比，大概只算一个较轻度的灾害。所以人们一直选择的就是污染和浪费，并以此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安全。尤其穷国，如果我们倾力保护原始生态环境，那如何克服贫穷？如何缓解人口增殖的压力？所以，富国通过转移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给穷国这一“办法”，来缓和自己的危险，这种“适度的调理”，在根本上无法扭转全球环境的恶化。这就是文明的习惯！是经济力量的致命惰性。除非有一天，保护环境与资源变得真正有利可图，否则大势去矣。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人们对于公害带来的苦难感到难以忍受了，还不能很快结束危机。因为还需要在心理态度上发生一个革命性的根本转化才行，即重新把贫穷评价为相对小的灾害，而断定公害才是最大的灾害。惟有这种“态度革命”，才有望结束技术系统继续造成人为的破坏，并在新的态度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

那时，绿色和平运动将不仅是富国的玩物，也将支配穷国的思想，严格说，那时全球已经充分一体化了，从而富国穷国的区别已经消失，世界人口已经实现自由流动，即其时矣。到那时候，科学技术的弊病就会显示出令人恐惧的“恶魔性质”，因为文明的人类已经不再害怕贫穷和疾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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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耐心和信心，是以往的历史积累的，不经常“百折不挠”，很少因为一时的灾难就纷纷脱落。只有面对万劫不复之时，牺牲文明的果实，而去换取原始的幸福，才会得到认真考虑，甚至要被升华为一种理想才能贯彻遵循。历史上，在巴比伦帝国的末期，在罗马帝国的晚期，以及中国秦汉帝国崩解前夕，社会都曾被迫面对这种巨大而痛苦的选择，结果他们通过拜火教（祆教）、基督教、佛教的终极盼望，由奢入俭，改变生存方式，存活了下来。因为历史的惰性和人的惰性，都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使人在奢侈中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祆教的、基督教的、佛教的选择，是出乎理性、出乎有识之士意料之外的最后选择，它们通过全部摒弃文明的方式，选择了生命，因为部分改良的道路，已因惰性太深而早被堵死了。只有在改宗之后，才开启了通向新文明的道路。这也就是人性中表现为“勤奋”的那种深刻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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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问世以来的五百年间，海盗行为建立了“后基督教西方文明”，路德和加尔文新教，不过是这一文明的宗教形式罢了。这一形式也可以视为“伪装”，因为它其实是“世俗文明的宗教外衣”，而不是利用世俗文明来建立上帝的国。当然，这一发展不能完全责怪路德和加尔文，事实上，自从教皇阁下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掠夺瓜分美洲之后，海盗行为就得到了无限的授权，这队于教会自己，等于是政治和道义上的自杀。从此以后，教会的统一秩序，即类似于先秦周天子的那种统一秩序，土崩瓦解了。

海盗精神既然取代了耶稣精神，成为西方文明的动力，那么僻处内陆的日尔曼当然不甘落后，发动宗教改革、争夺政治资源，势在必行，有增无已。魔性的欲望发展得厉害，就会导致总体战争甚至全面毁灭。因此才兴起了相反的思潮：世俗的世界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些“好的愿望”不到魔性欲望演泄完毕，就不会全面抬头，结果反倒被海盗精神利用，来实现后进国家的现代化。例如，俄国和中国运用共产主义的最后结果，并不是来结束资本主义，而是来扩大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变得更原始、更激进、更贪婪。

由此可见，统一的愿望和分离的愿望这两种欲望形式譬如一阴一阳，由混沌的人性原始欲望分化而来，又相荡相生。类似的机理，在古经《周易》上早就说得明明白白。

从历史心理学角度看，两种欲望彼此转化而来，它们发自个性化的努力，然后从心灵中升起了对于整体性的追求。成功者，通过逐步说服以至压服等手段，迫使多数的人接受它，以形成一种整体的秩序。这个整体的秩序，原是从属于人性力量的，而不是直接从属于宇宙自身的。它扎根在异己的势力中，有如荷花扎根于污泥。因此，任何统一都会趋于分裂，新一轮的角斗和竞争，又会在喜新厌旧的人性中，再度开始。

这使我想起了《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要命名这花样翻新的机理，说它是“循环论”也罢，说它是“螺旋式的上升”也罢，都像是一个“积极的轮回”。积极的轮回像是“轮子前进在不同的空间”，消极的轮回则像是“轮子的空转”──我们把积极的轮回理解为“个体与整体也即心灵场与历史场之间的不重合的圈”，以及这些复杂的圈之间如何努力与对方互相重合的无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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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人类过于统一，可能反而不利于整体的发展；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较有创造力，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中华民国；而统一时代较少创造力，如秦汉、元明清。尤其是文化上的统一，会窒息人的生命力。

相反在分裂时代，追求整体性的愿望倒会日渐强烈，这种思想倾向不仅体现为佛教、基督教的高级宗教，也体现为先秦战国时代墨子所倡导的兼爱学说，难怪有人认为墨子与毕达哥拉斯相似，其社团都具有宗教性质。这种相通的气质，是分裂时代力求超越国际政治的典型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膨胀，可是中原地区的版图却没有相应的扩大。位于边区的楚、秦、燕等国虽有较多的扩张余地，但其土地价值之低自不待言。这与今日世界的情势，颇相仿佛。尤其楚、秦争霸，很像苏、美争霸，各国相互兼并的资源争夺，使得当今世界获得了“全球战国时代”的恶名。兼并的结果，只是对某个国家有好处，但对整个天下来说，代价却过于高昂了。所以墨子提倡“非攻”，如何停止战争？惟有“兼爱”。这些声音，是对当时过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的一个平衡；有趣的是，“兼爱”虽与“兼并”对立，但兼并与兼爱却在一个大时代中并存，且互为表里。兼并的现实，抹不掉兼爱之声；但兼爱之声，也盖不住兼并之实。所以说只有分裂才能创造统一的愿望，而真的统一反倒扼杀了创造的愿望和能力。

在相对统一的时代，有寻求分裂分离的欲望在推动历史前进，向着不同的方向继续演化，因为喜新厌旧的本能要求更换主导的形式，而“轮流坐庄”不仅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其实是左派，但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极左派）的愿望，也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动力，更是上至野心家阴谋家、中至妓院嫖客、下至黎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普遍愿望。在现代技术条件和文明环境下，分类分离的愿望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扩张，现在每个民族乃至部落都渴望独立，就像瘾君子渴望海洛因。海洛因真是海盗时代的福音啊！海盗行为成了五百年来支配世界的准则，而“自由主义”就是海盗行为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就是海盗行为的政治纲领，“民主政治”就是海盗集团的组织形式。

404

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正如在近代苏联人的统治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

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开始就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则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集团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他们所宣扬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没有填补空虚的能力，因而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恐怖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

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正是发自一种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宇宙是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他们心目中，宇宙对人毫无友善之可言。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友爱仁慈呢？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广阔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心软，尤其对失败者、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缺乏绅士风度”。呜呼！中国人在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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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是文明解体时代的特有产物。

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思想结晶，《旧约·传道书》、希腊的犬儒派、魏晋的玄学等等，都是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革命思想”和“颓废主义”，则分别代表了那时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和右翼。

这些东西并不可悲，并且具有精神价值（而仅仅是“史料价值”）。盲目否定虚无主义，倒是一个文化虚无态度，即不知虚无包含着“有”、否定包含着“是”，那岂不倒和虚无主义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合流了？

政工干部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论是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晚期的“深挖洞、广积粮”，都是从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那里学来的。朱元璋靠这两条土办法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靠这两条迎来了苏联人！至于文革，民间说它是朱元璋杀功臣的翻版，不过朱的规模小得多了。还有人说毛是造反成功的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而赫鲁晓夫（总书记）就是一个失败的玄烨（“清圣祖康熙”）。毛泽东后来反苏与吴三桂后来反清一样，不代表他有民族思想，而是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吴三桂《讨清檄文》还说“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而毛泽东的《九评》则完全地言不及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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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虚无主义者那里，无论他们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宗教的、反教的，唯心的、唯物的，利他的、利己的── 他们观察世界的眼，总是相似的，在他们那里，“直觉”成为最为便利的遁辞。在直觉的名义下，一切荒诞之念和虚浮之辞，获得了天然的庇护。他们托词，“清楚认识意识之下的深层，避免在无意识中受其支配，相反倒可以驾驭它。”认识无意识，驾驭下意识的深层！这是不是概念游戏？被意识认识到的无意识，还可能继续是“无意识”吗？被驾驭的下意识，还是原来的下意识吗？这不是概念游戏，而是诛心之论，是恐怖统治的“认识基础”！所以暴君暴民们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对“怀疑对象”进行“群众专政”，其结果自然是，除了暴君一人，所有的人在战抖中生活。

暴君可能是一个“全才”、“天才”？对此，我们只能视之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否则这样的假想真会窒息全部文明过程。历史表明，暴君可能是一切，惟独不可能是全才，因为暴君本人其实也要在无数的暴民的环伺下战抖生活，而战抖中的人，天良都泯灭了，哪里还有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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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所运用的流行学理，是精心制作的陷阱，走得进去但却是出不来了，或更悲惨的是从正门进去，从旁门被人抬出来，像绝症者之进入医院。梁元帝死前烧毁了他的全部藏书，史称“读书误国”，这烧自己的藏书，不同于秦王、毛泽东之焚他人之书，企图垄断知识、自己偷偷学习，所以梁元帝烧书也算是一种临终的忏悔。越是渊博的学者，就越不容易觉察自己陷得已有多深！理想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是“知其不可而言之”，就越发恣意放诞起来。理想家除了用逻辑上的悖论为自己服务，往往还有意识地利用了生活中、观念中的悖论。

例如，与其说“宗教才是战胜利己主义的方式”，不如说：各种宗教经常用自己特创的大规模利己主义，去克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范围利己主义。结果，有时恰恰是克服了利己主义的卫生功能，反倒用遏止的方法，人为扩大了利己主义的有害一面。坏的宗教使人作伪，驱使人性更加堕落，因为它扫除了制约性的因素，而使有害的方面以有益的名义恶性膨胀了起来，这种变态的膨胀毫无自然利己主义的美感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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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以教义名义组织起来的牟利团伙，为了论证自己的利益，而巧取豪夺各种知识的碎片，以装备“系统的论证”。这不是每个思想家都“难免会铸下的错误”。读者心中有数，可以区分“个人性的过失”和“有组织的犯罪”。不去盲从有组织的犯罪，以免沦为文字的奴仆。所幸的是，个人可能迷误于书海，但人类在整体上却不会。人类既然具有烧书的本能，人的本质，就不会因为听了说教而变得“好”些。说教与知识，只是外表与结果而已，而非内质与动力。我相信，任何一种哲学，对于某一部分人可能是祸或是福，但对所有的人，则既不会是祸，也不会是福。

在其他方面如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近代技术，在世界各处都已经处于难以收拾的状态，一方面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同时也产生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因此对人类来说，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其实，此话甚伪，伪者，“人为”也。因为抱定了“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这一宗旨的，只是发达国家中的一小部分酒足饭饱的人而已。对广大的穷国和穷人来说，技术发展不仅无须人为制约，而且需要继续放纵，直到自己也脑满肠肥为止，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也毫不在乎。至于穷国、穷人的理由吗，那还不好找：“到一定程度，这些自会达到自我平衡的！”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行动群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事实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行动群体而彼此牵制、交互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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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事件是生命力量的一种表现，特定的文明是特定生命力量的特定表现。因此，一种文明的兴起，不仅对自己人民意味着表现，也对别的民族意味着刺激、压力、炫耀以至于挑战等等。这是偶然的吗？

例如，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这在它向来引以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上是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大变局”，一个灾难性十足的大变局。列强们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曾以其商品和武装解构了传统中国社会，而它们的文化与精神，则是“西方的真理”这一名义，造成了中国的神经麻痹，还迫使麻痹症患者“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癫狂随着日本入侵和苏联入主而达到巅峰状态，这个时代现在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尽管中国通过文革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但是并不彻底。

在《义勇军进行曲》这一“亡国之音”这象征性后面，隐匿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正在对外部世界的总体压力，进行历史性的总体反击。这反击是从军事领域入手的（抗日），但需要在精神领域完成（反苏）。不抗日无以保种族，不反苏无以保文明。这以后民族复兴才有望扩延到其他层面，其确切后果虽然还无法预知，但已经显见的是，中国的意识，正在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再度抉择。可以设想，它抉择的结果，不会是照抄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因为那样对中国是复兴来说是必败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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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块土地，很可能成为全球历史这出连台大戏下一幕的主要舞合。这令人兴奋还是令人警惕？无论如何，我们要警惕的还是，当代中国思想已经发生了一种日益显明的精神颓废，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阴影”。这种虚无主义不是红色的，而是黄色的，它所动员的也不是红色娘子军，而是黄色娘子军，它对一切理念王国的否定，作为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尽管以消解甚至破坏来开路，但显然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否则就一定是消极或低级的。重要的是，应该知道黄色虚无主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限度，仅仅在于瓦解红色虚无主义。应该意识到它只该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任何颜色的虚无主义都不应该成为心灵的归宿，也无法成为心灵的归宿，否则那就是一种社会的病病征了。

当显形的甚至隐蔽的虚无主义风潮来袭，带着盲目的漩涡性格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是十分危急的。而对此“存亡危急之秋”作何反应，不仅关乎文化的前途，也是民族的命脉所在。

诚然，现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克服，有待于降低民族主义，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却恰恰相反的──我们还必须花力量去争取自立，而后才能以世界主义的大家风范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必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然后再去发扬传统美德。这都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世界观模型，是“天下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这宜于在天朝秩序下与周边蛮夷和平共处，而不适于在同等的列强之间激烈竞争。从先秦中国“战国时代”结束以来，这个国民性格已经成为一个定了式的死结，有一幅经常使用的居室联很可以说明这种心情： “静坐当思过，闲谈莫论非。”思过，显然是“求诸己”；而论非，当然是“求诸人”。大家都求诸己不求诸人，就容易达成相互间的共处、共识。但另一方面，“竞争的能力”和“求异的思维”，也就被窒息了。它使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显得迟钝甚至麻木。这一特点，与小小岛国日本（还不如四川的规模）急速进入民族主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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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民族革命，依靠反对列强的民族精神，推翻异族统治，实现民族复兴，正是着力于对世界主义的中华传统做出历史的清算，从而把中华主义转化为新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的救亡使命而言，不能在目前弱势下轻易接受世界主义思想，从而再陷于好不容易刚刚脱开的精神束缚。世界主义的能力，是为强者而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企图宰割中国的列强当然希望中国继续在世界主义中腐烂下去，但世界主义正如自由贸易一样，是文化上、经济上的奢侈品，它所遵循的逻辑，是强者的扩张特权。弱者服之，亡国灭种不旋踵矣！对病弱的中国，在近期内拒绝世界主义而努力扩展民族精神，是明智之举。为此，当然需要抑制民族虚无主义，需要反对欧洲中心论，需要以中国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原生的欧洲中心论去观察世态。惟有以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才能活出自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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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显示，“国民性”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们民族的幅员尽管遭到大量割让，但还是那么辽阔。民族文化的积累，也仍不失其丰富。而在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灵深处，却正发生一系列活生生的转化──从天下之民，变成民族战士。这一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为了维持“正气”、“道统”、“圣教”而劳碌奔忙，而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不牢牢把握住这个关键，就会失去现代生活的真正脉搏。所以，中国在毛泽东的错误带领下，盲目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三世界革命”等一系列荒唐闹剧，无谓消耗民族复兴的能量，养活了越南这样的共产主义小人来反对自己，为苏联集团火中取栗，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的错误表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害人非浅，延误中国发展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白白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抑制甚至麻痹主体的动力。中国的国力并非大大过剩，拿去喂养越南共产党这样忘恩负义的阴险小人真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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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世界主义，并非使人满足于“人类全体”的成就，而不论自己在这种成就中居于多么微不足道甚至受到损害的地位。世界的公民，风度雍容，心气豁达，奉行着平衡各个文明的中庸之道；而民族的战士，则以献身活动和悲剧风格，去迎接生存层次的挑战。这里的轻重缓急，显然有别。我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资格充当世界公民，只能充当民族战士。这一点越南人和朝鲜人比毛泽东清楚，所以他们成功榨取了中国人的血汗，同样，日本人也比蒋介石清楚，所以他们成功逃避了对华战争赔款。我们要向汉字文化圈内的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家认真学习，重回民族主义至少二百年，而不是充当殖民地三百年。这样的中国，按照现行人口计算，就可以比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的国力总和，还要强大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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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下人口增殖的条件，如果缺乏一种有效的文明模式促使人口诞生、保育人口存活，许多人是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的。在自然环境下，人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其实很弱，即使一个国家，要自力更生也是很难，毛泽东叫了十几年“自力更生”，最后还不是要向美国低头？只是这种真实处境经常遭到人们自尊心的故意忽略罢了。只是等到陷入了新旧之间的巨大缝隙里，人们才醒悟文明模式的重要。毛泽东反对“帝”“修”“反”等三个模式，结果陷入无模式的混乱中，人民死伤狼藉，人口急趋缩减数千万人。只是等到接受了美国文明的保护，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内乱相对较少，人口质量再度开始提升。

增长与减少，从统计学上看，只不过是一些干巴的数字，但对设身处地的生活者来说，却是血肉相连的。没有理由要求人们在这巨变面前心情平静，也没有人自己能够做到这种平静。毛泽东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本人在深宫中发出这些“最高指示”，死的是别人，与他并不相干。

而文明模式的崩溃，更是与种族灭绝全不相干，埃及文明彻底毁了，但其种族血统却通过科普特人传递下来。诚然，文明系统的毁灭会招致人口大量锐减，个体的死亡具有多种形式，但即便最温和的形式，对当事人来说仍然是充满悲惨气氛的，是可怕的而又残忍的──感情的洪流美化、圣化、永久化了自己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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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斯多噶主义和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子学说，都试图使人们在文明衰退的没顶之灾面前保持平静。但哲学家们的著书立说和反复说教，本身就表明他们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当社会的趋势已然下坠时，当社会已经结构化、并已“熟透了”的时候，被恐怖的高墙所圈定的人们对此没有更多的选择。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好在任何暴政所举办的人肉宴席也是终究要散伙的，独裁暴政的解体也像它的诞生一样，不是任何人，任何集团，甚至不是整个人类的力量所能阻挡的。例如苏联就不是被任何人当然更不是被美国给摧毁的，而是被时间或“上帝”敉平的。它的变化，主要来自一种今天的人们尚不甚了了的混合力量：自然力量和人间力量的某种复杂的配合。

难道了解此种巧合的秘密，就可以做到心情平静？在独裁统治下走投无路、心境烦乱的人们，行为怪诞、语言猥琐、目光短浅，但谁又知道，人的眼光与其生命力之间，具有完全不成比例的关系，垂死的生命，反而造就了深邃锐利的目光，它穿过广漠的空间，穿透漫长的时间，刺破了生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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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上有段记载说，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要他们宽恕那些四处迫害基督徒的群众，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耶稣认为，群众受到一种他们自己既不理解，又无法予以影响的冥冥力量的控制支配，而沦为盲目的工具，耶稣本人把这种力量叫做“魔鬼”。这种魔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专门送给人间以特别的痛苦，迫使人在痛苦中把自己的灵性触角伸到更为广袤的时空中，脱离生命的臣属地位，获得更好的归宿。《约伯记》里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打开了未来的重大方向，即文明的好运气，似乎是与哲学和宗教的繁荣是无缘的。所谓“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不仅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仿佛文明的危机，方能赐予哲学以宗教般的力量。只有当社会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调节去克服危机，宗教和哲学提供的出路才会在无可奈何中受到的认真看待──当人的行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开始诉诸一套套言辞，企图用语言的力量去驱散心头的阴影。就是一生作乱不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晚年也只好号召大家“学哲学”，因为面包没有了，牛奶也没有了，只有哲学可以供应。

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柏拉图时代，城邦制度已经陷入泥潭，无法靠行动把它拖出来，所以兴起了“理想国”的哲学。《礼记·礼运》篇上的“大同之世”，就是古代中国的理想国，它产于先秦战国时代的疯狂漩涡，这席卷一切的屠城运动是无法绕道而性的，所产生了关于“大同”的绝望思想。近代的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作为物质的生命和社会只能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这个充满死亡的时代，中国的纵横家和希腊的诡辩派，横行无忌。与纵横家同样倚重语言的先秦诸子百家和深受诡辩派影响的希腊各派哲学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用语言去排忧解难──而这正是在行动领域中业已遭到挫败的社会标志。它由微渐著的全部历程，说明历来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无法做出确切的估计。人们的行为更多依赖眼前的需要和经验的库存，然后据此去推断未来，其臆断性可想而知。如果人们正面对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那么，就像一条河流突然遭遇到一个断层──“瀑布的奇观”就发生了。文化史上的大瀑布，就是由那新旧文明交替之间的裂壑造成的，它激起千层波浪、万重水声，这在平稳的时代是无法听见的，它充满惊心动魄的艳丽和撕心裂肺的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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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已经成为一个困扰着这个充满死亡的现代思想的严重课题。据未来学家们预测，这个问题将进一步困扰着未来社会的人类。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占人口多数的群众（至少百分之八十）都会慢慢陷入失业状态，那时的人们将不必每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就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有效运转。有的预测甚至认为，那时的特权阶层为自己保留的最大特权就是“有工作可做”。这可是与自古以来“不事劳作的特权”正好相反的。但对缺乏精神活动的多数人来说，空闲是很糟的。古代的特权阶级除了不劳作的特权之外，还享有其他的特权。而新时代的群众只有被迫失去工作的义务，却没有其他特权。随着领取救济金的行列不断延长，“干什么”就日益成为一个举世注目的世界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危机于今已然略见端倪。正因为有了预兆，才成为未来学家们的担忧，这是未来学家与先知预言者很不相同的一点。而对于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一旦工作与谋生脱离了关系，工作的动力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需要到大众生活中去寻找：他们在自动化还没有彻底普及的现代，就已经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应该怎样生活了。“不知该干什么才好”的有闲阶级，其生活并不令人羡慕，缺乏压力，反而失去了生活目标。

他们面临着如下几种抉择：

1，当人在生活中已经排除了必须要做的工作时，最容易的选择是纵欲，通过放纵自己来免除焦虑，把剩余的精力消费掉。

2，再一种就是通过精神上的创造去消磨时间，争奇斗妍。

3，还有一种就是寄托心思于战争，进行一种为了战争而进行战争的战争，例如像玛雅人那样进行一种为了决定胜负的战争，玛雅人的失败者被杀献祭，未来的人类可以采取更为文明的方式。

4，为了获取征服之乐而从事的文雅战争──体育比赛。

其实这四种可能性，都已经排在人类迄今为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内了。人类是否能设想出新一代的方案？也许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倾心开发宇宙。这种活动是近乎无限的，因而具有近乎无限的吸引力。但这种活动能否同时消耗掉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精力呢？因为它需要观众提供时间超常的太空旅行所特有的耐心，却并不需要很多实际参与者，因此无法消耗多余的人力。

超出已有的经验范围的未来及其多种可能性，现代人没有能力一一确认。未来学家预言的事物，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已有萌芽，只是尚未引人注目而已──这也是他们的“神秘预感”和“科学预测”的生物基础。即使遥感与透视，也必须先有一个对象在那里。

但预言作为规范性的东西，却经常缺乏针对未来的实际价值，可能还会严重误导听众的思想。例如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并煽动了后人的情绪，它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但要依据它提供的设计去建设一个新型社会，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的主义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未来的人类。而我们却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更清楚：只要未来人类的活力和智力没有衰退到马克思以下，就会做出他们自己的、远比马克思之辈更为优秀和贴切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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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精力的大量存在，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使抑制不住地要去设想未来，表面上为了后人与未来，实际上为了他自己和现在。在极端状态里，他恨不能把未来人类的发展尽行束缚在自己的思想轨道上。这也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人性流露和自然表现。

但有的人却走地太远了，企图用自己的思想轨道扼杀未来人类。例如马克思提出的所谓“剩余价值”学说，企图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基础。他几乎成功了。不，应该说他的企图已经在苏联成功了，结果成功摧毁了俄国新沙皇好不容易建立的社会主义帝国。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应该说，“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可以解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毕竟是以人类“前网络时代”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即“后网络时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毕竟是新产生的。马克思一生虽然游手好闲，依靠别人养活，但他还是忌恨那些比他更加有闲并且有钱的人们，所以要发明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铲除他们，这与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要封闭大学的“教育革命”，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毕竟都是落伍的，用圣西门的话是属于“非生产者阶级”，自顾不暇，哪里能替未来人类的前景提供合理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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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或是福利社会主义无法解决后现代问题，那么传统宗教是否能帮助解决类似问题呢？

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高级宗教精神及其众多的活动样式，诚然能给人类的心境带来安宁与幸福，为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提供片片园地。这些园地在此前遭到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分裂的抑制而荒芜了，这时，则由于高级宗教的复苏而空前繁荣起来……

不过，却很难设想，这种高级宗教的精神活动，能为多数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所聚集起来的原始力量，提供一个足够充分的宣泄渠道。

事实上通过对宗教现象进行的观察就能发现，传统宗教本身并不是一剂消解欲望的或沉思冥想的灵药，它们之间时有表面的联系，但这种缘份只是由于人的原始活力在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多重阻抑之后，既无法超脱又无法克服之际产生的一种消极逆转，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这种逆转当然也有意义：把人的精神诱导一个无害方向，总比马克思主义从事反社会的活动要好。所以马克思称这消极的逆转为“鸦片”即麻醉剂，并大力批判之。但马克思自己提供的却是“海洛因”，是致幻剂，比鸦片的麻醉作用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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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角度上，可以把宗教活动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活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确与人类的本性相背。它产生于人的本性（扩张）受到抑制（失败）以后陷入的那种抑郁状态（例如死亡恐惧），以及由抑郁向极度兴奋（得救）的大幅度跳跃。

从宗教的人生功能上，人类学可以区分出两种宗教：消极的与积极的。消极的宗教安慰人．抚慰人，给绝望者提供生存勇气，给受到欺压的人提供精神解脱。积极的宗教则要求把自己的观念传播开去（传教），以完成心理上的征服（实现天国净土）。在此过程中，运用类似于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所说的“间接路线”或“间接战略”，去潜近人生目标。例如所谓“宗教的证明”，经常是一项对于意志活动的最有力支援。在生活中，不少神汉用“上帝说”的名义来说自己的话，虽然亵渎神圣，却有意想不到的诈骗效果。而在原始部落中，对土地领有权的大量证明往往来自神话。超验的事实常在周期举行的宗教仪式上得到反复认可，其他部落认可与否，并不重要。因此，积极的宗教和神话，有效地发挥着它们扩张性的社会职能。在文明社会中，意识形态同样起着社会凝聚剂的作用，它像高悬空际的北斗星那样，看得见，抓不着，但对行路者却能提供行动上的方向感，像航标一样在文明波涛的曲折长流中，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因河流本身的弯曲，航标也仿佛与之迁化了似的变得那么不稳定。但只要领航者认准了航标一直走下去，航标会把他带到一个特定之地。

在许多高级宗教兴起的历史上，多起事件均能证实上述的说法。在民族的苦难中，会产生宗教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变革。例如古代希伯莱人真正确立起一神信仰，就是在“巴比伦之囚”的悲惨年代里。而基督教兴起的时刻，则是罗马统治的空前苦难，是恺撒激起了基督的福音。所以在人类学意义上，基督精神并不是巴比伦之囚的反响，而是宣告罗马带来的世界末日。除非观察家的眼睛完全盯视在宗教传统的领域中，新约才表现为一个“革新”。伊斯兰教也不是一种消解欲望的和平宗教，而利他主义口号，根本掩饰不住它的好战表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伊斯兰教兴起的地方，恰恰是被几百年的异族精神和异族统治肆意践踏的边沿地方，那是个被打得民怨沸腾、心灰意懒的地方。毫无疑问，伊斯兰的好战，乃是对此前一千五百年间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以及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当时波斯的萨珊王朝等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压迫与苦难，所进行的一个反击。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历史上的所谓“圣战”，其实就是对于反击战的美饰。而现在，伊斯兰教自己也过去了一千四百年，难怪它陷入了垂死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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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过去的宗教经验表明，宗教不是源于闲暇，而是源于死亡疑惑和死亡恐惧。

有充分理由认为，高级宗教中那些比较好的内容，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说教，其基础恰是这些坏的生活所造就，即那些如战乱的、狰狞的、充满苦难的现实压力。高级宗教的利他主义，虽然宣传了慈爱为怀和人类一体，但这一宣传的后果还是造成了宗教既联合了人类又分裂了人类的双重性。看来任何纽带也无法兑现它们关于统一人类精神的崇高诺言。甚至在同一个宗教下，也老是隐藏着无穷尽的教派之争，爆发出宗教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其形式或为文争或为武斗。即使一个小小的教会，也是纷争不断，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寻找出来，为了满足人们互相争竞的需要。

宗教战争的现实，充分表明了人性的顽固一面：即使高尚的教义，也要为人类的原始力量服务，提供一个双向的出口：其一指向克己，其二指向征服。不论从哪个方向去分析这宗教的人性，都不失为“人生在世所运用的一个心理战略工具”。

在克己的一面中，其战略目标乃是达到内心的平静；在征服的一面中，其战略功能是集合一个更大的人类集团──同教的兄弟姐妹。

宗教动员并综合了各种力量，将之融入一个可能虚构但却是实际有用的感觉场中。正因“虚构”与“有用”的双重性质，宗教在联合人类的同时，恰更深刻地分裂了人类。在宣扬博爱的同时，并不能减少人们彼此中间的敌意，只是给予敌意一个温和的包装。

422

宗教的征服，必须体现出利他的一面，征服之果只有做成利他的形式，才不易腐烂，便于巩固、发扬。结果弄得不好，宗教会成为一种炫耀，炫耀自己方面的道德优越性，目的却是在增进自己方面的现实利益。

这样一来，其“有用”的重点就会不同，结果就在相似的“虚构”之下，产生不同的具象差别、行为歧异。例如，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异性，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帮助，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温暖，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前程，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钱财，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找感动，有的人去教会是为了消磨时间。当然，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真在崇拜上帝，而且列为第一要务。

423

信仰的虚构形式越是接近，实用目的不同反倒容易触发尖锐的对立。因此，同一个教派内部人员之间由于歧见和争议，相互的敌意有时反比他与异教徒之间的敌意更深一些。这正如兄弟反目成仇之后，敌意更不易化解，所以同一教派内部的纠纷，也会激烈到需要各引异教的外援来进行干涉的地步。这说明什么？这意味什么？同一信仰所提供的原始亲近感，此刻反倒加深了相反的感情──为了争夺对于一个宗教的信仰的正统继承权，越是虔诚的教徒就越是全力以赴地去进行同宗相残的继承权战争。这时，他们把高级教义中的谆谆教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了。可见宗教有其不可脱俗的一面。在这一面相中，人们的行为和在世俗领域的行为，毫无二致。因此，对于一个教职的谋取和对于一个官位的谋取，几乎难以分辨。

类似的阴谋与爱情，在法国小说《红与黑》里，描写得十分真切。

424

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欲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它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但尽管如此，不论信仰采取世俗的形式还是保留神圣的外观，却仍然是原始欲望的表达。但是充满戏剧性的是，信仰一旦从人的原始欲望中分离自立，就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反对人的原始欲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欲望（装在信仰形式里）对另部分欲望的斗争。

现代文明把人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了，并激发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局势，不仅导致社会爆炸，还导致生命和自然的大规模破坏……对欲望的极端刺激和无限释放，激起了现代文明各方面的空前的扩展，若无此“恶”，经济技术无法发达，即便发达了也会迅即萎缩掉。

“追求爱的欲望”充分说明：爱是违反人性的，自我扩张才合乎人性中的生命冲动。倡导作为献身的爱，则是“知其不可而言之”。这不仅是力挽狂澜，而且是抽出人性的釜底之薪。从侵略而不是从献身的角度看，爱和自我扩张并不矛盾，而是一对孪生子；所以把爱和扩张这两种欲望对立起来，是极为可惜的，人需要爱，也需要自身的发展。发展即意味着扩展、扩张和侵略──而爱，不也是一种发展吗？当人们去爱，并不是去爱对象本身，而是爱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爱就这样成了人的发展表现和扩张形态。绝无关系的对象，无法从中获得美感享受的对象，人无法去爱。谁能爱一个自己并不感到兴趣的对象？因此，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其实也是他最为“自私”的时候，说明他正处于“发展”之中。一个人没有了爱，也就自我封闭了起来。从此，他的发展至少种暂时处于停滞状态。

425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所谓“魔性的欲望”。道学先生们宣称，魔性的欲望即“魔性的反应”。它被定义为“分离了的自我企图维护其作为本质的生命。”这个“魔性的自我”，即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过度的扩张”，它仿佛癌细胞，违反了有机体的“组织原则”。生命体内某一部位的如果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整体的非正常状况，从而危及整体构造，造成癌症。而追求整体性，就是服从组织需要、“追求爱的欲望”。

其实在我们看来，魔性的欲望和追求爱的欲望，可以说是同个东西的两个镜象：追求爱的欲望发展到极端，比如说发展到了宣传家状态，也就成为一种魔性。再如宗教狂热者追求爱的欲望，是明确且动人的，但这种欲望的继续发展，不就变成了屠杀异端的圣战？屠杀异端是属于一种爱的欲望还是魔性的欲望？

如果按照那种截然的两分法，应该说杀异端是一种追求爱的欲望，因为它追求的是整体性而不是要求把小我从大我中分离出来。是的，它要求小我绝对服从大我，但结果这就导致了迫害异端和宗教战争。在此背景下，布鲁诺和其他维护自己信念的人，那些文艺复兴时代崇尚个性、崇尚个人发展的人文主义的浪子们，他们的魔性的反应，岂不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东西？二十世纪末叶，这种追求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故流弊日显，所以再度兴起整体性，倡导和追求“爱的欲望”，以求与魔性的欲望之间取得平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笔抹煞“魔性”，则是违反历史真实性的新教条。

426

如若人类统一，反而则不利于整体的发展，并会窒息人的生命力。所以提倡追求爱的欲望和谴责魔性的欲望，具有相似的含义：前者更多是从积极的方面加以倡导，后者更多是从消极的方面加以反对。这种倾向说明，以“魔性欲望”为重要形式的“浮士德精神”及其西方文明，已经病入膏肓，开始拆除自己存在的基础了。

追求爱的欲望这种思想倾向，和中国战国时代的墨子所倡导的兼爱说有相通的气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经济技术力量大大膨胀，可是中原地区的版图却没有相应的扩大。位于边区的楚、秦、燕等国虽有较多扩张的余地，但土地价值之低自不待言。这与今日世界的情势，颇相仿佛。于是各国就开始了相互间的兼并和资源争夺。兼并的结果，对某个国家有好处，但对整个天下来说，代价却过于高昂了，所以墨子倡“非攻”，与此并行的学说则为“兼爱”。这些声音，可以视为是对当时过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的一个平衡。有趣的是，兼爱虽与兼并对立，但兼并与兼爱却都有一个“兼”字在内，且在一个大时代中并存，互为表里。兼并的现实，抹不掉兼爱之声；但兼爱之声，也盖不住兼并之实。

427

还有一种现象更耐人寻味。我们看到，一个宗教流传的地域越广，传播的时间越长，总之它的世俗势力越庞大──那么它的内部分裂也就越严重。一个小的集团，要保持自身的统一以致达到铁板一块的程度，也许不难。但是，想要在一个庞大的宗教集体、信仰集团中做到这一点，那“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传统宗教如何能为人的闲暇和人的精神空虚提供出路呢？它又如何消解自动化带来的颓废与消沉呢？它能在科学技术的空前膨胀的压力中，解放人的性灵吗？更何况，宗教本身还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最终，它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只有当我们认清了意识形态的被动性质并勇敢地承认其被动性，我们才会看到在“精神出路”上急骤奔跑的文明人类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一根刺。也许传统宗教并不能解开这些死结，最后不得不求助亚里山大的宝剑，快刀斩乱麻。

428

这个世界是特别需要一种新精神，而不仅仅是“精神领袖的自我意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意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被真正伟大而不是冒充伟大的超越性人格所解决。

仅凭言辞是不足以推动“精神革命”的，对于精神领袖来说，“言传”远不及“身教”重要，而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恰恰都是只有“言传”没有“身教”的东西。这不是说他们的身教极为劣等，而是说他们的身教提供了和他们的言传极为相背的东西。而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言传只是在作为身教的具体延伸时，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留下亲笔著作的精神领袖（如释迦牟尼［前565—前486年］、孔子［前551—前479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这里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没有褒贬）但却找不到一个言行冲突的创教者。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后人写的。恩格斯说“人之所欲我皆所欲”，说明他只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不堪创教，马克思列宁也是一样。他们宣扬大公无私，做起事来却自私自利。

举个例子说，由于“身教”的作用，“选择死的方式”对精神领袖的人格确立显然是很重要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友人们劝他逃亡，但他却忠实于自己的人格信念而不肯投机。甚至连向法庭请求宽恕的事都不愿意干。按照当时雅典城邦的风俗，如果他请求宽恕（即使没有罪），并说些引起陪审团同情的话，法庭就可能“宽恕”他。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人格信念而拒绝向人民法庭进行可耻的妥协，结果选择了死亡。至于流血赎罪的耶稣，拒绝妥协和逃亡的事例，就更为著名了。

429

我们称苏格拉底所遵循的是“人格信念”而不称之为“道德信念”，因为他并非怯于外在的规范压力而是被他自己所特有的“内在的声音”给迷住了，这声音即发自他的人格。这一点耶稣更为明显，完全是“听从上帝的召唤”的。

苏格拉底从此成为希腊古典时代的一位具有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一位导师般的人生哲学家。在耶稣的事例中，精神领袖的身教力量就更加明显。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看，他独自用“立新约的血”，实现了对于罗马帝国的全面征服。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二十二章17─21）

耶稣的流血其实是一个宿命。早在《旧约耶利米书》就有这样的预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章）

事实上，精神领袖无一是通过文字成功的，而是通过语言传达了自己的人格之光而已。

430

苏格拉底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和孔子一样，他的所有思想记录，都是出于其弟子（如柏拉图、色诺芬等人）之手，如《论语》出自孔门弟子如仲弓、子游、曾子、子贡等人之手。这就表明苏格拉底的人格影响力在世时感染了整整一代人，并通过这一代人，感染了整个后人。而他的精神力量不仅得自平时的言传、身教，更要紧的在于当他面对死亡时选择正义死亡的态度。苏格拉底以此震撼了他的弟子，以此震撼了他的时代。这只有耶稣可比，孔子和释迦牟尼都不可比，更不用说人格分裂、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了。从此，希腊人把苏格拉底看作自己时代以至整个希腊智慧的象征，一位无法否认的精神领袖──不是因为他说了“我无知”，而是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身教。

人们对待自己的诞生降世，无能为力的且无可选择的。但是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个人选择。任何一种选择也许并非他预先的自我意识所能决定的，但这却需要取决于他的人格精神。即，他虽无法对自己的具体死亡方式做出意志上的决断，但他的整个人格却决定了他在那种情况下就会趋向于那种死亡方式。有的精神领袖采取了显形的殉教，如自杀，有的则采取了隐形的殉教方式，借敌人之手去实现自杀。当然，也有的精神领袖选择了和平的甚至自然的死亡，这种死亡方式在中国特别流行。我觉得这些，就是人可以选择的。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一个精神领袖的死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他的人格精神的影响。所以，在最不喜爱非自然死亡的中国，孔子的死亡故事也要加上“获麟”一笔，这是要在自然死亡的框架内，添上的一笔传奇色彩。而老子的“西出关外”不知所终的传奇，则以回避了死亡的具体方式，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神秘。儒家思想热爱平庸，所以把最没有出息的“死在床上”列为“善终”，而一切其他死亡包括战死都列为“不得善终”，这种死亡观决定了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具有懦弱的性格。

431

精神领袖富于象征性的死亡方式和他的人格力量，给他的学说一道异彩。对接受者而言，怪诞的哲学因此变得更为自然了。这也许就是人格的力量可以使得文字获得了另一番意韵？

精神领袖的传奇死亡，推动他的学说迅即流布世界──这种现象说明，人类精神中有一股强烈的非理性暗流。同样一种学说由于它的创立者的生活以至死亡方式不同，竟致产生完全不同的命运，这就说明了，接受者心灵中的“灵性酵母”由于受到不同人格传奇的强烈震荡，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很难复兴，因为它缺乏人格力量。

人格理论带来的这种震撼，可以具体解说为，由于生命对死亡怀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好奇和恐惧，所以当他看到另一个人由于不平等即“非正常”的事件而死亡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悸动：在作为“人”这一点上，他与死者完全一致。兔死狐还会悲，何况人乎。再加上人的精神具有可沟通性，而精神领袖的传奇性死亡方式，会通过这可沟通性给另些心灵以强烈电击。可见，在精神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中，“身教”比“言传”更为关键。伟大的哲学家，必定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甚至不惜以身殉道，这就构成薪火相传的力量所在。

马列主义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这种人格作后盾。而缺乏人格电击、生命激活的过程，理性的言辞是缺乏血肉的。所以马列主义的造神运动只能造出一些小偶像，像雷锋之类，而大的偶像如伟大领袖云云事后证明都是泥塑且是肉欲的菩萨。可是“学习雷锋”只是学习去充当炮灰，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灵魂来说只是一个耻辱，这种前景只能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而不是增进其生命。

432

对于普通人来说，人性的奇特性在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双重生活者：世俗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精神生活。心身两面的这种相对分离状态，既给人困扰，也给他机会──实现一个独特交织的人格。于是，精神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骇浪中的避风港，这是自己历尽艰辛就可以达到的港口，无须仰仗他人。而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人所面对的只是别人或一些可见的障碍，而不是自己的精神。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人们反而不容易知道自己家在哪里，不像世俗社会的家，是一目了然的。正是在这种“无家可归”的彻底惶惑中，个人的精神生活比世俗的社会生活可能更需要某种“主导力量”，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对象，更需要一个人格力量的源泉，而不是像雷锋那样的“兵”。

这其实是一个战胜自我的问题。按照佛教的说法，是战胜自我，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是执行上帝的命令。

433

《罗马书》中曾经征服了异教徒奥古斯丁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其实这就是用精神生活去抵制世俗生活的压力，至少是去淡化这种压力。人在战胜自我时可能软弱，但在执行命令是却更容易坚强。不同的教义之间有着很大的文化区别，基本倾向并不一致。有的向内消除和不符合宇宙原始状态的动向，有的向外追求更高的存在……

基督教的说法意味着发扬人的生命力，达到一种向上的境地，它寻找，得到升华，找到唯一的真神、绝对的主宰。佛教的说法则是大力保养生命力，要求克服生命力中过于焦虑、烦躁不安的那些成份，进入一种静观的永恒。通过瑜伽，进入涅槃，回复到“前生命的宇宙原始状态”中去，使自己成为充满力量的存在。佛教哲学，可能意识到活的生命，原是对“前生命的原始状态”的脱离和反叛。所以佛教的修行要求，在活人身上实现精神的回归，是净化，是对叛离者的再度脱离。这种理想，与基督教的天国思想显然不同。“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它的前提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而它的后盾则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而不同信仰的共同点，则是让人在精神世界中翱翔时，免除心灵所面对的那种无所适从。有的信仰如佛教，把自我和欲望作为精神运动的对象，其结果是流于克己；有的信仰如基督教，则把上帝即宇宙的真宰作为对象，要求与之合一，为之献身──这对虔诚者而言，是清晰的，宛如亲眼看见一般，但对仍然留连于名利场中的生灵，仍是缺乏可见的标的。所以俗人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出的勇气，在精神生活中则完全不见了踪影，只能流露着畏缩。相反，被精神场吸得更紧的虔诚者，在世俗生活中经常谨小慎微，但在精神生活中则是无畏的──两个世界的生活者就是如此不同。

尽量走，尽量走……看看到底能走多远——我要看看我这一生，只凭借自己的力量，不借助于任何组织，能在精神的领域挺进多远。这是一个很好的悬念，因为我所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精神上半途而废的。

434

在行动的领域中，对象与可行性都是可见的，因而可以预测。但在精神领域中，则由于开创性而难以对事态做出充分的预计。尤其精神领域的事物，许多超出经验范围，只能进入信仰的超理状态。巴斯卡为什么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因为怀疑主义者的智慧看到，信仰所追求即皈依的东西，位于经验的领地以外。人既不能用经验把握，只能用信仰去认定。所以在精神场合中，许多问题不仅超出个人的经验，也超出社会的经验，超出整个文明史的经验，只能任凭信仰去解决。人们把信仰当作今生的工具去使用，但那并非精神的过失！追寻者的怀疑倾向，大率是对此而发。但请记住，任何他人提供的信仰，最多只能保证获得一种安定的心情，无法保证精神的追寻获得成功。

追寻者面对提问：“你这一生是否真的建立在精神的意象上。”他须用自己的生死使人相信他的回答：“你说的是。”

五色海第三卷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1986─1987年）

（结束）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1982─1990年）

（开始）

第四卷第一章

*引子：玛雅人与中国人**

001

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玛雅文明在其科潘时期（公元前1000──后800年），第一次发现了“零”的概念。

这种创举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与玛雅人杰出的天文、历法、数学成就等最齐观的。但问题恐怕并非如实证家们的推理（他们的大脑因久已弃置不用已经丧失联想性功能了）那么简单！在天文、历法、数学的发展上早于玛雅文明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以及最具连贯性的中国文明，为什么对“零”的发现却如此迟钝呢？我想，这里肯定潜伏着另一种“密码”。是什么呢？我们并不能确知。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的衰颓、消失像它的出现、崛起一样神秘”的林莽文化。这也是一片文化的林莽，因为它已渺无传习的人迹了。

这里确实有一种启示？

首先发现了“零”的观念并运用“零”这一高度智慧之滴，来镌刻自己命运的民族，也以它的诞生与死亡所构成的神秘之图，栩栩如生地论证了“零”的内涵！

这种静默，惊心动魄。

谁能仁立于玛雅遗址前而无动于衷呢？这种静默激起的震惊，正是有灵性的人，在面对“零”所启示的人及宇宙命运时，发出的那种难以自制的颤栗。

002

玛雅人不止发现了零的观念，更用他们的文明提出了那般浩大壮观的一个谜：生与死、活力与窒息、喧腾与沉默、创造与毁灭的刺目反差，何以并存于一身？

据说，玛雅人曾在林莽生活中找到一个解决森林土地贫瘠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沼泽森林的某些部分有肥沃的土壤，但不巧被淹没在水中。玛雅人修建了凸起的农田，每块有两三英亩大，周围挖有沟渠。在雨季到来时，这些土壤被冲刷到沟渠里。雨季过后，人们把沃土从沟里挖起来，堆回农田里，这样，这些土地许多年间都可以保持肥沃的力量。

这些凸起的农田、加上这个地区灿烂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构成了理想的耕种条件。玛雅人正是基于这种才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惊人稳定的文化。然而，自此形成惊人反差的是，玛雅的文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啊，如此惊人的故事仿佛诉说了人的命运几乎必定是个首尾相续的圆圈，是如圆圈，是如宇宙泪滴那般不可违拗的“●”（实心的“〇”），这实心之〇，正是浑沌的徽记：无中生有，有归于〇。

如果说，“〇”代表无中可以生有，代表诞生前的孕育；那么“〇”则代表有复归于无：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代表完满、丰硕与死亡。明哲之士在玛雅遗址前，不是来凭吊，而是起来瞻仰。看一看智慧的自我否定吧！看一看死所呈现的终极之善吧！

玛雅之零（〇），你死而不亡，留念万载。

003

实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推论玛雅文明只能终结于某种外部的、自然的原因：哪里会有一种“正常的人”自甘放弃如此辉煌的业绩！但我，却持有另一所思。难道玛雅人真的不会出于某种内心的、宗教的原因而离开他们业已圆满的圣地吗？正如勤勉的园丁，充满虔诚地摘下那业已成熟的果实？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可以设想：他们的宗教肯定发源于某种星相知识、宇宙智慧，某种“零的哲学”呢？事实上，古代许多民族的大迁徙（这导致他们离弃了发祥的“圣地”），正是源于对先辈圆满业绩的虔敬，也即源于对亡灵的深刻恐惧。这种已被人类学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表明“零的意识”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植于人性之底层！到一定的时侯，它就思索“通向零点的归途”，它就发出“抹抹掉一切，从头开始”的欢呼！

零点意识，决不如功利之徒所臆测的，仅是一种“创造冲动”，事实上，那是发轫于面对宇宙圆周运动时的认识！是对地球上春生、夏熟、秋收、冬藏──这一环形运动的皈依和礼赞。

004

玛雅人和中国人曾经有过广泛的联系。早在史前时期，白令陆桥和后来的白令海峡冰道，就在太平洋之东西两岸这两大黄种人类集群之间，分享某种共同的种族遗产，分享不绝如缕的联系。进人文明时代以后，许多迹象表明，这些联系进一步步增强了，间接的陆路加上直接的海路，形成了双轨制交往。现在，为了深入研究这些联系，甚至设立了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叫做“泛太平洋文化研究”。研究者们提出许多证据，说明太平洋两岸早在哥伦布之前两千年，在《山海经》时代，就有了文化上的深刻互渗。有的学者更指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国”，即指墨西哥与玛雅文明。而“扶桑”，则被推测为仙人掌类植物。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形成了一个新概念：“玛雅──中国连合体”。学者们还把这个原始时期就已形成的连合体，与文明时代以后形成的“两河──希腊──西欧连合体”作了比较。指出后者是在某种世界规模的、普遍的“玛雅──中国连合体”类型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只是由于后者独特而顺利地完成了由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由农业灌溉文明向商业交易文明的转化，才开出新世界的雏形。而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知识，玛雅文明似乎更与中国的殷商近似,也与周代的文明相远；位居东海之滨的殷人，不正是某种半海洋性的居民吗？他们不同于来自西北内陆腹地的周人，他们是“太平洋之子”。只是，玛雅人用以表达“零”时概念的符号，却成了问题：他们所采用的贝壳图像，该是死亡的标记，而非生命的象征（如蛋形的“〇”）。而贝壳起作为符号在古代中国，却是表示“财富”和通货的。

005

玛雅文明的地缘，一边是加勒比海，一边是墨西哥湾。它像〇一样伸出并孤立在茫茫海上。这种地缘，与希腊半岛颇有相似。而与它隔海相望的古巴，像克里特岛一样拱卫着它，大安的列斯群岛像爱琴海诸岛一样星罗棋布……无独有偶，在玛雅文明流布甚广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与商代文明的发祥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日本同源的东夷民族的聚居区），在地缘上也不乏相似。对渤海来说，朝鲜尤其是日本就像古巴和克里特对美洲和欧洲那样重要。

玛雅人历史悠远。在古老的传说中，他们的历史纪元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个洪水时代的末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113年。我们注意到，这比连接中国历史纪元之初（夏启时代）的最后一个洪水传说时代（鲧禹治水年代）的下限公元前2205年。还要早出908年！

玛雅虽无中国这样丰富的文字记载，但它的石雕与建筑却在那里，指示着一种现代人特别匮乏又特别需要的精神。

006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雨神和土地保护神恰克，是至关重要的主宰力量。恰克神与通天的宇宙树关系密切，在这种关系中，所呈现的五色主五方的观念，与中国人的五色五方观念是颇为相似的：

红色恰克位居东方，东方是红色宇宙树。

白色恰克位居北方，北方是白色宇宙树。

黑色恰克位居西方，西方是黑色宇宙树。

黄色恰克位居南方，南方是黄色宇宙树。

青色的宇宙树矗立中央。

在四方宇宙树上住着四位恰克。

他们那里各有一个巨大的水罐。当恰克将罐中之水倒下，世上就下雨了。而在中央青色树的树荫下，则有一天堂，居住着天堂之神伊什塔布。

这与中国式的“东为青龙，西为自虎，南为赤雀，北为玄武，中为黄土”的宇宙模式，仅有方位与颜色的配置上的错位,却在大致上相似。这体现了,宇宙就是一个五色海的思想.

“玛雅──中国”的自然世界观，正可以医治骚动失序的现代精神之痼疾？

007

古代玛雅人发现的“〇”，将在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区别于东汉以前的纯粹的“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明”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之中，成为哲学,从而成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容纳基督教文明的全部遗产？

第四卷第一章

*一、彼岸的星光**

008

彼岸的星光，使此界的坎坷成为神秘，令此刻的黑暗变得庄严。

009

一九八九年岁末一九九零年岁始之间那一个子夜的钟声！你是业已破碎的人类对残忍诸神的祈祷？还是无情的命运对啼哭中人类所颁赐的神谕？

子夜的钟声！你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分响起来了。当当当当……幽深漫长。

010

在中国的传统中，新年的来临是由爆竹的破裂声宣告的。“碎碎平安”音谐“岁岁平安”，成为中国人智慧的谶言。

在对这种习俗的解释中，通行的说法是爆炸发出的声与光可以驱散经年的邪气，可以破除人的孤独。但是，这爆炸的动作，难道就真的不曾受到“以破坏为生命之源”的思想驱使吗？

中国的爆竹，在黑色幽默的意义上要比欧洲的炮火富于更多战争精神！这不是人间意义的战斗，这是宇宙意义的革命。

011

零点，于是成为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和审判官。

零点，于是被描绘成最神秘的时辰：旧的太阳与新的太阳正在交合。

谁说零点是远离太阳的时刻？零点其实对时空怀有最强的期盼。

不要为零点哀歌，而要为零点击鼓！

012

子夜，你是漫长的。子夜，你是短暂的。当人们肩负子夜时，它显得那么长；当人们回眸子夜时，它变得那么短。唯其长，故须坚忍；唯其短，故须珍爱。

013

好啊，零点。你到底来临了。

人们燃放爆竹欢迎你的来到。这是出于欣喜？还是出于疑惧？

零点。你到底来临了。

在这刹那间，时光仿佛凝固了。千万年的秘密，在此刻豁然洞开。

你是一个终结？还是二个开端？

零点。你在每一个心灵都没有预见的地方悄然降落，像一个游荡的大巫，又像一位载驰着命运的传令使──你来了！带着人们想见又怕见的一切。你的鼓声震撼大地，锤击人心。

014

零点！

现在，正好零点。

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好啊。

015

零点充满了永恒的意味。

它像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充满了一切，又消解一切。

它不是一切，它生成一切。

水晶球……

硕伟的圆点没有线，却包容了所有可能的轨迹。实与虚的，一切的一切。

016

零点！

人们说你是最黑暗的时刻。在你的脉息中，万古被缩成一点。

在你的影与响之间──生命仿佛被凝固了。

但这不是真的。

零点！

你是万古水流间的瞬息停顿，你是千古行文中的标点符号。

在你的怀抱中，生命获得更新，在你的步履间，万象获得节奏。

零点！你是送往迎来的信使。你报告平安也预见灾异。你是那么冷酷无情，又是那样仪态万方。

017

零点──子午之线的交合点。一刹那间，子与午，浑一了。

第四卷第一章

*二、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

018

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在他们的语言中，“子”和“午”虽属两极，但“子夜”却具同一涵义！这惊人的反逻辑，不是出自日常的谬误，而是哲学的思虑招致的明晰：昼与夜，黑与白，光与暗，寒与热，喧嚣与寂静，怯懦与勇毅，在零点获得了归一！

019

由于零点的生生大德，子夜与午夜皆化为不夜之子了。

零点，终于消解了夜，使夜成为昼母。

在古代墨西哥神话中，大神Ometeotl兼容了二性，他既是众神之母，她又是众神之父，他是万物的主宰，她是万象的本源。他，夜一样无从窥探，她像风一样无从触摸。这是人类浑融未分的思想，这是〇的礼赞！实际上，二性至上之神Ometeotl不正是处于子午之际的零点吗？

020

零点时分的雾，无边际、灭尽想象，使人迷惘。

它的迷惘在于，它包含一切运势，它拥有一切可能，它却什么也不是。──这只是因为，它在人的理解和语言能力的彼岸！

021

一个零点，意味着一个明天，意味无数个明天。一个零点，不仅意味着一个“1──23点”，而且指示着一万个“1──23点”。

022

啊！零点之雾，我们该如何感谢你。

第四卷第一章

*三、《乾》与《坤》、《屯》与《蒙》**

024

《乾》与《坤》、《屯》与《蒙》、《需》、《讼》《师》与《比》……以至《既济》与《未济》──《周易》序卦中的每一回复卦，都不是简单的“七日来复”，而是宇宙循环在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里的展现！从时间发展的弯度看，每一卦，都构成一个半圆；每一对复封，就构成一个整圆。而整部《周易》用以涵盖宇宙万象的六十四卦、三十二对复卦，实际上就呈现了一个更大维度的“圆”。此圆并非终极，故此大圆之绝笔，乃书之以“未济”。“未济”的徒劳，又是与“乾”元的日新相衔的。易卦的排列，可以有两种程式，一为方形的（即8x8），一为圆形的（即首尾相衔）。但就象数而言，则只有一种性质：圆。圆之又圆，或现之为方。

025

用零点哲学的观念去阐释《周易》、用《周易》的系统去丰富零点哲学，在这个基础上生成新的中国哲学之精髓──这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时代感。

026

当子夜的钟声旋还不已，震碎了潜龙的耳鼓，你能说这仅仅是悲剧吗？

一切圣乐，都是在旋还中见真情的。因为人心是圆的，人心几近于零。

027

《周易》是这样给零──加冕的：

元──亨──利──贞。

元，至大至要之体，非零莫有。

亨，至顺至通之运，非零莫归。

利，至明至机之境，非零莫得。

贞，至正至恒之德，非零莫属。

“〇”，圆形，在一切运动中保持立于正、动于贞的姿态，故贞。

“〇”，圆形，在各种地形间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移动，故利。

“〇”，圆形，在不同时运里优游自如，趋归自然，故亨。

“〇”，圆形，在宇宙浑一的阴霾下独自悬明，自足自在，故元。

第四卷第一章

*四、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

028

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也就是说那种产生、安排、维护宇宙每一组成部分的自然影响力……它不再是至高的“天帝”，不再是公正的、全能的群神之首和万物的仲裁者。在中国人的著作中，人们见到的只是精心炮制的无神论和所有宗教崇拜的异化。（引自李明：《中华现势续录》第二卷第181页）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

029

“可见的天与作为万物之理的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体、用概念间时关联，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基督徒区分创造主与被创造物一样，带有根本性的意见。”（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从这种意义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当断其为中国文化之衰与基督教文化侵袭的结果！因为，张氏把不可分割的体用，给分裂了。

030

“中国人对创世毫无所知，不相信灵魂永存，分不清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除了想象后者要迟钝些和前者精神些。他们不承认天使和单纯的圣灵，只承认物质的和肉身的……他们不承认天国和地狱，不承认来世的惩和赏，因为他们相信都会灭绝，他们对任何东西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利安当：《论在华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第76页）

中国哲学不是“不知道”和“分不清”，而是“拒绝承认”，是“相信另一种原理”──依据那种与万物合一的神人观念，他们“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

这就是零点的所悟！

031

而希腊文化则过分夸张了这种违背零点哲学精义的思想：它向听众指出人生面对的巨大选择──永久惩罚或永久幸福，其后果之严重实际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担戴得起。基督教就利用这不知所措的状态（人人都愿意追求快乐，但又怕承认快乐之后的严厉惩罚）来加强人的焦虑，使人要么遭到肉体的幽闲，要么受到良心的威胁。结果是把尘世的快乐变成了尘世的磨难；再以此与天国的永福作比，来增强人的由衷不满。最后，通过宣布人的灵魂与人的肉身的两重性，戏剧性地分裂了人格本身！

与此相反，零点哲学是来指出人的现时性、共时性与混一性的。它拒绝对“现在”做出超乎现在的说明和许诺。它明晰：任何许诺永远都只是“现在的许诺”而已：“兑现了的”许诺不再是许诺，且无一合乎原先的许诺！它不仅拒绝从时间上分裂人；而且拒绝从空间上分裂人，如把人分裂为“灵魂”、“肉体”或诸如此类。它也将撇开现代流行病──把人集团化（阶级化、民族化、种族化、优劣化等等），并据此加以异化；而直接洞悉人、理解人以致最终地爱人如己。只有混一了人，才能爱人如己？

032

零式的纯净，正是《旧约·创世记》所描述的伊甸园里的原人状态。是比一切神学教义都更根本的纯净状态。

伊甸园里的风情，并不是亿万之富，而是零点之富。

033

当亚当和夏娃相安无事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她也不是。他与她相加也不是“二”或“双”。而只是零。一片真。而当他与她互相滋扰时，零的状态打破了，于是，“一”生了。这“一”就是毒蛇，是魔鬼撒旦。

是撒旦引诱人堕落？不是。如果“一”不从“零”中破裂而生，如果人不恶念萌动，魔是无以乘隙以入的。只是当“〇”被破毁，“一”脱颖而出之后，魔物才内化为魔欲的。结果，“人”的发展再不仅仅是“一”与“二”（夏娃与亚当）而是“无数”。无数的罪与罚，无数的传奇与故事，无数的忏悔与赎罪。

第四卷第一章

*五、零点并不是中庸**

034

零点并不是中庸，但也不是反对中庸，零点只是顺于自然而已。中庸是一人为的零点（“伪零点”），零点是一自然的中庸（太极之神）。

035

每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无一例外地首先投射在它们的历法之中。也就是说，投射在对天体和自然律的感应之中。历法因此浓缩着人对天人关系的观念。为什么各个民族都在它们的历法中把新的一天的启始定在夜半时分呢？显然，这已经包含了对“零”的无限生育力的巨大期待。包含了“有生用于无”认识，某间自然浮现出有关最生与死自觉意识。这意识宣布：死亡是生命的开始！

036

零是子宫。

零不是生命，但它孕育生命。

少女的死亡当然是令人悲泣的故事。

然而，少女若不变成妇人，新的生命又从何诞生呢？

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学会体外受精和试管婴儿的时代，况且，它的观念比它的技术更缺乏准备，人体以外的孕育。所以，新生命的降临无一例外地要牺牲掉“诗人之恋的对象”。为了义无反顾地前进，勇敢地牺牲掉“对过去的留恋”吧！

037

只有婴儿才能理解垂死的老人。所以，老人特别喜欢婴孩，他多渴望重新变成一个新生儿呀。

038

告别了浪漫时代的文明，是这样一种山谷状态：没有语言与歌，只有受伤者的嚎叫，绝望者的哀鸣，胜利者的狂笑与喊杀……尽管这些太嘈杂也太刺耳，但显然仍与动物世界的声音截然有别──这毕竟也是一种文化呀！我们的人类的高明设计师与建筑师们，伤佛在做着砂土游戏。砂土游戏和摩天大楼的建造甚至和真正艺术品的完成，需要类似的动机和相似的能力，不同的只是它的“社会效益”只是“零”。

但是，难道这“零”真的等于“毫无价值”吗？不。砂土游戏是一种宣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它是巨大设计的助跑，是人类理想的晨曦？──你能用一种行为的社会价值去圈定它的全部价值吗？你该以成败论英雄吗？

039

人们都盛赞分娩，说这是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谁又曾看到这种分裂（尽管它是“生长中饱分裂”）带来的“两无之境“呢？──旧有的一块，在分娩或类似分娩的运动中永远破坏消解了；而新的生命，却还在沉睡之中，仿佛永远也醒不过来似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在捕风！”这虚无主义之歌，用来形容分娩或类似分娩的历史撕裂与文明抽风，再是恰当不过了。因为它所成全的，是那么遥远，而它所毁弃的，却如此切近。

040

悬浮的列车是最快的；悬浮的心却是最慢的。

041

你想让一个人的思想张力达到空前水平吗？那么，请剥夺他思想活动以外的一切活动！

042

当人们高声颂扬业已作古的英雄人物时，有多少人会在片刻间想到英雄们临死前的痛苦呢？！

人们需要的是用一尊偶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于是便把英雄的苦难变成了有用的美德。教徒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于是欢呼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样的信仰里，是否隐藏了人性中最卑鄙的利己性？

043

不论是神性英雄还是凡夫俗子，他们勇于牺牲的动机不是由于胸怀更大的目标，就是由于逃避严厉的惩罚──来自神的或来自人的──结果，其行为的后果却消解了目标的载体和惩罚的受体，这真是不无讽刺意味。英雄的冒险与儿童的冒失，难道真的没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吗？

044

他所进行的事业越是巨大，他实际参与的那个神话也就越是被夸张得无以复加。在如此规模的瞒天过海之下，他的幻灭之际也就越被延迟，他被证明为无能和无助的日子，也就越是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需要，正是许多伟大的发明赖以诞生的内在基础。──“向着伟大的目标，以便躲避琐屑的人生。”他说。

第四卷第一章

*六、当人倒下来的时候**

045

当人倒下来的时候，也许更真实地认识到“人之本质”？

在死亡面前，生存将洞开其毫无意义的本来面目。除非你能够相信──生与死，像光明与黑暗那样交替进行。如果光明仅仅只能亮一次，就永远沦入黑暗，那光明又有什么终极意义呢？

──这样，便有了宗教、哲学和爱？

046

从功利的观点看，人生充满了可笑的错误与惊人的浪费；但从审美的角度看，每一个错误每一次浪费，都是一种宝贵的体验！

047

只有当我把生活（宇宙、人生等绵延之流）理解为一片虚空时──我才有余力去想象它是实存的！

人生，进一步，座上宾；退一步，阶下囚。

座，就是未知之星，神秘之云，也就是人生的希望与抱负等等。

阶，就是名利场中的官阶、商人脑袋里的算盘格子，是社会的关系与负累。

048

在一场毫无取胜之望的战斗中坚忍不拔，才是勇者中的勇者。

那样，他只是为了保持一种良好的风度而战，也就是为了完美的理念，而坚持不懈的。

那样，他已经超然于功利之上，而把战争本身，当作一场趣味盎然的游乐，；而不再斤斤计较，仅仅把胜利贬低为“劫夺掳获物的一场盗窃”。

恐怖和希望、思念等心理活动一样，是一种必定要消耗大量能量的活动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当恐怖和希望、思念等心灵骚动都达到其高潮之后，必定会迎来一个相对宁静的低潮期。随着郁积的能量之耗散，一切激情突然间难以置信地平复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好像那阴影那阳光那泪水纯然是一个梦……与“形容枯槁”十分相合的，是“心如死灰”。死灰，当然是平稳寂静的。它既不必存希冀；思念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飞往何处之天涯，但反正已与“我”无缘了！

──这是否表明，在心理、生理诸相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个物质原理，是是那个“无情的情人”──生物现象？

049

要知道，再年轻的人物照片，只要褪色模糊了，就变得无限衰老，仿佛汉墓中的出土定物。再美好的往事，只要模糊褪色了，就成为陈腐不堪的，你不再能抓住生动的细节，只觉生命的徒劳无益。

为什么许多人拼命地、乃至“忘我地”、“无私地”忙碌在某些事务性的漩涡里？实际上，这种奔忙乃是为了忘却“老之将至”的大惊恐！

奔忙比之思索，省力得多又收获得多，何乐而不为之？这不仅出于功利之计，还出于内心的恐慌：因为，正是在省力而又多获的掩盖下，你的衰老被“淡化”了、因而仿佛推迟了！你的业已趋缓的心律，又开始健旺地运动起来了！这种人为的“年轻化”，可使老朽也红光满面，“箭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怪不得人们都对这套健身术乐而不疲呢！这就是权力的春药和杀人的荣耀所刺激起来的集体主义！？

050

每一种仪器，都似一种感官为基础，为“本体”。而每一种官能（包括脑的与心的即理智的与情感的官能）都构成了感觉世界的一要素。不同的要素相乘，就会得出不同的世界。

逻辑是一种文化，而“规律”无非是逻辑的延伸及外化。所以，什么样的文化，发现什么样的规律！

051

越抽象的东西，才能越接近真实？

052

人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大，以致互相攀比除了是一种心理的和言语的游戏之外，几乎毫无意义。但异化了的世界与文明却向人做出了无限的许诺，使人产生极度的错觉、以为自己什么都是，甚至是一切，是一切美丽绝伦之物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永恒的，可以像基督（那样也就是像上帝）那样美丽的！

这样，每当他看到别人万一真的优于自己的时候，就好生不乐，就格外“敏感”！原以为天下之美之幸运之能耐尽在于己呢，现在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焦虑生焉！

人啊人，甚至连看到野生动物的快乐，他都极欲分享，都会嫉妒眼红呢。他既要人的文明，又要动物的逍遥，还说什么逍遥是什么文化的模式呢！真是一篇动物庄园里的领袖寓言。这厮既想毫无保留地攫取欲望，又想获取他人的美誉──这个幻想着面面俱到的宠幸之星！这样的错觉，怎能不使这人沦为可怜的东西？

但实际上，他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第四卷第一章

*七、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053

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大概莫过于一只强健的猫，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被满满一屋子发了狂的老鼠，活活咬死了。

一位劫后余生的见证者曾经说过，“目睹一个高贵而优秀的青年，损丧在一群庸碌的老人之手，必不可避免地促使见证者产生了对于世界的厌恶和对于宇宙的怀疑。在这种灰蒙蒙的浑沌中，我终于想起了基督和他的使徒们──

他们，这群古代文明的腐烂中迸裂出来的生命精华，竟然在类似的绝望中完成了那么深刻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把命运的遗弃一变为上帝的祝福！从而把死亡变成了复活与永生的准备，也使被损毁的天才成为永生的救主。由此，他们将“对世界的恶心”（这是目睹刺眼的悲剧而不可能不发作起来的旷世情怀），升华为拯救的热切。阿们。

他们是多么超越的人！超越，只能是心性的。没有最低限度的超越精神，你怎能理解这个令人毛骨耸然的世界？尽管这种令人作呕的本相常被窃贼们小心翼翼地隐藏着、文饰着；否则，你就无法拥有使人得以生存下去的起码条件。

否则，超越是一种幻构！因为幸福有待于无待，超越有待于“非超越之境的压力”。

054

“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是的。

但群体的、民族的生命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各种人间事业的寿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死亡是终极的、不可跨越的？──这一“科学的认识”，已构成了一切现代世界观的共同基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皆源于此。民主主义与集权主义，皆源于此。现世主义与出世主义，皆源于此。现代享乐主义与现代禁欲主义，亦皆源于此。

从这种“科学的认识”中，生出了无所返顾的拼死冲力！

这就叫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自然”。

认识（“世界观”）是道，生存状态是“一”（同戴一天），生活态度是“二”（彼此对立），人的精神是“三”（参差不齐），人的文明景观所组合的世界是“自然（这多具讽刺意味）”──现代世界的一切绝望和疯狂，都来自这种意义的“自然”！

055

“人生是空虚的”、因为“金玉满堂，莫之能保。”金玉质地的尚不能保，何况血肉形成的人命乎！何况一切人所贪恋的过跟烟云乎！《旧约·传道书》则从“事业”（而非占有与物欲）的角度，论证了相似的思想：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益处呢？”

这种“颓废主义的风论”却给了我一种启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的人，生存于世，唯一有持久意义的事，大约也就是留下一种“风度”，即在常人极易丧失风度的险境之下，依然保持风度──那种高雅，那种尊严，那种“为了风度而风度”的精神！是它，写出了人生的最佳韵味，写出了人格的极境！而当一切存在与故事，烟消云散之后，这风度将成为最后留下的珍宝。正像海中的生灵死了，留下了五光十色的贝壳。你能说这贝壳不美，毫无意义吗？死亡所造就的珊瑚礁，甚至形成岛屿和大陆架──嘲笑了山岳的无能。

这空虚的风度啊，它能消灭幸与不幸、穷与富、潦倒与发迹，辱与荣，甚至死与生之间确凿存在的差别，从而把世界的形象根本颠倒。这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十字架上的奥秘”！

056

人生的诸多“目标”，实际上只是激励人前去运动的一个定向仪、定位器罢了。因此，任何“目标”一旦达到，它原先的功能、价值、意义，立行失去。

活着的人需要活性的运动，因此，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系列不断翻新的目标！因为生命在动态中，运动不断更新，所以目标当然处在不停顿地易转之中。这不是什么病态的多变，这是“人心不古”的生物学基础！

你热爱生活吗？热爱。好的，那么你一定经常轮换自己的目标，向新的领域冲刺！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十分高迈，很难企及，他就难免失去了新探索新尝试的大量机会，从而给人“墨守成规”、“一条道走到黑”的印象？他因此就会被指责为“厌世者”。因为他竟然放弃了生活的精华──喜新厌旧！对此大罪，如何赎还？

057

──世界、生命、人类，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的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是乱糟糟的；如果一切都是整齐，井然有序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第四卷第一章

*八、世界既不好也不坏**

058

世界既好也坏，对冲之下，世界是个零。

意义，只是一种文化！如果人们返朴归真，一切意义便会失落。

意义死了，便只有欲望留下。

059

有什么样的欲望，便有什么样的神！所以，便有了爱神、战神以及死神。甚至连死也是一种欲望！否则就无法想像“死神”是从哪里爬出来的。

060

人欲无止境，所以便需要理想、道德、操守、毅力、事业、努力、牺牲，以求得心灵某种心灵的休憩想：一个极端为另个极端，提供了平衡的力。真正强烈的欲望往往是心性的，心性的冲力需要以心性的冲力来中和。所以，即便是为了下一阶段的纵欲，也需要理想主义的禁欲，所谓休生养息是也。

061

没有不能忍受的，也没有无法忘却的──这就是人！

062

过去的哲学家说：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它实际上是在那遥远的天际，闪烁着神奇的星光，我们可以望见它，却难以抵达并行走在它上面。人的使命，仿佛就是怀抱对它的坚定信仰并尽全力开辟一条通向它的捷径。

零点哲学说：这条遥远的路并不存在；因为，只有你站立的地方，才是你的路！除此之外，你应放弃对于道路的一切奢望与信仰！

我们站立的地方，才是我们的路。除去这条形微迹隐的道路，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一切道路的始点与终点，是一切思想的摇篮与墓地，是历史的枢纽和宇宙的风眼。但它也毫无声息吗？它也不着印迹吗？它也是无始无终循环往复之圆的一部分吗？

是的！

我们辐射着的目光，生命的世纪之圆！

063

哲学，曾是“卫生的方法”。它的功能在于寻求心理平衡和身心平衡。──这是现代心理学多方研究而后得出的一个“公理”。

零点哲学，与圆的沟通、渴望回归自然的状态，正是源于──抗拒现代气候中那无孔不入的压力。新一代人，手持零点哲学的圆形宝镜，观照自然，协调自身，平衡日益恶化的现代气候。零点哲学，正是大工业文明下迟早要成长起来的“精神医学”。

064

零点哲学诞生在中国，是极为自然的。哲学原是语言的延伸、文字的完成；而一个中国字，恰是一个完整的意象，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一个自足的封闭的可以实现循环的系统。“〇”的思想，正是对中国语言（它是单音的、一音一义的）、文字（它是象形会意的、非线型的）、文化（它以循环观念而非以直进观念为核心观念）的颂扬。它鄙夷欧洲式的线型进化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它对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的关注，大大超过对宇宙空间探检的热情。零点哲学，是一种成熟的智慧。是一个民族以其五千年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提出的。

065

零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自“对轮回之苦的畏惧”。

它是对轮回的摹绘，它是对轮回的颂扬，它是对轮回的消解。

它如何能面对轮回而无动于衷？它又如何能面对轮回不无动于衷？

066

零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发自“对宇宙节律的期待”。

它是对节律的点化，它是对节律的讴歌，它是对节律的还原。

它如何能面对节律视而不见？它又如何不对节律听而不闻？

节律──轮回；轮回──节律。

节律，一小轮回也；轮回，一大节律也。正是在分与不分、亮与不亮之际，我们听到了零点的消息。

零点哲学，又是某种“死亡哲学”。它教人如何面对死亡和一切类似死亡的困境。它源于濒死感，并力图战胜濒死感。

067

每一块地方都有它的逆境。每一个瞬息都有它的绝望。“逆境的美德”是人生之宝，对任何一个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来说，“逆境的美德”是没有机会消褪的──他不断回归零点，他所吟诵的零点哲学，不就是一种逆境中的沉思吗？

068

零点哲学的“双重结构”：

（一）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各个时代的“真理”。没有普遍的或“人类的”真理，只有特殊的或某一群人的“真理”。

这是本体论、历史学、世界观。

（二）寻求我们的和当代的真理，巧妙和牢牢地把握住它的具体形式。

这是伦理观、政治学、社会分析。

069

零点哲学是青年的哲学！A，〇是种子。B，〇，承前启后，无中生有。C，青年的命运是典型的“一切从零开始”，是创教者。D，青年对生物遗传和文化遗绪都有所承袭，但他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个自成一体的存在。E，截断，是承袭的另一种样式。

*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070

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却日益走向青年。

只因越来越失去了对某物（如青春）的把握，你反倒越来越能够深入体认它；而只有新的体认，方能结束过去，开阖未来。

071

许多伟大的宗教与哲学，都充满了对青年的零式期望。

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能进天国。”

老子则对“婴孩”的浑厚生命力，颂扬备至。

甚至连孟轲老夫子，也对“赤子之心”充满敬意。

在世俗生活的领地中，“有”是一种财富，任何财富都必定体现为“有”；但在精神生活的神圣中，“没有”却是比“有”更重要。“没有”可以变出“有”来；而“已然之有”却常堵塞了通向“未然之有”的新路。在此，“有”比“没有”更危险！

我看到，许多有希望的生活，不是断送在“没有”的匮乏中，而是断送在“有”的充实里！例如，疯狂的工业文明之“有”，打乱了人赖以存活与幸福的生态系统；而唯独消解这无耻之“有”，方能免除人的最大危险。

072

新的创造，已经成为精神人物的别无选择的希望与出路。

就此而言，“失败的试验”、“无意义的创造”、“疯狂的发明”、“令人诅咒的真理”──都是具有丰富意义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间会使失败本身，变成胜利的象征，甚至是胜利事物的本身（这种领会比之“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提法要深刻百倍）！它使无意义的失败，变成满是含义与影响力的体验！它令疯狂的堕落，变成升华的前奏，甚至那令人诅咒的恶魔，也因人生的流易，而化为吉祥天女！甚至雨神的唾液，也成为农人不可须臾离之的甘霖……

073

天才之慧，在常人梦想不到的时刻，熟落在常人梦想不到的地点：开出常人梦想不到的花，生出常人梦想不到的果实。

请不要用“现在”去否定“未来”及其一切可能性吧。在这点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很有效地教训了“满大人”的野蛮朝代──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甚至有害的“宗教”、“科学”、思想自由──终于化作“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了沉重压制的清廷大门……

074

对艺术而论，“新颖的就是好的”。潜在的价值则要高于已经验证的价值。艺术的表现是如此，就思想的运动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的研理又何尝非此呢？生活、体验、科学、制度、战争、和谈、幻想、爱情……哪一样不是潜在的价值要大于已见的价值呢？

多一层新颖，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可能，就出示了一条道路！

新的道，自有新的景观；新的气象，自有新的刺激以致新的生命。

075

思想，也是一股气；思想家，就是一个气场？

076

一切创造能力的共同命运是：它源于自我──即某种特殊的性格──又回归于自我；它仿佛一个征服世界的无敌勇士，绕了地球一圈又回到了故乡。啊，这是精神闪闪的故乡。

一切创造能力又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它是特殊性格的外射──因此归于自我是无可回避的。否则，它本身就会变得前后矛盾、支离破碎。为了自我的完整性，它不得不囿于自我：它是一个无所突破的“圆”，一个自我封闭自言自语的系统。

如果文化、社会的整体要继续前进、随时代而易进的话──就必须保护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循环！以便超越这一循环、整合这些循环。

创造型人格是历史的导火线。创造，不是为了无谓地烧掉导火线，而是为了显示人格后面的支持性力量，以宣泄宇宙的幽愤！

077

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义学说的最大谬误，不在于他们宣说了“世界是虚空”──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什么“虚无主义者说世界是空虚的，因为他们自己是空虚的”之类，全系悖论。实际上，这位牧师的儿子要说的本不过是“恰恰是人──即创造者──填补了世界的空虚”，但他的表达却把他的思想给毁了！

虚无主义的真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幻的前提上：“世界是实在的。只是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它，所以世界终究是虚空！”

但谁曾深入思考过，使人悲哀、颓唐的并不是“世界是虚空”的结论，而是“世界是实在”这一前提，以及由这一前提而暴露出来的推理过程：“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世界。”是的。这才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击揭示了人的软弱和人的处境的根本无望，也揭露了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主义的谬误：如果世界之空虚仅仅由于人无法把握世界的实在性，有关“虚空”的命题岂不纯属主观的臆测？！

由此判断，虚无主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羞羞答答的实在论；因此，它实际上很不幸地使自己堕入了自暴自弃的颓废和沉沦。

打倒虚无主义？但虚无主义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我们的零点哲学，建立在与虚无主义相反的基础上：世界的实在性是自相否定的“〇”，是既有正值又有负值从而达到既无正值又无负值的平衡态：“零”。

我们生在零之废墟上，我们埋在零之废墟下。

除此之外，我们只有自己而已。

078

生存状态！──因此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所谓生存状态，也即活得是否健旺，是否充满一种本能的美。

宛如动物的皮毛在阳光下闪光？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自足的，仿佛进入了无我之境，因而很难干扰了。

但是，竞技状态作为人生的又一要义，却是靠不住的。

所谓竞技状态，不仅指生理的，也指心理的，它是马在临战前的扬鬃奋蹄，是猛兽在草丛中虎视眈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外界激发而产生的“心潮逐浪高”。因而，它可以被扰乱。

生存状态是内在的，竞技状态是外在的；二者仿佛不同轨道，但还是分离、对立，并互为补充的。如生存状态不好，则提高竞技状态以补充之；而生存状态好了，竞技状态可能反倒一般化了，平庸了，乃至进入麻痹之境了。

第四卷第一章

*十、一个寂寞的时代**

079

一个寂寞的时代。晨星寥落，朝阳还没有升起来。

一个漫长的时代。忽生忽灭，像垂死的龙左右摇摆。

一个沉闷的时代。孰能遁世？栋梁在地府的深处沉埋。

080

如果说语言已经构成了现代人类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没有恰当的对话者，将是多大的落寞、多深的无聊、多么剧烈的心灵疼痛！

虚空中最大的虚空，就是在看不到星光（尽管你已预见到满天星斗的动人场面）的处境中，也得不到语言的慰藉；于是那布满弹孔的心，甚至连找个支点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也永远失去了。

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生在充满灾祸的时代，人们已习惯于把坏事与好事等同看待了。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好坏一片混浊──以此自慰，以此睁眼瞎，以此神情麻木地渡过这深渊！

从语言到语言，已成了不足月的软骨症患者们的通病。我们还洋洋自诩，把从早产的经历中带来的病胎叫做“和平主义”！这简直是对人性的污蔑。在这种污蔑中，他们把“罗马的和平”与“犹太的和平”划上了等号！把秦的荣耀与六国的屈辱等同而视！

从语言到语言的早产行为，是一个太小太小的圆，它只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句号，一颗中国式的空心菜。它远远够不着历史上的圆周运动，它不配？

没有比这更能写出哲学的风度的了：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

没有比这更能写出哲学的事业的了：

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怅怅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没有出这更能写出哲学的悲哀了：

银云栉栉瑶殿明

宫门掌事报六更

花楼玉凤声娇狞

海绡红文香浅清

黄娥跌舞千年觥

仙人烛树蜡烟轻

青琴醉眼泪泓泓

（李贺）

“剑光照空天自碧”一句，写尽哲学的功能。

“酒酣喝月使倒行”一句，写尽哲学的狂诞。

“青琴醉眼泪泓泓”一句，写尽哲学的无奈。

082

他做了一个梦：他穿过一座宽敞、明亮的“筒子楼”走廊，走廊两旁的每一间房里，住着形形色色的年轻夫妇，做着形形色色的事，那浓郁家庭气息使他着迷。……每一间房门都敞开，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走动，甚至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这使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幽灵。笔直的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没有门的洞口，他看见洞外那蔚蓝色的天，一片耀眼的虚空，殷切地召唤着他。他多想走得稍稍慢一点啊。但他知道，他必须旁若无人地走过这条方形的、线形的“甬道”，而且不能显出丝毫犹豫！世界留给他的，只是那片眩目的、一无所有的蔚蓝，还有，那甬道尽头的圆形洞口。那时刻准备把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吸出去的洞口。

弃方从圆，离却线形的道路，而跻身广漠的空间，这就是他的宿命！

083

以此彻悟为新的起点──

远眺：朦胧的秋月。

明赫赫的地火仿佛幻觉。

加映着一枚烟斗的红光，

那是一束失而复得的思想：

只要能够看见的地方，就可以抵达。所以，人能登上太阳，驶入银河。

只要能够思索的观念，就可以物化。所以，灵魂可以见到上帝，参拜众神、目睹“〇”的盛况！

084

北京，充满神秘启示的地方！

北京，深邃而幽远的精神保留地！

你是中国的精华。如果你哭，中国就泪流满面；如果你笑，中国就欢欣鼓舞。

第四卷第二章

*一、宇宙是圆的**

085

宇宙是圆的！天体是圆的！人自然是圆的！甚至，连我们每天踩踏的大地也是圆的！所以，人们便称它为“地球”，尽管，这称呼与他们的直觉（大地是一板块），本不相容。──不论你的感觉是否发现，世界都是一个伟大的圆！

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圆鼓鼓的。水滴是圆的。太阳呈圆的。火光是圆的明亮也是圆的。树盖是圆的。花朵也是圆的。甚至连杂草与灌本丛，也莫名其妙地长成放射状的球体。

高耸的山岳不圆吗？但随着天漫漫、日悠悠──它也越来越呈现出本来的圆形。在山上奔跑的动物也是大体上圆的。它们有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躯干，圆圆滚滚的四肢……而飞翔着的鸟类，无一不像个轻捷的圆盘。

“圆”──这是宇宙的普遍命运。“运行轨道”──只是这一命运的可见形式。哪怕是毁灭存在物的“爆炸”──也都呈示着放射状的“圆”！

086

只有人工的东西才与大自然的圆形精神背道而驰──它们大都现形为方！房子是方的（尽管加上了圆形的屋顶……），门窗也是方的，桌子也是方的，床也是方的，砖块也是方的，甚至机器也是方形的居多。

最能象征人的存在的物体──书籍──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是方形的……

古代中国人的伟大智慧──使人们把活着的、还与自然相对的人们所居住的城垣，砌成方形的。而把死了的、已彻底归返自然的人们居住的城垣（如陵园），砌成圆形的。所有的中国式坟墓都以归返自然为宗的，所以他们都以自然之形（圆），作为自己的象征！

人以自己的创造物一再用方形来破坏自然之圆。他们把这叫做“文明”但实际上呢，他们最终不过是成全了一个富于人情味的更人的圆。这大圆给被文明吸干了骨髓的人们以宁静，并呼唤他们“归返自然”。

087

东方文明曾比西方文明更懂得“圆的意义与价值”。西方人常把坟墓砌成方形，并树上一座个方形的十字架，似乎用以表示他们死不瞑目的精神。而东方人，甚至连居处也多所采用圆形结构，如圆亭、圆门、圆庐、甚至圆形的台榭等等，这在非洲和蒙古包那里，就更加明显了。他们把这种造型，更多用在修身养性的别居里，而不是用在正式的府邸中。这是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圆形体现了自然的精神，仿效这种精神，可以使人顺应自然、放松紧张。

人从圆得到生命，从方得到成长，但只有归回于圆，人才能得以成熟和安息。

088

为什么真理不可以表述？为什么心中的真理一旦表述出来，就常常变得可笑而滑稽？因为真理也像大自然一样──是圆的。而任何表述，都不可能是圆性的。它们只能是“条理化”的。而方形的表述，只能流于“片面”，“全面”的必须是圆形的。圆体意味着无数个“面”。人眼和人心尤其是人手与人嘴，难以顾全这些“面”。

真理因此甚至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人的文明还不够圆，人已习惯于他们凿凿自认的“方形大地”。

他们根本忽略了整个自然过程──也无非是个“圆形过程”，从这种意义说，人所面对的新型世界使命，就是锻造一种与自然相应的“圆形的文明”。

089

方形的殷代大鼎，终于演变成后来的圆形“香炉”──这表明中国文明的精神是怎样对大自然进行妥协让步的。这一让步政策，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我们不是要评判其优劣，仅仅是指出这一事实。

崇尚方形的殷人或许还不懂得这一东方式妥协的价值，他们一味黩武，想穷尽那方形大地的神奇边缘（希腊史诗英雄和亚历山大们都有类似的精神状态）……其结果呢？连老巢也被那些懂得“圆形天命”的循环道理的周人，给倾覆了，即便那周人只是一些“半开化部落”。秦人和隋人，也都喜方而疏圆──他们刻薄寡恩的革命，后来都演为腐败的虐政。

《周易·系辞》的作者说：“《易》之兴也，其当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惧以终始……易之道也。”周文王在他的囚禁地，终于发明了宇宙自然之德。“惧以始终”──就是以“圆形哲学”去教人敬畏天命。无盛不衰，无危不平──一切人间的方都要归返自然的圆。深沉动人的易道，同人们展开了多么博大精深的笑容。

这，也就是《复卦》所呈示的“自知”之智。自知者，归返自然之知者，弃方从圆。

090

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的基本对立，大体可归结为圆与方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贯穿起文明史的基本旋律。《周易·系辞》是如此参透这个哲理的，它说，“蓍（自然之物）之德圆而神；卦（人造之物）之德方以智。”在它看来，人文性的智慧，大都是方形的；而自然性的神机则多属圆形。所谓“六爻之义易以贡”──那是指，以人的方智去体察自然的圆神，从而得出了圆形的易（指流变的圆形）变易为方形的义（指呈示的方形）的文化混合体。

这一混合岂不也是人的文明骚动不安的根源？

中国文化，在其可能的一切方面，都采取了与自然协调、向自然妥协的路。惟独在文字造型的发展上却大相径庭。中国宇，没有采取线型字的“圆化”拼音的发展方向，而是日益“方化”──最终铸下了“方块字”象形表意的雄确。所谓“日益方化，当指它在起步时还保留了较多的自然圆性，后来则日益弃圆以从方，凝结为不可动摇，难以通融的方块汉字。

从殷契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周宣王的籀文、以及春秋的大篆、战国的小篆、汉魏的隶书（它在北魏的汉化复古气氛中曾一度复兴过）、一直到唐宋时代的楷书──中国字走完了它日益“方化”的全部进程。最后，在“仿宋体”中──文字的方化形式，得到了最凝固、最彻底和最有力的呈现。与此同时，中国精神“求圆化”的强烈倾向，则以另一种方式有力干预了文字的这一方化进程：其表现，就是行书和草书的出现。

091

西方文字，却走着与此相反的途径，它是日渐圆化的。从埃及的类似甲骨文的象形宇，到腓尼基字母楞头楞脑的圆体、最后，在希腊字母娇柔的圆体中──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后来，罗马宇开始了反动：

它有方化的倾向。这在它的大写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的手写体还是保留了完全的圆体精神。可是，这一反动被日尔曼式的哥特体给拦腰截断了。哥特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式微，正是由于它的圆体性质，不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形性格。但现代文明越演越烈的方形性格，正开始被人们所厌弃，因此，拉丁字母多种样态的手写体，正具有日益圆化的趋势。这正是西方文明中“归返自然”的寻根热，在字体上不期然的流露。

第四卷第二章

*二、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

092

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这里含蕴着多少惊人的秘密。

圆，是生命的象征，是自在之力与自在之神的象征。它不假外求，它以内在的喜悦，满足自己与万物的需索。

卵，只是它的可见形式。它，还有更多更多的微妙消息等待我们去谛听。卵，只是它的规则形式；它，还有更多更多的不规则轨迹，等待我们共体味。

094

我们拼命向外寻求的东西──其实在自己的身上早就具备了，如“万物皆备于我”，中国人的见地早已深及此地。

东方，因此并不需要西方的真理。不需要向西方寻求什么海外异闻的拯救。这些可能的真理，东方业已具备或本不需索。

094

在辽远的东方荒野里，遗落着一个溅满泥浆的鹅蛋。它圆圆矮矮的，貌不惊人。众人行经它，不屑一顾。年轻的西方人说，看，这块远古的化石，老迈的中国人叹了一口气说，“唉，一块士疙瘩。”但鹅蛋并不是土疙瘩，它也还没有僵成化石。在它那圆圆的、封闭的外壳里，正鼓荡着生命的潮涌！尽管它尚不为人所窥见。它孤独地发育着，日趋成熟，在这冷漠的荒野里。没有人来温存它，没有父母、师保、同道，它只有一个孤独的圆。

有一天，圆形的外壳将被它的内力所击破。天鹅将从中破壳而出……以其全新的天姿，铸造一代国色。

它将到处飞翔，四下里觅食呼啸。它将有爱情，它将有地土，它将有清香，它将化幻梦为实在的能力，

然后，它也要生下一个圆圆的鹅蛋──世界再为它溅上了生命的泥浆……

从此我们可以把这新思想命名的“零点哲学”。也可以把零点哲学叫做“胚胎哲学”、“地球意识”、“浑天思想”……总之，这是颂汤圆形、阐发圆的精神的新思想！

零点哲学，不仅是零点时分的思考中的哲学，也是圆的周流万状的运动中的哲学！

095

世界是圆的，从无限小到无限大。

空间是圆的：从这里到那里，再从那里到这里。

时间是圆的：从古到今，从今到古──各种时间交错对流。

数量的序列也是圆的。从正到负，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从负到正。

096

一切事件与冲突，都被遗留脑后──过去化作渺小的黑点，未来向你展示一片茫然的空洞。只有现在在喘息，在渺小的黑点和茫然的空洞之间飘移。

097

世界是美好的──特别是当你并不索取、只是给予的时候。否则（当你急于索取而吝于给予时），他就黯然失色、满布陷阱了。

098

圆，是最不稳定的、流动性最大的。

圆，又是最稳态的，颠扑不破的。他无端倪，无方位，没有前、后、左、右，所以，尽管外力使它变幻出一万个姿式，但它的形象与内质却是始终不变。圆，是在流动中见稳定的。

圆，能承受最大的外部压力。所以，即使连一枚脆弱的鸡蛋，有力的手也无法握碎它。这表明圆形可以依靠它的结构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巧妙地“以夷制夷”，实现内外的平衡。它因此完满了，统一了，构成一个自我完善和自行循环的世界。鸡蛋的启示是世界的缩影。如果我们的文明完成了圆形化回归，也就拥有了颠扑不破的力量。

099

人站在奔驰的车辆上，车子的前进与人地的退缩，实际上是一回事！构成这相背运动之枢纽的，是车轮。车轮实际上既不前迸，也不退缩，它只是自转自足而已。但它既带来了“前进”（对车身），又带来了“退缩”（对大地）。轮，因此成为世界之轴。

每一种文化的核心，也是轮形的！从理性主义看，这轮是“矛盾”的；但从本能的文化看，这轮却是在矛盾中自我成全的。

人站在大地上，则看见车子前进；人坐在车子上，则感觉大地的退缩。而当两旁都有连续的车列疾驰而过时，车上的人竟会错觉为是自己所乘的这部车子启动了！客观的、超脱的、可以公正评断这一切的第三（立足）者，根本没有。所以，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以为自己的母语最动听，都以为自己的母文化是最优秀。说实在的，任何人都无法“客观地”驳斥他。哪怕他的文化是一种原始文化。

100

制度本身是方形的、不圆的。但从大体看，民主制度是半个圆，专制制度是半个圆，他们合成人的政治生活形式（而不是“内质”！）的完整的圆。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看，民主与专制既是互渗的两种原素，又是互相交替的两段流程。民主并不是无条件地优于专制，否则，便无法解释历史上的民主制度何以会一一无可挽回地衰落掉，而专制手段又如何得以再度支配社会。

当代人之鄙视专制而崇尚民主，是由于我们正处于流程的这一端（趋向民主）而已。正如专制之弊要吃下民主的补药一样，民主之弊又何尝不需借助专制力量予以削平？人之需要专制主义一如人之需要民主主义。否则便无法理解民主政体何以会周期性地让渡给专制政体！因为两种政体，原是为了满足同一人性在不同季节的不同需索！

第四卷第二章

*三、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

101

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情感世界的全景。恨得厉害，爱得深厚；爱得炽烈，恨得刻骨。

仁爱是半个圆，残酷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行为的整圆。在任何仁爱中，都有隐蔽的残酷；在任何残酷中，都有隐蔽的仁爱。

“有人欢喜有人愁”，愁与欢喜的因果关联于此揭然。世界的总量就是如此──欢喜是建立在愁的基础上的，愁又是以欢喜为前提的。愁与欢喜，不仅是互相转化的，而且彼此合一：合一为芸芸众生的哀乐之圆。吉与凶（神秘的），利与害（世俗的），生与死（生命的），荣与辱（社会的），甚至和与战……也是如此并存于更大的和谐中。

和谐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的对位所构组的和弦”！

102

神秘主义与唯理主义是对应的。正如科学与神学也是对应的。而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唯理主义的哲学是一更大、更广的对应。在我看来，神秘主义哲学与唯理主义的神学还可以互相呼应，彼此论证──前者代表了一个兴起；后者象征着一个式微。二者首尾相缠，则成一个精神的圆周。就西方思想言，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是前者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是后者的代表。就中国思想言，庄子是前者的代表，董仲舒是后者的代表。阿奎那反对普罗提诺的异教性，董仲舒力主罢黜道家在内的非懦思想──但这并不能掩饰他们与其“私淑”的血亲关系！

103

对于“现代”来说，“中世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如对于“中世纪的压制”来说，“罗马的颓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发达国家正面对的“后现代化时期”，肯定也将临到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的头上，那时，“现代化”就是陈旧落伍的了，那时中国将面对自己的后现代发展。那时，“现代化”对中国将是依旧落伍的见证！又一种“罗马式的和平”及其颓废，要降临并覆盖地球，又一个“中世纪”的必要性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显露在那时最有预见性的人们的心理地平线上！

“否定之否定”只是一种概念游戏，这种概念游戏是在不乏生硬地描述着“大圆规运动”的事实。在这一事实下，我们今日的无谓痛苦，恰恰就成了明天盛业至德的准备；我们今日的煌煌“事业”反倒会成为明天的障碍！我们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向前滑行──顺其自然（这“自然”必是圆规运动），因为圆规运动是最自然、即阻力最小的运动方式！无为而治（这“治”必定呈现为一个立体的圆形，因为圆形是凝聚力最强、生成力最旺的状态）；是崇高的肯定和确认，而不是卑怯的回辟，使我们变得高大。我们热爱的运动形式，是向前的回归，而非向后的叛离。它的轨迹是顺时并圆满的，而非逆向并蛇行的！

104

人人都翘望灿烂的星空。但谁又愿意知道那里弥漫着多么深的荒凉与沉寂啊。那些圆形的天体，是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的。否则，它不是烧毁了你的肉身，就是冻僵了你的灵魂！在圆形的自然里，人们得不到一如预期的屏障，他就得诉诸人造的技艺，去锻造方形的文化。

105

方形的文化总是在论证世界的美好。艺术是这样，宗教、科学以至政治祭祖也都是如此。但圆形的自然却不论证，它只是呈现，并在呈现中发布了让你不得不倾心去论证其美好性的指令。为了方形的文化，我们经常舍弃圆形的自然；正如为了论证的完善，学究经常修改他的论点。结果，世界的美好恰恰在这论证中被消解了。如果我们拥有了足够的智慧，可以胜任理解“文化与论证只是方法和道路，而不是真理与目标”这一重大命题时，我们突然发现，真理不在任何经典性语言屯真理仅仅是这个世界所呈现给你的一切：目标并不在彼岸，目标仅仅是这个运动中的实体。蓦然回首，哦，是目标发现了真理，而不是真理发现了目标！

目标与真理都是圆形的、自然的！

这是和彼岸的方形目标、唇舌的方形真理人为不同的“目标──真理”的联合体。

第四卷第二章

*四、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106

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文明要求强制性的秩序。

圆形的浑一的窟窿，被铁制的条栅切成规格齐一的众多方块。这仅仅是“可怕的偶然”？还是被称为“幸运的必然”所无法规避的？文明把人变成了受监禁的生物。狭义的监狱不过是文明社会较富戏剧性的典型事例罢了，因为文明社会尤其是在两种文明社会之间的残酷的过渡社会，是典型的广大的监狱。

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比巴黎革命中攻克巴士底狱的行动，更能体现卢梭主义的那种反文明、亲野蛮的精神了。但通过革命的野蛮化洗礼，文明的进程不是弱化了而是加强了，所以，有更多的监狱在革命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狂热，正是新的、更为剧烈的一幕文明大戏──代议制民主时代──的曙光。

107

崇拜自然和崇拜文明──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取向；就中国思想来说，必须承认，崇拜自然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某种并非自然的文化！文化的非自然倾向虽一，但在亲文化还是反文化的取向方面则有异──这也是儒家（亲文化）与道家（反文化）的根本分际之所在。

108

道家尚圆、儒家尚方。谁更好呢？

须知，“存在”与“意识”也不是分裂的！而是构成一个更人之圆的两个横断面。这圆形之神被一些智力刽子手杀死并肢解为西半，他们把这一半叫“存在”那一半叫“意识”。但这一切五光十色、纷纭无尽的客观存在──究其实际，它们的本原都是创造了“心”与“物”的那大圆园。“心”分化为“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在我们内心深处光鉴四表的明彻中，曾把易化视为主观的客观投射……它作为一个“异化了的我”，实际上，A的儿子B并不是A，也不是A的另一个儿子C，C与B同为A之子，它们仅仅是A之子或C与B！

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一旦越过──思想者就会堕入自我中心论的迷蒙泥沼中……这一限度就是，必须承认“太极”、“易化”本来是一“超级实有”，是从可能出现的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极品！毛病仅仅在于，我们所谈论所感觉的“太极”及“易化”，可能是扭曲的。即我们的心的属性。即C于B。它们免不了要渗入我们的幻觉，从而失去A的特性，而只是A的“影子”了，即，仅仅是C与B。

109

须知，易运、易化、易道之秘，并不之是我们的“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而是高于我们心灵的那大圆的属性。是我们的心与那大圆的奇妙化合。因此，不同的心所照见的“易运”、“易化”、“易道之秘”是大不相同的。有些“心”，则根本无所照见，只觉得一片混钝。甚至比单纯的混沌还糟，是自以为明彻的大混沌。这样的“心”，是业已塞了本绝了源的浮渣。世界上这样的心居多；这种状况，正是哲学的用武之地。

和那些挂着唯物主义羊头的哲学肉铺不同，我们并不把习俗认可为“正常”的一切视同“真实”。

真的不必正确，正确的不一定真！人的感觉之表象和人的要求之表现，本身就处在永不固着的迁化之中，“正常”的服饰可能一变为“反常”的装束；“正确”的磐石可能一举化为“错误”的烟云。但“真”却不会蜕化，它不会沦为假的，除非它原先就只是流俗心目中的仿真。

人们只需要“正确”（知）与“正常”（行），因为需要生活上的便利。尤如人们为了更有秩序地生活，也需要一顶帽子（知）和一双鞋子（行）。帽与鞋固是人所不可少，但其款式却不是固定不易的！旧去新来，一切常流，才不腐朽。──聪明的市民郡知道，时装的常新机制在于它的周而复始性──一个新的款式，对相隔了几代的更古老的款式，也许只有些微的改进，时光仿佛倒转。其实，高级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旧去新来，变化无多，其秘密在于“周流”二宇。

110

人的认识的变易，并不仅仅表明“知识的进步”；更重要的，它意味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观念更新。想从“文化积淀”的角度去说明所有一切文化潮流的演变，那该是多么荒唐：是人的需要使人的认识升格为“真理”，而不是这真理在事实上或在后人心目不再荒诞不稽。

人类把“持久需要”化做了“永恒真理”，需要的人们，任谁也看不到真理的可笑之处了。除非思想者已被放逐出正常的生活秩序，否则他就不会鼓起揭露这弥天大谎的勇气。而即使他的勇气，也是发自其无法固定的生活需要！

111

“我们体察到的易化”，必与“实际进行的易化”相去甚远。不需观察家来指破这一点，我们就应已有自知。我们不该为此而羞愧，相反应该为此骄傲，我们毕竟窥见了“易化过程的影子”！尽管这影子是零乱的，这观念是飘移不定的，犹如魔鬼岛屿似的。但就其“我们体察到的易化”而言，却是真的！它真的体现了我们关于“真的易化”的真诚思想……所以，它也该是圆的！是不固执于自己的！是与时俱化的。在哲学上，它是以工具论代替了本体论；以怀疑论代替了认识论：工具论与怀疑论，就是它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112

悲夫！我们所谈论的一切，我们所切肤的一切，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我们所梦想、所耿耿于怀的一切──都是“我”所幻化出来的，都是“我的派生物”。从最崇高、最动人的意义说，它们都是“我的心镜”……

否则，世界上何以会有如许众多、形形色色的“我”及其哲学呢，“自我中心论”经常受到一些自命负责的、有官位的思想的谴责。但是，“自我中心”又何尝不是一切“意识生灵”的最重要的标志？正是作为它们独有的特点，自我中心往往才是它们最致命的弱点。为弥补这一缺失，宗教负责的思想才应运而生，把它的冷水，泼洒到人心的傲慢之火上。其最大功能，是抑制人过度的自我尊崇，以便让他更少焦虑地活下去。

113

“易化的节奏”、“易化的狂潮”、“易化无所不在的阴影”──这些对易化的描述，可能不为每一个人所同意。人可以轻松地承认有一只蚂蚁在那里，但是对于稍微大一点的东西，却往往视而不见。如庄子所谓“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而对于一个笼统的、模糊、不可分析不可表述的“生生之易”，要承认它，是何其难啊。尤其是对于公然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

114

从最终的意义上说，这是对的，易化是不可分析的，因而就无法描述。易化只能被天赋之以灵眼慧心的那一类人物──用那直窥本原的“透视心镜”突然捕获的。神学称这种捕获为“启示”、“顿悟”，近代生物哲学则称之为“直觉”。其神秘，不仅在于突然地降临，也在于它往往突然地失落，而且永远不再重来。

但即便如此，那“顿悟”与“直觉”所捕获的是否就是真的易化呢？没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敢于明确地肯定这一点。我们只能说，在极大的机会中，他们所捕获的仍然只是“人的直觉真道”，即在日常语言中的真道与真理，但这并不真的等于真。隐瞒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抹煞了生命最奇特的本能和最深刻的创造力！而对我们的“易化思想”而言，这种现状不免构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和一壁顶天的障碍。

一切哲学的基础都在于表述。没有表述与分析（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步），一切哲学又是什么呢？它能为人所理解吗？它甚至不能说明思想者自己。易化哲学也许不能免乎此运。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它必须有所表述。即使这种种表述有很大缺憾，可能掩蔽了这一哲学的内在光彩──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业经说明和表现的不完满，总比无人（包括思想者自己）知晓的不完满，要好一点。因为哲学与思想，从最高贵的意义说，决非“个人的事业”，也不是用来赏心悦目与孤芳自赏的。

115

对这个世界而言，也就是说，对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而言，只有被它感觉到的东西才存在，只有被它承认“存在权”的东西才可以获得意义，只有被它的爱欲所的拥抱的东西，才有价值。这就是世界、生活与人生的冷酷之处。人生在世的关键问题，因此就成了关于“表现”及其形式的问题，而不再是“本质”及其“内容”。人们是通过“形式”去感知“内容”的。形式，给人们的影响比“内容”更为深切。形式瓦解了，内容亦异。形式不仅是表现的手段，而且就是表现本身、内容本身！表现所需要的力量方向和压力度数，甚至决定着形式的一切特征乃至所有的细微末节……表现因此就是一切：没有表现就没有存在，未曾表现就是未曾存在。因此，表演至上就成了这个世界的通病，成为人的最大时髦。人的祸福荣辱，都从“表演”之中来；而最最日常的表演就是，语言。所以俗语说，“祸从口出”，正如“病从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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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根据他人的表演来判断存在（从而把未经表现、尚未物质化的“存在”判断为“不存在”），天才则根据自己的存在来施展表现（把尚未表现、尚未物质化或叫尚未被人感知的“存在”予以表现、予以物质化），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化了的“存在”──差别仅仅在于这里。其余的渲染几乎全是惑人视听的宣传辞藻。

天才心中没有“不可能”这个词。他感到：凭着人的狭隘、浅薄、脆弱，怎能狂言什么是可能，什么又是不可能甚至“永远也不可能”的呢？即便是他，作为天秀地灵所生出的人杰，也不能外乎此啊，所以，所有的“预言”都是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

对于天才来说，每一个“我”构成了一个“世界”。一个“我”的死灭就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毁灭……在他那满含哀思的眼目之灼灼逼人的注视下，一个赤条条的婴孩诞生在“天人关怀的马槽里”（如耶稣）和一座白热化的星球之出现在宇宙间──实质上具有同等的分量！同样的意义重大或同样的毫无意义！

天才，根据他思考的明彻和灼热的（而非冰冷的）道德，遥遥望见了作为他的心力之结晶和天人之际的那个“唯一的可能性”……但他又何尝不知道，对于世人而言（悲哉！有时对他自己也不得不是这样！），在这“唯一的可能性”尚未显影之际，任何人也洞悉不了关于它的无限隐秘。所以当它还是秘密的时候，在人面前似乎横陈着千万条道路（尽管只有一条是最终可行的），而天才的使命，就是呈现这可行的道路，说明它，甚至使之成为必然。当这宿命还是某种“社会秘密”时，在世人面前好像暗藏着“无限的自由”、“多种的选择”，可能性几乎是俯拾即是。但在这自由的假象后面，唯有天才他看见了黑色的真理！

在这里，不论是古代中国的庄子哲学，还是现代西方的柏格森哲学──都一齐陷入了困境。庄子强调无为，但他的著作本身就反叛了他的无为哲学；他一面号召“与天地造物者游”，一面却汲汲于区区著述──他又哪得闲暇与逸致去“逍遥”呢！柏格森强调直觉，而他的著作本身就破坏了他的直觉哲学……从而写下了诉诸“理智”、诉诸“分析”、诉诸一切他所声讨之物的奇特作品！这也许就是哲学的自我讽刺，是哲学没落的前奏？是其被横遭践踏、无情扼杀或轻蔑取消的历史季节，已经降临的前兆？

第四卷第二章

*五、哲学不该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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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该反对自己。反对自己的哲学是没落中的哲学……其佼佼者，成为伟大的灵性宗教的曙光。在这种意义上，佛陀也以实践反抗了自己的学说──救世者的脚，嘲弄了出世者的口。至于他的心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对神秘哲学而言，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余地。要宣布一种哲学就必须依赖表述，依赖信息的传送。这半圆依赖那半圆来表现自己！不论这种哲学的核心多么高迈、超出凡人的理解力与想象力──都只能如此处于半附庸状态。这是由人类的生理──心理结构预先决定了的，概念，虽然是位极不可靠的伙计，但离了它，主人与主人之间就无法传递思想感情。至于说在“眼神”和“一瞥”中竟然满含信息的话，那显然只适用于言情与厮斗等“原始动物的本能发作”的场合，而不能适合比较高级的表达。这种原始交流手段，对富于人文气息的“精神场所”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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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哲学上的“表述”，不论它如何“遭到修饰”、“经过雕琢”──要想尽如人意地再现哲学家的所思所想，都是太难太难了！因此，“贵言”成了一个可贵的原则：“贵言”的精义，在于用适当的言辞，有效激发起接受暗示者的“灵感”。面对有关“易化”的如此庞大的思想，尤应如此处置。在易化面前，我们贫乏的语言和疲软的表现手段，只能是令人难堪地沉默着的！

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哲学（而不仅仅是拥有强硬的外在躯壳和完美的理论体系之作），应象充满灵性（而非徒具仪式与“禁忌”）的宗教──“超一切理”是更好的描述：它不是不及理性，而是超过理性，例如，它的语言是象征性的、恣肆无稽的。从逻辑学家的中庸镜片后面看起来，它的“荒谬”、“自相矛盾”、它的“诗的气质”是“过犹不及”，并不足取。但它自问自答，它不必是“科学的”、“出世的”。相反，它推崇行动、热爱“否定性的生活”。否定性的生活，就是意欲创造（它的初级阶段是“建树”）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现代人逃遁生活、反驳生活的碉堡”！科学实验室则成了工业文明中的“隐士们的修道院”。但时代的战士则不是背弃生活，而是渴望进击生活。他把哲学作为一个神话，他的哲学因此有了血肉与灵性。他也把生活列为哲学本身，他的生活因此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形式。

一定要有所行动（即便是“否定性的行动”），否则便没有希望……正如，必须要有所变化，“世界”才是世界。仅仅“观照”，是构不成“哲学”的……所有腐败的人、衰弱的人、堕落者、自甘失败者……一切仇视生命表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无视生命内质（生命的内质就是“反抗”）的人，都渴望这个世界永远不变。他们都在日以继夜地处心积虑，要为现存秩序的万寿无疆而祈祷。他们不想行动、不要行动、也不必行动；因为他们的希望之火已被欲水的横流所熄灭。他们的内在生命就这样枯竭了！对他们流着口水的家伙而言，世界已是不变的游艇、床榻、酒桌、吸毒室、或是写字间了，世界已经这样美好地固定下来了，而且还将固定下去。“还需要什么改变吗？”他们嗫嚅着。所以，最使他们颤栗不安的就是那充满创新精神的“否定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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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和为希望而死，原是人“生命的本质”。人生的一切，都由它而熠然发出。人生的一切动人色彩与不朽音乐，都由它从内里灿然流露。变化是“宇宙的本质”，宇宙间一切秘密和存在，都由变化催发、促成。世上纷纭无尽的万有，都是变的反响、化的影子，是变化，悄然流经，拥起千堆雪，它的泡沫与闪光，就是世界。万有虽然不能免于幻灭，但变化却作为“不变的常数”却永远施展其魔力：“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永在”。

一切“理”，本发乎“对易化的反响”。理的酝酿、产生，是企图追踪易化的努力。一个“理”，就是易化的一点反射，一点磷火……所以，“理”免不了“是片面的”之嫌的，因为浩浩易化这个超一切理的本原，敢于不顾世俗的毁谤、阻挠甚至谋害，而自由自在！易化追踪者啊，我们惧怕什么呢？因为世界的本原就是那高尚的否定者──他是宇宙圆形运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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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至善”？圆就是宇宙的至善，在圆形中变化，就是人的至善。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对“至善”的看法可谓“纷纭无尽”，他们各谈各的理，各家摆上了各色的谱。但是，他们那些互相矛盾、光怪陆离的思想也并不都是徒劳的。他们的精神活动，单个看来无足轻重；连续起来，则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一切存在与思想，彼此在冲突中相衔相全，构成一个周流的大圆。

哲学家们互相龃龉着，他们的对垒与他们的和解更有意义。他们因为他们的偏执证明了比他们更大更圆的存在。他们的观念表述法形形色色，合成了总的色谱光谱与“世界的结构”。许多人在谈论“宇宙本质”时悄悄渗入了至善观念；许多人在争议“人的本质”时投入了至善观念。前者倾向“性恶论”，后者倾向“性善论”。因为宇宙之性若是至善的，人就不免太邪恶了；宇宙之性若是至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间就成了至善的储秀宫了。

哲学家们交相辩驳，闹得天无宁日。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社会压制”与“人性要求”等观念，成了他们厮杀时相互投掷的一些匕首。这些哲学上的交锋、推委、转移、迁化，以至回到相反的立场……使我们醒悟了一个道理：“至善”不是可靠的磐石（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赋予上帝的功能那样），而是优美的行云流水（至善，像易化一样）永不停息、永不腐臭地奔驰着；至善既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也不是一种天生的秩序──至善只是一股随时而易、毫不固着的“流”，要不然，关于至善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流变、永远新颖的命运呢。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艺术技巧标准”和“思想道德标准”，终于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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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既非“存在”，亦非“关于存在的反映或摹本”，它只是易化的最终方向。这仅仅因为，只有在易化中，一切“恶”才化归乌有。在易化无与伦比的浩荡洪波中，人的理智只能逐流而去，再也没有独立施展的余地，去评判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何为“德行”，何为“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对立面”（即人心中种种利害观念的幻化形式）！在白热炽烈的易化光流下，再鲜明透辟的洞悉都暗淡失色了，何况常人之智？

我们的观念因此是：动态使易化超乎一切。

不论过度的运动可能给我们并且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人类意义的苦难与灾厄。

我们因此爱易化超乎一切！不是因为迷信它会携带我们流向我们心中的“至善”──而是因为我们将奉它的最终方向为“至善”！我们因此成了一切人造理想的刺破者（像是刺破了骗人肥皂泡）。如果有一种使人刚健的理想，它也一定是带刺的！

第四卷第二章

*六、天命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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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圆的，因为它很少向人显露端倪。天命是流动的，天命是自足而并不乐于为人服务的。方形的、世俗的、按照大地的样板树立起来的“天国”，不能满足人的圆形而活泼的天性，成为不怀胎的、难生育的，因远离再生之途而几近死亡的甬道。所以，儒家的、政治性特强的方形天命，已因其反自然的性格而受到了文化史的审判与流放！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一种圆形的、非政治化的天命的时辰了！新的星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崭新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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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近古的歌曲曾以悲伤愤懑的调子唱道：“前头没有路，人类不相通……”这确实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生存的迷惘”，这迷惘不仅盛行于当事人的脑袋里，而且不幸渗透到了后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我们称之为“不幸”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前提性的错误，仿佛人类的前头本来是有一条什么现成的大路摆在那里似的！仿佛人类本来是可以相通似的！这种无聊的、小说式的“理想主义”其实是迷误，曾经坑害过多少意志薄弱者！这种前提性错误，使他们误以为生活的折磨是专对他们而来，从而认命，从而丧失了抵抗的勇气。

亲爱的人们，要是“前头已有路”──那么还要我们来干什么？如果，已有神话式的先人为我们铺好了一条“金光大道”──那我们的全部存在和全部生活，岂不成了多余的？我们岂不成为他们的存在的一条条非人格注解？生活之所以有价值，根本不在于它可能是“美好”的，可以供我们去享乐恣睢；生活的价值，在于它是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从而迫使我们去进行创造……

生活不可能是美满的！除非你自己是愚钝的。历史不可能是现成的！除非创造者自己已经蜕化。走投无路的人们，才不失为真正有福的。因为正是在这等人的面前，生活，才展示了它的丰富含义。一种有待你去侵入、去不断发现的含义。而相形之下，一帆风顺的人们，却体验不到生活的五光十色。满足于现状、不去追觅的人们，当然不会“走投无路”，他只须原地踏步，同时假设自己在“攀登高峰”便足矣。但要真地前进，就不那么容易了，常常免不了无路可寻的困窘。但对充满活力的人，这困窘却不失为寓意无穷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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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头没有路”吗？是的。一切现成的道路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生活自此才有了然力。魅力原来是藏在风险之中的！所以只要你肯走，路，迟早会出现在你的脚下。这是一切怯懦的守成者与软弱的占有者不敢问津的生路。这样的生路，原是生活的副产品，不是生活的规定者或“革命指南”。这样的生活，变化无形，不可被固定于某一道路；也不会永远拒绝其它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在各条道路之间来回选择、游移、变幻。在这种意义上，“出卖原则”并不是一项指控，而是一项褒奖──“朋友是用来利用的，兄弟是用来出卖的”，一部香港电影如是宣称。人们就是如此开拓出人意表的新路。路（在哲学上升格为“道”），本是为了人的健全生活而设。人，不应为“道”牺牲，更不应成为陈腐之道的殉葬品！《易传》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服”，就是圣人对群众的利用，甚至是售卖。

生活的刚健有力，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灵性的皈依，那“道”则是“服”的前提。至于“神”，不过是使“道”具有世俗魅力的一套礼仪、规章、宣传……罢了。前人，关于用神道来设教以便威胁利诱百姓来服从的理解，不只是私垫也是“洋学堂”里的惯例。他们的神化真是令人诧异！尤其联想到两千年来的盲从一直遵循着这一“理解”简直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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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什么？是“道”（即“生路”）的创立者。用现代术语说，是某派精神、某种文化模式的开山大师。所以只有“时之圣”（“圣之时者”的注释），无有永恒之圣。永恒的圣者，只是永恒而普遍的否定者，可是这类绝对否定者，对生路并无积极的含义！所以，很快就被短暂的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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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相通”吗？这不值得悲哀，反而令人欣喜。要知道，文明的扩张和人的希望并不起源于“关怀”，恰恰相反，是来自生命的痛苦、分裂和灾异！例如《圣经》记载的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那恰恰是因为，“人类的不相通”而使得造塔的通天伟业归于失败。然而，如果变态的妥斯陀耶夫斯基们所说的“巴比伦通天塔”（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终于建成了，那么人类的精华岂不全要胎死腹中？全体人类的命运又会怎样？无疑地，人们将随着整体智能的退化一起毁灭掉！

为了人类的精华和梦想永远走在生路上，还是让社会主义天堂和巴比伦通天塔一样付诸东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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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像社会主义者宣传的那么有力（所以社会主义者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宣传罢了），反而常常是羁绊性的、惰性十足的，因而也是力量抵消的，在关键时刻毫无力量的。只有作为“个人”或“家庭”、“战斗集体”以及“社会”、“民族”、“国家联盟的一员”──人，才体现出内在的突击性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各部分力量会必不可免地遵循互相抵消的道路而自生自灭。即令略有剩余，也所存无几……这个公认的事实指的甚至连“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互相制约中抵消着……各派思想与各潮文化总是“轮流坐庄”，历史之流永远不会呈现某流某派获得压倒性的“最后胜利”的戏剧性突变；更无法把这胜利之果给固定下来。秦嬴政同志有关“传之万世”的最高指示和伟大教导，随着他的死亡而灰飞烟灭，只是留下一个笑柄，被证明是垂死老人的自大狂罢了。

那么，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发生了“相通”的奇迹，或是在某个强权秩序下归于“统一”之运（就像秦、元或是文革政权），从而貌似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与误解──情况会发生根本逆转吗？那时，“人类”好像只有一个大脑（或是半个大脑──独裁者由于大权在握，刚愎自用，不再生活在与他人的反馈之中，往往只剩下“半个大脑”了，因为人的大脑都是在与他人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统一指挥一个整体，不就充满力量、生气勃勃了吗？

不会的！人的力量，来自“分裂”与“对立”的多，来自“和谐”与“无为”的少。难怪《圣经》反复强调人类的罪恶本性是根深蒂固的。于是，假如没有竞争，没有敌人或假想敌，没有力图压倒对手的强烈欲望──人的文明早就失重、停滞、朽坏了。正如人们如能冻不死、饿不坏──他何必还要孜孜不倦地创造与工作呢？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与其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又是很难定一条硬性标准加以衡量的），不如说是恐惧被人压倒的难堪和被人征服的苦难。

要是人人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权力中心，要是人人都受到同一种法律的保护和役使──那“人类力量”的源泉必定会阻塞不通。因为（再说一遍）只有差异，才造成动力！

第四卷第二章

*七、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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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例如，所谓“精神巨人”，从来就不在“黄金时代”诞生。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产自一个衰落的时代、混乱的社会。那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是如此，例如，“社会主义的理想”，只能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不理想中油然升起，而当社会主义的社会真的建成时，伟大的革命导师们反而消失不见了！因为，产生社会主义人物的社会土壤和生态层次，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挖掘毁坏了！事情于是变得十分可笑：社会主义的现实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政权消灭了社会主义的导师。因为特定的教主，只是特定灾难的补偿品；没有某种灾难的地方，就无法开出相应的花，反而会生出别样的灾难。人类的罪性，仿佛没有灾难就活不下去。人类的命运是善于制造灾难并从灾难中收取成果的，日午的光辉虽然令人振奋，但却产生不了刺激想象的美景，而夜半的零点时分，反倒启示贱骨头们沉思不倦。

再如，世界主义的理念，只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回响──根本上是一种“抗议”，从“抗议”也仅仅从“抗议”的意义上说，它才是有意义的！

即使“上帝”不用语言的隔阂来分裂人类，人们是否就能彼此理解和同心同德？通天塔是否就真地能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奇怪地建成？

更深一层的理解可以发现，这里的“上帝”并非外来的设计或强力。这里的“上帝”，其实只是人们彼此区别、标新立异之欲望的隐喻。因为人们从本能和直觉上就已洞悉：自己的生命力正是借着彼此区别的事实和日甚一日的角逐，才得以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出来。想一想吧，若是没有如此普遍的隔阂与角逐，人的生命力哪里会被逼迫得如此疯狂，哪里能发育得如此周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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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明白无误的怀疑论者看来，生活就是不断地欺骗、蒙混、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骗别人也骗自己，骗当代人也骗后世……自欺也欺人。只有这样，你能踏上“社会成功之路”。

客观地说，生活之目的是全然主观的。综合地说，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尽管不同的人以各自的名义来守卫自己的生路。生活就是生活，为生活而发明名目生活；活着就是活着，为活着而创造意义！所以，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甚么“高于生活”、“异于生活”的异物，只是崇高的自我陶醉罢了──这是苦痛之源、虚渺之极，且使生活变成一场欺骗，自欺且欺人。

真正的哲学家认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着仅仅是活着，现在活着仅仅为了将来活着（所以急需传种接代，以便继续苟延残喘），岂有他哉？！其他的、可以商榷的一切，都是烟幕、手段、借口……

“只要你信，就能得救”──这是一个古旧的、老掉了牙的信念。

我们要剥下这一信念的神圣色彩，并揭露它的空洞许诺！

得救──并不是一个终极；它仅是一个过程的某个片段。

得救──并不是一个结局；它仅是一个同样注定要毁灭的瞬间。

因为说到底，人生是由许多个“灾难”和许多个“得救”交织而成的。信心（有人称作“习惯”、“经验”、“信念”甚至“理想”云云，就是这些灾难和这些得救的凝合剂。灾难固然靠信心得以化解、救助──并向得救顺利发展。但灾难不也是由于过度自信、因循守旧而招致的？于是信念支配了人的一切，信念既是灾难之源，也是得救的契机。信念既是婴孩坠地的呱呱哭号，又是肃穆庄重的丧钟……信念能救你，也在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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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是半个圆，社会现实是半个圆。而宗教与哲学的形式，就是对社会与现实的抗议甚至诅咒。尽管这些抗议、诅咒时时采取了逢迎与辩护的角色，但无疑的，在这种逢迎与辩护中，社会被“超现实化”了，所以到头来还是对真实的现实社会的真正批判。

宗教是群众的哲学，哲学是优秀人物的宗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无一例外的社会批判。这些抗议与诅咒的形态千奇百态，但都以打动人心著称于世──以致人误以为它们有独立的价值。其实，即使是纯粹的艺术（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极为罕见了）、纯粹的象牙塔中的精神之花，也都无一如此。宗教与哲学的特点仅仅在于往往戴上了“出世”（宗教）甚至“超俗”（哲学）的面具。宗教所常用的方法，是暗示与崇拜；哲学所常用的方法，是思辨与批判，尽管有时是颂歌体的社会批判（如颂扬官方同时也就是在用讽刺的方式挖苦官方惯于欺诈这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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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哲学里有的，或“过剩的”东西，生活里就没有，或缺乏。生活里所充斥的诱惑物，宗教和哲学就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这是从“顺时针”向“逆时针”的反转，是从零点到六点，又从六点到十二点的“挺进”，其含义无非是，赋予生活以“全面平衡”，避免生活的挪亚方舟过于危险地偏向一边，招致不必要的倾覆。

宗教和哲学，从来都是如此事后“补救生活”而非事前“指导生活”的！任何时代，它的主导宗教与哲学怎样说了，它的生活和现实就必定指向完完全全的另一方向！这就是所谓“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种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的欺骗”，也是无意识的掩盖、调和、缓冲、伪装……

这伟大的圆滑使得好学生们好生困惑！却给予生活的勇者更多的机会。牧师的儿子叛教者尼采，对他爷爷的基督教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实际上，主控社会的强盗们从“弱人筋骨的道德说教”中得到的不是削弱、软化，而是强化强化再强化！

这是永远也不能消除的奇特现象！不论人们走到了如何迷人的乐土或“理想社会”（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致力于新生活的生动幻想或晦涩构思），乐土的本来功能还是对生活的苦难进行粉饰与平衡。因为对于人这种敏感的、天生会分泌出不幸感的生灵来说，苦难是日课，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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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宗教与哲学，在这种意义上都是“同志加兄弟”，都是无可奈何情绪的宣泄。真正的有为之士，也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生活逼得缴械投降的人，就不会投身于宗教和哲学的运动。他的精力，大可用到更现实、更富于感官作用的对象上去。于是，活着的宗教和哲学，当然致力于否定“现在的生活”──打着“提高”、“净化”的欺骗性旗帜。只有死魂灵的宗教、伪善人的哲学才为“现在的生活”辩护、粉饰。你要测定一朵“精神之花”的内在活力？就看一看它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的程度是否达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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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宗教或哲学都自我宣称致力于“提高”或“改善”人的生活，可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能够在它们所宣称和许诺的根本问题上获得成功，即使它曾给成员的生活以持久而重大的影响，但它们原先的“宗教目标”或“哲学目标”却总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是观念世界的东西，只能作用于现实世界，却不能代替现实世界。而其具体作用，还常与始作俑者的许诺大相径庭，而常常构成“欺诈性的保险”。

宗教与哲学，只能在自己的天地里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简言之，宗教与哲学只能走自己的那一半，而不可能多一步跨入现实世界里，践行不可能隶属于它的另一半。任何宗教和哲学或多或少都对生活深刻不满，不是对这种生活，就是对那种生活，即便是那些粉饰官方规定的死宗教、伪哲学也是假装如此的，否则，它们还谈得上什么“对生活的改造”呢？但是，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远远不及生活这株“长青之树”本身的丰富多彩、变化万端……生活是复杂的，生活是混乱的，甚至是颠倒的、充满错误的……唯其如此，它才叫做生活！生活是兽性的，不像宗教或哲学那样一维决定──“吾道一以贯之”。所以，任何宗教和哲学都禁止不了、阻遏不了生活的节奏，无法消灭生活希奇古怪的罪恶，充其量只能缓和某些过分的节奏而已。结果，是替令人作呕的生活加上了一点酵母、味精、食盐、甜酸苦辣的调味品罢了，但生活本身的易腐性却是泼洒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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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承认一切生活！承认，是颇富宽容气派的态度，对于固执某种要求的新势力而言，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多大的耐力！尽管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回避某些生活方式、弃绝某些生活态度，但仍在内心深处理解他们──既然身为动物，怎能全然规避动物生活呢？在这里，认识与行为最好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关照的。认识应是清澈的，行动应是有力的。认识若是正面的，行动就经常是负面的；认识若真是负面的，行为才会是正面的──二者就如是整合为奇妙的一圆。

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这整体需要各种矛盾和敌意冲突……割弃了有害之物，就损害了有益之物。诚然，我们必须开出自己的清单，列出清醒的评价。但不论你对其中的某一部分评价为“善”抑或对另一部分评断为“恶”──都消除不了这一有机体的其他部分。这难道是偶然的失误？仅仅是人自身的无能所招致的悲剧？不。这是生活。这是那永不停歇、永不固执、永无规范、永非定形的庞然易化在人间的反响……尽管经常是“害人”的反响。

从此，我们理解并承认了生活的各种形式，圆形的世界是整体的世界，你不能只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

第四卷第二章

*八、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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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故宗教、哲学以及艺术──也得以成为不朽的生活形式。在这种种形式下，隐藏着或宣告着对生活的另一半──现实或曰感官生活的虚假唾弃和真正挚爱！这种变相的爱侵蚀人的意识，使之经常陷入自欺之中。不论这些自欺的形式和内容、色彩、倾向，如何随着时日而变化，如何更改其骨骼容颜──其性格却常在这永恒的整圆之中。因为枯燥的容易遭到厌倦的感官生活永远需要一点酵母、一些味精、再加上一把必不可少的盐：这盐，就是被称为“精神生活”（生活的另一半）的符号生活（相对于感官生活）。所以，我们便有了与感官知识相对应的符号知识。

宗教、哲学、艺术所代表的符号知识，其实不是“感官生活的结晶”，更不是“对感官生活的总结、提炼”，而是“对感官生活的反动和分庭抗礼”，并以这反动与抗礼，作为对感官生活最大缺憾──易逝性和飘移性──的补充。于是，一个精神人物，一个以符号为陶醉媒体的生灵，在其作品或思想等符号生活中所表现的东西，多是他在感官生活中痛感匮乏的或企图予以挽留的易碎之物；而非过剩的或多余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宗教、哲学、艺术，才作为精华而非垃圾，出现在我们的感官原野上。

有些人，只是由于得不到他渴望并认为应当得到的现实地位或欲望的满足，所以他才寻求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的陶醉：用以增强自己业已灰暗的生之信念。于是他更多是诉诸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体验”或是“宗教权力”，作为他过剩精力的宣泄之地。这样的人，是耶稣所斥责的“狼”与“假先知”、“假基督”。

这样，哲学与宗教，就成为对现实生活斥责、嘲骂与诅咒的神坛了。尽管它们采取隐喻的形式。他们的生活，当然还是停留在旧有的生活秩序中。人们的命运由之铸定的那些非理性力量，尽情荒诞地售卖着。然而，即使对现存秩序持默许态度的新哲学、新宗教，它的出现这一事实也并不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伊始、新的清晨，谁也脱不出人性这个最古老最顽冥的窠臼，而推动这新表现最终和旧蛹体决裂的要素，也恰恰是人性中否定的、破坏性的功能，而不是人性中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功能。感官生活本身充斥太多的肯定性，何劳符号生活、精神生活的大驾？于是，这样的否定不是退缩归隐，而是一种向前的冲动！

136

“经冬犹绿林”──是对那向前的圣者之赞颂！

命运，往往把幸福生活赐给那些已经摒弃了幸福观念和平庸希望的心灵！

而对“幸福”极为敏感的人，命运反倒拒绝赐福予他。

对幸福业已决绝的人，命运才将幸福扔给他，宛如投向狗的一根鸡肋。命运仿佛是在宣布：不先看破红尘，就无法沾染红尘。

“经冬犹绿林”，这就完成了一个圆。

命运似乎对人间的幸福持一种厌弃的态度？诸神不是经常因为嫉妒而加害于人类吗？也许嫌他肮脏败德，也许嫌他甜蜜倒胃──于是诸神就让不幸的人来掌管幸福之门的钥匙！仿佛牧人把“羊”交到狼的手中，于是人世充满了苦涩，犹如战地弥漫着硝烟！

第四卷第二章

*九、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

137

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以便为他的作品写完最后一个句点，一个圆。这样，他的作品才更真切、更能打动人心。耶稣的力量，不在于他的《登山宝训》，而在他十字架上的殉难。正是“主的鲜血”浸透了的十字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有力路标，成了哥特式教堂的真正基石。而把十字架置于塔顶，那反倒不过是艺术的夸张与倒置。

不肯为自己的精神而献身的人，尤其是除了布鲁诺以外的所有“人文主义科学家”如伽利略那样的模范公民，只能成为玩世不恭的混世魔头，不能成为灵感之源的开拓者……缺乏浸了鲜血的人格之光，思想家们只是些讽刺家、破坏狂，岂能擦亮众人的瞎子？自己都不能真正信的东西，慵懒的别人怎能信得过呢？自己不预先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怎能让心怀恶意和嫉妒的听众跟着你呢？文革副领袖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因为惟有假话可以满足慵懒贪婪嫉妒怯懦成性的听众，让他们出生入死──不是舍生取义，结果却是被戏剧性地活活出卖。生活中如此，精神领域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商业规则与哲学规律如此接近过，成了两条可以衔接的线。

而对于自己真信的东西，再加上自己的身体力行，就会遭致重大的牺牲乃至伤亡──这样，别人的嫉妒心，就在无形中得到了满足，于是可以容忍他的思想……

这就是生活的不幸造成思想流行的秘密关系？倒霉的生活可以增进他人的信服。这就是为什么正常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的哲学不能服人，而疯狂的尼采却获得了空前影响力的奥妙所在。哲学（广义地说，是一切高级精神的表达）与生活，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应是二元的，它们得互为表里才行。否则，生活沦为做戏，哲学变成欺诈。戏子的生活、骗子的哲学，哪里去找寻那自愿上钩的白痴之鱼呢？时间长了，再愚钝的人，凭着天然的直觉，也能一眼望穿其中的巧伪。望穿了，就一文不值了，它们再也不能打动人，只能锁在藏书库里沦为少数学者的研究资料。

138

要想摆脱海德格尔等现代畏惧者所谓的“沉沦”之运，就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凝聚、无所不用其巧地运用自己的抵抗力，以便对沉沦做出回应，以便从沉沦中再度升起。而在古代人相对宁静的处境中提炼出来的所谓“中庸之道”，恰恰是通往现代式沉沦的漫长甬道；现代知识份子，已经到了重新走向古代武士的时刻了！向武士们学习并向武士们回归，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背弃中庸、挣却沉沦，把文化模式（（包括“意识形态”）当作自己的武装力量。

中庸就是圆。圆的，就是几近自然的。所以这很可以用来“反验”中庸之道，用白话说来，那无非就是自然之道。但现代知识分子，却要像古代武士一样，用自己的利剑（他的笔、思想、小册子），刺破这圆形的壁垒，从而走出自己冬眠的蛹体，面向新春的蓬勃气象。

139

唐人李翱曾在他著名的《复性书》里刊布了许多陈腐的说教迷雾。但是，此人有一点功绩却不容抹煞，他肯定了人的天性自有其高贵的、无法“净化”的气质。进而，他且视恢复这些天性，为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去掉遮蔽它的尘埃，而不是“改造”其本身──这是新文化的至上功德！我们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不同意他关于普遍的良善的人性之假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人性分析的腐臭前提，应该终止了），但还是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复性，在李翱的笔下也许已经被误用为一个推进沉沦过程的借口（他那道学化了的“性”，是多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沉沦啊！），但我们如果有力量接过他有关“复性”的思想火炬，又何尝不能树起表彰人性、反抗沉沦、剔除（至少是淡化）异化的旗帜！社会主义不该在历史法庭上成为沉沦过程的辩护律师，所以，复性是要复自然天性，而不是复道德人性。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生──沉沦不必是其固定的命运。

沉沦，也许是万物运行的趋向，是难以逆转的“物”的规律，但正因为如此，“灵”会起来反抗的！万物也许并不都有其灵，但有灵的人却不甘于物的命运！他对俄国人说：“我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神从天上撵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神终会起来反抗的──即使再被推下来！”

反抗沉沦──就是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某种完全不同于物性的灵性，他要求“逆境的美德”，它呼唤为，仅仅为了一步上坡之路，舍弃十步下坡之景也是值得的！

这种意义的复性，该是最高的人性价值所在，如果人性还有任何价值的话。诚然，这晶莹动人的思想之滴流中，包含着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但却明白无误地呈现着的真德。

140

有限的人，本该拒绝讨论无限的东西。相对存在的人，本该拒绝探索绝对自在的东西。人与神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说神，不是在“讨论”，而是在“瞎猜”。庄子早就以“有涯随无涯”而断之以“殆矣”的诊语，明确指出了这种以小测大的虚妄性质。诚然，这种“殆矣”的努力，在很多场合下，不失为优良的心理疗法和智能训练，它可以给人以安慰和优化，可以加强人与环境的联系、可以密切人际的关系等等。──因此我们原谅了这种虚妄，甚至还要有意识地运用它。只是，我们该不是迷于此道，而忘却了归途，才好。

──“一条通向零点的归途，抹掉一切，从头开始。”（雷德福）

这归途，是指向零点的复性！

若以“沉沦”为例，作一简略的反思，则发现短暂的人，怎能断言“永恒的沉沦”呢？无限的地狱可以为有限的人类准备吗？狭窄的人，怎样盲信“普遍沉沦的趋势”呢？变化无常的人，怎能把握住“沉沦型的宇宙不变之理”呢？这一切，曾是心灰意懒者的阴郁狂言，一种念念叨叨的窃窃私语，但现在，我们把它化作了警世之理、醒世之言，以此使日趋沉沦在消费式软化中的现代人，保持最后一点高昂的士气，一种文士和武士原本共通的“气”。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到了应该明确这“气”之信念的时刻，所以还是让幻想归入幻想者的王国！让知识化作国之栋梁！而新一代的知识阶层（再也不是盲目游离、可以被人管制的“份子”了！），将高擎这栋梁，将之安放在新国家的支柱位置。

141

每一滴水，都是一个巨大的球体，里面万珍具备。

人目难穷的浮游生物，是水中的行吟诗人。他在水中画出圆圈，正像诗人在地上留下足迹。浮游生物的信息一如诗人的篇章，倾吐宇宙文档，印合天地自然。

142

“〇”是思想的旋涡。它在说，“人是一种涡流式的存在。”

143

“〇”是宇宙意识的虹与霓。霓是母的，虹是公的，虹与霓，合成为一个圆。

虹是雄性的雨神，霓是雌性的雨神，它们交合，生下雷电霜雪；但它们的合一，又化为乌有。零是一切，一切是零。

144

一阵浩大无涯的悲哀，侵袭了我们的神经：时间的流逝。

一道刻骨铭心的战栗，刺入了我们的肺腑：时间的凝止。

在流逝中凝止，在凝止中流逝──过去的一切都是零。只有现在，瞬息，似乎在零的废墟上生长。它生长的什么，它自己不知，也没有人能够记住。但是，这被称为“现在”的刹那，却又是无从把握、无从玩味的。当你倾心追问它，它却飘然逝去了。这个天衣无缝、圆润神奇的“〇”！

第四卷第二章

*十、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雳**

145

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雳，你从哪里跌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

今天早晨，我又听见从地下传来一阵崩裂：你从哪里爬起来，就从哪里跌下去！

──这不仅是天地万物之运之写照，也是人的努力最终揭出的一张底牌。其实，类似的思想《老子》早就表达过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成功（它的果实是“福”）的惰性使人走向失败；失败（它的果实是“祸”）的刺激使人走向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都知道；人们需要记取的是，“成功是失败之父”！

146

“人类终将灭亡。”──你就如是知道自己的必死？

“人类必能抵达天庭。”──你就如是鼓励着自己的激情。

除了你自己和自己的思想观念之外，你知道有关“人类”的什么？你又可能知道你自己以外的“人类”的什么！

“哀莫大于心死。”但这只是对旁观者而言，对心死者本身，这不是哀，而是乐莫大焉！“人生的极致在于人生彼岸的天庭。”这是说，天庭是人的精神独一无二的危耸着的高峰体验。但这只是对摒弃了直接的感官快乐的人而言的。对纵情声色犬马之徒，这不是激情，而是无期徒刑，是生命本身的冰期式板结。

这半圆和那半圆，哪一半更有魅力，更有气势？

147

生活的连续性是靠一些细微末节维系着的，只是靠着它们断断续续的笔触，人们才得以荣获生存之流的完整的画卷。这些甘霖般的点点滴滴，唤醒了你的意识，激活了你的记忆，催化你的梦境。如果失却了这些“琐屑无谓之事，不仅失却了生活的丰富性，也失却了意识的完整性、记亿的结构性、梦的周期性，等等。琐事太多令人生烦，琐事太少则会无聊，而当没有琐事时，人的精神便会陷入虚脱了！生活会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监禁。──没有卑下，何有高致？

148

人永远是鼠目寸光、患得患失的，追求着生活的光与热，刺激与多样性等等。所谓高瞻远瞩，只能就其相对而言──比别人看得稍远一些罢了。而人所能看见的，永远是他周围的景观──最多也是从符号世界中转借来的“摹本”，也就是说，人所能看见的（而不是假装看见的），永远只是自己的“处境”。正如人所能说的（而不是鹦鹉学舌的），不过是自己的体验罢了。刺激与多样性，推动人去寻求异境，但寻到的异境，岂不是又一个本境吗？到头来，彼此彼此而已！“穿新鞋，走老路。”人最多只能在不同的处境中周游（正如在不同的体验与思想中周游），而无法同时拥有几种（哪怕仅仅两种！）处境！假如有几种处境可以“并存”，那也不过是合并成了“更复杂的一个处境”罢了。

此种周游，就像一个联锁的梦。一个绵延不已的感觉的连环面。佛教故事中有关的幻梦描写，如枕中记，是很出色的。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并没有离开现场，但却在某种幻觉中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处境变幻。但说到底，这正是人性与人处境的真实写照。因为不论在枕中还是在世上，人所寻求者，无非是光，是热，是刺激，是多样性。功名利禄，不过是其假借之阶梯罢了。所以当功名利禄不再能提供光、热、刺激、多样性时，人们就弃之如敝屣了！这就是清高、恬淡、廉正、无私？无私的献身，从此成了最大的热门货，成了终南捷径。

149

大自然给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其功能意义的！用则进而废则退，器官的存在与器官的发达，不仅有互为促进的作用，且从根子上刺激了生命整体的生存状态和竞技状态。因此，各种各样的“身心磨练”（甚至包括“交媾”在内），对人这种生灵，都堪称是必要的呢。难怪有什么密宗佛教，什么房中术道教，什么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吃饭不要钱。

150

婴孩的微笑，一种闭着眼睛时独自陶醉的笑，是最神秘的，它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这是因为，婴孩最富于生命力且最接近自然，所以他（她）的笑是没有方向性和功利性，从而是很难译解的圆形之谜。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接近婴孩的微笑！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闭着眼睛生活、闭着眼睛思想，也许会被耻笑为“愚蠢”，但真正的生活和思想却只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它自成一个圆。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151

好马不吃回头草。但人生在世，有时却免不了要吃回头草的。前进──转折──后退（另一方向的前进！），一个粗略的人生之圆就现形了。诞生──成长──衰落──死亡，固是一个圆；“曲线救国”、“卖身投靠”又何尝不是一个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必拂其所欲，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意颁赐的圆规式的运动？

啊，前进时不要自豪傲慢，后退时不要自卑颓唐，是最难的，唯其难，故为高贵的标志。让我们在思想时和生活中，都保持这种优雅的圆式风度吧！

152

“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难道，理智的事就可以勉强？难道，世界上有任何一件事是可以勉强的？没有。这自然生成的世界没有一点，是没有定数的。这自然发育的世界没有一处，是可以变其本性，从而达到“勉强”的状态。天性中的处境和处境中的天性，构成了“命”和定数，对于它，“勉强”的作用仅在于造成视觉（或其它知觉）上的异态，而无法改变命与定数的内力指数。结果，“勉强”反倒扩大了此命与定数的弹性与弹力，使得即将来到的反拨，变得更为剧烈了。这就是“反动的功德”！所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也。”（四十章）

悲哉！这无异于一部拨了一遍又一遍却毫无反响的国产电话机。你紧张地等待着回应，但是，没有。一点点也没有。你能避免狂躁的心情吗？当人面对一架貌似完好无缺实则顽劣得无声无息的电话机时，足可以使人心脏病突发、癫痫症大作。想象中无比丰富有趣的对话渠道被杜绝了，人不得不面对毫无人性的对象，仿佛被阉割了一样感到精神的窒息。人感到，由于这小小的缘故，整个对象化的世界都把人遗弃了，并肆无忌惮地耻笑人，一种空前强烈的幽闲感！弥漫！渗入每一个毛孔。

可是人又知道，人的命运是与此相系的。也许一切都畅通，人的心思反而死了？正是这片死寂的大地中国，对人有一股仿佛神奇的引力。仿佛，它的死寂刺激了人的活力？所以，“坚忍”成为这个时节的唯一可以依凭的美德，它告诉人，只有坚忍，才有活路。

第四卷第三章

*一、珍珠是贝类的病**

153

珍珠是贝类的病。

思想是人类的病。

好的思想晶莹圆润，宛如珍珠；它的刺，宛如珍珠的光芒，沁人心脾。

154

一种暗含革命性的思想，若为当世所悦纳（而不仅仅是所谓“以沉默来扼杀它”的漠视），则其内在的力度，反而会使去本然的爆炸性。因革命性的思想引导未来历史暗示力，是与其被流行性力量的容忍的程度，成反比的。当世的容忍，不仅会磨灭新思想的诸多特点，且削弱其冲击力。又使它的真正读者（“我是为未来的人们写作的。”──本该承袭新思想的，不在当世，而是来者。）在理解、消受它时，染上诸多本该杜绝的旧社会的陈腐气息。

155

理解者们！

世界的映象──就在你们的心镜里……

作为实存，它往往令人失望；但作为激发剂，这都是灵魂的良药！

156

时过境迁──一切词句就会变得日益空洞……因为词汇本无意义。传播的奥秘在于，它是激发共同文化背景下某些心灵的魔棍。当文化郁郁葱葱的背景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记录文化的那些载体自会失效因而变质……无人知道它。除非一些有灵感的“唤魂师”会重新唤起久已褪色的“回忆”……

157

他们不是人，而是群神岭上的精灵。

“喜玛拉雅”──“群神的驻跸之地”。

你是印度文化的圣地，你是中国文明的边疆（吐蕃本属羌族，是为中国西部民族）。

你是文化隔离的见证，你是人的洞天的屏障！

158

“我”是多么孤独！比寒夜的孤星还要形只影单！星火还可以相互辉映，而“我”却没有对应者，可以互辅光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吗？不。这个“天地精神”难道能不是“我”的一种异化或一枚定时炸弹的爆破烟云吗？它完全是待我而存在的……“独与”者，不过是自我和影子之间的自相陶醉罢了？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思想难道是人生的真谛吗？或许，它描述的恰是人的本来状态（本来状态，像“天要下雨”一样自然）──人生的寂寞就此又横添了一分寂寞，人生的孤独于是变成了近乎绝对的“无言”。“谁也不理解我”这句生活中的牢骚，得到了哲学上金科玉律的证实！它仿佛一瓢透心的凉水，浇在一颗没有屏障、毫无防御的心。难怪古代诗人开口闭口地乱叫“孤魂”……“孤魂”──好一个生龙活虎传神的汉语词组！

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的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之谈。

只有个人的精神、特殊的独立的感觉体系，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世界的自生自灭。

159

精神的世界永远是寂寞的。有无数的鸿沟横亘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超渡彷徨其间的心灵。只有当人被引向误解和迷途的海市蜃楼──那么飘渺、那么动人心魄，充满无限的活力、生气勃勃──降临时，我们才悠然发现，它实在要比世界的真象所能给予我们的印象更深、比现象世界更能直接激发人的观察力、想象力、爱慕之情。

心永远孤寂。所以它时不时为自己开辟一小片繁华的、充满假象的菜地，为的是逃避命中注定飘荡着“智慧之苦”的人生之野。它时时引来一些“同调”──其实他并不了解他们，不论是最粗扩的还是最细腻的。为的是躲避他的处境、逃避人永远是孤寂的这一事实。

无怪先哲们总是告诚说，“知道”与“理解”是不一样的。“澄清真相”比“创造发明”更难，因为它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而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我的发现”，是我所创造的神明！这当然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主体色彩。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把我投放到事物中去”，以构成一个雄奇壮阔、绵延不已的“精神世界”。这精神世界是被虚构的──其目的在于“安慰我的寂寞”、“陪伴我的孤独”。它本是“实用主义”的，尽管给自己涂满了浓妆淡抹的油。所以，哲人们说，他的学问（“哲学”）是生命之光──是给孤独黑暗的意识世界送来一点宽慰和温暖的。

160

我们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仿佛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并在这精神中照见了一个“世界”，一个初而陌生与恐惧、继而或恨或爱的、终而意欲夺取与占有的空间。这真像神奇的照妖镜里突然映现了遥远时代里“陌生而无法理解的妖魔”。我们的精神就是这样观照我们的对象！仅仅属于我们的对象！我们怎能不热爱这仅仅属于我们的神奇莫测的尤物呢？

第四卷第三章

*二、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161

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162

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神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163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164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圣，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入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165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嗅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166

宗教家们的宗教，艺术家们的艺术，思想家们的思想，甚至科学家们的科学──一言以蔽之曰，为自己的存在（生存状态）辩解、开脱。安慰自己的处境，是为自己有限而平凡的一生，镀上一层无限幻梦之金的技艺。有生物意义上的局限。有社会意义上的局限。还有个性意义上的局限。肯定并承认第一种局限的人，叫做“不可知论者”。看穿了第二重局限的人，是“怀疑者”与“批判家”。

而力图补救并使“社会”感到这一努力很有吸引力的人，就成为所谓的“创造者”。

谁能理解它们？“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他们的理解之圆，就是他们的自我理会！

167

哲学反生活。生活反哲学。

就哲学而言，虚无主义是直道；不可知论是至理。就生活而言，者却太不恭敬，大谬不然了。生活、战斗、创造和一切高贵的值得珍视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来说，──恶劣的信仰，比之慈悲的虚无主义更好；狭隘的误解比精深的不可知论有用得多……

在这种意义上，请记取我们气象雄浑的生活之教言吧：

（它来自被压迫世界的底层）──宁要“错误的信仰”；不要“正确的虚无洞识”；宁要顽冥的成见，不要浮动的灵感。

168

1，即使整个文化世界已经毁灭，和整个文明习惯（说得好听点是“秩序”）已经崩解──人，还是得要活下去。而且，不见得就获得不那么好。

2，人的极深极强的适应能力，并不是文明的功效，而是从几千万年的进化逐步培植起来的本能。

从最初级到最精微的，从最顽冥的到最浮动的……历史表明，这些本能要比任何文化之物和文明精神对人更有助力，它宛如一股长青、长绿、喧腾不已的活泉……指导人的思想，滋润人的生活。

3，对人生而言，文化并非缺如的东西。关于文化和“秩序”的迷信──实为现代人最可笑的陋习之一，这仅仅是因为，人们都患了软骨症，忘了人本来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驮兽之一。

169

启示与理性，在这方面，实际上难于调和。欧洲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印度人商羯罗（Shri Adi Shankaracharya，788—820年）在调和启示与理性上的失败，并非偶然的巧合。尽管他们的尝试是有益的，表明印欧思辨语言发展的极致状态……难怪有人把后者叫做“假面的佛教徒”，正如前者是假面的亚里士多德。

其原因几乎是一目了然。启示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圆融会通，而理性则基于文化概念的方块分析。欲二者调和，无异于“方枘圆凿”。

中国人的智慧，早就洞悉了此方与彼圆──实分属两个世界。二者的基点不同。它们的归宿岂不反驰？故启示型的心灵崇尚自然，理性型的心灵崇尚概念；启示的心灵产生哲学家，理性的心灵产生哲学研究家。

*三，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170

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但这是一对很难达到和谐的“生死冤家”！

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对某种“形式”，现存的人们仿佛比较容易地就取得了近乎一致的理解。所以，他们便称这一形式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的统一的典范”……但谁曾想到，这种“高度统一”，其实是“高强度训练的结果”呢！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一个形式面前，被齐一的训练，在其中发现齐一的内容！于是，训练成了“齐一之父”。

说什么“形式”后面还悄悄地隐藏着一个“内容”──这是康德式的二元论；而且比康德更坏的是，这不是不可知的二元论，而是独断的且还“辩证的二元论”（物质与精神的互相转化论）……

所谓“物自体”本是某种高级动物用以安慰自己的神话（即精神产品，这种高级动物就是“人类”）；而所谓“内容”，就是这些高级动物力图塞入“存在”（他们称之为“形式”）的一些“意义”、“价值”、“象征”我们有权利自欺，但没权利欺人。

我们可以自欺，但最好明白自己正在自欺过程中跋涉──有时这并不削弱自欺的效果，也许反倒能加强它。

一个好的存在（人们将之简化为“形式”），决不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一个好的存在，必须首先是一个新的存在。而新的存在，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不论是一点新还是一片新──就很难在现存的人们（这些人都是在传统教条的思想腌砚制中泡大了的）中激发出齐一的理解。因为据此而制定的训练日程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因此，它只能依赖理解者们的本性，而不是依赖某种训练来达成理解……这样，对它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样态……

食用俸禄的批评家们跳起来了，指责它“不成熟”，指责它“内容（理解）与形式（存在）的分裂”……──这就是不愿意浪费公帑的新事物的命运！

171

1，内容，只对“我”（表达者或接受者）有意义。内容于此“并不寓于形式”，而只寓于性灵。──你的，我的，他的性灵。不同的性灵，发现不同的内容。

2，形式：则只对观众、读者等理解与接受过程，才有意义。表达活动若无对象，即不可能，即使可能了，形式亦属多余。所以，怎样的时代产生怎样的形式──约定俗成。

3，内容：说话方式的应用，导致我们忽视哲学句子在语言方面的相对性，导致我们对一个哲学句子持有绝对的见解。（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哲学与逻辑句法》）

由此可见，“绝对见解”是理解者与接受者的大弊。相对性，即对“语境”理解，应先于对句子的接受。

172

法国作家蒲丰，曾经说过一句后来风靡艺术评论界的名言，“风格即其人”。然而，此语的名气与它的实际价值是甚不相符的。艺术的实践往往表明，“作品的风格”和“其人的风格”相去甚远。正如艺术家们投向世界的自我形相（Persona）与其真正的自我（ego）截然不同。前者是应邀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读者和观众耸动起来的；前者虽然是后者的产物，但也是对后者的乔饰、修补，甚至是伪装和造假。

173

存在的本体论（“世界之圆”）中，有一个深刻的悲观论，命运、真宰，永远不向人类显现；人所能察觉者只是某类“次等的小神”？

在符号的本体论（“理解之圆”）中，也有一个深刻的悲观论：精神、真义，永远不同读者显现，人所能察觉的只是次等经师所作的注解！

174

“理解了，也就完结了。”

──理解了，表示动态的精神活动，已告一“段落式的结束”了，而进入相对的稳态了。

175

理解了，就完了。

“完”在这里至少拥有六种含义：

1，接受过程的结束

2，意义的肢解与重和

3，想象的凋零

4，谅解的同感

5，幻灭与虚空感

6，不知所措

176

理性主义是巫术冲动的现在进行时──

巫术活动，并不像现代的大学生们想象得那么“愚昧”。相反，古代巫术和现代的科学理性主义一样，是人的自信心理的极端夸张的表现。正是在巫术冲动的支配下，人们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达到想要达到的任何目标──这是一种可贵的信仰。这座方舟，真能把人们带出“现在”的困境，驶往“未来”之海──尽管它也许始终不能真正把人引向他所意欲的角落去。

科学理性主义的表现和巫术思想的冲动都是极端地自以为是！科学理性主义和巫术思想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自信，通过自己的逻辑和法术，可以支配世界、支配人自身的命运。但实际上，它们都只是在自己的语言里支配着世界，支配着人自身的命运。这种支配终究无法扩延到语言以外的世界中。

巫术思想的具象体现，落实在特定的物质工具上，通过人的行为，构成巫术活动。当巫术活动合乎经验时，便是有效的；当它力图超越经验，化作抽象的、“普通有效”的巫术思想“指导体系”时，就常归失败了！

科学理性主义也和巫术思想相似，当它所解释的那些人类活动具有严格的范围、并不与经验相悖论时，它也是有效的，因此得以迅速扩张自己的影响；但当这种基于语言和传闻的影响，膨胀到系统化的程度时，它自己设定的“普遍真理”便不免漏洞百出、沦为谬论。

对此，谁能不同意呢？

第四卷第三章

*四、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

177

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这个宇宙的万物、这个世界的现象，也许过于纷繁复杂、飘忽不定了。正因为这样，人才创造出“哲学”（它的初始状态是“思想”──这意味着活动、不确定性，它的中间状态是“观念”──这意味着积淀、确定性，以图对世界作一透彻的、终极性的规定（它们称这为“体系式的总结”），以求摆脱自己的低能状态。但实际上并未摆脱，只陷得更深、陷得更富于诗情画意和悲剧感而已。哲学，既是人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的愚昧渊数。它本应是精神的新起点，现在确成为思想的终结和观念的板结。这是一幕多富启示性的现代剧。

思想──观念──哲学。

幼稚──成熟──腐朽？

178

一个天才头脑中的东西，怎么可能被千百万人理解呢？“不理解”是正常的，“理解”反而是很不正常的，也就是反常的。

通常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并不是只是智性上的“彻悟”，只不过是用以指代感情上的“接受”罢了，是对传统力量的顺伏和恭敬。

179

换一个角度，在对待他人文化的继承上，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可以说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了。但是，我们又根据什么（思想？观念？“哲学标准”？）来判断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呢？难道这些判断者真的比他们所论断的东西更为高明吗？这种伪科学的二分辩证法，如果严格局限在工具论领域，未始不可有用；但一旦进入本体论的思考，即为大荒诞！让我们遗弃这舶来的十九世纪二分法，还原古老中国的自尊廉耻吧！

180

近代中国的杀戮，是否表明文化的更新必以民族的衰亡作为代价？至少，得列为一个前提性条件？

在一切古国，能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唯有印度和半个中国，而能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保留民族独立与政治统一方面的连续记录的，则一个也没有。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加，不是亡国火种，就是文化异化、种族混杂了。阿拉伯、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小邦，都是在西元后五、六世纪新兴的，要察看他们的这两种能力又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凭借汉字，确实维持了意识上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个外表下，文化异化、种族混杂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怪中国的稳定是立足于压制个性和文化大发育之上！且是政治性的联锁压制！

181

面对这样一个残花败柳的中国，力欲民族复兴者，其唯一保留的条件、唯一保持的方同、唯一保证的冲动，就是复活一千年来遭到外来奴役和钳制的中国精神，复兴一千年来遭到内部压制和奴化的中国本能！──为此，我们愿为任何一个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要求和宗教般渴望的力量效劳！愿我们乐此不疲。

必须反对宗主外来文化的殖民地恶习，必须抵抗民族价值感的堕落趋势，必须祛除“学虎不像反类犬”的邯郸风尚！这是我们唯一的呼声！中国民族需要聆听思想领域的“救亡进行曲”！再也不能就此沉沦做洋奴，遥步埃及人、印加人的后尘了。在这个鼓动种族本能的时刻，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为了自主地位而驱逐外来的多毛偶像！一切可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也许是必不可免的！

至于上述历史方向可能选择的路线、所配置的色彩、所寻求的形式、所运用的口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拘一格的，它怎样搜索其燃料、劫取其材料，就更是信手拈来了，批评家们不该抱有过多的挑剔和事后的聪明。一切既成的方法或是“文化产品”（请宽恕这个产业时代的病态词语谓语！）的崇拜，是压制创造精神的，是压迫人性的天然流露。一切权威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消极的！它们在依循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真正切合人性的实际；但它们却根据自己的惰性强迫人性服从这一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无形结盟的暴虐统治──直到新的革命突发，以同样的暴虐，强迫法律做出剧烈的改变。诚然，光荣传统以其“中央的权威”，威迫利诱着一切软骨头与依附鼓动狂，逼使他们服从死亡的规范。活人，怎么能崇拜人的理论呢？因此，中国若非决心灭亡，就一定会出击，讨伐那些供奉外来政治文化的尸位集团者！

尸位集团一度号召革新精神并以“个性解放”自我标榜，但由于他们心存不良，最终掌权后即以各种规范和传统结构，去限制、钳制以及控制了个性，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不合规定”！谁的规定可以一笔勾销中国民族的生命？何况一切习惯不过是清流之下终年积累的淤泥而已！只有人性的真情流露才是潺潺汩动的清流本身！习惯多不合理，不漂亮，也不仁慈──习惯本身作为一种基本消极的遗留物，是被历史之流给冲刷下来的游离物，现在却反过来压迫本应是它主人的创造天才，岂不谬哉！──这一谬哉，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

第四卷第三章

*五、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

182

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否则中国民族怎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它们”？并进而创造历史？要有玩弄这等法律于股肱之中的胆略，否则中国民族怎能击败它们？并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暴君？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魔鬼般的巨灵”，他破坏的是沉默的惰性的习惯法，他弘扬的是生命的美仑美焕的精华！

183

对不同天性的人们（他们因而具有不同的命运）来说，世界在他们心目中的色彩、形状、温度、弹性以及能动性（不是“主观能动性”，而是“世界本身的能动性本身”）可塑性、可知性、可行性等等──是大不相同的。这自然逼使他们就“同一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不完全是个感觉问题或情绪问题，而是更深刻的生命质地使之然也。

更深刻的生命质地，决定了命运！生命质地不仅是“个性”，而且是“基因”。（就此而言，市井中流行的一句玩世不恭的问候话及其对答很是体现了这个东西：“你活得如何？”“没意思极了。潇洒极了。”）──有怎样的生命质地，就有怎样的竞技状态和怎样的反应。

184

下面我们例举比较研究方面的事项来看：

1，比较文化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应是各种文化模式的不同形态，而不该是某种预定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各种文化的异，来发见各种文化发展的具体动力。

2，单调的罗列、比较各种文化在表现上的相似性，是远远不够的。比较文化学的重大使命是要捕捉不同文化在“相同部位”的相异表现，并发掘出造成这些独特表现的肇因。这也是比较文化学与普遍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不同分工所要求。文化人类学所探讨文化现象当是着眼于“人类”这一物种所创造的文化所具之普遍性。而比较文化学当然着眼于文化给人的不同影响。

3，由上述两条可以看出，比较文化学起步于不同文化的相似性，而完成于其相异性。其相似是基于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其相异是基于生理、心理的相异性，“生理、心理的相似性”，是如何达到“文化、精神的相异性”？这就是谜。解此谜，即为比较文化学。

185

史家曾经论说，“罗马的信仰危机”是由于大批东方移民的涌入造成的，后者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罗马──希腊文化的“东方的宗教文化”（如波斯的和犹太的）。所以这种意义的“对外开放”，反过来对罗马造成的“衰亡作用”，比学者们已经认定的还要多而广泛。与“世界的罗马化”同步，“罗马也世界化”了。罗马因此逐渐失其特性──“罗马人的美德”，完了。

类似的“文化异化”所引起的革命作用，要胜过文化内部的自新运动所可能拥有的革命作用十二倍以上。所以，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蛹体”），而犹太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失败了（基督教革新犹太教的失败）。古代中国（魏晋以先）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儒佛道混一的唐宋元明清），而印度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夭折了（佛教与耆那教革新婆罗门教之不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与苏俄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殖民活动，经济侵略的与政治控制以至输出革命的煽动……），先后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下半叶以后，随着二十年孤立主义时期的结束（一九五一/一九七一），美国的影响又取而代之。

在文化异化以外，一个民族当其由原始进入文明的“转折时代”，所形成的偶然性极大的传统，对此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根性作用和持久的暗示力。事实上，一个文明的民族实难改变自己的传统，以长期蛰伏在某种外来的宗教或是政治的控制之下。尤其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立起源的庞大民族。当然，中国现代化的完成，终究得靠自己的内力，并沿着自身的逻辑前行；就像罗马的衰亡，也终究是由于内力不济。

罗马帝国的信仰改变是与大量东方奴隶的移居同时进行的事实，有助于说明，何以罗马帝国终于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然后蛮族入侵，国家瓦解。其实，不是基督教瓦解了罗马，而是移民（先是东方移民，后是北方移民）瓦解了罗马。而更有效地保持了本国人口数量的中国，才能最终同化五胡、融化佛教。

南北朝时，中国涌入大量北方民族，但他们都是尚未文明化的，这与罗马的高度文明化“东方奴隶”性质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偶然性”，再加上汉字强记方式比罗马字拼音方式具有更强的同化力，终使中国被“保存”了下来，步入类似于东罗马帝国的快速复兴。这正是佛教的大不幸，也是东正教的大不幸。

186

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剧烈竞争，中国必须主动进入（否则就“被动进入”──如塞涅卡说，“跟着命运走，否则就被命运拖着走。”而这一竞争（其途径是通过自新，重新退回到区域性国家的立足点上！）的态度，仿佛在呼唤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国人，必须打碎传统的全盘。而不仅仅是“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传统，来自各种渊源──不仅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不仅有“国学”的，还有“西学”的……如果有人问道“什么是传统？”我们将答道，“就是那些死去已久并对活人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控制的文化模式！”

只有打碎“全盘的模式”，将之还原为砖石土木等建筑材料，新的思想才有用武之地！才可能以现有的质料去体现新的设计，实现一座中国之殿的营造。

187

挟持着暴力的传统是最坏的。它以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规范力、定型力，塑造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的观念模式。和这样富于暴力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只是第一步解放──解放暴力思想的束缚，但传统的洪水还淹没了我们广大的潜意识王国，它像天神降下的自然洪水窒息了大地上的一切生命之花那样，窒息了我们身上敏锐的直觉和天赋的智慧。因此，现在需要的是第二步的解放──解放心理底层的禁忌。这些禁忌，有些是从古老的部落集体的意识中变形而来；有些是从晚近的社会灾难里脱胎而出──例如军事化的土匪文化──它们比表层的思想观念更深地宰割着当代人的革新意识，使我们身受其缚而不自觉。

传统的魔力，不仅作用于观念和心理，还“物质化”为生活的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仅仅与它“决裂”是不够的，还要把它们送入坟墓。否则，你即使离它远去，把它独自留在那里，它的阴魂也会反过来牵制你，通过“忆苦”、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阻止你获得新生活、新文化。

但是，仅仅击溃传统也是不够的。1919年以来的中国的结构性大动乱史已经指明了这一点。新的挫折及其激起的新的觉悟，已在晓谕我们：利用传统意识形态、传统心理特征、传统文化构造，去反对传统，以便从根本上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去创造一代新型文化──这已经成为落在我们肩上的一门伟大的艺术。

第四卷第三章

*六、近代中国的悲剧**

188

近代中国的悲剧，是对传统批判的多，变通的少，关键在于传统本身过于僵化，因此激起了摧毁然后再重建它的意识。罪不在革新的力量。

现在，时候已来到，条件已成熟──“中和”即重新理解传统的时机，也许已经成熟了，它将重新启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

以古老的借口（语言）的魅力去新陈代谢（推波助澜社会革新）。这要求我们采取远交进攻的方针，反抗父辈文化、回归祖辈文化！这仅仅因为，祖辈文化由于时光淘洗已够空灵了，可以容纳我们的新创造！

一切都是瞬间。没有什么可以依赖。没有能够长盛不衰的正确路数。一切都随着自然之圆默默易化着。理解之圆追踪着自然之圆的步履。它的回归是新的生成，正如它的反叛是最优秀的继承一般。

189

世界若是黑暗的，我们怎么知道光明呢？若是世界黑暗了，光明又有什么用呢？

天穹若是沉默下来，谁能让它发出启示呢？

宇宙若是沉黯下来，光明为何去破坏它的宁静和永久的和平呢？

最黑暗的时候，难道不是“光明的价值最大”的时候？

宇宙光明的存在，不是为了照亮人间，而是为了证明光明自身的存在。只有“圆”，方能安慰人的思索之苦？

190

一切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说来十分可笑和万分荒谬，最终都只是导致这一结论，“你不必思想”（更刺眼和更有力的表述方式为，“不许你思想。”）──其方法往往在其它思想前面加个“错误的”、“有缺陷的”之类定冠词，或是在这个词上干脆打上引号。然而我们知道，一切有创造性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对上面来的神圣禁令进行叛逆和反动。

反动者说：“我一定要依循你们的清规戒律以外的思路，以便成为你们这些腐朽势力的新兴反对派！”

191

意欲“用哲学改造世界”，是很富于挑逗性的说法，可惜是劣等的。因为这种煽惑性极强的辞令很像是街头演说，甚至是街头小贩的吆喝，而不像是正经的哲学。

哲学，并不能改造世界。它甚至不足以“说明世界”。它不厌其烦絮叨着的，不过是理论家们对自己设身处地的环境所发出的感想、浩叹，或是形成的“体验性表象”而已……这样的哲学，哪里能改造世界？世界的改变、潮流的演替，也许是透过超人一等的新哲学之光得以预示，但那哲学并不是“改造”之前的动因，只不过是改变之后的表象。世界已经开始变了，哲学才随之而变。如此而已！哲学虽有洗人灵明的功能，但却不足与沉浊者语。哲学有启示，但却打不开幽闲的心扉。哲学是闪电，但哪里可能“普天同照”呢。

再是精妙、有力的哲学，也都达不到“改造人”的终极目的。人可教之，但不可变之。这是人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生物基因决定了的。可教的是皮相，不可变的是骨相。皮相，是人的社会性；骨相则是他的生物性。社会性只能凸现或隐藏生物性，但却克服不了生物性，社会性即便有力量彻底扭曲了生物性，也无法使这一变态的成果遗传下去，这就是社会性最根本的局限！而生物性都终究会起来反抗的。其激烈的方式足以摧毁整个文明系统的根基。事实上，有许多灭亡了的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免疫系统的障碍而死去的。这是文化的艾滋病。所以，“改造”的实际功能只是虐待人的苦役，最好不过是“压制”、“规范”而已，哪里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它没有生物性的后果，但有社会性的效应──有助于制造一种动力，使新的文明崭露头角，也使之逐渐病入膏肓。“改造人”的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改造了文化和社会状祝；人的本性却依旧巍然不动。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们想过没有？──说到底，一切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的形态，又是从人的本性和由之造成的“处境”中派生出来的！故经济基础、文化社会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人的天性与生物性。

192

哲学，当该关心人的生活，但它不该指教人去如何如何生活！尤其不该由一只血迹斑斑的、拿枪杆子的黑手，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将来有一天这模式竟然确定不移了，那一定是人类末日的临近！我们已经经历了文化的末日（“文革”），不想经历其他的末日了。不论这个末日被叫做什么“社会”。哪怕那个社会披上了天国的盛装，都无济于事。

不关心人的生活（就这句话的最切肤之痛的意义而言）的哲学，当然是无聊的、没用的。但是强加予人以某种生活模式的哲学却更糟糕。因为它不只无用，而且有害；不仅无聊，而且有毒。往后，应该从我们民族的生活中，清除这类有毒有害的舶来品。

生活与哲学的环形关系向人宣示：不要试图为了人之外的某个观念，而放弃人的生活。──这是最最深刻的人道之声。它反对一切欺世盗名的人本主义，它反对虚假的、伪善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享乐主义，它反对在一切主义的名义下──矫形人的天然生活，因为它知道，矫形人的天然生活，所得者只能是人的畸形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充满磨难的思想殖民地生活！而我们期待的天然生活，却是那民族天性、民族情趣的生活。它既不让天性干扰物理（如浪漫主义），也不让物理控制天性（如现实主义）。而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则被他视为门外汉的梦呓。

193

门外汉如果不说教，也许倒是最好的说教。反对说教，也许包含了更高效的说教。

就此而言，“言传”固是鄙陋，连“身教”也未免于造作。身教之教，使优雅的行为，流于教化人众的骗局。

就此言，老氏之不言而教的圣人，集中体现了其“阴谋术”的一面。这与所谓“伟大哲人”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

第四卷第三章

*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194

哲学都是“贫困的”！

一切哲学之所以贫困，就在于忽略了“人”（更精确地说，是“我”即说哲学者）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他，只与外界进行一些对其生存、发展、扩张、遗传──必不可少的交换活动。物质交换。“精神的交换”──说到底也是形式不同的“物质交换”：一些能量（力）的形式的转换，其他“实质”是没有的。即使有，人也难以智解之。

要使一种哲学“站立起来”成为“普遍的真理”──首先得打破人这个相当封闭的循环系统。但这种努力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一切哲学只得流于“自说自话”，“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H.G.伽达默尔）或者，干脆“用大炮说话”。

论证哲学命题，需要诉诸理性和逻辑。

但理性和逻辑，从根本上说并不全然说尽了人性。它们并非人性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更非人的心理链条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在我们看来，原始人既无理性又不讲究逻辑。所以，各种高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奉行各自不同的理性和逻辑。人们只是在有闲情逸志的时候，只有当余兴未尽的时候，才尊崇理性、耍弄逻辑。一旦事情变得急迫，一旦生存的需要感到（往往还没有实际受到）了威胁──理性和逻辑马上就像腐物或赘疣似的被“扬弃”掉了。或者，迅即换了别一种──“他换掉一个女人，就像换悼一件衬衫一样；他扔掉一个救星，就像扔掉一块抹布一样。”

195

人，早在其前人阶段的生物发展中就学会了，“生而抵制一切‘异己’的即‘非我’的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认识到了异己之物或非我之人对“我”这样一个封闭系统，确实具有某种价值之后，人才逐渐习于交换与交流，让步与妥协。但归根结蒂，这种文明礼貌，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力量的增长与扩张。

哲学，只在这种调节意义上才“有用”。所以，哲学的实际效用，并非哲学家们幻想中的本来样态。如黑格尔之流所言的所谓“头足倒置”即以思想先于行动之类。所以哲学的运用，无一不意味着“走样”：这个封闭系统的分泌物，若不经历改头换面以致脱胎换骨大变形，就无法被另一些封闭系统（人）所接受，就无法形成所谓的“精神纽带”。

人们相互说话，但是并不理解。他们热心地交谈着，自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只是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误解。谈得越多，误解越深；深到了以为彼此理解的程度，但是最终却是反目成仇或是剑拔弩张。而欲靠“眼神”与“感觉”来传达某种信息，却只能停留在原始的，动物般的交流水平上。这在男女调情、求食厮斗等活动中兴许管用，但一当触及高级文化的领域，就无能为力了。这种不幸的状况，在哲学活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读哲学，于是成了和猜谜差不多的行业。而且，“哲学之谜”终究并无谜底──连哲学家自己的心中也不一定有可靠的“把握”！尽管他们装得很有把握把握。读哲学和写哲学，成了一桩世间最偷懒但也最艰苦最渺茫的差使──当然，其中最有情趣的是那种冒险的快乐。

明白了哲学的利与弊，就有可能减少哲学的贫困程度？越能留给人们以想象之空档的哲学，贫困程度就相应的小些？反之，越全面，因而越固定的哲学体系所受到的牵制的内容越多，用以调和的努力就越拙劣，其贫困程度也就越深。最好的哲学，于是就是那“说辞并不板结的意向哲学”。它反对“哲学大全”的谆谆教诲。它深深知道，“哲学教程”一类的东西，是衰亡的标志，是活脱脱的人的生活的死敌。哲学教材无一例外地只能塞满僵硬的言语。这些东西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个封闭系统来说，也许有其真实的价值。但随着条件的改变和个体的移动，它就成了虚妄不实的“金字塔文”。它不能超度亡灵，而只能祸及生民，把人们有限的存活，沦为无休止的苦役。

196

研究哲学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增强对各种苦役“理论”的心理免疫力！一个懂得人道的学者，从此使自己再也不至于动摇生活的信念。这生活信念是他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且是一切哲学的硬邦邦的核心！

研究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弄通哲学”；其含义是不再使哲学羁绊生活，而要哲学为你的生活走马效劳？所以，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其最后工作就是抛弃哲学研究本身。生活的要求是强大的；哲学不过是达到一种高尚的（“高级的”或“高贵的”）生活的途径，它使生活免于沦为“油盐酱醋柴”。

要达到“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这样一种苍茫无际的“强有力者的显著标志”，于是高尚的生活摆脱了习俗观念这种地平线上的玩具的控制──然后荦荦大端地展现在勇毅者的脚下……这才算是“弄通了哲学”？

“弄通”了哲学，就是终于达到了哲学的虚无这一“无有无不有”的神境。

“弄通马列主义”，无非就是达到了对那主义的虚无认识。“弄通”，就意味着搁置甚至取消。“弄通马列主义”──也就是说学会任意剽剥那个主义，从而实现对这一主义的彻底玩弄。这是完全彻底的投机态度！当然，这要从“看书读报”始。但是，却不可以“看书读报”终，因为那已不能再局限于“主义”的范畴之纸，而进入真枪实弹了，它的使命是“猫爪刺破青天”，即毁掉一切可能优于“猫”的存在。

啊！还有谁不明白这一切纯属纯粹的偶然？世界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这个原因，也不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它如此，所以它如此！只因其然，所以其所以然。其中哪有什么“道理”可循！本无“规律”（叫“规矩”兴许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人自造作。拖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长长的、绵软而冷冰的规律，不正说明当代人的神经十分疲弱，因而需要一根人造的脊椎予以支持吗？

这也许是脊椎动物很自然的神经症状？百般无奈之下，哪怕是一条软脊椎也是好的！

人们捧出一个“硬道理”给我看，并说“看吧，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你们看到、听到、吃到、闻到的其它一切，都是它的皮毛。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是，说这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灵魂吗？

若然，他那灵魂又是什么质地的呢？

若不然，他说的灵魂又是什么形态的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老以压迫不幸者为其职能呢？

为什么，真理总是要活人做它鲜血淋漓的祭品呢？

为什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真理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越来越单调刻板、越来越与常识格格不入了呢？

为什么，“历史”越来越酷似一场未经宣判的无期徒刑？

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成为一出见不得人的秘密审讯？

许多理论在解释这些“怪现象”（理论为了神话自己──竟指责事实为“怪”！这真是八怪而不为世所怪呢），但没有一种理论解释得通。许多理论能诅咒世界（他们把诅咒说成是“解释”或是“希望”），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改变世界。宣告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只是糟蹋了宝贵的资源，浪费了许多不能再生的资源。

第四卷第三章

*八、世界上有两种撒谎**

197

世界上有两种撒谎：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一种是在哲学思考层面。前者叫做“捏造事实”；后者叫做“制造理论”。但人们的荒谬习惯却倾向于认为，前者的产物是“谎言”，后者的产物是“真理”！这种奉谎言为真理的积习，已使人们吃尽了多少苦头啊！

如果人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还会生活在苦难中吗？如果历史是一部“真理进行曲”，人生的问题又为什么越积越多呢？一种只能带来苦难的真理，我们应该叫它什么？一种只能制造问题，为世界增添苦难的真理，这除了谎言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还该崇拜它？我们还该为它而含辛茹苦、逆来顺受？难道非要榨尽所有人的血肉之躯，我们才敢于把这头怪兽从祭坛上拉下来？

现代世界根本就没有真理！而被供奉在神坛上的，不过只是杀人的屠刀罢了！真理的世界，已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空灵宁静的洞天，而是血流成河、腐尸蔽野的“人民乐园”。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消失而祈祷吧……

“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句话体现了多么深入的中国哲理与经验！

──鸡蛋里面有没有骨头？

当然有！

否则鸡的骨头从哪里来？

所以，鸡蛋里一定有骨头，至少是其“萌芽状态”！

──鸡蛋里可不可以挑出骨头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骨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否则，“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要是鸡蛋里找不出骨头的现象，一定可以找出“骨头的本质”来！只要你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在白色的现象中发现黑色的本质，物质一定变精神！

──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有些人活在世界上的重要日课之一，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了再去欺人，就可能被视为“真诚的”？

可是有的人的智商却略胜一筹（或是他受暗示的能力相形弱了一些），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自欺，可是又不得不欺人（否则便无法“在人们之中活下去”，人们是多么怕见“黑色的真理”啊），是便被目为“伪善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品评论价的。

相形之下，便不难明白《周易》伟大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回避与掩饰了这一“黑色的真理”──既不承认它（因为这是痛苦的），又不反驳它（因为这是拙劣的。）《周易》的每一卦，都是对一种“世界状态”（现象）的摹绘，各卦之间若即若离地联系着……

这表明周易已经认识到：思想总是不完整的、片段而止的（完整的就沦为虚伪的“理论”了！思想是不掩饰其片面性的（但它的不掩饰所激发的惊奇，反倒成功地回避了人们的苛求之视线）。丧失了片面性的，就成了毫无生机的逻辑了。人的语言的百孔千疮，但却为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一系列温馨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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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我终于看出来了──各色各样的创造者们只是在翻复把弄着那几片思想、几只音符、几笔色彩线条、几行诗和几声悲切与欢声……总之，一个基调。

那是从他们灵田深处涌溢出来的！

那是他们一生的人格之光中不多的几下闪现之一！

那也是和他们的“生物结构”紧密粘连在一起的。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风格表现──但他只能创造一种风格。其余不过是模仿而来的“文化赃物”而已。……不论这是否属于“生物艺术论”的说法──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基调与风格，近乎是天生的，后天的作用，仅仅在于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这一基调或那一风格……并对之进行形式化的规范。人为改变的幅度就只有这么大！

生活，在哲学家的身旁流过。它时而汹涌时而宁谧，时而微笑、时而狰狞。动物生活之流、世界欲望之流、宇宙节律之流……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逝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悟解，没有人能停下来看一看，因为一切人都会被它裹胁住，席卷走……连“哲学家本人”也是如此！

只有躲避在哲学家身上的“精神”不在此例，精神的本性是超越生命的。它的质地轻盈而又凝重，永恒在世俗之外。为了“物化”，它不妨需要一个宿主，于是，它便觅到了某个较为合宜的人体寄居了下来。它以这个人为自己的避难所，为风靡世界的跳板。为了“精神”的胜利和荣耀，哲学家是注定要遭劫难的。他，贡献自己的生命为抵空明彼岸的燃烧剂。埃及的祭司、印加的太阳贞女、印度的婆罗门、西藏的喇嘛、希伯莱的先知、希腊的爱智者、中国的炼丹士……就是这样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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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思想家为思想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而是“思想家将有机体的本身状态投放到思想里”。思想，本质上只是思想家走过提升自己历程时，留下的一些路标与生命的遗迹。

思想家的“病态”不是由思想（自己的或他人的）引发的；相反，是其病态触发了思想的玄机。这玄机嗡嗡作响，是为掠世之音。一个人不可能“创造思想”，除非他的机能中本就“隐伏着这样的东西。思想是无从“折磨”一个人的，除非他的机体已经隐伏危机了。生活的核心部分只能是内在的，外在的生活只是内在生活的一种折射，它取决于内在生活的特征。

一个人不可能得到他根本不具备的东西。否则他即使“得到了”，也是“感不到”的。一个人只能守着自己的先天局限坐井观天，不论他的自我感觉如何不错。幻想也是生活。有时是更深刻的生活。因为幻想也像梦境一样，能带来特定的感受，甚至知觉。但幻觉却不等于“内在的生活”；内在的生活该是一种更隐蔽和更深刻的东西，它是近乎一种秩序、结构、特性十天生色彩等等──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内在的生活！但正是它，导演“现实生活、幻想、梦境”这样的三部曲！内在的生活也是一切理解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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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往着星空！那里荒凉落寞，却充满了回旋的余地。在恒星的光芒照射不到的角落里，暗伏着创造的生机。人类的悲剧不在于贫乏，而在于渣滓太多；不在于缺少生命的活力，而在于历史灰尘的幽闭！甚至连宇宙也是如此。所以宇宙的危险不是资源的枯竭，而是环境的污染使之遭到了窒息！

我们不像那些虚伪的官方哲学家，把人的规与矩拿来冒充宇宙的法与则，硬把天体的运行纳入人的思想。──相反，我们勇于承认宇宙只是人的经验的外延！这个经验就是，当代世界拥挤肮脏、废品成堆、人口过剩；宇宙之圆与理解之圆，在本性上是相通的，相与易的！

第四卷第三章

*九、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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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步入圆融境地时必定流行的思潮，有如熟透了的果实阶段。作为透辟彻底的理性所必然面临的深渊状态，虚无主义的社会伴生现象，是家庭和社团的解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未来不信任的情绪激增等等。因此，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虚无态度，对首先是一种生物的人类、对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和工具”的人类社团──都十分危险。

这是文化的大规模流感（传染性极大的流行性感胃）它的物化表现，是普遍的、大剂量的吞服麻醉剂。在古代，多以“饮酒作乐”（以祛除虚无之感），如罗马帝国时代和魏晋时期，在近现代，则以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以致入工合成的麻醉剂。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但目的都是为了配合虚无主义的纵横天下。

201

魏晋时期的玄学，南北朝时代的佛学，皮浪的怀疑论，以及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不同样式。伊壁鸠鲁式之流的享乐主义幸福论，也是以虚无主义思想为根据的！佛教中的“欢喜佛”形象，比释迦的一切教义有着更多的绝望。而当这些“精神慰藉”不够用的时候，就得诉诸药物手段了。于是便有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并称的风尚。这哪里是什么风尚？这是精神风暴！于是便产生了“精神的暴徒”──各种破坏性理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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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是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所谓“根深蒂固、不可缺少的错误”。像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的智慧的产物，终究也以天性（或曰“人的本能”）为归宿。它们只能一时压制人性，却从未能根本“改造”人的本能。──这道理很简单，人的本能属生物领域，用文化手段改造它是本末倒置，纯属徒劳。

这使得理想家们为之泪下、肠断以致疯癫、寻求短见。“寻短见”这一中国式的短语，包含了多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韧性！自杀是一种“短见”即忘了生命的蒂本是苦的！急于自杀的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毕生的事，白费了，感到“上帝”、“命运”欺骗了自己（其实，只是其自我暗示失败了），感到人类是不堪教诲的，而“世界和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了光彩，变得毫无意义”（这一觉悟实在是过分迟到了一点）。总之，感到末日临头了。于是，与其坐毙，不如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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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理论家绝望的东西，正是使人类获救的东西，人类在千万年的奔波与苦难中培植起来的本能与良知，它高超而不可名状，卑下而元所不在，恒定而万世如一，变幻而朝朝莫测……虚无主义这种文化形态，同样无力泯灭它！相反，虚无主义正是源于这深渊中的本能，它教导人类撇弃明天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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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的陈迹：虚无主义所摧毁的，只是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类世界观的崩溃（及再生）常常是周期的──宛如昆虫和爬行动物的蜕壳似的。仿佛万物生长时的痉挛。婴孩就常常这样不由自主地运动，并在这“无目的的运动中，实现了他的生长。

目的论的世界观，其功用原在保护生长中的文化社会实体，而非终究束缚它。尽管各类世界观都提供了终极性的理性（“建中建极”或“乌托邦主义”），但无非是作为精神上“以攻为守的武器”注入生活的──以气势汹汹的权利欲，掩饰受到恐怖感惊吓的心理。归根结底，有关理想社会的万般描绘，大略可以归诸一种修辞手段，用美的渲染来诱惑愚弱而不加思索的心灵。它们的荒诞也是滥用修辞学的结果，为“强调”计，竟不惜把一时的工具吹嘘为万世的圭臬。因为修辞的滥用，乌托邦里的“流行性感冒”是害人的诡辩法，它虚伪的目的论比古代的神话更为武断，它迫切需要强权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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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神话和现代目的的论的世界观，对于群众的精神健康（以至对“有识之士”的心理稳定和“社会的净化”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没了目的论，也就没了归宿感。归宿感对巨人的、探索的心灵，是有害的休止符。但对一般民众的安定医院里式的清平生活，都是支柱。

很少有人具备这一能力，这里显示了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哲学和生活之间的对立怎么办？明确意识到人类面临的这一双重任务（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更少有人具备承担这一任务的勇气和智力。既要头脑清楚地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又不使生活重新降至动物的水平，这多么困难！这一任务的沉重性在于，它超出普通人的意志和智能水平。

人们习惯于黑白两分法的“非彼即此”论，和从它派生出来的“认识──实践一致”论。他要么是浑浑然地用目的论来保持高昂的士气，并使生活避免于沉沦（其结果会使人的生活和文化趋于僵化，从而危及更广阔的自我发展的各项潜能），要么被无归宿的苦恼和绝望折磨。这样，目的论的枷锁是卸下了，但得出的结果，不是更有冲力的人生和更有弹力的文化，而是心灰意冷的世纪性创伤。这创伤不住的流血，使社会文化陷入虚脱。

由于未能找到胜任这双重任务的强人，由于这双重任务终于成为双重的负担──“人类的历史命运”（即“文化史的样态”）一再飘摇于过度的禁锢阴郁和过度的放浪形骸之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灾难，要求一种“健康的虚无主义”（或它的同义语──适度的、工具性的目的论），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摆脱周期性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呆傻与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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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生物必要性的角度去检视我们的文化和观念系统！以便发现它的消化不良或心肺病变。相反，若从既定的文化前提来为人的本能与良知“量尺寸”，不过是自己检查自己的产品而已──你能查出任何“质量问题”么？正如“自我监督”永远只是骗子集团的空头许诺一样，“亲属的回避”也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考虑，我们的哲学界朋友却还昧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心里难道还不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头动物，这动物有着从最原始的祖先那里承继来的全部兽性和更低级原始的生物性！正是这一渊源，供给他思考的动力。

行动要坚定。不要抹煞本能与本能中的良知（“原罪”），因为它太顽固，根本抹煞不掉。要用人的全部知识和技术来为本能辩护和“提供服务”……这并不是什么“创见”，相反，千百年来的有识之士，早就自觉不自觉地这么做了。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全部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早就这样宣布了：

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有声有色、充满节奏感地活下去，这就必须为世界和生活创造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借口，并以此说服自己和他人，共同勇进！

身心健康时，觉得世上的一草一木都有意义，身心衰弱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极其空虚，关键不在“世界”（外物），而在你自己（主体）。

正因为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才认为它充满了意义！否则，我们就会被无意义的现况吓死了！

第四卷第三章

*十、“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207

“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最高的“对话过程”就是“祈祷”。

1，救主

救助的主宰，拥有救助的力量，发挥救助的功能。它是超渡苦海的舟船，它不必是宗教的，它可以是各种形式的。

教主所包含的“主宰性”，使它染上了一层人格的色彩，并从人格演化而来的神格意味。“救主在你心里”，因此是对的；但“救主是你的心”却是一种谬误。

必须排除对教主的两种误解：A，救主不是“汝自性”；B，救主也不是外物、外力。

“汝自性”如果离却外物、外力，则无以生成，更无以体现。而外物、外力，若离却“汝自性”，则将不复存在，即便在逻辑的推论或经验的伸延中，它可以被假设存在，但那也是与人无干的，“离却意义的假性存在”。假定的事物，没有意义与功能，那意味着什么？

汝自性与外物、外力，均不能单独构成救助的主宰，因为它们无法孤立。因此，存在的前提是此二者的交感；所以，救助的主宰也只能由此二者的感应中发生。

2，“是”与“一个”

当人们说“甲是乙”的时候，在较少的情况下，甲与乙的感念外延完全一致，例如，“人是脊索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动物”，“姬昌是周文王”。而当人们把“是”与“一个”并用的时候（如说“甲是一个乙”或“蚂蚁是一种动物”、“姬昌是一位国王”），则甲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乙的概念外延。当我们说“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时候，则意味着“救主”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对话过程”的概念外延。换言之，“对话过程”可以是“救主”，也可以是“恶魔”，还可以是其它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观念。

“是”，不是“等于”，“等于”，不等于“是”。“是”，只是实在的或性质的（即语言关系的）规定。

3，对话

有两种对话，一是语言的对话，一是行为的对话。

人们通常把第一种对话叫做“对话”，而把第二种对话叫做“反馈”。

认为语言的对话侧重于“汝自性”的依据而行为的反馈则侧重于外物或外力。

因此有了误解，以为语言的对话是依据，“汝自性”做出反应，而行为的反馈则是依据，外物、外力做出反应。这种误解，抹煞了两种对话过程的同一性。

任何一种对话类型（语言的或行为的）或任何对话风格，都是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而生成的，生成时不为人所见，体现时才进入感觉的世界。

对话不是发话，也不是受话，而是在二者之间往来不息的一种协调。发话（如作品）既是受话的因，也是受话（如阅读）的果。受话既是发话之果，复为发话之因。发话、受话的因因果果是没有穷尽的循环之圆。

追求救助的魅力，是救助模型的原动力，但这内力必须借助一个对象化的外物才能生成并体现。“我”与对象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我可以成为对象，对象也可以归化为我。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原不可分，这浑然一体是在对话过程中彼此增生的。

4，过程

过程是一切。

过程有短长。

短的过程无法包容长的过程，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常识还认为，长的过程可以包容短的过程，这却是一个谬误。其实，长的过程只是在形式上甚至在结构上包容了短的过程，它实际上无法理解短的过程。严格地说，长过程已扬弃了甚至遗忘了短过程，两过程相存不相知。在长过程看来，短过程简单而原始，在短过程看来，长过程复杂而不可靠。

如果把救主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偶像，那么短过程的教主，是执一不变的，而长过程的救主则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者，意味着既抛弃救主又归化于救主。若果真如此，则长过程又断裂为短过程。“生生不息”的终极含义成为片段的过程环环相续，甚至环环相融，就像石子落在水里产生的波纹那样。你既不能说是中心的波纹产生了四周的波纹。小的与大的，中心的与周边的，实际上是那样的不同，它们因此只是在人的印象与观念中，才获得了同一性！这种同一，即救助力和救助功能的同一！

世界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过程”。

事实只是某个过程把世界强行引入自身，从而把自身等同于世界，从此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只能是观念性的。只有观念性的过程，才能被人理解。过程是理解的产物，而理解则是对过程的追寻。从此，人们高谈对象的同一，实际上，他们是在同一的语言中藏着不同的货色。

5，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为了寻求救助的力量，为了享受救助的幸福，人们不断地进行试探。虽然《圣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但这则禁止试探主宰的诫命，却恰恰证明了人们是多么热衷于进行试探，哪怕使自己沦为功利狂和机会主义者也在所不惜。在此，他恢复了自己的原始属性，裸露了自己追寻救主的原始出发点──“得救”！救主不在生活中显现（所以人才去试探）。“救主是永恒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从人们不停顿地寻求救主、找到救主、抛弃救主并重新寻求救主……的经验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但这一“永恒性”的命题的假说，又可以被人们不停顿地对话过程所否决。

人们是在物我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发现并确立自己的救主的。严格意义的心灵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心只有通过物才能感觉，所以心灵之间无法绕开物的媒介来对话；“对话”一词的基本含义中也就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物的作用。对话是通过声波或物体（包括身体）的媒介实现的。也只有通过物的媒介才能记录或传播。这也是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诸假说得以风行世界的一个依托。

灵魂是不会说话的，因此灵魂无法从事“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严格裁定？

智慧的作用是当习用的对话方式出现障碍或告一自然段落时，揭示了有关救主的崭新意象。所以人们便情不自禁地看到，救主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并未映现，而唯独等到对话过程终止之际才突然诞生。

207

他的心在淤积的闷闷中，萌发了异样的光。

遁世可以无闷，但找不到确定性，却令人窒息！

没有救主的时候，他喘息；而等到救主降临，他才获得了宁静。但他的力量和他的平衡是那样脆弱，所以他无法长期保持救主，保持宁静，无法永远保持内外力量的平衡。一切都变动不居，不断流失、不断萌生。但物我间这角逐、这交融，给生命以延续性，当然这也包含了生命的暂时性。因此，他使格外需要救主来凝固连续性，也用救主去圣化那暂时性。

208

在神话中，人受命不言。语言的禁忌告诉人们：必须无言。否则，你就会在关键时刻招来灭顶之灾──或引发洪水，或使自己变成一根石柱。这不失为一个深刻的“生存真理”。洪水滔天意味着外力、外物对主体即“汝自性”的泛滥；而变成岩柱，则意味着“汝自性”的彻底板结──二者的归宿是同一的，这就是失去了救助的力量，永远地离开了你的救主。

以此，人们不禁发出撕心裂胆的呼号：“伊利，伊利，亚拉萨巴各大尼！”这是耶稣在临死前喊出的最后一句亚兰语口号的译音，它的意思是，“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临终的怀疑论，代表了人性中终极的绝望和透彻的智慧，冰冷的寒彻骨髓的智慧！

人们的灵魂，即使飞翔得再高再矫健再优雅，也还是得落到平芜的大地上，这时，不再有透明的天穹。

失去澄明之天穹，而仅仅拥塞着一切之“蔽”的大地！

在此大地上，人类发现自己失去了救主，因此他需要不断地跋涉，历尽磨难，寻求救主──尽管彻底的怀疑论者把这寻求叫做“创造”。

209

灾难的起因（导火索）是人们放去了无言的禁忌──他们在不应该说话时，却开口说话了──因此便受到了神的毫无保留的惩罚，被剥离了救助之力，与自己的救主永远隔绝开来──且受到喋喋不休者的酷刑。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对话的过程使人与救主隔绝？还是这一隔绝产生了对话过程并使人把对话过程变成实际上的救主？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惶惑不安的人啊，假如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喋喋不休，从而斩断语言的对话过程，那么，是否就能在宁静的观照中，照见救主的本体了呢？

这是否又是另一个幻想──

人，可以抑制自己的语言对话，这只要抑止人作为文化的那一面相就够了；人却无法终止行为的对话（如反馈所示），因为人无力终止自身（这已扩及整个的类，即人科动物）作为自然属性绵延不已的那一面相。即无力终止反馈之链。

就完整的意义而言，就这两种类型的对话及其所有风格而言，救主只能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对象！

210

他们说“没有救主，因为到处都是救主”，这充分披露了一个多元时代的青天霹雳，“多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元”这意味唯“大”、唯“一”；不是数理的一，而是世界景观的一。

而“多元”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世界是多么需要反动啊──尤需对反动的反动！

反动，不就是对话过程吗。

反动，得以构成理解之圆？

第四卷第四章

*一、“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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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荒诞不经的命题！它，仅仅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对科学的迷信”这个一厢情愿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闹剧以及建立在“想当然耳”之上的幻构，到了二十世纪成了人的自大狂的可悲写照。

这种自大狂心态仿佛是反抗宗教和一切古老陈规的，其实它本身却是最古老的迷信之一，早在原始人的巫术实践中，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就被承认并达到了！

这种自大狂仿佛是反对宿命论的，实际上却比最有害的宿命论还要有害──它诱使人与环境破裂，并最终污染了自己生存的星球。

212

“人的生活状态受制于命运的存在”、“人类的文明历史甚至非人的自然史或原人的生活史──无一不是神的意志不断体现的历程”：这一类自古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神经错乱，表明人曾经创造了何等深刻和多么壮观的自欺艺术！

难道，这就是一切被称作“科学”的系统知识的出发点？这一可悲的现实，说明人所谓的“客观性”到底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是来生活还是来发现整理的？”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它派生出的两个议题是，“真理的作用究竟是促进生活呢还是销毁生活？”……如果真理反对现有的生活并违背我们的利益我们是否坚持它？

213

我们认定某种“宇宙秩序”的存在是否仅仅表明，我们对无穷繁复的宇宙现象具有相当的适应性，以至于那原本没有的“宇宙秩序”观念终于把我们的身心给迷住了，以至于我们的心灵从此飞升到一个“想当然的纯粹圣境”？当我们抱怨宇宙一片混乱，世界陷入病态，这是否仅仅表明我们身上的那些与宇宙现象不合拍、不适应的因素，主导了我们的生存状态？

有一天，我们的祖先突然把自己希冀的要素，撮合在一个概念的外壳中，造就一个完美、庄严、空灵而凝重的形象（也是超象的！）称之为善的上帝。几乎与此同时，他们把自己惧恶的要素提成一团，塑成一个畸形、可憎、沉重而潮湿的观念（也是超念的！），称之为恶的魔鬼。

实际上，无论善的真主还是恶的魔鬼，抑或这二者的奇妙混合物（如犹太教的戒律或印度教的密术、伊斯兰教的屠戮），早已离人远去了，它们把人类甩掉，在这自行其是的世界之祸中沦为废弃物。这是一个没有心肝没有主宰，没有法规，没有定色的万物屠宰场。

214

《创世记》认为人的苦难，是从“偷吃智慧果”、“分辨出善与恶”的刹那间开始萌动的。那么，一万年来人的遭遇是否可以说明，人的苦难，也将结束于“泯灭善恶之分”、“从腑脏深处吐出智慧果”的那一刹那？

“人，是宇宙的孤儿”──所以，历史就成了摆脱孤独困扰的连续记录。这一记录有时是成功的，但多数却是失败的，而且连以往成功了的，以后也将失败：文明就这样成了“不得已的苦笑”，成了吹得颇有别致的肥皂泡。──难道宇宙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难道文明的出现，真是对人的嘲讽、揶揄？让人稍为宽慰的是，上帝并未如黑格尔胡言的那样“死去”，要知道，在他从亿万年的梦幻中复苏过来并极干练地“大行神迹”时，留下痕迹与后果里，至今还闪耀着他的余辉和影子（在他被虚化的衰世以后，四维空间的伟大际会仍与他同在）──他为宇宙留下一片日新无尽的法则。他只不过是从尘界的眼界中告退了，因为，他陶然于自己的创造，他只不过是老了。老去的神还能重新年轻吗？

215

被我们珍视和被我们厌恶的一切，都会消失得干干净净、踪影全无……如果硬要说在这么一个烟云飘荡的世界里，有什么必然的东西（这几乎等于说我们不仅已经完全通晓而且完全把握了这些必然之物，有什么可以称作“永恒的存在物”──这不是显得很滑稽吗？如果历史真有一个“人类可以想象和把握的肯定性的目的”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它将全部消亡殆尽”这一无法解释的事实呢？

其实，哪有什么确立不移的东西？在时间的魔爪下，尤其是在对时间的思索中，──一切都会在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随风凋零的。相信世界有坚定不移的支柱，当然是最宝贵的神话资源，是人生借以增色、藉以维持秩序的要素。尽管这令人宽慰，甚至使人美丽，但毕竟是骄阳下的片片雪花！

永远嚣腾，只有片刻的安宁的黑色汪洋啊，你没有纹理、没有路数，又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方向，执一不变的性格呢！人们管你叫“世界的必然”？其实你不过人性的变奏罢了，没有方向、没有固定的片刻：你并不真的渴望休息！你残忍地揭开了神话面纱后面的物与我的真容！

第四卷第四章

*二、“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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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必然性是普遍的，属于天命的，而偶然性却是独特的，属于我心的。我心的目的，也许是有关普遍天命的启示中派生的；但只有把所有的我心综合平衡，才能形成天命。

只有在最富神秘情感的心灵中，必然性与目的性，才被创造性地沟通为一。必然性在他的胸臆间，成为道路与桥──通往纯粹的目的、彼岸。如果撇开教区哲学的条文，而根据生命的全部丰富性来回答问题，则所谓“偶然性”与“必然性”，并非宇宙运动的属性，而只是人的心灵企图理解、分析、阐释、归纳他所看见的世界的潮与汐之际，所萌发的心灵属性而已。心所观照的规则之动，则为“必然”；心所观照的不规则之动，则为“偶然”──必然感和偶然感既然是生命的属性，那么我们相信，从原生物到动物，从蚂蚁到人，从庸众到天才──都有他们自己的偶然与必然！只是它们有的善于表达这种感受，有的不善于罢了；甚至它们有的根本就不表达，只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说罢了──也许。

217

如果从高级宗教的“神”这种伟大天才的最佳精神状态来视之，则天才观照的整个宇宙岂不受制于必然下的宿命？偶然因素不过是“魔鬼的试探”，或叫做“上帝的考验”罢了。在这包容力极大的观照下，人生经验中的偶然性观念，已经消融在“宇宙无限运动”的宏观和谐中了。反之，若由细菌观之，哪有什么人所感应、言说的“必然性”呢？少一滴水，可以使细菌休眠几个世纪；少一丝空气，可以使它不再苏醒。而从“天外”飞来的一丁点培养基，却能使细菌迅速繁衍到十万倍。细菌的环境变化，比人的环境变化突然得多、迅捷得多；而与人的环境相比，“神的环境”仿佛又是永远不变的。对越小的存在体来说，世界的变化就越侠、越突兀、越是“偶然”。同理，在钟表的刻度上算起来是“同等的时间”，对越小的存在物也就越漫长……据此，对无限广延的“神”、来说，人间的近乎无限绵长的时间，只不过瞬问而已；人眼中无限广阔的宇宙，只不过“神”的一个角落。

218

“偶然”是超人的、自然的力量，它是作为现实和物理的无情之力来到人的面前的。

“必然”则是人的、文化的力量，它是作为意志和精神的情信之力向人呈现的。

从生命的属性着眼，可以这样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

1，越是小的感觉体，感觉就越敏锐，感觉越敏锐，就越容易发现“偶然的因素”。因为小的感觉体感触面狭窄，能量却更集中，比大的感觉体更灵活。反之，越是大的，感觉面较宽，因而较迟钝的感觉体，越善于发现必然性的恒在。同理，观察范围的大、小、宽、狭──也对形成必然世界与偶然世界的观念，有直接的影响。越大越宽的观察，越容易排除偶然？这样越庞大的心灵似乎也越容易体认必然，因此他较能免于偶然的生活风暴的毁灭性袭击。但他走得过远，也会把自己的开阔的偶然，偶像化为无限与绝对的必然。

2，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程度越弱的感觉体，越倾向于认可偶然性的统治；相反，对自己命运的把握程度越强的感觉体，则越倾向于认可必然性的统治。所以，生活的原则不仅是“强大的支配弱小的”，而且是“必然的支配偶然的”！此外，我们这里还要提出一个与通常的看法可谓相反的原则：一般人所说的“命”（“我的命如何如何”的命）并非是对必然性的指称；而经常是对降临其头的偶然因素的喟叹。如《庄子·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地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可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和“命也夫”的“命”的个人意味相比，无私覆的天，无私载的地，显然更能体现必然性，但这必然却是对人间的喜怒哀乐毫无作用的。支配子舆、子桑处境的那个命，不是命中注定的，是不可知的偶然！

3，理解力越直接、想象力较不活跃的感觉体，越容易感觉到“偶然因素的影响”；相反，理解力越间接、想象力较活跃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受到“必然性的暗示”。因为偶然是“感觉世界的特殊”，必然则是“符号世界的特殊性”。

219

在偶然论看来──

必然观念在世界现象中发现的“必然性”，是局促于狭隘经验范围之内的杜撰。如说人有生必有死云云。其实，这种“必然论”概念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种杜撰不但虚妄，而且武断。把一时一地一己之经验范围之内的东西，生拉硬扯成一种普遍的、俗不可耐的客观性宿命──这最好被理解为人的宗教本能的一个投射。这本能极强韧，甚至能拉来科学的大旗，作它的虎皮、于是，科学的宗教、时髦的信仰，就成了二十世纪的统治思想中最强悍的一支！其实，与其说是有“必然的事物”，不如说是有关于“必然”的信念。除非是谁“事后聪明”，给已然之事套上一顶“必然”的帽子，如说人有生必有死云云，但你追问他自己到底何时寿终正寝，或人类的大限几何──这必然论者顷刻间就哑了。因为他的论说本是江湖郎中的说辞，哪有什么可验性可言。如此“必然”，不是任何形态的实在，而只是精神现象。

不妨认为，偶然论具有认识上的透辟性：

由此而视，世界确由“偶然性”所支配。一个严谨的观察家经常可以发：一点偶然的、完全是“碰巧的因素”，突然出人意外、不合逻辑地一举改变了整个历史的方向，从而致命地扭转了其进程。这类现象，是任何已成的理论无法解释的。而仅仅是为了解释这些大慈不解的事，人们才去费劲地发明新的理论以敷其应用。理论之所以无法成为真理，就在于世界的不可捉摸和无法预测性。事实上，理论本身也只是以及理论为了适应世界的这种“变化”性质而生成的工具（“合理化作用”）。事实上，“世界的变化”（如赫拉克立特所理解的“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之类）也是一种失察导致的迷惑：人们误以为前一次的观察和体验所得即是世界本身，所以当后一次的观察与体验不同于前一次时，就断定“世界变了”。其实，我们观察和体验所得到底是不是世界本身，以及世界到底变了没有──都是些很难证明的弥天大题。

一切都是偶然之中的偶然，一切都是“从很难证明的观念到很难证明的存在之间的往复循环”！

一切现象都无异于是在阴错阳差中莫名其妙地孵化出来的。所以，从人的理性标准来看，这个世界的本质除了“荒谬”，还能是什么呢？而整个宇宙的性格除了“神秘莫测”，还能是什么呢？而这又反过来表明了理性的脆弱与浮泛，它除了在某种虚幻的肯定性上，如认定自己的观察与体验所得即是世界本身，从而得出“世界必然在变化”这一悖论上进行语言推导外，还擅长什么呢？因为，如果世界是“必然的”，它怎么会变呢？如果世界在变，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断言它是必然的呢？

从经验看来，其实是“一个偶然导致了另一个偶然，一个错误产生了另一个错误”！这“导致”使得偶然的、被误解的，成为“必然的”，甚至“实体的”、“存在的”，而其中产生的观念则具有了使错误的成为正确的神一般的能力……我们这人科动物，不幸就是这么看待万事万物的。我们人类，有着某种奇妙的“追溯本能”、“追认本能”。它不仅篡改历史、文过饰非，达到了妙笔生花的地步，而且一跃成为理解与曲解、创造与捏造、神化与极度合理化的典范。从此而言之，“神”，不仅不违背理性，且是理性发展的一个顶峰，而不是时髦学者所大胆假定的“反理性的看不见的高手”。

220

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很可能正是这种“找倒帐”的能力，使人获得了“必然性”的观念，并在这观念的引导下，发现了“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线索！于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仿佛是在偶然间被神丢弃在宇宙里的乱麻堆中似的。于是我们生为垃圾，并把“神的垃圾”当作自己环境与资源之至宝。我们珍爱垃圾与乱麻，并试图在垃圾堆中理出个头绪，但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因为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把偶然的垃圾当成了必然的珍宝！沿着这个错误，我们试图揭示世界是怎样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相循严密无间地发展……可是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证明的希望永远在跳动，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有生机，但是我们的努力从未得到终极证实──如何下手去“抓住世界的锁钥”呢？

偶然……偶然……还是偶然！无论我们怎样力图发掘那个必然也还是枉然！必然，只是人的心智在徒劳追溯时的追认！所以一切必然只能永远变化无己，不能自制。因此人们也无力掌握稳定的必然观念，哪怕仅仅是观念！结果人的必然只能流于人们必然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和生活本身这纯粹的偶然，将作为无法清理的乱麻和无法依赖的垃圾、而埋葬人的短暂一生。

世界和生活，并未按照一个轨道前进过。世界和生活，从来没有按任何人所揭示的“必然规律”发展过！哪怕是在一个极短暂的瞬息里，也是如此！除非那不是预先揭示的而是事后追认附合的，除非那只是孤证的巧合而不是连续的线索！

必然性观念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意志的嚎叫”，而恰恰不在于它是什么“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必然性，也恰恰并不存在于世界及宇宙现象的运动中，而只是人的心灵渴望冲破世界和反抗压制的一种定向反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心理的变数”，而非“客观的定数”──必然性才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才是可以被高尚而不自欺的心灵所接受的！从此，必然性的眼睛在乱麻中诞生了，并开始用“目光”来提炼垃圾，它开始对宇宙的不可捉摸性进行抵抗、补救和综合，从而把握了那原本把握不了的偶然之乱麻与垃圾。

第四卷第四章

*三、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

221

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即便全部（时间与空间）的人科动物相叠加，在宇宙的广漠与偶然中又何尝不孤独？甚至更加孤独，来自误解和“人情冷暖”的孤独！我们迄今还不能从地球以外找到哪怕一星一点的生命痕迹。我们没有同类，没有同路人，甚至没有业已灭绝的“智能与情感的同类”。而这个现存世界对人的探索本能来说却又太复杂了。人们为了更有效地苟活下去，为了“节能的原则”，就必须在茫无依托的宇宙中寻觅一个立足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全部生活拼盘（这也是偶然的敷衍中生成的！）用以发育自己的自信心，以对抗外部的无情。

这使我们认清了一个“情”字，实乃人的全部奥秘的谜底！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写诗作曲，寻求理解；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创造了必然。方向感，于是成为决定人生之祸福休咎的精神支柱。成为你能否坚定不移地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它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社会生活里的作用，一点不亚于在古代四处游猎者的生活中的作用……也许，还更重要。因为，工业文明是更需要长期规划的文明。空间的方向感，于此让位给时间的方向感了。而没有持续的方同感，也要有断续的方向感；否则，人怎样活下去？

222

时间性的方向感，引导着工业文明人的命运，尤如空间的方同感支配着游猎文明人的命运。初级工业文明的奴隶们热衷于展望未来，并以乌托邦的眼福来充填辘辘的饥肠。他们把这种幻觉叫做“对历史必然性的奉献”！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建设太艰苦太肮脏也太违反人性了，若无“必然性的神话”予以支撑，谁也走不到这条甬道的尽头。

而工业奴隶们口里念念有词的“必然性”，则是道学化了的方向感。所以，从可以证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的角度，“必然性”尽管毫无依据，但却终于深不可拔，甚至坚不可摧，支配了千百万人生死相关的命运！这种生物本能的极端表现，这种无理的自我肯定，已经披上了“科学辩证法”的华衮，显得多么楚楚动人啊！对社会人，这是规矩化了的生物本能；对思考者，这是戴上了精神王冠的生物本能，所以作为哲学，它实际上只能是超验的，尽管它自吹是客观的。这种伪科学伪客观的本能，激烈地反对怀疑论者，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持异议的怀疑者送到劳改营或绞刑架上，有必要像教皇的异端裁判所杀害科学家那样杀死“不信邪”的现代知识分子。它“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万零一遍地向科学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奴隶们重复着一个真理，一个使成人退化为婴儿的催眠曲：“信赖权力的人是幸福的！宁肯相信错误的东西，也不能失去‘信赖感’本身！”

在它看来，信赖感是权威感的并进一步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信赖感因此成了人生价值的永久性内核。它比一切可见的财宝更珍贵，它创造一切有形价值的无形本体。所以

223

方同感起源于自我中心和自我本位这种生物本能，而自我心中主义（包括集体自我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论或犹太世界主义）则是生物的自保本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动物在区分前后、左、右、上、下等方位的时候，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人在区分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表层与里层、本质与现象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必然论恰恰是方向感之子。

自我中心──方向感──必然论──宗教崇拜……没有一种必然性信念不导致某种程度的宿命论的，没有一种宿命论不导致某种信仰、某种宗教的感情。

224

宗教，只不过是赋予了必然论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某种神话型式、神秘仪式、超人形象等等，而宗教崇拜的核心，只是哲学上的必然论而已。正因为必然性观念是自我中心的维护者，所以，自我尊崇和必然论的正统型式无一不导向宗教崇拜的表现。客观的必然性是主观的方向感的投射，而方向感本身则来自生命胚胎时期的方位感。

有“好的、有利于生长的方向感”，也有“坏的、不利于生长的方向感”；因此，有“好的必然性”，也有“坏的必然性”。有利于生长的必然性，给人以力量、毅力、坚韧、热情和定向的创思；不利于生长的必然性，使人陷入自我蒙蔽的昏庸状态。好坏的标准在这里显系功用性的，“科学性”并不在它的视野中。所以，只有必然论的好与坏；没有必然论的正确与错误。昏庸的必然论是生命本身沉沦的标志，是正在奴役着我们的生命、麻痹着我们神经的流行病，是“哲学的艾滋病”！昏庸的必然论泥古不化，它们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如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中心论的旭光近照。比如说，欧洲的资本中心主义就惯于把欧洲生活的经济决定论模式强加在全人类的头上，并以资本批判的方式把资本的统治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资本论》企图以那些从欧洲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方法”、体系，无端地切割世界各国的文明，以便他们千篇一律地横着分析一切。这哪里是什么“科学”？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导致列宁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其中盛行的不是科学与艺术，而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剥皮……

这是必然性的回光返照。这种观念体系，本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又不善于和其他生活、其它观念体系积极地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它哪有健全向上的力量？它杜绝了社会的沟通渠道，日益梗塞、狭窄的信息，使人的活力日益低落。如此昏庸的必然论，在闭塞中导致独断，要靠暴力团来支持。于是，反对它，已经成了当代精神生活的首要任务。铲除昏庸的必然论的毒化作用，将有助于人们从生命的僵化中走出，恢复春天的活力。因为作茧自缚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并带动人们滑向永劫不复的悬崖。

225

要知道，人是这样一种“有灵性的弹力生物”，有时，不安全的处境反倒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这是因为，最大的不安全感原本来自某种不确定性以及“潜伏的威胁”等等，即不可捉摸的未知数。所以，危险与不安全一旦被确定了下来，反倒令人在绝望与死心塌地中获得了新的安全感！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解？

必须唤醒这样一种精神准备：欲反对昏庸的必然论，必先恢复关于必然论与必然观念的工具性质！这就是当前最需要的“解民于倒悬”！

226

好的、上升的必然论，是进攻者的利器，是达到彼岸而不致迷失坐标的灯塔。坏的、下沉的必然论则是昏庸的，是被奴役者配者的标识，是陈腐失效的工具和使人丧失有效方向感的假目标。尽管它可能曾经保持过良好状态并沿用下来享受尊崇，但由于不思改进，不愿或无能随化而迁，它已变得日益有害，远离了使人保持精神健康的实际需要。因为人的安全感一直希望，“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着的”，如果相信人的生活如历史之类是从“必然性”中派生出来的，人当然容易心安理得、神旺气健，因为人很不客观，而人的主观意志又贯穿人的世界及其历史……除此之外，人哪里知晓别的什么世界和历史呢。

这样，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即便是纯粹偶然的，也极易发出某种必然性的暗示，人的这一特点使他们在谈到前人或他人时，可以宽厚地赞同以上述的分析，但在论到自己时，却出于“确立信心”甚至“维护良心”的必要，就回避或否认了必然性的这一“诞生史”。这表明，人这种脊椎动物的心态和观念，也是受到脊椎控制的！这心的、无形的脊椎，使他的零散生活有了历史的联贯性，也使他把这脊椎与世界精神的脉络，等同起来。

可是我们，我们这些自视为智能甚高的脊椎动物，为什么不能对此采取一种更为豁达的“二元态度”呢？

一方面，承认“必然性”之源于脊髓中的某些特质；另方面，给予仅仅属于人的脊髓的延伸物，以适度的尊崇。就人的生活需要和生活结果言，局部的“偶然性”在整体中完全可以成了“必然性”的体现。一切“偶然因素”只对某些圈子是确然的，如若放在“全宇宙的宏观”之下，一切都只能是必然的、无一物无来由的，任何“一点”的后面，都绵延着一条无尽的“长线”，人们称此线为“命运”或“原因”。而由于“过去”的各种长线错综复杂的结果，只能得出“现在”这么一个线团，人们把这线团叫做“偶然的乱麻”。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宏观”、“宇宙”、“各种因素”，都是被我们的脊髓给会聚到一起的，我们的脊椎因此仿佛像是指向茫茫天宇的探照光束。我们的精神之花发出的神采，导引我们沿着远古始祖的生存之路跋涉，尽管，我们采用了新工具和新语汇！只是在古老本能的支持与观照下，我们才有了洞识，宇宙才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说到底，一切有关必然的认识之所以会发生，全是那沉默的幕后操纵者──脊椎动物的生物本能，起了作用。

第四卷第四章

*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227

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必然论的危险在于迷信固执，因此豁达而合理的是“二元态度”：既包容了现今偶然论者的清醒，又收揽了现今必然论的拘执。清醒的认识和不拘的力量相叠，使我们豁达而合理的”二元态度”得以成立──既避免了偶然论者的玩世不恭，又避免了必然论者的迷信固执，从而实现了最高的生活艺术：锻炼弹性的力量。

唯物主义认为，人只有把自己沦为物，精神才能得到解脱。这种观念在技术上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人被沦为物的时候，他还是人吗？他的“精神解脱”与“精神死亡”还有根本区别吗？有各种各样的必然性，而决非仅有一种必然性，有“纵”的必然性，自然也有“横”的必然性，有“正向的必然性”，自然也有“反向的必然性”，有这一部分人的必然性，自然也有那一部分人的必然性──各种必然性提出的权利要求往往还是针锋相对的。历史，只是融汇了、调和了各种幻想的必然性，并把它们铸成段段光彩照人的“艺术品”；它的显影怎么可能恰巧相叠于这种必然性的权力要求呢？历史，是不会走极端的，尤其不走意识形态的极端。所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在历史上都不持久，以意识形态主导历史发展，至多只是一时的变奏，用以反衬那更伟大的交响诗。

228

“人的必然性”当然不同于“神的必然性”。

试就生命而论，神的必然性只向世人显象一种面貌：“死亡”（死亡本身当然也暗含着生的循环）。但人的必然性却各式各样：它们沿着各式各样的道路走向各自制定的目标归宿。在神的必然性看来，人的必然性不过是一种强调得过分的“可能性”而已。人的可能性说，“一切都是可以想象并予以制造的！”神的必然性却说：“一切都是预定的、无可回避的。──哪怕你事先一点都未曾发觉，事后一点都不能了悟。”

神的必然性也许更接近宇宙的真情，但我们却十分遗憾地不能接受它，至少不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它。我们只能接受属于人的、具有二元态度的必然性。它承认世界的不可创造性；同时，又具有创造世界的自信力。正是在那种意义上，连神子耶稣也自称为“人子”！他以这种自信来与诸神的保护告别……我们的来临诚然是他力的、命定的，但我们来临之后却要自行其是，实现梦想；实现多少就算多少，前进一步再倒下，总比一步不前就倒下，要好些。

──这“积极的宿命论”，难道没有给人的创造力戴上了神化的面具？又向那本无人格的大自然投注了人的热情。

这，就是零点时分的“方向感”。

229

人，难道不是始终陷在自己的方向感里？有时自得其乐，有时苦不堪言。被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他看不见其广大无边，却处处感到它无所不在的影与光。他们经验只使他的心眼和他的幻想──他的精神之脊椎，才使他看到整体的趋向和宇宙的和谐。

方向感，从此成了人的翅翼，当然它又是人的囹圄。

安居这囹圄或突越这囹圄，就交织成人的生活史的经与纬。

除了安居的必然和突围的偶然，我们还知道什么有关必然与偶然的故事？

230

偶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科学。必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宗教。

科学以推翻定见为功德；宗教则以推翻定见为罪恶。科学最忌恨的是习惯式的“传统”的束缚；宗教最忌恨的是异端式的“零点的突破”。

但科学与宗教又是暗通的。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渗入宗教并改变了宗教的历史。正如偶然论通过人的经验不断注入必然论、侵蚀必然论并改变了必然论。现在的必然论，往往包容着或“回答”了过去偶然论；正如现在的宗教，往往吸收了过去的科学成就。宗教和科学，必然与偶然──就是循着此路“之”向前的。

正是在宗教与科学的交接处，所发生的戏剧性十足的沟通，产生了两种诡辩论，一种担当了宗教向科学演化的角色；一种完成了科学向宗教的回归。科学的偶然论和宗教的必然论──在诡辩论那儿汇合了，正如在怀疑论那儿同时受到拷问。前一种诡辩论，在必然论的面具下兜售着偶然性的私货，“泛神论”是其典范。泛神论中的“神”──与经验和科学并无冲突（斯宾诺莎的学说，即其显例）；后一种诡辩论，在偶然论的遮掩下隐藏着必然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其典型。尤其是经济实用论如马克思主义所包藏的“必然性”，全以压迫人的生命能动为最终指归。它们尽管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是一种说服科学世界的修辞。在实际运用中，在它们铁一般的“定律”的致命钳制下，相对自主的人生、充满创造热忱的精神世界，是不被允许独自存在的──结果，所谓“用”和“利”，其实才是它们所奉持的“必然”，它们及其臣民无法逾越这片髑髅地，它们的存在就是让高尚的人们跟随他们一起堕入九死之地。

尤其所谓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和咒语相似，是一柄足以导致心理与行为两极分化的锋利叉子；它使有为者锐意精进，又使无为者随波逐流。它越能使前者相信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饿鬼，也就越能使后者认定自己“应该受到改造”。必然性的信徒认为，我们能否在一件事功上获取成就，在根本上是前定的。人的努力也许会改变一些轨道与时间，但这些改变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努力和这些改变的幅度也是受制于异己力量的。例如对于一个肯努力的人来说，“不努力”比“努力”更困难；而对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生存状态来说，“不改变”比“改变”更是不可思议。凡此，都是在异己力量的推动下，使人的心性安于被动的例证。

231

对必然性的信徒来说──

任何事物的诞生，任何状态的来临──都有其千万年的伏线和千万年的余波。有时人们察觉了，但往往人们本能察觉。未被察觉的，往往是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已被觉察的，反而只是那未被觉察的事物的边缘部份。

232

人，也许自诩为能动性最强的存在。但即便是人，也还是被割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可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在这境况中，一个人将成为怎样的人，并不像是马克思造反主义（区别于“马克思统治主义”）即某种无政府主义所宣传所肯定的那样，是可以自主的。恰恰相反，一个人对自己能是什么，几乎无能为力。他的“生物存在”当然是不由他选择的，他的生身父母以及上溯到无数时代的祖祖辈辈早就替他“选定了”。这就是自由意志的真相。

他的“社会存在”也不由他选择，他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时代、社会、阶层、家庭。他的境遇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那个无比复杂机体的小小片段……他的“命运”其实不知操在“谁”的手中，但确定无疑地不是操在他自己手里！

表面看，仿佛是操在这个人或那个集团的手中，但实际上，是极错综、难辨明的关系网，在操纵他以致决定他，甚至是这网中的“偶然因素”造成了他的幸运与他的灾难！凡此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名为唯物主义实为虚无主义的神汉神婆们徒年复一年灌输给我们的大道理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受苦的人，而免除造成了这庞大而非人性的关系网络的罪责！

在个人的命运中，偶然已经分化为必然了，如生物存在、社会存在等等，而小的偶然才被认作“偶然因素”，如临时的事变，意外的机遇等等。但流俗的这一区分是令人起疑的──因为人的总体命运业已显示，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区分实际上是多余的，仅仅对于诡辩论者有用。

第四卷第四章

*五、诡辩家们乘机作乱**

233

尤其是官方供养的诡辩家们乘机群起作乱。他们鼓起如簧之舌，指着这个说：“这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指着那个说：“这里的必然性是通过那里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没有一点意思，味同嚼蜡一般。它老是这样令人厌恶地喋喋不休：“黑的又是白的；白的通过黑的来表现自己。”这不仅是愚蠢，这还是诡诈。

人的悲剧在于，他是迷信武力、崇拜权能的。在武力及其造成的权能的推动下，最为破绽百出的垃圾也会被当作无缝的天衣穿戴起来。在穿着这种天衣的婚礼上，暴力的新郎把这些无聊的废话，当作处女玛丽亚，装扮成“学说”的新娘给抛售出来。结果这等欺人之谈竟能作为官方的祭坛上供奉的“哲学”而畅流无碍！这是多么可怕的集体精神病！这种心灵死亡的标志，是理智穷拙的征兆。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而来的是文明的全面衰落（这衰落的墓碑是柏拉图哲学──装着苏格拉底的死魂灵）。在古代中国史上、惠施、公孙龙的诡辩与韩非的反文化和嬴政的“竹帛烟销帝业虚”，仅仅一步之遥！在现代世界，它还能是别一样什么物质吗？是纳粹的种族集中营还是犹太人的阶级斗争的看守所？辩证唯物主义用诡辩主义的手法破坏了精神上的伦常；接着，它就要借助于僭主专政的政治挂帅来明火执仗地劫夺了！在古希腊是如此，在中国战国时代是如此，现代世界何尝不然？它的表现形式，是国君或是僭主的无限制的独裁。韩非是其鼓吹者，嬴政是其实施者；而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世界，恶魔式的超人已通过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装走了数以亿计的死魂灵！

234

建立新型的有关偶然和必然的观念（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是反对现代僭主政治的精神抵抗运动。谁放弃了这一圣战，谁就只沦为人身依附关系的牺牲品，现代的工奴、农奴、兵奴、商奴──就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事。

无产阶级并没有通过阶级斗争、全面专政和看守所、集中营获得自身解放。甚至连“被解放”这一悖论也仅是对他们的生活状况的一个辛辣讽刺！相反，无产阶级只是更深地陷入了人身依附的奴役关系中，并从这一关系的经济抵押品进一步沦落为政治的抵押品；其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自身作为自由的劳动者的灭亡。

如果把高级文化的毁灭和社会文化土壤的分解──等同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如果把经济无秩序状态（其表现是人欲纵横，干预自然的经济进程）或社会无政府状态（法治状态的取消、人身保障的废除、道德独立性的崩溃）──视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理解方式？这种大错特错的理解归根结蒂使无产阶级成为这种进程的最大受害者。

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胜利（确实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自称代表这个阶级的密谋小集团，如洪秀全与斯大林混种及其手下的那帮屠夫）──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即便可能，也是过于遥远和艰难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逐步改善其整个生存状态的方法来实现。此岂屠夫的“只争朝夕”之功可以达到？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永久性”胜利，而需要首先牺牲其利益、恶化其阶级处境（这突出表现为，仅仅强化少数新权贵的特权，以便使全体无产阶级沉沦更深）──还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诡辩主义的欺人之谈吗？

235

诡辩论的出现，是奉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为动乱纲领的“革命与战争”时代的特定产物。在古希腊，在中华战国时代，在二十世纪的全球领域，莫不如此！革命与战争要求集权，要求语言服务于欺诈之道，以便调度更多的战争资源──“炮灰”这词十分形象地传达了这一需要！

诡辩论，是经过合理化粉饰和伪装的“执拗的权力要求”。正因为它执拗，所以它诡辩。执拗使它获得了无耻的韧性的力量，这有助于它“夺取胜利”，但无助于它认识世界，无助于清醒的头脑。所以马克思其人用典型的犹太人方式说，“哲学家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结果，胜利的力量和昏庸的认知能力，在他的门徒手里相加，就演出了最大规模的惨剧时代。

236

哲学家的观念较常人少受经验的束缚，因此、他更易摆脱偶然性的影响，而呈必然论的特征。哪怕他采取了偶像论的表现形式，这理论也必是执着的，与常人的随波逐流式的偶像大不相似。

哲学家可能在力排必然论，推崇偶然论。但他的偶然论也同样超出日常的经验约束之外。他为他的“偶然”蒙上了一层“不可知的”推断色彩。这种色彩，与必然论的性质具有了奇妙的相似。他的偶然论是一种肯定性的偶然论而不是怀疑性的偶然论。怀疑性的偶然论，则以生活中与经验里不断涌现并支配人的命运的“偶然因素”，去怀疑必然论观念的武断。肯定性的偶然论，则以类似必然论的宏观视野，俯视大千世界，而不以细节的否定去囊括整体的肯定，于是把偶然变成了宇宙与人生的真正宿命！

237

若把哲学家的“偶然”，与群众对“命”的信仰相比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反差。群众所信的“命”是不可逃避的，带有浓厚的必然色彩；但如前所述，那只是对不可捉摸之偶然的一个镇定剂式的心理伪装。实际上，“命”的偶然，命的不可预知，命的无理性的神秘，在《庄子·大宗师》子舆与子桑的故事里，说得很清楚了。这与必然论的武断之间，哪有丝毫共同之处？一个鲜明的反差就是，哲学上对偶然的肯定已近乎一种“准宗教”，尽管是以否定来表达的宗教：而群众对“命”的坚执信仰，却在实际上透露着对宗教式的因功报果的潜在怀疑！这可以为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所谓“宗教就是群众的哲学，哲学是天才的宗教”，提供一点形式上的反证和原理上的佐证。

从日常生活的领域去反观，一个好的，有创见的哲学家，往往显得迟钝且固执。这无疑是他们创立哲学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人称“书痴”。但谁曾更深一层地思考过，没有一定程度的迟钝，并基于迟钝的“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而形成某种固执，要想在这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世界上，树起一道观念系统的篱笆，以作为人的藏身之处，就是不可想象的了。在哲学家的体系后面，不是恰好隐藏着他们的“愚蠢”和脆弱！然而，正是这迟钝筑成的篱笆，使得哲学家或“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在生活的风云变幻之下，较能不为突发的偶然事变所动。

第四卷第四章

*六、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

238

如果不是滥用必然性概念，而是真心感受到必然自身，那么，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宇宙间也许到处都漾蕴着必然性的声音。他的心灵随时准备接纳并认可俗人眼中最为不可逆料的事，并目为理所当然。最微秒的蛛丝马迹，他能凭其心眼透然探视。当下还未涌现的，他却能遥感。他把独自窥见的事迹称为“预兆”──因为那是常人无法问津的。其实，一切预兆都是已然了的实在！

从世俗经验的再度说，他无异于一个神奇的幻听幻视者，但从发展中的世界看，他无异于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因为他的“看”，已包容了“做”！他充满热情，因此他无法接受世俗所喋喋不休的“偶然”。他把过剩的精力化作光明，投射到宇宙的黑暗里，于是他便看见了朦胧天象，他做出了必然的预见。

他极端地信赖自己。经验虽然告诉他生命的短暂的、飞光的局促、思想的不周全……但越是这样他使越是要挣扎、决斗。于是，他使用自己的心智来进行一场宇宙范围的超级赌博──他承认绝对与必然，以张扬自己的相对与偶然──他把自身看作“绝对之链”中的“相对之环”。他认为，自己业已归属的无限对象，使有限的成为无限的……正是在这个结骨眼儿上，他摒弃了巴斯卡所谓“沉默而永恒的星空，你使我畏惧。”他皈依了零点哲学的新感受：“沉默而永恒的星空，你使我欣喜！”

240

人如何知道星空是沉默的？他听不见天体的声音？

人如何知道星空是永恒的？他看不见陨石的溅落？

唯一的解答是，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但因为的自己及其同类的一生是如此喧闹而短暂，所以他一定得设想一个与之不同的对象物，以证明他自己及其同类曾经存在过！

──这是站在“心的金字塔上”所见的宇宙景观！

241

当我们的灵思沉入宇宙的幽冥时，当我们剥开了“创造者创造了历史”这层薄薄的但使人安魂的虚假表象时──一个黑色的太阳就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强盗一样跃入我们的精神视网膜。我们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大命运”发放了通行护照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无非是“大命运”预先打烙在我们的“生理──心理构造”上并通过后天的形迹启迪了这些“先验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交融难明的）的！──与其是“创造”，还不如说“发育”。而且，在“创造”一词的后面还隐蔽着一个“主语的错误”：不是“我们──它”；而是“它──我们”！而流俗的本能却硬以“我们──它”式的理解，去争辩“是谁创造了历史──英雄还是奴隶”！

现在，让我们秉承谦逊的“科学精神”，承认这个“为祸于今为烈”的错误吧！抛弃“英雄”和“奴隶”们共通的自大狂，以挽救我们遭到唯物主义彻底破坏的生存环境。

242

谁是开辟历史的“全能艺术家”？他们不同于世俗的、虚夸的“艺术形式的玩弄者”。谁是因为自己的成就而大大陶醉的宇宙冲浪者？没有这些陶醉，真正的创造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却有足够的智慧，因此而去狂乱地自欺──也许是处境迫令他们去欺人。他们知道自己无论和同类相比是多么神奇与全能；但毕竟是一介匹夫，是人，就有了人的极限，是人，就意味着受到某种更根本的异己力量的可怕支配，而人在它面前则是软弱的。它促成你，也阻挠你。天才的开拓者的最大勇敢就在于：承认或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这力量“手中”的傀儡──请原谅这一拟人化的表达！

有智慧的胜利者，不会盲目地自视过高。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地知道，不可克服的“失败”正在不远处潜藏着，伺机复来……只等你阳气稍歇，便来鬼气上身，无情吞噬掉所有人的煌煌业绩。

秦皇汉武的赫赫帝国哪里去了？唐宗宋祖的彪炳文治哪里去了？成吉思汗的千军万马哪里去了？甚至连今朝风流的矫情饰欲，也正在步入“昆仑使者无消息”的至上虚境！

243

而一个优秀的失败者，不会气馁神靡。他如项羽那样，不以成败定尊卑，他的使命感不允许他把大业的挫败，看作劣败优胜的结果。他怀着这样的宿命论信念，一种“对真理的非功利的认识”，只要你的精神不死，意志之火跃跃欲试──胜利女神是否匍匐在你的脚下，是无关紧要的。众所周知，这女神早已沦入了风尘，化身为廉价的卖笑妇。谁愿意出个“公道的价钱”，谁都可以领略她的风情。但到头来，凭你漫天的财大气粗，你也占有不了她，因为她早已五马分尸了！反过来看，谁能断言今日的败者，不是明天的胜者？而今天的胜利者，在昨天却必定曾是一个失败者。──胜利女神的妓女本性在此还不清楚吗？而德国首都竟然如此尊崇地张扬她，难怪德国战败！相形之下，惟有尊崇基督的受难，方能摧毁整个罗马帝国。而一个优秀的失败者例如像迦太基的汉尼拨那样，不在胜利女神的唯物主义裙下拜倒，就无论如何丧失不了自己高贵的气质。你的优雅风度，将使你的失败明垂青史。

244

谁也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大命运”，哪怕丝毫影响？俗话中的“改造”一词的形象，只是在限指“大命运”借人手所行之迹时，才有意义。有些伟人毫无疑问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倒头来却成了大命运的征候与显影剂，只是，甚至他们本人，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因与果，对其“意义”更是茫然。这与耶稣所批评的那些假装信神的大众，又是何其相似啊。从狭义视之，看，他们的“如意算盘”不免是要大都落空了；但从更广大的背景看，他们不过是执行了“大命运”的嘱托。他们的审慎与他们的病狂，他们的精明与他们的愚鲁，哪里是他们能够“自决”的呢！

对大命运的“领悟者”，在古代中国哲学的术语中被称为“知命的君子”。他是一个行动中的安命者，又是思危中乐天派。他不在乎外表的胜败，因为他知道那里并无珍奇，那里只有转瞬即逝的快乐与悲哀以及祸福相倚、总量不变的定数。但他还是渴望行动。他们的信念只为他的行动增添力量：增添胜利时的戒惧，驱逐失败时的阴霾。强制的和平和善意的征服──并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一种调味中的雅趣和变奏式的休息。他的内心深处，已与“大命运”浑融一体了，他被称为“宇宙之潮里的一朵有意识的浪花”，他是一位宿命论者。

第四卷第四章

*七、真诚的宿命论者**

245

真诚的宿命论者，并不是俯首贴耳的奴才。对于像亚历山大或项羽这样的一代雄主，你当然不能评价他为一介仆役。但是，作为真正的宿命论者，他们的深刻直觉却告诉他们：人在大命运面前，除了顺水推舟，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成功地征服自己的个人命运──被称为叱咤风云的豪杰。唯其恭顺于大命运，“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所以他才成就王风而凌越于小人命运，藐视自己也藐视自己的时代。不敢反抗小命运的生灵，又岂能大张旗鼓、卓有成效地体现那高居在他的他身上的大命运呢？他岂不从此断送了超生的指望。

真诚的宿命论者不会信任小命运，而会像是贝多芬说的那样去“掐住命运的喉咙”。屈从于小命运是大人物的一种屈辱，屈从小命运，就意味着屈从浮在面上“掌握着命运的权势者──决定命运的人”，或更简单的，是屈服于自身的惰性、软弱。所以，他在反抗那些被流俗奉为“强者”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人们”的同时，反抗自己，超越昨天的自我。他对大命运的深透直觉告诉自己：这些人和自己的昨天一样，只是一些丧失了自决能力的傀儡，甚至连自己的小命运也不能把握住，又岂能驾御大的命运而来支配我们？“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权势者们也是这样的不由自主。

246

从宿命言，一切莫非大命运的安排，甚至你的反抗、你的出奇制胜、你的“极偶然的幸运或不幸”、你那极独特的心灵履历……都不能逃乎此际！因此，你的“自由”也只是一种“宿命”。“小命运”概念下的人，仿佛有选择的自由，只要他不在惜悲惨地死去，他就“可以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他总不难在片刻间“成为自己命运主人”。但实际上，这“主人”在大命运的漩涡里陷得并不比彻头彻尾的奴隶浅一点。这算是什么“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由此我们知道，从大命运与小命运的关系而言，在小命运内的选择、制胜、支配权的获得──无非是展开了人的宿命而已，“支配者受到支配”这一严酷的处境，在此暴露出来。

247

“大命运”就是那不受遮拦的“易运”，“大命运”的不断发作，投射到闪亮的眸子里，就构成了中国哲学中的“易化”观念。《周易》的灵感暗示我们：“易”的流行包涵一切；“易”的运化支配一切──不论它出之以多么奇特费解的样式！

面对“易运──易化”，宇宙在刹那间变得“不存在了”。时空是“在它之中”──宛如曹孟德的“星汉灿烂”，竟“若出东海洪波中”！它尽性而又无情地搓揉时空，塑就之后就毁弃，然后重拾余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陶工的劳作……“易运──易化”之动，立于不断地流溢，而不立于完美无缺的存在与紧握在手的占有！

易，就是宿命；宿命，就是易。易运只有一个，无所终穷无不包……易化只有一种，流浪不住、永往无前……我们感受的易运小之又小、细若游丝。我们感受的易化短之又短、局促偏狭。

248

宇宙时空，并不是“世界的本质”……甚至并不简单地等于“世界的属性”。它们只是人们力图把握世界时暗用的一对模式。仿佛织女要完成一匹布时，必定得借助于经、纬这对模式似的。这种被客观化了的“先验知识”，已经内化为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了。在这种意义上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循环”与“轮回”──堪称“蔽于人而不知天，蔽于己而不知彼”。

易运不可分割。时间，作为分割易运的心理模式，是“以蠡测海”。

易化不可分割。空间，作为分割易化的心理模式，是“以管窥天”。

在“易运──易化”的无限漩涡中，我们实际上并不能“做”什么。我们所能“做”的，早就被一些不可名状的力量给划出上限了。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充满主人感的幻觉中，完成一些被限定了的东西。对此，人们迄今为止还是体现出多么的懵懂无知！

不论你遭遇到什么不幸，都不该妨害你贯穿宇宙的喜悦之情！因为忧愁与悲伤无济于事。除非你在忧伤与悲哀里，含蕴着一股深湛的赞美……尤如耶稣基督前往耶路撒冷的赴死途中，在喀西马尼园的祈祷时所言。

第四卷第四章

*八、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

249

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这是助你摆脱困境的一大良方。灾祸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当事人在情感上过分陷入，过深地“入乎其中”了；如能适当地“出乎其外”──则令悲剧也带有一种喜剧色彩。以喜剧方式战胜悲剧，就是以神的方式战胜人的苦杯。巴尔扎克命名悲惨世界为《人间喜剧》，何尝没有这种立意在内？尽管但丁的神圣喜剧是一个上升，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却是一个坠落。王国维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如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视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人间词语·六〇》），说的是词语，却与哲学通。“能入不能出”，成不了诗人，成不了哲学家，甚至成不了一位身处乱世而不失风度与尊严的凡夫俗子。

以宿命的精神为生活导航仪的战士，则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条件所提供给自己的可能性、甚至“其自身”，或多或少都是“前定的”。但他停止抵抗吗？不。他知道此生必死无疑，却仍拼死抵抗，这种逻辑上的悖谬到底源于什么？原来这是出自“其生之需要”。生之途，决不是逻各斯，而是一种反抗逻各斯的、更大规模的宿命皈依！正是这种宿命的感觉，使他拥抱了“历史的力量”即“神的力量”，于是他“与神合一”，现在，他感到自己在沸腾，要压制这种旺盛的生命将不再是可能的了。为了活得更自在一些，他这才听任这力量的驱策，而放弃与这力量的对峙与较量。他放弃了小命运，而皈依大使命。他称这大使命为“天命”。在天命的照耀下，“前定”的信仰反而成了他的超级镇定剂，成了他无毒的可卡因。即便面对一百次失败，一千次死亡，一万次浩劫，他也毫不气馁，“前定”的信仰替他解除了心理上的枷锁。他的宿命，他的随遇而安，赐他以最辽阔的自由。

250

有宿命论的懦夫，有宿命论的战士。宿命论的懦夫和宿命论的战士，是分属于两个截然有别的世界的人。……前者是被宿命论的征服了的人，后者则是宿命论的征服者。两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所信的，是他人灌输给他从而为了控制他的某种宿命论；后者所信，则是他为自己树立的宿命论，是自由的宿命论。由此可见，宿命论的本质，是与生命的权力感，紧密相连的。懦夫像接受命令一样接受宿命论，战士则像发布命令一样行使宿命论。懦夫或接近懦夫的人们，在“前定的秩序”中把自己安排成可怜的配角，因为他的内在力量是那样薄弱──他们的角色与他们的力量即使相配，又哪堪过重的负担呢？所以，他们无法输出宿命论，正如他无力输出那附属于生命本身的全能。

251

在一个皈依了宿命论的世界中，还有人的生存自由吗？还有人的思想自由吗？还有的创造余地吗？──我们的回答是：有的！有的！！有的！！！

对自由和创造活动的实际限制，并不像孱弱者所想象的，是来自某种抽象的理论（如宿命论），而是来自那样强有力的、阻挡历史前进的特殊权益（如封建主义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官权等等）。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的稳定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其“权”的团结力，少数僵化者才迫使人们割舍精华，把创造之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对宿命论的滥用，而不是宿命论本身。需要反抗的，是强迫别人接受某种宿命论如历史唯物主义鼓吹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类，而不是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自己的宿命论如我们民族精神复国运动的来临！

252

在一个接受了新型宿命论的世界里，还有个体的行为自由。有灵魂与思想的自由。还有天才的众星得以宣泄其创作欲的阔绰空间。

在那里，“皈依宿命”与“生命的自由”协调了起来了。其协调机制其实是简单的：自由不是作为“自主”或“自在”，更不是无条件地放任不羁。自由，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的追随：自，自然；由，追随；自由，就是追随自然。所以，“自由”不是追随自己即“由自”。──所以，即便在监狱的深处，也有遏制不住的自由！所以，“命运剥夺了你一种自由，旋即赐给你另一种自由。”

253

人们感到了那面巨网的无所不在性，体验到它残酷又仁慈的恩威并施……人们发现了那无始无终的道，承认主宰着自己的更高运命──他的生命并不因此而萎缩，反而因此无形中空前地扩张了。他内观那外在之物，一如他外扬此内在之质。

而这一内观又是其小我溶于大我之兆，外扬，是其吐纳大我于小我之动。“大我”不是道学家的超乎小我；大我实是“小我”运动的目标。“家庭”、“朋友”、“权势”、“金钱”、“仆从”、“集体”、“君主”、“人民”、“理想”、“命运”──这些都是“大我的影子”，都是“小我热切搜寻的猎物”……

“大我”中有两种“小我”，它们分别充任同化者与被化者。

同化者身为“我的必然性的工具”，

被化者身为“他的必然性的工具”。──这就是“大工具”与“小工具”的差别。这就是“主动者”与“被动者”的间距。对“大工具即主动的同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必然性”；对“小工具即被动的被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他的必然性”。两者同样是所谓真理：它们在不同的时刻照耀不同的人生。这样的真理是“人法”，而不是关于普遍大我和独特小我交互沟通的“神法”。神法与人法的区别在于：神法并不照顾人间而只照鉴人心；人法并不照鉴人心而只是照顾人间。前人所说的良知良能，作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半瓶子醋。

254

真正的宿命论，是双向的宿命论──它相信“世界”对“我”的支配与摆布，也相信“我”对“世界”的反抗与征服，并相信人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影响自然的进程。这庶几近于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说。单向的宿命论只知道外在压制的严酷无情、难以违拗；双向的宿命论还知道内在压制的热烈汹涌、难以阻遏……“只要活着，就要反抗”。“我的命运是，来到──看见──征服。”──正是“内在宿命”那充满喜悦之情的呼喊……

内在的宿命，就是自然在你身上布下的天性！

255

自由，作为未来世纪的超等宿命论，在其天性中，有多少创造的种子！它有时比外部的压力更强大，更雄健。创造，因而自然成为你的宿命所恩准的事业！战争是一种宿命，爱情是一种宿命，艺术是另一种宿命。希腊神话中有关“金苹果的许诺”，讲的还不够清楚吗？……有这样的宿命或那样的宿命。外在宿命和内在宿命结为同盟，把我们驱逐到这里或推搡到那里，但它自身却永远寂然不动，无所作为。

这种决不孤立的命运，使人生的意义不限于自身，而在于超我的象征性，人的力量于是不再限于自在、自足，而荣升为历史之力的周流方式。”周流六虚、变动不居“，指出了人作为历史方式的独特性：有时化为这一造，有时变为那一造，但渊源却是恒一不变的。人们，即使是人中最伟大、最优秀的精华，也只是那无边法力所借用的小小寓所。

256

人们不“是”什么……人们只“体现”了什么；人们不“能”如何如何……只是那种借寓的神秘力量“使”人们如何如何。……如此，我们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皈依宿命”是一种意识，而“生命的自由”却是一种实在。作为人的意见的“皈依宿命”，实际上是把追求自由的生命活动──扩张、升格到了“宿命”的地步！这里的“宿命”，显然系人的宿命：宿命感、宿命信息──是为了人寻求自己的自由的极限而进行的心理掩护！庄严风格的掩护，更能达到“尽性”的良好效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命的自由！

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征服者，都是上述意义的“一位宿命论者”。有选择才有刺激，才有激发生命的探索性活力，自由，从此扮演了生命捍卫者的角色。生命尤其是动物生命的本质──即在于“追求自由”，即“选择的多样化”。生命的等级越高，其自由化的程度也就越高……不管肥头大耳的专政者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反正生物学的研究恰恰是运用了这个“自由原则”，来区分各个物种的高级与低级的！微生物、植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具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和追求自由的意志及其能力。

257

人，因其自由而高踞万类之上，正是借助于自由这一特性，人的能力才得以成长。

奥威尔在他的《1984》中讽刺极权社会奉行“自由即奴役”的理论脱离实际。他说得还不够准确。事实上，应该说是“自由即宿命”，而且很不幸，这并不只是极权社会的特产，在各种人类社会中，这都是一个畅行无阻的通则，而且是最高的通则！

创造者最杰出的自由在于：他是“宿命之父”。通过对“宇宙本体”（这又何尝不是他“天性”中的“自我”？）的体认，他悟出了“天命”，而后按照“天命暗示的航向”开始其“自由的创造”。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啊！就创造萌动的神秘刹那看，它几乎是全然自由的，什么东西也限制不了它，什么力量也无法预先规定它，这创造者的“自由意志”似乎是绝对的主宰。但更深的透视，使我们发觉有许多隐秘的因素，正在强行摆弄这自由意志，并迫使这自由与宿命在另一面的形式中实现了合一！

他的宿命中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中有他的宿命。“他们呼唤着宿命却发挥了创造的自由”──这便是未来精神人物的灵魂缩影！不论是什么样的自由，都是需要人们自己去创造的，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后来却陷于奴役中。”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欺人之谈。事实恰恰相反：”人生于奴役状态而后才学会去争取自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样看来，宿命也是人的一种创造。而且是人的最惊人的创造！宿命，岂不是人们为了更大限度地摆脱奴役，而认识、遵循、诉说的一面幌子？这面幌子的镜像，就是“人自己的本质”！这本质原为解放人欲而不为约束人欲并役使人类的……

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合乎大命运者，不难成为“天解决方式的胜利者”；而乖离大命运的，最终沦为“天解决方式的失败者”。个人的智慧和巧计、集体的力量和团结，都得服从上述的天命与气数。而天命与气数，又是由适时而优秀的天性表达出来的。所以，合乎大命运的，即使失败了，也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摔倒”的；而乖离大命运的，即使成功了，也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站立”的。在正确的方向上即使摔倒了，还可以再站起来；但方向的误导却足以使人在傲立中走向毁灭。作为胜利之师的尖兵，失败者的命运有时反而比胜利者充溢着更多的光荣，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矗立着一座超神之神的牌坊，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不以成败论英雄。”

第四卷第四章

*九、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

258

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会以他天生的大德（这德是可以从生物的遗传上获得自己证据的），融汇了自由与宿命的火与水……他的两只眼睛，一边闪耀着沸腾的水，一边闪耀着静静的火……尽管，火是自由的象征，而水是宿命的象征！他秉持相容的水火之轮，以自己之离火，煮开沸腾了宿命之坎水，化育了一个奇特无比的新时代。

259

老人的智慧常说，一个人要是在赌场上失败了，就会到情场上去寻求安慰；一个人要是在情场上失败了，会以十倍的热情投入冒险的事业……一个人要是在情场和赌场都使白了，还可以从事精神的冒险。这岂不也是一种“精力的轮回”？我们常做的，我们并不明了；我们明了的，却决不去做。这也是一种天性！一有所失，一有所得，因为天性的“结构”和“总量”永远在大体上不变，在此挫折，则在彼伸张！这总量，不就是宿命的边界？

260

一个社会的内部自由，在总量上是大体不变的。

问题只在于：

1，这些自由是如何分配的。

2，这种分配自由的方式与文化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专制社会，就是其制度把自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其制度把自由分散给多数人的社会；不论如何集中与如何分散，其社会自由的总量，都有其恒值。民主社会给多数人提供了自由，但这本身并不值得夸耀：因为“自由是被谁使用的”在“历史意义”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被消费的方式是否有助于文化的创造”。

在专制社会，自由被用作少数人的作威作福；在自由社会，自由被用作多数人的尽情享受；而只有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当口（或民主向专制过渡的当口），自由才被用作文化的缔造。

在专制社会，自由的言论引人注目，既遭迫害，也受推崇，甚至还被热烈地（尽管常常是“悄悄地”、“地下状态地”）评判。但在自由的社会中，自由言论不必说了，即便鼓吹专制的言论，也无人注意。除非是引起了官司（即引起司法问题或新闻价值的纠纷）的言谈才有人注意，但人们并不注重这些话的意义，而是注重这些话的后果，这使得话语在无阻力的环境中已经丧失了实际意义。于是，“言论自由权”的诞生，是与“言论自由效果的消解”同步来临的。因为动物性十足的人们热衷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被禁止的事”。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幸福！──它为原创性文化提供了一个“专供突破的禁忌性对象”。

261

自由社会却把人导入享乐或慵怠，因为在那里，随着禁忌的淡化，言论与思想的刺激值也被大大降低了。因为说到底，自由寓于人的天性中，而以环境、外物、对象来转移其表现形式；但不以之而削减、增益其本质；更不会因之而产生或消失其本质！

自由，岂不也是逃避不了的某种宿命？

262

创造者之能创造，不是因为他囿于自己，而是因为摆脱了自己。只有当他不为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自己──才得以发出真诚的创造之光，才成为光灿夺目的创造性象征。

如果他私下里把寄寓在身上的那种力量，可笑地误以为他自己“固有”的力量，并企图以这神明般的力量来促进个人的私利──那种力量就迟早会十分奇妙地逐步削弱掉，以至于无。

他的创造与破坏，都不源于他自己，也不止于他自己，更不为了自己。否则“他自己”又从何来呢？他像湿婆天一样挟持宇宙的神力，又像乾元一样自我否定……因为一切创造行为说到底并不是有利于创造者自己！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仍不稍息。他愿意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易化波澜的纯粹现身”。他死去，但成务开物，影响深远。

263

所谓创造，本是个性的主动行为；但就整体视之，这主动都是“被迫”的。单向的创造，一旦脱离历史之母、天命之水，即不能成活。困死英雄的悲剧之所以一再重复，即在于个体性的英雄没有遭遇天命，所以不能升格为群众性的天子。从美学的观点看，英雄之死很有悲剧价值；但就历史格局说却是无济于事的。

任何形式的创造行为，皆肇始于创造者的自我满足，但不同的行为，归宿则必异。个体的创造者不引起社会的反响与历史的共振，则其归宿仅限于个体而已。相反，有反响、有共振的创造，则宛如一股强劲的孤风，他的产生完全发乎特异的天性，个体化的原则在此高于一切。“集体智慧”也许有，但那只能起到普及与延续的作用，若将之套用在创造者头上，则大祸至矣。创造活动的“有特性”与“集体智慧”的“无特性”，生来矛盾，尽管离开了基础性的“集体智慧”，个体的创造与创造的特性既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弘扬，从而丧失普天同照的机遇。但毕竟，“集体智慧”不可能是原发性的智慧，只有个体的灵感才是。孤风若不飞沙走石，如何显出他闪电王的生命？一个个原本自我封闭的“圆”，突然间被闪电沟连、打通，宇宙间的脉息贯穿如一，皆得道于风雷之运。

264

一个创造者不被另一个创造者取代并更新，集体就无法前进；因为创造的特性，就是“适时性的应变”。创造的表象，于是应因了世界之动。

他，首先是对过去的否定，然后是对未来的肯定，最后则是其自身之被否定。创造者的命运，不在于“永世的荣名”，而是简单的运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的运动，依循“生理──心理──天命”。为此，他备受预期的迫害（来自过去的势力），又受到莫测的褒贬（来自未来的势力）。尤其是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即将逝去的空前惨烈的时代祭坛面前，只允许“本国特色”、不允许本国品种的货色依然名噪一时，以致“西学为体”竟然成为时髦。谁想异议“外来宗主”，谁就是想在漫长的死亡名册上再添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或“号码”。站在晦暗无光的墓碑前，心砰砰跳出这样的言语：“我们不要这样的窒息！我们要在这些东施效颦的人造粉末之上，瞧见一座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

265

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不是站在人民背景的掩护下，对着或是顺着流俗的好恶说话，他既不是运动群众也不是群众运动，他是站在上天的苍茫面前，对着历史大声祈祷！他的祈祷，顺乎自然，合乎天性，配乎天命；他的祈祷，激起不可逆转的历史风潮。

第四卷第四章

*十、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266

没有人曾经真正认清过这个奥秘：时间是推移的，问题在演变着。

但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我们这一幸运是得自中国智慧的启迪。它说：“天下事，了犹末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是的，从逻辑上说，“不了”是无法“了”的，正如你不干一件事，那事是不会自动完成的。所以，有一位被称为掌握了基层国粹的中国法利赛人却完全不懂中国的智慧，他因而对此断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是，没有人曾经参透了这个生活的而非逻辑的奥妙：随着时间的演进，那灰尘已成了精英！这时，你的扫灰革命，因而成了真正的剿灭民族精华的反革命。在更多的场景中，你没有从事的重要工作，已随着时局的演进成了不重要甚至不必要的了；必由之路成了多余的惹事生非。如此视之，世上有多少追逐功名的事件，是根本不必发生的啊！

267

“了”是人的努力方向，“未了”是世事的实况。正如《易》的《序卦》在“既济”之后是“未济”。

“了之”是人的解决，“不了了之”是天的解决。人的解决凭智慧与巧计，天的解决凭天命与气数。天命战胜智慧、气数压倒巧计的历史，足资借鉴。

268

历史说，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最后解决”；所以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必败，“历史的终结”也必败。因为生命的力量实在大于意志的力量，以意志搏击生命无异以生命搏击地球（中国语言生动地称为“以卵击石”），所以尼采不得不疯狂。因为对于一个问题解决得越好，这解决本身就越能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成功的应战引起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问题越解决越多。在一个结构内部，问题越解决则解决新问题的难度就越大。相反，如果处之以泰然自若的态度处之，以庄子式的愚昧态度去面对问题，它有时仅倒“无事自息”了。这样，随时间的推移，旧的问题完全可以不解自决、不处自理。随时间的展开，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并不因旧问题的“妥善解决”而止息。那种认为解决旧问题会对解决新问题有所稗益的想法，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那种认为问题越解决越少的成见──完全是由于孩子气。

问题本身在演变着。旧问题的自然死去新问题自然诞生。杀死旧问题，无异于催生新问题；催生新问题，近乎杀死问题！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另一个问题的形成；从此，“解决问题”的惯性及其连续行动就构成了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联。历史无非就是一批问题的涌现，代替了另一批问题的困扰。新的问题冲击旧的问题；新的注意力掩盖了旧的无能为力。能够胜任这新潮的压力者──就是英雄。否则，就是败类。除此之外，并无万全之良策。但这决不等于说──随着英雄的出世，幸福就会降临，平衡就会引成，和谐就会实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这个恶魔，决不会放过困惑英雄的机会，一如不会决定百姓命运的机会──它要考验英雄。英雄深明此理，他的智慧与力量若不能以入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将听从天命与气数，以天的器度纵任问题！

知道了天人之际的这些情状，无异于接受了一种“健康的暗示”。──这使我们能对生活与命运采取较超然的态度。“无思无虑、顺帝之则”，就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哀鸣”，而成了洞察大命运者所必历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人，不再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够伤害他。戒绝了无益的悲愁，也就将内力专注于自然给你安排的角色。这，正是大自然在其无言的肃穆中，向每一个人启示的“天命”──只要你能领悟它！

26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限”，对比，你真正“逾越”它。健康的人谨守自己的天命，“不越天性的雷池一步”──这样的领悟者，是乱世的人心所归处。

在中国思想中，这得天独厚的领悟者又名曰“圣人”、他的心思“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朱熹《周易序》）他是宇宙脉息的现身，“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而况鬼神乎？”

我们是自然的宿命论者！

第四卷第五章

*一，光**

270

清晨、黄昏，大自然下色调变得格外鲜艳──它不仅为朝霞、夕阳所染，且因适度的光线，而显得五彩缤纷……凡是留心过自然景观的心灵，都会发现，自然景致的色调，在过强或过弱的光线下，都会失真“本色”。过强的光线，会使物体显得发白；在极强光的辐射下，甚至黄色的沙漠景观也会变成一片白茫茫。过弱的光线，则使色彩趋于灰暗，在极弱光的辐射下，甚至鲜红的花朵也是黑色的。两种状态，会使物体固有的五颜六色同样弱化──尽管朝向两个端极。在月光下，世界显现为不同程度的银白色，给人以圣洁、华贵的印象。在朝霞、夕照里，世界染上多层的血红──甚至连苍白的脸，也变得十分娇艳。

大自然的光线，对人的官能视觉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对人的文化命运有重大启示。

文化圈的光线，对人的精神视觉有同等功效。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代精神、风俗时尚、教育程序──不仅决定了人的眼光，而且决定了他能看见什么并看见的是什么。同时代人的视野有宽窄之别。视点有远有近之分，但眼光所射的角度，却不幸而具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淋浴在同一文化光线之下。不同的眼光，会被斥为“视觉错误”。更有甚者，问题还会被追究到头脑的“思想方式异常”和心灵的“心理变态”上。

271

柏拉图说：“肉眼迷蒙之后，心眼才会敏锐。”心眼是什么？是对肉眼的反叛，但也是延伸！它的功能可以提升人的视觉的总水平。当来自肉眼的直接视觉遭到抑制与削弱，心眼就兴起发光，以其间接视觉的想象弥补感觉世界的表象损失。随着生命之流的“大江东去”，肉体越是功能日下，精神就越是高涨起来，以便对人的整个机能提供可以代偿的动力。

探索与求知，在发育中的青年身上特别显见。而凝聚与支持，在发育完毕趋于没落的中年人身上则特别显赫。凡此种种，都是与他们的体能相一致的。有过剩的体能，才有探索的冲动；有体能的中衰，才有凝炼的表达。

272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包括着“二元”：

一，先天的、遗传的、生物的“自然人”；

二，后天的、习得的、文化的“社会人”。

在任何现代观念能够发现的“人”即便是所谓“原始人”的身上，这二元都在互相制约中平衡着。

即使“魔鬼”的存在与活动，也是依据这“二元”，一分为二的。

首先，这体现为个人身上的动力因素。它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依据其内外条件而获得不同的表现。心理学家们如此描述它：人类的各种活动受到各种内驱力的控制。

我们饥、渴、思、睡；我们渴望钟情；有时我们愤怒和吃惊。假如我们把本经感觉到的才智，所计划、指导的行动，归类为内驱力控制的一种行动──那么，几乎所有动物的行为，和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是内驱力控制的行为。

273

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为什么我们会采取这种行为而不采取那种行动──这种“不知不觉”，具有许多形式。

1，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个孩子在食品店门前站住了。他并不自知：正是由于饥饿，橱窗的摆设对他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只是事后，他才记起那天曾误过一顿午饭。这一例子表明，内驱为能把被感知的事物中最为“重要”的东西突出出来。

2，正在等候女友约会的人，可能跑到一个陌生人面前，把她错当所期待的人。他不了解，由于渴望，使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期待中的人。他却以为自己的视力不好而感到窘迫。这里，内驱力使知觉起了变化，产生了错觉。

3，一个儿童在陌生的房间里醒来，惊慌哭泣，确信自己看见了一只老虎。但一开电灯，老虎便消失了。这里，内驱力产生了幻觉。

就是这样，我们的心境、情感、内驱力和愿望，常常润色和改变着我们周围的所谓客观世界。我们的动作受种种无意识的内驱力指导，我们察觉到的那些需要和愿望，是我们附加在它们之上的。

如果内驱力受阻抑的时间太长，在完全没有适宜刺激的情况下，行为模式也会出现。动物行为的研究者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年）叙述过一个例子：当被捕获的、已习于在碟中吃食的燕子，被允许自由飞行时，它却“表演了”在空中捕捉昆虫的全套本领，就像表演哑剧一样。它盯住昆虫、向昆虫猛扑过去、捉住它并吞咽它──其实呢，根本没有昆虫在场！这种情形表明，动物也有和人相似的表现欲！（L·V·圣保罗：《电控制的行为》见R·F·汤普森主编《生理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人们感受到的“诱惑”，是内驱力的外向投射。有怎样的内驱力，就生出怎样的诱惑；内驱力越强，则诱惑越强；故同一的“客体”，对不同的“主体”具有其实迥异的含义。内驱力若与环境失去平衡，就会生出“恶魔”。

第四卷第五章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274

各个民族的神话洞天中都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而从各种神话中派生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也都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禀赋──制造出各自的恶魔范畴。所谓恶魔，就是人在观念世界中力欲避开的那些诱惑。它曾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可能因此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失去均衡。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威胁，才会出现了对“诱惑”、对恶魔即对特强的内驱力的谴责。

人的群体内部的动力因素，则不断塑造因而不断改变改变了各个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形态。这些群体的动力因素，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来，但比个体能量更持久。正是在群体生活中，作为动力化身的某些个体，才获得了他那“魔鬼”般的意义。在规范意识中，“动”常与“恶”被联想到一处，正如“善”常被与“静”等同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人心的惯性──他对习常之物给以赞许，而对新奇之事则充满疑虑。这种长城一般的心理，在各种神话中都获得了非凡的“道德表现”。

这就是被指为“不安定的因素”──撒旦的诞生。在希伯莱神话中，魔鬼撒旦引诱水性杨花的女人吃下了智慧果。魔鬼撒旦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在人的心中，魔鬼是人的内驱力，否则，就产生不了对人的“诱惑”。事实上，夏娃和亚当，只能是先有了内驱力，然后才“发现了恶魔和他的引诱”。

二，魔鬼本身就是人的一个对立因素。即，撒旦不是别的种类，而是人类的诱惑者，他负有打破现有平静、从蒙昧状态中唤醒罪性的使命。在感官世界的维护者的崇拜者来看，魔鬼是邪恶的，因为恰恰是恶魔揭露了世界的虚幻性，而各种宗教组织的权威却是在拼命维持这虚幻的存在与神圣的观念，以便控制局面。

希伯莱的撒旦不是孤立现象。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类似形象──盗火予人的普罗米修斯神。他与撒旦的类似处，迄今被忽略了。原因在于道德观念蒙住了我们的眼：

撒旦是“坏”的，普罗米修斯则是“好”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1，他们都违背至高之神旨意、把神的秘密揭示给人。

2，他们都是人的文明的发动者。

3，他们都因此泄露天机的罪行而受到至高之神的惩罚，永劫不复。

撒且在诅咒中变成了无足的蛇，普罗米修斯则被绑到高加索的悬崖峭壁之上，听凭鹰鹫啄食他的肝脏……

中国神话中的“鲧”（大禹的父亲），也有类似的命运，他违背天帝的旨意，盗取神物“息石”、“息壤”为人类消除洪灾。这种创造性的“泄露天神秘密”的背叛行为，也受到了最无情的惩罚：他被殛杀，死在“羽山”，治水的宏愿化为泡影。

鲧的命运比撒旦和普罗米修斯也许更不幸：他不仅被杀死了，而且，他的牺牲也毫无成效。撒旦和普罗米修斯还都通过自己的受难，成功地改变了人的命运，但鲧则徒劳无功。而他被迫中落的治水的伟业，只是由那位从鲧的死亡中诞生的儿子禹（“鲧腹生禹”），在鲧死后用一种全然不同于堵塞的疏导方法，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事业。

这些雄浑的史诗场景，不是简单的“宗教呓语”，而是对文化史上确曾有过的动态，所进行的实况描写。这些堕落的故事无不充满了圣洁的牺牲，宛如一曲曲“创造之歌”的庄严合唱。

鲧──撒旦──普罗米修斯，以各自的魔鬼神性，在各异的环境中，走上了自己的英雄祭坛。他们一个比一个幸运。

鲧死了，撒旦遭到永恒的诅咒与放逐，普罗米修斯则在囚禁中被人类解放，在颂扬声中胜利归来。正因为他们故事的结局不同，所以希腊人的科学和发现征服了世界，希伯莱人的宗教和信仰影响了世界，而中国人则是用开饭馆和洗衣店的手艺漂流世界……但愿这样的玩笑早点结束。

这些神异的叛逆，为什么受到古代民族如此的注目？难道他们仅仅是些“自然力量在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不对。今天，谁也不会无条件地屈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语了。实际上，这些神话是在说明，那些至高至上之神（中国的“帝”、希伯莱的“耶和华”、希腊的“宙斯”）的对立面（中国的“鲧”、希伯莱的“撒旦”、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人的内驱力与创造精神。

275

“魔鬼”等神性英雄不在人类之外，就在人群之中！

“不安定的因素”不在社会层面，而是活跃在人的灵魂中和血管里！

──他要挣扎出来，他要“打破”现在、“开辟”未来。哪怕这未来充满了苦难、不安、牺牲、永远绝望等一系列的未知数！

这些超人式的史诗场景，是人类中的创造者命运的象征。

为什么鲧的命运最为悲惨？这很可能暗示着，生长在远东文化圈中的创造者们，所经历到的幽暗、曲折，最为突出。他的业绩只能在他的下一代的身上，获得成功。正如鲧的业绩只能由禹来“克绍厥绪”。神话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是很有深度的，它的深度来自它的复合与仿佛的矛盾。如果它一气呵成，反倒失去复杂的内涵与充沛的内力了。

例如，鲧、撒旦、普罗米修斯，其实又都不是简单的新神。用文化史研究的光，透视一下，他们竟比后来居上的“帝”、“耶和华”、“宙斯”诸神，还要古老！

鲧的形体是一只巨大的爬虫，撒旦则是著名的“蛇”，普罗米修斯则是前奥林匹斯神系（即宙斯家族）的提坦巨人族成员。因此，他们比后来居上的更为人格化的至上天神（帝、耶和华、宙斯），历经了更多的沧桑。推动他们“启迪人类”的，并不是纯净无私的动机，相反，他们的内驱力是最古老的“复仇意志”。──由于不甘屈居新兴的大神之下，他们要起而与之抗争，才与正在萌生独立意志的人类，结为盟友，以反对趋于稳定的神界新秩序。类似的事例，充塞了一部文化盛衰兴替史，古枝与新芽嫁接，活水与死水交汇，孙辈之力与祖辈之愿相合，才得以迸发出“魔鬼般的活力”，以反抗父辈的专横。它不受规范、难以逆料甚至不可名状──旧的语言已不足以描述他，新的语言则没有为他成形。所以，在这黎明前孤寂中，人们就说他充满了“魔力”。

借用一句拿破仑·波拿巴特（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的话说：“天才创造规律，而不是规律创造天才。”如此说来，不是人类“受了诱惑”，而是人的内驱力“抓住了诱惑物”，诱惑物是专为内驱力而设的！

鲧为人类来了神奇的息石息壤，撒旦指点了可口的并激起连锁反应的禁果，普罗米修斯播下了火种……这些“诱因”的存在，只是标明了古代民族内驱力各自所指的方向，如中国人最渴望那不会流失的土壤。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土壤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振起想象之翼，“创造出”一种甚至能自行生长的土壤。息壤的神话即缘此而发。希伯莱人所来自的两河流域的居民最渴望绿洲式的伊甸园，但这等无忧无虑的乐土哪里有呢，于是他们不甘心于此等寂寞，便假设这乐园是被人自己制造的意外事故给破坏了的。这使得他们对创造行为（“采摘智慧果”）既兴奋又充满罪恶感。希腊人最渴望航海的光明，最向往那足以照亮海上阴霾的灯塔，所以普罗米修斯的火，要到太阳神的神牛那里盗取，为此，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严酷的，他被囚禁在远离海洋和要道的高山之巅，让他永远看不见自己的胜利。

第四卷第五章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276

内驱力决定了一切？它创造了不同的目标与准则。内驱力最强的个体，则成为超群之魔。

内驱力是一柄双刃剑。在顺境里，它指向外部，化为追求生存与发展的行动。但在逆境中，它会折回来指向自己，造成“自杀”的悲剧。内驱力太弱，不足以实现创造之举，内驱力太强，既破坏环境，又损害自体。太强是“过”，太弱是“不及”；“过犹不及”，二者都同样低效。但“过”与“不及”之间的最适点又在哪里呢？换言之，“中庸”又在哪里呢？

“中庸之道”的秘密在于：内驱力与诱因之间要达成平衡。内驱力过强，就会诱引人，落入陷阱。这样，内驱力促成的行为反而不能有效抓住真诱惑物，从而无法有效地实现平衡、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内驱力衰竭了，就会对诱因视而不见，达到“物我两忘”之境。其结果，即便诱惑物唾手可得，他也不去抓住，无一例外地放过机会、“虚度年华”，永远逡巡在生命高峰的山脚之下，不去寻觅上山之路。

277

内驱力的强度，还决定了反馈的过程。一种必要的夸大与缩小，达到了激发、实现内驱行为的目的，又不至于使这目的的落空，得不到维持生存、发扬生命所仰赖的“有节律的满足”。

很难在事前去判断什么是“有平衡的反馈”。很难在“内驱力──发现目标──采取行动──满足欲望”这一连锁过程之前，完美、准确、迅捷地找到“中庸”之路。

这决定了，人的一生和人的全部文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实验的过程。真、善、美，并不隐藏在某个固定的天涯海角，等待你去“穷尽”它；相反，它恰恰存于忽而夸大忽而缩小的实践中。这就是命运的不可测之处。同样，人的生活、文化，无论多么感人至深，也不足以作为一尊偶像或一个典范而被供奉起来予以膜拜，充其量，那只是前人所留下的足迹罢了。过往的足迹怎能列为今日的偶像呢？

相反，成功的创造者对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心理环境、传统的文化环境）是极为敏感的，他善于控制、支配自身的内驱力，使之与环境完美地协调起来；如此，则不断变化中的“平衡的反馈及其调节”，就得以指导他的种种行为。他运用内驱力选择并改造自己的环境，再以这环境为“奖品”，进一步激发并养育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内驱力，是创造力的原始形态，它可以分化出创造力也可以分化出破坏力──创造与破坏，在根底上是功能一致的自我保护行为。

由于这种两面性，生物的内驱力同时给予他深深的苦恼！生存总是伴随着一大堆事物与问题，如果人你对这些问题本身感觉不到一点乐趣，那么生存的危机就来了：生存成了无聊的负担……杂乱无章的事物，不可理喻的问题，像热带丛林一样茂密的而危险，生活以外的补偿，除了幻想的快乐还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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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陌生的丛林，人，所能探查、理解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甚至看不清这丛林场景，至于全貌，就更为渺茫。首先发现问题的人，会遭到多人的白眼和排斥。第一张道破危机的嘴，常被悄悄地堵死。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知道不愉快的事，所以人们乐意接受谎言和粉饰的坟墓。与多数人一道心安理得地去死，似乎比独自冒险去求生，更有吸引力。

但终究，还是有人睁眼看了，还是有人开口说了，还是有人率先行动起来了──这不正是群落本能在更高等级上的顽强的表现吗？

这种意义的所谓“种族特征”──决不是“肤色”二字所能概括、象征的。而体形特征也只算得种族特征的不太重要的侧面。心理特征、精神倾向、人格素质，这是些更有意义的种族特征。而最重的种族特征，当为反制的抵抗能力所显现出来的强度，以及它们朝向的方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种族，不是精神特征意义的种族，精神意义的种族特征，跨越体质和文化的线形遗传，而是一个网状系统。聪明人可以生出白痴，而蠢猪也可能成为天才的父母，因为聪明人和愚蠢者同属一个广大的遗传网络，他们的遗传有时体现出强烈的交叉性。正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伟人常常生出“跳蚤”，而贫贱窝里倒窜出了一匹真龙──也就不奇怪了。

279

宇宙力量的动荡，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价值与功能的流变。流变，使得枯木逢春，又使得春花凋零，死者复活，生者已矣。宇宙诸力的无情推移，宇宙诸态陷于无止息的“周流”之中，种种基本势力的对垒与平衡──爆发出令人晕眩的阵阵革命。有些压制耗尽了，有些压制飘移了，反制也逐渐相应衰落，凝聚在特定的形式中，孕育多少危机，潜伏多少爆炸……尽管我们不认识它。有时，认识了却不又愿意承认它、接受它。有机世界内的革命运动，仿佛调整对立力量及其僵化模式的外科手术，因此，失败了的革命就像失败了的外科手术，反会招致并加深内科的病患。就某一生命物种的命运来看，当它面临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而试图自我更新的主动努力如果失败了，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这是永恒者的步伐：腐朽与再生──旧种族的毁灭与新种族的试验，不断轮回。当轮回的局限已经圆满时，大劫──即现有形态而不仅仅是结构的全部瓦解──也就降临了。

第四卷第五章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280

“事业”──这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口实。

是压制的力量孵化出了人的生命，孵化出了精神的活力，孵化出了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制。强大的反压制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谷底状态──就需要一个有吸引力的口号，以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大规模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精力就此把“事业”当作发泄的出口纵情使用。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循环”。如此看来，事业岂不只是促人奋斗的一个诱饵、一个中间环节，而决非目的本身？

281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他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而多病孱弱的有机体，则格外需要迫切的排他性来保护自己免遭侵害。越孱弱，防范性的自保措施反倒越强──直到强大的新兴势力终于冲垮了只知道退缩于自我的壁垒：入侵的潮流滚而来，为达到新的宇宙平衡而运作起来的仁者之师，像大洪水一样扫荡了旧有的阀阅。

反抗的冲击力过于强大，超出一己的实际需要──过剩的力就化为发号施令和支配他者的要求。所以，没有学会反抗的人，是无法学会统治的。优秀的统治者，必先是一群优秀的而非低劣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反抗者。尚未表现出统治欲望的有机体，不是富于“平等精神”，而是其内在的反压制力，尚未达到足以超越自我的强度。这时，它采用“服务”、“献身”、“爱邻居”甚至爱“仇敌”等更富于同化性质的形式，这是征服开始之前的“保护色”。

282

人，作为社会的人，常常违背了“生物──文化”的生成机制，反从自己的社会、文化状况，去逆窥自然、刺探生物的秘密。对人而言，生物法则在此变成了文化气候的自然化。人类文明社会，居于自我奴役时候多，居于解脱与自由的日子寥寥无几。在那珍贵的日子里，“自由的感觉”风行大地，“排他性”收敛它那外露的锋芒，悄悄地避入地下状态。但排他性不会真的消失，它会反扑，会以更新颖因而更强大的姿态，卷土重来。即使在最不以“排斥异已”相标榜的宽容时代或大度社会，仍有一股股难以看清的势力，左右着人们的基本行为，把不合标准思潮的内部“异端”，悄悄抑制掉，以“视而不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方式进行排斥。

283

自由，是以自保、自存为基础、为归依的。因此，在倡言“自由”的时代或社会中，不热衷倡言自由以致提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对意见者，同样会成为万夫所指的排斥对象。这些比赛着白眼程度的万夫，与宗教裁判所时代烧死异端的群众势力在气质、功能上都相似极了，不同的仅是思潮的流向、排斥的方式变了。

对人的群体而言，正如对各种有机结构和社会组织，头等要务是自保、自存，而不是更高级的“自由”。而且，最好是按照现有秩序、已成形态，按既定方针如此这般地自存下去。不思大变的自保，是生物惰性十分合乎“节能法则”的普遍性格。目的在于节约能量的基于现状的“排他”，比立足于变革的“提高自己”，受到更多的青睐。这一生物特性也化入文化的性格，使各个文明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历史因素”的网络奴役中。正是由于这一无可逆转的背景，人们在反窥自然、刺探生物的奥秘之际，情不自禁地戴上了社会、文化的有色眼镜。如达尔文及其门徒卡尔马克思、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和种族斗争的教条，其实都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动物哲学。

284

就人类目前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所拥有的探索范围而言，生物与心理的突变导因，依然还是秘不示人的。而支配了突变机制的“定数”，因此也是神秘的，所以，明敏者的天才也不能石破天惊地预言未来。

不是曾有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先生，对基督的神圣诞生作过灵验的预言吗？那是神迹。中国的古书上也有貌合神离的类似记载。每当一个王朝的腐败已经瓦解了它的统治机能时，总有预言之风前来宣布，这一山雨的暴降即将冲刷世界。每当一个新朝的廉洁政治快要诞生时，也总有一批神秘家就此来“传达天意”。这些预言，具有超人式的神秘性，因此，它一不是通过推理获得的，二还能造成社会心理的普遍突变（俗称“革命”）。

这些揭示隐秘之象的语言，也许不乏神话性质，但继之而降的事实发展，却在日常经验的彼岸，证实了它的真实性！

历史之川就这样为百代之后依然大惑不解的人们，铺开了幅幅奇异的画卷──我们虽然看见，但并不真正知道。突变型的人物及其召唤的伟大事象振奋人心，难以测度的定数、超乎经验的预兆，脱出特别精微的界域，充满荣耀地进入人文的、历史的、经验的、可见的世界，并化为“世所公认”的群体遗产……

第四卷第五章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285

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要探寻出路，必先洞悉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即文化的非理性倾向。

历史主义认为，人的情感，意识，观念，以及“理解方式”、世界观等等，都是特定历史、社会的产物。这样，人对事物的理解，就难以回避地受到时代的局限，还受到认识能力与人人经验的摆布。认识，因而是无止境的。这提示我们：生活在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很难按对方的本来样态去理解对方。主观的同情、体会、谅解是可能的，但基于本来样态的客观理解途径，到哪里去寻找！

人，是从自身（生理、心理、与环境的关系等）状态出发，去想象他人的心理及其文化；也只是依据自身状态，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范型。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286

平心静气地观察，无偏见地搜集资料，逻辑的推理，审慎的反思，勇敢的自我检验等重要的活动，更多是作为论证结论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创造文化的工具使用的。……这正是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范畴和实体的“物质文明”最大的区别。后两者是讲求客观效率的，因而是可以客观地加以检验的。可是作为对主体投影的前者，你又如何去加以客观地检验？真要检验后，又到哪里去找一个摆脱了主观投影的检验者？

一切渴望扮演或正在扮演上帝的人们，也有着类似火刑柱上的上帝（而非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精神迷误。他们在强调绝对目的论的时候十分轻蔑地把道路本身的价值泯灭了。正如火刑柱为人类规定了目的，然后就杜塞了人类的建塔之路。而世俗的绝对目的论崇拜则比火刑柱的暴戾更可怕：到最后竟会十分奇怪地把某条近乎偶然的道路本身目的化了。以致达到崇奉一道而排斥他道的偏执地步。可以医治这一偏执的还是那句古老的箴言──“路是人走出来的”，退一步说，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

287

各种广义的艺术──精神的创造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现实世界的突破和对生存状态的变革。其形式或揶揄或嘲讽或抗议或诅咒，其功能在于，让心灵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其背景是环境给生命冲动带来的窒息感。人通过实存方式得不到解脱，就寄厚望于艺术之上，用精神的创造拓开物质的阴霾。

歌功颂德的艺术，也是对生活的一项变相的否定。试想，受到歌颂的东西，哪有一项是名实相符的呢？于是，诗人们通过颂扬，实现了半讥讽（就其文化效果而言）半提升的艺术功能！他不是在歌颂这个现实，而是在歌颂那个理念。他的歌颂，只有对迟钝、颟顸的耳朵，才有悦耳的音响效果。

288

用一种夸张的说法，艺术可谓“起源于罪恶感”──即起源于涤罪的内在要求！新文化初起的时代，人们即对旧文化深恶痛绝，因而又有恨自己无力摆脱的心情。旧文化的残迹刻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一种社会性的涤罪要求，体现为追求异境的新艺术：它渴望以此遗忘过去的阴影。

艺术的没落不在脱离生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它过分接近生活的地表，从而使精神的构建低卑不堪、失去性格了。如此不幸的艺术，沦为世俗喧嚣的可怜附庸与无益修饰。它的最高成就，只是满大人“顶戴”上的那根高高翘起的野鸡翎。

认为文化生于人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生活的“理性认识”，是过于静态的看法。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非理性的冲动、自我中心的意志，逃避“检验”的夸张、争胜──比学者们一般愿意承认的要更强烈、更根深蒂固。

289

认识上的正解，只是可想象、但却提炼不出的“足赤之金”。而实践意义上可能产生的正解，只是“有效的创造之举”。它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从而领导世界意识形态的新潮流。领先，就是正确。

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虽能互相渗透，却不能全然的心心相印。表面近乎的成份，在不同的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被吸收、同化了的文化因素，往往就这样“变质”了。形象地说，运动着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继承活动的器官，是胃（本能）而不是心（意志），更不是脑（理性）。

开放，有两种形态；被分别纳入这两种形态中的文明人类，分别扮演着胃的角色和食物的角色。

名实相睽的矛盾，正困惑着现代的哈姆雷特。

290

有一种充满着“科学性”的“长久不衰”的理论吗？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性”和“长久不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永保青春的理论。它怀疑一切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复不可能是普遍的。这样，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所以，科学精神用作统治工具──这是最大的愚行。它不是败坏了科学的真实性，就是损毁了社会的必要秩序。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联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291

健康的办法是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以科学从事分析，以社会主义从事整合；而不是将两者混合起来，自相矛盾。

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迫使人们习惯于：用“物质”取代了“上帝”的本体地位，同时，用“科学性”取代了“神圣性”的统治地位，用难以理解的“规律”取代了同样难以理解的“天意”。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混同，虽然杀死了高级精神，但并不等于精神历史的终结，历史，这是一幕不会有结局的连台大戏；一场不会有最高法官嘭嘭敲着定板的审判程序……往往复复，颠颠倒倒，反是历史运化的常态──明敏者对此不会惘然。

292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漩涡里，有着名词和范畴的改变，但都同样缺乏生气，缺乏真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活力。它们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他们曾经敌对、厮杀；现在它们却出人意外地和解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和前者的永恒夙愿！这一永恒夙愿的真正内容、实际意图，就是对新事物、新理解、新创造的扼杀。对人性智慧的压制、遮蔽、讨伐……

这种悲喜轮回演出，不纯是人类理解力的贫弱所致。在更多情境中，它更与个人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所谓党性原则纠缠到一起了。人们为了眼前的利害所蔽，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庄子所谓“蔽于人而不知天”）。对此劣行进行的掩饰与辩解，反倒加深了混乱。语言文字也因此从人类交往的工具，变成“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某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新工具》第一卷43节）

正是在思想混乱的漩涡中，科学的名号下已充入日益增多的非科学之物。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就与实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整合的世界观是无法在分解的实验中得到验证的。但人类意识的统一压力，实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与之应对──科学无法做到的事，应让渡给文化去完成。

293

西方人，仅仅理解了他们社会政治上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相均衡的要义；却茫然不见在精神领域也应这样：技术科学和精神文化应有各自的生存空间，艺术与宗教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从而使得人类精神获得多维的天足……这也许恰是中国思想可以给西方真理的一点教益？

第四卷第五章

*六、学者的病态**

295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尔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296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主义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被凶恶的手一起给倒掉了，如同婴儿与脏水一起被泼掉了……电视、广告、思想教育、道德训诫──甚至美容杂志、时装杂志、健康杂志、食谱杂志等等：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做人”……好像学会了“如何做人”的范式，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就能从中生出新一代的生命！

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只能是天然需要的不可阻遏的流露：它是不教而能的，它不需要现代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团的这些凶手制定的种种规定。

297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第四卷第五章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298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299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300

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第四卷第五章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301

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高级宗教比起原始宗教来反而大大退化了──主要指其超验性而言。不错，神或半神被赋予人形、人性，好像发生了文明的进步；星罗棋布、形态怪诞的动物神祗，被几大类型的人化神取代了，神和半神的神秘性和超验性，也被削弱了。这种质的流失，使人把神日益道德化、社会化；而忘了神具有更广泛的宇宙使命和生物使命。在唯物主义统治下，几十年来，各种高级宗教就是沿着这条沉沦的线索直接下降的。现在，当这几行字写下的时候，世界文化史的新页正在掀开：人们将看到，随着文化全方位的推进，人对宇宙有机活动的根本认识（宗教）正酝酿第二次重大变革：几近人形、人性的神秘象征（神及半神）将被具有更广泛生命意味的、不限于人格化的“另外象征”所取代。这将是自青铜器时代以来，最要质的精神变迁之一。──正如新石器时代以降，神祗观念中的非人成份曾经受到日渐强烈的排斥。

302

作为对宇宙有机活动的根本认识，有活力的、开放的宗教（如当代的天主教、新教就不是如此。而正统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就更不用说了），始终吸取当时的经验科学的结果，因此，新一代的宗教体系，大都形成于科学之后，而不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是在此之前。

欧洲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压制，本是两种文化（希腊罗马希伯莱等古典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间的斗争，而不是一个文化传统内部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压制哥白尼学说的并非教会（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个教士），而是托勒密的科学。宗教从科学所获良多的例子，早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由原始科学（巫术）汲取养料时，就发生了。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得益于新旧柏拉图主义和托勒密天文学；而基督教会的教阶制，则得益于罗马文官制度；至于它的宗教会议与宗教立法传统，全不见于其他文化圈中的宗教活动。

303

现代科学观念，方法及技术手段所提供的“基因”，兴许正是生成又一座宗教文化殿堂的原始胚胎？

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并想象一下，神祗变迁的“三段论”：

一、动物神和以半神半兽、半人半兽、半爬虫为象征的神（过去的原始形态）。

二、以人体、人性、人格主导的神祗（现代的人文形态）。

三、以基因或某种动力生成的永恒者为象征的超级载体（未来的科学形态）。

304

宗教和神话所追求的力量与完善，在科学之光的透视、分解之下，周期性地转移、寄寓于不同的载体（象征）之中。因此，未来形态的永恒者，展示了不同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作为永恒者的神，是由双向的“阴阳互构”的运动产生的：一些人由于其内在力量的过剩而渴望出击：可是身受束缚，不得自由，他们就把自己的热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让神代行己意。另些人由于其内在力量的贫弱，无力抗衡生活的磨难；就需要一个心理上的“父亲”，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屏障。

神，不是被后一类人创造的，却是被后一类拜神者接纳并凝成一项固定的信仰。至于前一类造神者，却并不一定需要对神进行仪式化的崇奉，他们的生命力太旺盛了，以致来不及停下来好好欣赏自己的作品，更无暇使之世俗化。

305

从无神论的角度看，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其实，它不过是取长补短──牺牲智慧去为愚蠢镀金。在轮到对理性做出理性评判的时候了。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它道貌岸然地俯视着某一类情感与意志；另方面它却无微不至地为另一类情感与意志作辩解、找开脱。它是在充当一个自命清高但却无所不为的心理掮客。它忙忙碌碌，把一些心理力量（如感情）卖出，又买入另一些心理力量（如意志），并为之乔装打扮。理性的这种天性，曾使许多古代思想家感到骇然。庄子在他极为渊博的著作中，就曾反复指出过这一点。

理性好像经常谴责情感与意志的极端状态，因为，它的偶像毕竟树在“中庸”与批判的神位上。但它的谴责越激烈，它的辩护士也就越热忱──谴责情感与意志的这种极端状态，等于为那种极端状态作粉饰。绝对的持平是不起作用的（无助于消弭极端倾向），因此，理性只有陷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困境中。

理性的两面性还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例如，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它压制它们；而对外部的环境、异已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暧昧之物──它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是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与律师，无怪它自命“智慧”，是为身心之间的大仲裁。

306

即使在充斥着神异气氛的宗教团体的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即使是强盗集团也须有抢劫、分赃的一整套的理论依据。“强盗逻辑”一词表明，强盗也是充满理性的──至少当他们“说话”而不是当他们“行动”的时候。

其实，理性主义也是人身上潜伏的一种原始力量（存在的、反抗的本能）的表现，即比较弱的、尚可为习俗所容纳的力量，采取了合乎规范（理性）的形式。如果力量太强大、大直率、难以揿入习俗的现成框架，它就被带上“非理性”的标签。再如果，原始力量已经大到无法与习俗规范互相妥协共存的地步，就成为“反理性”的──这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哲学判断力的潜在标准。

307

非理性主义的荒谬感与他的实存地位，交织成一幅发人深省的怪诞画面。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存在？显然，这说明实存之物（现象）有相当部分是在我们的理性视线之外，是在我们的理性所能正及的视界之外。超出人类寻常理性之解的东西，即为荒谬。实存的世界，宛如一座巨大的海上冰山，它的六分之一在那文明的波涛之上，六分之五却隐伏在波涛的底里。波涛之上的可以进入理解与语言的领域；波涛之下的则不可进入。而全方位的认识，有待于识别波涛之下的巨冰世界，有待于破开遮蔽智慧之光的理性屏障。

“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这类称呼，名不符实。什么是“主义”？这个当代生活中受到过度使用的词汇，因其负荷过重而早已疲惫不堪、甚至面目模糊了。有必要指出的还有“实用主义”一词。实用的立场与主义的系统，不也恰恰是矛盾的一对？“实用主义”作为论战的讽刺也许不失尖刻；但想更恰当地道出其内涵，非得另辟蹊径不可。宇宙之洋，意识之海，与线型的“理论与主张”之间的关系恰巧是方枘圆凿的，这种现况不应再被忽略不计了！

308

是无视海洋的存在，还是修改我们那些触须式的“主义”名字？已经到了对我们现代汉语的外来语汇，作一番澄清的历史时刻了。否则，我们将被夹在两种文化语言的缝隙中，进退维谷，粉身碎骨。

类与类之间的幽闭，曾是个体之间幽闭的延伸与扩大。因为“类”，不过是个体差异的典型化与夸张而已。在一片无法弥合的分裂中，一片日益分化的灌木丛中，现代世界的瓦砾场（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废墟中你可以看见它的物质外观）──给人心投下了多少阴影！分类的幽闭终非静态的完成，它是方成与方生、方生与方成之际的动态。因为力量的增长，迫使心灵去寻求同道，迫使心灵去创立同道──把自己的力量投射给对方，使力量在心理生物的品类内部实现流通。在压力下，在各个文化圈子的空旷中，迟早会升起一枚“通天下之志”的灵魂。他的风度生气勃勃，在千年酣睡中恢复了元气，修炼了金丹──游龙潜隐在死水至深处。

第四卷第五章

*九、“相反即相成”**

309

“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它发育得更充分。弗洛依德这个性意识过敏的犹太人，离开可卡因就活得很是艰辛，他于是从性的角度发现了社会与文明对人的迫害。作为一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其实，人类文明的其它方域又何尝不是如此？与理学、礼教并驾齐驱在其他人类时空中的其他统治思想、文明绳索、社会规范等等──也都以自己刻意独创的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方程式，精心构撰着它们各自的杀人计划，并以全力以赴的热情去建立自己的集中营和焚尸炉。

然而，理学能杀人、道德要吃人，却也无法更不能杀掉人类、吞灭人类。相反，它们最后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吃人、杀人，是以“救助人类”为其潜在目标的！这是多么神圣啊。这才是一种新时代特有的理解。

310

个人与社会的磨擦，如是生发出文明曲回的主旋律。

提倡艰苦奋斗的人们，把“骄娇”二字所概括的那类心理和行为特征，指责为一种不幸的弱点。但人类的生活史表明，这一弱点几乎是一切身处顺境者的“通病”。因此说它是“不幸的表征”，远不如说它是“幸运儿的行为特征”来得贴切。对艰苦奋斗等行为模式的理想化，是逆境中刺激、培养起来的定向发展。身处逆境而不由自己的人们，最终甚至能得出这怪诞的结论：“人生在世，大约总是不免要受苦的，因此，唯有奋斗才是出路”。战争与革命，虽然充斥一部人类史，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潮的时代，比之以和平共处为主潮的时代，毕竟稍短。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两种时代的人们，实际上互相间很难理解的。战争之子视和平之子为懦弱、腐朽；和平之子视战争之子为野蛮、粗鄙：文弱与粗野之间的互相鄙视。

311

人的文弱骄娇，不完全是文明与顺境惯坏了的结果。人的骄傲与娇弱，与那些截然相反的气质（如冷静、坚忍、耐劳、牺牲精神等等）之间的两极分叉、分化，是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大标志。──两种极端的品质，是在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的驱动下，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现在的（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说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多方面的优越性；但在某些具体方面，这一论断则未必适用──优越的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杰出人物，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就都远远不及受人诟病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也都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这样的荒唐也许可以解释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孕育了“共产主义的圣洁”，难道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来的思想痉挛史，就只是提供了这样的货色？他们解答不了的是：共产主义的圣洁，孕育出来的又将是什么？是完全碾碎包括大救星在内的一切个体？生活，道真像他们的教义灌输到愚民头脑里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过于没落了吧。这种趋于荒芜的无产阶级信念及其反自然的实践，会导致“人人都一样”的假象──标准化带来的极权主义是造成这一假象的动力。这假象很快会剥蚀掉；而标准化的极权压力会日益显露出来。

312

人与人之间毕竟不可能是“一样”的。而为了推行这人造的“一样”，就需要采用精神输液和肉体整形的矫情方法。这在犹太教及其众多变种的世俗历史上，已成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物质化了，把文化经济化了，把道德政治化了，把生活必然化了，把生命唯物主义化了，其目的，要将人纳入一个变了味的“组织至上”的套子之中，使之成为“套中人”。

在排斥了有机发展的、颂扬业已僵硬了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各种乌托邦中，鱼目与珍珠被混为一谈……人参与芥根一锅烹煮。在这临近文化命运的“末日审判”的绝境时刻，可能产生真实的和平吗？可能有和平状态下的生命成长吗？它的“和平”，是虚幻的，是一幅日渐沉重的帷幕：最优秀的生灵，遭受着清醒冷静而有计划指导的剿灭。各种设施的建设，到头来却是为破坏与屠杀的目标服务的，“为人民服务”。

于是，从“民族的活力”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中国两千年间的大一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沉沦──挣扎──再沉沦──再挣扎──直到外族入侵、诸夏凌夷”的退化过程。专制极权变得无孔不入，并日益制度化，其压力最终渗入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与此同步，群众心理中的“平等精神”却十分奇怪地增长起来，几乎成了一种固执的国民性。

313

平民精神无用了，退藏于秘，只要杰出的个性不肯就范于一套又一套压制性规范，社会的或文化的，硬件的或软件的陈规，他就无法发挥能力，遑论出人头地、显现自我？而当他甘心就范、恭顺驯服之后，自己已经成为结构的奴隶。人性终于消隐于结构之中，“出人头地”的代价是预先自我阉割，表率式的淹没。

群众则被迫徘徊在两条路上──做奴隶或做暴民，有勇气的选择了后者，无勇气的选择了前者，区别仅此而已。但两种反应都无法改变业已成为化石的结构本身，因为有序的竞争之路淤塞不通了，秩序成了僵化的代词；“东方式的嫉妒”即平等精神，成了唯一的通道。

314

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度，对内弱化民族话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听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化有机体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但却更大的灾祸。外部压力的洪水魔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道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这就是近现代投射到世人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

如此封闭的世界观，把“国泰民安”看作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而把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看作衡量此社会生命力量的尺度──这自我孤立的没落心理，与现代战国并出、列强竞争的国际压力，实在太不相称了。以“人类的”即多元的竞争去透视任何一种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的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交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与恨。然而，这些价值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岂不也就枯竭了？这时的效率与稳定，已不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生命价值的超级饕餮和“伟大领袖”。他甚至劫持数十亿人口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嗜杀成性的宿命？如此往复扫荡的“政治运动”暗示着，中国社会已经遭到不断自我毁灭的厄运所裹胁，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这种大张大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一生中，被他荼毒。

315

人人都渴望幸福，但有几人获得了幸福？人人都渴望解放，但有几人获得了解放？大多数人希望社会变得好一点，但这希望常常悬著。

事实上，对国人处境的清醒判断，难免忤于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人们的幻想；但是，仅仅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就拒绝事实，便成全了悲剧风格的崇高？

文天祥因为拒绝接受多数国人“选择”的蒙古征服（按照时下的“人民选择了比较专制的政府”这一“理论”），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生存处境业已改变了的后代人，却又反过来认为这一拒绝是正确的，并极力颂扬他的坚贞，尽管在当时文天祥曾经被他们的祖先讥为“不识时务”──颂扬他的人们，就这样批判了自己的祖先不是东西。

316

用凝固的、人造的意识形态，去抵挡流动的生活、变易的精神，会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横遭腌制。这一深重的“革命化”灾难，是民族浩劫的祸根。而外来的侵略与压迫，也是基于这一前提──反压制力量的板结与衰落──才得以发生作用。所以，不能把一个民族或一批民族如今日之“不发达世界”所遭遇到的不幸，全部推卸到那些更强大更有活力的民族如所谓发达国家的头上。这种推卸，并无振兴民族之效，反使民族更深地陷入虚假的道德“是非”的谬想之中，从而使这一民族在“偶像崇拜”和没落之途上滑得更远、陷得更深。

崇拜外在事物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奴性群落。惟有反躬自省、准备以赎罪行动实行自我更新，才是一条接近“本质力量”和大地母亲的出路。

第四卷第五章

*十、要歧路，不要羊**

317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318

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是随着饥肠辘辘的转换而涌现出来的，各色需要与时推移，理论本身，作为“对世界的概括”，是被正在策划行动、正在采取行动的人们不断捏造与变幻着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在为行动或行为计划制造烟幕的。就此言，“指南”和宪法，不过是些印刷出来的烟幕罢了。

死人的阴魂，就这样无孔不入地透进活人的意识，无处不在地纠缠活人的生涯，亡灵那深刻入骨的眼睛──不断地从画像框中、照片集里，从固定的雕塑、从忽闪忽闪的想象中：紧紧盯视着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关怀”我们每一个微笑、每一滴眼泪：他们挑唆每一个爱情、每一个仇杀！真是令任毛骨悚然！

319

原始的意识曾把人的世界一分为二：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世界，这很有道理。但一分为二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死人的世界老在干涉活人的世界，活人的行为老是被困扰在死亡要素的阴影中。亡灵们，通过别有用心的活人和利益攸关的半活人，大肆渲染他们的余威：一遍遍举起那僵硬的手指，无言斥责胆敢冲撞历史神话（“光荣传统”）的创造者们。

“传统”，这是寄生在活人身上的一群霉菌，它的肆虐，与其说是古人的余威，不如说是今人病态式的需要。

320

是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并给灰飞烟灭的往昔镀上了一层人造的金色。于是，在个人生活中，形成了对童年和往日的“甜蜜回忆”，形成了恋旧癖的痼疾。而在民族生活中，则形成了被尊为“传统”的种种情结。据我们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一个实存之物，而是某种恶劣的习惯，如随地吐痰之类。被奉为“传统”以诱骗后代子孙的那套大大小小的磁铁，并非原先就是铁打江山，而是被后人的幻觉与吹嘘给夸张起来的！我们那些“美好的童年”其实并未实际存在过，而是饥饿与恐怖的混合体。只是我们回忆的幻觉，美化了饥饿与恐怖的岁月，并创作了那些由之生出的意象。啊，童年，那么阴暗的生活，都能够令人留连！

尤其考虑到，能够掌握政权的往往是些低能的白痴，他们在创造者生前盘剥之，榨取之，等创造者死后，还要嘬其骨而寝其皮。尤其在盘剥成性的极权社会里，许多冠以“文化人”或“社会名流”的大虫，其实就在这些白痴的手下谋幸福。

321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322

文化结构的坍毁，与文化精品的裹入腹中──同步而行，以实现能量的宏观转换。当此之际，创造文化的人，变得渺小；铲除文化的人，变得高大。“铲除一切高于我们的东西”、“实行三同”、“革命化”──成为一种精神的时尚。这大恐怖之所以得以出现，推其主因，实埋于以往传统的过分堆积，久已压制创造的本意；结果弊端丛生、活力日减。这终使铲除文明的行动披上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革命衣冠，衣冠禽兽令人耳目一新、心情一振，成为针对文明的绝命报应。不幸的是，在血腥盲动中，也含有自杀的危险：蛮横的压力，代替了灵巧的反应，而压力本身又会遭到成比例的反抗。于是，新一轮的“阶级报复”运动，重又开始。

323

在各个“信仰破灭时代”如我们这个时代，“神圣的偶像”和“世俗的偶像”全都死且破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本能的偶像”──人们竞相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在上述三个偶像中，人不可能一个也不要，但又只能选取一种。

由上述三个偶像可以区分两种宗教与信仰：

一，行使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是精神世界已经成熟透顶并且趋向没落的东西。

二，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才代表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巨大复苏。

上述两者即使同寓在一个名号的蝉壳如“儒教”、“基督教”之下，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实。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有其行使压制功能和行使反制功能的两段历史，而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则只有行使压制功能的历史，而没有行使反制功能的历史。

324

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宗教”或“是什么信仰”；而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否堕落到了掌握政权的地步？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强健得足以反抗压仰，还是衰老到了必须压制他者以维持自己的地步？

把握这一分际，我们就找到了启开蒙昧之门、通向历史之路、登上精神堂奥的金钥匙。

上述所言，当然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使命。不是掌权者们豢养的那些哗众取宠、淆乱名实的理论分析家们，可以明白的。被豢养者们，只习惯于服从权势，所以只能从一个宗教的自我意识、一个信仰的自我宣言去解说它──而全然不能顾及其文化功能，不能顾及其功能不断转换着这一文化实体的内质这一事实。

其实，学说、理论，不过是一层皮，要害不在皮，甚至不在骨骼不在内脏，而在隐于皮层与骨骼之间的“腺体”，在其具体的“内分泌功能”──这就是“压制与反制”。

325

而控制着各个社会的各种权势者，本能地利用各种社会规范去拓展自身的权益，并巧妙使用公认的准则去限制权势圈外的生活天地：以此炫耀自己的优越与他人的卑贱。他们因此得以“从心所欲”但并不“逾矩”，因为规范这东西从来就不是普遍的、无碍的，它永远是“片面”而富于特限、特许精神的。庸碌之众被慑服了，势孤力单者被折服了。但是，即使在最为恶劣的社会气候的压力下，也还是有一小批个性突出的人，毅然走出自己荒漠，不论那在无意识中是否一度认可过并蛰居其间。他们要在规范的废墟中，辟开自己的路。他们的道路，成为新文明的典范与象征。拿破仑的名言是：“天才创造规律”──这论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并不适用；但在对人文领域和艺术洞天，则能说明问题；至于社会规范与价值准则等领域，就更完全如此了。历史表明，以辟开自己的路，而去创造了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在“无意之间”为未来世界可能拥有、普及的新范型，提供了“样品”。

如此看来，“歧路亡羊”对现代意识的巨大启示即在于此：只有“歧路”还是实存，至于“羊”，则早已消亡了。因此对当代渴望洞悉宇宙本原的灵魂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追觅那已然虚无飘渺、难以复得的已亡之“羊”，而在于，在众多的歧路中选择一条较有魅力的“路”，复归“太初之道”。这条路，虽不能指向业已消亡的“羊”，却能给行走其上的人类，提供新的归属感。尽管，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心灵而言，更能带来快乐与安慰的具象之“路”，是各相歧异的，甚至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它们的功能却有惊人的一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

第四卷第六章

*一、大自然的指令与“神的要求”**

326

尽天性！这是大自然的指令，是“神的要求”。

尽天性，并不是精神流域中所谓的“充分实现自我”。因为也许，这被尽的天性恰恰是“充分压制自我”的。尽天性，也不是欲望之王所谓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也许，你现在想干的恰恰是违背你的天性的，尤其是在如此深沉的压制扭曲窒息之后，“尽天性”决不是如此廉价的一面纵欲之帜。尽天性，只是“发掘你的潜能”，探求那“埋在你的本能深处的人性矿床”！

尽你的天性，将使你升入你的天堂！这天堂不属于他人，也不与他人共享，而仅属于你。

327

世界上概有两类天性，它们都由大自然先天根植人心之中：一种是人身上的天性，一种是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这两类天性趋向于人，汇归于人，并在和谐与争斗的交替中，给人以更高的和谐。于是，只要人们愿意和谐，和谐就和欲望一样垂手而得。只是人们不要和谐，而想从破坏和谐的“斗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谓“天性”，不是粗糙的本能、欲望本身，而是由本能、欲望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言行特征和本能趋向”，因而可以把宗教、艺术和科学都归结为“人类天性的体现”。个人的天性，有时体现为神秘的灵感，有时体现为激情与热忱的如献身精神，有时体现为老成持重的诡诈与阴险。但无论如何，天性在根本上是反抗异化的。

328

要知道，大自然早就把第一类天性（人身上的天性）的良种，播撒给我们了，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分歧不定，种子迄今发育不良。有朝一日我们除去了文明的伪善和野蛮的陋习，伟大的发育就能兑现。不信吗？试看第二类天性（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大自然的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显示了多么强健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少圣哲从中取法，返思，并获启示，因而恢复了被日常的经营所遮蔽的天性。大自然，不论是阳春明媚、仲秋清新，还是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不失其有条不紊，不过给人的印象、好恶各有不同罢了……谁若不能体会这和谐而目之为“错乱”，那就说明其自身的生存状态陷入错乱罢了。这正如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反以为世界是分裂了……错乱者不认识自己身上的第一类天性，甚而曲解、蔑视那支配了万事万物的第二类天性即“自然规律”。生存的压力、生存的私欲，蒙住了人的眼睛，使人们看不见天性的黎明，反把人造的黑暗当作自己的文明。仿佛黑暗更能荫蔽自己的罪恶？这与天性顽抗的文明，令人心硬、愚昧，于是在者沉溺于人造的赝品，仿佛坚强、自足，几乎无所不能。然而如此，则“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况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四十三章》）。例如，道德律的基础，是确保生民之利益，后来，人们把道德的教条神化了，道德因而僵化了。其实，道德的框架该是随时迁化，以期符合各群落、各风情的生存之流。世界在变，有活力的道德亦随之而变，并不坚硬。世界的本体静而不变，道德的不变本体即是维护人的天性，不受物欲的戕害。清除多余的纷争，协调分歧的利益──时而以和平，时而以战争。

道德的天性之存于人心其实是同等的，在这意义上，不妨说“人确有同质性”。尽管人们善于造作道德说辞以证明一己的私利，致使各种道德横生抵触，但人们的自我防卫机制由何尝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极为自爱，更重要的，每个人都“以恻隐之心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以，哪怕天性中深受颂扬的恻隐之心，也是永远指向“利之所在”。天良，不是对贪欲的否定，而是对贪欲的牵制、肯定以及更根本的成全……因为只有适度的克己，才能常胜；由于长期的利益所在，才形成了习惯与情感。而权威与圣者的光彩，也无不源于情感、习惯、利益。结果造成了“道德的起源”──也就是说，道德源于天性中的贪欲。也就是说，由于违背了自己的天性而趋于极端，造成一边倒的贪欲，结果，贪欲堵塞了贪欲，造成痛切的反思、刻苦的用功，形成了限制贪欲的贪欲──道德。

329

有人天良未泯，尚易恢复，还有人则永劫不复，极少“生而知之”的先知不失其天性，所以他们无须苦修。所谓后知后学即困而后学者，则是因为苦修以复天性。比他们更麻木的即是占有人类多数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天性被惰性遮蔽，堕落在低级的动物本能中，永劫不复。恢复天性对多数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与不可思议的奇迹。丧尽天良的众人，只能等待地狱的恐吓。所谓芸芸众生，作为惰性的多数，不是以“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修养”衡量出来的，而是特指天性上可以觉悟的程度极低。所以，在贫困、卑贱、粗鲁的人中却不乏先知、圣人，而在荣华富贵的群体中却多丧尽天良的丑类。

天性之复，决非“返回简单的自然状态”，因为苦修所得者，必非原始，而是“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书·尧典》）的奇迹。“钦明文，思安安”──由动而静；“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由动而静；“格于上下”──动而静又静而动。此之谓，文明之盛，复天性之极。

330

人人尽其天性，会演出社会的剧烈争斗？不会的，这不会构成社会凋弊的根源的。相反，社会的高度繁荣与力量的高度提炼，皆从“格于上下”的文明之盛、天性之极来。

在相近的天性所趋向的相似目标上，将有着最大的竞争、最大的力量之提炼，以及最为戏剧性的场景。而被刚烈的天性们所冷落的地方，则可供孱弱的天性驻留、休憩，仿佛青草地的田园诗。

──在上述过程中，我看见了自然的布局。

第四卷第六章

*二、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331

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整个大地在我脚下崩陷，整个气围在我周遭凝固，整个天空无光无色、无风无色；全部历史像爆竹一样炸裂、迸碎，整个世界变得陌生、遥远，整个身心都悬浮在游尘中──这时，你仍然可以是快乐的？因为，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啊，这种惨状已经构成你再也摆脱不了的“命运”！所以它能不是善意的吗？你能不因此而快乐吗？如果面对元穷尽的善意而不感到由衷的喜乐，你能不是个疯子吗？难怪专制国家已经把疯人院当作囚禁政敌的世外桃源！

你必须相信，这就是你的乐土！你必须断绝期待，对那些别人告诉你的有关理想社会的传说和共产主义的谣言！

新时代的受难者，你的乐土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脚下正在崩溃成为深渊的龟裂了的大地上！受难者，你期待的目光，不应再投向天那边的国度，而只应集中在这片眼下的废墟上！否则，你将更快地湮灭掉！

332

“龟裂之地”，这是一个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名字！龟，长寿而极富耐力的象征。像龟壳般干裂的大地？不仅干旱之极，而且顽冥之极。被群龟所分裂的中国大地，不仅古老之极，而且贪乱之极！于是受难者只能走在这块“龟裂”的大地上，并以此作为你的阳关大道，甚至是你的天国！从今以后，你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就是“改变世界观”──彻底改变有关“天国”的观念！“新观念”将告诉你──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举步维艰？……然而，这岂不恰巧给了我们的天性以纵横施展的良田？所以，我们不再乞求屠刀的宽恕与犹太的拯救，我们要求“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以便我们类似波兰人的亡国生涯里，脱颖而出崭新的天性！

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下，甜蜜的谎言比苦涩的实话，具有更大的危险。苦涩的实话使我们拒绝了甜蜜的祈祷，“大命运”不会尽如你的意志，所以请不要奢望世界有一天会变成你所臆想的“天堂”。还是让我们变换自己的世界观吧，让自己的心态“顺天而流”！还是让亡国奴的欲望，沿着自然配给的实况犹如专制政权配给的粮食定量去胡乱推演吧！以便人人都获得这样一个复苏的机会：从过度的自我中心造成的患得患失中超拔出来──朝向大自然的沧桑，恢复你内在的“元气”。

333

人的天性和水的天性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人往高处走”，而水却往低处流。追寻容易的道路，是“水性”；追寻艰辛的道路，则为“人性”。但人，并不能总是尽其天性的，所以他也有被水性支配的时候，甚至经常。例如水性的人，就是庸众，就是下坡路的文明。

水性，正可谓中国两千年大一统长城帝国时代的品性。《老子》作为水的颂歌，其实正是预言了这一民族规模的沉沦过程的开始。谢选骏在《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137条称此为“精神疲惫”和“老年的智慧”，正是指出《老子》在本质上的衰颓。当然，这还是哲理上的，而非广泛的文化象征意味。作为象征，“水”一定还有更多的内涵可以发掘，更何况，中国文明自始就与水源关系密切。在古代，谁控制了水，谁就控制了中国。也许未来的世界也将重演一遍这剧文明大戏？现代世界性的“水资源匮乏”，也许就是其先声。到了那时，世界的文明也会充斥了一种寡廉鲜耻的水性？

334

在反对水性、倡导人性的意义上，我们的“零点哲学”对未来中华精神复国的启示作用，一目了然──那是新的“复性论”、“尽性论”，是文天祥一样的“正气歌”。

汉初，继战国的屠杀、秦朝的虐政、汉初的大乱之后，疲惫的世界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息域──这就是黄老式清静无为的水性。清静无为，犹如懒汉沉眠于日午，一种通达放任，一种达到自然治疗的途径……顺其自然，放纵人的天性，借助宇宙自然和人类本能中的平衡机能，来消解时代的焦虑、愈合社会的疮痍。“清静”，就是排除社会的杂，文化的干扰；“无为”，就是让自然施其所为！清静无为，就是基于生命潜能的信赖！

335

放任的态度不是纵欲的态度。放任是放开自然的力量，纵欲则是放开人为的力量。放任顺乎自然，纵欲则反自然：用反自然的纵欲，去回应、补偿反自然的纵欲所积累下来的病。

以严肃的态度去实行放任，就实现了它可能拥有的自由的高度。西汉的文景之治，正是汉初社会放任政策的“巨大收获”。汉武帝凭藉放任人类天性中的平衡机能而得到的收获，结束了放任的宽容，推行独尊儒术的虚文，结果呢，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小人之身后，留下的是空虚的国库、专横黑暗的政治、凋弊的民生、暴乱的星火。……这是结束放任之旅、开张专制之网的代价。

对内的放任与对外的开放，其实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不可能设想我们当代的这样的封闭社会，能够对内采取建设性的放任态度。同样不可能设想，一个专制社会真能实行“对外开放”。──不是作为一时的手腕，而是作为既定的国策。从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以严肃态度实行的放任，是建设性的放任，它与“自由之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的含意，甚为契合。

336

如果说，一个崇尚无为、热爱自由、倡言放任、反对纵欲的时代，正以其全方位的文化潜能，向我们微笑，并愿赐活力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千年盛事，谁又能拒绝她呢？

充分放任的态度，自然平衡的机制，奖掖创造的法律，制约极端行为和极端势力的多层次交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希望。

对中国文明再生的盛事而言，其生长过程，将伴随着亡国时代入侵的异体蛋白的不断淘汰，而分泌出自己的精髓。苦恼和快乐、悲哀和欢喜、沉寂和骚动、崇高的幻灭和碌碌的营作……都从其中来。

337

亡国时代的“历史因素”如异体蛋白，宛如植物生命中的纤维素，对未来的发展而言，确非福音，而是老化、僵化的表现，它确实大大压制并弱化了国人的天性。结果，前人的生活和往日的遗迹不再作为灵感与智慧的激励，而作为“样板”和“主义”被供奉在广场和岗楼（也叫“城楼”）上，作为军阀统治的点缀，从此，我们被迫陷入泯灭自己天性的险恶泥沼！

在这种意义上，“无为”的思想当然有助于削弱“已成的历史因素对人自然天性的压制”！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与“尽其天性”也就有了深层的沟通。

“无为”与“尽其天性”的生活，应当是无动于衷的，恬静的，可无不可的──因为这就是“听从自然的号令”。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同时又积极进取、锱铢必较──就是最好的应战的形态。也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在战术上锱铢必较、积极进取。”也就是说，“听天由命”仅仅是作为失败时的慰藉而被使用的！在这点上，有许多“低级动物”都是人的楷模──它们比人接近自然，因而更顽强也更灵巧。

第四卷第六章

*三、“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

338

“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应该仅仅是启迪性的，而不该是什么“样板式”的。要想靠着“样板”来模仿他人、外人和古人的行事而发迹的东施们，最后总不免弄巧成拙。无论他意欲“效颦”的对象曾是或现在仍然多么显赫、时髦、取得多么引人注目的轰动效果……“效颦”都不失为“刻舟求剑”。

从事“效颦工作”的刻舟求剑的学崽们似乎忘了──历史并不是一面光鉴四表的明镜，而只是一片茫无边际、吞陷生机的泥沼。许多勤工俭学的“效颦”不明此理，结果步入浩瀚的资本论──被资本所陷，再也走不出来了。许多豪迈当年的勇士，则在他们的“效颦”与追随中粉身碎骨，化为无声无臭的烟尘。其闹剧的关键在于，他们只知道查阅文化的历史，而忘了自然的历史──例如自己的天性──就在自己身上，是更为珍贵的宝藏。

339

越年轻就越富于自我调节力以适应环境，越年轻生命的可塑性就越大。所以，创造新我的，不是买办走狗的国际支部，而是像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汉化了的鲜单人这些半野蛮民族，才能执那些衰颓了的文明世界之牛耳。但是，这些半生番，只是用文明传统中那些被粉碎了的碎片来武装自己，以便更顺利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劫掠目标。生番可以吃人毁域，来一个天地翻覆，颠倒历史，但却无力创建新文化、缔造有机的文化新秩序。所以成吉思汗们的帝国尽管奄有四海，终于一朝而灭，不留痕迹。因为他们缺乏“遂行中庸”的“另一半能力”。

这另一半能力就是对文化“生吞活剥的恭敬”！结果，他们“质胜文”，和文明体系中过度陷溺的“文胜质”的人们相似──统统缺乏“君子气度”。而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鲜卑人却对他们攻占了的文明心向往之，于是，他们开辟了“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和平”、“秦汉帝国”、“孔雀王朝”、“北魏风骨”与“隋唐盛世”！

这无异告诉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只在你们的意念和欲望里──“历史”才存在！当你们任性驰骋时，“历史”才存在！这时，“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而能动的画卷展开在你们脚下并活跃起来。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思想天地中，世界才变得如此这般，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多多少少人格化了的对象投射到宇宙背景上！

你们的天性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宝！一切伟大持久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天性的产品，根本上都是出自你们的工作。若是没有你们颠扑不破的天性作为凝聚剂，世界只是一个琐屑的垃圾箱，最多是充满了旋生旋灭之事的“万花筒”，作为死气沉沉和零乱不堪的“物质”，历史沦为一派荒唐的胡搅蛮缠。

340

一个好的复性论者，是一个知天命、尽天性的人。他摒弃一切虚荣、一切浮华，抵制“他人目光”的诱惑与压迫，他有能力冲淡和松动习俗与传统的板结，展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思想，去实现天性中蕴藏的宝物。现在，这种可贵的生活已被压制摧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天性已被矫形、已被污染、已被窒息了……因此简单地“复性”只能激起扭曲之性、浊恶之性、死亡之性……要真的恢复人的天良，只有借助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借助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借助于“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这就要求人们从修身养性的斋室中走出来，走到旷野中，走到荒漠中。为此，需要一个心理支点，需要一股前进的勇气来复性！需要对一切污染我们天性的外国思想进行反击。以便为尽性创造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条件。

341

本能的欲望冲动，甚至更高级的美感要求，所隐藏的“实体”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力是作为反压制力量的闪电，破雾而出、照亮万有的。于是，有多强的下生命力便有多强的权欲和多亮的理念；于是，最优雅的诗情画意和最粗暴的欲望冲动，就获得了同一！

可见，人及其文明真正前途，并非取决于如何发达、如何分化的“智慧的头脑”；而是取决于本能深处本经分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尚未充分开发的“良知良能”，有一天会把人带入“超越头脑的智慧”的发展阶段……那时，人终于渡过“文明过多的灾厄”和“不够文明的灾厄”以及夹在这两种灾厄之间的鸿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会尊重这无法代替的资源吧！

342

痛苦中的幻灭、流血中的受难、罪孽中的堕落、遗憾中的悔恨──这些人为的历史常备军，仿佛是在嘲弄人的命运与人的努力，然而，只要你是在遵循自己天性的引导，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压制与反制、沉沦与升华的洞彻……正是如此击打着也抚慰着我们民族良心中的良知良能：一切杂交的混乱与异种的罪恶，都将在某个命定的日子里枯萎，中国会再度开出期望已久的花……从最终的善果反观回来──亡国时代的痛苦与悔恨，不过是历史节律的又一回声而已，局部看来的不幸，何尝不是宇宙整体之福的要素？

民族的花季，当然不同于舶来的乌托邦，那烩不可能的美好事物于一锅的“幻想波尔卡”，是建立在恐惧与逃避的沙滩上，舶来的乌托邦，其基础并非信用的磐石，而是谎言的集大成，它的使命是粉碎良好的天性，它捏造的“理想世界”是粉饰的坟墓，是保守的、令人窒息的、流淌着虚伪的死水，其“繁琐的善意”，则如最为炽热的红太阳，是人类皮肤病变的根源。

343

一个乌托邦，即便理论上允许发展创造精神，但这“发展”也是被钉在一个桎梏人性的“蓝图”之中的。它许可的所谓“首创精神”，终究只能是对“大前提”、“大原则”唯命是从的奴仆！然而，它的“大前提”、“大原则”又是什么呢？是奴隶主义，是对沐猴而冠者的三跪九叩和用青年的精血对朽骨进行的献祭！

这样的乌托邦，比夜半行走的僵尸还要令人作呕。它所谓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是基于混乱时代的恐怖主义。文革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它的前提是对人性的错误估计，它的功能是使愚人“病急乱投医”……除非那病无法医治了，对死者临死前作一点虚假的医疗安慰──否则，理想社会是毫无用处的！它们的炮制者毫无人性，有意抹煞人性。它们，因为害怕紧张而热烈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天然产物，而视人的天性为“恶”，并希望用“理论”之毒来杀死天性，也就是枪杀生活本身。“伟大的导师”就这样宰割活人的生活，把人心目中最后的“善”变性变种，无限膨胀为极度的邪恶。他滥施化学药剂，“这不是无知，这是怯懦！”“这不是愚钝，这是欺诈！”

──这老东西竟然妄图消灭生命力，这就注定了他自身的衰亡！

但愿一切“理想”的宗教、哲学、道德训示以及艺术或科学的终极真理的价值，仅仅在其超越性而已。

第四卷第六章

*四、“顺乎天性”与“顺乎本能”不同**

344

在自觉的精神引导下的“顺乎天性”，与动物本能放纵下的“顺乎天性”根本不同，因为前者具有意识形态的指导力，因而是自如的、有弹性的、可以进化的。对自己的升华，是它的日课；对他人的净化，是它的功德。而后者的蒙昧无知也同样可贵，让我们不要一味污蔑它，因为它毕竟可以让人“独善其身”，它毕竟没有像西方真理的买办那样徒劳地枪杀民族的天性，没有肢解良心、破毁自然的圆融。

只有违拗自己天性的人最可怜。他们欲进不能，欲罢不得，完全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这样的人活着不如死了，他们自怨自艾、痛苦难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思想改造中吃着后悔药，背天命、逆天性，终于招致了“史无前例的天罚”。

为了报应西方真理的买办对民族天性的背叛，命运使他抱恨终天。因为只有顺着自己的天性去生活，才是获得了命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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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许令人震惊：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方面，优秀的人比庸众要更为突出，文雅的人比之原始的人更为鲜明。因为，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才是买办们热衷贩卖的！创建了大雅之堂的煌煌构造，原来是饥饿的白骨！

我们相信的来世，不是当作买办们的上层建筑，或是作为推理娱乐中的一个玩物，不是埃及王、殷王、印加王、日本王们这些“太阳化身”翻拍现实生活的来世，而是奉为自我拯救的最后桥梁。

它不是来抹煞个性的，而是在最高意义上重新确认了个性的尊贵。它也许没有激动人心的幻想色彩，但却体现了“时间的伟大慈悲”。在它的慈悲下，时间之磨不仅是破坏之王，也是再生之父……我们的来世，就是“对遗传基因的认识”：不是宗教的转世轮回，而是生命的重组与绵延。个体死了。但基因并不消亡。它只是重新开始其行踪无定的漂流罢了。它在永恒的重新组合与重新尝试中，自然而然再现其纯朴如初的原始存在。

346

形势变了。生物学家把形式的改变叫做“进化”。形式换了。生物学家们把形式的替换叫做“生与死”，叫做“新陈代谢”，或进一步叫做“遗传密码的展现”。但那原始存在却依然故我，它不伸张，它不收缩，它不昂扬，它不颓唐……永远潜隐在“中庸”的宁静中。《周易》之《乾卦辞》曾感叹这无边的宁静为“潜龙之德”（初九）。它明确指出，“亢龙有悔”（上九）……但是，“见龙在田”（九二）、“终日乾乾”（九三）、“或越在渊（九四）”、“飞龙在天”（九五）的系列形迹，却显示原始存在，终将发育为文明大业的圆规，命定要给这疲惫的世界以旺盛的活性。

《周易》十分恰当地把这“原始存在”称为“乾元”。康德却用另一套概念称它为“物自体”。叔本华管他叫“意志”而这两个德国人的老师，那个雅典的柏拉图，例用“理念”之名叫唤它！古今中外，杂沓纷陈，其实则一。这里的“进步”仅仅在于“学术重心领域”的转移。宗教（神道设教的《周易》乾元）──哲学（柏拉图的“理念”）──物理学（康德的“物自体”）──心理学（叔本华的“意志”）。而这些领域，当其时代都是思想界的巨子，是精神的重心。这里展示了宗教思想到心理学术的全副演变图，所差的只是最后一个“生物的环节”了，这个即将完成的“理解之圆”的最后环节，就是被生物学的光给发现的那个“原始存在”！对这一存在，人们目前的认识不过只抵达“基因”的阶段。

第四卷第六章

*五、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

347

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不论它用“逻辑”和“科学”装饰得多么光滑柔润──都只是从基因产生出来的生物人的“宇宙体验”。这一体验的基础是生命形态的感觉系统，因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祛除不了的生命色彩。从更深的层次开掘，则可以发现任何本体论所谈论的对象，都是以“人对自身基因的朦胧感受”为依据的！人们的“宇宙秘密”实际上是有关基因的秘密！人的哲学，永远是以自己的基因作为轴心而运转的！柏格森的勇敢之处，就在于他公开宣布了这一点，他不怕沾染上“对宇宙进行生命化”的嫌疑，他不假装出一副“无我的清高”、“客观的正经”，尽管他不能免除“生命的神学化”这一欠缺，但他毕竟向着诚实承认“生命是一切认知之本”的正确方位，迈进了一步！于是，只要除掉他那“大生命”所含有的一元性神学色彩，将之分散到无数的个体纯粹，就接近我们的“原始存在─基因”了。这相当于《周易》的“乾元”，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的“意志”……

“原始存在─基因”，意味着现代人终于扔掉十九世纪那顶发出霉味的“犹太哲学礼帽”。我们的基因，使得我们得以看见、得以理解宇宙的核心，我们就是这样“反观”了周遭的一切。

这普遍的“原始存在─基因”不像从柏拉图到柏格森的欧洲思想家们“冒昧的一元”，倒有些近似犹太人斯宾诺莎“泛神的世界”。因为生命的普遍存在，已向我们地球上人的视野揭示：既然认识者无一不是有生命的生物，那么原始存在潜伏在一切有生命并且有认识的地方，就毫无奇怪之处了！

周敦颐之辈用生命以外的“太极”来概括这一“原始存在”，显然错了，但他关于“太极无极也”的论断，却道出了一线希望之光，这是泛神论的世界之光，这是对普遍的原始存在的赞歌。周敦颐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都是异态文化交融如佛道儒三教文化的交融，是怀疑者的世界观。

这无异在说，生命，不需要主宰也无法主宰，尤其无法归于无生命非生命的主宰？这无异是在说，生命的原始存在，生命自身的最高主宰──他是自为而不利人利物的？正因为他的这种超然风度，所以被他支配的思想家们便竟相以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的唯一真主宰就是它！他们称之为“意志”或“生命力”苛刻的批评家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从“乾元”、“理念”到“物自体”，其是从“意志”、“生命之流”到“原始存在”，这代表了一个“下行的运动”。

348

人的自我意识仿佛走完了他孤清高傲的雪巅境界，而开始归返春机盎然的生物激流的尘嚣。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啊，你是否留意过，在“乾元”与“原始存在”之间明显具有的相关性，已使这“下行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圆弧？！其哲学含义是，斗争和厮杀让位给和谐与宁静。张得太紧的“生存竞争”，让位给宿命的“生物链”。生物链，作为形成零点哲学的经纬、圆弧意识的名义，将受到未来思想风起云涌的追随。

基因、染色体迄今多少还有点神秘色彩的过程和作用，使得现代人还乏力一一揭开其底蕴。正因为“乏力”，所以预感其“还有”。有一天，人们的知识扩大之后，我们将对它知道得更多。这种“有生命的原子观”，使得现代人对基因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德谟克里特一类的希腊人对“原子”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水平上：一批特定的基因组合构成特殊的个体，打散这批基因结构，个体也就完结了。如果有一天，人的技术发展到足以重组这批基因的地步，那么个体的复活和种族的不朽，也就可以成为现实了。古人的梦想成为后人的现实，神秘的符咒到科学的程序只有一步之遥。符咒力图唤醒死去的原始存在，程序力图重构溃散的原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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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一种有机结构的生命形态，其“宇宙体验”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只能是生物性的“基因—原始存在”这一事实，难道还不是十分醒目的自明之理吗？

“拔高人”的举动，其实是“拔苗助长”，经此一拔，人没有不死的……这对生命包含极大的危险，人和草的相近处，在于二者对“土壤”的共同依赖。“人”的土壤，就是弥漫着生物色彩并回响着生物节律的社会与自然的环境，“思考者”的土壤是其有血有肉有情有信的生物存在。脱离这存在，比“脱离了社会”更易形成庞大的哲学背谬！更易滑入“心死之境”。

上述意义的“来世”，就是人的基因传递，以及在基因传递过程中实现的生命复制与再现。“我”虽死了，“基因”却留下；基因是“我的核心”、“我的主宰”──他支配了我的一切思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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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来世──不是“我的来世”，不是“灵魂的来世”，而是“基因的来世”。基因不毁于时间之磨，基因在宇宙中螺旋形式地轮回，在重组与拼接中易化自己，更新生命！因此，它摒弃了印度动物杂种式的灵魂转世的异种轮回，它摒弃了埃及灵界鬼物式的灵魂回归的同体复活，而是中国式的乾元移位？

“我”，作为一个“感觉体”，一个“反压制力的有限容器”──随着机体的衰竭、死亡，而破碎、飘零了。

“我”，像落花败叶似地逝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时间带走了一切，像山溪卷走了一切凋残的碎片。“我”的碎片四散迸裂，不知去向。但创造了我的那些“基因”并未消失，而生龙活虎地参与另一些“崭新的组合”，他扩张，他膨胀，他攻入各个堡垒内部，化敌为友──渗透到我们今日还不能知晓的事事物物之中去，造就新天新地新文化运动……

基因，因此成为“来世之主”。

351

当“我”重新来临──古话叫做“转世轮回”──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他在忘川中，“失落了自己的前身”！作为同样的或相似的生物主体，他这时触碰的是一些不同的个体，他面对不同的形态的外在压制，他便生出了迥然相异的内在反抗形式……他甚至不知道这就是过去的那个“我”──他自以为是一个“全新的人”！

如此基因，是矫健的豪迈的忘怀者，他因而得以用全副热情投入并不新鲜的生活之流中去。“每天的太阳都不是新的，但对于他，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些生涯已被人不知重复过多少万遍了，但对此时此地的他，却依然新润无比……是遗忘的能力，造就了趣味横生的观瞻！

啊，来世！

352

若无重组拼接的基因配置运动，生活岂不成了无尽头的苦役，世界岂不就是现成的地狱？

“基因配置运动”是自然生命更新的捷径。尤如“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是社会生命更新的捷径。如果人们只是用药物和法术去延长病人和老人的寿命，而不去播下新生命的种子，如果人们只是用改良和协商去延长旧秩序，而把“遗忘”这个伟大的机能给毁坏了，若是老耄未曾死去或原封不动地转世轮回，世界将是怎样？彻底的裂痕，普遍的颓废。

生物学意义的“重组拼接的基因配置运动”，相当于哲学意义的“乾元的移位”──都是对于人类命运的描述。它的选择，无规范，无始终，无情义，无道德……人在其中或喘息屈服或优哉游哉，或以为幸福或以为不幸。人尽可以生出各色感受和无尽遐想，但却无法脱却这一宿命的运行！于是，最佳的生活态度与思考方式只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新生活的诞生是乾元移位的结果，它通过基因配置而实现，──这是一切“人的革命”中最深刻最有决定性的革命！

新文化的诞生正是乾元移位的结果！它通过观念的分裂与重组和拼接而实现！乾元的移位是中国思想中的轮回！我们热爱这命运？因为我们终于看清了，轮回有各级水平，但都不失拥有特质的乾元移位！

我们的身体在动物世界的绵绵之链中行经着？

我们的魂魄在社会世界的五色变幻中搏击着？

我们的灵魂在历史世界冬去春来中潮起潮落？

甚至我们的骸骨也在无机世界的无限冷漠中飘浮着？

我们整体存在的每一部分不都在无声地听从它所归属的那部分世界的“内在规律”吗？周而复始、物欲翻新的乾元移位！

自由和创造，在乾元移位的意义上永远是“被限定了的人”。

啊，来世！

第四卷第六章

*六、有“天性”，有“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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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性”，有“天价”。天性是个性的质地及其趋向，天性与境遇混成人格与行为方式。

天价则是个体内部限度及其限定了的能力与命运，“运气”也是一种天价。

以自觉来导航精神生活的人顺着天性，守住天价，就无往不胜。你的胜，就是你的命之展现。你的往，就是前去展现你的命。

顺着天性，这叫“发掘自己的潜能”。守住天价，这叫“扬长避短，不干自己不能的事”。我们知道了人性的秘密，对人的宿命及最终失败洞若观火……但还是坚持奋斗，这只是因为，不能甘于即刻沉沦，尽管最终的沉沦是免不了的。终局早已注定，悲剧的序幕早为我们揭开……但我们总是要让自己身上的各种力量统统奔涌出来，宣泄干净，然后再死！再来一次壮大的会演，哪怕仅仅一次也是好的！以此，我们证明了“我的生命力”，以此将“我的灵感”传布于世，使之鼎沸不已。

354

精神，是像无字天书一样无人能解的奥秘……甚至天才的顿悟者，也得透过物象去感受天启。难道不是吗？是，这才是天性的呼声！我们必须奋斗？只有通过奋斗，方能解开自己身上的压制力！也许我们的奋斗并不自然，得来殊艰，然而，这正是自然力量的曲折表现。甚至连我的丑陋，也是宇宙的壮丽所发出的一个隐喻！这就是天性的呼声。

世事沧桑……当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时，尽管心有悸痛，也会倾向于日渐认可并且接受它，甚至为它费劲找出了“可取之处”。对结局的理解，其实决定或说是体现了自己的斗志。例如，你认为战斗已告结束，而我却认为一个新的会合正在开始……你和我，被各自的道理驱使着。你的观点注重阶段，我的观点则着眼于连续感。客观地说，结局是没有的。所以，许多历史性的人物尽管濒临灭亡，仍然拒不承认失败──他们对继起者的胜利怀有坚忍不拔的信念，这使他们的失败成为胜利的先驱。而这种信念，无一例外会在未来得到世事验证的，因为历史这场连绵不断“否定的运动”最终将推翻一切胜利者的王位，并斩断诸神的头颅！否定的否定，近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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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局”的理解，还预示着我们生命力所冲击的极限处，如把个体的死亡确认为最后的结局，则其生命力的界域当以其肉体的死亡为限；相反，与整个宇宙同呼吸共命运的灵魂，却不知不觉以宇宙的疆界为归宿了。坚强的人不承认失败，这不仅由于自尊心之强使其不肯服输，更因为他的生命力已经远远冲出其动物生存的界域，而漫漫于思想的未来了。在未来，现在被判决为失败的一切，总有一天会重新凯旋回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家伙匍匐在地，平凡可耻错误的家伙却陡然上升；丽质涂炭、死灰复燃……到底谁的结局才是胜利的标志？耶稣在福音中一再预言圣殿的毁灭，他说对了。

我们相信终极是善的，因为这种信仰能赐予我们以力量，鼓起生存的勇气，添补生存的空虚。如果有人不幸被一股强大的兽性势力击败了，那么，最聪明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放弃“徒劳的抵抗”──相信自己的征服者是“善”，相信充满兽性的家伙是“宿命的代表”──而不是相信他们的“善良”，相信他们合乎既定的模式，相信他们可能善待你，而是相信“只能如此”，相信“这就是结局和归宿”。──这就是奴性向主子的归顺，是懦夫向野兽投诚，如沦陷区的人民向日寇屈服。

然而，这样屈服不也是一种尽性的呼声吗？尽管是“尽其奴性”而已。笃信终极之善，可以是达士的洞彻，而不必是庸人的自慰。如果人能摒弃一己之曲见，为什么不能以无私的精神烛照天地呢？因为即使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熄灭一支蜡烛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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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终极之善，不会使奋斗者止息不前，终极之善更使他感到自己身上暗藏的历史之力就是那一支蜡烛，终极之善是那么迫切需要这蜡烛的呼应。蜡烛的自信在于，一切神迹，一切力量，都是被他照亮的，他的光徐徐融入终极的神秘，这烛光的自觉，使绝望的奋斗，充满傲慢的意义。这彻底的尽性，使荒漠成为良田，使人间成为天堂，就是一支最后的蜡烛。

他并不奢望尽性运动的持续性。他自己就是永恒。而所谓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也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人这种灵性动物的生理标志，它根植于潜意识的幽深谷地，意识形态不过是它的伪装……深入的体验将发现，造就了乐观者与悲观者之区别的，生活经历上的因素要比生理遗传的因素浅得多，更何况生活上的痛快与不快状态，还是取决生理心理的因素。

这些“生理—心理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1，天性与器官的生理特征（解剖的和机能的）及对心理的同化作用；

2，有疾病或无疾病、有缺憾或无缺憾所造就的不同心情。

不理解这些，何足以与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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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豢养的学者们却离开了个体独特性去空谈历史；离开了人的生存状况去分析其社会背景──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为荒唐的事？因为只有具体的个人是历史的有机构件；而生理特征才是思想特征的真正内涵。即便是广大的“人民”也犹如荒野，是在星星点点的个人生存状态之上组织起来的一个概念！即便是普遍的“思想潮流”，也是由许多独特而具体的生理─心理发出的声嘶力竭……

再多的书卷宝符，也不足以否证天性的存在，人的天性决定了，善恶之战是永恒的！这意味着，善既胜不了恶，胜利了的恶成为善──所以善恶轮回，永无尽头。人的天性决定了，有暂时的善恶范畴，也有永恒的善恶范畴，暂时的善恶是人为的，它受到时代的礼俗，社会的习惯之规约；永恒的善则是“向上的、艰难的路”，永恒的恶则是“向下的、容易的路”，后者使人回到平庸的甚至放纵情欲的动物状态，人的天性决定了，“自胜者强。”──自胜最难！人的天性决定了：强者就是善人，强者并不顺流向下，强者拒绝了容易、坠落的道路，强者干出别人无法代替的事情，顺从他自己的星辰！

第四卷第六章

*七，什么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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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罪恶”？罪恶仅仅是一种评价！这评价意味着贬义，因此在不同的心灵中，拥有不同的罪恶！

文明进程的“向上性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决定了“罪恶”在人生诸选择中，是较容易的一种！而对善于自治的人而言，过于自制则也是一种罪恶。──上述说法不是“中庸之道”的表达与注解，而是“生命与自由的还原”，是“尽其天性”，是“归属天命”。

一切文明社会都制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似乎使之有效。而各种不同的游戏规则的共同性质则在于，规定竞争者不得随意采取简单的办法如阴谋和暴力手段去击败对手……从而迫使竞争者双方走上一条“同上的”、艰难的竞争之路。这路被目为“高尚的”：遵守游戏规则，社会之大福，破坏游戏规则，社会之大贼。所谓“盗亦有道”的那个“道”，即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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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的评价中，“罪恶”是在人际关系的特定圈子中（如家庭、邻里、团体、社会、民族、国家甚至“人类”中），损害他者。如果超出这特定范围去肆行无忌，即便犯不了滔天大罪，也会被漠视甚至赞许，甚至视之为“爱心”。例如，对敌国犯下的战争罪，可被视为“爱国行动”；对敌党干下的邪恶勾当，则是“党性强的表现”；对仇家的报复行为，则被赞美成“有血性的男子汉”。

但即便在最世俗最狭义的评价中，“罪恶”也是和损害他人的破坏行为相联系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新事物，也常因其损害了旧秩序下的人和事，而被说成是千夫所指的罪恶。只要是当权者不喜闻乐见的，创造性行为与堕落性行为同样被戴上“坏分子”。早在以色列先知时代，《以赛亚书》就这样评价了：“他虽然末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耶稣也是这样，与罪犯同钉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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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一个悔改，一个不悔改，区别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什么是“肉体上的”，什么是“精神上的”？就人的天性来看，一个最简便的测定法就是，仅仅一时的遗憾、可以通过下一次满足而弥补的，就是“肉体方面的”；相反，不可弥补的持久性（“永久”是太夸张了）的遗憾，大多可算“精神方面”的。如此看来，人生的精神性其实是太少了──一醉解千愁，说明那些愁多是肉体方面的。

或许，一个灵感的失落，一段情爱的幻灭，一次功败垂成的体验，一片孤零零茫茫然的感觉──这些都属于精神上的遗憾。而一笔财产的失去，一段艳遇的打消，一时性遭到挫败，与亲朋的暂时别离──这些都可算作是肉体方面的。

好像凡是引起心理波折的事件，并不能自动升格为“精神上的”……这样看来，人世间属肉体的事件太多太多，属灵性的事件则太少太少了，甚至根本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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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攀登一生，终于爬到了绞刑架上。这时他举目四望，发现自己是多么孤高！一种胜利的喜悦和悲凉在心中鼎沸不已，他的肉体即将承受极刑，他的精神将饱经款待──命运赐予他的一切，都应悦纳！

──他的天性，就是神的号令。──他的欲望，就是神的力量。──他的意念，就是神的赐福！──他的苦难，就是神的化身！否则，“这一切又是什么呢？”

希特勒的元帅戈林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时说道，“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愿上帝能饶恕我们！”──错了。实际上，是命运拣选了你，来做一位警醒世人的败者。如果你不迎战，就不会有二次大战以后各个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如果你输了，你不该心情沉痛，而应心满意足地登上你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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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难，无法忧虑，因为一切都是前定的，甚至是我们奋不顾身的斗争，就其终极意义而也是被更强大的力量给“决定了的”！我们各种疯疯癫癫的“主观努力”，也是不得不这样的，是“受到召唤的”，是别无选择的。──在你的天性中，就决定了你是逃避还是进取。在你的天性中，已经预先秘藏着某种消息，或者你能成功，或者你必失败，或者你……。只是你无法预知罢了。就此而言，没有预知能力的心反而是幸福、安稳的。他不因失败的宿命而沮丧，也不因胜券稳操而无聊。他只是有声有色地挣扎着，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因为他还不知道那底牌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知道了，就看穿了，也就完结了。

我们是多么爱戴自己所不知道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畏惧它，也是因为我们总是把它想象得比它可能的更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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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汉并不厌恶自己的天性，也不背弃自己的命运，他不试图逃避正在到来的灾难，他不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会沦为受人怜悯因而受人耻笑的人。别人为什么会怜悯他？因为看不起他。别人为什么耻笑他？因为自己也被被人蔑视，所以想通过耻笑他，来治疗自己的隐隐作痛。

那么背弃与忏悔呢？也是够不上“重新选择”的雅号的！它们不是主动的行动，甚至不是战术上被迫的撤离，而是走投无路的绝望挣扎。这使它们在敌对者的心目中显得没有价值，又使同情者感到气馁：人们因为自己的支持“被出卖了”而感到气愤。

理解了上述天性在人们命运中的关键位置，就不难发现，哲学的作用不是“造就人的天性”而是“启发人的天性”。既然人不可能比自然更强大，所以哲学的功能因此不在于“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于“启迪人性”。

第四卷第六章

*八、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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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相反，是用来拂去遮蔽住人的天性的社会尘埃。像一切精神化的存在一样──哲学本身既不能产生什么也不能毁灭什么；它只是起一种催化或抑制的临时作用。所以清醒的头脑决不对哲学尤其对从属于某种哲学的“教化”寄于过人的奢望。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依靠哲学改造世界的愿望正在明显落空……因为它已经在血红的革命现实面前碾为齑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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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的人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的鼠目寸光永远只是在哲学中摘取有利于自己的一点点利润，而将其余的或曲解或忘怀或抛弃。其实，那些聪明的、能对历史巧取豪夺的强盗们，根本不会被任何哲学真正迷住！他们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用来夺取别人口袋里的东西的“武器”，他们自己是不会被这些胡言乱语的说辞给弄得神魂颠倒的……否则，他怎能立于战无不胜、不败之地呢？

聪明的人愚弄哲学，不聪明的人被哲学愚弄。这一切都是由他们各自的天性注定了的；而不聪明的人永远占据“多数的统治底部”（“多数统治”的愚弄性即在于此，因为多数永远被统治而不会统治）──所以，上当受骗就成为今日中国生活不可豁免之日课了。哲学的积极功用，在于它终能启迪某些人潜隐着的天性，通过阅读与思考，而激起天性之火。这火远非外来之火种所能播下的，哪怕那播火者是神──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这样看来，哲学的消极作用也并非是什么“鸦片烟”之类的并不可笑的犹太笑话，而不过是和许多人开了一个智力玩笑，诱使他们离开了原本是神形统一的天性状态，而堕落为一群“身首异处”的妖怪，用自己的言辞，解释不了自己的行为，于是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诡辩论来弥合；而他们的贪图蝇头微利的所作所为，又与他们自己震耳欲聋的夸夸其谈的说辞，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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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败德的生活”，是我们这时代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病变。

这种人格分裂使得人们落入了一个悲惨境地，却突然发现这一悲惨也有了一种内在之美！当人们饱尝了苦难折磨，却具备了一种品出悲苦之中甘甜的能力！悲惨事件之所以优美，苦难滋味之所以甘甜──不仅由于它与人的生活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你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有机部分了，求生的本能促使人们美化这些不幸，找出它们的可取之处，以自我安慰，自我镇定……而且由于，优美与甘甜原是你的天性之中物，它们不论落到什么境地，都能美化这些境地的，它们无论渗入什么滋味，都使之清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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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之间有着太多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这样的人”，被理解为“那样的人”，那样的人又被目为这样的人。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在互相调剂！

不同的人结为亲密的朋友，相似的人反而怒目相向。在自认是同一集团的人们中，有着一切复杂的类型。在势不两立的势力之间也有惊人的雷同。说辞和保护色的不同，不足以掩饰功能和性质的近似！这在两支军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身着不同军服、甚至操着不同语言、为着不同集团的利益而厮杀，但在长官的指挥驱使下，勇往直前、奋不顾身、扑向死亡这点上却是相同的。于是军人在互相残杀中使自己堕落为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难怪即使对垒的两军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所以，在战地的森严命令中有一条最森严的命令就是：严禁与敌军和平接触。如果这道禁令一旦松弛，军心士气也就瓦解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统帅部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协约国军队乘机发起宣传攻势，把德军统帅推上了心理被告席，随着军心的动摇，战争也就不战而宣告结束了──精锐的德军反而成为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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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自我高贵”──这并不是说作为胜利属性的“自我意识”有什么确立无疑的高贵之处。这只是说，自我意识作为天性的见证，已经成为一切真理的基础！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天性”呢，则是来自至高者的超凡安排，人理解不了它，只是被它诱使或迫使去完成它自己的旅程。天性是一切自我的活源，天性是高贵的，所以我是高贵的。但不明事理的人却把这一事实颠倒了过来──他们目“自我”（也可叫做“欲望”或“意志”）为第一，而视“天性”为助欲的工具！结果，无非是为了欲望而损伤了天性，为了虚荣而陷入灾祸而奔波和苟且──“慕虚名而处实祸”，困扰人的一生，此之谓乎。可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中，自我的欲望，本来仅仅是激励人去发扬自己天性的一只马刺啊！

369

没有一件横遭谴责的事不是人干出来的。但没有一件横遭谴责的事，是人仅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干出来的。天性之力，是人不由自主之力，也是根本主宰人的力量。谴责天性，就等于是谴责自然、辱骂上帝。若论作恶，还有比这样的谴责更大的吗？对那些干了了可怕可鄙之事的人，我们是该憎恨他们，还是该怜悯他们？难道他们不是自己天性的奴隶？人们的憎恨情绪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怕被其伤害）甚至是嫉妒（没有轮到自己去伤害他人）的混合体。怜悯情绪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意识到生命之可畏）和厌恶（因自己免除了这可畏之事而产生了优越感，从而垂怜他人）的混合体。不论憎恨还是怜悯，从更远的视野看，又岂不是一种“自然的感情”？

人们能够违反社会律，并肆无忌惮地践踏它；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违反自然律。人们只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自然律面前俯首称臣并发展它的某一侧翼罢了：有的方式自我克制，有的方式自我膨胀。

人们常常违反“道德的法则”，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践踏“自然的指令”。事实上，绝大多数反道德的行为，正是遵照自然的指令干下来的……人们对这一陷阱般的处境怀着莫大的疑惧，所以战战兢兢地给自然的指令设下许多人为的限制，称之为“道德法则”，而由此出发去斥责此限之外的自然指令为“魔鬼的诱惑”。

370

道德的偏执狂其实不过是吉凶的趋避者罢了，他把自然“一分为二”，断裂为“上帝”和“恶魔”二元。殊不知在这两大本体之后，真宰正混一地运行着──厌世者和爱世者，悲观者与乐观者，禁欲者与纵欲者……也许是有不同的天性；但也常是由于近似的天性遭遇到不同的事变和经历，而曲折成这样的。所以，相似的行为常常掩盖着不同的天性；相似的天性常常发生不同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环境的作用”。这种现象，使我们隐约发现了比天性更根本的力量：天命。

天性只是天命的个体化形式，而天命还有更普遍的形式，如人的共性，共通之天性。天命还有比人性更深更广的形式，如世界、物件、环境及其与人性发生作用后所造成的“人的具体处境”。人的具体处境渐渐显影了人的天性，一如个人的特殊处境强化他的个性。天命的两个基本形式──即天性和环境，加起来就成了人的处境，像老虎钳的双翼一样夹击人，他哪有挣扎的余地呢？

371

尽天性，因此成为人所能走的“阻力最小的唯一道路”。尽天性，就是遵从天命，“按照我的意志去做，意即按照上天吩咐我的意思去做。”──以此实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协调，在斗争中创造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敬之若命，这庶几近乎“知天命”。知天命的结果，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毫不承担个人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的契合点，同样体现了“人在天命前的瘫痪状态”。

儒家形式的瘫痪是“积极的入世”，道家形式的瘫痪是“消极的出世”；但它们两者都已意识到，在内心深处，放弃个人的责任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在乱世中唯一行之有效的行为哲学。

──这就是我们对“天命观”的新解？

372

我们看到，天命是强磁，天性是弱磁，强的吸引弱的，弱的皈依强的。天命吸引天性，宛如磁铁吸附铁屑，又如磁场把磁性传递给铁屑……天命证实天性的合理，天性印合天命的存在。天性对天命的“认识”，不失为“天性自身的创造”；但天性受到天命的吸附，却也是不由天性自主的，是天命本身的辐射。──天命堪称天性之“体”，天性堪称天命之“用”。

如此看来，天命就不仅是古经上告诉我们的那般堂而皇之的。天命实际上有其非常残忍、暴戾、可怕可厌、使人恶心甚至敬而远之的本质，然而你虽恨之却又不能须臾离之的！

天命，不仅是抽象而普遍的，天命，也是具体而独特的，它注入个体，化为他的癖好……一切个性无论善恶，都是某种天命的产物。不论我们欢迎它还是厌恶它，我们都无法改变它──因为它产生于一种远比我们强大的力量，某种我们迄今不能把握、甚至尚未“认识”的力量！……

天性的顽固存在，使人不可能受到任意的改造，除非这种改造仅仅是虐待狂的变态行为的借口。我们不妨认为，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肯定是一位还没有子嗣的人或是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如果他（或她）真的有了孩子而没有改变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那么他（或她）一定是没有亲手抚养过孩子，因而仍然不具有对于原始人性（未经社会化压制的人之天性）的直接经验。否则，他还怎能相信人生来宛如一张白纸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人性论呢？否则，他还怎样坚持对人的无限改造和“思想教育万灵论”的超自然信仰呢！

共产主义者们，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吧！

第四卷第六章

*九、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

373

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以期其契合于某种乌托邦模式，固然是一项时代的错误。但试图“改造某人”以期其改宗变性，又何尝不是一项亘古的大谬？

改造人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改造这们再强有力，也无法驾驶那种远远高于他的天命之力。实际上，一切试图改造人的狂徒，不过是想用他自己的区区天性，去扭曲其他人的天性，这其实和试图强奸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个人格强奸犯应该知道，他所面对的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乖戾，甚至不是人类全体的惰性，而是高居于他们之上的无形主宰者──自然或是上帝，那位试图改造人的狂徒，哪有什么获胜的指望，他尸骨未寒，家族就覆灭了。由此可见改造论确实是自大狂的癫痫发作，是被冲昏了的头脑所做出的最离谱的奇思怪想！

与此形成对照的，还是较不自信、较为亲近自然的古人具有更清晰的头脑！他们知道，“江山易政，本性难移。”因为是循环而不是进化，才是这个世界的最终使命，只是为了更有效、更有节律的循环，各种新奇的事物才涌现或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对人类这一探索欲极强的物种，没有新奇，世界就无法循环！但人们想过没有：即便“进化”、“创造”这些有力辞藻掩饰下的宇宙真相，依然是循环！──生与死的循环，新与旧的循环，兴与衰的循环，善与恶的循环，彼与此的循环，荣与辱的循环，等等。所谓“历史的进展”，仅仅意味着轮回的新圆，又开始了，惰性的克服体现了一种更大的不知名之惰性。这血泪斑驳的记录没有尽头，它说，人的文明史，不是生物的套语，只是生物的奇异。

374

任何人都脱却不了轮回的阴影和乾元移位的光明！即便最伟大的天才，也是这一循环的仆人！我只不过是寻到了一个必要的尺度：越高级的生灵，他的轮回周期也就越短促；突破轮回之圆的努力、成全另一个轮回的努力，也就越频繁，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他善于为生活捕获新的内容，他难于稳定在陈旧的平衡木上。新的反压制呼声，在他内心深处涌起。

我们的轮回一如我们的创造，何尝不是对于局促的命运所做出的一项最富建设性的反抗？轮回，是对“轮回之苦”所做出的“最富于艺术性”的击破！创造性天才的秘密在于：他渴望尽快地摆脱现有的状态，他希冀尽早变化的生涯。这种捕风捉影虽如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无益，但在紧张的奋斗中，他却以超音速、超光速完成了每一个轮回，从而望见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宇宙奇观。

如果他不把大自然寓藏在自己身上的潜能、原始存在和一切最高贵最粗鄙最冷最热的东西一概发泄完毕，他能不觉得愧对自然与自己？他真的不觉得白活了一辈子？所谓“虚度年华”的现代含义就是，你虽有你的形，却没有你的神，你的形骸结果是为他人的神气而奔忙！你的天性，终于像废弃了的材料一样，被丢弃在文明的废墟中。这是多么彻底的出卖，多么彻底的自杀啊！

375

从哲学上看，如果一个人干了了偷窃、斗殴、诈骗乃至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过失，在法律上，社会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判处他极刑，但社会却无法在哲学上谴责这个牺牲品──难道他能对自己的天性和处境“真正负起可怕的责任”吗？

他如何负得起这个责来？！他又能拿出什么来做抵押呢！因为这一切无论是前定的或后发的，说到底都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刺激、反应，反应的强度及其形式……这些主要属于“生物存在”的特征。因此，这些特征是不由“你的意志”自主的，即使其中有些社会教养的成分是后天习得，但那又何尝不是生物存在与环境际遇的相乘之后所得的复杂之积？它貌似自主，但支配的“自主权”仍然掌握在那难以控制甚至未被认识的生物因素里！──这就是天性对你构成的囚牢！

376

克服惰性又是谈何容易！惰性其实是被人们尊敬的，因为惰性与“生命的节能原则”结下了不解之缘。墨守成规虽然令人窒息，但却换来了常人所祈求的安适与平和，所以只有世俗生活里的被放逐者，再也无法在旧有的框架里活下去了，他才意识到“惰性的害处”。这就像人类的祖先是作为动物世界的放逐者，才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而任何“消极心理”的产生，都是“积极心理”遭到挫折的结果！任何消极、颓废，其实先天地包含着积极与进取！──人的天性处在消极与积极这两极之间，永远是不偏不倚的，以求得最佳的平衡！任何自然的天性，就像盲人骑着一匹目光似箭的天马，天马会给人引路，不论骑者是否瞎子。

377

病人和弱者称强者的天性为“邪恶的欲望”。他们把生龙活虎的存在，叫做“挑衅性行为”。他们说，精力充沛的人，是不安定的危险力量；才华横溢的人，是心怀叵测的诡秘者；爱好发明的人，是好逸恶劳的懒汉……对一切生命的表现，他们就是这样仇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已经衰退！沉思冥想的人，是不能自理生活的书呆子？而不负责任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丧失了主人感？新的哲学并不要解释“世界为何如此这般”；而只是来宣布“世界只能如此这殷”。作为公开的宣言，里面隐伏着一个重大的征候：不可知加上充满信赖之情的天性论，能够催生改变历史的强大磁场。新的观念，视天性为天命的布告栏，即使上面列满了鲜红鲜红的死刑判决。否则，──天命何在？天理何在？

378

天性隐伏在多人的天性所织成的“关系网”与“弹性结构中？如此，则连最卑微、最恶劣的天性，也构成了天意的一个部分；即人们不愿意加以肯定的那些部分……

不要唯物主义的变戏法（辩证法），而要永远神秘的希望。不要把世界的现状视为永恒形态，再去费尽心神地加以辩护；而应该期待世界即将到来的变迁！不要再寄居学院的碌碌，而要以广袤无垠的旷野作为背景──你，如此投身于祭祀未来的血之洗礼！

这样的洗礼使人认识到世界之悲苦，世界也就不再能苦恼人了！在这里，“理解”成为“消解”的决定要素。理解了，就完了；理解了悲苦，也就消解了多半悲苦！生活者，战斗者，幻想者和创造者──能在悲苦的环境中，品出无上的天味，这是由他天性中的“超级味觉系统”创造性地感生出来的！而唯物论的反映论者们，是做梦也梦不到如此瑰丽神妙的境界的。因为正是人天性中的贵气，使人或多或少地据有了这一由苦及乐的品质。这种化腐朽为鲜丽，化平庸为神奇的“自以为是”，可使朝菌知晦朔，使蟪蛄知春秋！

这不是谬误，这是“生命力的外溢”。人的贵气不仅美化了悲苦，更主要是的是助人渡过沟壑，俯仰百代。

379

世界无所谓“是”，是仅存乎人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市井田庄的腐学，在它面前现出猥琐的原形。

第四卷第六章

*十、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380

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而且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原创论！

虚无主义说，“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

零点哲学说，“‘一切都是假的’与‘一切都是真的’同样可疑！真假相对：‘一切皆假’，无异于‘一切皆真’的新表述。什么都可以做吗？不。人实际上只是做他的天性许可的事。‘什么都可以做’的信条的唯一价值及唯一的真实性，仅在它破除了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对天性所施加的魔法与诅咒……但零点哲学决不停留在这虚无主义中。”

381

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的多种形象，其实是被许多有形无形的“线”给牵制的一些傀儡罢了，尽管是些自动的、有意识的傀儡。他们与木制的傀儡的不同之处在于：

1，受到多条交叉的外部之线的牵引；此外，还受内在之线的牵制与支配。这些线，有尚未被察觉的，有永远不会被发现的，有被人故意涂上了臆想彩色的。人们多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傀儡半傀儡处境，从而急于摆脱这不自由的感觉──但摆脱的努力，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线的存在”，挣脱的行动，也会进一步抽紧“线”对人的控制。这一切有机性质是如此富于人性！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的产儿！

2，离开了尽性原则的生命，是没有自由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动物的生命，首先意味着迁徙的自由，觅食的自由，传种的自由。对于人，还要加上思想的自由与创作的自由。思想的与创作的自由，尤为人的标志。一个人，如果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但只要保持着精神的自由，就还算保留着人性，如果精神也受到了支配，人的天性也就泯灭了。

裴多芬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爱情与生命的提法，并不是诗人的肆意夸张。──失去了自由的人，是根本得不到完整的爱情的，所以他也就更无从具有“完整的生命”──“传种的权利”被剥夺了。

382

零点哲学反对市场价格来代替生命的价值！若是失却生命的支持，前者市场的价格又从何谈起？近代中国苦难的预知者龚自珍，如此表达了人人尽其天性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不拘一格的人材，是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是杰出的强盗与残忍的警察之间的对垒，是优秀的破坏者与建设者之间的完美结合──而如此宏伟的史诗般场景，显系“人尽其性”的自然结果。

“尽性”需要力量。“尽性”需要反抗。“尽性”是对沉沦的抵制，所以它并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是意味着“人向高处走”……“尽性”的和谐，是需要搏斗的撕裂来予以成全的，因为它立足于抗衡整个环境。大自然把灵魂射入人的躯体中，然而又授予非人的环境以截然相反的东西──为的是洗炼人的毅力，为的是等着观赏，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垒、风起云涌的抗衡……

“尽性”须有“权力”，权力因此成为外在的至善。“止于至善”──因此成了“唯利是图”！谁能提出“权力滥用的批判声明”？卡尔马克思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赞赏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尽管那是尽性意义上的罪大恶极，因为这样的快乐显然不利于“强力的凝集”。“权力的善意”，决不在“快乐”上；正如感官的善用，不在于使自己沦为玩具。而伊壁鸠鲁与弗洛姆之辈的享乐姿态，恰恰是发挥了权力的恶。这终致疲软的哲学，把人生当作冶游场，而把人的尊严贬到了玩具的地步。声色犬马之徒，孜孜谋利之辈，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天生的犹太人（甚至像某些作者所说的是“东方犹太人”、“黄种犹太人”），就是如此以经纪人的眼光，误解了人生和人体，结果把人体的一种功能冒充为全部的功能，以人生的一项美德遮盖了所有的美德。

383

而绝对的解脱则意味着游漾在感觉、观念、符号之外，因而这是“不可能的”。无匹的鲲鹏也有无匹的悲哀，太小，受制于外物；太大，受制于自己。太大的“自己”已然是内化了的“外物”……所以只有把尽性当作解脱之径者，才不迷惑。我们达不到，但永远朝向它……尽性的世界，是真和谐的世界，是现实的理想国，是唯一能物化的乐土──不仅作为心灵的安慰，且是事实的“畅行无碍”──捧来圆满的生命之光，它照亮爬行者的脑部，它剥离负重者的驮子，它处决伟大的导师，它宣告一切伟大的灵魂，都是尽性的灵魂，它以天性之笔，描绘“如何驾御物质存在”的胜利喜悦。

毫无权力的尽性，是不可能的，毫无尽性的权力，是无意义的。尽性不仅是“纵欲”，尽性也是纵情地反对纵欲！因为纵欲，只是一种“性”，并非一切“性”。“性”不是“欲”，更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性欲”。纵欲是一种尽性，但不是一切尽性──有的尽性导致纵欲，有的尽性却导致禁欲，有的尽性导致兼爱，有的尽性却导致屠杀并对不限于人体的万事万物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整合”。

尽性者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护符告诉他：“天绝人”的时刻也会降临──那时意识成为废物，而过期的符号作为垃圾，功能尽失，将被逐出语言的王国。不。它是根本未来进入王国的城府。于是，“天无绝人之路”，又将是永远活生生的。被天所绝之人，将不再是人；被天所弃之性，将不再是性。

384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的贵，有的贱，有的顽强，有的脆弱；有的仁厚，有的刻薄；有的笑，有的哭。但每一个人体垃圾也都有自己的命星，与自己的守护神？

“如果上帝抛弃了你，不要害怕孤独；恶魔一定会接纳你，成为你忠实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他的星辰。他的星辰与他的天性是如此对应，配合默契──当宇宙的玄机斡旋起来，光明充溢每一个瞬间，无数的天性，对着无数的星辰，爆发出痛快的笑声！他们的呐喊响彻诸天。众星座因这个宇宙的音乐欢欣地颤抖……诸天、众星座、每一个天性……于此都捐弃前嫌，在玄机的强磁下，斡旋合一。

385

有天堂，“现在”就是天堂；有地狱，“现在”就是地狱！其余一切，都是想象、希望，可能是美好的导索，也可能是灾难的蓓蕾。天堂和地狱，是同一的！──它不仅就在你脚下，而且永驻你胸间，在你最精细的感觉中。

“不假外求”，说出天堂与地狱的最大秘密！“外”，不仅指“外物”，也指“现在”、“当下”以外的一切“过去”、“未来”诸相！“不假外求”之所以深刻，是在于“外”的虚幻性若不借助于你内在的感受性与想象力，是完全无法转化为世界的实在性的！

386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曾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史编撰者们（如侯外庐等人）说成是“廉价的许诺”。这是因为，唯物史编辑们几乎像老牌的佛教徒一样深信，屠刀与成佛是对立的，不能统一。禅宗认为，屠刀与成佛间转化的契机，可以是十分短暂而便捷的，对此，注重阶级斗争和社会成分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了他们应有的愤怒。

可是在零点哲学看来，即使禅宗佛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只是道路和方法上的：他们信仰的人本主义逻辑，却是何其相似乃尔！

387

屠刀与成佛之间的对立？在零点哲学看来，这一对立上并需要转化也不存在。即，可以有一位持刀的佛，临在这个充满武装力量的混乱时世。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挥舞刀剑呢？哪怕是为了让人也成佛的良好意愿？换言之，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斩除佛头呢？如果佛头能够作为救世的药引？

不错，佛是绝对禁止杀生的，不论为了什么崇高而辉煌的理由。但佛教的净土和天国并不是非得强令众生接受的（如马列主义那样），所以最广义的“佛”即人生各种净土和天国的各种主人，是不必受到佛教教义的规约的。更何况还有萨倕太子以身饲虎的典范在先呢。

例如，零点世界的主人，相信“现在就是天国”、“你站立的地方就是圣地、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只要虔诚就好。只要虔诚，不论你干的事是什么，那事就必是善的，那业必是乐的，那时就属于永恒。

天国就在你脚下，而且根本无须迈出一步！

只要你虔诚，坚信你的极限使你不可能企及虚无的天国而只能脚踏实在的大地──这大地能不是你的归宿与天国？

从今以后，你要干什么，就请去放开手脚地干吧！从今以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去体验一下那样的生活吧！──再也没有道学先生来诅咒你！只要你确确实实储存了大自然赋予你的那份天性！

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天性显影吧……

祝你成功！但愿不要还未动手，这种言语就从你的嘴角斜淌下来：“我，不是那种材料……”

第四卷第七章

*一、孤独的索居**

388

孤独的索居，是人生的第一自在！

独自缅于幻思，脱离世俗的干扰，超凡人圣、继往开来。

索居，使人获得悠久、俯仰天地的机会，获得“人生的旁观者立场”。

在索居中，神灵会像长风与闪电一样，不时掀开心扉，会像针与灸一样鞭挞并医治心灵的创痛──从而把丰富的感应、纯净的意象，奉献。

索居把人推进到一个新的星际！那里光怪陆离、五色缤纷，未来世界的象征对你洞开无遗……是人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使他的文化产生了孤独感？还是人这一有机系统的自我孤立倾向创造了文化孤独？抑或是人的孤独感令人觉察到宇宙的冷漠，从而加深了他的孤立与文化孤独？人是复杂多面的──比任何机器都更复杂、比任何物质都更多棱。因此，他才可能意识到“永恒”，即意识到与自己的全部存在截然相反的那位。

389

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之深化，我们不妨碍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之母。就个体来说，“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幻相之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所造就的。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社会吗？比如屈膝、投降、变色、出卖良心。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兢兢业业地苟且偷生。他们接受了社会压制规范的，奉之如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制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制，又彼此压制，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者”，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作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信念支撑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和人的离群索居之间的分际。心灵的隐居，也许因其幽闭了肉体而令人痛苦……然而，若有痛苦，何生未来？

孤独的索居，我向你致意！你的父亲，是我的命运；我的思想，是你的儿子，索居是命运与思想之间纽带，使得这三位一体不分彼此，你成全了命运与思想，它们也赐你以纯净。

390

当我二十一岁，踽踽独行在民族的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心里沉思着庄子哲学的精义，藉以安慰受到幻灭袭击的心，再望一望这眼前展现的世界吧，众多的疑问跌宕而出：既然最终都将澌灭，又何必虚化出如此大千世界？

那时，只有一个影子追随着我，还有那广漠普照的星光未曾弃我而去……啊，还有民族最后的一个灵感。它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因为即使在世界死去的零点时分，它也不会弃我而去，并以不断摇撼我的腑脏为乐事，我倒要锲而不舍地领教你的威仪！以至今天，我已分不出你和我自己了。在适应阴暗生活的漫长过程中，你的浪潮激荡我，你的激荡慰藉我，你既有金色的梦想，又有永远失去的光芒……你使我流泪，这泪闪现了未来世界的光辉，于是你使我狂喜，这欣喜又使世界战栗，在形同监禁的斗室中，驾着超然的遐想，灵魂已经出窍，我，超越了可悲的时间，超越了肮脏的空间，向着尚未显明的意境的飞腾！这可是建立在尸骨堆上的生命纪念塔！这是远远超出了帖木尔胜利纪念碑式的人类价值之外的宇宙塔！只有先知能领教，只有先知敢享有，生命从此吸入新的气息，生命之风从此吹拂着它去点燃新的火炬，并使世界熊熊燃烧。

391

可卑之地，南通，你埋葬着强者的青春，可是他并不留念你、也不留念已被葬送的青春，青春对他而言只是一片灵感与几页故纸，以及感官的虚空和茫然……使他背离你，不掉一滴泪，收拾断裂的记忆默然离去。

藏污纳垢之地！我多么奇怪你的秽物怎能成为我的养料？你的冷峻怎能使我的灵感膨胀、申张？你发疯式的超强压力，纵使千番爆炸，怎么无损于我？是不是因为我对你一往情深？还是因为往昔的梦想与幻思的不可名状的复杂混合物，使你在最后一寸的进击中望而却步？

时间逝流、万物推移，一切都被残忍地消化分解掉，这使我对你的情感也终究隐没在记忆的汪洋中，像魔鬼岛屿般不再浮现……然而你的影响却也恒在，你的痕迹镌刻在时空的旷野之外。

定数的日子到来，当那位世界征服者驾驶着战车辗过你的躯体，你将兴奋起来，满怀狂热洗涤你的卑污，他的天马嘶鸣不已，他的车身闪闪发光，一切时髦的交通玩具（现代的交通工具越来越玩具化）──都被这战车的闪电，甩到遥远的世界之角！这时，有多少超脱了今日环境的灵感之力，会使世界之心发生震荡！它的力量不附属于这个处境，因为它不是肉体的力量──这力量是永动的希望，使人升腾，抵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高度、感到了诸天猛烈而宁静的呼吸……OM──AMEN！

第四卷第七章

*二、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

392

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曾经给我们带来大大小小的苦难，既不见容于世俗、在平常的日子里到处碰壁，又使我们为幻象而悲悼而忧戚而哀思不绝如缕……可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感谢你！感谢你的厚礼：痛苦和幸福的交织──忧愁和洞察、暗淡和光芒、死亡与不朽……

你为形影不离的朋友而生，他就学会了为你而死。你不背弃他，他就不会感到密布的空虚。在这崎岖的民族之路上，唯一的光线，就是你那诚挚的友情！

393

黑夜的悠然来临，心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暴风雨奔涌前夕的深海，又何尝不是这样？它像在等待剧烈的运化，并为之积蓄力量……黑夜不仅是索居者的良师，诤友，黑暗还把一种白昼不可能产生的心思输送到你战栗的手，把你掀入一个没顶的深刻状态──越来越深，仿佛天地意境的倒转！黑夜，夜，世界的黑夜，

良心的黑夜，众神的黑夜！──只有经过你的煎熬，人方能成为命运女神所青睐的天子？灿烂的日轮给人的感官以强力的刺激，但人们的心扉反倒因之闭锁了！心的灵苗也因而窒息了？

394

日午把种种现象当作“真实”来扰乱人的灵明，结果徒然令污浊、杂音，遮蔽了灵气，群居的生活也是这般无奈，它败坏了思想的胃口，腐蚀了他的神，软化了他的骨，淡化了他的气！

孤独的索居所创下的丰收因而令俗人恐怖？那里的遐想之果，该比世界的千奇百怪还要不可胜数？它以一个梦者所有的谦逊说：“我经历的幻思该是超出了历史的边缘地带，现实与之相形之下不过是个苍白的影子！”

感人至深的意境该如何言说？

395

在人的历史上，幻思一直是生活的向导──这至理名言说，“谁没有过幻思，也就无法获得独特的生活。”这是索居者的话。

世俗的乖戾在你的面前悄然隐退，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但你神奇的慧眼还是看到了它仓惶的逃遁！你看到大地的尽头矗立着一座通天的墓碑，上面镂刻这样的铭文：

“这儿埋葬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它已慷慨捐躯给沉默的地狱。”

396

有一位被饥渴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旅人，在酷热之沙中喘息……突然，他的眼前仿佛展现了绿洲的──丰饶的水果、润泽的凉风、宜人的秀色、隐没的禽兽……都在召唤他。新的力量在他身上奋力前进、从危亡中拔出了自己的生机！可是当他爬到近旁，发现那不过是又一个新的沙丘，炎热的黄尘，已使他无泪可流！

大绝望抓住他停顿的心，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宇宙顿时成了一片弥天大谎。以前的生活仿佛一个个梦影，前来和他握别……卑鄙而漫长的欺骗……

幻灭！你的出现警醒世人！你向知觉能力重新旺盛起来的心灵，闪现了一道刺破黑天的光明──一切现象都是飘移不定的内心力量的投影！你使人心中仿佛不可动摇的信念坍毁，就这样忍痛把把真理从人心的迷妄中拔了出来，使之不倚于冰山、而立于磐石！

397

当灿灿阳光没于深渊，这一天就用万劫不复的残光向你宣告自己的死亡……大地陷入黑暗，仿佛绝对──你能脱出世界的空虚？生命的脆弱，压倒一切。“惨淡”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一个瞽者唱起了悲歌，以其弥漫哀沉的乐音撕裂人心，无血的撕裂好像比带血的粉碎更能象征“毁灭”的含义。听！这音响像闪电一般分裂夜空，击打落寞的宇宙、鞭挞最后的良心，它秘密地流逝了，没有痕迹也不见去处……好像被一个巨嘴吞噬了，一百年后，在另一个世界，发出变形的炮声。

啊！瞽者已经死了！可是她的歌声仍未息灭，她从另一个世界流转，再次建立魔术的霸业，于是阴森的曲调再次笼罩这世界，它使世界中风、麻痹、瘫痪，它给世界带来的幸福多么剧烈……暴风雨的痉挛过后，世界美好……

第四卷第七章

*三、真理是不能引伸的**

398

真理是不能引伸的，所以，“正确和谬误一步之遥。”（拿破仑语）正如“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的天机当被扭断；故泄露天机者必遭惩罚，说出天意者，常常被杀。这代价不仅是说者之灾，且是“真理之死”──说出来的真理，就像是已经冻僵的毒蛇，一下子就变得可疑了！

──那位和修女私奔的神甫、伟大真理的无耻化身马丁路德说：“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谁就终生是个傻瓜！”显然，此人这时已经完全忘记并彻底背叛他的出家誓言了，并无耻宣称一切誓言都应该废除。

让我们终生做一个无耻的马丁路德所嘲弄的终生傻瓜吧！因为我们是如此厌恶真理的化身！人说出的能是真理吗？狗嘴里吐得出象牙吗？那不过是一面从背面映现的真理之的语境──此语一出，那张伪善的阴阳脸就道破了：一面反对教廷的腐败，另面却更公开地卷入了酒色财气。这匹德意志种马比那些意大利杂种更贪得无厌，也更暴戾邪恶。在这一点上，他真不愧是德国出品的雅利安纯种。

399

神是神秘的，除神、灵界、灵性以外的被造的世界里，除“我”以外一切都只是“物”？“我以外”，这就是“物”的最新定义，除了我以外的一切！而“我”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我”的感觉和意识流，还活动着。“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现在，这种认识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成了一种堕落的并流行的生活态度！这都是由马丁路德门徒的好儿子引起的。

除去“我”以外的一切，都只是我的环境，或仅仅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只是作为“我”这个感觉体、意识流的外部刺激而存在的！这种刺激只可能是“物性”的，只是由于“我的怪僻”才会把其中某些刺激判断为“精神性的”，因为这些刺激“激发了我的幻想”，亦即“引起了我的肉欲以外的冲动”，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刺激本身有什么抽象的“精神性”！

以信仰为例，来观察“我”的顽固性，就会发现我之所以具有崇拜神的能力，并不因为神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而只是因为不可理解的事情、一些颖异的形象、圣洁的色彩、离奇的情节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也就是说，“我具有对神的感知力”。反过来看，毫无信仰的无神论者也并不只是心肠冷酷，而更多是由于他们缺乏这种对于神秘的感知力，或是被另一些更物欲的东西给征服了。

我之所以爱美，并不因为美代表了一种“精神的感召”，而只是因为一些适当的“物之刺激”刚才冲击了我的感觉、浸入了我的意识流，并使“我”感到振奋、激动。

“我”之所以有历史感，并感到自己与宇宙共命运──并非由于历史家们的记述所包含的感慨和“精神”击中了我的心思穴位，而只不过是因为那些符号、遗迹、以及诸如此类的“物”触动了我的感官，激发思想之电，还使这电流膨胀不已，造成“我”与历史、宇宙融为一体的共振。这难道是一些什么“精神”在感召“我”吗？多么迷人的神话！好像一位豆寇年华的少女在向你初吐“真情”与芳蕊时的美妙与甜蜜那样？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神话而已。不由自主的神话。那样的真情，难道不是由芳蕊分泌出来的迷幻剂？

400

如果还原了本象，你也有能力去发现：连串的物质之刺激，必定会触动“我的精神反响”，但这并不等于什么“精神──物质──精神”的线型传递！事实上，只有“我”的感觉体、意识流在那里孤军奋斗，而没有别的什么“精神”在感召我！精神的抽思（屈原的用语），除了只是“对我的物质刺激”外，空无余物！这就是今日的知识，所能告诉我们的“科学证据”！

父母对我的“爱”是一种“精神”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种温柔而深沉的目光、一阵亲切而细密的音响以及类似对我的官能所引起的舒适感觉……人们便说“这是爱了”──但我怎么也无法把“爱”这观念等同于轻柔的刺激！在我知道“爱”的观念以前，我就领略过“抚”之神韵了！尽管我们反对枯燥的物质主义，但却不无悲哀地发现，在世上除了我之外就剩下物了！我孤零零、赤裸裸地面对庞大的宇宙！这个孤独而飘泊的游魂，悲哀地看着这个彻底的没有精神的世界！反思昼夜不断的风波。

401

物质主义者以其商业社会的市民气横行天下而无忌惮。所以，“物质崇拜”所能给予“我”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更彻底的孤独……也就是说，泛滥的物剥夺了我最后的独立感……这已不是积极的刺激，而是消极的反讽了。为了反其道而活之，“我”只有陶醉于一个孤僻者的幻思，造出种种“精神”以便引为同调，以便安慰这难以忍耐的时代孤独。难道精神只是使得困难的处境赖以豁达的兴奋剂？名之为“鸦片”可以，名之为“鸦片”不亦陋乎！“我的精神”不是被什么历史上“伟人天才的薪传”所触发的！──我的精神只不过以此为口实，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罢了。“我的精神”实由我的遗传与环境所中和、所滋长，它为应付一种处境而孤傲，而寻思，而寻求“历史上的同调”，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因为我知道，只有“我的精神”才能应付“我的处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仅此而已。天，就是自然的遗传；地，就是文化的环境；而“中和”，就是“处境中的孤军奋战”。

零点哲学就是这样“处境中的孤军奋战”，它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不像唯物主义那样把“最”看作环境的裁决，而是把“最”看作环境的敌人──不与环境做寇仇，则无以尽人事。侈谈征服环境固然是唯物主义的愚蠢，但在敌对关系中寻求更高的妥协，却是可能的。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这种互相让步，赐人以生存之道！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402

正如哲学的沉思，这种“心理学的透视”可以赐你“雪巅上的高傲”，它有雪巅上的孤危与凄凉，和些许的胜利感与空虚感──如果你已认清了现象后面的本体，达到了思想的巅顶，使灵魂获得了不朽，日常生活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否需要来一点可卡因？如果你的神经不够坚强？一位强人，并不会因为零点哲学的透彻，而疯狂的。所以他并不需要唯物主义的致幻剂，无论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牌号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牌号的。

第四卷第七章

*四、一缕晨光破晓而出**

403

一缕晨光破晓而出，仿佛给阴沉的零点世界射入了一线希望，希望之后是失望、绝望、新的希望，正如休息之后的劳顿、厌倦、新的休息……索居的幻思带给世界的礼物也正是这样：

它把受难叫做“赐福的时刻”（救世主受难的时候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时候），它把鞭挞叫做“解闷的活动”（希腊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在受到拷打的时候仍然可能是幸福的），它把心灵的绞痛叫做“隐伏着无限的生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任性，增益其所不能）！

404

看着夕阳的沉沦，我的心思却可以与之背驰。血色的宏大笼罩全地，仿佛世界的余烬映红众天。夕阳！你是零点哲学之轮。你的深沉，富有多情，给即便最阴惨脆弱的人心，也镀上了一层透骨的金！哪有一个心灵不因这博大精微的宇宙图像，而收缩而颤抖呢。

“人在宇宙中的孤独”──是人在第一世界（自然界）中的孤独。

“人类彼此间的隔离”──是人在第二世界（社会文化界）中的孤独。

“沟通与理解的困难”──是第一世界（如遗传）和第二世界（如教养）所造就的多样化的“第三世界”（人的主观世界）。

从上述三个世界的交汇点产生了第四世界，“未来”──不是想象中的、仅属现在时态的第三世界；而是播种于现在时态的上述三个世界但却尚未显明的新世界整体，这是我们的“第四世界”。

405

文化的不可解，由于第二世界的歧异；文化的可解，基于第一世界的生物性及第二世界所受之训练；但第四世界的基础却在于第三世界。这就使第四世界的形态变得特别捉摸不定。

1，第一个世界的表达：神话和其它集体表象的意识流变，其象征是客观（第一世界）与主观（第二世界）的交融，尤如儿童纯真，不辨物我，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时代。

第一世界的表达，认为原始的创造万物的“物”既创造一切，也因自身的命运和力量而毁灭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同时发生在人本身的。

2，第二世界的表达：哲学和理性批判的系统，它开始学会区别两个世界，并把第二世界置于高于第一世界的位置上，所谓“理论先于实践、指导实践”。理性、文化被目为源于世界又高于世界的东西，如在柏拉图那里，已开始认为存在一个比现象世界（即第一世界）更高的本体世界，其实，哲学家的本体无非是文化观念的投射，而高级宗教更是明确自觉到第二世界的存在，所以产生了乐园与天堂观念，这也是高级宗教与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主要区别。

第二世界的表达，追求真理与力量、完满与正义。它是意志至上论者，试图“改造世界”、“愚公移山”。

3，第三个世界的表达，实验科学和逻辑分析的系统。在传统的二分法上，发现了文化的积累这一“隐蔽的经验世界”。它对一切神话和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要否证它们和要证明它们同样困难，而“批判”那立于神话的意识形态又太严肃，太方枘圆凿了，除非对一切哲学分析和理性批判本身，再度分析和批判。

第三个世界的表达，进入了反表达的新阶段。它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它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取决于隐于理解背后的“功能”──接受者从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出发，去接触第三世界的表达。如果不是人们积极参与了各种理解与交流活动──第三世界将不再存在。

4，第四个世界，是革新与创造的体系，而不仅仅是“生活”或实践的体系。前面三个世界荟萃于此，汇归于此，仿佛核聚变式的连锁反应

第四世界形成了：

外部条件（自然、社会等“客观世界”）空间条件内部条件（种族、个体的“主观世界”

时间性条件文化（传统即影响我们环境和思想的历史因素）

据此可知，文化传统对第四世界的形成以及对新文明成长过程的渗透，是“无法回避的条件”。这种渗透，即使以反对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是一种更深意义的赞同，甚至是更深刻的赞同！

第四个世界的表达，是预言，是先知书，是一切使人神魂颠倒的启示录。它来自这种生存要求：反抗上述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综合而成的压制。

它将把这种要求作成某种“简单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预言、先知书、启示录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简单的感情不是智性活动中的化约主义，因为它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本体论的！

第四个世界的存在原则：

a，世界：我们的生存体系。未来的第一世界。b，文化：我们的理解系统。未来的第二世界。c，科学：我们的需要体系。同上。d，精神：我们的生存触鬃。未来的第三世界。e，真理：就在我们的脚下。同上。f，所以，我们的追求，即正义。g，所以，凡属第四世界的，即善。即将到来的一切，都应受到热诚的欢迎。多么深刻宿命论。h，新的，即好的；青年，就是真理的载体。

406

悲哉。我们二十世纪的“支那人”，一种“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支那人丧失了作为第一世界的、现象世界中的祖国。祖国不再，文明也丧失了保护人、哺育人的功能。人们变得手足无措、玩世不恭、开始转而弃绝作为第二世界的、文化世界中的祖国，即“精神故乡”，因为古老的幻梦已经破裂，新的外来的曙光却又是那样刺眼、令人不安。

现在，我们正在作为第三世界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祖国里，进行长途跋涉，以便从一切种类的古老梦魔中解放出来！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征服东方，也征服西方──以便开辟“又一段情”，欢迎第四世界的、未来的世界，向我们奔驰。

我们怎么能做无文化的“支那人”呢？我们怎能不做新文明的中国人，“汉官威仪，仿佛天人”──老的中国已经死去，现在，让我们造就一个新型的中国！

我们的心中，没有了祖国、故乡。原先存放它们的角落，现在已膨胀为无边的虚空……这使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创造作为我们第四世界的故乡，并使情感的故乡升格为文化的祖国。

伏尔泰说过：“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便去创造一个……”同样的道理，丧失了第一、二、三世界意义上的祖国与故乡的“盲流民族”，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去开辟自己第四个世界中的祖国与故乡？从而使自己还原为一个文化民族！

无论它以前怎样，无论它今后怎样，这样的开辟都将胜似第一世界的消逝了的实体、第二世界的流逝了的印象、第三世界的虚假的理解与共鸣──你未来的第四世界的中国，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正果，能不是至善？

为此至善，我们写下了“第四世界的启示录”，回归于第一世界的开辟神话：“新的世界的创造为母题”──中华精神复国。

啊，中国文化，文化中国！我们的神往。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第四卷第七章

*五、我们，不是智慧海**

407

我们，不是智慧海

只是百川中的一川

冰山间的荒凉河流

欲滴末滴的一灵泉。

无数个我们交汇冲撞

下一个世界的智慧海。

中国人的精神祖国在哪里？

我们还是不是古代中国人的真的后裔？

尚未复国的我们，还能不能被称作“中国人”？

408

“身分危机”，已从我们的生活态度蔓延到我们的文化特性了。现在，又从文化特性扩散到了全部的社会存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如阶级分析、社会发展阶段之类的梦呓，完全无力对此做出回答。

封闭的大陆内部的中国人正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尤如海岸线外的中国人正在寻找家系意义上的故乡。

寻找精神故乡，表明了存在着心理上的亡国状态，因为所有“精神故乡”在各种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中，都是祖国的代表！它不仅代表“未来”，也代表“过去”，代表“子孙”也代表“祖先”。

409

亡国状态造就了无归宿感！这种悲哀已经成为现时代现社会的最大流行病了。其病乱不仅在于我们的文化之根，已被当作垃圾彻底拨掉，且在于我们重新培植文化之根的努力，被视同犯罪行为而受到打击和摧毁。没有根，便要寻根；禁止寻根，便要复国！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又被迫吞咽他者的文化之根，便会产生无归宿感，产生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们诊断出的“现代中国的病因”。

410

“精神祖国”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同后回转”而是“向前挺进”的阶梯！它以“回归”，为前进的号角。

1，“中国的过去”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不论这“过去”曾经多么灿烂。不论其为秦汉成为庸宋，甚至更渺远的“成康之治”，或最晚近的“驱逐鞑虏”。

2，外国的精神，也不可能构成中国人对之膜拜作态的精神故乡。不论它们的吓人真理一度激起多么强烈的海啸。佛教不是，天主教不是，进化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各种十九世纪的空想也根本不是；代议制的民主不是，苏联式的样板更不是。外国的东西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外国的景观再美，对于中国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因为二者的根系是那样互相离谱。所以，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经验已证明：“外国的好思想、好东西一传入中国，就变形变质。变得不那么美好，甚至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好的思想与实践，只能由自己创造，并在创造中不断修改。外来的东西没有内在的制衡，终将成为灾难。

411

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觉悟：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就在，我们的脚下！哪怕我们脚下踩踏的是荒原，只要你在不断跋涉，这荒原必定成长为民族新家园！

412

“中国的心”在哪里？它就在，我们的胸膛里跳动。哪怕这心的体积如此微不足道，这心却必定铸成未来千万年的历史。

当中国人重建了自尊自信，就会毫不踌躇地大声喊出：“我们所抱的希望，就是中国历史的苦难之果。我们所行的路──就是通向中华精神复国的精神故乡。”这声音，将让死去的祖先睡得更安宁。“从我们的心胸，将跳出一颗包容中国的心，照亮世界的中央一如照亮自己。”

413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地土上也许还会响起“世界文化万岁”的呼声。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在世界主义的呼声后面，却埋伏着另一个坚执的趋向：中国人正以形形色色的目光，搜寻自己的“精神故乡”，那充满活力与珍奇的内心世界。中国的居民也许麻木不仁，但中国的良心并未泯灭。中国的良心只是在冬眠中，迄今低估了中国复国力量的人们须要警惕，中国的灵魂、“强有力者的感情”，一旦苏醒并汇集了足够的豪杰之士，就能促使中国的居民革面洗心，风下之草即将远征！一条令人惊讶的新路，将使穿新鞋走老路的套数，变为穿旧鞋走新路的魔法。

也许西方精神可以为中国的符号注入活力；但救中国者，必定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洗练的符号。挽回中国颓势的，必非西方的施舍。

西方的符号与制度，在其本土，也许是健康的；然而，做了中国的主人，却不仅自己变质还让中国染病。中国人的心肠，如何消化吸收西式的糕点、大菜？至于那些名为“中国化了的”西式糕点、大菜，实为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又岂能“有生命”、“有效率”？最终只扰乱了国人的肠胃甚至心思。食谱如此，难道更高级的符号与制度，能不如此吗？当我们粮荒饥饿之际，需要引进食物；但当灾年过去，必定还得回复自己的食谱。这就是精神故乡的真实含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理由。

到那时，一切拂拂扬扬、熙熙攘攘的洋泾浜，终将飘逝。显露在中国的意识面前的将只有一个消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的精神不是他们的精神。西方的真理，不过是中国的毒药。

这消息，将荡平中国的思想泥泞。熙熙攘攘拂拂扬扬的泥泞，终将杳无踪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凄凉浅滩上，一块顽石再度凸起：

“百王之无变，可以为道贯。”

414

中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中国。我们怎能不是一个义无反顾的爱国者！

第四卷第七章

*六、“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

415

“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同样可以受到新的批判之光的透视，以便我们更健康、更自主，更顺利地走上民族的创业路，实现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大计！

我们不是来“复兴东方文明”的。我们生来是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并为之搜寻一串新的目标！我们并不把道路贬作工具，我们也不把目标升格为目的──恰恰相反，新的目标只是作为新的道路的里程碑，而使用的，是为我们欣赏新路上的风光，而制定的标识。

如果我们举起了“复兴”的旗帜，那么请原谅我们──那只是为了创新的气象而开展的一项便民措施罢了！志士仁人，谁会为了传统的阴魂而牺牲新人的未来？他们的降生，是要把历史推向前去，而不是把当下拉回到古昔。“复兴的形式”下，必定有一颗炽热的创新之心！它发自对当下的不满，而非对远古的“祖辈文化”的原始依恋……否则，它岂能赢得新人的心？

416

即便新的全球文明，从形式、色彩和技术上说，也必定是多方融汇的。但它需要一个新颖的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就在我们的梦中。……我用灵眼看见它了，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不是欧洲、美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更不是“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的──而是需要趁热打铁、重新锻铸的。

全球文明发自我们的丹田，而非取材于尘封的历史符号和博物馆里的展品，历史、传统，是一些象征，是一些被精华人物有意识运用的障眼法，被群众无意识接受的唤魂术。

东方的文明已被西方的体制给冲毁了，复原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西方的精神已因西方的扩张而衰颓了，它因此越来越容忍、越来越热情地吸纳东方的精神……如此看来，对西方期待过高，也是注定要落空的。新的全球居民，将凭借自身的天性，在东方树立一种新体制，在西方树立一种精神，然后融会贯通，济渡苍生。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东方和西方的需要因而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这“相反”，决定了两股潮流最终可以在世界史的洪水中，合一。

417

反对西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东方的精神”；反对东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西方的体制”。这两者并不需要重新制作。但是，可以取代它们的新的全球文明，却需要新的灵感予以滋润！

对于把中国的命运牢记于心的精神化身而言，他将摒弃或儒或道的或释的传统，而以双重身份同时投入一场两线的战争：

1，在国内战线，批判西方真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思想，并抑制所谓种族自卑倾向的无度滋长。为此目的假复古之名以行革新之实，实在必要，其途径是“回归祖辈的文化”！既反抗父辈文化的专横，又反抗外来文化的放荡。

2，在国际战线，批判欧洲“传统文化”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肯定西方精神与技术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此目的，需要掌握住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真正分野，并善用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不是在亢奋与不慎中，陷入这危险的两线作战的，而是以“对世界史的正确理解”而有意深入这充满奇幻的暗礁地带！他以对传统的亲和力，深入反传统的事业；他以反西方的名义，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不是低俗的反共主义，而是热爱精神的自由。

418

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第四卷第七章

*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易”，是“德化”**

419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易”，而德化则是易的体现与杠杆。

“易”是方向，“德化”则是道路，然后才派生出种种措施、技术以及方法论，绵延出文化生命的历史。德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文化创造的最高形式，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无非是“德化的象征”而已。我们并不认识创造者──除非我们首先淋浴在其日新之德的化育中……那德就是他的天性、他纯朴的感情，他神奇的能量，他不渝的天命。

420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德化史”。中，德也；国，化也，不理解德化，就不理解中国，这是一部尽管不无瑕疵但却辉煌异常的历史，这是一部尽管充满挫折但却万国咸宁的心路历程。然后，外化为绵延不断的政治实体，它有艺术记录，也有道德记录，这里既有人性最深刻的表现，也有非人性最充分的流露，我们怎能像时髦的大学生那样去批评它们“总是压制着血性”呢？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血性最为放肆的地方。

在现代法治观念的比照下，“德化”也许具有时代的局限，任何伟大的“德”，一旦社会化，就免不了染上了当下的惰性。这是人的历史难以祛除的阴影？可是，德若不予以当下化，又如何施展其历史功用、圆满其文化功德？让我们原谅这“可以饶恕的惰性”吧！而集中火力于那种“不可饶恕的惰性”：屈从外来统治的，蔽于人而不知天，蔽于象而不知德。──以此，让我们以欢呼新德，拥戴新德的宗主：他驱逐俄虏，恢复中华。恢复中华，不仅收复北部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失地，而且要驱逐俄国在中国的恶劣影响的遗迹，就像中国以前驱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的野蛮。

421

德化的消极性，是由于人被现象所迷惑。和平时期的繁荣与软弱，使败德之德成为流行病。德化的积极性，则是脱离现象，进入功能。无德，便是丧失功能。无德者，天命则无从显现？

没有德的引导，民族历史的接续和再生、中华精神的复国与更新，都是不可想象的。

1，作为伟大个人的“德”。不论你把“德的根源”定义为什么，不论你的经验告诉你“德”的形式、样态、色彩、方向如何如何──它都首先体现于某个伟大的人格。这等于是说，“德”永远是发韧于伟大的心灵，它，只有藉助某个人的诞生、成形，然后发挥其社会的功能。

脱离活生生的人格，“德”无法存在！从来就无所谓“客观的德”之可言；一切德所可能具有的“客观性”，仅仅在于“它当下的社会性”，在于它击中人心的辐射力。

这就是“文化本体论”的基础。

2，作为社会规范的“德”。

不是“私德”，而是“公德”！只有“公德”才可能先有社会意义，后有历史价值；这样，并不客观的“德”，就自然而然有了某种“客观性”。它从寄寓的人格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超越个人、独立于宿主的存在。德从心灵流溢，凝为社会的规范，百姓万众得以“序”，这就是“文化道德论”的基础。

3，作为圣者“化己化人化世”之圣功的“德”。

“德”，从伟大人格流出，凝为超人的规范和晶体，它不仅化人化世，也在不期然中规约那颗分泌了它的心，它催化文明，催化历史，催化了高级政治中的万事万物，“德化”的主要作用，不在个体的解脱，而在普世的济渡，这济渡的最强最实的形式就是“大政治”，这就是“文化政治论”的基础。

422

“德化”的最大功能，在沟通与同化。“德”生于天性，但它的普遍含义却不囿于个性，所以，德化学说并不导致现代意义的独裁政治（相当于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因为“德”不是绝对的，它要受到“化”的规约，以考验其成效。一种“德”，若不能“化天下”，以达到“化”的至德之境，便了无意义甚至无以自存了。

中国之“化”，并非地中海式的契约之“约”（早在《旧约》、《新约》的神论之前，就萌芽在巴比伦了）之可比，但已有化者与被化者之间对话的含义。“化”是涉及双方的运动，“化者的德”完全不顾及“被化者的性”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德”与“性”（即被化者的德）在后世融为一个概念，称为“德性”，是很有意思的。

“德”与“化”因此具有了互相补益的对话关系。“德”是因，“化”是缘。因赐缘以新的形态，缘则还因新的意义。而没有创造者的“生生之德”，诚然不会有世界的化与历史的业，但若无业，化则乌有，一如无化，德无以现。在“化”的过程中，“德”自身不断迁易。在天命之德化成天下之业的过程中，德自身日新了。

天命之德──易运之化──天下之业。德，构成世界历史的枢机，仿佛一个“奇妙的变电装置”。从“德”与“德化”的流程可看出，“天命”溢出的“天性”，是“德”与“德化”的内核，天性的贵重，由此可见。

第四卷第七章

*八、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

423

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我”不仅创造了一个圆周，“我”本身就是一个圆周。

“我”：有各种等级的“我”，有各种等量级“我”，有各种成色各种品格的“我”，有各色质地、各个规模、各类领域、包容着不同宇宙、不同灵性、直到完全没有灵性──禅宗的“人人都有佛性”只是一种过于廉价的反寺院宣传──的“我”！但，这些都可以是“我”，都是不再复活，“无法涉足同一条川流”的我！

“我”只是一滴旋生旋灭的水珠？不错。

“我”还是一个用不毁灭的宇宙？不错。

“我”以前的一切都已结束？不错。

“我”以后的历史尚待展开？不错。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真的不错。

古人的诗，已经成为今人的哲学？古代那偶或的悲怆，已成为现代生活牢不可破的日课。古代人向左的运动，已过了子午线而向右滑行，以便前来成就一个不可免宿命之“〇”！时候已经逼近……“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新约·约翰福音》）

424

“多难兴邦。”灾祸频仍，成了伟大与强盛的前提？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可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否则中国不能恢复意气风发的旺盛状态。一个民族的生活之所以不可能连续盘踞世界的先进行列，是因为这种高昂状态是需要低潮来激励的，也需要衰弱的时辰来酝酿和催化。只有强盛，就不会再有强盛；只有光荣，就不会再有光荣，这就仿佛春夏秋冬的循环。一个民族的命运，也像一个人的命运，不可能连续保持旺盛状态，它有盛，则有衰，它此起，则彼伏；它的外表光亮，则内里晦暗；它横遭屈辱，却正走向复兴……

归根到底，“国家”不是装饰品，不是玲珑透剔的玩物；一切国家，在本性上莫非“针对问题而发”。有怎样的问题便有怎样的国家，问题出现的方式，预示了国家出现的方式，而问题消失了，国家便也衰颓了。

425

一般性的问题，只构成困难，威胁生存的问题，则构成灾难。所以，“多难兴邦”不仅是一条适用国家气运、社会命运的格言，也是一条适用于国家兴起与种族发展的谶语。面对社会性的大灾大难，我们为什么不能欢欣？“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运吗？”──这飘零的标语是不甘于失败的战败者言。是的。弱小的大卫王，就是这样打败了常胜者歌利亚。

国家衰落的根本的导因，是由于人们采取了逃避现实的鸵鸟态度。他幻想可由“洁身自好”或“争取来世”以应对社会的弊病。结果，弊端日滋，国民弥贫。物资的贫困是由精神的贫困、尤其是德的贫困造成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学说，显系文化精神开始衰颓的征兆。

426

社会生态环境如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复杂制衡，横遭破坏，是中国一百年来不幸的根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古训不再灵验了。因为劳心者已丧失了劳心的能力，劳力者就失去了劳力的耐心。结果，随着“颠倒历史”之名，社会颠乱之实也就落在了国人的头上。不重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不恢复其自然的有机活动──国民的生存都困难，何“现代化”之有？

而重建社会生态系统的全面平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尽天性”。大家首先“回到自然状态”，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才可能回到它最自然的平衡──这其间的混乱并不会有事前的想象那么漫长。

427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与真知，只不过是个幌子与伪装；借此以追求他自己的天性，才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吧！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民主党棍看穿了他的把戏，于是以正义之名把他处决。这些希腊人中的佼佼者，不愧是现代社会主义者的先行者！伪善，装腔作势，为了博得畜群的掌蹄声而不择手段。哲人的死，并不是由于雅典人特别愚昧，要知道，他那时代的雅典人，还算古今最为开明的呢！苏格拉底的死因，是追求天性的率真，而这，恰恰是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头一多，矫饰性情，也就难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风尚了。

还是老北平的俗话说得有趣：“林子一大，什么样的鸟都有。”或曰，“池子一挤，王八们都急了眼，变了性。”所以，竹林七贤不得不饮酒非礼，不得不佯狂逃世？

第四卷第七章

*九、人众所追求的**

428

人众所追求的，说到底只是自己的一时感觉，“跟着感觉走”一曲，不就成了世纪末的红区国歌？

艺术家追求“体验”，为了“体验生活”不惜剽剥自性之天，哲学家追求“理性”，为了“理性生活”不惜冰封万古之水……凡此种种，说到底都是有害于天性的“悖逆之举”。

在苏格拉底倒下的地方，我们应该站起来！他寻求“真理”，我们寻求“谬论”；他注意知识的“不确定”，我们注意信念的“确定性”；他推崇知识，我们推崇行动──仅仅是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才去思考！

429

我们精力充沛，却无所投其手足；而当我们目标明确，命运之神又突如其来剥夺了我们的能力。这就演出了一幕现代式的闹剧：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和我们想说的、想做的，相距是那么遥远！仿佛隔着遥远的星际，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和我们想说的、想做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在空间里向往光明的世界，我们的时间却陷于黑暗的王国。寻求光明的结果，是使自己变得更黑暗，只有当我们感到绝望而安于黑暗的时候，才又受到一线微光的诱惑，即而在意想不到中，跌落进一片光海中……这光的爆炸，不仅炸碎了光明本身，也炸碎了我们，即所谓“主体”！这不禁使我想起，人们实际上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正在干什么！但人们却被行动的、不得不动的意欲推动着，不可避免地“说是”并“去干”。这场现代化过程中的大闹剧，是一出迫使我们丧失理智的文明戏。由于规划和预测的功能，理智本是人类高于万物的标志，此刻，反倒成了人太偏狭的明证。是理智把万物割裂开来，又把自身与碎裂了的万物对立起来。

我们追求智慧。但追求智慧的现代含义却成了“追逐并占有智者，通过分析、控制、贬损和享用，把他变成一个傻瓜”。完成了这个程序，也就是“实现了智慧”！于是，智慧的实现，在现代文明的所谓信息社会中，是同智慧的消解一同来到的，正如黄色画报是和普及国民教育一同来到的。商业主义的铁血巨臂，张开了一个新的精神黑暗时代的序幕。

──怎么办？

430

巴斯卡写道，“人类今日的情状虽然同于动物，他却曾从一个更高的本性堕落，那曾经是他的本来面日。”（《思想录》第一卷第268条）

这样的结论虽然和进化论所说的正好相反，但我们却宁愿这是真的。美哉斯言！信哉斯言！然而，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本性正是我们称之为“简单的情感”的那一实体。

431

简单的感情，已被人的命运证明为，是人的真正上帝与真正幸福──如果说世界上真有这两样存在的话──之惟一居所！

世界是混乱的，所以人类需要特别“简单的感情”，为自己在宇宙中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所谓“宇宙的秩序”、“自然的法则”，在非人的意义上本属子虚！这就是康德的苦恼：你尽可博览飘泊不定的万象，却窥探不到可以依托的真如本体。这种形而上学的难题，靠概念和逻辑是不得破解的，但在生活之海里这困扰却顷刻烟消：人人都可以在混乱的星空中，看到一种“秩序”；人人都能在四季更迭与风雨的循环中，感到一派节律；人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承认超人势力之在！──或名之曰“神”，或名之曰“宇宙的秩序”、“自然法则”。生活之海的这一福泽，实得力于我们拥有了这一天性的宝物：简化的能力。而这简化的能力显然起源于这一天性的珍品：简单的感情！

正是简单的感情，衍化出“天人感应”的多种奇观。天人感应因此不是任何意义的玄学，更不是“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是人对宇宙进行的适应！即：

1，人是混乱偶然的世界之产儿；

2，人不得不巧妙地适应了世界的混乱、解释了世界的偶然；

3，人把自身的生命节律投影宇宙；

4，人从此发现了宇宙的秩序与自然的法则；

5，人最终抵达了天人合一的圣境；即，“简单的感情”被客体化──这常被命名为“主客体的和谐一致”。

总之，是习惯产生了世俗的秩序感！甚至产生了灵魂的秩序！这与顿悟中升起的神圣的秩序感，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又是互为补充的！

432

人的杰出的生存本能之一，就是对自己习惯的事物，做出合理化的说明。其前提，是对熟悉事物的条理化观察及其形成的“看法”。这种“世界条理化”也许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简单的感情”所创造的宇宙奇迹！

简单的感情，就是如此，是对世界的混乱性所做出的答复。

第四卷第七章

*十、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

433

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否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怀疑论（或曰虚无主义），折衷的答复形式是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如果说，世界的混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压制”，而人又生而无力消除这一压力──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

前面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正是在此不得解脱的困境中，升起的一颗心星：一种是“并非答复的答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于是，人的全部文化与观念系统从中派生，智能复杂的“百巧拼图”，竟然源于如此“原始的动机”。简单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头脑──头脑要复杂，心却要简单，这就可以治愈现代的病。现代的病症在于，人的头脑越来越机械化，但感情却充满冲突，疤痕累累或曰“矛盾重重”。难怪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现代的最大难题，正是“难题在自我繁殖中”这一怪胎！

434

简单的感情，不仅仅是“力求简化的意志”，也非这意志的演化，它比这意志更原始，因而更坚执、更广泛──也就是说，更为“无意识”，更接近人的生理性而非所谓理性！是从简单的感情中，派生出力求简化的意志的。

亲爱的人们，永远也不要迷失在细节之中。细节，以及对细节的过分奢求，这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尤其对于原创性的文化，这更是“堡垒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禅宗尤其是惠能为祖师的南派禅宗，曾是较好的阐释者──但愿不要因此把他们沦为“楷模”和“典范”。他们的阐释，使人的天性可以从文明与魔障这二重表里的黑暗中苏醒过来。

永远不要结茧自缚。永远不要固执于自己的工具与道路。相反，请怀着“爱顿悟”胜于“爱习惯”的心！一颗“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心，它一定能助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渡过危机，完成星际之旅！

饥渴的中国人！成就伟业的时辰就要来到！正像《孟子》所断言的，因为受苦受难而臻于强盛的日子，就要来到，因为饥渴状态，激发了热烈的渴望！前来解渴这热望的，是“简单的感情”──是受苦受难者的德音！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伟业必不同于佛教两千年来所传扬的非业之教！因为中国血液中奔流的天性，与热带丛林里的印度人是那样不同。中国的使命必不同于寒带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争雄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小邦，因为中国曾经超越民族的发展阶段，胸间有一颗属于天下的心。

简单的感情和简单的生活！──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抽炼出来，供奉给智慧的“王者之业”的神坛，这是被一切挺进中的生活，一再证明了的：智慧越丰富越好，感情越简单越好，事业越是热气腾腾，生活方式就越简化……这样才是健康的平衡。智慧中的感情线索越是单纯，事业里的繁文缛节越是简洁，人的天性奏鸣就越是能轰动宇宙，照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梦想。

435

更深入一层──智慧应当成为一种排除了情绪干扰的纯粹，一种“不枯燥的理性之光”。事业的神坛呢？则在抗拒繁文缛节与过多装饰的坚持中，走向真正的生命纪念碑。

对一个混乱时代的灵魂修士来说，他仿佛在为“复国”的来世锻铸灵魂，不是个人生命的来世，而是“民族生命的来世”，历史的来世。他的感情是一种智慧，他的生活则是一个碑记。

这就是他的“生存状态”，只有“把革命当作一种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革命者”。正如只有“把行善当作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善人”。真正的诗人、学者、武士、企业家、工程师也都是如此，“把事业当作生存状态，把生活当作事业的祭品！”

436

“要简单的感情！”这是衰世的呼声。这是渴求中华精神复国的嘶鸣，这是“满蘸着返朴归真情意”的号角。……

文明的衰颓，来自情绪的日趋复杂，巧言令色日甚一日；飘浮无定，泛滥失节，以致终于无所归属，因而流入虚伪不真了。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两面相……看起来泛滥在前，枯竭随后，实际上，枯竭的虚脱恰恰隐藏在泛滥的狂热中。泛滥与枯竭，并非“因果”，而是并蒂莲。

民族的衰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过度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战战兢兢地恪守，这是一切人为灾祸的因。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主义”和“情欲”，是以颠倒的方程式，解释了文明衰亡的“机”。

437

他们说，“人欲导致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而是兴起之兆。导致国家灭亡的，是那种追求新奇主义的复杂感情，是那些分化得过于细腻的口味和偏颇得奇离的嗜好，它们自相冲突，乱成一团，致使国民的生存险象环生。

“天理”太复杂，却不够真纯。“人欲”太平庸，却不够精彩……我们要的是“那道混成天理和人欲的算式”──这就是“简单的感情”。它既不像人欲那样分歧，又不像天理那样呆板，它向着一个目标，却又调动各种力量，消泯乱世乱象，呈现鹤发童颜的微笑。

简单的感情，诞生在心灵的隐居中，在这个数典忘祖甚至崇洋忘我的劣等殖民地，号称独立自主而实极自主仰人鼻息的国度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国魂的一席之地吗？“不”。他说，“我还会回来的。我总是会回来，以便促成那生命之圆。”他好像北魏的巨型石刻与细微雕像，饱经风霜，铮铮铁骨；又像踢腾的婴孩千骄百态，游刃有余。

438

北魏！这是一个富于当前中国象征性的文化之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自身却是荒凉的。也许，中国二十世纪史的命运早就注定了，北魏的多重特征的再现，所以“新文化”的生长速度，竟然是要取决于“对知识分子的歼灭幅度”！也许早在战国末年，中国就曾面临这一困境了，所以，韩非书写了他的《五蠹》。晚至南北朝，中国又再度进入此境，所以有“六镇的起义”，反对当时的现代化即汉化，仿佛惟有历经此劫，文化的步履才可能再度前行。于是新的隋唐士人，终于再执中国的权柄，激励新的文明。

440

反观当今全球整体秩序的形成，毫无疑问地正从中国的世界智慧中吸取灵感。随着统一趋势的增压，这种吸取必将变得更为猛烈，甚至会应用某些重要的中国政治原则，以培育一大批俯首帖耳、机灵聪颖的政治动物。但是我预感到，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角，必非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书经》以来思想精华的一群非传统主义者。他们是文化上的尤其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野性的人”，故出污泥而不染，排除亡国奴性，从而具有充分的政治能力以致整合能力，能把中国业已浑浊不堪的内陆河流，开拓为一片蔚蓝色的世界之海。

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给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创造潜能以更为充分的余地，也许我们永久地失去了祖国，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中国！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包含一种广阔的、来自相反维度的力量，这种复杂处境确能化解当今不可能化解的困境！

441

在民族命运的折磨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无业游民”逐渐渗入有机的社会生活。我们无以名之，只好暂且这么称呼他：“文化盲流”。他们，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特殊景色，而且，越来越茂盛，越来越怪诞，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常规。他们日夜游遁在功利性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之外……中国如何消化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你的职业是什么？”他将如是答道，“妇女所不能从事的活动。”妇女不能从事的活动？女人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思想！”

442

为什么在人类一万年的文明史上，竟没有一个女人是思想家，是精神世界的开拓者？哪怕这思想是诉之于音乐、绘画、文学甚至情诗等一系列女性颇为擅长的文化形式……难道，思想和首创精神真是某种激素的特产？比如说雄性激素？然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男人也终生没有这种激素呢？看来，用“激素”之类的物质主义概念，去解释人类命运中最奇特的谜──创造性那不可思议地诞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当这“激素”是作为一个生理学的概念被理解时。如果我们充分扬弃了“激素”的现有涵义，而从它确实资助过创造力这一点着眼（如男人确比女人更有爆发力，有些男子则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则发现它的这一特性与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乾元”极为相似（见《易经》的《彖辞传》和《系辞传》）。可以这样说：乾元是宇宙的激素，激素是人类的乾元。──这是就“激素”概念的非物质主义层面而言的。

真的，未来的世界，将由今日的思想孵化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一天──灵光，又会重新环绕在中国，迷惘的心灵沙漠，变为丰产的文明温床，甚至是世界秩序的策源地──而不再是我们当代的“瘟床”：像蒙古铁蹄和苏联坦克那样，把文明贬为“老九”……

那一天，灵光初透：文化的中国，复活的中国，我们欢迎你！

443

一个“〇”。一个本体。一个世界之雄所生的蛋。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片简单的感情。

第四卷第八章

*一、“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444

“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〇”是我们最大的绝望。

让我们把希望之火变成绝望之灰，再从绝望的死灰中出生希望的树木来！

445

据说──

1，“〇”在《诗经》上的古义是“暴风雨来了的小雨滴”和“暴风雨过后留在物体上的球状雨滴”。

2，古代结绳记数是对“有”的记录。“〇”在对“有”的否定中必然出现。本意是“没有”。

3，早在1700多年以前，魏晋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把“〇”作为数宇写得很清楚。古历中有以“初”（起初）、“端”（开端）、“本”（本末）表示“〇”的惯例。筹算有“凡算之法，先识其位”的说法，珠算空档，是筹算空位作“〇”的痕迹，古书里缺宇都用“口”表示，后来，文字记“〇”也用它来代替了。至于由“口”变为“〇”，这是因为我国用毛笔画方时，一块变成按照顺时针向画“〇”。“〇”叫金元数字，含有“珍贵”之意。

4，古代印度在《太阳手册》里用“·”表示空位。直到十六世纪，欧洲才逐渐取逆时针方向画“〇”即“〇”。

但上述这一切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〇”，是一面心境！

第四卷第八章

*二、整体性**

446

据说──整体性是自然界中固有的、强大的自我创造原则，它使事物在组织、复杂性和一体化方面达到更高水平。

只有把事物理解为富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整体，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要比事物的各个部分自身更为重要。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自然界这种凝聚各种因素和创造意义不断扩大的结构的性质。

他终于不再愿意看到他田地里的情景：土地板结，难以耕种；而且，只有更多施加昂贵的农药和化肥，才能保住收成不减。于是，他用混合肥料和豆料科植物代替了化肥。为了控制虫害和杂草，他开始对庄稼实行轮作，采用更新的耕种技术，并着手于机械除草。

像他这样主张所谓“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曾经被认为是古怪的人，但他们的队伍在壮大，而且产生了政治影响。替代传统的耕作方法开始受到广泛的支持，对食品安全的关心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关心他们的健康，关心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土地的长期生产能力，因此，他们在寻找另外的选择。与此同时，传统耕作方式造成的水污染、土壤侵蚀及其它环境损害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由于一些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化学农药对他们已经无济于事。此外，灌溉使得一些蓄水层枯竭并造成一些地区土壤中含盐量增加。精耕细作、风和水每年要侵蚀掉惊人多的表土，这样的损失和浪费的代价高得惊人。昆虫学家估计，因为实行传统耕作法而付出的代价，包括对健康的影响、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难以估算。

一心一意推行“另一种耕作法”运动的人特别喜欢用“持久”这个词，因为他们主张采取不会拼尽资源或损害环境的耕作方式。他们希望采用的技术不需要那么多矿燃料之类的非再生资源，不污染环境或使环境退化，不那么依赖日益昂贵的技术，而且将使农村经济得以繁荣。他们认为，“今后，农业必将是在经济上可行的并对环境没有损害的。现行的传统耕作法是不能持久的。”

“另一作耕作法”需要利用农田里自然的生态关系。提倡者说：“我们正在设法改变环境，使之不利于害虫的生长但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土壤。”实行“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采用多种作物轮作的方法，而不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植玉米或小麦之类少数作物。家畜和豆科植物成为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诸如作垄耕作之类的特殊栽种技术和机械除草也得到普遍应用。实施作垄耕作，不会将前一年种植的作物的一些根茎犁出来。在结合采用这些做法之后，可以少用农药和减少侵蚀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农业革新为什么不能推广在人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并对人自身实施一种“人的自然耕作”呢？

447

生物链，也是一个〇。一个圆（“〇”）。一条无始无终、藏头隐尾的天龙。他没于无始无终的神烟秘雾中，但却是一切运行和一切循环的无上象征，也是一切循环和一切运行的最高主宰！

神秘的“〇”！──他，即使在操纵着最大规模的屠杀与生育、指使着最为彻底的毁灭与建设时，仍然以虚、以静、以无、以圆的心情去。他还把这一心境，化为一个圆满慈悲的战略！这战略以无为本，以虚为治，以仁（圆形的同化功能）为本，以义（方形的向化态度）为治。他虚怀若谷、君临天下。

448

零点。世界已是一片废墟和无际荒原。零点。历史还是一片空的和无层的迷雾。零点。文化刚刚伊始。零点。人类方才诞生。零点──永恒者。

“如果把永恒理解为‘不是无限的时间的持续，而是无时间性’，那么，现在活着的人，就永恒地活着。”──这话说得多好啊。让我们把“无时间性”即“对时间的解脱”作为生存的唯一指归吧？

零点的钟声起来──永恒者来了……

〇，该是永恒者身分的天然标志。

〇，该是永恒者神格的崇高象征。

〇，该是永恒者人格的奇妙隐渝。

〇＝永恒。所以不能以“认识”来剥宰他。所以人们只能用零式的期待来赞叹他。

449

老子，曾用“道”表述它。可又嫌“道”不够明确（“非常道”），于是，又用“无”来形容它。

周敦颐，他在宋明诸子中的地位，一如老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其作用甚至风格都与老子颇为近似，他则用“无极”表述“道”，可又嫌“无极”不够有力──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玄之又玄的“无极”──于是，再用“诚”来将之人格化，以便世俗的耳朵可以消受这至深德育……

只是，这些概念似太陈旧了，仿佛不足以激发现代人对那新鲜润泽、活蹦乱跳的“零的世界的想象”。于是，我们对那个硕大无朋、自在自满的本体世界──用“〇”表述。

第四卷第八章

*三、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450

是的，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在“〇”中互相抵消了，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零。罪孽与神圣的互相抵消。

“零”是虚无的象征。──它表示“没有”。要么是尚未诞生；要么是自己已经毁灭？──这就是“没有”的具体含义？

不，零要比没有还要过之而无不及：“毁灭”从来都不意味“零”；而仅意味着“废墟”（“墟”有“零”的意思，指土木建筑的形式已被破坏；但“废”则意味着曾经“有”过：虽废犹存）。而“诞生”，在现代人的理解中，不过是意味着能量的“转化”而已，并非无中生有，所以，“零”是表示远比废墟与毁灭更深状态的“没有”。

然而，一切“有”都从这“没有”中产生出来，有，以没有为出发点和存在的依据，有以没有为其存在的边界。

“一切”可以被分别理解为“正有”和“负有”。“正有”是现在的实存；“负有”是过去的或尚未来临的实存。“正有”是确实的有，“负有”是可能的有（已经消失的和必定来临的）。

451

数学上用“正数”和“负数”来表述“正有”和“负有”。“正数”和“负数”的边界则是“零”点，以它为存在与反存在的依据。对正数来说──零点，低谷中的低谷；谦卑，灾难中的灾难：以至于“没有”，《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对负数来说──零是天外天、楼外楼，是巅顶，是狂傲中的狂傲──以至于“没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权贵们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而是“正有”和“负有”之间的永恒运动，这运动不断自我推进，自我更新，以至于零。“负有”驱逐“正有”的运动锐进不已──以至于零。

在零之前，是一个逐渐变得陈腐不堪、恶臭四溢的旧有；在零之后，是一个逐渐变得新艳可人，祥光普照的新有。而“零”呢？零，这是一片未经开凿的非物质，反物质，既非存在，又非反存在……一片永远自我否定的虚无，是超越了虚无观念与虚无主义的全然虚无，宛如超神之神，游漾在神秘的边缘。

452

“零”是一个“数”吗？

“永恒者”是一个“存在”吗？

零不是一个数。但却是一切正数的出发点和临界线。从这意义说。“零”不失为一个最最重要的数学观念。

零的出现表明了的智慧之清晨，业已伊始。没有零，便没有完整的数学系统。

永恒者不是一个存在。但却是历史和反历史的双向护育者，是文化和反文化的双向裁判者，物质和反物质的双向显示者，精神和反精神的双向晓谕者……是一切纷纭之象的根本分界和重新出发。在这意义看，永恒者是一切历史界、一切文化界、一切物质界、一切精神界之一切坐标系统的最重要的原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滴泪。一个零。一个“〇”，一个世界，一粒种子，一匹精华，他使大地受孕，他令百代生辉。

第四卷第八章

*四、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453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454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到“零”结束。“零”，是最根本的，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的数、物、象、人，总和起来才构成区区“第二性”。

在零的世界里，没有恶，只有善；没有善，只有纯净；没有纯净，只有虚空；没有虚空，只有命运；没有命运，只有超神之神。

一切卑鄙龌龊的恶，一切琐屑无聊的善，都化在圣洁浩渺的纯净中。

但在零的世界里，又潜隐着丰富的存在。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抵消；相依为命，相扑为乐……她们在互相消灭的邪恶忌妒中，达到生生不已的创造。

455

在“零”的世界里，“恶”并不存在。它，只是“恶之人”或“人之恶”的表象，和幻想，是一种作为“恶之花”的顽强冒尖的“恶意”，而并不像古来的宗教家和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宣称或所痛斥的那样是什么“实在世界的本质”。

“零的世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如果强为之说，那就算只有善而没有恶吧！这是一个大善的世界，一个洋溢着“一切皆善”的世界，一个不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而且“存在的就是善”的世界！当然，那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善，也因此而成了不合理的、邪恶的，甚至充满罪孽的。

如果撇开上述必要的前提，说“世界只是充满罪恶”──那岂不只是恶意者的诽谤？这是一种藉以为自己的不得意的生存状态进行肆意辩解的毁谤之辞。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暴发户全都乐意如是说，如果暴发户成了老迈的权势者，则渐渐有了一些善意，或曰“是经过伪装的更大恶意”──称道世界的完全合理性。

但这些蛆虫般的阶级斗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粪土战士，这些具体的善意与具体的恶意，岂不都是执一不化？它们仍在零的世界之无限海中，自怨自艾，自得自喜，星星点点。

456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RIGHT！

这是超神性的大彻大悟。难怪贝多芬写的弥撒那么不成功。他著名的《mass in D major,OP123》和莫扎特的弥撒简直没法比，支离破碎，勉强成篇，毫无气韵。所以贝多芬再是拼了老命也要让弥撒进入交响乐，终于挣扎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第九交响乐》，勉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争高下。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不过是件欧洲式的异教化外套。在“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文雅说辞下，流涌是的原始、纯朴并略带一点“日尔曼蛮族气息”的对于“〇”的礼赞。和欢乐女神相比，我更喜欢意大利作者Pergolesi（1710-1736年）《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那是短命的天才死前两天写完的，所以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生命欢乐的徒劳无益的“肯定”。

457

骄傲的蛮族，汪达尔人的后裔，站在罗马城外，所发出的对于“零的世界”的期盼和衷心礼赞，是什么？是老伽图“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吼声，终于被“必须蹂躏罗马城”的冲动，淹没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永恒的城市必须灭亡！”生命是从死亡开始的！

一切分歧与斗争，苦难与升华──在“零的边疆”，在毁灭和缔造的分水岭上，得出了它们最后结果。

宇宙。历史。文化结构。以及一切人间事物。──不断的增熵趋势。“历史因素”的不断积淀、增益，使一切创造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对创造者的报应也越来越惨烈。然而，还是要反抗。反抗是特大福音！这福音不仅体现了不甘沉沦、泯灭的超然英雄气，而且本身就是在安然忍受一切苦难的高贵宿命！所以，一位个体的伟大程度，即他的绝对值，是以他反抗增熵也即加剧增熵的量，来计度的。

第四卷第八章

*五、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458

他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〇是生命蛋，又是休止符。

这个神奇的蛋，这个咒语的休止符，象征以下两种状态：

1、一次劫灰之后，不再生出新的结构与秩序。

2、某种结构及其秩序强大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而阻碍了新的生成与活动。

这两种状态都意味末日式的黑幕。前一种状态被叫做“毁灭”，后一种状态叫做“乌托邦”。

它们的共性在于，前此的状态带来过量的力与惰性，故一经改道便无以为继了。道是要改的！“不变”的神话，不过是未经改道之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459

人的生机，其实潜伏在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一阴一阳、一成一毁中。

有两种希望。一种是希望之火，一种是希望之木。当你说“我对中国的命运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是希望之火；当你说“中国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希望之木。

作为妓女和演员的希望之火是常有的、人性的一部分；作为婴孩的希望之木则不常有，因为它不属于人性，而是神的作为。

从希望之木到希望之火，是从诞生到死亡的道路；从希望之火到希望之木，是从死亡之境到再生之境的“灵魂转世”──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〇……美丽纯净的劫灰……

460

〇不是一个简单的“既济──未济”。〇是对一切“既济──未济”的千万相的描述。

“既济──未济”的可能的危险在于：它的每一个轮，可能加重增熵的每一个级，而增熵到了极限，就会打破并从根本上毁掉“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的秩序，永劫不复的无底黑洞于是敞开了。所谓“混乱”、“无秩序”甚至“毁灭”等等，无非是阴阳互致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的组成。“阴阳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本身也包含着最终的非秩序，包含着“以反秩序为形式的新秩序”，它因此可以被称作：“历史”，即，以不同形式重复着的过程。听！如此这般的不断增熵，在伴奏中掀起雅颂风格的圣乐之潮。这样“既济──未济”中因此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回合，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乐章。

第四卷第八章

*六、增熵趋势的加强**

461

增熵趋势的加强……伴随每一轮混乱的间歇时期而来临的，只是更大的压制，个体自由度或许进一步萎缩。混乱、偶然与自由，仿佛是为新的奴役状态作准备，甚至，大能者对于增熵趋势的反制，也不过是开启了新形式增熵运动的又一个源头？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就只能把历史折磨到什么地步。

新的潮汐，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智慧的丰满与亏损，意志的坚挺与疲软──这一切都中和在一条若隐若现、飘移无定的水平线上。

心智以外的“中和之纪”也并非超自然的、神秘的，“中和之纪”生成于“万象澄明”间，是在万物的消息盈亏里，被认识的。中和，就是零。中和了，“〇”就形成了。

462

“〇”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件实存。到处都是“〇”，但到处都看不到“〇”。世界并不是受到“〇”的规范的；但是，要是没有了“〇”，世界将是一堆无法识别的模糊。

焦虑，是破毁“〇”之心境的一大狂魔？心境破坏之后，“〇”的生态环境亦遭横祸，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环境污染，皆由此焦虑起。

由于这些运动造成了心灵的苦恼和生存的动荡，所以反倒产生了对“〇”的精神需要。“〇”──不仅是安慰者，而且是平衡者、中和者、再生者。

463

每一座天体，都是“〇”形的。每一个人心，都是“〇”形的。人心就是生命的天体，天体就是宇宙的人心。

宇宙的本原是这笼罩一切、侵吞一切的大圆？它既可被古来的圣贤表述为“元”，也可由现代的数学表述为“〇”。

“元”就是“零”（〇）；“零”就是“元”（〇）──周敦颐似乎有点领悟了这个道理，正是基于这小小的、常遭忽略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基本教义”，他赫然宣布，“太极本无极也。”

宇宙的本原是“零”，零是起点也是终点。对正数，零是起点；对负数，零是终点。对正在统治的“正有”，它是下葬的丧钟；对未受承认的“负有”，它是诞生的礼炮。

“零”表现为数字观念上的“无”。

464

“永恒者”表现为一切世俗意义（社会学和历史学）和群众意义（包括它们的哲学、宗教）上的“无”。

“永恒者的虚无”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这虚无之君是一切物、一切理、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所赖与所依，是它们的永久活源。

第四卷第八章

*七、“永恒者”**

465

“永恒者”，既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与归宿，又是一切存在的消解，他的徽号因而是那无始无终、无来龙亦去脉的“〇”。

“〇”的启迪是万物有灵，或万物无灵？但人的有灵恰是足以表明万物的有灵？世上的万事万物，均有自己的意志？哪怕是无意识的意志？哪怕是寓藏在身体内底的意志？协调与妥协，因此成为宇宙的第一要义。

如果不是“万物有灵”──那么整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天然性的超智状态，该如何解释？

生态环境的超智状态及其不可超越性，仿佛为古老的“万物有灵观”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注解。

466

文明的悖论也许难免，哲学与生态的悖论亦然？因为人生的基本旋律“生──死”，岂不就是一切心智都无法消解、难以回避的悖论？

一，归宿感仿佛是心的陷阱，它在你虚弱之际悄然滑到你的足下，等待你自动投入：

1，归宿感是这样一种“欲望”：满足它，使人安祥、麻木、幸福；不满足它，则令人空虚得几乎飘离起来，身心分裂了一般。

2，满足归宿感的努力，可以令人奋不顾身，而不计代价地行动，就构成了归宿感的首要价值。

二，归宿感的功能是：

1，获得归宿感的心灵，可以容忍最难耐的困境。

2，未获归宿感的心灵，对哪怕“有魅力”的生活也会失去热情。

三，归宿感是创造力的休止符：

1，它对未达目标的人是有害的。公子重耳尚未返国称霸，是不该陷入归宿感的。

2，它对已达目标的人是镇静剂，免得他徒劳无益地奔波。对毫无创造力的人，归宿感并无害处，甚至有其必要的，他们若无归宿感，反倒缺乏良好的工作状态。

四、归宿感的使命指出了归宿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归宿感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心的庇护，和继续行动的支持力量，因此它对疲倦者有益。

五，在疲倦者看来──归宿即天堂，无归宿即炼狱；但精力充沛者则反之而视，他不知责任为何物，“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〇”──压制与反制的平衡。

“〇”──濒于虚无，终于实体世界之间的平衡。不是虎头蛇尾，而是善始善终：是以蛇尾始，是以虎头终，他显示风暴式的巨大涵养，他预示宁静中的无边生机。

“〇”──是心力与物力的平衡，是物力与心力的消解。

第四卷第八章

*八、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467

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因此，飓风的中心仿佛一点风声都没有……风力的核心部分往往是风力的虚无？但是且慢，那只是“好像没有”，实际上还是有的，不仅有，且是“大有”（参见《周易·大有卦》），且是双边意义的大有。

所谓双边的有──即不仅在“有”的意义上有，且在“无”的意义上有，在“零”的意义上有，因此双边的有反倒与“无”在表象上非常近似。双边的有，是生生不息、日新不已的有，是“〇”。

“〇”──是心力意义的自在平衡。

468

零是心灵的宁静，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出发与归宿，也许它产生过风暴，也许它正在积累岩浆、酝酿地震，但就此时此地的它而言，确是被那称之为各种力量之均势的“〇”，包揽无遗了。

存在，并非可以被那空空如也的“有”字，一举概括的。存在，是压制力与反制力的交媾之果。因此，存在就是“〇”，“〇”因此是存在的终极象征：

首先有了存在（生），然后才有了负存在（死），最后，“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面产生。

生活就是〇的进程，作为存在与负存在的中介，生活并不是存在与负存在的逆心扩张，而只是存在和负存在的向心延伸，亦是其观念之光环。这环及其向心运动，这向心运动及其环，恰是“中段的象征”。人，正是宇宙的中段──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宇宙之环的生命焦点。

这样的“〇”──不是禅宗的神秘的果子。这样的“〇”──是晚期工业时代的垂死之光，是后期现代化的文化陷阱，人们走了一圈……疲惫了，厌倦了，但还是走回来了。除了一些印象与体验──这是无法被他者拿来“客观地验证”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则，人们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他毕竟“完整地归来了”，也许还带回来一些断残的印象、感受和一个新的心境？有幅题为《浪子回头》的油画，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〇”──没有那种肤浅而固定的方向性，零点哲学，没有那种充满了青春时代之盲动、鲁莽与转瞬即逝的方向感。

“〇”与“零点哲学”──因此是全方位的，它们被来自宇宙深处的旋风鼓舞着，宛如生命之帆饱满在现象之海上。

它们，是晚期文明的标志，它们，是暮秋的宁静的风暴之轮。

第四卷第八章

*九、“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469

“零点哲学”，亦即“永恒者所思”，其研究对象，不是“实存”，而是作为一切实存之命脉及现象之出发的“永恒者诞生的宇宙机理”。

从这种意义上说──“零点哲学”体现了不失为“超级的虚无主义”，正因为这是对“超级虚无主义的所说和赞美”，所以，零点哲学反对虚无主义。

“一切从零开始”──并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希望或犹太巫师的咒语，它不是一缕主观的愿望，而是一座客观的事实。不是谁在强求“从零开始”，而是自然过程必定会“从零开始”。历史在“循环”中，“既济──未济”。有“螺旋”现象，不过，用“螺旋”来描述“上升”却只是哲学科的精神病人藉以自慰的一厢相情愿。既然螺旋，为什么不是“下降”呢？螺旋者，其下降的可能当然远远大于上升，或干脆既不是上升也不是下降，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所以“既济──未济”才是不偏不倚的描述罢。

例如我们最为常见四季节律，就既不是螺旋的下降，也不是螺旋的上升，而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是在“既济──未济”中。

一个循环，一个“既济──未济”，也就是一个“从零开始”，一个从四季开始的轮回──就是任何一点都可冠以“从零开始”的神秘之圆……“既济──未济”。

470

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野心夺权的暴乱；不是阶级仇杀的造反；也不仅仅是一些小老婆养的多余人男女的互相发泄、痉挛和屠宰。革命是轮回的萌动，革命是四季分明的曝光，革命是循环过程的较激烈的阶段，革命就是“从零开始”……是“既济──未济”。

革命宣告了以往许多价值和许多机体的死刑判决，尽管历史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完全彻底的──但历史进程已经藉助于革命的突变重又开始了自己的循环，重又铺陈了自己的四季，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对世界的命运抱有其它什么奢望呢？

──一切又重新“从零开始”，“既济──未济”！

471

“从零开始”，并非那个老去的世界对这个年轻世界的诅咒，或是这个年轻的世界被禁止从那个老死的世界借取甚至“偷盗”某些东西，尤如普罗米修斯之盗火、鲧之盗窃息石息壤、撒旦诱惑人类等等而言；此刻的“从零开始”，是就这年轻世界所意欲创造的广大无垠之境而言、也是就它自身斗志昂扬、目空一切的饱满状态而言。

“零”，是正负绝对值的批判者。因而，“零”反倒成为绝对值之无限性的唯一坐标？就这样，我们的哲学之核，只是一个无意义的“〇”？

这个空无一物的圆，闪耀着无法形容的光，因为它不企图教导人们去怎样生活，它根本不为生活下定义，因此，它的人民才可能是自由的，要知道，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灌输的，因为人不是家畜，人的生活不习而能、不教先知，人们的天性中含有生活的种子，并不等待专政机器的铁血师表，全面专政的军阀不可能是一位慈善家，他的怜悯只是伪装，从未兑现过“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弥天大谎。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一切理论骗子们的粉饰坟墓全都败露，原来到头来，并不是人民的生活属从于他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狂吠被淹没在人欲之中。

第四卷第八章

*十、深沉的“〇”！**

472

深沉的“〇”！你是一面玲珑巨大的明镜？辉映出现代工奴的破碎心境。在你什么也没有的光里，“既济──未济”的寻梦才成为可能！

你弥合了工农兵奴隶的灵魂分裂？你抚慰了知识分子横遭摧残的精神，你圈走了盲目流浪的自我意识，使改革开放中的野人自觉进入“跟着感觉走”的沉沦。人们欢呼即将到来的颠乱，为你的零点式的降临，喜悦、颤栗！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也不是禅宗乞丐们的明镜，那些激动人心的天人之语，曾以《新约》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在陈腐的犹太世界……你要映照的，不是哲学的宁静世界；而是全面专政下亿万绝望的工农兵学商的阴影世界。这是没有了悲剧气氛的、死一般寂静的凄惨世界……

但愿你，博大的“〇”，能起死回生，零，你才是精神的太阳！昂然升起在全面专政过后的一片人类废墟上！晚期工业造就的一片灰暗而阴沉的天际，这才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污染，比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更加有害！在精神毒气的四溢之下，互相残杀的人民被迫萎缩成一点可怜的“物质”。兵营的头目很懂得这一点艺术，他们用人皮造出了漂亮的灯罩。这才是讲求世纪的实干家！这些以科学社会主义解剖人体专家学者们。从这里看，他们并非“要强迫人们回到中世纪”，而是真正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视人命如草芥。但还有比他们更清醒也更持久的屠夫，这些黑─马主义专家的唯一专业是腌制人类的活精神、活思想，他们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活思想”一露头，即遭立刻扑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一切居民沦为人质，并被彻底编成机器唯物主义的小小配件，他们已经完成了庞然大物的历史使命。精神屠夫们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毒化工作，太多的精神毒气窒息了一代又一代的身体标本，还有精心烤制的许多心灵标本。──悬挂在半希腊式半墓穴式的半大屋顶的殿里。

然而“〇”的澄明，责无旁贷地来了──精神的太阳！用零式，穿透了这些精神与社会的迷嶂，使其剽剥人性的绞肉机，在晨曦中，露出青面獠牙。

精神的太阳！终于刺破了败落中的“新社会”，在什么也没有说的无聊中，好像又告诉某些平凡的道理，使得“新社会”的牺牲品们，得以较为镇静地面对无法脱逃的厄运。

473

只有“〇”，可以拯救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肉。

“〇”是最富有的！

“〇”代表一切方向与一切形式。“〇”没有负担与拖累，“〇”还没有学会掩饰、疲塌和拒绝。

“〇”还没有确凿的方向，“〇”甚至连具体的方位的暗示也不存在，在“〇”的深圆中没有突兀，也没有开凿的迹象，“〇”把那些受人赞美的强力表现，看作衰败的印记。

a、“〇”不表示“毫无可能性”，相反，“〇”包含着一切可能性。

b、〇度不是没有温度，相反，〇是一个中庸的温度，一个无所不在的临界线。

c、〇不是毁灭，而是浑圆；不是废墟，而是生命之卵。

d、〇是终结，但更是启始。

e、〇代表宇宙宇宙间最基本的节律。

f、〇代表虚无，〇不是实存；〇是虚无之君，也是实存之敌。

g、“〇”是“句号”──但句号并不否定以往，只是结束以往，开始下一个句子。

474

“〇”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大通”状态。同于大通，则可以忘却存在（庄子的说法）。因为同于大通，意味消解了观念；而存在却总是受缚于观念（这是我们的理解）。

在上述境界里，追思与展望是并行不悖的，且融为一体。向前与向后、向左与向右，在大通之境，具有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是对执行者而言。而对思想者来说，向生和向死、向善与向恶──又何尝不有这同一性呢！

“〇”，是全方位的生命形态，它并不先期划定一个规范，所以它没有羁绊，它能把阻力转化成助力。

475

“我唾弃了一切。我跺下脚上的尘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更无分秒的眷恋，我走了，但我还会归来的！驾驶凯旋的战车，进入一片预期的新状态。”“〇”说。

“虽然时光隧道绵长，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我比他们整整多体验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因此，我已经知道来世的故事。”〇说。

白日下昆仑

发光如舒丝

徒照葵藿心

不照游子悲

折折黄河曲

日从中央转

汤谷耳曾闻

若木眼不见

奈尔铄石

胡为销人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

诅教晨光夕昏

（李贺诗）

“〇”不仅是天体（日、月、星辰），且是天体所表象的“圆形自然”。圆形的自然命中注定要显现巨大的轮转。在这轮转面前，人显得可怜，畏惧、无奈和顺从，是其常情。

诗人的特质在这里也像在一切地方一样，不是违拗常情，而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常情！太阳在黄河的环曲中旋转──多么惊心动魄的宇宙之图！而“令久不得奔，记讵教晨光夕昏”的梦，正是窥见了此图之秘的诗人，面对宇宙之图发出的浩叹。这浩叹无异最深刻意义的祈祷，堪称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轻快的乃至沉痛的对话。

476

时间是圆形的──〇！

如果说，作为一点个人或作为一线的“人类”无法追踪、体认那“作为整圆的无边时光”，那么，时间毕竟还是向智人，显形为──圆的轮转：〇。

这个巨大魔盘──〇，万珍俱备，但仅瞬息而过；它创造万物，又销毁万物。

第四卷第九章

*一，在世界的边缘**

477

在世界的边缘，驻跸虚无之君。他伫立在零点，他凝思在零点，他息食在零点，他运行在零点……他使零受孕──他使零成为任何最大可能的数。

零是最丰富的数，零是最本根的存在。

虚无，数之母，存在之父。

虚无之君是虚无的主宰，他主宰虚无，因而填充了虚无！他游漾虚无，因而破除了虚无！

虚无之君，是一股魔力，这魔力富于弹性和渗透的功能，是那“宇宙以我为中心”、“天地自我而剖始”、“万物因我而分类”的伟大汇聚点。就这样，他是──空间的坐标，时间的基准，万物的造名者。

他说──我是神秘的。我是天机永泄的。我是圆（〇）。对正数，我是期待的始点；对负数，我是可敬的终点。我是正数世界里的低谷中的低谷，以至于无；我是负数世界里的天外之天、峰上之峰，以至于无。世界上还有比“无”更富有的吗？

478

对于焦虑而有所求的人，我代表宁静的虚空，对于灰心而无所求的人，我代表炽热的冲动。对四大皆空者，我是酒、色、财、气；对于征服者，我是一个耻辱、一个失败的记录；对羡慕朴真的人，我是一个图腾、一个启示──对有者我是无，对无者我是有。有者厌惧我，无者爱悦我。

479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不“参与有”，故对“有”我只是“无”。加、减、乘、除；世间一切的准则、方式、规律、本质──对我的作用何在？在我面前，它们成为幻影，成为伪善的把戏，不复“存在”。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是无父而生，也将无子而亡，我的悲哀将和宇宙相始终，我就是始终，我就是五德，我就是万象，我就是八卦，我是时间之父、空间之主，我是那永不熄灭、永不溃散的孤魂，悲哉，我的灵魂将弥漫宇宙。

这是在生命的彼岸所能发出的最大最惨的呼号？即令是草木，是鱼虫，是禽兽，是王化未及的倭寇凶徒、教化未浸的日尔曼蛮族！

凡有血气者莫不如是悲叹！自我而后，将不再有这一类型，这一展现，将不再有这一汩汩而动的形态！

啊！是无父的孤儿，没有渊源，无所师承，得不到大树的荫庇，也无山麓可以凭靠，没有上流的汇集也没有天雨的资助，风华影响将消匿在沙漠的酷热中，但愿它能滋润一代沃土，天成之子。

第四卷第九章

*二、天设之，地造之**

480

天设之，地造之；他先天地而在。他正是如此（此时、此地、此情、此义）被派到他的殒命之所和殉难之地──那极高、孤清的人迹罕至之处，那耸峙在祥云之上的山巅祭坛。他和他的仆人们，将是新型的“山顶洞人”，日尔曼蛮子红胡子菲特烈及其随从一样，长眠在他们的堡垒中？等候复苏之机？

谁是不假人为的天成之子？他无需“教育”、“熏陶”这类专给五好战士和半开化部落看着玩的“文明棍”，猴戏只是要给猴子们看的，怎能在大尊面前舞文弄墨？

“教育”、“熏陶”如此，更遑论种种所谓“现代化的训练”？训练的活动，也许可以炼得一群优良的仆人，但决不可能得出一个未来潮流驱使者。本末不能倒置，所以“训练”只能维持和发扬，不能扭转和开创？所以，天成者虽然需要工具，但他却不是任何意义的工具，“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不论是普鲁士式黑格尔的、日本式的军部野兽，犹太式的马克思、贝督因式的游击劫匪、婆罗门式的土地主，都是器，都无法创造太一，生生不息的创造之心。惟有天成者，拒绝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他是一片空白、一片沙漠。这荒漠之底汩动着灌溉整个历史、滋润全部文明的浑浊之泉！

这空白不是真的空白，他只是否定以往的传统和习俗，他的颜色与生俱来，且永远如此，是自然的季节所依赖的凭据，他降临了，预示历史季节的推移。

第四卷第九章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481

伟大的虚无之君！

你只是凭着你的天性与天启以行事。天性与天启，是你全部的意义和依据。你的乐趣、你的节奏，自你“天性”中大成，涌溢而出，永远“不假外求”。你的希世珍宝对以往的历史和传统是清算，是“零”；而以往的传统和文化对于你又何尝不是一个“零”？在这里，你与以往的历史、传统平分秋色了！

你注入历史，使之有活性；传统环绕你，使你有荣耀。你与彼，如此依存，绵延不息。

啊，你的内在节奏与宇宙的节律、世界历史的节律、民族命运的节律、文化消长的节律，传奇式地合符，构成雄浑的交响。

482

“春江水暖鸭先知”，虚无之君如宇宙的感应，以空无，应答世界的万有实存，处万变而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在他的身上，潜伏着秘不示人的宇宙消息，这就是他作为“零”的真相。

即使是残废的人，即使是卑劣的人，只要拥有此伏彼起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使这世界彻底臣服的心，终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483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是多么孤独，你是多么充实，尽管，没有人能看见你，没有人能倾听你，没有人能思虑你，没有人能谈论你，你仍是孤独而充实的。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来无踪，去无影──这不仅是神奇，且是命运献给你的苦涩，它使你不得与人为伍，它使你永远浪迹在无形的夜郎之邦。

你没有渊源。你没有师承。你没有任何楷模。你最多最多只是有一点点前兆而已。你因此遭到空前的排斥和歇斯底里的毁折，毫不奇怪，他们说你是“野狐禅”，他们嫉恨你的狂草，害怕你掀起的“人性革命”，将注入历史以一泓新鲜的空气，文化的新血成为你的宿命。

第四卷第九章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484

哀哉！他将没有子嗣。他将没有后代。他将没有继承人。项羽、亚历山大、恺撒、丰臣秀吉、拿破仑、希特勒……都没有子嗣，或是早夭而绝种。后裔绝无者即从来没有的，如项羽、恺撒、希特勒，比之后裔仅有者即有过却没有传下来的，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更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精髓与绝望。上述仅有者的后裔，结果是供人耍乐和杀戮的，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的儿子，不就是这样的可怜虫吗？如果这些可怜虫竟然没有死掉，还活了下来，那还不如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是笑料，是小丑，是流放北大荒配于军人为妻的奴婢，难怪明代末帝崇祯要亲手杀掉自己的爱女，不让她配种给准备爬上小姐牙床的无产阶级。

485

虚无之君的命运之链，既不像哈里发的权能转移那样安稳，又不像活佛灵魂转世那样偶然，没有一部人间的法典、一套神圣的习惯，足以使他的心灵方向得以延续，更遑言“发扬光大”了！他那难以捉摸的思绪与业绩，像是行云流水倾泻，又像无字天书费人猜疑。

他将无子而亡！不会留下遗言、不会留下遗迹、不会留下供人凭吊的遗址。看起来，生命界最阴郁的命运就要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为何依然欣喜若狂？看植物们竞相开花结实，把种子播扬到远方的山麓和肥沃的芳甸……动物们殚精竭虑、追逐异性，把基因射入未来时间之海……人们汲汲于利禄、显身扬名，把“意志的渣滓”如地位、财货、名声、权势……统统填鸭在子孙的心魄中，使灵僵死……只有虚无者在虚无中自在，销魂在沉默间，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历史──那是他的作品所累？

486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零中来，又回到零中去──他如是走完一个奇妙的圆。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无中来，又回到无中去──在这里，他是生命界的终极象征，是无尽时光的永恒见证，和全部缩影。他既不为“没有父亲”而羞惭，也不为“没有儿子”而哀伤……因为他既是“父亲”又是“儿子”，他既是“过去”又是“未来”──他既已经圆满，何必他求？

在他空无一物的身上，业已预示了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人、一切文。一切时间性，在他的圆寂中均告消解。所以，将有许多盗贼前来剽窃他，希图割取他的一块心灵甚至一片血肉，他们没有捞到，他空灵的玄妙、日新的盛德、升华的潜能，岂是他们可以追踪？最终，他们的窃取无非是传播了那永恒的光辉。

第四卷第九章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487

他是无罪而遭罚的！因此，他命中注定要使这个无情无义的世界连降整整一个世代的六月雪。

他被视同虚无，比浮云和雾气还要空虚的虚无，被世界遗忘，不再有一双人类的眼睛能够看见他，不再有一颗人性的心灵能够容纳他，不再有人的步履能够追踪他……不再有一束思想能够击中他。他浪迹在比天涯还远的荒原上，无名的天命与他为伍，星辰的冷光为他伴奏，与他相应成趣。这个世界无情无义，他的使命就是复仇，为一切值得复仇的记忆而流血。从他的宇宙悲哀，涌出泪血，泪滴是圆的，像天体闪闪发光，这光无色，无味，纯净得使人发憷，仿佛宇宙的胚胎。

──没有爆竹声声作为粉碎性的力量，新的一年将一筹莫展？虚无！零！圆！空灵圣境！自在的球形大地！

第四卷第九章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488

佛陀的“得大自在”，湿婆教的“大自在天”，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都是你的垃圾。你是不自在中的自在，是使奴役变成自由的真宰。你的自在自由，使人忘却你的本相，从此，人称你为虚无之君。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然而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只是过程，只是形迹，只是轮廓，只是弃置了运动体的无穷之“道”的过程和“道”的瞬间轨迹，有什么呢？恍兮惚兮的名目，姑且称之为“虚无”……称之为“虚无之君”。

无上的虚无！让我们重新学会顺从！

我们是新一代的、恢复了原始天性的中国人？而你，势将兴起为，中国的新魂。只有像你那般虚怀若谷，方能复兴如此凋敝的造物。

489

你不是实存。你是那广大无垠的虚空。但你包含着实存，孕育一切，分化实存。你不是古代诗人所说的空灵之境，无穷的实存、迷离的体相，飘逸的声色、奔驰的犬马，是从你也只有从你才流溢出来！人们的一切欢乐和悲哀，其实都是以你为前提的！

你，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可羡慕的范畴足以囊括你，还没有一个可尊敬的名号足以冠冕你。正如零，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雄奇的巨量足以填补零，使零充实起来。

哪里是你的储秀宫？

第四卷第九章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490

他就是一个宇宙，他就是一个天地，一个洞天和黑洞的交融，深藏无尽的珍宝，密储无尽的神符。

从“零”开始──这是命运。从“虚无之君”开始──是对命运的认识。对命运的认识，比命运本身──有着更多的宿命性。

491

“太不值得”，曾经是虚无之君赠给这个世界的绰号，也是他赐予万千生活的封爵。小小的悲伤、小小的愉快，琐屑的成就、琐屑的失败……身受世界的围困和生活在陷溺之中的虚无之君，若不化育健全一套双重的生活态度，又岂能在物我之间存活下去？

他一面对这世界怀着淡泊、无动于心；一面却倾洒热忱和大力于他所击中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他的事业”。他击中的世界有无穷的珍异和瑰宝，且只在虚无中自生自灭、孤自幽赏，只为他的心眼所窥见、只为他的脉息而愉悦……

虚无之君并不无畏地浪散心智和情感于世界的虚无之中，他不惰怠其锐气、降格其高贵，和光同尘是他的座右铭？他出污泥而不染，行凶恶而至善，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驱遣寂寞，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应付生活，以把自己的大能与真相，深藏在乌有之乡的梦中。他的大梦，将化出明天的世界。为此，他等待他所等待的信号，静候他所静候的日子。他是为此而表里不一、判若天壤？

492

在那粗鄙的掩护下，有一股沛然的生机崛起了……苛刻的批评家们说对了：他正是虚无本身，这虚无是带有惊叹号的一个劫数，在时辰未到时，看不见、听不见、触摸不着，他脱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蛮最放肆无忌的幻想之外。然而，一旦“应时”、“奉天”、“承运”──他就闪电般地君临到每一个活人的头上并刺入每一颗亡灵的心脏：成为令人生畏的零。这命定的数只能用布满恐怖意味的“〇”来表示。〇──就是劫数。

第四卷第九章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493

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又是一个沛然的开启！它是关键、它是锁钥、它是命运的枢纽，它是悬于混沌之上的宇宙纪念品。

494

虚无之君对世界既不爱也不恨，他仅只超然而已。他的内心深海，与一切俗缘，业已尽行绝缘？他自成一体（“〇”），自给自足（“〇”），他自我完善（“〇”）──他的“内无”与“外在”，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纪，但却共同构成他的完美。

有些人眼看不清，所以说有渠道沟连着内无与外在，使之通体豁然，仿佛秘密的信息是由此播送的，因而不是“缘”，因而不是平行的、对等的关系。

其实，那不是人凭己智可以弄清的。尤其因为，虚无之君没有成见，没有习惯，不信规律，也不遵循人类意义的语法，所以他的语言是启示。他是文盲，是天真末凿的奇玉，因此成为一切形色都可以藉以自我展现的巨大空白……他为我们牺牲，于是他的肢体化生出了人、万物、宇宙。他是“永恒的零”，是一切数与方程都可以藉之运转的轴心。

495

这永恒的零之所以永恒，在于他永远不会失去，无所畏惧、无所挂牵，因为他从无任何既得利益。这永恒的零，因此不可毁灭，无法阉割，无法曲解，转世轮回，往复君临，在救苦救难中创造了新的苦难、新的传奇。

一团神奇的雾──〇

一团微笑的雾──〇

他是轮廓清切的空灵之境──〇

496

人们可在其里邀游飞翔，却无从占有或固持他，他能启迪人的天性，却不会倾注人所阙如的点滴清泉，请改变一下老人的恶习吧，不要向他祈求什么，而要向他献出所有，这样，人将从很穷很穷变得很富很富，这样，人不会因为奉献自己的天性而枯竭而虚脱的，而只会因不断地“受启──奉献──再受启发──再度的奉献”而荣获丰盈裕如、长青不衰的幸运，因为他是绝对的零，他既能赐人以深刻的负数，也能赐人以高耸的正数，但人不要期待正数，而专注于负数的迷人，就会变得格外强大。

但愿这“泊”无准则、无拘束的精神──〇，仅仅执“一”而变易，并用变易来增殖内在的野心──〇。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497

在他的荒漠底里，蕴藏着黄金与石油。他在世俗生活中形同荒漠，但这个世界的一切动力和能源，正隐藏在他的荒漠之下──〇

“〇”──应当成为虚无之君的徽号，因为，作为他无上盛德的最佳象征，万物之始与万象之终的〇，是当之无愧地合二为一的！他因此从不渴求占有，在这世上，他无意于永占一席之地，一如无意于永保身外之物。虽然，这些劣根性也正是一切生命的特点之所在，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如植物之占有阳光、土壤、水份；动物之保有天空、地盘、食物、异性；人之对待财产、家园、理想和优越的感觉等等……但他，摒弃了生命的这些顽冥的特性，甚至，到了无意“维持”他孑然一身的地步！

──他的命运就是孤独的别名？他的命运，在凝寂中独悬于宇宙的深处……上不接天、下不着地，他的命运，像是一个圆满的星球。

498

“〇”──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界限，又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超限。

在零里面，有一个世界；在零外面，有一个世界──尽管零也像一切界限那样是可以渗透的，他向外输送光辉刺目的反压制力，他默默承受了滞重阴郁的压制力量……他因此象征拒绝，作为“不承认主义者”，他拒绝“正有”，从而为“负有”的来临奠定基始，他不承认“正有世界”的模式与风俗，向“有之世界”宣战。

他又象征肯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固执某种东西，即使这东西是一片虚空也罢，依傍空灵而陶醉，就像踩踏着实在的世界，他以毫无保留的热忱，悄悄祝福尚未来临的世界。

499

〇──中央民族的新的图腾。中央民族幸而尚未诞生，得免于空前可恶的现代文明的侵蚀污染！这样的〇，不是万物有灵式的动物图腾甚至植物图腾，而是几何形式的现代图腾的典范。现代各小邦，即使连美、苏这等超级大国，在全球政治的洞彻下，也终究不过某种未来意义的小邦而已，这些小邦的国旗与国徽，多是这类几何形式的图腾，如美国的白色五角星，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红色五角星。其实，这类图腾的最早样板，在易卦图象中就有了。

而“〇”，就是最富永恒性的易卦图腾，太极与无极的征象。混一宇内，融通宇外，让这浩大的无言之征，成为未来的中央民族的最高誓言！

让这无限之无，成为中央民族的八达之路！让我们心怀这民族的精神家园，皈依其道！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悲哉！他甚至来不及停顿一下，略略玩味自己的创造。他的艺术不为自己赏心悦目而发。他不孤芳自娱，也无人能够参透他。于是，他没有读者、听众和观客，他像是一部无字天书，无人问津，不为世知。他沉潜幽深奇特的洞府，原始自然地封存着……以待来世。岁月匆匆、一切都不常驻……辽阔的悲哀此起彼伏、浩荡不已，幻化出世界史的景致。宇宙的无言之歌，就这样为他吟唱。

第四卷第九章

*十、《零点哲学》后记**

500

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悼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1982─1990年）

（结束）

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1986─1995年）

（开始）

第五卷开篇

*一、生命之谷 **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第五卷开篇

*二、论本体 **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011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第五卷开篇

*三、论圣人 **

012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013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014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015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016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017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018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019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第五卷开篇

*四、真的作者 **

020

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021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022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第五卷开篇

*五、当代游魂 **

023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024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025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026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027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028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第五卷开篇

*六、论梦想**

029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030

“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031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032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033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第五卷开篇

*七、论爱情**

034

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035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036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性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037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038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039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040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041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第五卷开篇

*八、论翻译**

042

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043

五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头彻底的牲口。）

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044

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045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046

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第五卷开篇

*九、论革命**

047

“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048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049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050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051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052

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053

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面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054

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第五卷第一章思想的性格**

001

一个新的思想洞天、一个艰难的世界景观（德国人恰如其分地称为 “世界观”）──就要诞生了。

002

“只要有十二个人理解我的作品，我这一生就不算白活。”我的词语激发他们身上的魔力。他们是这思想洞天和那生活世界的中介。他们人数稀少，却力量惊人。他们能把思想的力注入生活的田。

他们在生活之流上筑起新的民族家园。他们的家园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家园！多么亲切、多么温馨，流连缱绻。

生活的家园！精神的国家！没有精神的依恋，生活将是浮沙，家园将是废墟！

家园！家园！！家园！！！为了寻求你，我们才满怀忧患，背井离乡。家园！家园！

你出生在我们的希望之野上，是任何外来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家园！我们建造一座心碑，一座超神的即超越一切信仰系统的神殿──庙宇，把全部的虔诚与祝福，寄托在这里。

00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004

一个思想冲动，也就是“一种不可祛除的欲望”、“一种急迫的向往”、“深深的期待”、甚至是“日益逼近的魔影”──它能越来越紧地攫住了其宿主，反客为主，使主人为它服务！这是何等的奇能！

我的思想，你终于悄悄告诉我了：不仅要否定西方的思想、废弃西方的标准：不论是其古典形态的还是其现代主义牌号的；不论是天主教新教的西欧，还是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东欧──我都看到了它们的一贯之处，那就是和中亚细亚和新疆的共同的民间音乐，以及骑马和握手的礼节。这是和黄种人的亚洲绝不相同的一种生活类型，如果不说是绝不相容的，因为其背后是绝不相同的生命类型。因此，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我们不仅要摆脱印欧精神奴役──而且要反抗它们的方法信仰、“道路宗教”！尽管纳粹称之为“高贵的雅利安”，其实只是充满贱人的烦琐和沉闷。西方宗教的特点是不负责的许诺与荒诞的科学说教的混合！西方的政治压迫者经常以救星身分来到中国，其实连西方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由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预言的。我们更要从西方世俗主义的拜物教之下，解放中国的良心。

005

艺术化的点染法比之科学化的描述法，更适合中国人的脾性。一切理解和醒悟都必须藉助于特定个体的特定想象力、记忆力、理解力等等──点染与描述相比，更精神、更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它不禁闭你的想象，也可使听者所听获得比言者所言更多更深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自本能的启示，而不要紧紧归纳经验的推理与灌输。经验的基础，不过是经验者的特定癖性；作为其“上层建筑”和“某种感应”的经验（更何况先验的和超验的感应），较之本能即刻板又菲薄──宛如随季脱落的蛇皮、衣服。初生时也鲜艳无比、光泽鉴人；转瞬则豁然失色、悄然龟裂。经验只是人生的皮相；癖性才是人生的本体。所以许多改宗者语言系统换了，但价值标准不换──依然追逐酒色财气！

要保持某项经验的优越地位，只要禁闭癖性的自然发泄就行了。犹如要维护与逆转蛇皮的蜕落、时装的更替──只有制止蛇体和人体的发育生成。……老人就比较不喜欢更换新衣。

鉴于经验的这种主观性质，严重依赖受教育者个体感受性的理性灌输，就陷入了深刻的二律背反。理性的灌输是方程的、线型的，而感受的体验却是圆形的、渗透的。以理性格去说感受，以灌输而传达体验，无异于方枘圆凿，不能取得优异的效果。尽管圣哲的体验，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作用于群众！

另一方面，由感受和体验不仅可以生出理性来（由圆而成方），还能生出异于理性的“启示”。启示的神秘性和它的再生是一致的：它是现成的语言不可尽说的，因而能够不断突破语言的樊篱，从而更新语言。神秘的启示不必局限于宗教领域。它可以设计人生，于文化的所有领域。它的传播媒介不是文字的定义，而是一种符咒式的力量。只有获得某种机缘，才看得懂、理会得明白，这不是通过“教育”能够达到的。启示和足以激发启示的那种领导品质和教父能量，可以激活具有不同“癖性倾向”和“本能结构”的各色人等，给以完全异样的暗示，发生普遍疯狂的共鸣。

这还是仅就刻板的传播过程而言。若以更难分析的创造过程为例，则不难发现“理性判断”在其中所起的“元推动作用”，几乎等于零。

据文化和哲学的全部创造和大部分传播过程，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文化的感悟式的心灵直觉，而不要文明的铁石式的心肠分析。文明的心肠及其被食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性欲哲学（精神分析学派），是被两位变种的、不再信教的犹太人给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经济决定论”、精神分析学派以及“逻辑实证论”的种种“分析手段”──只适于人在技术领域的生存、发展，却完全不适于人在人的领域中的健康存在。在更大程度上它该是只属于日益衰竭的西方世界的；而神秘的、正在步上复兴之途的东方并不真的需要它，即不需要以它为生计！

最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这一由技术领域进入人文领域的蛮族入侵，尽管冠以“科学”之冕，毕竟还是先从精神领域和“哲学理论”甚至“宗教系统”等高级文化开始的，而不是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从现代式的物质生产的领域开始的。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工业文明开始之前许久，西方人的分析精神和工具论就兴起了！──这就突出说明，是文化的模式决定了技术的形态、社会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006

不要鸿篇巨制及其头头是道；而要一针见血与精辟独到。与其要山积的语法教科书；不如是一首诗的残章断简。是好诗创造了层出不穷的“语法规律”；而砸破一千部语法汇编也无法挤出一个新颖的佳句！与其样样万言然则空洞无物的“学习材料”或平庸枯燥的“通史”、老套迂腐的“某某研究”、充彻陈词滥调的“精神文明”，或穿新鞋走老路的“某某文库”；毋宁一篇简洁得足以照耀百代的奇言。与其要堆满仓库的“通俗读物”，不如要菲薄几页“通灵文字”……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时代的回答！

“信息爆炸”的虚幻性在于：它讲述了太多的雷同之梦！这些梦，相似背景、相似欲求、相似的矫揉造作。所有的“增殖”都是完全一样（简直达到了机械般精确程度）地炮制出来，只是文化系统内部琐屑的喋喋不休！换了些术语，变了些形式，施了点儿障眼法而已。总之，演变了，但角色如一。

上面都是狂言？但却发自肺腑。──凝练着一颗心灵仅有的几滴鲜血，它指向通往未来的幽径。

请相信“少”的启迪力和陶铸力，胜于“多”。

007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008

一言足以丧邦。

一言足以兴邦。

语言的暗示作用与默化力量，无与伦比。能扭转历史方向的人，记取“慎言”的至理吧。

慎言不是“理性”的代词。时人常以“理性”与“克制”、“和平主义”、“要文斗不要武斗”划上等号。这不仅是对“理性”的糟蹋，而且是对“慎言”的根本误会。仿佛“理性”只是赌场上的筹码、博弈时的技巧！慎言的依据恰恰在于，“言”的暗示作用完全是基于非理性的动物本能，而决非基于莫须有的理性分析。

009

有两种知识：符号知识与感官知识。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两种知识整合为一。符号知识，就是“学问”；感官知识，就是“体验”；二者缺一，无以完成思想的使命。

思想家不同于学者。他不是研讨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等等。──那是学者们的事。相反，思想家是着重思考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他希望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再加上如何促进这一世界变革的实现，等等。简单说，学问家的思考方向是指向过去的，思想家的思考更像是指向未来的。以此而言，现代的思想家，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先知和预言者。还有一种以学者面目出现的思想家──他藉着“对过去的理解”以寄托他对未来的希望。他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了未来学的期盼。一旦剥去了他们论证严谨的学者面具──原来那还是个内心激动的思想家。

老实的学者、奇异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面目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用途。他们分头作用于治世、乱世和过渡时期；而真正的思想家──显然是激烈的革命时代的珍品！他是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年）的卢梭，是鞑靼人乌里扬诺夫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有独创力的思想家将其个人的印记深深打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中。他的思想和言论形成新的风潮。他的风格又是时代与人民紧紧地互为表里、相与生成。这风格是个人的，而且仅仅属于他人。所以，任何一个色彩浓厚的思想家必定有其不可磨灭、一望即知的个性，这个性亦即时代性。

他的风格“落实”在其著述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思想家与其他一切人类的分水岭；风格，可谓“思想家的试金石”：庸众甚至杰出的学者都可以没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思想家却不可缺如。没有风格，便没有独创的思想。万年之久的文明史，难道还有无人说过的语句？

学者们则反之，要求把个人色彩降至最低限度。它追求一种无人格性的“科学性”──即使仅仅是一层欺世盗名（就这词的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的伪装也罢。思想家则不然──他的出现预示着强烈的方向性。这方向性必定要求一股带有相应动力的风格。他不以客观性与科学性自诩，激动他的，似乎是那超乎主客观分野之上的“使命感”：“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至于司马迁引为同调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不也是对这“动力风格”的传神点染？要求从商纣帝辛的“宗教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大方向，决定了中国此后哲学历程的“人文性质”。

010

学问与思想，也和战争、爱情一样，是人类力量的一种较量。正确与错误，并不在它的樊篱之内，而是在它视界之外。

011

静，也是一种动。因为在这动荡喧腾不已的尘世中，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也必须出之以动态中的平衡。这意味着必须以“动”去抗衡“动”、以便达到以动制动从而抵消动、平衡动──相对稳定。然后才能得到“X-X=0”的至高静态。这是唯一可行的尘世之“静”。在一切“静”的底里，无不蕴藏着深而激烈的“动”。它是“势力均衡”的动，它是所谓“相对的静”──若不从此着眼，将使人误解为“绝对的静”。变化的可能及潜力──决不等同于“动”。佐证了“静”的相对性，说明它只是“动”的别一种形态。

无论自然界、社会界以及心理界的伟大风暴兴起前夕，总有一种同等量伟大的宁静乃至于“沉寂”，统治、弥漫着……这是因为脆弱的平衡，以其死期将近，而变得格外执拗，格外冥顽不灵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均衡的进一步倾斜，终致破裂，形式急转直下……“X-X=0”一变为“X-X=X”。就这样，寻常之数的金科玉律突然失效；代之而起的将是“革命的定律”，即大动干戈的定律。在这里面，有多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态啊！

012

不能（或是“难以”）被语言表述的思想，即成为“神秘的”。所以，神秘的不是存在，神秘的只是观念。它，只能知觉，难以解释。有关“顿悟结果”的信息，是不能用语言的线索，清晰传递的。它只能保留在心灵里──直到像是自生那样自灭。这就是神秘！神秘感，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能够传达的，即使可以被夸耀地叫做“神秘”，那也是一种退化了的神秘形式。

013

董仲舒的唯理主义是神秘的，它是先秦理智主义（“诸子百家”）向东汉神秘主义（“谶纬之学”）的过渡，因而充满了内在的紧张，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另方面，先秦的世俗化多元思想，到了董仲舒手中，已经整合为宇宙秩序的系统一元论。“罢黜百家”实即“融汇百家”，“独尊儒术”实即“剽剥儒学”──思想运动就以此双向交叉，而成独一圣果。在内在的不调，则使此圣果产生了裂痕。董仲舒之学，与罗马帝国的万神殿运动相似，而与基督教运动相远，所以，它不能导致一个新文化模型的诞生，而只是走向旧文化的整合。这一事例表明，用世俗多元化的唯理主义的方法，去阐明宇宙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归──这从来都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再生之路。

要拜物主义还是要人本主义？唯理之路和唯情之路孰更通达？这一抉择也许是解决未来世界难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注重思想应当让给注重行动；重视分析应当让位给重视直觉；科学将让位给技术；理论将让位给宗教；商业主义要让位给神权政治；势力均衡要让位给宇宙秩序。

014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论证和论据具有这样一种独占性和排他性：

只有在排斥了异己分子的圈子里，在广泛同意的基础上立起的“沙龙”中──论证才具有压倒一切的份量。因为在这里，对“论证”已不再需要做出进一步、进两步的深入论证了！因为被文化所隔阂的人群之间，人们是既不会去听也断然听不懂一个“异己分子”所运用新的象征及其种种论证的。现在，只因全球文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沙龙”，所以也就越来越不能接收新的信息──局限于旧方法的论证，对新事物几乎是多余的。只有新的文化所培养的新的感觉，才能发见新论证之合理？

015

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当说陈述比论证更实在也更迫在眉睫。对于能够理解将来未来之际的巨大风潮的人们而言──现在陈述一个新思想本身就是雄辩与论证了！而旧文化模型所谓的“论证”──却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拙劣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迷信之上的？

何必要力求“自圆其说”──以博得更大的欺世盗名之功呢？！这也许是出自日常需要的考虑吧！尽管世界并不是绝对圆的；地球也不是绝对圆的，但有些理论体系却很圆很圆，以至到了“天衣无缝”的绝对程度？老天，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啊！

在我看来，一种好的理论并不自诩为真实表述了甚至“再现了客观世界的实况”，从而抵达了足以宣布一种“客观真理”的圣地。相反，它只谦逊地承认自己表现了人的心理气候的一种变迁，如此而已。而这心理气候是注定了要改变未来世界的全貌的。

思想和学说应该是社会行动的前兆。它本身不应是孤立的，到此为止的。孤立的思想若不化为连续性的行动──就只能悄然退化、默然枯死、被人遗忘……思想本身就应该是一次特殊的行动！一种有待深化并且具体化的行动。这变化即使不由思想者自己来促成；也应该由别的受到感召的人们来完成！

思想不仅判断世界，更是投入生活的态度，甚至一个行动的前提。

赵括的悲剧是理论兵家一旦执刀兵时经常遭遇的。政治理论家韩非不也是这样死在秦王和李斯这对狼狈为奸的政治双簧的政治阴谋中的吗？柏拉图为试验他的贤人政治梦想，虽未丧命丢脑袋，但也被贩卖为奴，甚为酸楚！这种悲剧大多发生在文化周期的末了，这往往是一个思想与行动全然脱节的时节！就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言，各种哲学及其语言概念逻辑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相近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处境，在有关永恒的问题上，实际是相近的。无论是痛苦、是骄傲，是神秘、是明晰，是感情、是逻辑，是时间的迷惑还是空间盘旋……我们都是“太子”，都在神与兽之间流浪。等到人类统统成了超人，超人也就沦落为凡胎了。你无法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类别上！

从这种意义说，哲学不过是一种呼吁，不是真理；只是生命力的演绎，不是本真。当然，呼吁又何尝不是真理？生命力又何尝不是本真。──但只有哲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说得究竟对不对时，他的哲学才是可爱的。

016

这是“思想家的哀歌”：

人的行为是哺乳动物的本能，也深刻地支配着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

人若试图脱离甚或减弱这些本能──就难以生活下去。所谓“动物性”──对于人的健康生存来讲，不仅必需而且有益。没有刺激，生活成赘疣，思想成为无益的装饰。

人的机体功能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而只是为了复制自己、发展本能、延续生命。总而言之，是为了活而活。所谓“高级生活”不也是一种生活吗？尽管采取了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即升华的方式。思想是要用的：“伟大的思想不同凡响”，但并不在于它的装饰性，仿佛工艺美术商店里的玩具；而在于它的辅助性，仿佛锅碗瓢勺。

即便是“对世界的发现”，归根结蒂不还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自我发现？这不是功利之徒的花言巧语，而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不作用于社会，思想，难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对于社会思想的统治权，则可以使一个湖南乞丐贱步登上了天安门。否则──即使一个奇异的头脑可以酿造伟大导师的思想，却也因为不能流传理解，也就缺失了存留发扬的条件。

思想也不是避难所。勇敢的人们，应从思想的潜伏中断然挣脱，出袭世界，驶入历史的蔚蓝色的甚至是污黑色的汪洋。

017

他不沉湎于思想中，以至于死。

思想应成为这样一种优美的祭品，它是献在王者足下的一朵鲜花，新鲜、清香、湿润、色泽沁人、含苞初放……它不是储藏遗体的一段梓木，哪怕它储藏的是秦始皇的尸体。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使人困惑的矛盾和令人诧异的混乱──所以，某种理论、学说如果十分成功地排斥了生活本身的这一特性，从而变得非常圆满、谐调，不再有任何自相矛盾或略带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倒流为虚伪浅薄的矫情了。它的魔力随着圆满而消失了。

历史仿佛说，只有包涵某种矛盾与混乱，并勇敢而公开地承认这些矛盾与混乱才是生命的特性，才不失为博大。

解决了一切矛盾的理论，除了修葺其自身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消除了一切混乱的、“不规则的”、“意外的”等现象的学说，除了润滑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消除。──这是多少大学者都该重温的小学课程啊！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千世界来说──关键处不在某个头脑和灵魂中酝酿了什么不同凡响的尤物；而在于这些个人思绪何以推演而成惊天动地的时代思潮。

018

“写上一万字的得意文章──其快感相当于寻常生活中的一年！”

真正的书写者即以写作本身为使命而不是以写作为名利工具的写作者，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是这样一些怪物。他之所以勤于笔耕──是因为他必需倾吐块垒，否则便会抑郁而死！

请原谅他写得不甚妥当的一切吧，因为那是他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如果谁能理解“历史力学”话，也就能体味到，即令在一切“疯狂”后面，都有着它的一切理由。著作、笔记、书信……这些都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死亡的记录”。尽管它们被崇拜者誉为或被作者誉为“生命的路标”，但路标的箭头指向哪里，却是不言而喻的。写了，也就死了。

（一）活生生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二）一旦写出了什么──产出它的本源也就迅即枯涸了，即从意识中被排挤出去了。所以，一个安慰人的想法是：还是慢点写吧。这等于是慢跑着接近死亡。

019

有些对象（“存在”、“客体”……）是不能加以客观性的研究的：或因其神圣，或因其猥亵。──这就是“崇拜”与“唾弃”的功能。有些事物（“关系”、“过程”……）是不能谈论的：或因其邪恶，或因其恐怖──避邪和忌讳就这样产生了！历史上的禁忌多是由于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如现当代的“法律”一样。这都是迷信、非理甚至崇拜暴力、崇拜“恶势力”的结果。

如果任何对象都被等同对待，不分档次地拿来观赏、研究、分析、摆弄──那无异使人生丧失了一切秩序与准则──神圣与卑贱一同倒在尘埃之中……比如“爱情”（这也是准宗教情感，它要求西方式的献身──“为了基督”；而不是中国式的占有──“我佛保佑”。）我总觉不宜以理性态度、功利心肠去追索、分析。艺术的表达与夸张也许是免不了的通病，但是，盘根究底的讨论却万万要不得！讨论爱情、研究灵性的人，多是冷血动物、利禄之徒。人生许多的事，都是如此“不便说明的”。不少标签自己通晓一切神秘真理的传道人，因此沦为“售卖上帝的人”，甚至沦为“出卖基督的人”。

020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亡了国的波兰诗人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一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过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

021

说来奇怪，在许多情形下，一种思想的值，是与这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成正比的！思想越深刻、越有独创性，矛盾也就越丰富、越不屑以巧辩来弥合它。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啊。

思想的社会值当然还得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表达得越精巧，越可以流行一时。表达得越朴拙，越可以垂诸长久。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形式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啊。于是，表达精巧的表达对当世固说服力，但对文化隔阂了的后世，却是障碍。“晦涩的表达”以其朦胧有时反倒更有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增大了它得到理解的范围，更有力唤醒了后世文化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求：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从事思想的研究。

认为论证一种思想比产生一种思想更为重要，认为思想的重要性仅仅系于它的表达──就等于说一个人的服饰比这个人本身还重要。这种看法验证于社会值上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的服饰标志着他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因此服饰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比这人的肉身还要重要──还可以得到异性的利用……但却不是“普遍有效”的。

思想著作──极像高级艺术品：主要着眼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以便读者可据以独立构造一个预计的“精神世界”，并体现强烈的方向感；而不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东西。追求知识，并不是思想著作的主要任务，一如那也不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思想与艺术也并不排斥知识及知识的传授，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则是用一团“无名之火”──照亮每个人心底里的黑暗角落，唤醒他对生活、对一切值得为之献身的对象的“投注热情”：投注，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022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们当其年轻时，精进勇为、爱慕西方事物；当其耄老时，日趋保守甚至越超保守、重新回味国粹？

（一）是受限于生命的潜力──故青春时代充满扩张精神；衰落时代则退缩畏避，回恋故旧。

（二）是震慑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和文化革命的深化，转求一种较稳定的压舱石。

（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奇的勉力──像陈年老酒般对老人充满强烈的引力。

（四）是中国的土地具有阴险的魔力──使人们的心灵在“狐死必首丘”之际，拜倒在祖宗们的阴影下？

我的研究表明，这四种因素同样并存，或多或少、参差不齐地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转变” ──以致七十年历史悠久的共产教徒，竟十分奇特地转变成了孔门弟子和基督传人！

这也许并不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只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痴迷”？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一切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在其黄金时代也仅能解决社会问题、仅能减缓危机的次要方面，则不足以形成支配的影响力。

这些思想家们在其老年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确实由于中国文化曾在历史上取得过 “解决了当时代主要问题”的成就。但是，何以他们在年轻时却并不如此痴迷呢？──这只能解释为，老年人特有的衰退与保守。老了，风烛残年、奄奄待灭。这时，“谨小慎微”成为人们的金玉良言。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保住已有的，而非开拓未知的。人们更多注目于已逝的往昔，而非展望未来的可能。

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正像植物的枝叶，年轻时充满热情地向上伸展，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新的领域……而一旦衰年将至，就无力地垂下了一度骄傲的枝头、收敛了凝视的心灵──他准备“落叶归根”。于是他就归返“传统文化之根”，以便为自己觅得一个已知的、可靠的、安全系数较大的“心理墓穴”。

原来这种“文化现象”是种“生理现象”！尽管这生理现象披上了一层文化的甚至卫道士的菲薄面纱──但仍然是“生理现象”。只是“经过无意的乔饰抑或有意的伪装的生理现象”。──这就是对老祖宗的思想、艺术、玩物以及泛泛的精神的爱？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不是别的，只是屈原的意象“狐死必首丘”中的那个“丘”。这丘是“落叶之狐”渴望回归的根穴！但愿它不仅仅是所谓“垂死者的永恒同在”！

思想家们的思想，常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存在辩护”。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就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进行的独特的辩护”。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创造性的生活，而后才有独创的思想。

谢谢命运──这“存在”决非那僵硬的、非人的“社会存在”；它是一种难以动摇，多变而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生理存在”！──人的自然本来就如此丰富多彩地矛盾着的。因此，体现其节律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有待人们去“创造”──而是一种真实的“天性的流露”。这是我们最根本意义“自然主义”！

023

班·莱特在《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中写道，“世界各地对他的思想与作品的讨论，他并没有参加。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弟子的人所曲解。他怀疑将来是否更易于被人了解。他有次说，他觉得仿佛是为那些愿意用一种与现今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来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人而著作。仿佛为一种不同文化的人而写。所以，他拒不印行他的后期著作。由于他的思想深度和原创力，要了解他的观念是很难的。若要把他的思想融合为一个自己的思想则更为困难。同时，他的个性与风度，又是最有诱惑力和引导力的。学维特根斯坦而不接受他的表达方式与用字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他的风采与表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表现在他们的子弟身上，而是经过一种更间接、微妙、通常是料想不到的某种影响表现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这位银行家的孙子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具有极其杰出投资天赋，十分懂得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金融帝国之外再征服一个哲学帝国自我解嘲！——谢选骏）（逃避检验！——谢选骏）

024

上述的括弧里的话──故弄玄虚！自我解嘲！逃避检验！──都是我要加上的评论。要知道，我并不神化伟人，在我看来，伟人不过是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历史的遗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并不是真理塑造了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心灵创造了真理。公平、正义，只不过是人的理想，决非宇宙的法则。人与人的宇宙是共生的，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宇宙的被动产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被伪装成宇宙的法则）。没有了人，便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个宇宙（决不仅仅是“地球”或地球上的文明区域），便没有了我们生息繁衍于其间的“世界”、“气候”、“文化”、“时令”……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伟人才是人类历史持久的和值得骄傲的遗产。这就像是历史的一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玩具。

我们要想学习一个伟人的思想？那么，请先要学习他的生活。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明白不了他的思想。如果一个圣洁的人竟然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圣洁令人作呕。当然，人评判事物要以自己的生活和经验为准的。这是生物的本性。思想家作为一头活生生的动物，也是这样。所以，离开了“处境”即具体的背景，无所谓“思想”。剥离了思想家们所思的时之背景，思想就沦为教条。人们想劫获思想家的精华，才把具体的时空之血肉剥离开来，把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割裂开，使之升格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如此，“普遍的真理”被建立起来。但这样处置之后，普遍的真理是否真的建立起来了呢？当然没有，只有被伪造的历史。

出现这种始料不及的怪剧之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有其不容忽视的代表性，因为他们的天性本身就有强烈的代表性！

天性产生奇特的生活，奇特的生活产生奇特的思想，奇特的天性于是一跃而为“时代的脉搏”……其实，所有这些全是骗人的意象，是想象出来的梦。

025

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026

“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拒绝走红。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027

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028

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029

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活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030

书，只是载体与象征，文明的或是文化的。但是却没有一部书真能够“指导”人类去怎样生活。透过想象力的望远镜──也许有一部书在无限遥远的未来能够荣获这一精神垄断企业的神位，并被永久地供奉在祭坛之上…… 但也许，这部奇书迄今尚未笔诸文字……

有的书适于这些人，有的书又适于那些人，但是却没有一本适于所有人的书。不同的生活需要阅读不同的书。如果所有的人被迫都读同一本书──像过去的欧洲蛮子和现在阿拉伯蛮子读他们的牧羊犬强加给他们的什么《经》──那么，不同的生活者，所读出的也将是不同的段落、不同的神启。

──要知道，是人的内力，把书同化为自己生命电流的导体！尽管这导体要诉诸“非人格化的灵媒”，但是其本质依然是生命的电流！！

031

在我们这个时代，读书大概是一种最廉价的消遣了。这种由于印刷和造纸术带来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含义，上层社会（有权人）和中层社会（有钱人）因其娱乐所需耗费的时间，而使自己所握有的知识日少；而下层社会（穷苦人）反因无聊和生活压力的双重魔力而越多跻身于文化之原。

这种逆流而上的状态，使现代文明的内部的不稳定性日益剧增。“不满”越来越成为符号知识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不满”是由那些被迫钻在书本里的无权者们创造并传播的。

这样，在我们看来，不消除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因素”──现代文明一手制造的这种背逆与不满，终将毁掉社会的精神支柱。因为观念的世界是与实存的世界共生但又骈拇的，仿佛渗透又独立的一个领地。它既可帮助实存世界的放逐者免除孤寂之苦，又可弥合生活世界的非连续性──把一大堆茫无头绪的琐事，凝成一座充满意义甚至价值连城的堡垒。

当大师们说，“甲是甲又不是甲；乙是乙又不是乙，好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时，我们应该从古老的迷梦中，醒来了！从压制了我们几十年的浓雾中挣脱出来；向谎言与诡辩的文明宣战！

──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师们啊，在你的伪善中包含了对我们的多少轻蔑？”仿佛我们是些可以被信口雌黄的语言游戏给牢牢锁住的狒狒。

当大师们这样振振有辞的念经时，他们的咒语是显然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这两甲两乙、两好两坏并不表达同一概念！他们用词的偷梁换柱，粉饰了人世间的沟壑！以期达到愚民之效。他们就是如此“明明德”的吗？

他们的把戏是这样进行的：第一组的甲、乙、好事、坏事，指代的是一种存在；而第二组的甲、乙、好事、坏事，却指代关于存在的某种评价或称谓。显然，正因为有关的存在也可以获得其它的评价或称谓，所以“甲（存在）是甲（称谓）又不是（称谓）”便也算经得起经验的验证。“好事（存在）是好事（称谓）又不是好事（称谓）”，也显得通情达理──但谁曾想到这里埋藏着智性的诡诈呢？这不仅是偷漏概念的诡辩，还有搅混听众心中之水的榨取！在这种榨取中，利用存在与称谓之间必定有的那间距，取得了辩证逻辑！这辩证是一个超级的攻击武器，可以毁灭任何有价值的筑造，只是它本身却经不起思想者的检验与攻击？

在这座大师臆造的虚妄堡垒中，是非没有，黑白颠倒，阴阳混淆，人的思绪仿佛在太空中游荡、飘渺。于是，各种精神病毒，便乘虚以入。

揭示这命题的虚妄性，是奠定当代精神病学的基础。还原其病态，我们发现，它要说的不过是，“甲不是甲又不是甲，乙不是乙又不是乙，好事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坏事不是坏事又不是坏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效的语言表达和“智力训练”吗？

这群号称“大师”的思辨之驴、理论之马，所转嫁给我们的历史重负，该是到了被清除的时候了？

032

任何一位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出发点与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无比遥远的。把他们精神上的初衷与其实际发生的历史影响作一对比是有趣的、也是惊人的。这一现象在艺术家那里更得到了体现：作者的灵感与其成品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其成品与接受者收到的意象之间则更有突变的、革命式的差距。但这一切，似乎又遵循着某种规划或“节律”，而不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原始出发点和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距离再远，仍有其内在一致性可寻。同样，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尽管有一条沟壑，但毕竟可以有所沟通。其间的缘由很难缕清，但确有一连串微妙的心理现象，贯连之。在交流的神韵中，一切虽不是按人们日用的逻辑来进行，而是以迄今无法明确解释的身心机制来互渗、推助的；但实际上正应了某位疯子的一句话，“伟大思想，要靠其被误解的程度成其伟大。”也许这正道出了人的正常命运。但误解毕竟不仅仅是一种错误，它还是一种深化。即，按照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家本人的原始意图）的道路继续前进，以致达到与其原来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思想星座结论，甚至是方向背反的星座！

类似现象在大思想家之间更是彼此彼此的，从而形成了思想发展的奇特史：例如，伟大的精神常以反对来继承，以否定来拓展；而固守教旨却意味着背弃先行者们的精髓。

我相信，一切伟大思想家若是转生再世，都定会成为自己先前形象的背叛者、反抗者。因为处境变了，易化方能通达。而转世轮回若干次之后，处境才又变得再度相似，思想也就再度不谋而合了。

这与《周易》最本质的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一切伟大的成功，不过是“适时”而已。

是随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思想的相似性才又回转过来。所以最好的处世之法无非是“审时度势”、“安时处顺”而已。

033

对伟大思想家最好的崇拜仪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其美丽的人格，剔除他过时的装束，以新的表达，更新其思想。思想家（“教主”也是这样）本人活着时，可以“自新”；但他死后就只有出类拔萃的、以反对者面目出现的继承者，得以用《周易》所说的“反复其道”来为之“刷新”了……这种永久性的易化（“反复其道”），构成了人类思想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史！激起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034

是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幻化了”生活、世界。否则，生活就再无整体感，变得支离破碎。世界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热爱自己（他们把这叫做“生命”）的人，缺乏整体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使创造了有关生活和世界的完整图像，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因此，他使赋予这完整图像以确定的意义，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剥开了这层面纱，便不难发现：生活与世界，哪里有意义？只是我们的生命力不甘心失败，于是渴望一个肯定性的答案。因此，哪怕可能的答案是如此荒谬与虚假，我们还是不断追寻、甚至满怀自信地接受它，甚至置它于一种不容攻击甚至不准察看（这被时髦的术语叫做“检验真理”）的“至圣所”。这就是“世界观”的真象！

中国的寺院和祠堂里，因此供奉了太多的生气索然、毫无个性的偶像……而且重重复重重，新旧交杂。有谁将生命的清泉，注入他们死寂的躯壳？

也许，当中国寺庙里的偶像都活动了起来，中国群众惯于宁静的神经系统，会发生病变？

035

没有一种理论能圆满地解释世界，更没有一种理论能把世界的实况纳入自己的胴体。有些理论长于解释这些现象，有些理论乐于说明那些问题──但没有一种理论面面俱到、样样擅长。

理论家要把自己的学说目为“真理”──就陷入了最深切的二律背反？

就我们所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一如没有一种办法（理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没有真理，只有因情设施的文化现象！这犹如作为自然现象的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显其能。

036

没有一种学说是“没有道理”的。但也没有一种学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从心眼里把各色哲学、理论、思想、学说──都看成“应时而发”的大脑痉挛与精神之花甚至是艺术品的话，而不再拘泥它们的概念之网罩，也不再从终极性的、固定不变的定义去“僵化它们”──我们的认识功能，方才解脱了死一样的枷锁。

037

但愿真理不再是枷锁，但愿是人去创造（而不再是卑躬屈膝地“发现”）真理；而非真理（上帝、物质、自然规律、三纲五常……）来造人！

038

古老的神话，在我们手里破产。

未来的牧师，不再谴责我们的破坏性。

我们的扫荡，是为了你们的新生。

*第五卷第二章英雄时代**

039

“失乐园”的主题，对人的灵魂具有极大的“引力”。你看它，从古代巴比伦世界的神话，一直变奏到现代世界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不绝如缕。它如泣如诉、似怨似慕──歌咏某个盛世的一去不返，悲悼人的永劫不复。真的有过一个天上的“乐园”或地上的“黄金时代”吗？

确实，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有过“乐园”。希伯莱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一个名叫“伊甸”的乐园里，在上帝的保护下，无忧无虑，过着幸福的生活。希腊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黄金时代”里，那时“没有压迫、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着信义和正道”。没有战争和武士，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四季常春，土地不需耕耘就有丰饶的收获。溪中流着乳汁，树上滴淌蜂蜜……中国人说，曾有一个美满和谐的“五帝时代”。人们“鼓腹而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生活……

但幸福的幻影破灭了，只留下残破的记忆碎片。人与大自然（在《旧约》中被描绘为“上帝”）的和谐关系，被一种不和谐的、摆脱单调状态的力量一举击破。《旧约．创世纪》，把这力量描绘为“蛇”、“恶魔”、“撒旦”。上帝创造的女人夏娃（原义为“生命”）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偷偷采摘了“智慧之果”，与男人亚当（原义为“人类”）一同食用。违反了上帝的禁忌，被逐出乐园。开始了艰辛的、自己创造文化的历程。人的文化出现在历史的晨曦之中。

神话的寓意，透露了这一古老的信息：人的苦难，来自他（与她。尤其是“她”，这一点对以后的历程至关重要）的好奇心。来自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和文化，是从对上帝的离弃中，是从对原始禁忌的破坏中产生的。这是否意味着：要结束人的苦难，也要从他“吐出”智慧之果、重新学会“泯灭善恶”、摒弃知识与文化而着手？这并非奇想，要知道，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理想国”、“乌托邦”──正以此种动机为其内核，企图以人为的力量，来重新返回浑浑噩噩的“乐园”！不错，那里没有苦难了，但也没有文明，没有不断变化的生活。这正是一切乌托邦的要害。

040

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位处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神庙的基石代表世界的创立。该基石深深扎根达到地下水体（Tehom），这泓地下水与巴比伦神话中的“apsu”同义，为“创世之前的水”，是最初的宇宙。可笑吗？

密教著作家因陀罗菩提说，“同样的行为可以使有的人在地狱中被业火焚数千年，而有的修瑜伽者则可得永久的解脱。”（《智成就经》[jnanasiddhi]第15页）

至于伟大的菩萨，在世俗面前却如此矛盾：“已达涅槃，但仍示现世间；已知无生，但仍求渡众生；确住清静，仍不弃欲乐。菩萨虽乐法喜，身边常有妇人，歌舞嬉戏。”（实叉难陀[siksananda]汉译本《华严经》）

在《吠陀》中，火神阿耆尼（Agni）存于水中，而苏摩汁尽管源于天界，却被宣布为生命的“种子”、不朽的“关键”。人与动物的种子因而是“火一样的和水一样的”。

在古代波斯宗教中，使琐罗亚斯德和他的母亲通体光明、烛照村舍的“斯瓦列纳”，正是类似的“神圣而富于生殖力的、火一样的明亮的液体”。

在后起的摩尼教义中，性交特别是生殖被目为邪恶，因为它助长了“被俘获的光在子孙们肉体中的囚禁时间”。完美的生命在于不断净化行为，使光（灵魂与种子）与物质分离──这就是“救赎”的根本意义，救赎与世界本身的终结是一致的。

在琐罗亚斯教义中，牺牲献祭（yasna）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结束生命的“混合状态”而促进救世的上述“分离”。如仪礼正当，行祭者可以收获“玛伽”──一种“积极的出神”，行祭者因此得到魔力和超常的视觉，以达肉眼不可企及的直觉。

玛伽状态还是“纯洁状态”，它赐人以“支配权”。通过“变身”，从受命运支配的肉体状态，进入灵魂状态。

这是一种多么不同于西方式自由意志说的自由意志啊！

041

英国学者塞利格曼（C.G.Seligman）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伦敦1930年版）中曾讨论过类似“玛伽”的“巴拉卡”现象。巴拉卡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字义为“赐福”，但在北非的含米特人那里引伸为“从神那里得来的美德”。因此，用该词指一个高浓度的巴拉卡的人时，可译为“圣人”。按照回教定义，没有任何人比先知穆罕默德具有更多的巴拉卡，可惜他只能将一部分巴拉卡传给了舒赖法（shurifa，单数形式是sherif[舍里夫]），即他的女儿法蒂玛所生的按男系计算的后裔。除了舒赖法以外，具有巴拉卡的人大都是为伊斯兰教作战而牺牲的英雄和地方上的圣人。可见具有巴拉卡的人，或是由于他们的血统，或是他们在生前做出了奇迹而出了名。摩洛哥当时苏丹的巴拉卡据说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神圣的因素；他不但属于舍里夫家族并是其族长因而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他是苏丹，即“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因而又是神圣的。根据回教神话，每天早晨有四十名圣人从他头上越过，因此他的神圣性质可以不断得到更新。

国家的幸福有赖于苏丹的巴拉卡；他的巴拉卡若强，谷物就丰收，妇女就生产健壮的婴儿，国家就繁荣昌盛；1908年沙丁鱼获得大丰收，就归功于一位巴拉卡特别旺盛的苏丹在不久之前继承了王位。其他具有较多巴拉卡的人，地位虽然比舍里夫低，却形成了一种宗教贵族，称为马拉布廷（马拉比特或姆拉比特），法语将它误为马拉博特，因此马拉博特一词在北非各地便是用来指一位圣人。

巴拉卡基本上是一种可以传递的法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圣人往任何一个愿意受惠的人的嘴里吐一口唾液，或这两个人在分别之前一起吃东西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圣人必须作一次传统的祷告。

关于巴拉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最令人惊愕的莫过于圣人的神龛所具有的庇护力。有一种说法是，不但在神龛周围的院墙之内，而且在附近许多用作路标的圆锥形石堆的地方，只要在石堆上能看见神龛，这一整块地区也都具有庇护力。任何人到达能见到一个圣人的清真寺塔的距离之内，就受到他的保护，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迫害。这些神龛常有墓地因而更加神圣，在其上所发的誓言约束力特别大，那是由于其圣人的巴拉卡的缘故。（这个巴拉卡，与中国某些新兴宗教所谓积德标志的“白色物质”，是多么相象。2001年附注。）

在圣人的神龛里发生的奇迹多得不胜枚举。圣人们大多强烈反对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例如韦斯特马克教授──本章有关巴拉卡的叙述系摘自他的著作──曾被禁止走近一所特别著名的神龛。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北摩洛哥的大西洋岸边有一个小镇，由于它的圣人加以反对，早已没有基督教徒居住了，因为凡是企图在那里居住的人都病倒了，不得不离开。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巴拉卡对外界的影响极为敏感，它会因此被玷污，效力降低。人们深有自信地说，穆莱·阿卜迪阿齐兹苏丹之所以失去了他的巴拉卡，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徒经常出入他的宫廷；还有，某些偏僻地区的理发师说，他们在丹吉尔的同行们的剃刀上没有巴拉卡，因为那是基督教徒磨的剃刀。在犹太人或基督教徒的房屋里做的祷告是无效的。此外，犹太人不可在打谷场上走，不可进入粮仓，也不可走近蜂窝，否则蜜蜂将不能自制地乱飞开去。

在“半含米特人”（如下面将涉及的希卢克人国王）那里，类似的神力则具有一种较不普遍的即“特定的”形式及其神话。希卢克人的国王把自己的家宅建在一座引人注目的人工砌造的土墩上面，这就是关于他的权力的最雄辩的证明。要了解国王的这种“神一般的性质”就必须说到希卢克王国的起源。这起源可回溯到一个名叫尼阿坎的人，尼阿坎同他的随从们脱离了祖先的群体，后来住在东加扎勒的部分地区，他们继续流浪，一面走一面进行征服，后来变得很强大以至建立起王朝和国家。

尼阿坎是希卢克人真正的文化英雄，应当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大概生活在十七世纪初期。但是他和许多伟人一样，不是死去的，而是消失在一阵大风之中。自从他消失以后，人们就对他产生了那种对待半神的乃至对待真神的崇拜：人们认为他的灵魂存在于每个国王身上，这种内在性就是国王特权的起因和原因。因为体现了尼阿坎的灵魂，所以国王被认为最终应为其国家和人民的繁荣负责；而为使尼阿坎的灵魂能栖存于一个十分健康的躯体之中，希卢克人的习惯做法是，在国王表现出健康不佳，或因无法满足他的众多妻子的性要求而被证明为逐渐衰老时，就立即被人杀死。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神的灵魂栖存于一个精力不是很旺盛的躯体中的话，那么精力的缺乏就会影响到灵魂本身的存在，而由于国王的生命力衰退，牲畜就会生病，不会繁殖，庄稼会烂在地里，人们会生疾病，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死亡。我们在讨论国王的死和新国王就位之前必须指出：尼阿坎的灵魂在新王就位时，才进入他的身躯，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国王。

042

人类学家发现，智人出现之前的古猿，就已经具有私有财产。争夺原始财产，是各种野兽的目标。雌虎和她的窝穴、狼群与它们的领地、老公猩猩与它的众多“妻妾”和“子女”之间──都有牢固的占有权关系。原始人类也同样如此。阿连金森在他的《原始法律》一书中指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家族部落中的“长老”们，毫无例外地“占有他的妻子们和女儿们”，牢牢控制他的原始工具和领地。谁要不慎闯入他的“禁脔”，他就与之战斗──只要可能就杀死他！

在这种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年轻人毫无权利。甚至被逐出部落群体──如果他们想分享长老的一点权利的话。因此部落及其文化的发展极为迟缓。渐渐地，长老们开始“容忍年轻人的存在”：允许他们拥有从其他部落掠夺来的女子，承认他们对自己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并对他们自己猎获的动物拥有所有权。这种“让步”的动因是，在对抗其他部落的战争中，有必要加强自己部落内部的团结与实力。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对原始所有权的扩大。它承认同一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的成员（“自由民”），有同等的权利去占有自己的战利品。

封建制的所有权，又是对奴隶制所有权的扩大──它承认在原先通行部落内部的权利，扩大到整个国家内部。只是，这一扩大还是受到等级制的人为限制。

尽管迂回曲折，但历史的线条显示：人类集体的成长，是和领袖人物的个人独占的程度成反比的。

043

耶稣意欲革新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结果被大祭司交到罗马总督彼拉多手里，判处死刑。他被带到“髑髅地”，钉在十字架上。……“中午的时候，黑暗笼罩大地，约有三个小时之久。到了下午三点左右，耶稣大声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

伟大的基督，人类的救主（基督意为救主，不同于犹太人的弥赛亚），自视为上帝的儿子──他不畏艰险、力斥群言，为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甘心奔赴耶路撒冷，为上帝而殉难……但他弥留之际，为什么却开始了对上帝的怀疑？耶稣临死的呼喊，激起了一系列巨大而持久的谜团──它绕在人们的记忆中，困扰着两千年来基督徒的心。人们问道：“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于是，许多神学理论缘此而发。但滔滔的雄辩，并不能使人释然。

在基督徒式的正统疑问后面，有一个历史学式的疑问：《新约》的编纂几经周折，大量的经书遭到裁汰，为什么这段充满怀疑主义精神的呼喊，竟能奇迹般地流传下来，回荡千古？

在我们看来，其原因不是“疏漏”所致，而在于人对上帝的深刻怀疑。以致，最虔诚的基督徒也缺乏抹去这段宝贵记录的真正勇气。在宗教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幻觉作用，直接导致对感性世界的怀疑，但不直接导致对上帝的信仰。“上帝是人创造的”──这是说，人类对上帝的信念，经历了漫长而充满痛苦探索的发展。这，就是虔诚者所说的“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上，充满了“魔鬼的诱惑”：其根本魔因恰恰深植在人性之中：人对上帝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本能地怀疑上帝；但为了克服这一本能，获得生活的确定性，又不得不信从上帝。以致，用严格的教议和硬性的教条，规定出种种违反本能的信仰。

这一矛盾，存在于各种宗教、信仰的灵魂深处──而在耶稣基督的旷野呼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谁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本能，去删除它呢？人类在本能上相信上帝，但在经验上却怀疑上帝，是因为上帝确实经常“离弃”人类。也许，在原始人类受到幻觉（而非“幻想”）支配的感性世界里，确实有过上帝、“众神”的存在。但他们随着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加强，众神终于消隐在人的视野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们了，只能“凭着心眼”去体验。当人从自然状态里初次分离出来，他就与上帝分手告别了。是文明人驱逐了上帝（然后再在信仰中接他回来，使之“复活”），还是上帝驱逐了文明人？不论如何，人神之间就这样彼此离弃了！

按照自然主义的创世观念，上帝和人，原从同一片“混沌”中分化出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上帝的崇高，反衬着人的卑下……

044

对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流行的社会学观点，把人看成一种经济动物，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吃饭”二字。因此，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应该归结到求食的活动。历此，人类文化的内核，与鸟兽生活的内核，几近一致。决定人的命运的要素，是同于其它动物的食物生存的经济环境。

有一种一度流行的心理学观点，则认定人的各种社会动机，都受到性行为或性表现的制约。这当然是种极端的观念。但是，把饥饿、干渴、求暖、性欲等生物学上的内驱力，以及回避痛苦、追求快乐等条件的内驱力──视作人类行为的至上动力，则是片面的。认为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只是以上述生物性和条件的内驱力为基础的……这种结论，事实上把人降到了一般动物的水平。即，抹杀了人之作为人的最根本的特质。那么，人的最根本的特质是什么呢？首先，是他超动物水平的能力，如语言的思维能力和操作的劳动能力，以及精细的记忆力（这有赖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杰出的想象力、创造力（这两者有赖操作能力的发展）。但仅有能力而无动机，是产生不了任何行动的。正如只有燃料而无火星，是生发不了熊熊大火的──不论燃料如何充足。

人类最强烈的、最能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行为动机，是他广泛的好奇。

儿童很早就开始探查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被新颖的视象和奇异的声音所激动。他们不停地摆弄玩具，并考察一切可以接触的感觉对象。儿童对环境中的新奇事物特别敏感，如把环境中的刺激作用予以剥夺，则将阻碍儿童的发展。剥夺的程度，决定阻碍的程度。实验表明，儿童的这种行为表现，用生物性的（如求食求性）、回避痛苦的内驱力，难以完全解释。更合理的原因，在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理。

好奇，不仅决定着儿童的许多行为，还影响着不少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方式。如猴子相当一部分的日常行为，显由好奇心的推动。美国心理学家R.A.巴特勒在其《猴子的好奇心》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报告和分析。他发现，猴子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坚持不懈工作的时间，竟远远超过它们为了获得食物奖赏而进行的工作。他的结论认为，探索一切事物与情景的强烈倾向，为熟悉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用的机理。幼童和幼猴，比之成人和成熟的猴子，具有更强的探索未知事物的热情，这表明，早期的、大量的学习，多半得自这种好奇的动机。而生命早期的大量学习，是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生存发展的主因。可见，好奇心对人类文化的继承、发展，比之各种动物共有的基本内驱力，有更大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被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称为“性欲”的那种内驱力，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变相的好奇心。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约束力的强化，人的爱欲对象，受到两层限制：一、必须在成年异性中寻找爱的对象；二、这种选择还需受到风俗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被婚姻关系固定下来。因此，人的爱欲，受到了沉重的压抑。

但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作为生理现象的爱欲、性欲，从性生理满足的角度看，并不需要广泛的、毫无限制的“对象”。从生理满足的角度看，只需要“一个”、至多“若干对象”，他（和她）就不再会产生“压抑”之感。因为，受到文明社会压抑的，并不是性欲本身，而是一种特殊的好奇──性好奇。这种性好奇猜测每个性对象都不相同，都值得一一探索；从生理上推断，这一好奇是从性欲派生的，但从心理上考察，则是人的广泛好奇的一个分支。

性的好奇，有两种形式：

一、性的窥探与想象。

二、性的涉猎与犯罪。

这两者都不是生理机制的产物。而是心理机制的产物。即，好奇心在性的方面的活跃。

同理，人的经济活动，并不局限在“吃饭”，或仅仅占有保障生存所需要的物资等方面。经济活动大多以占有欲为最终目的，但其基本动机，也与好奇心理有关。这里，想象力起着决定作用。

牧师的儿子、叛教者尼采有句名言：

想象着获得财富，比真的获得了财富，更使人陶醉、激动，因而想象更能激发更大的行动力量。想象着荣誉、地位、及美好的一切，比真的拥有了这一切，更能激发起的那种力量是好奇的力量──是猎人的本能。行动者渴望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去体验一下“成功后的快乐”。但真的一旦“达到了目的”，往往反倒顿觉空虚了，因为，最本质、最隐秘的动机──好奇与探索──已经实现，到达目的就感到厌倦了。

即以最生物性的活动──吃饭而言。人要求经常变化“口味”。这固有营养学上的需要，也有摆脱单调的食品环境的冲动；但人还常常“尝新”，常去采食不曾食用过的动植物。其结果，是人类的食谱不断扩充──有着生命界最广泛的食品范围。但其原动力，却并不是“饥饿”，而是对食物品种的求新好奇，所以人们把同一种质地的食物，做成不同色、香、味、式的品类，以满足食用心理而非生理上的需要。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民族喜欢吃腐臭的东西，甚至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为了去满足好奇心这一心理需要，才外化出种种有关食物、居室、性活动等层面的文化需求。然后，人的各种文化样式应运而生，以满足这些变相变色了的好奇需求。

045

宇宙是冷酷的。即使它炙热，也使人感到它冷峻，因为这是缺乏生命的温度。真正不冷酷的只是人的某种热情。但热情也终会熄灭的；无论谁都不应寄希望于一种永恒的、不衰变的热情。而热情，往往也包含着冷酷的决心，并会开出一片意想不到的冷酷之花。

人生像一枝忽忽的蜡烛，但是它仅仅燃烧自己。它照亮什么了？它仅仅照亮自己，和自己周围十分有限的一点点空间。它照亮的时间是短促的。只有它自己才觉得自己有其漫长的一面，因为这是它的世界图象的自我反照和自我想象，尤其是后者，使它觉得自己断非一般，而是空前绝后──不仅聊以自慰，也是一种真心诚意的“认识”。直到它的火快熄灭了、光快暗了、热情逐渐冷却凝固──那无边的黑暗又悄悄逼近并默默包围时：它对着自己再也振作不起来的残火，无奈地发现了这一点、悲哀地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枝蜡烛烧净了。因为它照不见自己了。至于照见宇宙──那是从来没有的事，也永远不会有的。尽管整个宇宙的黑暗也无法消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Francis of Assissi）问题只是，被照见的那个自己常常不同罢了。进化论肯定了这一点，至于宇宙问题、至于能否照见宇宙的问题──那是进化论无力解答的。

古来的“神秘主义”号召“到内心去寻求上帝”──正是出自对人生这种状况的深刻直觉。而所谓“上帝”正如“宇宙”的通常用意──那是“我化”了的东西，正如自我往往在事实上而非在想象中要“被异化”一样。

要是没有了饥饿、恐惧、寒冷、失意、危险、耻辱、敌视、困苦──“生活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要是人的一切愿望都得到了不言而喻的满足──生命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空壳……成了最简单的能量的循环式。所以人们为了“充实生活”，经常发动“无谓的冒险”。

046

“祸水”的观念，在各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到现代的民俗心理中，都强弱不等地存在。它的内核是“女人祸世”，即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幸，是由某些坏女人的作用所致。这些人怀着恶毒的阴谋，施展种种手段，终于毁掉了人的幸福与平静。

“祸水”观念，有时甚至影响了社会政治的进程，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革命（“二月革命”）的前夕，群众对奥地利籍的法国王后和德国籍的俄国皇后，都充满不信任的情绪。人们认为“罪恶”主要来自这些坏女人及其阴谋。中国的例子更有名：传说中的夏代亡国之君夏桀的宠妃妹喜，她喜欢听撕裂绢缎的响声，因而君王为她毁去无数的财富。商代的亡国之君商纣的宠妃是妲己，暴君为了满足她的好奇竟命人把冬日渡河的群众抓来，砍断胫骨、察看骨髓是否充实，她的科学精神真是用的不是地方。至于毛泽东的“宠妃”江青同志，也是众所周知地祸国殃民。“坏女人”通过害人来获得快乐故事，似乎证明了“祸水”的实在性。西周末王（幽王）的王后褒姒，也是个怪异的女子。她生来从未笑过一次，厉王深感遗憾。为博得“美人一笑”，他竟举起烽火，诱骗诸侯“救援”。结果瓦解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而且，这些女人的姓，都像西方人一样放在名字的后面。

周武王对“祸水”的评价，三千年来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心。他认为，商的灭亡是妲己的罪恶所致。所以，他斩下妲己的头颅，悬在“小白旗”上，以儆尤天下人心。（见《列女传》）

这种态度，与罗马独裁者屋大维对待著名的埃及女王克娄奥佩特拉处置，在政治用心上有其一贯之处。埃及女王先是迷惑了伟大的恺撒，后又控制了一代名将安东尼。从而在罗马的舆论中名声狼籍。屋大维认识到“祸水”对他的危险，毅然拒绝了她的诱惑，而终成王霸之业。

有一种普通的看法，认为“祸水”观念的本质，是父权意识。即，在男子中心的文明社会里，常把危机的发生责任，推诿到“弱者”──妇女──身上，以摆脱男子自己应负的主要责任。……这个看法，有部分的正确：“祸水”这一评价，确实含有推卸责任、转嫁危机的倾向。但是，许多“女人祸世”的故事，却在评价之外提示了一个事实：在历史转折的某些关头，妇女确曾起过先驱式的作用。而这作用，是由她们较为敏感的精神倾向，更富好奇的心理特点促成的。

人类是如何从自然状态“堕落”的？是从女人的好奇与尝试开始的──夏娃偷吃禁果，破坏了神圣的自然律。文明社会，为什么充满了动荡和不安？是从女人的好奇与尝试开始的──潘多拉打开了天神所赐的匣子，放出了瘟疫、罪恶和欲望。只保留了一点可怜的“希望”……

女子比男子更聪慧。她的心灵飘逸着不可名状的好奇。任何高级文化，尽管在表面上都逼使女性退居次要地位，但却离不开女性的才智（或为视线之下的“基础”，或为对既成的文化发出疑问的新“出发点”）。法国贵族妇女的“沙龙”，就曾在欧洲文化史上起过温床般的催化作用。根由在于：女子有更强的直觉力，更敏锐的感受力、更迅即的模仿力。

谁都知道，女子的语言能力远远超过男子。人们常常发现，同时移居它地的成年男女，女的学会新语言，比男子较易。女子对事物的理解，比男子有更近乎本能的洞察，男子则更多依赖推理等抽象智力活动。另方面，女性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摆布。比起男子来，她坚持自己意志的力量显得薄弱一些。这些特点使她面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变得矛盾：既爱新奇，但受到压力时又易于退避以至根本放弃。

各种“祸水”故事，讲述的实际上是个好奇心的问题。妹喜特别爱听撕裂绢缎的声音，是因为这声音在生活中太稀罕了。她的“罪恶”，只是不受节制的好奇。妲己的“罪恶”亦属此类。她的直觉断定：年长者在冬日涉过溪流时之所以惧寒，是因为骨髓空虚的结果；而青年人的骨髓充实，故祛寒力强。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她唆使商纣王当场断下涉川者的胫骨，进行“活体解剖”──造成常识不能接受的惨剧。但却是历史上最早的活体解剖。

人的许多“罪恶”，都是过度使用好奇心的结果。

基督教说人类的苦难和文化来自“原罪”。细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苦难和文化这二者本来就是同源并同步发展的。一则韵味无穷的寓言说，“原罪”就是女人经不起“诱惑”，背弃了神的诫命。剥去其神学外衣，发现原罪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神的诫命”，只是那必然要被人的探索精神摧垮的自然奥秘。而所谓“诱惑”，也并不仅仅来自“狡猾的蛇”与“恶魔”，或任何外在的“客体”──诱惑，只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好奇心理、求新意志的外化投影。

047

伏尔泰说：“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也会制造一个上帝。”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诱惑，人的求新意志、好奇倾向，也会生出自己的诱惑！”这，就是“原罪”在文化学上的真实含义。文明是“原罪”的产物！原罪，则在文明之光的催化下分化为形形色色的“罪恶”。尚未心力交瘁、疲惫厌倦的文明人类，将闪射着兴奋、激动的眼光，投注在“原罪”上。只是等到人们在文明的崎岖之路上劳累不堪时，才会回首企盼没有原罪但也没有文明的“黄金时代”，产生种种关于乌托邦的幻想。看一看各种乌托邦图景创作、流传的日志──便不难发见：它们都涌现汹涌于社会衰落、文明停滞、精神疲惫、信仰崩溃的时代。

凡是“有活力的”东西──就是“好的”。愈富于活力的东西，就愈生动、愈新颖；它的形式极其不固定，的“性质”也日日更新。它不断地涌聚起来、增长起来、在广袤的大地上四下里扩张、骚动──任什么也挡不住它的热情之奔放。它也不断地消散、心灰意懒、穷极无聊、独蹙于阴郁的一角──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悲天悯人、沉思泪彻了它的洞天……

人们说它是“恶之花”。是世界罪恶的私生子。它没有足够的道德掩护去继承世界罪恶的王位──因为它不太投合俗人的胃口、不太有着伪善的面目和卑劣的决心。但它却像一个孤独的隐士──永远创造着世界文化的天地。不论这天这地是绿的，是红的，还是黑的，或蓝的……

它弥漫着自身。所以它需要扩展、要“伸个懒腰”、要创造某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某个“精神上的儿子”。是“第三世界”的源头。“第三世界”被一种神奇的魔力和怪诞的倾向一旦创造了出来就狠狠支配着──要向它的“精神之父”、它的源头，进行敲诈勒索：直到他们穷精竭虑、半死不活而后已。要延续自己的愿望支配着第三世界；要完成自己的愿望催促着第三世界……

除了“第三世界”──还有一个“第四世界”，一个人类行为的“第四世界”。当然只能是某一部分人类。一切“有活力的东西”总要超出自己去实现某种不同种属的表现──溢出自体，第三世界就这样支配着第四世界。

048

文明与原罪，是可喜可叹的孪生之子。

如果人类不曾受到强烈的诱惑，如果人类不曾对上帝的自然法则犯下“破戒”的罪行──他诚然不失动物式的“幸福”，但却产生不了人类特有的“光荣”。这光荣，体现在这一曲折的形式上：“受了诱惑──认识诱惑──再用理性的力量去净化诱惑，以创造更高的文明”。

“克己复礼”，是文明衰落、社会危机时的理想。它有弥合社会分裂的心理效果。但它的出现，并非向上精神的征兆。只是希望向下滑动的速度放慢一些，藉以减轻社会冲突的危险度。它的具体消极性表现在：如若人人果真成功地克制了自己，文明的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燃料”──“诱惑”、“欲望”、“罪恶”──也就无形消失了。“克已复礼”的抽象价值在于，正因为它实现不了，反倒有助于缓和文明的紧张程度。正如“和谐”的理想，也与文明的本质相冲突，但却能为过于炽热的文明进程，提供一帖爽人的清凉剂。犹如绿色和平运动在地区暖化的危机中，异军突起。

049

文明，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具体的文化发展，可能甚或必然趋于衰落、消亡──以便为新的文化、新的星辰提供空间──但却不可能逆转。“复辟”现象，只能是局部的、形式的。因为“全面复辟”的设想，违背大宇宙也违背小宇宙（文化世界）的定律。文明意味着：我们被一种自己正在参与、但却是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主宰着。我们身在其中、心摇其间，能动、能变，却不能不动、不变。

050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一百二十年。' 那时侯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旧约·创世记·第六章》）

世界是广大的，又是狭小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人”这一主体之外的某个纯粹客体。恰恰相反，人们历来所谓的“世界”仅仅是：受到人的精神之光辐射、被宇宙的神秘所透视的某个低下的空间及其显示的时间变化──世界，是被人的心灵之眼洞察到的宇宙之角；进一步说，作为人的身体属性的生存空间即是“世界”！在“人”这一主体的身心整合作用之下，物我成为同一的。

对不同的身体，“世界”因此是不同的。正如对不同的心灵，“宇宙”是不同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就是“四海之内”──而中原的“诸夏”国家，位于世界的中心。古代希腊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是他们海上活动的基地──爱琴海。爱琴海的西部陆地据此被命名为“欧罗巴”，东部则命名为“亚细亚”。

著名的世界征服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希腊一直掳掠到印度河流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以及他那时代的一切希腊、波斯的有识之士）认为，印度已是世界的东方尽头。他们不知有中国，更不知中国之东的万里之遥，还横卧着一片比当时已知的全部世界还大的“美洲”！同时代的中国人，好不到哪里去，也正忙于自己的“战国争雄”，对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

人心目中的“世界”，是如此逐渐广延、深化的；但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构成人心目中的“世界本身”。这是多么富于戏剧性啊。

人类越原始，他的光所能照亮的世界就越狭小。而没有从宇宙的神秘折射而来的心灵之光──人是看不见世界的。他无从形成关于世界的任何观念，哪怕最粗浅、最狭小的观念。原始人类的活动空间局促，他们的生存之角十分狭小──因此，“狭小的世界”对他们便成了“广大的世界”。每个群落，都被自己的圈所囿，他们只能以类似神话的形式去设想自己圈子外的事态；再以此回过来解释自己圈子内的种种现象。

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知疲倦、满足的拓展，其“扩张精神”达到无限贪婪的地步。他总渴望获得新的质料（物质生活的光与热）、新的信息（精神生活光与热）。他总是渴望到现有的生存之角、宇宙之角外，寻求更新更神秘的实体。这实体被想象的魔力挑逗，又以确定性使人神往。于是，矛盾的双重（想象性与确定性）凝成巨大的引力──把人牵出那因熟悉而变得温暖，但又因熟悉而变得乏味的窝。这时，他面对更广大的、更让他激动的“新世界”。

世界并不新，但它超出了旧心灵的观测范围，故有新奇之感。

051

一切英雄，都是扩张精神高涨的时代。英雄时代，并不是一去不返的考古学上的遗物，而是永远潜伏在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机遇，因此英雄时代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把人的命运重行推向更心的奇峰，即便在最平庸最压抑最堕落最灰心的年代（如当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每一个正从旧文化的模式、旧眼光的局促、旧生存空间的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时代，都是一个英雄时代。我们就身处一个英雄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人民都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

十字军东证，是中世纪欧洲的英雄时代；

地理大发现，是近代欧洲人的英雄时代。

特罗伊战争是古希腊人的英雄时代。

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现代产业体制的英雄时代。

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共产国际的英雄时代。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是二十一世纪某种进程的英雄时代？

──正如青铜的出现标志着旧大陆人类文明的英雄时代；国家的起源则标志着人类面对秩序与良心的巨人冲突而做出痛苦抉择的英雄时代……

052

英雄时代伴随着文明的生长而循环反复地有节律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可能成为一个英雄。每一个英雄时代，都伴随着一个事实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后人正是透过这一运动的若干文化沉淀（“结晶”），去体察这些英雄时代的存在。真正的英雄时代，是有生育力和繁殖力的，它是新文化的被裸。英雄并不是一个溢美的封号，不是力士与忠仆，而是文化的教父──“绝后的英雄时代”即等于虚无。

053

各个英雄时代有个共同的业绩：突破隔离。

军事征服是突破隔离的一种方式；文化革命则是突破隔离的另一方式。

它们面临着的共同挑战就是：如何突破隔离？至于它们的应战方式则各各不同。

有的文化机体如犹太社会的英雄时代，是从宗教信仰下手去突破它的局促状态，从而完成了一神教革命。

有的则从军事征服下手，如亚述人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立。

有的从经济贸易下手，如古典希腊和近代欧洲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

有的则把政治地理、文化表象生活领域整合为一，如秦汉中国的英雄时代（殷末周初）；从而形成世界史上最庞大、绵延最长的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在世纪生成过程中，各文化共同体又面临能走多远、能克服隔离多久的问题。英雄时代终会逝去，扩张的精神趋于衰退。它的突破隔离的效率，总会慢下来，它的“新边疆”形成新的隔离之势。

这时，英雄时代无上自信的热情。会让渡给审慎、冷静的务实态度；以信仰为基础的勇往直前，会让渡给策略性地试探发展。同时，英雄时代最宝贵的品质、它的原创性，则被“后英雄时代”模式与走势取而代之。

054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中。生活圈、文化圈以及精神注意力的圈。如，汉字的发明者们是多么智慧啊，他们把圈子的圈和猪圈的圈作了同样的文字处理。人的圈子，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圈”，仿佛无形的、联系密切的牢狱。不是“烟火圈”的圈，大约只是人生的一瞬之间。

人圈不仅使居住其中的你我他具有排他性，而且遮蔽了你我他本应具有的丰富感觉。人为兽做圈，是要取其奶、肉与劳力；人我自己做圈，为的是相通以息。这似乎体用不同，但“信息时代”的真理不是在说，“信息是财富”、“信息是粮食”吗？灵与肉，因此合一。每个人都仿佛在自己的梦中，每一种生活都类似于井蛙的生涯。一只笼，就是一个圈（生活圈、文化圈）；一口井，就是一个零（“〇”──自我封闭，自相抵消的体系）。它的性质上是很少依赖外界供养的，尽管它像细胞那样与外部进行微循环式的交易。

055

原始时代，入被严酷的自然环境制约着。文明时代，入从自然状态中相对独立出来，但又被自己的文化环境进一步隔离起来，成了人造系统的奴隶。

“野蛮”的猎人所居住的环境，在许多方面与其它动物的环境并无任何不同。虽然人的环境己被语言及文化中一大套其它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相对于动物的环境），而文明人，则居住在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之中。文明，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他制作了这个环境，以把自己与那原始的自然环境隔离开来。”（柯林·伦福儒［Andrew Colin Renfrew，1937］：《文明的起源》，1972年伦敦版）

其实，早期的文明居民把自己与自然状态相隔离的“创建”，也同时在人的群落之间造起了一道无形的黑幕。而造成这些壁垒黑幕的诸种要素中，人的分群愿望和地缘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

地缘因素是造成早期文明相互隔离的主要因素。它限制了人际交往，使各种人文现象只能“依山傍水”、仰赖环境地分道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各种文明的人文要素获得了鲜明的区域特性。隔离人类的地缘因素，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来自陆地的障碍。

陆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同时，它拥有对人类活动最使人感觉不便的障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A，山脉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崇峻的山脉曾给人的心灵留下深刻严峻的印象。许多山岭被原始的心灵被原始精神认为是“众神所居”。如古代中国人心目里的昆仑山脉、引渡人心目中的喜马拉雅山、欧洲人的阿尔卑斯山．印加人的安第斯山、日本的富士山、古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等等。而这类“神居”受到神化、人格化崇拜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有力地阻碍了人类的交往，严格限制了人类的活动半径。这激起他们渴求见到“大山那边的土地”的欲望和想象。但跨越这些山岭，往往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去跨越它，似乎又不甘心。

《愚公移山》的故事，正是以幻想的乐观主义，表达了一种在大山压顶下无可奈何的心绪。

山脉，古今往来都是作为大的文化圈和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单元的分水岭──屹立世间。它是自然现象（山脉）与人文现象之间关系的一个活的、但沉默的象征。喜马拉雅山山脉，是印度文化圈与“远东文化圈”──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高加索种系和蒙古神系的隔离者。高加索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则是切割欧洲文化内部区域的巨刃。

就中国境内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区域而言，山脉的切割作用依然显见，昆仑山脉隔开了西藏民族文化单位与新疆的中亚文化圈；横断山脉隔开了西藏与云贵文化区域；南岭山脉的存在给岭南地区文化特异色彩的形成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而长白山脉和十万大山的存在，使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某种质的改变，促成了至少两种新的民族文化的定型。山脉，既是一种文化势向前跨越的障碍，也是它免遭外来文化过度压力的屏障。

B，沙漠

沙漠和它那变幻无情的生态构成了吞噬一切“翰海”。它是前进中的人类必须渡超的陷阱。不但在古代而且在现代，它都是人类的畏途，诱惑、威胁着环居在它周围的人民。绕过它是太遥远、也太渺茫了，穿过它则是神秘而危险的。累累白骨，是大沙漠特有的点缀之一。大沙漠因而成为各个民族文化的边界。更令人侧目的，它作为大文化圈的起点和终点──矗立于世界文化潮夕的消长之中。它的隔离作用，迄今未衰。即便现代科学技术的“魔法”和力量，也只能部分地达其超越的功能。非洲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史前直到今日都是北非文化圈与中非文化圈之间明明白白的界线。这种歧异甚至体现在人种方面，沙漠以北“北非”居住着高加索种族的含族分支，沙漠以南的“中非”，则为尼格罗族和尼格罗种与含族这两个种族的混血类型。

大沙漠如此，中等规模的沙漠亦然。在古代埃及史上，西奈沙漠的存在，是埃及文化圈与近东（巴比伦、叙利亚、希伯莱等）文化圈之间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天然边界”。两种文化势力，及其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你争我夺，但没有一方能够获得永久性的推进。同样，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沙漠，曾长期受来自中亚分直接统治，至少，曾弱化过这一统治。使之终于本地化。

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沙漠，其东缘已渐入中原文化圈的势力范围。而其本身及其以西，由于人文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原因，受中亚游牧生活的影响，强于受中原农耕生活分熏陶，表现出显著的中亚文化特征文化的划分法，一般将之归于中亚文化圈。与此相应，沙漠两边，在人种方面也有差异，属于伊斯兰教中亚文化的民族，多属于中亚种族（高加素与蒙古种的混血），属于大乘佛教（汉族和喇嘛教藏、蒙等族）东亚文化的民族，多属于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

蒙古大沙漠，也起了这种分离作用。自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它就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它便于游牧族骑兵的突袭，而难以被农耕居民所防守，自从史记载以来，它一再被大沙漠以北、以东、以西的游牧集群利用──成为南下侵夺中原农耕地带的军事“跳板”。但这块军事上的“跳板”，在文化上依然发挥着普遍的隔离作用──它对长城内外的两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的分化、定型和发展，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C，水域的障碍

水，是人的生命、生活所仰赖的必须品。但广袤的水域，却不利于原始人的交通。中国古代神奇、深刻的“天书”──《易经》中有不少的爻辞，上面布满了“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一类象征性的文句……它表明“涉川”这种古老的渡河交通，给古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不便，以及这种不便对他们心理的压力有多么巨大。这些，很自然地体现到他们卜算问卦、预测未来的观念系统中来了。

其实，迄今古代，即便现代，大片水域的存在，都对文化势力的流布发挥微妙的作用。对善于利用者，它是“通道”，对不善利用者，它是“天堑”。水域，含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古今的民间信仰，无一例外地认为“水中有巨怪”。这些巨怪对人并不友好。

水域阻碍作用可分两类，一是“陆地水域”。如海峡、湖伯、河流；一是“海上水域”，如大洋。湖泊江河的阻碍作用，体现在两岸人民的文化差别上。例如中国长江南北，历史上（尤其是唐代以前）曾分属文化上相隔、相异的两个系统。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伏尔加河同具这种作用。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格兰德河、五大湖在北美历史上，也发挥过关功能。

江河因其漫长之故，对地域的切割作用比湖泊更大，因此，隔离作用也就更大。海峡、海湾在地质上属于海洋水域，但在文化上，它们与湖泊、河流的功能却十分近似。

对于创建了伟大文明系统的人群来说，必须把湖泊江河等内陆水域变为交通的要道、文化的纽带。如尼罗河、两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善用”的功能。湖泊亦然，如“五大湖”现已成为北美大陆内地水路交通的枢纽。黑海、里海、以至地中海，中国的洞庭湖等内陆大片水域，这种勾联的功能十分显见。

但内陆水域的这种益处，是文明手段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不是自然而然来到人类手中的。对水域的双重作用，必须“历史地看待”──技术力量越低下、文化圈就越狭窄──这时，内陆水域的隔离作用就会人于沟通作用。只有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已成功地跨越水域两岸时，“天堑”才一变而成为“通途”。如长江，已从过去的“天堑”因素为主的状况，变为今天“通途”因素更多的格局。也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日子，它又会再度成为天堑？而且是更可怕的天堑？事实上，内陆水域的这两种功能，是交织的、而非依照“阻隔──沟通”的模式直线发展。如长江中下游的巨大水域，在先秦时代有效地隔离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但秦汉统一运动的高涨中，这一自然的鸿沟被克服了。但随着文化统一力量的衰弱，它到三国、南北朝时代，再次发挥了有效的隔离功能。到了隋唐时代，随着分裂的弥合，经济的恢复甚至发展、文化圈也趋于“复原”和扩张。再加上大运河的贯通，使长江的沟通作用突然增长，它一变而为南北水路交通的要冲。

历史的潮涌就是这样。它有进，也有退；有退，也有进。再次有效显示了阻隔的能力。北宋末年、南宋一代，它的分离作用依然“一如既往”……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长江仍是南北势力对峙的标志，甚至是分庭抗礼的界线。

可见，地缘因素的隔离作用，可能弱化。但不会消失。

“海上水域”在扮演阻隔和沟通这种双重角色的方面，可以说是内陆湖泊河流的扩大，往往还可以说是一种由水构成的“草原”。船，在海上的用途，相当于马在草原上、骆驼在沙漠里的作用。古代中国人把戈壁滩和蒙古草原叫做“瀚海”，正是基于对沙漠、草原与海洋之间的这一相似性而做出的称谓、理解：缺乏适当技术手段，它们就是绝境；而对善于驾驭它们的人，则是无所不达、胜人一筹的通途。

对擅长骑术的游牧民族，草原是独往独来的广阔天地；对娴熟舟楫的航海民族，大海是他人难以问津的势力范围。蒙古人曾广泛活动于大戈壁四周；贝督因人终于占据了阿拉伯沙漠外围的所有区域，并侵吞了北非、中东；希腊人、罗马人把爱琴海、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与文化纽带；俄国哥萨克把欧亚大草原变成了向东亚扩张的长长跳板，侵吞了鲜卑利亚（西伯利亚）和部分蒙古、黑龙江流域；近代西方文明则利用海上优势，在大西洋两岸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文化圈。

海洋对种族、文化的隔离作用，小于巨型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几千公里的浩瀚水面。但与平原相比（即便平面上遍布着山岗与河流），海洋的间隔，无疑会导致分离倾向──对照一下跨海（大西洋）西进的英格兰人和越陆（鲜卑利亚）东进的俄罗斯人，就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北美殖民者不但获得了社会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文化上也显示出巨大的变异；而即使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现实中的鲜卑利亚殖民者两方面对其宗主国俄国的依附程度都远过于当年北美人对其宗主国英格兰的依附程度。

我们看到，今天，“欧洲列强”的一切“海外领地”都独立了。但被陆地联成一体的殖民领地（如苏联的亚洲部分、美国的中西部），则无此幸运。这表明，陆地的隔离作用实际上较海洋为小。

D，其它因素

封闭人类活动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茫茫的林海、静静的沼泽、甚至普通的荒野和草原──都横亘在人类群落之间。许多威胁人类生命的生物群落──如猛兽、毒蛇、甚至是昆虫群和微生物的侵袭如传染病等──也曾履行它们隔离古代人类的“天职”。人们无法超越它。

这些复杂而有机地交织一体的生态系统，构成了犬牙交错的生命界内部的“鸿沟”──它在无机世界的切割之外，又加上有机世界的阻碍。人类，面对着如此重重的隔离。

然而，不论是来自无机世界的阻隔，还是来自有机世界的阻隔──其核心都是个“距离”问题。换言之，使这些阻碍因素充分发挥了隔离人类的作用的，是默默支持它们的“距离”。

除去山脉、沙漠、水域的障碍，陆地哪怕是平坦安全的陆地本身──也是一种障碍。平原，作为人类活动的主演场所，也就拥有最不易为人察觉的一个障碍──距离。

距离貌似普普通通，其实是个“神秘的要素”。它既以无形的阻隔──绵延不已──分离人类，却又激起他们要求克服这一阻隔的想象力与实干精神。许多物质文明，都是为了“克服距离”而设置的，舟、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投石、弓箭等武器。物质文明，实为克服空间距离而设。

许多精神文化，则为克服时间距离而设。如神话、传说、文字、书籍，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观念、价值与“精神”。

距离，沉默的空间，近乎无限的绵延……是可怕的。当瑞典国王、拿破仑一世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士们，踏上入侵俄国的不祥之途时，使他们沮丧以至最后绝望，不是俄罗斯人的抵抗，而是东欧人平原那无边无际的“距离”。即使阿道夫是狼也无济于事。这平原以千篇一律无变化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使这“距离”变得难以忍受。于是，单单俄国人的“撤退”就足以瓦解侵略者的力量，最终，摧毁了他们的士气。距离，除非有更卓越的工具加以缩短，否则，任何进攻都会被距离淹没。尤其俄国，是只能从东面予以征服而无法从西部予以征服的！

更深入一层，诸如山脉、沙漠、水域等障碍，其要质也是个“距离”问题。如果山脉很短，即便再高再险──像富士山宛如一座天然的纪念碑──又有何妨？如果沙漠、水域面积很小，即便再枯燥、再深沉──又岂能断绝人类的跋涉？一切地缘上的交通问题，都可归结为──“如何克服距离”。

056

就近代以前的记述能力，即便没有山脉、沙漠一类的“天险”，仅仅是遥远的距离这一项，已足以使文化圈的形成受到根本局限。现代技术，能较有力地解决距离问题。但即使它也无法消除距离问题。飞速的交通工具和迅捷的通讯设备──减轻了距离因素，减轻了人类及其文化的沉重负担。但它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极频繁的交通事故、通讯设施常遭窃听与破坏等等。

所以，距离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人类必须永远面对的问题。今天，人类已能飞往太空。于是，“距离”这一古老的问题，又有了全新的含义……对这一切，人和人的文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面对遥远的距离所造成的难题，任何不断扩大着的文化圈，无一例外地经历着两种变异：

A，分裂； B，寻求更集中的权力以克服分裂。

分裂，这是生命世界自我延续、自我扩充的基本途径。从最原始简单的真菌到最复杂精巧的人类──离开了“分裂”就无以为生。人的种族演化，伴随着分裂现象；人的语言演化，同样是分裂之果。作为人的属性与表象的文化，不也遵循这生命界最顽强的分化定律么？

文化的诞生，或从“自然状态”或从它种文化分裂而出，在发展中，有的分支淘汰了，有的幸运，长得蔚为壮观，不经历充满撕裂感的分化（其中既有痛苦，又有欣喜）──文化不可能长成参天之势。

但文化不同于一般生命现象。它是超越体能的，因而更自由、更富于自主性。各个文化有机体，一路按“分裂的必然”顺势发展；一路则抵抗分裂，以内在凝聚向“自决”前进。它势必在“分裂”和“统一”之间选择一个“中庸”：太统一了，缺乏活力、缺乏生命。分裂过甚，则危及有机体的内在平衡。

057

对特定的文化圈而言，它在地缘意义上的分裂与统一，也是与“距离”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在东欧大平原上的古代斯拉夫人，并无峻高的山脉、浩瀚的沙漠以及难以逾越的水域等自然阻隔的作用，最后却也分裂为三大群落：南斯拉夫、东斯拉夫、西斯拉夫。每个群落还包括若干个民族集团。从文化发展看，斯拉夫人缺乏自己的统一性，它们分属罗马天主教（以西斯拉夫的波兰、捷克、克罗地亚为主）、希腊正教（以东斯拉夫的大、小、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为主）、伊斯兰教（南斯拉夫若干民族）。

这种分化，和东欧广袤的空间、漫无边际的“距离”不无关系。相形之下，欧洲另外两大语言集团──拉丁人与条顿人，则大体分属罗马天主教（拉丁）与宗教背离运动后的新教（条顿）。因为西欧、中欧的空间比东欧紧凑得多──它面临的“距离”的挑战，也就相对不那么严重。

生活在印度平原上的古代雅利安人集群，曾以古梵语为其共同语。并留下大量梵文经典。但他们终于同样未能克服遥远的距离所造成的离心作用。最后，分裂为若干不同的民族。仅粗略的统计，就有以下十三种民族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蒂语、信德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阿萨姆语、克什米尔语、尼泊尔语、以及著名的吉普赛语──原来纳粹德国所歧视的贱民吉普赛人，倒真是地地道道的“雅利安人”！

文化分裂较语言更甚。操雅利安语的居民分属五花十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们的观念体系的分歧委实惊人。大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等区别，小的宗教不计其数。

与“分裂”的趋向相抗衡，是寻求更集中的权力以克服“距离”──发展、扩张内在的文化实力。为了克服距离的阻隔（离心）作用而追求更大的能量，是一切文化的实际倾向。各种文化的不同，只是它们成功的程度、采取的形态（形式、“手段”）、以及被它们克服了的“距离”（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不同。权能的形态，有军事、宗教、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等等。在多数场景中，它们是兼容并蓄、广采博纳的──每一种统治文化都动员了自己可以动员的各种力量遏止分裂、谋求统一。只是，不同场景（时代、社会等时空形式）的文化条件，其主导力量不断移易、有所不同而已。

058

在寻求统一、遏制分裂方面最成功的文化事例，是近代以前的“郡县制的中国”。

现代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广义的文化结构当然包括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封建主义的。但是，这却是一种大大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或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日本的分封型封建制度（类似中国西周时代盛行一时的分封制度）的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封建主义”。它的特点是依靠乡绅阶层“间接统治”农民大众的前提下，不断强化官僚统治的中央集权。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生产力下，这个主要依靠收取地租和征发劳力而存在的文化结构，却取得了当时（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世界上最集中的文化统一、最持久的政治统一。

作为远东文化圈的主体，“传统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无论在人文学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宗教上，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不少要素远未退化为“遗产”，至今仍是活的，仍有功用价值。与此同时，它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合一性，甚至体现为某种“政治的艺术”（权谋诈术），比较引人注目。其实际功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阶级统治的方面。即皇室贵戚、官僚名士等超经济的政治特权阶级，对经济阶级（农民、商人、工业劳动者）的一整套统治系统。它发展得相当完备、成熟。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堪称一绝，它具有体制意义上的极大稳定性，但对文化的多元发展──“分裂式的生长”，却极为不利。

（二）稳定文化圈、凝聚文化共同体、扩大民族文化势力的方面。它表现为：成功地克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巨幅版图之间离心倾向。成功地沟通了地方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使之不致发展、分裂到有害于文化──政治的实体统一的地步。对中国民族文化和远东文明的发展而言，这却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公元三世至六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内乱，和文化──政治实体的分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头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南北朝短短两百多年间文化──政治的世纪分裂状态（地域上的相互隔离），对造就南朝、北朝文化的各自特色，并最终融为一个更有活力的隋唐新文化──有根本性的贡献。

059

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实体，是一个保全民族文化和发展远东文明的必要。

浏览世界历史，还没有其它一个文化有机体在克服空间和时间等距离的压力方面，取得过同等份量的成就。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致稳定了两千年的版图，在工业时代之前，只有蒙古人帝国可与此相作，但蒙古帝国是昙花一现，缺乏内在的统一，根本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至于早期的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主要是商业匪徒四处流窜的“势力范围”，并未形成文化──政治的有机实体。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的成就，是对空间距离的胜利。三千年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只有印度可以与之相比，但印度却经常陷于社会政治的分裂状态，最终使文化圈内部形成严重的相互隔离状态。不但种姓隔离，而且教派林立、民族对立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这表明，作为一个文化圈和文化实体，印度次大陆在克服时间距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远逊于中国。

中国的特殊性，使它成为孤独的。它的命运，既不同于日本、印度、伊斯兰，又不同于西欧、东欧，美国的文化也不适于它。

060

人的孤独在于幽闭：他既脱离了动物的伙伴，普遍水平，但又不见容于“上帝”，从而始终企及不了新的确定性。他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游移着。文化既是人的屏障又是人的牢狱。

061

昆虫和鱼类通过传播化学物质以传递信息。蜜蜂和鸟类则运用精巧的身体语言如“求偶舞”等等来表达愿望。而各种高级的灵长目动物，能发出复杂的声音甚至能够做出“挥手欢迎”的动物！但只有人类，能够掌握有复杂结构的语言，并滔滔不绝地说，甚至记录下来。

人的思维因此和语言密不可分。小说家常常描写过那种“四目相交”，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式的交往方式。但这种情形在高级生活中却太少太少了，且误会的成份更多更多。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彼此用极其复杂的话言，尚且难以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四目相交”式传递信息的方式，如果没有大量预先的默契、约定为基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它更多可能发生在两性之间，即“爱情的王国”里。或者，发生在其它动物色彩十分浓厚的行动中，如争食、自卫、乞求、交易、哀悼、骄傲……因为这是些“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文化。

062

外因论者把火的发现、使用，看作人类文化的第一道闪光。但考古学已能证明，前石器时代的猿人已经用火。因此，火的发现是前文化阶段产物。火只是自然力与文化力的中介，而非文化力本身。同样，“手”的作用也被夸大了。手工操作，并不是人的创举。不少灵长目动物，完全有能力折断树枝、指手划脚，从铁笼的缝隙拨弄笼外的物体。但它们并不是人，也没有指望“进化为人”。由此可见，人比较独特的是语言的系统能力。人的语言，已不再像鸟兽的鸣叫那样，仅仅表达情绪和本能。它已能表现推理与判断，表现出对于事物的归纳能力，对“类”甄别、认识。

使人从他的动物界同行的根基中，分离而出的第一要素，是他的语言能力。语言密切了人际关系，强化了人的群体合作。更重要的，语言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的思维、细腻了人的心理。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的发展，都是语言的结果。在语言的刺激下，人自身的蒙昧状态首先瓦解。在语言的冲击下，宇宙的混沌状态接着破裂。从蒙昧、混沌的“弹壳”中，迸裂出一个活脱脱的精灵，这就是“英雄时代的精神”。是挣脱了各种习惯之“神”的超神的神秘。超神之神的第一个“神”，是静态，是观念、偶像、习惯；超神之神的第二个“神”，是动态，是思想、启示、宇宙的神秘。

063

身处英雄时代的人类，是充满动态的，因此也是神奇的。

“那时，有些超人（神子）看见人类下女子美丽，就随自己的喜好娶她们为妻。从那以后，地上有巨人出现。他们是，超人，跟人类的女子所传下的后代；他们是古代的英雄和名人。”（《旧约·创世纪·第6章》）

这样的“巨人”，没有留下他们的“化石”。因此，地质学、考古学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当时的心灵与环境的产物，他们曾经生成在人的文化（而非自然环境）中。在人文主义看来，“巨人”就是掌握了语言的奥秘，从而能结成强有力的、相对巨大的群体的人。巨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英雄时代开始的标志。

064

“死亡谷”对人的命运充满象征意味。

世界上有著名的“四大死亡谷”。它们错落分布在即度尼西亚、苏联、意人利、英国。印尼爪哇岛上的死亡谷，共有六大山洞。它们像神话中的“妖魔洞府”，贪婪地吸吮世界的精华。每当人或动物行经洞口。就会身不由己，被一股神奇的引力吸入洞内。幽深的洞里，因此布满了人与兽的白骨……这些大自然的牺牲品，是死于中毒还是饥寒交迫？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还不能对此交出明确的、齐一的答案。

在苏联勘察加半岛的克罗诺基山区里，有个更大的陷阱。它宽有二、三百米，长达两公里！那里的地势崎岖不平，天然硫磺狰狞嶙峋地露出地表，到处可见动物的尸体。据新近统计，又有三十余人误入这死亡的国度，做了冥府之宾。科学家们曾多次来此探险，试图破谜底，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意见仍是支离破碎的。

意大利的那布不勒斯城和瓦维诺尔湖附近，有一个对人类特别优惠的死亡谷。它只歼灭入侵的飞禽走兽，但却丝毫不妨碍人的行动自由。人可以在这宁静的“动物坟墓”里逍遥漫步，思考宇宙的广大与玄秘，赞叹造化的不可测度。但这无言的墓地，却活在人的身边，每年悄然吞噬掉三千六百余头茫然无知的动物。

和意大利死亡谷交相辉映的是美国的死亡大峡谷。它潜伏在加利福尼亚与内华达州相邻的群山之中。这是地球最大的“死神之口”。它的宽度在六至二十六公里之间，长度竟达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峡谷两侧悬崖高耸。1949年，一支寻找金矿的探险队，因迷路而误入其中的一段，全部队员除数人侥幸爬出，其余统统葬身其中。最难解的是，幸存者不久也一一不明原因地死去……此后，多批探险队员前去调查，但大多也一去不回。

大概是什么“有毒无知”侵害了人的机体？可是，这个死亡大峡谷却并不伤害动物：那里繁衍着二百多种鸟类、一千五百头野驴、以及无数的蛇与蜥蜴……邻近地区的人把这个“人类的坟墓──动物的乐园”成为“鬼谷”。当地的白种人只能据以推论说，是印第安人的大巫师在此施下了“魔法”，以报复色目人对他们的侵略……因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鬼谷”独独对人如此凶狠，而对动物却仁慈宽容？

从地质学上看，各个死亡之合可算“例外”。但从人类的命运上深思一下，死亡谷却是自然严酷的一个缩影。人类的文化，正是从类似严酷实为星幸运的些微“裂缝”中顽强滋生出来的……

死亡谷，象征那惯于“以万物为刍狗”的宇宙（《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即宇宙与政治的牺牲品、祭祀）的无限冷漠。宇宙有自己的意志而不顾念于万物的存在。有时，二者碰巧相合，于是人们便很幸福；但更多的相背处境却使他陷入“悲剧”，并且命中注定不能消除“悲剧”：因此，他比动物更不幸。唯独在死亡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众生平等”。

065

“人，是会死的！”这是一个令人震骇的事实。

当人的灵魂意识到自己亲人、朋友、情侣甚至自己（！）以及周围熟悉的、令人留恋的一切──都是终将破灭的泡影时，英雄行为就获得了持续的动力，于是个人英雄的人生阶段就开始了！英雄时代，是人寻求自己的精神故乡和精神归宿的时代，不论是民族的、小集团的、还是家族的与个人的；因此英雄时代的前提就是一个缺乏归宿感的时代。

066

人们出于生物的经验，造就知道有“死”这一现象。原始人类以“死”为灵魂的转化。当人们的推理能力已理解“死”是全然的毁灭、彻底的“永劫不复”时，“死”，能激起一阵阴霾似的观念，这阵阴霾式的观念的潮涌，使人窒息，激起尘世的绝望、挣扎、英雄行为等等系列反应。

它引起生理──心理的强烈冲突。人称这种反应为焦虑、恐慌。有什么巨臂能超拔人类于死亡的境地呢？

没有。任何人。任何可见的力量、一切给人生命和维持生命、发展生命的外物与精神──都不能让人摆脱死的魔爪和梦魇。于是，人便乞灵于自己的思路，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

乞求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只能满足于一时不能满足于长久，是绝望，使得英雄精神得以崛起。它用狂热的奔跑，甩掉死的阴影。用奋斗的光，驱散弥漫宇宙的彻底的冷漠暗淡！

067

死后有“灵魂”吗？──这是无数人问了无数遍的古老疑问。在“有”或“无”的答案后面，人们用自己的希望织就形形色色的“新解”。它们有长长的论证以支撑自己，以免仆倒──因为宇宙的压制、生存的艰辛，激起了痛苦绝望的“灵魂问题”。人渴望用自己的答案或是无答案，来平衡内心的不安、抵制那只若隐若现的、日益逼近的黑手。

生与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性爱、生育──的“问题集丛”，由此成为：梦幻和艺术的永恒沃土、宗教和哲学的不朽活泉；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的隐秘核心。它凝聚着多少“问题”？它闭锁了多少问题！

068

世界上有两种胜利，老虎的胜利与老鼠的胜利。老虎的胜利是强者的胜利，老鼠的胜利是弱者的胜利。

世界上老虎的胜利少而珍贵，老鼠的胜利多而泛滥。现代文明破坏了老虎的生存处境，珍贵的虎丘临灭绝的边缘！同样是这个受人美誉的现代文明却大大拓展了鼠类的生存空间、悄悄杀害屠戮了鼠辈的天敌──四处钻营的鼠辈，正迎来繁荣昌盛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以耗子的品德为美的时代，他们称这品德为“企业家精神”、“自我推销”，他们称这种鼠辈之美为“庶民的胜利”。被人藐视的鼠辈还以廉价劳工的形式漫游世界，号称“世界大盲流”。受人白眼的鼠辈正在登堂入室，成为一代代著名宗师。老鼠的胜利，正在淹没老虎的胜利，成为世界性商业文明的特征。然而，在鼠辈的狂欢中，却流露出最大的残忍和贪婪。许多人宁愿死于虎之爪，而不愿死于鼠之齿。谁曾见过，还有比这更令人恶心和震惊的事：一个人被一群鼠活活咬死！

069

如果在动物世界进行普选的话，老鼠获得的选票肯定大大于老虎。投票结果：

1，或是老虎被放逐、监禁、酷刑、改造思想（比“洗脑”更彻底）、肉体消灭；

2，或是老虎被拔去爪牙，以便被差遣去“为鼠群服务”。

因为鼠辈的数量是如此众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理应这么消灭老虎，为鼠辈服务。如果普选突破哺类的范围而扩大到整个动物圈，那么，毫无疑问的仅仅是，虫子的选票将大大超过老鼠，蚊子、苍蝇和各种寄生虫甚至微生物将通过选举而获得它们的“动物权利”，进而获得统治的权柄。

我的这种描述不是简单的讽刺，而是指出了现代文明处境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远景。越是民主社会，其文化就越是低俗恶劣；而大民主的社会，就大大低俗恶劣。

070

以人的数量来决定输赢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高唱“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之滥调，忽略并有意抹煞人的质量，因此决非真正的“科学政治”。民主政治并不像有些幼稚的附庸自由的宣传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什么“科学性”。恰恰相反，“选票下的自由”，是种混淆类别的混沌。是在同一辞藻下，掩埋不同含义的语言游戏。这种变相的暴君统治掩盖了，在貌似的行为形式下，所具有的动机差别。

071

当嬴政诞生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王子。那时，在今日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地方，这样的王子何止千百？在世界的其它更不开化的角落，其数目可能更多。后来，嬴政长大了，继承了大统，然后得以亲政。再后来，他四出征伐了，平灭了六国，征服了世界（而不是像今人误会的那样，是理顺成章地“统一中国”）。最后，他老了，并且死去，他完成了自身的还原之后，王业崩夷，新雄代立。

秦皇啊，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圆。你走得何其雄劲，你伟大；你何其壮观，你光荣；何其耐人寻味，你正确。在长河中似乎很少存在过你这样一块顽石，所以人们用称颂神灵的话语来赞美你。然而，你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忘了自己是谁，你被自己的宣传给淹没了。

“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是出于宇宙的神灵，追求万世一系、永不变色……这样，他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位置上了。如果这青年的英雄、晚年的狂人退而求其次呢？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注定要朽灭的过客？那样，他反倒是位值得钦佩的“创造历史的艺术家”了。不幸的是，历史的主人于此沦为历史的奴隶。这是再现了一个英雄过早的心灵死亡。

072

在不同命运里，英雄的兴起、来临，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时刻表。不存在齐一的节律。

不同民族的英雄文化，从原始精神的中破雾而出的时间各异。催发了这一文化革命英雄精神，“苏醒”自有先后之分。比如同年进入生理青春的少男少女，其初恋萌动的年岁，也是各各不同。英雄时代的节律，难以用考古学上的“证据”予以推定。英雄精神，是民族内心的最大秘密，尤如个人生活中的“初恋”一样，它有时外露，以其灿烂的光华照临人间，有时则内含，以其深沉的冲动波荡灵魂……它有时和经济活动的高涨、军事力量的推进，一同兴起，有时则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凋敝、亡国灭种的不幸遭遇而悄悄降临……

因此，无法用物的遗迹来判断它。尤如仅仅依据“情简”这一物的遗迹，匆匆判断某人情爱的深度、纯度、内在强度，是过于冒险的。

073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他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它的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一、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的精神、情趣、历史、想象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信息化（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而传递）了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二、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等）在内的整个外部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它们对我们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深刻制约着我们一举一动、牢牢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

074

英雄时代常是“野蛮的”。但它又质朴得惊人。它常以儿童般的敏感，迅即抓住了未来方向；以惊人的执著，全部身心投入梦想。英雄时代，包含着未来整个文化大厦的各色萌芽，它的精神足以孵化所有的文化分支；但在“文明时代”即“后英雄时代”里，我们却失去了英雄时代的意志，行动的意志。那些尚未被人造物所渗透、规范、僵硬的心灵，死了。这心灵，原是像未被纳入河床的山洪，那样充满力量的。

075

可以说，集团化乃是异化之源。

076

我们可以拿文身为例，做一个深入的剖析。

文身，可以说是人类原始精神世界的一种突出现象，它已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日益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正像人类原始精神世界中的其它现象一样，文身起源于原始文化，但并未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销声匿迹。相反，它源远流长的存在，向人们显示了一部活史，一部活在人类肉体上的造型史，一部镌刻着痛苦与意志的精神现象学。文身的世界，还显示了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间奇异的不平衡性──文化常能超越产生了它的社会母胎，而获得程度不等、形态各异的“永恒性”它像一个载体，超渡精神于物质的引力场。

具象地说，文身还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身为：“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颜色的花纹或图形”──这仅及文身的现象层次而未人其功能层次，可谓粗浮不精；但却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社会上对文身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了解状况。

从文明人的立场看，文身带有某种自戕的意味。这种有计划地刺伤皮肤以至使之发炎、变色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巫术的混合体，展现了人类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精神史中的复杂内涵。

现象与功能不同，前者是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对存在的解释。在读者就要接触的这本小书中，作者除去向人们展示了文身世界的种种现象之外，还介绍了对文县功能的五种解释：美饰说、尊荣说、吸引说、巫术说、标志说。标志说是较为后起的一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前面的几种解释。本书作者也是人体赞同此种解释的。泛泛地说标志，则标志仍是现象层次中的存在物；只有揭示了（即解释了）文身标志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才能进而确认它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因此，关键不在于文身是一种标志，而在于文具是什么标志？──通过对各种文身现象的综合分析，我们将看到，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在原始民族物我浑一的图腾制中，在文化民族区别等级身份和社会集团（如许秘密会社）的智性努力中，以及在费拉民族亚文化的职业群体和个人爱好中──无不贯穿着一根谱线：它向人倾诉着文身者形形色色的生活信念。倾诉了文身者为体现这种信念而忍受的巨大痛苦──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本身也就是一种信念使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信念，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的背部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他从事以身许国的卫国战争。这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式文身。岳母采取刺字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人惯用的题赠方式，当然和岳飞母子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但也表明，直接刺刻在人体上的符号比之印在身外之物上的符号（如写在纸上的墨迹），对当事人具有远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力。岳飞母子的文身活动，揭示了文身现象确实具有的普遍功能：社会的与心理的“言志”功能。以此，文身成为生活信念的自白。

通过文身，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约定的含义，他被附加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象征力量是通过其内在力量的节流而获得的。而内在力量的节流，是通过英雄考验式的磨难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文身活动在古代往往也是和成年仪式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以之为轴心的。它从童年开始，在青年时代达到高潮，贯穿人的整个前半生，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人体符合系统。应该说，在任何一种文县样式及其具体解释下（美饰的、尊荣的、吸引的、巫术的……），都展开了同一个现实：作为文身者的当事人，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干涉，并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愿地、身不由已地驯服于归化的精神。对归化精神的不同类型，人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出多重的、甚至是相互交叉的解释。

我个人的解释是，即便是那些显得毫无生活信念，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现代文身者，也还是通过文身活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尽管你不妨把这种信念叫做“追求感官刺激的”。否则，你就很难设想他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换得文身之美，更难设想他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虐而施行文身。为了“好玩”而进行文身，则他的生活信念则是追求“好玩”；这也许可以被斥为玩世不恭，但你却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生活信念。作为一种直接铭刻在身体上的符号，文身沟通了人的灵与肉。通过文身，人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还显示了社会归属的趋向。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缺乏任何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在他们各自文刺身体时所运用的纯粹的装饰画和线条画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形成。（《艺术心理学》第二卷）对此，可以提出两类解释：

一，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即人类文化是由一个源头散布开的，所以即使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文化（文身是其一种表现）之间，也必有相似。人类学家索勒斯（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年）在《古代的猎手及其现代的代表》（1924年）一书中早就这么主张了。

二，人类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即认为基本的装饰图案在感觉原理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艺术理论家巴恩斯（Albert Barnes，1798； died in Philadelphia, 1798—1870年）在《绘画的艺术》中就此写道：“这种装饰美之所以有感染力，大概因为它能满足我们自由而愉快的感知活动的一般要求。我们的感官需要适当的刺激，什么刺激都无妨，……装饰就能迎合并满足运用官能以寻愉悦的需要。”（第29页）

无疑，这两种穷本追源的解释，都不失为十分深刻并且富于哲理意味的。我们希望，人类知识有一天能进展到足以验证上述两项假设的程度。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也许现在对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这就是，暂且搁置一下虚无飘渺的发生学或起源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即便是纯粹装饰性的线条画，其相似性的基础，依然是社会集团的划分！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尽可以找到看起来互无交通的地区间的“相似形式”，但常识却告诉人：这些“相似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面，不足以抹煞区域与民族间精神表象相异的另面。相异，就是集团化的直接结果；而文身的一大功能，恰恰是区别人类集团──就像是现代人的制服和标志一样：而这一区分的功能，也正是支持人们去施行文身的强烈动机之一。集团化的生活，构成了人类意志的一项动力。至少是为人的意志，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规范。

人体，尽管对自我而言高于一切，对他者而言则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体系。所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可以在《存在与虚无》中断言，“他人”只不过是“我的地狱”。人体不仅是创造符号的物理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身体语言，如发情，手势，舞蹈，自古以来就渗透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迄今不衰。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物化程度已经多么深刻。美国学者苏珊·朗格（Susan Knauth Langer，1895—1985年）在《情感与形式》中写道，“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可以像声音那样被精心编入一套确定的和紧密相联的符合体系中，这是一种真正的推论式语言。语言互不相通的人们，往往凭借这种简捷的交流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问题和判断。因为，姿势（即身体语言）已构成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他者而言，“它是一种可见的运动，但不是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周围的滑动、波动、旋转，而是被当作生命运动看到和了解的。”（以上见该书第11章：《虚幻的力》）

身体语言比起声音语言来，在阐述理性方面虽有不及，但在传达意志上，却有过之。因为人的视觉比所学更发达，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当然就更接近本能的层次。

也许由于职业眼光的定格作用，符号学家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是符号的生物”，因为很显然，人的思想（这体现为人的语言，包括直观的、造型的语言），是通过符号即对世界进行符号化，去认识世界（包括自思和自我观照中的自我）的。于是，人的创造物在这里获得了较人为高的本体性。人反而沦为此等本体的附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在说它自己。”透现在文身活动中，人称施行了文身术的人们为“文身者”即“文身的人”，于是，“文身”也就成了他的本质。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一千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做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提升入，最后把人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对文身这个奇特的世界，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就展现在那里，说着无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现代人类的求知欲是既感遥远又很切近的。在古代神话里，有一种灵活的人可以懂得鸟语兽言；而现在，通过努力，你即将通晓文身的图案与形象所包含的讯息，并理解它。

077

为了报──即使不为了更多的报，也为了同等的、或自甘于心的接近同等的报。这不恰恰近似一个心理上的“储存”吗？一旦提取不到──就会大骂“银行”（即以前的受施者）失信、形同盗贼了……可是当时──他却自称是“给予”，而非“借贷”，更非“高利贷”的！

只有征服者的“施”不是为着“报”──因为他得来全不费功夫，取走的更多如牛毛：些微的回报对他又算什么呢？他感觉匮乏时只需伸手掠取，何必希求些许“报答”呢？于是他唱起一首凯旋的圣歌，这圣歌闪耀着惊人的道德光辉！它的歌辞自称是个天下的施主而死不希求回报……（完）

单枪匹马干掉了林肯的那个人，也许比发动南北战争、指挥千军万马的林肯，需要更大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当一个人面对着永恒的时候，比面对着暂时需要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支持。冷漠、孤独，给人以沉沦之感。

*第五卷第三章文化运动**

078

挪亚的方舟也是隐喻了人与文明的载体（方舟）。

集团化的压力在文明与野蛮交界之际就造成了人的异化，从此，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异己的力量。这是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若就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关系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合构而成的生存工具（也是“依据”）越发达，人的本能力量就不免越是弱化，人对自己创造物的依赖就越深；人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和他所创造的文明环境融为一体，正如没有马，牧马人就寸步难行。这也是一种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活动给对象化了。

在工业文明中，人的这一宿命越来越显明起来；但这一宿命绝不是自现代文明始，而是在最古老的神话就得到了最深刻的隐喻。《旧约·创世记》：“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要选用上好材料为自己造一条船。”

──这船就是“方舟”，这方舟救助了人类，随后又禁锢了人类。

人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方舟，但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再也离不开方舟，离不开这个避难所而兼囚牢的奇妙圣地。于是，他便发明了各种替代物以弥补挪亚的方舟遗留下的真空，这就是被称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人类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已“异化”为“方舟中的旅客”。

挪亚和方舟──人类和他的文化。

“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选用上好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旧约全书·创世记》

挪亚的神话表明，人类文化有两种功能，一是用来应付自然，改善物质生存的环境；一是用来联络人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增强人的能力。前一种功能被人叫做“自然科学”；后一种功能被称为“人文科学”，或“艺术”、“宗教”、“哲学”……

这个古老的事实，早在《圣经》时代（公元前十至前七世纪）就被发现了。著名的洪水神话挪亚的故事，就用神话的语言，概述了人类对文化双重功能的朦胧理解。

挪亚是个神话形象，是人类文化之创造者的象征。《创世记》上写道，他是古代地中海东区三大种族──闪族、含族和雅利安族──的共祖。

这个神话有历史的影子：三个种族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密切交往，埃及科普特人、北非柏柏尔人同为含族后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为闪族后裔，而欧洲人、波斯人、印度人，则被视为古雅利安族的分支。而他们之间不论友好往来，还是互见兵戎──都促进了地中海区文化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只是“高加索人种的故事”，言不及义（不及其他人种）……

传说，“上帝”对人类违背他的意志（神话语言称之为“罪恶”）感到震怒，下决心发动大洪水以毁灭整个人类。但挪亚是个好人，于是心情矛盾的上帝启示挪亚造一条巨船（方舟）以自救。获准与挪亚一起登舟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他的儿子闪、含、雅利安等族的祖先）。挪亚在“上帝”的启示下，为逃避大洪水的灾顶之灾，造了一只133公尺长、22公尺宽、13公尺高的“方舟”，装载着他的一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生命。持续一年的大洪水，毁灭了方舟以外的一切生灵……在希伯莱话中，“挪亚”的意思是“安慰”。他是文化的创始者（亚当则是人类种族的始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创造者群像的缩影和代表。文化助人抵御自然，故团结众志并创造文化的人，即为人类的“安慰者”。

洪水，是凶暴无情的自然力的化身，它恣意侵吞缺乏文化准备的原始人类。“方舟”是文化的象征，人类除非获得文化，否则只有毁灭。在“方舟”里渡过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的各种生灵，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人类文化的洗礼，它们不再是大自然的纯粹产儿。大洪水退后，上帝与人类和万物“订立契约”……从此不再毁灭人类，而世上的万物都要“惧怕人类”，“归人类管理”。人类文化史的晨曦就这样出现了。

079

洪水与方舟──文化的第一功能。

现代学术界在研究文化现象时，常以“文明”与“文化”两词并举。前者多指物质文明、社会制度或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后者多指精神文化、社会心理或价值性的世界与艺术活动。前者重在满足人的身体、物质需要；后者重在满足人的心理、精神向往。二者的功用有所不同。

我们发现，“方舟”的第一功能接近“文明”：它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界关键的成就。它旨在保障人的物质存在，增进人的身体幸福。这种成就的结晶，即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一切可见的、实在的人造事物。

“方舟”在挪亚故事里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第一功能是帮助人类抵御自然力的侵袭，人们需要方舟。人们制作方舟的原始动机，既不是艺术的冲动和宗教的热情，也非来自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的思索。方舟对于人们，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而非心理的）避难所，一个抵达物理彼岸的载体。

在根本意义上，火也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原始的方舟。使用火，即人类最原始的物质文明。火，被原始人理解为某种生灵，是令人敬畏的人类之友……人类用它烧烤食物、驱赶野兽。人，靠着篝火渡过洪水般黑漫漫的长夜，靠着火围在一起，形成最原始的群体。

渐渐地，石制的用器出现了。人们靠它缩短狩猎的距离，弥补爪牙的不足，撕裂坚韧的皮革……这何尝不是飞越空间的原始“方舟”？

早期人类居住在洞穴里，至今世界各地都有楚楚动人的洞穴壁画的发现。它是人的见证，它诉说沉默的远古，那时人们以洞穴为陆上的方舟，以躲避风雨雷雪、猛兽龙蛇。

每个国家也是一个方舟，人们同舟共济，以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

每个学派，机构、社会团体，都像是方舟上的各个房间，以组建有序的国家生活。

现代被称为“物质文明”的一切，哪一样不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方舟作用？航天飞机、火箭导弹──这是飞向未来的方舟。

摩天的大楼，深遂的钻井，甚至电报、电话、电视、电影技术……它们都是人类再造自然的方舟。

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它们改善人在自然界中的境遇，强化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它们是“物质文明”的智慧之光，它们的功能，是制作方舟的功能，也是方舟本身的第一种功能。

080

方舟与共济者们──文化的第二功能。

在挪亚的方舟里，汇集着各种身份的乘客，还有各类生命物种。因而方舟既是对抗洪水等外部自然力的“避难所”，也构成一个万物俱备的生态社会。在神话中，“上帝”要求挪亚将方舟内部“一间一间的分开”，并“要分成上、中、下三层”，这固然反映了传说时代造船工艺水平之高，但也同时表现了“同舟共济者”内部的秩序关系已经形成。

对这些身份复杂的共济者而言，方舟虽是共有、共享的，但每个人在方舟中的位置却不同。方舟，因而成了共济者之间互相、共存关系的纽带。

“方舟”的第二功能近乎“文化”：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为人际交往提供了场所。它能激发共济者们的优越感，打破可怕的孤寂，增进他们的精神幸福。文化的这一功能，广布在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爱情……之中。

文化的事象，为人际交往、心灵沟通，提供了一个个无形的场所和切不断的纽带。它常常具有“遥感”的性能，即构成一个个超越时空限定、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媒介场所。试以艺术为例，超越时间的艺术有绘画、雕塑、建筑、摄影、文字、文学等“空间艺术”（也叫“视觉艺术”），超越空间的有音乐、朗诵、讲述等“时间艺术”（也叫“听觉艺术”）而舞蹈、戏剧、电影则兼具双重特点，介乎二者之间。

上述三类艺术的任何一种，都起源、发展于人际交往的内在需要，它们联络着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使艺术有横向的流变（跨空间），也有纵向的传播（跨时间）；因而造就一个无形的、但无所不在的“场所”。此外，对这些艺术门类的各种欣赏活动，还可以起到把各种欣赏者吸引到同一个空间的效果，为人际直接交往（不仅是思想感情的交流）准备了条件。每个剧场或音乐厅，都是一个有形的方舟。它上演的剧目或音乐，则是一些可以相对超越时空牢笼的文化方舟。它们聚合人类，使各色观众、听众心心相印、充满情谊……尽管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但相处在共同的方舟中这一事实已表明，他们都需要它。因此，急需的不是力求理解一致，而是对“理解”活动本身做出恰当的理解：理解是一种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是带有主体色彩的外向精神活动；因此，不同形式的理解，却可以达到同一的功能（即满足）。

为什么同一民族的人民有一种亲近感？这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语言的方舟里”；他们是这语言方舟里的共济群体。他们可以有分歧，他们的生活不乏彼此冲突，但是他们都有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需要，这需要是同一的。这共同点，使他们拒绝外来势力的过度干涉。“乡音”使人着迷的根本缘由，在于它打破了孤独感！

每一本著作也都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方舟”。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人们传诵。它既是作者向读者表达思想感情的场；也把各个读者的心理在无形中聚合的场，它在无形中打破了各个读者的心理隔阂。最后，它还可以把读者的反应反馈到作者那里去。对已经逝去的作者，读者还可以单向地“反馈”──即创造性的理解。因此，好书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因为所谓好书，就是那能够让不同的人读，就能够读出不同的结果的书。

每种本体论、价值观、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也是方舟。它把散居在各种时空中的人类份子，聚合在共同的渡过人生之海的安全岛上──不仅提供安定感和方向感，还能凝聚真正的实力。这无形的方舟，不论我们对其本身价值如何评判，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发挥着沟通心灵、密切人类关系、摆脱孤独感等实际功效。

方舟的第二功能，不同于第一功能。试以人类的婚姻为例来区别二者，爱情属于心理的、交感的文化产物（联络彼此情感的纽带），家庭则为物质的、实在的文明产物（抵御自然的生产单位）；单纯的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则不涉及文化或文明，而属于人类的自然生物性质。

081

共济者群体与诺亚、上帝──古老的文化哲学。

在挪亚与方舟神话里，“上帝”的性质复杂而矛盾。通常，人们只当他是自然力的抽象化身，是直接自然力──洪水的发动者。但这不全面。事实上，正是“上帝”指示挪亚建造方舟，逃过大洪水，从而再度延续了人类的命脉。他甚至还与人类及受人管制的万物“订立契约”……在这些扑朔迷离的神话语言中，包含着怎样的哲理？

挪亚神话里上帝性格的两重性表明：

一，他不是如机械唯物论者认为的直接自然力──洪水的化身。

二，他不是如神学家或唯心论者认为的直接创造力──“造物主”或“英雄”的化身。

三，他是两种力量的结合或中介，是可以造福人类的抽象自然力或宇宙定律；又是启迪人类的神秘创造力或文化动力。

上帝的性格，既含有人类的原始恐惧，又含有人类的文化希望。他，是一个“两面的神”是原始人类孤立无援地面对茫茫宇宙时困惑心情的产物。

创造方舟的思想、行为，发轫于挪亚的个性因素。他借助于自然质料（“上好的木料”）、文化积存（选用木料和造船工艺），完成了自救救人的伟业。这，是他与“上帝”之间不断反馈的结果。上帝并非自然的实有，而是挪亚的个性（“义”）感受到的神秘力量。它既是自然力──发动洪水；又是文化力──建造方舟；双重的力，合成一种“神秘的启示力量”。

082

西亚《创世纪》中的“挪亚─上帝”关系，与东亚的《庄子》所阐述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异语同义：他们讲述的都是“天人合一”式的启示活动，这是古人对高级精神反馈过程的一种概括即神秘的概括，它是个性所捕捉到的“自然之音”与自然所培育的个性之间的高级反馈──构成古今文化创造活动的普遍原型。

方舟里的共济者身份复杂：有“挪亚”（文化创造者的象征）；有他的“家族”（享有文化的人类社会的象征），有“万物”（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界，即“第二自然”的象征）……但作为“方舟”即人类文化的乘客，却是同一的。

共济者群体，与“上帝”无缘，也没有参与方舟的设计；但若没有它，“方舟”再雄伟壮观、坚实耐用，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挪亚一人渡过洪灾，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挪亚一人渡过洪灾，也无法摆脱孤寂、获取衣食、繁衍后代……在洪荒一片中，他如何避免毁灭的厄运？

在我们看来，方舟上的共济者群体，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生物圈”，它是“上帝”获得祭品的来源、实现意志的质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土壤，还是挪亚施展自己才能的对象，是创造性文化的最终归宿。

挪亚──以及他的上帝：“上帝”只对他一人说话──预感洪水即将滔天，他建造了功能卓著的方舟；他的方舟是自救的，也是普渡众生的。他与共济者群体之间的这一关系，即各种文化发生、传播机制，没有个体如挪亚的创造性文化──方舟，共济者们如何渡过洪灾？但没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压力，没有其他共济者的社会文化需要，挪亚辛辛苦苦造出的方舟，则无用武之地，没人来看它一眼，它将遗弃在渺无人烟的荒郊……

正如毁人的上帝是自然力的抽象，救人的上帝实为挪亚的神化──至少中国思想会这样理解的。──“挪亚是神的代言人”，被我们理解为，圣人神道设教；是人类向自然学习、从自然获得灵感。

其实挪亚的故事，却展示了一幅更为古老的文化哲学景观，其中已具备各种要素：

一、客体和自然力的象征──洪水；

二、主体和创造力的象征──挪亚；

三、主客体的统一、自然力和创造力的中介、洪水与诺亚之间的纽带──“上帝”；

四、主体的文化结晶──方舟；

五、受主体（人类）文化影响的客体──共济于方舟中的“万物”（神话“物活意识”下的生物世界，也同时隐喻了全部物理世界）即“第二自然”。

上述五个要素，已按神话特有的表达方式（“传说故事”），安排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从而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高级的体系神话）。

这些要素的联结，采用了典型的“神话式倒叙”。即推认上帝是第一动因，挪亚为第二动因，共济的群体则全然被动。而实际的机制呢，可能恰恰相反：共济的群体才是第一性的。从群体生活的需要中，才产生了对这一需要的认识（“上帝的启示”）。尔后才有人（“挪亚”）出来创制文化（方舟）以满足群体的需要（躲避洪水）。最后，创造者把自己的灵感神化为“上帝”，并宣布“上帝与人类订立了永恒的契约”。──“神的契约”，也许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文化的特殊模式。

083

群体生活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方舟”。它帮助人类渡过大洪水的灾厄，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见证，也是抵御自然力的工具。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怎样？文化，是人造体。方舟的目的在于抵御洪水，渡过灾厄，保存与发展人类的群体。因此，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不是主供娱乐和审美；而是沟通心灵，联络人类工具。

文化的“功”与“过”何在？

当大洪水临近，方舟（文化的象征）应运而生，大洪水退后，生命“成群的下了船”──方舟即被弃置。

文化的方舟，是人造的，而非神启的。是人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压力，为联络、调整彼此关系而发明的。但这一结论却又包含着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无奇不有的生物世界里，独独是人创造文化的方舟，而不是其他生命形式？如果只从纯生物学角度予以解答，人要比其他生物更具智慧。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满。

据研究，人类的体质结构五万年来没有发生革命性的突变，但人类文明突飞猛晋，却并不发生在五万年前，而只是近几千年间的事。

纯生物学的观点，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甚至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依然可能退化得十分原始，乃至丧失语言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落在南洋丛林中的日本十兵，十几年后连母语都忘却了，心理也退化到自然的、生物人的水平。可见，智慧的潜力并不直接产生文明，文明的进化，方舟的建造，自有更要紧的条件。

那么，人类文化的发生、滋长、日新月异的更为关键的条件又是什么？事实表明，是群居的生活。

人在自然状态里，比一切其他动物更为软弱：他没有毛皮御寒，没有利爪自卫──因此，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原始的群落，保护自己，以求生存。

不论是物质文明（“第一功能”），还是精神文化（“第二功能”）都是自我保护第一的群体生活的产物，都为巩固、发展群体生活应运而生。

可见，群居的社团生活，这是自然的生物人，转化成社会的文化人的一个关键：

一、物质文明的积累与发展，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没有众多个体的齐心协力和前赴后继，工具的改迸、机器的发明是不可想象的。而技术经验的传播和科学系统的建立，更有赖于群体的、互助的生活。

二、精神文化，可以娱悦或陶冶人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推进群体化的生活。诸如社会、组织、制度、风俗、道德、法律，当然完全是为群体生活而设计的。

即令艺术、宗教、哲学也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没有频繁的人际交往，心灵的沟通，艺术、宗教、哲学将无从产生或全然枯死。反过来，它们为群体生活注入彻人肺腑的兴奋剂、沁人心脾的凝聚剂。

即使“单纯的娱乐”，也是在悄悄巩固群体的意识。孤立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有的娱乐（如孤游山水）表现为全然避世？但那只是对群体生活的现有形式表示不满，而非对群体生活本身的彻底厌弃。一切孤独者和“隐士”，迟早都会重返人间（“复出”），否则，在文化史上就不能形成意义。庄周、陶渊明等人也并未“弃世”──而是以自己的“精神”重返人间、激起深入的反响。

同样，普通的娱乐具有克服疲劳的奇效，其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谊，造成刺激，以转移兴奋点，借以消解单调工作引起的紧张、焦虑。因此，越能打破孤独感的娱乐，消除疲劳的效果就越好。而冷漠地旁观娱乐或与他人保持距离感的娱乐，既然不能“融洽”，就往往难以达到忘我和放松的目的。

因此，各种群体都重视教育工作。教育的形式和准则可以各异，但教育的目的则一：为群体培训各种“构件”。广义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是群体生活的基础。它传递知识，这被称为“智育”；但更重要的，是强化群体意识，这被称为“德育”。任何社会，都有它的“德育”准则，都把“德育”看得更重要。目的都在于加强个人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以适应群体生活的整体需要。

只有互助共存的群体生活，是否足以产生文化？不。否则，蜜蜂、蚂蚁、狼群、马群何以产生不了创造性的文化？文化发生与传播、变异及创新的秘密在于：它并蓄了个性因素与“集群作用”的双向原则，激发了小我、大我之间的良性反馈。

084

从宏观俯瞰，文化是人类群体共同创造的。从微观探察，构成文化星空的点点具象，却由个人率先创制。为什么大家都看见苹果落地，而只有牛顿举一反三，发现万有引力？在文化创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个性因素。

文化史上的事例很多。耐久的艺术作品，如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尽管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性，但若脱离了作者的个性，那是不可想象的。

音乐绘画等等艺术，也离不开个性的滋养。而哲学论著、科学发现，也与个性的努力有关。当某一时代总的文化条件业已成熟，总有某些杰出个人首先“跳出来”，不仅形成，而且不断地拓展星空──他们是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

文化发生的机制是这样的：

一、遗传基因的先天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后天区别，构成不同的生存状态。它所培植的不同个性，在同一时代对类似的事物却有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感应，进而得出迥异的结论。

二、个人的世界观──观点、感应、结论等等，行为方式──反应、抉择的总汇等等，大相径庭。这样，当不同的个性面临相同的挑战时，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产生各自的行为方式。

三、这样，各人根据自身生存状态所创造的不同文化，一齐投放到社会需要的市场上、论坛上、议政厅里，有的被忘却了，有些被驱除掉，有些被容忍，有些被接受或申发、变异、弘扬……

上述机制表明，文化得以发生的关键，首先在于那些富于鲜明特征的个性。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身生存状态，去观察、体验、总结、对付他所属时代和环境中的问题。因而，他的文化带有不乏争议的个性印记是不足为奇的，它好像初生的牛犊，有生气，也有不周。因为它还没有退化到彻底社会化、习惯化的程度；还没有成为机械化生活的一环。

它是一个新的破晓，其价值即在于此。

有人会说，个人如果离开了集体，就难以有所创造。这话当然不错。因为，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创造者脱离了丰厚的文化积层，当然难以超越前人的成就。因此，社会的习惯性文化，是个人的创造性文化的基础、养料。不过，群体在个人创作中的作用，只是文化传播对文化发生的反作用：即，已有的文化积累，对文化创造的渗透。

文化传播的集群性质，否定不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新的创造首先发自特异的个性，然后才传播开来（“先知觉后知”）。即使社会性、习惯性的大众文化，也是个性与群体不断反馈的遗物，而且它也在反馈过程中不断变异。

在现在的价值判断中，常有忽视文化发生过程中个性因素的倾向，这使走向未来的步伐受到了羁绊。

没有必要害怕不合陈规和典范的新动向。

事实上，不合乎社会需要和历史趋势的存在创造物，最终是不会被“集群作用”所接受的。传播不了的文化无论怎样伟大，实际作用应该等于零。而被“人民的意志”和集群作用所认可、容纳甚至发扬光大的粪土，也即将是“文化新事象”──即构成价值，构成一个新的方舟，一个新的洞天。

085

文化传播的机制。

在文化的传播中，“集群作用”，即社会群体的需要对众多个性的文化创造所进行的理解、选择、淘汰、规范、发展──占有主导地位。艺术、哲学、宗教乃至科学的历史表明，个人的大量创作，只有为数不多者存留下来；而发挥重大影响者，更是寥若晨星。这，显然是“集群作用”，对个性因素的粪土进行了制约、裁汰、规范，以便根据需要来重新理解、甚至重新塑造……

超越了个人创作原意的重新理解活动，往往发展为脱离其固有范畴体系，而重新塑造──这并不是文化传播过程的罕见现象。相反，它大量存在，以至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这种基于“误解”的运作，是文化史发展的天才杠杆。不同个体理解同一文化，得到的体验与结论却不尽一致。事实上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主体（读者）来重新塑造（“理解”）文化客体（作品）！这样种精神再创作，造成对象同一而理解各异的奇观。这表明，历史上同一的自然、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之所以多样，是因为各人的生存状态（生物状态和文化状态）互有不同，因而发展出各自的理解模式；理解的过程，实为创造行为发生的过程。对既有文化的理解，不乏主观性的塑造，是隐藏的、间接的创造──理解即创造。文化传播机制如此，决定了个人创造的文化不可能被全社会忠实地、原封不动地、按其固有范畴及体系来理解──而只能根据当代社会的文化需要来取舍、损益、或熟视无睹或申发弘扬。总之，是“着眼、理解、吸收与自己有用的一点，而忽视、省略、排斥与已无用的九十九”……

集群作用对文化创造的规范极严，没有多少“商榷”的余地。社会性、习惯性的文化，有自己的模式，它变化极慢，十分稳定。它分解、吸收个性的、创造性文化，纳入自己的框架，对脱出本系统的新要素，往往感觉迟钝而态度顽冥。一切都照群体的清单按步就班地循环，最终不能导入习惯性的流行文化的，即无价值可言。

而时过境迁、已失效用的文化，即应弃置──如共济者们登陆之后，方舟就遭到遗弃……

一时性的社会需要，施加在创造性文化者身上的各类规范，未必合乎社会的久远需要和根本利益。但许多可贵的萌芽，毕竟萌芽状态就被鼠目与利齿在啃噬一光了。披阅文化史，人们会不胜感慨，许多闪光的真理竟要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被重新发现和社会承认；而横遭彻底埋没之厄运的，就为数更多。

迄今为止，人类文化进展的路线，并不是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发展的，它像长江大河一样曲曲折折，周流往复，不知走了多少弯路。许多深远的预见、合理的建议、高效的措施、创造性的思想，总不能沿着较佳的路线前进以缩短方舟上的孤苦时日，而被僵化定势的习惯思维白白牺牲了。于是，文明被一再延迟，文化以爬行速度积累。

这样看来，大众的口味、社会的需要，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坐标；如果这个坐标锈蚀而不能随文化发展而变更，则文化的创造之源，就有被壅堵而枯竭的危险。所以，改变大众的口味，提高文化的层次，更新社会的需要，就是经常的挑战。

086

文化的“功”与“过”。

人的生物弱点，即他的文化优点：他只有互助，结为群体，才能共存。但历史上的互助现象极为复杂。仅把它理解为“互相帮助”、“平等互惠”，不合乎史实。艾明史显示，除这最“常态”即较中庸层次的“互助”，还有其他层次的“互助”，不，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叫做“对立统一”、“矛盾的相互依存”。例如，在等级社会中，群体的“互助”关系还体现为奴役和被奴役（奴隶社会）、统治被统治（封建社会）、剥削和被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于被决定（社会主义）甚至于占领与被占领（战争期间）、侵略和被侵略（殖民主义行动）等一系列的具体形式。这些，可以说是“变态的即极端层次的相互关系”，如果简单叫做“互助”，人们似乎是难于接受的。另方面，互助关系还有更崇高的表现形式，如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地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因为互助形式不断变异，因此，理解和评价也随之而异。

文化，常根据不同社会的群体需要，相应分解为“精华”或“糟粕”。对文化“功”与“过”的这类评价，严格地讲，只是传播过程、理解过程中的选择活动。只代表接触者、理解者、评价者自身的态度，与文化现象本身不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群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不断地注视着、选择着、理解着，即评价着。

每个时代、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对既有文化的“功”与“过”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其结论虽则各异，但原则都是：根据被评价的文化能否有效发挥它的纽带作用，即“集体的各成员”（“方舟上的共济者”）提供一个无形的、遥感的心灵交际的场所。而且，这个场所还是超越时限的──我读了新人的著作，看到古人的书画，听古曲或站在古代的遗址面前时……我就与已经死去的他们，发生了一种文化的“互助关系”──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知识、灵感和力量；他们则从我这儿获得了一个欣赏他们、理解他们、吸收他们思想、弘扬他们精神的后继者。

精神！──不就是人身上的神，不就是化为人精的神？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通过无形的、心理的“互助”以获得“精──神──力──量”。

而文化，既是方舟式的纽带，也是获得启示力的渠道。

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是普遍存在的、人人都经历过的；但又是特殊的，各人的理解结果全不尽一致。每个参与理解活动的主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被理解的“客体”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成份。这些需要有生理性的，也有心理上的；有公开直接的，也有隐蔽曲折的。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态，不同角度的需要；故有层次不同，形态各异，角度新颖的“理解”……

理解了，就意味着“满足”了。

各类互助形式，有相应的精神文化（包括艺术、宗教以至科学观念等）为之做出理论说明或综合表现，以便强化它。互相理解，即互相联系，互相吸取力量。

人渴望理解，渴望理解他人，也渴望被人理解。不被理解的感觉，会导致精神的苦闷，严重时会发展到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对他人的极端不信任。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社会，人的文化以至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都是哺乳动物的群居生活的产物。群居生活，既是互助的生活，又是激励文化的生活。文化是互助关系的纽带，也是互助关系的产物，是我们渡过大洪水抵达新大陆的方舟。──如手势、舞蹈、语言、歌唱、仪式、风俗等等，从远古就是人际交往的媒介。一方面，文化的纽带能提高互助行为的效率；另方面，互助行为又是各种文化发生的契机和传播的基础。

但每代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需要变了。即使同时代的不同人等之间的理解也互有出入，因为各自的需要南辕北辙，不尽一致。这样，如何沟通各种理解，如何求大同，存小异──就是一项艰难的艺术了。

远古方舟，虽然不再能够帮助我们远渡重洋，探险新地，但可以置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研究、思考……以获得创造新文化的灵感。自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以来，帆船地位日益衰微。但近来的“石油危机”使一种新式帆船创制而出：它既有内燃机，又可以在顺风时借助现代化的风帆──破浪前进。在号称“风车之乡”的荷兰，陈旧的风车却启迪了一种利用风力发电的新灵感，它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什么宝贵的能源吗。谁能说古代的帆船、风车，已是纯粹遗物而毫无活的价值呢？

挪亚的“方舟”──其形制和效率当然不再适应现代的需要，但关于它的神秘语话，不是至今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087

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

088

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是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囿于己而不知他的宇宙；只有超越者能在各个支离破碎的场之间，一以贯之。

089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多少文化场？没有人知道。当然，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成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的内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

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圈，大都经历过“隔离──扩张──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文明实体因此也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

090

吸引我们此时此地的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处在强制力。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大统一（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一个更富于合理性的统一呢？

其实，类似的“共商国是”或是“讨论人类前途”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而是先后都宣告失败了！

在山西侯马大量出土的诸侯“盟书”，和鼓噪一时的六国连横，都表明了这种通过谈判以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但愿欧盟可以获得前无古人的成功！）

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赫然可见。

联合国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建立的，而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不具备！有一天，历史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强秦和罗马的“赐福”，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是需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需要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091

仅用“追求权能的意志”（权能意志）去解释文化场不得不仰仗“必要的恶──暴力”来统一的事实，似乎有欠完善。与权能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自由意志、不思合并、不愿屈服）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所传播的排他性。各种亚文化的传统必定会抗拒新的统一，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很难击溃它们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即使是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他们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

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统一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人）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仅仅愿意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战略来使用。所以，强磁的文化往往呈开放的形态，弱磁的文化往往取封闭的形态──这里仅有“攻势”与“守势”之别，并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所谓“开放导致强大，封闭导致衰落”……

092

文化的发展有缓进期与急进期。

急进期文化构成“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本来走向。

文化运动中的个性因素，被目为“偶然性”。

文化运动中的集体神话，被目为“必然性”。

集体神话是经不起“科学分析”的，但作为“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认同，却对文化运动提供了前提。

093

一切文化运动，都是藉助于个性因素对意识形态神话进行的攻击。

社会的变化，文明进展──是靠文化运动来实现的。可是，现代人对文化运动的理解却过于狭隘和静态了。运动，不同于“移动”，它不是蜗牛前进或行星旋转式的恒定运动，而是热情和冲力的突发性运动，甚至是痉挛。

094

突发运动并不是没有节奏，而是夹杂着动荡的痛苦和跃进的喜悦的大变革周期。

人类的精神和个人的心理发展，都这样被各自形式的文化运动所支配。“进步”也许经历了亿万年的酝酿，但它的来到却总是突然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进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幸福字眼。相反，它的来到总伴随着苦涩甚至血泪。它意味着大量的新生和大量的毁灭。许多陈腐的美好事物毁灭了，一些刺眼的、楞头楞脑的“怪物”崛起了。

095

文化衰退的机制：

a，时过境迁，人们的需要、心境变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b，前人的文化（作品、形式）因此不再为后人“理解”。即已难以继续激起人们的兴趣和感应。（“歧路亡羊”的例子就表明了这种不解与隔膜，早在两千年前已如何强烈了。）

c，文化潮流的转向，还会使人们对这些已然的文化形式采取批判态度。这时，“非理性的态度”跃居主导。（“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d，否定到极点之后，才可能反过来重取比较“客观”即比较宽容的态度。中和、以致“复兴”的假象才发生了。（“七日来复，天之道也。”）

096

文化再生的机制。

a，文化从高潮转向90度时，文化“衰退”。

转向180度时，文化变迁、否定、“革命”。

转向270度时，文化趋于“重新理解”，即萌芽状态的独立创造。

转向360度时，（对于已故文化形态而言）──文化“再生”。

b，再生了的文化，“精神”即方同感根本变异。但仍能再度感受到若干“前期”文化的要质。

c，新文化结构已变，但重取许多要素（前提：“重新理解时代”的再吸收）。

097

就社会或是种族而言，“人的创造力”在生理上是永远不会衰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表现这种创造力的形式本身的转换。形式的剧变，即构成“文化运动”。而创造的内力即便在文化缓进期也同剂量地存在着。文化急进期，不过是纵任内力去改变形式罢了。把这种表现形式奉为创造力的高贵结晶，而把那种表现形式定为低劣的渣滓──这是可爱的偏见，有趣的误解……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迷雾。形式之臧否，只有时效的区别，没有千古定规。一种形式之为进化还是退化，只有放在宇宙背景的川流中，才能看清。

有春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春天的“芽”。

有夏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夏天的“花”。

有秋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秋天的“果”。

有冬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冬天的“实”。

“芽”，就是经；“花”，就是史，就是传；“果”，就是子，就是疏；“实”，就是集，就是笺。

098

人，不是寻常的动物。更不是落叶纷纷的植物。

人的身体不需冬眠。甚至人的创造力也不会在文化的冬天里冬眠。归根到底，即便文化上的秋冬剧变──也还是通过人的形式化的努力去促成实现的。

人，这时为创造所需的精神气氛和生活形态，自行规范创造力，形成文化的死结！而此文化的死结，恰为下一轮文化运动的风气之蜂起，提出了一个必要的对象和“参照系”。

099

每一个文化运动，就是解开一个文化的死结，其或通过超级智巧（这很少很少），或通过暴力冲突（这很多很多）。亚历山大之宝剑，不是例外，而是通义。

100

文化的形式是重要的、决定命运的。尤其，对于特定的文化体系的自身命运和应用价值来说，它的形式力量往往比它的“价值内涵”更有决定性。灵魂尽管是相通的，有时也还得以反对者的面日出现──因为形式不同，因为所受到的“压制形态”不同；因此，兴起的反应形态（文化形式），也就不可能相同。

慎重地选用你们的文化形式吧！扬弃旧的，开掘新的，有时，还得为了它而献身！命运是需要祭祀的。在此，文化的象征性大于它的应用性，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更是如此，历史──正如常人──是被文化形式所拥有的那种性格极其新颖的能量（而不是其“文化”本身），震撼得变了形……

为什么“精神”的强度与烈度，似乎能感人至深？有时，你并不同意某种“精神”的内涵或其方向；但仍被它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了──这又是为什么？

很显然，这里的“精神”无非是一道生命之光。它的强度与烈度是代表了那个把它投射出来的生命本体的强度与烈度。而不论这生命本体“究竟是什么”。人凭着自己的本能力量，便很容易感受并捕捉到他人的生命之光，并誉之为“精神”。这精神虽不为哲学的逻辑程序所限，但确有其渗透力。透过它，人们终于靠着直觉──掌握了比“科学”所能给予更多的消息。这消息是“感官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符号的知识”。

101

你出席一位演说家的现场讲演会，他的观点你并不同意，他援引的事例你闻所未闻、不予置信。可是你却欣赏他的气度、赞叹他的威仪、羡慕他的词锋、投入他的热情……于是不知不觉地同情他、以至到了可以容忍他的胡说八道并沉迷于他所讲述的弥天大谎的地步──尽管你的理性知道他在巧言令色鲜矣仁。试问，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周遭乃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难道少见吗？

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谎言重复二十遍就是真理？”

102

无疑，生命之光是互相吸引的，正如生命互相吸引。有时，这种吸引表现为排斥、拒绝、甚至厮杀。人们厮杀，是因为他们彼此需要。因为爱是厮杀的前奏曲；而厮杀又是更高的爱即征服并同化之的前奏曲。

由排斥而接纳，由接纳而同化。

103

在这寂寞暗淡的宇宙里，“生命之光”在根本上是互相吸引的。它们都要求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声势、满足自己的虚荣──因而到处寻求着同类、并因着同类而光大自己（所以“传导”和“敛财”是同等重要的本能活动）。

我们的“精神”并不与动物本能相拒斥；相反是其最高表现！

“生命之光”的原始使命，本不是洞彻黑穹（那怎么可能呢）；而是“照亮捕食之路”、并把光明投射到自己的猎获对象上……这就是“精神”的妙用。所以，形式比内涵，更直接、更有效用。

104

在各种文化媒介（即各种符号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及定义一直引人注目也引人争议。简要探讨一下，确实不无裨益。

何为“形式”？接受者的感觉所及的表象，即为形式。

何为“内容”？接受者的理解所及的想象，即为内容。

从输送者（作者）方面看，意欲倾吐、表现的，即为内容。

而内容对接受者（读者）所呈现的表象，即为形式。

因此，从一个超出接受者立场（视角）也同样超出输送者立场（视角）的中立者看：接受者和输送者双方共伺有（因而发挥媒介作用）的那一“形式”──是接受者的感觉所及的表象；也是输送、倾吐、表现出来的想象。

“形式”只对输送者有意义：

“内容”只对输送者有意义：

接受者方面的“内容”实为（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想象：

输送者方面的“形式”实为（表现过程中发生的）“内容”本身。

对于表现者，与理解者共有的“形式”并不存在。

对于理解者，与表现者共亨通的“内容”亦不存在。

不借用物质手段或“文明成就”，精神文化就因缺乏媒介而无法传播内容。……因为在接受者心中，“形式先于内容”！

105

从“史”的即发展的角度看，文化──或作为高级的思维形式和结晶，或作为一般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或作为制度与战争──都是生成之中的活体，而非已成定形的标本。这就赋予文化运动以特殊的、枢纽般的位置。

文化本身的新陈代谢及自我净化，促成文化表象世界波澜万状的运动奇观，而各种文化现象均在这宏大背景下“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它们的永恒动荡，交织成“人间天文”的洪流，可以至今使我们惊叹不已。以致我们甚至崇拜死人，把灰飞烟灭的行尸走肉，置为偶像！

即便我们能够把文化的活体抓住而后杀死（用静态的眼光把握它的某个瞬间，并以此“概括”整个流变过程），阉割而后解剖（用概念之刀“分析”它），搅拌而后烹调（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归纳”、“综合”的处理之后，重新构筑起来的历史观念）一番，自以为实现了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凶之梦”？但文化乃是活生生的。它活在我们每个有幸窥探其隐秘的观者的心中。

不同的观众，对同一文化事象的反应千差万别，而纯粹认知意义上的“反映”也悬殊之至。生理层次的“感觉”、心理层次的“体验”和意志层次的“反应”是如此不同，足以使“同一事象”在不同的心境里分化出超越“恒定值”的千奇百怪来。人们谈起古埃及肃穆沉寂的金字塔，或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中狂热阴惨的种族厮杀……但所有这一切，“反应”在各个独立思考者的心境中，并不构成统一型号的固定图景，而是不断生成变异着。在生成中变异，在变异中生成。业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就这样“活”着。业已解体、遗弃、孤立甚至腐烂的文化，就这样与整个可见的宇宙文化，亦即与观者思者创造者的整个心灵，浑然一体共振着……构成无边无底的喧闹，多彩、周流的动态……

你能说这不是最广义的文化运动吗。

106

文化，或在生、成、坏、毁中，或在流、变、创、新中自我净化。或在形形色色“反映”与“反应”的图解中或在委曲求全的意志发展中自我净化──这都是“流”。既是浑然一体与宇宙同其呼吸的流，又是千差万别与人类共命运的流。急流是一种运动，缓流则是另一种？

（关于“净化”，我们也应在道学局限之外去理解：文化与时俱化。使文化不失效用的唯一出路，即淘汰、损失不必要的成份，增益、创制有必要的成份。文化有机体这一新陈代谢，即文化作为“人类之友”的自我净化。）

107

就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可用“适应”与“征服”（即“改造”）这“双轨交叉”的描述。即人一面“适应环境”，另面又“征服或改造环境”……

但是，以上这流俗的见解，是未能深入体察中华天朝语言文字的精奥所致？

中文之“适应”原有两重含义：

“适”为相合、顺从，“应”是相对、反应，因此，“适应”中已含有“征服”、“改造”等主动反应。

消极适应，是屈从；积极适应，是斗争。妥协，只是斗争过程中的策略；放弃斗争的妥协才是投降。而适应，则是宇宙的最高指示。

108

不论是文化的自身发展（这首先表现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而非符号体系──的省察），还是对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构图（体察──描述──体察，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都受到某种趋向的制约，如个人的思想受到“社会的思潮”的制约。而这些方向，又大多是在事后的“总结”中被找出来的，因此“预测”往往失灵。这些方向又是多元的、互相牵制的，因而是“临时的”、随机的、难以规范的──要么意识的丰富程度比不上自然，要么二者的特点不尽相同。而迄今为止的一切乐天派或悲天派的预言家，却是忽略了文化方向（如“思潮”）在不断移位这一简单的事实！“刻舟求剑”讽刺的就是这个。而我们设身处地的方向的移位，使一切依既定方向进行的预测，成为徒劳的。

文化越是在其生命高峰期，就越是充满敏感的颤动、奇妙的弹性，就越是富于自行抉择的新方向……和潜力。当此青春良辰，她也就越多变，越富于神秘感。忽略此“生命根性”的预言家们，却把文化发展的现有方向、现有速度、现有特征、现有冲突方式──当作不变的前提；并从这武断的定格出发，去判断其前程──这能不犯下致命的错误吗？

109

人口预测家断言，二十一世纪末，世界人口将突破二百亿大关；其实，还等不到那个宏伟的时刻，潮流早就移位了。“人口爆炸”也就在无须强制节育的状态下，自行消除了——因为没有一个潮流，是不会改道的！

110

文化潮流的方向发生巨大转折的运动期，是其新陈代谢、自我净化的再生时代。它不以复兴者自命，而以再生者自居。它为此后的渐进期设计轨道、提供典范，为再后的停滞期孕育基本的模式并分泌出有效的精神凝聚剂。生为死，作准备。研究再生时代的文化，因此有助于破解整个文化系统的内核。而再生时代的文化诞生与滋长的杠杆，则是文化运动，是运动！研究文化运动，也就是理解决定人类命运的方向性事件。

111

各种文化运动，当有其特殊的作为心理出发点的神话意识。它从这意识出发，去观察世界，并以这意识为隐蔽的心灵归宿。在通俗著作中，人们常把这类意识叫做“信仰”。其实，信仰有明确的信条甚至教义，而神话的意识则是不自觉的：它有丰美的内质，但无明晰的外形。

112

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有类似社会运动的心理近因，还有文化系统自身的远因。它不仅要满足社会心理上的需要，还要解答文化史上的疑难。这些疑难症结，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社会心理需要未能及时满足而欠下的长期债务。因此，仅仅实现了社会使命的奥古斯都文化，未能解决希腊文化的疑难，这就为基督的文化运动，准备了生辰所需的墟围──废墟是生长的前提。

文化运动因此多有下述三个特征：

a，对传统的反叛，对前人文化的批判。这种反叛与批判有时采取了追怀远古（或为唐宋八大家的“文必三代”，或为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稀腊的仰慕，或为十九世纪的德国对原始文化的缅怀）的形式，但骨子里这是再生。这被我们称作：以反叛父辈文化为道路，回归祖辈的文化！反叛和回归，是新文化的必备阶段。它以此自立，而后兴旺发达。

b，形成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世界观。其意识目的，在于寻求永恒的、理想的秩序，即“真善美”的绝境，即是绝顶之境界，也是绝路。其执着程度，几乎达到了目的论（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论”）的喜马拉雅山（群神岭）。c，文化运动的所望见的社会和自然蓝图，不是依据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制定的，也不是理性观照的纯粹产物（尽管它用科学结论来自我证明，或诉诸理性的解释表明自己天经地义……）。它只是在社会需要的压力下奔涌而出的直觉，是由于满足了社会的饥渴、解答了文明的疑难，而风行天下。

综上三点，文化的发生虽是“合理”的，但其发展却多“非理”、“超理”的因素。

113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考虑一番就不难得知，“进步”固是其主要轴线，但历史中也常会发生某种“倒退”现象。尽管这只是一些“支流”，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是严重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倒退”现象的发生，过不了几百年时间，在文化的废墟上，又会重新结出新文明之果，也许还更美丽、灿烂。（起码就我们眼界所及仿佛是这样的。）

“倒退”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有的由于“蛮族入侵”（如周人入侵殷地、鲜卑─蒙古─满清─日本入侵中原；亚该亚人入侵迈锡尼、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以及回教徒占领东罗马帝国等等）；有的由于社会内部的动乱（如秦初、汉魏之际和南朝梁代末年的动乱使文化遗存遭到浩劫），有的则是内忧外患齐下。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过文明浸润而后陷入“倒退”的人民，与从未经受过文明的人民是不同的。

《老子》八十一章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属于后者；而陶潜在著名的《桃花源记》中描绘的，则是一幅前者生活的画卷，当然是理想化了的画卷。

“倒退”出文明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不可能像《桃花源记》那么优美。它是以压迫为基调的，如日本、满洲、蒙古、鲜卑对中国的征服。对这种生活，我们称之为“野蛮”，而对于未经文明熏染的生活，我们称之为“原始”。

114

原始生活与野蛮生活不同。原始生活特指物质生活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与落后，而野蛮生活除了物质生活方面倒退于相对原始的状态外，还在精神生活的空虚贫乏中，弥漫着崇尚迷信气氛。“野蛮”是“原始”对“文明”的反攻倒算，所以“原始”更多复仇性和残忍性。“反文化”是一种后文明的野蛮，而不是前文明的原始。

野蛮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充满恐惧、耽于乌托邦幻想、用迷信的黑暗代替生活光明的全社会的蒙昧。

如果有人认为，“野蛮生活”仅仅是“原始生活”代名词，那就过于乐观了。野蛮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它用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牺牲品，来向古的或新的偶像献祭，以求博得这些虚无之物的假想欢心。它把巫术误作万能的灵丹，把神学教义当作解脱苦难的坦途。这就是“黑暗时代”的特征。野蛮是一种文化上的巨大运动，它把精力投于繁琐的观念丛中和幻想田（“试验田”）里，其必然结果是闭锁了生命的精华于伪造的金字塔中。它在社会表现方面的倒行逆施，堪称超级的守旧派，它纵任人的本能去歼灭文化的库存。

115

我们把曾经创造文明社会而后倒退于野蛮状态的民族叫做“野蛮民族”；把从未创造过文明社会的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是初生的现象，野蛮民族是倒退现象。野蛮民族所开出的文明系统，属于“复兴式”的“第二代（或第三、四代）文明”，如古代巴比伦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明等。

由原始民族创造的文明系统，属于“自发式”（并不排除种种来自外部的“诱因”）的“第一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

在倒退现象造成的文化废墟上“复兴”起来的、由野蛮民族创造的“第二（三、四）代文明”，往往会结出较之“第一代文明”更美丽、更灿烂的文化硕果。道理显然，不论“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的“再度原始化”）多么猖獗、盛行一时，毕竟不可能把已然的文明影响一笔勾销。说穿了，文明不是一件偶发的、断裂的事故，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连锁反应。所以它可能一时衰竭、甚至中断，但不会不留形迹地消失掉。它的结构可能被“蛮族入侵”或社会动乱毁掉，但它的“建筑材料”作为“文化遗产”会流传下去（通过口头传习、文字记载的形式或经由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等多种符号），并被后人（同族的甚至异族的）从新的角度予以消化，再度放出光彩。成为在新结构中重获生命的古建筑材料……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区分“第一代文明”或“非第一代文明”是重要的。前者较后者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较前者显得更成熟并包含较多的继承性。第一代文明可能借鉴并嫁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文化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十分明显。有的学者怀疑六十进位制的干支记数来自巴比伦，有的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有些瓜葛，并在中原铜器与北部中国或西部中国铜器的特点之间寻寻觅觅。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殷商青铜器是得自对某个先进文化的仿效。而这种语言文字方面与器物制作上的继承性特点，在希腊文化与更早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之间，则是更为鲜明的。正因为希腊文化和周的文化都不是第一代文明，所以它们的继承性特点较强。希腊不但有米诺斯──迈锡尼的渊源，而且广泛吸取了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活动是著名的，他们把埃及丰富的神话传统和古老的宗教观念“顺便”带回自己的祖国；就像后来的十字军把近东的物产与文化带回了西欧。而人们总还记得，希腊的诗史与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如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正是发源于小亚细亚，而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小亚细亚，正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大扩张，才使得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也成了它的统治文化。

116

所谓“世界文化”，从来都不可能起源于“世界主义的文化”，而只是来自“世界帝国的文化”。马其顿帝国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秦汉帝国造就了“中国文化”、孔雀帝国造就了“印度文化”。哈里发帝国造就了“阿拉伯文化”。相较之下，基督与佛的“工人无祖国”文化，最后形成的只是观念与教派的分裂，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体系。

每一种世界文化，都是一次剧烈而残忍的文化兼并运动的果实；而不是单纯的宽容态度一蹴而就的！

117

海洋──大陆──苍穹：各种文化体系或各文化圈的历史，大都经历着三种阶段：“海洋时期”、“大陆时期”、“苍穹时期”。这正如生命：起源于海洋，发迹于陆地，翱翔于苍穹。

a，海洋时期是一个充满动态、活力和神秘感的时代。大地上只有日落日出，海洋还有潮汐的壮观和永久的黑暗。海洋时期文化，受两种对立原则的交织影响，强大的外在压力以及为抵抗这压力而产生的内在力量的稳步（因而是定向的）增长。在各种文化和各个文化圈的生命伊始，都充满了内在的好奇（它能更有兴趣地抵抗外在压力）和热切的无目的感：这推动它去创造目的。它自以为全部的运动正导致一个终极目标的来临（或接近）。全部精力，被设想为正在奠定某种永恒的东西。这是“航程上的文化”。它陷在险恶（因而充满机会）的、无依无靠（因而也更自由）的原始海洋里，但向往着“彼岸”。海洋时期文化犹如挪亚的方舟──它包含一切种子，洋溢在原始水中，驶向遥远的、也许是“命定的”星座。为什么古老的天文学，总把人的命运和星相联结起来？很可能它被目的论的热忱鼓励着？自以为正在接近永恒的实体。

b，大陆时期是一个趋于稳定、功利和形式化的时代。当遥远无期的折腾，似乎得到一个明确结果（“世俗成就”），人们以为抵达新界。盲目的乐观成为各种流行思潮的基调。这时，动态让位给静态，在大陆文化中，自身性质已占上风，传统变得日益重要，人们越来越务实，成为经济动物。从海洋时期的“本能的人”（或曰“意志的人”）演化为纵情享乐的“感官的人”──确定性成了大陆时期的重要标志。文化的相对性被忽视，一切色彩都要被调和在一个盘子里。它的热情衰退，它把好奇变为贪婪的占有。它不再寻求永恒的星座，而是埋头于即刻的气氛。大陆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发育成株，但它自己却无所创制，它成了固定的育儿器。

c，苍穹时期是一个空灵的、超脱得近似乎透明的时代。这是宗教衰颓和怀疑情绪、虚无主义盛行的文化季节。海洋时期有宗教情感，大陆时期有宗教组织，苍穹时期的宗教流于仪式。但这又是一个以金碧辉煌来掩饰其内在贫弱虚脱的时代，万神之殿精心树立起来，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苍穹时代没有生殖力，人口出生率下降。它的哲学理性得近乎残忍，它的诗歌充满铜臭，它的人民以玩世不恭来自相标榜。

海洋文化是基因库。大陆文化是育儿器。苍穹文化是金字塔。

我们播种，你们耕耘，他们收获。这就是公平。

118

我们生活在一个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框架以内跳跃、飞翔。有时，偶尔能突破这些限制，但难以摆脱这些限制。这使人们能够集中力量，又使人们难以尽情施展。它使人强大，又使人软弱。社会文化背景的休戚与共，使人们产生了“共同的语言”，但共同的语言是否等于真的理解？共同的语言，既能沟通人类，但又以其特有的“误解”性质，隔离了人类。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最深刻的感情交流，但真能求得感情的一致，却比“登天”还难。──它的“难”，使它变得神妙。要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感应一致的情境，那就是人间的天堂──它对现代日趋孤独、冷漠的文明人类，兴许要比物质利益的一致，具有更为神奇的吸引力。

在社会文化的表层上求得一致并不难，难的是使深入的分化趋于一致。在表层的一致下面，实际隐藏的正是越来越精细的分歧。这决定了文化运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节律。表层越是人为地强求一致，内在的分歧越趋深刻的对立；因为文化的命脉在于它的分歧，而不在它的一致！“求异”，是文化生长的可靠标志，也是一切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奏。

“我们曾经是朋友，但彼此成了陌生；对此无需隐瞒、掩饰，因为这不会使我们羞耻。我们是两条海船，每条船有其目的、与其航程。我们现在海上相遇，共同庆祝我们的会见。──于是，猛健的船都停泊在同一港口，淋浴在同一的阳光中，好像它们已达到目的，好像它们确实以此为最终的目的。然而，我们命运中的巨大力量，却又将我们驱散开来，使我们分驶于不同的洋面与地域……也许我们永不相逢，也许我们仍然重逢，但彼此已不相识了！不同的海洋和日照，把我们改变了！”（弗·尼采《快乐的智慧》279条）尼采这位被顽冥的德国人整疯了的波兰混血儿，说的多么“深有感触”啊！难道，尼采这位牧师的儿子说的真是文化人类的命运？

119

文化的机体也是个“两面之神”：

一，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静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善”。即对“秩序”和“稳定”的高度抽象。它的支柱是“习惯”。它的特点是克制，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克己。它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即最基本的生物生存的需要。

二，作为文化精力释放的动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美”，即对“新颖”和“变化”的神秘（而非“科学”）的概括。它的支柱是“欲望”，它的特点是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接触新对象的欣喜。

它的基础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即从生存的需要派生出来的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最极端的表现，是对“永存”和“不朽”的渴望。满足这种渴望，就成了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内在出发点。不错，它都在“解释世界”并全力以赴地描绘自我意识观照之下的“世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改造世界”：改变“客观世界”以塑造一个“主观世界”，从而填充那些满布在灵魂中的疑窦，以获得确定性和方向感！

120

各种文化有机体都被迫直面的一个永恒之谜──

社会结构对其内部文化的多元分化这个生长的标志，到底具有多大的耐受力？

如果文化的发展势头所带来的冲击力，超过了现有社会结构的承受力，则整个文化有机体面临两种选择：

a，牺牲发展以维持已有结构。

b，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新的发展。

第二条道路更痛苦，但接近生命；第一条道路更简单，但接近死亡。

如果社会结构的压力大于文化发展的冲力，则整个文化有机体也面临两种选择：

a，继续高压使有机体日趋僵化。

b，为刺激有机体的活力而减弱压力。

第二条道路多动荡，但前程远大；第一条道路很稳定，但日益狭窄。

事实表明，“存在”与“生长”之间、结构的“秩序”与释放的“冲力”之间（也可以说在“善”与“美”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运动依赖于“不平衡”，而不平衡则违背“善”。

人们常说，年轻人理解不了老人——因其经历稀薄，体验肤浅，所阅不深，心理过于稚嫩……这固然不错。但反过来，健忘的老人又何尝理解年轻人呢？仅仅靠着回亿自己年轻时的体验和阅历、思想与感受？且不说记忆是多不可靠，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来的附加层足以扭曲记忆中的体验，加上当年的处境与现今面对问题如此迥异──他又何从理解分属不同时空的年轻一代？

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程度不同地也存在这一问题：儿童固然理解不了成人；可成人又怎样理解孩子？于是，新文化的发展难免被代沟所切断，文化运动的非理性质日益增长，语言的对话被拳脚棍棒刀枪的教训取代了。

121

一个声音对他说：“千百万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千百万年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另一个声音对他说，“正因为千百万人都这样生活，正因为千百万年都这样熬过，所以我们决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传统没有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还活着：既没有像巴比伦那样溃灭，没有像埃及那样成为活化石；也没有像希腊那样不可逆转的异族化，没有像印度那样四分五裂，甚至没有像犹太那样全民族流离失所。尽管，中国已在较小的深度和规模开始了上述综合症，但毕竟还没有陷入不可挽回的死亡。中国或许还将长久地作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苟活下去。只要这个前提不改变，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就注定要发生“震动全球的伟大事件”。让我们为此祈祷，但愿它不要充溢过度邪恶的性质。

122

“人之异于禽兽几希。”这个“希”，正是被古典文化所褒扬、崇仰；被现代文化所轻蔑、鄙夷的。当然，现代文化所谓“唤起本能力量”的倾向，也并非是向禽兽的简单回归，而可以看作是在新的文化动机之下动员禽兽般动力的努力。这努力甚至能够奇妙地转为文化运动的冲力。这就是无数好事之徒所渴望的“现代化”。

*第五卷第四章理解与对话**

123

“失乐园”的主题，从古代巴比伦文明的神话、宗教一直变奏现代世界的艺术与哲学。不绝如缕的旋律与和声，诉说了人惶惑也倾吐了人的向往。在各个原始民族的神话里，都有一个普遍的主题──讲到人类本有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古史传说认为那是美满和谐的“三皇五帝时代”），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过着“鼓腹而歌”的幸福生活：

舟张辟雍，鸧鸧相从；

大风回回，凤皇喈喈。

（《大唐歌》）

卿云烂今，虬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卿云歌》

但幸福并不长久。后来，人与自然（或“上帝”）的关系宣告破裂了。失去了“乐园”，不复依赖自然状态或“上帝”，开始了自己创造文化的艰辛生活。“文化”现象，就在失乐园的压力下，逐渐发生了。

124

“文化”是什么？

本来，凡属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算做文化。从哲学、艺术到衣、食、住、行，可以无所不包，这是广义的。狭义的文化只包括世界观（哲学的、宗教的、科学假设的；总之是“思想”而非“知识”）与艺术。这也正是本书想说明的。为什么这样区分呢？

广义的文化可初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前者的功能是满足人的身体需要，后者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前者是可见的；后者本身是不可见的，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比如，书籍这一物体是物质文明的产物，但其内容属于精神文化：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有亲缘关系，二者往往互补。在物质文明的荒原上，难以冒出精神之花。而无精神的先导，一切物质文明的构造，也不可能诞生。至于精神文化本身，还包含两个层次：〇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〇世界观、艺术等价值性的判断。二者之间常有互渗关系，但并不同质。这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知识，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验证，并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求得公认的完善。评价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自有公论”。但世界观、艺术等价值性的判断，却无法在实验室中验证。即便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也很难取得众口一辞的评价。这表明，前者的可沟通性远远大于后者；而后者，除了一般的理智作用，还有许多主观色彩和情感成份混杂在一起。

二，科学、技术的知识，目的在于应用，在于转化成物质文明，因此，这些知识的产生与传播，要求克服或降低人的主观色彩，尽量接近客观规律，否则，只有失败。但艺术与世界观却不是这样，它允许并要求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支配着文化两个层次的，并不是同一个规律。两个层次的精神，外化为“科学与艺术”。自古以来，智者们就已体察到二者的区分。艺术与世界观意义上的（狭义）文化，正是本书探讨的着眼点。

世界观、艺术的价值判断，不是直接应用于人的身体需要。而人的心理需要则是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难以预测的。因此，这种文化的孕育、产生与传播，不仅不要求克服、降低人的主观色彩，反依赖于弘扬人的主观因素，使之达到创造的意境。主观因素越丰富，产生这种文化的潜力也就越大。

正如王国维所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人间词话·六十》）入乎其内，是体验；出乎其外，是创造。二者都离不开作为“诗人”的艺术、世界观创造者的主观因素。根据对文化史的综合考察，可以这样说：在这文化孕育、产生、传播的过程中，非物质的、非应用的、以及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文化的这种心理背景，深深植根于人类本能生活的土壤里。

125

人类并不是一面机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不是一部按照逻辑程序去生活的机器。电脑比人脑按照程序工作的效率更高，但它却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它能诊断疾病，但创作不了有个性的艺术，它擅长管理，却产生不了价值判断。总之，人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电脑却只有知识的积累，没有文化的生成。文化的内核是价值标准，它是一系列情结的错综复杂的产物，表现为对某种特定价值的认可。这种价值观念能够满足人类心理生活的需要。从各种特定的价值坐标系中，产生出各民族文化的系统。而当特定的文化系统不能继续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和行为需要时，这一文化就趋于衰落，它的传统价值准则（文化的核）就会受到怀疑与批判。文化的这些特性，使它既不同于可见的物质文明手段，也不同于应用性的科学、技术层次而自成一体。借用传统术语我们不妨说，文化是“体”；物质文明与科学技艺等应用性知识，则是“用”。

一种体用相违的文化，无疑是患上了病症。但文化的体用相违所孕含的危机与失衡，却也不失为一股意外的动力。它冲击心灵，迫使心灵对文化的体用形态及其关系，做出反思。这反思也许有些苦涩，但对调整过时的文化行为，则有裨益。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曾写过两个史诗《失乐园》与《复乐园》。文学史家公认《失乐园》的成就远在《复乐园》之上。为什么？因为“失乐园”是实存的折射，而“复乐园”却因纯属幻念而贫血失色。

──失乐园的主题比复乐园更有力，它激起了对于生命的神秘感；而真正的失而复得，相形之下却反倒显得平庸无奇。

126

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人类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以及人类的一切牺牲与悲戚、快乐与沉思，都是缘此永恒的文化主题而发：失乐园。啊，失乐园！你给人类带来的孤独，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从天庭被逐出的男男女女。啊，失乐园！你又像熄灭了的明灯、破碎了的明镜那样，吸引着人、并照见了他的文化形态的本原。你似乎启示着，人类尽管有其生而软弱与不幸的一面，但毕竟能够凭藉坚忍的跋涉去超越自然的局限。尽管人类已失去了“神”所允诺的乐土，但从他曾经企及过幸福的彼岸这一事实去揣测，他也许终能再获超度。

啊，失乐园！

127

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人们常常引证的格言中，有一段出自法国著名数学家兼思想家布雷兹·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之手：

人类只是一棵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那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全宇宙武装起来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流水，足以灭亡他。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而宇宙却什么也不知道。（巴斯卡《思想录》第1卷264条。）

作者称人类的思想为“人类伟大的标志”，历来的引证者也藉此说明“人”在宇宙中值得骄傲的存在。但是，这从另一方面也正生动地道出了人类的孤独：宇宙“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人却“知道自己的灭亡”，知道这个并不知道他的宇宙。

人类，因而与整个宇宙处于某种对等的地位。宇宙是一边，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另一边。宇宙产生人类，并迫使人类服从自己；人类知道这一点，但宇宙却是“麻木”的。人类在宇宙的包围中，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互相观照的对象，没有能够对等地理解他甚至“知道”他的“对话者”。

人类明确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孤独，是文化状态的结果，是自我意识高度发达的标志。进入了文化状态的民族，充分发展了的个性，才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128

原始时代的人类，尚未自觉意识到“孤独”。他们在本能的漩涡中，在生活和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感受到了日益深切的困惑与孤独。但未达到意识的、反省的高度。

原始的恐怖，正是这种不自觉的孤独感的表现。为了平衡这种恐怖感，他需要一个“活的宇宙”（柏格森称之为“生命之流”），作为自己的旅伴和想象中的“对话者”。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透视之下，整个宇宙都与活着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古代的泛神论、星相学、“天人感应”思想都从这原始观念汲取了养料。“万物有灵”观的影响力，在于它悄悄满足了人类切望摆脱孤独、在新的水平上和自然重新协调无间的原始愿望。因此，人类为自己塑造了许多理想的“对话者”。在远古的神话里，他凭借自己的潜意识和梦境体验，造出了一批批巨人、天神或英雄来陪伴自己，打破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古代神话的秘密引力在于，它是人类渴望摆脱双重孤独（事实的与心理的）状态的原始精神，是一种最早说出的诗化哲学的纯粹语言神秘而炽热的超渡人类被隔离状态的希望。在现代的科学实践中，他意识明确地活动着：不惜破费重金，上天入海去寻觅“智能动物”，即现代人类理解的“对话者”。他要靠科学力量的奇迹去实现那古昔的神话之梦……但永恒的对话者在哪里呢？这正是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

人类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渴望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破自己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巴斯卡说，人类“知道自己的死亡”是“高贵”的表现。然而，这也正是“人类孤独”的文化源泉。在生命行进的路上，只有人类意识到“死亡”。只有人类把“死亡”纳入了自己的反思领域。这种高级思维，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独状态。没有人情愿毫无意义地死去，但每个人都不免一死。死亡，因此震撼人心；它激发人类去思想、去奋斗、去极力粉碎包围着自己的宇宙和孤独感。一切宗教和许多哲学、艺术──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这正是对死亡这一悲郁归宿的思考和反应：人们渴望寻找生命的意义，并对死亡做出合理化的说明。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许创造了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贵”的东西（生命毕竟不免一死），但仍然不免一死，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对话者。

人类，尚未打破自己在失去梦境乐园、落入宇宙激流之后的孤独状态。

129

人类自身的孤独所造成的多重隔离，是个他自己未必意识到的事实。

人类的孤独既来自他在宇宙中的处境，也来自彼此之间的隔离状态。这使得人类的孤独具有双重内容：

1，来自宇宙的孤独，使他成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人类”；

2，来自彼此隔离状态的孤独，使他成为各个特定的集群（氏族、部落、行业、阶层、民族等“社会业力”）。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观念类别上的整体。但在人类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种种样式。迄今，人类在文化上远非统一的。那么，隔离的状态及其肇因有些什么含义呢？

130

隔离中的生长：人是一个有机系统。

从这意义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完备的小宇宙。他与同类交往、从外界吸取各种能量（从“物质”到“精神”），增强自己的内力，发展自己的存在。

人的群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以协调内部成员为起点，与其他群体发生联系。但在本能上，它却是自立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只是“互利”。利他行为，在个体之间尚可见到，在群体之间较为鲜见，因此可见，群体的自我封闭倾向，较个体尤甚。

在动物世界中，人的圈子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与其他生物的“交流”，只是为了把它们贬作自己的养料或观赏对象，而不是为了和它们对话。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侵略”、“奴役”行为中，也体现了这一倾向。对人的这种行为倾向，是无法取缔的。尽管佛教徒的一大创造就是对此进行了有限度的谴责。如禁食动物等，因为在生命世界，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理解，是以自己的爱好、需要、“胃口”为前提的。

对宇宙而言，生命的世界本身，又是一大封闭系统。它利用世界、适应环境，又变换环境去促进自己的兴旺发达。变换有两层：动物式的选择，和人类特别发展了的“改造”。而对于植物而言，选择的余地更狭小，改造的希望更渺茫。

131

有机的封闭系统，普遍具有排它性。但是，这种封闭，是种族存在、延续的前提；也是个体发展、转化的条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排它的大小宇宙，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圈子，一个个你要么被同化（以便换取一张入场券）、要么被排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的“场”。生物圈、文化圈在功能上都是一个“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杠杆，是近乎力学原则的那种“吸引”、“排斥”；近乎生物学的“同化”、“异化”；近乎文化学的“融和”、“消解”……

本能上的封闭和行为上的开放；原则上的利己和策略上的利他──是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安身立命、寻求前途的两面相。为了促进本位的壮大，不仅需要移动和交流，以便和宇宙能源进行交换；还需要适度的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这是被人类升入反思领域的大智慧。移动、交流，被叫做“自由”；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被视为“独立”。人们把自由和独立并列，并不是出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由于人在本能上需要这双面的本能。

追求自由的冲动和热爱独立的意向，在生命的总体运动中交互地推向高潮。生物场和文化场的开放与封闭，因此构成人在宇宙中的行为交响乐的两个基本的主题变奏。而自由的基础则是独立，是自己存在。死亡者固然与自由绝缘，依附者也只能仰望自由的星空，尽管有人谬把死亡与解脱、自由等同了起来。生命，是在隔离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亦然。──“隔离中的生长”这一命运，是与“有机系统”这一存在始终伴随着的。隔离中的生长，具有多种形式：如地理性的，超地理性的，时间意义上的。“人类”受到多层的分割，彼此孤独。但是这却在不意之间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最大的保证。

132

地理性的隔离：

早在史前期的野蛮生活中，人类就彼此隔绝。其遗产种族与语言不仅深刻左右了人类的文化史，并存留至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文化在今后的发展历程。

种族──

世界的种族至少可以分成三大类：黄肤的蒙古种，白肤的高加索种，黑肤的尼格罗种。每大类又可以初步分成几个类：

蒙古种：北方型，南方型（马来型），印第安型。

高加索种：北欧型，南欧（地中海）型，虾夷型。

尼格罗种：非洲型，达罗毗荼型，塔斯马尼亚型，皮格迈型（矮黑人）等。

再往下还可不断细分。

人类多种族的显著存在，表明从人种形成的时代，直至现代，人类还被强有力地隔离着。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各种族的生理状况，既有其共性也有其显著的特性。这些特性在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并非毫无意义。频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也未能根本打破、消除各种族之间的珍域。

语言──

语言作为人类隔离生活的产物，它比种族分化得更细致，比种族的品类更多、更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的语言，大的语系（如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二十来种，外加几十种小语系和“独立的”（即难以归入语系）语种。其中“美洲印第安”这个大语系，下分近一千五百种语言，仅北美印第安语，就包括五十多个小语系。世界各民族语言还包括若干方言，例如，汉语粗分之下就有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湘方言、吴越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几大类。

人类语言的这种现状，暗示了人类互相隔离的历史。有时，他们突破了这种隔离，造成语言的融合：旧语言的消失和新语言的形成。但语种的存在，表明语言所象征人类的隔离（类似种族的存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要“如实地”翻译不同的语言，十分困难。语法结构和语义之间的深刻差别，难以逾越。这些差别，对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念形态和文化系统起了直接的作用。

种族和语言的多样化现实，证明人类过去与现在彼此之间隔离的广度、深度；这一现实还在发挥着隔离人类的作用。这一现实对文化圈的形成一直是很重要的。

种族气质和语言形态的差异，不仅对文化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也使分属不同种族集团的语言集团的人类，互相之间的精神沟通，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就是对这一困难的原始总结。

此外，同一种语言本身还具有隔离作用，《庄子》对此已有发现。所以他大声疾呼：“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想找到一个打破了语言的隔离的对话者，向往不用语言就能沟通思想的理想境界，尽管他知道这一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133

种族、语言、文化诸层次隔离的促成因素，首先是地理上的障碍。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还无力克服诸如山脉、江河、沙漠、海洋、以及遥远的距离等因素，或克服不力这些障碍便隔绝了各地的人类。使之形成不同的族类、语言、文化传统。等到种族、语言、文化传统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加深了人类彼此间的隔离，致使人们虽有机会接触，却无力打破已然的隔离。

地理性的空间隔离，在文化上的产物是地理文化圈。其或为地方文化，或为民族文化，或为大的区域性文化（如远东、欧美等等）。这是形态较为原始的文化圈。

134

考古学确认：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们是在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各自发展起来的。

原始人是孤独的，他们生活在氏族的狭小圈子内。原始的群落是孤独的，它们彼此通过原始的交换与战争，也有接触，但那并不能打破横亘于它们之间基本的隔离状态。《老子》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谈的虽是他的“理想国”（“小国寡民”），但描绘的却是古代生活的隔离情景。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多取材埃及、斯巴达的现实生活。考古学还确认，古代世界的文明社会，同样在彼此不相知的状况里发展起来，后来通过帝国时代的军事扩张，才开始互相接触。原先具有不同的起源。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简史》认为，独立兴起的文明社会计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米诺斯、中国、印度、南俄、玛雅、奥尔密克、查文等九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认为有二十二个“文明”，包括若干个“子文明”。现代世界，仍然划分为若干个大的地理文化圈，如远东世界、欧美世界、伊斯兰世界、东欧、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非洲（北非除外）等等。当今现代文化风靡全球，但传统的文化圈并未消失，而是在各自的基础上趋向现代化。即：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文化。忽视这一点将是危险的，当代西亚和南亚的军事纠纷事例充分表明了传统文化圈在现代世界的含义。这展示了文化隔离状态的广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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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地理的隔离──

地理文化圈的疆域，和种族的尤其是和语言的疆域相一致，其最显见的形式，是民族文化。但是，在深入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后，就会发现，还有一种文化圈超越了地理因素，它同样起着隔离人类的作用（可以称之为“超地理的空间隔离”）。这种隔离大多采取了宗教的或世俗信仰的形式。

先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例。它主要分布在北非、西亚一带，似乎连成一片。但到了东南欧、南亚和远东，情况则骤变：伊斯兰文化在这些地区与基督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和儒家文化并存着，即生活在同一地域之中，但却彼此隔离着。各教人士可以同处一地，甚至共居一室，说着同一种“民族语言”，但缺乏共同的文化语言，因为他们各自的信仰背景各自不同。

再以基督教文化为例。在现代欧洲（除东南一角）和整个美洲，它都拥有大势力。但在菲律宾、非洲、中东地区则同样与其它文化杂处，具有典型的超地理色彩。

至于这一文化特征最为鲜明的犹太教，其教徒散居世界各地，在许多地区与周围同地域的文化相隔离（“犹太区”），发展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模式。超地理的隔离同样是超民族的。

中东地区最为明显。在中东的现实生活中，各个教派生活与组织既超越民族又超越现代国家。毋宁说，教派才是中东地区真正的权力中心。如果一国家由一个主要教派和许多次要教派组成，次要教派诚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排挤，但国家的安定还有保障：那个主要教派即等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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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城时代的集权国家中，儒、佛、道诸教之间，佛教诸宗派之间，道教各门派之间，也都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相对隔离，特别在它们的鼎盛时期。基于互不理解的彼此攻击，充斥一部文化史。宋元以降，诸教趋于衰落，故有混同之势。

超地理的文化隔离还采取了学派的形式──不同的学派与不同的行业、阶层一样，具有一套特殊的言语系统（“行话”、“术语”）。表面看，它属于某种民族语言，但学派却赋予它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因此，在不同学派间，往往因“缺乏共同的语言”而无法“对话”。更普遍的，是虽有对话却“各执一端”，无法达到沟通思想、融汇精神的目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价值标准即文化的内核不同，从而，使得思想交流或成为“多余的”，或成为“误解的”。其结果，只有论战，而缺乏彼此的理解（彼此隔离）。对话流为一种斗争形式。

学派与教派的差别在于，它只是一个思想或世界观的圈子，一般没有仪礼或行为的禁忌。

当一个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圈子，而且构成一个生活圈子，它就是一个教派了。但，当一个团体只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价值体系的世界观），而没有共同的生活规范和固定的行为准则，它就只是一个学派。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古老的例子，它甚至还是一个信仰团体。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家学派，也既是学派又是宗教团体（教派）：它约束成员的生活方式。上述两个文化圈子兼有学派和教派的特点，而终于成为教派，因为它们除了思想基础，还有生活规范与行为准则作为联系纽带。

当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生活规范、行为准则一起模糊之后，超地理的“高级文化圈”的约束力也就随之消失了。例如，某个教徒既不信奉教义，又退出教区生活，甚至还食用教义所禁止的食品，与异教徒通婚──他就不属于该教文化圈了。类似的例子文化史上多有。

而在此之外，还有帮会的存在，他们之间流行的是“黑话”与“暗语”。

137

绝对的和相对的时间隔离──人类被死亡隔成无数个世代，不得往来，这是绝对的时间隔离造成的一种孤独状态。

每个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化的创造者，内心深处都激荡着类似初唐诗人陈子昂登上“古幽州台”时的心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了解身不由己的时间隔离；更可贵的，在于他具有历史感，知道自己尽管处境孤独却并不精神孤立他可以仰慕古人、想象来者。他受到生命的局限，打不破时间隔离的桎梏，只能“独怆然而涕下”。但在他的凄楚中，却涌起了用精神上的创造去打破隔离、消解孤独的意念。

沟通不同时代人类的，于是只有想象的翅翼；或者，借助于想象之翼的“理解”。陈子昂“理解了古人”了吗？没有，他只是想象了他们──用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恨不相见”的惆怅，发自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寻求对话者（古人称为“知音”）的需要，其条件是需要者自己的想象。“古人”仅仅作了他的抒情对象；“古代”就是他的想象力驰骋所及的地方。

138

人类不仅被死亡隔断，还被生辰隔离。这是相对的时间隔离造成的又一种孤独状态。幸而能够“相见”的人们，却因为生年的早晚而彼此陌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代沟”。对于人类，尤其对于有文化的人类，时间并不抽象，时间由社会和文化演变的节奏体现出来。生年不同，经历的社会与文化状态不同；心理随之不同，语言和行为也就不同。

他们见面了，但却常常跨越不了横亘其间的时间隔离。他们熟悉对方的生活与音容笑貌，但在心理上却是陌生的。同时代人之间“应有的”互相理解、沟通，却往往被彼此间的隔阂、误解、争吵代替了。

139

不同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也有“代沟”横亘着──这同样是相对的时间隔离的文化投影。

公元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们登上西印度群岛，他们逐渐“发现”了与自己的种族、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类。他们与这些人类，分属不同的社会（包括文化与心理）发展阶段；因而，在身体上同属“公元十五世纪”，在文化心理上却相隔许多世代……这种民族文化的代沟，使他们互不理解。印第安人看到技术先进的“白人”从“东方的大海”飘然而至。竟视之为“天神”；而西班牙殖民者因自己的发展阶段较高，竟把“土著”视同禽兽──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可以在身体上互相接触，甚至生儿育女，但在心灵上、文化上却不在一起，难以沟通。

印第安人的文化隔离，被欧洲人的技术优势打破了。其结果，是土著文化作为一种有机系统的全面崩溃。今天，你可以在美洲文化和美洲种族上，找到印第安文化与种族的诸多因子，但作为有机系统，它早已不复存在。其主因，在于美洲的土著文化，未能在欧洲的冲击面前，有效地维护自己文化的系统封闭性（不排除对文化因子的开放、拿来、吸收）。而在维持本文化系统的存在方面，旧大陆上的诸文化场，如远东（中国文化）、南亚（印度文化）、中东（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都比印第安人成功得多。

140

文化孤独的主因──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众多的文化场。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城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它们都经历过隔离──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吸引我们此时此地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外在强制力。

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四千年前两河文明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分别大一统（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较为合乎理性的统一大业呢？其实，类似的“共商国事”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但先后都因为尔虞我诈而宣告失败了。在山西侯马大量出土的春秋诸侯的“盟书”，和鼓噪一时的战国合纵连横，都表明了通过谈判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也还是赫然可见。

141

仅用“追求权力的意志”（“强权意志”）去解释文化场须靠暴力统一的事实，是欠完善的。与求权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不思合并）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的传统排他性。传统抗拒新事象，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则很难击溃它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当时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但他们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一统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导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只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方略。

142

是人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使他的文化产生了孤独感？还是人这一有机系统的自我孤立倾向创造了文化孤独？抑或，是人的孤独感令人觉察到宇宙的冷漠，从而加深了他的自我孤立与文化孤独？人是复杂多面的──比任何机器都更复杂、比任何物质都更多面。因此，他才可能意识到“永恒”，即意识到与自己的全部存在截然相反的东西。

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深化，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就个体育，“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诸幻相而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吗？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适应”、兢兢业业地生活着，他们接受了社会压制的规范，奉之为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制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抑，又彼此压抑。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做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与人的离群索居的分际。

143

“先知不被家乡悦纳”──有个著名的《圣经》故事：起初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人们使用一种话。他们在东方一带流浪的时候来到巴比伦平原，在那里定居。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来做砖头，把砖头烧硬。”于是他们用砖头来建造，又用柏油砌砖。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有塔，高入云霄，好显我们自己的名，避免分散到各地去。” 于是上帝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他们联合成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不过是他们计划做事的开始。以后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来吧！我们下去打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彼此传达意思。”于是上帝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停止造城的工程。（《旧约·创世记》十一章）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奉行愚民政策”的上帝，他打乱人们的语言，以防止他们互相理解，联合起来。他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可以隔离人类，却忘记了“同一种话”同样也可以隔离，因此他干了一件多余的事。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一个教派、学派内部的心理隔阂，并不少于民族、教派、学派之间的心理隔阂。

基督教的创始者、拿撒勒的耶稣，在传教活动中，一度回到家乡弘扬己道，但并不能获得同乡的理解。他叹息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不仅在家乡遭到冷落，而且经由犹太正统人士的胁迫，被罗马总督彼拉多在首都耶路撒冷的郊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死于本地人之手，他的教义最后也在本地人中淹没无闻。基督教后来传遍了欧洲、北非、西亚，今天更传遍了世界，但只有犹太人死不悔改，拒不接受福音。

相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印度。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虽未惨遭耶稣基督横死、苏格拉底的暴卒，且他的教义还广布整个东亚，但佛教却在发祥地印度次大陆趋于衰亡，佛教信徒迄今还不到印度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伊斯兰教创始者，阿拉伯商人穆罕默德似乎是个例外，他的本族人接受了他的思想与教义，并用阿拉伯语将之远播到西北非和东南亚。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是被他的“祖国”——他所在的城邦麦加拒斥、迫害的，而被敌对国家麦地那“发现”和拥戴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老聃终于“西出函谷关”去了；苏格拉底在故乡雅典被杀；摩尼在祖国波斯遇害。耶稣基督的《登山训众》，在犹太的旷野里激不起持久的回响；释迦牟尼的甘泉，终于消失在印度干旱的土地中……

144

《旧约》的上帝，为了适应《旧约》时代的人们，说了他们的智能可以理解的话，这并非他的智慧比不上“后来居上”的耶稣。这就像幼儿园老师和小孩子说小孩子话，并非因为幼儿园老师都是小孩子。耶稣时代（公元一世纪）的人类智慧已经看到：“讲同一种话”的“一个民族”，也并不能“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古今有过多少强盛的民族。它们的实力比起《旧约》上“大洪水”刚刚退去时开始筑塔的原始人类，不知强过几倍；但是，没有一个能凭借“同一种话”建造一座通天之塔。

文化的孤独，遍布了整个文化场。文化的隔离与文化的孤独如此普遍，其原因是什么？

“自我”是文化隔离与文化孤独的主因同属一个种族、一个语言（或方言）集团（地理性的原始文化圈）甚至一个教派或学派圈子（超地理的高级文化圈）的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从而打破文化、心理上的隔离。这表明隔离与孤独的主因，无所不在。

有一句古希腊的格言揭示了这个谜底：“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格言的字面意义是，“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衡量世界万物”，除了这个通常理解外，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含义：“‘自我’是衡量、理解‘他人’的尺度。”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们很难全然脱离自身状况去理解他人的文化。“客观地理解”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愿望，但在理解过程中要洗净主观色彩，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来自互不理解的孤独，使人类的成员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孤零零个体的存在，使他开始成为单个的人，即“自我”。黑格尔弥留之际曾说过：“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他很快又说：“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是临死者的暗淡心情使然吗？非也。只要看看他的哲学后来分裂成多少流派，就明白这并非虚言。

如果基督教徒都“正确理解”了耶稣的教义，那怎会产生如许的教派呢？佛教的情形更典型：释迦一死，门徒立时分成若干“部派”。后来，“部派佛教”又被“小乘佛教”取代了。再往后，“大乘佛教”青出于蓝，势压“小乘”。中国特色的禅宗更是异军突起，以鲜明的民族性格独树一帜……最后，喇嘛教兴起，占据了蒙藏等广大区域，至今声势浩大。

“哪一宗派对‘佛祖’的理解，更加接近其原意呢？ ”

中国先秦“显学”的命运亦复如此。儒学到了秦汉之际，已形成孟学和荀学两大宗。“孔学”早已非复昔日。以致谭嗣同在《仁学》中攻击秦汉以降的孔学实为“荀学”，为“乡愿”的乔装。“孔学”的分裂，早自“孔子获麟”就已开始；仅据《韩非子·显学》篇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孙氏、漆雕氏、仲良氏、乐正氏等八大宗派。墨学自墨子死后，分为三大宗：相里氏，相夫氏，邓里氏。据《庄子·天下》篇，还有“苦获”、“己齿”诸宗，俱以正宗自居，互以“别墨”相贬。

这诸多的宗派代表诸多的“理解”，但谁是“正解”，谁又是“误解”？根据客观论，“正解”最多只有一种，而“误解”显然居多。故《庄子·天下》篇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杨朱则因为“歧路亡羊”（比喻“理解”多歧，而终失本义）“戚然变容”，陷入迷惘的心境。（见《列子·说符》）

貌似理解的并不理解，不仅发生在异时代的“继承”上，也发生在同时代的同路人之间：“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秦王（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等这个“雄才大略”见到韩非，却不肯“信用”；后来，竟听信谗言，“下吏治（韩）非”，使之冤死狱中。不过我这始终怀疑，秦始皇不会如此如此忍气吞声、受到李斯摆布；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他主谋杀害了韩非，却要李斯这个庙堂里的伙计替他背上黑锅。

西方文化名人的例子亦复不少。英国的休谟与法国的卢梭彼此仰慕，自以为理解对方；但接触以后却性格不合，意见分歧，关系终于破裂。这是异邦思想家之间的“理解”。歌德与贝多芬，同为德国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文化巨星”，互相钦佩已久，但相见之下，却各自感到格格不入，十分失望。思想家柏拉图颇想一试他的“理想国”方案，三次应当时的“无产阶级领袖”、叙拉古僭主之邀，前往叙拉古城邦从事“改革社会”；三次的结果都很富于戏剧性──或驱逐或下狱或赎卖为奴。

虽然，他们都突破了横亘其间多种形态的空间隔离与时间隔离，但却终末消除彼此之间的不理解，反倒暴露出更多的隔阂，以致终于分道扬镳。──文化的孤独多么深刻！

关键在于，人只能从自身状态出发，去理解他人的心理及其文化。当其未曾谋面之际，还可以“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用自己的想象去弥合实存的歧异、填平实存的沟壑；但亲身接触之后，创造性想象的余地被堵塞了，以前披挂的“理解”外衣悄然滑落，“自我”与“自我”之间固有的差异，由于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于是“互相倾慕”一变为“互相冲突”、“互相厌恶”甚至“互相仇杀厮杀”。

本来，突破文化孤独的希望就已十分渺茫；现在，由于再次失去想象的“对话者”，就更渺茫了。至于“知音”，就更加谈不上了。

145

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举足轻重。价值判断的结果（价值标准），是各种文化的核。价值标准是可以用逻辑论证的形式（“充足理由律”）加以说明的，但它的诞生却不经由这些逻辑的、推理的程序：它更多是根据利害抉择，根据“体验”、“感情”、“意志”、“希望”或“恐惧”创造出范型，而后形成内核。这些文化核或寄寓在世界观（宗教、哲学、科学假设等等）的形式中，或寄寓在艺术的躯体里──但本质上却是复杂情绪的文化装束。

世界观（宗教、哲学、科学假设……）和艺术的创造构成。当然包含着人类文明社会普遍承认的理智规范，但更大程度上却与个人或群体的知觉、体验、情绪、感情、利害抉择、价值判断，以至意志、“理想”等等结伴而行。这些复杂的心理因素并不根据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归纳、推理、反思、总结等“科学程序”制作出来。因此严格说来，属于非理性范畴，但它们在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艺术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纯粹的理性。

平心静气地观察，无偏见地搜集资料，逻辑的推理，审慎的反思，勇敢的自我检验等重要的活动，更多是作为论证结论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创造文化的工具使用的……。这正是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范畴和实体的“物质文明”最大的区别。

146

文化的非理性性质，除在产生过程中，还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正如柏拉图在《饮宴》篇中所说，要是诗人听见评论家们正头头是道地分析他的作品，一定会感到忍俊不已，甚至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评论家的理解，远离了作者的原意，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创造。这种“强作解人”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

非理性的因素在文化传播（“被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总是无意的误解，还有故意的运用。正如一位欧洲基督教的著名信徒在谈到基督教教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段话道破了非理性因素（“荒谬”）对文化发展的另一面相。

人的社会处境、阶级地位、性格特征、个人遭遇……也不可能对他所参与的文化活动影响不大。那个基督徒为什么去“相信荒谬”？显然，这有助他的心理平衡，有助于他摆脱深刻的孤独状态。而他，之所以需要这种违背自己理性意识的文化法码，去维持平衡，正表明他在社会处境、阶级地位、性格特征、精神遭遇诸方面的平衡，业已遭到严重破坏。求诸理性（或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求诸“荒谬的文化”（宗教信仰或是文学艺术）。

147

文化的出发点，并非理性的或智性的理解，同样，文化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客观与“真实的认识”。这些理解或认识的意向也许是有的，但往往只是文化的形式或一纸“使用说明书”。正如人生在世的第一要务并非追求“客观的知识”、“理性的觉醒”，而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基于这一需要的欲望冲动。正如科学，只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发现”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创造了一种能够满足心理需要的方法。其结晶，或宗教，或艺术，或哲学，或科学假设；或为幻梦，或为爱情。人类以此──突破然后陷入──陷入然后突破：文化的孤独！

人类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他有智慧，他努力使自己与环境协调起来，协调的结果即为文化的创造。文化的创造，令物我古今交融于己，交融的结果即为“我们时代的理解与继承”。尽管这些继承有时体现为撕裂与革命。

文化，因此成为人类在孤独中适应环境（同时又改变环境）的产物。

148

“林中路”的抉择： “理解”是一种创造行为！

“诗无达诂”这个成语意在说明，对诗歌作品很难形成公认的一致理解。其实，不仅诗无达诂，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也没有精确的“达诂”。是人的语言还不够复杂吗？不是。是因为“诗”（文化现象）和“诂”（理解活动的产物），分属不同的领域。以诂解诗，无异方枘圆凿，自然格格不入。

面对这个理智所不能解开的文化之谜，怎么办呢？唯一可能的出路，似在动员自己的心理体验去印合它。但是，当理解者运用自己已然的意志、情感、生理因素构成的复杂情结，试图接近其原意时，差别往往更大了。因为各人的体验是如此的不同，再加上自己社会环境和文化素养等特殊条件，企图理解得“更深”时，这种差别，就会变成深渊，其相去不啻天壤。

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是认识意义上的“足赤之金”，但却极其稀有。因为实现它，就先得消灭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它，就得先行破坏理解者的主观世界：使之与对象在生理、语言、文化、心理、时间、环境、利益、情感、意志、偶然机遇诸方面完全一致起来。而这种巧合，千万年也未必能碰上一次。

这样，人类益发“孤独”起来。人类是被多重障碍隔离着的，人与人之间想要达成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难道说，人生因此就只是一片孤独、隔离、互不理解的“荒漠”？

是的。从理性、客观、科学等绝对语言去说，人生是一片荒漠。但是，这片荒漠里有甘泉。这甘泉，就是作为生活者、行动者的人所具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有个动人的神话说到，神能用金杖在酷热的沙漠里点出一道清冽的甘泉。其实，文化的“甘泉”不在人生的“沙漠”之中，而在“神的金杖”里面——这神，就是人的想象力；这金杖，就是人的创造力。它，能点化出新的文化甘泉──变隔离的荒漠为丰产的绿洲。

149

无法弄清理解对象本来样态的各个方面，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理解”吗？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历史上对同一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理解之所以多种多样，是因为人类想象力和理解力的类型多种多样，因而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创造结晶：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创造行为发生的过程。对既有文化的新的理解，是一种隐蔽的创造，理解即创造。

为什么基督教与佛教在本地、本族中或连根拔除，或奄奄一息──缺乏足够的理解者与继承人？而在辽远的异邦，却赢得了教派群多的信徒，拥有浩大持久的声势？显然，不是由于异邦人对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和文化，有更忠实、更地道、更透彻的理解；而是由于，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不断的再创造。是丰富的想象而不是刻板的理解，是活跃的创造而不是忠实的继承──使文化得以更新，避免沉沦的厄运。总之，是从金杖点出了甘泉；而荒漠不过是甘泉藉以喷薄而出的一个背景、一个反作用力罢了。

龚自珍的理想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甘泉也是这样，它不拘一格。甘泉的性质，使不同的理解“殊途而同归”。

150

“误解”的价值在于──

理解不同于“描述”。我们可以描述历史，得到一套又一套的知识。但，这并不等于按其本来样态地“理解”了历史。对同一事物有许多不同的描述，这些描述视角不同、视距不等、视点各异──但都可以是合理的。但对同一个事物，却很难并存多种按其本来样态的理解。客观、科学的“正确理解”，只能基于对事物本来样态客观、准确、历史地把握，而不是含有主观因素的猜测、推论。

对各文化圈及其文化发展的宏观，作一鸟瞰，就不难发现，在对许多重要对象的理解、认识方面，历史上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总之，是“理解者”）——都“各执一端，从其所善”，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只是有魅力地描述了世界，但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在对同一现象的多种理解中，主观因素支配、指导下的误解的数量，远在正解也就是所谓的足赤之金之上──这是否说明了人类智慧的低下？并不。

认识上的正解，既针对自然现象和“客观事物”，也针对主体创造的思想、文化——这只是可想象、但却提炼不出的“足赤之金”。而实践意义上可能产生的误解，却经常作为“有效的创造之举”，凸现出巨大的力量。它后来变成“正确”，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

反而观之，误解具有并不低于一时公认的正牌的价值。在艺术作品的欣赏与理解活动中，经常存在一种“共鸣”现象，即同一作品同时打动了不同的人物。细细分析下来，各人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及其感动的原因并不一致。而一部作品的魅力，正取决于它同时打动不同人物的广泛程度。越能激发人们各式理解，越能击中人们各种共鸣，即被视为越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人类生活”的作品；越能有效激发各理解者的想象力与共鸣作用的作品──也就获得了越为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它有启发后人灵感的力。这种种的理解，和基于这些理解的种种感动并不一定“准确”但它们有其独立的价值。一切甘泉式的文化作品，或为世界观的，或为艺术的甚至是科学的，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力量。这来自其巧夺天工、击中人心的形式，所透露的某种新“精神”，以及，这新精神带来的清新、高爽的信息──有力地刺激起他者的创造热情。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巴赫的音乐作品，惠能的宗教观念，屈原的断魂之章，都是甘泉式的、具有启示力量的文化作品。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本身的“真理性”或结构优越，而在于激起后人“误解”的广度与深度。

南唐后主李煜那些动人的词作，曾打动过不同阶层人们的种种感情。但感动者未必具有亡国之君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受他“亡国之哀”感动的平民百姓，在科学的认识上无疑犯了“误解”之病，但“受感动”这一事件，却是自己想象力广泛活跃的结果。作品本身只起了启发、暗示的作用。

151

在“读书”即理解他人文化的方面，“误解”的后果异常鲜明。

许多情况下，读者自以为透彻理解了书中的含义，其实不然。对同一著作，甚至对其中的同一片断、同一语句，往往并存迥异的“理解”，这些理解可以并存而无法取代。这些闪烁着理解者智慧之光的不同思想，最多只有一种接近原作者的思想，但所有的理解者，都能为自己的“阐释”找到充足的论据，从逻辑上予以严密的论证。在这里，理性、科学、逻辑化的论证，是为非理性、非科学、非逻辑化的理解服务的。这些理解、论据、验证、逻辑、论证──尽管背离了“真实”的束缚，但却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洞天。

一切在文化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人，都不是按本来样态去善解人意的诠释家，而是独树一帜的创造者。有时，他们也以继承者的身份出现，但那只是自我意识或社会习惯方面的“裁定”。

他们对前人文化的“创造”行为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较之与前人文化的继承关系，选为密切、直接；正因如此，才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过程中发生重大作用。如孟子者，正因为他的独创性，一变而为孔子的“私淑弟子”，成为中国儒学的第二祖师。

在文化世界的群星之中，不乏许多“误解的天才”。这些甘泉之花有鲜明的风格、充沛的创造力；但其基础却是某种主观性、片面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人性和他人文化的“误解”。对于他们，误解与创新常是一对孪生子。而他们的误解，对点化人类的文化甘泉，开拓后人的精神视野，有金杖的奇效。我们至今还感谢他们。

152

“林中路”的启示是这样的──

继承，也存在人性范围之内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理解与继承，是参与者的想象与创造。拘于形迹的理解、生搬硬套的继承，即从学理上讲，也不可能透彻而心心相印，忠实而不走样。对于文化所归的人类生活，更是无所裨益。人类文化中的理解与继承，事实上永无一定之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不也模仿《庄子》的歧路亡羊，鹦鹉学舌地说：

“林，是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个人各奔前路，但都在此林中。看来他们彼此的情形仿佛相似，但只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误入歧途。”（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

当然，马丁·海德格尔的原创性大大低于庄子，所以他自以为是，或是欺骗性地鼓吹“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其实呢，这些专家和我们一样不懂；有时比我们更加无知和僭妄──因为灵性的理解之路，并不是物性的公路小路康庄大道。所以，这位德国学舌者的话仅仅讲对了一半：“林”（文化）中有许多“路”（理解、继承的方式──想象、创造的途径），每个行动者都各奔自己的前路（进行自己的想象、创造）。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然而，在人生创造甘泉与寻觅“林中路”的史诗场景中，却没有一个超然无我的“森林管理者”（类似管理宇宙的“上帝”），也没有能够超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绝对预测者（他“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人类，是反复用荒漠里的痛苦，换来甘泉阵阵的喜悦。──喜悦不在抵达终极目标（这是不可能的）时的欣然；喜悦只在想着终极的幻丽，只在路途上的艰辛、休息及其刻骨铭心的节奏感！

路，也是一个目的，也许是一个更实在、更有趣的目的！在不同的路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景观与生活本身，各有无法代替的本然价值。

马丁·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还有一段话是说得比较好的：“技术的本质只是慢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只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唯一的没有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着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却保护，而且整个在者处在黑暗中。美妙事物脱身而去。世界变为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的东西作为通向神性的足迹仍隐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的东西的足迹，即美妙事物；也似乎灭绝了。除非芸芸众生中还有些人能够看到不妙事物作为不妙事物正进行威胁。他们极需看清是什么样的危险正落到人身上。这个危险就是此种威胁：是在人对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而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这种危险才确是危险。这种危险对一切在者都是危险而隐藏在深渊中。”

这是海德格尔的这位历经了战败之苦的德国佬，出于对原子阴影迅速降临的猝不及防以及由此产生的困窘。作为对那个发疯时代的哲学反思，也许有些特别的纪念价值。但对产在广义文化转换关头的这一变态思想所进行的理解，不宜拘泥于字面。

人类经历过无数的危险，经历过比原子弹更大的危险。

人类进行过无数的冒险，经历过比现代的机器文明更大的冒险。

但人的文明没有在危险中仆地不起，人的文明没有在冒险生涯中失去什么，也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人所失去的，最多也只是人所创造的；至于人自身，因为并非来源于人自己，所以也不是人自己得以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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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化的每一个关键性节奏，也许都充满了它所特有的危机气氛。但那只是当代人的感受、体验而已。如果升得略高一点，对当代生活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以便更清晰地去遥观它、俯视它──则发现危机本身恰是生存之本、发展之道。

按照习惯的看法，“误入歧途”缺乏正面价值，它最多只为后人提供某一时代文化、思想、认识发展的轨迹。然而从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所包含的实践价值（“甘泉作用”）着眼，误解的价值不亚于“正解”。正解是一种得到公认的见解或行为方式，但正解的获得与固定，却意味着精神节奏的停顿、精神运动的板滞。而主观性特强的误解，却以多方的热情，和并不“中肯”、“客观”的方向感──这是文化细腻分化必需的动力──为文化中风格与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余地。

人类思想中的“上帝”，只知道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理解，可能对他的神权构成挑战；却不知道，人的想象与创造的力量同样对静态的平衡构成破坏。这种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上帝”，只看见人类对外部世界显示的反抗力，却未看到人类内在的凝聚力。荒漠是单调的，但人类的甘泉却丰美而各显神通。荒漠因而成为可爱的。──它激发了甘泉的奔涌……要是人类生活在一片郁郁葱葱、肥沃温馨的绿洲里（如“伊甸园”之类），将反而不见一滴文明的甘泉！那是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虽然“和谐”，却缺乏高度分化的力量。缺乏波澜壮阔的雄浑动态，缺乏创造“林中路”的能力及乐趣。

《圣经》时代“上帝”的精神迷误或者类似的精神迷误，在强调绝对目的论的时候十分轻蔑地把道路本身的价值泯灭了。正如“上帝”为人类规定了目的，然后就堵塞了人类的建塔之路。而世俗政治的绝对目的论崇拜，则比“上帝的暴戾”更为可怕：

到最后竟会十分奇怪地把某条近乎偶然的道路本身目的化了，以致达到崇奉某一道路而排斥其他道路的偏执地步。可以医治这一偏执的，还是那句古老的箴言──“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意味着“路必定被人自己杜绝”；退一步说，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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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与传统──一种文化系统衰落、消解之后，有无复兴、重建的可能？中国政治家历来喜欢鼓吹“中兴”；英国学者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也研究了文化史上的种种“复兴”现象，以说明“母文化”与“子文化”间的继承关系。

然而，文化史显示，任何文化系统的“复兴”，都是程度不同的假象。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的文化，并非古希腊文化的复活；就像中古波斯萨珊王朝的文化，并非古波斯帝国文化的翻版；中国盛唐的文化，并非两汉文化的再现：“复兴”背后隐藏的是“再生”。它远离埃及神话中木乃伊的复活，也不同于印度神话中的“灵魂转世”。

文化的再生，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即新内容直接寄托于某个旧形式。所谓新酒，是纳入了许多新产生的、非“母体”的、或外来的文化要素，否则，就不能适应业已改变了的社会心理需要，也就无从立足、广为传布……从系统上看，它更是新颖的、独创的。

我们只要看看，在融汇了印度文化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后，新形成的隋唐文化，与旧有的秦汉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不难发现：“复兴”即“再生”。唐宋哲学家（佛学、道教与理学的），和先秦诸子的思想距离显示：唐宋时代的灿灿文化，其实质本非春秋战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根据旧有材料进行的新型创造。十五世纪意大利文化和中古波斯的萨珊文化，甚至古希腊文明对克里特岛屿文明的关系，也莫不如此。

描述文化的再生，用“复兴”的概念极不确切。

再生了的文化，不论看来与旧的“母体文化”有多少相似，都是新一代人的活力与创造精神的产物，而不再是老祖宗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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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始终只是基于自身状况的推想，即所谓“以己度人”。这种社会交往中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沟通或理解中。纯粹的、脱离了当代自身（或为个人或为文化体）状况呐理解，不可能产生，即便产生了也毫无当代的社会用途，难免被“历史的承认”淘汰掉。

在不同文化的交锋与合流过程中，情况也大体相似：客观的、不偏颇的融会贯通并不存在。对社会，融会贯通出自普遍的心理需要；对个体创造者，则源于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一切“借鉴”、“吸收”都极其有限──它们的前提，不是对方的文化这一客体，而是自身的文化需要这一主体。

有些住在欧美的犹太人（如卡尔·波普）常常夸耀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开放系统”。这表明，他们要么尚未理解，要么有意隐瞒了文化本身的隔离与孤独。无祖国的犹太人是需要鼓吹开放与撤防的；以便与其他民族共同实现“亡国的平等”。但在我们看来，文化本身的隔离与孤独，使任何文化的有机系统都深深烙下了它的印记。没有一种文化，能够脱却已然的色彩、视角，去客观、全面地与其它文化展开“交流”。吸收、融汇，除了源于对异文化的我方社会心理的需要，还能源于什么？文化的重组与再生，除了来自创造者已然的生理状态（先天）和文化状态（后天），还能源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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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隔离性质，与文化有机体本身结下了不解之缘。任何文化系统，都不是一些偶然的文化成份的堆积，而具有内在一致性。各文化系统的结构各异、形态特殊，对它文化的吸收、消化，必须合乎自己结构、形态的特点。

因此，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虽能互相渗透，交流种种文化因素，却不能做到全然的心心相印。表面近似的文化成份，在不同的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文化开放，作为吸收者与被吸收者的文化人类，分别扮演着“胃”的角色和“食物”的角色。被吸收、同化了的文化因素，往往就这样“变质”了。

任何有文化的民族，因此都面临着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抉择之间的冲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传统和现实彼此挑战应战，或斗争或妥协，而后消融入文化史的洪流。任何过去之象，都是“传统的”。如果一千年以前的文化是“传统文化”，那么，十年前的文化为什么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呢？例如，延安传统就是一种很顽固的传统。

157

传统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立足于现在的投影式问题。

对那意欲在世界文化史的苍茫天地中一显身手的民族，“传统”不是一个“有利无弊”的因素。跃跃欲试的创造者们，先得正视有关“传统”的一系列问题。

“传统”的因素，不论被有志者们判断为“积极的精华”或“消极的糟粕”，其背景都是旧的经验，其渊源皆为历史的陈川，有着我们并不理解的性质、并不了解的侧影。“恪守传统”的倾向，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的产物；而并非真正理解或“遵循传统”的结果。此外，被尊崇、恪守的文化传统，与当初创造出来的文化尽管相似，但社会功能却并不相同，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因为人与文化的关系已经变了，当年活生生的、审时度势的创造精神，已被而今墨守思想、文化之成规的心理所取代。就这种意义言，先秦儒学和清末的儒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孔家店并不是孔庙文章。因为先秦孔子周游列国的进取精神，已被清末官僚死守书屋、古训的僵化态度取代了。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五四运动”六十年来的一个巨大的文化误解。更深一层看，是一个现代文化的投影现象。

文化传统坚固而影响持久，表明它取得过相应的成功，曾被相应地证明为有效。它凭这建立起优势，博得了信任和顺从。中国“大一统长城时代”（秦至清代）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典型：它在过去两千年中历经外族入侵、佛教文化的冲击，几经浮沉，被证明为卓有成效。因此，近代史上对它进行变革的呼声尽管很高，但阻力也大。传统的价值，正如它的形成史一样，证明这些传统在过去（两千年也罢，二十年也罢），有过相当的价值与功能；却不能凭此推论它们在现在及未来的价值不减当年。

传统，既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又有稳定群体，增进集体自信心的凝聚作用，这使它受到人们的敬重或尊崇。但是，沉缅于传统主义的自我陶醉却是危险的。它会扰乱人们真切注视当代生活的目光，会分散我们应付现代生活种种挑战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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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句，对于陷在传统泥沼中的怀旧者，别具一番意味。怀旧者，会对某些“畸形”的传统即失去现实价值的文化遗存（甚至是有害的“糟粕”），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而对突破这种传统的努力，反会感到惊讶、困惑。这种习惯势力，往往不自觉地成为文化上创造的阻碍。

在各民族的文化史上，一再可以发现，传统一经形成，就好像有了独立的生命和不受控制的意志。它们逐渐变成一种“非人”的力量，不再听命于人类发展自己生活的要求，反要摆布人类的生活……

好些民族直到灾难临头，都不肯放弃或改变自己珍爱但已失效的传统。他们不是把传统当作“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效法的样板”，终致悲剧上演。古希腊城邦在波斯与马其顿的威胁面前，终究未能团结起来；只因古老的城邦制度和狭隘的城邦意识，缚住了他们创造新格局的手脚。尤其严重的，是限制了追求全民族统一的热情。他们终于屈服在外来暴力的干涉下，先是马其顿，后来是罗马。

这并不神秘。这表明，作为偶像受到崇拜、恪守的传统，离开当年创造者们的初衷已很遥远，原创者的文化是以经世致用为归宿的。效颦者仅仅是习惯的延续，是精神的板滞。至于“泥古不化”，这是文化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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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价值究竟何在？我们认为，传统本身无所谓好与坏，精华与糟粕，关键在于它对当代的意义。即在于，继承者与传统的关系。同一个传统，可因继承者“态度”的不同而不同：好的继承者可使坏的传统变为精华；坏的继承者常令好的传统流弊无穷……客观的、超时空的标尺是没有的。对盼望解决当代新问题、建立自己新生活的民族，只能把传统的文化因素当作一些激。发自己创造性思维的未然（尚未定型）材料，而不能奉之为已然（已经定型）的圭臬（理想化的结构）。

“传统”这一客体的价值，全然系乎“当代生活”这一主体。只要当代人富于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正确即有效地重新理解传统文化的能力），在他们的面前，就没有坏的、消极的文化传统，就无所谓糟粕──他们的智慧，能化糟粕为“精华”，变天堑为通衢：古老的荒漠里已经奔涌出清新的甘泉……

160

各民族文化的精神状态（狭义文化的核心：世界观与艺术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知识结构的状态，影响了他们科学技术与哲学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活动，也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造成持久而微妙的逆作用（反向渗透）。对狭义文化的性质作实事求是地了解，对它产生与传布的特征作审慎地思考，有助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民族轻装上阵。

文化及其传统，说到底并非外在的，外于人的。它产生于文化有机系统在历史上摆脱孤独景况的努力。文化力图塑造的根本对象（理想中的“偶像”），是一个当时人类的“对话者”和超渡者。“他”有时采取了人格形式，成为古代的神与英雄；有时采取了半人格或非人格的形式，成为各式理想。各时代的对话者，是那时代人类想象中的朋友，因而既闪烁着那时代的光芒，又带上了那时代的阴霾。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创造性地理解了它，它才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打碎偶像”，曾是一个文化革新的口号。问题在于，打碎之后怎么办？是将偶像的碎片“置之若敝屣”，还是拿来充作一种新的建筑材料或是精神路标？

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即将引起国人广泛的关切。两种态度之间，将会展开争论，甚至是角逐与厮杀……争论、角逐、厮杀的结论和结局──对新一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将有重大影响。

*第五卷第五章拷问《传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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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就是用“道”去征服比自己更优越更年轻更美丽更聪明更富有的人。在这一点上，只有耶稣基督是个例外。

《传道书》是《旧约全书》中一部特殊的经典。《传道书》给这部以虔诚著称的“人与上帝的契约”，注入了一股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世俗性智慧。若是没有了它，《旧约全书》反而会失去许多有智和爱智的读者。

《传道书》可以使《旧约》升格。从大众的粗鄙的信仰，变为少数精华的哲学。与《诗篇》、《箴言》、《雅歌》一起，《传道书》构成了《旧约》中的“智慧文学”。是“史记”（从《摩西五经》到《历代志》）到“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之间的桥梁。这四部经典所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彷徨无定。

如果说，《诗篇》（大卫向上帝的祈祷）；是神圣庄严的《雅歌》（相传是所罗门的情诗）；而《雅歌》则是世俗快乐的《诗篇》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箴言》是一篇充满了道德肯定的《传道书》；而《传道书》则是怀疑成癖的睿智《箴言》。《箴言》是写给大众看的，《传道书》则是精神奢侈品。《箴言》中的布道能使人驾驶生活的骇浪，而多吃了《传道书》中的箴言，则会败坏你的生活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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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的作者起来，宣布他所体验的真理时，以色列人的命运已呈衰兆了。一个机能旺盛的民族，是体会不出《传道书》那么透辟的周流中旋还不已的人生奥义的。精妙的思想涡流，永在键全的生活磐石之外。繁荣昌盛的社会，或是忙碌的，或是快乐的，或是兼而有之，但偏偏不会是善思的、自制的。《传道书》的犹太，正如柏拉图的雅典、孔墨的中国、《奥义书》的印度、阿赫那顿的埃及、泥版图书馆时代的巴比伦──亚述、琐罗亚斯德的波斯、《可兰经》定版时期的阿拉伯、金字塔铭文时代的玛雅……那样一个“过了临界线而趋向分水岭另边”的半瘫痪者。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成熟的思想消解了有力的行动，雅致的装潢窒息了原始的活力──神秘的宇宙被抽象进而被肢解成串串观念和篇篇言辞，然后悄悄纳入凡人的絮语中。这是多么残酷的屠杀啊。但它却不能像创世神话中的大屠戮大肢解那样，化生一个新的宇宙。因为它虽勇于思虑，毕竟是怯于行动的？

正如“〇”对世界的不可理喻性进行了空前成功的免疫性处理（这正解答了《传道书》第八章中提出的那个问题：“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它解释了世界的不可解释，以此，它既保持了世界的荒诞性使其免遭人类理解活动的攻击和破坏；又保护了人的理智，使其免于在荒诞的存在压力下趋于崩溃。

──“〇”是调解世界与人间致命关系（一如在当代世界文化中所示）的一大救方。归顺“〇”，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反叛“〇”，难免进退失据的困境。“〇”，从此成了解脱灵魂的“超神之神”！

超神之神，超神的上帝，也就是超越了一切现有宗教和可能信仰的终极奥秘！超神的奥秘，也许是现形为“〇”的上帝，这并不是对每一个入都可以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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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读书多，容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传道书》名言，是出自一位饱读诗书的人？因为对人而言，最可怕的处境就是精力过剩而无从宣泄。在现代，最廉价的宣泄方式就是“读与写”，它比饮酒、吸毒、赌博、游乐，都要便宜百倍。所以，被生活抛弃的人，回到你的内心世界中去！回到读与写之中！这既可使你的存在状态断然有别于一只动物，同时，又消解了你在重压下的愤懑与无奈。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不是出于鄙视，而是出于尊敬──尊敬可使暴行变得温和、节制，甚至成了侠义之举。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清理它最后的功利主义残余，透视它反世俗的偏颇之辞，乃是超神之神的启示。它的反世俗，是立足于功利主义残余之上的，所以它称人生是无益的、徒劳的，它说日光下的一切都是“捕风”，但它并未赋予“捕风”以积极的意义。“捕风”在功利上虽是徒劳，却有锻炼人体的功效。“捕风”虽不指向任何目标，却包含着丰富的过程意义！这就是“捕风”的可嘉之处？

谁能认识这一点，谁就算参透了终极之圆──这虚无的却又无所不包的捕风之神，用以狩猎宇宙万物的巨型围场！

让我们拷问《传道书》！拷问它的一切真诚和一切虚伪，拷问它隐伏在冰冷智慧后面的生命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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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的作者不知是否意识到，他的道是可传而不可受的，是多数人无力消化的？

他的道，是一种内心智慧的袒露，而不是用来欺世盗名的。所以，他的书只能私人收藏而难以成为公众的教条。但《传道书》竟也列在《旧约》之中，真令人惊叹不已：超神之神确实是不可规范的。在中国的经典中，也有一部类似的智者书，《庄子》。

这表明不同文明的内心，其实相差不多──都悄悄地渴望某种怀疑论。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比犹太人的诫命（旧约全书），似乎更少兼容性！传道者，这是你的幸运呢还是你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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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畏空虚，不顾一切地追求实在。生命的本质在于感觉，“空虚”之所以可怕，即在于它是“丧失了感觉”。世界的真理是：唯有实在，方能激发感觉。……但是我要告诉人们：是最大的虚空，生成了最大的实在；是最大的实在，生成了最大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固是不错，但虚空又何尝不是凡事（之一）呢？其他的虚空还有忙碌、混事、欺世盗名……

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散了不要紧，“曾经有过”也许更加使人动心。

在一切最激烈的否定中，首先包含的恰恰是无意识的肯定与最诚挚祝福。

人的一切劳碌，他在日光下的所有作为和“事业”，到底有没有“益处”？若有，这益处究竟何在？

西方来的福音教士说：没有，因为一切都不过在循环、重复而已。但中国的新的德音已经鸣响：这益处是自足的而不是寄生的；它就在劳碌之中，而不在劳碌之后的报酬；它就在行为和事业本身，而不在目标和彼岸。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但那是建立在我们的无知上面的；其实呢，比念经更重要的是目标与彼岸！也就是我们的劳碌！

获得的报酬终究会落空；任什么也是“金玉满堂，莫能葆之”，谁能抵挡时间的流失、生命的流失呢。

而目标与彼岸，却成为一副引导你生命热情的诱饵，激励你生气勃勃。但谁又能说诱饵比生命更贵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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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哲学，是反对虚无主义的零点哲学。虚无主义说，什么也没有了，世界是一片虚空，人生是一片荒漠……“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意义呢？”虚无主义，像《传道书》上犹太晚期文明的智者一样，向我们喋喋不休地传“道”。

零点哲学起而反驳：“与其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如说'什么都已经完满'。”贪心，这是现代危机的全部症结。而自以为“什么都有”的精神症状，倒是十分类似于“什么也没有了”的处境。例如，最具“现代无产者心理”的人们，往往反倒是那些令人侧目的豪富──常人不理解这一点，才说这些豪富“精神空虚”。其实，精神空虚正是物质充实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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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一片虚空，而是过于庞杂，过于自相矛盾了。这已不是荒漠，而是荆棘丛生。过犹不及……因为过分的东西已经相互抵消了；正值变成负值，幸运化为灾难。于是“冲突”才成了规定当代世界生活日常运转的“规律”。

日光下的劳作，意义在于维系我们的生机。是我们使这世界生辉，是我们使生活充满情趣、充满意义。说劳作毫无意义，无异于自我否定。而即便最彻底的自我否定论者，也该是为自己的存在留下一席价值与辩护之地。所以，还是趁早收起你言不由衷的“无意义”论吧。

虚无主义说：“到处都是阴沉沉的天。没有希望之火。没有确定的明天。我们创造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毁灭不了什么。我们保留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开辟不了什么。”

零点哲学说，“历史之天正如自然之天，有晴有阴，有暗有明。问题不在于天空和海洋是什么色彩、有多大亮度等等──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它。问题不在于大地和山岳有多少曲折和多少险阻──而在于我们怎样行走，怎样飞驰。”

希望之火永远潜伏在人的生命力之中。即使我们真的创造不了什么，我们也还是创造了自己。创造了我们独特的天地。更何况，不创造，也许正是大创造的流程。

日常的营生，是迫于无奈。而在自然的骚乱和自然的和谐面前──尤如爝火之于日月。为什么要刻意制作？刻意制作的小家子气，岂不是贫乏的标志？以“零点”为象征的“历史之圆”，并不需要这小贵族的家徽！

我们看到含而不露的“天然之流露”，在“未经乔饰的素朴”中，在其自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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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终究还是重复的，因为人们的生物基础相似：

认识到“一切都在循环”，是人类思想最沉重的精神遗产。“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这是令人绝望的”──这种厌恶循环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物性的倦怠，而是产生于心性的疑惧。

这种恐惧源于人类命运的“反思”，源于深刻的记忆，所以，治疗厌世症的最佳方案，就是让患者“健忘”。

失去了记忆力，也就重获了新奇感！──最玩世不恭的人，都是记忆力天生贫弱的人。而安眠药的镇定作用，不仅在化解了焦急，且在模糊了往日印象的清晰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意识异常清晰的西方，麻醉毒品的泛滥已变得不可收拾：人们需要从往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169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170

创业之主并不用“智慧”来考究一切世事，他只不过依其天赋高贵的本能去行事罢了。盛世之王也不承认世人之所经历的，不过是了无意义“极重的劳苦”。他还有余力去玩味人生的风波，并在其中发明乐趣；他还没有被末世之轮给磨毁──他在整人的意义中殖入了一颗喜悦的心。

耶路撒冷的王啊，你祖先的粗犷，在你手中已过于柔弱、细腻了；你祖先的本能，已由你淘空、断送。所以，你才从贵族退化成僧侣，从武士退化成诗人，从征服者退化成思想者！你难道没有看见，还有多少土地等待你去探险、征服？还有多少强敌正环伺在旁，静候你的疏忽？你不明白？“彼岸”是为了“此世”的更舒坦更自然而被发现的？你不明白，“目标”是为了“过程”而创设的？你还不明白，一切外物，都是为激活你的潜能和欲念而存在？

弯曲的为什么要变直？缺少的为什么要足数？自然有它的本性，甚至“〇”也有它的价值！弯曲的，自有弯曲之美，弯曲之用以及弯曲的必要和它的不得不弯曲。如果世界的弧度都变直了，那世界成了什么？如果万物的曲线都变直了，那生命和多样性又何在呢！尽直，不如无直。尽直，就是死亡，是坍毁，是沙漠。可是，甚至连沙漠也有它的弯曲度呢！而沙漠之美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它的曲线，它的反复无常所显示的神秘。

正因为世界的秘密在于弯曲，人心才产生了“直”的概念。所以，完美的直，不论在自然、在文化、还是在人性中都不存在。“直”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表达了一种非存在，一种虚无，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反叛。而《传道书》却据“直”以谴责“弯曲”，这无异于，据虚无以谴责世界的本性、生命的特征、人文世界的中庸之道。这谴责道出了多么沉重而无奈的精神晚景啊！

171

什么叫“缺少”？什么叫“足数”？人心没有餍足的时候，哪怕他得了消化不良症，也还是意欲着摄取；只要他还剩有一丝可以从事意欲的力量（哪怕早已没有付诸实行的能力了）！所以连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想娶一个年方二八的小伙子！老太太觉得自己还和年轻时相差无几，所以她渴望小伙子，来唤醒她沉睡的本能。因此追求足数的、制造更多的缺少。正如知识越多，发现的无知就越多。如果人心足数了，就会生出新的不满；如果世界足数了，就会走向衰颓、崩解。──足数之后，将是浩劫。

世界与人心，正在这永不止息的运动中，日新不已。犹太人也许不解此中智慧，他们不能理解，甚至连“风”也是一种实在！“捕风”有什么滑稽呢？有什么徒劳呢？捕风为何该予谴责呢？人生本来不就是一场捕风运动？世界本来不就是一阵风吗──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年轻的，衰老的，上升的，沉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正如宇宙，是一个“〇”。

而“〇”的意义就在于：它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表达。

〇不求全责备，也不追寻完满；因为〇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封闭的超然的系统！

〇，超神之神。

172

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像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悟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要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173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可以陷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缅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174

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再干普度众生的无聊之举。普度这一行为本身，难道没有反叛涅槃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175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迪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尔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176

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的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分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177

美国小说家弗·斯各特·菲茨基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在其《崩溃》中写道，“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其处世行事。”

你能吗？

178

生孩子的报应：生孩子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座价值连城的伟人，就像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更有价值的莎士比亚那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以对自己孩子毫无根据的期盼甚至“肯定”，来安慰自己扶养孩子的辛苦罢了。越辛苦，期盼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寡妇（和现代特多的“单身母亲”）对孩子也就特别苛求（特别是对男孩，这还与“性感”有关呢！）。而多年不孕的妇女，一旦怀胎之后就忘乎所以，她的狂热把她的孩子夸张为一个神童──即使这神童是个侏儒。好多父母，其实是想在孩子身上兑现自己的末了之梦。所以他们向孩子施加了与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的压力。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荒唐！如果“种”不行，那孩子再努力又焉能创造奇迹？更何况，他有没有后劲去“努力”不也是一个种属特征吗！

生孩子的目的，仅仅在于生孩子，完成一桩（作为有生殖力的人最容易、最自然能完成的）自我实现。正如，养育孩子的正当（即永远不会落空的）目的，在于体验养育孩子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趣味和新奇──而决不在于希求“回报”。因为回报是无从把握的，而要求回报则得付出新的辛劳、争执、别扭；只有现在的乐趣，才是无从剥夺的！你的努力的意义，只在于你，而不在于“他”。

聪明的创业者的遗产和愚笨的继承人的挥霍，其中的奥妙也是如此。

179

功利主义者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人”，而且“把功利价值当作唯一的标准”。他是功利目的之信仰者，是商人，他可以出卖一切。特别像犹太人这样精于计算的民族，当他反问人生的劳心以致“夜间也不能安眠”到底“得着什么”时，就冒出了冲天的傻气。若问人生究竟得到了什么，那是复杂得难以回答的。人生劳碌累心只是得到劳碌累心，有人评断这为苦，有人在其中发现乐。其实，你的劳累只是得到了疲累之后的歇息！以及你在过程中获得了打岔、宣泄、运动，获得了“给人生充气”的途径。正如英国小说家毛姆所说，如果作者把稿酬当作写作目的，他一定得不偿失，世间挣钱（意同于“获得快乐”）的办法有的是，何必出此下策？──在毛姆看来，写作的最大报酬，就是作者从写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那份快乐。那种无奈的（因为它只能是间接的！）宣泄，那种煞有介事的打岔（仿佛它自身已成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似的）、那份充溢和那份狂喜──都是无以复加的！

这确是接近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思维”（“新教”其实是“基督教向犹太教的退却”！）中，确立起来的那种“神赐的犒赏”！──除了在过程中获得的舒畅和发泄之外，这个世界是很少向你提供终极报偿的。否则，你就难免沦入叔本华式的佛教：在人生炽热烫足的环形跑道上拼命奔跑，想找个清凉的乐土，但可惜那片片凉点（这对普遍冷感症的当代人──因而倾心“热点”──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太狭小，还不容惯性前冲的人生竞技者收脚，已被逾越……而为了捕捉下一个歇息之地，竞争者们又得以加速度继续狂奔……好一幅荒诞之图，可悲可叹的顾此失彼，或是为了竞争而牺牲休息，或有为了休息而被击败。而人，总是要休息的；而心，总是想竞争。要摆脱叔本华式的魔道（同时也就摒弃了他所张扬的涅盘之帜）只有在过程的劳累中找到上帝。

180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而这运动，到头来只是环形的、是自相否定的、是只为自身颤栗与快乐而不需任何其他理由的，是一个永远高悬的明镜、一个零。

这个世界所行的报应，超出了人的理解力。一切哲学、道德和宗教，都那么勉强吃力地论证着它的报应观；但他们繁锁的宝库在生命的湍流中很快就被冲走了。诺斯替派所发现的那位终极之神，是以践踏人间律法、善恶之界为最大乐事的？他当也蔑视以神的名义所营建的法老巨陵。科隆大教堂，圣彼得的广场，在他看来与林中的蚁冢和蚁穴间的空地，差别是有限的。

181

《传道书》以它的宿命论指出了二十八种“定时”、“定期”：仿佛天地是为人生而设，世界在为神的宠儿效劳。其实，这种充实感正是大自然在引诱人们进行“种族还债行为”的诱饵！它是人的罗网，是心的机关，是生命的陷阱。我们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犹如一滩稀泥。瘫软的人们啊，但你们是否就因此灰心绝望？“进一步，世界很窄很窄；退一步，世界很宽、很宽。”“出门即有碍”──那是因为你的心气太高，不肯俯就万物啊。高贵者解不开的难题，谦卑者却应付自如；因为他无耻，而世界喜欢卑下之物。正是顺从、瘫软和无能为，才孕育了持久的生机。生命正遵循此道而渡过天涯冰期，一睹艳阳的风采……为此，世界需要一种“爱的哲学”，在你真心相爱的人面前，你不常常顺从、常常瘫软、常常无能为力吗？！这种无能，恰为接续另一种能力，一种抗拒时间之磨的韧性，人们在异性的隐秘处发现的，正是这种力量的交合。人们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正是这种顺从。

无奈中的从命，比无奈中的抗命，更能赢得时间之神的青睐。

182

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天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183

孤明之征！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184

欺压和被欺压，只是“恶事”么？它难道不也是一种力的交流、势的回环么？未曾出生的，真是至福者么？难道天日与大海就那等邪恶么？有幸目睹罪孽的，总比盲目不见的要好；有幸经受苦难的，总比麻木无知要好──因为人降生在世，总不能自走一遭；最终总会安息的一日，何必不在有生之年饱经忧患与喜悦呢？北极光的神秘，热带雨林的危险，会令陌路人感受恐怖，但充满恐怖地活着还是强如早已死去的人。无力承载磨难的人啊，你总有一天会死而安息的，何必现在就这样急于归西呢？

欺压者和被欺者，都有平起平坐的一天，这一天且不会十分遥远──那时，力的交流、势的回环趋于了结，万种风情终归于寂。

185

优越感和嫉妒心，一个折磨人，一个被折磨。每个人都有优越感，每个人都有嫉妒心。每个人都有折磨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被人折磨的时候。可是，恰恰极少有人终其一生都能保持心境平安，既不折磨人也不受人折磨。──如此唾手可得的幸福，竟被人们轻易地甚至嫌恶地遗弃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大怪事。人们都不满足。嫉妒者不满。优越者更不满──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优越感一旦碰上更优越的对象，马上就粉碎了，而且化为嫉妒的青烟！而人的优越又实在没有固定的准则，有时还会相互冲突的：如财富与智慧，爱情与权利，青春和知识，高贵与大能──都如此抵触、不合。要寻觅一种完满的优越，比九星会聚还难。所以，平衡优越与嫉妒，将之持平为一种罕见的“零度”，是心境艺术的最难技巧。

186

孤独的处境，被现代哲学目为完美人性的出发点；但在古代的犹太智慧看来，却是“极重的劳苦”，是使人“容易折断”的祸根。无疑，两者所指不尽相同：前者说心路历程，后者言社会关系；二者亦相沟连。在社会关系上一帆风顺的人，很难认识生活的真面（如晋惠帝、李后主、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等“亡国昏君”，皆属此类），更别说问鼎思想圣殿了。而一位圣人若无“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祸患，又从何涉其伟业呢。

即便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成帮结伙也不比独往独来更占绝对上风。谁会忘掉“祸起萧墙”的往事？谁不曾读过《庄子》关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教训？然而，成群结队有成群结队的好处，拉帮结派有拉帮结派的难处，那就是“一根绳栓着两只蚂蚱”。“党锢之祸”在中国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传统，一个心气的死结，一切清浊都被一锅端掉的大倾覆。波兰杂种尼采说得真是不对，他竟认为“波斯人曾是最早对历史有广泛深入之理解的民族。”他不会想到一个中国思想家读到这席高论将会泛起多么洒脱的嘻笑！早在居鲁士大帝之先五百年（这年限正是中国意识中的“王者纪”[《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别于西方世界[从波斯到基督教世界的]“千福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盖过了宗教意识，而铸成了国家哲学之冕（如《周易》与《洪范》所示）。正是如此觉醒的中国思想，指出了事物的两重性，不是波斯式的善恶之战，而是中国式的阴阳化合、吉凶相倚。所以，孤独的处境，既不如现代哲学颂扬的那样美，也不如犹太智慧拒斥的那么苦。

孤独，使人得以成为个人，无助然而却清醒的个人。

187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谅下愚昧王。……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然而）在他（指少年人──引者）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犹太人的智慧已触及现代人称之为“代沟”的那种社会现象，但他的“取消主义结论”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为什么行动者大都跟从少年，尽管他贫穷卑微？显然，这些是他的同龄人，同龄人之间有种自然的默契。而王之所以愚昧，是因为他过于耄老，业已脱离时代的主流，与大多数社会成员格格不入了。他的同龄人、当年的随从，业已凋亡殆尽了。这就在金字塔尖与广大的基座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足以分崩社会，粉碎一切信赖之心。

时过境迁，代代轮转。当新兴的少年人也不被后来者喜悦时，并不说明虚空真是笼罩了万国，而仅表明少年人已老了。权力腐蚀了他，高位眩惑他，奉承的言语使他迷失了方向，忘了自己的真实份量。于是，他变得和昏庸年迈的老王一样，成就又一代历史祭坛的大年。这怎是虚空可以概括的呢？怎是捕风呢！如果他不再昏庸，他的事业就不是捕风。如果他不再年迈，他的心就不是虚空。但代沟之势却长存，不仅是代文化的底蕴，而且深植在整个动物世界的命运中。在猿类的群体中，不也有着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较量吗？在狮群和许多动物社会中，这样的戏目也被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这不是无聊，这是生命的节律！

188

新文化、新意识的徽号是，〇！

这孤明之徽的含义，已由不断激励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那句谶语点破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宇宙学、生物学、人类学的观点看，这句谶语好像具有梦魇般的永久魔力。它预示中国的运祚将以出人意外的异蜂，迭起。实际上，此语的源渊或可追溯到《易经》的行列中：“既济”之后仍是“未济”。宇宙之运如是展开，生物之命如是绵延，人类之性如是生生不息。这与《传道书》所表达的，原始宗教衰微而高级宗教未立之际的矛盾心境，都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的彷徨呻吟。你看它，还是对神殿施行原始的虔诚注目礼，要人们蹑手蹑脚地前往参拜；它又在敬神的语言上（如许愿与祈祷）比在祭神的贡品上，投入更大的价值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耶和华喜爱虔诚胜于喜爱贡品……）所以，喜爱《传道书》的人，就需要拷问《传道书》，以便把其中的沉渣挤压出来！

189

“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语言要寡少。”──这种典型的原始宗教把势位看得高于一切，而高级宗教却总是申明，“神在你心里”。既然神在你心里，可以支配你的意志，那为什么就不能支配你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有的天才（这是希腊的观念。用犹太人的观念说是“先知”。中国人则称之为“圣人”。）确是灵媒，神借他的口，向人间传递消息。这样的语言岂能寡少？果不其然，《传道书》结束了整整一个文化时代：在它之前，是《史记》时代；在它之后，是《先知书》时代。继寡言少语的传道书而起的，是滔滔不绝的先知以赛亚。明智与审慎，让位给狂热地宣示神谕。

空虚的澄明让位给大地的丰盛。事务多，就会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示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历史表明在两种宗教转型之间的文化缝隙中，常常生长着一种理智主义、实证主义、分析精神。战国时代、希腊化时代以及《传道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精神把梦幻简化为一种谵妄，对诗的语言进行无情地审讯和拷打，迫其理性化。战国时的惠施、公孙龙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但是，神却不会因为人传达了他的声音而发怒。神以先知为赎罪祭；貌似残忍（《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其实是一种眷顾。先知的语言像瀑布般倾泻，不是愚昧，而是扫荡。显现在先知梦中的异象，扭转世界历史的航向。

“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下有什么事呢？

让我来回答这切近终极性的问题吧！其实，对你来说，你身后日光之下的事，远远不及你身后在黑暗中可能遇到的事，也不及后者更能吸引你的心！因它更难测度，无从想象；因它关系到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毁尸灭迹永归于无。这样它揪你心的程度要胜过一切世间的灾祸苦难……至于你死后的世事，那倒不难测知，人性不变，世界犹在，世事又能变到哪里去呢？人人都在代代循环中过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事。”《传道书》开篇处已经说得如此明白。

190

“影儿”一词真生动！想不到犹太的斯多噶还颇得柏拉图理念观的神韵呢！“影儿”刻出了人在世间的真实景况，甚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盛况，到头来也与一枕黄粱何异！时间会飘走一切的，旧貌换新颜，新颜旋又沦为尘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卧春风”。──其实桃花也要凋零，甚至比人面更易摧颓！只是人不知道，人只觉得自己重要。一切都是影子。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抓不住。即使连最实在的东西，也会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一切都是“写在水上的”。英国诗人济慈真真写出了人之眼目中流淌着的世界。

犹太的斯多噶啊！你既然通晓了“影儿”就是这世界的本性，知道人生无论如何打发，终究只能是一种“虚度”，你又何以令人不解地叩问“益处”？益处，不也是一个影子？饱揽益处难道就能逃脱终将虚度的命运？犹太的斯多噶呀，你的思虑到底还是缺了一块！缺了一点庄周式的通达。庄子笔下的智者，甚至放弃哲学的洞天，去回家为老婆煮饭抱孩子──因为他悟通了伟大和渺小这两者的同质性！

191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到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对中人、下愚不失为教益，但对上智、通人，却只是累赘。这是《传道书》因过于执着而不及《庄子》通达的证据。“齐生死，等万物”的哲理，方是为上智与通人所准备的。甚至，仅仅齐生死还不够，不足以说服在本能上恋生惧死的思考者──把常识颠倒，把“生”看作太虚幻境，而把“死”看作幻境的破灭，看作人又复归于“实在”（即“万物之母”、现象之母）这样才能免除惧怕。生为梦，死为醒，梦虽美，不足为凭；醒虽平淡，却是反归于本真。──这当高于《传道书》刻板的“丧礼哲学”？

这话说得多好啊：“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听智慧人的责备，强于听愚昧人的歌唱。”因为智者的责备，可以锤炼人的智性；愚昧人的歌声，可以娱悦人的感官，各有其用，无从定优劣。正如忧愁与喜悦各有其时，无从偏废。线型哲学只执一端，偏从其善；以其是，是其所是；以其非，非其所非；终未领悟世界之圆，终未参透宇宙是零──正数与负数相抵。

《传道书》又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种不可知论，明智，是对世界的流动本相的参悟，是从偏执中解脱的征兆。说穿了，“先前的日子”不过是对先前日子的“记忆与想象”而已。它怎可与如今的“日子”作比呢？

192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吗？不尽然。终局与起头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两者相周衔，才构成事情之圆。还是以下这些话流露了更多的宇宙意识：“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是什么事。……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那个也不要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人心里知道，你自己也屡次咒诅别人。……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万事之理在哪里？就在你心理！它不在万物之中，更不在万物之上。“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秤，就是他的万事之理。那秤砣，就是他的“良心”，那秤杆，就是他自幻收受的教化。每个人都是杆秤，随时准备与世衡量；每个人都是一个秤砣，随时准备砸在别人头上。所以，要知道万事怎样，就先知道自己怎样吧；要探查万物，就先探查自己吧。有人采取另一种途径：从万事之象入手去探查万事之理，这也未尝不可。只是须牢记，不可过于执。不可误以为你在从事客观的发现与研究。因你在探查万象以先，心里已有衡量；否则，探查会变得盲目，成为听凭感觉摆布的灾难。这也是从自己的秆，去建立万事之理的体系。人的秤，是物理世界、生命世界、社会与心里世界诸层压制综合而成，预先植入你的身心之圆。

193

从邪恶到屈从──

为什么古代的圣人、先知都那么起劲地诅咒女人呢？从中国的“祸水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犹太的“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甚至连哲学家柏拉图，也把女人逐出了他的精神之恋的圣殿！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这些圣人、先知、哲学家都是男子，而且是受到佛洛伊德意义上“压抑”的男子？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女人头发长、见识但不幸的是世事常常被女人不幸而言中了”──女人与男子的生活目标却有差异，这无可讳言。这差异源自生理上的“种族分工”。尽管现代涌现了许多以模仿男性世界为务的“男性化了的女人”，但她们的模仿还很不到家，更别说有所创造了。她们的进退维谷，正是源自这种的处境。她们的身心分裂，造成的痛苦比男子更深。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古代精神对妇女的谴责就正确无误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男子的立场上谴责妇女，而不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谴责因而成为方形的、线型的，它不能把心智引导到种族之圆内部的分工上，而把人导向遥远无尽的生命之外、枯燥的理念方程式上去。──男子不应该盲目地谴责妇女，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她们。男子应该重新学会像自己的“老祖宗”（如某类业已灭绝的古生物、“海猿”）那样去保护妇女！使之免于脱离种族之圆的优雅曲线，沦为生硬而干瘪的现代股份！

对女性的憎恶、对祸水的疑惧，是发自阳刚之气对阴柔的沉沦力量的反抗。“女人的罪恶”和“女人的顺从”实为同体。不顺从，则没有沉沦，不沉沦，便没有罪恶。所谓“正直人”，就是敢于抗恶的人，敢于逆溯沉沦大势的人，敢于说“不”的人。而此阳刚之性，在男子中尚不多见（依《传道书》的说法，一千人中仅一人而已），何况阴柔的女子呢！在这种意义上，女于当然不能像长出“胡须之德”（反抗的、自立的意志）那样，生出正直来。胡子三德是内在的特性，一个男子哪怕胡须稀少也敢于显示胡子，一个女子哪怕汗毛浓重也要极力掩饰──其区分在于胡须之德的有与无！

“邪恶”乃是“屈从”的笔名！

在原始劫夺中，战胜的一方杀死战败一方的成年男子，而把女人和孩童沦为自己的掳物。在这种“蹂躏”之下，屈从保全了生命，但也创造了“卑贱”和“邪恶”的观念！古代中国妇女之自称“贱人”，大约就起源于此。

对权力的顺从，对强大的邪恶势力是丧服，仅仅出于怯懦呢，还是更高意义的“顺乎自然”？这个疑难，这正是困扰《传道书》第八章的核心问题。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是在这“事情的解释”面前彷徨、夷犹了。第八章展现的是思索的过程，如欲握其精髓，那么，在读它的时候，该像阅读展示思索过程的书那样，从后往前读；而不能像一书预谋好了的、先做好结论而后用“伪思索过程”（实际上只是设计巧妙的论证过程）那样，去蒙骗多数“软耳朵者”的人，哄骗他们由前往后去读。

194

“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下所作的一切事，……就是智慧者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义人所遭遇的，反照罪人所行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邢行邪恶的。”

“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辩明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吗？”这个世界充满了报应。世界的报应和人据以破译它的那些逻辑，却断然不同。非理性的报应之环，不过是由偶然的“机遇”和必然的“力的转换”临时决定又随时更改的，所以《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它对理性的报应意识，是多么地陌生啊！人要查考天下之事，不仅在智力上做不到，且在精力上不可能。不仅个体受到无情的局限，作为总体的“人类”又何尝不然。人只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和需要知道的那个“碟大的天”。除此之外，他仿佛“睁眼瞎”，更何况要去目击在他视野之外的事事物物呢？──世界对人的报应，只被那“人是人的存在（或观念）──神”所掌握，这是对人的存在（或观念？）的多大讽刺啊！

世人最喜欢絮絮叨叨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这是说心理感受上（而非社会发展上！）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疾，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苦与气。然而，可以安慰气死者的是，一旦你死了，你也就跟一切最荣耀、最富足、最傲慢的人平等了。人与人，只有在死亡面前才有同等的机遇、同等的归宿。正是出于对这一点过分深刻的洞察于理解，古代的贵人与帝王才热衷营造巨伟的陵墓，企图掩盖在他们的极欲蹂躏下残存的最后一点真理。因为生死之战，尽管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肯定没有一个“最后的胜利者”！

正是这个前提，使人变得怯懦即“顺乎自然”。王的邪恶，可以毁灭抗拒邪恶的人，但并不能拯救王自己！这就是一切世俗权利的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即便一切大都听凭邪恶，那邪恶也将不可逆转地消亡的！而你的抗命，除了自毁以外。有时并不能抗阻恶的膨胀。这便是传道者的困惑。

这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倾听天命的声音啊。

这是一个顺世之道：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死去的人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洁净人与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还有比“苟且偷生”更深一层的含义，随着时间的逝川，“好死”中的“好”迟早总会流失的，而留下的无非是那不可挽回的、铁证如山的“死”。而根据同样的原理，“赖活”中的“赖”也是可以被洗磨掉的，留下来的“活”甚至可以转败为胜，变赖为好──即便退一万步讲，“赖活”毕竟还是留下了一条余地，“好死”的机会也还是存在的。最终一次的好死，不就可以勾销掉以往的一切的赖活吗──斯巴达那一位温泉关残余的勇士，不就是这样做而赎罪的吗？

这段颇类自省的言辞，出自大卫王之子、犹太的哲王之王，是令人惊叹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

这仅仅是等级意识强烈的“反革命观念”呢，还是领悟了人间权力的消长节律？仆人骑马而王子步行，仿佛《楚辞·怀沙》所谓“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的犹太版，实际上却不尽相同。《楚辞》之比，在与阐扬“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世道混浊。而《传道书》之喻，却在指摘掌权者的错。权力腐蚀人，权力的性质就在于吸引愚昧人，并把愚昧人推上高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性质就在于排斥内心富足的人，并迫使他沦入低位。所以说，“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种微渐中显现的真理，是由权力的性质决定的。远离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甚至“科学”与“艺术”的权力），能增进人的智慧、美德与内应力；亲近权力，则反之。就此而论，所谓“祸患”正是权力的苦涩果与恶之花。

“贫穷的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罗门王，作为奸情与谋杀的产儿，心中似有一种广大无垠的悲哀四下弥漫开来，在孤独中，另一种声音轰击了他的耳鼓。使他看到有所依托的人们无从睹见的异象。最深刻意义的贫穷者，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家园的人。而那种无法救济的贫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每个人都依偶在自己的洞穴中，仿佛依托着世界之最。每个人都对生活的细节充满感觉，精神饱满地蝇营狗苟。

只有他，永远无法固定下来，他是这个世界的弃子，是文明社会里的浪人。他生活在都市中就像生活在丛林中，就像在牢狱间。不。他不是隐士。他厌倦隐居的虚假宁静。他不像本华那样，把世界看作自己的表象（所以才产生了论证这一意见的需要并产生了有关的煌煌巨作），世界就是他的表象！他只感觉自己，尤如人们只感觉环境；他就是自己的感觉，尤如人们就是社会的角色。所以他常萎顿有如庄生笔下的思想帝王、秘境贵人。他的感觉浮出他的价值，他的价值感却反过来抑制了他的感觉，使他成为一个失去家园的圣人。他的智慧，正是他贫穷的根源；他的贫穷，正是他智慧的标志──这一切都是无法以常理衡断的！

195

亲爱的传道者呀，你看到了人的局限和世界的不可知，你说得那么中肯，多能安慰尘世间的失意者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于当时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既然人智如此，又怎么预知“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呢？真是的，《传道书》中最多诸如此类的逻辑谬误，我们姑且称之为“线型的交叉”、“智性的错误”；这可以是理性的分析的线条批判所最为中意的靶子。但我此刻思考的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在它矛盾百出的说教中发现了一种“圈型的整合”、“灵性的逾越”。这种超越逻辑的表达（仿佛“超一切理”），实可说是《传道书》的最深刻处。

人王的儿子啊，你不该拥有这般丰盈的智慧！难道，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的梦想真是取范于你？统治的权柄固有的滞重原会磨毁思想的锐利，你又是怎样使它们免除对垒，反而相得益彰的呢？这是圆形的一半：

“早晨要撒你的神，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狂，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它倡导辛勤与劳作。

这是圆形的另一半：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它倡导享乐与纵情。

这是对人生之圆的总体消解：

“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一切世事说到底“都是虚空”。

“圆”本身，别无一物。

以致除了过程之外，别无一物。

这是世界的末日：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悼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

这是思想的末日： “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196

从世界的诞生到思想的朽灭，巨灵划出了硕大无朋的圆。

世界从虚空中诞生！无形的思想像永恒的神一样，也会朽灭。众神来往憧憧，各有其时。

多么令人惊叹的奇迹！有那在生生灭火的故事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圆，将轮转不己。

《零点哲学》──一部反映《传道书》的书。它说，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意义……

因为这一切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别无选择。

*第五卷第六章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197

生命与自由是一对可爱的孪生子。凡是生命的地方，必有寻求自由的意志；而自由，必是生命的鼎沸使之然也！热爱生命的人们，才不惜冒着失落生命的危险去寻求自由；而热爱自由者，必是精力过人。民主政治，是只能行之于精力旺盛的人们之间的！而衰颓的民族只能奉行专制政治。

“学医可以造福人类。”──这是一句多么苍白多么无奈的慨叹呀。医学是门事后聪明的学问，它亡羊补牢，它为饱经忧患，常受痛苦的人们减轻负担，它医治人们的躯体而不救赎人们的良心，它治末而不治本。

人类真的需要造福么？人的福气还不够大吗？或者，人如果有不更大的福气，他还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创造力与“无私的热情”吗？真的人类，是无法被造福的，他从一方面得到多少福气，也就从另方面失去多少福气──这两造似乎是永远相抵、永无增益的。谁能说现代人比古代人更为幸福？尽管技术的外观与“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但人的感觉世界中，真的增益了相应人的福气吗？这太值得怀疑了。医学可以造福人，但它常常并不造福人类，不过使人忍受痛苦的时间更长，经历的磨难更曲折罢了。医学的颂歌，不啻是对人的命运的一个杰出讽刺？

人生、社会、世界、宇宙……无往而非“功利”。无功利的价值不被目为价值，“无功利”的存在却被目为非存在，无功利的思想被评所为荒谬却总是存在着的，尽管被列为“无意义的地下事物”。“功利”是常态，非功利是变态；但常态并不是“大自在天”，不是圆满的本体──它常须变态予以救济，尤其是在它的命途转折的时刻。就这样，无价值的、被牺牲的祭品，获得了特殊的功利价值。而它的本身，却了无价值。

耶稣就是这样。

198

生命有什么？生命就是对宇宙的怀疑！

这个“事实”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一、生命是和与宇宙采取对抗姿态的特定形式。生命越“高级”（谨按现代人给定的排列表）──它对宇宙的怀疑就越充分，这种怀疑甚至扩展到作为宇宙部分的自身来了。例如宗教就是这种怀疑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

二、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对“非生命宇宙”的否定。“我们对你极不满意：我们的存在如此宣告。”生命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这岂不是“以奴仆命风月”吗？岂不是对宇宙的贬损和嘲弄吗？

人生的最高理想，不是任何理想状态的建立，而是不理想状态的破坏：破坏优于建设！纵贯世界历史，破坏者比建树者更显赫。不但权势者与征服者如此。“文化人”亦然。苏格拉底比亚历士多德伟大，因为他摧毁了形而上学。一切创造者，首先是一个破坏者。

199

一想到曾经达到了如此辉煌的水平的“意识”，将萎缩、进而将趋于消灭──心中掠过一些悲凉、迷惘……“我们曾经创造了美好的东西”──但这美好之物是要破碎的。正如，我曾活着，但将死去！

建立在如此脆弱（基础）之上的人生，面临双重的苦难（在神创论者的心目中，这不失为“上帝的考验”）：

一、来自“超存在”的毁灭；

二、来自“存在”的压制。

在“超存在”的毁击前，各种“存在”是“平等”的：他们面临同样的结局。但他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吞没。使生活本身成为苦难的，并非“超存在”的力量。

超生存的力量，使各种最好的最认真的生活，也变成值得同情的无可奈何的游戏。

200

我的经验是：在任何“最糟糕的生活”之下，也不要自杀。而对于我来说，逃避痛苦的最佳方法，无过于写作。写作，是一种最可怕的自我麻醉，因而最能抵消痛苦、达到解脱，就像咬紧牙关以止疼痛那样。如果我不能写了，那就祷告，不能祷告了，就沉默，默默地活下去──并把生活视为一个慢性的自杀。

急性自杀的总体效果和杀人一样：它使人“向下”怜悯；而不是“向上”恐惧。它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所以并不可取。在最为绝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如果所有我们为之活着的人都不在了，那么我们应该想到：可以为上帝而活。所以一般来说，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能量。

201

如能恰当地领悟生物学的知识，就能进入人类学的堂奥。如是，则哲学上的“矛盾（二律背反）”、宗教上的“罪恶”，将得以消解。

法国人雷内·古安农在1924年出版的《东方与西方》及1927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危机》中，表达了西方世界不可救药的颓败并宣告了它们的结束。借用印度传统中的说法，他指出西方正迅速滑入伽利瑜伽（kali-yuga）的最后阶段，即宇宙循环的终极。没有办法能改变甚或减缓这个阶段，因而，不存在任何宇宙或社会更新的希望。新的循环只有在现存这个循环彻底完结之后才能开始。因此，在这一真实面前，现代人类及其所拥有的一切“所代表的仅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现象。……人类的个体……也不应当在总体存在的无限等级地位”系列之上外“具有一种特权地位；在这总的存在等级中，人的存在所占据的等级位置绝不该比其它存在所占据的地位更重要”。（R．古安农《东方的形而上学》第12页，巴黎，1937年）

预言和思想的力量，并不仅仅是“精神的”，事实上，精神力量往往也是宇宙的物质的力量之预示：“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曾论过，当代艺术家努力去取消形式与数量，似乎要深入到物质内部揭示其秘密或原生状态这一做法的宗教意义。这种对物质的基本形态的迷恋，表现了从死形式下自我解放的欲望，自我沉浸在一种极光世界一般的怀旧之中。……艺术家通过他的创造物，预言社会文化其它方面的新生事物，有时是一两个世代之后才出现的事物。（米尔希．埃利亚德《文化风尚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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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结构”的前定性：所谓心理解构的结果表明，所谓结构，无非是种族的基因与文明的环境相乘之后所得那个“积”。离开基因，环境不可能变得文明；离开环境，基因不可能形成种族。故，种族与文明，实为命运的载体。这样看来，任何个体的心理结构作为命运的产物和见证，只能是前定的。所谓“决定历史的人”其心理结构无非与未来历史的结构遥相呼应而已──当然，“与命运永远结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能使这一联盟持之以久。

203

生命对于看透生命的人，是一场可有可无的自由旅行。他热爱它，仅仅因为它的翱翔与奔驰，是命运之帆的涨满：一切存在的功能都因之改观。

204

天才的自由，在于发挥了创造性的潜能，众人的自由，在于实现了跟潮式的本性“两种不同的自由，指向不同的命运。“违拗本性”，即“丧失了自由”；但坠入欲火，也是丧失了自由。前一种人，负荷奴隶的命运；后一种人，依附于外力，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更无反省以获得“自救”的途径。

205

对于与新哲学相与为友的行动者而言，任何“目的”本身都是可有可无的，一切“目的”都只是一种手段、一个标志、一个可怜的纪念物。它的作用是来行使追求“运动”、规范“追求运动”与纪念“追求运动”。若无“目的”，则一切“追求运动”将丧失其特有的意味和刺激感、“单元性”（即追求过程的完整性）。若无“目的”，则“追求运动”好似少了一条中枢神经。然而中枢神经只是工具，只是用来行使活动的一条杆罢了。“目的”只能成为“工具”（比“手段”、“方法”、“道”等更为高远的“工具”）；真正的“目的”是没有的，追求的运动就是一切。我不怀藏着“目的”或诸如此类的动机来到世上，但是我肯定“追求之运动”就是生命的第一属性；我则是生命的肯定者。

206

什么成败利钝，都是就目的至上主义者而言的；对于运动至上者而言，一切成败利钝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重要。成败利钝的唯一作用，实乃对下一周期、新一回合的运动，具有刺激功能。

在上述的新哲学面前，只有化为虚无，一片茫茫的神烟秘雾中只有一条游龙穿梭其间，以编组关于“目的”的神话……这条游龙就是“追求运动”。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是“浮士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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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文化大师，以柏拉图对文化的理解堪称一绝。他不仅洞识文化创造的一面，也深察文化破坏的一面。他具有两面之神的透视型眼光：他因此说该尽烧德漠克利特的全部著作以谢世人；据说他还身体力行，搜求各种版本的“德著”，予以销毁。这是嫉妒呢？还是秦始皇？

破坏文化，似以焚毁典籍为最。始皇帝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这个超级暴君的焚书之举，不仅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人，也是世界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君王。在他之后的中国，董卓、侯景、梁元帝、形形色色的军阀（“农民起义”）和新式的“伟大领袖”──都扮演过效颦者。在他之后的地中海区，查士丁尼、伊斯兰圣战和蒙古、突厥的蛮族，以及“雅利安主义”的大使徒（阿道夫·希特勒）也实行过类似的暴行。但秦始皇并不先进。在他之前一百多年的一万公里之外，柏拉图已在其静谧的书斋里（而非血肉横下的战场上或庄严压制的祭仪中）悄悄构思并以行动宣布了！而柏拉图其人却是被两千年来的欧洲学术界公认为开山大师的，可见文化破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文化的创造。

实施“焚书──文化破坏”工作的人士，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纯粹的破坏欲，如董卓、侯景、以及文明社会面对的各种内外蛮族；一是由于某种新精神的鼓励，如始皇帝、大领袖；查士丁尼、穆斯林、希特勒等。唯有柏拉图不同寻常。作为新社会的立法者和新时代的预言家──他至少与韩非同样激进、比马基雅维里更富于实践的勇气。形式上，柏拉图的贵族共和国（“理想国”）比韩非的皇帝专制国（“至治之世”）更完整，但要求内封闭式的历史变革的倾向却又同样鲜明。……人类，也许是世间唯一爱好“火”的哺乳类动物。越热爱“火”的人，越富于人性，就越富于破坏性和创造性。没有革命，便无以革新。

208

创造一个东西（或是事物或是观念），比重复、师承一百个东西还难。创造的事业不仅需要殚精竭虑、难见成效；而且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不得好死，且死后蒙受轻蔑与恶名。

聪明的现代人已把“学习”简化成一种“培训”了。学习的原初目的是造就一种人格，而培训的目的则是造就一件工具。在急速膨胀的城市机器文明（“现代化”，“工业”）中，人格似乎反倒成了一个累赘；机器需要的是“非人格化的工作人员”即一个机械化的、规范操作者。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要，新的制造业（目的是“造就人材”）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不断的培训与“学习”。在这种现代压力下，我们诚然不能说培训式的学习有什么不对，但我们能说它的唯一正确和最大必要的吗？它真能成为一个检验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209

生命，总是会为自己非理性的存在找到理性的借口。充足理由律说到头不过是个较有效的辩护手段罢了。只有在门外汉的心目中，手段的地位才被异常突出了。行家里手却总能一眼看穿要害部分的难以辩护性。

对门外汉来说，“不良的”手段会损害乃至于毁灭了良好的目标。而“不妥的”表述竟会使真知灼见变得毫无用处。这实际上是把“借口”凌驾于生命之上；并因一匹劣马而否定了御者王良。流俗的这一见解对伟大的心灵是多么有害呀！实际上，里手行家能使“坏的手段”来促进自己的“好目标”，也能用“不妥的表述”来阐明“好的思想”──他像王良那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越是用“劣马”，越是显示了自己的“好御术”。

仅仅是“美”的、“伟大”的、“崇高”的、“不同凡响”的──才需要付出代价吗？不。一切生命的属性和生命的存在都要付出它的代价。区别只在“价码”有别而已。为了一个无尚的目标，难道还怕所谓“牺牲”？人生无非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消耗或浪费掉（叫“消费”也许更“科学”些？）。尽管有着不同的形式，但也有着相同的内容！这就是欲望的产生──满足──重新产生这三部曲。

人生的基本倾向是发展人本身。至于怎样发展，那就要看条件和机遇了。而要发展自己，必先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生计──也是任何发展的前提。从终局来看，维持和发展之间存有根本的冲突。维持要求平衡、妥当，而发展则要求冲劲和活力，总之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这两种态度可以“并存”；却难以“兼顾”（同时发生作用）。

210

两种扩张的基本形式：

a，时间上的纵向发展，

b，空间上的横向发展。

前者体现为“延续”，其途径是动物型的自我复制（繁殖）。这相对缺乏个性。而有个性的自我发展则构成文化史的动力。它把生物的繁殖变成了文化的传承、创新，求得永生。它是文化绚烂的百花园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对个性的兼容，没有对新倾向的并蓄──文化的诞生壮大是一句空话。黄金时代的许诺之所以破产，此其要害也。

对“文化人类”而言──横的（空间）扩张比纵的（时间）发展，尤为重要。即扩张自己优先于发展后裔。保卫理想（这是生命现象的高度结晶）似乎不及维持生计来得重要。

“文化人类”是“人类的意识”；而“一般人民”则是“人类的潜意识”。但说来奇怪的是，“文化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却是反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侯景、帖木儿、铁木真之流也不失为“文化人类”的一员，且是一种典型现象。“文化人类”是作为“舞台上的巨灵”而活动的；一般人民则作为“幕后的观众”默默存在。而喧嚣折腾也就自然构成了前者的宿命。

一切人生的理想状态，一切目的论的假定，一切艺术的光辉，一切思想的睿智──都可以归结为对社会习惯的发挥和对生物习性的推演。

a，遵循社会的习惯，可以表现出更多的文化传承性；

b，直接诉诸生物的习性，则富于文化的创造性……然而，不论“继承”还是“创造”，其实质都是被规定了的。社会的后天的习惯，来自种族的规定；

c，生物的、先天的习惯，来自自然的规定。而种族规定又不过是对自然规定的一种适应。

财富是目的吗？不错，“人为财死”。但却少有人肯为那些空灵的数字或阔气的排场而死去──除非在大限到来之前能纵欲一番，就像荆轲刺秦王之前那样悲歌饮酒、踌躇再三。可见财富是一种“身外之物”，明达者看它比生命要轻。

211

人生是没有实际“目的”的！

形形色色的“目的论”无非是用来说服自己或别人信奉那个虚无飘渺的“目的”，以抚慰自己或别人心中的惶惑之情。抛弃了目的论，也就获得了人的最大自由，尽管这自由会使不善驾驭它的骑手感到无所措手足。

212

集体主义，不过是世俗化了的宗教观念。它们的目的，在于强化个体的被统治程度。以便让种族的本能、他人的控制，来成功地压制个人的自由。“集体”并不比“上帝”高明。事实上，集体性再强的集体，也还是要由一些个体来做“代表”甚至主宰。从代表到主宰，只有一步之遥，其变化的轨迹在于：把集体重新沦为特定个体的财产！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统治人民、奴役人民的说辞。

民族的图腾、部落的神、氏族的主神──以及全人类的上帝……不过是些递增着、累加着种族本能的投射。“上帝”和“爱情”一样──是人的种族本能的抽象化或“异化”！

213

种族之链的联接是性与生殖行为──关“爱情”什么事呢？

“爱情”本来只是选种活动。我们所喜悦的异性，多数是富于生殖潜力的，并符合我们生儿育女之标准梦想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但爱情的独断状态却要垄断性与生殖行为，正如“上帝”要垄断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214

爱情是种族习惯的“超文化”。人把爱情以外的文化财富搬来，堆在求偶对象的面前，作为一种被奉献的彩礼，去赢得对方的欢心，也文饰自己企图诱骗、攫夺、霸占性资源的原始动机。如果转化得美好，可算一种“结晶”；转化得极恶当然也是另一种结晶。上帝则是人的自恋情结的“对象化”。人把对自己的赞美和热爱积攒下来，喷射出去，异化为一个偶像或观念之柬，仿佛由此而攀登上了永生的天柱。

人的意识总是把自己看得较为高尚和极为重要。这本是一切生命形态的内在基础。这种“迷误”本意是要促进人的种种活动并有效地保障其最低限度的存在──否则，人就会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而过于自卑，并伤心地死去了。

自我感觉的这一虚境不仅强烈表现在个人感觉中，也强烈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识中。不这样，似乎社会的活力就会削弱。所以一切初生的社会都盲目地相信自己，而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进行反省、分析、怀疑、批判的社会，是已步入其晚景了，即处于深刻的衰落中。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世界却是陷入深刻的衰落之中。所以，自信不仅是生命的必要，而且是生命的必然。它带来安定感、安全感；有效节约能量并引来圆满的光。

但自信和自我中心、盲目的自尊，也会反过来危害人的生存。过度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压抑感，消耗了本应用以更灵巧地维持人生的能量。它本身这时却变得不再生育。

渴望不死的焦灼感就是一例。面临死亡时的惊恐本是动物的本能；但将之升格为一种意识甚至理论，并企图找到妙方以使生命永存──就是人所特有的了。在埃及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死亡的康庄大道。这样，生人只是死人的培衬，那里因此迷惑着压制的神秘。而到头来，这种气氛只能抑制生命的真正冲动──使整个社会的高级神经活动趋于麻木不仁。

215

生活──就是紧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放松”，而在于“节奏感”。紧张仿佛是与自由相对立，但实际上，紧张体现了最大幅度的自由。

人人都叫唤着“我要自由”，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自由”就意味着危险？

自由，不应该成为浪子的奢侈品；它应是勇士肩负的刀剑。

关在动物园里的野兽是最安全的──不论对己还是对人。它既不愁饥饿，又不怕天敌的袭击。而自由的野生动物却必须尽力与命运抗争！它要时时提防着陷阱！它要时时寻觅食物！它要天天警惕着敌意！它的自由是用生命换来的。

当它因自由而死去的时候，它不会说，“唉！要是我一直在动物园里关着就好了！”

这样的野兽本能，实高于庸庸碌碌的现代人，现代人除了天天像机器一样“上班”以外，还会什么呢。

基于这样的野兽本能而兴起的“野兽派”，实高于伟大中世纪崩塌之后的废墟所挤压出来的令人作呕的“人道主义”。

“自由”并非人生的真正目标。尽管诗人们这样讴歌。

216

只有循环、生命的循环、动物机能的循环以及个体心理之流和精神之波的循环往复──才是真实的、令人扫兴的“目标”。这目标应被理解为一个绵延的消解了具体目标的过程，凡是有助于推进循环并消除阻滞的力量，才被主体确认为“自由”；而有害于循环过程的自由，不但会被主体拒绝，还会被轻蔑地称作“劳苦”。事实上的自由，意味主体的不得安宁；而唯有自由的感觉，才是恰到好处的人生酬劳！

217

人的生命的许多特点，例如对阳光与空气的需求，对空间与水分的渴望，对食物资源的追寻和对安全的依赖，在文化中也同样有深刻的体现。显然，这些因素比起裴多菲所咏叹的“自由”与“爱情”，更是些前提性需要。而从广义看，自由不再是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了，而成了需求、渴望、追寻、依赖上述资源的自由！爱情就不再仅是性的悦慕或性的期盼了，而成了迷恋，基于把握上述资源的深刻权力的迷恋！因为，在一个没有阳光与空气、空间与水分、食物与安全的地方，是绝对产生不了爱情这一奢侈品的！

所谓强权意志说的“本质”，却是在为最深刻的“生物习性”作宣传。不错，心理学的分析很深刻，如同其分析对象一样，因为把人的生活和文明的生物基础尽情发掘起来了。而这一切，以前一直被仔细地、巧妙地、有时是庄严地隐藏了起来。而心理学家的功绩，则在于把人类文明口是心非、外强中干的乔饰，统统剥落下来。具有启发人智的作用。

但是把追求强力的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看似高明，实仍不脱推崇人的生物习惯之套数。生物习惯，呈种族习惯之而的另面。自己的生命与种族的生命，是人类日常活动的根本动机，人生的一切内容，仿佛由此全部可以归之于：食也性也。难道，人生真的没有更高的状态？

不利于自我保存、不利于促进某种丰盈、有力、奋发的人生竞技状态的神秘主义，必须一扫而光。神秘家不是要用他的精神来害己或“克己”，克己，是要以之降伏妖魔，克服内外差距──从而达到一种天赐的生命平衡。

218

把心中的恶水吐出来！免得被它所害！这也是克服内外差距。这时，不必顾及雅致的虚文、高明的乔饰……这是急迫的内在需要，而非外力的幻构。这么看，“令人作呕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罪恶的”，要是心中没有败德的恶水──谁又能呕出什么东西呢？

人若不以某种形式发泄掉他从这世界所饱尝的苦味（从而达到转嫁危机的效果）──就会积“劳”成疾、郁郁死去。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何以历史上有那么多难以“解释”、不可“理喻”的怪癖行为！因为一切怪诞都是有其促进生命的实用功能的！

219

人生是短暂的匆匆而过的。即便如此，它还充满了许多痛苦和不快，所谓“幸福”多是短暂得让人心碎的片刻，而痛苦的极致莫过于被剥夺人身的自由。无怪卢梭要高呼“人生来是自由的”，无怪他宣称，人的一切不幸都来自奴役。这虽是谎言而非学理，却不失为人生的闪光──特别是在这日益越机械化、物理化、理性化、功利化的全球战国时代。人为什么生而不平等？而只是在当初被造的时候才是同等的？？为什么多数人，生来就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与机会？是“恶人”想取消我们生之资格！还是“上帝”要锤炼我们的坚忍不拔？

人，为什么一定要对别人有所欺压、至少是占上风──才能觉得自己是快乐、高尚而纯净的呢？人，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阻止别人、甚至在心理上谋杀别人──才会感到一种由衷的自我完善呢？人，为什么想破坏一切他自己得不到的美好之物甚至情感、理念、艺术──才感到是在进行一个崇高的自我表现呢？“恶人”为什么要作“恶”？是因为他生来就“坏”？人们所传颂的“好人”──就真地那么“好”？

这是一种优良的天性所致？还是出于艰苦的克己功夫？是因为“无私”精神的感化？还是来自一个机灵的权谋？人性“恶”？人性“善”？还是一块皎洁的白板？还是五花八门地“先验”？为什么会有太阳？是为了照见我们的苦难？还是为了便于罪恶之花进行它的“光合过程”？是为了显示它的伟大和全能？还是为了“提高”我们、为我们驱逐黑暗、带来新的一天、一天、一天？……

220

人，为什么不能过上自己所向往的生活？

很简单，正因为他过不上，所以他才向往。一旦过上了，就平淡了。一旦过够了，就厌倦了。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从某种长期的渴望生长出来。而渴望，又来自长期的匮乏。匮乏──渴望──变得伟大，这就是一切神话也是一切科学与理性的温床。

自由也是这类神话。一旦取得了某种自由，这自由就贬值了，且还带来相应的坠落与涣散。自由越多，涣散越多，也就越坠落。只有某种被奴役状态──才产生高尚的情操和坚忍不拔。只有苦难──才能催发动人的花朵。所以发展文明，就是追求苦难和受罪。越文明就越痛苦；越痛苦就越崇高。文明需要痛苦，所以痛苦需要崇高。所以在崇高的金字塔上──我们看到了埃及的文明！它那古远的呻吟，包含了多少人的苦难和幸福！

221

命运给一切人以青春！它把青春赐给每一个残废者、畸形儿、先天的弱种和病病歪歪的人们……使人们脸上焕发着活力（有时是苍白的、蜡黄的或其它颜色的活力）、心中燃烧着希望（有时是仇恨人类的希望）。青春给每个人带来潜在的美；也向每个人展示了他的新天新地。

命运给每个人以衰老和死亡！不论他在他人面前多么出众；不论他对自己的小圈子显得多么重要和“必不可少”。尽管，从来没有一个对“人类”可能有用的人；也没有对“大多数人”可能有用的人──除非他久死之后的误解与牵强迷住了后人的视听。才使他们觉得他是救世主。

命运把这两道永恒的程序打印在每个人的骨髓里和胚胎上──使之成为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于是人们称自然是“公正的”。这种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也仅在这种意义上人人才有了平等，是被造当初的平等，而不是晚近被生时的平等。别的平等都是基于这一自然平等的人造平等、臆想平等！真的，我们看到了臆想的存在：有人用平等的幻想来望梅止渴。

222

人生在根本意义上是“不可比较”的。人生是寂寞的、孤独无告的。撇开互相给予的那点温暖，没什么有使我们得以解脱的“道”或仙方。也没有什么能够安慰我们的坚如磐石的存在。放达的人可以用忙碌和感官的刺激以麻痹良知、深刻的悲哀，忘掉这世界的本质所包含的一切苦恼。以自我压抑、自我折磨、自我放逐为本质的“宗教”、“信仰”、“理想”──可以告诉你，人是可怜的、软弱的、微不足道的（这正是二十世纪一切集权主义和专制势力动员了一切宣传手段力图使人们接受的）！这样，便减缓了可怜虫们裂人肺腑的被牺牲感，从而更有效地攻击了你的过于旺盛的生命力。人，只在这种意义上才在片刻免除孤独；不论你逃往何方，到处都张着那面无形的罗网、埋伏着那只无形的手掌──以便利用你、剥削你、吃掉你。它们悄悄地，以十足的中国式耐心在等着你，等着用它们全部的热情来“爱”你、“培养”你、“提拔”你、“资助”你、“发现”你、“为你好”……或者不那么热情地，“渴望与你交友”、“大家做一笔公道而有利的买卖”、“互相利用和彼此需要”……冠冕堂皇地“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祖国”、“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一切高贵的东西”、或者“以……的名义起誓”……

这些热情滑稽的无私是作为闹剧的道具而上场的。老中国人很懂得其中的奥妙和底细，他们性喜“热闹”，爱好群居的一切味精和污秽──尤如一群趋光避暗、嗡拥作响的昆虫。这就是人生并不孤独的特例！一些到头来反而只能强化并加深孤独感的特例。无怪庄子感叹说“不若相忘于江湖”。那样，倒也给世界保留了一席清静之地。

223

没有什么超然能够解脱我们。唯一可能的只是用些振奋感觉的伎俩来转移你过于紧张的注意力，达成一种医学上称之为“麻醉”的效果。这种振奋，得靠行为和感觉的协调一致来实现，哪怕是虚假的、专为自欺而设的协调一致。不得解脱的解脱，得靠无穷无尽的琐事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厌倦了，于是也就和谐了。

人生多么飘忽不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时间之流比什么都无情──它不仅自身无情，还具有使一切存在都趋于麻木不仁的超级功能。人们常说“回顾往事，恍若隔世”；于是理论家前来指陈人生的虚无性质；诗人也来悲悼“人生如梦”……其实，人生比梦还要飘忽，比梦也更悲苦。人有时还能支配自己的梦境，努力用意识去变幻着其中的镜头；但他却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更无法干预“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一语代表了一种根本的误解，也犯有严重的语法错误，因为“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所有的，它并不归属于“我”；“我”根本无力支配它。他必须二者择一：要么全盘接受，最多只能捞一点“回扣”；要么被逐步窒息，以至走向灭亡。他必须过一种自己深恶痛绝的日子，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和谈判的资本，甚至一个呻吟的处所和抹泪的角落都找不到……

224

“人生如梦”这一格言的真实性──尤其对我们这一代“孤儿”和“断子绝孙者”，潜伏着比梦更多的危机和陷阱，充斥了比梦更难捉摸，更费解，更难控制，更无所作为……人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前程？甚至无从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仅仅是一点无伤大雅的嗜好与选择！历史业已表明，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由和毁灭天真为代价的！尤其当一种社会结构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就要转嫁危机、推卸责任，把高贵的个人、灵性的存在贬为一颗丧尽良知、甚至丧失了独立的感觉系统的“螺丝钉”，以便用这不可能之事来障眼，来传播一种瞒天过海的神话！

225

出卖（推销、售卖）基督的传教士教导我们说：“人世间一切都不可靠；唯有上帝可以依靠。”《国际歌》则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按，那个“自己”也就是《国际歌》作者的自己）。为什么真理越来越多而我们却越来越贫困？为什么真理的颜色很不相同，但它们的药性却永远“不二”？为什么真理给人的地位越高，而陷之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罗网里越深？

我想起了教皇的赎罪券。那是以俗人的金钱来增进天国的财富。而现代的神汉却更聪明，讲求更大的实惠──他们是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填充自己的护城河，用细民的软弱和愚昧来打下新型金字塔的基座……然而，这就是历史的正义论，也就是历史的无私与仁慈──分配给不同人等的不同角色……要顽强地发展自己。要做一个有人性、有健康感受能力、有野兽般的独立精神的人！他全然不怕被孤立，因此拒绝牺牲价值，拒绝牺牲优越的想象力──以换取甚至“乞求换取”（即“受施”）一种可怜的、虚伪的、哭哭啼啼的附庸地位。

不做螺丝钉。不做一架现代机器（无怪有神教徒们称之为“魔鬼的玩意儿”，而无神的进化教徒则称之为“反动的东西”）的部件。不论从虚荣的角度看那会是多可羡慕。人的高贵天性（不论它有时表现得多么“不道德”但却决不是“势利的”），与其做一颗黄金制成的螺丝钉，还不如做一只到处流浪、饱经忧患的荒原狼。为了和自然亲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总得付出饿狼应该付出的代价吧。螺丝钉虽然免于残酷的勒索，但它毕竟是为趋炎附势而活着。

226

黄山上的怪松能给人以深切的启示。它们是如何在石缝中落下脚来的？又是如何在山阴崖凹的无阳光中，倔强生长的？它们的怪诞身姿，是坎坷经历的见证人。没有这种怵目惊心的怪诞，它们早就死去了。实际上，艺术、人格、优越的天性甚至虔诚愚拙的宗教信仰──都是作为生存的助力而出现并被使用的。怪松的怪诞，是怪诞其形、中庸其心；而中庸之道，就是常胜之道（庸，常也。中，胜之本也）。

怪松，是强有力的品种在面对逆境时的必然结果！如果某颗种子不够强劲，就会沦为岩石的一部分，慢慢地沙土化了。如果他不愿成为那个“大集体”缄默而无活力的一员，他就必须冒险独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体验意志的搏动。

“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Henry Patrick），是二百年来被喊得很响的口号。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不自由就已经是死亡的别名。黄山的怪松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自由与不自由不是一项意志的选择，而是生存状态的区别。自由意味着存在，一切存在都意味着程度不同的自由。不自由意味着非存在，一切非存在都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奴役。死不是生命的存在，所以才无自由可言。

我们“新自由观”的闪电说：动物比植物更“自由”而人则比动物较为“自由”！尽管一个奴隶的自由还比不上一头野兽，所以政治煽动家们的谰辞“生物的进化，就是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征途。进化，就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为指归的……”其实是胡说八道。与进化同时发生的是退化？一种自由是靠牺牲别的自由而获得，一种进化是要以许多物种的灭绝来维持……

进化啊进化，世间还有比你最可怕的杀手吗？

227

人生的最大价值感，来自天性尤其是个性的胜利。

“好的社会”因此就是那些能够宽恕幻想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善于“逢凶化吉”，把一些本具危险性的潜在反对派和独特到了爆炸性程度的个体──转化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助力。这样的社会太少了，因为伟大的个性又反过来打破社会的内在平衡，堵塞其他个性发展的坦途。而在一个充满仇恨、压迫和虐待狂的社会里──文化的一切表现都会被抹煞干净并弃之如弊屣，甚至带上反文化的面具。

保护有价值的个性表现！鼓励对文化异教的容忍！──这是自信的流露。只有强大健康的社会机体，才会显得如此“满不在乎”。

228

世界上最大的“不忠”──就是背弃自己的天性。把个性埋葬在无人知晓的荒郊，以换取浮生一梦──这真是天大的浪费，也是万人羡慕的世情。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天性都背弃了，还会忠于什么呢？他还可能忠于什么呢？

一个人连同自己的个性都可以出卖──他还会顾惜什么呢？官僚机构的最大愚蠢，就是漠视人性、漠视活力的个性；从而毁灭了自新机制和自己真正的力量之所在。各种机构的官僚们都是些丧失个性、为了口腹之欲而禁闭了自己天性的人，他们心目中已无希望之火，谁又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不信试验一下，作这种博弈的人一定会把自己输得精光的，因为他们押错了宝或是其宝预先已经落了空。

对一个人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不必事先用别人为你做好的套子来衡量其善其恶，因为善恶之套是为抹煞个性、压迫常人、控制局面，预做伏笔的！

229

只要是有其人格并珍惜其人格的人──就会不遗余力地强化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人格本体”。

人格，不仰赖于外的独立珍品；人生在世，最高贵的事业莫过于培育天性、锻造人格。若是自觉自动的“培育”，则已是这种天性的表现和高级形式！这是值得赞慕的超级艺术。试想，还有什么比创造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更富于价值感的呢。

若非发展一个足以打动千百年历史的人格，并将它带来的冲力和生气注入社会──就太对不起自己的一生了，那简直就是枉为人身了。“高尚的个人主义”、“气象万千的自我中心”，他反对惰性；谁要拷打文化、禁锢历史、铲除人性、谴责生的本能──谁就是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在根本上是极其伪善的，毒化了生命、玷污了生命的表现，这种毒化作用犹如一个八十三的老翁执意要把千百万的妙龄女子关在他猥亵的后宫中……这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腐败，且是生物学的堕落！老年人、颓废派，更倾向于“道德”；而没落的生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开拓一试：因为未来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属于未来。这些绝望的人、“看破红尘”的人，是淹死在过去之中的人。庸劣的统治者却喜欢这样的人。他误以为这些人将给他的统治带来稳定和安宁，而忽略其消极和腐蚀的传染性，结果它不仅要使健康者染病，还要毒死社会本身。这些败坏了的细胞和蠹虫，注定要蛀空秩序的宝座。宝座总是先被蛀空，然后再被推翻！一个被蛀空的宝座，是套在民族颈上的一具枷锁，不再是胜利的象征、力量的源泉。这时，要保持它是何其艰辛──至少比再造一个要难得多！活力一旦衰歇，蠹虫即应运而生，而活力的衰歇莫不由于压力的消失甚至减弱──无怪人们说：“人是苦虫、贱骨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30

自由，首先是追求新奇之境的自由。

人生的全部力量即在于尚有新的生活可供开掘。生活的未知性一旦让位给已知性──生活的引力也就被击溃了，生活的趣味也就丧失殆尽了。

新生活吗？

世界上没有全新的生活。有的只是一点点新的酵母。何况，对个体而言的“新生活”，就整体而言，早已重复百万遍之多，陈旧不堪了；新，太难了。

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活，就其本身而言，都不失单调、乏味甚至令人生厌，特别当你长此以往的时候……避免这苦刑的关键在于，要使各种生活互相“调剂”。什么是“休息”？休息就是在各种生活形态之间转换。调剂因此成了最好的休息、最佳的刺激。

“对个体而言的新生活；但对整体而言却是永远重复……就形式而言的不断翻新；就内容而言却千篇一律……

这，只是对生活业已心灰意冷者的省力的假设。他们断言的所谓“整体”和“内容”本不存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活生生的“个体”和独特精微的“形式”。整体和内容──作为有意义的幻构,曾经（并还将）催发人的思想兰舟，但它们并不因此就获得了思想的神位！

我们应该学会这样的语言：“没有一种生活能够久久的地吸引我，除非它含有全部的要素。没有一种事业能够使我为之倾倒终生，除非它是包罗万象星空。”

任何一种生活都不是“好的生活”。任何一个事业都不是“好事业”！──我们需要一种穿梭众星之天的周流！这夜行足以激起无限的遐想，但又不至于使宇宙的精粹僵死在我们的天台。重要的不在于“应该如何如何”；而在于“行将出现的局面是如何”。人，无法抗天。人，无法替未来的世界立规矩。我们能做的，至多只是说出自己的希望和忧虑。让我们宣布这希望！让我们斥责这忧虑！──因我们还没有脆弱和伪善到这种地步，必须自我暗示说这忧虑和希望是什么“客观事实”和“世界规律”……

231

道学家把“克己”列为一种理想，仿佛只有在克己的基础上才能“复礼”，这是十足的迷误。除非我们以“斗私批修”去注解“克己”，从而把克己理解为一种政治性压迫，否则就无法解释克己的扼杀天性之路如何能导问伟大光明的复礼事业──复礼，就是文化创造的前提，而非简单的政治秩序！不错，“礼”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层面的限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压抑和行为局限。但是，如若失去了这些节制──难道人的精力不会顺着容易下滑的渠道悄悄流失吗？这样，一切漂亮堂皇、精妙绝伦的创造，就会成为可思而不可得之虚幻了。但是为了创造，不须克己而须纵欲！这欲，是精神之欲，精气之欲，唯有不加障碍地纵任之，自然之礼方得呈现，它的善恶，是我们自己无力判断的！

人的不幸感，起源于“蔽于人而不知天”，人的不幸感，深受生物本能的钳制。

这本能不知疲倦地蝇营狗苟──使可怜的人们（蔽于人而不知天，故可怜）陷于人生之谷的幽深底部，再也走不出来了。

这样狭隘局促的生活能便有思考能力的人舒心吗？这样“踏踏实实”的日子能给有思考能力的人透彻玲珑、可以玩味的幸福吗？于是，不幸感深入占领了人的内心──再也驱除不掉了。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a，精神的宁静、均衡状态。 b，动态的弱化、停滞，因此满足于当下。

所以在一切民间故事的结尾处都写着：“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仅仅是因为，故事到此已结束了！

幸福是一个宁静、均衡的结束。因此，有内容尤其有变化的动态历史，就无法获得目的论的“幸福”《韩非子·大体》篇云：“至安之世，发如期露，纯朴不敬；心无结怨，口无烦恼。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族旗不摇乱于大译，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业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圣王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此社会幸福之征？但这样的幸福，恰恰是让一切现代的、战国旋涡中的灵魂所深感伤心的！

我们喜爱韩非的社会批评，但却无法接受他的价值观；我们推崇他的“势”与分析，却不赞同他的“法”尤其不欣赏他的“术”与综合！说来也许奇怪，想象力的丰富程度常是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成反比的！幸福是中庸平稳的。而大起大落、暴兴暴灭的折腾，则被目为“命运多舛”的不幸。幸福与饥渴,都是与康定的境界相去甚远的！

232

一个人要想得幸福──就必须先使自己的想象力贫弱到如此地步：

a，他不觉得想象的即“精神的”事物比现实的即“物质的”事物更为生动。他也不觉得后者只有在与前者相合拍时才真正有趣。

b，他不会在久已寻觅且久已幻想得到的对象一旦到手之际，突然感到刻骨铭心的空虚和幻灭。

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前提！

233

社会思潮中的混乱多歧──不可能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消除。欲统一思想，必先致力于消灭产生这思想歧乱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你们不足被告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单对思潮本身实行“净化”（严格地讲是“阉割”），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反会造成双重人格、口是心非。混乱时代的思想界最自然的状态，就是“混乱”，岂有他哉！如贯穿于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基调，就最真实地体现了“混乱解体时代的精神”──唯其混乱，所以真挚。于是妄图强力消除其混乱而硬性规定一致的努力，就成为可怕的专制压迫，成为暴君暴民的恶性循环……而我们所获得者，也不再是思想，而是语言的混凝士，是无人能解的“原则”！

真挚的思想之花，在这个时代是会使人本身趋于枯萎的！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因为思想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而生长起来的。反过来看，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又有哪一个不是从“思想的伟大火炬”中获得灵感，并从对黄金时代的深刻怀念中获得动力的呢？一方面，人的自由的代价大得惊人。另方面，得之不易的自由思想，又在为取消自由、以真诚去反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极端独裁政治，准备着道路……人的历史就如此一圆圈跟着一方步。它反对自己之所赞同，赞同自己之所反对的！

任何“罪恶”因此只存在于宗教、法律、习俗、哲学中。对那波浩渺、彼此相对的“易化”而言；对人的历史的无善恶而言，对易化在人间的现形（圣人的智慧海）而言：罪恶并不存在。宇宙是无不善的：历史是无不善的；文化是无不善的──它们都是对普遍压制的反抗形式。只有在宗教、法律、习俗、哲学的派系之争中，才有罪的存在──“以其之所是，非其之所非，以其之所非，是其之所是”，善与不善，说道底是个有关评价的问题，而不是个有关存在与现象的问题。人的精神，试图对他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估量，以便更妥当地应付它──这就是善恶的创世记。

合乎易化真谛的大学问，并不是去针砭各种现象，而是去理清历史的脉络、估量各事各物各人在历史旋流中的份量、影响（而份量与影响又往往是不成正比的）。它考察的只是“绝对值”标尺意义上的历史力量。这才叫做“正义”，它不用人（即活着的利害攸关者）为的畸形观念去进一步混乱本已模糊的历史图案。它不为假冒“正义”的理论扩张欲，去抹煞可惊可叹的绝对值。绝对值的标尺只衡量“是怎样”，而不衡量“是善恶”。

人为的善恶界限和正义观念有其社会习惯上的继承性。这继承住在变动小而且缓的社会里，不失为一种资财；但当面临危机亟欲变革的时代，它就成为前进的负累了。古人的、权威人士的见解，捆住了人们扑向新生活的翅翼，捆住了人攫取新文化的利爪。导师变成毒虫，朋友反目成仇。这不正是现代人所陷入的深刻悲剧吗？

全然不顾这些几乎是古生代遗留下来的阴魂是不行的。他们仍有极大的潜在权力。力士们可以打碎旧秩序、旧国家，但彻底抛弃旧文化、旧道德却是做不到的；所以锐意进取的文革，最后堕落成为流氓运动。强大的惰性弥漫于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中。况且作为这二者基本依据的生态环境，变化又是极为缓慢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在文化和道德遗存中，选取一种主干，并融汇几种支流，从而获得较有力的一个新综合系统──以充作谋求新道路的心理之阶。从表面上说，这是“复古之道”，其实却是真正的革新。

革命是休克、是中断，是推倒重来；革新却是呼吸，是延续，是启上承下。

我们活着，所以我们才需要分辨善恶。如果我们死了，善恶又何所依存呢！在这里，善恶确实与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历史却不是这样。历史不断生生灭火，所以它从不计较善恶，它泯灭一切，它是睁眼瞎。

有人说，历史只视成功者为善。其实，即是这个，也只是人们的流俗之见，并非历史本身。历史只有生成与消磨、创造与毁灭、存在与不存在──

尽情运动的人，哪需善恶的累赘呢？

创造善恶，体现了人的自由；

消解善恶，则是生命的还原。

234

当今世界上，过度的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已被大家认识到品一个深刻的全球问题，尽管绿色和平组织和各种公益团体大声疾呼，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这一过度工业化造成的世界性紧张。其理由就在于，各个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亟欲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都在争夺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事业的主导权，这种竞争机制若不受到恰当的控制，则过度工业化的后果是无法缓和的。我们呼吸着越来越浊恶的空气，咀嚼着毒素日增的食粮，我们厌恶和诅咒这一切，但却丝毫不能脱出这一进程，反以我们的厌恶和诅咒在加速这一进程。这就是现代人祈求的“自由”、“富裕”？

有许多“文化巨人”临死前烧毁了自己的作品（例如，果戈里）或意欲烧毁自己的作品（如维吉尔）。这些作品曾是他们毕生精力的凝练。这种“毫无道理的破坏行为”，证明他们算是真正参透了生命的本义：过程高于结果。作品的最大价值，不是留给读者的，而是留给作者自己；其首要使命，不是变作社会的流通商品，而是安慰书写着的孤寂。人死了，书还有何用？生命已到终点，烧掉生命的安慰品已无妨害了。

235

“大海与航线”的启示是这样的：

“真理”是什么？是大海。是那永远神秘、难以窥测，隐藏着无尽宝藏的茫茫汪洋。而智者们的理论、发现、哲学、思虑……充其量只是那些浮游海上、觅其归者所依循的“航线”而已。

大海互通为一，航线却有万条。每条航线都各有其目的、命运、航线方式、以及可以阅览的图景；每条航线都各有胜迹，故执己一端。航线有起点与终点；大海却无起点与终点。真理就是存在，就是事实，就是自在之物；其余都是冒险家、航行者、流浪汉、有所求者的信念与谬见而已！以航线去指代大海，以意见去指代事实──是我们这时代最荒诞的偏见之一。

智慧之光的锋芒总会迟钝……那永恒的原始状态和按部就班的生存程序终将统治一切。

盛代的跃跃欲试总会消逝。不论你曾否充分“利用”过它！无可挽回的衰颓和腐败，尤如极地的奄奄“黄昏”笼罩一切。真的，极地比赤道和热带、温带和寒带更接近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长久的清晨、长久的日午、长久的黄昏和长久的黑暗时代……以及超乎一切的寒冷、寒冷、寒冷。

最强有力的并非最兴盛的。

最根深蒂固的并非最嚣张乖戾的。

最“富于历史”的并不是人──除非给这“历史”打上鲜明的人之印记！

除非说，“历史”就等于“国际罪恶和不断屠杀史”……？人们所讲述的一切，都可以是“真理”；同时，也可以是“谬误”──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它！（通俗地说，是怎样用它？）

这，就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

236

把“春天的思想”放在秋天的背景下去理解、发挥，自然是陈腐、谬误。然而，若是在冬日里鼓动夏天的理想，岂非亦是不合时宜或是过于超前？预见是艰难的，预言的价值连城──但预知的智慧仅仅在于，为那即将来临的历史气候做好心理（或物质的）准备……而不在于“超现代化”地幻想什么宇宙珍奇……这就是“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达到了空前纯度的表征。

237

隔离是一种命运！

文化使人与人之间获得了同一性，但也分裂了他们。文化使人变得孤独，文化程度越深的人就越孤独。

238

人类的孤独，来自彼此之间的文化隔离状态。此非文化之罪，人性使之然也。文化的分化作用，使他分别隶属于各个特定的群落（氏族、部落、行业、阶层、社团、民族等“社会”）。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可以互相婚配、杂交，以发生生物学上的交往，并通过遗传机制来沟通彼此，共同创造新的生命。他们也可以通过文化学上的交往，彼此联络，创建新的群落和新的群落生活纽带──文化，但可能性不等于确然性。事实上，在被称为“人类”的这个生物物种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地生息，代复一代地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多种样式；甚至塑造并特化了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种与不同的文化之间，从此形成微妙而清晰的一致性。文化，作为人群面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时，必定发生的一种现象，品系种族特征与环境要素复杂相乘的“积”。它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偶然因素在“乘”与“积”之间起了桥梁殷的决定影响：如领导群落生活的个体性格及其心理特质，以及群落历史所遭遇的偶然事变激起的文化运动──都促成文化形态的变异、生成……

这些必然的“相乘”和遇然的“相遇”，非但未能缩减人的隔离态，反倒不断加深了它。差别无所不在，而差别恰恰导致分化与隔离。人为的消解的隔离、加强交流的努力之所以受到重视，只不过说明了隔离的形式此时业已发展到不利于群落的程度，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如扩大交流之类）。但人们却无法通过自然而然的进程去冲破无形的围栏，这样才诉诸有意识的拆围努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史表明，细节的“交流”是可能的，但主构的隔离却牢不可破。而“交流”的基础，恰恰就是隔离状态这一前提。于此，人成了文化努力的奴隶。

239

迄今，人类在文化上远非统一的。

从理论上看，这种“不一统”是正常的。因为，“人类”与“文化”属于两个相关但又绝不相等的领域，生物与社会。流行的定义认为，唯独人类拥有文化；文化是人的独创性所系。这里生物与社人的交接点。作为一个生物学范畴，“人类”概括了一类特殊的自然现象──生命的一个物种。就此而言，“人”的定义不必包括文化的属性。一个白痴、甚至一个“植物人”，也都可以归入“人”的范畴。“文化”作为人文范畴，则概括了“人”的后天属性。

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分离是方向性的。即，文化的隔离将续存于人的总体生活中，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主义者对“人类的统一”、对“世界文化”取代各个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而成为人类统一的标志──充满了欧洲中心论式的热切希望。谢天谢地，这种希望已被两百年来真正世界性（而非欧洲性或犹太性）的文化发展，证明为纯属空想。因为在世界化潮流的冲击下，民族的意识不是更模糊了，而是更明晰了。况且，从发展的动力上着眼，“统一的文化”只会给富于创造精神的灵魂，带来沙漠式的感觉单调和心理压抑，最终，还将导致人的变态和（由于渴望摆脱“死寂”的文化环境而激发的）破坏行为。多元文化才更合人的求新欲望、选择能力。

240

由于人性中的求新意志，文化的发展采取了“双轨制”：

一轨是，它有突破已然隔离的倾向（或主动扩张，或被动同化）。

另一轨是，它有自别于人、特化自己的倾向。

这里仅举一例，随着国际性交流的深入，“国际性的语言开始流行。希腊化时代地中海区的希腊语、罗马帝国时代西部的拉丁语与东部的希腊语、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方言，以及十七、十八世纪广泛通用于欧洲上层社会的法语、十九、二十世纪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的英语──都是这样的国际性语言。它们的发展显示，随着它们向外的扩散、传播，内部却酝酿着特化、分裂。拉丁语的命运最为典型，它分化、隔离为不同的民族语言广大的有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五种，小的方言不计其数。

241

当代的国际语言英语，则分化为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此外，每个区域性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都流行着各具特点的“英语”。这些耐人寻味的事实，都说明文化发展的“双轨”性质的普遍性，文化圈每向“扩大”前进一步，内部也就“分化”了一步；外在的扩张与内部的分裂，同步而行。这是人性使然，他既受到规范，又极力追求自主。文化的多元化，不是应予追求的理想，而是回避不了的事实。

一元化的文化，多是靠人为的强制维持的。这强制酝酿在文化的衰落中，诞生在衰落过程的文化解体中：内在的引力被外在的压力代替了。但正因如此，一旦危机逝去，一元化的异常终将还原为多元化的常规发展。人性中虽有寻求确定性的倾向（这是一元化的心理基础），但求新、求导、求变化的倾向却也一刻不得安宁。这是促成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精神运动的基本动力。这就注定了：在各个表面一律的一元文化假象下，必定隐藏着多元的文化潜流──它自人的丹田涌出，闪烁着超出功利目的的至上情欲。不错，它们会受到压制的，但它们决不会消失。它们在宁静中消解一元文化的人为结构，为文化重心的转移开辟通道。

242

种族和语言在早在史前期的原始生活中，是唯一要素。

那时，人类彼此隔绝。其两大遗产──种族与语言与分立──深刻左右了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形成了各个文化圈和星罗棋布、错落有致的文化有机体。它们存留至今，通过复杂的渠道，对现代生活继续施加影响。对现代人的意识，起着制约作用与驱使作用。这种情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文化在今后的“分合之势”。

人类多种族存在的显著事实，表明从人种形成的远古时代，直至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都被强有力地隔离着，以致形成生物特性上的若干重大差异。反过来，这些差异又会阻隔人们之间的实际交往，增强隔离的效果。到了现代，种族主义的实践家们（如纳粹和南非白人政权），甚至用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人为地强制执行种族的、文化的隔离措施。其根据，恰恰是不同的人类群落在历史上的长期隔绝所形成的种族差异及其文化差别。种族主义的宣传和立法制度，遭到全世界主张种族平等和文化自由的势力的反对；但种族意识实际上却广泛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生活中，没有人会对诸如肤色、骨椎、体貌、气质、性格这些种族特征（和从种族特征中派生出来的个人特征），视而不见。这些自然因素，会强有力地渗透到人的文化意识中去，构成其情感、观念、思想的有机成份。

243

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各种族的生理状况，既有其共性，但更有其特性。种族的融合是一个进程；但同时存在一个相反的进程：人种的分化，新种族的出现。因此，在一个大种族内部，迟早会出现若干自相遗传的种族群落；再往下，则有家族集团的存在。最后，直到个体所表现的独特的“遗传特征”。于是，频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也未能消除各种族间的畛域。

语言作为人类豆古以来隔离生活的特殊产物，最鲜明地透露了隔离生活的信息，有多少种类语言上的差异，就有多少度数生活和文化上的隔离，语言形态相距越远，则表明在语言形成时代的不同的人群间互相隔离的程度越深。语言是入文现象，它的变化规则，与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全不相同。这首先表现为，它的可塑性远在作为自然现象的人种之上。语言的分化，受到人类活动的制约、促进──它比种族分化得更细致。因而，语言的品类比种族的品类更多、更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的语言，大的语系（如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等）二十来种，外加几百个小语系和“独立”的（即难以归入语系）语种，如日本语、朝鲜语即是。其中，“美洲印第安”这个松散复杂而形态多样的大语系，下分竟达一千五百多种语言，仅北美印第安诸语言，就包括五十多个小语系。世界各个民族语言的内部，还包含若干大的方言，例如，汉语粗分之下就有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湘方言、吴越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几大类。

大方言之下，还有小方言，小方言内部，又有地区特点的不同。由近及证，由此及彼，构成一幅既有层次又相交错的构图。我们乐观地看到，在文明深入的地方，语言的分歧就越少。在历史悠久的中东地区，诸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就相对越高。但语种的存在，表明语言所象征人类的隔离，类似于种族的存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要“如实地”翻译不同的语言，十分困难。在交往不甚密切的诸语言之间，常常缺乏比较贴切的对应词汇。即便简单的名词和动词，也有区别巨大的引伸义和难以款通一词多义。语法结构所表现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深刻差别和语义之间的微妙区分，在事实上难以逾越。这对塑造不同的心理模式、观念形态和文化系统，起了作用。

244

种族和语言的多样化现实，证明人类过去与现在彼此之间隔离的广度与深度。这一文化现实结合种族与地域等自然现实──仍在不断发挥着隔离人类、继续分化人类文明的作用。这一现实对世界主义的乐天希望，是个有力的挑战；它对世界各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对文化圈内部的文化运动，都意味深长。

种族气质和语言形态的差异，不仅对一种文化本身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也使分属不同种族集团和语言集团的人类，互相之间的实际交往和精神沟通，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它认为，人的种族特征和语言习惯的差别，足以使他们在互相理解的困难之外，又产生不信任的情绪。不论这种心理是否“正确”，它的普遍存在，对人类文化的演变却是至关重要。这种互不信任和基于猜忌的竞争，对各种文化势力的消长，推波助澜。具体到文化有机体的命运，文化隔离状态造成的磨擦、撞击，既能产生创造性的火花，导致新文化的诞生、繁殖；也会构成大量破坏性行为，导致旧文化的崩溃与消亡。

245

人的文化，相同之处是相对的，不同则近乎绝对，不同的语言固然隔离人类，但同一种语言本身也具有罕为人见的隔离作用，中国古代最深刻，最富于天才气质的哲学智慧书目《庄子》，对此机制已有发现。它以独特的透辟性深入浅出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人际交往所依赖的信息手段，只适用于沟通较为表层的简单思想；意念越丰富、越深遂，越难以仰仗信息手段。因为，任何通讯工具（如手势、语言、文字等）的容量都很有限，限于自己的形式，它势必会遗漏许多重要的信息成份，从而使意念本身在传递过程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庄子·外物》篇极为生动地指出，捕鱼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能使人得到鱼类；捕兔工具的价值，在于它能使人猎获兔子；语言的价值，在于它能沟通人们之间的意念之波。因此，为了更好地传达意念，必要时要善于摆脱语言这一工具形式的束缚。不幸的是，许多人却受到了这一工具在形式上的迷惑，而忘了它的原始出发点──传达意念之波。所以庄子大声疾呼，“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的理想是，找到一个打破了（同一种）语言无形迹的隔离作用的对话者。但历史却告诉我们：这种理想实属渺茫。

奥地利犹太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凡是懂得我的意思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抛开这些命题之后（可以说爬上楼之后把楼梯抛掉）；终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他必须克服这些命题的作梗，然后才能明确地见到世界。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必须对它沉默。”维特根斯坦的“命题”与庄子的“言”十分相似；他所谓“克服命题的作梗”即庄子的“忘言”。

246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日后高度分化的高级文明，则大多依此有其独特的原始文化渊源。如北部中国文明源于仰韶、龙山文化，南部中国文明则以河姆渡文化为早期代表。与高级文明相比，原始文化是在典型的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无不具有鲜明、单纯的地方特色。高级文明，在综合若干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成份复杂了，风格也趋于多样化。

《老子》八十章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古代生活隔离情景的“回忆”，表达了一种对“文明母胎”（原始代族）的憧憬。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与中国的老聃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各自的文化圈，为了争取一个统一的、共享的秩序，正在“战国角逐”的浴血奋斗中，梦想一个理念的世界。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多取材于对埃及和斯巴达等集权国家的神话式传说、“回忆”、憧憬。它比《老子》的理想国具体得多──因为埃及、斯巴达的历史生活，要比模糊的山海经似的原始生活具体得多、生动得多。但我们注意的则是，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却在“隔离崇拜”上达到了与《老子》异曲同工之妙！

理想国就是隔离生活的制度化。理想国，是一个“美好的集中营”──它用美好的文化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上却是一个“不准思想”，严禁创新的集中营。在那里，恰恰是文明的遗迹装饰起来，但本质的本质──不断生成智慧之果，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饥渴──被消解了。

乌托邦，是文化的公敌。

247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之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

248

现代化具有传统之根！现代化需要传统之根！

当今世界文化风靡全球，但传统的文化圈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各自的基础上，企图通过“现代化”，而使自己再度强大。即，用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至少是促进那古老传统一贯寻求的文化梦想。它们把这种潘朵拉式的希望叫做：建立一个富于（甚至是“强化”）自己传统文化特性的现代文化。它们的文化，虽然共生在现代“世界文化”的大圈中，但无不具有各自的风将与形态。在“现代”的表层下，各种古老传统发挥着难以捉摸的支配作用。不同文明的古老传统，是以看待一个工具的眼光来打量现代文化的。它们的共同心愿，是将现代文化的因子迅速地、因而是简单地、无机地“拿来”──嵌入自己传统的文化模式、心理模式，以完成了一个超形态、超人的“飞跃”。

249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朗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250

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文化”：

人的文化，是被空间的隔离分成具体的文化有机体即文化圈的。这里，不仅星罗棋布着“大区域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南亚（印度）文化、东亚（中国）文化等等；还生成着各个小区域文化，如西欧、东欧文化，中东、中亚文化，等等。还有具体的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如在中国内部，有汉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隔离；而汉族内部，还有地区文化封闭。这些文化的色调，随其与各中心点的距离，而发生色谱式的层次变化。各中心点，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向四处幅射，在各个边界地区相交融，再形成各种特殊的边区文化。

边区文化糅和诸多中心要素，但在文化主导上仍有区别。因此，即使边区文化，也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大区。如中国新疆地区的文化，就是典型的边区文化。它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而大量吸收了内地和印度的文化。

这些大区域文化、小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是相对的概念。用它们来指认具体的、尤其是变化中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探险，它有失误也有不确切；但其实用价值不可泯灭。正如，哥伦布错误地认为他所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就是印度，但他的错误，却导致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地理大发现”。

251

“文化史”的要害在于，各文化有机体（大小文化圈）已被不断行进中的时间隔离给分解成无数个片断。这些片断，各以独特的形态彪炳于世，其间既有相承、相似，更有相生、相异。以中国汉族文化有机体为例，先秦文化不同于秦汉以后的文化；秦汉文化不同于隋唐文化；唐、宋、元、明、清──代代文化不同；鸦片战争以来，更是文化新潮迭生不已。民主主义文化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民主主义文化。例如，最近三十余年来，每隔五年左右，文化上就会发生一次影响久远的大转折……

从文化形态（而非从历史意识、民族意识）上着眼，很难说现代中国文化与先秦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还是现代中国文化与现代民办文化间的差别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文化不仅仅是书面的记载，而括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面面──例如，从服装、发型、到意识形态等一切文化领域，现代世界各民族之间，比他们与各自的祖先之间，肯定要更为接近因为，第三世界的服装、发型、意识形态都已经“西方化”了。

如此繁复的文化现象昭示我们，形形色色的文化史流程，都只能是独特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难以归类的。而文化的流传，即意味着走样、变质。所以，被第三世界指责的大量西方文化因素，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并不像在不发达国家那样坏。而在各类典范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每一个中间形态，也都只能是独特的。它的生命，将比无耻的审判官更长。

252

文化是隔离的产物。

地理性的隔离，其产物是文化圈。或为地方文化，或为民族文化，或为大的区域性文化（如远东文化、欧美文化等等）。这是古老的文化圈。“古老的东西”，就是“顽强东西”的代称。“古老”不等于“化石”，它们的区别在于，古老的东西至今控制着我们的呼吸！地理文化圈，至今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乃至支配着我们自认为最真实的感觉。

风俗正像意见、舆论一样──决定了“真理”的具体流程；决定了被现代人奉为圭臬的“科学”形式；决定了我们的好恶与视角。甚至塑造了我们的全部知觉世界。风俗的隔离意味着：群落的风俗是创造性文化的原始出发点；而个性与对个性的选择，则为动力。

不同风俗的隔离作用，迄今深刻地统治着我们。风俗的不同，既是社会文化得以互相交流、悟解、促进、生发的契机，也是终使人类永远不能形成一体的天堑。我们希望风俗不一统，否则，生活就太单调也太一律化了。这终究会把生活本身变为一道机械的程序。但风俗的不一统，又使人与人之间的确定性理解变得更为渺茫。

有四类风俗。每类风俗又包含两项实践活动：

a、道德风俗──对人的生活的规定、对宇宙律的推理；

b、审美风俗──广义的性审美、性以外的“纯粹审美”；

c、认知风俗──对人文事象的认识系统、对自然事物的科学研究；

d、思维──语言模型──群体的、个体的。

再是特立独行的人，也超离不了风俗之圈。风俗之圈，是比任何典籍与政治更有韧性的基层文化圈──它决定典籍（决定了它的产生与解释），决定了政治（决定了它的形式与精神）。

253

长期的空间隔离造成了时间隔离。比如，几个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及其子代文化圈，在彼此接触、影响以先，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时间流程中，他们的“历史时代”不同、“文化阶段”也不同。他们因此获得了各自对时间的观念。

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印弟安人自有历法，拥有对时间单位的独特理解。西方文化侵入以前，中国人也不以“西元”纪年，而是卓有成效地沿用了两千年的年号制度。因为历法是与各个民族各自的世界观紧密相联的。

如有两个文化圈在空间上完全隔绝──就像哥伦布之前的新、旧大陆或库克船长与塔斯曼发见之前的澳洲与世界其他地方──那么，即使他们历史发展在地球时间上是完全平行的；但在文化时间上却彼此不同。他们并不共同生活在公元某某年，或公元前某某年间，而是分别生活在各自的时间坐标中。正是以此为基准，它们获得并把握了各自的文化脉息。

254

随着文化圈之间空间隔离状态的打破，科学技术方面占优势的一方得以征服并同化他方的世界观，迫使他者融化到它的文化发展的时间中──并接受它对时间的规定。

──文化圈因此成为是万物之母，是决定感觉与存在的君王。

文化圈是复杂的现象：它倚赖于你的定义。什么是文化圈？──这可以有各种解答。不同的定义可以找到并揭示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圈。

但在实际上，人们却可以通过自己的感觉来甄别各种不同的文化。这比定义更可靠；正是这感觉产生了追求定义的需要。

感觉及其经验告诉人们，文化圈是这样的：其内部成员在生活习惯、心理意识上，具有默契的认同感和排他性。

255

人类被两种文化圈所分割：

a、民族内部各社团、各阶层的隔离状态所构成的阶级或区域性的文化圈，即“亚文化圈”。

b、各民族之间在自然地理上和社会传统上的隔离状态所形成的“通常文化圈”。

文化圈不是全封闭的，但它是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存在的。国际交流，正如圈内活动一样，是这封闭系统赖以生存的循环与代谢。但，文化圈的功能是帮助它的居民抵御多重压制，这种自我一体的格局，从根源上就决定了它的封闭性质。彻底废除封闭，正像美国废除黑奴的民间运动一样，在宣传上是可行的；但废奴派即使利用内战获得了胜利，却消除不了种族的歧视与隔离。

每个文化圈的生成史都被两个时期分别瓜分：

a、相对开放期。

b、相对的封闭期。

这两个时期你来我往，互相轮回。这与一个有机体的生命运动获得了出奇的相似：它不能不开放，以便吸纳新的养料、排泄无用的垃圾或传播自己的基因；它不能不封闭，以维持自己的精力、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把开放状态或封闭状态作为一种哲学是不可取的。如果这样做了，仅只说明针对以前弊病而的“反弹”幅度有多么大，社会的迷误程度有多么深与假设的希望和有意的宣传相反：

256

对特定的文化圈而言，大规模的开放只能是被迫的，只有总体的封闭才是文化圈更为经常出现的状态。因为，文化圈本来产自对不受人控制的自然势力的反抗，后来转而针对（为自然敌意的代兴者的）其他人类社团与文化圈。这就预先注定了，文化圈决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和平产物（这只是它的晚期景象）；相反，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阵营”，即最广义的战略存在。这个阵营从事抵抗或施加压力的手段，不是武器与军力，而是文化与人性──后一类战略存在（文化与人性），较之前一类（武器与军力），更为无所不在，也更持久。

从心理意愿而非从交换的需要上看，文化圈的开放状态，其导因是内外压力的对比度过大或过小，从而逼使或诱使这一文化圈对它以外的世界，采取相对的开放姿态。

文化圈的全面开放，意味着固有文化圈开始两种形式的消蚀：

a、因过度输出而造成的亏损，如那些承担了过多的世界使命的圈子，十九世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等等。

b、因过度输入而混乱，如那些急切模仿他者的圈子，二十世纪的非洲与远东等等。

文化圈的全面封闭，意味着新的文化圈业已定型。这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罗马帝国的欧洲，孔雀王朝和莫卧儿时代的印度，新王朝时代的埃及，巴比伦时代的两河文明。

对文化圈际的关系哲学来说，“全面”是个不祥的字。全面与“一致”相加则肯定导向偏瘫与灾难。健康状态是，局部与局部相歧异、互为犄角之势──互为补充、牵制、均衡。各局部按其功能的各行其是，比强行的号令一致，更有生机。

错误的不是决策，而是生命的衰败。罗马帝国时期大批兢兢业业的改革家的失败史，向后人垂示了这一真谛。他们是智慧的、勇毅的，但扭转不了滑坡之势。

新文化的诞生，曾是文化圈开放的结果──文化圈的稳定性，往往与文化的活力，成反比。活力不一定就好，稳定不一定就糟。关键是，要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并从中创造一个清醒的评价准则。在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认识能力的问题，而一个生命能力的问题。──太幼稚或太衰老，都不足以负此重任。

257

对于在文化史的风尘中仆仆跋涉的“人类”而言，圈的存在和霸权既是基本的又是至高无上的事实。文化模式就是我们的裁判官；价值准则的发展史，就是尘世的最后审判（尽管这审判经常是自我否定的）。人们的生活，与圈际势力范围的勾心斗角难舍难分地勾连着：若不是出自情感上的依恋，就是迫于功利上的无奈。而这两者在功能上都是人生的大战略。

圈据以诞生并反过来加强了圈的那种文化特性，无所不在地散布于人的群落中。困难的只是，它得寻求自身的凝聚式；它还得寻求各种人的集群为其蝉壳，为其宿主。“人以群分”──不同的文化抓住不同的集群，不同的集群发扬不同的传统。传统之根，可能扎在那浩渺的海洋中，在人类（生物学层次的）的形成之初……

家族帮会，以及那些什为社会生产或政治权力的机器性集团──不等同于文化圈。只有躯壳没有心灵是不行的，文化圈必须同时具有肉（组织）与灵（精神）。一旦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心，以上这些群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势力范围构成一个文化圈，如那些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离生活的教派，就是如此。这正如一个国家可以包容许多重叠着的文化圈或亚文化圈；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圈也可以容纳许多国家。一个现代企业可以横跨过许多文化圈；一个文化圈也可以囊括多种互相冲突的企业。

258

一个学派是一个亚文化圈，它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思考条理。它排斥“不宁师承者”。

一个艺术流派是一个亚文化圈，它有自己的传承、法式、艺术风格。它排斥“不懂艺术的人”。

一个教派也是一个有弹性的亚文化圈，它有自己的戒律、法规、理想、甚至风俗；它审判“异端”。

古代的文化以“族”为基本单位。在国家的霸权建立以先，一个原始氏族既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经济实体，也自成一个文化实体。随着原始文化的衰落和解体，文化圈扩大了或消灭了。它趋向两个极端均衡发展，文化内容也随之分化了。一方面出现了以国家为代表的超级文化实体──它以暴力维持自身的系统，严防活的思想。另方面也产生了学派与教派式的亚文化圈。

259

古代文化圈的典型发展形式是民族。在近代，则只有欧洲人才正值他们文化史发展的“民族阶段”，新大陆和中南非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民族体系，而广大的东方（从埃及到远东），则早已超过了“民族阶段”，而进入世界主义的、万王之王文化型态的晚期发展。比如，从巴尔干、摩洛哥到印度、菲律宾的广大区域，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由于其核心地带的早熟（西元前三千年），业已在一千年以前脱离以民族文化为单位的阶段而进入以教派文化为单位的阶段──而这，很可能就是全球文化在未来几百年发展的基本模式！尤其考虑到“中东”（包括埃及）在世界文化表中的时间领先，这一可能性就更大了。与此不同，儒教文化圈则进入官本位即以官阶区分人及其价值的文明晚期时代，一切生活样态或多或少都公式化了。

我们希望这样的中国经历，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欧洲在最近千年间的发展表明，它的文化模式是处于中东的教权至上模式与远东的政权至上模式之间。所以，它近来才可能采取政教分离的二元模式；并从中派生出来寓于盎格鲁·撤克逊地方色彩浓厚的三权分立构架。

260

综合世界史的压力趋向来看，把“族”定为测量现代文化圈的基本范畴，已是一种落伍的方法。“族”曾是文化生成的基本温床，但随着各族文化的交错与兼并，它的作用也就与生生不已的文化实况相距日远了。特别是在那些具有文化领先地位的地区（如中东地区。而非那些技术领先，如近代的欧美）。

就中国的经验说，文化圈既向族外扩张，又在族内分化；这双向离心使“族”的概念更多与政治压力的事实契合起来；而与种族与文化的事实日见疏远。所以到了当代，“华族”一词已不够概括；就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去指代“五十六个民族的集合体”。这突出表明了，“民族”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单位而非文化单位。与此相应，阶级斗争意识在中国的兴起，可能恰是教派化的先兆。

261

现代的文化圈以“派”为单位。

其纽带不是基于共同的血统与外部环境，而是基于共同的志趣与追求。最现代化的文化圈，并不囿于地域；而是超空间的，甚至跨过时间的限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跨过了地中海与阿尔卑斯山，还跨过了一千年的漫漫时光，进入“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的现代意识之中……

26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基于十九世纪的超前主义，一种激进的精神前兆。这实际上是在呼唤超越民族（即古代的文化单位，的党派文化，一种不同于教派文化的世俗文化。

一个族际的、国际性的文化实体（如“基督教教会”或“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不可能是包容一切民族的，而只是把各民族中的某些分子给卷了进来，并通过他们，在族内、国内发展关系网络。当然，是当时最幸运、最有活力的、因而最“先进”的分子。他们拥有感召力，他们的事业富于魅力，他们的心灵与时代的脉息款款相通……这样从视觉上说，他们所归属的文化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幻觉──他们对群众的影响是极为表层的。许多暗潮不过是以旧的能量进入新的形式罢了。

没有人能逃避文化圈的引力场摆布。每个人都或疏或密地依附于它。这构成了命运。文明人（许多被现代民族学或社会学定义为野蛮人或文盲的人们，只是较低层次的文明人），并不能摆脱文明的影响，他们在本质上只是文化圈的产物；而所有的个体与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又有互相创造的不确定性。

263

一切文化圈内的艺术、信仰、乃至于与活的思想、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说到底是历史的生成物，激动人心的革命时代是极为短暂的。常规的沉闷笼罩了文化的天地。在很大程度上，连科学与技术的产生与发育成熟，也是与文化圈内的气候与水土密不可分的。欧洲的科学与技术只能诞生在欧洲，且在其本土发育得最好。流传，也许可以产生变异与再生，但结果已非往昔之物的后裔了。任何特定的产物，是只能属于特定的文化圈的；它在根本上是无法移植的。即使品种有了，但气质却变了，神韵则全无……其中有些永远只生活在自己的故土；有些却能远涉重洋、在各文化圈间广为播散──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无法相互攀比的。

文化物，发自并立足于它的故土。当它脱离母胎时，就开始生变。当它传入新地时，开始相应的杂种过程。

场所的转移与气质的变化是同步的。转移与再生是必要的相关，要在原有的地域、原有的条件上实现一个再生，是文化史上从未实现过的奇迹！

对于渴望再生的人们来说，应首先完成自身的转移。场所的转移、注视的转移，以及献身对象的转移！实现了转移，生命力自会找到新的目的，看见新的世界。

264

文化物，先天地受限于文化圈的广延度，受限于它的内在层次间的交换频率。对内封闭的文化圈，要对外开放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文化圈能够独立开创经久不息的文化事物。越富生命力的精神之花──就意味着越能以打入并影响其他文化圈这一精神履历而雄视寰宇。这一幸运，得力于这一文化心态之乐于承认天才。

天才要实现的创造过程，其天敌不在文化之外，而在文化以内；不在母文化以外，而在母文化以内。最先的压制，不可能来自“其他民族”：而是发自“我的民族”！

祖国，是创造力之源──这是就一切意义而言的，其中包括迫害的意义。

265

文化圈的出现，也并不是某个伟大的、超绝的灵魂运动一手造就的。它的起点要远为低下，这是以生物圈的有机体系以及生物圈赖以形成的元机世界（“水土”）的基础，为条件的。从更接近的关系看，它受到人的群落（而非个性与灵魂）生存活动的直接影响；反过来，也是为这一活动服务的。

灵魂并不能超越肉体，个人也无法超脱群落──这就注定了，文化圈是一种甚至多种群落活动的产物，并根据群落的重新选择而易。这就注定了，“文化圈”概念只能概括常规层次文化现象。至于超常的、不可思议的即革命层次的文化现象，是基于人类（生物意义的）神经的大震撼──它的因果链，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天体的星相变异中去！──尽管这是迄今的经验科学还无法证明的。

*第五卷第七章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266

普遍信仰与启蒙运动──

所谓“普遍信仰”，是指一个封闭社会长期所奉行的价值坐标系及其普遍认可的精神规范。它为此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总和）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的服饰。普遍信仰与创造意识之间，进行着限制与突破、规范与挣脱、压制与反制的不断角逐。

这一斗争有时潜入地下状态（这时，普遍信仰取得世俗性的压倒优势）；有时冲突变得表面化了（这时，普遍信仰与创造意识势均力敌的）；有时则飞升到九天之上，成为万民瞩目的“天象”。这时，天地玄黄、风云突变的精神革命来到了。它的特点是：道变，天亦变。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此刻变得锈蚀斑驳。

这一文化史中无所不在的角逐，是持久的、往复不已甚至永不歇息的。活生生的创造意识与硬化的普遍信仰，在历史之流中不停地移位、变奏……所有的普遍信仰都曾广度从创造的意识，变形、发展而来；但所有生动的思想、创造的意识，也都可能摆渡到普遍信仰的彼岸。

竞争潜力最强的创造性思想，就构成了普遍信仰的前身。这里演播着物我相间、兴衰相杂的悲喜剧。

267

相对固定的艺术程式和不断从个性灵田中涌溢的原创性，也进行着旧规范与新力量之间的斗争与消长。灵感，总力图突破既定的模式；为此，它尽情地运动着、奔驰着。不惜拼命奋争。可是到头来呢？如果其中的一种大灵感胜利、膨胀了，成为新的主流，它又凭借自己的优势，严格树立起自己的统治程式。新的限制再次形成，于是，新的个性、新的灵田，又有新的灵感袭来：冲击统治的程式。

既定的艺术模式，只是前人灵感的凝固式。以前激烈的突破力，这时化做顽固的限制力。它阻滞进步、反对革新──仅仅因为这将暴露它自身的不合时宜。为了维护它的“尊严”和“传统”、“家法”、“师承”，它不惜戕害艺术的活性。为了形式，它可以杀死精神。为了纪念自己的曾经存在，它不惜把整个世界都作成一个巨型的陵墓。

在这儿，也许尤其如此。在那儿，也相差不多。因为压制与反制是普遍的宇宙潮汐。

艺术的典范之作，是艺术创造力的凝固式。正如礼仪是宗教热忱的凝固式，科学技术是猜测与设想的凝固式一样。凝固了，就完成了；完成了，就结束了。礼仪本不反对热忱，科学也不反对猜测；但它们一经树立，就产生了难以回归的自身压力，开始对自己的源泉采取回避态度，与之日渐疏远。对其新的流露，采取严格的排斥与无动于衷的“宽容”──派生出来的东西，成了统治的东西！反把原生者贬作了奴隶。

268

有活力的派生物则紧紧依靠自己的原生物，像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安泰俄斯紧紧依靠神秘的大地母亲。离开了大地，便离开了生命。有活力的礼仪紧紧依靠宗教情感，有活力的典范时时汲取艺术的灵感。它从原生物的压力下升起，但并不断绝与母亲的联系。热忱销歇的时候，便是礼仪的末日；灵感流亡的时代，典范便形同僵尸。

牧师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是希腊人的意志，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的静态精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动态精神，综合成了不朽的悲剧。这种看法是牧师论道式的“塞入”，而非实事求是的“找出”。

在我们看来，不但古希腊的悲剧作者们并未有意于这一综合，即便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也并未体现出这种综合的具体证据。希腊悲剧不是“综合”的产儿，而是某种“破产”──希腊宗教破产──之后意想不到的回光返照。前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普遍信仰──古希腊宗教及其神话传说──的衰微所引起的痉挛剧痛，恰好成为悲剧精神兴起的温床。不信你看，悲剧作家对诸神是多么地不敬！以致后来主张重振希腊文明颓势的柏拉图，竟提倡要把剧作家和诗人们，逐出他的理想国去。

衰落，破坏与再生式创造之间的戏剧性关系，决不仅限于希腊一隅。任何时代艺术的勃兴，和文化的突破，都是略前于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崩溃”、“精神习惯解体”的结果。普遍信仰的压制力量所要求的一致性，对人的主体力量造成了扭曲和变向。规范的力量迫使主体的力量寻求出口。于是，一旦普遍信仰出现裂壑，长期积压的心理能量，就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奔涌而出，形成艺术的文化新潮。

269

在各个文化的时空中，一个普遍信仰露出其特定裂痕的地方，即其原先最薄弱的地方，这时，反倒成了活力之源！在这裂隙中涌溢的能量，不论其原来的形态、风格、性质如何，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就构成了文化史节律意义上的大合理。裂隙本身，由此成为一条充溢着新力量的再生渠道，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化大母腹。各种心理能量顺应着它所提供的天然途径去流行、汇合，结果原先最脆弱的地方，现在成了最顺畅的通衢。“裂隙时代”精神能量的大流动，是具有强烈的方向性的猛烈生成，这是被裂隙的顽固势力和曲折有限决定了的。

而在无所限制的“崩溃时代”，能量的流动，则近乎失去了方向感。但历史却告诉我们，没有方向感，则难以形成大的潮流；难以完成对文化新型的塑造运动。于是，在对新方向的探测及肯定中，新的普遍信念又逐渐抬头直到形成新的信仰。《老子》关于“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的论断，正是悟到了这个历史的往复运动。

270

历史上各个浪潮的启蒙运动，其实质是什么？

启蒙运动就是普遍信仰解体、崩溃的讯号。启蒙运动宣传的各种新潮意识，是从普遍信仰的裂隙中流溢出来的灵感。所以，启蒙运动的历史功能，就是毁弃普遍信仰。但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并不扮演旧文化毁灭者的单纯角色；他同时也还是新文化的拓荒者。他们从普遍信仰的盐碱地里走了出来，对板结了的旧文化，做出根本性的损益，但并不全盘遗弃。例如，就西周时代的普遍信仰而言，孔子是个伟大的启蒙者；但对两汉经学说，他又是个拓荒者。就两汉经学言，王充、王弼是两大启蒙家，但他们又是南北朝思想文化的拓荒者。

“开物而成务”（《周易序》）──这是创造者的双重面相。启蒙是普遍信仰的结束，又是其新的端倪。

象征性的说法可以是，孔子的启蒙终于招致了秦皇的暴行，而二王的启蒙，又为五胡乱华的灾难埋了了伏笔──前者的合理主义，威胁了无上君主的专制权威；后者的怀疑主义，则摧垮了中原精神秩序的最后支柱。两个运动，异形而同质，殊途而同归。

271

各个系统的文化都是内在有机的。文化，不是一层皮相或一套衣装。真正的文化，没有固定的衣装，甚至没有不变的“骨相”──只有一种“风格”、一个趋向，从它底里略略透现出来……它有时采用了普遍信仰的外壳，有时又将之毁除。只有慧眼和超级的鼻子，才能在纷纭的万象中，捕捉住文化那流眄着的神韵。

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本不过是一介小民的传记，结果被政治家利用了，成为一座“阿Q社会”的写照。于是，事情反了过来：没有阿Q社会的土壤，哪有阿Q的根株与生涯？阿Q虽死，阿Q社会犹存！

赵老爷、假洋鬼子、官府，这是阿Q社会的一个缩影；吴妈、小D、地保等等，则是另一些缩影。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是产生不了阿Q的悲喜剧的。鲁迅个人的病态（肺痨病）心株，被政治野心家硬是粘连到了阿Q社会的肮脏土壤，故能把各种阿Q的脉搏尽情把玩……

272

曹孟德，可以算得中国史上最有特点的诗人。因为，他不是“空头文学家”。他把生活的斗争与艺术的斗争结合到一处，完成了一个立体式的文化综合。他的诗，是杀手之诗；他的战争，则被赋予了某种诗味。在戎马中从事笔耕──这是多么奇特的艺术象征。在最蛮野的生涯中，却孕育着最动情的文化之果。

这是否有些偶然呢？

从建安文学的浪潮，以及从魏晋玄学和南北朝文化的广泛发育，去俯视并回顾曹孟德其人其诗，当使人明白，这并非偶然。恰恰相反，一切有活力的新文化，都是在这类矛盾的夹缝中，倾吐出来的颗颗苦果。

与自己两个作为诗人的儿子相比，孟德的诗比曹丕的，更有气魄、更富意境的变化，笔力也更雄健。而曹植，则与寻常文人无大分别，称之为“空头文学家”，当不没杀了他：他没有给出一种比人生更经久的东西，没有预言一种比儿女之情更深湛的意象。

和曹孟德在诗界的地位相仿佛，王阳明可以算得中国更上最有特点的哲学家。他的思想王国，并非造作于病梅馆阁（“象牙之塔”？）的温室中；而是在贵州的穷山恶水和流放的大绝望里，情不能自禁而涌现出来的一脉真如。

像古代的神灵在中国文化的浑沌态中，浮起了《河图》、《洛书》那样，精神的压力也为王阳明头脑与胸臆浮起了他的哲学。不体验类似王阳明的绝境，又怎能论断他的学说？这不禁使人想到，那些深居简出的哲学教授们，是以怎样的穿凿，在劈剁着历史上的哲人，把他们的体验割裂为课桌上的“圣体”──圣体原是教徒们领用的圣餐，这里喻指单调的课本。

这等诗与文学，这些哲学之思──是发自艺术之真的真文学、真哲学。透过曹孟德与王阳明多层面、有活力的生涯，我们进一步领悟到所谓“艺术之真”到底是什么。

艺术之真，是对人生困境的一个发自本能的应战。它是超乎前人或他人规范的：它只是借用这些规范（作为点出甘泉的金手杖之类），但并不拘泥于它们。它，只倾心于师法自然而已。人间的规范，可以是它的基地，但决非顶礼的偶像。艺术之真，是一间无法穿凿、横空出世的大学问，它真地体验并体现了人生斯世的清湛之义。从它的洞天中，涌出的艺术与哲学，是追觅健康而不凝滞于物的生命之力。

273

用诗化哲学的眼光去打量艺术，可以发现三种艺术的“性别”：喜剧的；悲剧的；宗教的。前两种以世俗的气质取胜；后一种则以神圣性激动人心。三种艺术的开场之处，并无特定的范式，歧异多在尾声部分。喜剧结束于──“他们从此过着美满而幸福的生活”（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都是如此）。悲剧结束于“已矣哉！国无人而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宗教艺术则结束于──“要达到那崇高的幻象，我力不胜任；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已像──均匀地转动的轮子般被爱推动；爱也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星辰。”（《神曲·天堂篇》第33章）

喜剧轻松、优雅（有人把这叫做“庸俗”）；它有助消化并松弛神经（尽管有人不喜欢它的昏昏欲沉）；它是植物式的艺术。它赐给人以安稳、舒适、生活的节奏感，等等。

悲剧则以崇高的风格，和惊人的故事，用可怕的事物和光荣的毁灭，去推动人们学得如何感觉世界、体会生活、理解命运。它是动物式的艺术。它以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剧烈的内心冲突、疯狂的宇宙痉挛（各种“结构”的摇荡），形成自己的风格──作为动物世界永恒不安的象征，它启人深思。

最奇特的算是宗教艺术。它从悲剧艺术中挣扎而起，但反对沉缅于悲剧：同时，它又不能像喜剧艺术那样，以静态的眼光故意不看人生动态中体验到的诸多毁灭。怎么办？它只有到悲喜交加的人生景观之外、之上，去寻找足以消解苦难的要素──此要素就是各种宗教中潜含的来世感和永恒感。但丁的《神曲》以悲剧式的“地狱篇”开始；以喜剧式的“炼狱篇”居中；最后超越二者，达到宗教艺术的明彻天穹。寻找天庭与上帝，是以对卑德丽采（“永恒的女性”）的爱，为动力和向导的！相形之下，实体化的卑德丽采反倒显得那么贫乏与空洞。这说明，爱的盲目冲动只是在寻找一个告慰心灵的归宿而已。但归宿本身并不是决定的要素。为了实现超越苦难的悲剧与迟钝的喜剧艺术，任何归宿都可以是“神圣的”。不见永恒而寻找“永恒”的运动，就成了宗教艺术的天路历程。因此，宗教艺术变成宗教教义的原始母腹。基督教的《启示录》，就是这种艺术。

在宗教艺术中，人通过了动物式极度骚动的考验仪式，而重获一种大宁静。这历尽地狱、炼狱之苦而得到的“归根之静”的意境，不是轻松的、优雅的世俗喜剧，而是凝重的、肃穆的“神圣喜剧”！但丁不就以“神圣喜剧”，来总名他的天路历程吗？地狱──炼狱──天堂的三节律。宗教的艺术无法回避人生的动态毁灭；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藐视了它，把它融化到了从“上帝”和“天庭”命名的永恒中去，像把那因沸腾而苦恼的蒸汽，凝结到北极的雪冠上。

在现代世界汲汲逐利的挤压之下，又产生了两种新型的“广告艺术”：商业化的艺术和政治化的艺术。它们不是自为的．利己的；而是为它的、“利他”的。它们的前身是古代的装饰艺术。因此，它们与现代的工艺美术有气质上的相通，但又有所不同。工艺美术还不失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而对于广告艺术──你只有从它的宣传效果却无法从它自身去判断它的价值。

喜剧艺术的功能，是通过笑与诙谐，去消除身体的疲劳；分享他者的快乐。悲剧艺术的功能，是通过极度的绷紧，去缓解精神的焦虑：以他者的大惨痛，忘却自己的小不愉快。宗教的艺术则把人引向一个没有疲劳（而不是为你消除疲劳）、没有焦虑（而不是为你缓解焦虑），甚至没有节奏、没有骚动的心灵秘境中去。

起源于劳动的艺术是喜剧艺术（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起源于爱情的艺术是悲剧艺术（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反复无常）；宗教艺术刚来源于恐惧──面对漫漫无尽的长夜、看不见边际的永恒、以及神秘的变形（死亡）时，产生的一个希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希望。

274

艺术和艺术的理念──

艺术，这是一个把人类从精神困顿中解脱出来的奇方。也是唯一可以填补信仰解体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精神真空的文化品种。鳖脚的艺术聊胜于无，它只不过是美化了生活，却无力去引导精神发展的方向。大艺术却能替代消逝了的信仰，为精神的再生，创造心灵的土壤。生活的压力，因之而降低或分散。为了重建生活的节奏感，让我们给艺术以高度评价！“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刚从信仰的外壳中迸裂开来的精灵，能使那批不适于在世俗的泥淖中跌打滚爬的灵魂，免于崩溃。

这是就艺术的本位功能而言。

此外，人和人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很难仅凭语义全然沟通。沟通他们，在一个直觉的基础上，使他们的心灵交相撞击：这是艺术的社会功能。

275

以最广泛的暗示，去表现并宣泄最深刻的本能；以最新颖的形式，寄语最奇特的心灵；以最传神的言辞去刺激最迟钝的神经从而触发飞腾的联想、激起悠久的共鸣；这是大艺术（即艺术的灵魂）夺占历史鳌头的秘诀所在。

艺术的不朽力量是，它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多变的形式，新颖而可人；对它的感受和理会，因而可以因时因人而异。伟大的作品，就是唤醒了多方理念的作品；但反过来，理念却不等于作品。作品可以抽绎出各种理念，理念无法自然转换成作品。

艺术的本能就在于善将寻常之物表现得栩栩如生，把人人习见的浅显之事叙说得启人深思，而这恰恰是再深刻的理念也做不到的。大艺术甚至能赋予习见的庸俗之象，以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音乐、绘画、诗歌；都是这样叙说着普通故事的特异形式。所以，形式和风格，对于艺术的生命来说，是命运攸关的。

理念则不然，它的表述以清晰为上，而清晰的前提则是逻辑性。这与对艺术品的要求完全相反。一件艺术品的理念、题材可以毫无新义；但要有新的风格和新的形式才立于不败。因为理念与艺术，本来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精神世界。

浮浅的艺术要比深刻的理念，更易于打动一般的观众──因为它诉诸人人皆有的官能性想象。而深刻的理念充其量只对少数智者起作用。故“曲高和寡”成为一句众所周知、众莫能改的俚语。

用艺术去宣扬抽象理念──如专利阶级的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广告用途──是根本不足取法的。因为那样做的后果，是既糟蹋了理念又毁坏了艺术。

276

很美很美的东西并不是可爱的东西。它高不可攀、令人崇仰，因而可望而不可即。而可爱的东西，却总件有某些“缺点”。它显得弱不禁风，使你不禁想去保护它。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比不上你，因而使你产生亲近感，渴望占有它。──爱就这样产生了出来！

很美很美的东西，还带有一种标准化倾向，它因缺乏生动的个性而使人感到某种索然无味。“完美无缺”所激起的更多的是赞叹和敬畏，而不是爱慕与亲近。而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美，却充盈着个性。它也许并不“崇高”，但压抑感却也因之而消。因此，可爱的东西终能激起较它自体更巨大的力量。──艺术就这样产生了出来！

如果说，某项艺术理论真是对艺术规律所进行的一种无偏见（或少偏见）的总结，那它的第一要素就是尊重所有已经出现的艺术事实。也许你在内心实在不喜欢它；但千万记住，最重要的不是去批判它，而是指出它何以产生。找出原因，比一置褒贬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有趣得多。

277

对艺术之真的最大威胁，不是以宗教教义（或其他世俗教义──商业的或政治的）挂帅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蒙昧主义者（因为这在目前已经不受信仰了）；而是以形形色色的科学的名义对艺术进行伪科学分析的艺术理论家。他们用“文艺的理论”去代替“艺术的规律”；又用“艺术的规律”去顶替“创作中的艺术”；再用“创作实践的销路”去掩蔽“艺术的性灵”──从而为活生生的艺术划了一些使人望而却步的圈子。

这些圈子，除了理论家自己似是而非的解释外，本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这种虚假的科学，比以往直截了当的迷信更有害，因为在当代，迷信已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可是许多人又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于是，伪科学就乘虚而入，夺占了旧有迷信的崩解所留下的思想真空。

折衷主义的艺术理论，是对艺术生活（“艺术实践”所透现出的艺术性灵）进行压制和毁灭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不是去探索并用理论之光去再拓艺术的形迹世界，而是去褒贬并用理论之刀去切割艺术的心灵世界。艺术与理论，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好的理论富于艺术的、探索的精神；好的艺术暗合着哲理的思索与观照：这原是不错的。艺术和理论应该各行其是，互相独立；这样，它们才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必要。

艺术的冲动和理论的意志，性格各异。二者的方向不同，形态亦不同。要求它们合一，是困难的，也是荒诞的。

278

人之所以“爱美”，决不是因为他的心灵落入了某项艺术理论的模式或美学思辨的套子里（理论是后于感觉产生的：是事后总结而非事前指导）。而是因为“美”之为物，具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功能，激发了人们充满主动性的“爱之欲”。从这“爱之欲”出发，人们才看见了那令人倾倒的美之洞天与美之奥秘。这种投射，什么时候变成了“客观的美”的不朽论据？

但“爱之欲”是独特的，而“美物”却得到相对普遍的接受──此中秘密在于“美物”内容复杂但又单纯得恰到好处：既以复杂的内涵与暗示激起了多种爱欲，又单纯得不至于使它们感到纷乱和迷惘。正是由于爱欲本身具有的这种能动作用，对任何事物，你只要正视它，就不难发现它具有某种美的要素（至少是潜在的）。

对艺术来说，理念是个难以捉摸的虚无。它也许是有的，因为不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在整个审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某种热浪的袭击，以此“热浪”作为理念的原型，似乎可谓理念存在。但是，这种因人而异的热浪，谁能确切把握之？

当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他何以能雕出如是完美的造型杰作时，这位大师机警地回答：“石头中原有一尊完全的圣像，我不过去掉了多余的部分。”此等机智，不愧为意大利式的狡黠与文艺复兴式的辩才，但却是一个唬人的虚构。石头中并没有艺术的原型！既没有一个，也同样没有潜在的一万个。但米开朗基罗的俏皮话，为什么能使一些糊涂的听众和艺术理论家信以为真？原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真的存在一个艺术观念上的“原型说”──艺术的石块中预先埋藏着一个理念的维纳斯圣像！他们认为，随着艺术过程的展现，圣像迟早必会显现出来。更有甚者，还会进而推断，正是这纯属子虚的圣像原型，成为石块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上帝创造花岗岩，是为了让人们制作圣像！”

这种先验而超验的理念主宰艺术说，对艺术创作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只为评论家们的推诿与懒散，提供了烟幕，但却把艺术的真相搞得格外糊涂了。

279

文学流派的门户森严，不失为分割良田的道道石埂；文学批评分门别类的连篇喋喋，不失为文学领地开始全面谢幕时代的不祥定音鼓。社会生活中繁文缛节的不断滋长，构成了历史上各大帝国及其保护下的文化圈的一个致死的宿命。其兴也，无需乎此；其衰也，必由乎此。这岂是偶然呢！我以是知之，因为形式而被迫牺牲内容，这是各种人间事物的末日标记。

文学衰落的重大特征之一，是文学放弃去为自己的目的活动，反而屈从它种势力如商业或是政治的要求。正如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已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而只能去“为他人做嫁衣裳”了。也就是说，这时的繁文缛节战胜了精神本身。文学的目的可有万端，一如人类生活千头万绪、生生不已、莫衷一是。这是就全体而言。但就作者个人而言，情形恰恰相反。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目的（以及他的特色与独创性），每一个人有一个所谓心灵，“文学自己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作者的风格本身。任何一个文学的使者（而非匠人），他的风格就构成了人类意义的“文学自己的目的”。

文学的兴衰是整个社会状况的晴雨表之一。但其兴其衰，又与一个社会本身的兴衰不成正比。这正如个人的灵感虽由身体发出，却与体质的具体良否，并无直接关系。身体衰疲、神思恍惚之际，有时也倒是文思泉涌。所以，当我看到文学评论家们大笔一挥，就对自己并不懂得的艺术，下了批语，真不禁为之寒心。

这既耽误了艺术品，又耽误了评论家自己。

280

为什么文学评论盛而反倒文学衰？

是因为文学的理念扼杀了文学的心灵！评论的化肥，板结了艺术的土壤。从此，分析开来的东西，替代了纯朴未散的东西。业经割裂的概念，代替了浑然一体的意象。

腐蚀性的怀疑和火光四起的批判，淹没了纯真的信赖和热切的憧憬。有两种趋向：图腾与禁忌。

图腾是一往情深的向往；禁忌是危机四伏的回避。对爱图腾之美的心来说，受到诱惑可以死而无恨；但对信奉禁忌的头脑而言，哪怕受到一种“塔布”（禁忌）的污染也会惊俱万状，生而不快、抱撼终生。小小的禁忌可给浩浩荡荡的生活打上一个抹不掉的大问号，蒙上一块无边无际的大阴影。

这是两种多么相反的趋向啊！艺术的心灵，年轻时崇拜图腾；年老时畏惧禁忌。文化的命运也是如此。

青春时期的文化，在大朴式的神秘气氛中憧憬着图腾，去无所顾忌地毁弃旧的、创建新的。

衰落时期的文化，则在井井有条的冷峻气氛中恪守着禁忌。并以巨大的恐惧力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地去守着旧的、规避新的。选择的余地并不很多。但我们起码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么；最好明了，自己正处在文化史上的哪一段流程。

281

自人类高级文化在不到一万年以前诞生以来，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可是宗教、哲学、诗、艺术的发展，却极不稳定。经常还有奇幻的扭曲变异和宏伟的折流回归一再发生。

这是为什么？

显然，前者不需要依赖发明者与仿效、利用者们的人格特征，就可以进行纯粹的积累；后者却严重地依照创造者和接受者们的人格特征，而且不断地螺旋上升和轮回。人格的形成，离不开生物节律的限定：人类若不求得生物界域的人格突变──要想在宗教、哲学、诗、艺术等界域取得根本的突破（即一种全新的感觉和一颗高能的心），实在飘渺。结果，有的只是表现技巧上的改良与观念呈现上的更新而已……因此，当我们读到、看到古代的艺术作品时，至今仍能产生深刻的感动，就好像它们是昨天才被刚刚创造出来一样。因为，扎根在生存土壤中的人格之根，真是大同小异的。

282

伟大的艺术比伟大的理念，更需要追求新颖与别致：至少从风格上或“结构”上看。它们以各自的独立价值在各自的独立王国中，鹤立鸡群。一定要有所不同，才可能获得一点价值。和其光而同其尘──从处世保身的功效上着眼，固然不失为超级良技，但却是艺术与理念的摧毁力。能够刺透千古的壁垒者，才是辉映千古的智慧……历史表明，形式比内容更令艺术的创造者们殚精竭虑，而好的形式比好的内容，也更能打动接受者的感觉！要说“使之心醉”也可以，虽然共鸣的心毕竟不多，因为感官人各一套。而接受者毕竟是通过形式才能体味内容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艺术去发现理念的！艺术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但艺术的理念，却无法脱离艺术去直面人类的感觉世界。

283

艺术的诞生，意味着吸掉生命的精髓，从而把自己升格为生命的精髓。它热爱生命但又嘲弄生命，它超渡生灵但又淹没生灵。“嗜血”会使艺术生气勃勃，而“忍让”却令艺术萎弱不振。好的艺术不仅是供人娱乐的艺术，也是要人牺牲的艺术。宇宙间最大的艺术，就是转换生命的力量──它是历史的罗盘，它引导心灵史、文明史，以至创造生物史。

人们爱艺术，是因为它吞食了生命，又把生命力的遗骸作成壮观的纪念品──高贵的人在这儿安息，低劣的人找到勇气。生命逝去了，艺术留下来──这是使生命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人们爱艺术，是因为必须面对死亡。因此，能使人更勇敢地面对死亡的艺术，是至高的艺术。一个以生命的代价去“博得”（它的原始含义是博弈）大艺术的中彩者，必须是个神圣意义的“艺术至上者”，或一个世俗意义的“艺术亡命徒”（如温森特·凡·高，李贺等人）。没有生命的燃料，艺术就会停滞不前；换言之，艺术的成品耗费许多生命的原料。装饰的艺术是这样，心灵的艺术更是这样。

在人类充满死亡与再生的生命转换的历史上，“牺牲”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牺牲是这样一种大艺术：它用死亡换取再生。战争的艺术、政治的艺术，都是牺牲的艺术。令人敬畏的东西往往是毁灭人的东西，“历史的裁决”之可敬畏也正在此：它能毁掉一度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它也能使牺牲成为徒然之举。

284

人在艺术中灌注了生命的力量。甚至连本不具有有机生命的日月星辰、山川海谷，也被人涂上了生命色彩，一变而为含情脉脉、栩栩如生。这说明艺术不是别的，而是生命转换的重要途径。从此，在人类抵抗时间侵蚀的奋斗史上，艺术创造获得了决不亚于生物复制（肉体繁殖）的重要性。艺术的“卫生性”亦系于此：对创作者，它意味着宣泄；对接受者，它意味着沟连。通过宣泄，释掉多余的内力；通过沟连，获得心理的代偿。对于一个全面的艺术家，艺术则有双重的功能：

a，它宣泄；

b，它代偿；

即完成艺术家主体内部的生命力转换。这就是“升华作用”？艺术的功能，几近于精神医学的功能。因此，在艺术日趋萎缩的“世纪末”（即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文化衰落时代），精神病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时代。

285

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是，对“存在”的怀疑主义者。这是一批直觉强于理性的人──他发问，但并不直接提供解决的方案。思想家则有所不同──他也从艺术家的直觉、怀疑、发问开始，但却必须更上一层，以展示某种解决的途径。尼采说过：“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从宏观整合上看，这也许是思想世界的现实；但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及其人，则恰恰相反：你必须“做一个”。你又只能“做一个”。否则，思想的功能、思想家的本质，去哪里体现出来？

艺术具有安魂曲与祭歌的气质。它以歌咏去吹送，已然逝去或正在消失的种种光景。而憧憬未来的艺术，则是对迅速消逝中的世界与生活所做出的一个变态反应。艺术道路的尽头，是大思想应运而生的会际：思想的锋芒对未来的可能性，做出试探与设想。

艺术在特例中展示普遍；思想则寓普遍于特例。艺术推崇天性；思想崇尚理性。艺术提供感觉中的世界，思想则抽绎对世界的感觉。但是，艺术的世界与思想（近于柏拉图的“理念”）的世界，终于不能分离：思想失去艺术，则僵滞；艺术失去思想，则浮浅。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只是“表现得”有理念，但不是真地把握了理念。艺术的冲动与直觉（先激动而后有直觉），倘若预先受到理念范式的约束，其内在活泉也就消解于无形了。因为艺术先于理念。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柏拉图关于艺术只是理念世界影子的影子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

286

艺术的性格及其药性──

人在自然暴力和社会暴力面前的软弱，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感，使艺术承担起了“救世主”的使命：“不是拯救社会的表层构架或文化的外在秩序，而是超渡所有个人的灵魂。”

艺术是：

a，心智的想象力与幻接力对外在世界的主体式把握。这种把握，更多地是以特殊的感受为前提，不以普遍的知识为前提。这一把握的目的，在于摆脱心理上的困境或宣泄郁积的内力，此内力被称作“情感”。

b，人的想象与幻接力将这艺术性的把握，通过某种直观的、可感的中介形式传达给他者。这被叫做“艺术活动”，即传布艺术感受的社会交际。

社会只承认那些成功地交易了艺术活动、创造了特殊风格的人为“艺术家”。但就艺术的本义而言，它却不一定非得诉诸某个中介形式不可。这就是广义的“艺术活动”与特定的“制作艺术品”的区别。一个“只有上帝知道”的大艺术家也许没有任何传世的作品，仅以他的性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匠，都可能制作大量不乏商业价值、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并不基于独特精湛的艺术感受，而只以技巧甚至是娴熟的技巧，敷衍成篇。但因其投合俗好，而畅销一时，并被评论家们目为至善至美。

287

艺术的原始功能，并不落实到社会规范、道德驯化的强调上。没有艺术，这类规范、驯化也许推行得更为无碍。柏拉图就深明此理，所以他主张，把诗人和浪人一同逐出“理想国”，以免他们玷污理想国民的高尚道德。艺术，发自人类性灵需求的深部；而社会规范、道德驯化，只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而制做出来的风俗。风俗的改变比人性的改变迅速得多；而以永恒的艺术去为暂时的风俗服务，犹如以黄金去镀青铜。青铜虽然金光闪烁，仿佛万古长存；但黄金本身却悄悄消失了。

艺术的最大功能也不在于娱乐或消遣。不带娱乐和消遣性质的艺术品，虽说很难一下子流布开去，迅即成为一种“畅销的时髦”；但绝妙的娱乐和消遣，也并不能构成艺术。娱乐的目的在于刺激官能的兴奋度，给人松弛与满足。这项万古不变的招数，多少带有精神前进意义上的消极性。且乎松弛与满足，常与厌倦同来。人的娱乐要求，与儿童对待玩具的态度相似，喜新厌旧、随时迁化、靡有止境；但其本能却单调一致──以新刺激来激发官能的新兴奋。

艺术的最大功能甚至也不在于“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附庸风雅者心目中的这种最高价值域，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为，这类培养与陶冶，一般只能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的表层。因而流于一层浅浅的“粉饰”。况且，在大多数场景中，它使被培养和被陶冶的人们，陷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不自知，久而久之，难免压制了他们可能具有的天生灵性；现代的许多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玩艺儿。

艺术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击碎了灵的蒙昧、生存的浑沌。赐人以心境的豁然开朗，使创造的冲动得以涌起。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使人从心理压抑、社会压制乃至生存压制的诸层缠裹中，获得解脱。人们常说，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是需要天才的（机遇也是天才的一部分）。而天才，则意味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个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道理，生动地阐明了：“艺术是力量的表现。”

无力者，不可能有艺术；既不能拥有艺术、创出艺术，甚至也难去领略他人创作的艺术，哪怕仅仅是从外观的形式上去把握艺术的语言。所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力量，他的艺术和天才，不在绘画、建筑，而在战争鼓动、设计谋略！所以，他的前二十五年（1920年以前）的和平艺术平凡，后二十五年（1920──1945年）的战争艺术非凡。在后面的这个值得谈论的25年中，前十二年他的艺术是潜龙，后十二年他的艺术成了飞龙。在这个称为历史事变的后十二年中，其前六年他的艺术达到德国统一史的巅峰，收回莱因兰主权、统一奥地利、合并苏台德与捷克、进占德国在波兰的失地；其后六年他的艺术达到欧洲统一史的巅峰，超过拿破仑和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不过，就世界范围看，希特勒的艺术，比起英国人还略逊一筹，不仅败于英国人（及其变种美国人）之手；而且他的霸权思想主要还是局限在欧洲，主要还是民族国家形态的。不比英语民族的霸权，乃是全球形态的，甚至连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也都国际化了！

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可以看到两个大项。一是广义的艺术（如希特勒的战争艺术和英语国家的国际霸权），一是本位的艺术（如希特勒的绘画、建筑和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产品：从它们大而好莱坞到它们的布道）。广义的艺术力量，推进着这些门类的创造活动：

a，梦与幻想，

b，制作的技巧，

c，宗教的意象，

d，哲学的观念，

e，科学的设想，

而作为艺术活动、制作艺术品等属于“本位艺术”的门类，则是大家更习惯的艺术。它包括音乐、绘画、诗歌、文学、戏剧、建筑、电影等等，等等。

288

流俗喜用“艺术性的”一词，去形容“美得动人的”或“恰到好处的”东西。这实属是一种误解的范例。事实上，“艺术性的”是“创造性的”等义语。一切文化领域的创造，都是在艺术冲动和艺术因子的撞击下化合、诞生、成熟起来的。

吃饭是很重要（中国最著名流亡者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最大象征者孙中山就曾说过，相比之下呼吸也许比吃饭更重要），求偶也很重要（相比之下占领空间争夺有利地形也许更重要），但无论吃饭还是求偶这些“食色性也”，都不至于把人类推上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的。否则你看那非洲林莽中的黑猩猩，它们的吃饭、求偶冲动，为什么未将他们推上艺术创造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呢？因为猩猩缺乏英语民族那样的谋略，缺乏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

反证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儿童，并不为饥饿或求偶所驱，但却极喜独自摆弄各种玩具。从最原始的沙土、植物，到最现代化的电子游戏，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探索──探索新的可能性。驱使他们的下意识活动的，也正是今日驱使人类的意识活动的那股“无名”力量。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艺术即创造，即重新幻接并组构意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再生式活动。艺术的作品、美的载体，只是创造力的具体寄托对象。故没有一件艺术品、一个美丽的事物，能够激起永恒不移的受、普遍不衰的热情。美和爱的源泉，只在创造力本身。独有创造活动，能把人带入刺激与忘我的情境。固定不变的美之躯壳，并不能赐人以这等奇幻的情境。

“美”是会死亡的。不仅具象的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磨损而变得丑陋不堪，令人不忍再看，即便是抽象的、范畴的类，也会随着风俗与趣味的变化而枯萎、凋零。但是，创造了美的那种艺术内力，却不会死亡，甚至也不会衰竭。它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脉搏：以往的创造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不是以其模式，而是以其创造行为本身（反抗以往模式，的“示范”。美的躯壳，如若不能容纳创造的心，它本身又算是什么呢？

289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转机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制，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290

各种广义的艺术精神的创造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现实世界的突破和对生存状态的变革，其形式或揶揄或嘲讽或抗议或诅咒，其功能在于，让心灵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其背景是环境给生命冲动带来的窒息感。人通过实存方式得不到解脱，就寄厚望于艺术，用精神的创造拓开物质的阴霾。

生活之流，是人与环境交融而成的一条锁链。它是有机的、韧性十足的；你不可能取其一点而摒弃其余。于是，取其一点（真善美）而摒弃其余（假恶丑）的梦、思想、艺术创造，就代之而兴。就此言，天才艺术家所展现的那些艺术梦境，当然不可能杨行于实体的世界。因其不可物化，精神得以长存；基于主体幻觉的艺术意境；是纯净的表象，因其纯净，而受到并非净土的实体世界的热诚欢迎。这正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矛盾与生气的双重所在。

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代，常会发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依据源于艺术意境的纯净观念，去驱策历史、再创社会的纯洁化运动。许多密谋暴动的组织，正以此不乏艺术或宗教意味的纽带，而互相联络。但到头来，这类运动无不在实体世界中归于失败：或因内乱而被镇压；或得胜而放弃初衷。这几乎已构成无一例外的“宿命”。纯洁化运动的这一失败，是因为以艺术的激情代替了实体的铁律；以幻念或是骗术指导了社会行为。而本来，这只是弥补之药而非奠基之石。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的切实运行，只能在大地上留下“光荣的废墟”。巴比伦（世俗的大帝国）建不成，伊甸园（精神的大乐土）也上不了，浮在半空，宛如吊在历史的脚手架上左右摇荡。

对实体的、世俗的社会来说，弥补之药而非奠基之石的艺术，是无害的。它相反还有益：提供了一个心理安全阀，一个宣泄精力的场所。人因此可以过上双重的生活，公开的、物质的、社会的生活；隐秘的、艺术的、个人的生活；以此减缓文明实体对人的机能的过度压力。艺术作为“精神的麻醉剂”，不会致人于死地；相反，通过麻醉的安息，有助于人们康复，更加精力饱满地去忍受社会规范的压力。所以，聪明的社会，会全面鼓励艺术的，不仅把它当作教化的工具，还让它作为自在之物自行生长，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它那缓解社会紧张状态的心理安全阀功能。这是艺术的最显要的社会职能。

291

随着社会的分层，个人的生活狭隘化了，人们被圈定在各自的圈子里。或相隔，如雾中看花；或老死，不相往来。这样，文明的艺术应运而来。艺术渐具新一层功能，为被迫过着单调乏味的“文明生活”的受圈定者（从奴仆、庶民，到贵族、君王都在各自的方城被圈住了，所以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说，无产者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提供一种多彩多姿的补偿。艺术所描绘（披上了“再现”的外衣）的丰富场景，及其呈现的复杂活动，是各种生活者们在自己的特定圈子里可望而不可即的。多样化的艺术，是鼓励各种奴隶（从仆役到君王的各种受圈定者们）生活下去的慰藉。

最有价值的艺术品，是最富于心理超渡力的艺术品。艺术的活动是人类用以抵抗宇宙压力、灵魂用以平衡社会压力的重要方式。有的大艺术品，等到问世数十百年之后，才得到举世公认。有些重大的科学成果，也历尽漫长的埋没，才重见天日，被人理解、推广、应用。此中的奥妙是，一个作品、一个发现所包含的力量（“信息”）越大，人们“吃透它”所要付出的精力及时光也就越多。

而常常，这是一项横亘整个文化史的大任务：不断地猜谜、解谜甚至制造谜语……力量寻常的作品，反倒容易当下走红、当世时髦。因为吃透它，相当轻而易举；使人很快品到它的滋味，故能乐在其中。好在人的本性却又是贱易贵难的，所以时髦的作品往往过时则亡。时过境迁情移，人们把眼光转向他们感到费解的作品──想要“征服它”。因而，一个缘此而发的热潮涌起来了。最后，可以达到使众人以非懂而懂、以不知而知的热切程度。理解它，就等于是展现了一个新的洞天。

292

用创造力的尺度去衡量艺术品（表象）用创造力的眼光去透视艺术的本体，则发现──人的生活无非是大艺术的小应用；人的认识无非是艺术力的客体化；人的征服，则成为艺术活动的对象化。《老子》对此作过画龙点睛的“说破”：“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哲学家看来，治国与烹调同为生活的艺术。因此，艺术无非是那等同于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相区别）的特异质地。它，并不抽象、并不玄秘。

我们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实际上都得自人类情感的投射和人类精神的饥饿。人，在把大自然悄悄予以人格化的时候，才极深地领略到、占有着自然之美。生活的艺术就在于，对世界进行各种各样的人格化。同样，人只有在把艺术的洞天悄悄给以自我化的时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触摸到艺术的脉搏。社会的形成与巩固，依赖于人际交往，但不论同性或异性间交际，其最大前提之一，都依赖于“把他者自我化”。再从此出发去观察、处理、评价种种事象。“把他者自我化”、以己度人，不仅是友谊与爱情的理性前提，也是误解与冲突的根源，深刻而隐蔽的鸿沟。人类社会甚至生物世界，都受这一走向（“走向”，是生命活动最原始的也是最终极的表现）的牢牢制约。你可以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但到头来却发现，你不过绕了一个大圆圈，回到原地了！“反”又成为“正”；你还是在这宿命的可恶轨迹上！

艺术也是这样：不把自我投入其中，艺术不可能打动人心；而不把自我逐出艺术，艺术如何超凡入圣？不对世界进行人格化（这是“美化”的第一前提），艺术的洞天就失却支撑。所以，我们创造的，多半是自己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多半是自己已经拥有的。

宏观显示：创造力的度数，是文化史在衡量价值时的实际尺度。“美”，只是作为创造力的外延而被承认并接受的。“美感”，只是对生命力的感应、体验、爱恋而已。审美的体验，即体验到了“捕捉到力量的那一瞬间”的充分快乐。

什么是“人间的美”？创造得恰逢其时，就是美。

什么是“文化的善”？创造精神的“日新其德”，就是善。

什么是“生命的真”？创造行为的成功并使成功举世公认，

就是真。真，也是被人的行为制造出来的！

宇宙之真、生命之真，是以“上帝”的名义造的；文化之真、心理之真，是以“人”的名义造的。

293

伟大的艺术品被目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但伟大的艺术自身却是反纪念碑的。它不崇拜墓志铭，它追逐活人的生活。为此，它需要的是活力、活力、活力。它拒绝崇仰属于死人的往昔；为此，它要摧毁──至少是忘却、视而不见──古代的纪念碑，以便拓出新的创造空间，以便自己的意象出类拔萃。普希金是个俄国人、鞑靼人与黑人混血的诗人，他的《纪念碑》一诗曾经风行世界。他在该诗中颂扬自己，说自己的作品是个心灵上的纪念碑。其实，他的混血作品对活人的心灵，是个比混血沙皇（欧洲各国的混血）亚历山大一世的纪念碑，还要沉重的负担！如果世界上遍布着各种混血人士纪念碑，那纯种的活人应该住到哪里去？难怪犹太人把地皮炒得那么贵！它们甚至盘剥死人的墓地来盈利！

有一天，也许由于地产商的暴行，全世界会因此成为埃及式的死人国度──金字塔、国王谷，到处都是压制活人的堂皇墓地；到处都是供奉亡灵的巍峨庙宇……至今，开罗郊区的穷人，除了托庇于死者的屋宇，竟然无处可去。多么沉重的传统！如果说，大树底下小树难活；那么，纪念碑下，也是很难诞生伟大的灵魂的。

人的艺术本不是玩物。不是赏心悦目之事。艺术，是生命在世界上找到并确立自己位置的一种活动。个体化的艺术，起源于寻求力量的本能活动；群体化的艺术，则款款说服个人去适应生活的规范。其本义，都在助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或在性灵那里，或在群体之中。原本的艺术是一种演习，它的模式是追求并超越现有的、实存的生活之流。

与原本艺术相对立的，是文明的艺术。文明的艺术是变态的或特化的艺术，它疏离了生活，或屈服于生活。它所谓的提高生活，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和替代生活的雄心。文艺评论家们喜欢把这种气质叫做“批判”。而原本的艺术则不希求改变生活本身，它只提供生活中所缺乏的要素，以其药性滋养贫困的人生。它的这一基调，在原始诗歌的礼赞和宗教颂辞、民族起源的史诗中，表现得异常鲜明。那是值得久久回味的真品。

294

艺术与道德的战争──

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他的血脉中、细胞里和心灵的深处悄悄隐伏着两大精灵：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的比值、比例、力量对比，决定了心灵和人的模式。如果这两个精灵处于不同深度的睡梦中、陷在各式各样的自我迷失状态里，两个精灵的具体宿主（即某位人士），就表现出“庸人”或“良民”的种种特征。

如果这两个精灵已然苏醒并跃跃欲试，但却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它们的宿主就常在行为上心理上表现出矛盾彷徨、苦痛疑虑的交错特征。常有酷烈的内战；爆发于他的生命场与心理场中。只有当这两大精灵业已崛起，充分焕发出各自的潜能与魔性，展开了决战，使一个败北屈服，另个戴上王冠，并开始行使支配的权力，牢牢把握着宿主的活动方向时，只有到了此时此刻，它们的宿主，才得以荣膺艺术家或道德学家的美质！败北的一个精灵并未死去，它只悄然隐退，等候着复兴的时机。它潜入冬眠或偷渡到另个精灵的血液中。

295

我们由此知道，大艺术家与大道学家都是某种精灵的化身。他们若不献身给“上帝”或“撒旦”（这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分别来自波斯的善神与恶神，因此，当同属一个更高的本原，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之神的两面相），就不可能拥有他们已经拥有和可能拥有的各种业绩。而且，只有当一个觉醒的精灵已经扼住另一个觉醒精灵的脖子，并彻底征服了它、占有了它．支配了它的时候，大艺术家与大道德家才会诞生。

当被扼制的精灵拼命反抗的时候，胜利的精灵就会爆发出宇宙的笑声，这声音迸发着创造的光芒或消灭创造的死光。人类所做出的每一项成就──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还是道德的克制──都是这种意义的自我征服的结果！这正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

一片郁郁苍苍的汪洋，里面有多少精灵分成两造在隐隐晃晃！它们厮杀着，它们角逐着──在决定人的未来。对人生悲观的人们，说什么孤独、虚无；叹什么幻灭、无常！请看这幻丽的精灵世界，以其磅礴万千的气度，喷出斩不断的欲念──哪怕是道德的胜利，也是一种欲念的胜利！是一种欲力克服了另种欲力的结果；而不是，没有欲力或欲力的贫乏。所以，它虽满是疼痛，但也充溢欢欣；在奔流曲回的运动中，有着如诗的思想。当它暂时平息，好像失去了力，落下一片无上的宁静。这空寂之美，宛如悠长深遂的哲学之歌，汇集着历史的烟雨。

296

艺术与道德，是心灵的两极、欲力的两极。它颇似希特勒的同乡、恶魔心理医生所说的“生命本能”（善神）与“死亡本能”（恶神）……在人的文明中，艺术抱有“阳”的恶的要素，道德负有“阴”的善的功能。艺术是文明之父，道德是文明之母。人的文化，就在这两个精灵的追逐、交合、婚配、离异中，超渡漫漫飞光，完成生之旅程。艺术，“非道德”。一切奔涌着性灵之真的艺术，总是通过对道德规范、既定秩序、各种常识的谋逆、反叛甚至篡位、杀害，来展开自己喧嚣的流程。那些除了自己的艺术之外，不愿正视一切的大艺术家，人们完全可以送给他们一个绰号：“那个时代传统道德的砍伐者”。

“初创的道德也曾是一种艺术！”

这生动说明了，艺术与道德的“对流关系”。要是失落了这层关系，大艺术家（特别是像是画家凡·高和音乐家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1839—1881年）那样精神变态的天才）一定有理由去指斥传统道德的卑劣虚伪、商业功用。但道德的原始真诚也是极为感人的──哪怕这意味着它的渊头与虚构的神话甚为相近。

“伟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转换成普遍的道德（价值准则）”──

这句话若被恰当地理解，可以使聪明的道学家更容易谅解狂放的艺术家，也可以使有灵性的艺术家，为新道德（价值洞天）的创立，自觉工作。在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天河上，架起一座周期性的鹊桥；在“文化的大年”中，一年一度超渡那些企盼历史会师的心灵。

297

道德曾经是一种创造，艺术也终会成为一种规范。但驱使道德和艺术分别形成的力量，则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暂时撇开发生学方面的问题，而从文明时代道德与艺术的并立（这对我们和我们祖先的生活，都曾发挥重大影响），去看待形成二者的推动力，将发现，人的社会生活（以至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体生活）过于依赖道德的力，则易僵化；过于依赖艺术的力，则易动荡。只有两种力量的恰当中和、富于生机地此起彼伏，才推动了文化的再生。

在一个作为独立系统而运转的社会模式中，道德与艺术两大要素的交叉点与汇合处，是广义的政治。如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即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促成了各个区域性社会，如诸侯国本身的开放。可见，大一统与自我封闭，社会自治与社会开放都是同一个文化命运在不同生长阶段的两个面相。

广义的政治被先秦哲学家们微缩到了“天命”的观念中。广义的政治，是人类立足于宇宙天地之间，着手创造自己的社会文化时所表现的群体行为方式。这方式是在不断的创造生成中，就此言，它是一种超级艺术。但此种群体行为方式又是相对稳定的，就此言，它又是一种超级道德。个人的创造行为，被采纳、融汇、注入、作用于这群体行为的构架内，不断促成后者变易，可以说是艺术渗入道德、道德吸收艺术的典型事例。

298

人类文化界域中的道德精灵，它的本质是禁忌；而艺术精灵的本质则是图腾。例如，宗教，它就萌动起始于艺术的冲动，完成、确立为道德的规范。宗教与信仰的行程，因而构成了这佯一条道路，从图腾走向禁忌，由冲动凝为规范。是图腾激起了热忱，是禁忌窒息了生命。一种文化越是趋于没落，它的规范性就越强，它的冲击力就越弱。门户之见、清规戒律，就越是牢不可破……那是牺牲了动力的秩序。有意味的是，秩序的内力也随着这一牺牲而窒息。

禁忌、门户、清规戒律，虽不乏巩固文化实体的功效，但却使文化的路子越走越窄：不亦悲夫！这是艺术死于道德之手的一个典型事例。封建文明、大一统帝国所留下的最沉重的艺术遗产，就是塑造了一大群沉默的政治动物。这是一些被剥夺了内在的、独立的美感的道德牺牲品。顺民，亡国奴，无产阶级。

封建大一统（尽管这个词组的前后两部分即“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在语义上互相矛盾，但放在一起却格外能说明它的特性：一种不同力量互相抵消的“中庸性格”）社会，曾经创造了当时最杰出的大艺术品──不是诗辞歌赋，而是道德教化的系统和宗法政治的系统。

这类“大艺术品”，曾经统治过各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并对后来的艺术发展，具有深刻的规范力量。而当它的生成力量衰落之后，它的“艺术性”也就随之模糊了。因为，这种艺术性不是立足于直接地抒发人性，而是通过作用于非艺术的范式，去获得力量。今天，人们从“封建大一统社会”这个矛盾的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最动人的艺术品，已不复是在当时占据着显赫位置的“卫道艺术”，而是非道德和逾规范的艺术，即充斥着艺术冲动和性灵之真的反礼教（当时的道德）的名士艺术、狂狷艺术。

299

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烈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当成功地（又不引人注目地）把艺术与道德调和无迹，使之中庸一体。中国传统的艺术是颇为道德的艺术：在总体上看，它相当规范化。中国传统的道德又巧妙得仿佛富于艺术的灵气！它不像希伯莱式的宗教那么压抑人。它是以有限的宽容和无限的麻木，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创造。那是一个幸福而停滞的时代。在西方势力尚未东渐的传统生活中，中国文化宽容得决不为了一种信仰而战；但又把迟钝无形的干预触须伸入精神领域的每一角落。所以就其压制功能来说，它甚至比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禁锢更为完善。它奉中庸调和为万妙灵丹，不仅混同了历史上的艺术与道德，而且在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的意识深处，也极其成功地抹煞了艺术与道德的先天对立！

这种成功的混淆，致使我们在从正面谈论一件艺术品时，必先盛赞其道德的功能。而在贬抑一件艺术品时，必首称其道德功能的贫弱或欠缺。这种传统的并且流行着的痼疾，使我们甚至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艺术和道德在人的心灵与文化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竟也需要重新发现！

调和无迹，中庸一体的结果，是文化上的浑沌态──你不妨试行一下，如果把五种基本色混合一处，中庸的色彩就显出了：那是灰蒙蒙的阴郁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300

如果承认，道德建筑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而道德的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所谓“良心”（等等的道德准则）必不等同；进而，如果承认道德规范是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系统，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各种富于革新力量的大艺术品，多是“不道德”的！

各种创新不已的大艺术家，都是“反道德”的！

这就是根据我们对艺术史的缜密观察与彻底反思，得出的可怕结论。

301

艺术家的“良心”，是纯粹地属于个人的。良心，诚然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压力下生成起来的，但良心与规范却并不等质，更不等同。相反，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规范之间常有剧烈的冲突发生，故规范得以更新不腐。个体的牺牲，促成群体的进步。不错，可以认为各种大艺术品，就其气质而言，大体上都有劝善的意向。它是引人升华的，而不是诱人沉沦的。它们没有挑唆读者去杀人放火、偷鸡摸狗。没有教导人们去干残忍卑劣的事。但这说明它“有道德”吗？说明它“恪守道德规范”吗？

我们要说，不。

要问理由，是因为上述的劣迹在根本上是违背艺术家的良心的。大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良知良能主动地否决了这些坏事，而不是迫于社会规范而被动表态。

后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他著名的《离骚序》中，如此评价了楚国诗人屈原的人格及其艺术：“今若屈原，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以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离骚序》）

班固是著名的《汉书》作者、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枭雄泰斗，其历史眼光不可谓不深不远。但为什么，这个伟大历史家碰上那个伟大艺术家时，却发出了如此之深的非议？在他的评论之下，被我们目为艺术典范的屈原竟是一个不合法度、背离道义的狂人！这是使人震惊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仅仅作了个离经叛道、放弃社会责任（出家）的隐逸者（和尚）；那么，屈原则走得更远，不仅自绝于社会人民，而且自绝于宇宙的正常秩序──以人为的造次，放弃了天设地造的生命。他用死来表达了最深刻的怀疑精神（屈原在精神文化世界中的“死亡”意向，在其《天问》的无所不疑中，已有明显的流露）。如果放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以自杀体现出的怀疑精神，是大罪与极恶的象征，以至死者连安葬仪式都不能“荣膺”！

很明显，在班固与屈原之间，有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应该说，恐怕没有一个简单到“这是”或“那是”程度的答案。

如果承认相对静态的群体道德（就其纽带功能言）与相对动态的个体艺术（就其创新意志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就能变得犀利、敏锐一些。我们就能从文化史的潮汐中，去把握两个精灵的不同脉搏。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范式不同。班固，是从历史家的、道德评判者的范式去框架屈原的艺术的。道德自然容不下（这还不是主观好恶上的“容不得”）艺术。艺术是个人的，道德却是群体的。道德的声音说：“君子道穷，命矣。”（《离骚序》）。

其潜台词是让作为君子的个人，服从群体的沉沦之运：“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式的自我放逐与和光同生，被奉为格守道德的表率。但艺术的冲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偏爱“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以至走上了“忿怨不容，沈江以死”的绝路──这有什么办法呢！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注意到了有必要去区别不同的范式，但班固的道德热情，却使他跨越了自己的范式，莽撞地冲大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洞天艺术。其后果可想而知。

道德家的理想动机，也并不是纯净无暇、浩然无私的，他奉为至贵的“既明且哲，以保真身”（《诗经·大雅·烝民》）为的是“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序》）。

也就是说，服从社会规范限制的大多数，其初衷并不出自对道德宣传的真信仰，不过是为逃避规范压力的集中打击而已。为此，特别需要去表白自己多么合乎道德。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屈原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文化环境的艺术见证者。班固则是生在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兴之世（东汉初年）的道德代言人。这种历史处境的不同，不可能不左右他们各自的精神表现。《离骚》与《离骚序》的差别也基于此。以道德批评艺术，用庸人（这是大一统帝国大量生产出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处世准则去规范天下（天才盛产于“文化的乱世”）的心灵活动（这活动注定要超越各种已然的规范），表明班固虽是个杰出的历史记载家，但却是个糟糕的艺术哲学家。

302

大一统社会中的“好艺术”、“具有深刻人民性”等等的艺术，在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礼教的：《诗经》中《国风》、《小雅》的若干篇；《楚辞》中的若干篇章；《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都是如此。换言之，它们在不同程度与方向上都是反道德的。伟大的艺术品，所表现的无非是“道德与艺术之战”──《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是如此。有时，则表现为二者奇特费解的混生，如《金瓶梅》就是这样。

303

辞藻华丽到“害意”地步的诗文、形式璀璨得淹没了内容的艺术品──是根本没有的。那种诗文，就需要那么华丽；那种艺术，就需要那么璀璨。莫札特是这样吹嘘他自己的作品的“在我的乐谱上，一个音符不多，一个音符不少。”真有道理？

再多一个音符、再少一个音符，那就不是莫札特了，而成了别的什么心灵的写照了。其实，如果让他自愿修改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直到改得“比莫札特更加莫札特”！

304

要学会使用中性词。要学会不用大红大紫、大悲大喜去反应（而不仅是“反映”）生活。从此意义出发，“压制与反制”并不是一个定性，它只是描述而不是评价，它只是文化的体验而不是科学的规程，它只是智慧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艺术追觅的动力是激情。引导但丁的灵魂登上七重天的力量是什么？是对卑德丽采的爱之激情。引导浮士德乱啃生活的力量又是什么？是追逐力量的激情。是屈原的绝望，谱写了《离骚》，是曹雪芹的幻灭创造了《石头记》。对此，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说去折服众人的耳朵。哪怕是欧洲的“古典主义”或中国的“文以载道”之类规范性颇强的艺术，其动力仍是某种隐蔽的激情；它只是被克制在严格的形式之内，但绝对没有被消除。不论是拉辛的悲剧还是白居易的诗，说到底都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动人的。

而激情的根源，则在于心理上的失去平衡，以至某种病态。如果用小赫肯黎的名著《奇妙的新世界》中“未来的福特世纪”的机械化、程式化、彻底道德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人的爱情，则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过去世纪的心理性流感”──它是传染的、交互的，而有害于精神平衡的。但这种观点，却是我们现代人的感情无法接受的要是“矫正了”这种不平衡，不也就等于抽去了生活中一项重要的美感之源吗？

道德的使命之一就是，用“正义”、“合理”、“应该”，去强行矫正或说服教正心理上的不平衡力量，以限制这些力量之间的频频冲突。“大家都这样，你也应该这样，你也必须这样”──各种道德教程从孩提时代，就如此灌进每一只弱不禁风的耳朵，以便对社会成员的心理，进行定式。

道德的优势力量亦在于此，它有助人去克制自我的内部冲突，有助于人与环境（社会及他人）进行妥协（这并非一个贬义词），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以便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而非一群有机体），进行生活。这种优势力量，使它获得了广泛的归顺。尽管它限制并毁掉了许多个性的惊人创造。这些创造，有的早在几千年前就诞生，但迄今未被理解；更有甚者，沉埋在荒郊，任凭风化……

激情创造了美。

而创造了激情的生活悲剧，则是美之精灵。断肠的哀思，可以不必再为自己悲切是你，创造了绝顶，美妙、不可替代的幻境。要是缺失了你，生活将是淡而无味的。

305

我们把人类的文化分成两大界域：一是相对静态的知识、道德、制度，自我肯定型的。一是相对动态的艺术的、创造的，自我否定型的。

人的文化，就在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中不断摆动，给出道道无尽的乐谱……

对艺术的创造激情来说，道德的规范是使人迟钝、疲软、销衰乃至窒息的“砒霜”──它把人的精力揿入一个特制的匣子中。

对道德的规范功能来说，艺术的冲动则类似于导致危险的“春药”──它把人的精力导向一个失去平衡的方向。

*第五卷第八章天人之际的气韵**

306

易化之流的鳞鳞波光……易化之洋的浩瀚涟漪……易化之潮的洪波涌起，易化之秘的莫测微笑……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佛像的微笑，非人格化的宇宙之笑意！

这一切都是无言喻的神奇。这一切在我们本已涩的心间──投入无限的灵性。它不绝如缕、此伏彼起，跳出美之精灵，射出善之准的。

它是那么真切，那么自如；它是那么物我一体，使我们产生了灵魂的观念、发出了灵魂不灭的慨叹。

307

人有灵魂吗？抑或世界拥有广大绵延的“灵魂”？我们所看见并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是受到某种更高级的意识和欲念以及更纯粹的道德法则和更坚定的目的论的支配的？──这就是一切宗教和许多哲学所一再告诉人们的“真理”？

人们认定世界的心，是因为人有心；人不能忍受一个没有心、没有热情的世界。所以诗人唱道：“我的中国心……”但，世界的灵魂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取决于“世界”本身又是什么呢，这两个提问其实表达了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纠缠人，于是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却没有一个定论。人们既为统一答案的否然而惶惑，也因此时而迸发出寻觅的狂喜。

308

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今人诟病他的论断，却不知他错在哪里。数量最多的浮游生物被称作“大众”，没有心灵感应能力，他把象山所悟的真谛斥为荒唐，却把象山沾染的错误奉为圭臬。

象山的错误，在于他把“吾心”与“宇宙”等同起来，而不在于他把“心”与“宇宙”划上了等号。个人的心并不是宇宙；但所有人的“心之集合”便构成了“人的宇宙”亦即“宇宙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宇宙的心”，就是“世界的灵魂”。“我们”是人类的集合称谓，当“我们”瓦解时，一个宇宙便告解体，我们的心，是一个人类力量的结晶，当“我们的心”消融之后。留下只是作为分散的肉体而零乱不堪的现代浮游者。如果说，我们的心始于某个伟大心灵的冥想，那么，它也决不止于个人的所思──它必凝聚起零乱的行尸走肉，奔赴某个有魅力的诱饵。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像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309

我们不以“人类”、“社会”的空名自相标榜。我们驱逐了不属于我们的，也不容忍我们的陌生者。我们把这叫做“独立”、“自由”，并认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宝贵的”。这对我们与陌生者也许都是福音？

强求的亲近与一致，既戕害别人也损伤自己──而适度的对垒与角逐、竞争与厮杀，反倒激发双方的活力。消灭差别的理想，正是源于差别正日渐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虽美妙动听，却不是真的！

初分之际是生长的乐土。“已分”则构成陷阱，它以“自我”为宇宙的归宿；“不分”则构成顽石，它以“人类”为宇宙的归宿。“自我本位”将瓦解一切秩序；“人类本位”或“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将压制有价值的心灵。最佳的竞技状态，是以“我们”为宇宙的归宿。它不追求特立独行，也不使生活支离破碎。

随着自己生活的改变，我们便会坚信宇宙也在改变；为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求新的压力，人必须日新其德……所以，就连宇宙秩序的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新陈代谢”……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心吗？

我们的膨胀，伙同着宇宙的膨胀；我们的衰颓，伴随着生活的沉沦！我们便是宇宙的心──这未经承认却被遵循的真道告诉我们：易化没有目的，归宿仅仅属于人意的范畴！人生的理想，是追踪永久流动的易化，而非恪守凝固的乌托邦！

《周易》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宣布了这“变动不居”的真理。他看到的神秘，毕竟是真实的；他悟出的离奇，毕竟是存在的。

310

“我们”，这是掷地作响、铿锵悦耳的唯一实存！除了“我们”，一切都是对象与虚空！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历史、英雄……我们的诗、音乐……宗教……信念……爱慕与恨恶……我们的哲学与科学……我们的血与地土……我们的真、善、美与希望、恐惧以及宇宙本身……都是我们的附属！唯有“我们”，腾入历史之天，体味天人之际的雄浑气韵。

个人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跃入历史。不由于他“微不足道”（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超过整个群体的力量；而群体力量若无个人意志凝聚，也难发生显著的作用）；而由于它难以直接被人接受。可以被群体理解并宏扬起来的“个人力量”是不存在的──除非当它冲破历史的阴云，作为“集体力量”的变形出现在英雄史诗之中。

“吾心”必须融入“我们的心”──否则便非可解意义的“心”。庄周与佛陀的力量，不在他们的独特性，而在其“吾心”可与世人通……

311

天，是压迫者。

人，是反抗者。

天对人说：你忘恩负义。我是你的本原，又是你的养育者。你的一切，莫不从我而来，你的一切，莫不由我而兴──而你却要反抗我，抗争我无情的压力！请记住，它是无情的！

人回答说：是的。我的一切都由你而来，我的一切都因你而兴，甚至连我的反抗也是如此！是你教会我去反抗，是你教会我如何反抗……默默地服从，我天生就会，否则，生命将离我而去。但拼死的抵抗，却是你的伟大赐福。你的压力，使我起而抗争，若不是你的广义的命令，我并不会这样生活与斗争。你的压力诚然无情，但我的反抗力却充满感情。这感情其实是你的无情之子，并在根本意义上是你的力量的最高表现！

天听了人的宣言之后勃然大怒：“反了！反了？你造反了！”它咆哮着，“我要立即毁灭你！谁叫你如此傲慢！”

人平静地回答说：毁掉我十分容易，你只须抬抬手就行了，……但毁了我，你不觉得可惜吗？你不觉得空虚吗？要知道，我是你的创造物，我的傲慢足以反证并衬托出你的伟大。我并不能威胁你──我的反抗，作为有限的自卫，却丰富了你！是我的反抗，显出你的崇高；是我的努力，显出你的能量！你竟能产生我这样的造物！你竟能容忍我这样的逆子！应该骄傲的是你而不是我！

天说：“你的辩才确实打动了我。其实，是你的存在首先感动了我。你言辞有理，存在有方，不愧为我的产物。”人说：“让我们达成精神上的彻底谅解，以此走向一个历史性的妥协！其实，我们的平等联盟并不真的存在，我也并不真的存在──只有你才是真实的。我只是你的反响，我们的联盟也只是你的影子！现在，让我们暂时借用“我们”这个辞汇以表达以下意义：

我的一切都来自你！我的所作所为发自无言的命令，是对你无情压力的答应！你赋予我丰富的天性，我以我的天性丰富你。这天性促使我反抗你，一如这天性促使我赞美你、显示你！这天性使我显得忘恩负义，一如这天性便我显得微不足道、恭顺无比！这天性使得许多个“我”之间发生了残忍的屠杀。这天性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奇特怪诞，互相矛盾，彼此争流……但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你颁赐的！所以，这一系列的“背叛”正是最高意义上的忠诚。忠诚你的典范，正如忠于你的启示一样，是以背离你，我行我素为前提的！

我的主宰！我岂敢背叛你？我真能反抗你？要知道，我的反抗只是一种更积极的归顺而已。对于你，我的至高主宰！我是在大问题上服从，在小枝节上反抗的！我是以反抗来归顺你！我在反抗的形式中灌注了更主动、更彻底地服从精神……我以及一切生命形态──都只是你的超生精神的变态而已！在你里面，没有个别的历史，既没有个体的历史，也没有民族的历史……只有一篇漫长的首尾相衔的、呈现了伟大圆形的宇宙故事！这篇绵延横亘了亿万年的整套故事，是汪洋无际的情结之海。这海里闪耀着人的意识的小小波光……是印度人的“轮回转生故事”、“佛生故事”，是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故事”……

个别的历史──本是人类天才的虚构，岂在你的视野中？

你的变态，是你的属性！你的变态，是你的一些小小的，可爱的弯流与文曲。他们属于你，并终究会回到你的无限怀抱中去！他们以此为最高的安慰。

312

天人合一不仅是“和谐”与“放弃抗争”，天人合一也是“不相谐”与“斗争”！让我们把以斗争为宗的乱世哲学，升华为以和谐为宗的天人合一！

新的归返自然的态度，作为一道中国精神曙光已经初透？它清新旷达、激励人心。它要照透文明这青黄不接的春荒时代，推动枯萎了的良知，去发现真正的自我，正是真正的天命。

新的归返自然的运动，不是身体上的回归──如简朴、乡野的生活，而是灵魂上的回归（使自我与天命为一体；使斗争与和谐共生；宽容一切；等等）──它必使春荒时节的现代螺丝钉们，处污泥而不染，完成人的意义上的解放。

古代奴隶制已经崩溃。近东的奴隶贩卖被迫中止，美洲的黑奴隶业已解放，远东的家奴似乎消失……但奴隶根性并未绝除，这是一切现代奴役形式得以存在下去的真正根源！经济上的需要，那不过是一个借口，一个用以说服“社会舆论”的幌子。心性的原因才是经济压力的内在基础。

奴隶根性，顽固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甚至连“无政府主义者”身上，也有很深很深的奴隶性，而奴隶主的身上就有更深的奴性。力图影响别人、驱遣别人乃至主宰别人，乃是奴性的反射。人们尽管畏强但还是乐于欺弱。奴隶主的根性与奴隶的根性，盘根错节地交织在同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这是奴隶制度的基石。

人性的这种特点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结合起来──就演化为现代奴役制度。苏联是这种制度的典范，美国则是另一个典范。在它们光辉灿烂的军事装备、技术文明与商业喧嚣后面──例卧着无数具丧失了人性、失落了天命的躯壳。在它们巍然屹立的国家大厦后面，颓唐着无数个横遭腌制的个人。人已不是人。人甚至不再是会说话的工具，人已经从古代奴隶制下的一件完整的工具，沦为一个小小的配件。一个可以随时更换、随时丢弃又随时被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零件。领导者们把这种成批量地生产叫做“培训”，并为之加冕为“高等教育”……只要发起一场“X年计划”，就可以要多少有多少！相反的，只要发起一场群众运动，也可以成批地把他们消灭掉！

313

个人，无法摆脱这一宿命的，要命的趋势。个人被身不由己的漩涡卷来卷去，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自主能力”，他有时是一个号码，有时是一个职位（古人以其天才的直观，把这分别叫做“阶下囚”与“座上宾”）。但不论他是“什么”，他因此必须在“服从”或“淘汰”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现代社会给人的“自由”！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萨特的那套说教纯是泡制希望、蛊惑人心的宣传。人的面前其实只有一条“选择”──逃避死亡。所以，法国抵抗运动成员所“选择”的也并非死亡，而是服从：“服从”他们那个疲软不堪的“法兰西祖国”。无疑的，他们觉得在抵抗行动里有着解放的可能，有重做刚劲之人的希望。如果“抵抗等于死亡”的话──他们就会放弃那毫无胜利指望的“运动”。这就是法国人的自由！萨特却把他狭隘的被征服经验给普遍化了。他骗人，教人去做出“抉择”。他要人们身处奴役之中，还以为这差强人意的可怕处境是合乎自己需要的“自我抉择”的结果！这多么荒唐。事实是，不论人们怎样“抉择”──他只能面对就他的唯一可能。“内环境”指他现存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外环境”指他所面对的世界。谁能摆脱自己“内外环境”的双重压力，而做出“自由的选择”？

314

人，被命运拖着走。──在晚期罗马共和国的塞涅卡口中是这样。在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劳作者心目中，也还是这样。尽管“历史已经进步”了！

即便是那些握有人命的庞然大物，不也是要服从“一些更有力的”规律吗？他们有其下属们想象不到弱点与难处。这些可怜的老东西的处境说明：只要世界上有奴役现象，就没有一个自由人。

据说，人的细胞可以分裂五十余次，而后衰竭、死亡。人的生命就在这五十余次的分裂中──走完了它全部的兴衰史。那么，人类本身可以经过多少次的分裂呢？一种文化系统有能经历几次这样的“分裂──生长”呢？

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史，经历过几次分裂？支配着我们生活的这种文化模式，又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分裂？──它还有几多寿限呢？

一个全新的问题突然从上述疑问中奔涌出来了：人的文化不能违背人的生命的宿命，而沿着“分裂”的相反向走向“整合”？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能不能逆着“生长”的方向完成一次新的生长与回归呢！

就我们并不开阔的文化史视野（我们的人类史视野就更狭窄，错误更多了）而言，人的文化状态最低限度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分裂：

a，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它在《旧约》中的神话表现是，亚当和夏娃这一对纯朴的傻瓜从天上被放逐到大地的“历史开端”。

b，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分裂。它在《旧约》中的神话表现是，修筑巴比伦通天塔时发生的语言分裂构成的人际障碍。

c，人的自我的分裂。它在《旧约》中的表现是《先知书》的出现。尤其是《以赛亚》书中，充满了作为先知的个人身分与先知的上帝代言人身份之间的分裂与冲突。

每一次分裂都是一次生成过程。

每一次分裂，都在痛苦中孕含着希望。

315

每一次分裂──都离真实的自然进了一步，但离人自己构筑的伟大巢穴又远了一步。

不从自然分裂出来，人就体察不到自然的宏伟、森严。

不从人际分裂出来，我们就不理解人的真正特性，我们就发现不了“人的价值”。

不从自我分裂出来，我们就不知天命为何物，我们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使命感。

每一次分裂，都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316

现代人对自然的理解也许过于狭隘了。

要知道，无往而不是自然！“自然”包罗万象。与社会对立着的自然。只是“小自然”。“大自然”包容着社会相、包容着社会人……包容着与自然对立的一切。

人生无往而不是自然。

陈腐的斗室也是人自然的一部分。窒息人的监狱，也是大自然的一角！并且，并非最严酪、最危险的一角。人生还有多少可怕的暗礁！社会这个庞大的囚所，不是带给人们带来比自然更多的微笑吗！

有人认为，唯独风和日丽、慈生恩育──才是大自然的本来样子。这是理想症患者的理想、骗子手们的骗辞！真正的大自然，无奇不有，无险不备。呲牙咧嘴、时刻跃跃欲试地吞灭人──也不失为大自然的本相。这吞噬是仁慈的。达吞噬使人类得以“归返自然”、“重回大地母亲的怀抱”──了结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之结……

317

天地至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至仁，以百姓为刍狗──反《老子》之意而用之。

唯有在这吞灭面前，人方得以格外感到了人的珍贵；只有在这凶险面前，人看到了自然的恩德一统天！

318

过去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也失去之于狭隘。

要知道，人生无往而不是幸福！如意是幸祸，不如意又何尝不是“构成幸福的必要心境”！如意是幸之币的正面，不如意则是幸福之币的背后，一个不可缺失的背面。任何存在包含概念、观念不仅有正面，也必有背面。

人生无往而不是幸福！顺境有顺境的幸福，逆境又何尝没有逆境的幸福？一点小小的安慰，就足以使逆境的心灵变得满意，而要使得顺境的心变得满意，却困难得多多了。

人生无往而不是幸福！活着，不就是从千百万次的死亡危险中挣脱而出的最大幸运？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的最高福译！一次生命，洗却了无数的死亡与屈辱。每个活着的人，和他们的事业，都用他们的继续存在，为这个思想做出了有力的旁证。

要是人的生活不真幸福──那他们怎么还能活得下去呢。总是吸引他的幸福的力量在发挥的强大的作用。否则。生命就是妄谈。幸福不是“称心如意”的别名。称心如意不可能是常态。它即使有过，也不可能长葆。不仅从“客观条件的永远变化”上来说它不可能长葆；从自我感觉和内在心境上来说，尤其不可能持之以恒。人性渴望“发展中的真理”，所以称心如意的对象只能带来一时的满足；随后而来的，将是新的渴望和新的不如意……如果你不把“悲哀”列为幸福的前提，人生将被不幸所填充！

这就是新的天人合一之境！这就是新一轮天人之际的气韵！

319

人类，早已生活在他们可能生活的乐园里了。……

一切告诉人们有关“本来幸福”的豫言，都仅仅是一种豫言者的自己的希望，和对他人的许诺。除此之外，这种不能自负盈亏的希望，这种完全不需要兑现能力的许诺──真是空洞无物。这些给人以妙不可言的神话诺言，其唯一的实在作用，不啻是一支强心针剂，它灌输给受害者们的，是吃更多苦并忍耐更多无谓的劳累！畜牲般的忍耐力──肉体上的忍耐力像黄牛，心理上的忍耐力像木头……除此之外，它们并不包含任何真理性和客观性！

人类，早已生活在他们可能生活的乐园里了：

只要人的生物遗传基础不变，只要地球环境不发生根本改观──人的生存状态，既不会发生性质上的“好起来”也不会发生性质上的“坏下去”──这一切都已由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的本性是一个奇妙无比的平衡器：它既能淡化幸福，又能淡化痛苦。所以有一句谚语告诉我们说：“习惯成自然；而自然的，就是好的……”这最能说明人性的平衡本能注定了他的命运：他既能习于痛苦，也能习于幸福。只要这一人性不变──外在的天堂或地狱，都不会使人的处境在根本上“好起来”或“坏下去”。

320

如果有天堂，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天堂里。

如果有地狱，我们早就生活在地狱里了。

然而一切宗教的或半宗教的信条，一切空想的科学的乌托邦──都那么令人惊愕地忽略了这一人性。它们的最大假定就是：人类幸福的真正基础，不是人性的内在需要，而是某些“外无物”的硬标准的达到，仿佛人类藉以“生活”的某些物质天地一经美化，人就顷刻间步入了天堂。

这类假定尽管形成了种种庞大的体系，尽管为数众多的徒众深信不疑──但仍然令人满生疑窦，因为它根本就与人性完全冲突。要知道，外在的条件的硬件──只有通过人的内在需要这一软件：才有功能意义，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人不需要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无一例外沦为废物。谁不需要的东西，对谁而言就无异于废物──不论“他者”对它拥有多么急迫的需要！

让一切宗教的或世俗的信条，让一切空想的或科学的乌托邦，及其假定的所有外部幸福：都付诸人的智慧和哲学自觉的东流！它们太陈旧，也太虚幻了。它们，已是一些再也捕捉不到新鲜食物的残破而敝旧的蛛网，尽管这蛛网一度是强大而有弹力的！

321

人不需要别人来“拯救”，更不需要“解放”。人类，已经生活并将继续生活在“已然的乐土”或“既定的苦海”之中（乐土与苦海的分际，全在人自身的心境和感受中）──他已有的心性，决定了那是苦海，还是乐土。人性在生物学的基本保持的，就决定了一切“拯救”、“解放”之举的终极限度！

322

人需要的不过是“超渡”而已。空间的尤其是时间的超渡，是人的唯一指望。不是从现世向来世的“梦式”超渡，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向另一个历史进程的──“苦海无边”或“苦尽甜来”──“超渡”。

人之需要超渡，因为他是时间的奴隶。而如果他仅仅生活在“现在”，他便永远地得救了，不再需要有关未来的神话了。但人患得患失，他老在计虑未来──所以背上了关于无限性的重负，来完成转折性的运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人格化的超渡者因此比起任何信条或乌托邦，都更有力、更实际地打动人心。

323

信条和乌托邦，只是伟大人格的遗迹！是他的空前创造活动所排泄的“心理渣滓”！这些奇妙的心理魔法师，为生民创造了顺应历史气候的内在幸福。在生活中碰壁的人们就靠这“光”──去充实他们面对的宇宙虚空！但这充实毕竟立于心性，而非物质。而这心性，是恒在的。所以说，“天国就在你心里。”指望未来，真是多此一举，因为乐土就在你的脚下！

324

为什么人格化的超渡者──能够掀开历史清新而刚健的一页？

为什么非人格化的信条和物化的乌托邦──只配做做暗淡无望的旧时代的殡葬工？

因为前者广泛动员了生物性的力量。并把生物力量与文化力量有机地交织为一（这些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天人合一”）──鼓起澎湃的社会性灵潮。而后者却把生物力量与文化力量对立起来，并企图以日渐贫瘠（这是把大量分裂、对立的必定结果）的文化力量，去阻遏越来越焦躁不安、引弓待发的生物力量。这愚蠢的对抗，徒使生物力量与文化力量两败俱伤。正是在这伤残遍地、破碎不堪的世界战场上──人格化的超渡者昂然出现了。他精心培育生物力量，他小心收拾文化力量──凝成动人心魄的煌煌建树。他的成功，是立于人心的渴望，而不是立于理想的社会千福年。

于是，历史的新页悠悠掀起。

325

人格化的感召，更能激发人的灵性。这就是艺术之所以比说教更有力的原因的根本力量之所在。文化力量说到底是来自生物的力量。作为只是生物力的升华，文化力一旦离其宗主，则即枯萎。这，也是人格化超渡者的基本人能的奥妙之源。这等于说，“人”是基于“天”的，天人合一是人心必得遵循的出路──而它，就在我们脚下，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自信踏上它。

326

天是压迫者。

人是反抗者。

天人合一，就是以反抗为最根本的服从；化压迫为最独特的护育。它的关键，在于人的“尽天性”，人尽天性，则反抗的形式带入了服从的真质；而压迫的面具则掩藏着慈悲的天性。天心化做人的天性，同一个天心，化作无数天性。

天人从此合一为“我们所窥见的全部秩序”，宇宙的秩序，人间的秩序，现实的秩序，想象的秩序：一切无非是秩序，一切无非是天人的合一！

327

“天人合一”并不是一个伟大超凡的理想，而是一个寻常的、日用的原则。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运用这一宇宙法则。

主观论者从本心出发去说明他所看见的世界，即属于他和他的同类的特殊经验。客观论者从他所看见的世界（视象）来阐述他的普遍自我、发掘他的物我一体。于是“主客观统一论者”宣布：主观和客观并不孤立地存在。存在的只是某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它是“普遍的主观”，也是“独特的客观”，于是一切思想学术的终极目标，就是探究这奇妙的天人之际！一切艺术体验的最高宗旨，就是把握那转瞬即逝的关于天人之际的消息。

就现代人的耳朵而言，不论他有否喜欢“天人关系”、“天人之际”以及“天人合一”这些术语；他总规避不了事实上的天人关系，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自己的天人之际；而他与世界整合的方式，也就决定了他的天人合一的图式。

如果他安定下来，就不难在他与世界的关系格局中发现一种驱赶不掉、击打不碎的和谐，尽管在不适应的人看来，这里充满混乱与不公。

328

当人诅咒天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为天，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当人对抗天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加大天的能量！

当人无视天的时候，他是以某种方式夸大了天的特别方面的存在。天，无所不渗透。

人，固然离不开“天”（有意志的或无意志的、有规律的或无规律的。“自然”或“神”）而独立存在（一切“科学”都无法反对独立这命题）。但“天”呢？作为我们谈论、认知并所与之交流的“客体”──天，又何能须臾离人而块然独在？不依人的认识而独在的“天”，既不为人们所知、也就无法进入我们的意识与言谈，无法左右我们的行为，因而对人毫无意义与价值。

329

康德的“物自体”，尚且有点背景与参考系数的价值，因为它毕竟还是可与言谈讨论的，毕竟进入了人的意识、毕竟影响了人的生活和行为……所以，即使“物自体”也并不是绝对隔离于人的“天”──人所谈论的“天”，是与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天”，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人化了的天”。

天与人，人与天，永远是互相渗透、彼此粘连着的。

天人关系与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但这决不等于说，天人关系与天人之际只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它们其实是人的意识中普遍思考的问题。这不论中外古今都是如此的。人力图通过这个坐标（天与人的经纬，发现自己在宇宙中真实位置。正如“反馈”的理论与观察所示），把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反过来深深影响人自身的行为！因为哲学所探讨的问题，说到底不只是个哲学问题，而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战略。这个战略帮助人学会确立自己的生存战术。自我意识，这是生存方式的决定性要素。

天人关系的形态多种多样，它正像与之辉映的人生活本身，既多样化，又有不变的走向：人与环境的协调适应。

天人关系的多样化首先表现在：“天”的变化性。天，既可以是自然之天，也可以是神格之天。天道因此既可以是随机的巧合，又可以是必然的规律；既可以是普遍的、泛神式的，也可以是独特的、救主式的。既可以是无形体的，又可以是人形的或神形的……其区别只是功能性的入口，泛神论多为上升的、处顺境的人们所信仰；救主论多为遇到危机的、处逆境的人们所信仰。

而天人关系的不变要素则是：人对天的要求是恒常如一的。他总是企图依据天来自己建立起生存的尺度。思想家们称这尺度为“哲学”──而各类哲学的核心，不论看起来多么相左、悬殊，其大体上都或明或暗地围绕着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天是什么样的？天人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从天人关系的演变图，可以窥见人的生活与意识的化生轨迹。天人关系，是对人自己的生活进行估价的玄学形式，他参照这种估价不断做出的创造性的设计和必要的修改。这种努力在哲学家笔下被固定为“哲学体系”。所以，任何哲学体系都有演变兴废；但它们探究天人关系这一努力的本身，却永远不会消失。思想家可以不要这个“名”，但离不开这个“实”。

330

为了研究时的便利，我们不妨把将天人关系分成四大形式：

a、人──神（人的神格化）；

b、神──神（大自然的神格化）；

c、神──人（神的人性、人格化）；

d、人──人（人的自然化、大自然的人化）；

人的神格化（人─神），是天人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页。人的“造神”能力是无庸置疑的。而历史上一切重要的文化运动，其内核、其端始，莫不是某种含意上的“造神运动”，甚至连以“启蒙”著称的“五四”运动，“火热的八十年代”，也以“民主之神”、“科学之神”的雕塑家为务。诚然，有的文化运动破坏性强于建设性，就此而言，其“造神”性质不及“废神”性质那么鲜明。但是，废弃不也含有一种创造的潜在因素？如“五四运动”废弃了礼教与纲常的神话，却“拿来”了在西方世界已露衰兆的科学与民主的神话。再如“文革”，破了四旧却立了四新，比四旧更有害的偶像……

二十世纪非神论的现代主义文化，因此也还是崇拜死神的！虽然它标榜创造了超人；从而把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运动，推向了恶之极。众多牛头马面纷纷登场，聊以超人自诩，以革命和战争为务，搅乱天下，致使生灵涂炭、种族灭绝。人而神化，不仅是神话、宗教、巫术诞生的契机；也是艺术与科学的运动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力，它还是人类的社会颠覆和道德颠覆的有力杠杆。

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有意利用了这令人达到了原先梦想不到的力量高度和精神韧度。这就是“想象力”的作用：当一个人坚信自己在为大众、民族或“人类”的事业效力时，他的力量比他仅仅为了自己时，可以增长若干倍数。甚至，当一个人仅仅为了自己的家庭或家族荣誉而拼命时，也能拿出令自己独自孤处时会感到吃惊的力度。这表明了人作为一个生物个体的复杂性和潜力。从表面看，他完全有理由遵循个人主义的原则；但在底里，集体的本能透出了不可思议的幽光，并支配了这个自以为是的个体！这足以说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为什么是同样不可偏废的。因为集体主义的催眠术常能唤起一种沉眠着的生物力量。个人主义则把这股活力导入精微的建设之轨！

当一个人坚信自己正在为“上帝或宇宙命运的永恒事业”而效力时，他的各种生物性力量，就会增长到最大限度。胆略的强化与精力的炽热，仅仅是些表面的为兆。实际上，他仿佛在刹那间拥抱了宇宙的命根。因为作为人的力量的重要源泉的“精神要素”，这时得到了几何数的加强。

集体感，抵抗了空间的压力，使人获得了横向的反压制量。

永恒感，则抵御了时间的压力，使人获取到纵向的反制力量。

集体感使人的力量得到算术级数的增长，永恒感则给人以几何级数的增长。因为永恒感包括着集体感，而且是更广延、更神秘的集体感！一个获得了永恒感的个人，即便孤零零地走在旷野，也会宛如出身在英雄、半神和上帝组构的家庭中，顿时变得生机勃勃、神采奕奕。

当某人相信他的自我解放就是天命之光，甚至相信他就是“现人神”（现身为人的神）时──他的力量会增长多少倍？历史上，我们见到许多空前的创造者和不可一世的征服者──都深陷在这种“积极奋发的宿命论”中。所以，他能把人（自己和受他激励的他人）身上的神性、魔性以致兽性，发挥到宇宙爆炸般的水平。

331

人的神格化过程，不仅能迫使那神化了的人，那出不可思议的（似乎本来是非其所能的）力量；而且会使信赖这神化的人，表现出同样不可思议的向心力量，从而使全社会鼓着前所未有的青春气息。人的神格化过程因此是一个释放出奇特能量的过程。这些久遭压制的能量释放现象，由于和那神化者的神化同时出现的，因而被目为那神化者的一种“魔力”。这魔力和神化的携带者，便被世人看作天命悠久的大能者。仿佛他具有无限的力量。其实呢，他的力量仅仅在于，他唤醒了某种力量。

“天人合一”的鼓吹者，其实是在追求某种独占性的“人而神化”的圣秘之境？也就是说，他在谋求着人向天合的同时，也在迫使天的力量为人的利益效劳。在他看来，人的生存也许太微不足道、飘忽不定了；所以他便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保证，一种更宏大远景的感召，来使人生陡然生色；他要使得现代的矮种人，被希望引导得更为高大一些。他感到，人只有通过向天向神的看齐，才能获得慰籍，才能超拔于祖先，超拔于寻常的苦难。

大自然的神格化（神──神），则是继人的神格化而后兴起的一种精神运动。如果说人的神格化之本意在于提高人类，那么人自然的神格化则几近于净化自然。它实际上是把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神），投影于自然；是以人的灵性观照自然，其必定结果是对自然的净化。把不合于这情境的自然因素剔除了出去。芜杂的自然变成了纯净的乃至神圣的自然，甚至连对人有害的自然物也可以当作偶像被供奉起来！

自然界的神化，给人生活的影响至深。其结果，不是人退回自然的原始，返真旧朴；而是人作为理想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的自觉生活的实现。人们不再尽量放开自己的情欲去生活；而是尽量克制自己的非自然邪念，以充分体验在宇宙生活中优哉游哉的意境。就这样，在神灵的名义下，“宇宙生活”这个幻想的观念，成为一个令人赞叹的和谐。

在一个全面神化的世界里（人的神化、自然界的神化、生活的神化以及个人生活之作为“神的宇宙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而被控制），人性必不可免会受到抑制；但也正是在这种“退化环境”（相对于进化）中，世俗化的因素会日益渐滋长、抬头。这时，神本主义作为一种表象与“工具”，也许还不失为有益的；但作为一种本质和目的，已渐无意义了。这时，神开始人化。神──人的进程，就如西方基督教文化五百年来的世俗化一般显现出来！在第一阶段，神变得有人情味，如文艺复兴所示；在第二阶段，神开始理性化，如启蒙运动；在第三阶段，神趋于解体并让位给超人，如二十世纪的偶像破坏运动即死神运动。在第四阶段，死神导致怀疑论泛滥，玩世不恭的态度流行。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前景。那时，人会再度感到，没有神的引导，人的生活就会失去目的感；没有最高精神状态的导航，人的日常生活就成为无聊的沙礁。

那时，人们将重新开始理解，在人的社会和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彻底的神本主义统治过。神本主义往往只是人本主义在特殊情势下的一种掩护。有时是人欲的升华形式，有时则仅仅是人欲的遮羞布。神道也是如此。“神道设教”的风筝，不还是回落于大地的温情与腐败之中吗？天道，终于只是人道的一种变形？在这里，也正如所有场所一样──“需要”决定了产物。当神道比人道更有效地起着保护人、庇护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作用时，你能说这样的神道是“非人道”的吗？初生的中世纪，因此比走头无路的古典文明，体现了更多的人情味。试问，你能给这样的中世纪扣上一顶“黑暗”的帽子就算完事？

332

人们习惯常从一个事物的后身和结局去评价这个事物的开端和全过程。由于现代人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中世纪的晚期而非它的初期，于是，中世纪没落时刻的“黑暗”也就成了一个永久不衰的话题，“残忍的非人性”也就（与文艺复兴初期的“光辉”相比而言），便理所当然地笼罩了“漫长的中世纪”的全过程！然而，这里包含着多少肤浅的附会啊。

历史的预测显示：人本主义的下一轮形式，也正是某种“不折不扣的神本主义”。

333

人的自然化（人──人），意味着来自人间的约束力的已经弱化。其最初表现是“启蒙运动”、“思想自由”；然后继之以仅仅为了人自己的幸福而生活，于是干戈兴矣、兵祸漫矣。从此人为了生活，即便仅仅为了更合乎自然法则的生活──不得不忍受竞争之苦与非人、超人的努力。但这样长期加剧的无神论环境，对人的存在却过于紧张、严酷了。人从神解放的同时，却从人身（包括他人）受到日益沉重的役使。这使他有机会反思并清理“背离神”的真实后果。人的开放智性这时并不容他重视神的信仰，于是。信仰便以假托的人性即理想化的“天性”作为归依对象！其最后结果是“返真归朴”思潮的兴起。

人的自然化，首先要求把大自然适当地人化。然后，人的欲念才得以借着“自然”的名义而畅行无阻。而自然的人化，又是首先从神的人化入手的。神一旦人化，曾经作为“神的世界”而被认识的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地人性化了。人的自然化，当然包含“反文明”的倾向。事实上，这也是对自然界的过于文明化的一种反应。其结果是趋向于中庸：在自然的纯朴业已溃散的同时，复兴人性中的自然，以求得新的内外平衡。

334

人类中心、人类至上的思想，并不是文明的人类永远有能耐予以维持的思想。因为它很容易滑到“人的神化”的轨道中，事实上，这种滑动是经常发生的。人的力量，来自巴斯卡批评过的那种无谓的好奇心与神秘感。没有未知勾引的神秘心理，生活就索然无趣了。如果人以外的神灵被消灭了，那么人就被逼上了自封为神灵的道路。如果整个人类自觉还当不起这种尊崇（“人类”是很难唤起必要的神秘感并激发足够的好奇心，因为否证的实例太多了！）那么，个别功绩卓著、才思敏捷的人，就会不可阻遏地遭到神化，毫不迟疑地被人推上神坛，逼良为娼式地受到社会的神化。如悉达多就是如此违背其本人意愿地成了普渡众生的佛，即便他本人不愿如此。例如他本不吃素，却被信徒描写成为一个挑嘴的素食主义者。从这种意义说，天人关系不仅刻入人的意识，而且左右人的生活，甚至市井之辈也不能对之全然免疫。

它一方面是人的生存与意识状态的流露；另方面，这流露本身又造成意识和生存的重大改观。比如海中的浮标，有时也许闲置无用，但当航海船迷失了方向之际，它却能改变航程，成为决定命运的力量。

335

天人关系，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以说明英雄与历史（或“趋势”）的关系──到底是天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天？

到底是历史（或“趋势”）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抑或这些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没有历史，英雄不能凭空产生；但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离开了英雄则完全是无从解释的。

上述四种形式的交替，决定了文化史的节奏。

336

研究狭义神话的学术活动被称作“神话学”，但迄今还没有一种学术敢于问津广义的神话。广义神话，也就是被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它过于庞杂、难于捕捉，很难纳入某一学科的专题研究。它像是庞大的蛛网，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神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它横断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涵盖人的整体命运。成为人的处境的结晶体。例如，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就非常合乎原始文化的惯例，因为在新石器时代那里，文学（如史诗等），艺术（如仪仗等），恰恰与政治同属于“神话──意识形态”的体系，因而要求分离艺术于政治，也就成了氏族的大罪，成了酋长与祭司们必欲诛之的首逆！

337

广义神话──意识形态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意识形态神话作为一切精神现象的集中体现，是人的创造精神的永恒见证。所以，它快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反映，不是什么不可动摇的真理。明智者不会蔑视它的稚弱、飘忽与矛盾百出，因为这些特征恰恰是人的精神缺乏自立性的特征；是其相对的盲目性和非目的性的证据──正是这种非自主性，才造就了人类文明今日的伟人。其伟大程度已到了古代最天才的设计家都不敢望其项背的地步！这一事实说明，目的性过强的东西，反倒沦为极其限量的东西。但是，明智者也不会神化这人造的货色，并置之于自己的生存状态之上，顶礼膜拜。因为他知道：人造物是不可与“天”等量齐观的。

天人合一之境，作为人的生存事实是一回事，作为一种精神型式则是另一回事。作为事实，它是人的生物生存和社会生存，人的自在（自我感觉和对自己的价值）和人的他在（在他者心目中的地位），所共通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特征。作为精神，它则是一个自觉、自信的心理运动。它无异于指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无援的。人和人文人欲及其逆天悖理的表现形式──终究还是大自然无所不包秩序的组成部分。对人的世界而言，大自然的和生命的所划定限度的，实际上是不可能超越的。幻想和神话，曾经一再突破人的自然和生命限度；但这些限度并非真实的，只是古人订下的一些规矩方圆而已。人的真实限度到底是什么，谁也不能预先知道。

338

而在世界史的此时此地，天人合一已经成为人的心灵间一种新型自然的回响。它反对欧美文化那种无限制的空间扩张倾问……在它看来，甚至连无限制的时间绵延观念（“烈火中的永生”），也都显得幼稚可笑，是徒劳心身的迷信举动。它已然意识到，人这种井蛙，所从事的扩张与绵廷，除了是一种利弊参半的自身运动而外，并不能抵达任何理想的彼岸或者“客观存在的目的物”──上帝！用某些人的话说，人的生活是和蛆虫的运动，异曲同工。从这种意义说，体育锻炼中的慢跑，要比快跑，更多体现了宇宙与人生哲学的精微处。

339

我们曾经被自己的非道德状态的生存苦苦折磨过。所以我们渴求一种能够镇定世界的超级道德。

动物比植物需要更多有道德的生活？因为植物天生地依附土地的道德（否则它便会趋于枯萎），土地就是植物的道德！动物却没有如此的幸运，它是流浪者，它不依附土地之德，所以它便需要谋求一些更为抽象的“道德”，编织一些行为规范来维持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这是一个颇为痛苦且须经常调整的过程。调整得好，它的族类就兴旺发达，调整得不好，它的族类就衰弱凋弊。

人类更是如此。

就此而言，人之中既有“植物型的人”也有“动物型的人”。后者的冲动比前者为强。他们的行为较少规矩；生活较少框框。他们以掠食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对植物型的人来说──遵循道德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与生俱来的。这就是社会从襁褓时代就套在他头上的那些被称作习惯、风俗以致内化为“良知良能”的枷锁；这就是他们所依凭的“土壤”！对动物型的人来说──情况则颇为不稳。他们既不能随波逐流（即追随土壤的道德）；又需要维护一个景观清晰的世界（以便在这个世界中更有效地“捕食”）──于是他们只得自己为自己创造行为和心的规范，他们把心的规范叫做“宗教”、“哲学”、“艺术”、“世界观”。

当然，不论植物型的人还是动物型的人，都是比动物更为动物化的生灵，所以他们能把动物的特性推向了极致。区分人为“植物学”与“动物学”，只是就人这一极端的生灵类型自己的领域以内而言。

340

庄子意义的荒芜之美……庄子意象的残缺而全、支离圆融……庄子意境的高旷惊耸……这一切映现天人之境的苍茫背景。

缺陷自有缺陷之美，缺陷自有缺陷之功用，因为它是天然的！我们的天人合一，与其说接近邹衍式的和董仲舒式的，不如说接近道家式的！我们摒弃了两千年来的儒学政治论，而倾心于类似道家的生命论：

──这是一把打开历史奥妙的金钥匙（例如“天子论”）。让我们审慎地使用它，凭着我们的直觉！

341

新的天人合一的基础，不是来自政治道德（号称“伦理”）上的强制，不是“天降瑞祥灾异”式的天人感应学理（尽管对专制君主的独断专行，这种“迷信”具有制衡的效力），不是神秘教派身体力行的人神杂交……

新的天人合一，基于这样一种对世界的理解：

在人间的混乱无序之外，确实存在有一座更高的秩序之城，尽管它不可见，无形且不固定，但它毕竟是万民的终极护者。而在人间的善恶之外，也还有更根本的善恶一体的圣境……那超出人欲的旋涡，宇宙的正义，正在深沉宁静中，向我们悄然展开……

342

这宁静的秩序仿佛圣地──来自普遍的心灵交感。现代心理学，也许不能证明这心灵交感的存在，但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况且，在它对“群众心理”的认读中，微露有关的端倪。

这宁静的秩序仿佛圣地，早已暗暗潜入每个人的天性，它使人的天性之间，得以圆满的平衡。不是对立信念之间的制衡，而是物我归一的修行之神。修行之神，原来深植在一片骚乱的人类之中。

343

结尾应比起始更重要。一个好的终场足以掩饰甚至遮蔽诸多不良的开幕！比如倾听音乐磁带，当我们半道插入，无头的茫然很快就能忘却，但无尾之曲却令人耿耿于怀，仿佛不能弥补的缺憾。

让我们来谱制终曲吧。

344

永恒者是反对永恒象的──永恒物、永恒性、永恒观念……都是永恒者的敌人！

“永恒的东西”如果可能──也就不可能摆脱越旋越深的“死亡”漩涡！因为生命就是变化！

345

长，令人生厌；极长，极其令人生厌；最长，最令人生厌。

长，产生腐朽。永恒，就是死亡。希望永恒，就是希望死亡。追求永恒。就是追求死亡。

346

如果从“追求死亡的神性”来说永恒是极善；那么，从“追求生命的人性”来说永恒就只能是极恶世界。而任何固定的东西，都是人为的；而不可能是属于神的……

就人为之外的自然状态说，永恒反对“永恒”！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宇宙的不确定状熊！

我们，只是通过自己永恒不停息的奋斗与挣扎──来窥探那“永恒的沉沦”之冰山的一角；我们，只是用那投胎表现在自己身上的反制力量──来间接感受“普遍的压制”。

正是凭藉自己艰辛的减熵──我们才有幸去估量，不可逆转的增熵过程……

生命，是在有所失之中，才窝藏着有所得──这就是塞翁告诉人们的有关“失马”的故事。

零点时分的钟声响了：“大厦已倾，尔复何言？”

“没有颠覆，哪有建树；建树是积攒，颠覆是消费；建树是道路，颠覆才是标杆！”──零点的游子回答说。

*第五卷第九章太极之神**

347

终点上的选择──

我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终点的终点。这里没有任何标志。仿佛一片空虚。

348

“天下事，了犹末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是多么无奈又多么深刻的中国式智慧啊。它消除掉遗憾与焦虑的顽石。而这智慧恰巧产生于“深陷在无奈”的处境，所以又岂是“偶然的”？

这时，我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边际，一片广漠无垠的模糊地带。那里或许潜伏着巨大的生机。如果，我们不能在现象世界中获救，那观念之舟能载着灵，超渡到另一个星球？

349

这是一个真正的时代悲剧：既扰乱了国人固有的良知，溃决了精心筑造的堤坊，又无能习得现代文化。

邯郸学步，失其故履。

这是一个两难之境：既艳羡东欧与西欧的文化，又无法获得东欧、西欧的种族与环境；而正是东欧、西欧的种族与环境这两者，才产生并适应了它们的文化！我们既然不能在体质上变得金发碧眼，并成群结队开进他们的空间，如何拥有他们的文化？“卑贱的混血儿”或许还是一个较好的结果，就像王明的二十八个半那样。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精神上的破产，比之文化和种族上的混杂，更富世纪末的灭绝特征。

350

世界性的物欲泛滥，表明现代文明已达到它的临界线。这不是由什么经济力量或生产方式造成的局势，这是战国末期的特有文化。荀子所谓“乱世之征，其服组（华丽），其容妇（模仿妇人装扮），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内容乖而文采飞扬），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贫，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乐论》）──虽是两千年前针对中国社会而发，却也正切中当今“发达世界”之弊；甚至追赶发达世界的不发达世界，也在这种“消费文化”上，大有“西方化”之风尚！

人与人之间不健全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不论东西（政治之分野）、南北（经济之分野）都有充分的体现。解除其弊，中国的历史经验曾是有效的，然而，它还将继续有效吗？如果，它自身不先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尤其，是民族心理上的革命。

351

心理──文化革命的世界性路线：

a，自西而东，已经站在这两大历史阶段的分水岭上。欧亚文化的河流，正在我们脚下展开；自西而东的运动尚未停止；自东而西的运动业已开始，这双向运动激起重重波涛，形势壮观极了。

b，当前面的路仿佛断绝之际，有一个巨声忽然起来宣说：“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极！一个极就是一个命运，命运与命运是无法比较的！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极。我们的极不与他们的极沟通。我们的幸福与哀愁，我们的生存与认识──只是我们之极的产物。而没有极，就没有世界。欲复兴一个世界，必先复活它的极。

352

Ａ：世界之极──

每个世界都有一个极。故宇宙的极就是太极。对于无法经验全宇宙的人类来说，太极只能是“精神性的”。太极因此受到“我”的框架。

“无我”是“太极学”（相对于玄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太极图》是不足以“太极之”的；《太极图》是不足以说太极的。太极是个永恒的话题；有关太极的图与说，只是永恒的一个碎片。

在日月之上不为高，在黄泉之下不为深──此即太极之神。超神之神。

灾难与巨变，幸运与平和，都能显现太极的神韵，超神之神。

353

Ｂ：太极与“无”──

太极的本质是什么？由于万物（一切存在、不论其为“物质”或“精神”以及二者的混合体），都只是太极的属性，并不直接构成太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太极的本质之一就是“无”。在这里，“无”并不等于虚无或虚空，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概念。它代表一个不可知的存在。

354

“无”意味着什么？“无”意味着这是永远不可能被人们所捕捉、所追踪、所描述（甚至不能被人们所想象）的一种神秘，因而它（“无”）才是宇宙中最高（也最根本）的源泉。“无”决不等于虚空、乌有。

355

太极是可以被人感到的（不过人们认识不了它罢了）！这就是古来一切宗教与哲学起源的来由。“我思故我在，我在故太极存焉”。这句至理名言足以证明太极的存在。

然而，太极的本质：“无”，却是不能被人们感到的。证明“无”确实存在的唯一证据即是：太极的存在以及太极的不可知性。由于这两种性质，“无”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

356

“无”是宇宙中万有之源，也是万神的宗主。

显然，魏晋玄学中的“无”以及老子的“无”与这里讲的“无”决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个“无”是个玄学概念，在科学的批判面前早已破碎，而我这里的“无”，却是不仅经得起现代科学的考察，而且，这一概念的确立，其本身就是从现代科学的盲点上来的。现代科学不仅体现了人类的低能，而且还证明了人类的低能。这就是伟大的“无”的言说在现代复兴的现实基础。故说“太极本无极也”。

357

无极──无常，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

无极──无常，就是易。

易道，无极也；易化，无常也。

358

Ｃ：太极与无我──

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圣人、先知也不可能认识太极，他最多只能对“易”（即太极的一种属性、一种“赜”、一种运化、一个轮回、一个节奏……）有所直觉。从而可能随易而化，从而成为天命的仆人，太极“最有希望”的属性。无数的易化，将导致“终极善”；而这在哪天到来，则我们永远不会知晓。

359

易有二义：一为“赜”、一为“动”。

系辞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道，以行其典礼。

只有具备首生情操的君子才会爱太极。徒有生存欲望的愚民不能真爱太极的：他（或她）发现太极处处不使他（或她）的欲求满意。──除非他成了一个盲人的信徒。只有强权意志的首领也不会真爱太极：他发现太极不使他的强权冲动处处得遂其愿──除非他主动放弃了强权意志！唯有具备上述二者（生存欲望、强权意志）并得以升华的道德情操的持有者──君子，才能真爱太极！因为他即使无能为力与太极合而为一，也已与太极的一个循环──易化过程合而为一并契合莫逆了。他以太极为意志，以易化为欲望；以顺遂它们、做它的奴仆，为它服务而为快乐与幸福，并使“人类”认识它们，使“人类生活”遵循它们的道路。所以，道德情操的君子，不会因为任何态势而对太极有所怀疑，从而动摇对太极真挚的智爱，他深信终极必然美善：因为终极就是唯一的“善”。

人类的所谓善恶都会在终极的关头，被彻底消融，化为一片云雾与光环……

360

即如自杀，意味着生存欲望的毁灭？有些自杀是被强权意志毁灭的，有些则被道德情操毁灭的。但更多的还是被恐惧和绝望毁灭的。自杀并不意味着对生命的反抗，相反，它意味着向生命投降。

在易化──轮回中体现的太极，不是永恒的、完全真实的太极，而是一个特殊易化轮回中的、暂时的、欠缺的、幻变的（或流动的）太极。历史上一切天才所直觉的太极只是后者。真、永、完的太极是不变的，静的；幻、暂、缺的太极是流易的，动的。由于人类只能对后者有直接的觉悟（限于天才人物），故对前者只能通过后者来直觉。可是谁因此而怀疑、甚且否定前者，这只能说他缺乏灵感觉悟和道德情操，尽管他仍不失为一个人。在我看来，后者的存在（是由赜、动二易化来体现的）恰恰显示了前者的超然。当然，越是伟大的目标要达到它也就越困难──太极也是这样。

361

太极学的核心与基础是什么？是“无我”！不论太极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其核心与基础都是“无我”；而无我的前提是无极和无常。唯有无我才能达成一种不为私蔽的洞天，唯有无极才能对人类的智力有正当的估价，唯有无常才能成功一种永不腐朽的中庸伦常。

无我，就能洞悉“太极”──本体

无我，就能把握“随易”──方法

无我，就能知道“局限”──认识

无我，就能觉悟“天命”。所以我们说，无我乃是太极学的核心。无我方能问太极之津，无我方能陶醉，陶醉方能沉潜，沉潜方能反思，反思方知太极。

其实，何只太极学，要言之，人间一切知识、艺术、宗教都是在一种无我乃至无常的前提下，缔造的；否则就无从抵达如此广阔的普遍性，无从企及超凡入圣的境界。

362

“无我”，决不是消极的结果，相反，是积极的结果。无机都是“无我”的、惰性的，因而是被动的；有机界都是自保的，“有我”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有机体是主动的、乾性的！何以呢？因为有机体的自保及“有我”等等，不也正是太极赋予它们的品性吗？

只有“无我”的天才，在这里才完成了一个复卦式的循环：它用“无我”成为主动的、乾元性质的存在！所以“无我”是道德情操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无我者离道德情操的完美，相去尚远。但无我，毕竟体现了道德情操的可能：无我是指脱离了私欲至上，并不是指背离自我意识及自我行为的意思，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363

人类以什么作为“与太极合一”的“道”呢？以“无我”。这决不是道学先生的陈腐的道德说教，可以注释的。真正的无我，基于强烈的有我：生存欲望之强，达于权能的意志，权能的意志之强以至于“无我”，而不是空洞的、苍白的，虚伪的“无我”。所以我们再三告诫：只有脱离私欲的无我境界，才能达到太极学的意境。区区尘世得失，不足以扰乱我们的神经，不足以使我们揆离于神圣的、眩目的太极。

（相对的观念之一为：必须区分哲学与伦理学的不同性质及功用。千百年来人们常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并把这种伦理化了的伪哲学，加以神化、客观化，从而为人类新发展──不论是哲学方面还是伦理学方面──置下了一道障碍。伦理化了的哲学，绝对主义的；哲学化了的伦理，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为了新情势，后人不得不花极大的能力来摧毁它们。在适应了新情势后又令人失望地继续建立一种新的他们曾视为死敌的“哲学体系”。）

364

人类现有的文明，不能再这样盲目逍遥下去了。一种转折历史的声音，正在呼唤！

（我的意思是，既然有人知道自己的学说，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有目的，来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又何必驱使人民群众奉之以神圣化、“客观化”的偶像地位呢？否则，即使能收取一时之效，但逃避不了知识进步给它带来的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

365

伦理学及社会治理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秘密杠杆，长期支配人类精神活动；使不知多少哲学家为了物质的、生存的利益而丧失了精神的升华。难怪这种可悲的状况，必须永世长存、不准改变。难怪人类永不能走出这一段迷途。

但相对主义者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人类不但可能、而且应该超越于物质的、生存的需要；特别是某一时代的狭隘需要。如果我们不超越之，以后物质的基础、生存的需要又何以顺利得逞──除非再来一次流血的革命。

相对主义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人类免于：建立绝对统治──新发展受阻──革命与破坏──建立新绝对……这样可悲的轮回，既不能保证物质的基础、生存的需要，又不能发展精神的冲高。

366

Ｄ：“太极”就是“终极善”。用一个明白而无修饰的词儿来说，就是“结局”──我们应该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新思想：“结局”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我们那些不合于“结局”的那些希望；有毒的并非“结局”的气氛，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有悖于“结局”的口味……

我们应该指着项羽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作为强秦的结束者，来到世间。

他代表了一个终结，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一个体现了“终极善”的惊叹号。

我们应该指着董卓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一举结束了两汉皇族的赖皮统治。

我们应该指着忽必烈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用铁骑荡平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糜烂了的灿烂文化。

我们应该指着张角、刘聪、侯景、李密、黄巢、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毛泽东说：看哪，这才是圣人！因为他们都作为果决的结束者，跃入世界历史；而不是被人当作富丽堂皇的“开国皇帝”来顶礼膜拜。

367

结束比开创更难。结束比开创更不可缺少。一部史诗、一本哲学、一套交响乐、甚至一本儿小说──没有开头只令人感到有些突兀；没有结尾却令人难过、甚至愤怒。

但历史的结束者往往并不讨好。人们把破坏和罪恶判归给他；却把荣耀和功绩留给那些“创造者”。

368

中国的皇帝们，因此僭越僭妄，把仅仅盘踞人间的朝廷，命名为“太极殿”──

其实《中庸》早就给我们以伟大的启迪了，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可见，人的天性是大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便接近太极，便是人生的真道。

369

对女人来说，能使她怀孕的男人就是一个极？对男人来说，能激励他的女人就是一个极？

370

在先秦世界观体系中，原始质地的符号是“--”（阴），原始动力的符号为“─”（阳），二者相交，化生宇宙系统。这一世界观浓缩于《易经》的卦象变化中；复杂的“象”系统，因此象征许多宇宙时空。

但它由于两个基原构成：“——”与“- -”，分别象征着“阳”与“阴”。阳、阴相交，化生万物。原始动力乃是“无”，原始物质并非不是“有”（因为它超出人的直接经验领域），二者相交，才构成最初的“有”（原始存在）。我们所感觉的世界，被认为是从原始存在中渐渐派生出来的。其间，经历了一系列人格化但又是神化的创造：“化生”。中国的“化生”观念全然不同于西方式的“创造”观念。它不是在无中生有，而是自太极孵化世界……原始动力与原始物质相加相荡，才使宇宙进入了“生殖圈”。这“相加相荡”的契机，便是太极。

371

“太极而无极”的命题，并不是中国式的滑头，而是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太极”决不是一个存在着的极点或极顶；而是一项非存在状态。又是一个无形的“契机”。在“是──非”这个悖论中，隐藏着最锐利且最不易卷刃的思想之剑。

372

“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这个表达，实际上是倒置的表达。它的意思是说，八卦这一符号系统（也是人的一切文化之总象征），是由四象（日、月、星、辰）垂范的。而四象（也是一切自然现象的总象征）则由二仪（阴、阳）鼓荡相激而显现。至于二仪，则人莫能究其竟，于是，“太极”作为文化宇宙的总根，就被明哲的人感觉到了。

373

“太极”曾是易学的核心概念。正如“神”是宗教的核心经验。但是，并不只有易学才能开展太极，正如宗教以外的文化（如艺术与科学）同样可以揭示神、亲近神。可怜人们只能感到二仪之后的太极，却无法把握普遍的全息的太极；正如人们只能感到的宇宙的振动，却永远不能追随宇宙的运动。所以人们便需要“易”的观念和它那些多达数千部之巨的阐释系统，以便领略太极之韵。

有了“太极”，易学固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不一定是通向永恒的阶梯，“虔诚的人不一定非得信教不可”。史官闻名的创建者们，在三千年而立下的如此功德，令人迄今感奋不已，有绝对的神与相对的神。人们迄今为止所谈论、所感应的只是相应的神。

374

有主观的神与客观的神。即，神已被人分裂为“观念的神”与“力量的神”。古今哲人所论述的，仅为观念的神；而力量的神是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之中。观念的神是思想之神，力量的神是血液之神。

如果说，神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即某种神圣的高峰体验（所以说，既有“战神”也有“爱神”），那么，人的最佳的生存状态应体现为有神论的向神运动。如果说，神是对“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的压制、磨损，那末，人的最佳生活方式应体现为无神论的背离上帝。前一个神是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结合；后一个神是客观之神与主观之神的结合。

375

神与道并不是两平行的观念。“神”的概念外延要人于“道”。道只是神的一种属性，一种运行的轨迹罢了。道，不可能是神的替身，无论这替身多么抽象，又因抽象而多么玄妙；这不仅由于神是太极，还由于道本身并不包容有关实体的观念。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近乎“规则”的观念，而神却兼容了实体与规则。而为了清晰起见，就得给这种意义的神一个新的王冕──太极之神！

太极之神则是不偏颇、无局限的。它是一切。它是超一切理。它容纳一切神的象而生生不息。所以，它的表现并不绝对。它摒弃关于“它不是一切”的神秘王冠。太极之神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它不仅是观念，也是力量。不仅是人类（与个人）的最高的精神状态（观念、感觉、想象、情感、神秘冲动）之总和，也是人类一切存在形式的交融与复合，它还是被人称为世界、精神形式之总和。

376

“物质的总和”并不构成神！因为“所有物质的总和”只构成神的一些属性，仅为人类感知属性的一部分，人的感知属性还有被称为“性”──“精神”的另一部分。更何况人类感知世界之外还有更广义的神。那是人受限于自己而永远无法洞悉的。

作为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客观化而出现的神──往往是伪的、主观的、非客观的、有限度的神，则不在超神之列。也就是说，因为超神是无法进入语言和思辨的世界的；超神甚至不是康德意义的“物自体”，因为后者仍是一种对全能之伪的描述──所谓“不可知论”还是隐藏了对“知”的伪托！

377

智慧与自知，使人学会避免谈论、客观、真实、无限的绝对之神。太极之神是相对之神，所以它需要变化，需要适时，需要生生。太极之神是在否定中肯定自己的。它的客观性，仅就“普遍的主观”而言。这普遍的主观不是思想统一运动的苦果，而是人的本能一致的甘泉，也就是说，它是作为深刻的遗传资源来到我们中间的。

主观的神具有道德上的权威与纯洁；它的权力来自它的纯正性。客观的神则不受人的道德（这只能是一时一地的道德形式）的框架。它的无比道德或无法被那些受切割为的一时一地的人类碎片所认识。人类一切的道德都不是独立的，而只是那客观的相对之神的各种属性的射线。甚至那否认或反对这射线本源的各种射线（“无神论”）也只是它的一种属性，而且并非“最低贱的属性”。因为神的各种属性就其运动万向而言是并无贵贱之分的。在我看来，客观之神能包容那些否认它、反对它的属性存在──那才证明了它之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雄浑。

378

Ｅ：本能与真理──

本能和气质比理性和智慧对人生更有决定性意义。正如“神”比“通”对哲学的思索更富于启示力一样。知识的模型是按照本能走向塑造的，塑造也是为本能的要求与目的而服务的。人的理性很大程度上是一件装饰品，一种本能满足之后的奢侈。所以，本能的冲动不能或本能的冲动可以自然抵达目的的人们，显得更富于理智。尽管理性的逻辑在为本能的走向进行辩护并提供咨询时，起了主要作用，但在人生的许多时刻，人们是被本能驱使向前而不自觉的。这本能并不神秘，它是宇宙脉息的“回应”。是更广大的生命绵延的点滴“露水”，它是浓缩、锻炼而成的“潜力”。而知识不过是它的延长，犹如武器是胳膊的延长。知识──方法──态度。

知识是“过去的人”的文化遗产，方法则足“活着的人”在运用沉淀下来的知识时，所运用的某种技巧。这两者同样重要。好的方法，可以使坏的知识发挥意料之外的力量，新的知识，可以突破旧的方法的局限性。方法并非万妙灵丹。运用什么方法、如何运用方法、方法运用得精妙与否──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智能和机遇，而且还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而态度之为物，却近乎与生俱来的“先验知识”，是不习而能、不教而会的。例如，在新生儿的身上，就能观察到态度的深刻差异：发育过程，不过是把此项本能上的差异日渐扩大而已。

379

本能比理性显得更可靠、更真实、更亲切；当然人的生存事业虽和人的认识事业格格不入，但它们对于本能的依赖，却是同一的。有人说，本能消亡的一天就是超人的理想实现的一天。但这很值得怀疑。除非，超人不再是一种生命形式。只要超人仍是一种生命形式，那么，那就意味本能的增强与成熟而不意味着本能的消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类乎！

就生物的人而言（不论是否超人），本能的重要性在于：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认识”仅仅是通向生存。人时刻生活于“认识”、“思维”等意识状态之外（而且，这毕竟占据了人生的人部分时间），但只要他活着──就没有一分一秒不在“生存”状态中。这是严峻的事实。这说明人的理性和意识不仅脆弱、不稳，而且无法独立。

真理就其本意而言必然是自明的、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实体性的绵延而自成一体的。这种意义的真理当然是绝对的。可憎，这种真理却也是相对的人无从领受更无以用语言和思辨去把握的。

生命体之不同于无机体，就在于它们不仅受“物理规则”的支配，还受“生理规则”的支配。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受“真理”的支配，还受“本能”的支配：而常常，他们是从本能去反思真理的！生命体不只是被动地受支配，而是生动地（尽管也是一种适应）求生存。不存在种族之分，也不存在文化之分、阶级之分、智愚之分。相反，支配这里一切的是全人类通用的功利准则。

人与其它生物的差别仅仅在于形式：他不仅求生序，而且还求计华。即人的存在形式不仅是实体性的，还是观念性的。天才与凡人的区别也不过就是观念性的抽象与否。例如，天才作为精神上的妖怪，可以为了某种精神上、观念上的冲力，而舍去物欲，甚至舍去肉体的生存。于是，天才的特性就显示了更高一层的生物进化，成为“生命物质”存在的稀有品种。但这决不等于说，人的真理化身──天才──是一种丧失了本能的精怪！相反，天才的本能总量却要较凡人更强，只是形态和方向发生了突变而已，本能与真理，从来都是互为表里的。

这个惊心动魄的进程，这个“无机”──“有机”、“生命”──“死亡”、“植物──动物”、“人──天才”的变奏。难道你到头来只是一个零吗？

难道这些满注着天意的戏剧性磨难，只是“正负值相抵”？

难道在这进程之中的人与天才竟是和草木鱼虫等值的吗？

难道因其起源与归宿的相似性，就认定他们与它们之间的“过程意义”也全然一致吗？

不。尽管我们的头脑承认了这无可奈何的事实，我们的良心却还在激烈地反对着、抗辩着，我们的本能并开始反抗我们的真理了。

380

Ｆ：善与向善的运动──

善恶问题是困扰的良心的永久性难题。正如利害问题是困扰人的头脑的永久性难题？这是一个永远在游漾的目标，有时你仿佛捉住了它，但突然间它又躲开了。

善与恶是相对的。有时善可视为恶；有时恶又可视为善。多数人的意见和历史上的评定，常被当作善恶的准则。然而，多数人的意见是一种风潮，是天下最为变换无定的洞悉。而历史上的评定，常常不过是掌权者的利刃给书写的符篆。──这能不是相对的吗？

存在者的苦难对存在者而言诚然是一种“恶”。但谁又能断言它不可能是善的独特形式呢！也许由于神意──即终极善──我们必须吃苦，必得蒙尘。若果这样，我们的苦难岂不成了一种广大无边的幸福──这献给天地之主的最纯净、最有内涵的祭品！由于遭受苦难而发出的悲号，却会玷污祭品，使它失去纯洁之美。而以耻为荣、以苦为乐，也未免过于矫情了；这也会使祭品失去美质。最好的祭品是安于自己的命运，安于终极之前的广大无边的磨难。

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上，一个冰封的洞窟中，有位九岁的男孩静静躺着，他在两千年被献给山神。迄今，他那美而纯净的身体，还是优雅地静卧在那天地之宁。

在神（即人的最为神圣的高峰体验）看来，善与恶实际上并不对立──因为恶的范畴外延比善要大得多。除非那善是终极的善。“只有一点是善的，却有九十九点是恶的”──这是适用了各种状态的评语。善是不变的绝对，恶只是那应被消除的不稳的相对。善为“是”，恶为“不是”；世界上“是”少而“不是”多，故恶满溢而善难得。

381

有两种必然性：

a，神的存在的必然（“我思故神在”）。

b，神的运动必然向善（“神在故我向善”。）因为神与善是同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位神便有多少种善；善的极致即是神，神的运动即是善。

382

太极在运动中。太极的运动具有必然向善的性质，这使历史运动中（这也是的一种属性）出现的某些“恶”消融于终极善的海涵之中。于是。恶不仅对善而言最终是相对的，而且本身也只是促进相对的道路。善则不然，善是绝对的。因为善虽然可能被另一些人们重新评价为恶，但由于它是被当作目的而供养、遵循的，所以它终非枝蔓，而是根本。根本的就是善的；被恪守的，就是善的；有创造力的，就是善的。所以，善的子孙可以沦落恶的风尘，但善本身不能沦为恶。

383

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

一切恶，将被太极的不言而喻的善的意图所，消融，而归于那无所不包的内涵与终极。

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地，就在于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攫取某种高峰体验：这就是“向善运动”。而“听从神的意旨”，这就是认识太极并与之合一。

人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

高峰状态，就是体认了太极并与太极合一，这就是超越了永生。

384

对于基督徒来说，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耶稣的福音所指明了的。但对多神教徒来说，得救的道路却有无数。有多少位神，就有多少种善；就有多少条得救之路。所以一神教的道路稀少，多神教的道路繁多。

我们这个时代，是所谓的多元时代；不论在国际间，还是在一国内。而多元，实际上就是多神。例如今天的西方社会，因此也由一神教向多神教倒退。结果，博取形形色色之神的恩宠和爱，也就成了各种宗教仪式，甚至许多哲学活动的努力之所在。

385

Ｇ：太极之爱与对太极之爱──

太极之爱不同于人的爱，因为这种爱不以人的感情好恶为基础；也不以人式的爱抚和爱欲为其表现形式。用日常语言可以称之为“亲和”，“向心”，“融化”等等……太极的爱是唯一的，却又是普施的：太极之爱的本质是平等的，但表现形式又形成等差，它“因材施教”──这是真合易道的自然。

太极不仅爱人类、爱动物、植物以至于无机物，也爱虚空、爱精神世界，爱人的优雅的文化。这爱的传达并不遵循神秘途径，而是诉诸最普通的日常形式──它让你各得其所而已。“见仁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对太极之爱的最有趣最生动的描述。

人对太极的爱，则一如人希望太极对人的爱一样，是“多歧路”的。人的不平等和歧异性，人的无恒心和对太极的态度的暧昧，使人如此。这就不免使人在太极面前永远是狭小的、愚昧的、变节的以及罪恶污秽的。

386

回眸历史，每个个人对神的爱，也是如此的不稳定、多歧路，而且还彼此冲突。人永远在神的面前控诉甚至诅咒自己的同类，以便劫夺更多的神爱及恩宠。每个个人对神的“爱”，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他对同类的态度。对神的存在缺乏感受与认同，实际上也就是缺乏对神和人的爱。

有些被称为无神论者的思想者，实际并非真的无神论者，只是他们往往崇拜神的一些属性：诸如力量、德行、荣耀或人际关系和某种观念等等。科学主义者，是崇拜科学（神的一种属性）犹如崇拜上帝的人。不懂得神的整体性的庄严美丽，就会产生这一危险：使人沦为科学主义那样的恋物癖患者。

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是比怀疑论者走得更远的无信仰者，是道德堤防完全溃决了的世纪末之子、黑暗之子。在这一点上，有些信徒也并不比他们高明──大多数教徒是躲在信仰壁垒后面的死人，是因胆怯或贪婪而伪装起来的“承认上帝的无神论者”。

387

“努力学习用神的眼来观看世界”──这对人而言，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梦，对此凿凿而言的人，不过是神汉或骗子罢了。说到底，人只能用自己思想中的“神之眼”来看世界，即用自己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那个最崇高最无私的精神境地来设想神是怎样看世界的，而不可能真的像神一样来看世界。否则，神岂不太差劲了吗？岂不和神汉等同了吗？

神不是神汉！因为人与人是那样不同，哪里有一位经过全体人类认同的神？于是，神汉神棍嘴里的“神的眼”，仍旧不过是人的眼──而且，往往还是一双更差劲的眼，更贪婪的眼，更胆怯的眼：神汉神棍们的贼眼。

中国人的“敬神”之心，也因此需要受到重新掂量。

神，不是民间崇拜中“鬼神”、“巫鬼”甚至“神明”的同义语；敬神，不是为了乞福（常人或教徒）或乞食（神汉或巫婆）。

388

谁爱神、敬神，却又是因为希求什么，那他必定不是真爱神、真敬神；因为他还不曾对神产生任何稳定的知识，他还不知道神的能力就在自己身上。而敬神，就会体现为自重，体现为尊重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滥用自己，等等。同样，希求回报的爱，最终只是一种尘世的爱欲，一种自爱罢了。对神的真实的爱，呼唤一种“当作自己已经死去的爱”，“因此只能是无偏无袒的爱”、“某种类似王道使命的爱”──它将建立在吞食并消解个人情爱和世俗爱欲的基础上！

389

生物的本能告诉人类。有关神的那些神圣而雄浑、美好而无限的观念，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的。

然而，只要人还带有生物性的遗留（甚至连受到令人赞美的那个“个性”，也是肉欲的遗留），人就无法全然与神合一。“客观的神”的超然价值就在于：为不同的人提供了可能一致的标尺。

390

向善与终极之善──

一切运动都是向着某个终点运动。

一切运动因此都不失为“向善的运动”。属于终点的，最终就是属于神的，因此不能不就是善的。

而勇于迎接死亡的，就是证明为合乎真且美的。

一切运动都趋向于“善终”。迫于生存和（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认识的压力，才割裂并区别了它们！

“救世”，不过是太极的这一属性对那一属性的攻击、压制。

391

由于人的生物性局限，不大可能直接观照太极。但人通过坚忍、劳役和虔修，满怀希望与热忱，还是能够不断接近太极、力求与太极合一：这就构成了人类不可自抑的向善运动。这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喜悦。

人虽然不能直接观照太极，却能间接了悟太极──这与科学的认识并不矛盾，而且互为促进。

接近太极的“返本向善的运动”，可以使人破除偏执、变得完善。

392

人所知觉、意识、想象的一切，包括人自身的一切流异变形。每一个瞬间和每一次闪光──都是太极的属性，人透过自身，透过对自身的认识，也即透过对太极属性的认识，得以间接地结识太极！

“太极的属性”不同于“太极的一部分”。消灭太极属性，却无损于太极的完满性。佛教徒“不可杀生”的诫命，是建立在一种与此相反的因果报应之上，因此也是建立在隘见与自私之上，因而不足取法。

如果太极的属性之总和，即是太极本身，那么，世界末日岂不也成了太极的忌日？这太荒唐了。

393

──太极派生了世界，但太极并不是世界。

太极是唯一的、完满的、自在的。对太极而言，时间与空间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对太极的各种属性而言（如，对人而言）时空才有了意义。太极无始无终，故时间归于虚无，消解于太极；太极无边无际，故空间归于虚无、溶化于太极。对太极进行阐释的易道，以时空观念为经纬（卦是时空的综合：是空间显示了时间），溶时空于卦象，所以《系辞》又称易道为“神道”：“圣人以神道设教。”

394

太极之神，非人格之神。人格神是“存在的象征”；相反，太极之神是“非存在的象征”。它是来审判存在之神、人格之神的。它是超神之神。

非人格化的太极之神，出人意料地并不缺乏亲和之力。这是因为，它虽然激起寻常的宗教感情，但却基于人性中趋前的本能，而发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引导人向前即向终极眺望；这就自然形成了亲近太极（同时也敬畏太极）的倾向。

395

“太极的无始无终”与“太极的终极善”并无冲突。无始无终，是指太极自身的特性。终极善，是就太极与属性间的关系而言；而善，主要是指宇宙（时空）循环的终结，这循环是漫长的，类似“永恒”的过程……

396

合乎太极的生存方式要求一种“哲学上的纯粹运动”。它所意识的“纯粹”，是回溯的结果，而不是分化的源头。这与一切世俗的偏见正好相反。以往的偏见总是说“先有纯粹，后有分化”……。这是复古主义的邪说，是祖先崇拜孵化出来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应消除的思想软骨症。

397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中国民族精神”并不像蒙古巢穴北京的大白菜那样，储存于某个过去的地窑里；而是宛如向日葵，紧紧追随未来的阳光。

只有通过我们的创造，中国精神才得以纯净？

只有通过为牺牲而牺牲的宗教性游乐，独立不羁的、富有尊荣的、活生生而又完满的精神中国──才会生长起来？

398

终极之善，位于世俗之善的彼岸，也位于神圣之善的彼岸。终极之善，既是否决黑暗的，也是否决光明的，还是否决这明暗二神对垒的波斯玩艺儿的。超然之善，是对善恶两造的批判与消解，是取消了正值与负值之差的终极性圆融！它把善神的生命，掀入世界之水中，杀死了善神却改良了生命之水，谁能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过程，不合乎创世的原始教义呢？

终极之善的降临这一前景，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怕，甚至视为万恶之尤。人们视之为阴惨，而超神之神可以视之为终极之美、终极之善。因为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不散的宴席超乎苦役，而不再是筵席了。事物的结局，比事物的开端，更显庄严之美；甚至比事物的过程，更多哲学之韵。句号是一切文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爱书者欣慰的符号。

399

大多数人受限于生物性，难以领悟神意，亦难以接近终极美善的启示。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作为──其极致状态是“类”的生存与繁荣──区别善恶。除此而外，人们只是虚空。

而且，即使在“终极善”上，也可能沾染了流俗的不洁：最可怕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人意冒充神意。神汉神棍的人意，不论是多少钱权交易的集合，也不论是什么唬人意念的拼盘──都与“终极善”有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消解，是精神世界的倒叙法则：它从结局出发，来判断过程并审理开端的合理性：它是以“死”来思考并策划“生”的。

400

Ｉ：太极与太极的属性

我们可以把太极之神的属性比做太阳的光芒，古埃及的至上“拉”神（太阳神）有十数个不同的名字，清晨、日午、黄昏的太阳神，各有不同的名号。太极具有无限可能的属性。

太极超于太阳又宛如太阳，太极的属性宛如阳光的射线；有了太阳就必有射线，但遮蔽射线却不能遮蔽太阳。太极是唯一的、完满的、自在的。太阳会衰灭，太极却恒久；太极的属性因此生生不息。

401

人作为存在的太极属性，领域之广，形式之繁、绵延之长，兴灭之壮观瞻──超乎人类全体的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更难以全体人类的理解力穷其究竟。在这纷繁的世界上，人因此成了最大意义的被动。

人又是一种不甘于被动的生物。他要在大被动中寻求并创造自己的小小的主动。世界之瓜，于是被强扭下来了。但强扭的瓜，总是不甜的，人于是变得格外饥渴，要自行去造作一种甘甜。人的甘甜，就是他的文化、他的哲学。人虽不能想象和理解世界，但他却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如观念的世界，人用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把世界之瓜做成了一种蜜饯，一枚只有他自己乐意品尝的庞大禁果。这禁果产自背离太极的运动；它将在最后审判中被消解。消解这世界之毒的救世主，自己也将在这之后遭到审判，归于无形。

402

走极端“之”字形地前进。一种弯路上的祝福与怀念。不知疲倦地试验。属性之间的交流与丰产。所有这一切都将使向善的终极运动获得动力。过程（这个“就是一切”的真主？），变得更活跃，更丰富，更有弹性，更富于突破力。

403

人是太极的一种属性，人感觉到太极的其它属性，无论在实体意义还是观念意义上，都与人互渗。否则我们便不能感知它们，而且它们（一些属性）对我们（另一些属性）而言根本就无法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样：去此无彼，去彼无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相交织一起。那么，除了人之外的世界其它属性之间是否也有这种互渗呢？答案是肯定的。仿佛万物有灵。

第一，实体意义的。各种属性间的“联系”早已被知觉和生活的经验所证实。例如，我们知道木柴达到一定的温度就会燃烧，糖可以溶解于水，等等。

第二，观念意义的。各种属性被人的理解力纽结成一个巨大无匹的网络。它们之作为太极的属性，是经由人的思想能力而确认的。甚至毫无改变。可是人的“自保──区分对象物”的本能却在此陷入了矛盾状态，它既瓜分了世界之瓜（这有利于它的消化过程），又得在瓜的碎片之间寻找关系（这有利于贮存活动，实用的或思辨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整合出一个伪托的世界之瓜──号称“世界观”或“文化模式”。

由此我们知道，世界观决不是世界。

人对属性的认识决不是属性本身。

404

太极的道路与其说是智慧，还不如说是虔诚。“智性无力把握的，就得求助于天启。”

人与人之间正如人与太极的其它属性之间亦有互渗。不仅人的遗传资源互渗，人的文化也互渗。而科学或学科的使命，正在于区分这些互渗，分解其一体性，从而提示类的特性，研究有意义的个案。在哲学看来，人与人何其相似；但在科学看来，人与人的差别才是社会和人本身进化的杠杆。没有差别，便没有动力；没有差别，便没有流向。在空气与液体的运动中百试不爽这一现象，在人世间也同样可以看到。

人与人在生理、心理、社会形态诸如层次的差别越大，社会与文化的动力也就越强，向善运动的朝气也就越盛。

405

在哲学上，我们爱太极也爱太极的属性──一切人。

但在社会上，滥用泛爱众的平等观念，却是十足的假冒为善。

“爱的原则”（而不是“爱的实践”！）将阻滞向善运动，因为消解了动力之源。为了接近与太极合一的境界，应以最优秀的效率、最美观的坚韧去推进任何一种运动。推动就是善。只有各种力量的自由发展，各种精神的自由会演，方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的生物限制，从而达到人所未曾设想的高度。

406

太极的各种属性其命定的运动中日益远离其宗主，在走向无穷时空的途中易化，经历形式的转换而达到本质的消亡。与此同时，它又在本质的消亡中，实现形式的再生，以致回归于太极。于是，新的属性又从太极重新出发。这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穿梭运动，一个双向的周而复始，一个无与伦比的浩大循环。太极不仅是其一切属性的源泉，也是其易化的契机。这是不能用日常语言中的“出发”、“回到”来加以设想的；只是在隐喻意义上才可以这样说。

407

属性在太极中穿巡不已。属性的总量在太极中既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太极的“本质”因而在化中不易，在万物的沉沦、衰变中，长葆秀气。属性远离太极而丝毫无损于人的完满；属性回归太极，而太极亦无滞胀。它就像大海，不会因水气蒸发而浅落，不会因百川灌注而盈余，不会因潮汐起伏而改变自己的本相。

408

太极的一切属性在易化的契机中，必定重新回到太极。犹如古代神话中死去的灵魂，在其再度投胎之前，必定涉过忘川，回归阴曹地府，以便重新登记，以便重获生机。所以，富于生机的灵魂并不是畏惧死亡，他以死亡为赎罪祭；他的赎罪方式就是回归宗主，汲取力量，洗涤生存的污染。对他来说，“视死如归”当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姿态（如临刑前高呼“XXX万岁！”──“XXXXX万岁！”──“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云云，以壮观瞻），也不仅仅是一个单项的返家休息，如庄子所谓的“南面王之乐”……而是为卷土重来，开辟一个新的流程！他祝福死亡，一如祝福诞生，他祭祀亡灵，胜过养育生人，因为死比生，更亲近生之源泉！

这就是中国式智慧（“慎终追远”、“风水崇拜”）的谜底？

409

作为太极之属性的世界，欲长葆不生不灭、无始无终，性固长存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生生灭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却变不离宗的存在方式，显示了非在却超然的太极。（宗即是“道”、“规律”、“法则”、“命运之网”……）

410

如果承认人及与人相关的一切，都是太极的属性，那么，随着时空易化所显示的人的“太极感”，就不是本末倒置的幻觉，而是一种灵异之先觉了。如此，则人类“创造”的一切，实在是人在自然律这一太极属性支配下，盲目地即“不自由主”地做出的一些业绩，即神所派生的另一些属性……

另方面，太极的属性从太极出发，不免距离太极日益遥远，这趋势导致存在物（如人与人的相关的一切）像恐龙和众多古生物那样，消失在渺杳的时空中。谁对此感到灰心，就应与之力争──变离心运动为向心运动。（注意，上面这样表达只是一个比喻。）

向心运动是一项难得的特权，因其艰辛而不易为凡夫俗子所喜爱。向心运动，面对“自我中心”的生物局限逆流而上，因此不能给人带来益处，不会令人羡慕。

──“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然而，对向心者而言，牺牲就是福祉。

411

Ｊ：审判上帝和救主？──

人生的智慧就是在各种属性间自行取舍。

属性之作为“属性”，是同等的。但除此之外，则毫无共同之处。

把因远离太极而归于沉沦的“属性”，和亲近太极而得升腾的“属性”，等量齐观，是颓废的。但把这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也是偏执。

太极无所不在。那亲近它的，并不能与之全然合一（否则“有”就复归于“无”了）；那远离它的，也不能与之脱离干系（否则“存在”就沦入“黑洞”了）。也许，那远离它的比那亲近它的，更能现实太极的引力？这种引力，是注定要来审判有形的上帝和偶像化的教主的。

412

太极，是对“最后审判”进行审判的审判者！

413

审判上帝与教主？这不仅是对救世观念的消解，且是中国思想从欧洲阴影下获得解放的标志！

──基督教的审判，是大团圆式的许诺，只有重点、有标志的重点；而对救主进行的审判，则是悲剧式的“众神的末日”，是无终点、无标志的终点。──“太极本无极也”。

414

世界末日是最后审判？然而，与《启示录》（关于最后审判只是一幕简短、痛快的活报剧）的假设相反，最后审判是一个漫长得如同世界过程本身那样漫长的过程。其使命是以审判的过程清算并反对这个世界的过程！但最后审判也有其末日，只有等到其末日之后，终极美善才会降临。

415

终极的美善位于人的想象与理想的彼岸，甚至位于神启（“启示录”）的彼岸，是超神之神。

终极的美善不仅清算世界，也要清算“最后审判”。所以，有关终极美善的故事，不是人的笔所能记录的。有关终极美善的曲折，不是人的口舌所能宣说的，谁还有启示录可以彪炳史策呢。

416

终极的美善，不是人的终极，而是包括世界过程的终极，和最后审判过程的终极，这两大阶段……

终极的美善，则只在终极显现，即在世界和审判的终结之后显现。因此，终极善不再可能许诺任何世俗的福利或神圣的荣耀。终极的美善虽然因此不合世俗的口味或神圣的诛求，但也因此不再会褪色、永无陈腐。

终极的美善，是太极自身运动的句号。所以，它必然包括、消解前此的（世界），和此后的（上帝、教主，最后的审判）──审判上帝和救世主的，不是力量，更不是道义，而是过程。

417

我们的《超启示录》将指向，审判世界之后的那个过程。以前的救药所消弭的世界之毒，被制服之后，庄严圣洁，淡化为过眼烟云。

“审判上帝和救世主”这一隐喻的含义，是指对欧美世界的最核心价值，进行审判。中国人还没有成为教徒，但现代中国人却中了教徒（如神学生黑格尔、斯大林）脱胎而来的世俗教义的世纪之毒。

“审判”的命题也就自然涵盖了有关的变种，如各种乌托邦理论，虚无主义和拜物教。这不关传统中国人的事，而是欧美人的事，也是深受欧美观念之害的现代中国人的凄惨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曾经分化为“东欧蒙古集团”和“北大西洋联盟”两半。

由此，冒充为世界主流的欧美，将还其为区域性文化支流的本来面目。

418

仅仅宣布“上帝死了”是远远不够的。死去的人尚且都可能复活，何况死去的上帝？谁能保证上帝死不复生？

审判死去的上帝？以便做出法定的结论？

谁是亵渎神灵者？谁拿上帝寻开心？

我们只是预见而不是宣扬“审判上帝与救世主”──这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表演，而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刻不容缓的“新的文化之战”的需要？

419

“救世”的行动和口号有无必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还是不堪拯救的？

救世的活动，是使人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变坏）而不是前者（变好）。

救世党之供奉上帝（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神学生之信仰安拉──作者2001年注），以最后审判的大恐怖（这决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如城市游击队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作者补注）和千福年的大许愿（这决不仅仅以托洛茨基为始作俑者），眩惑人心。试想，对这样的“上帝和救主”，如果不审判之，法国人预言的恐怖大王是不难征服世界的。

（如果“恐怖份子的安拉”不划上一个句号，整个世界岂不沦为一个屠场？──如穆斯林城市游击队西元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行动的千倍花样万倍规模。──作者补注）

420

一个不断流血、不断折磨甚至不断受骗的大祭坛，并不是天国。

不与托洛茨基们划清界线，中国就永无宁日？

421

Ｋ：太极的皈依者──

“世界的本质”，就是“神秘”的别名。

人们探讨着、穷追着“世界的本质”──为的是它不可理解，甚至并不“存在”。

一切“本质论”趋向的目标──一面是论者的希望，一面是论者的自白。若有人宣告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等于宣布他希望世界仅仅是物质，此外他也供认出了自己就是一块物质。若有人说“世界的本质是追求权力的意志”，等于宣布他希望世界仅仅是强权意志，他还以此把自己定性为一个强权意志。

若有人说，“世界没有本质”。这除了说他认为世界无可救药之外，还说他对自己也很惶惑、充满怀疑情绪。

我们的思考者和阅读者群，你认为世界的本质又是如何？

422

我们遥遥相对的那个神秘，永远如一的磐石般坚固。而人，不过像光电气流似的瞬息而过，变动不居。以此（人）解彼（神秘），岂非痴人说梦？

谁也看不见太极的存在？但众多属性的历历在目，如太阳的高悬，向人们昭示了本原的存在。

个别的、纷扰的、抵牾的现象，与那纯一的、宁静的、谐和的本体──不仅共生，而且合一。太极像一面巨镜般的湖。万物万象都像小舟，星罗棋布在太极之海上。太极波起，万物鼓荡；太极波息、万象宁寂。

还有什么疑问？

423

谁能产生认识太极、亲近太极、与太极合一的动力，谁就是命运的宠儿。即便你拥抱的只是主观的神，也仍然可以获得一种奇妙的神力，从此获得再生之能。

“永生是人可以设想的长生不老之类肉体生命的无限绵延？”其实，永生不过是极为疲塌的旅程，是加满了淡水的琼浆罢了，如果没有节奏与变化，那么永生岂非被死气笼罩？

但是，再生却是生命本生的不断更新，是又一行路的开始，是一杯琼浆接着一杯琼浆……永生是理想，再生则是事实，一个被新颖节奏，区分成优雅章回的一千零一夜……

424

伟大灵魂的撕裂感，来自宇宙深处分化出来奔涌而至的形形色色的外力。他能平衡它们吗？生命能抵御死亡的压力？空间能战胜时间的折磨？他想回到母体中去。然而，母体已把他抛弃了。他必须靠自己支撑下去。否则他只有沦落为宇宙湍流下的浪子，飘零为世界冰雹中的游客。

425

太极的皈依者！

你的命运，却是回不到太极的荫庇之中去！如果回去了，你就消亡了，也就“不再是苏格拉底了，而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如果你存在，也就始终保持着，远离太极的走向；始终徘徊在，太极之外。于是，你只能实现，一种精神上的皈依！这皈依，仿佛是镇静剂，安慰了你的游离，使你的心境，在乱世之迷雾中，重归澄明。

现象世界的磨难、打击与毁灭诚然是令人难堪的。但太极的信徒，却可以不为所动。他虽然是一个人，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生物性光电气流的承载体──可是他的希望却不寄托在个别的现象与属性上，而是寄托在那整体的雄浑上。所以，他的寄托是不会跌落的，他不受幻灭之感的蹂躏与摧残。

426

太极的皈依者！

对死亡的恐惧，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没有一桩哲学及事业不是源于死亡的恐惧？

死亡恐惧创造了通向太极的精神甬道？

死亡恐惧触发了朝向太极的挚爱？“恐惧”因此成了“勇毅”的先导。正如佛教可以为屠夫洗去良心的不安。基督的博爱鼓起十字军将士攻城略地的热情。

佛教以其精妙的慈悲平衡了生命的恶；太极之神以其死亡的恐怖传播了终极的善──这是一对富于戏剧性的哲学故事。

427

太极的皈依者！

气概或是力──冲决灵与肉诸多奴役的力；展开一条通向太极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也行走着形形色色的恶人，但这毕竟是匆匆的过客，是瞬息而逝的泡沫。这条路的尽头是终极之美善；目标的诱惑，使过程充满了关于意义的想象之境──终极的美善，使路上的辛劳，成为福禄。罪恶，在终极之美善的无限仁慈中淡出、化为乌有；犹如苦痛，在追求新的生命的狂欢中，消融。

太极的皈依者！

新的生命，当然比死亡的麻木，更多痛苦。因为他需要做出新的适应，而弥漫在过程中的痛苦，显然是死亡的寂静所没有的。但死与生相比，谁更好呢？

428

太极的皈依者！

人生的“爱”、“美感”、“快乐”……对太极的庄严构成了挑战？不。

不论如何，它们也使太极的庄严获得了印证。一个事物越是深入人心，那么，能够消解它的力量，也就越惊心动魄。作为动物的世俗人，是极易受到生活之乐的引诱的。他的眩迷，他的蛊惑，创造了他的爱──美感──快乐……但若不经历这一切，我们又怎能领会太极的庄严，并让这种庄严浸满我们的全部心身呢？

429

太极的皈依者！

最真的知识、最透彻的人生体验──是亲近太极。

太极的皈依者！

接受太极。以太极为前提，而不是以动物性自体为前提──我们便能轻而易举地抗拒生活中的风霜雨雪。

太极的皈依者！

理解了自体的短暂、不定和无谓，我们会变得坦荡，不那么患得患失。

什么可以使沉重的生活变得轻松？什么可以给悲剧注入笑谑与幽默？哪怕这幽默是黑色的！

最真的因而最不易动摇的爱──来自太极之神的相通；

最真的因而最不易变质的美感──是内心深处对太极无形色、无光暗之圣容的瞻仰……也许，这也就是太极之神本身？

最真的因而无法驱散的欢乐，是获取太极圣品时分的悄然独喜。

不可分割的善！无法分享的美！难以分化的快乐！只有太极之神，方能“予与此秘”。

太极的皈依者！

结语

*一、三个“人”**

000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微微发亮了。一切都仍不清晰，懵懵懂懂。

从山那边，跌跌撞撞走过来三个人。

他们结伴而行，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来历不同，去向各异。但他们现在却一起行走。

──“自由了！”他们激动地欢呼。

他们刚刚从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逃了出来。那座圣殿久已衰颓，几乎倾倒。漫长的居留也使他们厌烦，继续呆下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决计出逃。

他们不愿被人看作忘恩负义之徒，那教堂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们。他们也不愿被当作逃兵，因为他们毕竟在那儿生活过、希望过。于是，他们便在出逃时分，炸掉那座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看庞大的教堂隆然倒下，他们心里有些懊丧，但旋即又被疯狂充满。从冒烟的废墟旁走掉，心中洋溢着未来的懂惯：这场冒险，是多大的人生乐事！

阴郁的往日，往日的罪恶，随这庞然大物的倾倒而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们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热烈争论，有时强辩，甚至互相咆哮，龇牙咧嘴，但最后达成了一顶协议：

“我们犯了破坏罪，炸掉千万群众心中的偶像。我们成了世界的罪人，十恶不赦。现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成为世界法庭甚至群众私刑的猎物！

为了自救，因此，我们必须：

A、宣传我们的主义；

B、说服群众并鼓动群众效仿我们；

C、唤醒人民的兽性，让他们在陶醉中忘掉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就将从破坏的罪人，变为创造历史的圣人。

听说，在大地的另头，有许多无首的龙群。我们要去征服它、统领它、催促它们开辟一个新世界、新纪元。时间紧急，我们不能再等待！只争朝夕，现在就出发！”

他们三人在晨曦迷茫中，消失远方……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姓氏，谁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但热爱他们的后人，为他们编了一大段传奇，为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人本主义”，一个叫“启蒙主义”，一个叫“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性情和顺，面色腼腆，常有不忍之心，对一切人和人造物，都怀有怜悯、同情。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幸福”。

“启蒙主义”，性情沉静，但急功近利。他尊崇人类，在他眼中，人是次神；甚至简直就是神！“一切神不都是人造的吗？”他想，“人在实际上，还高于一切神呢！”他认为，宇宙应以人为中心，万物应为人民服务，人是一切的标尺──而人本主义的职责，就是给人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福利。

“科学主义”温文儒雅，好古博今，常有奇思异想，对一切都怀抱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视人类为万物之灵，相信天造地设之钟秀。他认为，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赋予人生以“光荣”。

天色大亮了。现在他们都能彼此看清楚了。他们贪婪地彼此打量着，带着好奇、仰慕，夹杂着疑虑和信心……他们互相估量，静默无言地盘算……

科学主义第一个开口：“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才有力量。”“是的，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多么荣耀。”启蒙主义应道。“我们结成了一个团体！这样幸福！”人本主义说。

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三头六臂的新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我们平等，我们互爱，我们自由。”

他们急切兴奋地发誓。

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不是印度教的三位一体（梵天、毗纽、湿婆），

而是新人的三位一体。

“我是圣父。”人本主义说。

“我是圣灵。”启蒙主义说。

“我是圣子。”科学主义说。

“我是梵天。”人本主义说。

“我是毗纽。”启蒙主义说。

“我是湿婆。”科学主义说。

“我们一同前进，死不分离。”他们赌咒发誓。

彼此彼此的命运便他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不再有龇牙咧嘴地咆哮。

他们共同感到互相依存的急迫。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荣誉的保障。”

“团结永远指示幸福的方向。”

“团结！团结！！团结！！！”他们说。

他们经过了许多险阻。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勇往直前，也有怯阵规避。他们横越整片整片的大陆。他们从一个星球奔向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龙的大地，只找到一些蟒蛇。

渐渐，他们疲累了，而征程似乎无休无止，险阻越来越多。困难、劳累，使他们暴躁，于是他们干了许多残忍的事。他们想用残忍来克服自己、击败世界、征服宇宙。

有一天，人本主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幸福。我们肯定找不到‘幸福’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找到它，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无穷无尽的苦痛。”

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急切地说服他：“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我们还可以找到光荣！”

“那有什么用？要是没有‘人的幸福’──一切权力和光荣都是空洞的！”人本主义反驳道。

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最后，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议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除人本主义在“三位一体”里的平等权利，并立即驱逐。过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安全，于是，他们宣布判处人本主义以死刑──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

这样，人本主义被赶了出去，杀死了，遗弃在路旁。

剩下来的两个人又前进了，

谁知，他们遇到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或是他们越来越衰弱了！尽管他们又干了许多残忍的勾当，犯下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干出更多更卑鄙的事来，卑鄙得令人作呕，连他们自己也暗皱眉头。

有一天，启蒙主义终于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光荣’。我们找不到‘光荣’了。我们离‘光荣’越来越远。现在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创造更多的卑劣、无穷的下贱！”

“你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呢！难道‘权力’不比‘光荣’好吗？没有权力，就没有光荣，有了权力，就能俘虏一切光荣！”科学主义宽慰他。

“有了‘权力’就有了‘光荣’？牺牲人格的‘权力’我不要！”

启蒙主义激烈地抗辩。

“那我就要开除你！”科学主义说。

“你无权！我和你都平等。一对一不能开除。”

“一对一怎么不能开除呢？还能判决呢！真理只有一个，科学有终审的权力。”科学主义说完，再也等不及对方同意，就把他一枪打死，扔在荒野里了。他觉得这十分过瘾开心，尤其合乎“科学至上”的精神。

现在，科学主义一个人勇敢地前进。他坚信自己就是神的继承人。他坚信这个世界有一张为他铺好的红色地毯，等待他兴高采烈地跳跃、践踏……

他不怕残忍，他不惜卑鄙，他只要权力。

他带着已有的权力，向新的权力驰骋。他运用自如，一度有希望扭转乾坤。然而渐渐地，他感到中气不足，慢慢不支了。在朦胧中他似乎感到，“幸福”和“光荣”也是一种“权力”啊……如果没有幸福与光荣，现实的权力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充实。

他好像有点后悔自己杀死了两个同伙的暴行。尽管那经过了“合法的、必要的审判程序”。然而，死者怎能复生？所以他不能再同情那位向往幸福的人本主义，也不能再怜悯那争取光荣的启蒙主义，他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力而犹疑……

他精疲力竭地爬着，爬着……

天色渐渐沉暗下来……

他还在下意识地向前爬着。靠着习惯和惯性，机械地爬着。靠着对于权力的无限信念，他继续前进。

四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满意了。“我的权力征服了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属于我也仅仅属于我的人类服务的，因为承认我的至上权威的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

……那是什么？

他大吃一惊！

困惑中到处张望，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眼花缭乱吗？不是，分明不是！

──在他前面静静躺卧着，他和同志们曾经齐心协力炸掉的那个旧教堂的废墟……原来，远征了多年，他又转回来了，围绕地球一圈──他被卷入全球化的时代，好像一个被诱骗而回头的浪子。他骇然了。他痴呆了。他麻木了。──这就是英雄远征的结果？

渐渐他苏醒过来。开始嘤嘤哭泣，就像一只绝望的小鸟。权力感消失殆尽，哎，那些永劫不复的回忆。空虚。太空虚了。

“人类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他嚎叫者。一百个天问，百问不得其解。

他暗暗察觉出，那片废墟对他已有全然不同的意义。教堂，不再是死一般的奴役，在那寂灭无声中，似乎隐藏一丝捕捉不到的生机……这样，他的情绪由蔑视转成畏惧，在嫌恶中化出虔诚。

“我就这样没落了？”他如是自问，并暗自承认。但他死死不愿丢弃权力，不愿放弃“人类中心的科学思想”。

他明白，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力量源泉。

但现在，他对自己实现这一本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怀疑，很深很强的怀疑。他觉得，那教堂也许是对的。他觉得，即使在那教堂深处的祭坛上，也渗透着很强很强的人本主义的灵魂。

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多想重建那亲手炸掉了的建筑。但不要旧的，而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教堂，一个拒绝远征，只要肃穆的新圣殿。这圣殿洋溢独特的风格，蕴藏无理的魅力──它以肃穆为远征。

但科学主义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动了。他剩下一点心力，仅够思虑。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悄然逼近。新圣殿，要留待新一代了。他们，是真正的建筑师。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跋涉者。他们，有余暇回味自己丰功伟绩，并把这余暇作为最美的幸福，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权力。

新内容，要留待新形式了。旧形式已经式微、破裂。旧的精神也已死去，伴随着它的骨骸……

他停止了哀哭和希冀，归复到那似乎古老的宁静、似乎无边的肃穆中……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有些微微发亮了。一切仍不清晰，懵懵懂懂的……

“天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二十一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嘱如此说。

然而，他呼唤的是哪个“天”呢？

结语

*二、解脱论**

001

世界，无往不是压制。人生，无处得以规避。“反制”，结果成为“压制”的新形式。既对外物构成新型压制，且对内心也如此：反抗，首先使反抗的主体，承受这新压制。所以说，“要反抗世界，必先反抗自己；因为这‘自己’是被‘世界’造出来的；要战胜人，必先战胜自己。”

“反制”不是“解脱”。

全然解脱，以为从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斗争中，超脱出来，飘然而去……但是，这并非人可企望的目标。不论庄子的“坐忘”、印度的“瑜伽”、禅宗的“顿悟”、苏菲派的“冥想”、基督教徒的“祷告”以及神汉巫婆们的“通神”……都不能达到它，而只是向它的无边迈出的小小一步，最多两步而已……

解脱很难。即使可能，也更难抓住，要想生活在解脱中，是多么渺茫啊。有人说，“信心可以使我们坚定起来。”确实，“坚定”可以说是解脱的前提。但在更多时候，“坚定”被用做奴役状态的帮凶。奴隶主坚定地统治，奴隶坚定地服从。信心，在许多时候是与解脱之路背道而驰的！

002

生理意义或是心理意义的发泄，并不是解脱，甚至不是达到解脱的可行途径。发泄使人松弛，免于紧张之苦，但不足以达到“解脱”。因为“紧张”作为生命的伴生现象，会周期性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尤其高级动物更是如此，越高级就越敏感，就敏感就越紧张。解脱的朦胧前景，被我们的实际经历全面否决了！也被一切人的血泪、各种生命的彻骨体验，彻底淹没了！

我们的精神视野说：“解脱，纯属子虚，仅仅是安慰生命痛苦的呓语。”它是各种不得不死去的生命存在物，为自己的“存在悖论”（“我存在”，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设想出来的一个“解释”，一个对立面，一个和一切对立面同样空洞、同样具有欺骗性、安慰性的“对立面”。

解脱，是虚妄的，对越优秀人物，就越是如此。

解脱无非是希望。局限在政治层面（如社会处境和阶级地位）意义上的解脱，被叫做“解放”。但即使这局限的解脱，也被证明是虚妄的、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表明，还将继续表明：一重解放所带来的，不过是多重的奴役和新的受苦。这次解放得越彻底，下一步的奴役就越深重……因为人性具有压制与反制的总量，是不变的。透支得越多，积欠的债务就越大。所以，头脑清楚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解脱的先例，甚至无法构思一幅关于解脱的画面。

解脱，这超出人生的可能性。解脱，违背世界和宇宙的一切规律。我们假定规律的存在，假定它支配我们，假定它支配和我们相关的一切，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无法解脱”的现实！它的永恒统治及其诡诈的变形，令我们心碎！

但我们是多么需要“解脱”的远景啊！尽管它虚无飘渺、难以捕获；惟其如此，它才具备了“永恒的价值”──以宽慰我们毫无解脱之可能的、猥琐的、瞬息即逝的生存状态。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出尔反尔，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

003

种种关于个人自由、民族解放、社会平等、人类幸福的代议制神话──只是为促进、保卫某些权势集团的脾胃，而被系统地制造出来的。它们因此与解脱无缘。它们适足强化社会动员，强化心理压力甚至通向社会奴役，并为某种特殊残暴的奴隶制度，铺平心理和实际上的道路。这是现代唯物主义对人性所做出的最伟大的扼杀之一。

而单就古代而言，施洗者约翰提出生动有力的《解放宣言》（“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与宗教裁判所那刻板严谨的官样文章之间，在精神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没有暗道互相沟通。但在人性的腐蚀作用下，即使“最具超越性的基督教”，其活动的历史也表明“解放”也不过是“奴役”的前奏演习，这和“解脱”没有丝毫共同点？从殉教者的十字架到卫道者的火刑柱，具有人性意义上的逻辑关系。

004

死亡，不是解脱，更不是实现解脱的前提，死亡无法帮助人们上升到解脱的空灵之境。求死以图解脱，只是低等智人的简陋智慧？所以在鼠、猪、海豚等较高智力的哺乳动物行为中，就有“自杀的智慧”。

这样的死，对意识而言并不仅仅是虚无。因为解脱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寂灭，解脱应该是“力的消亡”，是最高意义的“失重状态”。而死，并不能在“力的消亡”意义上实现“失重状态”：生物虽死，作为“力”却依然存在，只是生命的力转化为无生命的力，进入肉体腐烂、物质重组的过程；压制力，使尸体分解，分解成“本来形态”，分解出真面目。虽然在这时，意识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停止活动，但哲学意义的解脱，并未实现。

005

人，能从“死”得到解脱吗？

不。但人可以由于死而变成非人，从而因为“死”而获得体面逃避和彻底休息。但这并不是解脱。正如单纯的绝食，并不能使人成为仙人。因为仅仅绝食，是消除不了食欲和求食需要的！除非那导致有机体的死亡。而某个有机体的死亡，也并不能消除甚至不能减弱其它有机体的食欲与求食需要：所以，绝食非关仙人。正如人体，即使在死后仍然承受普遍压制的无休止逼迫，只不过人自己的感觉和意识，这时已经觉察不出了。而“不感到”并不等于“不存在”；所以说“宇宙与此心同归于寂”（王阳明语）──诸如陆象山、王阳明还有英国人贝克莱之辈的说教，没有人在感觉上会真正接受。这种说教，过分求助于高级理性的推论，因此背离人的活生生本能（否则整个宇宙都会和人类作对的）。

006

人的崇高来自于：向整个宇宙进行挑战。

增熵趋势，据说是不可逆转。但人的存在，以及人类的全部卓绝努力──归根结蒂就是反抗这不可逆转的趋势。

抵抗了多少，就成功了多少。若放弃抵抗，就根绝了成功。因为没有“最终的成功”。因为“增熵”这破坏成性的“撒旦”与“湿婆”（印度教），居于不可抗拒的王座。这盖世王者走向全面胜利的步伐，剩下宇宙的逐步荒芜与全面死寂。反抗，也是压迫，也许是一种更深刻更内在的压迫。“解放全人类”可能吗？以暴易暴能最终消除暴虐吗？还是仅仅萌发、促进、强化了某种超型暴虐？正如解放全人类就是空前奴役了全人类。

不能解放自己的东西，哪能解放别人？说无产阶级要通过解放全部人类，才能实现自我解放……这要不是诡辩，就是悖论；再不然就是自欺欺人。尚未自我解脱的灵魂，哪能赐解脱予世界呢！

007

从无从解脱的宇宙中，断乎产生不了真解脱。人的思想与行为所能分娩的，不过是，对于最终解脱的希望、想象。

作为人，生命的沉沦是免不了的。在被最终的沉沦所既定的生命趋势中，可歌可泣的，仅仅是沉沦中的升华、堕落中的反思。一切人生成果，都将付出东流：这是一切命运、种种神秘的唯一谜底而值得引为自豪、使人崇拜的，不是那些成果，而是那些成果所包容的决心、所显示的力量。

008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一切宗教，包括最富超度功能的神秘信仰，都只能暂且给予个体以精神解脱，而无法给予全面的解脱；又怎么能给全体人类带来长久的解脱？灵魂意义的宗教，因此永远是种“个人事业”，作为孤芳自赏、吊影自怜的高级玩物，它不属于群众，更不属于“社会生活”……它因此不试图回答“上帝创造了全世界，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这样的问题，更不试图以真理的掌门人自居。如果有人宣称，拯救灵魂的宗教可以像企业那样采办，可以征收十一税，可以发售赎罪券，可以通过气功催眠式的集体布道来完成灵魂工程，他一定在骗人，哪怕这是所谓“善意的欺骗”、“白色的巫术”！

009

解脱，既然如此不可能；那么生民就只能陷于“解脱的反面”，即永久的奴隶状态，不仅是社会意义的奴役，且是生物意义的奴役、物理意义的奴役……永无穷尽，绝对黑暗，彻底麻木……将成为生命的基色和基调！到了这样的地步，生命还有什么色彩和旋律呢？

我们面前的出路好像只有一条了：

那就是东正教圣象文化式的崇敬苦难、热爱规定的宿命。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使绝望的生活变得真正快活些？农民的智慧，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良好影响。他们办丧事尤如办喜事。红白喜事的自然辩证法。在许多信仰中，他们甚至用转世投胎的说法，来安慰自己的寂寞心情，以排解“最终不得不沦为受害者”的恶劣感觉。

010

在痛苦中找到欢乐的源泉！──这是一种比之“精神鸦片”更高级的无鸦片状态的镇静剂。因为它在无意中指出：欢乐的基础是苦痛──健康的仙人掌，是从贫瘠痛苦的沙漠中悄悄萌发的！惟独不避痛苦、在苦海中汲取甘泉的灵魂，欢乐才属于他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些可怕的、威胁性十足的压力，而要活下去，就得认真对付这些压力。而对付，首先必须“认识对手”。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因为我们自己遇到了某种难以无视的挑战（而每当可以无视的时候，人们就不惜采取“鸵鸟政策”，假装看不见），而我们所“发现”的“事物本质”，实际上不过是我们自己预先准备好了的应战方向，甚至具体到应战方案。

011

认识，是对压力的一种“反压力”──有各种各样的“反压力”，因而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是因为先有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反应”：是反应造就了认识，而不是认识造就了反应！

例如拿“鱼”这个概念来说。实际上，不同种的鱼，生活在不同水域、水层，并拥有不同习性和遗传资源，它们是被水层、水域、水质、水的附着物，给分割、隔阂着的。如果要那些生活在深水层的鱼换到浅水层生活，正如要浅水层的鱼生活在深水层──一样痛苦与不适。同理，淡水与咸水的互换，也足以使有关的鱼类绝种。

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虽然是一个集合称谓，但不同个体、不同品种的人，却各有自己的限制。要强迫不同的人互换其角色，无异迫其自杀。强求惯于素食的民族大嚼高蛋白，与强求惯于肉食的民族清心寡欲，同样困难；要求“惯于被统治的品种”去执行统治的使命，与要求“惯于统治的品种”接受被统治的地位，一样困难。再如，如果我们把游牧民族和航海民族叫做“咸水人”的话，那么定居的农业民族就是“淡水人”（就像咸水鱼和淡水鱼的区别那样），这两种居民的脾性当然大不一样。前者推崇桀骜不逊，后者推崇温良恭俭让。在这种意义上，古典时代的中国人十分清楚地把人群区分为“国人”（即城市人）和“野人”（即城外的农村人），以区别两种生存状态下的不同生民。在古典意义上，“中国人”的意思显然是指城里人而不是指农民，而且是指京城的人。这种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城市”──类似于计算机的中央控制系统──也就是“京畿”、“王畿”的意思。

012

驴在拉磨时，被蒙上双眼，为的是减少它意识的痛苦，增进工作的效率。人在生活与事业的挣扎中，亦复如：如果人一开始就了然痛苦的圈回是如此漫长而无益，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岂不也就一蹶不振了？但命运不让人这样消沉，它要“诱敌深入”，榨干人全部的潜力。为了让人坚强，残酷的命运也蒙上人预见的能力，就像主人蒙上驴子的双眼。

013

生活本身是抓不住的。而人凭感觉、联想与记忆，试图抓住那流水。结果呢，那水总是从人的严丝合缝的掌心中游走……并不再回来。如果，你不用手抓，而以容器去盛，那又怎样呢？你将发现，生活退化为死水，而且，是社会盆景中最不起眼的死水。

014

记忆是弯曲的。当你“回顾”最近的往事，你只不过是以“回头望身后”的姿态，在观察它留给你的残余印象罢了。

A、当日子久些，你便发现那些场景已不紧贴你的项背之后，而到了更远距离的左后或右后方。　

B、当日子更久，往日的景象便与你侧平而行了……像是在一个圆周的两极。你这时甚至可以最“客观”地观察它。

C、再久些，它已位于你的左前方或右前方，而且，不是你背对着它，而是它背对着你！这时，你无须回顾便能看清它的背面，但却要“努力”才能看清它的当面。

D、最后，它不知不觉滑到了你的正前方，你发现自己正不由自主飞速接近它，它越来越清晰的背影，变得越来越庞大，倏然间模糊的映象，仿佛空气的弥漫，可触而不可握……刹那间，你与它溶而一！于是，“第二童年”来临了。

015

只有把“生”视为荒诞，“死”才是可以理解的。

死是万古常态，生是百年变态；人们对常态惊恐悲啼，却对变态却锣鼓相庆！因为，人是变态之子，常态之敌。生是变态，死是常态，只有变态才会紧盯着常态，而常态对变态却是视而不见的。所以，永生的天神岂会（以变态的方式，例如，按照人的想法、依据人的祈祷）来关心人类？如此看来，只有那些由于自觉无能为力而期盼全能者关怀的人们，才关心上帝。尽管在人的逻辑上说，天神是不会对人类显现，除非到了世界毁灭的那一天，才可能“真相大白”。所以人们便需要奇迹，改变既定的自然律。

016

按照真诚的即不自相矛盾的理想主义的看法，世界是荒诞的，而不仅仅是邪恶的。对邪恶，你可以斗争、改造、征服甚至粉碎它；对荒诞，你能如何？因此，再伟大的革命都只不过“提供了一次行动的机会”，或毋宁说是“一次逃避和拖延的机会”；而不太可能是提供了什么终极得救的道路！

──安德烈·马尔罗的上述看法，说尽二十世纪的幻灭。但是，亲爱的马尔罗先生，有机会难道不比无机会好吗？革命难道不比堕落好吗？因为抽象而普遍的得救道路，始终就是不存在的！

017

奇怪吗？踌躇满志者的两眼，往往空洞、毫无内容。只有受到适度压制而后，人们方能以充满生命欲望的眼，打量来者，观察世界……并视有限为无穷！

思想家的可贵，并不在他写下了几本书，提出了几个新观念；思想家的可贵在于，这些书和观念里，体现了无所不在的创造性！从最微细的日常事务，到中层的过渡性的事件分析，直至终极的、反复其道的洞察一切……都只是他的流，而非他的源！

018

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的一部分。这客体由于具备了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就把自己上升到“主体”的地位，并用虚幻的主体意识评判一切，把其余的“客体部分”和“真正主体”（永生的造物主）──归到被人这虚妄主体给虚妄规定了的“客观世界”名下。但我们终于明白了：造物主不是客体，而是主体。

叔本华之类的谬误，是把“人”升为世界的主体，并把除人以外的世界（“人所感知的一切”），一概沦为“人的表象”。即便是承认“人是客体世界一部分”的“唯物主义者”，也在实际上遵循这条路线，把“人”、“自我”和“自我意识”，独立于“客体世界”之外……因为叔本华们开创了平民时代风行的“贫民哲学”！

人的自由，是普遍压制的微弱反响（人自诩为主体，是基于独立的意向）。比如万物有灵论者就坚持认为：每个具象的存在（即“客观世界的每部分”），都有一个灵魂。也就是说，每个被人命名的存在，都可以自诩为一个主体。因此，万物有灵论，实际上揭露了人们有关主体观念的荒唐性，它在无意中也把这拟人化的“错误”，推向了极致。

019

一个讨厌的事实是：许多事物的“背面”，是不能看的。看到了，就可怕了。孔子号召，“非礼勿视”，基督徒则把背面形容为“魔鬼的诱惑、圈套或是勒索”：“自由”的背面是惨重的牺牲；“爱情”的背面是轮转的骚动；“生命”的背面是骇人的髑髅；“财富”的背面是恶浊的血污；“智慧”的背面是疾病的折磨；“鱼”的背面是所谓“熊掌”？人也为食亡。

结语

*三、两种解脱**

020

终极的解脱既然无望，受逼迫的人生之谷就是这样的：

人生是狭窄的，且越来越窄……就某个人的生活史而言这样，就某民族、某文化系统的发展史而言也这样，就人类的前途及命运而言，仿佛还是这样。

我们或漫步在人生，或狂走在人生，或是悲鸣在人生，或喧笑在人生……但我们都是在各自的谷底，踽踽而行！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不进即退的时刻，而“退”比“进”，更难。因为那“退”比“进”是更加违反人性的！

021

人生是被崇山大岳层层圈定的夹缝，《九章·涉江》所谓“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就是人生的传神写照。

“哀吾生之不乐兮，幽独处乎山中”──这是心灵的悲切呼声……但实际上，“乐者”又何尝不是“幽独处乎山中”呢？

“吾方高驰而不顾”──“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这是夹缝中的人，生出的伟大幻想。

而“玉英”，不就是精神之花吗？

022

在人生崎岖不平的谷底，横亘许多自然的或是人为把守的“关口”。它们有的险峻，有的平缓，有的危机四伏，有的固若金汤。但无关的地方，还真的没有。到处都是人，但到处都没有独立的人。例如到处都有“女人”，但却没有一个“无主的女人”。世界已经瓜分殆尽。

这是反制，是压制的变态表现。它反过来对每个人构成严峻的挑战。人的需要，本是服从反制的本能，但到头来，又对每个意欲生活的人，构成有形无形的限制、奴役。《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天”，和《庄子·大宗师》中的子桑的破落小屋──实际上正是人生之谷的写照。天再大，也有尽；屋再小，也有思想自由的一席之地。没有任何一种严酷的专制制度，可以禁止人的思想自由，它所能禁止的，只是交流而已。

遭到“霖雨十日”（或是“革命过后的黑暗”）的压力，穹庐可能要倒塌了，而万里无云的鲲鹏之天，却以自由的希望召唤新的生命力量……这现象上的差别，给人以多多激励，生命的潜能说：“一致了，生命就完结了。”

023

伟大的生命，透过肤浅的表层，进入事物的内部，直抵它的背面。月亮的背面永不被地球上的眼睛窥见，但宇航员却能发现。于是，他从谷底的幽晦与狭窄中走出来，犹如得到清心的解脱。“解脱”之难以获得，犹如“洁净”对有机生命，尤其对杂食动物的“人”，更难上加难。生命的本义，“化腐朽为神奇”，不在规避腐朽与保持洁净，而是发挥反压制的力并拒绝逃离。

他面对两类解脱。第一种解脱方式，仅仅造就“生活者”，这是多数人。第二种解脱方式，造就“梦幻者”，这是少数人。以梦想为生活的少数人，不是闭门者，而是以梦幻来创造生命，以无畏的态度去改造生活。这些少数人与那些以生活为终极的多数人之间，当然横亘着永久的鸿沟，但这鸿沟岂不也是组成了历史的节奏吗？少数人用梦幻，打破多数人赖以生存的惰性，逼使他们步上自新之路。事实证明，勇敢者不是幸存者；幸存者往往是些被榨去精华的药渣。他们名存实亡，行尸走肉有如人类的碎片。而勇敢者，是用自己的灵魂去填充历史的空洞；使历史盎然生色的，是他们的苍白病弱，而不是他们的脑满肠肥。

024

要知道，真的生命力，并不分布社会间，而只弥漫在历史中。生命是在虚无飘渺的原野里，徘徊、游吟……于是，为了更勇敢地走向未来，只有“无视”，才易“解脱”。为了解脱，需要牺牲全部的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全部乐趣，值得吗？

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战争……在根本上，是生理现象，而不是解脱。虽然群众面对这些高级的生理现象，不免自惭形秽，就如去势的太监面对公主，表现出自卑与猥亵……然而再是高级的生理现象，又怎能等于终极的解脱呢？

哲学的本能、宗教的本能、艺术的本能、道德的本能、战争的本能……没有这些，他还能算人吗？但仅有这些，虽能获得解脱的感觉，却不能达到解脱。

025

凡被“传为佳话”或“可能传为佳话”的东西，不可能件件真有价值。因为它得到了太多的同情、理解以至于共鸣、赞颂等等，反而沦为多数人的玩物。真正的价值，也许只能埋在历史荒郊，无人得识。而少数得以看破此中奥秘的慧眼，却被多数人目为疯子。

难怪当今世界上，真的出现了这么多疯子！而且不是别人，正是这些疯子，也仅仅是这些疯子或是半疯，才执掌了大地的裁判权，犹如上帝执掌天上的惩戒力。

026

主导世界的疯子，使得艺术与战争，成为人生的两个极致。

艺术是爱情的形式，战争是权力的结果。

而爱情与权力，又分别通向诞生与死亡，故人生的两个极致（艺术与战争），实隐藏人生终归的两个目的（诞生与死亡）。而爱情与权力，无非是上述两个极致与上述两个目的之间的纽带，除此而外的万般，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理解”而已。

027

现代音乐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它有一股强烈的催眠力量。它的催眠犹如低沉的鼓声，它的鼓声是对人心脏跳动的模仿、夸张，所以置身其中，尤如置身母腹中。现代文明的紧张，使人渴望回到母腹的宁静。

028

太阳西沉的时候，我却转向东方，看见一轮新月升起，二十岁的我竟坐终夜，目睹新月圆满、周流中天……

当新月衰老，沉没于西，我又转向东方，看见古之星辰，以新的朝气突破那扼杀了日月的现代阴云。古之星辰，中原的星辰，仿佛帝廷的宝座。

啊，技术文明的太阳，伊斯兰的新月，以及更东更东的、中原的星辰？──你们就如是角逐，嬉戏。

029

我预言奇迹，但奇迹总是与我肩而过。──这才是一切先知者的世俗命运。为什么奇迹从不惠顾那能遥感奇迹的心？因为，实体的触碰，反而使得思想的搜索中止了。而上天为了成全先知者的思索，必须剥夺先知者的幸运。

预言的力量总会衰竭的。因为人有一种欲望，即，以自己的行为去打破预言的宿命，从而扮演“历史创造者”的角色。于是，在预言流传的初期，预言有推动之效（通过告诉人们这是“必然要来临的”，而实现了行为者的思想转轨），但在预言流传的晚期（等预言已经实现之后），一切便又逆转过来。人们对已经实现的预言，先不以为然，继之以充满怨恨，最后不遗余力地反对。苏维埃主义的神话，所遭遇的正是这样。

030

不妨这么看待“人生与解脱”的母题：

求解脱，是未解脱的标志。

而完整的心理解脱，则可用“无为，无不为”一语，来概括。

不着意去“求”解脱，而是生活在本然的自在中──这才算得到了解脱。但这本然自在的解脱不是人力可以抓住的，人所能达到的，只是思考本然，想象自在，凭天性去活动，而不以意志为先导──以达到解脱。因为人为的抓住，无论如何也敌不过自然的安排。“巧夺天工”也许可能，但它的代价却是穷思竭虑，使人生变成廉价的抵押！希特勒曾经说过，“为了胜利，而牺牲我们的宝贵理想，这样的胜利，未免太昂贵了。”在他看来，这样的胜利，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叫花子式的“稳坐江山”，其实比光荣的亡党亡国还要糟糕；因为叫花子的伟大统帅，无异于贼首。

031

“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消长”──并不是一个“哲学模式”。

它，只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世界，就我们得以窥见的侧面而言──只是一个力的海洋。用人们形容《庄子》的话说，是“汪洋恣肆”的。它反复无常（就这词的自然流变意义，而非其社会道德意义而言），难用人间的范畴和观念来规矩。它不可“条理化”。欲将其条理化即欲使其合乎人造的逻辑──必先使其固定，失去光泽……

032

作为解脱努力的个人活动──

一切个人活动，是为使自己从各种环境压力下解脱出来。

衣，是为从寒冷与丑陋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食，是为从饥饿与无力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住，是为从不安与无屏障的威胁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行，是为从局促和受限制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所以，你即使给一个人以衣、食、住、性等方面的充足供应；只要不给他行动（或仅仅是“行走”上的自由）──他仍会难受得发疯。但这仅仅是个有关“自由”的问题吗？

举一个例子：反抗俄罗斯“白鞑靼统治”（如“野蛮的哥萨克人”所示）的匈牙利战士（而不是“诗人”）裴多菲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现代社会（即商业社会）中，这话应该修正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商业社会中，金钱代表了最大的自由：“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中，包括用金钱可以曲线获得的爱情与生命。

正如在极权社会中，这话的实际含义已经被改变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政权故，二者皆可抛。

这同样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极权社会中，获得政权代表拥有最大的自由：“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用权力可以直接掠取的爱情与生命。

033

为什么爱情的价值高于生命？或是爱情与生命同等重要？是因为爱情代表了生命的延续，代表了“按照自己条件来传宗接代”？

人，作为一个有机体，需要展开他的各种生理心理机能；展开得越多，人就越健康；展开得越彻底，人也就越有活力。大多数人的机能需要，现在已被公认，但是还有一些仍遭漠视，并被认为无足轻重。因为我们还缺乏反身看透它们的眼力。这可以部分解释，人为什么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行为”。不是人们的行为莫名其妙，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产生这些行为的“生理心理机制”。任何难以理解的行为，都有其明明白白的根源，以生理需要应付环境压力的根源。如果离开对“环境压力”的确切理解，“生理需要”就是一句空话。

即便“精神需要”，仍有其生理基础，有其应付环境压力的特殊功效。比如，“骄傲”与“游戏”──这是“精神需要”的基本内容。“骄傲”可以使得并不重要的自我变得重要、从而更有效地活下去。“游戏”，则减缓紧张甚至增进求生技能、以便创造更有利的生存条件。在这里，“知识”是作为“游戏”的变形而出现的。谋求增强生存手段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离开了骄傲、游戏与知识──还有什么“精神活动”，“精神需要”呢？没有。

作为人生的终极精神需要之一的宗教，也是如此。首先，宗教通过一种自证的或假定的知识，带给人一种空前的确定感，其次，宗教用它的特殊仪式和游戏方式，使人放弃紧张状态，迎来“归依主宰”的和谐归属感。

……这种看法才揭开了人生终极的空虚、终极的寂寞、终极的不确定、终极的无归宿！

034

从宇宙压力下彻底挣脱（心理上），至少要找一个压力较小的缝隙躲起来（生理上），以“安身立命”来度过短暂的“现在”──这就是一切个人活动、一切总和的生命现象之可能拥有的终极目标！

035

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人生，其实是大大不同的。

而他（或她）们，所看到的我，是一个多么卑贱的我啊！而我却把他（或她）们高贵化了：这就是使我百思不解的根源，是我一生不幸的根源。

036

作为解脱努力的集体活动──

家族、氏族与民族，以及团体、党派与国家：这是“纵向”与“横向”的两组对应概念。总之，一切狭义或广义的“社会组织”──都是某种压力的产物。若是没有那些特殊的压力，人至今还像“荒原上孤独的狼”一样，踽踽独行。英国人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中，曾朦胧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的论证和结论，很值得怀疑。作为个体来说，人往往难于抗拒更大的挑战。所以，他使成群结队，把群居时的烦恼与罗嗦，暂且搁置一边。这不是由于“国家的功德”，反而是出自人性中的“恶”！

战争与政治，这是集体生活的粘合剂。若不是为了广义上的备战（包括经济战、文化战层次上的备战）──各种社会组织就会成为无用的赘疣。但战争备战和政治角逐的需要加在一起（它们本来就是互通的）──使有害的疽痈变成“不可须臾离之”的强力工具。

英国人，由于其岛国的相对安全，对强权怀有某种近乎本能的厌恶。这是因为当外来压力相对微弱时，内部压力就成为不可忍受的虐政了。而为了抵御外敌的威逼，人们常常甘愿忍受几倍于此的内部胁迫。所以，大陆国家的人民，对暴政具有天然的承受力。越大的国家，人民的承受力就越弱，因为越大的国家，人民在这国家生活中所占有的份额就越小，而国家的内部压力也就越大（否则不足以凝聚这个国家）。显然，作为解脱努力的集体活动，必定某种程度乖离它原来的目标，这使得解脱失败了。为追求这种解脱而付出的代价，是那种形式的奴役：以前追求的那种解脱的幅度越大，现在陷入的这种奴役的程度反而越深。

037

“解脱”与“自由”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思想，尽管它动人，充满魅力。然而其不可到手就在于，此地的进步，必以彼地之退步为代价；一“弛”，伴随一“张”。集体活动，虽然有助成员从共同的压力下摆脱，但其代价却是成员们必须分担集体压力。而不同成员的所分担的压力，还不一样。这不一样，很难用多、少或强、弱来概括。因为它们的形态和性质，并不相似。这就是所谓“阶级观念”的缘起？

“阶级利益”，就是挑动人们前去分担这些压力的诱饵。“民族利益”就是转嫁这些压力的不同要求。“阶级斗争”，是为促使重新分配这些压力，而作的努力和宣传。这些努力有时表现激烈，有时不那么声嘶力竭──尤其当一个社会正顺利向外扩张时，它的内斗就是相当缓和的。外扩的势头一旦遏止，阶级斗争就将加剧并日益恶质化。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形势，就是显例。秦末和隋末和文革末期的形势，也是如此。

这里的“外扩”不必是军事扩张。比如二次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虽然崩解，但其经济扩张的势头却未消衰；因此，西方社会的内部形势，迄今为止还是比较缓和的，他们把动乱争夺的因素，成功转嫁到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头上了。古代马其顿国王腓力一世和他的杰出继承人亚历山大“大帝”，都深知此中奥秘。他们明白：欲统一希腊，必先讨伐波斯。对中东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经略，以及尔后历时两百年之久的席卷黄种人世界以外的文明世界的所谓希腊化运动──使希腊诸城邦的骚骚然精力，得以“建设性地宣泄”，直到在亚洲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化国家。“罗马的和平”，实际上是马其顿人早在两百年前就奠定好了基础的。而罗马人还比马其顿人大大缩短了行程。

隋炀帝则滥用了这种智慧。他对高丽的讨伐，不但未能团结起中国社会，反而加速了崩溃。王莽也是如此，他对南匈奴的无故寻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里的区别在于，希腊人普遍惧恨波斯人，而中国人对高丽人、南匈奴人，则没有这种对等的感情（有的只是蔑视和不愿与之交往）。历史表明，亚历山大是个高明的战略家，而王莽、隋炀帝，只是想入非非的家伙。

“民族斗争”，则是“戴着不同面具的相似努力”。民族斗争的对外目标，结果是在一个社会内部，人为划分了新的主人阶级和隶属阶级。“民族上层分子的互相勾结”──只是阶级斗争论者的解释；或是民族斗争中暂时运用的策略与统战诡计。被征服民族，实质上只能整个沦陷为隶属阶级，且有文化传统与心理差别，作为这巩固这种实质征服的长期手段。

038

作为解脱努力的文化运动──

一切文化形态的生成，正如生命一样：并无定型或“形成”的一天。否则，我们岂不是堕入可悲的文化宿命论？文化形态的生成，是各种文化运动的结果。没有文化运动，就没有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文化形态，不论它现在显得多么平常或多么奇特。文化运动的兴起，决非一般的骚动，它总是有针对的，总是源于某种非常实际的需要。当然，“实际需要”这时采取了“文化运动”的形式，披上了曲线救国的文化外衣。新的文学流派，新的艺术潮汐，新的宗教运动，新的思想革命，都有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深刻来由，关乎人的生存与人的命运。但愿，不要把社会历史错综复杂的背景，一概简化为“经济基础”或“吃饭本能”才好。因为这类基于犹太民族性的“学术”简化，对真正透彻理解人类的活动，总是弊多于利。

当一些外来的挑战、威胁、压力等等，终于转化成（更确切地说，是激起了）某种内在的需要与欲望，当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需要与欲望，诉诸高级观念形态的时候，就萌发了某种“文化的精魂”。这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文化精魂”（它被《周易》表述为“乾元”），一旦激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某种文化运动的剧烈涛声，就将澎湃不已了。

一个社会，遭受的压力越大、压制的时间越长，它尔后为解除这压力而兴起的文化运动，就越富活力。同时，一个社会越是遭遇到某种它难以忍耐的攻击，它获得的复兴也就越是持久，甚至粗暴的外力干预，也不足以阻断它。也就是说，苦难越剧烈、越深刻，它招致的“反动力量”一般也就是越是强烈，越是高昂。对历史上各种文化运动和民族扩张的现象，我们都可以从上述角度去观察理解。

文化运动，缘起于个人的解脱努力，骤兴于集体的解脱努力，如果它获得了所谓的“普世性”的话，就在整个世界得到了共鸣。这样的文化运动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它是兼任个人解脱与集体解脱于一身的；作为双向运动，在个人心理与集体意志间，它可以进行重复反馈，以造就一个有活力的集体──把个人的首创性，灌注到集体的容器里去，并发扬光大。同时以集体的保护伞，为个性的完善发育，提供一个适度温床。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宗教运动，正是最深刻意义的文化运动。

结语

*四、婴孩的力量**

039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则生动揭示了“婴孩”的异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为什么古今许多思想者，给予幼童如此之高的评价？无疑，他们悟出一个道理：在尚未被社会成例所凝固、尚未被文化习俗所毒化的心灵中，活跃着更健康、更有弹性的生命力量。

与三十岁以上的成年人相比，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更富于婴孩的气质。他们还没有陷入定式的套中。因此，“对待青年的态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自身命运。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青年”问题，例如有些人还没有长大，已经世故，已经老了；有些人仿佛垂暮，却依然童贞，如婴孩，如赤子。

040

文化的创造，根本上是个如何满足心理需求的问题。而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根本上也是一个心理需求。不同文明状态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需要总是求新，总是在变，所以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演绎，推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剧目。不是经济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经济：现代的广告艺术，就在于刺激新的心理需求，然后创造新的经济需求。

因了创造性而带来的权力，只有继续用该项权力来为创造性去服役，才不会导致权能本身的衰竭、被毒化及最终毁灭──因为这类创造活动，无非是在创造更高的权力罢了！

而一切创造活动的起码的定义就是：它所消耗的反压制力量，要小于它所制造的反压制力量。低能耗，高聚能：这是创造。高能耗，低聚能，这是颓废。若不是为了创造的缘故，颓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041

一切活动，如果不能孕育新的权力，不能加强反制力量，则其本质只能是消极的；而创造的本质，乃着落于生命的积极抵抗……世俗的、政治意义的“解放”，则是着落于生命的消极消费──除非它以新的奴役创造了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能量！真正的解放而非名为解放实为奴役的文革主义，只能带来松懈、放纵、无序、堕落……而在文革这种群众专政过后，也会由于专制力量的过度消耗而逐渐的松懈、放纵、无序、堕落……因为解放的本质，就是使得一切反压制的能力，遭到无谓的纵情的消耗。“解放”的颓废，还缓阻了新的反压制力量的健康生长；于是反制的力量不得不在克服了解放的颓废之后，再行生长起来。

人为的解放状态，只能使反制的力量趋于变态，不再对社会负有切实的责任，从而化为巨大的破坏行动。这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一切解放，作为对暴政的过激反应，必将导致新的也许更恶劣但更加生气勃勃的“暴政”。这就是“解放的价值”！

042

暴政作为一种强大的压制力量，一方面是对过度放纵及腐败的膺惩（并非人为的有意，而是属于“历史报应”的范畴）；一方面也在为的新的反制力量凝聚新的权力、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一种“解放”，若不带来新的压制与奴役，必定招致无穷的腐败与堕落。一种“好的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奴役”：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普遍的腐败与堕落，又只配招来更严酷的压制和奴役，作为报应──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归根结蒂，解放是奴役的前奏，奴役是解放的预演，“如此循环不已”。

“解放”是什么？是反制活动取得暂时成功的状态。而断言“权力是天下的首恶”，并非出于心理变态的嫉妒与诅咒，而是基于人的心理正常（“罪性”）的事实，即，忠实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发展权力，要需要消耗大量的反制力量；而权力作为这样消极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得创造的梦想，不化为泡影呢？

如此看来，权力的运用，不能不导致人的软弱、优柔及精神的败坏。一切世俗权力的罪恶，概出于此。甚至精神的权力，也会导致最终的腐败与丧德。

掌权者为什么不能“长葆权力的青春状态”？因为运用权力，就意味进入颓废、衰竭、毁灭的过程。哪怕这个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更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腐败机会，如法庭、媒体等等，都是寄生虫最为理想的去处。

043

权力的罪恶本质在于它给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从而使得生命本身下流而不是上游。生命形式，沦为权力和欲望的附庸。

传说中魏朝的太祖曹操曾说（其实是东晋的逆臣桓温的语录）：“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也许为后代小说家们提供一个解剖天下英雄内心世界的口实。但翻开历史书一看，几乎所有的一切豪杰都是这么干的。作家李宗吾（1879－1943年）将此总结为“厚黑学”，他是读了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的《群体心理学》一书，总结了中国的历史。其实很多豪杰们也都是吃足了苦头然后才被锻炼得如此凶恶的，并非天性如此邪恶。而不遵循厚黑学原则的英雄，即使流芳百世，也被碎尸万段。如伟大的项羽，其流芳百世不过是对碎尸万段的安慰罢了。而凡是遵循厚黑学原则的人物，如厚颜无耻的刘邦，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大多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渣滓。如那位喜欢自比模仿秦皇但却毫无帝王风度的苗汉混血的“湖南乡下知识青年”──后来为了让所有人和他一样无知，就封闭大学、涣散中学，让一两亿城市知识青年沦为“胡男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本或许不失为仁慈的天性由于敏感的自卑心，而不再能忍受欺侮（“天下人负我”），终于反抗，导致“我负天下人”。

当然，这种人物常常嫉恶如仇，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扩张欲。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与贪图蝇头小利的人民全然不同的：不是窃贼般的维持现状，而是强盗般的进取未来。他们的道德观，也不像黔首乞活们的道德观那样知足常乐，他们拒绝统治阶级的灌输培育──他们的道德超过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他们甚至有本事把这种贪得无厌、穷凶极恶，转化为良知良能，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得任何习惯势力都无法扼杀它，于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契机，就从这活泼的良知中，发动了。

由于他们的自信及反省，他们的价值与常人无法相提并论。──一杆天平如何衡量两种性质的质地呢？

044

这些领袖的内心，完全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像人民一样自私、冷酷，但由于压力更大而更加自私更加冷酷──正如人类并不关心其他哺乳类的生活，甚至并不真的关心他自己作为哺乳动物和黔首那一面的生活。除非，他的贪婪的创造性的活动要求如此！他只关心如何满足创造性的贪婪冲动。就像一个淫棍仅仅关心如何渔色。

孔子的经验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如果有一位罕见的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就将成为转变历史的创造者。如那位其“德”有争议，但确实好德胜过好色的奥地利人，后来成为德国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他不仅清除了六百万犹太人，而且瓦解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促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做成了类似一百四十年前的拿破仑在欧洲做成的。

好德者其实是人行的高度扭曲：当他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生活”成为创造活动的材料和玩物时，他才真正感觉兴趣。别以为“这样的说法多么残忍、罪过”，须知，一切前进的历史，都是这么书写的！──并仅仅为此作证。

他终其一生都坚定行进在走向那个目标的征途上？他终其一生都是在这动人目标的阴影下活动、阳光中蛊惑……尽管，他仍然进行各色各样的游戏，来优哉游哉……最后却无一例外地为这目标而死去……这样的生活，“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许多英雄，都如是了结掉自己的一生。

045

从压制与反制的观点看，惟独未经解放的妇女，才能养育伟大的儿子。

只因支配当代世界的风头人物们，多是出自“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野鸡家庭”，所以，我们只能说，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不得不流为商女文化，它理应受到的是咒诅而不是祝福，它实际得到的是火的消毒而不是水的滋养……

尽管如此，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承认高贵事物的存在，还是愿意保卫高贵的东西。哪怕这在目前看来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但是我们拒绝把一切都视为筹码。因为钱币不能购买良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对万恶的二十世纪末的商业风气的最好回答，但愿我们的回答，也是这商业主义没落长卷中的一道晨曦！

046

过度的商业主义泛滥，最后会招致神权政治的报应。作为报复这类颓废而出现的“神权国家”，也许不事生产。它本身，除了繁殖一个有效的祭司阶级外，仿佛无所事事。它的国在天上，在彼岸。而在现世，它仅仅剩下充分的寄生性。它的寄生性，像哈里发的宫廷和教皇的教廷，不足以刺激经济过程，反足以麻痹经济过程。但这种麻痹恰恰是过度泛滥的商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镇静剂──即世俗意义的涤罪剂。

道理简单：神权国家是文明之冬季的产物；它是继春季的嚣腾、夏季的繁盛、秋季的硕果累累而来的“收藏者”。它不需要繁殖、升华、收获──它仅仅需要贮存、冷冻，彻底的贮存和彻底的冷冻。就像几万年以前被巨大的意外天灾击杀的象群，其遗体迄今保留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庞大冰原中。据说其肉的新鲜可以用来喂养拉雪橇的狗。死去的永恒。

也许有一天，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从解冻的遗体中提取其细胞，并复制已经绝种的古象。……这就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永恒。

为了达到这一永恒，当然有必要提前──对曾经有效并且还将继续有效的因而势必继续生长和衰败腐烂的各种社会机能，提前实施必要的冻结，作为一个疗法或是一个“政策”。如此一来，保守将取代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将弥漫整个神权社会……

047

不管怎么说，一切人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学意义上是性质相似的，尽管，在体验意义、能量意义和社会意义方面又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对生存状态的自信，也是远远不同的。尽管任何一位哲学家，在本性上可能与奴隶主或独裁者相去无几（尽管他们的专业表达是如此异样）──伟大哲学家的气质多是武断的、概括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观念，多是产自人们现在称之为“奴隶社会”的那些个主人集团时代。

现代人，奉行个体主义观念，只希望享受自己的一生，不想为更壮烈的生命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最古老血腥祭祀的意义而言），人们不再理解“种族的真理”，不再考虑“生命的精髓在于受苦”。而原来，人的高贵天性中事先就潜伏在这些“先验知识”中──只是现在，已经被现代人丧失了“廉耻”（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的“理智”，给压制了下去！

048

受苦──这是形成“结构”的前提。陶冶、锻炼、琢磨，都要经过此类受苦的过程。“怪物”并非“不成器”，而是成了别的器物（结构），别的就是“怪”的。

许多陶冶、锻炼、琢磨，并非人为的，更非预谋的。它们往往是自然的、偶发的。但对借以形成的那器、那结构、那存在来说，这种偶发的自然却是命运，或命运的见证。从这意义说，教育当然是巨大的压制。它有意识、有系统、有步骤地向人施加压力，以陶冶、锻炼、琢磨的形式，造就新人，也就是造就受压扭曲后重新定型甚至重新定义的人。

049

如果一种文明处于上升阶段，则它的教育必是“善”的；如果一种文明处于没落阶段，它的教育必为“恶”的。因为所谓的教育，就是消灭自然人而造就文化人。好的文化使人健康，坏的文化使人软弱；好的教育强化人的本能，坏的教育削弱人的本能，或者反过来说，使人健康的文化就是好的，使人软弱的教育就是坏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悲惨世界”！

050

极端的苦难，只是想象中的事：只要你还拥有对于苦难的感受性，你就还没有经历极端的苦难。因为极端的苦难是要让人失魂落魄、麻木不仁的。正如一部电影的台词中所说，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当事人只觉得荒唐、奇怪，而不觉得悲伤、恐惧──因为真正的苦难好像是“不可思议”的。

051

真正的苦难也必须是新的，并因其新而令人震撼！旧瓶不能装新酒，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中产生的余孽，而只能是新的瓶中的新的酒。旧瓶装新酒，仿佛异体蛋白效应：一方面，使旧瓶破裂，一方面，使新酒变质。旧瓶装新酒，人们还以旧瓶的成见看待新酒，新酒如何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清浊一浑然，不知为何物。

旧瓶装新酒，被叫做“改革”。改革使得邪恶体制下的土地沦为一个死人统治的国度，一切要按照“祖宗的成法”、“光荣的传统”──办事，如此“你办事，我放心”──活人办事，死人放心。结果死的死不了，活的活不成。活人仿佛是为死人活，活人用自己的生存，祭奠久已朽烂的亡灵，全部生命，成为血腥涎滑的牺牲过程──甚至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样的“诗句”粉饰起来。

就这样，不仅活人为死人，而且壮年人为垂暮者──活着。前者的思想和行为，言谈和微笑，以及幸福和痛苦──是由“孝道”（在昏乱的“现代汉语”中，孝道是由“四个坚持”来表述的）来，紧紧环绕在尸体的灵床边。青年人则被精心泡制成壮年人的鱼肉酒菜。因庞大而变得伟大的死人国度，发出响亮的教诲说：“青年时代，是打基础的时代……”──对了，青年，必须甘当任人践踏的“基础”（甚至“孺子牛”）：直等老死去，才有出头望。如此一来，青年们，不得不为别人的意志、别人的目标，而“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如此阴暗的死人国度。它以婴儿为食，以胎盘进补。然而，扼杀一个婴孩，岂不就等于扼杀了一段历史？甚至取消了一个世界？这要比诞生之后的谋杀，也许来得更为阴暗。这样意义的社会堕胎，因此成为现代世界罪大恶极的见证。现代人的自我中心、破坏生态平衡、对自然的亵渎和犯罪，在个体堕胎和社会堕胎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这死人的国度！它用孩子们的心，编成悼念亡灵的美丽花环。在这美好生活的背面，屹立着如此泣鬼惊神的“壮丽的事业”──许多党都像黑手党那样，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杀人越货的勾当为“壮丽的事业”。统治这奇特国度的，是地地道道的反生命规律。它，漠视、践踏、踩踏一切尚未死绝尚未凉透的存在。

052

“反生命的铁律”警告人们说，“生命力的度数，就是受迫害的度数。你梦想获得幸福？必先扼杀自己的生命！我们这里，死一般的幸福至高无上。因此好事多磨，凡事忍耐是最终的美德。”

确实，这里只有死一般的幸福──因为这里是死人统治的国度。田园渐渐荒芜，变为广漠的坟场。人烟虽然稠密，但流行的新锐却是死人的欢喜。真正的活人，以及活人的欢喜，在这里“决无立锥之地”，决无。到处都是坟墓，粉饰的坟墓。到处布满了死人的遗物甚至尸骨──从建筑到观念，从日常用品到教育系统，到处散发着死人的气味。从宏观到微观，无不点缀着往日的灰色遗骨。留给活人的空间太小了，越来越多的死人，挤踏活人，阴魂不散，无孔不入毒化阳光下的生活──他们运筹帷幄在那阴暗的地下指挥部。

然而，他们竟然胜利了。他们得意地笑了。阴郁的笑声，是他们功成名就、左右摇摆的法宝。他们的放肆，甚至把许多胎儿列为“不准出生的人”……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

他们的亡灵富于蛊惑的魅力。他们曾经宣称，要把地狱变成天堂，起码也把人间变成天堂……“食言自肥”的家伙有福了！人间没有变成天堂，而摇篮却变成了凶残的墓地。不幸的女人啊，你们的子宫已经成为“地下宫殿”。

到处都遍布坟墓！现代的最大秘密──母腹变成了坟墓，祖国变成了敌占区，万人尊仰的殿堂就是绝育的坟场，那里的许多活人，作为亡灵的殉葬品被活活饿死，他们的希望与欢喜，只是短暂的幕间休息，为的是，在殉葬的典礼上，有点愉快的色彩。以便引诱更多自觉自愿的牺牲品，形形色色的心理炮灰，慷慨赴死。

053

如果有一天，某个清醒的活人突然来到这死人国度，他会多么孤独，多么恐怖──他面前是粉饰的废墟，红里透黑、生里透死的无限虚伪。

他眺望这绿色的沙漠，这生命的化石，他犹豫了，是进去呢？还是逃开？

死之霉气，朝他袭来，逼迫他内外霉透，“表里如一”。

该深入呢？还是退出？拒绝后撤？是的，这死气沉沉的笼罩、这刻毒成性的奔袭──对他的心，已经成为一种召唤，刺激他的反抗精神，充满罪恶的魅力。

054

一个活人，要起来对抗这整个的死人世界。他即将冒险赌博，展开针对整个世界会战。但愿他能成功。他说，“理解是世界的钥匙。”他揭开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了一种理解，就获得一把打开世界的钥匙；不同的理解所打开的，将是不同的世界。

是的，一个探险家，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这岂不等于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如果他不复存在，这世界也将与他同时埋葬！或者消亡。如果不是他前来打开，则就永远无人能够打开……他等于凭空创造这个世界！即使然后又把它毁掉，也好像一个顽皮的儿童，正恣意游戏。在他之后，无人能够再发现，这世界的瑰宝正像古老童话中的刺眼财富般，会悄悄消蚀掉了。

055

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慧而言，怎样解除“死”这毒刺的暗暗威胁？对寻求富贵和尘世欲望的民众，生活应该是顺从习惯的、麻木并有效到机械程度的惰性运动──他们对死亡毒刺的威胁，不再会有痛切的感受。然而，对帝乡天国怀有深切希望的心灵，却不再看重此世的现实。因为他们寄望于彼岸，深信个体的死亡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且是不朽生命的开端。他们的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理念”，而是“但丁式的真实”。他们因此不在受到死亡的威胁，死亡并不意味毁灭，而仅是依依不舍：生命像是一座住惯了的房子，要和它分手总是依依不舍的。最切感死亡痛苦的，其实还是智者，因为他们不忍离弃自己的智慧，庄子与释迦因此大力讨论自己的死亡。对他们，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所以，他们用“物理上的现世也同为虚无”来平衡自己的心，从而破除一个偌大的幻念，一个偌大的世界。

婴孩般的永生，并非生命无聊平凡的延续，而是将小己溶于大我。大我就是无我。大我就是他人，就是动物植物，换言之，“神”就是“最高的大我”。过去的人们和现代的群众，多把永生设想为肉体的复活。稍为高级的，则把永生设想为精神的永存、灵魂的不灭。那不是婴孩般的永生，而是囿于成人的定想，所以也不脱渺小与渺茫。这定想的永生观念，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了一层投机的、可疑的色彩，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义举，而是希图加倍的回捞与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的无限储蓄──天上的灵粮。

这是什么？难道不是超级的罪恶？至少它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走得更远。因为它把人的罪恶，延伸到了神的国度。

056

神的道路，使婴孩降生世界，但不能使得人人都成完人。神不用母爱来爱人类，而是运用神秘的爱。而文艺复兴的匠人门则用母爱来表达甚至替代了神的爱。至于如何使得众生脱离苦海，日臻光明世界，抵达完美和谐：那依然是没有开启的奥秘。神已经启示了春天的美妙，还将启示冬天的严寒。只是我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天国就在身边，可是人们却得不到。天国得来，也许毫不费力，也许只要退一步而不是进一步，不必克己也不必救人──就能得到平安与满足？当野心消失的时候，洁净即刻实现？

人类有爱，必有痛苦追随。光明世界的亮度之后爱，就有黑暗跟随。命运用痛苦激励人，奋斗日臻完善。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层意义：它使人不再畏惧，而是欣喜。只要退一步，哪怕你割舍不了自己的爱，你就不再畏惧痛苦，而是欢迎痛苦：痛苦赐给生命的意义。而“永生的光明世界”，反倒使生命失去意义──那时，一个人死亡，使他的善行与爱，化及宇宙──他与人同在，与神同在，不是毁灭，而是溶进无我，在永生的不朽的行进中，丧失自身的意义。

结语

*五、出殡的生命**

057

我看过中国传统的大出殡！在呜呜咽咽的喧闹中──我听见无边的寂寥。他或她远去了：无人能够陪伴，即便再隆重的追悼、再奢华的殉葬，也不能。她或他永远去了：无论红颜芳龄还是龙钟老态；无论恶棍还是善人；无论是毁誉还是贵贱。无论、无论……一切都结束，甚至连黄土也不再陪伴的孤寂。

我们都会死去！谁也不能幸免！古往今来那么多风云人物，都到哪里去了？我们所思所行的一切，真有意义吗？真有归宿吗？

我们曾经迷念的一切，多么空虚。我们爱行云流水，是因为它转瞬即逝吗？我们爱朝阳夕日，是因为它永远重复吗？我们爱一切使人快乐的事物，是因为我们真的饥渴吗？还是仅仅因为那是最终不可捉摸的影子、注定消亡的现象？

058

死后有灵魂吗？

──这是无数人们询问过无数遍的老题目。人们不断做出新解。在“有”或“无”的后面，习惯成自然，还要加上一连串枯燥无味的“但是”、“所以”、“如果”、“一定”之类的论证，但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表达了人自己的内心苍白甚至精神的贫血。

旧题其实不旧，新解倒也不新──人们总是面对死亡，万古如新；人们总想摆脱死亡，所以不断追问，所以永远的解，直到身临死境，亲身品尝灭顶之灾的时候，才刚刚露面。

059

为什么要做这自问自解的重复游戏？为排遣内心的疑惑？为鼓动生之余勇？或是无聊的“青春病”．从而为哲学、宗教开源？它凝聚多少问题？它又闭锁多少问题？仿佛只有“艺术与政治的活壤”，才能写出它的悲情于万分之一。

人们急急忙忙去“生活”，岂不等于急急忙忙地“赴死”？为什么不过得悠闲一点呢？为什么要用许多杂务，来自相困扰呢？因为死到临头，谁也无法因为尘世的“成功”而“心满意足地死去”。

有人说，“深刻如同面临深渊。”──这对吗？难道仅仅因为看不见深渊，悬崖就成为坦途？难道就因为瞎眼，荒野就成为乐园？闭目不看这世界，就等于救了世也救了己？

──人应当怎样生活？

每个人都正在按照自己觉得可能并有利的方式，痛快地或痛苦地活着。所以，教导别人应该怎样生活，非愚即诬（不是无知，就是存心欺骗）。而接受别人的教导，非愚即病（不是无知，就是六神无主）。如果你的天性要你服从别人，那你不妨做一个高贵的服从者！如果你的天性号召你反抗、不顾死活自行其是，那你不妨舍生取义。关键是要听从──“内心的呼唤”！如果你没有内心──那就随波逐流，做一个快乐的冷血王八。

060

人死后，化成另一种存在。他所经历的时间空间，必与生前不同。时间的扭曲，使得生者的一天，死者可能就是百年？弥留之际的孤独、恐怖，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死亡缓慢而不太痛苦地降临时。而当这样的孤独和恐怖，和“时间扭曲”、一天等于百年结伴而来时：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狱”吗？

生活本身仿佛是一种解脱。但是，只有最愚蠢的哲学、最邪道的宗教，才会把生活本身当作最普遍、最有力的解脱方式。因为即使“最有生活意义的”纵欲状，也只能为思想提供麻醉剂，为本能提供宣泄法：而无法提供人生的终极解脱！

061

从解脱者的角度看，解脱感的获得，可以有个体的解脱与群体的解脱两种。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却是：

A、最强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为群体的解脱提供道路；这是英雄。

B、次一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假借群体名义，以强奸群体来实现个人的解脱感；这是奸雄。

C、最差的个体解脱方式，是独善其身；这是“狗熊”。

而那些和现实社会几乎绝缘的天才（所以看起来好像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家伙），由于他们的思想、艺术和人格，为群体的解脱提供了道路，就依然是英雄而不是狗熊。天才人物的生活轨迹，因此成为人类解脱的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耶稣的永恒性”在于：他不断以另一副面具再临人世，例如，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目前还不知名的民族成员；不是在公元前三年，而是在二十二世纪或是二十三世纪的某个时刻？

062

羚羊的秀美，是为了激发狮子的食欲。

天才的写作，是为了消解自己的思想。

语言系统，因此成为“吞吃天才”的猛兽。

文化，这也是生命的大出殡。最能打动人心的思想，也许不是最有逻辑的理论，但必是最有体验的思想。

清水是养不了活鱼的，也是出不了芙蓉的；芙蓉都根植在烂泥中，活鱼需要臭鱼烂虾。解脱人生苦恼的方式──是烂泥、臭鱼烂虾和“救世主们”共同关心的命运问题。人生总归是解脱，人生的活动无非是求解脱。但怎样解脱，采取什么途径解脱──却可以区分出臭鱼烂虾和救世真主。人啊，你所面对的选择，是一生拥有的最大“赌博”。

063

法国人巴斯卡认为，信仰是人生的最大赌博。其实，那并不全面。信仰，只是解脱的一种方式，并非一切解脱方式。有许多人，并不以信仰来作赌，而是诉诸其它赌注──如身体，钱财，名誉，地位，等等，不一而足。行动，尤其在失去信仰的时代或失去信仰的社会里（没有信仰的行动），往往主宰社会生活的主流。哪怕这时代和社会依然宣称它具有某种宗教或是某种信仰。例如，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此。

巴斯卡产生在法国并不奇怪，因为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缺乏信仰、最热衷于现实的甚至猥琐行动的民族之一。而我们已经知道，凭借什么去获得解脱感、遵循什么样的解脱方式──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还一报”──正是就这种性质而言的。当然，如果把报应观念庸俗道德化，也构成流俗的偏见。说到底，解脱方式很难用道德的“善”、“恶”来划分。但“报应”确实“丝毫不爽”！于是，怎样解脱，就成为怎样的人，就得到怎样的命运和结局。

064

除了“解脱的感觉”，人如何使自己达到“实况的解脱”呢？答案是惊悚的：不惮肮脏。

人生是肮脏的。而且，我们正以肮脏为生──而无法如盲信的自欺者那样窃窃私语的那样是以纯洁为生的。例如，宗教意义上的“罪恶”，虽被一切“良知”谴责，但正是这种不折不扣的罪恶，才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前提。真要消灭罪恶吗？那么，请先消灭生命本身！

在人文主义的尺度下，罪恶使人强壮，圣洁令人孱弱。──这是由人的“罪恶本性”所决定的。例如，所谓“神经性厌食症”的流行，表明心理上的压力，足以导致病理上的结果。因为面对“标准化”所表现出来的屈服态度，本是“社会人”的一大美德（再如，对于社会标准的趋奉，是社会得以形成集团的凝聚力所在）。但对生气勃勃的个体，它却足以构成病原体。

065

“社会生物学”的兴起，表明人们已对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使他与蚂蚁、蜜蜂等社会性昆虫，与狼群与羊群等社会性哺乳类，具有文化上的不同。人优于动物的，不仅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且在于他的个性，在于其个性中存有的“高级社会性”。

社会性，作为压制力量，要求个人克制他的“小生物性”，以服从社会的“大生物性”。于是，个人的生物就作为一种反制力量而开始崭露头角了──他要求社会对他这一个体，做出适度的让步，并在法律上保障他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多么珍爱这种权利！为了保护这种个性的权利，他有时不惜死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066

是社会性与个性的双重背景，使人性具有了双重性质。任何个人，或多或少，或是这样或是那样，都是一个上述意义的“两面派”、伪君子。

只有高贵的两面派与卑劣的两面派之分；只有公开的两面派与隐蔽的两面派之分──而没有两面派和一面派、伪君子与真君子之分！差别仅仅在于：有人成功克服了不利于自己目标的那一面──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其他人则被两面要求的冲突牵着鼻子走──沦为自己的奴仆，甚至招致毁灭。

067

一切文化和社会上的种种建树（包括充实经济力量的要求和精神文化上的定向努力）──其渊源都在于人性的两重构造。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在社会与个人、文明程序与生物本性上──求得某种切实可行的妥协及其平衡。

两种基本力量，体现为社会性与个体性；或是文明秩序与生物本性──它们的本质是压制力与反压力──它们互相消长，彼此渗透。它们的力量对比，永远不固定：它们之间地关系，有时一致，有时歧异。

而“社会生物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勉强的一元论倾向。它企图把上述两股力量混为一谈，人为将它们拧成一股。这样，反倒使自己的努力，陷于矛盾的纠葛中。而把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渊源，都归结到他的生物性上去，有使生物本性横遭文明化的危险。这一倾向，使人的生物本性冒着被曲解、被伪造的危险，使得人自己身上本来已经虚伪不堪的生物本性，进一步异化掉了。

反过来，鼓吹人的生物本性，来为他的社会行为做出“最深刻解释”，结果不免流于“最硬性的规定”──这无异给形形色色、互相抵牾的社会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上“生物”（尤如古代的“神圣”）的外衣。这样，有混同人的“兽性”和“神性”之嫌。毕竟，人的万年文明史已经证明：人的“神性”比人的“兽性”，更稀罕，因而更珍贵。而“社会生物学”却步精神分析学的后尘，把它们等同起来，结果是单独取消了神性，使现代人沦为不折不扣的一群畜生。

这也是生命的大出殡。

结语

*六、再论解脱**

068

解脱论之一：

少数人的自杀，有时为人格的完美，有时为事业的荣耀。多数人的自杀，有时为进入梦想的天国乐土（这是对有神论或彼岸论者而言），有时仅仅是寻求一种最简便、最彻底的“解脱”（这是对无神论或现世论者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了百了”，是从尘世苦难中的彻底解放。尽管死后是一片虚空和无边寂寞（“死后原知万事空”──没有天国乐土），也没有天国的另一极端（“马克思奇迹”）可以朝拜；但他们还要去寻求这虚无寂寞，因为实实在在的苦难和严峻冷酷的生活，太折磨人，哪里让人受得了？宁愿追寻空无一物的死亡！他们多么明澈，清楚知道：任何悠久的事业，都和他们短暂的生命一样有其尽头，“长此以往的光荣”只是骗人的理论，甚至烈士的死亡也无助任何事业的兴旺发达，因为烈士的血，总是白流的，只能达到始料不及的可悲目标。“歪打正着”很少成为世界的真实，正打，倒是往往歪着。

生活的逃避者们还是想死。死对他们并不沉重，几乎是轻松的旅行。重如泰山的死亡，反而经常使人堕入地狱；轻如鸿毛的死亡，才能更加容易使人升入天堂？并不是任何死亡都能走向真的解脱，哪怕仅仅是“走向解脱的里程碑”。

人死之后，诚然可以摆脱心理上的压制、社会上的压制甚至生物上的压制……但是，物理上的压制却是任何死亡也摆脱不了的！哪怕是无神论者的死亡！那里，永恒的“力之压迫与力之反抗”，并不能使死者安息──轻松自如，空灵失重，有如解脱。而空灵失重的解脱状态，其实只在活人的思想中。

认定死亡（甚至包括了自杀），必定可获解脱，其实是十足的迷信。其愚蠢程度，正如流俗认为“涅槃”是“死”的别名。其实，“涅槃”并非“圆寂”，“涅槃”是活着但又彻底摆脱了生之负累的那个境界。“终极的解脱”也是如此，要么不可能，要么是心境，并非物理手段、生物手段可以获得。社会手段，更无奈其何，只能望洋兴叹。

心的解脱，是一个解放了的心灵面对沉浊混乱的世界时，油然升起的大喜悦。这喜悦的前提，是无我至少是“超然时无我”的，否则人如何能够获得“不招致痛苦的喜悦”？

069

解脱论之二：

犯罪，有时为谋财害命，攫得“不义的身外之物”；有时却为求得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解脱”……然而越追求解脱，就陷得越深。这样，犯罪动因就有两种，一种偏重社会的功利性，一种偏重心理的功利性。对付偏重于社会性的罪犯，可以通过改变其环境来改变他；对付偏重于心理性的罪犯，则难以救药。但现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却倾向于宽赦社会性的（刑事）罪犯，而严惩心理性的（思想）罪犯，真是不可思议的南辕北辙。这种惩罚的理论依据，是认为心理要素比社会要素更深一层，所以思想犯比刑事犯更加难以改造，因此必须给予更为严厉的打击，要防止“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要“把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对同样或近似的挑战，具有不同的感受及差别的反应，但是心理要素，怎能不通过社会心理发挥作用？对罪犯区别对待，本是社会理解上的一个致命错误。而根据“犯罪性质”来施加刑罚，则是法律构想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二者同样陷入简单化、程序化。这错误起源于如此原始和古老的判断：根据表象来推断性质，根据行为来推断动机。这幼稚的判断，深深支配人的历史，甚至影响今天的思想和行动，直到每个人头上，这不能不说是“最深刻的生物性悲剧”──因为谁能洞察人心呢？最多是以己度人。

这悲剧重复演出永远雷同的曲目：“近似的现象，必有近似的性质；近似的行为，必有近似的动最深刻意义的罪犯，为解脱其生存的根本苦恼而进行犯罪。”这是不可能改造的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不大。而那些为一时冲动所感，或仅为摆脱外在的生存困难而犯罪的罪犯，则是可以改造的小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看起来很大。因为这些“大罪行”的发生，带有相当偶然的社会性；而那些“小罪行”的发生，却由于必然的心理性。在生活中，我们就会碰上一些其实并不愁衣食的小偷小摸，他们的劣迹，纯属其天性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会碰上某些铤而走险的善良人，他们的罪行迫于无奈。

耶稣说，心里动了淫念的人，和实际上犯了奸淫的人，相去无几。──这话似乎出自一个过分的宗教狂热份子之口，很难被法学家们认真接受，即使是宗教裁判所里的法学家，要以这话来鉴别罪犯也是十分困难的，要以这话给人定罪，在任何社会都行不通。

但这句话，却包含很大的智慧。其智慧在于它的“中介性”。在心理学家看来，根本的东西并非“淫行”，而是“淫念”。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人即使未犯“奸淫”，口中也没有邪恶；但若他心存淫念，那么他就是一个未露声色的淫邪之徒。相反，一个人即使行为不轨，到处伤风败俗；但如果他并不带有“淫念”，而是根据社会习俗和赤诚童心去这么干的，那他就可以得到宽恕，甚至鼓励。特别是当他因此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之后。所以，人们不会批判动物行淫，甚至不会描述动物淫荡，因为动物的性行为无法用“淫”这个心理学概念去说。

上述分析，不仅对澄清“哲学问题”至关重要；也对认识生活、处理生活（其中当然也包括法理学问题），必不可少。

有的人之所以犯罪，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实物，而是爱好犯罪活动本身。犯罪感夹杂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情趣，使他们的心变得生趣盎然，他们以犯罪活动所固有的神秘色彩，为人生寻求解脱的道路。他们梦想，冒险中可以带来解脱。因此历史上许多汪洋大盗，探险家、征服者、政权创立者──都在这心理机制的驱遣下，投入他们的疯狂生涯。

然而，犯罪其实无助于实现解脱。许多成王败寇，在其过度行为所招来的报应中，越陷越深，最后是毁灭，而非解脱。即使他没有遭到“恶报”，也并不等于“解脱”了。因为他既然迷恋于某种刺激、陶醉于某种状态并依赖于某种“成就”──那就是尚未解脱的标志。

070

解脱论之三：

有意识的“解脱”都失败了。现在，无意识的“尽性”将被奉为唯一的解脱、至高的德音。

“各人偏行己路”──有什么不好？

各种极端行为、各类偏颇思想──总会在宇宙的无限运化中，奇妙中和，并成全社会意义的大和谐。和谐不是单调的同一，而是不同存在的共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合世俗对“和谐”的误解，即以为和谐就是沆瀣一气。但沆瀣一气是“同”，而不是“和”。

和谐，是难得的瑰宝。世俗不知怎样寻觅它──和谐其实不在别处，正在“尽性”的天机中。

071

人人尽性，免不了大开冲突，大动干戈？──但这是尽性、和谐的必要前提，这是超越道德原则的“力学定理”。这起伏不定、升沉万状的力学现象，是全部历史的解毒剂，它使历史日新、宇宙的生命波澜壮阔、避免令人厌恶的腐朽。

有一天，一种彻底摆脱标准化的现代奴役、在形式上脱颖而出的新人，将尽性，出现在历史的晨雾中。他们从传统习俗的死缚中飞出，完成了“凤凰涅槃”。对历史，散布优良的基因；他们完成蛹体时代的蜕变、冬眠。他们长成悦目的彩蝶，翻飞在新的文化沃壤，那原始的芳甸。他们天性的总和，凝集成魅力的天命。

072

没有什么“普遍有效的解脱方法”──尽性了，就解脱了。

如果人人尽性，可以个个解脱。

除此以外，如果谁告诉我们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又不拘时间条件）的解脱方法，我们就知道他在骗人。如果他自己深信不疑，那就是自欺欺人。没有“普遍有效的方法”，更没有“普遍有效的解脱方法”──除非，那是“无方法”。面对蛊惑人心的谣言，我们已经听腻了，我们需要新鲜空气，尽性，就是获得新鲜空气的保证。大自然的安排，胜过人问的矫饰。尽自然赋予我们的天性，就能获得自然清纯的新气息。因为在天性中，有永不衰败、永不腐朽的活源；因为在天性中，有宇宙全体的奥秘和宝藏；因为在天性中，有未来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缩影。

073

尽性，还是归返自然。古人对此理解极深，他们说：“小隐隐于林薮，大隐隐于朝市。”重返自然怀抱、弥合自然分裂、放弃对立自然──宇宙和谐就会降临。这是新世纪呼唤的“天人合一”，这是人类可能拥有的解脱。

如果要说什么“普遍解脱”，那么可能就是“人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各尽其性”。但这并非一个途径的示范，而是无数途径的总汇──无数方法，无数形式，无数个案……这是真正的自由，一切自由战士都梦想不到的。因为一切自由战士，或多或少都是企图把自己认定的“自由”和“解放”强加于人，他们这样强做解人的疯狂，终使自己成为奴役势力的走卒。

074

“天国在你身上”，可以注解“天国在你心中”──因为天国，既非实存的乐土，亦非观念的净土，“天国，就是天性”。一个人要寻求自己的天国？就要到“尽性”的天福中，恣肆游戏。

纵欲是某些人的天国。禁欲则是另些人的天国。而清心淡泊，寡欲中庸，是又一些人的天国。有些人在肉体上纵欲，有些人在精神上纵欲，有些人在事业上纵欲。精力总须有个去处──于是病弱者与残废人，便以皎洁的圣徒（如颜回或是子张）面目，君临了人世。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天国？所以“普遍的天国”，从来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除非在暴力的强逼和欺骗的宣传中。而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就曾经扮演了这类角色。

075

不必“顿悟”就能“成佛”──世界无常，佛无一定。能尽性者，便得解脱；得解脱者，便是“佛”。

上述精言妙语，岂不比之禅宗更得禅机？因为禅宗毕竟还受诸多“世祖”阴影的笼罩。世祖的阴魂，时时凌辱活人的天性，逼使潺潺的活泉，受固于陈腐的河道。这些河道其实早该崩溃、废弃了。

076

人生在世，最根本的，其实不是“得到”，而是“尽性”！

“得到”，只是通向“尽性”的途径、达到“尽性”的方法，而且往往是更偏重于形式或物质方面的手段，为“得到”而牺牲“尽性”，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很清楚，除了守财奴之外，任何人想“得到”钱财，无非是为了“尽性”：钱财是通向“尽性”的途径，发财则是达到“尽性”的方法……即使守财奴，他要“得到”钱财的目的，也不仅止于占用钱财这一事实，也是为满足占用钱财的那一欲望。例如，守财权的发财也是为了“尽性”，为了尽其“顽强保守钱财”的天性。聚敛钱财，只是这顽固天性的表达。欲望、追逐与满足，并不是“尽性”只是尽性的表达。尽管世人常将二者混为一谈。欲望、追逐与满足，只是“尽性”的皮相步骤。

其实在相似的欲望下，掩藏着差别极大的天性。而相似的天性，也可能由于环境压力，表现出很不相同的欲望形式。生活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尽“我之性”，勿尽“非我之性”；尽自然之性，勿尽他人之兴。──这是“尽性”的真谛。

077

尽性，是尽真实的天性，而不是追求畸形变态的欲望。欲望本不炽烈，是过度的压制，使欲望变得激越而疯狂。欲望并不与天性等同，是社会，为了那颇可置疑的冷酷需要，将人性的天然需要一笔勾销──至少也强迫其改变形态、改变方向……于是，“天性”被无情扭曲，套上层层马辔，任凭别人的意志纵横驰骋。

这种“纵横驰骋那横遭扭曲的天性”虽然司空见惯，但却根本不是尽性，而只是“尽其非我之性”，是“尽他人之兴”。而真正的尽性，却是走向“尽我天性”的历程。在这天路历程上，有动人的瑰宝和无常的幸运。它一反人为的僵硬习惯；它破除千年的阴森戒律。

078

尽性，不是矫情的造作，而是纯朴的流露。要珍视这流露，要存养这流露，要为这真实的流露而拼命，并以这流露为生活的航标。让天性来陪伴你度过暗淡的岁月！

无论是宋明先生、汉唐佛徒，还是魏晋名士、先秦诸子──都把“尽性”狭隘化甚至道德化了。例如，他们假定有某种普遍而共同的“天性”存在，而且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中，区别只在强烈程度和自觉程度。但其实这是误解，因为人们的天性，实在不同。我们因此要从对“性”、对“性命”、对“尽性”的传统误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掸去它们不幸沾上的各个时代的道德积尘，以复原它的力学面目。

──“性”，是反压制力的人性形态。“性”，超乎善恶之际与正负之分，而仅仅是力学形态。纯朴未凿的天性之光，是睥睨善恶之区分的。光，自然照亮他所面临的大千世界，没有虚伪矫情，没有善意强制，没有一切促其暗淡甚或泯灭的盟邦。

079

惠能对“菩提──佛性”的洞察，显然比神秀对“佛性──菩提”的认识，更接近虚无主义。他否定“菩提──佛性”的实体化、道德化倾向，一举改变了修行的路标，但他难道真的达到了真如之境？

惠能承认人心深处都有佛性，不幸这并未摆脱对佛性的旧解。这旧解是基于误解：“佛性”虽非客观，但竟是同一的，然后由不同的主体骤然捕捉到手（这捕捉被叫做“顿悟”）！

客观而同一的佛性，其实并不存在。

主观而同一的佛性，其实也不存在。

真正的佛性，就是尽一切性，尽不同的天性。尽善的天性，是佛性，尽恶的天性，也是佛性。佛性无分善恶，故能圆融，能超一切理。惠能称之为“不二之法”，这是他高超之处，但他仍然念念于“性迷”，将“性迷”与“佛”对立起来，然后打入心理地狱、观念囚牢──他终于未能承认尽性之性，就是佛性！

080

何来性迷？性迷原是对天性的抑制。若天性位于无抑制状态下，则性各平等，何迷之有？！在我们看来，但凡尽了性，性即平等，只有天性的绝对值，而无天性的正负值。至于正负之分，正是惠能自己批判过的“二法”之迷误。

对“佛性”的最高理解，应是“尽性”。除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尽性，没有什么固定的菩提、明镜。不仅求佛之路，永远仅仅属于个性；佛性本身也仅仅属于个体。集体只能礼佛，而不能成佛。尽性者，就是佛。有各种各样的天性，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佛。有温柔慈悲之佛；也有惊世骇俗之佛──这并不“矛盾”，它统一在尽性的天光中……佛犹如此，遑论其他？

结语

*七、文明也要排泄**

081

一切有活力的社会，无疑都不是封闭社会，甚至不是半封闭社会。

那么，封闭社会或半封闭社会是否毫无益处？如果不是，那么它的历史使命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曰：为那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作准备。

082

封闭不是罪恶，开放不是德行；封闭是势衰的结果（以前人们说，中国和日本的“锁国”，是它们近代落伍的“原因”，显然倒果为因了。我们看到，即便当代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极其开放的欧美各国，每当它们经济萧条、贸易逆差时，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也甚嚣尘上），开放是势强的结果。强大的社会不得不寻求向外的扩张，衰落的社会不得不收敛蜷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闭社会的功能，可以为势衰的文明提供某种人造的政治保护，甚至为它再度走向强势，累积并提供火热的社会能源──经过休耕、复苏，而蠢蠢欲动的反击力量。

不是虐待狂，也不是受虐狂，而是满携自我牺牲和牺牲他人的新文化的载体？这，源于封闭时代的严酷压制？

083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084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085

我们不应以一个文明所包含的罪恶性，来贬抑或抨击这一文明（如现代人对希腊奴隶制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奴隶制度之辩护者的态度）。美国开国元勋、后来的总统、《独立宣言》的名义起草人杰弗逊，屡屡交媾女黑奴，结果生下许多来路不明的人，但他的头像依然印在美国的钞票上。据说，有些黑奴的白种主人，甚至让自己与女黑奴生出的黑白杂种拿到奴隶市场上公开拍卖，但他们仍然被称为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如果依据这样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人们倒可以根据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罪恶量”，来作为衡量这个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的一把标尺！

相反，如果我们愚昧到这般田地：竟然去动手阉割文明所产生的罪恶，并力图堵塞这罪恶的根源，我们难免不最终毁掉这文明。因为，被所谓的消毒过程所消灭的，首先不是根深蒂固的罪恶（它深植在人的天性中，如果不消灭天性，也就杀不死天性所创造的罪恶）；而是那脆弱的文明（因为它只是偶然培养起来的习惯罢了）。

例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暗示下──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是逐渐枯竭的文明机体及其终于干瘪的死尸吗？

086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087

初生的文明，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那样被死亡的恐怖，击倒了，但也在恐怖感的支持下，重新站立起来了。你还记得一九六八年春节心酸的回忆？还记得母亲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怎样引起了你长达几个月的郁郁不乐？她说，“如此一别，不知何年。”这仿佛谶语，如此一别，竟是永诀。

这就构成了一个心灵历程的开端？要是没有这个开端该有多好啊！氓之蚩蚩，我们不也可以像大街上的那些失学儿童一样麻木不仁甚至作奸犯科，也可以从这种泯灭式的混迹中，得到同化的安乐。那样，我们也可以和开天辟地的苦难握别，不必冒着创造的巨大危险，并向军事管制者乞讨畜生一般的幸福。

088

创造和破坏，刻毒和诗意，权变与忠诚等等，都属本能的范畴。所谓“后天的教养”何有于它们呢！借口社会问题和缺乏教养而推卸天性的责任，最多是一些大众时代的无聊宣传罢了。《中庸》说得对：“天命之谓性。”确实，在人的天性中，不正深刻地隐藏着他的命运吗？在天才的天性中，不正深藏着世界的天命吗？

不要害怕“预兆”！──即使“凶兆”又算得了什么？一切都会变为陈迹、过去时态，纵然“预兆”也会变成“过去时态”。而人的最大恐惧和最大安慰，都不是来自非人的客观事实，而是来自人感受的预兆和对预兆的主观盼望！

例如，在生命的神话已经破灭的地方，只有工作的劳累可以慰藉。……神话从来就未曾完成过，除非是在“极端个性化的幻想”里……那么，灵魂的归宿，我试问你：为什么人们都倾心于自欺，而会对上述的顿悟，反而惊惧不宁？

灵魂的主人如此答称：人是生来就迎着强大的压力（如气压）而活着的，所以人需要神话，以便解释自己的苦难，挣回自己的脸面。

089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090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结语

*八、和平之死**

091

人生的最高理想之一，是和平。但若真正实现了和平、让你全然生活在“长治久安”里，试想，那将是多么深刻的灾难！人生将因无所事事，而空虚贫乏。人的生命力借以高涨的一切前提条件，从此都被抽空了！

“真”是人生的理想之一。但当人稍稍接近“真”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了他力求规避并企图永远忘却的许多东西。每个人都依存于他的骨架，但人的骨架却是“可怕”的。如果把人的骨骼暴露出来，会使任何人的心理失去常态：这就是“真”的结局。

人们都追求“善”。但“善”本身又是什么呢？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吧，求“善”，就是寻求人们力图从别人那儿获取、但却并不希望自己能够给予别人的那种意向；人们把那种企图欲求却不肯施舍的意向所追求的目标，称为“善”。例如我们喜欢从别人那里获得酒色财气却不肯给与他人酒色财气的满足，所以人们便把酒色财气称做“善”。如此看来，要是社会上充满了“善”，那便是充满了虚伪。当一种“善”被普遍接受为某种规范，它即刻化为一道伪善的铁幕或等而下之的竹篱。

“美”又是什么？是人自己缺乏的某种素质。美人，只是在丑女的目光中、好色者的垂涎、急于娶妻生子者的欲望里，才看到自己的“美”。风花雪月，寥廓星空；都是人类自己平庸状态的反衬物──它们因此受到最为蹩脚的诗人们的歌咏。

“美是均衡”──那是因为审美者自己失去了均衡感。

“美是升华”──那是因为审美者自己未能取得“不依赖外物的升华状态”。

“美是快乐”──那是因为审美者经常感到自己并不快乐。

“美是痛苦”──那是因为审美者被虚无感包围住了。

092

“真”、“善”、“美”、“和平”、“正义”、“自由”、“富足”、“安全感”──这都是些理论范畴、感觉范畴。它们都不是实践范畴、生活范畴──所以，请问万能的理论家先生，这怎么可能“加以实现”呢？

要是它们真的“实现”了，人的活生生的存在，便被剥夺了。人的生活，从此落入既定的、不可更改的模式之中，并因为它们“太好了”，而使得自身趋向灭亡！这种模式对人类来说，可悲、可怕，又不可能……但更为不幸的是，这才是人的万幸！

每个集体最终都是“阴暗”的。光明与希望，不时发生着，但这只是暂时拒斥了阴暗的围困与压制。“阴暗”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是撕裂集体的个人意志。是个人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压制、不和平。甚至家庭也是如此，总的说来，它并不光明，但要是没有阴暗的常态，光明的变态又有了不起的意义呢？所以，当人们讴歌家庭价值时，不要忘记他们如此讴歌的深层背景！

093

生在黑暗里的人，是感觉不到黑暗的。只有在黑暗与白昼的分际，人们对黑暗的体会，才会更深。那或是黎明，或是黄昏；或是太阳周期的某个时刻，例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光明的消长，使得人们对于黑暗的体会更深。

所以，离别得不长，感到的是“亲切”；离别得较长，感到的是“怀念”；离别得太长，感到的是“诧异”；离别得最长，感到的是“陌生”；而没有离别，感到的则是“厌烦”。──这就是人类的感情！

094

生活意义的“我”，是无甚价值的，因为它太多了，到处泛滥、比比皆是。灵魂意义的“自我”其价值却很高级，仿佛它是万物起源、文化成长的出发点。

文化的出发点，当然不会是抽象的理论，因为任何理论多少都是剽剥生命的结果，因而都是晚期现象。文化的出发点，只能是“自我”，是这个自我与那个自我的交锋，也是这个自我与那个自我之间的汇合与妥协──真正的“极端”，在文化世界的万山从中，其实并不存在。只有不极端的状态，才能观照出“实际”；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实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幻想。

095

人生是荒谬的。这就是说，人生是难以用任何理念或范畴加以把握、制约的。但说穿了，荒谬的与其说是人生，不如说是那些还不够荒谬的思想和理论。人生为什么荒谬：人生无往而不是真理，存在就是真理。“真理”一词在翻译为汉语时早到了毒化。因为在西方语言中，真理（Truth）其实是真相与事实，而不是说词与理论。基于这种毒化的误解，西方真理的翻译就成了“而非议存在的理论”，结结实实地瓦解了中国的生活。现在，为使中国从精神麻痹状态苏醒过来，我们必须驱逐思想的买办，迎谒存在的王者！

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实践体系（存在），不是真理的认识体系（理论）。前者是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无耻分赃；后者是信仰，是相对超越于集团利益的超然洞察──二者是不能兼容并蓄的，因为政治并不是精神的皈依，而是实际利益的妥协。照此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隐蔽而深刻的逻辑矛盾。社会主义只是利益分配，与科学何干？另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是“民主政治是科学的政治，专制政治是神秘的政治”，因为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政治都是神秘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弱点。

096

从减轻人间痛苦与拯救悲剧命运言，佛教教义不失为高德。佛教的理想，不是死亡，不是寂灭；而是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而一个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的新世界，对生活在痛苦不安的现实世界中的生物人而言，是何等安慰、何等辉煌的意境啊！我深深同情佛教教义，把它视为一种超度苦难，大慈大悲的普世佳音……

可是，如果我们还有片刻的时光可以反思一下，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形下由一个透彻的灵明独自反思，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涅槃”状态如果永远持续下去，那也将是多么可怕！而这种永远持续的涅槃或曰脱离轮回，其实不是极端的轮回？而这种极端的轮回其实也正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结果，涅槃者陷入与睡眠甚或与死亡相似乃尔的“生活”：除了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之外，一无所有，这对于人这种活生生的生物来讲，尤其如果是年纪轻轻的生物，那将是多么可怕，多么空虚！如果我们不是饱经苦难的煎熬，渴望休息，“歇了地上的劳苦”，又哪里会产生并坚持这种怪诞的涅槃念头呢？如果涅槃的根源真的如此，那就难免喜新厌旧的人性，在久静之后必然思动，甚至成仙之后还想重新下凡！所以人们说，佛教的理想是一种绝对消极的理想，而且是停留在疲劳状态的理想。基督教还允许人们犯罪过后进行悔改，而佛教却不允许人们破戒，所以数十年修行可以“毁于一旦”。结果佛教真的无法为人的精力过剩，寻找一条必要的出路。结果它只能吸引消极的人，无法抓住积极的人。

如果把消灭痛苦与灾难，列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那么显然，佛教的教义不失为最高的、圆满的德，但是显然我们知道，持有这种生活观点的人，无非是被生活的苦难给击倒在地的人。如果你还有余力，还有勇气，还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么你一定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并不是消极地祛除痛苦、祛除灾难，而是积极地寻求赏心悦目的事。例如，对“太极”的真挚向往、寻求、探索、合一，就是一种赏心悦目。这种向往、寻求、探索、合一，有时不仅不能祛除痛苦、消弭灾难，还会带来痛苦、增加灾难；但作为生活的长远目的，却不能用虚幻无常的得失标准来定夺的！

097

对于我们来说，理想的生活，不是无痛苦地生活，而是寻求新的生活！不以动物性的感官生活为依据，也不以“涅槃”为满足。“涅槃”只是貌似超脱、实为“安全第一”的生活理想。

从“寻求新的生活”的角度说，我们的痛苦、灾难、绝望、死亡……不过是易化──宇宙运动中，微不足道的渣滓，沧海一粟的无聊故事……即使全体人类的如此故事加在一起，也很平庸，不足令太极增减甚至波动……恐龙灭亡时的悲剧，那无言的灭绝苦难，在人类看来几乎等于零，或只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我们的一切生活波折在更高者视之，也许比恐龙的命运还要渺小一万倍。

098

更高的德，不以自己的苦难为苦难，不以自己的欢乐为欢乐；甚至，不以人类的苦难为苦难，不以人类的欢乐为欢乐。因为他反对“蔽于人而不知天”，他愿意突破人生形式，以寻太极、以爱太极。最高的德，则能保守终极的善，因为凡是终极的，必然是善的、绝对的，是不同于人间分歧的唯一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接纳这一善。

分歧之善犹如歪曲的眼睛，往往把善恶看颠倒了。只有唯一之善，超过人的分歧以寻太极、以观永恒……它的否定因此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教化。“德化”，是个体化原则过渡到集体化原则的桥梁。个人之“德”，成为集体之“化”的先声。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当然可能由杀人放火的英雄来创造，或者，像我们当代似的，由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来创造；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由那些俯首帖耳的奴隶来创造。退一步讲，敢于创造历史的奴隶、痞子、贱民，就不再是奴隶、痞子、贱民了，而成为英雄或伪君子。）

结语

*九、年轻的命运**

099

年轻的命运！你是尚未老化的象征？你没有长长的胡子，也没有堪足炫耀的厚厚档案。你永远闪动着火一般的活力，火一般的希望，不知疲倦。

年轻的命运！你的温柔是咄咄逼人的！你不是青春偶像，不是老耄的金字塔。现在残存的人类就要拒绝你，他们宁愿瞻仰舞台也不看你的光……你是属于未来的，你仅仅属于未来──你在热血的思想中，凝聚宇宙的全能。

一切未来的迹象，都首先涌现在你的脉搏中，你是青年的异象之海！

100

有三个世界：

一是过去的、历史的世界；它存留在众多的废墟和遗迹中，存留在厚厚的档案、史簿和纪念册之中，存留在老妇人残花败柳的絮絮叨叨……

二是现在的、物理的世界；它被人们称为“客观”，并支配我们的生活与命运，它受机遇原则的支配……

三是未来的、梦幻的世界；它翻腾在青年的胸襟中，它盘踞着创造者的灵魂，它绽露在命运的微笑上……

命运的微笑就是你！

第一世界是老人的世界，是学究和整理者的世界；第二世界是成年人的世界，是贪欲和占有者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未成年者的世界，是激情和创造者的世界……第一世界则拘谨于它的科学与实证……第二世界奉强权为至高领袖……第三世界奉“天子”为主宰。

101

在大战之前，必有若干小战首先发生，作为演习与准备……大战的成败，实际取决于小战的兴亡。

年青的命运说：我们虽然看不见大战，也可以在小战中为你而死。因为灵魂的力量呼吁我们：一切大决战都只是这样作为“过场”──胜败早在小战那里决定了。历史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分娩、诞生的。是的。由于视觉的省略作用，这类小战通常都被忽略。谁能透过这层雾暮，去洞察命运的征兆，谁就能成为替命运流血的预言师。

也许我们是夸大了事情的真相？但我们绝对不是“妄想狂”。我们确实看见，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前的较量”。我们的敌人，就是现行社会的多重影响，现在还盘踞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战果，将是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诞生。我们的武器是观念，我们的动力是情感，我们的战斗并不轻率──我们现已负伤累累、几乎精疲力竭。但我们要求的是全面胜利！如果这孤独搏斗被打折扣，如果它仅仅停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未来的历史就得重写。因为它毕竟是一场大决战的备战演习。

102

迫使我们一再战胜疲惫、无聊、孤独的──是什么？正是这种“对大决战即将来临的预感”。愿我们的灵魂，永远都不怀疑这预感的真实。即使我们最终看不见它席卷物理的世界！即使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的灵魂已经遥感它神奇的音响！愿后继者们，知初战之不易！即使初次的较量看起来微不足道。

103

请开示我们的“无不善论”吧──

好。

任何“罪恶”其实都只是在宗教、哲学、法律、习俗……中才存在。严格说，任何罪恶，都只是观念，是心理状态。就易化，就世界本身，就易化在人间的展现──历史而言，无所谓罪恶，无所谓圣洁，因为世界无不善。

对历史而言，只有绝对值的大小，而没有正与负──善与恶。正负、善恶是评价，是宗教、哲学、法律、习俗以及历史学家们的观念，与历史本身何干？绝对值的大小，不以某物在社会习惯中的正面价值、正面位置而定，而是以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绝对影响而定。不是历史学家的褒贬，而是清理历史发展线索，可以估算各人各事的历史绝对值。……真正的历史学，不是资治通鉴，应是计算出历史流量的绝对值。在现场视之，一只蚂蚁并不比一个人来得卑贱。因为蚂蚁与人同为易化的一部分，缺一，则易化就不完全。易化善视万物，均布天下，各得其分，圆融周流、无一偏废，无不在且无偏爱。

既然善恶仅是评价的观念，议论的界说，且这评价与界说也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中，那我们何措？甘受别人强加的清规戒律之奴役；还是肆无忌惮地反抗？或是求取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们主张，在两极之间，行中庸之道。所谓中而久（庸，久也）的道路，在这里特指“致良知”。

104

致良知，即按照你的自己的本性去做，而不顾其他。致良知，意味着既不为清规戒律而损毁本性，也不越过本性而故意放肆──只有恰到好处的反抗，才能持久地发扬生命。这就是我们的“致良知”。

每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家伙！你应该依据自己与众不同的良知及需要，去，“致良知”，而不论你的良知为何，更不论这良知是否已经受到社会的公认。──凡是你的良知要求你做的，你就毫不犹豫地去做：这就是来自最高者的命令！

由此也仅仅由此，我们理解了：人们“观察历史”，总是“透过现在的成见”去进行反思的。所以对“历史”的阐释永远不停变化，结果使得“历史”本身变成了一句空话，变成“人们对历史的观感”甚至是“故意作伪”、“掩盖真相”。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有“真正历史”之存在呢？“真正历史”其实也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念罢了，是用以衬托历史观感的更不可靠。“历史”之所以遭遇到目前这样的命运（是好是坏其实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也是因了观察者的眼光、行动者的角度，而改变了形态。

105

人们被意识流左右。

人的意识，包括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不是一个体，而是一条流──永远在流易转形、不断变换方位：今天我们回忆往事，仿佛身处一条长河的末端，当我们从这末端去回望上游时，其观感与身处上游而向下展望时的观感，何其不同！而我们却只能这么观察与感想。因为我们是被意识流淹没了的生物。也许我们聊以自慰，说，“谁知道上游的展望真切，还是下游的回望真切！”然而你却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意识流的生存。

106

人们被欲望链左右。

历史，作为人对往事的观感，其所以有“意义”，全在它多少能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这满足归根结蒂是生物需要或是生物需要的延伸──即便是最为光辉灿烂、“纯真无邪”的延伸……人为了满足这类需要，才对所谓历史发生了某些兴趣。就像一位精神病患者被强烈的自我满足欲控制了，不得不需要创造幻想，再用这幻想来应付自我满足的需要。

进一步推论，可以发现，意识流、欲望链，其实也在辅佐人的生存需要。对人类的生存而言，只有“当下”才重要。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了。“历史”这种过去并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被人捏造出来，以自我满足隐蔽的欲望。

如果明了以上根源，我们就能对“历史”获得全新的理解……腐儒说，“历史的要义在于描写了过去”；弄臣说，“历史的要义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我们说，“历史的要义其实隐蔽地指出了未来”！（过去的）历史，是一种（将来的）动向。

没有这样的历史感，就等于没有良知；而没有良知和历史感，必无冲撞未来世界的力量，因而变得毫无价值。对待毫无价值的这种人，就像对待物质那样随意。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命定，故独立的人格亦必是最高者的默许。

这默许不以世人洞悉的形态而实现，是以幽渺难测的“偶然”所注定。尽管幽渺难测，毕竟被注定了的。一切在历史上出现的东西，谁知不是历史的需要？也许它是我们所厌恶的，也许它是我们所喜爱的──但历史的需要及目的，只有历史自己懂得，人自己只能是莫名其妙的。

107

人要历史服从自己的愿望吗？但这努力注定要破产。所以我们终于理解了──凡在历史上出现的，都是善的，甚至都是易化所不可或缺。你在尽力发展你固有的人格并服从它的召唤吗？很好！这就对了！这正是在“为命运服务”，“为人类服务”，“为历史服务”！──这正是在发挥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在这样的运动中，你的人格怎能不是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力量？不论是从什么角度，并在什么层面上，你这样做。

权衡自己的天份，“应该怎样的人，自然会怎样”──你的决定、你的选择，塑造了你的天性、你的命运。

以此视之，所谓“最好的道路”，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而“顺从自己的天性”，也就是“遵循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为我们安排的道路”。

这种顺从，并非如芸芸众生那样湮灭天性、麻痹感觉，顺从自己的动物性；而是在良知、历史感、精神的渴求等驱使下，顺从“更高的天性”──天命，实现那“向上的冲动与走势”。这冲动这走势，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宇宙间至高无上力量的体现”吗？

正是他！他是绝对值的评价，一切世俗的清规戒律，在他面前都瘫痪。顺从天性，顺应向上的冲动与走势，就“无不善”。

108

即使没有“无不善论”的揭示，各色人等其实也是在按着各自的天性去生活的。须知通常的道德教诲、合理设计，罕见改变一个人的道路。除非他的心思，已预先埋下改变的种子。如果一个人的天性注定他要犯罪，并成为死刑的囚徒，甚或成为一个窃国大盗，那么仍旧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可耻天性去勇往直前吧──历史可能恰恰需要这一“绝对值”！甚至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也需要区区死刑犯所制造的骚乱，来打破急需打破的压制……

嗨！“无不善论”哪会导致额外的不幸？无不善论，岂不正如一切理论（包括影响最大的理论），不能凭藉自身力量改变什么现实──除非它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易化的走势，从而引导人们误把易化的力量，认为是理论的“精神力量”。

无不善论所能做的一切，亦不过还万物以较少蒙蔽的原型；并告诉我们一个较为可靠的准则：按照你自己的精神去渴求去生活，而不必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一切外在权威，都远远不及──那造成你天性如此这般的超级权威，来得伟大，来得至高，那一切权威之母。

109

对于年轻人和年轻的社会、年轻的政权来说，人，生来是要行动而不是来滔滔不绝地说话的。说话原是为行动作铺垫的，或是行动的宣言，或是为行动的说明。一个好的说话人，不是一个靠说话为生的人。一个文明也是如此，到了靠语言和文辞去奠定生存基础的时候，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们为什么不做易化的辉煌骄子？只能用怯懦及懒惰来解释──满怀怯懦与惰性的生命，是不配继续生存的。或被淘汰，让位给充满无上力量的新的种群。

听从良知的吁求，冲击更大的绝对值──人生哪里还会有失败之可言？无论如何，你已尽心尽力，最大限度体现了至高无上者的力量！你的天性与易化合一，这就是可能的不朽，一切世俗的成败，都在你灵魂的运动中，尽尽消融了。

110

“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

“我就当我自己已经死了，现在说话的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不死的灵魂。”──谢选骏。

愿“无不善论”的哲学，满怀恬淡的勇气，走入生命的激流。

111

“我思故我在。”

“我在故太极在。

[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

A：“太极”是绝对的。（？）

B，相对的、瞬息即逝的人们，怎样谈论绝对的、永恒的秩序呢？

A：正因为人脆弱，所以他才思考比自己坚固和不朽的秩序。此外，“太极”即“非秩序”、“非存在”，而只是不可洞悉的神秘。在这里，“神秘”一词是作为名字使用的。

这世上的千奇百怪，以及人们自己，都是从“太极”派生的微弱反响。有不可洞悉的神秘，有“太极”的名。人和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在此都是相对的，并使太极这不可知的神秘，绝对。

人，是渣滓。人，是精华。人，是渣滓与精华的参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他们身上渣滓与精华的比例不等”，而不在于“谁是纯粹的精华，谁是完全的渣滓”。

作为一位动物，人可谓得心应手、优裕自如。但作为一杆射入历史之天的箭，人却力不从心。这时，他须剔尽渣滓之掣肘、放纵精华之激越。这与动物生活的基本要求相径庭，焦虑的灼人、进退维谷的沉重，夹击这样的灵魂之箭！但他必须穿越生命之合、突破历史之天的夹击，在他看来，动物生活的基本要求，如感官需求、意志满足、虚荣心、优越感¨…已是必须裁汰的渣滓。

哲学家理解这一点：

“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老的解决，新的又丛生……因此，明澈的思想家、坚定的行动者，并不试图去解决这个或那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渴望用“向前逃避”的方法，“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向前，以逃避那普遍的压制，乃是文明历史得以完成向纵深的运动之主要动力。向前逃避，为我们开创了新的意境、新的体验、新的猎物园地……

哲学的最大功德在于，它把人的灵魂导人这样圆融妙悟的圣境：有一天，当死神悄悄来到你的身边，对你说，“跟我去吧，年轻人”……你将毫无遗憾、毫无眷顾随他前往，永恒的黑暗。

如果在同一瞬息，爱神飞到你的头上，对你说，“年轻人，我已从死神手里把你借回，请跟我一起享受快乐的日子”……你将同样怀抱热情、充满希望随他奔向短暂的光明。

──唯女子与小人不宜阅读──

每个人都能在这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方式”比“场合”更重要。庄子曾用“藏舟难固”的寓言，说明要在宇宙中觅得一个稳定可靠的“场所”，是多么愚蠢的痴心妄想；然而，他并不拒绝为人们甚至为精神上的两脚畜生，提供某种渡过此生的“方法”。他的全部学说，实际上也正是在宣传他度世的方法。

形形色色的人们，用形形色色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超度。有的“为人民服务”，有的“对人民犯罪”；有的混世，有的避俗。形形色色的方式就是没有统一的方式，形形色色的真理就是没有最后的真理。

真理和方法一起消亡，这就是乱世的衰音。

第五卷结语

（结束）

*《五色海》（五卷）总后记：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人生大概有六种状态：

１，真善；这是基督，佛陀，文天祥，为了他者，甘愿舍己。

２，真恶；这是恺撒，嬴政，铁木真，为了自己，杀尽苍生。

３，真实；这是大善大恶以外的放浪形骸，如名士不在物议。

４，伪善；这是议员，慈善家，“传道人”思想政治工作者们。

５，伪恶；这是花花公子，强盗，流氓，起义者，独立分子。

６，伪装；这是黎民百姓，工商管理，蝇营狗苟向上爬的人。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法之。” （《周易·系辞》）

年轻时代的视域通体了然，少受框子的约束、定见的宰割。

那是一种流动的感受、液态的思想……它用直觉捕捉宇宙的本相。它，观照世界的动静。仿佛，没有边界的圆融。

“成熟”──我是这样看待它的：被定见束缚住、习于惯例而自如。

于是，世界被分割得一块一块，裂变为僵硬而明晰的范畴。视野一天天细密了，但也破碎支离了──有的画面横遭突出、放大；有的声响受到抑制、抹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成为各种理论模式实际操作中的一个座右铭。反之，如果是“合礼”（这是“合理”的同义语。人们可以颂扬“非礼”，但竟以“合理”自诩：“合理”比“合礼”更合礼）的，则似应给予超常的视、听、言、动，并将之“例举”出来。哪怕是在各种标榜着“科学”的学科理论中，也惯用此种方法论，去应付各种事实对学理框架的压力。就此言，孔子真不愧是人类理性的至圣先师。他，道出了一个人性中的永恒秘密。

原谅我在此写下的一切。这都是瞬息即逝的光影。有人害怕自己“言多必有失”，但我却告诉他们：“作者之失乃读者之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惧哉。”

我喜欢这样一句格言：“‘论证’是可以的，但‘论断’却过分了。”笔者无意在本书中论断什么，只希望为进一步的思考提供启发。

真正的感受、深层的体验，我没有此等笔力写出它！就此生存情境出发，得出一个结论：语言与体验是无法彼此划上等号的。语言是单线的，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大师（许多哲人都跻身此列，并非仅仅文人诗客而已），也只是编织了一面巧妙的网，最多是“立体的网络”？甚至是超时间的？？但体验却是动荡不息的海洋。《庄子·齐物论》说：“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欤？’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网（即便是恢恢的“天网”），又怎能捞起一座海洋？

总有一天，即便连最是汹涌奔放的思想之流，也会平缓迟滞起来，进入下游。好像获得了“博大”，然却失落了精深，不过敷衍一番上游的残留气韵而已。

──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这只是囿于我自己的见识；至于大方之家，不论你怎样评判它，我都是愿意洗耳恭听的。

（1982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油印部分章节的时候。）

五色海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全书结束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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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书名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5年6月第二版

June 2015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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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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